谢选骏：好莱坞的中国化

《专访好莱坞前“喂龙人”：中国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法广 2021-03-05）报道：

近日，法国电视二台“进一步调查”（Complément d’enquête）节目就中国对法国和欧洲的官方影响力扩张现象播出了专题纪录片。在纪录片中出镜并参与介绍这一问题现状的好莱坞制片人克里斯·芬顿（Chris Fenton）随后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芬顿是去年他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投喂中国龙，置身于好莱坞、NBA和美企面临的万亿美元难题》的作者和《投喂中国龙》（Feeding the Drago?n? Podcast）播客节目的主持人。

法广：芬顿先生您好，很高兴有机会请到您接受采访，不仅因为您是一位与中国影视娱乐市场合作经验丰富的美国制片人，而且您也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敢于公开说出在好莱坞进军中国市场时所存在的双面性的业内人士。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您最初是如何参与到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地拓展的，美国公司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您个人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芬顿：我在美中文化和商业交流之间的不同领域工作了将近20年。我最开始时从事的是制片服务领域，帮助美国公司导航在中国的拍摄，从基础的具体细节活动开始。随后，我也参与到音乐发行、广告、体育活动策划的行业当中，并最终进入电影电视领域。2008年北京奥运会过后，中央发改委提出希望将中国本土和中文的电影达到世界水平，并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他们也很快的为此开展工作。美中之间的商业合作也随之迅速发展。如果我们看2000年初，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那时每年还不到1亿美元。而如果我们看新冠疫情爆发前最新的数字，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收入近100亿美元。

如果再拿今年春节期间举例，过去一周中国电影市场收入达到了17亿美元，仅仅一周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发展，我基本上参与的是试图开坯中国市场工作的一部分。其开始时规模很小，但显然会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电影市场。这一发展的过程包括不同类型的制作程序互换，幕后的业内人员技术交流，将中国元素采纳入剧本努力的不同成分，包括安置在电影拍摄场地、人物角色等方面，以及各种不同的内容审查问题。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安抚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使得我们能够进入他们巨大且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消费者市场。

法广：您参与过哪些与中国相关的知名项目，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案例，作为美国制片人在中国作一个电影项目的思路是什么，您与中国相关部门的互动又是怎样的？

芬顿：就与中国相关部门关系的问题，我是一个住在洛杉矶的美国公民，我曾参与的工作是创建伙伴关系，谈判合作协议，帮助我在好莱坞生态圈的同事们出谋划策，使得他们生产的内容与中国消费者更为贴切和畅销。与此同时，我还要帮助确立一个能得到中共批准使得这些好莱坞生产的内容能进入中国巨大的消费者市场的方式。虽然我在北京和洛杉矶的往来航班上度过了很长时间，我事实上没有在北京生活过。但我坚定地扎根美国以帮助大家了解在上述这一程序中所有需要完成的工作。我在我撰写的回忆录《投喂中国龙，置身于好莱坞、NBA和美企面临的万亿美元难题》 中，详细地描述了我之前参与过的一些大规模项目。

我之所以写了这本书的原因是希望以一个具有开放、应用和使用性的方式来描绘这一程序。让任何对中国、好莱坞或NBA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以一本充满乐趣、具有娱乐性和参与性的书来了解这一过程。同时我也希望读者们能了解到我们是如何到达美中关系今天这一充满挑战性的时期，欧洲也同样在经历着这一遭遇。我在书中详细提到我参与过最著名的大项目，包括漫威和迪士尼出品的电影，如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钢铁侠3》及由布鲁斯·威利斯、约瑟夫·高登-莱维特和艾米莉·布朗特主演的科幻电影《环形使者》。《环形使者》这部电影最初有关未来的剧情原定于40年后的法国发生，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角色也会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而我们作出的更改则是将电影中有关40年后的剧情转至中国，布鲁斯·威利斯也和一个中国女人结了婚。

法广：在您之前的采访中，您曾详细介绍过为了让国外的电影项目能够出口中国市场，或者在中国拍摄；作为美国制片人，您必须迎合中国当局的需求和意愿，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操作的？您提到了《环形使者》这部电影的例子，在《钢铁侠3》中又有哪些尝试？

芬顿：审批过程中有意思的是，在我曾经供职的DMG娱乐传媒集团的框架中，中国官员就是否允许一部电影进入其市场都是在当地以中文进行自我交流的。但我的工作是听取中国同事的反馈，他们向中共作出承诺以获取市场准入。我随后来确认这些电影需要包含哪些元素，并与好莱坞的制片人、导演、影业公司共同商议来如何尝试对口这些需求。在《钢铁侠3》这部电影中，我们希望找出如何执行一个故事情节的方式，使得2012年中国当时对科技发展的激动热情能与这部电影的内容相结合。中共给出的一项法令是他们希望成为全球科技发展和创新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时希望将这一信息以某种方式与电影相结合。在我的书中，我介绍了其中一个想法，就是将一个中国男孩写入剧情中，让他拯救主人公托尼?斯塔克的生命。这一想法中的部分灵感来自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经历。

尽管当时中国还是由胡锦涛领导，但我们知道习近平接下来将成为下一任领导人。习本人曾在美国待过不少时间，他曾在美国心脏地带的一个美国家庭中，在那家人孩子的卧室里寄宿过。所以当时的想法是将一名中共党员的儿子植入到剧情中，将他放在托尼?斯塔克坠入的美国心脏地带，并对后者提供帮助从而使其复活的情节。最终这一想法并未在电影中呈现，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一名姓吴的中国医生角色放入电影中。他则是唯一研究能救治托尼?斯塔克生命的正确医疗科技的医生，吴医生也在剧中末尾拯救了后者的生命。

法广：在您的经历中，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会遭遇哪些困难？

芬顿：我个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电影市场，我们被要求对电影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审查，以换取对中国市场的准入权。他们不希望电影中出现有关使用毒品、一些时空穿越、丧失僵尸或宗教映射的描绘。他们不希望电影中让中国公民扮演反派，或提到在中国市场中发生的坏的事物。他们通过审查来不希望让自己的消费者对类似的电影进行消费。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审查的侵蚀突破了中国的境内范围，到达了现如今中国在决定好莱坞为全球观众所制作的电影中，世界其他地区可以观看的内容的地步。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的克鲁兹（Ted Cruz）参议员就多次谈到了，最新由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壮志凌云2》电影中存在的问题。在该电影最初的剪辑版本中，汤姆·克鲁斯穿的一个皮夹克上印有台湾和日本的国旗。中共要求将这些旗帜移除。

影业公司回答说：好吧，我们将在中国市场上映的影片中将这些旗帜移除。这里需要留意的是，这么做也许看来是不道德的，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实际操作中，好莱坞是如此行事的。不光是迎合中国市场的审查要求，我们还为诸如日本、韩国和中东国家的电影市场进行审查，剪辑或删除一些内容。这是一个普遍做法。而完全不能被接受，也并非普遍的做法则是，中国告诉我们当电影上映时，你不能仅在我们市场中将这些旗帜移除，还要在其他国家上映的版本中也将它们移除。世界其他地区不能看到一部汤姆·克鲁斯身穿的皮夹克上，印有台湾和日本国旗的电影。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也是我认为这一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中国正试图将他们的叙事方式，通过好莱坞这一创作自由堡垒制作的内容强行喂给世界各地。

法广：您在称呼中国官方时使用中共这个词，特意与中国或中国政府等词汇区分，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区分？

芬顿：我之所以作如此区分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同事和前同事们都非常喜爱中国。我相信中国灿烂的文化，是现如今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得她有5000年不间断的历史，那里也有着极好的人民。事实上，在中国有13亿8百多万非共产党员，我希望为他们制作电影和电视剧，及创建带来体育活动的机会。因为他们喜爱民主国家所拥有的品质抱负，他们喜爱自由创作和自由表达。我也认为我们需要继续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文化和商业交流，因为它是唯一能避免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粘合剂。欧洲国家们也明白这一点。但我们不能允许的是，出于对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会发生报复或惩罚的顾虑，而让中共强迫我们在中国境外做我们根本不该做的事情。这则是我们需要立即停止的趋势。

法广：当你还在参与制作与中国市场有关的电影时，你是否曾到一定程度时认为这是一种被迫的自我审查做法，并对美国本土娱乐公司这种决策的动机和成本收益进行怀疑？

芬顿：很不幸，也是我个人故事中最令人伤感的一面，我曾在20年的时间里扮演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同谋之一的角色。我亲爱的妻子曾在制作《钢铁侠3》的过程中数次指出，我或许正在参与喂食巨龙或向猛兽投食，以至于我们将失去对其的控制。我当时则是以一种轻轻带过的方式作出回应。我之前并没有对我们从事的工作加以沉思，直到2019年10月NBA爆发巨大争议的发生。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通过推特，公开支持了香港当时正在进行的民主示威。我随即意识到其将造成在中国对NBA的惩罚和报复，但我没有料到的是NBA却没有支持莫雷和他的言论自由权。

我没想到诸如詹姆斯等球星会主动与莫雷保持距离，更令我感到完全惊愕的是，对NBA就这一事件的蛐蛐作响或实际上的噤声，美国的国会议员、记者、评论家和普通民众就我们并没有保护莫雷的言论自由权而发出的极其愤怒的反应。正是在那一时刻，我意识到：天啊，NBA正在做的向中共磕头，以换取其在中国市场的利益不受报复正是我在过去20年中未间断地从事的事情。这也是随后我决定就这一经历写一本回忆录的原因，其内容包括我们是如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的。我也在书中以非常开放和对话的方式，谈及我们就与中国这一另一个超级大国之间，即极为复杂又非常需要的关系或将希望前进的方向。

法广：当下对一部好莱坞电影来说，能否在中国市场上映是否会严重影响其财务收入和成功？

芬顿：是的，100%是这样的也是不幸的。如果你看看所有的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民主盟国的市场发展情况，包括美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大多都没有太为显著的增长，其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也许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能达到2%或3%，但真正的经济发展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或中国这一发达国家。中国现有8亿人脱离贫困进入中产阶级，他们之后另有4亿人摆脱贫困并很快将获得可扩充的收入。我们所有的公司和行业的增长都非常依赖中国，所以每次在季度收入报告中，一个公司若提到向中国市场地拓展，及其将带来的收入和利润预估的话，其股价也会随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中国将惩罚或报复一个公司的消息出现的话，这个公司的股价也会随之下跌。对于西方联盟国家的公司来说，中国是它们健康程度、盈利和发展程度的象征。这一现象引发的问题正是中共知道其因而拥有所有的杠杆。

法广：在您的《投喂中国龙》回忆录中，描述了您决定向美国公众说出这个问题的心态变化，您当时是否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些人会说这是在对您的制片人生涯“进行自杀”？广大美国民众的反应又如何？

芬顿：我在书中曾提到过一次，我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我通过这本书希望传达的信息是完全无党派的，面向的是共和与民主党的受众。坦率而言，其不仅面向的是美国人，还包括西方盟国的民众。我深信我们无法与中方就我在书中所提出的，芬顿眼中外交力量五要力中的三大支柱达成共识。我们无法与他们就人权、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达成一致。但双方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文化和贸易的往来，这两个支柱也可以避免美中进入热战或冷战。所以我想传达的信息是，我们需要将这两大支柱地发展向前推进，但我们也需要对中共就获得中国准入权而向其他国家实施的不公、不平衡和侵蚀行为加以应对。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以我在书中提到的19世纪初美欧经贸关系的例子来说。欧洲在当时拥有发达的经济体，他们也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过程，美国则尚未如此。

而为了赶上欧洲的情况，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包括施加关税，制造各种各样的技术盗窃机会，以及盗取欧洲的知识产权。我们当时以站在欧洲的肩上和功劳的方式构造了美国的工业革命。当欧洲看到美国也发展了一个与他们一样的发达经济，并以很快地速度追上了他们，欧洲则以强硬地姿态告诉美国人：到此结束了。我们现在将与你美国重建一个公平和平衡的贸易关系，我们希望重获你们建设自己的经济所依靠的金钱。欧洲虽不想与美国开战，但仍要求以一个公平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欧方还要求美方停止造成当时这种情况的很多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欧洲最终也成功地创造了这一破坏性的力量，让美欧之间达到了一个更为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

历史经常重演，我认为我们目前与中国正处在当年的这一问题之中。中国占了我们的便宜，而对于美国和西方盟国来说是时候采取行动告诉中方，你们是一个发达国家，因此必须依照与我们相同的规则和规范。我们希望与中方继续进行贸易，但要求是在一个公平和平衡的环境下继续下去。因此如果以正确的方式向公众传达出这一信息，其则不是对我职业生涯的“自杀”，反而是推动历史的正确一则与中国达成一个更好的关系，并使得双方都能从中良好获益。坦白地说，也就是让好莱坞能在不特意迎合中共胃口或向其跪地磕头的情况下，更好的进入中国这一重要的市场。

法广：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并没有那么多好莱坞专业人士敢于触及北京对外影响力触角的这个问题？除你之外，我们可能看到了导演贾德·阿帕图去年用新疆人权的例子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简单地讨论过这个话题；《南方公园》以这一素材拍了几集的玩笑。以您个人的经验，好莱坞内部是否在讨这种特殊的自我审查品牌，业内人士私下的反馈是什么，他们是被动接受了这一新的现实，还是也有异议的声音存在？

芬顿：我可以告诉你，当下在所有从事美中贸易往来的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中，无论是卖鞋的也好还是拍电影的也好，无人不知如此将这一不健康的贸易关系进行下去，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美国自身健康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问题，也都在谈论这一问题，不过是在私下进行的。如你举例，没有人或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谈论这一话题。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谈论这一问题，共和党方面一段时间以来对此也直言不讳。近日，我也刚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间新闻节目《今晨》（CBS This Morning）就这一问题地采访。这也尤为重要，因为CBS在美国被看作是主流媒体，我之前也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 和彭博社等此类媒体的节目中出现过。现在有更多的倾向左翼的媒体愿意邀请我向他们探讨这一话题。

随着这一发展，我正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私底下赞扬我的直言，他们告诉我应该继续下去，也有更多人越来越愿意公开地支持我和探讨这一问题。一个共识正在形成，相应的认知也在迅速高涨，人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然而，任何人的单打独斗都是难以进行的，我们不能以独狼或祭祀羔羊的方式来行事。因为单一的好莱坞片商、运动明星或导演敢于出头的话，很简单他们会遭到他人地替换。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是以具有行业性、艺术家群体、美国和其西方盟友特别是欧洲共同实现的努力。我们必须以共同的方式应对这一问题，如此以来才是可行的。

中国通常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打比方说，中共将对于它的宵禁向后推了再推。他们好像一个有着11点宵禁，却将这一限制推到了凌晨3点的青少年。我们需要告诉他们：适可而止，你需要遵循11点的宵禁。如果能形成足够强大的统一阵线的话，中共将作出后撤。但我们必须实现团结，必须是以一个全行业和所有不同公司的努力。所有人都应支持这一动议。坦率地讲，这一努力或将从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开始，以确定我们将如何改变这一关系继续下去时的方向。

法广：在您看来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无党派的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是这样的吗？

芬顿：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没有达到其应有的超越党派，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谈得要更多。但我也看到了希望时刻的存在，在国会就这一问题有很多跨党派的努力。曾在去年夏天发表了相关调查报告的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原本是两党共同参与的倡议，但最后演化成由共和党单一主导。不过，随后我们看到了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争议事件的发生，迪士尼一直以来则就这一问题噤声不语。事发生后，共和党籍的霍利（Josh Hawley）参议员向迪士尼的CEO鲍勃·察佩克(Bob Chapek)致信，要求他对这一争议进行解释。很快地，另一封由国会两院和两党议员发出的公开信同样要求察佩克作出解释。

所以，我们正在看到就这一问题更多的两党合作。你想想看的话，民主党按理说应该就人权问题、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以及在保护美国中产阶级和蓝领阶级的问题上，其也是我们与中方存在贸易问题的人群中，展现出它所倡导的原则性和坚定不移地支持。民主党在很多重大问题的主要层面上都试图出面保护，而中国问题是他们应该增进努力的方面之一。民主党也是我支持的政党，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付出努力，并和共和党一道合作来着手这一问题。在我看来，两党合作的努力虽然处于孩童阶段，但每一天都在增强。

法广：一个我们通常看到的反驳说法是，很多中国官员甚至一些业内人士都会为这种特殊的审查行为辩护，认为这种情况即使在美国也会发生：你们在美国进行审查，我们在中国也进行审查，因此两国之间并无区别，你对此怎么看？

芬顿：首先，目前在美国确实存在有关科技巨头和社交网络被审查的争议，应该由谁出面审查及究竟什么内容应该被审查，以及哪些内容被认为是“好的”，哪些内容被认为是“不好的”等等。这是一个正在美国发生的国内问题，你可以认为这一争议中存在一些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它甚至与中国的情况也有些相同。这是一个我有个人想法和看法的问题，但我还是将针对就中国的讨论。就你刚刚提到的这一说法，我的回答是：好的，中国说得对，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市场中对一些内容进行审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中也审查部分内容。

但中国则无权告诉我们要在其市场之外，仍然依照他们的意愿将审查继续下去。这正是最大的问题所在。我知道很多人会批评我，认为我同意为了获取市场准入对特定市场的部分内容进行审查是可接受的。我之所以同意在这一程度上的审查是因为要解决这些巨大的问题，我们需要以幼儿般循序渐进的地方式前进，这是我OK的。但我存在巨大意见的问题是，他们要求我们的一部电影在美国播放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法国上映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在阿根廷上映时应是什么样的等等。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

法广：我们看到北京方面强调希望在各个领域制定国际标准，无论是电信、5G等科技领域，甚至是在联合国试图修改对人权的定义，在全球的影视娱乐行业是否也是如此，在您眼里，这对西方语境有什么样的影响？

芬顿：我对中国就事务表达他们的意见，提出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一些特定的问题并无异议。他们拥有对5G、人权、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和互联网等话题提出自己看法的权利。但他们同样也应该给我们如此发声的权力。而如果以中方对无论是从1993年开始的GPS卫星定位系统，或是互联网发展和树立防火墙的例子，还是现在他们看待芯片和5G问题的态度，提出这些中国采取的技术应该在全球范围得到应用。对此，我的回答则是：我们太了解你们在处理大数据、数据跟踪和技术领域的能力，我们并不能对你们的5G技术打入我们的市场感到舒适。

他们应该能听取我们的意见，同样双方都能就各自的看法和想法进行表达。如果存在分歧，我们可以同意各自保留不同意见，自行其是。但好莱坞现在同样存在这一问题，那就是中国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应该通过奋斗，重新实现双边关系中失去的对等，重建提出批评、说不，以及表示你们在自己的市场可以如愿行事，但我们在其他市场将坚持自我的能力。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法广：前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P. Barr）在去年7月的中国政策演讲中广泛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但从长远来看，与其它中国的产业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感兴趣的不是与好莱坞合作，而是收买利用好莱坞，而且最终用国产电影取而代之”，您是否同意他的这个评估，近年来这是否成为现实，美国的公司们是否意识到这一问题？

芬顿：我一直参与的是好莱坞的商业活动，因此对这一行也非常了解。可以说正在好莱坞发生的现象从背景来看，在所有与中国接触的行业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其包括超出中国境内的权力侵蚀；另一方面不幸的是，我也曾是被陷入转轮的同谋之一，那便是我们教授中方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做事，包括我们帮助他们建立和发展的技术、程序和手艺。好莱坞于过去的20年中参与其中做得极好，甚至使得中国现在可以制作具有好莱坞风格、规模和质量的电影。这些电影在中国市场内与我们相比极具竞争力，使得我们更加难以参与竞争。以春节期间17亿美元的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收入为例，如此巨大的收入没有哪怕一个好莱坞电影的参与。而当我刚开始真的投入到将好莱坞电影推入中国市场的工作时，好莱坞电影当时在一美元的票房收入中能占到80%到85%的收入。

这一数字在2020年降至16%，2019年是32%， 一直都是下降趋势。我们帮助他们训练人员，他们拿走知识产权和窃取工序，以及从事很多的不道德或错误的行为。而我们也从事了很多具有同谋性质的事。我们帮助中国打造了好莱坞最大的竞争者之一，其也或许是与我们相比最强大，甚至超出我们应对能力的对手。这则因为我们自身参与其中，而各行各业都存在这一问题。无论是科技公司、社交媒体公司、像星巴克这样卖咖啡的，还是像耐克这样卖体育用品的，所有的这些公司都在帮助中国建造自身的基础设施和本土工业的过程中起到了同谋的作用。后者则在这些领域成为了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也是我们与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现在需要着手处理的难题之一。

法广：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去年7月于尼克松图书馆的对华政策演讲中曾提出，“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一定会改变我们”。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您认为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在期望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和保持美国价值而言，可以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特别是在电影和娱乐产业？

芬顿：我很尊重蓬佩奥，但我确实认为他比我要更为鹰派得多。我可以说蓬佩奥看起来或似乎显得希望与中国完全脱钩。我则认为在不出现战争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我看他似乎认为我们与中国在类似冷战之中，也许支持就一些特定问题与中国发生战争。我则并不喜欢发生热战的想法，也不希望与中国重演在我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冷战。蓬佩奥比我要更为鹰派，但在我们需要特意进行投入以采取矫正的不同事务上，他确实敲响了警钟。这则是我们大家都应参与的。如果用从1到10来衡量一个人的（对华）鹰派程度来说，我想我应该处于5或6的层次，他是个10的层次。有些人或是0或者是1的层次，希望与中国维持现状并以这一方式继续向前；（无论鹰派与否），我们都需要相互合作以找出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具体对于好莱坞而言，在中国市场存在多个需要矫正的问题。首先是我们之前谈到的审查问题，第二是我们向中方提供的这一特殊帮助努力和强烈的能力，以至帮他们建立了与好莱坞相比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行业。我们需要放缓这方面的投入直到停止。此外，从宏观角度而言，我们还需要美中之间展现自由贸易的原则运转。例如，他们每年仅允许34部我们的电影进入中国市场。正如19世纪初欧洲结束了美国所采取的贸易限制一样，我们需要中方停止这一配额措施。我们还需要提高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好莱坞电影收入可以获得的占有率。从全球水平来看，好莱坞一般能得到大约50%的票房收入，而在中国我们仅能拿到25%。这些都是我们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向前发展时需要纠正的问题范例。不光是好莱坞，所有的行业都应对此有所思考，并创造出达成这一改变的杠杆。

法广：借用一个漫威电影宇宙和迪士尼的词汇，在您看来那么终局（Endgame)的情况又应是怎样的呢？

芬顿：就终局而言，我可以看到对现状的一个巨大破坏性力量的出现，由美国和西方盟国以及包括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一些环太平洋国家形成联合的杠杆力量，共同表示适可而止。在事实上做到欧洲于18世纪向美国做的那样，（告诉中方）我们要使得竞争环境变得公平。通过时间的发展，有很多与中国存在的诸如北极星般常态和宏观性问题都可以得到处理。但对于一些较小的问题，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在短期内加以改变。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需要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其将改变双方之间存在的贸易相互作用的很多层面。第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不应再继续允许中国公司藏在其国内法律的掩护之下，让它们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采取不同的会计方法。

这同样也应该在英国、法国、新加坡等国的资本市场上实现，无论是西方盟国还是中国，所有各方都应采取统一的会计标准；直到实现这一要求前，不允许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准入。有很多在政策上于短期内可以提倡的循序渐进的措施，也将带来较快的结果，并引向我们希望解决的更大的问题。例如，我们是否希望解决新疆自治区集中营中正在发生的人类暴行？当然如此，这无论对于美国还是西方盟国来说都是需要应对的问题。但现实是从循序渐进的方式来看，我们甚至无法于不在中国市场内遭到报复或处罚的情况下谈论这一问题。让我们先达到可以公开批评和谈论的地步，以保护我们言论自由和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的能力，通过探讨得出如何接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我们的现状是甚至连这都做不了，这也则是我们需要做的。之后，我们可以开始就更为长远的目标进行讨论，也就是解决这一问题。

法广：您认为对于好莱坞的公司来说，在一个没有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化背景下，是否能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平衡木上前行？

芬顿：我认为是百分之百可以的，但我们必须都要共同前行，达成统一战线是唯一的方式。单一的导演、制片人或影业公司是做不到的，必须是整个的行业进行参与。所有的行业也存在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此实现团结。也正是在团结所赋予的力量和数量的优势情况下，能创造杠杆以改变目前所存在的很多错误的能力。

感谢芬顿先生接受采访，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及经历。

谢选骏指出：好莱坞“觉醒”了，其前提是，好莱坞已经“中国化”了——这里所说的“中国化”，是一种中国与共产党的混合体，也就是所谓的“假晶现象”，简称“中共”。好莱坞为了美元，不惜进行“中共化”，但是他们不愿对此承担所谓的“道义责任”——为的是在占领中国市场的同时还要保住欧美市场。这就是“西方反华势力”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