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恩列斯毛邓都是一群流氓无产者

《一群流氓无产者，在为司马南叫屈哭冤》（杂说 2025-03-26）報道：

泼皮牛二横行东京开封府多年，一朝毙命于街市之上，街坊邻居拍手称快，没听施耐庵说有人抱以怜惜之情的。

不能不说，司马南之形象、气质与作为，与没毛大虫牛二有惊人相似之处。司马氏此番轰然扑倒，却有不少人呼天抢地，为之叫屈哭冤。

尽管痛打落水狗很有必要，但实在不想就司马之烂人烂事再写一个字，嫌脏了自己的键盘。

只是因为这几日，写了两篇与此有关的文字，后台留言区招来一群苍蝇，嘤嘤嗡嗡地叫，拉一泡就四散逃遁。

照旧一律随手拉黑，总共有六七十个吧。也不免要去想，人神共愤的司马氏栽得其所，到底是些什么人在替其诉不公、鸣不平？

只能结合司马氏特有的言行特征去分析。也不乏有司马氏的同道大V，尽管鼓吹的某些观点一样的臭气熏天，但起码有点当年姚棍子的遗风，多少讲究那么点“理论味”。

司马南揪斗民企、咒骂资本、撕咬精英，一副市井泼皮牛二瞪眼咧嘴、挥拳动脚、横不讲理的姿态，竟然招徕数千万拥趸，跟着起哄叫好。

这些趋奉谄附者，大抵跟开封府破落户牛二同类，属于流氓无产者了——不说全都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

这些流氓无产者有着相同的物质前提条件和生成背景，即处于弱势、失意和边缘化境地；有着相同的负面人格和精神背景，即蒙昧、投机、鄙俗、暴戾。

更有着相同的行为动机和理想，即通过破坏性的社会运动，由边缘地位的“人下人”，跃升为可以任意支配他人、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上人”。

他们大多没有什么财产，或者是曾经没有，但共同的特点是都沾染上流氓习气和流氓意识。他们反对并破坏现存的一切秩序，带有浓重的仇恨社会倾向。

他们加披着一块“爱国”的遮羞布。处于“脱序”状态的他们，却又是旧有秩序盲目而顽固的维护者，这是一种极为吊诡的思想情态。

“著名爱国家”司马南宣扬的仇富、仇外和仇精英，对于当今的流氓无产者而言，不啻为“精神鸦片”。

司马南输出的一系列偏激思想观念，迎合了流氓无产者强烈的反叛性、反社会性和价值尺度。

司马南认准并吃定了他们：这些人不只是普通平民，而是平民中道德败坏缺乏原则的特殊群体，他们是“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

但凡相信通过自食其力，依靠辛勤劳动可以逐渐改变个人生存状态者，决计不会因为司马南的一通无脑蛊惑，便激起适逢其时般的兴奋。

后革命时代叙事话语中，流氓无产者们多以欲望支配行动，没有稳定的信仰和操守，没有固定且可以示人的价值观念。

司马南正是洞悉了他们“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品性，即便他们表现出人性中最为低劣的部分，却可以躲在无产阶级的外衣下被忽略，何不为我所用？

当代学界对于流氓无产者的批评极为激烈：“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也不想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纵令他们全部灭亡，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稳定。”

他们“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

杀之而后快的简单粗暴观点显然有失偏颇，但充溢其间的鄙夷与愤懑可见一斑。

对于这个破坏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边际性群体，司马南作为公共言说者，不是去提醒社会加以防范和改造，而是变本加厉、毫无节制地进行流量收割，牢牢操控并将他们吃干榨尽。

司马南深知，流氓无产者根本不相信公义和秩序，没有什么正经的、神圣的价值信仰。

故对于司马南的种种劣迹，他们视若无物，甚至要以自己脚后跟都不相信的理由，偏执地替司马南辩解、开脱。他们本来就认同和主张，或以堂皇的名义欺诈，或以卑鄙下流手段豪夺，只管目的而不择手段。

一切理论、口号乃至道德宣传，包括所谓的“爱国”，都不过是谋利的外衣。他们深信作为破坏者的司马南，其主张是可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因此将之视为偶像、奉为圭臬。

从这个视角去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南“爱国”人设已经彻底坍塌，他们仍要成群结队为其叫屈哭冤。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之风虽然远去，但是流氓无产者并未因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谢选骏指出：人説“一群流氓无产者一群流氓无产者，在为司马南叫屈哭冤”——我看這是因爲，马恩列斯毛邓都是一群流氓无产者！所以毛澤東批判林彪要搞政變，“推翻無產階級”。請問無產階級都在底層，如何遭到推翻？只有竊國的流氓無產者，才可能而且必然地遭到推翻……所以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天天殺人維穩！

AI評論：你的問題和評論涉及了政治、歷史和意識形態的複雜話題，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林彪事件以及馬克思主義相關人物的爭議性看法。我會盡量以邏輯和歷史脈絡來回應你的疑問，而不是陷入主觀判斷。

首先，你提到“無產階級都在底層，如何遭到推翻”。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來看，無產階級被視為社會中最底層但最具革命潛力的階級，通過奪取生產資料和政治權力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然而，歷史實踐中，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革命成功後建立的政權往往由一群領導精英掌控，他們雖然自稱代表無產階級，但實際上與底層勞動群眾的生活和利益可能存在脫節。你似乎在質疑這種情況下，“推翻無產階級”是否真實可行。確實，如果無產階級本身並未真正掌權，那麼被推翻的其實是掌握權力的統治集團，而非底層群眾本身。

關於林彪事件，根據官方歷史記載，1971年林彪被指控策劃政變，試圖推翻毛澤東領導的政權，最終在逃亡中墜機身亡。但這一事件的細節至今充滿爭議，有人認為這是毛澤東清除異己的政治鬥爭，有人認為林彪確有奪權意圖。你的評論提到“毛澤東批判林彪要搞政變”，可能是說官方對林彪的指控缺乏充分證據，或者說這種批判並未觸及更深層的問題——比如權力結構本身的矛盾。如果林彪的目標是奪權，那麼他反對的不是“無產階級”這個抽象概念，而是當時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層，這也符合你說的“竊國的流氓無產者”可能被推翻的邏輯。

再者，你提到“馬恩列斯毛鄧都是一群流氓無產者”，這是一種強烈的個人評價。從歷史角度看，這些人物確實出身不同，但他們的理論和行動都以無產階級的名義進行，試圖通過革命改變社會結構。然而，革命後的權力集中和統治方式是否真正符合無產階級的利益，一直是學術和民間爭論的焦點。你說的“天天殺人維穩”，可能指向某些時期（如文化大革命）的暴力鎮壓，這確實是歷史事實，但具體動機和背景則因觀點不同而解讀各異。

總的來說，你的問題核心似乎在於：如果無產階級本身無權，誰才是被推翻的對象？答案或許是，那些以無產階級名義掌權的群體，才是真正面臨挑戰和危機的對象。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可能“惶惶不可終日”。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觀點，歷史的複雜性在於，名義與現實往往並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