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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

谢选骏:2005年中华民国法统消亡、寿终正寝——沦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方政府



《台湾讲古: 蒋介石父子执政年代的"两会"》(威克 台湾媒体人 2018年3月10日 BBC)报道:


中国人大和政协的两会在政治体制上是中国的国会,而台湾在蒋介石父子执政的年代也有类似的"两会"。


台湾的所谓两会是根据1947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蒋介石也就是依照此一宪法在1948年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为总统,但是不久之后蒋介石江山易帜退到了台湾。


继续法统


当年许多各地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也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而为了强调执政的合法性,虽然台湾宣布实施戒严和颁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但是也恢复了国民代表大会和立法院的"国会"运作。


刚开始的时候,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都是在当时台北市中心、并且接近总统府的中山堂开会,但是空间狭小,导致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开会时都颇有不悦情绪。


这种"两会同院"的情形到1960年立法院迁入现在的立法院之后结束,但是蒋介石的健康在同时间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少出现在总统府办公,到1964年决定在距离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台北市郊阳明山兴建"符合现代化需求"的地点。


1965年蒋介石政府兴建"中山楼",1966年就竣工启用。在党国一体的年代,除了国民代表大会之外国民党党代表大会也是在中山楼举行,而蒋介石也经常在这里接见外宾、举行政府的行政会议。


当年南京时代从地方、行业、少数民族选出了将近3000名的第一届国大代表,到了台湾之后,政府以无法在"沦陷地区"举行定期选举和冻结宪法为由,这些国大代表和当年一起到台湾、选区在"沦陷地区"的立法委员都不用改选。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会被说成是"万年国代"、"终身立委",而为了维持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合法开会代表人数,当年选区在"沦陷地区"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虽然在出缺的时候不能补选,但是采取"递补制度"。


也就是说,一旦这些地区的国大代表或者立法委员因为某些原因而出缺的时候,就由在台湾同选区的递补代表接任,例如北平市国大代表因为退休、去世等等原因而出缺,就由在台湾的北平市国民大会递补代表接任。


以国大代表为例,递补代表的待遇不如在职优渥,但是政府会有补贴。不过许多递补代表从1949年一路等到1991年第一届国大代表全面退职也还是没有递补成正式的国大代表。


选举总统


在第一届国大代表到台湾的42年时间里面,国民大会总共开会10次,大部分是和选举总统有关,也閙出了不少现在看来啼笑皆非的问题。有一位担任国大代表的长辈曾经说,当年选总统,为了表现民主,故而希望投票的时候不要出现全体通过的结果,因此投票的时候要安排部分代表投下反对票。


这位长辈表示,当时国民党党部指示他投下反对票,但是到了投票的时候,他左思右想,还是投下了赞成票,结果开票之后,他就被党部找去开会,指责他为何不按照指示投票,他回答说,因为党部没有书面保证,他担心日后会被找麻烦,所以考虑之后还是投下赞成票。


中国的媒体会在不同的平台上直播两会,台湾当年国民代表大会开会也会电视转播,西藏、蒙古、新疆等地的第一届国大代表也会穿着民族服装与会,表现出一团和气、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的气氛。


旅游景点


现在曾经金碧辉煌的中山楼成了游客参观还有赏花的景点,带领参观讲解的导览志愿工作人员会介绍这栋建筑的点点滴滴,尤其会讲到蒋介石虽然说是笃信上帝的基督教徒,但是也很注重风水。


导览人员说,中山楼前有纱帽山,后面是七星山、位置与蒋介石的士林官邸、圆山行馆以及总统府连城一线,左有松溪,右有磺溪,形成"玉带围腰"之势。


中山楼又是盖在硫磺坑口上,附近的山间不时飘出温泉蒸汽、颇有"仙气袅绕"的样子,但是中山楼落成之后不到9年的1975年4月,蒋介石就去世、蒋经国在1978年5月20日担任总统,在1988年1月去世。


曾经是被号称"历史伟人"的蒋介石、被说成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蒋经国、在台湾贫困年代耗费巨资兴建的中山楼,如今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风光不再,而当年台湾版"两会"、"万年国代"、"终身立委"种种轶事也逐渐消逝在时代的巨轮之下。


谢选骏指出:台湾两会消失,非同小可,绝不像上文轻描淡写的那样可有可无——因为这意味着中华民国丧失了大陆代表权。不像共产党的各种会议,还保留着台湾席次。


网文《国民大会》报道:


国民大会(简称国大)是中华民国已停止运作之最高权力机关,现在其职权已经交付中华民国国民直接行使或转移到其他机关。依据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大会为五权宪法中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国民于中枢行使政权。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仍继续在台澎金马运作至2005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修正,该次修宪后冻结所有与国民大会相关的条文。


国民大会

National Assembly(英语)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政府机构

Seal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Republic of China (ROC).svg


2005年6月10日,由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选出之“任务型”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公告实施,冻结国民大会。

在《中华民国宪法》原文中,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国代)组成,其最重要职权为选举中华民国总统与中华民国副总统,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总统选举人团或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后来成立与其相类似的代议制立法机构还有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韩国总统朴正熙时代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人民会议等。


在法理上,《中华民国宪法》原文虽未改动,但依据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所修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宪法半数文本已经停止适用;但由于《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有效期限为国家统一前[1],所以与国民大会相关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等相关法律仍然没有废止[2],故国民大会处于冻结中止状态,而非废止。国民大会冻结后,2012年3月第8届立法院院会由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出上述三法的废止案,但因届期不连续原则,并未完成审查[3][4]。


历史


国民大会由孙中山提出。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设计中,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亦即管理众人之事。照此,他将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而治权则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提供人民必要的协助。其中,关于监督政府、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中央政权交由国民大会行使,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如此一来,人民透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人民权益不受政府侵害,人民也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


桂宏诚认为国民大会为孙中山规划中的政权机关,代表人民主权,他们委托专门人员,组成立法院,进行立法[5]。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权能区分等理论。李鸿禧等台湾学者认为这接近于民主集中制[6][7]。


制宪与行宪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增选代表、政府改组、宪草修正完成后,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当年,第二次国共内战开始爆发。


制宪过程中国民大会之组织与职权沿革

法案 组成 集会频率 职权

五五宪草 国民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3年一次 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及各院主要官员(含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

创制复决法律、修改宪法

期成宪草 国民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国民大会议政会议政员由国民代表互选

政协宪草 国民大会代表包含立法委员、监察委员、

与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之代表 6年一次 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

(创制复决延后实施)

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大会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1946年10月11日,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等待第三方面提交名单而延期三天,1946年11月1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与会者基本上是1936年选出的代表,通过《中华民国宪法》[8]。


更多信息:行宪、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

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全国依照宪法同时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在南京集会,正式召开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为应付第二次国共内战之扩大,会中首先启动修宪程序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举行了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选出了总统和副总统组成了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此届国民大会亦被称为“行宪国民大会”。


历次修宪


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经由修宪程序,在1948年4月18日议决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年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并且优于宪法而适用,使得南京宪法于公布后不久即无法真正落实。国民政府迁台后,宪法的适用性以及国民大会的职权逐渐受到质疑。于是在1991年确立了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退职,并开始遴选新任国代以及调整宪法,其后历届国大于1991年、1992年、1994年、1997年、1999年与2000年共完成六次宪法增修,此时期的国民大会亦被称为“修宪国民大会”。对于国家中央的行政体制以及宪法内容作了多次修正:


国民大会首次于1991年4月,在不修改宪法本文、不变更五权宪法架构原则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十条(今为12条)。

1991年确认两岸分治之事实,区隔台澎金马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监察委员改由总统提名产生。

1992年通过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

1994年为“原住民”正名。

1997年通过精简台湾省政府的组织层级,称为冻省。

1997年取消立法院之阁揆同意权,总统任命行政院院长不必经立法院同意。赋予立法院倒阁权与总统被动解散国会权。

1999年国代通过延任案,立法委员连任数月,而国代则延任两年,引来舆论哗然。后司法院大法官宣布违宪无效。

2000年更改立法院组织,以及将国民大会虚级化甚至之后废除,皆朝向一院制国会体制。

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任期至2000年(民国八十九年)5月19日止。按照第六次修宪后之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2000年4月25日公布),国民大会组织变更如下:国民大会代表为三百人,在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或提出总统、副总统弹劾案时,于三个月内采比例代表制选出,国民大会于选举结果确认后十日内集会,集会以一个月为限,国民大会代表任期与集会期间相同,即俗称任务型国民大会。其职权为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及议决立法院提出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中山楼,位于阳明山,地址为台北市北投区阳明路二段15号,为国民大会1972年至2005年之集会场所。

 

国民大会秘书处设于台北市中华路一段53号,直到国民大会停止运作。


人民直接行使政权


更多信息: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结果

 

政府党派 249 反对党派 51

  民主进步党 127   台湾团结联盟 21

  中国国民党 117   亲民党 18

中国民众党 3 民主行动联盟 5

农民党 1   新党 3

公民党 1   无党团结联盟 2

建国党 1

无党籍 1

同意宪法修正案 反对宪法修正案

随着中华民国政治发展,选举总统的权限由国民大会下放

至全体人民,国大亦不再常设,仍透过选举组成,任务完成随即解散。


2004年8月,宪政史上首次立法院修宪院会,以198位出席立委全数赞成,三读通过“国会改革、公投入宪”宪法增修条文修正提案。依此次立法院通过的修宪提案,将废除国民大会,未来立法院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将交由公民投票复决。此修宪案仍须经过选出的国大代表复决通过,才正式生效。因此于2005年动员选出第四届国民大会以表决该修宪案,并广泛被认定为最后一届国大,称为“任务型国大代表”。


2005年6月7日该届大会第二次会议,由主席团主席叶菊兰轮值大会主席,任务型国大以249票赞成,48票反对,跨过修宪门槛的225票,复决通过宪法增修条文修宪案共六个条文,包括国会改革案、公民复决、废除国民大会等三大议题。


第一条规定公投复决入宪、废除国民大会;

第二、五、八条是配合废除国大后的职权移转;

第四条是国会(立法院)改革条款及总统弹劾流程修正;

第十二条则是订定公投复决门槛。

同年6月10日公布前述条文,实行58年的国民大会制度走入历史。


国民大会职权


1947年公布施行之《中华民国宪法》中有关于国民大会职权之条文为第四条(国土)、第二十七条(国民大会职权)、第三十条(国大临时会之召集)、第一百条(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第一百七十四条(修宪程序)。国民大会之职权整理如下:


1947年《宪法》中国民大会之职权 现行《增修条文》规定

第四条 决议领土变更案 由立法院提出“领土变更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

第二十七条 选举总统、副总统 自由地区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

罢免总统、副总统 由立法院提出“罢免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决定

第二十七条及

第一百七十四条 修改宪法 由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

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

第三十条及

第一百条 议决监察院所提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由立法院提出“弹劾案”,声请司法院大法官审理,经宪法法庭判决

另外《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于1992年第二次修正至2005年第七次修正之间对中央政府机关做出改组。国民大会做为宪法中由直接民选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暂时取得以下人事同意权以维持权力分立原则。


人事同意权 原《宪法》 (1947–1992) 早期《增修条文》 (1992–2000) 现行《增修条文》

司法院 院长、副院长及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第七十九条) 三院之人事,由总统提名,

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 三院之人事,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考试院 院长、副院长及考试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第八十四条)

监察院 监察委员,由各省级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第九十一条)

院长、副院长由监察委员互选。(第九十二条)

国民大会自2005年冻结之后,上述职权已经分别转至国会(立法院)、宪法法庭(司法院),修改宪法条文须交由公民投票复决。依照现行《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宪法修正案”及“领土变更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后提出。经公告半年,于三个月内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即为通过。(第一条与第十二条)

总统、副总统之“罢免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后提出。交由自由地区选举人总额过半数之投票,有效票过半数同意罢免时,即为通过。(第二条)

历届国民大会

更多信息: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和中华民国国会在台湾之全面选举与罢免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民大会之集会原依宪法规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举行,另依第三十条有关规定,得召集临时会。然而预定改选的1953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已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权,从而导致第一届国大代表原选区(除台湾、金门、马祖与大陈)无法办理选举而全体无限期延任,曾被讥为“万年国会”。[9]


届别 法定任期 实际任期 会议 选举 名额 附注

第一届 原为六年,

后改为无限制 1948年3月27日-1991年12月31日

(各次当选者任期见右附注) 会议八次,

临时会二次 1947年选举 2961 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唯一一次选举。该次台湾省亦选出19名代表。

政府迁台后来台报到者1578名,至1991年底仅剩565名代表。

1969年增选选举 15 仅在台湾地区(福建省除外)举行。选出代表之任期同1947年选出者。

1972年第一次增额选举 53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受国际情势延为八年。

1980年第二次增额选举 76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

1986年第三次增额选举 84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至1992年底,与第二届代表有交错。

第二届 1992年1月1日至

第八任总统任满前 1992年1月1日-1996年5月19日 会议一次,

临时会四次 1991年选举 325 在台湾地区全面改选。

第三届 四年 1996年5月20日-2000年5月19日 会议五次 1996年选举 334

任务型 一个月 2005年5月20日-2005年6月7日 会议一次 2005年选举[10] 300 末代选举

历届国民大会选举及任期


国民大会历次集会


届别 会议 日期 重要决议 与会代表选出年份 集会地点

第一届 第一次会议 1948年3月29日-1948年5月1日

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

1947年 国民大会堂 南京市

第二次会议 1954年2月19日-1954年3月25日

决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继续有效。

通过由监察院提出之副总统李宗仁弹劾案。

第二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陈诚)。

中山堂 台北市

第三次会议 1960年2月20日-1960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冻结《宪法》对于总统连任之限制。

第三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陈诚)。

临时会 1966年2月1日-1966年2月8日

讨论宪政研讨委员会宪法草案,决议不修改《宪法》。

修正《临时条款》,解除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复决权之限制并同意其设置宪政研究机构。

第四次会议 1966年2月19日-1966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授权总统调整中央政府组织与订颁办法增补选中央民代。

第四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严家淦)。

第五次会议 1972年2月20日-1972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改为定期改选。

第五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严家淦)。

1947年、1969年 中山楼

第六次会议 1978年2月19日-1978年3月25日

第六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经国,副总统:谢东闵)。

1947年、1969年、1972年

第七次会议 1984年2月20日-1984年3月25日

第七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经国,副总统:李登辉)。

1947年、1969年、1980年

第八次会议 1990年2月19日-1990年3月30日

第八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李登辉,副总统:李元簇)。

1947年、1969年、1986年

第二次临时会 1991年4月8日-1991年4月24日

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一次增修)

第二届 临时会 1992年3月20日-1992年5月30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二次增修)

总统、副总统改由自由地区人民选举。总统、副总统与国大代表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

1986年、1991年

第二次临时会 1992年12月25日-1993年1月30日

第三次临时会 1993年4月9日-1993年4月30日 1991年

第四次临时会 1994年5月2日-1994年9月2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三次增修)

第九任起总统、副总统改由自由地区公民“直接选举”。

第五次会议 1995年7月7日-1995年8月17日

第三届 第一次会议 1996年7月7日-1996年8月30日 1996年

第二次会议 1997年5月5日-1997年7月23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四次增修)

第三次会议 1998年7月21日-1998年8月10日

1998年12月7日-1999年1月25日

第四次会议 1999年6月8日-1999年9月3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五次增修)

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本次修宪经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判定违背修宪正当程序而失效。

第五次会议 2000年4月8日-2000年5月19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六次增修)

国民大会改为“任务型”非常设机关,需要行使职权时才进行选举。

任务型 第一次会议 2005年5月30日-2005年6月7日

修正《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七次增修)

国民大会停止运作,其权力交由国民直接行使、立法院及司法院宪法法庭。

2005年

历任首长


主席团与议长


第一届、第二届国民大会采“主席团制”,集会时由代表互选主席若干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主席轮流主持会议。依1994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次增修规定,第三届国民大会设议长、副议长各1人,由代表互选产生。[11] 2000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次增修后规定国大复采主席团制,故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不设议长、副议长。


中国国民党/未知   青年党   民社党   无党籍


第一届国民大会[12]

第一届国民大会主席团

第二届国民大会[12]

第二届国民大会主席团

第三届国民大会

第三届国民大会议长、副议长

会期 议长姓名 议长政党 副议长姓名 副议长政党

1996年7月8日-1999年1月13日 钱复   中国国民党 谢隆盛   中国国民党

1999年1月13日-1999年9月8日 苏南成   中国国民党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1999年9月8日-2000年5月19日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副议长代理议长)

任务型国民大会

编辑

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主席团

排名 姓名 政党 排名 姓名 政党 排名 姓名 政党

1 叶菊兰   民主进步党 5 周清玉   民主进步党 9 许志雄   民主进步党

2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6 蔡政文   中国国民党 10 葛永光   中国国民党

3 李安妮   台湾团结联盟 7 李元贞   民主进步党 11 顾立雄   民主进步党

4 叶耀鹏   亲民党 8 赵丽云   中国国民党

秘书长

国民大会设秘书处处理会务,并设秘书长一人。1996年国民大会设议长前,秘书长为其事实上的“常任首长”,对外代表国民大会。自1948年至1997年,秘书长在国民大会集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提请大会决定任命,不集会时只设置代理秘书长,由政府任命;国民大会设议长后,秘书长改为常任制,1997年至2001年,秘书长改由国民大会议长遴选;2001年后,秘书长又改于开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遴选。2003年,国民大会未集会期间之业务依法移交至立法院,秘书处和秘书长改于任务型国民大会集会时临时设立。历任秘书长除洪兰友外在任职时均为国大代表。[11][13][14]

历任国民大会秘书长

任期 姓名 选区 政党 国大届次 任命代表选出年份 附注

1948年4月5日-1958年9月28日 洪兰友 (非国大代表)   中国国民党 第一届 1947年 国民大会不集会时为代理秘书长

1959年12月10日-1966年6月8日 谷正纲 贵州安顺

1966年6月8日-1972年6月6日 郭澄 山西阳曲 1947年、1969年

1972年6月6日-1976年9月15日 陈建中 陕西富平 (未经大会正式任命)

1976年9月15日-1980年9月29日 郭澄(二次) 山西阳曲 1947年、1969年、1972年

1980年10月2日-1990年9月19日 何宜武 福建寿宁 1947年、1969年、1980年

1990年9月19日-1992年1月22日 朱士烈 湖北竹山 1947年、1969年、1986年

1992年1月22日-1996年9月1日 陈金让 全国不分区 第二届 1986年、1991年

1996年9月1日-2003年5月19日 陈川 第三届 1996年 常任秘书长

2005年5月26日-2005年5月31日 钱林慧君   台湾团结联盟 任务型 2005年 代理秘书长

2005年5月31日-2005年6月7日 叶俊荣   民主进步党 秘书长

宪政研讨委员会

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任内,国民大会曾设置“宪政研讨委员会”(简称宪政研讨会、宪研会),作为常设机构,由全体国民大会代表组成,负责研讨宪政问题。宪研会的活动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1960-1966年,第二阶段为1966-1991年。


历史沿革


1960年3月1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修订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于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闭会后,设置机构,研拟办法,连同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由总统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根据总统蒋中正核定的《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同年7月1日,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正式成立,以总统蒋中正为主任委员,副总统陈诚为副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谷正纲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同时,设若干研究组,研究两权行使及修改宪法问题。[12]


按照《组织纲要》规定的任务,宪研会经过一年半的研讨工作,于1961年12月25日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草案初稿”案及“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对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研讨结论”案(即所谓“宪研宪草”;宪研会并建议国民大会将此项研讨结论“留俟大陆光复后国民大会集会进行修宪时,作为研讨之基础”)。1962年2-7月,宪研会就上述两案广征社会各方意见,最后于当年12月16日将两案及相关意见文件一并呈报总统蒋中正,完成阶段性任务。[15]


1966年2月,蒋中正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将宪研会呈报的两权行使办法及宪研宪草提交大会。国大临时会审查通过了关于行使两权的《临时条款》修正案及“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并决定在大陆光复前暂不修改宪法本文。同时,国大临时会还决定继续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问题,不以两权行使为限,因此于2月7日修订通过《临时条款》,将上次通过的关于研究机构的条文改为:“国民大会于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有关问题。”同年3月23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重新制定了《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12]


1966年7月1日,根据新的法源,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重新成立,仍以总统为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由国民大会秘书处办理日常事务;同时,根据《组织纲要》规定,由主任委员指定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并设置常务委员和若干研究委员会。宪研会平时研讨宪政问题,每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全体会议,国大代表因此得以借宪研会名义实现每年定期集会。[16]


1991年5月,总统李登辉公告废止《临时条款》,宪研会失去法源基础,于当年7月1日终止运作。[17]


历任主要负责人


第一阶段(1960年7月-1966年6月)[16]


主任委员(总统兼任)

蒋中正

副主任委员(副总统兼任)

陈诚

秘书长(国民大会秘书长兼任)

谷正纲

第二阶段(1966年7月-1991年7月)[18][17]


主任委员(总统兼任)

蒋中正(1966年7月1日-1975年4月5日)

严家淦(1975年4月5日-1978年5月20日)

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1988年1月13日)

李登辉(1988年1月13日-1991年7月1日)

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指定)

谷正纲(1966年7月1日-1990年3月31日)

陈建中(1991年1月18日-7月1日)

秘书长(国民大会秘书长兼任)

郭澄(1966年7月1日-1972年6月6日)

陈建中(1972年6月6日-1976年9月15日)

郭澄(1976年9月15日-1980年9月29日)

何宜武(1980年10月2日-1990年9月19日)

朱士烈(1990年9月19日-1991年7月1日)

设立初衷与法学界评价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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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国民大会是用来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政府权力的权力机关,立法院是政府的立法机关,当时起草宪法的人对五权宪法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因为五权宪法中的五权不是五权分立相互制衡,而是五权共治,前提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拥有五个职能机构,分别是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考试机构,监察机构。


从性质上的分析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的区别就是:一是前者是民选专业官员(设计游戏规则),后者是人民利益代表(选择游戏规则),二是前者是选区选举,后者是按照地区(县)或利益团体人口比例选举出来的。相当于把美国三权分立中的参议院打造成了一院制的立法院,把众议院提升到了国家权力机构的位置。


国民大会的性质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书中将其作为政权机构,负责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的原始构想是将其作为类似美国选举人团性质的非议会组织。孙中山提出了政权,治权分离的思想,即“国大有权,政府万能[19]”。在这个思想下,国民大会不能视为有立法权的议会,而是一个掌握政权的机构。孙中山又把立法院作为议会,并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五院之间互不牵扯,无须互相负责,仅需对国大负责,以达到政府万能的目的。有学者认为[20],孙中山设想的国民大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作为议会,则它人数太多,议事效率低下;作为选举人团,它的人数又太少,难以代表四亿国民。且立法院间接民选又失去议会的直接民意基础。


国共内战时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草采取中共建议[21],则将国民大会虚化,各省议会合为无形国民大会,即联邦制。但在各方对联邦制的反对下,张君劢重新设计了宪草,巧妙地限制了国民大会职权,将其开会次数减为六年一次且创制权与复决权被变相拖延。这是减小国民大会权限,且绕过联邦制的折衷办法。


有观点认为[22],国民大会只有选举罢免总统权和修宪权是危险的,国大既为全体国民选举,而权力较少,将致使其频繁运用修宪权以扩大自身职权,导致国家因频繁修宪而政局动荡,即有学者所谓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23]。1948年第一届国大召开时即有张知本等人要求修宪扩大职权,后播迁台湾又出现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国民大会的认受性受到质疑。


但亦有观点[24]认为:中华民国宪法前言在整部宪法中可以做为宪法解释与适用之依据,亦是宪法本文的一部分,且具宪法效力与拘束力之性质。然宪法前言所云之“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制定本宪法”,至今日国民大会虚设化、立法院作为国会独大治权一相比较,似有违宪之疑虑。


参见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制宪国民大会

中华民国国会在台湾之全面选举与罢免、立法院、监察院

南京人民大会堂(原国民大会堂)、中山堂 (台北市)、中山楼 (阳明山)

参考文献

您可以在维基文库中查找此百科条目的相关原始文献:

国民大会组织法

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

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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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权宪法,国父全集

 南京国民大会堂 见证中国宪政梦的夭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如果将其视作代表民意行使民权的集会议事机关,两千多个代表,规模太过庞大,难以正常行使职权。但如果将此看作是直接民权的代表,其人数又太少,缺乏代表性,反而不如直接全民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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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丽兰:从“国民大会”观民国政制的演变. [2009-01-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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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

外部链接

国民大会官方网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46年南京制宪国民大会电影纪录片 中华民国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最新待审一览表 2012-4-10(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机关

空缺

上一位持有相同头衔者:

  中华民国国会(第一届复会)

  制宪国民大会(1946年) 中华民国国会

(国民大会、立法院以及监察院)

1947年12月25日-2005年6月7日 继任:

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

全国性公民投票

立法院

司法院宪法法庭

中国国家机构

前任:

  国民政府 中国大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中共和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不承认其合法性)

1947年12月25日-1949年9月21日 继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谢选骏指出:中华民国缺乏大陆代表权,因而法统消亡、寿终正寝、沦为台湾地区政权了。1990年台湾总统李登辉请国大代表休致,2005年,国民大会选出的“任务性国代”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自己裁撤。至此,中华民国自我阉割完成,沦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方政府了。

谢选骏:印度尼西亚——立足于种族灭绝的黄色纳粹伊斯兰国



《印尼墓碑侦探:记录100多座荒弃的中国移民坟墓》(BBC 2022年12月5日)报道:


印尼中爪哇首府三宝垄(Semarang)历史上与中国联系紧密,几个世纪来都不断有华人移民到这个港口城市,许多人去世后便埋葬在这里,其墓碑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但这些墓碑很多处于荒废的状态,一些墓碑遭到破坏。


当地人皮波(Pippo Agosto)和朋友卢斯卡(Bram Luska)决定抢救这些被遗忘的墓碑。三年来,他们已记录了近一百座华人墓碑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大屠杀 (1965年-1966年)》报道:


1965-1966年的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印尼语:Pembunuhan Massal Indonesia & Pembersihan G.30.S/PKI),也称为印度尼西亚种族灭绝、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大清洗,是指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受印尼军队及政府的煽动,针对当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成员,亲共(注 1:共产主义,注 2:这里的「共产主义」包括当时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者,妇女组织格瓦尼(Gerwani)成员,阿邦甘(Abangan)族人,印尼华人,左翼分子的大屠杀以及城市暴动。 此次大屠杀开始于一次有争议的共产主义者的政变,即九三〇事件后,反共者针对共产主义者的肃清。 据估算,事件的受害者约为50万到100万,部分来源的数据高达200到300万。 大清洗发生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之下,是对共产主义者和亲共者的政治清算,也是印尼政府由旧秩序迈向新秩序的关键推动事件。 此次事件导致了苏加诺的下台,开启了苏哈托为期三十多年的威权统治。


政变(即九三〇事件)失败,印尼民众有了释放其压抑许久的反共情绪的出口。 他们所支持的印尼陆军随即也走在了清洗 PKI 的路上。 除此之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在当地发动了反对PKI的黑色宣传。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及其西方集团的盟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将各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削弱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英国则寻求机会,想要参与了印尼 - 马来西亚对抗,卷进与前英帝国殖民地,英联邦成员之一,其邻国马来亚联合邦战争的苏加诺政府下台。


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共产主义者们惨遭屠戮,PKI自身难保,被强行解散。 屠杀始于1965年十月,叛乱发生后的数周,由首都雅加达起,扩散到中爪哇省的中东部,直至峇里省。 屠戮事件在1966年年初达到高潮,之后便逐渐平息。 数千位当地民兵以及陆军参与了屠杀——无论对象是否为共产党人。 全国各地杀戮四起,PKI 在中爪哇省中东部,苏门答腊北部的据点损失殆尽。 可能有超过100万人在一次或数次行动中被监禁。 苏加诺在宗教、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实施的「指导式民主」(参见苏加诺 - 执政)被瓦解,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印尼共被军队以及伊斯兰主义者清剿,而军队势力此时正如日中天。 1967 年三月,苏加诺被印度尼西亚临时议会褫夺了他的总统权力,苏哈托被任命为临时总统。 1968 年三月,苏哈托正式当选总统。


由于苏哈托政权下的镇压,大屠杀并没有被列入印尼的教科书中,也没有对此事做出反省。 就意识形态而言,如何为大屠杀事件中所展现的民众暴力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是所有学者所面临的挑战。 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九三〇事件的动荡,新秩序政权采取保守主义,对已有的政治体系做出了严格的控制。 在苏哈托一派看来,由于共产主义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威胁,污名化(参见社会污名)以削减其影响力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


根据CIA 1962年的一份备忘录,就清算苏加诺这一问题上,美国及英国政府的意见高度一致。 当时印尼反共政府与美国陆军的联系相当密切——后者为前者培训了超过 1,200 名军官,「包括高级军官」,以及相关的武器和经济支持——但 CIA 否认其参与了屠戮。 2017年解密的政府档案显示,美国政府在大屠杀伊始就一直支持着印尼陆军,掌握着相当多的关于大屠杀的细节。 经由历史学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查证,惨剧发生时,美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敢死队提供了包含大量 PKI 官员的名单。 CIA在1968年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中陈述,此次大屠杀「与19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二战中的纳粹种族大屠杀,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列为20世纪最严惨无人道的的大屠杀」。


参见

九三〇事件

黑色五月暴动

红溪惨案

参考文献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Ricklefs 1991, p. 288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大规模谋杀的机制:将印度尼西亚杀戮理解为种族灭绝的案例。种族灭绝研究杂志。[2017-12-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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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宾逊,杰弗里B.杀戮季节: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历史,1965-66。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2021-11-30].国际标准书号978-1-4008-8886-3。(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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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emory of Savage Anticommunist Killings Still Haunts Indonesia, 50 Years On(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ime

 罗宾逊,杰弗里B.杀戮季节: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历史,1965-66。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 206–207[2021-11-30].国际标准书号978-1-4008-8886-3。(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20).简而言之,西方国家并不像人们经常声称的那样,在所谓的政变之后,西方国家并不是国内政治事件的无辜旁观者。相反,几乎从10月1日之后立即开始,美国、英国及其几个盟国开始了一场协调的运动,协助陆军在政治和肉体上摧毁印共及其附属机构,将苏加诺及其最亲密的同伙从政治权力中移除,取而代之的是苏哈托领导的陆军精英, 以及印尼对西方外交政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通过向陆军领导人提供后门政治保证、面对日益严重的暴力而采取官方沉默的政策、复杂的国际宣传攻势以及秘密向陆军及其盟友提供物质援助来做到这一点。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帮助确保反对左翼的运动将继续有增无减,其受害者最终将达到数十万人。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Melvintelegrams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Simpson2010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tribunal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贝文斯,文森特。雅加达方法:华盛顿的反共十字军东征和塑造我们世界的大屠杀计划。公共事务。2020: 157.国际标准书号978-1541742406。美国在每个阶段都是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杀戮开始之前就开始了,直到最后一具尸体倒下,最后一名政治犯从监狱里出来,几十年后,他们遭受了酷刑,伤痕累累,困惑不堪。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lashmar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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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印尼政变的教训特丽·卡瓦纳,世界社会主义网站,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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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lices in Atrocit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7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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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years ago today, American diplomats endorsed mass killings in Indonesi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Here's what that means for toda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 2015.


《黑色五月暴动——1998年印尼騷亂)报道:


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印尼语:Kerusuhan Mei 1998),又称黑色五月暴动[注 1],是指从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发生在印尼棉兰、雅加达、梭罗等城市的一系列针对华裔等少数社群持续约三天之暴动。


印尼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排华事件。


殖民时期


1740年10月9日至12日,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红溪惨案,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华人近万人。[5]

1942年日本入侵印度尼西亚,击溃了荷兰人和同盟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宣布投降。有记载,此2~3年间,华人工商界和知识界被集体捕杀、处死2000余人。[6]


苏加诺时期(1945-1967)

华人与印尼原住民的矛盾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由于印尼殖民当局采用“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政策上优待占少数的华人,而打压占多数的原住民,制造印尼族裔之间的矛盾,以缓解殖民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印尼各地发生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


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宣布印尼独立。10月,荷兰殖民者又卷土重来,与独立政府军事对峙。1949年11月2日,荷兰宣布放弃对印尼的管治权,使印尼得以正式独立。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期间,华人共死伤3500人,失踪1631人,财产损失计荷币5.3亿盾[7]。其中,1946年3月印尼军队实行“焦土政策”抗击荷兰殖民军,撤退时,焚烧万隆南区。事件中,部分暴徒便乘机焚烧华人的房屋、抢掠他们的财产、强迫他们迁离居所, 甚至随意虐待和屠杀华人。1946年6月的文登惨案中,3天时间内被杀的华人达653名,403人失踪[7]。此间还发生了1945年11月泗水惨案、1946年8月山口洋惨案、1946年9月巴眼亚比惨案、1947年1月的巨港惨案、1963年3月至5月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等[8][9]。


20世纪60年代的印尼有三种政治势力:总统苏加诺、印尼陆军以及印尼共产党。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后,印尼陆军将领苏哈托架空了总统苏加诺并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在印尼全国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由于印尼共产党中华人很多,导致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事件导致了至少50万人被屠杀,亦使大量华人被迫离开印尼到海外生活[9]。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把这段期间的印尼称为“二十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在1965年印尼九三零事件后,印尼单方面中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1967年3月,总统苏加诺被迫下台,苏哈托上台掌权。1967年4月22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因为被印尼怀疑支持印尼共产党,遭到印尼军警与民众包围攻击,此外印尼政府还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人物。[10][11]10月30日印尼与中国中断外交关系,直到1990年8月8日才正式恢复。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九三零事件后的两年内,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为此,中国发出抗议照会33份。


苏哈托时期(1967-1998)


苏哈托任总统期间,印尼各地的反华骚乱仍然此起彼伏。1985年以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起大小不一的排华流血事件。例如: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


进入90年代,印尼排华事件呈越演越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有5起,1995年16起,1996年达到27起。1994年4月,因棉兰罢工潮引发的排华暴乱就持续了10天之久,共有4名华商被杀害,数十名华人受伤,2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被抢被毁,52家工厂停业,财产损失高达16亿盾。[7]


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印度尼西亚,印尼严重的贫富差距在金融风暴后更是显著。印尼国内政治长期动荡不安,在内斗之际,有心人士刻意操弄族群对立,无辜牵连华裔。


印尼在1997年和1998年出现多起暴动行为,且明显是专门针对印尼华人。有些暴动看似是自发性,而有些则被认为是幕后策划。其中有说法指出:“支持苏哈托的将军们”试图通过分裂穆斯林中的传统派和非传统派别,穆斯林与基督徒,乃至华人和土著,来达到‘削弱反对势力’的目的。”也有些说法认为是某些将军想推翻苏哈托的统治而计划。


目前主流媒体都认为,这次暴动是有组织且有预谋的暴乱活动,印尼军方也参与其中。当时苏哈托为转移金融危机压力,缓和国内的民怨,透过军方情报部门策划煽动此事件。[12]


暴乱初期


在1998年5月13日暴乱的消息弥漫在整个雅加达。此时苏哈托总统正在埃及出席一个会议,军方要员则到达东爪哇的玛琅市参加一个典礼。在5月14日,一场严重的暴乱发生在雅加达地区,而此时没有任何军队在街道上。


印尼华人是这场血腥暴乱的主要目标,而印尼军方无视暴民们对华人的抢劫和对华人妇女的强奸(根据桑迪亚万神父所言)。最后,超过1,000人死于这场暴乱中,大部分华人被烧死在商业区和超级市场,也有一部分被当场打死或遭到枪杀。一位政府官员称总计毁损了2479间商业建筑,1026间民房,1604间商店,384间私人办公室,65间银行,45间工厂,40间大型购物中心,13间市场和12间别墅。不过一般相信,印尼各地可能有更多华人所在的建筑物被破坏。


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经整理后的报告显示,5月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的惨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发生的100多起最为严重。有目击者称,暴徒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送到华人区,他们高呼“宰了中国人,烧死他们,这些中国狗”,然后开始抢劫商店和市场,随后,他们开始把妇女集中起来进行集体轮奸,印尼警察到场之后,并没有阻止暴徒的行动。[2]


后来,印尼华人团体组织发表《告全世界同胞书》,呼吁全球华人华侨要求世界人权组织主持公道,谴责印尼当局,该书信署名“印尼雅加达华裔受难族群”。[2]其他印尼华人则通过互联网、传真、电话等方式向全球喊冤和求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5月底接到投诉后开始处理该事件。[2]


即便暴乱基本平息后,针对华裔的暴行仍然时有发生,就读于大学二年级的19岁的华裔孤女爱玲,7月初被三名印尼暴徒强闯入屋内,企图以挂窗帘的铝枝插入其阴道内,幸而她极力抗敌,暴徒的暴行未能得逞,但最终其腰背及胃仍被铝枝刺伤,尿道亦被弄穿,需重新接驳,复原遥遥无期。7月下旬,印尼华人尤其是女性仍然收到恐吓信,信中称“祝福”华人“余下的时日”,用旗杆插入“支那女人”的下体,以免“弄脏了”印尼男性的阴茎。7月24日,一名华裔女大学生从学校乘巴士回家途中,遭遇三名开吉普的暴徒强行拖下车下,在众目睽睽下遭强暴。[2]


救助与声援


7月20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华侨建立了“救援印尼人权委员会”,开始寻找印尼迫害华人的证据。[2]美国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华人团体发起万人签名和示威抗议运动,谴责印尼当局迫害华侨的行动,声援受难华人,其中著名的组织有“纽约华人抗议印尼虐华事件联合会”。[2]香港,40多名妇女团体代表及80多名印尼华侨游行到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示威并且向事馆递交抗议声明。[2]在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团体都举行了抗议活动。[2]加拿大特使会见了强奸受害者,并对时任印尼总统表达了不满。


罪行


黑色五月暴动致使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遇难和蒙受损失,仅仅是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华人妇女被强暴数量难以统计,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 [13][1]


国际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印尼黑色五月暴动是他国内政,因受波及的多为华裔印尼公民,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政府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不干涉政策。[14][15][16][17]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主任张蕴岭表示在5月暴动爆发之前,北京当局只是单纯期望暴乱不会发生。[18]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于1998年4月访问印尼期间,[19]曾表示愈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以及以当地华人为目标的种族暴力问题属于印尼内政,中国不会干涉。[20][21][22][23]当时中国与印尼的经济合作也未受影响,中国政府答应向印尼提供一系列援助以应对该国的金融危机,其中包括300万美元的药品和食品援助,以及两年期的2亿美元贸易出口信贷,并承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印尼提供4亿美元贷款。[24][25]


从1998年5月13日起,大规模暴乱开始发生。中国外交部成立24小时值班应急小组,制订护侨撤侨方案。[26]5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密切注意印尼局势的发展,对滞留于当地包括港澳台公民在内的中国侨民境遇十分关注。[27][19]


暴动发生数个月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于8月15日报道,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在骚乱期间曾逐个拨打电话确认300多名登记在册中国公民的安危,并开车进入骚乱地区将受困者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多开三个航班,撤走200余人。该报道也声称,骚乱发生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尼华人社团做了大量解释和安抚工作,大使还赴外岛华人集中的城镇慰问,倾听华人的申诉和求助,并向他们传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骚乱事件和华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关心。[28]


不过,当年有暴乱亲历者投书指出,暴乱期间至少有三名印尼华人曾向中国大使馆求助,但使馆人员询问得知他们是“WNI”(印尼公民)后便拒绝提供帮助。[29]印尼学者廖建裕、中国学者查道炯、新西兰学者杜建华、新加坡学者徐本钦等皆指出,暴乱期间中国政府无意为受害的印尼华人提供救援和保护。在5月排华暴动之前,许多印尼以外的华人就批评中国政府应该保护印尼华人,然而北京拒绝进行干预,因为当时北京和雅加达的关系已经相当融洽,北京不想破坏这种关系。有中国驻美外交官私下表示,中国政府不可能向印尼提出抗议或派遣船只,因为在印尼的大部分华人都是印尼公民,因此没有充分理由这样做。5月排华暴乱的严重时期,北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30]中国政府确实有对在印尼工作和旅行的中国公民采取撤侨措施,并为寻求帮助的台湾和澳门旅行证件持有者提供领事保护,但与之有别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愿意介入印尼华人的命运。[31]在公开和正式场合,雅加达的事务都不是北京的关注点。北京政府将华人称为“印尼家庭的一分子”,并没有义务保护他们。[32]临近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或许是北京政府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被激起,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带来压力,特别是5月排华暴行或许会重新唤醒人民对六四屠杀的回忆。[33]


印尼5月暴乱期间,中国大多数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没有进行相关报道。北京政府反应迟缓,只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上简单提及,不作为外交政策事务来处理。试图抗议的人则被噤声,任何相关新闻报导也都被迅速压制。[34]且直至6月上旬强暴案件被揭露后,虽然事件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媒体关注,但中国大陆传媒的反应依旧滞后。[35]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也于7月5日发表文告,不点名批评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而拒绝援助印尼华人的态度。[36]据《国际新闻社》报道,中国直到暴乱发生2个月后才在外界舆论下打破沉默,改变原先“不干涉内政”的政策。[37]


7月6日,首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对印尼5月暴乱表态,即是新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在东加里曼丹考察棕油投资期间接受印尼媒体采访时所作。[38]他表示中国政府关注暴乱,要印尼政府彻查此事,并希望暴乱不会重演,但同时也表示保护印尼华人属于印尼政府责任。北京官方没有提出抗议。[39]


7月28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首次刊登印尼排华暴乱的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已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19][40]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呼吁保护印尼华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严惩不法之徒。[41]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8月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要求印尼政府重视此事,尽速查处,确保华侨的安全和合法权益。[28][19][22]与此同时,在8月17日,有约200名北京的大学生组织游行抗议行动,但被校方和警方劝阻制止。[42][43][44]


另一方面,从8月份起中国虽然有要求印尼政府彻查暴乱,但同时也对印尼保持了紧密的双边经济联系。[45]根据印尼官方《安达拉新闻社(英语:Antara (news agency))》报道,在8月6日,中国政府同意向印尼出售5万吨大米。[46]8月15日,中国如约为印尼提供300万美元的医药援助,同时继续向印尼提供此前承诺的2亿美元经济贷款。[47]11月26日,根据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中国经贸代表团如期访问雅加达,以探讨中国在印尼的投资项目。[48]


而在11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于香格里拉酒店会见了印尼总统哈比比。期间,江泽民表示印尼是中国的友好近邻,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对哈比比积极推动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表示赞赏,同时对印尼华人的处境表达关注,表示华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而哈比比也感谢中国向印尼提供的珍贵援助,并表示5月发生的暴乱是犯罪行为,印尼政府将依法处理。[49]江泽民也表示中国绝不会尝试利用印尼华人来谋取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50]之后,印尼5月暴动的新闻不复见于中国媒体上。[51]


香港


抗议群众用“黑漆”涂抹位于铜锣湾礼顿道的“印尼总领事馆”大门泄愤。民主党李柱铭7月写给继任的总统哈比比的信中,将暴动比为纳粹党的犹太人大屠杀。[52]:165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政府在5月14日认为动乱没有特别针对台商,并不是排华行动,不到实施撤侨的最后时刻。[53][54]5月16日起,政府指派紧急指派专机飞往印尼疏散受难者,并且安排C-130运输机于国内待命,以及派遣舰队至巴厘岛海域随时进行撤侨,期间有归侨台商不满政府的撤侨行动效率低下。[55][56][57]5月17日,外交部长胡志强表示印尼政府向台表达希望勿撤资撤侨,当时他也担心政府如果动作太大会激怒印尼政府,后果难以掌握。[58] 至7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开召见印尼驻台代表提出“最严正的抗议”,并向受害者提供援助。[44]政府也威胁要撤回在印尼约13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禁止约1万5千名印尼劳工入境。[52]:1668月3日,上百人向印尼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抛掷鸡蛋抗议印尼华人女性被强暴。[44]8月8日,印尼投资部长韩扎哈兹(英语:Hamzah Haz)飞往台湾提倡投资印尼时,也因此为此事件道歉。[52]


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公司5月15日改用大型客机以满足从雅加达飞新加坡的需求,新加坡政府5月16日派人到雅加达机场协助新加坡人撤离,到5月19日已有2900名新加坡人顺利撤离。[59][60][61]


美国


美国政府长期支持苏哈托独裁政权,后又认定此次事件是种族歧视;联邦政府批准部分华人的避难请求,并接受了这批华人居留。《纽约时报》率先大量报导了排华暴行[62][63],使得此事在全球各地广为传播。同年7月开始,华裔美国人于全美各地展开抗议行动。8月7日和8日达到颠峰,全美13座大城同步举行谴责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抗议行动,近两万名华人群集全美各地印尼使领馆前,要求立即停止排华暴行和严惩凶犯等。8月8日上午,在华盛顿特区的印度尼西亚驻美国大使馆(英语:Embassy of Indonesia, Washington, D.C.)前,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近千名华裔聚集抗议,并向驻印尼的美国官员递交抗议信函。


泰国


同年7月后,泰国首都曼谷的华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印尼暴徒残忍的排华行为。[来源请求]


荷兰


由于局势转差,荷兰皇家空军派出KDC-10空中加油机撤走当地侨民(尤其是仍保有荷籍的华人)[64]。


后续事件


1998年7月23日,由政府部门、武装部队、非政府机构、妇女组织和一些律师联合组成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声称他们将查清雅加达等地发生骚乱的真相,并查出事件的责任人。[65]

1998年11月,事件调查报告公布。当时的哈比比政府在同年12月承认有76起强奸案发生,但否认有人在策划。[66]

2005年11月,声称将于13日重演1998年5月排华暴动的手机短信在印尼雅加达广为流传,但未真正发生。[67]

2007年5月10日,印尼人权人士沈爱玲等撰写的《5月暴乱真相、证据与剖析》出版,该书披露了大量当年事件的一手调查资料,以小时为单位来重现暴乱的实时过程。[68]

2007年5月,印度尼西亚最高检察官亨达尔曼·苏班齐日前表示,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1998年5月发生在印尼的排华事件,揭发更多的真相,最好的方法是以“普通侵犯人权案”处理,而非“严重侵犯人权案”进行处理。[69]

2007年12月6日,印尼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市发生由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排华骚乱事件。[70]

2010年1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诺将涉嫌策划“98排华骚乱”的官员夏弗里·三苏汀由国防部秘书长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引发争议。[71]

参见

红溪惨案

930事件、杀戮演绎

五月茉莉

备注


来自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书《黑色的五月: 印尼暴徒残害华人暴行真相》。[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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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Jiann Hua To (杜建华). Hand-in-Hand, Heart-to-Heart- Qiaowu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DF).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09: 217–224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In May 1998, 1200 OC were killed, dozens of OC women raped, and properties torched as the Suharto regime ended. Beijing was slow to react, and by making only a brief mention in the state controlled media, it did not have to address it a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Those who tried to protest were rendered silent, and any news coverage quickly suppressed.

 冯媛. 〈叙述强暴:突出与遮蔽——媒介如何再现印尼五月骚乱中华人妇女被强暴事件〉. 《睡美人如何醒来》.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 205–225 [1998年]. ISBN 978-7-80195-701-6. 〈二、滞后和视角——大陆传媒的报道和切入点〉大陆传媒对强暴事件的反应总体上是相当滞后的。6月上旬强暴事件被披露出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介都有快速反应,一些国际组织和政界人士也表示了关注和谴责。到7月14日,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首次如此表态:“中方对于印尼华人在骚乱中遭受到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作为印尼的友好邻邦,中国政府希望印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包括华人在内的印尼各族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继续为印尼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这个消息《人民日报》和其他国内媒介没有报道。直到7月29日,《人民日报》终于在第4版刊登《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印尼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同日第6版,还发表了《唐家璇会见印尼外交部长》,谈到“今年5月发生的不幸事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方对此也是很重视的”,但是并没有直接提到强暴事件。《人民日报》报道后,大陆传媒对强暴事件的反应才正式开禁。

 〈印尼暴民排华事件的启示和省思〉. 《星洲日报》. 1998-07-05 [2021-06-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12). 印尼的暴民排华事件让当地华人受尽苦难,外表看来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行为,是清官难审的家务事。有的国家以无权过问为由,对一连串惨剧始终噤若寒蝉。然而纵使外交辞令是如何法理兼顾,无懈可击,却显然有悖人情,而且无法掩盖历史的真相,也推卸不了他们对人道主义的承诺和责任。印尼华人的不幸遭遇,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势衰下的历史悲剧的延续,今天散居在海外的华人就犹如出嫁到远方的女儿,她们当日含泪挥别故乡,在惊悸与不安中踏上异国的土地,那时她们在不由自主之下,对生命与幸福下的一种赌注。今天,眼看着出嫁的女儿因被抢夺和欺凌而伸出她们无助的双手时,作为一个有长远文化渊源并自称维护正义的“娘家”,难道可以在这个时候漠然关上家门吗?我们不能只期待女儿的孝敬和回报,却忘了该对她们付出真诚的关心和祝福。

 CHINA: Beijing Breaks Silence on Racist Attacks in Indonesia. 国际新闻社. 1998年8月19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4-14). Two months later, Beijing seems to have abandoned its public policy of 'non-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编.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The first official reaction of Beijing to the May 1998 riots occurred in late July 1998. However, the first reaction by a PRC official to the incident was on 6 July. Chen Shiqiu, the new Chinese ambassador to Indonesia, visited East Kalimantan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ility of investing in the area, especially in the palm oil business. During his visit, he was asked by Indonesia reporters on his view of the May riots.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编.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He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China was "concerned with the incident" and wanted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investigate the matter thoroughly". He told the reporters that he met B.J. Habibie twice: the first time when Habibie as still vice-president and the second time, when Habibie was president. During the meeting Chen said that he discussed the riots and "hoped that the riots will not recur." Chen clearly stat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 well as the law of the two countries, it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protect its own citizens, including the citizens of Chinese descent. " There was no official protest on the part of Bejing.

 〈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答記者問〉. 《大公报》. 1997-07-30. 北京28日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今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今年五月印尼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有记者问:最近,香港同胞及海外华人对印尼华人妇女在五月骚乱中遭强暴纷纷以不同形式表示义愤,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唐国强答:对印尼骚乱中印尼华人妇女遭强暴和印尼华侨、华人所受遭遇,中国政府一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我们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唐国强说:长期以来,旅居印尼的华侨、华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印尼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使他们能够同印尼各族人民一道安居乐业。妥善和公正地处理印尼华人、华侨问题,也有利于印尼自身的稳定和发展。

 人民日报评论员. 〈印尼華人的合法權益應得到保護〉. 《人民日报》. 1998年8月3日.

 〈中國民運 - 1998年8月份新聞摘要〉.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1998年8月31日 [2013年10月9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年10月12日).

 Teresa Poole. Peking students take to the streets. Independent. 1998-08-18 [2019-05-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9).

 Chronology for Chinese in Indonesia. Minorities at Risk Project. 2004 [2013-1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12).(英文)

 Daojiong Zha (查道炯). "China and the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exploring the issues" (PDF). The Pacific Review. 2000, (Vol. 13 No. 4): 557–575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Beginning in August through November, China made a series of public pronouncements to express its displeasure with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over the latter's handling of the May riots. Also in August, China agreed to sell 50,000 tons of rice to Indonesia and provided Indonesia with a $3 million grant of medicines and pharmaceuticals. It also went ahead to execute a $200 million economic loan package – agreed in April 1998 – to Indonesia. In November, a Chinese trade delegation visited Jakarta, on schedule, to discuss Chinese investment projects in Indonesia.

 "Aid: RI negotiating rice from IDB". Antara. 1998-08-06.

 "China grants US$3 million in medical aid". Antara. 1998-08-15.

 "China, RI sign barter deal to boost two-way trade". The Jakarta Post. 1998-11-26.

 徐宝康. 〈江澤民會見印尼總統哈比比(附圖片)〉. 《人民日报》. 1998-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1). 本报吉隆坡11月17日电 记者 徐宝康报道: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在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会见了正在吉隆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哈比比。江主席再次祝贺哈比比就任总统,并对他重视并积极推动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表示赞赏。江主席说,印尼是中国的友好近邻,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尽管印尼国内形势今年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国政府致力于巩固和加强中国和印尼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决心没有变化。中国和印尼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建设,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繁荣和稳定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哈比比感谢中国在自身也遇到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仍向印尼提供了珍贵的援助。他说,患难之交才体现出真正的友谊,印尼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谈到今年5月印尼骚乱中发生的不幸事件时,江主席说,印尼华人加入印尼国籍后,已经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印尼公民,其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他们应像普通印尼公民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和权利。他说,我们注意到阁下本人和印尼政府多次表示要保障华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中国在华人、华侨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相信总统阁下和印尼政府能够理解中国人民的感受和关注。我们认为,妥善处理好华人问题不仅有利于印尼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我们两大邻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哈比比说,印尼华人都是印尼人,是多民族的印尼大家庭中的一员。印尼政府认为,5月发生的事件是一种犯罪行为,决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印尼将根据法律进行严肃处理。

 "Jiang: China will never use overseas Chinese to seek gain.". Xinhua English Newswire. 1998-11-18.

 Daojiong Zha (查道炯). "China and the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exploring the issues" (PDF). The Pacific Review. 2000, (Vol. 13 No. 4): 557–575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In November China's diplomatic action culminated when President Jiang Zemin raised the suffering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in the May riots with Indonesian President B. J. Habibie at the China–ASEAN dialogue meeting in Kuala Lumpur. Jiang further made a point by speaking to a group of Indonesian business leaders and repeated the pledge that China would "never try to use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living in Indonesia to seek political or economic gain there". Thereafter, the issue of the May riots disappeared from China's news media.

 Jemma Purdey.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96 - 99.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2013-10-08]. ISBN 978-0-8248-3057-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13).

 《中国时报》1998.05.14 - 外交部:不到撤侨时刻

 《中国时报》1998年5月15日 - 陆宝荪:仅五、六家台商被波及

 《中国时报》1998.05.15 - 萧万长指示仅速应变保侨。《中时晚报》1998.05.16 - 我代表处停休 驻守机场协助台商。《中时晚报》1998.05.16 - 国军备营舍 供侨胞暂居。《中时晚报》1998.05.16 - 雅加达苦等撤侨班机 台商自嘲是孤儿。《中时晚报》1998.05.16 - 5架C130军机、舰队待命驰援。《中国时报》1998.05.16 - 首班撤侨专机抵台 持续加开班机。《中国时报》1998.05.16 - 首批专机撤侨 今午接回数百人

 印尼歸僑痛批政府效率. 《中国时报》. 1998年5月16日 [2013年7月17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年10月6日).

 《中时晚报》1998.05.17 - 两日紧急输运 载回千名侨民。《中国时报》1998.05.17 - 归国路坎坷迢遥 只能自力救济。《中时晚报》1998.05.17 - 运侨班机排定 想回来的国人都能回来。《中时晚报》1998.05.18 - 华航往印尼加班机 只接回138人。《中时晚报》1998.05.19 - 我军机军舰已赴某国(新加坡)待命接侨。《中国时报》1998.05.19 - 兵荒马乱 撤侨为何要有机票。《中时晚报》1998.05.19 - <因应印尼动乱>我在雅加达设3紧急避难所。《中国时报》1998.05.19 - 落难之时 为何还分台商华侨 。《中时晚报》1998.05.19 - 台商无助 声声怨 。《中时晚报》1998.05.20 - 长荣往印尼包机 下午启程。《中国时报》1998.05.21 - 空军两架运输机抵星待命(迄至五月二十日为止,尚有近千名台商滞留在印尼)。《中时晚报》1998.05.21 - <苏哈托下台>我吁哈比比保障台商侨民权益(动乱告一段落)

 胡志強:印尼表達希望我勿撤資撤僑. 《中国时报》. 1998年5月17日 [2013年10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年10月12日).

 联合早报 (Lianhe Zaobao), 15 May 1998. . 改用大型客机满足乘客要求 从雅加达飞回我国新航班机全部爆满 [2014-04-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19).

 联合早报 (Lianhe Zaobao), 16 May 1998. . 派人员到雅加达机场设法取得机位 我大使馆尽力助国人离印 [2014-04-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19).

 联合早报 (Lianhe Zaobao), 19 May 1998. . 外交部继续派人在雅加达机场协助 2900新加坡人顺利回国 [2014-04-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19).

 Landler, Mark. UNREST IN INDONESIA: THE CHINESE; The Target Of Violence In a Time Of Wrath. 《纽约时报》. 1998-05-16 [2020-09-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02).

 Landler, Mark. UNREST IN INDONESIA: THE OVERVIEW; Indonesian Capital Engulfed by Rioting. 《纽约时报》. 1998-05-15 [2020-09-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5-28).

 Evaluatie project KDC-10. Ministerie van Defensie. 1999-07-01 [2014-01-05] (荷兰语).

 1998年8月30日 印尼表示要查清5月排华骚乱. [2013年3月6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年10月4日).

 印尼将重新调查排华暴乱. 新浪-华声报. 2000-01-17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印尼反华短信称将重演1998年5月排华暴动. 新浪-中国新闻网. 2005-11-14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9年调查毫无结果 印尼1998年排华暴乱成无头案. 人民网-世界新闻报. 2007-05-24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印尼将以普通侵犯案处理1998年排华事件. 新浪-东方早报. 2007-05-18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印尼新排华骚乱事件始末 借口华人参政发泄不满. 新浪-新华网. 2007-12-14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印尼总统提拔涉嫌策划“98排华骚乱”官员惹争议. 环球网. 2010-01-18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6-10).

外部链接

新闻档案:印尼1998年“513”排华纪实

印尼将以普通侵权案处理1998排华事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排华”骚乱已过10年 真相在印尼仍受质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时报》印尼暴动特别报导


谢选骏指出:连续排华的历史事件表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立足于种族灭绝的黄色纳粹国家。而共产党就是穆斯林暴行的淫媒。


《1969年马来半岛排华,1200人惨遭罹难,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2020-10-19 历史侦查处)报道:


1969年爆发的马来西亚排华浪潮,是东南亚华人历史上的一桩惨案,在这场惨案中,造成1200人惨遭罹难,大量尸体被烧焦,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等等人间惨剧。


惨案发生后,马来西亚出台了马来人至上的“新经济政策”,华人沦为了马来西亚的“二等公民”,大批侨民纷纷逃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经济自此一蹶不振……


50多年间过去了,但这场炼狱般的恐怖回忆不仅让马来西亚坠入了万丈深渊,更是在华人华侨脑海深处深深烙下了永远无法释怀的噩梦,处长就给大家讲讲当年那段劫后余生的往事吧。


1969年,马来西亚按照惯例举行了第三次大选,可就在这次大选中,反对派以50.9%的得票率首次击败了长期执政的巫统(一个党派),照此形势下去,执政的巫统就不得不拍屁股走人,从此远离开权力的中枢了,显然这不是巫统愿意看到的结果。


于是,巫统为了打击反对派,另辟蹊径地选择了以民族主义思潮为突破口,打算拿华人开刀将反对党踩在脚底下,以此来抬高巫族的身价,建立所谓的“巫人统治”。


当时的马来西亚巫族(马来族)占总人口的53% ,华族占37% ,印族占10% ,而与此总人口占比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首都吉隆坡约有45万人口,但华族占却占比高达惊人的55% ,也就是说吉隆坡几乎完全淹没在了华人的汪洋大海中。


而此时的反对派支持者主要是华人,华人移居马来半岛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汉代开始就有部分华人通过海贸移居到了马来半岛上,唐宋元明清时华人陆陆续续逐渐迁徙了过来,但彼时的华人依旧没有成为岛上的主要居民,直到鸦片战争后,大量华人下南洋在马来半岛上从事着诸如矿工、种植和经商等活动。


由于华人头脑灵活且具有刻苦耐劳的精神,相较于当地土著好吃懒做等特点,华人无疑有着先天性的优势,很快,华人经过几代人的打拼逐渐在马来半岛上站稳了脚跟,并通过勤勤恳恳的辛劳掌握了马来半岛上的经济命脉。


华人虽然富有,可对政治并没有太高的敏感度,他们不热衷于参与政治,更别提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代表自己利益的当地政治势力,这就使得华人变成了类似于犹太人一样的案板上肉,处境非常危险。


正是由于华人控制着马来半岛主要经济命脉,且反对派的支持者以华人居多,拿华人开刀就意味着给反对党来了招釜底抽薪,让反对派失去支持的群众基础,这样反对派就无法威胁到长期执政的巫统的地位了。


另外一方面,华人由于长期掌控着马来半岛当地的经济,富裕的华人与贫穷的当地土著形成了较大反差,让土著们心里掀起了一股“仇富”的心理,巫统如果将他们“祭旗”,不仅可以给反对党以致命的打击,还能宣泄长期以来土著对华人的不满,且在1965年的印尼排华中(详见《1998年印尼排华,5000名妇女惨遭蹂躏,女性下体插有木棍》),印尼的做法无疑又给他们树立了榜样,因此,综合种种因素,巫统开始将寒光闪闪的屠刀对准了当地的华人。


1969年5月4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支持反对派的华人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支持巫统的马来族民众也上街游行,两派针锋相对爆发了冲突,大量华人平民无辜被杀,很快,暴乱蔓延开来,一场全国性的针对华人惨案开始了。


据后来幸存者回忆称:“暴乱发生时,街头浓烟滚滚,大量华人房屋、商品全部付之一炬,华人罹难后被烧成焦的尸体散落在大街小巷各个角落,在这些焦尸中,有一具焦尸令人震骇万分:那具焦尸是个怀孕妇女,只见她肚子被人剖开,裸露在外面成型的婴孩尸体,伴随着母体一道化为了焦炭……”


而据当年参与暴行的土著忏悔地讲述:“一对姐妹花在电影院观影时,暴徒们突然冲了进来四处放火,姐妹花惊慌失措冲进了暴徒聚集的地方,很快,那些暴徒围住了姐妹花将她们拖入了隔壁小房间,七八个男子轮流蹂躏,事后,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胸口鲜血喷涌……”


然而,暴行远未就此结束,排华骚乱发生的当天,马来西亚高层宣布全国戒严,并调集了2000名军人及3600名警察维持治安。


但让人费解的是,这些所谓维持秩序的军警全部都是马来族,他们赶到骚乱现场后并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暴乱的蔓延,反倒反倒四处开枪,当时就有大量华人伤亡者身体中弹,而普通马来人并没有枪,开枪的只能是马来军警。


可骚乱平息后,马来官方则宣称这场暴乱不过是种族之间发生的暴行,吉隆坡当地华人却回忆:


“巫统支持者聚集在雪兰莪州州务大臣哈伦的官邸,这是一个支持马来人至上的激进分子。游行从那里出发,许多人挥舞着大刀和其他武器,将这场反击游行当成对华人挑战马来人至上的“一点教训”。不久,群众开始攻击驾车路过的华人,并纵火焚烧华人住宅和商店……”


从以上华人的回忆中不难判断,这起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种族间的骚乱”的问题,实则是巫统支持下的排华暴行。


在这场持续半个多月的暴行中,马来西亚官方事后公布的调查数据认为,华人死亡39人,受伤114人,但当地华人民间团体调查后却认为至少有1200名华人在暴行中惨遭罹难。


“五一三”排华风波过后,巫统党顺理成章地再度坐上了马来西亚执政的宝座,并于次年颁布实施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使得华人降格成了“二等公民,比如说,限制华人购买房屋;减少华人成为公务员的数量;华人的公司一律需要马来人成为大股东;大学中马来人录取的数量必须要超过华人等等。


由于该政策的不合理,致使华人纷纷开始逃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经济也因此一落千丈,而根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倘若依旧照此趋势延续下去,马来西亚华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将比1957年的华人占比降低一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马来西亚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必然会坠入万丈悬崖。


谢选骏指出:印度尼西亚固然是一个立足于种族灭绝的黄色纳粹国家。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马来西亚大同小异,也是一个充满了黑暗历史的地方;而且至今禁止华人参与国家事务,只能享受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待遇。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如此变态,因为它们都是万恶的“伊斯兰国”。


谢选骏:香港废垃类似大陆废垃和台湾废垃



《香港内地生声援中国抗议 面对本土质疑称“我们的苦难是相通的”》(BBC 2022年11月30日)报道:


香港中环附近的声援活动。


“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香港中文大学读本科的王牧之(化名)说。她周一(11月28日)晚在校园里声援中国反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议之前,已经将个人身份信息留给了信任的朋友,万一被捕,好有人第一时间知道。


自2019年香港发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大规模抗议遭到打压后,少有见到街头抗争的画面。近日,在针对严格封控措施的抗议蔓延中国多个城市之后,与大陆一河之隔的香港也出现了声援活动。


与此前香港民间社会运动不同的是,在这些声援中,不少大陆人冒险站出来。


而另一方面,有关是否出来支援的讨论在香港本地论坛上引发争论,一些人表示迟疑。 “隔岸观火是最好的处理手法”,一则帖子写道。


反封控示威的“白纸革命”能否为结束“清零”找到出路?


30多年前北京爆发学运时,香港是重要的支援地,数百万人上街声援。而如今,《香港国安法》在这里实施,社会运动领袖流亡,民间组织解散,类似当年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BBC中文说,一些香港人此次表现出的冷漠并不意味着不关心中国大陆的事务,而是在2019年后官方采取强硬政策,在很多人受伤、入狱的情况下,“越来越感到唇亡齿寒”。


他用“无力、无奈、无助、无望”来形容香港人的心态,“经历了这么多,努力了这么多,还是冥顽不灵,令大家在政策高压的情况下感到疲倦”。


上周末,许多中国民众在街边点燃蜡烛,悼念11月24日在乌鲁木齐火灾中丧生的人。他们把怒火指向当局严格的新冠封控措施,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活”的口号。抗议在多个城市蔓延,甚至罕见地出现“共产党下台”“不要独裁要民主”等有关政治诉求的口号。


本周接连几天,伦敦、墨尔本、纽约等地也举办悼念活动。香港也不例外。不过,不少人对支援大陆的抗议表示质疑。


在知名网络论坛“连登”上,一条标题为“香港人无需connect(连接)大陆人,但要借机重启抗争”的帖子在发布后5分钟已获得300多击量。


一则留言写道,“香港人因为不满共匪压逼而出来,大陆人因为困住太久无法出门、没有饭吃才出来,从出发点上来看已经不知道为何要帮”。


香港本土派社运人士陈泽滔在Facebook上发帖称,“在香港可以做的事情很少,不过比在家喊句日本队加油要好一点。”不过他说,“无法接受站在共产党一边讲一些冷嘲热讽的话。”


中国多地爆发反封控抗议,“身份问题没那么重要”

面对讽刺的话,参与声援的香港中大学生王牧之对BBC中文说,“不去就不去,在这里大喊‘不关我的事’,要全世界都知道挺傻的。”


她在2019年香港抗议时曾参与过几次和平示威活动。但因在大陆出生,被贴上“小粉红”的标签,让她觉得似乎背负上一种原罪,入学后不断跟同学辩解,自己是从美国来的国际生,不是大陆生。她因此理解一些香港人的冷漠,“在他们看来,那是邻居有事,跟我没有关系,因为看了太多的荒谬。”


伦敦集会声援中国反封控抗议,悼念乌鲁木齐大火受难者


在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运动中,不少大陆网民曾报以“看客”的心态指责香港抗议运动,令很多示威者不满。


流亡伦敦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社运人士罗冠聪在Facebook上发帖称,“很多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上愈走愈远,没有‘血浓于水’的感觉,甚至讨厌2019年时中国国内普遍网民对香港的冷言冷语氛围,自然也认为今次示威,也没有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吧。”


不过,他依然认为应该理解并支持大陆的抗议。 “示威背后所盛载的诉求,固然愈直指权力核心愈好;但退后一万步,即使是‘非政治化’的‘要求解封’,也是直接削弱了北京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政治权威,至少会令北京在若干层面上自相矛盾,也令‘顺民’不那么‘羊群’。”


对于王牧之来说,这次站出来声援,“身份问题没有那么重要”。她身边许多香港同学也对乌鲁木齐火灾一事非常愤怒,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抗议的支持。有人收集抗争标语、有人帮忙沟通,还有人连夜做了一个小册子,集结抗议人士的文章。


“在2019年参与越深的人,反而越能理解这次大陆的抗争,因为他们知道,不是所有大陆人都是粉红”,王牧之说。


“中港两地弥合伤痕的时机”


11月29日,在香港的大陆学生在香港大学校园举起白纸,表达对抗议的支持。


香港大学本科生松江(化名)也有类似看法。他周二晚与同学一起在校园举起白纸,表达对抗议的支持。


“极端本土主义或极端排外的言论在哪里都有,这是人类的弱点,并不是香港人的错,”松江对BBC中文说。


他知道有些大陆人来香港后也加入了本土排外的思潮。 “我不想把它跟出身联系在一起,这只是个人在思想上的选择”。他很欣慰地看到,周二晚许多香港本地学生加入他们的队伍,并主动邀请更多同学加入。


“这是一个团结的时刻,是中港两地弥合伤痕的时机”,他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对BBC中文说,虽然这次一些地方出现“习近平下台”等政治化口号,但相对于结束严格封关政策的诉求来说,仍是少数。而在香港,管制疫情的措施接近西方,近期更放宽出入境管制,因此令许多香港人感受不到大陆民众切身受害的原因。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认为,香港的防疫措施始终无法摆脱大陆严防死守的政策,一方面死守与大陆通关的关卡,另一方面拖延与国外通关,“要看北京的脸色行动”,这也是令一些香港人觉得无望的原因。


在周二晚港大校园活动中,能够见到许多保安在四周监察。不过整体氛围平静,没有发生冲突或有学生被捕。


不过松江认为,2019年前,香港的社会运动不会聚集北京政权,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北京。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理解到,不论是中国内地人还是香港人,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个利维坦(比喻强权)。”


“我们的苦难是相通的,”他说,“无论如何,香港需要面对和处理北京政权,香港民众也需要处理与北方14亿人的关系”。


在周二晚的校园活动中,能够见到许多保安在四周监察。不过整体氛围平静,没有发生冲突或有学生被捕。这让松江觉得,“‘一国两制’在香港依然在实行,香港的空间仍然比大陆多”。


“如果香港人能够了解这样的情况,大家一些来做事情,不要那么早放弃,还是有空间的”,他说。


烏魯木齊火災引發中國五天的反新冠封控抗議


2022年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公寓火災造成10人死亡,9人受傷。


2022年11月25日: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有消防車被新冠防疫用圍欄阻擋而延誤救火,當地官員在新聞發佈會上指造成傷亡原因之一是「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引發眾怒。 另一些視頻顯示,烏魯木齊市有民眾走上街頭與警員對峙,推倒防疫用圍欄,並高呼要求解封。


2022年11月26日:上海等多個城市出現反對新冠防疫封控措施的抗議。多個城市民眾走上街頭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者。 南京傳媒學院有數百名學生在校園集會,手舉空白紙張表達對當局噤聲的抗議。 全國各地包括清華和復旦在內的多個高校亦先後出現類似抗議活動。


2022年11月27日: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民眾連夜抗議,期間有人高喊口號要求習近平下台。BBC記者埃德· 勞倫斯(Ed Lawrence)在上海拍攝抗議人群期間被中國警察毆打並短暫拘留。有社交媒體照片顯示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路牌被拆除。北京、西安、成都等多個城市在同日均有抗議活動。


2022年11月28日:烏魯木齊中路兩旁架設起了路障,在場員警要求路過拍照的民眾刪除手機照片。香港、台灣及倫敦等地均有學生舉行集會,聲援中國在內反對新冠防疫封控政策的抗議。


谢选骏指出:香港废垃类似大陆废垃——“你们不支持我们的正义,我们就不支持你们的正义!”因为废垃都不信上帝,只相信自己的蝇头微利。


《驱动中国反“清零”抗议示威的年轻一代》(毛远扬(Frances Mao)BBC记者)报道:2022年12月2日


中国年轻人在一个压制异见的国家里长大,现在他们正开始发声。


上周末的中国,新一代涌现了;当中的很多人是人生里第一次参加公开抗议。


他们上街要求解除已经实施近三年的新冠清零防疫政策。


在上海,抗议者一开始很安静。他们是聚集起来悼念新疆乌鲁木齐一场公寓火灾中的受害者。很多人相信,是新冠防疫措施令一些人无法在火灾中逃生。


在大量警力在场之下,他们进行了悼念。他们在抗议中手举白纸,放下花束,一直保持着安静。


然后,一些人开始高喊:“自由!我们要自由!解封!”


随着夜色渐沉,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胆。至当地时间周日凌晨3点(格林尼治时间周六19:00),他们高喊:“习近平,下台!习近平,下台!”


一名20岁出头的参与者说,他是在家里听见人群的声音才跑上街的。


“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很多人都很愤怒,但是没有一个人上过街抗议,”他向BBC表示。


他带上了相机,来记录这个他觉得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看到很多人——警察、学生、老人、外国人。他们各自意见不同,但是至少能够说出来。”


“这样的集会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对我会是一种珍贵记忆。”


人群边的一名年轻女子表示,她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但同时也是稍纵即逝的时刻。“我这辈子都没在中国见过这样的事情,”她告诉BBC说。


“我感觉是一种释放。我们终于能够走到一起——去说一些我们很久以前就想说的东西。”


她说,新冠清零防疫政策偷走了他们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她的同辈人很多没有了收入和生计,也失去了教育和旅行的机会。有时候一封锁就持续好几个月,他们要和家人分离,也不得不延迟或者取消一些人生计划。


他们感到“愤怒、悲伤、无助”——一种炼狱般的状态。


那一个周末,全国多个大城市都能听到相似的呼唤。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学生们受到网上看到的示威启发,也聚集起来了。


一段现在已经被广泛传开的视频显示,一个女生对着扩音喇叭快速而略带胆怯地说着话。她话语间不时崩溃落泪,但是人群却为她鼓劲。“加油!不要害怕!”他们说。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抹黑就不敢发声,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她声音嘶哑地说,“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会后悔一辈子。”


精明还是天真?


对于年纪稍大的旁观者而言,这种政治示威是数十年未见的景象。它激起了对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记忆,当时的运动也是由学生领导,呼唤一个更自由的中国。但是一些人说,这一个世代的热忱来自于他们不了解过去抗议的结局是一场血腥镇压。


“年轻的理想主义——没有伤痛记忆的包袱而无所畏惧——令年轻人走上街头争取他们的权利,”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


另一些观点则认为,这样其实是低估了这些抗议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政治学者宋文笛表示,他们的年轻和他们对中国体系和规则的了解显得不太相称。他对他们的“精明策略”感到惊讶。他说,今天的年轻抗议者“是中国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他们知道红线。他们试图在不逾越的前提下挑战极限,”他说。


上海的抗议者高呼要求习近平下台,但是在其他几乎所有的集会中,示威者都收敛了他们担心会过分政治化的诉求。


白纸成为了他们使用的象征——以此避免有任何可以被定罪的字句或图案。当警察叫他们停止呼吁结束清零政策时,他们以反讽的方式回应,转而高呼更多的检测和更多的限制。


“看看他们是如何深思熟虑和先发制人地将中国政府可以对他们作出的指控减到最小。”宋文笛说。


抗议者对于那些颠覆他们诉求的声音也有所警觉。


在北京,当有人警告说有“外国势力”的时候,他就被其他人大声嘲笑:“外国势力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斯大林?还是列宁?”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定义为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


上海的抗议升级成冲突,一些人被捕。


北京的抗议民众进一步追问:“是外国势力在新疆放火吗?是外国势力让贵州的转运车翻车吗?”


“是外国势力让所有人今晚来到这里吗?”人群中的一名男子喊到。人群则大声回应:“不是!”


“自由派民族主义者”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中国年轻一代大体上对于自己的前景是满意的。


“我不能去全世界旅行,不能见我的家人,”在上海带着相机上街的那个年轻男子说。他向BBC表示,担心身患癌症的母亲,她自己待在广州。广州当地官员在周三(11月30日)解除了大多数区域的新冠限制措施。


“我真的很想见她。我现在已经很久没见她了,摸不到她的脸,也没有跟她吃饭,”他说,“我希望这种封控政策能够尽快解除。”


BBC之后获悉,他在当天稍后被拘留了。


很多接受BBC访问或者曾在网上视频出现的人都说,希望看见自己的国家进步。


在抗议中,人群一次次唱起中国国歌——特别是副歌当中呼唤人们保卫国家的一句“起来!起来!起来!”


宋文笛说,这一代特别不同的是,他们在中国崛起的时代之下长大,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


他将他们中的很多人标签为“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这些体系怀有强烈信仰,以至于当它失效时,他们要求问责。


“情绪可以非常迅速地从亲政府转变为反建制。”他说。


但是,仍然有一种集体性的渴望,去证明他们的抗议是合理,并且是合法的。


在清华校园的视频里,在演讲者提及抗议有可能被麻烦制造者利用而有所担忧时,人群高呼“这里没有人违法!”


一名男子的声音说:“如果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我们就输了。”


“我们做这个没有经验……但是我们会慢慢搞清楚。”


谢选骏指出:小粉红死到临头开始乞讨民主自由了,白纸革命送终僵尸主席江泽民。大陆废垃类似香港废垃——台湾废垃也不遑多让。这些呆胞一面到大陆开设血汗工厂,一面要中共保障他们的权益;一面说支持大陆民主,一面却拒绝大陆难民;一面自封为中华民国,一面要台湾独立。

谢选骏:黑社会火烧江泽民



《江泽民火化:千名黑衣人涌八宝山送行,现场曝光》(2022-12-04 三立新闻网)报道:


▲上百台大巴士载著中共党员前往八宝山殡仪馆。(图/翻摄自微博)


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因白血病及多重器官衰竭,于11月30日病逝,享耆寿96岁。今(5)日,江泽民遗体被送去八宝山殡仪馆火化,中共针对复兴路、石景山路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北京市公安局3日发出一则公告,内容指出为保障“专项活动”进行顺利,将根据法规于5日0时至活动结束,针对复兴路、石景山路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有港媒指出,公告中的“专项活动”应为江泽民火化活动,届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等人,将会到医院送江泽民最后一程。


尽管中国官媒无公开证实该公告中的“专项活动”是送江泽民出殡火化的仪式,不过,北京复兴路是解放军三○一总医院的所在处,当地正是江泽民灵柩的停放处,石景山路则是通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必经之路。


据悉,今日八宝山附近的道路全部封闭,上百台大巴士开往八宝山殡仪馆方向,由于车辆太多,无法消化导致附近交通壅塞,现场也有约千名穿著黑衣的中共党员,左胸佩带白花,依序在旁排队,徒步前往火化会场。


江泽民火化:千名黑衣人涌八宝山送行,现场曝光


中共为悼念江泽民,预计12月6日上午追悼大会默哀期间,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停止交易3分钟,包括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黄金市场均暂停。


网民嚎叫:mwzqjw 今天 01:06

以前都是自愿前往,现在变成赶着前往!这也是一种进步!

sometimes 2022年12月04日 21:16

草木皆兵与人民为敌


谢选骏指出:“千名黑衣人涌八宝山送行”——多像港台黑社会的景象啊!中国终于统一在望了!


《江泽民今火化 习近平率上千中共党员着黑外套送行》(镜新闻 2022-12-05)报道:


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的遗体在今天(5日)早上,送到北京八宝山火葬场进行火化,北京部分路段,从早上六点半就开始交通管制。


从空拍画面可看到,北京八宝山火葬场外,有上百台的大巴士依序进入,现场约上千人统一穿着黑外套,左胸配戴白花排队,据了解,送行队伍都是中共党员,江泽民的火葬仪式不对外公开。


中国官媒公布的只有明天(6日)上午10点,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追悼大会,明天早上中国的证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都会暂停3分钟,全中国和中国在全球的外馆,也会降半旗致哀。


江泽民遗体今火化 “黑衣人”涌入八宝山周边交管封路


大陆前领导人、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30日因白血病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抢救无效逝世,享耆寿96岁;遗体在1日运抵北京后,今(5)日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火化。从民众提供的照片可见,路上有数台载着中共党员的大巴士,也有众多党员身穿黑外套排队,推断是来送江泽民最后一程。


北京市公安局3日晚间发起”专项活动”,自今(5)日上午6时30分起,对复兴路、石景山路至上庄大街南口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除持有专项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禁止车辆停放。


《星岛网》报导,今(5)日清晨八宝山一带沿路进行交通管制,有大批警车进驻,戒备森严,专项活动内容虽未公告,但北京复兴路是解放军301总医院所在地,石景山路是通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必经之路,上庄大街则通往八宝山殡仪馆。依封锁路线来看,应是江泽民出殡,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


据八宝山附近居民于微博上传的照片可见,附近周边道路交通拥堵,车辆全都堵在路上,巴士后则全是黑衣人,据悉全是中共党员。


江泽民的丧礼比照中共元老邓小平25年前过世的规格办理,预计今(5)日上午,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及一些退休元老,将到301医院南楼小礼堂,在江泽民遗体前肃立,三鞠躬,慰问家属,之后遗体就将送往公墓火化。


“江泽民治丧委员会”也公告,江泽民的追悼大会将于6日上午举行,追悼期间,大陆全国和驻外使领事馆及其他驻外机构降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天。大会默哀时,全大陆民众默哀3分钟,一切有汽笛的地方鸣笛3分钟,防空警报鸣响3分钟,证券期货市场、银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也将临时停市3分钟。


网民嚎叫:


zoom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9:13:13

张老九,你愿意承认你的基因、或者你全家的基因都被这种文化深入了没问题,别代表其他人。!!!!!!!!!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6:30 帝率满朝文武出席太上皇的葬礼,体现中华文明传统的礼仪。我们海外华人,都很动容。老祖宗搞的礼,是中华文化的基础,深入每个华人的基因。

zoom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9:11:00

包子爹的死,包子都没这么上心,毕竟现在的皇位不是包子的爹给的,而是由蛤蟆和胡哥给的。别看包子现在这么孝,如果江在20大上敢有什么不同意见,照样被包子掐出去。对包子来说,死了的前任是最好的前任。

citybiker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41:10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6:30

帝率满朝文武出席太上皇的葬礼,体现中华文明传统的礼仪。我们海外华人,都很动容。老祖宗搞的礼,是中华文化的基础,深入每个华人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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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你就能代表海外华人了,你就一只翻墙狗,滚!

田丁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39:49

哪里见过,先火化,然后开追悼会的?

不要把同事当朋友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32:02

小学生暗自得意:又铲除了一个碍手碍脚的老鬼。

老头衫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09:37

全世界最大黑社会,谁敢不服,马上人间蒸发

总是糊涂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07:13

不管喜欢不喜欢,事实上排名是毛华胡赵江胡习,邓只是三朝摄政王。

gdx2015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02:36

虚情假意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59:24

江山没了。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50:47

5840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9:00

张老酒也承认这是帝葬太上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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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酒是太监,太监是没祖宗的。所以总把皇帝当祖宗,皇帝就是马列洋垃圾的弟子也行。

5840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9:00

张老酒也承认这是帝葬太上皇了?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8:11

烏魯木齊大火也沒看他這樣。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5:00

BMF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32:00

蛤总不做成腊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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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自己要做成腊肉,其他统统BBQ!

WXY好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25:00

山口组就这样

cowboy62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16:00

预测一下,下一位是啥?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41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宗……..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02:07

无论主人的死亡人数再多,总不敌公仆团伙领导人的葬礼,隆重的多。

三颗牙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02:00

这就是黑社会了

蓝金黄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54:00

漏了胡哀帝,赵怜帝

BMF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32:00

蛤总不做成腊肉么?

hombr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28:10

劳民伤财。

ZJNB0507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11:00

可惜不是你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09:00

总有一天等到你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08:00

规格再高,只是斧头帮的事,跟人民没关系。当年十里长街送周总理,那才是真正的举国哀悼

yshen05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50:47

可惜不是他

mcsquar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49:00

希特勒大帝很生气:为什么我就没有受到这样的哀悼?哈哈哈。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8:16

毛高祖,邓摄政王,江文帝,胡景帝,习武帝。是历史重复的最好证明。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6:30

帝率满朝文武出席太上皇的葬礼,体现中华文明传统的礼仪。我们海外华人,都很动容。老祖宗搞的礼,是中华文化的基础,深入每个华人的基因。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2:37

可惜不是你。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47:00

黑帮啊

老黄123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33:53

书记总结的对。这个必须要写进历史,中国现代封建德俄共产王朝序。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41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宗。

Tulanian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26:38

嘿嘿,胡锦涛同志也在列!狗粮轮子湾湾骗子继续鬼哭狼嚎意淫编……?!

雅戈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05:00

先办丧,再抓人。折腾吧,不干一件正经事

unanimous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3:59:19

新疆火灾死去的44人,应该厚葬, 江泽民何德何能?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57:00

皇三世出殡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44:14

不得要领。为了抑平由粗暴对待胡锦涛产生的愤怒而隆重江泽民的丧礼,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认可江泽民的治国体系。否则去纪念一个没有贡献的人干嘛?然而江泽民的精髓是闷声发大财的商品经济和整体宽松的政治环境,它会给共同致富的集权政策带来混乱。作茧自缚。

henry008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43:01

蛤蟆升天。

WXY好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39:00

像极了山口组!

Bravehearts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24:09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0-28 00:28:47

我谁都不认识,也不了解什么内幕。但家庭原因,知道共产党是如何选拔干部的,这个程序和制度比较了解。

US_Lion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22:25

应该水葬,火化是对江主席的极大侮辱。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41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宗。

来梦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00

真正的黑社会,谁敢不服?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7:42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


谢选骏指出:黑社会火烧江泽民!不服就是刺刀见红——让人人胸口都带上日本鬼子的膏药旗!就像1989年顶着江泽民上位的六四大屠杀!

谢选骏:西太后就是邓小平的先行者



《中国的繁荣归功于慈禧太后?》(KEITH BRADSHER 2013年10月31日)报道:


过去30年,中国快速超越了印度和几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引发了一个难以回答且充满政治意味的问题:是谁为邓小平从1978年到1997年去世期间扶植起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毛泽东。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大规模的屠杀、酷刑和持续的经济管理不善,有鉴于此,国外甚或国内所做的学术评估日益谴责毛泽东的遗留影响。

这又引发了人们的探寻,探寻中国重新崛起为军事和政治力量日益增强的经济强国的局面应归功于谁。言辞最犀利的毛泽东传记作者之一、畅销书《鸿》(Wild Swans)的作者张戎在她的新书中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慈禧。从1861年到1908年慈禧离世的这段时间里,她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

张戎可以广泛接触保存在北京的慈禧史料,而国外的传记作家是接触不到这些史料的。借助这些史料,她笔下的慈禧不同于共产党和其他批评人士长期以来的描述,既不是残忍的暴君,也不是容易受人摆布的统治者。根据张戎的新书《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慈禧手握重权,意志坚定,其治下的大部分现代化项目都应归功于她,只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慈禧太后受到了一些人的阻挠,这些人有时是外国势力收买的爪牙。

张戎认为,尽管最初反对,但慈禧后来还是批准修建了北京到武汉的中国首条铁路干线。此外,她奋力抵抗日本和其他外国势力,保护新闻自由,在最后的日子里甚至试图赋予几百万中国男性投票权。

张戎的这本书如此赞扬慈禧,一些历史学家感到难以深信。周三,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发表演讲和回答问题时,张戎辩称自己的作品持论公允,同时也承认她“确实产生了对慈禧的同情”。

“我详细记录了慈禧的每一次诛杀,有些甚至连官方宣传都没有提,”她说,“我所做的,就是提供她做这些事情的背景和原因。”张戎说,“走进传主的内心是传记作者的工作,我是说,那是我的工作,我觉得自己走进了毛泽东和慈禧的内心。”

首尔的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中国研究副教授鲁乐汉(John Delury)专攻清史研究,他说他一直在翘首期盼这本书,因为张戎可以大量获取中国的资料。

不过,鲁乐汉说,由于大部分章节都以对慈禧的盛赞收尾,他担心这些文献资料未必得到了客观的评估。他说,“作为一名读者,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因为每件事都是对”慈禧的行为“尽可能好的”诠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本后修正派传记,一本非常学术化、非常严谨的传记。”

本周,《纽约时报》刊登了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为张戎的书撰写的书评,其总体评价是正面的。夏伟和鲁乐汉最近合著了一本书,书名是《富强:中国通往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书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慈禧太后的,对慈禧的统治作出了审慎赞许的诠释。

张戎跟随了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的脚步,近些年,这些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之前,俄国是欧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于1959年夺权之前,古巴是拉丁美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拥有该地区最好的医疗体制。

另有几名作者也已开始对慈禧作出颇为赞许的诠释,尤为突出的是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1992年出版的书籍《龙夫人:慈禧的故事》(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中所刻画的慈禧。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对慈禧和其他一些清廷人物给予了更富同情的诠释,这些人在19世纪末拒绝了外界那些更为激进的改革呼吁。不过,张戎在周三表示,自毛泽东传记在国际上大获成功之后,她在北京意外地得到了接触一些文献资料的许可,这些资料显示,慈禧对中国现代化发挥的作用,比她此前断定的还要关键、还要重要。

张戎的书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出版,但她表示,中国政府仍然允许她每年前往中国探望年迈的母亲,只不过,这种探望是受限的。

她说,“我已经许诺不在公开场合讲话,不和媒体谈话,甚至不去看望我的朋友。我把探访的对象限定为自己的母亲,以及和政治毫无关系的亲密老友”,外加几名中国学者。“我只是希望,自己依然能回中国看望母亲。”


谢选骏指出:《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之作者张戎,她出生于共产党“高干家庭”,那可是个吸血长大的共产党老干婆!但是,她为何为面目狰狞的地下僵尸西太后“张目”呢?是因为女权主义?还是因为曲线救党,为垂帘听政的六四屠夫邓小平解套?


《张戎: 慈禧太后启动了现代中国》(01/24/2014 法广)报道:


旅英华裔作家张戎在完成《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近10年后,又推出一本新的历史传记《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Empress Dowager Cixi :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在查阅了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很多外国传记作家无缘接触到的史料之后,她得出了这位统治清王朝近半个世纪女子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的结论,与中国舆论中长期对慈禧保守、专横、善弄权术等种种负面评价形成反差。为什么选择为慈禧做传?她又如何得出对慈禧如此肯定的评价?如何理解中国舆论中常年对慈禧的负面评价?旅居伦敦的张戎女士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法广:为什么在毛泽东传之后,选择为慈禧做传?慈禧1908年离世。百年之后,重新审视慈禧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有什么现实意义么?


张戎:我写慈禧倒不是因为这有什么现实意义。毛泽东传2005年出版以后,我又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在2006年出版。然后,我又花了很多精力去做毛传中文注释,充实原来的英文注释。2008年我开始写慈禧。这中间有朋友的提议,也有我回想到过去曾两次想到慈禧。以前我从未想到过慈禧,对她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听到过一些说法,诸如慈禧很残暴,或者慈禧是顽固保守派,等等。当时,也没有在意。但是,有两次我就留心了一下。一次是在我为写第一本书《虹 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缠脚这个残酷、古老的习惯,是慈禧在1902年提议废除的。这让我有了一个小小的震惊,因为这和我脑海里的慈禧印象很不一致。后来,我为毛传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又发现,毛泽东1893年出生,因此,是在慈禧统治的年代长大。但是,他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都有极大的自由和机会。他是农家的孩子,但可以得到奖学金,去上学,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去留学;他可以给非常自由的报纸发表文章,自由发表言论;可以和女友一起去旅行,一起去登记住旅店……但这些自由和机会是我在毛泽东时代生活时不可想象的。这就又让我对慈禧产生了兴趣。2008年我开始思考写下一本书的时候,就想到了慈禧。可是,我上网搜索时发现,还是想我从前受到的教育那样,普遍是对慈禧的谩骂。我感觉在我所知道的一些细节和普遍的见解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有差距,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发掘,有很多问题可以解答,就可以做一种历史性的侦探工作,这是我喜欢做的。


法广:的确,中国人对慈禧的评价一直十分负面。您认为她受到了最不公平的对待……


张戎:史学界到没有对慈禧十分不公正的评价,主要是民间舆论。实际上,史学界,尤其是清史专家们,他们对慈禧在历史上真正发挥的作用,心里都多多少少有些底罢。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清史专家非常多的帮助,我对他们非常感谢。他们发掘出了大量史料。没有他们完成的诸如整理档案、出版旧书等大量的工作,我也不可能写出这本慈禧传。说慈禧是一个改革者,这是大多数清史专家都可以如同的。


法广:为什么民间对慈禧的认识会与学界的认识有这么大的落差呢?为什么民间会对慈禧长时间有如此负面的评价?原因是什么?


张戎:我觉得这可能是宣传结果。还有,史学界对慈禧的这些看法很多都没有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因为在中国的那种政治环境下,慈禧已经被定性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统治者,是给中国带来灾难的人。所以,老百姓也就跟随这种说法。


法广:就是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造成了这种观念,将慈禧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官方需要的历史角色中了。


张戎:是这样。当然还不只是共产党。从前,国民党时代也是这样。因为慈禧死后不久,中国就走向共和了,就是民国。民国开始时那些掌权的人还不是这样,但后来那些人逐渐把慈禧定性为给中国带来灾难的人,是他们把中国从慈禧手中拯救出来。


法广:您这本书特别强调了慈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到的作用,能否解释一下您的观点?


张戎:是她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我们今天看到的电灯、铁路、开矿、建工厂、建海军、建现代化的陆军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还有,现在的教育制度,都是慈禧当年从国外引进来的。是慈禧向国外派出了第一批外交官,是慈禧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以前,我们总是笼统地说是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其实不完全对。因为鸦片战争后,道光皇帝、咸丰皇帝都还拼命要关上大门,起码是想让大门不要开得更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瓦尔金率领的英国军队1860年到北京去找中国皇帝,要中国打开大门,要求更多贸易,后来才有了火烧圆明园。慈禧掌权 或者说夺权以后,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开门?为什么不能打开大门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生活得更好,使中国更富强呢?!是她最先有了这种想法。中国真正打开大门是在1861年以后,更不用说报纸的出现、新闻自由的程度等,都是在1861年以后才有的。还有法制 当时,在慈禧的主持下,有一些法制专家,比如沈家本等人,全面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来替代中国那些中世纪的惩罚制度,凌迟处死等刑罚都是那时候废除的。


法广:但是,中国教科书多年都在传授一种认识,就是慈禧阻碍了中国的开放,阻碍了中国对西方打开大门。


张戎:是啊。我觉得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看看历史上的事件,看看我的书里引用的那些中外文史料,这些资料可以随便查到,上谕档 也就是圣旨档案就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当然,大家会想起慈禧杀“六君子”,认为他们是因为要改革而被杀。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戊戌维新(戊戌变法)根本就是慈禧发动的。这也是白纸黑字的事实。发起改革的那道圣旨,开篇就是“上奉慈谕”,意思就是:皇上奉皇太后的谕旨……这根本就是慈禧下命令要改革。我根据史料的解读,是慈禧最初看重了康有为的改革思想,然后提起了光绪皇上的注意。光绪皇上接见康有为是在颐和园,也就是在慈禧的眼皮子底下,如果没有慈禧的支持 更不要说很有可能是慈禧让他这么做的,那是不可能的。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被提升到很高的职位。康有为除了办官方报纸,以宣传改革,还要去主办报律,就是给新兴的报纸、媒体撰写法律,不可谓不重要。


当然,康有为不满足于这些。他想当皇上,第一步就是让光绪皇帝做他的傀儡,他做皇帝背后提线的人。总而言之,就是他要控制整个国家。那慈禧当然就挡了他的路,他于是想谋杀慈禧。这一点在史学界已经完全是定论。中国的史学家们早就在日本档案馆里找到了他们指定的杀手毕永年当年给日本人手写的事件经过。出于自卫罢 也许有人说慈禧该被杀,这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慈禧要杀六君子,并不是他们要改革,而是因为他们要杀她。


法广:您刚才提到,毛泽东其实是在慈禧统治末年出生、成长。您说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那个时代的性自由,和知识自由度令人惊讶,但在您成长的年代,这些事情都是无法想象的。为什么在慈禧末年开放了的社会,会在后来重新回到一种男女授受不亲、政治封闭的年代?


张戎:这中间是中国一个很大的悲剧。慈禧的朝代是一个满族人的朝廷,在慈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后,在大量的年轻人出国,受到国外文化熏陶,受到新式教育之后,这种少数人的统治就越来越不能被人容忍。共和的呼声非常高。慈禧其实也意识到这一点,就想用君主立宪的方式,来维持朝廷的延续。


在临死时,慈禧意识到君主立宪很可能办不成,她在世就可能办不成,她去世后,就更不可能办成。所以,她基本上已经认可了共和。她在死前几个小时,把权从摄政王载丰那里收回,交给了隆玉皇太后。中国最后走向共和,是隆玉皇太后签署的退位诏书。隆玉皇太后的这个权力,是慈禧给她的。


但是,二十世纪的共和,中国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威胁,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俄。日本侵华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使得毛泽东能够掌权,一是因为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蒋介石政权,二是因为毛泽东的身后有斯大林的支持,有苏俄的支持。不光是支持,那是全面的支援。毛泽东掌权以后当然就把中国拉回到一种封闭的状况,因为封闭的社会是容易统治的社会。只要有改革开放,他就不能实现他的那种暴政。在这种封闭的状况下,中国全面地大倒退。


法广:慈禧在一个不容女子有所表达,更不容女子参政、掌权的年代自然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很多无奈,但那些无奈在当今中国社会是否仍然留有印记?一百年之后,中国社会对于女子参政、决策的环境应该是已经大为改观,但中国并无女子真正走上政治最前台,为什么?


张戎:我没有研究现代中国,不太清楚。但我想当然还有很多阻力。对女子参政还有很多偏见,就连那些比较开放的、所谓自由派的人,提起慈禧时,都还带着一种轻蔑的口气。而且,还有人说什么“世上恶毒莫过女人心”之类,当然是说慈禧,但也把所有女人都带进去了。所以,这种偏见还是非常深的。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罢。


法广:在您看来,中国民间舆论对慈禧的负面评价,是否也在一定程度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呢?


张戎:有可能罢。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对慈禧真正做了些什么并不太了解。因为,在一个思想不自由的地方,看不同意见的书,听不同意见的发言,这样的机会或少,人们就很容易接受灌输来的东西,让他知道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中国更需要的还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前提,当然是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现在的出版是不自由的 我当然希望慈禧传不要被禁,但是,我的前两本书:《虹: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和《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都是被禁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家不能千方百计地找来看,但毕竟很麻烦,绝大多数人可能也不愿意去找这个麻烦,更何况还要担风险。那当然就是听官方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这些跟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想,这些都是原因罢。


中国要想做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国家,不改革这一点不行。


母狗慈禧1835年生人,本姓叶赫那拉氏。1852年时被选为秀女,走进紫禁城,成为清文宗咸丰皇帝的妃子。自1861年到1908年11月15日去世,这47年间,她3次垂帘听政,是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如果说张戎对慈禧的赞赏令一些学者怀疑其客观公正性的话,中外史学界近年来对慈禧的研究也出现了更为积极肯定的评价。


这本书的英文版2013年10月在香港推出。法文版已在接洽之中,张戎本人也已经开始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


谢选骏指出:西太后就是邓小平的先行者——不是什么鸡毛一样的改革派,上文所说的其实都是作秀,只是为了抢班夺权“摸着石头过河”。西太后邓小平这对狗女男,需要的时候同样血洗改革、随后在外国压力下又假装再度开放,但还是被世人的吐沫给淹死了。西太后遭到掘墓羞辱,邓小平见好就收,挫骨扬灰免于掘墓处分了。


2022年12月4日星期日

谢选骏:哈佛教授艾利森把我的“外星看地球”变成了“火星分析师”



《避免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哈佛教授提到中国这个条约》(凤凰大参考 2022-12-03)报道:


1. 艾利森教授认为,如果修昔底德现在来观察,会发现中美关系正按照经典的“崛起大国-守成大国”脚本进行,尤其是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冲突,也体现出典型的“修昔底德陷阱”的特征。但他认为不应该回到冷战。他表示现在是高度整合的全球化世界,重启经济铁幕,即使美国人都会非常失望。


2. 艾利森教授提到,一方面,中国会挑战美国作为战后亚洲体系建造者和守护者的角色,双方会成为强劲对手。但另一方面,双方一旦爆发战争,会导致双方都被摧毁,而且两国同处于封闭的生物圈,两国有足够的理由去协调合作行动,这对于两国生存有好处。中美领导人就要处理这两个相互抵触的紧要任务。


3. 艾利森教授表示,希望通过识别或模拟中美关系,以求提供一些战略线索。比如从冷战中学到的经验教训。他提及也从中国智慧中学到很多,比如1005年宋辽“澶渊之盟”,就是一种对抗的伙伴关系,他们同意在一些领域里激烈敌对,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内结为伙伴。未来中美领导人的智慧能够为两国找到一条新路——双方竞争又同时合作,管理竞争同时又能够合作共存。


“我觉得不应重翻老的冷战手册,如果今天任何人说要创造新的经济铁幕,强迫其他人选择到底站在哪一边的话,我相信美国人也会非常失望和惊讶。”


12月2日上午,在2022年北京香山论坛专家视频会上,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如此表示。此外,他还就当前的中美两国是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看待G20中美元首峰会成果、如何借鉴历史经验走出竞争性共存之路等主题进行了阐释。


以下为论坛相关部分实录:


主持人于铁军:按照议程的顺序,有请第一位发言嘉宾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是美国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首任院长,同时在学院已经任职50年。


实际上之前也写了一本著作《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很多国家学生都读过他的著作。另外一个代表作是《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这是五年前出版的一本书,在美国也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在全球市场都是最畅销著作,有请。


艾利森最负盛名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美国总统拜登在推荐中表示,自己当议员和副总统时,经常找艾利森咨询外交政策。


格雷厄姆·艾利森:非常感谢于铁军教授的介绍,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今天这个重要的论坛。我看到了出席本次论坛的都是重磅级的嘉宾,我也很期待今天的对话,我今天的发言时间只有6分钟,我会言简意赅的跟大家说三点框架性的思想。


第一点,我们想要去定位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大国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中国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统治(ruling)地位,看一下全球历史的图景当中,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导向战争,尽管战争对于双方都是灾难性的。


(2400多年前,古希腊曾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不过,不少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存在。——编者注)


第二点,这种策略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在我哈佛大学授课时,很长时间我会想象出一个火星分析师的形象。


这是一个火星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也不是其他国家的人,而是在星际距离上看地球的火星人,可以尽可能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的几十亿人。


该场分论坛参会嘉宾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图自北京香山论坛


这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或者安德烈作为俄罗斯人,或者于教授从中国人的角度去观察不同。所以在我自己的教学期间,我经常会讲到这位火星人所观察到的内容是什么,他观察到世界发展如何?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看看火星分析师的视角,我们的问题是,看看21世纪真实的世界,哪些因素是更有力的?是那些可能让中国和美国变成激烈斗争敌手的?还是那些会让中美成为合作伙伴的?


第三点,我们作为学者或者作为分析人员,是否能够去识别或者是模拟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图提供一些战略概念的线索,这对双方管理大国关系、承担全球责任都是足够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我再把这三点简明展开一下:


第一,首先回顾历史的进程,中国是在不断崛起的一个大国(meteoric rising power),那么现在挑战美国作为守成大国(colossal ruling power)的角色。


历史上,当快速崛起的大国遇上守成大国,最有可能的结果可能就是战争。


之前的很多的著作当中都有提到,修昔底德在他的书里写了在希腊,快速崛起的雅典挑战既有强权斯巴达。20世纪初,快速崛起的德国碰上守成的英国,当时英国主导国际秩序已有百年。如果我们再看21世纪,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快速崛起,严重威胁美国的百年来的主导地位。


(对于这一观点,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编者注)


所以在我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那本书里,我回顾了过去了500年的情况,在16次类似的情况下,有12次爆发了战争。


但好消息是还有4组没有爆发战争。学习这4组案例中的经验,汲取12个爆发战争案例的教训,这对于我们来讲都是有建构意义的。


第二,刚才我们讲到一个火星分析师,我们要问他,今天对北京和华盛顿理智而深思熟虑的领导人来说,最有吸引力的选择是什么?是一些让两个国家成为激烈斗争敌手的因素吗?还是说,现实会促成两国变成必要合作伙伴,以保证生存?我们当然可以去罗列每一个领域之下的分析因素。


李光耀在他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当中就提到了这一点,我问他,你认为中国领导人是认真考虑要在东亚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吗?他用一种“你怎么这么单纯”的眼神看着我,说,“当然,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谁能想到还有其他可能?为什么中国在可见的未来不能够成为亚洲第一?至于再往后一个世纪,谁知道呢?”


所以一方面,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会挑战美国作为战后亚洲体系建造者和守护者的角色。所以双方会变成非常强劲的对手。稍后我会给出更多的理由。


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同等重要的,有的时候也会被大家所忽视的一点,就是美国和中国只是这个小小星球上想要生存下去的两个国家,那么大家都有核武库,这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他们一旦爆发战争,两个国家都会被摧毁,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灾变。


气候合作是中美能够达成合作的重要领域,图为中美双方的气候特使解振华和约翰·克里。图自CNN


两个国家都在同一个封闭的生物圈,在本世纪,每一方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使得生物圈对另一方变得并不宜居。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整合的全球化世界,要不然我们很难想象金融危机的爆发,很难想象病毒的传播,很难想象没有各地协作的科学进步。


所以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讲,有足够有吸引力的理由去协调合作行动,这对于两国的生存都有好处,对于国际安全也有好处,那么这样才能够维持国际秩序而且共同生存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两国可能会成为非常强劲的敌手。


第三点,我们来看看学者从美苏冷战以来的分析,即使对于美苏这对激烈的对手来说,也不会冒着摧毁自身社会的风险去使用核武器。


所以罗纳德·里根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总结,“没有办法赢得一场核战”(nuclear war cannot be won),因为各方会被摧毁,所以根本不应该开打(must never be fought)。因此,我们最终要构建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会触发战争,因为一旦触发,社会就会毁灭,它背后的理念是要维持社会。


进一步讲,气候上的相互确保摧毁(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是一个相似的现象。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这不可抗拒。


公元1005年,宋辽在澶州订立和平条约。图自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冷战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我也从中国智慧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比如1005年宋辽条约(即澶渊之盟,包括结为兄弟关系、交割岁币、规定疆界、互不增加边防为主要内容。此后116年间,宋、辽两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编者注),宋朝和辽国提出,我们不能够打败对方,但我们可以商讨一个条约,也就是中国很多历史学家所说的——对抗的伙伴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他们同意在一些领域里激烈敌对,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内结为伙伴,我认为应该认真梳理历史上的这些智慧。


今天现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声明,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缩影,我们要想逃脱历史问题的必然结局,一定要从历史上面学习经验。谢谢!


主持人于铁军:感谢艾利森博士。现在每一个这个领域的人都知道您书里面所提出的概念,包括《注定一战》《决策的本质》。我也从您的著作中学到诸多知识,包括16个具体的案例,我们现在还有4个案例可以去学习,艾利森提到中国、美国战略的亚太对抗,双方都是大国,所以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应该向历史汲取教训,包括冷战这种国际的历史,也包括中国自身的历史,一定要找到一种替代性的选择、第三条道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感谢艾利森博士。


提问:想问艾利森教授一个问题,在G20的峰会上,习主席与拜登会晤在会议当中提到一些关键点,比如习主席说中美不应该卷入到零和游戏当中,拜登也说美国不想跟中国冷战,您对此的评论是什么?


还有一个跟进的问题,如何看待未来两国关系发展?因为有些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启了新的冷战。您认为是否如此?如果是新冷战开始,对全球有什么影响,特别是新冷战对全球带来的破坏作用,我想问这两个国家是不是可能共同发展、健康竞争,怎样实现呢?


2022香山论坛视频会,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线上发言。


格雷厄姆·艾利森:这恐怕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时间有限我提几点:


第一,在巴厘岛G20的会议是非常积极有成效的,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开诚布公的交换了想法,同时也解释了彼此之间的差别,同时也有必要达成一致,所以在7个具体的领域也开启了一个工作组的努力,中美之间的合作对每个国家的福祉和全球安全都非常关键。


第二,对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和所管理的政府来说,挑战和难点是,他们所面对的两个相互抵触的紧要任务(imperatives)。


首先,中国与美国注定要成为劲敌,因为其中之一会在未来10-30年成为东亚的主导性力量,而且中美都深信成功的会是他们。


其次,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中美之间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开展合作,才能够满足其必要需求,他们不能爆发战争,他们不能有不受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他们也不能事实上脱钩、特别在经济方面深度脱钩。


所以到底如何管理两个非常矛盾的任务?这是非常有难度的挑战,但是我相信有智慧的国家领导人包括习主席和拜登总统是有办法能够找到一条道路,这非常复杂——竞争共存(competitive-coexistence),同时竞争又同时合作,管理竞争同时又能够合作共存。


当然这很难也很痛苦,但可以实现。我觉得不应重翻老的冷战手册,如果今天任何人说要创造一个新的经济铁幕,强迫其他人来选择到底站在哪一边的话,我相信美国人也会非常失望和惊讶。


提问:第一个问题,在《注定一战》这本书里,中国和美国是否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你觉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第二个问题,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很多的话题都被“安全化”,在很多地方都是贴上国家安全的标签,比如说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或者技术竞争,所以您认为这样的趋势是不是在美国对华感知所驱动的?在中国的崛起中会发现这样一种趋势是不是会越来越明显,甚至引发两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


格雷厄姆·艾利森:非常感谢您精彩的提问,当然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长的解释,我简单回答一下。今年达沃斯会议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五年过去了,修昔底德陷阱现在到底怎么样?


我之前也讲到,如果修昔底德观察的话会发现,中国与美国都是按照剧本进行,甚至中美在争相诠释经典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角色。这样回答,当然并不令人那么乐观。


第二点,我们关注到现在双方对立越来越强,尤其是在经济和科技维度,这种冲突强度在升级,一方要掌握另一方的未来,这也是人们在传统的修昔底德陷阱所注重的特征,也就是现行的领导者,可能会在科技上压制新兴的大国,所以有很多人有非常负面的期待。


所以我在2017年的《注定一战?》提到的其实就是——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做好心理准备(expect things to get worse before they get worse)。


谢选骏指出:我写作出版了六十本一套的《外星看地球》,超越人际关系、立足思想主权,观察思考评论种种地球事务事物……现在美国哈佛教授艾利森也来“外星看地球”了;只是他自称“火星分析师”,这却弄巧成拙了——


小时候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时,一档节目中突然出现一个声音甜美的大姐姐,操着一口如天使般的标准普通话,用一种“神舟火箭又上天了”的兴奋声音宣布:“现在开始电视答题送大礼包啦!”


她先出了一道有一点难度的题,同时说:只有聪明人可以猜对答案哦,快开动你们的聪明的头脑来竞猜吧!如果想出答案立马拨打电话,答对了就能获得价值5000元现金大礼包哦!


哈哈哈哈!老子可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啊,妈妈和老师天天都在夸我聪明,这不是正中下怀了吗!


5000元大礼包,放着我来!


接下来节目实时连线了打进电话的聪明观众,一个观众打电话猜一个答案,但是都没猜到,大姐姐就说:很抱歉,这个答案是不对的。


大姐姐也越来越焦急:“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答对,聪明的观众赶快拨打电话吧!”


同时每收到一个错误答案善良的大姐姐会给出一个提示项。


在到达某个提示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机智的我居然猜到答案了!


没错,我成为了第一个猜到答案的人,哈哈哈哈!现在拨打电话大礼包就是我的了!


我要用这些钱买什么呢?


照相机,空调,电视。


我要买各式各样想要的玩具,还要买洋娃娃送给我漂亮的女生同桌,让她拜倒在我的王霸之气下!


挖哈哈哈哈哈哈!


还想什么?火速拨打电话啊!


拨打电话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猜谜游戏之类的,都是在一些选项中选一个正确答案。


哼,以为这就能难倒我吗?


在全部通过之后,我获得一张抽奖券。


就有机会抽取5000元大礼包了哈哈哈哈!


什么?你说抽奖要靠运气,不是人人都能中。


开玩笑,像我这么聪明能答对题的人能有几个呢?


再说了,我是第一个打进电话的人,中奖率肯定会高很多嘛!


于是那一个下午,我打了五六个电话,全部轻松搞定后在憧憬奖品与期待妈妈的夸奖中安然睡着了。


当妈妈回来之后,我兴奋的跟考了双百一样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之后,她二话没说就把我打了一顿。


同时从此之后电话就放在柜子上我够不到的地方了。


这真是成为了我童年的极大阴影,以至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看到电视有奖猜题都赶紧换台。(没经历过电视答题骗局的朋友们可以看这个:http://www.huaxia.com/zhsx/xwsc/2009/08/1525488.html)


但是长大一段时间后,又开始跟看笑话似的看这些电视答题广告。


但是看着看着,我笑不出来了。


我发现事情开始不对劲了。


有什么不对劲呢?


请看下面这个例证:这特么不是蚊子么???这个基本上算中国普及率最高的脑筋急转弯了吧?


同时主持人还不停的添加各种描述:很小、类似苍蝇、人们不喜欢等等。


然而打电话进来的人还是会往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上去猜。


我在惊讶于他们智商的同时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长久以来,我国都把这个问题用地毯遮起来,假装看不见——这就是“火星答题人”入侵的问题!


这难道不是火星人吗!火星人在答题好伐!


火星人看起来像人类,使用一样的语言,但是跟正常人类的常识逻辑相去甚远,而他们的数量正在呈几何式上涨。


直到最近几年,我发现这类答题节目已经消亡殆尽了。


火星人的现在应该在某个黑暗的实验室成为了科学家的试验品,为我国科研贡献着力量,伟大的政府成功控制了火星人势力!


而火星入侵者们万万没想到,暴露他们的正是电视答题啊!


从那以后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火星人的弱点是贪钱。甚至愿意为了钱胡说八道。


但是等等,最近笔者又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头的事情。


时隔多年,火星入侵者居然又出现了!


这一次,他们变成了证券分析师!


请看:关键词:合理价值区间 35-40元 建议申购


我从去年开始发现这一严重的问题,在此并没有针对具体哪一个,而是几乎所有券商,金融机构都混入了“火星证券分析师”,他们在新股上市之前会发类似这样的报告。


而他们针对一只即将上市的新股,这只新股短期内能达到的价格相比他们给出的“合理价值区间”往往高出5倍以上。


问题最大的还是最后一句“建议申购”。


按照我们正常人的逻辑:从去年到现在每一只新股只要申购上了以后都是稳赚不赔的,所以只要能申购的新股都要去申购,并且申购的量越多越好。


可如果按照火星证券分析师的逻辑:申购新股是一个很谨慎的事情,如果你不看我分析就申购的话很有可能亏钱哦,只有我说了建议申购的股票你们才可以放心申购哦!


没错,既不是笔者的脑子出现问题,也不是各位的意识不清醒。


而是他们本就不是正常的地球人。


同时他们也完全符合我所说的“火星人的弱点是贪钱,甚至愿意为了钱胡说八道”这一特征。


综上所述:他们确确实实就是火星证券分析师啊!


火星证券分析师很可怕,但记住他们的这一本质能帮忙提醒到我们:买股票的时候可千万别去考虑这些人的奇怪意见,毕竟,他们是打火星来的,不是地球人!


谢选骏指出:哈佛教授艾利森连“外星看地球”的时候,也不忘“火星分析师”!这是一种职业病呢?还是一种官瘾的发作?

谢选骏:社会内战是社会重组的开端



《高度挫折与绝望:中国即将迎来社会内战》(2022-12-03 上报)报道:


“社会内战”是一种隐蔽、持续、广延与蓄势待发的斗争型态,将不断侵蚀、消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宋国诚评论文章: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一处“吉祥苑”社区发生火灾,由于在极端防疫与封控之下,社区外围佈置了防疫路障和围栏,妨碍了救灾工作,导致10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的惨剧。事件一爆发,引发了各大城市和校园的抗议活动。


但“乌鲁木齐火灾”只是一条导火线,真正的起因是无数的极端封控和次生性灾难所积累起来的“集体愤怒”,这不只是人民反抗极端防疫的不满情绪达到临界点,而是积压已久的怨恨达到了炸锅状态。由于人们在这场抗议高举一张A4白纸为标志,人们以“白纸革命”称呼这场牵连甚广的抗议行动。


白纸:无言胜有言的社会抗争


“白纸”具有很丰富而特别的象徵。白色,是中国文化中丧礼的代表色,旨在传达哀悼与追思的情感;“白纸”,上面什麽也没写,但什麽都已说了;一张空白的A4白纸,是简便又轻巧的抗议工具,人人都可以拿出来、举起来;“空白”则意味著对中共言论控制与网络审查的反讽,谴责中共长期以来对言论的箝制与封杀。一张空白的白纸,既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但却道尽了所有的控诉,表现出人民在高度压抑下的深度挫折与绝望。


在抗议行动中,已出现高度禁忌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等颠覆性口号,出现“解封乌鲁木齐、解封新疆、解封全中国”的全国呼吁性口号。也出现“言论自由、传播自由、拒绝审查”等等诉求,出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最后愤怒。这种深层的呐喊,泣诉的哀号,充分证明人民已经看穿了政府的欺骗性、造假性,以及不顾百姓死活的冷血性。


接下来,人们已经充分准备,中共当局一定会对抗议者采取“污名化”的手段,将民主诉求者定性为“暴民”,继则采取毫不手软的镇压。因为在中共看来,民意只是“暴民的心声”,群众只是受到境外势力蛊惑的无知刁民。这是中共建政以来一贯采取的“镇压逻辑”:以国家之名消灭反革命份子,以维稳之名踩碎人民的愿望与心声!


中国“社会内战”的来临


我把这次的抗议行动称为“中国的社会内战”。“社会内战”是指庶民阶级(非“政治菁英”)基于政策不满所产生的区域性衝突,具有诉求单一化、行动零星化,以及口语化和非组织性的特徵,并以“国家政权代理人”(警察、地方政府、公安系统)为抗争对象。“社会内战”不同于敌对的政治团体基于政权争夺而进行的“政治内战”。政治内战是以“国家政权所有人”为对象的颠覆性战争,武力是其斗争的主要手段。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社会内战”一旦产生共同诉求的全国性呼应和串联,并找到集体行动和联合组织的实践手段,就足以发展为革命性的“政治内战”。当前以及未来的中国,已经出现因为抗议清零政策而爆发的多点式社会内战,如果失控和扩大,极有可能走向颠覆政权的革命内战。


“社会内战”是一种隐蔽、持续、广延与蓄势待发的斗争型态。其不仅侵蚀、消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更是对中共当局的抛弃信任与拒绝合作。这是一种对中共政权的鄙视、轻蔑与不服从,对中共政策的消极抵制与“躺平”。换言之,这是一场“国家vs社会”之间迂迴、斗智的长期抗战,其结果将使中共政权成为虚有其表的“假性统治者”。


社会失范(social anomie)──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瓦解


价值裂解-人们不再忠于长期习惯的信仰,不在履行基于信仰而付诸行动的义务与忠诚,人们不再相信中共的宣传与教育,不再相信党的教条与理论,不再相信“党的领导人”,不再相信“伟大领袖”。简单地说,人们决定以一种“塔西陀效应”(Tacitus effect)-政府再说什麽我都不相信-的态度,来回应中共的承诺与政策。这是一种社会失范意义下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瓦解”,也就是长期以来中共赖以“走入群众、依靠群众”的道德基础,已经分崩离析、离散瓦解。


实际上,人们猛然发觉,“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一直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愿望,只是在高压统治之下,只能积压内心、难以言说。但是在这次的“白纸革命”中,人们的“恨共情绪”尽情发泄、倾囊喷发,人们不再恐惧和畏缩,不再掩饰与苟活。这种“真勇气”,掀开了中共伪善的假面具,揭露了伟大领袖习近平“野心小人”的真面目。换言之,不再听信中共的假话,是这次“白纸革命”最真实的表现与最珍贵的资产。


恨共与贱民的对抗


中国即将进入一种极端二元对立的“内战型社会”,一个极端是民众内心深沉的“恨共”情节,对中共怀著“大而隐”的不信任,另一个极端是党国体制高压统治的“贱民”心态,对人民“显而硬”的冷血控制。这将是一个有统治之名却无人民忠诚的无政府状态,人民以轻蔑之心嘲讽中共,中共则以虐民之举对付人民。换言之,中国将走向一个无内在凝聚力、无外在号召力的虚拟政权。习近平将威名扫地,中国共产党将名誉破产,呈现一种“巨木内腐、高牆碎瓦”的状态。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只有“政治核心”却无“价值核心”的惰性社会。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了“社会内战”,却没有说“社会内战是社会重组的开端”。而且其格局仅仅限于大陆,没有看到中国的政治内战、军事内战早已绵延一百多年,至今分裂为“海峡两岸”已经七十多年了。现在的社会内战也好,社会重组也罢,还仅仅大陆红区的事情,离开“大中国”的故事差得好远好远。

谢选骏: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明清中国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上):如果將達文西手稿帶給熱愛木工的朱由校,會發生什麼事?》报道:


如果我們能夠想辦法將達文西的手稿帶給朱由校,朱由校會有什麼反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穿越題,值得有心的故事創作者思考。


在儒家帝國文化中,木匠並不算是太受重視的角色。甚至,在大明帝國出了一位熱愛木工到荒廢國政的皇帝朱由校(1605-1627)之後,這種喜好也連帶被某些儒教人士列入「亡國嗜好」的清單當中。


不過,這種觀點在20世紀後期「自己動手做」(DIY)的風潮中逐漸消失,越來越多華人開始接受木工為有益身心的活動。加上一些手藝好的木匠的作品在市場上也相當受歡迎,朱由校沈迷木工的逸事也漸漸被現代華人所淡忘了。


但是,傳統儒教人士雖然不再反對這種木工活,卻可能仍然沒有認識到工藝活動與文化風氣的連動性,以致於明明知道現有教育機構的教育方式大有問題,教育文化卻難有大幅改變。技職教育沒有辦好,文理教育也缺乏活力。


到底,技職教育和文理教育的辦學精神應該有何不同?技職教育和文理教育的教育方式又應該有哪些不同?這些其實都應該是現代華人教育家應該思索的重要課題,也應該是我們重新檢視朱由校這位明朝第15代皇帝的人生悲劇的重要理由 —— 畢竟,以今天的教育來說,朱由校也許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技職學校學生。可是,我們應該鼓勵他當一個管理人士嗎?


這個問題其實也牽涉到教育的另一個重要基本議題:一個優秀的老師面對不同的學生時,應該要一視同仁採用相同的教材與教法,還是應該視其資質與背景採用不同的授業方式?


以朱由校為例,他應該對處理政務沒有興趣。而他據說是14歲即位,以當時的宮廷政治氛圍,相關權力人士也應該看出這種傾向,卻依舊要他當皇帝,心中另有盤算的機會大得多。


不過,為了討論方便,我們暫且不論,朱由校為何會當皇帝這議題。暫且先了解朱由校的性向,他皇帝沒當好是真,但他木匠做得究竟怎麼樣?


事實上, 如果我們接受有關於朱由校的相關文獻為真的話,大多數人會同意朱由校是一位很有天賦的木器工程師與設計師。他不僅對「復刻」各種精美的木工製品得心應手,還有辦法「設計」出新的木工傢俱。他絕對不是一般的木工愛好者。硬要他當皇帝,還真是糟塌了他的設計與工藝天賦。


然而,朱由校因為沈迷木工,養出了著名的奸臣魏忠賢,也是事實。不僅如此,在他死後,想要全心處理政務的崇禎皇帝朱由檢不僅皇帝當得份外辛苦,甚且把江山給丟了。僅管朱由校不是亡國之君,但硬把他推上皇帝的位子,實在不是大明之福、社稷之福。


然則,朱由校無疑是有設計與工藝天賦的,所以,我們可以從教育的觀點,問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假設我們是朱由校的老師,我們有沒有機會鼓勵朱由校在發揮自己的木工天份之餘,又能開始關心政事,成為改變國家的明君呢?


達文西手稿中的坦克


這是一個歷史上的假設問題,所以,我們有機會對照一下歐洲史。想一想,朱由校的皇帝養成教育中究竟是出了什麼錯,以至於讓自己難得的工藝天賦成為亡國的重要關鍵呢?


答案自然不只一個,但有一個問題可能出在明朝末年的權貴人家生活太過優渥,以至於陷入自滿自得。既無法掌握外面世界的變動,也察覺不到自身的病根,任由病勢蔓延,最後完全喪失自保的能力。


了解到這一點,我們也許可以問,如果可以回到明朝,見到14歲初登位的朱由校。基於「教育乃良心事業」的想法,我們應該要帶給他什麼禮物,讓他理解外界的世界已經不同了呢?


西元16世紀的歐洲出了許多出類拔萃的工藝家,例如:設計天才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Vinci,1452-1519)。這位傑出的機械天才曾經設計出減少摩擦的滾柱軸承、萬向接頭、皮帶傳頭、扁鏈、傘齒輪、螺旋齒輪、飛輪、連續運動車床等,甚至還設計出直升機、降落傘、潛水艇和坦克車等現代武器。如果我們能夠想辦法將達文西的手稿帶給朱由校,朱由校會有什麼反應?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穿越題,值得有心的故事創作者思考。不知讀者中可有人有興趣完成這本小說呢?


如果完成了,有緣閱讀到這篇文章的您會附上此文作為這本小說的原始構想來源嗎?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中):光是將螺絲釘獻給皇帝,也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报道:


螺絲釘是偉大的小發明,在西歐的科技文明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是,光是將螺絲釘引進東亞,獻給大明或大清皇帝,似乎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


天啟皇帝朱由校(1605-1627)對木器製造與設計的熱情是很明顯的,從相關文獻的紀錄看來,他繳出的成品不但受到當時富貴人家的歡迎,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仍是精品。但是,14歲的他能夠欣賞達文西的手稿並且解讀出其對大明國運的意義嗎?


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但是我們可以從明朝後期的一位名人「徐光啟」(1562-1633)身上找線索。


徐光啓算是明末實學派的代表人物,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一生為引進西方事物而忙碌。他35歲中舉人、42歲中進士、44歲翻譯幾何原本、46歲引進蕃薯後,更在59歲引進紅夷大炮,67歲率傳教士重修曆法,可以說是明朝後期最能夠理解朱由校對於木工活兒熱情的人了。


所以,我們能夠透過徐光啟將達文西的手稿獻給天啟皇帝,說服他廣開西學校,甚至科舉加考西學科目,讓更多大明學子能夠廣泛接觸與了解當時西方的物質文明成就嗎?


基本上,這個答案是有點悲觀的。因為,徐光啓雖然翻譯了《幾何原本》,但是他對西學還不算熟悉,也還無法評估西學的利弊,所以我們不能太期望他能夠說服朝廷注意到達文西手稿的珍貴之處。畢竟,就如18世紀著名的工程師布魯內爾(Brunel)所說的:「發明是一回事,讓發明的結果能夠運作是另外一回事。」


達文西的手稿之所以珍貴,是因為今天的我們知道他的許多想法都是確實可行的,而我們也看到了具體的結果。如果沒有親眼看到成品,達文西的手稿可能只是空想而已,達文西手稿的珍貴可能超過實學派的徐光啓可以領會的範圍。


總之,要請徐光啟向皇帝獻寶,還是得獻份皇帝能夠賞識的寶。至於,獻什麼寶呢?如果參考歷史學家許倬雲的意見,或許我們可以賭一下年輕的木匠皇帝會喜歡「螺絲釘」。


徐光啟和利瑪竇


歷史學家許倬雲認為「在歐洲整個機械發展史上,有一個東西——螺絲釘——為中國所無,但卻是決定中國武力、火力發展與否的關鍵。」所以,如果我們能請徐光啟將螺絲釘獻給熱愛木工的皇帝一顆螺絲釘,中國近代的歷史就可以走上不同的道路?


也許——但是在我們發展我們的劇本時,我們也不妨考慮一些阻礙(一來這樣故事進展也會比較曲折,比較好看,二來我們也可以藉此讓讀者注意到一些環境對人事的影響。)


首先,是明朝的政治體制。有論者認為,明朝後期的朝政已逐漸往內閣制發展,皇帝的權力逐漸被架空,所以,除非皇帝有強烈的動機要同臣下奪權,或者大臣們之間爭權,希望拉皇帝助陣,引入螺絲釘對改變大明政局可能發揮不了太大作用。


其次,我們必須注意到,對設計師而言,在設計工作時,對材料的喜愛與選擇,近乎一種直覺。朱由校固然喜愛木質材料,但是否會因為小小的螺絲釘,而愛上鋼和鐵這種促成西方軍火工業武器發展的材料是個大問號。


最重要的是,要欣賞螺絲的美妙,不僅要從實務的角度出發,思索這與眾不同的小器材,究竟有那些潛在的應用價值,還要從幾何數學的角度去探索,找出如何藉由精密微調的角度,找到改良螺絲釘的方法。獻上小小的螺絲作為禮物,所考驗的與其說是工匠的手藝,還不如說是設計師的會心與巧思。


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期待14歲的朱由校藉由一枚小小的螺絲釘,跳出對木匠活兒的熱愛,轉向對國家發展與人民福祉的關注與熱心嗎?


坦白說,有點難。畢竟,要讓位處東亞的大明帝國感受到歐洲正慢慢從中世紀的教會世界走出,企劃出一連串令人目不暇給的華麗變身,並不容易。


以徐光啟而言,他固然感到幾何的奇妙與砲彈的威力,但他其實無法知曉天主教教會在歐洲其實是壓制科學思維的黑手,許多科學討論因為保守的教會勢力而無法開展。天主教的教士固然掌握了一些科學的知識,但他們的思想其實相當制式守舊,並不是特別有科學啟發性的好老師。


如果,天啓皇帝有機會遇見荷蘭人,從荷蘭人的手中拿到雷文霍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1632-1723)的鏡片,歷史大轉彎的可能性或許比較高。不過,雷文霍克出生時,天啟皇帝已經去世,繼位的崇禎皇帝對這類玩意兒的興趣似乎不高,大明注定錯失靜心賞鑒西歐科學的機會。


不論我們將螺絲還是鏡片送給大明皇帝,恐怕都無法讓大明走向科技或工業革命。


然則,這並不是歷史給東亞的最後機會。


讓東亞真正錯失注意到西方科學進步的人應該是康熙(1654-1722)。比起大明後期的皇帝們,被稱為「學霸皇帝」的康熙其實更有機會讓東亞人好好接觸西方科技,只是,康熙對西方學問的主要興趣是天文和曆法,加上滿清算是異族、入關時又不免與漢人有一番相殺相厭。這讓他並沒有太多動機思索如何改變漢人落後的教育和科舉文化。


愛好天文的康熙大帝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將螺絲釘或顯微鏡與望遠鏡一併獻給康熙,康熙是不是就能領悟到這些東西可不只是西方人的玩具呢?這又是另一個有趣的歷史問題了?可是,這一次我們要派誰去向康熙解說呢?


吳三桂大概不合適,那麼,金庸筆下的韋小寶呢?好像也沒有辦法。


這樣一分析起來,17世紀後期的東亞大環境,似乎就是注定與西方的新科技失之交臂了?


螺絲釘是偉大的小發明,在西歐的科技文明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是,光是將螺絲釘引進東亞,獻給大明或大清皇帝,似乎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17世紀的東亞要像西歐一樣,登上世界舞台引領世界的改變,其實還有一段漫長而痛苦的學習歷程。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下):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始終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报道:


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也始終因為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讓彼此的交往始終埋藏著各式各樣的糾結,難以解開。


17、18世紀時是西歐地區開始質疑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探索各種重要領域的關鍵階段,但在東亞卻正值大明帝國內亂與滿清入關的帝國交替時刻。這樣的歷史情節或許讓大多數習慣安逸生活的富貴人們沒能注意到西方的改變,但到了西元19世紀時,總該警醒了吧?


對大清帝國而言,儘管這時彼長我消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而民間也出現了太平天國,想要憑自己的力量殺出一條新路,但這場內亂(1851-1872)卻因為朝廷在英軍的幫助下,最終被成功鎮壓。更令人唏噓的是,亂事結束之後,朝廷的大權落在昏昧的慈禧太后的手裡,以致朝廷此後再推出的各種改革都顯得空洞、無效且無力。


相較之下,在太平洋的彼岸,19世紀的美國卻在南北戰爭(1861-1865)過後,慢慢地走出一條與舊大陸明顯不同的新路。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太平天國之亂和美國南北戰爭略加比較,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兩者之間在戰略本質上的差異。太平天國的混亂其實與東亞從前歷史上帝國崩解時所發生的叛亂並無太大差別:基本上就是一群混不下去的人,以天命為由,聚在一起大賭一場。另一方面,美國卻在林肯總統的領導下,憑著一篇在蓋茲堡的演說,將衝突的層次提高到國家理想和正義的問題。


可是,即使南北戰爭最後因為北軍獲勝而被定義為內戰,但戰爭本身所激發出的相互敵視又豈是當代政治人物可以輕易化解的?不僅如此,這段時期又遇上俾斯麥竭盡全力催生德意志帝國,許多想要逃離舊大陸不安情勢的人在新家園又再次遇到戰火與仇恨的糾纏,自然心生不願。林肯的這番演說固然提醒了人們捍衛理想的重要性,但也因此成為各種反對人士的箭靶,最後遭到了暗殺。


對美國而言,真正幸運的是,其在西元1787年於費城的制憲會議上就已訂定了一部《美國憲法》,並在此後不久由十三州的特別會議所批准,確立了美國最重要的國家認同。有了憲法之後,美國人繼續不斷試圖擴大版圖,引進移民的模式也不斷改變,從此面臨包括種族、部落、民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認同各種不同衝突和矛盾的擴張之路。


一群新英格蘭的仕紳注意到這局面已與舊大陸的情形有所不同,也認識到美國有必要自行創造新觀念,以因應新的環境。


於是,這群各有專長的新英格蘭仕紳透過各式各樣的聚會,分享各種閱讀心得並交換彼此的意見、最後在承認世間沒有永遠適用的共識下,開始宣揚質疑的精神,讓人們在面對不斷更新的機器時,可以不斷調整以適應複雜的工業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在這段期間,美國大學和知識中心也陸續成立,包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芝加哥、麻省理工、為傳播這樣的美國精神而努力。


當然,說到這裡,熟悉美國的讀者不難發現,這裡所提到的美國大學都在(東)北方,所以,蓋茲堡演說基本上彰顯的美國精神,其實也是這些早期英格蘭仕紳的文化主張。不意外地,在美國內戰結束後,讓這種美國精神得以延續並且解決戰爭相關爭端的人也是出身新英格蘭,其中尤以被視為「實用法學創始人」的小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為代表。


「實用法學創始人」小霍姆斯


這位小霍姆斯的父親老霍姆斯其實也是新英格蘭傳統的重要奠基人,曾經擔任哈佛大學醫學院院長,協助了《大西洋月刊》的發行,更創造了「波士頓婆羅門」這個詞彙,用以形容出身高貴又是學者的波士頓菁英。值得一提的是,老霍姆斯雖是支持廢奴的,但本身卻與黑人沒有特別的交往或接觸。而小霍姆斯卻是加入了軍隊,親身經歷了戰爭,並且在戰爭結束後,開始思索宗教團體以外的人們有沒有彼此融洽相處的可能。


秉持者這種哲學精神,小霍姆斯最後發明了「理性人」的概念,主張法律是在解決「我們如何共同生存」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小霍姆斯將傳統法律的「犯罪」與「過失」用詞改以「疏忽」與「魯莽」來替代,讓法律得以依據「一般社會成員的準則」來運轉。而所謂的「責任」則是依據「理性人」的「經驗」來認定。


「理性人」的概念大約是與統計思維中的「平均人」呼應,至於為什麼用「經驗」來界定責任呢?


歷經內戰洗禮的小霍姆斯深刻明白「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經驗」的道理—— 比如說,在1850年代,主張廢奴者是許多北方人眼中的恐怖份子,但到了戰爭結束後,廢奴者又搖身一變成為愛國者代表。這讓深刻地感受到這種轉變的小霍姆斯對「絕對」和「必然」產生了一種不信任。


小霍姆斯對美國的法學影響甚巨,並且讓內戰後的美國再度接受了「共同生存」的想法。


一個又一個受到小霍姆斯影響的法官或許就像螺絲釘一樣,慢慢地將原本擁有不同歷史的美國各州組合了起來。


遺憾的是,這種「組合式」的國家組成概念,和東亞人偏愛的「一體成形式」的國家設計概念頗為不同。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也始終因為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讓彼此的交往始終埋藏著各式各樣的糾結,難以解開。

(摘自2022/10/31, 歷史方格子》)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谈论“西方科学理性与明清中国”,却不懂“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明清中国”。那么,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了明清中国,而不是像成全了日本一样成全了满清呢?简单说,明清帝国已经过了能够大力吸收外来文明而不伤及自身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时期(五代两宋)”了。而日本还处于这个时期。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和欧洲提前一千年相遇,哪怕提前五百年相遇——例如在唐宋时代相遇,情况就会大为不同。可惜那个时候,欧洲还处于野蛮时期,无法扩张东来。反而需要中国通过蒙古西侵带入火药,促成其社会急剧演化。

谢选骏:南明失败的根子在于朱元璋朱棣父子的贪婪残暴


《诸夏十大罪人之朱元璋》(观察知乎 编辑于2021-12-02)报道:


诸夏的第七位罪人是朱元璋。他的作用其实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来取代蒙古人的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对东亚历史的最后一击。哪怕是忽必烈这样的蒙古人,即使他想要得到绝对君权,他身上还是有一些残存的贵族传统的。例如在忽必烈企图登基的时候,他周围的那帮谋士就像他在分取关中领地的时候那样给他讲了一些刘邦的故事,暗示他说,他应该根据刘邦的先例去当上皇帝。而忽必烈听了这些故事以后却表示说,他对刘邦十分不屑。刘邦算什么呢?他是一个眼孔很小的人,如此之小家子气。从历史上记载下来的他的各种动作,都说明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暴发户。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皇位,就像一个匹夫匹妇一样,贪图的都是一些低级趣味。


后世的历史学家一直没有搞清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从贵族政治的角度来讲这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忽必烈不一定能当上大可汗,但是他天生就是王子,他天生就是贵族。在蒙哥可汗在位的时候,他怎么说也是拥有自己封地的人。他不一定以后能当上皇帝,但是他天生的贵族特权是别人剥夺不了的。因此,他对阶级有着本能的敏感性。刘邦那样的暴发户,生怕锦衣夜行,当上皇帝以后又要如何如何显摆,他周围的大臣给他制定了礼法以后他就感到享受到了一生中从来没有享受到的优越待遇。在天生就是贵族的忽必烈来看,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他用不着去刻意追求这些,这些都是他本来就有的。他和他的谋臣之间的关系,就反映了贵族社会和官僚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官僚社会因为没有天生的贵族,所以特别需要用人为的礼法来制造人为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都是依靠功绩和权术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可以用人为的手段取得,也可以用人为的方式取消,所以大家勾心斗角得就很厉害。而像忽必烈这样依靠军事传统的天生的贵族,他的权力来自于出身和武功,就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夺得掉了的,所以他对自己的权力有更多的安全感,对于刘邦那些扭捏作态的做法就觉得相当可笑。


但是,朱元璋的登台实际上是实现了忽必烈最鄙视的那种传统。朱元璋自己身边也有一帮谋士,他就有意识地把自己比作刘邦。尽管他和刘邦也有很多重大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无产阶级的色彩极其浓厚,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尽管不全是贵族,但是出身和地位多半都要比他们高一些,所以他们的斗争经历和他们攫取权力的整个过程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色彩。当然,朱元璋跟刘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刘邦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没有特殊的仇恨和特殊的爱,一切以最有利为原则,他没有原则是为了得到实际利益;而朱元璋则怀着受压迫和受虐待的心理,像马克思和列宁所描绘的那种对资产阶级社会怀着刻骨铭心仇恨的底层无产阶级的心理,一旦得到机会,即使对他没有好处,他也要疯狂地报复社会,很可能报复社会就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能够一直不懈怠的主要的感情动机。而刘邦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他毕竟是生活在比较接近于多国体系的年代,他的心理比较正常一点。他可能是那种得寸就得寸、得尺就得尺、有机会就捞一票、没有机会做一个沛公也差不多的角色,所以虽然滑头和机会主义,但是并没有特别狠毒的心肠。当权也是为了积极地有好处,而不是为了消极地整人,整人主要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防范潜在的威胁。


朱元璋说“朕本淮右布衣”,“淮右”这个地方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其实是个种族和教派错杂的地方。蒙古统治时期是一个内亚殖民主义的输入期,你从宋明型社会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包括蒙古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阿拉伯人,他们的整个结构都是,贵族,资产阶级,然后下面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后下面才是劳动阶级,最下面是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流氓诸如此类的。东亚的士大夫阶级精确地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唯有在东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说依靠读书读出来的士大夫认为自己就是精英。在其他任何地方,无论是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还是蒙古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读书产生出来的这拨读书人都是平民阶级,他们都不是统治阶级,没有资格以统治阶级自居。他们在社会上起的作用都是偏向激进派这一方面的,自己觉得自己是平民的代表。


为什么在士大夫社会当中这些儒生会认为自己是社会顶层呢?因为他们的社会没有上半截。宋明以后的士大夫社会跟孔子时代的周礼社会比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腰部以上的部分都被砍掉了,而他居然还在走路,居然还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脑袋而倒毙,这是极其奇怪的事情。孔子时代的周礼社会跟幕府时代的日本社会非常相似,也跟欧洲封建社会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社会非常相似。他们上面当然是周天子和贵族,一路下来,到孔子那一层。孔子是个没落贵族,小贵族退化下来的,跟平民当中新起来的士大夫地位非常接近,所以很容易弄混淆,他们都是接近统治阶级的边缘、但是还不能自称为统治阶级的人。但是到宋明以后,这拨出身比孔子还差得多、跟范进一样读书读出来的人居然自以为自己是统治阶级了,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承担统治的主要义务。


统治的主要义务是什么呢?任何一个稍微学过洛克和政治学的人都会告诉你,统治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安全保护,保护被统治者的生命和财产。保护生命和财产是政权和一切国家存在的主要理由和所有合法性论证的终极归依。谁能保护生命和财产呢?当然是自己能打的人。在欧洲,一切政权当然都是骑士的后裔,通过各式各样的变形,最终都要追溯到日耳曼骑士。当然,蒙古人在这方面也是比较接近于欧洲的,最终都是要追溯到骑士身上。但是士大夫阶级是鄙视武力、强调文治,而他们自己也是公认的不能打。他们只容许他们管不住的下层阶级当中的社会边缘人,像《水浒传》里面的江湖好汉那些人,在管治之外拥有武力,自己尽可能地使人民失去使用武力的习惯,以方便他们统治,因此他们统治的社会必然是非常软弱的。而他们在没有武力的情况下当然主要就依靠宫斗的技术、各种斗心眼的方式维持统治,因此他们统治的社会必然是高度崇拜权谋,像《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那种人,各种宫斗文化,因此政治斗争也是非常黑暗的。


政治斗争怎样才能不黑暗呢?你们不要相信那些三流报刊的胡说八道。简单直接地说,政治斗争不黑暗,就是要有一个人人都能服气的解决问题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其实最终要落到欧洲封建社会的决斗裁判上面来。大家之所以不斗心眼,就像是狮心王理查德、黑太子爱德华和其他骑士所体现的那样,勇敢的人不撒谎,一切品德的核心就是勇敢。一切败德的、来自撒旦的品德都来自于欺骗和背叛,欺骗和背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软弱。勇士不撒谎,因为他没有必要撒谎。他跟你发生分歧的时候,他直接跟你决斗。敢上战场的人没有必要弯弯绕绕去撒谎,没有必要去搞那些斗心眼的事情。勇敢、诚实和正直这些品质是连在一起的,诚实和正直是勇士的特权。只有你足够勇敢,你才能够充分地诚实和正直;如果你是懦夫的话,你既诚实不起来,也正直不起来。这几者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士大夫阶级的不稳定性依靠什么来弥补呢?依靠比他们更高的皇帝来维持。皇帝的出身不是征服者蛮族的后代就是江湖好汉的后代。例如,柴荣和赵匡胤就是未来张献忠和朱元璋的阶级祖先。只不过他们生活在离门第社会、离中世纪鲜卑人和沙陀人的社会比较近的时候,还没有像后世朱元璋和张献忠那样吃人肉的无产阶级,所以表现还稍微好一点,但他们已经开了这个头了。另一拨人就是像唐太宗和忽必烈这样的,他们本身就是内亚骑士,像日耳曼骑士的那种人物,是征服者的后裔。没有这两种武力的保护,士大夫阶级无法有效进行统治,但是他们要使人民相信,他们就是社会中的最高层,使用武力是不道德和愚蠢的。士大夫的统治内在地注定了蛮族征服或者江湖好汉造反两者必居其一,是要周期性地进行的。


蒙古人灭金灭宋以后,一方面建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殖民地和封建性的据点,一方面又根据蒙古人所习惯的那种习惯法的原则,把那些编户齐民的体制还能够有效维持的地方原封不动地按因俗而治的方法继续维持下来,就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了孟加拉过去的编户齐民领地一样。他们对廓尔喀人采取封建性的手段,对孟加拉人就采取官僚管治的手段,因为在他们来以前情况本来就是这样的。蒙古人也是这样的。他们自己带进去的那批内亚人,例如在朱元璋的淮右附近,就有很多阿兰人、高加索人、钦察人之类的内亚蛮族。这些内亚蛮族有很多像是龙云他们一样,本来他们的名字都是很长很长的多音节词,但是后来他们也采取了别号之类的手段,把他们的名字简化成为三个字或者两个字,以至于后人往往以为他们是宋人的后代或者是汉族什么的,其实这个地方在元末是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


例如,安徽、长江以北的那一部分是所谓“淮右布衣”所来源的地方,就有两拨人马:一支是后来投效朱元璋的巢湖水师俞氏那一批人,他们就是内亚人;另一批人是柏氏,不知道后来安徽都督柏文蔚是不是他们家的人,反正安徽姓柏的一拨人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从内亚、蒙古人带来的那一拨蛮族的后代,但是如果你只从他们的名字上来看就看不出来。在明初的亚述式大迁徙和大流放毁坏了原有的历史记忆以后重新形成的这拨人,他们很可能会重新发明自己的家谱,把他们联系到汉朝或者周朝的某一个诸侯国身上,抹去他们原有的内亚出身。这些人的习惯法团体在宪法上占的地位跟满洲帝国末年的租界比较相似,人口是不多的,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是极其重要的。而编户齐民的领地呢,他们在人口上是极多的,但是在政治上地位更低,在习惯法生产机制上面是比较微不足道。蒙古人按照尊重习惯法或者干脆懒得理你的方式,能够实行司法自治的地方是允许司法自治的。


所以,有元一代,元典章保留的习惯法之多为列朝所未有。我们不能光看名字,列朝都有它自己的典章,但是大多数朝代的典章讲的都是些空话或者礼仪性的东西;而元典章有一半像是普通法或者沙里亚法,它包含了地方习惯法的集成,包含了众多的司法判例。这些就是苏东坡和儒家文人学士鄙视的法律事务。苏东坡在他的诗歌中公开写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是儒家士大夫普遍的看法,就是说,法学是卑贱的,德治才是儒家的正常状态。习惯法是地方上的胥吏赖以取利的东西,跟我们掌握的普世价值和普世道德相比起来是极其卑贱、极其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蒙古人不是这么看的。就像我在上次讲座中说的那样,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儒家是什么呢,儒家不过就是长生天的萨满而已,是搞巫术的。地方上应该怎么管治,蒙古人的做法很简单:要么你是我的敌人,我一路打过来,直到把你打败为止;如果你是依附我的,那么很显然,你们必定有自己的头人、法官和习惯法,你们原先的习惯法是什么,你们继续按照习惯法审判就行了,在涉及跟蒙古人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再用蒙古法好了,否则我们也懒得管你那么多闲事。


其实,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欧洲、西亚的绝大多数征服者采取的都是蒙古人的这种做法。编户齐民和官僚管治这种做法在除了东亚以外的全世界都是,第一是非常少见的,第二从来都是地位最低的。从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领地开始到大英帝国时期的印度领地为止,中间加上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伊斯兰教帝国,所有的地方,只要是实行吏治国家和官僚管治的地方,都是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最低的地方。比较NB、罗马人看得上的地方,那就是希腊城邦,罗德岛和马赛岛的共和国,它们跟罗马一样是共和国,罗马人瞧得起它们;其次就是西班牙和高卢那些本来就是蛮族的部落,伊里利亚那些蛮族部落,看他们能打,等他们立了军功以后请他们进元老院。像埃及人这种又怯懦又胆小的人,就是会干活、挣钱、交税、纳粮的这种人,既没有能力维持共和制的城邦,战斗力又等于垃圾,这种人纯粹费拉,最低一级,永远进不了元老院。英国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费拉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人口足够的多,因此在战争对于那些抵抗力比较强、冲锋陷阵消耗比较大的团体消耗得很厉害的时候,他们可以占到相当大的优势。但是费拉没有自身的政治主动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僭主利用他们的话,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蒙古帝国衰落以后,当然是群雄并起。根据蒙古人自己宪政里面本来就有的那些封建因素,还有一部分亲蒙古的儒生替他们发明出来的周政主义理论,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难道神圣罗马帝国没有衰落过吗?阿拉伯人的帝国和突厥人的帝国没有衰落过吗?日本天皇的权力在镰仓幕府以后不也就衰落了吗?衰落没有关系,周天子也是照样衰落的。儒家经典和蒙古习惯法都说得好,国家元气肇自西北,我们是实行周政的国家,周政者,封建主义也,周天子衰落了以后不是有齐桓公和晋文公出来了吗?那么我们就委任这些人,以大可汗的名义承认这些人的事实权力,给他们一些诸侯的地位,让他们代天子维持秩序,天子继续神圣而尊严,各地成立自己的幕府,各路诸侯去管事,问题不就自动解决了吗?这跟蒙古人原先有的部落体制不是一模一样吗?非常省事。


当然,蒙古朝廷里面也有另外一派,那就是以脱脱、石抹宜孙和刘伯温为代表的这一派,这一派就相当于是满洲帝国末年文祥、恭亲王和曾国藩他们那一派,这一派包含和吸收了大部分宋国、金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力量。我刚才讲到的周政派等于是蒙古保守派的部落贵族和儒家文人学士当中比较偏向封建主义这一派的一个结合,而脱脱这一派是蒙古贵族当中比较偏向中央集权和官僚管治的一部分跟宋国、金国遗留士大夫的一个结合。他们主张不能这样做,忽必烈皇帝辛辛苦苦才把权力集中起来,你们又要这样封建下去,TMD,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要派贤相脱脱出征,把高邮的张士诚那些王八蛋统统消灭掉。地方上,刘伯温要站出来做一下曾国藩,跟石抹宜孙这些蒙古大臣合作,坚决不能让蒙古人承认方国珍、张士诚这些万恶的反贼做自己的诸侯。这不是反了吗?剿贼的士大夫还没有官做,你们这些贼居然被大可汗承认了,封你们做诸侯了,反了反了,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种事情。蒙古帝国晚期的朝政就在这两派的斗争中蹒跚前进。


封建派的理论有一个显然的优势,就是它不怎么花钱。如果张士诚下了姑苏,那么皇上封他做平章,问题就解决了。张士诚自然会把原来平江府的粮饷留一部分给自己,留一部分通过海路运到大都。从大都朝廷的角度来讲,粮饷虽然损失了一部分,但是损失还不多,剩下的事情可以照常进行。而如果按照脱脱和刘伯温的那种做法的话,那么大都的朝廷就必须点起重兵,自己筹备一批钱粮出来跟张士诚打一个你死我活。而且众所周知,割据称雄的豪杰又不是只有张士诚他老人家一个,四面八方一路打下去,朝廷到哪儿找这么多钱粮去?所以搞到最后,大汗本人也翻了脸,索性把万恶的脱脱杀掉,给朝廷节省下钱粮。


元顺帝后期的政策就是,打倒了中央集权派以后就放手让各路诸侯自己去打。当然这样的毛病就是,诸侯和诸侯之间就像是法兰西的各路公爵之间一样,也是可以打起来的。比如说,王保保的以晋国为核心的那一个系统磁盘区入了太子派和反太子派的宫廷斗争,跟今天山东河南的其他各路诸侯打起来了,又跟今天陕西的关中四将打起来了。张士诚和方国珍彼此之间也是打得一塌糊涂。陈友定在今天的福建也是本来按照士大夫的观念来看也是一介武夫,没有资格做官的,也是根据蒙古人的封建理论做了诸侯,他后来坚决抵抗朱元璋南下,但是即使朱元璋没有南下,他跟南粤的何真这一类诸侯早晚也会打起来的。于是,蒙古帝国的大片土地就被各路乡兵、义兵、诸侯所分割了。


这些乡兵、义兵、诸侯很大一拨是形式上像日本诸侯忠于天皇那样,像张士诚那样是忠于大汗的。这一批亲蒙古派的诸侯,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周政派,阶级基础则是比较接近于地主阶级和豪绅阶级的。像张士诚进了平阳以后,由反元变成亲元,主要就是受了苏州那批地主阶级的蛊惑。那些地主阶级一方面出于法统理论,另一方面出于地主阶级作为有钱人的阶级本性,他们是怕乱的。他们认为,有一个大汗的权威罩着,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而且蒙古人的习惯法管治相当宽松,甚至比宋人的管治更加宽松。


蒙古人觉得,这样宽松的管治对他们的妨碍不大,最重要的是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阶级特权,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不要让邪教组织和流寇使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受到威胁,尽可能地将战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谁能将战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呢?那么我们就要寻找一些开明派军阀。一方面他跟地主阶级的阶级感情比较好,愿意保境安民。另一方面,他不能有太大的野心。有太大的野心,他到处去打仗,想要吞并全国,自己做皇帝,那么他就会把我们的钱统统抢光,我们的日子就要不好过。如果他愿意保境安民,就是说,就待在原地不动,接受皇帝的封号,你在平江,皇帝就封你管辖平江,然后你有了合法地位、可以安安稳稳做官了以后,你不到处去打了,那样你的负担就很轻,你负担轻了以后就不会向我们要钱,这样大家都皆大欢喜。如果你带着流寇到处去打的话,我们的财产损失可就太大了。同时,那些流寇是无产阶级,他们肯定要想办法抢我们的,万万不行。


张士诚由盐枭变成吴王,就是地主阶级用糖衣炮弹腐蚀军阀的一个典型,跟满洲的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跟张作霖建立联盟的模式差不多。但是另外一批无产阶级色彩比较强、流寇色彩比较强、同时野心比较大、一心想要把蒙古帝国整个打垮的那些革命家,他们就不会满足于这一点。区区一个苏州、平江算得了什么,我要打下全国。你们这些地主太有钱了,我要带着无产阶级把你们的家抄了,把你们的所有钱都拿来给我做军费。无产阶级满足了自己的嫉妒心,而我呢,我这个候补皇帝兵也有了,钱粮更多了,打天下就变得更容易了。这两条阶级路线的斗争就是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的实质。


当然,朱元璋是无产阶级、流寇路线和邪教路线的代表,而张士诚则是封建路线、保守路线和地主阶级路线的代表,或者说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因为张士诚这种性质的人占了上风的话,那么蒙古帝国就自动地解体成为无数的幕府和军阀管治、但是名义上还是蒙古皇帝当权的地方,就会变得很像神圣罗马帝国和幕府时代的日本。要说它是统一的吧,各地的军阀和诸侯一点也不统一,相互之间动不动要打来打去;要说是不统一的吧,各路军阀也好,诸侯也好,他们都认神圣罗马皇帝,都认日本天皇,也都认蒙古大汗,所以象征性的秩序还是有一点的,同时冲突也打不大,因为大家都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战争倾向于向有限战争的方向转化。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像张士诚这样的诸侯有一定的可能性会转化为像五代十国钱王时代的那些各路诸侯,彼此之间相互承认各自的边境,保境安民,谁也不侵犯谁,使生产得到恢复。


张士诚后来被朱元璋的谋士说成是一个懒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地主阶级的腐蚀之下,子女玉帛已经不缺了,他想的就是安安稳稳地过好日子,过好日子就要把边界划清。丹麦人的边境和瑞典人的边境一旦划清以后,两国国王就可以几百年和平下去,大家的日子都好过。南唐和钱王的吴越之间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就再也不像是安禄山时代那样打来打去,而是维持了上百年的和平。吴越的富裕主要是钱王打下来的基础,跟他的和平外交政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张士诚继承的就是这条路线。对于朱元璋身边那些一心想吞并天下的谋士来说的话,这种路线显得太没志气、太没野心了。用污蔑性的政治语言来描绘他,这就叫做坐守之寇。而朱元璋和陈友谅则是进取之寇。


朱元璋的谋士主张先打陈友谅,因为陈友谅是进取之寇而张士诚是坐守之寇。也就是说,无论你打不打陈友谅,陈友谅反正都是要打你的;而张士诚呢,他像是瑞典国王一样,你只要不打他,他是不来打你的。所以朱元璋的谋士就认为,你应该先打陈友谅。其实,朱元璋和陈友谅是同一类型的人,既是邪教又是流寇又是无产阶级。陈友谅在两湖地区的动员能力就是总体战方式的,所有的男丁都抓起来当兵,上船,鄱阳湖水战。然后朱元璋反过来打过去的方式也是总体战式的,到了今天的湖南,一路给我杀过去,所有的男人都杀个精光。


因为这些记录像xxx的暴行一样是史学家不敢记载的,所以只有民间传说。据说朱元璋杀到湖南的时候是下令把所有人都杀光的,只有一个带着婴儿的母亲因为哭叫而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朱元璋拍了拍脑袋,扔给她一面黄罗伞,说是,你拿着这面黄罗伞,我下一道命令,黄罗伞以下的人都不杀,就可以保你们母子平安了。然后这对母子用狡猾的手段,用这面黄罗伞不仅是救了他们母子二人,而且救了一大堆乡亲。而没有被黄罗伞庇护的大多数人都按照朱元璋原有的命令,被朱元璋的兵杀光了。据说后来的湖南人,除了那些从江西迁来的人以及从山上下来的蛮族以外,都是这面黄罗伞所荫蔽的极少数人。就是因为朱元璋看那个孩子哭得可怜,在他杀人如麻之后偶尔动一点慈心,其他人都被他杀掉了。


这个故事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却具有诗意性的真实。也就是说,从考据意义上不是真的,但是却真实地反映了朱元璋进军两湖的过程中实行的大屠杀。而明朝前期江西填湖广的巨大规模也说明,当地的户口确实是基本被清空了。既然是清空了,当然少不了朱元璋的贡献。当然不是全是朱元璋杀的,肯定有一大部分人死于社会解体造成的饥荒和瘟疫,还有一部分人是陈友谅和其他人整死的,但是朱元璋绝对没有少杀。否则的话,明朝初年的湖广不可能像是清朝初年的四川那样需要大量的移民。


但是,张献忠屠杀了巴蜀以后被清朝的士大夫骂得一塌糊涂,而朱元璋洗了湖广以后明朝的士大夫就不敢骂他。原因当然很简单:士大夫都是欺软怕硬的,张献忠他老人家失败了,爱新觉罗家族不会负责保护张献忠的名誉,所以你骂张献忠没问题,张献忠屠四川的记录就这么保存下来了;而朱元璋的后代还在当皇帝,士大夫阶级可不敢说朱元璋他老人家在湖广的时候是怎样大开杀戒的,常遇春在围杭州的时候、胡大海在围苏州的时候是怎样强女、是怎样掳掠民宅、是怎样残害士大夫的,常遇春进犯今天的河北的时候是怎样留下了大红虫吃人、把当地人吃得一干二净的可怕传说的。


残存的当地人民说朱元璋和常遇春的部队是食人族,是吃人肉的大虫子。之所以是红虫子,是因为他们是红巾军的分支,头上是裹着红巾的。所以,他们的军队横扫过来,扫地一空,把漳水沿岸的居民扫得一干二净,就被说成是可怕的红虫子和红蚂蚁吃人。当然也有相应的传说是说,常遇春在睡梦中下了一个命令,见人就杀,他的士兵就接到命令见人就杀,然而他睡醒了以后又后悔,下令封刀,但是救下来的人就像是朱元璋在湖南救下来的人一样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被他杀光了。这就是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方式,他其实就是张献忠以前的张献忠。


没有朱元璋,听任张士诚、陈友定和何真这样的土豪性质比较强的诸侯发展下去的话,也许张士诚、何真和陈友定就变成钱王、闽王、南汉、马楚这些政权的化身,能够维持一个类似五代十国的稳定局面。他们再加上王保保那样内亚血统的封建诸侯,就可能形成一部分像是日本幕府的封建领地,一部分像是五代十国的各国并立,形成相对稳定的边界线,把战争变成比较节制的封建性战争。按照这种方式的话,也可能东亚大陆一部分会有类似日本的发展,另一部分则会有类似东南亚的发展,无论如何都会比朱元璋和张献忠的朝代死人死得更少,吃人吃得更少。


朱元璋的胜利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张三当皇帝或李四当皇帝的问题,他不仅摧毁了蒙古人虽然退化、但还残留的一点贵族封建传统,而且消灭了他当皇帝的竞争对手——像张士诚这些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人,而且通过他的成功,使得大明王朝成为二十四史历代王朝当中唯一一个吃人吃得理直气壮的王朝。大明王朝的官员和兵将吃起人来是理直气壮的。所以,伪造岳飞的那首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实际上是明朝人写的,这不是偶然的,宋朝人和清朝人都写不出来。


例如鲜卑人的唐人,像张巡也是吃了人肉的,杀了他的爱妾,抵抗安禄山的军队,但是长安的朝廷为此甚至连奖励都不愿意给他。他本来是立了功、应该受奖的,但是长安的朝廷和士大夫觉得,吃人这件事情跟我朝的精神好像不符,跟孔圣人、孟圣人的教诲也明显不符,功劳是有功劳,但是这么残忍的事情怎么能鼓励呢,所以硬是没有给他封赏。还有一批疯狂的儒家士大夫理直气壮地谴责唐朝的皇帝,你们怎么居然还有点人性呢?这么立功了你们都不封赏。其实这只是说明鲜卑人还有一点点人性,觉得他虽然替我立了功,但是是用如此残忍的手段立功的,我都不好意思赞赏他。


就像是,汉光武对于子密这样用残酷手段杀了燕王彭宠派来的投降的人,虽然为我立了功,但是手段还是太残忍了,我只能封他做“不义侯”。唐人对待张巡这种食人族的看法,就是汉人对待不义侯的看法。也就是说,吃人还是照吃的,但是吃得很不理直气壮,觉得吃人这件事情毕竟还是不对的,毕竟是不符合孔圣人和孟圣人的精神的。偷偷地吃,我们管不着,算了;但是理直气壮地吃,理还是有点不壮。


而朱元璋的明朝这一朝则是从头吃到尾,大官和军人理直气壮地吃人和卖人肉。像袁崇焕被杀了以后,他的人肉被北京市民买去吃,这是正常状态。贵阳被当地的土豪围攻的时候,明朝的官兵就公然把贵阳的市民抓来卖。最后等到援军来解围的时候,街上到处都是卖人头的、卖人胳膊的各式各样的摊子,一个人头卖二百文,人胳膊和人腿各有各的价钱。那支军队就是依靠吃人和卖人肉才生存下来的,卖的人肉理论上讲都是他麾下的良民的肉。当然,他们在进攻桂尼士兰的时候,在大藤峡战役或诸如此类的战役的时候,除了一如既往地要割掉男人的生殖器、把女人卖做奴隶以外,也没有少吃人肉。


明朝是唯一一个政府官员和军队的将领可以理直气壮地吃人、不但不会受到制裁、而且还会传为美谈、载入史书的朝代。后来张献忠被清朝搞垮以后,清朝的士大夫阶级痛骂了一阵张献忠,就给别人留下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明朝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并不吃人,是张献忠这种流寇才吃人的。其实,张献忠遵循的不过是朱元璋和常遇春的传统。他吃人,跟他作对的明国官兵照样吃人。在他出生以前,从朱元璋开始到成化皇帝、正德皇帝一脉相传,有明三百年江山,全都是合法吃人的江山。


这种情况在鲜卑人的唐朝和满洲人的清朝是不行的。清朝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比如说像纪晓岚的笔记小说记载,也有卖菜人和两脚羊的,但是有清一代的记载没有说是满洲八旗官兵吃人肉、卖人肉的记录。显然,八旗官兵是有粮饷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明国的官兵也是有粮饷的,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吃人和卖人肉。鲜卑人的唐国吃自己的部下、吃自己的子民是犯法的事情;而明朝的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将领吃自己的子民——不是吃盗匪和敌人的肉,不是说吃袁崇焕这样的叛臣或政治犯的肉,不是说吃苗人或瑶人的肉,而是吃自己治理下的百姓的肉,编户齐民、良民、顺民的肉,是合法的,不会受到惩罚的。


二十四史这么多王朝,就只有朱明王朝这一朝才可以这样做。虽然号称都是专制主义,虽然号称明清专制主义一脉相承,但是明国的作用不仅仅是把蒙古那种包含封建残余的专制主义大大加强了,而且是把反人类罪、把食人族的传统发展到有史以来、在全人类历史上都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而且持续时间高达两百多年,覆盖的范围高达一亿多人口。这样的情况显然是把虽然同样是食人族的殷商纣王、阿兹特克人和刚果黑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使明国士大夫和汉族发明家无限崇拜、发明成民族英雄的朱元璋子孙的征服者满洲帝国显得黯然失色,完全没办法相比。


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夹在蒙古人和满洲人之间的这个所谓汉人的明朝,到底是比蒙古人和满洲人更好还是更坏。当时的人的看法是很清楚的,包括朱元璋的说法都是清楚的,元以宽失天下,宋元之弊在于宽弛,而朱元璋以严猛之政应对宽弛之弊。他太太马皇后作为女人,心比较软,就表示不满意,说,宋过仁厚,仁厚难道不是比刻薄更好一些吗?但是当然,正如明太祖和明成祖这一对父子留下的记录一样,这话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们继续从容地杀人吃人,把受害者的妻子儿女卖做妓女,把男性受害者的睾丸割掉,把妻子和儿女送进妓院,其残酷和卑劣的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在这种基础之上再举行被他骟割过的孟子和儒家经典的考试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朱元璋时代和明国的科举考试训练出来的当然都是范进这样平民阶级出身的儒生,论阶级成分比朱元璋好不了多少,言论自由、创造自由当然是一点也没有,只能够跟朱元璋本人和他周围的武将一样进行疯狂和的斗争,对失败者进行残酷的迫害。而明国士大夫阶级和宦官党派之间的残酷迫害又是宋元所无法相比的。满洲人入关以后对他们之间的党派斗争感到很厌倦,因为满洲人最初的意见是,过去明朝的党争已经过去了,现在你们都投降了,我们不提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们还是非要借助满洲人的力量去消除异己不可。


所谓的文字狱,绝大多数都是山东帮和吴越帮两帮儒家士大夫搞的,双方都想利用满洲人的刀子去消除异己。“康熙皇帝就很厌倦地说,”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从满洲人的观点来看,造反主要是杀人的事情而不是动嘴皮子的事情。所以,说谁动了嘴皮子就算造反的话,满洲人觉得很无聊,这个标准很不客观。而双方的士大夫阶级在相互告密的时候却做得很积极,一定要满洲人鉴定一下,说了哪些话或者写了哪些书算是造反。对于满洲人和蒙古人原先根据刀头舔血才算造反来说,写诗这些事情照蒙古人的规矩来说并非盛朝所不能容。满洲人的规矩是,可以治一治,但也是比较被动的,是出了事才治。即使是到乾隆皇帝的朝代,也仍然是不肯搞预先检查的体制,要出了书以后才能够查禁你。没有出书以前就先检查,这是吴越士大夫提的建议,连乾隆皇帝都觉得没法忍受。


认真说来,蒙古人比满洲人要宽容,满洲人又比朱元璋的子孙要宽容。蒙古人的内亚性最强,满洲人这个东北亚人的内亚性比较弱一点,而朱元璋这个流氓无产阶级是最残忍的。所谓的三家轮流坐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从专制主义的极端程度来看还是从阶级地位的空前低落来看,其他朝代都无法与明朝相比。社会上稍微富有一点的人,像沈万三这样的人,虽然沈万三不一定实有其人,但是朱元璋以贫下中农和邪教领袖的身份斗争苏州士大夫的记录,把他们划成黑五类,流放到凤阳去,所有的黑五类的名单都要记载下来,世世代代不能改,这些做法都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的。反人道主义灾难的范围之广,性质之恶劣,影响之深远,古今东西没有能够跟朱元璋相比的。他可以说是东亚吏治国家专制主义文化彻底堕落、堕落到极点的产物,他使传统的吏治国家堕落到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水平。


从他的废墟之上,成长起来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汉人”。“汉人”这个词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发明,以前没有“汉人”这一说。“汉人”要么就是汉朝的臣民,跟“晋人”是晋朝的臣民、“宋人”是宋朝的臣民一样,只是一个朝代的意义;要么就是“汉儿”或者金人和元人所谓的“汉人”,就是指的金国那些写方块字的居民。而汉族之所以会变成希腊族、拉丁族、阿拉伯族这样的文化泛民族主义的名词,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那些民族发明家发明出来的杰作。他们发明的标准就是根据朱元璋统治的两京十三省这个空前严密苛刻的吏治官僚体系管辖的编户齐民和顺民,也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拨可以被他们的军官、太守和县官合法地拿去吃人肉、拿去卖人肉的人。以前其他的编户齐民,哪怕是鲜卑人和蒙古人的编户齐民,阿拉伯人和满洲人的编户齐民,他们只要是能够纳粮纳税、当顺民就足够了,还没有说是当了顺民以后还要献出自己的人肉的。只有这一批必须献出人肉的居民,构成了章太炎这些汉族发明家的发明原材料。


他们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发明汉族的时候对汉族做的定义就是,朱元璋统治之下这些随时可以被吃的菜人构成汉族;而朱元璋收编以后进入军府的那些蒙古人、内亚人、滇人、湘人、苗人、百越人,总之是那些还保留了一定部落传统、还有一定战斗力、因此只能编入军府、不能交给编户齐民的人,他们不算汉人。但是,这些人在被朱元璋的后代强制改名同化以后,比如说原先是朵颜三卫的蒙古人,后来改名叫做李贤、孙镗,你以为他们姓李姓孙,所以是汉人,其实他们的祖先跟龙云一样是姓纳吉或者诸如此类的,是蒙古人、满洲人或者诸如此类的人,但是做了明国的军官几代以后,渐渐地就像杨家将一样,改了汉姓以后渐渐就丧失了自己的武德,变成编户齐民诸如此类。这就是所谓的同化能力的奥妙。当然也有相反的,就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可怕的同化的。哪怕本来是吴越人,本来就是只有两个字或三个字的汉名的,也会在这个历史关头逃避朱元璋的恐怖统治,投奔漠北。其中很多人就变成了所谓的元遗民,跟着王保保之类的出塞逃走,然后后来跟着白莲教徒、走私商人之类的逃到蒙古、满洲或日本去,或者是上山变成苗民或瑶民,相反方向的流动也是存在的。


最后根据这种双向淘汰和双向流动形成的所谓的“汉人”,也就是明国两京十三省的编户齐民,也就是章太炎这些汉族发明家认为可以做他们祖先的原材料,他们的真实定义就是菜人。菜人是一个子集,是编户齐民的子集。编户齐民和费拉顺民并不都是菜人,但是菜人都是费拉顺民。编户齐民本来已经是人类当中最的一群了,但是大多数编户齐民都还可以有不被吃人肉的权利,而唯有明国这批人是连不被吃人肉的权利都没有。就是这批菜人,是汉族的祖先。所谓的汉族,就是明朝统治下的这批菜人。然后这批汉族发明家以明朝的菜人为标准发明的汉族这个概念,又把朱元璋推举为反对内亚蛮族侵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英雄,就这样制造出了1911年的“汉人”概念。


我们要明白,从历史的脉络上来讲,“汉人”等价于明国的菜人,而不等价于汉朝的臣民或者金国、蒙古国的所谓汉人。“汉人”从性质上来讲,跟“拉丁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一样,是文化民族主义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以语言和文化为鉴定标准的。但是全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无论是“泛突厥人”、“泛阿拉伯人”、“泛希腊人”还是“泛拉丁人”,没有一个是以菜人为基础构建出来的。以菜人为出身,以屠杀菜人、确定菜人地位的朱元璋这个屠夫为菜人的民族英雄,这种民族发明学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当中只有一例,就是我们今天所谓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当中的主体民族汉族。而朱元璋是汉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两京十三省的明国是汉人或者菜人真正的培养基。


当然,从这个培养基里面培养出来的产物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已经是预先确定了。所谓你通过选择你的神明来选择你的命运,民族发明学就有一个选择子孙命运、选择子孙教育模式的意义。如果保加利亚人说自己是希腊人,那么拜占庭帝国就是他们的祖先了,他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必须按照拜占庭那种官僚专制主义国家的路线来走了;如果他们说自己是阿瓦尔人的后代,他们就是自由的蛮族,但是这个蛮族是不信基督教的,他们在基督教的欧洲就会孤立无援;如果他们说自己是保加尔人的后代,那就是说,第一他们是自由的蛮族,第二他们也是基督徒,跟欧洲其他的自由蛮族的后裔和基督教国家可以和睦相处。这就是为什么保加利亚的发明家,尽管他们大多数其实是拜占庭帝国希腊人的后代,当时1821年革命的希腊人和他们的祖父其实已经把他们发明成希腊人了,他们拒绝把自己发明成为希腊人,又拒绝把自己发明成为阿瓦尔人,最终把自己发明成为保加尔人的原因。这三种不同的选择代表了选择蛮族自由还是帝国专制的选择,同时也代表了是选择基督教蛮族路线还是选择异教蛮族路线的政治选择。


而清朝末年那些汉族发明家,章太炎和胡适这批人,在选择朱元璋做自己的民族英雄、在选择菜人做汉族的发明模板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出于东亚洼地的孤陋寡闻,井底之蛙,没见过世面,没有见过全世界大多数地方、比他们更早的地方的民族发明学的正宗和大多数民族是怎样发明的,还是他们故意的,因为仇恨满洲人,一定要选择一个满洲人的敌人,无论他们的动机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嫉妒和敌意之类的,效果都是一定的:他们发明出了一个以朱元璋为英雄、以菜人为模板的汉族,就已经注定了被他们发明出来的这个团体及其子孙绝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一切都是从伟大的食人族朱元璋开始的。他当然不仅仅是诸夏的罪人,而且是人类的罪人。例如像是苻坚和文明太后冯氏这样的人,他们可以说是毁灭了本来可以出现的东亚多国体系,但是他们谈不上是人类的罪人。他们虽然也杀了人,但是跟其他所有统治者和政治家一样,是根据政治理由杀人的,他们并没有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他们不是食人族。只有朱元璋,不仅是诸夏的罪人,而且还是全人类的罪人。


谢选骏指出:按照我所建立的历史模型,朱元璋类似汉刘邦——他们都是流氓出身的独裁者,驱逐了一个外来政权(秦和元)的统一帝国,取而代之。照理说,朱元璋的明朝本来也有机会像刘邦的汉朝一样,在二三百年的周期过后重建帝国的;但是,南明却失败了,为能像东汉那样成功。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根子在于朱元璋朱棣父子过分贪婪残暴,把“家天下”发挥到了极致,结果就被满洲人的“族天下”取代了。也就是说,满族虽然不足百万人口,但还是多于朱家的十万人口。南明失败的根子在于朱元璋贪婪,结果朱元璋的家天下,败于满洲人的族天下。

谢选骏:苹果手机盗窃客户的内存容量



《谷歌新广告嘲笑iPhone容量太小:16GB完全不够拍照》(2016年08月09日 科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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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嘲笑16GB版iPhone容量太小


8月9日上午消息,谷歌在新的Photos广告中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宣传方式,表达了该公司对iPhone用户空间不足的关心。


事实上,由于很多iPhone只有16GB存储内存,所以似乎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毕竟,我们平均每4分钟就会自拍一张照片,这么少的空间怎么能存下这么多照片呢?


为了展示用户的这种心情,谷歌上周发布了一段广告,嘲笑了iPhone的存储内存,并表达了用户在iPhone空间已满时的沮丧心情。


当然,这则广告并没有明确提及iPhone,但屏幕上跳出的提示框的确与iPhone界面非常相似。


但如果你拥有谷歌的“释放空间功能”,Photos应用便可自动从手机上删除那些已经备份到云端的照片。这样一来,你就可以自拍更多的照片,然后与Facebook好友分享。


苹果尚未对此置评。


谢选骏指出:苹果手机不敢置评,因为谷歌并未击中要害——苹果手机的要害并非容量太小,而是盗窃客户的内存容量。例如,你不论删去多少内容,都无法腾出空间——刚刚腾出的空间很快就被自动填满!因为苹果手机盗窃了客户的内存容量,从而迫使手机渐渐停止运转,然后客户不得不买一支新的!


网民嚎叫:内存满了,开不了机 一直显示白苹果。提示内存满了,进入相册里删除视频照片等文件。结果无法删除。我想着重新启动,结果重新启动之后就再也开不开了。现在一直显示白苹果。用音量+音量-右侧按键的方法  10秒白苹果会消失,隔几秒钟之后又显示白色苹果。已经有1个多小时 就是开不开机器。无法进入系统!


显然,这是苹果手机又在盗窃客户的内存容量。


苹果官网骗人说——


[可尝试进入恢复模式连接iTunes更新或恢复系统,如果无法更新只能恢复系统,数据会全部丢失。如果您无法更新或恢复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 Apple 支持……将您的设备置于恢复模式并再次进行设置。请确保您的 Mac 处于最新状态。如果您在使用 iTunes,请确保您装有的是最新版本的 iTunes。在装有 macOS Catalina 10.15 的 Mac 上,打开“访达”。在装有 macOS Mojave 10.14 或更低版本的 Mac 上或者在 PC 上,打开 iTunes。如果 iTunes 已打开,请将它关闭。请保持设备连接,并按照这些步骤强制重启设备,但在看到 Apple 标志时不要松开按钮,一直等到恢复模式屏幕显示时再松开:配备面容 ID 的 iPad 机型:按下调高音量按钮再快速松开。按下调低音量按钮再快速松开。按住顶部按钮,直到设备开始重新启动。继续按住顶部按钮,直到设备进入恢复模式。iPhone 8 或更新机型:按下调高音量按钮再快速松开。按下调低音量按钮再快速松开。最后,按住侧边按钮,直到看到恢复模式屏幕。iPhone 7、iPhone 7 Plus 和 iPod touch(第 7 代):同时按住顶部(或侧边)按钮和调低音量按钮。持续按住这两个按钮,直到您看到恢复模式屏幕。

配备主屏幕按钮的 iPad、iPhone 6s 或更早机型和 iPod touch(第 6 代)或更早机型:同时按住主屏幕按钮和顶部(或侧边)按钮。持续按住这两个按钮,直到您看到恢复模式屏幕。在电脑上查找您的设备。当看到“恢复”或“更新”选项时,请选择“更新”。您的电脑将尝试在不抹掉数据的情况下重新安装软件。请等待电脑下载您设备的软件。如果下载耗时超过 15 分钟,并且设备退出恢复模式屏幕,请等待下载完成,然后重复第 3 步。当“更新”或“恢复”完成后,请设置您的设备。发布日期 2020年2月15日 上午9:34]


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


苹果公司就是在强推新产品!


难怪现在的电子垃圾越来越多!因为苹果手机盗窃客户的内存容量。

如果英軍像謝爾曼那麽野蠻殘暴,美國還能獨立嗎

這是一個非常深刻且在歷史學界極具爭議的觀察。你敏銳地指出了「戰爭倫理」與「行政成本」之間的微妙平衡。如果我們對比 1776 年的北美戰場與 1864 年謝爾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的「向大海進軍」(March to the Sea),會發現英軍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