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欧洲一体化的幻影

《论欧洲》（托尼·朱特: A Grand Illusion: An Essay on Europe）的第二章《东方之请》这样说：
存在几个欧洲？这样的问题听上去显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觉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一个欧洲，正如只有一个亚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样，欧洲分为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各部分还可以继续细分。诚然，欧洲东部的边界是模糊的，沿着一片广大的、地形学上不明确的地域与西亚接壤；但其他部分的边界是足够清晰的。此外，欧洲是一个自我意识历史悠久的小洲，这意味着欧洲人的身份比根据地理起源决定的“非洲人”“亚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确。比如，尽管人们偶尔会尝试确立某种“泛非洲”意识，但把非洲人联系起来的几乎只有共同的殖民地经历。相反，“欧洲性”则是欧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缘关系和共同的过去，他们似乎的确分享着某些天生和基本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欧洲人长期以来共有的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识。在各族群内部和之间划清界限是这个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维定势之一。这个过程始于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单一实体变成了两个部分的总和；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巩固了分裂的结果，让此前处于无政府状态、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欧洲西部拥有了明确和稳定的边界。查理曼于9世纪建立的帝国与“二战”后最初的“六国”欧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样覆盖了法国、联邦德国、比荷卢三国和意大利，尽管它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并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罗马、加洛林王朝和之后的某些帝国没有精确的边境线，而是把界墙（limes）、边境区（marches）和军事区作为边界；加洛林王朝的东部边界和拜占庭帝国的北部边界一直是不精确的。但到了14世纪，当欧洲的边界“封闭”后，东西欧洲的区别也变得极为明显。
今天，人们有时会认为，东西欧的分割线是冷战时期的人为产物，是在单一文化空间内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铁幕。事实并非如此。在19世纪，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们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乌克兰的广袤土地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说过一句名言，把通向维也纳东门外的公路视作亚洲的开始。他不是第一个表达这种观点的人：曾在1669年游历过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英国人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刚一踏入匈牙利，“我们就好像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在抵达布达（Buda）前，我们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个部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无论他们的偏见源于何种动机，这两位奥地利人和英国人都提到和证实了一条从北向南贯穿欧洲中部的隐形分割线。15世纪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us Celtis）也留下了惊人相似的忿恨之词：“我们著名的但泽港（Danzig）落在波兰人手里，我们的出海口厄勒海峡（Sound）落在丹麦人手里。”在三个多世纪后，这两个地方将成为当代欧洲冲突的导火索。但策尔蒂斯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抱怨说，东部的某些聚居区“被从日耳曼本土分开……比如特兰斯瓦尼亚（Transylvania）的萨克森人，他们和我们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语。”[  见N.J.G. Pounds的《欧洲的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Cambridge, 1990），第215页对策尔蒂斯的引述。]
与不莱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11世纪的编年史学家。他曾指出，“斯拉夫世界”从易北河以东开始，向南延伸至黑海）一样，策尔蒂斯及其继承者们所描绘的是一种从10世纪末开始便在西欧反复出现的情感：罗马帝国、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就是欧洲的边界。由于马扎尔人来到多瑙河平原后（公元9世纪）欧洲唯一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日耳曼定居者向东部的迁徙，西欧人会自然而然地把东欧的土地视作某种意义上的“陌生世界”，那里生活的是有待教化和管束的野蛮人。即使当这些人早已成为东西方帝国的臣民后，上述态度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宗教因素加深了这条古老的裂痕。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所有的欧洲帝国都和某种统治性宗教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拜占庭和查理曼分别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推行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作为它们继承者的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延续了这一做法，但只有东部的帝国逐渐把世俗和精神权力联系甚至结合起来。因此，这两种形式的基督教成了欧洲不同地区的代表。实际上，历史悠久的教会区划和习惯在许多方面是欧洲人所有分歧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今天法国天主教的教区体系借鉴了罗马帝国行省组织的地理划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边界和米利特制度（millet，土耳其统治者赋予基督徒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效忠，特别是军事效劳）都明白无误地反映了东正教作为该地区标签的突出地位。在民族混杂的地区，宗教信仰同样体现和决定了社会地位：在波罗的海地区，地主是天主教徒，农民是东正教徒。这种社会—宗教的分歧也体现在语言上。正如说意第绪语是犹太人的标识，在今天的波兰和乌克兰，信奉东正教的农民说立陶宛语、罗塞尼亚语或其他土语和方言，而同一地区的天主教徒则说波兰语。到了19世纪，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欧洲各地出现了“民族”身份的觉醒，这大多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即使有的语言并不古老，甚至是为了政治目的被发明（或改造）的；选择某一种克罗地亚或斯洛伐克方言作为未来国家的“民族”语言也许不完全是随机的，但无疑是武断的。
在西欧，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现在东西之间，而是南北之间。到了17世纪，这种分歧已经相当明显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尔文宗或圣公会），语言属于日耳曼语系，并按照明确的边界被划分成民族国家；南方人则使用拉丁语系的语言，信奉罗马天主教，他们的聚居区仍然处于皇帝或教皇的统治之下。尽管在法国和德国的国内历史上，或者在西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史上，这些分歧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意义永远比不上东西欧之间的隔阂。这是因为从近代史伊始，西欧国家间的文化和商业联系便超过了它们的分歧，从12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部欧洲拥有共同而自成一体的历史。
诚然，西欧的经济和文化重心经历过巨大的变迁——从莱茵兰到伦巴第，然后是威尼斯和托斯卡纳，随后又回到低地国家，最终停留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大西洋沿岸大帝国的首都。但它们很少会过于偏东，甚至从未越过维也纳。无论布拉格和维尔纽斯（Vilnius）一度多么繁荣，它们从来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的首都，就像某个历史时期的佛罗伦萨、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维也纳那样。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在此不做讨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和美洲的发现让欧洲历史的中心大幅转向大西洋。反宗教改革以及1620年波西米亚新教贵族在白山战役中的失利无疑是波西米亚的一场历史性灾难，因为16世纪的布拉格刚刚经历过学术和艺术的繁荣。莫斯科大公国的兴起终结了波兰在欧洲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现实（尽管没有终结它的长期梦想）。上述事件都已成为过去，但从此以后，我们眼中的大部分欧洲史实际上都是西欧史（包括北部和南部）。
如果说由南北两部分组成的西欧具有明确的边界，而不幸的东欧同样如此，那么两者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是不是从的里亚斯特（Trieste）到格但斯克（Gdansk，即但泽）的古老连线？既然加洛林王朝的边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地区（某些部分）的界线，以及1947年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西部边界体现了惊人的一脉相承，那么是否足以得出结论，它们中必有一条可以作为分界线呢？从达尔马提亚沿岸到立陶宛，的确存在着一条由要塞、边境定居地、战略性村镇和历史上的十字路口等组成的连线，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以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交汇点。但它所通过的地区也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同俄国人交汇、融合和冲突的场所。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远比格但斯克偏东，在深入斯拉夫世界腹地的村镇和山谷仍有人说（或曾经说）德语，而波西米亚则是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并且至少在1948年前仍是其中相当繁荣的地区（没有什么能比工业革命更好地区分西欧和欧洲其他国家了）。为了方便起见，是否应该像许多人提出的那样，单独划分出一个“中欧”呢？
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以里加（Riga）到布拉格，的里亚斯特到萨格勒布（Zagreb），然后经利沃夫（Lvov）回到波罗的海各点连线为界的四边形区域拥有许多共同点。它的绝大多数人口是说斯拉夫语的天主教农民，都经历过帝国的影响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建筑遗产和文学传统上，那里的城市和村镇都确定无疑地体现了欧洲主流的风格，同时也带有它们自身的鲜明特色和传统。在18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它的文化明显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特别是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它与东部和南部接壤的地区截然不同，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试图同后者保持距离。因此，该地区的“中欧人”非常看重东西罗马帝国的古老界线，而按照这条界线，他们完全处于西罗马部分。
但“中欧”的问题在于，这完全是一个近代概念，在欧洲的历史上没有很深的根基。它的出现不可能早于晚期的开明专制君主们发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特别是18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打开民族国家独立大门的《凡尔赛条约》几乎已经让它寿终正寝，希特勒只是补上了致命一刀。今天，“中欧”唯一值得怀念的黄金岁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几十年，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经历了前所未有、日后再未重现的繁荣，就连利沃夫和萨格勒布等偏远城市也沐浴在帝国夕阳的光辉下。然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西欧人）而言，无论在1848年前还是1945年后，中欧和东欧完全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一位17世纪的旅行者而言，布达佩斯完全不是西方的城市。很少有西方人能深入了解欧洲中部的缓冲地带与更东面的异域世界的差异。
这种差异当然还是存在的，至今仍能看到。波兰东部多沼泽的平原属于东正教的势力范围，虽然语言相近，但用另一种字母表书写，与克拉科夫（Kraków）几乎没有共同点，后者是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和世俗学术的中心，深受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影响，同样的差异也出现在黑山的高原地区与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德语作Laibach）说德语的知识分子之间。但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存在差异的地区都曾是同一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出现的并非东西差异，而是城乡差异，如果真有所谓“中欧”的话，那也只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城市文明。不过，在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甚至希腊，的确存在着一个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截然不同的世界。
此外，赋予布拉格或华沙，布达佩斯或萨格勒布现代意义的那个差异——它们是独立国家的首都——也剥夺了它们加入“中欧”的可能性。它们的文化是都市文化，书面或口头的文化语言是国际性语言——德语，而在说德语的人中，许多最杰出的代表是犹太人。这种真正的中欧文化的毁灭让波兰人的华沙、立陶宛人的维尔纽斯、捷克人的布拉格及匈牙利人的布达佩斯变成了和奥地利人的维也纳一样的偏远小城。尽管身处欧洲中部，但他们所标榜的独特“中欧传统”最多只是怀旧，甚至可以说是假货。他们不愿被和位于自己东部的土地与民族混为一谈，这种想法是足够真实和根深蒂固的——作为位于欧洲历史十字路口的“边境”民族，他们特别有理由避免让自己在重要的抉择中站在错误的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标榜过去或者现在拥有独特身份，以便确保自己永远站在分界线“善的”（和安全的）一边。
更好的做法也许是把欧洲的分界线看成非地理形式的。毕竟，地理既可能让问题更加直观，也可能让它更加复杂。从1989年开始，根据对欧洲定义的不同，波兰的市场、立陶宛的农田、法国的农舍都曾经被视作“欧洲的中心”，最近则是一座比利时小镇。任何人都不会直觉地选择这四个地方作为欧洲真正的中心点。富欧洲和穷欧洲一直存在，不过两者的分界线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并不固定。在不算太久远的时代，从马赛到伊斯坦布尔的地中海沿岸和相邻内陆城市是欧洲最繁荣的地区之一。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有历史记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贫穷的。但除了少数著名的例外，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城市并不总像现在这样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后者更多的是昔日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以农村为主的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会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西北部，从汉堡到米兰的欧洲城市走廊一直是繁荣和发达的中心。
另一组对比的双方是拥有和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差异，但又不仅于此。能在早前的世纪里形成受到认可的民族并建立永久的国家是极其幸运的，这是荷兰、瑞典、英国、法国甚至西班牙的历史，与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许多民族历史的关键性差异之一。北欧和西欧民族的建国过程从核心根据地开始，逐渐吞并周围地区，直到因为地理或竞争限制而停止扩张。而现代东欧国家则是从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和德国等帝国的崩溃中降生的，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成。因此，东欧国家不仅没有先入者优势，而且它们的身份必然包含对领土和权力孤注一掷的主张，这无疑会损害提出相同主张的邻国的利益——在许多案例中，它们主张的是同一片土地。这是东欧国家最大的不幸：它们的建国时间太晚，而且凑到了一起。于是，它们拥有了共同的历史和弱点，并因此最终与西欧更幸运的那些民族有了关键性的差异。德国和意大利是两个看似矛盾的例子——这两个西欧国家的统一时间很晚，但克服了劣势。不过，直到相当晚近，人们才确信它们将战胜出生缺陷而活下来。此外，两国都拥有自古以来就极为富庶的地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意大利和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战后都被划入了西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结果可能会不一样，特别是对意大利而言。
谢选骏指出：欧洲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分裂；如果欧洲一体化了，它的活力、动能、创造性也就不存在了。我发现，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基本动力，就是西欧蛮族语言的爆发力量。这是拜占庭帝国所无的，也是不见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独特现象，甚至印度文化圈也无法与之比拟。所以印度的梵语（相当于希腊语）和巴利文（相当于拉丁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在文化上的价值不会超过东欧的语言。西欧的主要蛮族语言，除了拉丁化的意大利、西班牙、法语，还有德语、英语，他们既是欧洲的活力，也是欧洲一体化的障碍——如果不消灭这些语言，欧洲一体化的努力终究只是水中捞月——看似一体，实则破碎。

谢选骏：缺德的中国能够充分解放技术的恶魔

网文《超人类主义是二十一世纪的虚无主义》说：
澎湃新闻：您现在主要在做的是“人类纪”这一块？
许煜：我的新书《论中国的技术问题》（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2017年初出版）就是在讲这个问题。人类纪指的是人类的活动已影响了地质化学（geochemical）活动，那是地球在11700年前开始的全新纪或全新世之后发展的一个新的纪元。这也是全球的技术化、科技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巨变，这给了我们一种迫切性来思考整个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问题。如我在回应拉图尔时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分开现代化和现代性。后者是十七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断裂，而现代化是这些新的知识体系在地域上的扩张。
这种现代化同时也是单边的全球化。然而这种单边的全球化已到了尽头，近年来在欧美涌现的极右运动以及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aries）是最好的标志。如果您细看他们的论述，那是反启蒙的，也就是说反普世主义以及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等，所以他们的言论充满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味道，他们认为黑人与白人是不同的，现在将他们一视同仁是政治正确，也因为这些普世价值的政治正确，欧美的发展一直都匍匐不前。问题是，西方如何保持它的优势，就好像硅谷的著名投资者、特朗普的支持者，同时也是新反动主义者的彼德·泰尔（Peter Thiel）在911之后问道， “有没有一种不彻底毁灭现代西方，同时仍能巩固其地位的方法？” 我认为这种自觉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苦恼意识”，也就是说意识到自身的矛盾，但又超越不了这种矛盾。
很多左翼会强调普世价值来响应，但这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不能忽略右翼论述的吊诡之处，他们或多或少指出了当前这种全球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相同出发， 最后我们发展出来的就是今天被视为失败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其实背后还是单边全球化，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差异，以及思考这种差异如何能够扭转当前的局面，而我在做的就是通过解构技术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普世性，来重申差异 。现代化造成了dis-orientation，它不只是失向，而且是失去了东方性，也就是说误以为东西方是同一根源，失去了历史性的思考。我认为我们应该比那些右翼和新反动主义者走得更远，从绝对的不同开发出相同，而先明白中国跟西方的不同，最终才能达到如拉图尔和其他关注人类纪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说的共存（co-existence），也就是说文化的多元化成为整个全球化里的核心，而不是表面。
表面的全球化相对的是传统的实体化（substantialisation），将传统实体化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在国家治理层面，比如说通过它来定义某种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第二个是文化工业，例如建造出很多创意、旅游小镇，把传统实体化成旅游纪念品。这是全球化的症状，它所强调的不同都是表面上的装饰性的东西。那问题是我们怎么从不同发展到相同？首先必须要强调不同，其次必须将传统去实体化。传统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的，从先秦到宋明，传统的精神保留了下来，有些是有用的，可以支持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答案不是已经在那里了，答案是要被发明的。
面对当下复杂的全球化进程，我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中提出技术的多样化，不只是在中国，其他文化也应该发展出其技术思想来抵抗西方科技的全球化。但是，我并不是说要否认西方的科技，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中国也一直缺少对西方技术的哲学性的思考。我的想法是如何扭转这种发展的方向。传统可不可以以另外一种新的方式回归，回归不只是一种装饰，我们可以将它变成一种批判理论。我们现在所说的批判理论，不是德国的就是法国的。所谓霸权，有时候是无意识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
澎湃新闻：我们从过去寻找来的思想资源，跟现在的科技怎么结合？
许煜：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首先要系统性地分析中国技术思想的原因了。从先秦哲学开始到至今，我们怎么理解器和道之间关系的变化。有些哲学家也看到这个问题，譬如说李三虎先生也强调器和道的问题，而且提出重申传统，但我想更系统化地理解器道的关系问题以及从认识论和知识型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系统化分析如何响应当前人类纪的问题。首先，我们的知识论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是被边缘化的，那么问题是这种知识论可以怎样被重新搬进来。其次，我视知识型问题为sensibility（感知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不同知识领域的基础和链接。福柯在谈到知识型（episteme）的时候，他覆盖了三种，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现代时期。但我们不能把福柯照搬过来放在中国，他为我们提供的是方法论。福柯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思考历史的人，历史总是独特的。而哲学总是需要去回答所处时代的问题。但不少研究福柯的人都忽略了，这总让我想起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书简》（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所说的，现在的人不再思考而要忙着搞“哲学”。
在我提出的框架里，知识型的问题必须被重新思考。知识型的转变总对应着一个时代性的转变，也就是说当有一个历史性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展出新的知识型来对应。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三个可能的知识型的转变。周室衰退时，我们就有了儒家的 “复礼”，道家的“自然”等，这就是重新发展出知识型来回应那个时代，一直到汉代，特别是在董仲舒那里一种儒家与黄老结合的天人观也固定下来了。而在唐代末期当佛教成为主导的时候产生了另外一个危机，由宋代理学所代表的道德宇宙论也出现了来作为响应，在公元十一世纪，我们见到宇宙发生论（cosmogony）与道德观以更严谨的形式结合。而第三个阶段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整个现代化运动中，比如说魏源、维新派，也都是对时代的反应，他们想要生产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知识型，但最终在西方科技的冲击下沦为了完全的西方化。理解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它容许我们避免重复错误同时理解我们文化内里的创造力。
澎湃新闻：那您认为这次的西化和现代化是跟历史上一样的知识型转变，还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断裂？
许煜：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那时处理不了的问题，因为对西方的技术一无所知，他们认为西方的技术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器”。那为什么上两次（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会成功？宋代理学完全不涉及技术这个问题，尽管张载的哲学影响了后来宋应星《天工开物》技术和自然不分开的观点，而相对的，在《天工开物》之后一百年在法国出现的《百科全书》则是提倡自然和技术分开的（这也是鲁索对百科全书主义者的批判）。宋明理学其实是自然哲学，它发展出一套新的道德宇宙论。为什么在公元11世纪，宇宙发生论突然成了主要的学术理论呢？突然之间人们开始关心宇宙是怎么产生的了，这很有趣。因为他们是回到以自然为核心道德宇宙论，与技术无关。准确来说，构成这个知识型的不是技术问题。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被逼着去实现现代化，被逼着我们去发展船坚炮利，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技术，都统称为“科学”，康有为统称为“物质学”。
回到您之前提到的问题，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科技怎样结合的问题，斯蒂格勒为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他是一名真正的思想家，我这样说不只是因为他曾是我老师，而是他一直都在坚持，一直都在尝试，他的创造力是很让人佩服的，而且他很慷慨。我指出如果现代性所标志的是一种技术的无意识（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ness），那么现代性终结的标志的便是一种技术意识（technological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首先体现在利奥塔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条件》，但系统性将这梳理出来的是斯蒂格勒，他的硕士论文其实是跟利奥塔写的。
首先，我们可以从神话以及宇宙论的解度来切入。如果斯蒂格勒说技术的来源是普罗米修斯，那是因为他是在欧洲的学术源流里这样论述的，但如果我们跟着说中国的技术起源是普罗米修斯那就好笑了。哲学的思考无法脱离神话，斯蒂格勒之所以能发展出哲学理论，是因为他将神话变成了他思考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在1795年的德国流传下来一篇文章，题为《德国观念论最古老的体系纲领》，作者不详，据说是谢林、黑格尔和荷尔德林，或是这三名同学的其中一员，这是作者（们）有见于形而上学终结提出的哲学的发展方法，文章结尾说神话要有哲学性，而哲学要成为神话 （die Mythologie muß philosophisch werden...und die Philosophie muß mythologisch werden）。1795年，自然科学在欧洲开始变成一个系统，这时他们提出了再神话化，这是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回应，也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延续，他们也回到了悲剧（das Tragische）。所以，神话跟哲学思考和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如果要出中国的技术思想来回应当前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地处理我之前提到的三种知识型的转变以及道德宇宙论如何与技术发展重新结合，康有为他们很勉强地将中国的道德宇宙论以及西方的物理学等同，譬如说将以太和“仁”等同，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寻找等同（equivalence）的做法。
那么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提出问题，也就是说不先求等同进而吸纳，而是我们先从绝对的不同，比如说宇宙论和器道思想出发来找出路，重新将感知性纳入进来？其实，“道”也就是sensibility的学问。与康德不同，新儒家的牟宗三认为在中国哲学当中，人是有智的直觉的，他的感知性是超越现象的。牟宗三所说的“无限心”就是感知性的问题，只有无限心的感知，才能进入“物自身”。牟宗三从而发展出所谓 “良知自我坎陷”来展示无限心与认识心的转换的可能，从而证明中国也可以发展出技术，但这仍然站在观念主义者的立场上。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出技术来了。所以我想要处理的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在“中国也可以”的基础上思考技术本身的问题，即摆脱观念主义的束缚，将技术问题纳入到我们的体系中来。
一个是从它的内里来改变它，因为当下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巨型技术系统，特别是大数据、智能城市、智能手机形成的大型技术系统，我们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思考怎样从内部改变它，我和斯蒂格勒合作了很多年，一直都在研究就是这些问题。第二个是从外部，这是我所说新的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的框架，宇宙技术的翻译也是一个问题，拉图尔笑我说这两个字kosmos 和 technē都是希腊文，但如果我说“天人技术”又只局限在中国了，这是全球化下语言的局限，我想强调的是不止在中国，其他非欧洲文化也应该思考宇宙技术的问题。宇宙技术的基本定义是通过技术活动来统一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我提出宇宙技术是要克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技术概念的局限，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归纳，在二十世纪西方技术哲学里有两个主要的认识，这也是海德格尔一九五三年的《论技术问题》（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所留下来的，首先是古希腊人所说的τέχνη，它的本质是有诗意地带到跟前，海德格尔用了希腊文的poiesis和德文的 Hervorbringen来描述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里的动力因（causa efficiens）。其次就是在欧洲现代时期出现的科技（moderne Technik），它的本质已不再是古希腊意义上那样的，而是所谓的座架（Gestell），也就是说所有的存在都被视为可支配的资源。但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印度的、南美部落的技术。所以我发展出cosmotechnics这个概念来包容不同的技术，同时将宇宙论和技术重新结合，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总与它所处的文化的宇宙论紧密相关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宇宙论的存在模式就是宇宙技术。在西方，宇宙论已经变成天文学或者天体物理学了，本来是背景（ground）的，现在完全地技术化、数学化了，人类纪标志的正是这种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的终结，所以我认为要响应人类纪必须要回到多样的宇宙技术，这必然要重新启动传统以及其宇宙论。我也尝试指出海德格尔对三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的阅读，也是由回到一种宇宙技术，找到另一个开始（anderer Anfang）。
而如果我们认同当前的问题，即科技的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机会，很多条件都相应地成熟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已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美国不可能再继续原本的单边全球化，即美国输出、我们进口的全球化。我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这种新的技术哲学如何发展，我们需要在地地去处理。譬如说大家都在讲智能城市，尤其是中国，目前的智能城市构想其实只是以效率为主，照当前算法和数据主导的思路，伦敦、上海、纽约都会变成一样的，比如智能手机去点餐、支付宝去付款、机器人去服务，这您也可以参考一下电影《攻壳机动队》的虚拟现实和都市主义，这将是我们的未来，而不smart的人将无容身之地，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错误的全球化发展。对我而言，智能城市给了我们一个很在地地去重新思考和建构的机会，这也是我最近着手处理的项目。
澎湃新闻：《攻壳机动队》里那样的虚拟现实技术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吧？
许煜：那是一种新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人工选择，达尔文主义是自然选择，而现在是人工选择，技术超过了进化。原本 “顺风耳”、“千里眼”是进化的结果，但现在技术改变了人的生理机能。所以，这种人工选择必然是不平等的，比如想让一个小孩变得更聪明进而统治其他小孩，就让他吃药或者注入一个芯片到他的大脑里。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要抗拒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因为超人类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更刺激的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不止是花钱买东西获得快感，也是彻底改变你的身体，改变你和世界的关系，譬如你的感知性。所以我们要重新提出一种技术发展的方向，超人类主义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引诱，因为它的卖点是增长寿命，改善情商和智商。想象一下，你可以不生病，可以每天都开心或者拥有一个对您百依百顺的机器人女友或男友，这不好吗？可是，这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只是将问题以新的方式提出来。
在国外，许多人都在谈大中华未来主义（sinofuturism）或者说亚洲未来主义（asian futurism）。在美国每有一个新发明新发现就有一个伦理小组来判断应不应该禁止，但在中国就没有这些限制，所以大中华未来主义就是一种加速主义，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中国或亚洲的技术加速会比美国更快，这种不平等会更严重。超人类主义者并非政治冷漠的，他们有的人也在读牟宗三，认为机器发展可以达到“智的直觉”，这就是所谓的智能爆炸或者奇点，政治就可以消失，因为人工智能能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规划问题。但超人类主义以及大中华未来主义都是二十一世纪的虚无主义，这并非我想要走的路线，相反是我所批判的。我提出的是将感知性带进我们的对科技的理解从而来扭转其发展方向，这也是为什么牟宗三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对话对象。
澎湃新闻：宇宙技术是外部，那内部具体指什么？
许煜：内部也就是我所说的认识论的问题，也是因此我们必须系统性地研读巴什拉、康吉莱姆、西蒙栋等。举个例子，发展一个软件，比如微信，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定义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我和你的关系是两点一条线，在Facebook、在微信上也一样，每个人所在的这个点就是社会原子，而社会则是社会原子的集合；原子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线和点再现。这是心理学家雅各布·莫雷诺（Jacob Moreno）在上世纪初所指出来的，也被认为是现在社交网络的社会学理论基础。但是，我们也要质疑这种认识论以及它如何被吸纳为消费主义的工具。如果按西蒙栋《在形式和信息概念下重新思考个体化 （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 forme et d’information）》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我也相信是很重要的），个体化必然同时是心理和集体的，个体和集体无法分开。我几年前和斯蒂格勒有个发展另类于Facebook的社交网络的研究计划，我们提出以集体而不是个体为基础来发展另类的社交网络，以合作和贡献来取代个人主义，这就是从内部来改变的，也是我第一本书中《论数码物的存在》中谈到的内容，而第二本就是从外部来思考这个问题了。
澎湃新闻：这种内外是您自己的说法，还是某种传统的说法？
许煜：这是我自己发展出来的一套论述，这个论述受近几年来在欧洲出现的所谓的人类学的 “存有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对Philippe Descola的自然人类学以及André Leroi-Gourhan的技术人类学的响应，同时也是对于海德格尔的批判。一些人类学家例如 Descola强调多元的存有论，他认为在西方的现代性中自然和文化是对立的，他称之为自然主义，但在其他的文化里头，自然并不是处于这种位置的，比如说模拟主义、图腾主义、万物有灵主义等。这按我自己的语言来说，也就是西方现代的宇宙技术（其实也就是自然主义）已经看不到外部的，因为宇宙已经是一个技术系统了，只能从内部去改造。这是为什么我强调技术系统的内部性和外部性。
澎湃新闻：这个项目的进展如何？
许煜：这个项目持续了很久了，从我十多年前在欧洲就开始，我的研究重点一直是技术哲学、认识论、数码研究等，我在学院的框架里跟一些科技实验室和艺术机构合作过，但我是近两年才跟国内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从去年开始到中国美术学院上课，第一个课程讲的是《论中国技术问题》中的某些章节，今年的第二个课程是介绍西蒙栋的技术思想，以及宇宙技术的概念，西蒙栋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的第三部分对我发展出宇宙技术这个概念有很深的影响。我希望可以将这些问题提出来跟建筑师、艺术家、工程师一起重新思考，这些题目都非常新，特别是西蒙栋的书还没有中、英文的翻译，但学生们都很积极地将上课内容记录成文章放到网上，这将需要时间来消化。
澎湃新闻：在中国美院会搞一个团队来做吗？
许煜：高士明老师大概一年半前邀请我参与建立网络社会研究所，作为客座研究员，我也只是从旁辅助。高老师在这方面很有前瞻性，跨媒学院的院长管怀斌老师也很支持，这对我是很鼓舞的。但您说得很对，有一个团队专门来处理这些问题是很重要，我和斯蒂格勒刚提出在另一个框架内成立一个“数码研究网络”，高老师也很支持。这个网络是跨学科的，而且是国际化的。我们需要培养一批研究员来探讨这些问题，中国当前主要缺乏的不是资源，而是研究人材和研究方法。学术研究必须是认真严谨的，而且必须有方法，要不然就欲速而不达了。我希望这个数码研究与我们在欧洲所建立的相比会更着眼于中国和中国文化。
另外，一些美国、欧洲的思想家，例如拉图尔前几天也跟我谈合作，我们希望以中国和欧洲的新一轮深入的对话来回应目前的困境，提出一个新的框架来处理现代性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相当紧急的事情，但需要一些资金和人手来运营，我现在还没想到怎么弄。
澎湃新闻：中国之外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呢？
许煜：我觉得第三世界国家都需要发展宇宙技术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宇宙技术论，需要从自己的文化出发来来重新“现代化”。我们没办法避免技术发展的问题，但不能对技术缺乏深入的反思。非洲也好，印度也好，南美也好，我现在开始和这些地区的学者来一起讨论宇宙技术的问题。亚非拉的团结只是将现在的权力分布重新调节，并没有从根本上去处理全球化的问题，只是从原本由美国、欧洲主导的权力版图进行调整，在贸易、国防、文化交流上进行合作，但如果仍然在延续科技的全球化，它还是无法逃出殖民主义。换句话说，不处理好技术问题，只能是殖民的延续，他们改变的只能是权力的版图，但现代化的进程和内涵不会有变化。
澎湃新闻：您对欧洲或者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还有在关注吗？
许煜：我一直都有在关注，但近年来我在做的是建立新的框架。我们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读马克思，辩论认知资本主义，去游行去抗争，现在这种抗争的无力感越来越强，很多人要么就变得犬儒，要么将社会运动变成展览。去年这个时候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几个月的运动突然之间完全消失，原因之一是刚好到了夏天，大家都需要休假。这个理由当然不是全部，但也不是不重要的，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无力感。很多左翼的思想家、运动家都对此有反思，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左翼加速主义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因为他们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一直被忽略了的技术观，如何通过自动化来将剩余劳动扬弃为自由时间；而被视为极左的法国的隐形委员会也在二零一四年底出版的《致我们的朋友》中的一章 “Fuck off Google”里也指出要发展有伦理的技术来响应这个以算法和大数据作为治理术的时代，他们分开有伦理的技术（technique）和资本主义的科技（technologie）。
但我们也要小心不要陷入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的陷阱，加速主义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从宇宙技术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资本、自然与文化等范筹，以及技术认识论的问题。我在上面提到的发展一个有别于Facebook的社交媒体（我们当然也可以想微信）的研究，对我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要对抗平台资本主义的话，这是有效的途径，而且无论在教育上还是实践上都会有长远的影响。我在过去多年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理论，得出了一些实践的经验，接下来就是怎么落地继续发展，好像您所说的，确实很需要一个研究团队来系统性、针对性地处理这些问题。
澎湃新闻：我看您之前有写到，科学家不一定要在商业化大公司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发明一些技术？
许煜：大家常有一个想法，除非你在大科技公司工作，不然是做不出东西来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做社会运动的都很反抗技术，他们认为工程师、科学家都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您一直往后退，最后变成一群人一起喝酒聊天，大家对各自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然后压抑嗑药等问题接踵而来，这是激进主义者氛围里常出现的现象。再不然就是将黑客和工程师对立，黑客是好的，工程师是坏的，但这也是错误的。黑客这个文化范畴首先就必须被批判的。以前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现在说每个人都是黑客，听起来很酷，但又变成了消费的一种。我的想法是，如果作为一种改变的力量，不应该这么快就将事情对立。科学家也不要以为所有的社会进程都要以工业化的形式出现。很多黑客运动，开源软件的发展，都是工程师的贡献，其实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必须以集体作为中心，作为基本元素发展，这才是我说的网络社会的前进。今天跟您说的这些，都需要扎实的研究，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但这是必要的，希望未来中国能推动这些研究。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文章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
1、“我们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读马克思，辩论认知资本主义，去游行去抗争，现在这种抗争的无力感越来越强，很多人要么就变得犬儒，要么将社会运动变成展览。”——可见作者的思想属于左翼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
2、“在美国每有一个新发明新发现就有一个伦理小组来判断应不应该禁止，但在中国就没有这些限制，所以大中华未来主义就是一种加速主义，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中国或亚洲的技术加速会比美国更快，这种不平等会更严重。”——这种加速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历史力量的反弹或报复所致。这种不平等发展，会使中国文明再次超越西方，有什么不妥吗？
3、“亚非拉的团结只是将现在的权力分布重新调节，并没有从根本上去处理全球化的问题，只是从原本由美国、欧洲主导的权力版图进行调整，在贸易、国防、文化交流上进行合作，但如果仍然在延续科技的全球化，它还是无法逃出殖民主义。换句话说，不处理好技术问题，只能是殖民的延续，他们改变的只能是权力的版图，但现代化的进程和内涵不会有变化。”——在我看来，权力版图的改变，会改变进程和内涵；换言之，要改变进程和内涵，首先先得改变权力的版图！
最后是我自己的结论——缺德的中国能够释放技术的恶魔。因为，“在美国每有一个新发明新发现就有一个伦理小组来判断应不应该禁止，但在中国就没有这些限制”，没有限制，就是缺德。缺德的中国能够释放技术的恶魔，直到占领英国、租借英国，把欧洲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在那以后，中国才有资格来研究和探讨上文所提出的哲学思考。因为欧洲人，也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才提出了自己的超越中国的哲学思考。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期间，他们还崇拜中国思想呢。莱布尼兹还在吸收二进位制呢。

现在，二十一世纪，实际上，不是地球无以为继了，而是西文明的模式无以为继了！

不是地球在发抖，是西方的灵魂在垂死地颤栗之中。

谢选骏：美国自由派支援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牛仔裤总统里根是不可救药的自由派》（谢选骏）说：
电影演员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年2月6日－2004年6月5日），五十多岁竞选上任第33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67年－1975年），七十岁竞选上任第40任美国总统（1981年－1989年）。1962年他正式注册为共和党员时，已经五十多岁了。排除其投机考虑之外，基本上，这种“转向保守”是一种生物衰老现象，并非真的。骨子里，里根还是一位不可救药的自由派。我记得，他是第一个穿着牛仔裤出席正式场合的美国总统。当时引起的震惊，可以说是撼动了世界、倒了美国的牌子。他像一个街头流氓那样的做派，严重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从牛仔裤总统里根，到大开黄腔的总统川普，其间其实有迹可寻。那就是不断地下坠，日益偏离传统价值——说这样的人是保守主义者，简直笑死人啦！
《哥大教授：自由派控制了美国大学却勒死了自由主义》（书摘于2017-11-14）说:
学生对身份认同的痴迷已经使他们不大可能参与到自身之外的世界之中。
唐纳德·特朗普当上了美国总统。这个重大事件彻底把美国校园闹翻了天。在他胜选后的那天，有些教授举行了教室静坐抗议活动，有些学生要求请假，现在很多人已经参与或者一直加入游行示威中，或者出席喧闹的市政厅会议。这让像我这样冷漠的自由主义中间派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但是，需要发生更多的事，而且要快。我们高等教育界的所有自由派都需要照照镜子，询问自己我们是如何把国家引入到当今这种如此不堪的境地。我们需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任何参与过共和党政治的人都会告诉你美国大学校园里的种种愚蠢做法，右派媒体福克斯新闻为了动员自己的支持者，不遗余力地将其无限放大。但是，我们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容忍了控制言论、限制辩论、欺负保守派并将其妖魔化的种种企图，从而给右翼媒体提供攻击自由派的口实，鼓励了一种在特权阶级之外的民众看来琐碎无聊得有些滑稽的抱怨文化。我们的责任还在于把自由主义思想扭曲到了一种令人看不清面孔的地步。
在罗纳德·里根于20世纪80年代当选总统以后，美国自由派面临的挑战是提出有关国家共同命运的新鲜的和真正的政治愿景，让美国社会适应新的现实，遭受过去失败路径的惩罚。
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些。
相反，自由主义者投身于身份认同政治运动之中，没有意识到我们作为公民的共同体意识和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罗斯福自由主义及其支持的工会的形象是紧握的双手。而身份认同自由主义经常出现的形象是一个棱镜，它将一束光线反射成五彩缤纷的彩虹。这说明了一切。
当然，在美国右派看来，身份认同政治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最近的事件提醒我们意识到这种政治还没有死。引发冲突和导致抗议者死亡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游行不仅是针对少数民族的，而且是针对大学及其所代表的一切。
1933年5月，纳粹学生在夜晚冲进柏林大学校园，他们要去焚烧图书馆中的“腐朽”书籍。白人种族主义组织者在冲进托马斯·杰斐逊校园寻找刺激的时候在“引用”这个先例。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同一主义（identitarianism），是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打着平等和普遍正义的幌子一直在争取的东西。
在里根时代令人吃惊的是明确的左翼身份认同政治的发展，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两代自由主义政客、教授、学校老师、记者、运动积极分子和民主党官员的信条。尤其是在越来越激进化的右派面前，这对美国自由主义的前景一直是灾难性的。
自由主义者将关注的焦点特别集中在少数派身上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他们最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但是，在民主社会中有意义地帮助他们的唯一方法是赢得选举和各级政府长期行使权力，而不仅仅是做出空洞的承认和“赞美”姿态。
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是提出有吸引力的主张，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但是，身份认同自由主义恰恰做了相反的事，强化了极右派的政治画面，即竞争性身份群体的战争。
左派的身份认同政治首先是有关民众中的庞大阶级——黑人、女性、同性恋者——通过动员民众意识到这些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冤屈，并试图纠正，接着通过政治机构的工作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
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已经被考虑自我的虚假政治所取代，其自我就是现在大学校园中形成的越来越狭隘和具有排他性的定义。主要的结果是让年轻人重新关注自我，而不是将眼光投向与他人分享的更广泛的外部世界。
身份认同政治使他们没有准备好用非身份认同的术语思考公共利益，以及要获得这种利益必须做什么——尤其是说服与他们差别很大的人一起努力工作，这一艰巨却并不引人注目的任务。自由主义身份认同意识的每个进步都标志着有效的自由主义政治意识的退步。
很多校园政治应该受到谴责。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自由主义和进步政治中的积极分子很大程度上来自工人或者农村，往往是在地方政治俱乐部或者在车间工厂形成的。而今天的积极分子和领袖几乎完全都在学院和大学里，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专业领域，如法律、新闻和教育的成员。如今发生在校园的自由主义政治教育尤其是在精英层次，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地理位置上，基本与国家的其他人都脱离关系。这不大可能发生改变，也就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前景基本上取决于高等教育机构中发生的事。
回顾20世纪80年代和罗纳德·里根的选举。共和党积极分子着手传播小政府的新个人主义福音，并将其能量转向赢得县、州和国会的选举上——自下而上的战略。你看到从前的新左派积极分子同样走在路上，但采取了不同路径，在生锈的多肤色的大众巴士校车上争取黑人权益。因为没有能颠覆资本主义和军事工业联合体，他们向美国各地的大学城进军，希望在大学实践不同种类的政治，旨在改变受教育者的世界观——自上而下的战略。两个群体都取得了成功。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左派退却是战略性的。早在1962年，《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的作者就写到“我们相信大学是被忽略的影响领域”。大学不再是孤立的学习领地，它们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核心，是进入后工业职业的管道和认证机构，也是通过研究和塑造政党精英而进入政治生活的途径。
《休伦港宣言》的作者——“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举例说，新左派应该首先试图在大学内组建起来，他们能够自由地辩论，提出更具野心的政治战略，同时招募追随者。最终目的是进入更广泛的世界，“着眼于更少怪异色彩却更加持久的正义斗争。”
但是，随着美国生活的激进转变的希望逐渐消退，他们的冲天豪气开始减弱。许多返回大学校园的人，将精力投入在将沉睡的大学城变成社会进步和环境上自我维持的社区。
这些大学城仍然和美国其他地方不同，仍然是令人愉快的生活之地，虽然已经丧失了很多乌托邦光环。很多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消费主义文化的圣地，周围是高科技办公园区和越来越昂贵的住宅区。在那里，你可以逛书店、看外国电影、买维生素和蜡烛，上高档餐馆吃饭，随后是浓咖啡，或许还可参加研讨会让情绪放松一下。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生活场景，除了无家可归者涌入，没有平民的任何迹象，那些人的工作就是让居民觉得其生活是真实的。
那是故事的喜剧性一面。另外一面——英雄的或悲剧的一面，这取决于你的政治立场——是新左派的退却已经将大学变成了上演道德剧或歌剧的政治剧场。这产生了大量争议性问题如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文化战争和政治正确，这都不乏很好的理由。但是，这些发展掩盖了更安静却更具深远意义的变化。
大故事不是左翼教授成功地将每年数百万的年轻人变成了危险的政治激进分子。有些人当然尝试，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延缓毕业生进入职业性研究生院并进而进入传统职业领域的进程。真实的故事是60年代那代人给学生传授一种基于自己怪异历史经验的特殊政治观念。
那个时代的经验给新左派两个教训。第一个是运动政治是能够引起改变的唯一参与模式（从前是真实的，现在不是了）。第二个是政治活动肯定有某些对自我来说的真实意义，让妥协似乎成为对自我的背叛（这让平常的政治成为不可能之事）。
可以说，这两个教训的结论是如果你想成为政治人物，你应该不是从加入基础广泛的政党开始，而是寻找一种对你来说具有深刻个人意义的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已经有众多让自我卷入的这类运动——如核裁军、战争、贫困、环境等，虽然不是关于自我的。相反，参与那些议题意味着参与更广泛的世界，并获得有关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尤其是历史的知识。
随着身份认同意识的高涨，参与以议题为基础的运动开始有某种减弱，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对自我最有意义的运动是关于自我的运动，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正如康比河公社宣言（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女权主义者在其影响力很大的《1977年宣言》中所说：“最深刻和潜在的最激进政治直接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与努力终结他人的压迫完全不同。”
这种新态度对美国大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心全世界工人阶级命运的马克思主义逐渐丧失了迷人的光环。身份认同族群的研究现在似乎是最紧迫的学术和政治任务，很快就出现了投身于这些的院系、研究中心和讲座教授的泛滥成灾。
这有很多积极的影响。它鼓励学科扩展研究范围，纳入从前被忽略的大族群的经验如女性和黑人。但是它也鼓励了对族群差异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单一性痴迷，以至于学生总是拥有对历史及其当今国家的遭到扭曲的认识。这是显著的缺陷。
在反对者看来，校园里已经形成了自由主义者的“恐怖统治”。想象年轻学生进入当今这样的环境——不是只想找到一种职业的平常学生，而是可以辨认出来的被政治问题吸引的校园类型。她处在一个开始探索意义的年龄，处在好奇心能够被引导到未来要进入的那个更广阔世界的地方。可相反，她被鼓励沉溺于自我中，这似乎更容易。（她很少知道……）
首先她被教导理解自我取决于探索其身份的不同方面，某种她现在发现的东西。她还了解到身份认同总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塑造出来。这是重要的教训，从中她可能得出结论，即教育的目的不是通过参与更广阔世界逐渐变成一个自我；相反，人们参与世界特别是政治，是为了有限的目标，即理解和确认已经拥有的观念。
她就这样开始了。她选修一些课程，在那里她阅读了与她决心要认同的无论何种运动的历史，阅读了与她身份认同一致的作家的作品。（考虑到这是性探索的年龄，性别研究尤其具有吸引力。）在这些课程中，她也发现令人吃惊的振奋和事实：虽然她可能来自舒服的中产阶级背景，但她的身份认同赋予她历史上的受害者地位。这种发现或许激励她加入参与运动的校园群体。
自我分析和政治行动之间的界限现在完全模糊不清了。她的政治兴趣将是真诚的，但受限于自我定义的边界。穿透那些边界的议题现在占据重要地位，她的立场很快变得可以协商；而那些并不触及她身份认同的议题（经济、战争与和平等）则很难被意识到。
这些学术趋势给予激进的个人主义一种思想光泽，而这种个人主义是我们的社会到处都在鼓励的东西。
学生越多地进入校园身份认同心态，她对这个词的不信任就越多，她的教授告诉她的术语是普遍主义者的诡计，用来掩盖群体差异和维持特权者的支配地位。如果她更深入地学习“身份认同理论”，她将开始质疑自认为所属于的这个群体的现实。
这种伪学科的复杂性只是学术界的兴趣。但它将学生引向何方是具有浓厚政治兴趣的议题。
校园自由派越痴迷于个人身份认同，他们就越不愿意参与理性的政治辩论。在过去十年，一种新的非常说明问题的语言风格已经从大学转向主流媒体：作为x发言……它告诉听者，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特权立场上讲话。它竖起了一堵墙来回避任何问题，因为从定义上看，它们都来自非X的视角。它将观点碰撞变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论证的获胜者是求助于道德优越身份地位的人，也是在被质疑时表现出最强烈义愤的人。
所以曾经的课堂对话可能以这样的话开始：我认为甲，这是我的论证，从x的立场上说，我对你说的乙感到愤慨。如果你相信身份认同决定一切，这就完全说得通。它意味着对话中没有不偏不倚的空间。白人有一种“认识论”，黑人有另外一种认识论。剩下还能说什么呢？
因此，理性辩论被禁忌所取代。有时候，我们的特权校园似乎陷入古代宗教世界而不能自拔。只有那些拥有得到认可的身份地位的人如萨满教徒才被允许在某些事情上发言。某些族群被给予暂时性的图腾式重要性，适当地指定替罪羊，净化仪式在校园内盛行。一些主张要么纯洁要么不纯洁，要么正确要么错误。
那很难说是刚从外部世界真正的政治斗争中出来的新左派的本意，他们返回大学校园是希望鼓励年轻人跟从他们的脚步。他们想象有关宏大观念的刺耳的、无任何限制的辩论，而不是一屋子的年轻人相互怀疑地看着对方。他们想象带有挑衅性，逼迫学生去捍卫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得到系主任要求聊天的电邮。他们想象引领有政治志向和知情信息的学生进入世界，而不是看着他们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中去。
保守派是正确的：我们的大学从上到下都被自由主义者操控，教学也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但是，他们得出学生因而变成有效的左翼政治力量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我们时代的自由主义教学法集中在身份认同上，这事实上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力量。与我们一代人相比，它让学生变得对他人更宽容，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推崇团结、灌输义务观念和激发行动的普遍性民主理想遭到迫害，身份认同政治不是制造了公民反而是破坏了公民。最终，这个途径只是强化了我们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原子化力量。
奇怪的是，正如他们倦怠的学生都知道的那样，自由主义教授们将60年代理想化。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位同事提出明显的问题：那个年代的积极行动主义，与他们了解到的中学和大学的情况之间有什么联系？毕竟，如果教授喜欢看到自己的学生遵循左派最伟大一代的脚步，你会认为他们试图重新制造出那个时代的教学法。但是，他们没有。
讽刺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平庸和规矩的大学孵化了自美国创立以来最激进的一代美国公民。年轻人迫切参与“不那么怪异却更持久的正义斗争”，为校园大门之外广阔世界的每个人争取权利。
相反，我们时代的大学培养的学生如此痴迷于自己的个人身份和校园里的虚假政治，因而对与身份认同没有多大关系的外部世界既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多少参与，坦率地说，了解的也更少。无论是学习希腊语的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CadyStanton），还是学习基督教神学的小马丁·路德·金，还是学习西方哲学的安吉拉·戴维斯（AngelaDavis）都没有接受过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教育。如果诅咒他们去学习身份认同教育，很难想象他们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的狂热反叛表现出教育对其视野的扩展程度，并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当今美国人很少看到的民主团结情感。
无论你希望对60年代的政治流浪者说些什么，他们毕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出爱国者的本色。他们关心同胞身上发生的事，在美国的民主原则遭受侵犯时，他们表达关心。
他们在一种鼓励观念辩论、培养坚强的情感和坚定的思想信念的环境中，获得了一种相对没有党派偏见的教育，这个事实肯定与此密切相关。你仍然能找到这样的人在美国大学里教书，有些还是我的朋友。很多仍然是立场比我还左的左派，但是，我们喜欢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尊重基于证据支持的论证。我仍然认为他们有些不切实际，他们认为我没有看到梦想有时候是所能做的最具现实意义的事。（年纪越大，我越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当我们谈到校园中的政治活动时，我们都一起摇头。
培养像他们一样的一代公民并不是糟糕之事。除了少数调整外，从前的模式是值得遵从的：不仅充满激情和承诺，而且有知识和论证水平。对自己头脑之外的世界和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有浓厚的好奇心。关心这个国家及其公民，关心所有人，并愿意为他们做出牺牲。他们有一种雄心壮志为所有人想象一个共同的未来。
任何讲授这些东西的教授都是在参与最重要的政治工作，那是在培养有效的民主社会的公民，而不仅仅是思考权利的公民。只有在拥有这样的公民时，我们才能希望他们成为拥有自由思想的公民。只有在拥有自由思想的公民时，我们才能希望让国家走在更好的道路上。
马克·里拉（MarkLilla），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教授，本文选自他的新著《曾经与未来的自由派》（Harper出版社），有删节。

谢选骏指出：本来，我以为在中国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到了美国早就变成了垃圾；谁知道世纪之交的美国正流行马克思主义，不仅大学，就是中学，甚至美国民主基金会也被马克思主义统治着。这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思想贫乏的欧美社会，毕竟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思维。虽然这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会演变为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主义已经让位给了它的老祖宗伊斯兰主义了），但其实也救不了西方的命。自由派除了走向反自由之外，别无出路。但是美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却救了中国共产党的命——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他们鼓吹，只要中国经济上现代化了，政治上就会民主化，所以大力支援了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谢选骏：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

《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包遵信）说：
人们现在对宪政似乎并不陌生，因为它总不时在媒体露脸儿。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尽管宪政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已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的目标了，这当然是非常可喜可贺。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对宪政亟须循名责实，正本清源，以免鱼目混珠，贻误国人。究竟何谓宪政？我以为有两条最为重要：一是对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有真切实在的保障，一是对政府的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和有效的制衡。这些道理都是自由主义反复申述了的，所以正如徐友渔说的，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离开了自由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
说到自由主义，不能不联想到当下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是自由民主思潮的高涨时期。“六四”的镇压，使自由知识分子一度沉寂，但石还在，火是不会被熄灭的。一九九二年随着商业大潮的涌动，知识分子也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于是有了“公民社会”研究的展开，“人文主义”的讨论，表明自由主义已深入到相关问题的学理研究。而顾准著作的出版和顾准思想的讨论，更引发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的热情，正是在这样条件下，李慎之提出：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此后北大百年校庆时，李又明确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慎之老人的论述，不仅为顾准思想定了位，为北大传统正了名，而且为自由主义公开亮相树起了自己的旗帜。此后有的学者就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衍变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自由主义是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崛起，或者它只是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复苏。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早在七十年代初自由主义就已有萌动，林彪事件当然是关键。到了七六年“四五”运动，它就悄然登场，成了抵制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四五”一代人就是这么踏上历史舞台的。
所谓“四五”一代人，是指以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为标志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四五”运动，也有人并没有参加，但大都下过乡，插过队，有着年头不等的生活阅历。他们走上自由主义，既不是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裨贩（八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计划重印《胡适文存》，立刻被胡乔木严令封杀），也不是西方从洛克到柏林一系自由主义大师理论的沾溉，而是现实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困扰，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解释，才逐渐通过阅读与思考跨入自由主义行列的。这样的思想历程，用秦晖的话说就是：“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义’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是先有“问题”才有“主义”的。
那么，他们不读书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但读书，而且读得很认真，很艰苦。只是当年他们读的不是自由主义，也没有自由主义理论的书可读。他们读的是“黄皮书”、“灰皮书”，俄国和欧洲的一些文学作品，甚或马克思早期著述。正是这样的阅读为他们撞开了自由主义大门。他们的阅读并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知识饥渴，而是为探讨中国社会问题，追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那些书当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他们展现了一片可以自由思想的空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睿敏的智慧，由此踏入自由主义的大门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
“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一党专制的独裁。“四人帮”正是毛所依重，把毛的封建专制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人物，批判他们当然就是批判毛。把他们和毛区分开，固然有为“四五”平反的良苦用心，但若真的相信这种区分，好像“四人帮”所有坏事都是背着毛干的，那就无异于把毛从“英明”“伟大”的神话中的帝王，变成了昏聩无能的暴君。这离事实也太远了，毛是暴君但绝不是昏聩无能。我们民族那十年浩劫的灾难，都是贯彻他的意图，执行他的指令，“四人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博得了毛的信任和支持的。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愿望：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四个现代化怎么能没有民主化这个大目标？
二十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贡献，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们那时还相当年轻，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甚而连职业也没有，就知识水准和理论素养说，可能不少人还够不上知识分子的标准。但它们却有着“合格”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没有统治意识形态传统的教条与框框，观察问题敏锐，敢于揭示社会黑暗的真相，议论和著文没有套话，假话，没有八股味儿。在官方的文书上很少有他们的踪迹，实际上人们却承认他们当时已“是从社会基层涌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是与“党内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绍智语）。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就是自由主义派。他们以其独有的青春锐气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着也影响着知识界和理论界，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差不多都可以找着自由主义的身影，以致胡乔木在一九八○年就惊呼：“要向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四五”一代人在七十年代末年就已崭露头角，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自由主义则已成气候，编辑丛书，举办沙龙，研讨会，组织民间学术机构，……这些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四五”一代人是这些活动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相比较而言，体制外的条件更艰难，八十年代离开了体制，连生存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进行理论研究了。陈子明、王军涛原来在体制内都曾有不错的位置，但他们都主动辞去公职，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名称几经变化，创办和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位甚为关键人物，那就是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并以研究所为基础，衍生拓展了很多事业。
和九十年代知识界许多人辞职不一样，当年陈子明、王军涛辞职，不是要下海经商，而是踏上探索中国民主化之路。这可是一条险象环生、荆棘载途的坎坷之路，踏上它是要大智大勇，坦荡胸襟的。因为从四九年以后，执政党就一直把自由主义当作思想的头号大敌，自由主义稍有冒头就会严惩不贷。所以八十年代自由主义还只能依傍在别人的麾下（如党内民主派），借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当时想充当的是中国改革思想库的角色。
如果我们承认自由主义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在中国勃兴并有相当的发展，那对时下一些学者论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以九十年代为断限，就有理由认为需要补正。当然，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有了深化，翻译了一些从古典到现代的经典自由主义的著作，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研究的专著与专刊，对宪政理论与晚清以来的宪政史进行了研究，对“五四”以来老一代自由主义传统有了梳理，对当下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公民知识的教育和公民意识的普及也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些都是九十年代取得的可喜的成绩。有人因此就指责八十年代是什么迷恋广场“激进型”的浪漫理想主义，现在要强调“保守主义”，提倡“消极自由”，以为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最新理论，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划一截然标记。这实在令我困惑。难道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犹如从容讨论客厅的窗户是打开还是关上，哪种主张都无碍自由的根基，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自由。可惜我们还没有这个福分啊！近代中国“保守”的思潮与“保守”的力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可是这和时下学者讲的从柏克到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是两码事儿，我们还只是处于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争取自由。我们自由还没有得到，又有什么可以“保守”？当专制统治还相当顽固，时时总在想把自由思想扼死在萌芽状态，我们却一味地强调“消极自由”，岂不就是给犬儒主义、取消主义套上一件美丽外衣？如果说自由主义当下的策略要坚持渐进，注重理性，那么早在八十年代陈子明、王军涛就是这么主张的，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不错，他们参加了“四五”，参加了“六四”，这又能说明什么？难道一个自由主义者就只能躲在书斋里纸上谈兵，面对要求自由与民主愤而走上街头的民众，可以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其实，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说，从“四五”到“六四”的民主运动，更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尽管那时自由主义还相当孱弱，人们还是不难从沸腾的喧闹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当然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广场不是理想的场所，走上街头更不是情愿的选择。陈子明、王军涛他们的经历不就证明了自由主义成长的曲折历程吗？
我之所以要辨析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勃兴与发展，不能局限于九十年代，并非只是为了彰显陈子明等“四五”一代人的历史地位，何况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即使有也轮不到我来做。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与发展，中国宪政民主大目标如何才能逐步实现。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从严复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于宪政则更是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九四六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它有缺点，但和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比，还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目标取向，一个是宪政主义，一个则是一党专制。这种不同，用萨托利的话说，前者是“保障性宪法”，即为通向宪政提供保障（台湾民主化就已证明了这一点）；后者只是“名义性宪法”，即只徒具其名，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从中国宪政史的角度也可以说，一九五四年宪法的颁布，无异于宣告宪政道路已被封死了。谁有这么大的力量？当然只有执政党。令人不解的是，当时还有那么多自由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还身居要津，有相应的言路和发言的机会。可是全都和“工农大众”一起“欢呼”“拥护”，却没有自由主义的声音，没有宪政理念张扬。当时执政党也不曾担心他们会有反对的声音，而只是忧虑这些人如何安排。一届人大之后，他们都得到了相应的位置，成了名副其实的花瓶，他们也都感到心满意足。一代自由主义精英，在原则与利益的两难面前，竟然一无例外地把原则放到了屁股下面，为的是坐稳自己的位置。这倒是新一代自由主义要牢牢记取的教训啊！
（本文为《浴火重生》包遵信序的第二节/《改造与建设》）
谢选骏指出：包遵信此文言之有理，但是没有触及一个颇为深入的层面，那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何谓“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就是，“只有自由主义是对的，别的都是错的，我决不宽容。”典出何处？典出就在包遵信处。事缘我的《天子七书》在北京一家编委会出版时，推崇自由主义的包遵信竟用“神经病”三个字予以否决。他的这种态度，和文化恶霸甘阳简直不相上下了。这就体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决不宽容精神”，并非孤立的病例，而是普遍的病症。那么，包遵信这种态度，是否对我个人不满？不是的。因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还送了一条洋烟给他，他眼睛一看说，“我不抽洋烟。”于是我拿出一条云烟给他，把洋烟换了回来。他却说，“你送给别人的东西怎好收回？”于是一把就夺了他不抽的洋烟过去，两条香烟一起放进了柜子里。我很吃惊，问他说“你不是不抽洋烟的吗？”他一笑置之，我也不予计较。可见他否决《天子》，确实不是与我为敌，而是出于“决不宽容的中国自由主义”。
《中山大学被解聘教师回应掌掴甘阳，逐条反驳相关调查》（端传媒记者 张渺 2016-01-26）报道：
广州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李思涯掌掴博雅学院院长甘阳事件发酵已有十余日，然而直到昨天（1月25日）李思涯才首度回应。他在澎湃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山大学是在调查真相还是欲盖弥彰？——李思涯关于掌掴甘阳事件的三点澄清》（后称《澄清》），称中山大学的调查说明误导性极强，还透露在他自1月12日起被行政拘留10天。《澄清》上线不足15分钟即下线。
1月7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师李思涯在年度教职工会议现场当众扇了院长甘阳几记耳光，该事件曝光后引发热议。一位熟识李思涯的人士对羊城晚报透露，李思涯被激怒是由于学校将原本每年两次的评聘改为一次，令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未获评聘资格。
1月22日，中山大学公布《关于博雅学院教师职务聘任有关问题调查情况的说明》（后称《说明》），从李思涯的聘期、是否申请聘任副教授、聘任时间安排和学院教职聘任委员会四个方面公布调查结果，并解聘李思涯。
但李思涯在《澄清》中对此一一进行反驳，并表示中山大学方面「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找我调查过情况」。
《说明》称李思涯并未「面临解聘」，学校与其签订的聘任合同分3个聘期最长可达9年。但李思涯在《澄清》中表示，虽然聘任合同可达9年，但院长甘阳掌握聘期考核的绝对决定权，2012年和2015年曾分别有刘姓教师与龙姓教师被迫离职。
对于《说明》中称7年间完成教师职务聘任工作7次的说法，《澄清》回应称，博雅学院只在2013年进行过一次职称晋升，而博雅学院也是在这次晋升申报截止期前3、4日才进行通知。
《说明》称中山大学已于2015年1月发布文件，规定各院系一年中仅进行一次聘任工作，博雅学院的聘期定于上半年而李思涯并未递交申请。但李思涯表示，博雅学院并未向其传达相关规定，而在2015年3月，甘阳曾称教授和副教授职务聘任工作会在当年秋季举行，令他错过递交申请材料的时间。
此外，《澄清》还提及在一次遴选硕士生导师的过程中，全学院符合资格的只有李思涯和另一名教师，但甘阳因「我认为你没有资格」、「来这么久对博雅学院没有任何贡献」、「没能力教研究生」等理由拒绝为李思涯向校方申请。
李思涯表示，自己做出掌掴举动由于「被甘阳多年欺压且多次申诉无门」，并引述《孟子》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李思涯）人很老实，估计已经被逼得忍无可忍了，兔子急了也要咬人。——澎湃新闻1月9日曾转述中山大学一位匿名教授的说法，该报导已于当天删除！】
除了逐条反驳外，李思涯还在《澄清》中罗列了数封邮件截图和文件相片。其中一封邮件显示，博雅学院另一名青年教师谢肃的课程因被排在大四第三学期、学生普遍准备毕业而无人评教，导致相关成绩为0。甘阳在给全学院老师回复邮件中称，「谢肃老师或许在从前的工作单位有过曾经死的不明不白的经历留下了什么心理创伤，或如果在来博雅后又有过受迫害死的不明不白的经历建议他可以向全院作血泪控诉，但如果以为学生网上评教他的课得了零分又是学院作了什么手脚故意陷害他迫害他，那我大概只能善意建议他最好找心理医生看下。」女声网主编吕频在看到《澄清》后表示，「从文中引用的电子邮件，就可知他（甘阳）平时蛮横霸道到何等程度。」
目前，对李思涯和甘阳的评价均出现两级分化。有博雅学院学生认为，李思涯上课「极其不负责任」，但也有学生认为李思涯教学严谨、学术成绩扎实但未得到公平对待；有博雅学院学生认为甘阳对青年教师关爱尽责、为学生呕心沥血，而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却在文章《「恶霸」甘阳，也许只是一个胖虎》中提及，甘阳曾多次对青年学者大肆羞辱，并质疑甘阳通过反复怒骂和关爱操控学生，「『博雅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为的是培养『自由』的人格，甘阳却用一种驯服动物的行为主义来调教他们，这如何不叫人寒心？」
博雅学院是中山大学在本科阶段实验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学院。羊城晚报曾在2013年的报导中称，博雅学院的学生亲切地称甘阳为「甘爹」，认为「我们很像兄弟姐妹，和老师的感情也是家庭式的」。但陈纯表示，「这是一个毫无人性尊严的封建大家庭，最上面有一个独断专行的大家长」；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候选人李华芳则认为，博雅学院全然排除了自然科学和理工类科目「其实是念歪了『liberal arts』的经」。
甘阳掌掴事件发生后生2日后，一封题为《博雅学院教师关于2016年1月7日事件的声明》迅速在网上流出。这封公开信由17位教师联署，描述了掌掴事件经过，并谴责了青年教师李思涯的暴力行为，信末称博雅学院教师将「团结一致，不会屈服于任何暴力的威胁和恐吓」。但中央财经大学教师徐斌认为，「几乎所有教师都签名表示谴责暴力，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明事情的是非曲直，中国式的教师风骨道德显示的淋漓尽致，因为对当事人下场的恐惧以及对权势的畏惧，心中判断的是自己的利益。」
有不少分析认为，此事反映出中国高校青年教师普遍的尴尬处境。一名青年大学教师对《南方人物周刊》表示，大学也是名利场，「大多数机会集中在少数资源丰富的大佬手上，互相给对方及门下提供便利。非出名门的『青椒』只能靠难得的运气、更拼命的努力、更大范围和强度的投稿」，而这是「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
根据《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对5138位高校青年教师的统计， 84.5%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唐小兵曾于2013年撰文指，中国高校青年教师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要实现学术和精神上的双重突围极其困难。
2013年因病早逝的青年历史学者张晖曾写道，「学界官僚气氛浓厚，青年学人收入普遍偏低，为求出路，几无个人尊严可言……在这个人文精神失落、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我的文化和经济处境，类似于明代的遗民。」
博雅学院是中山大学为探索本科体制改革设置的精英学院，每年从应届生中择优录取30名学生。学生需广泛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
甘阳被打，背后体现出，他的博雅体系整个都是失败的：院长欺侮老师，老师打院长，同事联名签字落井下石，学生上网站队骂老师「疯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陈纯：个人很想知道，打了一耳光，行政拘留的依据是什么？参考社会上打了一耳光的处理结果，感觉明显过重。二是，解聘一个员工，完全不和被解聘者沟通，确实是够冷漠的。
澎湃网友yzziqq：一部分没及格的学生在网上痛骂你让他因为一门公选课失去评奖学金资格，一部分刚得60分的学生在教务处评教系统集体给你刷一分，还有一部分拿了99分的学生会在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个你讲科幻小说和后现代主义的下午……这是理想主义的老师才能干出来的事。于是似乎也能稍稍理解从书生变武生的冲冠一怒了。
微博网友洛之秋：中国是一个讲究长幼尊卑秩序与个人面子的人情社会，就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校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在知识分子众多的高校，至今也没有发展出一套就事论事的理性说理方式的为人处事之道。

唐亚林评论：是谁将「祥林嫂」逼成了「鲁提辖」？
谢选骏指出：上述动态显示，可怪的还有，中国的自由主义还和中国的专制主义，沆瀣一气。而且，中国的专制主义还会包庇中国的自由主义。

甘阳，中国当代学者，披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料面纱。其妻为前香港政府环境局副局长潘洁。甘阳生于浙江杭州，文革中曾在北大荒插队，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1985年获北京大学西方哲学硕士。1989年后离开大陆逃亡美国，入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班，没有毕业。1999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不了了之。（资料来自维基百科等）

谢选骏：百年马拉松势必与共产主义决裂

网文《百年马拉松》介绍说：

尼克松政府以来，会说汉语的白邦瑞一直是美国政府中国问题专家。他在《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 ，2015）书中指出，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忽悠美国总统、内阁秘书长和政府中的分析人士与决策者，让他们错误地评估中国为一个值得美国支持的良性强权。这一秘密的忽悠战略是基于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艺术，利用大量的金钱、技术和支持军队的专家进行运作。中国共产党中的鹰派正采取这些措施赶上并最终超越美国。
白邦瑞称，中国的战略忽悠计划（Strategic Deception Program）是1955年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启动的，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中国是一个穷困、落后、不关心外界的国家。白邦瑞表示：“因为这种战略忽悠，美国认为必须帮助中国，向中国提供各类物资，以保证中国是个友好的国家，但这全错了！”白邦瑞还说，中国的忽悠战略是为了攫取全球经济主导权而服务的，中国军事实力建设只是忽悠战略的一部分。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能量正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全球性的“霸权”，并对外出口中国式的反民主政治体制，并在全球实施掠夺性的经济政策。
会说汉语的白宫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其本质还是美国的红脖子。
白邦瑞目前是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的主任，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新书中所包含的新细节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批准出版的，其中包括之前保密的总统指示、中国叛变人员的证词和中国鹰派军事政治领导人的著作细节。
书中称，一直被美国视为自身战略大棋开局（gambits）的中美建交，并非由前总统尼克松的首席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主导。而是中国领导人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担心莫斯科的军事威胁而打出的美国牌，主导了中国在1969年到1970年首次开放。
政府已经从书的手稿中去除了一部分敏感内容，但整本书还是可以被视为近十年来，由美国官方授权的对中国忽悠战略披露的信息。“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白邦瑞表示，“它告诉中国政府的信息是：我们美国才没被忽悠呢！”
白邦瑞还称，中国政府中变节逃亡美国的人员交代，在中国因为政治风波陷入国际制裁的几年后，中国政府就成功地在1995年到2000年对美国进行游说（通过赠送礼品和招待旅游对关键人物对政策实施影响和干预，是美国体制所允许的），令美国国会批准了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当时的秘密忽（游）悠（说）正是美国认为中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的状态下进行的，但中国依然成功的影响了美国领导人。白邦瑞探访了6名中国叛变人员，他们披露了这一战略忽悠的细节——这令人想起金灿荣教授在一档节目中的言论：美国最恨这些带路党了，他们忽悠了美国。
谢选骏指出：所谓的“带路党”都是共产党干部，因为只有共产党干部而且是低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成为“中国叛变人员”。

网文《对华间谍白邦瑞的心路历程——简介<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2016年12月28日 初晓） 这样说：

间谍的工作是和神秘、伪装分不开的。很难想象有哪位间谍能够公开自己工作中的失手、误判和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的损失。事情总有例外，有这样一位老牌儿间谍出了一本书，写下了自己间谍生涯中犯错、被忽悠的历史，这本书就是《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作者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中文名字叫白邦瑞。
1969年，24岁的白邦瑞就被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发展成为间谍。当时他在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任职。这个办公室里汇集了全世界各国的工作人员，而白邦瑞是那里唯一的美国人。这位菜鸟间谍接受的第一份任务就是设法接近办公室里的苏联同事，从他们口中得到苏联最高当局对中国的看法。这是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博士交代下来的差事，以帮助他筹谋秘密接近中国的计划。从这一天开始，白邦瑞就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多年对华间谍工作的生涯。从1990年代开始，他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访问，广泛接触中国的军方、学界和政府里的各阶层人士。中国方面其实也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还是为他敞开了一些外界不能接触到的敏感资料，结识了一些身份敏感的中国人。这就使他在了解中国方面具有了别人所不具有的视野和人脉。白邦瑞汉语流利、精通中国文化，是美国情报界里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因此他对中国的看法和建议很受重视。他的公开身份横跨政、学两界，效力过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的历届美国政府。白邦瑞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当过高官，也曾经在美国参议院的各种委员会工作过。他担任过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分析员，也在哈佛大学当过研究学者。白邦瑞目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战略中心主任，并且是外交关系学会和战略研究国际研究所的成员。
这样一个履历完整、经验丰富、精通汉语的对华间谍，怎么会马失前蹄呢？
我们曾经介绍过，在美国的政府和民间，对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分为“拥抱熊猫者”鸽派和“屠龙者”鹰派这两个流派。白邦瑞在他的书中承认：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熊猫拥抱者”，多次建言美国政府要从技术上和军事上帮助中国，因为他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走向民主，变得和美国一样。即使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他的对华鸽派立场也没有改变。1997年，白邦瑞受邀来到广东省的东莞，参观那里的乡村基层民主选举。通过同当地村民直接用汉语交谈，他才发现所谓的民主选举根本就是作秀。在这之后，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委托他起草一份调查报告，主题就是中国如何欺骗美国。白邦瑞为此接触了一些绝密的情报和内部文件，同一些叛逃美国的中国前官员进行了交谈，这时候他才意识到：敢情他一直都在被中国人忽悠。中国人向他开放机密文件，介绍他认识中国军方和情报界的人士都是这种欺骗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通过他来影响美国的决策者。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欺骗他呢？
在《百年马拉松》这本书中，白邦瑞论述了中国对美国和西方进行战略欺骗的历史和目标。他认为中国自从1949年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使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中国一定要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帮助，在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强大起来，所以中国一定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战略意图，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在2049年的时候一举超越美国。这就是“百年马拉松”的由来和全书的中心内容。
要说中国想要在2049年全面超越美国倒也不是全无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就提出过“两个一百年”的计划：在2021年中共成立100年的时候建成全面小康的社会，在2049年建国100年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所谓“伟大复兴”，必定是要恢复到从前的强盛地位。毕竟在千百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在清朝以前，中国的GDP要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只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衰落。一个民族要恢复往昔的昌盛和荣光本是人之常情，川普的竞选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要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心存取代美国霸主地位的野心，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中国当时非常贫穷。可是回想大跃进时期官方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白邦瑞的说法似乎又不是无迹可寻。
白邦瑞在书中写道，这个在百年内超越美国的计划，并不是写在纸上，藏之于中南海那个保险箱中的秘密文件，而是置于中国历代领导人心中。他们从不怠懈，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奋斗，那就是雪洗百年国耻。他们要瞒天过海，向美国人示弱，不能引起这个超级大国的注意，还要得到美国人的全面帮助。为了论述中国人的战略欺骗艺术，白邦瑞从三十六计讲到孙子兵法，从战国争霸讲到吴越春秋，从中国人擅长的围棋讲到中国人对“势”的理解，从赤壁之战讲到其他以弱胜强的战例，总之一句话：千百年来，中国人已经把欺骗发展成了炉火纯青的艺术，是一种运用得淋漓尽致的战略手段。让白邦瑞痛心不已的是：帮助中国人实现超越美国伟大目标的恰恰是美国人自己！
在他的书中，白邦瑞用了不少篇幅来比较美国对苏联和对中国的不同。在冷战中，美国对付苏联是针锋相对、毫不容情。而美国对待中国却是感情复杂，硬不起来。这可能是因为不少美国人同情中国在近、现代史上被人欺负的遭遇。白邦瑞回忆自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痛陈列强欺压中国的劣迹。这些同情中国的人中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外交家和前总统们，而他们对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白邦瑞列举了美国对中国的五大认识误区：
同中国交往会带来美中之间的全面合作。事实上，中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和美国唱反调，而同美国的敌人结成盟友。
同中国交往会让中国走在实现民主的路上。越来越多的美国对华专家已经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梦幻。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使得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更加牢固。
中国是一朵娇嫩的花朵，需要美国和西方的帮助。白邦瑞谈到自己访华的时候，那些中国的陪同人员毫不隐讳地大讲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各种严重问题，给美国人的印象是：如果美国强压中国搞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就会使得中国垮掉，从而祸乱亚洲。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强劲得很，最早会在2018年超越美国的GDP。
中国也想变得和美国一样。美国人的傲慢自大使得他们相信别国都渴望变成美国。实际上，两国对战略问题的认识和思路截然不同。中国人非常自豪中华文化传统中那种能够把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欺骗艺术。
中国的鹰派们成不了气候。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那些活跃于中国各种媒体上的军界和学界的鹰派人物并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而是一些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们。但是白邦瑞认为，这些鹰派言论恰恰正是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意，而且越来越成为媒体上的主流声音。
白邦瑞认为，这些对中国的迷思存在于美国和西方的学界、智库、金融机构和政府当中。他指斥有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为了自己同中国的经济利益，为了害怕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或者得不到研究资助而不敢面对事实。白邦瑞之所以能够痛陈这些迷思和误区，就在于他本人就曾经是这些迷思的信奉者。而这种对中国误判的结果就是美国养虎为患，让中国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劲的对手。
当然，《百年马拉松》这本书也并不是一味罗列美国被中国人欺骗的惨痛教训，作者也提出了应对中国战略欺骗的方针：那就是学习中国的战略文化来反击中国的对美战略。白邦瑞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举出了12项美国应该采取的反击步骤，其中包括要认清中国真实的战略目标，制定出一整套对华竞争的战略计划等等。限于本文的篇幅，在这里不能详细介绍了。
《百年马拉松》一书在2015年出版后，得到包括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伍尔西在内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赞扬，但是也有人对他书中的观点不以为然。对一本书产生不同的看法本身是正常的学术现象，因为从书中的观点到修正美国的对华政策毕竟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现在的情形有些不一样了：和《卧虎》的作者纳瓦罗教授一样，白邦瑞也是川普的外交策士之一，而且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在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亚洲事务。不管这个消息是否属实，一些对中国持鹰派观点的“屠龙者”聚集在当选总统的大旗之下，肯定会为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变数。
谢选骏指出：我一直觉得，“百年马拉松”不能只从毛泽东算起，而应从孙中山算起。如果我们假定孙中山不是汉奸，毛泽东也不是汉奸——他们都是希望中国自主自强的民族主义者，那么，就可以说他们都是有意无意地欺骗了外部世界。例如，孙中山用大亚细亚主义欺骗日本人帮助他革命夺权，又用联俄容共欺骗苏联人帮助他从事北伐；毛泽东则用社会主义欺骗苏联人帮助他革命夺权，再用联合抗苏来欺骗美国给他援助。邓小平以后的领导人则继续毛泽东的战术，用中国的民主化来欺骗美国人帮助他们强化政权……这一切的欺骗，都是为了中国赢得时间，缓过一口气来，避免亡国灭种的惨剧。——如果他们不是汉奸，他们社会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卖中国，而是运用欺敌术（通过加入敌人的营垒而吸取敌人的能量）复兴中国，那么恕我直言，共产党中国最后势必与共产主义决裂，而回归中华民族的本位。
换言之，如果真有“百年马拉松”，那么，中国可以玩弄马列主义，但却不能被马列主义所控制。正如中国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却不能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束缚。

谢选骏：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毛泽东如此说一不二，但死后不到一个月，其亲族和亲信就被一网打尽，而毛泽东的千百万党羽竟然选择“猫择洞战略”装死不动，未发一枪一弹，红色江山彻底变色，亿万人民马上上街庆祝毛泽东路线的失败。这就是独裁者和极权制度的命运。因为他们平时把人民当做不准说话的红色奴隶，这些红色奴隶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当然也就毫无保卫他们红色主子的能力了。1989年苏东集团，其实也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走向灭亡的。因此我说——1989年的苏东波瓦解，其实已经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毛死政亡了。眼下，北京低端人口惨遭清理的难民潮，不知是未来什么事态的预演……


《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2017-12-02 十年一梦）这样记载：
　　“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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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1989年苏东波瓦解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
原上海市委书记承认 当年已备好军事暴动
www.creaders.net | 2017-12-02 14:52:03  《十年一梦》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冰冻三呎，非一日之寒”
　　1980年12月13日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我在上海担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 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回到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我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过了几天，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中午，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着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受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在这里，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到很突然。
　　十月七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十月七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十月七日晚上，王秀珍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十月七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十月八日的大清早，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十月八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现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平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犯了”……
　　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犯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话：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圜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我们几个人觉得形势非常严重，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我就说下午我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这样，十月八日那天下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进行打招呼和吹风。
　　八日的那天下午，我还给浙江省委的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的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摸情况，王秀珍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了电话，还要魏秉奎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八日下午的五点钟左右，我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和列席常委的会议。我说，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了，我们大家都要有精神准备。
　　十月八日的晚上，我到友谊电影院一个公开审查文艺节目的场合，故意去露了一次面，然后我又在八点多钟，马上赶到了康平路常委学习室，看见满满一屋子都是人。
　　王秀珍告诉我说：她和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约好了，下午要缪文金乘飞机赶到北京去摸情况，如果摸到了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打电话传一句暗号来，说“我娘心肌梗死”。王秀珍说，刚才缪文金已经打来了电话，传来了“我娘心肌梗死”的暗号，我听了心里一惊，我想，果真出事了，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预言应验了，他所说的大考验的时刻真的来到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的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了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当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圜、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刘庆棠又打电话来了，是我的秘书张家龙接的电话。刘庆棠在电话里面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个时候，王洪文的秘书萧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萧木这么一说，大家就一片混乱，生怕有人来抓。
　　我就宣布我们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接下去，就由我主持，在常委学习室，召开了一个具体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参与策划的有王少庸、冯国拄、张敬标几个常委，王秀珍这个书记，还有朱永嘉，张春樯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
　　我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说下一步看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了华国锋同志，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牠一个礼拜不行，打牠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我听了朱永嘉的发言，知道他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主张把民兵拉出来打，在上海策划武装叛乱有两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九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
　　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圜的指示和理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圜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当时我认为姚文圜讲的很精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因此，我跟朱永嘉等人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就遵循了姚文圜这个颠倒黑白的暴力论。
　　就在八日晚上这个策划武装叛乱的会上，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谈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两千五百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三万一千人分散待命。她说，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廖祖康具体提名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市委常委冯国柱在策划会议建议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这样，我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人来跟我们汇合，一起搞武装叛乱。我们就是分裂军队的罪人。
　　在策划会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了。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十月九日的早上，我听王秀珍说，她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些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以后又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济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拄、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Y肤雰鸲部C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作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三万五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 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处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人到一片血海之中。
　　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上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圜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主要是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服法。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呎， 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和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谢选骏指出：从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毛泽东如此说一不二，但死后不到一个月，其亲族和亲信就被一网打尽，而毛泽东的千百万党羽竟然选择“猫择洞战略”装死不动，未发一枪一弹，红色江山彻底变色，亿万人民马上上街庆祝毛泽东路线的失败。这就是独裁者和极权制度的命运。因为他们平时把人民当做不准说话的红色奴隶，这些红色奴隶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当然也就毫无保卫他们红色主子的能力了。1989年苏东集团，其实也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走向灭亡的。因此我说——1989年的苏东波瓦解，其实已经预演在1976年的中国，毛死政亡了。眼下，北京低端人口惨遭清理的难民潮，不知是未来什么事态的预演……

谢选骏：马可波罗游记是十字军东征的挽歌

十字军东征（拉丁语：Cruciata；伊斯兰世界称为法兰克人入侵；1096年－1291年）。这是一系列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下的战役，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侵占圣地的穆斯林国家（地中海东岸）发动了持续近200年的宗教战争。
谢选骏指出：我注意到，正是在1290年代十字军彻底失败并惨遭结束之后，西方出现了“马可波罗现象”。这肯定不是一个巧合，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没有十字军东征的结束所引起的巨大精神真空，马可波罗是无从一炮而红的。
我还注意到，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而在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202—1204年）以后，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就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所以失去圣地的惨败和痛苦，不能不在威尼斯人的内心蒙上一层阴影，马可波罗游记从此阴影勃发而出，正是发挥了心理治疗的作用。

马可·波罗（Marco Polo，威尼斯旅行家、商人）1254年9月15日出生于克罗地亚考尔楚拉岛，威尼斯旅行家、商人，著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于1324年1月8日逝世。而他的著作年代，正好是1254—1324年的1290年代。
根据马可·波罗本人自述（马可·波罗的狱友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下关于其本人经历的描述，均来自《马可·波罗游记》），其关于中国的经历的描写，在中西方史学界尚存有一定争议，而且争议双方都不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来过或者未来过中国。
人物经历
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都是威尼斯商人。据称17岁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历时约四年，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出《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但其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却引发了争议。
《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纪》、《东方见闻录》)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所见所闻，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1949年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他们回家后，小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小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到中国去。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当他们在一个镇上掏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乘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来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他的经历激发了哥伦布和其他不少旅行家。有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他的游记。马可·波罗还影响了欧洲的地图制作，导致了弗拉·毛罗地图的出现。
主要作品
《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元朝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史籍。
尽管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存在有一些漏洞和谬误，以至于有些人藉此草率地认为其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为纯粹的杜撰，照《马可·波罗游记》根本到不了中国，但是不能否认这个传奇人物及其作品在史学界、文学界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16世纪，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说，马可·波罗在1299年写完《游记》，“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注：Lach,p.35.）。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119种各种文字的版本。在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
元朝时，中外交往很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来华，居住了十几年。《马可·波罗行纪》 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游纪实，兼及途径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东方之行
马可·波罗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1949年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他们回国后，小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引起了小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

探险历程
1271年，即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当他们在一个镇上掏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乘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来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
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来到霍尔木兹，一直等了两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
马可·波罗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的见闻，并携他们同返大都，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
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17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名叫阔阔真的蒙古公主从泉州出海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元史专家、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王大方则认为，在元朝供职的17年间，马可·波罗常被忽必烈派到帝国各地执行机密任务。
1295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同年9月7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以及“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老家了。
马可·波罗东方之旅已经过去700多年了，但他的精神依然震撼着人们心灵，激励着人们不断作出新的探索取得新的进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在由他所开辟的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上，并使之不断延伸拓展，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平坦，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走向一个和谐的世界。马可·波罗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至于他是出生在科尔丘拉，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似乎并不太重要。
与眼镜的故事
眼镜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外史籍中都记载了眼镜最早起源于中国，是中国古老文化、医疗、技艺的遗产。它的发展变迁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在西方国家，眼镜的最早出现是在13世纪末叶。当时有个意大利人，名叫马可波罗(Marco Pol6)，他曾旅居中国十七年，为元朝宫庭办事，跑遍中国各地，当时他见到元朝宫庭里有人戴眼镜，对此他很感兴趣，在他回国时就把眼镜传到了西方，所以在西方最早制造眼镜的地方，则是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另外，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还载有老年人戴眼镜阅读小说及小字的记载。
相关争议
他是否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

不过，也有 一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使学者们很惊奇。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 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国际上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即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论者”和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怀疑论者”。两方激烈争辩。其实这种争辩意义不大。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他到过中国。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据201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英国媒体10日引述意大利一组考古学家的调查结果称，大探险家马可·波罗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道听途说的汇集。英国《每日邮报》9日称，如果这一理论被证明正确，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探险家之一的马可·波罗就是一个“骗子”。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日报道，考古学家们认为，马可·波罗更有可能是从波斯商人处获悉了有关中国、日本和蒙古帝国的“二手故事”。然后，他将这些故事同其他零碎的信息汇集在一起，这就是畅销书《马可·波罗游记》的来源。考古学家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在描述忽必烈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部分存在矛盾和不准确性。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丹尼尔·彼得雷拉说：“马可·波罗混淆了两次远征的细节，在对第一次远征的记述中，他描述元军舰队离开朝鲜、抵达日本海岸前遭到台风打击。但那发生在1281年，如果他真的是一名所谓的见证者，他会混淆时间跨度长达7年的两场战役吗？”此外，在书中的不少部分，马可·波罗用波斯文标注中国和蒙古地名。彼得雷拉对一家意大利历史杂志表示，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质疑也变得越来越多。其他考古学家也表示，马可·波罗宣称曾在忽必烈的宫廷中担任使者，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现存的蒙古或中国古书记载中。
此前，也有英国学者质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1995年，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伍德著书称，马可·波罗事实上没有到过黑海以外地区，当时在中国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如四大发明、筷子、裹脚布和长城等，马可·波罗都没有提到过。伍德还表示，威尼斯的档案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波罗家族同中国有直接接触。她说：“在《马可·波罗游记》整个原稿中，只有18个句子用第一人称书写。与其说这是一个人的记述，更像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远东知识资料库。”
马可·波罗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据称17岁时开始游历世界，在中国生活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当时富饶中国的景象，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2013年4月18日，一尊以马可·波罗为原型创作的铜雕艺术作品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揭幕。据当地文化部门介绍，马可·波罗曾经在扬州为官三年，作为文化商人和交流使者，马可·波罗在当地的宣传、文化等方面做过不少贡献。在江苏省扬州市建有马可·波罗纪念馆。
是否伪作
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否伪作？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马可·波罗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马可·波罗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 (Bucharia) 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1979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1982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C.Clunas（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 怀疑论者”的代表。
国内“肯定论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他从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国外许多学者也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在19世纪的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
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质疑与辩驳
面对质疑，值得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奋起”进行说明和批驳的，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双方利用报纸、电视、著作、学术研讨会等各种手法进行了上百年激烈争辩。双方质疑与辩驳集中为四点。其他质疑和辩驳都是在四点基础上的扩展。总结如下：
A、 自称深受大汗信任，还担任过官职。但没有任何东方史籍有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
怀疑论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数学者查阅数十年，没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
肯定论者：为反驳史书中没有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但是这是所有史书皓首穷经找到的仅有的一条孤证。并且《马可·波罗游记》说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识海路，让他带领这个使团，把蒙古的公主护送去波斯完婚，而这条孤证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怀疑论者：“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注：北京青年报2004-08-13）
肯定论者：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1291年初。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没有任何一本元朝史书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关于盐务的小官是不会记入史籍的。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色目人作为元朝的贵族阶级“二等人”，他也自称在扬州地方上担任总管。即使不担任要职，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肯定论者：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
怀疑论者：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而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肯定论者：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马饰有特别兴趣，至于其他，是属于记载疏忽。
B、 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如长城、筷子、茶叶、中医（如针灸）、汉字、印刷术、妇女缠足、用鸬鹚捕鱼等等
怀疑论者：而这些事物在同一时期的波斯商人的游记以及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访华回国后游记都有记载。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长城，是因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怀疑论者：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茶叶是因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
怀疑论者：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
肯定论者：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
怀疑论者：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乞《东游记》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肯定论者：对于筷子、缠足、鸬鹚等等，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17年来，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缠足的妇女；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
怀疑论者：其他外国人如14世纪英国旅行家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1862年退役的英国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对这些事物都有提及。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游记》也许有过记载，但它成书后经过无数人传抄，也许是传抄中的失误，或者原稿散失。
C、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除此之外，还捏造了一系列史实。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历三年以疾卒。”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
肯定论者：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怀疑论者：《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肯定论者：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怀疑论者：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
肯定论者：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过失。
怀疑论者：《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证明。
肯定论者：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这正说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怀疑论者：但是中国人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朝末年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因此即使是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D、《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贵族。他本人也是属于色目贵族。所以他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名称的汉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语叫法。
E、其他的一些疑点
1．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2．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3．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
4．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德国汉学家最新研究说明：马可·波罗的确来过中国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家福格尔的最新研究说明，历史学上颇有争议的马可·波罗的确来过中国。
自十八世纪中以来，学界与民间对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一直存有争议。怀疑者认为这位欧洲中世纪(中国元朝时期)的威尼斯人很可能只到过黑海岸的拜占庭(今土耳其)或波斯(今伊朗)，在那里见到了一些经丝绸之路去过中国的商人、阅读了一些现已失传的有关中国的记载，在此基础上杜撰了一本传记，描述自己在中国的虚构经历。然而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福格尔(Hans Ulrich Vogel)最新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一书，通过对中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大量文献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不但怀疑者的一切疑问都可以解释，而且马可·波罗传记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是独一无二并且十分准确的，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该书首先列举并评述了相信与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双方至今为止提出过的论点与论据。例如怀疑者质问“马可·波罗为何从未提及过中国长城？”——事实上中西方历史学界早有共识，认为元朝以前的古长城那时已经完全残破而不再受人关注，而现今举世闻名的明长城自然尚未出现。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为何在现存的中国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对马可·波罗的记载？”——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性质与密度的严重误判，因为即使是同一时期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派往中国的特使团，也从未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
该书随后详细阐述了一个至今被学界忽略了的课题，即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货币、食盐生产与税收体制的大量详细描述。傅汉思发现在当时的欧洲、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根本找不到像马可·波罗一样准确而详尽的描述，说明这些独家描述确实来自于他本人的经历。
谢选骏指出：我站在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之外，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待问题，这样，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就不是重点了。重点是它为何流行？我认为，这是因为，这部游记，正是在十字军彻底失败并惨遭结束之后的129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肯定不是一个巧合，因为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没有十字军东征的结束所引起的巨大精神真空，马可波罗是无从一炮而红的。我还注意到，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而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202—1204年）以后，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就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所以失去圣地的惨败和痛苦，不能不在威尼斯人的内心蒙上一层阴影，马可波罗游记从此阴影勃发而出，正是发挥了心理治疗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称《马可波罗游记》为“十字军东征的挽歌”。
随着君士坦丁堡在一百五十年以后的陷落，当丝绸之路被穆斯林彻底控制之后，又过了三四十年，绝望的热内亚人哥伦布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留下了300多条读书笔记，然后开始了他到亚洲去发致富财的梦想，踏上了“向西方前往东方”的环球旅行。他的海洋航行，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直到今天，尚未扭转。
马可波罗游记是十字军东征的尾声，却是地理大发现的序曲。在十字军东征的结束，到地理大发现的开始，欧洲人度过了最为封闭的两百年。这期间，他们就靠这部真假难辨的东西聊以度日的。其可怜程度堪比满清军事占领封锁下的中国。
十字军东征之后，骗子与强盗横行世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