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作者：艾尔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说：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曾就中国在1865到1895年之间建立的官办学校和地方兵工厂的成败进行过辩论，那些学校和兵工厂是为改革清朝(1644-1911年)而建立的。例如，全汉癉在1954年指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缺乏现代武器的主要原因，这种立场也建立在近来中国学者在关于“洋务运动”和1894-1895中日甲午战争的重新评价上。对于一些不同意见，中国学者们争辩说，晚清中国海军和军队的缺陷得归因于装备糟糕、训练不足、缺乏指挥和既定利益、缺少资金，以及士气低落。总括起来，这些因素被认为显示出了“自强时代”及其工业计划的缺陷。
艾伦·方最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重新审视了这份“问题清单”，在文章中，他极有洞察力地探究了在1895年之后产生的那种“对于中国陆军和海军缺陷的迷惑”。艾伦·方特别强调，甲午中日战争时中国军队的失败，是因为日本在陆地上的胜利给出了一条日军向北京进军的清晰路线，这种威胁迫使清廷寻求一个战争的迅速解决办法。与这个说法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仍然在谴责清廷的主要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怯懦胆小，批评李鸿章为了求得和平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艾伦·方认为中国军队在与日本开战的最初阶段，装备是良好的，而且中国的将领也并非不胜任。他反驳那种认为在中日战争期间中国陆地上的失败得归因于中国军火工业失败的观点，艾伦·方总结出中国在陆地上失败的几种主要原因：(1)和中国军队比起来，日本军队和指挥官有着更为良好的军事训练；(2)事实是，在主要战场上，日军人数比清军人数要多一些。
下面，我将对在十九世纪晚期清朝所失去的这场海战重新进行评估。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样，1884到1885年发生的中法海战，也被用作检验在太平天国之后的自强运动成败与否的标尺。新式兵工厂、船厂、技术学堂以及翻译机构的兴起通常在这种“失败叙事”中被低估了，我将根据1865年之后中国可以得到的西方科学中的军事技术和教育方面不断增长的训练，来对这些方面进行重估。那种长期以来被同时代人所持有的观点——在中日甲午战争里，中国的战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将被重新仔细考察。
另外，我将阐释中国海军的失败为什么应该归结为政府官员、社会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对“自强运动”在理解上的转换。一种新的公众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和传教士的报纸上，即民族认同和危机感逐步在汉族中国人中间逐渐形成，而这些汉族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反对满洲政权的统治。伴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很多中国人确信洋务运动是失败了，在现代化方面，中国应该追随日本的榜样，采取更加激进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全盘照搬国外的君主立宪制，而1895年之前对新技术和科学方法的初步接受则被很快遗忘并且受到压制。那些曾经帮助清王朝建立科学翻译计划——这些成果在兵工厂和技术学校都还用作教材——的欧美传教士和专家，现在也认为中国的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命运都是命中注定要毁灭的了。
从军事方面来说，因为清廷必须支持建设以陆战为主的有着良好训练的步兵，中国在1894-1895年海战的失利意味着清朝发展远洋舰队努力被迫离开正常轨道，本来这支舰队是可以比得上明朝(1368-1644年)早期郑和下西洋的那只庞大舰队，也可以和清朝早期收复澎湖列岛和台湾的舰队相比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1865年之后中国海军复兴相伴随，自从南宋(1127-1280年)以来，中国不时地支持建立一支坚固的海军，蒙元甚至用以侵略日本以及进攻苏门答腊。随后，明朝早期海军实施了一项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计划，后来这个舰队在1460年解散，为的是准备迎击蒙古可能的陆地入侵。在十六世纪，明朝海防军兵试图防御日本海盗(倭寇)对中国南方沿海的侵扰，但并不是很成功。
在效忠明朝的郑成功(1624-1662年)父子的领导下，中国海军力量有所恢复，在1640和1650年代，他们主要沿着福建海岸的海陆战场抵抗满洲军队。然而，当1659年郑成功沿着扬子江向南京进发，他的海陆力量都遭受了巨大损失，郑成功被迫退守厦门，1660年他一直在厦门据守清兵。1661年4月，郑成功带领一支由600艘船和2万5千士兵组成的军队向驻守在台湾北部赤嵌楼的荷兰军队挑战，经过一场痛苦的、持续时间长达9个月的攻防战后，荷兰守军投降。随后，郑成功通过一个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向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要求承认他的宗主权，但是没有获得成功。
因为这个原因，1662年，清政府命令从北方的山东到南方的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以切断郑成功的补给线，同时也消除海岸作为战场的价值。另外，满洲发展了一支海军舰队来保卫海岸线。当南明王朝最有才干的舰队司令之一的施琅(1621-1692年)由于和郑成功发生争论而在1646年加入清政府，随后他在1650和1660年代掌管了福建沿海的清朝海军力量。1683年7月，施琅指挥清朝300艘战舰和2万名士兵向台湾进发，先是夺取了澎湖列岛，10月台湾落入清朝海军手中，台湾岛也首次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在台湾归附之后，清朝海军再也没有能保持一种战争状态，满洲皇帝日益全神贯注于俄罗斯从西伯利亚到其满洲老家的领土扩张问题，以及在中亚准噶尔造成的新危险。另外，清朝也在寻求在西藏和土耳其斯坦扩张它的帝国。到十八世纪末，清朝的疆域扩大了一倍。因此，当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清朝的舰队仍旧只是一支主要用来抵御外来海盗和本地匪徒的近岸海军。
在很多方面，清朝海军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复兴，预示着清朝海军可能恢复到十五及十七世纪的皇家海军那样的辉煌日子中去。然而，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当反满的爱国者要求把明朝舰队作为中国过去的荣光的标志时，晚清海军每次都遭到嘲讽。此外，因为日本海军的成功，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所谓的优越感在1895年之后也被一般人接受。
洋务运动的范围和标志
在1950年代晚期，像芮玛丽这样的美国学者们认为，帝国体系和它的经典意识形态(她称之为儒家学说)是无法调和的。当台湾学者王尔敏描述了中国的军事工业的初期和自强运动时代复杂关系之后，对芮玛丽那种认为经典学习和现代化是不可调和的观点进行了挑战。近来，弗朗西丝·牟德尔主张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失败，应该根据中国比日本有着更高层次与世界经济的结合来理解，而这给中国造成了更多帝国主义的有害影响。所有的这三种观点都是根据日本在1895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特别是在海上)之后的结果提出来的，这很显然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对于1865年之后的自强运动时代的理解。重新关注“战役的决定性”以评价这样一个广为接受的结论，需要我们在达成一种新的一致以前，首先纠正1895年“迷惑(witch-hunt)”之后形成的占支配地位的那种错误说法。
约翰·罗林森在有关现代中国海军发展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认为基于经典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传统机构赋予同治中兴(1862-1874年)和洋务运动一种基本品质，并且限制了它们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帝国机构的薄弱和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清朝不得不屈服于许多相互竞争的地方军阀，而在发展一支国家海军方面遭到失败。像托马斯·肯尼迪那样的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影响洋务运动和它的进程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两方面都进行评估。
根据托马斯·肯尼迪的看法，中国的近代军火工业是一项制度上的革新，它引导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新时代，另外，清政府把兵工厂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纳入到传统政府中，而这导致了贪污盛行和效率低下。国家领导的薄弱以及缺乏各省官员的协作，这大大限制了这项现代化项目的成效。兵工厂的金融问题和普遍低下的欧美技术(technicians)则得归结于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从这种观点看，在陆地和海洋上的军事火力并不是造成中日战争结果的关键。
庞百胜认为北京朝廷之所以没有能够建立统一的帝国海军，是因为清廷没有能力改变公共金融体系，以及缺乏资金。另一方面，费维恺注意到，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清政府创立了两项新的税收以期对低迷的农村经济有所补偿，并给兵工厂和船厂的成功建造筹措资金，一是国外贸易的海关关税，二是国内跨省贸易的厘金税。费维恺进一步说，清政府没有能够利用地方经济资源或管理经济生活，因为改革而产生的税收基本问题显示出，比起外部的帝国主义来，这些基本问题揭示了更多国内的弱点。庞百胜的研究是以福州船政局作为个案来说明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成功。他强调在这个时代变化的潜力，以及避免把自强运动刻画为一种失败。
研究晚清变革的日本学者，比如秦野芳宏，指出清朝的官僚体系是保证中国旧有秩序得以维持的主要因素，而不是经济落后、帝国主义，或者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根据这种观点，当大陆市场和经济腐败刺激了旧有状况的时候，清朝的官僚机构和金融体系使帝国的官员们得到极大的好处，而清朝的农民和商人都没有从官员的虐待和贸易的剥削中得到保护。
根据秦野芳宏的观点，清朝的官员和士绅对他们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从来都没有充分地理解，因为他们是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下接受教育和训练的，因此，他们对外部世界都视而不见。为论证这一点，秦野芳宏以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为例说明，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在效率低下的、浪费的以及缺乏中央协调的地方政府或地方将领的控制之下，像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这样的非军事企业，都是以防卫为目的的，但是不像兵工厂，他们都是建立在利益平分的基础上，并且都很成功地和国外公司进行竞争。
同样的，伊藤秀一认为，晚清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可能取得进步之前，需要罢黜官员的正统派，以及进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在伊藤秀一看来，1865年之后，西方科学著作和技术书籍的翻译出版以及建立新技术学校，尽管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革命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对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社会和政治观念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翻译自身并没有培养出科学家和工程师来。
为挑战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国家作用的否定看法，著名的汉学家宫崎市定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那种认为清朝的官方控制毁掉了大部分早期中国企业的观点。在宫崎市定看来，李鸿章想阻止国外控制中国船舶业的欲望，促使他在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根据宫崎市定的观点，作为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确实是一项政府冒险行为。有总额215万两银子(合300万银圆)的长期支持，并且是利息免交的政府投资，使得轮船招商局成为1876年以前在中国运行最大的轮船企业。宫崎市定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轮船招商局只是在1909年以后衰落，正是因为它被私有化，置于实业家盛宣怀(1849-1916年)的个人控制之下。
在小野川秀美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中，他把洋务运动描述为广阔的晚清革新运动的初始阶段。这个初始阶段主要聚焦在技术革新，第二阶段是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转移到制度革新上来。在小野川秀美看来，在初始阶段的1870和1880年代技术和工业革新中的关键人物，比如，薛福成(1838-1894年)、马建忠(1844-1900年)、郭嵩焘(1818-1891年)和曾纪泽(1839-1890年)，他们对晚清许多主要部门都是管理专家和建议者，并进一步提出发展采矿、公路和对外贸易等商业建议以产生足够满足军事自强所需要的物质财富。
然而，在十九世纪晚期，王韬(1828-1897年)提出在科举考试、军事和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其他人，像何启和胡礼垣，批评李鸿章在1880年代中期的政策，因为李鸿章的注意力都放在海军，而不是国内管理的基本变革上，而他们认为那才是更为急迫的事情。关于“自强”的学说逐渐发展成关于变革的理论。小野川秀美强调，1880年代中国需要从科技变革转换到制度变革，暗示1895年之前的技术发展被认为注定是不够的，这不是因为在科技方面的失败，而是根据制度本身需要变革。与此相近，于明霞最近在中国大陆的一次会议上总结说，尽管中国海战失利，自强运动还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
自强运动中地方兵工厂的角色
1865年夏天，两江总督李鸿章和上海道台丁日昌(1823-1882年)在上海虹口从旗记铁厂(ThomasHuntandCompany)租用了一个机器制造厂，旗记铁厂是上海租界的一家美国公司，并且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外国机器制造厂。李鸿章还准许购买用来做苏州“洋炮局”的属于旗记铁厂的机器厂和造船厂。随着另外的机器进口而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通常称之为江南制造局)就建立起来了，用来管理工业工厂以及教育性质的机构。
最初，江南制造局花25万两银子(34万8千银圆)来制造生产设备，主要是从上海海关关税中拨出。1865年丁日昌被委派主持江南制造局，1866到1868年为应宝时(生于1821年)。江南制造局在1867年夏天移设到上海城外。根据芮玛丽的研究，制造局在1870年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现代武器制造中心，并且也是“世界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在孟悦关于江南制造局的折衷论述中，她描述了曾国藩(1811-1872年)、李鸿章和他们的幕僚们是怎么认为制造机器代表了工业的基本建筑单元的，在他们看来，创建新型工业的三个基本要素是：1制造机器；2产生新的制度范畴上的工程师，例如“机器工人”；3翻译科学技术书籍。通过武器制造，清政府将打破欧美在制造军舰和大炮方面的垄断，并掌握一些当代的有用的知识。制造局在技术方面的工作落在了外国人手上，比如作为主管的美国人福斯(T.F.Falls)，他是旗记铁厂的总工程师，是主要负责人。8名旗记铁厂的机械师留了下来，600名旗记铁厂的工人直接转到了江南制造局，后来还有许多人加入进来。经过头几次制造来复枪失败后，他们开始制造耐用的步枪和小型榴弹炮。到1867年中叶，制造局已经可以每天生产15支步枪和一百发12磅的榴霰弹。12磅的榴弹炮可以以每月生产18枚的速率生产，并且在1860年代镇压捻军叛乱中成为军需品。到1871年，制造局可以生产林明敦后膛式来复枪。1873年底，已经生产了4200支林明敦枪，但是他们比进口的要昂贵得多，并且质量也低劣一些。1874到1875年，在李鸿章建议下，设立了一个分厂来生产火药和弹药筒。
江南制造局的技术教育
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年)加入进来之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计划是非常低调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合作者计划编撰一部类似《大英百科全书》那样的知识和信息类百科全书，但人们很快认为这个目标太初步了，或者说可能是太过传统，也就是说，有些像是在模仿明清的类书传统。于是，在雇用了一批核心的中国和西方的翻译人员之后，翻译馆开始计划翻译一系列工业著述，主要集中在技术和机械，而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
从1863年清政府同意创办上海同文馆以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翻译机构。然而，1869年上海同文馆被并入江南制造局，并更名为“广方言馆”，它的新馆舍是由上海海关捐资建设的。傅兰雅的工作现在转变为替这个新机构把有关制造的西方书籍翻译成汉语，领域涉及工程、航海、军事工业和海军事务等。
在上海同文馆并入制造局之后，经典学习仍在制造局中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与其他翻译部门保持分离状态，以此希望它的毕业生能够继续通过科举考试。此后，同文馆这种显得更为洋化的氛围吸引了上海商人的孩子和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同时，制造局的学生也进行科举八股文训练，其中数学具有很高的优先权。为了后者，清朝学者在十八世纪加以改造的“算经十书”中的许多内容，被用来教授传统的中国数学。
学生们在较为初级的课程中学习西方代数学、几何学、三角法、天文学和机械学，同时他们也接受国际法、地理学和机械制图的训练。为学生准备的较为高级一些的课程则着重七个方面的学习：1矿物学和冶金学；2金属铸造；3林木和钢铁制造；4机械设计与操作；5航海学；6海陆战争；7外国语言、风俗和机构。这两部分的学习总共需要花费3年的时间，那些杰出的毕业生将到北京参加特科考试。
在江南制造局的最高发展阶段，它下属有4个机构：1翻译馆；2训练翻译人员和语言学家的学校；3训练技术工人的学校；4机器局。孟悦注意到，江南制造局有13个分支工厂。到1892年，它占地73英亩，有1974个车间，总共有2982名工人。制造局拥有1037套机器设备，在国外机械师监督指导之下生产了47种机械设备。
江南制造局的造船
根据孟悦的研究，从1868到1876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生产效率非常高，8年之内建造了11艘船，其中10艘是战舰，这里边5艘是木壳船，其余5艘则是铁壳船。每一艘船的所有部件，包括引擎，都是在制造局生产的。制造局还尝试不同的设计，从单螺旋桨到多螺旋桨，从木壳船体到铁壳船体，以及从单纯的战舰到带有回转炮塔的船只。与1870年代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那些战舰相比，江南制造局的船舶制造技术水平确实要高于日本最先进的造船厂。
孟悦指出，直到1887和1888年，横须贺造船厂才生产出它最大的木壳战舰，这两艘战舰配有12门炮，并自夸有1622马力。而这无法和江南制造局1872年生产的最大战舰相比，这艘战舰有1800马力并装备有26门炮，更别说1875年之前，江南制造局就已经生产了5艘铁壳战舰，而直到1887年之后，日本的第一艘铁壳炮舰还没有完工。从军备角度来说，江南制造局的这些产品基本上都领先于日本的同类产品。
然而，全面地来说，中国由木壳和铁壳船只组成的舰队很快就落后于欧洲的新式装甲舰队。此外，由于缺乏资金，直到1877年中国都没有开始生产欧洲已经使用的复合式发动机，而是继续在中国船只上沿用老式的单或双螺旋发动机。因此，在1870年代，中国的船只仍然落后于欧洲。而且，中国的造船厂无法生产足够的船只，更多的战舰是在欧洲为中国海军建造。尽管国外技术已经应用来建造大型的先进战舰，但是，因为中国的训练无法跟上西方技术进步的步伐，所以，直到1890年代，中国的船只仍旧是过时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的官员和士兵到1894年时已经是训练有素，足以驾驶好他们的战舰。
在1876年之后，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引人注目地迟缓了下来。1885年，当制造局完成了它的第一艘钢制炮舰之后，它作为军用造船厂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像在欧洲那样把技术转换到钢制和装甲战船上来，中国存在的突出困难是怎样把铁和煤从内陆省份运输到沿海省份，而与此同时，用进口钢材制造船只，价格无比高昂。然而，直到1889年，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技术可能比起日本兵工厂仍旧有着些微领先，1889年之后，横须贺船厂设计了新式的钢制战船。它的第一艘现代战船比江南制造局所造的同类型战船马力更为强劲，最高时速也更快一些。
造船一旦不再是主要任务，江南制造局就把它的机械改造成更适合制造最先进的国外枪炮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小型武器。1874年，制造局总共生产了110门加农炮以及众多仿照不列颠的阿姆斯脱郎工厂产品的枪炮。由制造局生产的120mm、175mm、200mm这三款口径较大的前膛炮被放置在吴淞口以保卫扬子江的门户。1880年代后期，制造局生产了大型的后膛炮，起初使用的是黑色火药，后来改用褐色火药。到了1885年，李鸿章给予德国武器制造业的优惠要多于不列颠，于是，卖到中国的由克虏伯制造的武器比例增加了。
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江南制造局生产了大型的后膛阿姆斯脱郎炮，它的射程从7000到11000码。他们可以发射80到800磅的炮弹。1890年之后，制造局成功生产了快炮，制造局由此而知名，这种快炮对加强海防以及沿海防卫炮台都非常重要。到1892年，江南制造局生产了10门40磅的快炮。两年后，制造局生产的快炮可以发射40到100磅的炮弹。因为制造局的年产量不足以满足中国军队的需要，清政府仍然需要从海外购买武器。根据孟悦的研究，相比较而言，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都还没有开始实施它野心勃勃的炮兵计划。
福州船政局
除了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之外，第二个主要采用西方科学和技术来造船和训练的工业场所是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1812-1885年)上疏请求在福州建立海军，指望五年之后就不再需要外国专家了。据估计，开工需要30万两白银(合41万7千银圆)，每年运转需要60万两白银(83万4千银圆)，这些都来自从福建、浙江和广东省的海关税收和省际贸易税(厘金)。作为回报，这些省份将得到以福州为基地的“南洋舰队”的保护。
与江南制造局受英国影响很深形成对照的是，从一开始，左宗棠和他的继任者沈葆桢(1820-1879年)依靠的是法国专家。然而，船政局建立之后，从福建海关关税中仅仅筹集到40万两白银(55万6千银圆)，以及另外每月5万两(6万9千5百银圆)的运行费用，使得这个企业陷入永久的金融困境当中。在船政局的顶峰时期，共雇佣了3000名工人。当后期建筑完成之后，劳力下降到1900人，其中600人在船坞，800人在车间，另外还有500小工，大概500名左右的士兵守卫着上述财产。船政局在118亩土地上有为管理、教育和生产目的而建的超过45座建筑，比较而言，作为最大军火企业的江南制造局在1875的时候，在73亩土地上有32座类似的建筑物。
从比例上来看，福州船政局也许是中国晚清先进的工业企业。船政局是作为以机械和效率为基础的西化企业来设计的，在重要的车间和结合部都由带有转盘的缆车轨道来带动。船政局的目标是在1868年和1875年之间为中国建成一支小型的现代舰队，计划建造19艘80到250马力的船只，这其中，13艘是150马力的运输船。在这期间，总共建造完成了16艘船。在1869-1875年沈葆桢主持期间，完成了10艘100马力的运输船，以及一艘作为样品的250马力轻型巡洋舰。9艘150马力的运输船每艘花费了16.1万两白银(合22.4万银圆)，5艘80马力的船只花费超过10.6万两白银(14.7万银圆)，而那艘巡洋舰花费了25.4万两白银(合35.3万银圆)。
像江南制造局一样，我们也拿福州船政局与横须贺船厂进行比较。后者在1865年开始一项130万两白银(合180万银圆)的为期4年的预算，比较一下，5年内投入福州船政局的有400万两白银(合560万银圆)。横须贺的真实花费实际上双倍超出了预算，而福州船政局从1866到1874年花费了有540万白银(合750万银圆)。到1868年，横须贺已经建造完成了8艘船，更有11艘以上船只在建造过程中。比较起来，福州船政局也在海军以及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作为在长江三角洲和福建省的两个主要工业基地，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清政府总体上领先于日本所做的现代化努力，但是，这种总体优势并没有转换为制度优势或良好的训练，当1884年福州的海军舰队单独面对法国舰队的时候，他们是毫无准备，并且孤立无援。
福州的工业成就起初使清王朝获得了满足感，并在1875年12月10日的《北华捷报》上赢得了赞扬。然而，正如在江南制造局建造的船只一样，在福州的南洋舰队港口主要还是木质舰船，而且也没有装备先进的复合引擎，极易遭到欧洲装甲舰只的攻击。当1880年代遭遇法国和1890年代与日本开战时，一些清廷官员谴责法国故意销售陈旧落后的装备和设计给中国海军。
左宗棠也曾建议开办一所技术训练学校，建立了求是堂艺局(SchoolforNavalAdministration)，由外国人教授英语、法语、数学和制图。与此同时，如同那些准备地方科举考试的童生一样，学生们也要求掌握《孝经》和《圣谕广训》。清政府的远期目标是由那些带到福州的法国工程师和熟练工人提供的训练来培养出中国海军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以及培养现代化的工人：木匠、铁匠、铜匠、船只建造工人，等等。
两所法语和英语学校分别建立起来了，法文学校包括有海军建筑、设计和学徒的系别，英文学校包括有航海理论、航海实践和引擎训练的系别。海军建筑系别在1867年2月首次开放，课程主要有法语、算术、代数、平面几何与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和机械学。然而，在5年的课程中得经历高强度的折磨，首批105名学生中，只有39人坚持到1873年末。
为训练中国官员操作船只，由从英格兰来的约翰·克罗尔主持的英文学校创建了如下航海理论的课程：
算术：分数、比例、利率等知识；
代数学：二次方程、比率、比例、级数等；
地理学：使用安德森的《全球概况》；
三角学：平面与球形；解决航海和航行天文学中的三角问题；
几何学：使用托德胡特的欧几里得(三卷以及第6部分)
航海学：使用芮普的校正罗盘，航海，正如通常所教，还有日常工作。
航行天文学：寻找经度和纬度的方法以及罗盘的错误
除了建造船坞和培训人才，在1869年6月到1874年2月，沈葆桢保证了15艘船下水。然而，当日意格离开之后，低水准管理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开始恶化，到1874到1897年间，只完成了艘船。由于北京和省级官员关心程度的下降，船政局还得面临运转资金的缩减。
从1874年清廷实行自我管理开始，直到1897年五名新的法国技师到来，这段时间船政局都在没有国外技师的情况下运行。然而，直到1880年代末期，学校仍然可以吸引到本地学生，主要来自南方。1874年之后，毕业生被送往欧洲，特别是英格兰和法国，去接受更先进的训练，以跟上新技术发展的脚步。1877年日意格领导了一个有着26名学生的团体。12名来自英文班的学生来到英格兰，其中5名来到位于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14名来自法文班的学生中的9名到法国学习船体制造和引擎原理，其余5名学习采矿和冶金。
第二批8名毕业生在1882年末被派遣接受3年先进的训练。5名学生在法国学习防御工事、国防和火药爆炸。2名学生在英格兰学习航海和海军指挥，剩下的1名前往德国接受海军中水雷和鱼雷的训练。第三批33名毕业生在1886年送出，10名来自英文班，14名来自法文班，9名来自天津船厂。30人完成了他们的训练，18人在英格兰学习水文地理学、装甲战舰航海、海军炮兵和小型武器。12人在法国学习船体与引擎、数学与船舶制造、江河控制、桥梁与铁路建设、以及国际法。第四批计划1894年前往欧洲，但是，与日本的战争打断了这项计划。
例如，1874年，作为一名21岁的毕业生，严复成为一艘小型汽船的船长，这艘船由福建－浙江当局所有，但不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然而，作为福州船政局的毕业生，严复符合到欧洲进一步学习的条件。当他回到中国后，他在福州船政学堂当了很多年的总办和航海与数学的教习。在1880年代早期，他成为天津水师学堂(TianjinNavalAcademy)的航海与数学教习，严复在那里做老师暨管理者差不多有20年。中日战争惨烈失败以后，1896年的一份奏议提出应该雇佣外国教师到中国来，而不是送学生到欧洲去，但是，总理衙门仍然希望送最好的海军学生去欧洲接受进一步的训练。1897年送了10名学生去接受6年的训练，但是只有6人到了法国，因为资金不够，他们在3年后的1900年被召回。
庞百胜和毕乃德都描述过福州船政局因为金融问题在1876-1877年的衰落，到1874年7月，6年半时间内总共花费了535万两白银(740万银圆)，这个数目大大超出了最初的估计，部分原因是付给外国人的高额薪水，他们每月消耗了1.2万两白银(1.67万银圆)，每月超过了5万两白银(6.95万银圆)和8万(11.2万银圆)之间的运行费用，而与此对照的是，2千中国工人的薪水总数每月只有1万两白银(1.39万银圆)，腐败与裙带关系消耗了其余的银两。
沈葆桢手下的中国官员不得不和日意格以及他的欧洲同伴一起工作，继续建设在计划表上有的建筑。因为船政局是作为一个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传统企业而被给予财政支持的，清廷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上涨或重组等因素，使得长期的计划变得不可能执行。1880年之后，福建海关关税没有能及时满足60万两白银(83.4万银圆)的每年财政分配。到1890年代，财政分配下降到20万两白银(27.8万银圆)到30万两白银(41.7万银圆)之间，到1895年，则已经低于20万两白银了。结果是，1890年代里，学校和船厂都没有那么活跃了。
翻译的西方科学
1861年，清廷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主要是恭亲王奕訢(1833-1898年)和文祥(1818-1876年)提交了一份奏议，要求建立总理衙门，以对付清廷所面临的空前的西方威胁，这份奏章也包括一项在北京建立同文馆的提议。1863年，李鸿章在广州和上海也倡导相近性质的学校，他的提议是基于冯桂芬在1861年的主张，冯桂芬提议在中国每个港口建立一个兵工厂和船厂，为的是有更好的武器和舰船用于防御，冯桂芬还强调在广州和上海建立学校，用西方语言和科学来进行教学。
随后的1866-1867年，一份算学和天文馆应该加入京师同文馆的奏疏被准许了，在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是对明清钦天监中有耶稣会士的位置和在算学馆中有法国耶稣会士的角色的摹仿，传授学生现代科学的目的是在化学、物理和算学的教学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当丁韪良(WilliamMartin，1827-1916年)在美国接受了更进一步的教育之后，1869年返回北京教授物理学，并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
京师同文馆的科学
李善兰(1810-1882年)在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的算学教习之后，他离开了上海和江南制造局，而这时的同文馆已经升级为一所学校，并且已经在1869年增加了算学馆和天文馆。李善兰在同文馆教授了13年的算学，然而，尽管李善兰的算学考试在同文馆中的科举考试的举子中非常有影响，1870年代举行算学特科考试的要求还是遭到了拒绝。
作为首都，北京为丁韪良这样的传教士继续保持着中心位置，使得丁韪良可以联系同文馆以及在那里的外国学者和中国学生。例如，传教士在北京创办的广学会办一种带有插图的月刊《中西闻见录》。《中西闻见录》由丁韪良主编，从1872年开始到1875年8月关闭以前共印刷了36期。杂志由广学会散发，主要关心西方和国际新闻，但是它也包括关于天文学、地理学以及科学(格物)的文章。丁韪良从他开始在北京同文馆任教以来就开始为杂志工作。后来，在1877年，他把杂志上的文章单独编选成一本四卷本的《中西闻见选编》。
从此，《中西闻见录》成为同文馆推进科学和传教事业的喉舌。他们用他们的努力支持李鸿章和自强运动来改革清朝政体。总共有199篇(55.1%)的文章是出自同文馆的教师和学生之手。而且，杂志作为一份免费的月刊还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它促进了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被更为普及的《万国公报》所重印，《万国公报》最初的名字是《教会新报》。
当林乐知(YoungJ.Allen，1836-1907年)当主编后，从1874年开始，《万国公报》每周都在北京出版，1889年之后改为月刊。《格致汇编》和《万国公报》都刊登那些和被雇佣在兵工厂和船厂的外国人有关的文章，在54名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写的361篇文章中，有166篇(46%)和科学技术有关。题目包括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医药等技术领域，也有促进铁路、采矿和电报发展方面的内容，西方科学家的传记也加入其中。
丁韪良利用《中西闻见录》在北京提倡科学，他的努力中还包含了李善兰和他在同文馆的数学学生的许多贡献。李善兰的学生有关数学的作业和科学试卷经常刊登在《中西闻见录》上，使它更加被认定是同文馆的刊物。例如，1875年3月和6月的那几期上，刊登了丁韪良对辩论地球还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的考试试卷的反应。
学生们经常回答“困难问题”栏目的问题，并为“回答读者质疑”栏目提供了先例，这也成为后来上海科学期刊的惯常特色，北京的《中西闻见录》是《格致汇编》的重要摹仿对象，《格致汇编》成为同时代的上海格致书院和江南制造局所发出的学术声音。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1867年在江南制造局建立了一个翻译馆。最初的倡议是由徐寿(1818-1882年)、华蘅芳(1833-1902年)以及徐建寅(1845-1902年)等对西方科学有兴趣的传统学者所提出。除了强调国外制造业之外，曾国藩和李鸿章认为翻译是学习现代制造的基础，他们认为这其中数学又是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先前的例子是，明清之际的翻译事业使得历法得以成功改革，新历法正是以耶稣会士介绍进来的新技术和模型为基础的，并在钦天监中得到实施。
例如，傅兰雅在1880年写道，从1871年开始，江南制造局就已经出版了翻译的西方著作。到1879年6月30日，大约有98种著作被印刷成235卷出版。这其中，22种和数学有关，15种是关于航海和军事科学，13种包含有艺术和制造的内容。傅兰雅提及另有45种142卷著作已经翻译，但是还没有出版，其余13种正在翻译过程中，其中有34卷著作已经完成。
翻译馆总共卖出了31111册共83454卷翻译著作，这还是没有广告和海报宣传的情况下完成的。一种1872年翻译的关于德国克虏伯枪炮的书籍在8年内卖出了904本。另一种1871年出版的关于海防的著作在9年内卖出1114本。《应用地理学概述》(1871年)在8年内卖出1000本，《代数概论》(1873年)在7年内卖出781本。傅兰雅关于采煤的著作在1871年出版，在9年内卖了840册。除了上海、北京和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出版这些书籍是困难的，甚至对于后者来说，类似的数字是让人失望的，但并非毫无意义。
例如，那位有争议的改革者和今文学家康有为(1858-1927年)1882年在上海的时候购买了江南制造局翻译的所有著作。1890到1892年间，他的弟子梁启超(1873-1929年)也购买了许多制造局的翻译书籍，包括傅兰雅的《格致汇编》。梁启超基于这些材料编写了影响很大的《西学书目表》，经修订后于1896年出版。在这329种出版著作中，有119种(36％)是由傅兰雅翻译的。谭嗣同(1865-1898年)在1890年代开始撰写有关科学的文章中提及《格致汇编》是他学习科学的来源，他1893年在上海拜访过傅兰雅，并购买了许多制造局的书籍。
十九世纪后半期是中国现代化的“播种时期”。在1850到1870年的这段时间内，许多有关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与植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力学、航海学相关领域的著作，都被以新教传教士和广州、北京和上海的中国合作者为核心的一个群体给翻译出来了。与兵工厂和官办学校相类似，很多个人也倡议需要在通商口岸和清朝官员与士绅中间普及“现代科学”(格致学)。
上海格致书院与《格致汇编》
出版《格致汇编》的上海格致书院成立于1874-1875年，它计划通过展览、演讲和课程，促进西方科学、艺术和制造业在中国的发展，并建立了格致书室。因为格致书院没有吸引到希望达到的关注，傅兰雅和徐寿也在中国创办了科学期刊，以期对通商口岸的中国人有所触动。1885年，一项课程和公众演讲的计划最终得到实现，科学论辨开始兴起并流行开来。指导计划中包括安排有外国科学教授来授课，但是这并没有实现。
傅兰雅关于新期刊的设想马上从北京的广学会得到了支持，广学会在1875年关闭，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带有插图的月刊《中西闻见录》也停刊了。北京广学会的成员把他们的捐助转移到了格致书院。尽管上海的期刊出版了，并通过格致书院售卖，但它是一个由傅兰雅和他的中国助手负责的独立的计划。因为傅兰雅所写的文言文文章还不足以能够独力支撑这份杂志，他雇佣了栾学谦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来帮他把粗拙的汉语文章翻译到杂志上去，而过去认为这些没有作者的文章都是由傅兰雅写成的。栾学谦是在狄考文(1836-1908年)在山东开办的文会馆里接受训练，那里的科学和高等数学课程是用中文讲授的。
傅兰雅与栾学谦的合作至少延续到1877年《格致汇编》着手创办，例如，在和傅兰雅合作以前，栾学谦就有准备上海格致书院化学课程的报告。此外，栾学谦也可能参加了《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的工作，这些杂志在1882到1898年间发行。另外，1885年起，栾学谦为傅兰雅管理格致书室，并在1911年傅兰雅最终把它移交给了栾学谦。
格致书院的期刊最初可以在24个，后来可以在27个中国和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得到：北京、烟台、武荣、上海、杭州、汕头、神户、天津、登州、九江、苏州、福州、香港、横滨、牛庄、汉口、南京、厦门、广州、济南、武昌、镇江、宁波、淡水(台湾)和新加坡。在1880年有30处代理商，到这年年底就增加到70处。尽管《格致汇编》是继承《中西闻见录》而来，但它由于关注欧洲和美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比《中西闻见录》层次要高。由于有更多中国合作者参与到编纂过程中来，上海的这份期刊的翻译水平也要好一些。
《格致汇编》最初印刷了3000册，通常能在几个月内销售出去。9个月后，最初的9期杂志为满足需要而重印了第二版。1880和1890年代的顶峰时期，每份杂志印刷4000册，在通商口岸拥有大约2000名读者。傅兰雅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对数学和工业科学的这种通俗形式的介绍能够被士绅和商人所接受。他还希望《格致汇编》能够对江南制造局译书的有限发行范围有所弥补，后者通常只印刷数百册。后来，1891年，重印的早先几期也卖完了。
《格致汇编》在7年内总共陆续发行了60期，1880年之后，《格致汇编》把它重点由介绍科学的文章转向了科学基础领域的报告，此外，傅兰雅对把数学作为科学知识的基础的注意力与日俱增。1885年之后，格致书院在晚清中国首先倡导进行数学和科学教学，这使得它的教学计划非常有效。根据总理衙门1887年5月18日的记载，总理衙门提出修改科举考试，准许学生考试数学，上海格致书院培养训练了当时国家一半的有数学天赋的学生。
另外，《格致汇编》以“互相问答”的形式在刊物上刊登了大约317份调查，这些信件和他们的内容都强调技术的实用价值，而对纯科学的兴趣则小很多。大约123封信(38.2%)显示出对科学理论知识和抽象的科学模型有一些兴趣，这对一份主旨更多地是普及科学和普及机械学的杂志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这些问答也关心在自强运动中所采用的技术。给傅兰雅最大量的信件预示着1895年之后对科学有着更为广泛的兴趣，也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科学铺平了道路。
1892年《格致汇编》停刊之后，在1893、1896和1897年曾重印。1890年代的最初4卷重印成整本以满足需要。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重印的书籍在格致书室卖得非常好。后来，1901-1902年在徐建寅的编辑下，过去出版的《格致汇编》以主题重新编辑，并以《格致丛书》的名称在上海重印出售。
到1894年，一项用中文讲演的关于科学和技术主题的免费讲座得到授权，它是以到1895年9月为止的格致书院的西方课程6个领域的详细课程为基础的：1采矿；2电学；3测量学；4建筑工程；5蒸气机；6制造。1895年，傅兰雅为格致书院编辑了《西学课程数学课题》。经常举办的星期六晚上的免费课程也在1895年开始。
他们除了利用数量渐增的教会学校，这类翻译活动也在地方兵工厂、工厂和技术学校中有制度化的文本，正是这些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的根基。因此，我们也应该知晓1860年之后中国的科学翻译和军事兵工厂的范围和等级，中国范围内这类地点举例如下：
安庆兵工厂(1861年)，曾国藩创立
北京陆军兵工厂(1883年)
大冶铁矿(1890年)，位于湖北
福州船政局(1866年)南洋舰队的基地，由左宗棠创立。
广州兵工厂(1874年)
杭州兵工厂(1885年)
汉阳铁厂，位于湖北(1890年)，张之洞创立。
汉阳兵工厂(1892年)
湖南兵工厂(1875年)
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
吉林兵工厂(1881年)
金陵兵工厂(1867年)，位于南京，制造后膛式来复枪和钢铁
兰州兵工厂(1871年)
旅顺海军兵站(旅顺，1881-1882年)
山东兵工厂(1875年)，用来购买枪炮，制造酸剂和火药。
四川兵工厂(1877年)
天津兵工厂(1867年)，李鸿章用来生产火药和酸剂。
台湾兵工厂(1885年)
威海卫船厂(1882年)供北洋舰队使用。
云南兵工厂(1884年)西安兵工厂(1869年)
当福州船政局在中法战争中被毁，就证明了中国沿海的江南制造局和其他工厂与舰队在面对外国海军封锁时的弱点。张之洞(1837-1909年)，这位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两省的总督，意识到需要保护汉阳铁厂(1890年)和汉阳兵工厂(1892年)这样的内陆工业场所。然而，直到1891-1895年间都没有能提供足够的资金，只好完全屈从于李鸿章的北洋舰队的利益和存在于朝鲜半岛的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汉阳兵工厂发现它的资金用于同时发展铁厂和兵工厂，这个问题导致兵工厂在生产上的减速，使得它没有能及时为中日战争生产武器或提供管理经验。
在车间建设方面的其他拖延，和1894年夏天的一场毁灭性大火，使得汉阳的工程在十九世纪晚期远离了接近达到的成功。张之洞在战略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军事制造这两个目标之间踌躇不定，而在中途国家资金和资源被紧急转移去对付俄罗斯和日本的威胁。最后，他选择投资于铁厂来作普通用途，而不是建造兵工厂来生产军备。因此，尽管汉阳铁厂对中日战争没有能做出什么贡献，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仍旧成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中心。
如果我们体会着他们所经历过的生活和文人职业，重新返回到这份给人印象深刻的名录中的现代工业场所，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描绘出他们在太平天国之后对《畴人传》所记载的本土历算家和天算家的继承，《畴人传》是在1800年左右编纂。57然而，在1865到1895年之间，一群新的工匠、技师和工程师出现了，他们从传统上由士大夫所垄断的知识领域中获得了独立，并很快地也不再臣服于王朝正统或它的典型官员形象。
这些兵工厂和教会学校内学习科学的新学生仍然是文化、政治和社会层次的必需部分，他们逐渐从旧有的那种作为具有官员身份的学者的精英层次中显现出来。这些“科学家”(格物者)是“那些探究事物的人”，现在他们与正统的学者在官僚体系中共存，但在政治排位、文化声望、社会尊重等方面仍旧处于较低层次。孟悦精辟地指出，1850年代那些自学现代科技的学生，比如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和李善兰等，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考据学时期兴起的精于“天文历算”的学者的继承者。
以徐寿为例，考据研究也可以作为掌握西方科学的前奏。徐寿、李善兰以及其他人，并由严复和鲁迅(周树人，1881-1936年)依次继承，他们都被引领到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接受科学、数学和工程方面的正式训练。一项科举的丑闻从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影响了鲁迅的家庭，鲁迅被迫离开他的家族学校，在转向文学创作之前，鲁迅先是在江南水师学堂接受训练，后来东渡日本，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的时间在仙台学习现代医学。
在脱离国家科举考试传统课程之前，科学、数学和工程等方面的新式教育占据的是兵工厂、船政局和实业工厂的空前的制度上的地点，大力推进了非学位导向的工程、数学和科学的学习。一旦由地区首脑为推广洋务运动的目的而制度化地放置在一定位置，工程和数学以及现代科学的专门知识门类的技术专家就聚集到孟悦形容的一种“国际的文化生产领域”，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
最后，成千上万的行政专家、翻译和顾问——包括成百上千的外国人——到省立学校和地方兵工厂服务，他们在晚清主要的各省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的管辖之下，这些督抚是把学习外国的内容聚焦到科学和工业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物。太平天国之后，和治国以及考据研究相联系的传统文人创造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准则，这个准则为传统文人提供了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所需要的思想空间。
这种由教会学校和遍布全国的兵工厂引发的充满希望的开端到1880年代加速进行。上海和北京在促进和西学运动相关的新领域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不幸的是，中国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的失败使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中国文人中产生了一种思想冲击，他们认为中国除非实施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否则中国注定要失败。在这过程中，具有说服力的现代科学变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政治演讲的关键方面。
晚清中国科学翻译对日本的影响
尽管耶稣会士因为在十六世纪日本国内战争中管闲事而遭到驱逐，到1894年之前，日本还是已经输入了许多在中国翻译的关于科学的欧洲书籍，例如，中国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第谷天文学就是这样进入了德川幕府时期(1600-1857年)的日本。晚明的《崇祯历书》和康熙时期的《历象考成》在1720年代之后通过宁波到长崎之间的贸易而流传到日本。十九世纪早期，日本人也贪婪地通过与荷兰在长崎港的贸易，从欧洲输入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书籍。
另外，十九世纪科学翻译书籍的重要性很快被日本明治政府认识到，这些翻译书籍是由通商口岸的新教传教士和在伦敦教会的其他人翻译并在上海石印出版的。翻译成中文比较显著的有代数学、微积分、牛顿力学以及现代天文学的著作，这些书籍很快到了日本编辑手上，马上进行日文翻译。例如，玛高温(1814-1893年)1851年翻译的《博物通书》就有日文本，又比如，广州医院合信(1816-1873年)1855年翻译的《博物新编》到1859年也以日文本的形式出现。合信1851-1858年的其余4种医学著作在1858到1864年之间也很快在日本出现。
从1850年代的《六合丛谈》开始的许多期刊，也在日本重新出版，这其中包括介绍欧洲科学的许多文章，同时还包括有傅兰雅等人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以及北京同文馆的出版物。代数学(1859/1872)、微积分(1859/1872)的翻译著作,和丁韪良的《格物入门》(1867/1869)很快就可以供明治时期日本的学者和官员得到。这些著作在日本产生了比在中国更大的影响，当这些书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的时候，在日本的图书馆里还能很轻易地发现它们。
中国许多科学术语是首先来自于明治时期日本翻译的兰学，例如，中文名字“化学”所取代了的术语“chemie”(日语semi)，就是从荷兰语来的。与此相近，江南制造局出版物的影响也是这样，比如在日文出版物中使用的中文本意是有关冶金术(金石学)的术语，后来这些术语的含义在日本发生转变，再重新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作为采矿的一个新的术语了(矿物学)。
日本外交官柳原前光(1850-1894年)曾数次访问中国，他购买了许多中文科学翻译书籍。例如，当1872年他第三次访问的时候，他购买了31卷从江南制造局来的12种有关科学技术的翻译著作，这其中包括化学、造船技术、地理学、算术、采矿和三角学的著作。直到1877年，日本政府都在持续购买江南制造局的著作。1874年，柳原前光收到来自中国的21种新近翻译书籍。尽管有兰学和中国翻译书籍的影响，日本只是在187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地教授现代西方科学，而中国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都没有从日本借用多少科学术语。
海战以及所折射的清朝改革步入失败
直到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当以横须贺军事技术为代表的日本海军决定性地击败以福州和上海为代表的清朝海军，才使得在现代科学方面日本具有了所谓的优越性，这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国者而言则成了一种常识。尽管直到188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比起横须贺船厂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着表面上的优势，但在1895年之后，当双方审读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同命运时，都会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因为日本的胜利而追溯到较早的明治时期，或者因为清廷的失败而回溯1865年之后自强运动的失败。
例如，直到188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通常被当时的欧洲和日本认为远远领先于他们的主要竞争者——明治时期日本的横须贺船厂。举例来说，庞百胜认为，1874年4月日本威胁到台湾岛的时候，清廷海军使得日本在1874-1875年参加到关系到台湾的一场海战中来，中国的海上防御准备赢得了更多的支持。然而，由于一场政策方面的辩论，中国人为避免敌对而诉求和平，结果使得位于中国北部和南部的两只现代化海军舰队的预算削减到4百万两白银(556万银圆)，远远低于他们所需求的。我们在文章前面已经看到，在1870年代中期，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出现了在造船方面削减资金的现象。1870年代中后期，中国军火工业的主要是为左宗棠的军队收复西北的新疆而生产武器。除了财政方面的困难，高层官员之间的腐败也竞相侵噬剩下的资金。
根据罗林森的研究，只有3艘约3600人的日本船只在1874年派遣到了台湾。日本海军部建立于1872年，到1874年，它还仅有17艘普通船只，总计吨位大概为14000吨。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的21艘千吨级的汽船将能够处理好日本人的威胁，但是，正如我们在1894-1895年战争中看到的，中国的船只并没有组织到一支统一的舰队里去。
因为需要时间聚集一支舰队到台湾，也因为错误地估计日本有2艘装甲战舰，作为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同意向日本支付赔款以结束这场危机，并且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人对琉球岛的控制。到1879年，中国有了2艘装甲汽船，这是为北洋舰队从波罗的海的伍尔坎(Vulcan)工厂定制的，远远比当时日本海军已有的任何船只都要先进，但它们都在中日战争中被击沉。而且，有趣的是，在德国生产火药的机器还没有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先进，而中国海军的优势以后再也没有这么明显过。
中法战争的影响
北方与南方的海军之间缺乏协调，成为中国舰队面对日本的时候主要的不利因素，而日本的舰队是一支位于横须贺的集中指挥下的统一舰队。这种不利因素在1874年法国宣称越南为殖民地，从而导致了清廷与之在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冲突中表现得更加清楚。此后法国开始在中国沿海集结海军，并挑起了几次海战。法国并没有赢得中法战争中的所有战役，但是它赢取了1884-1885年发生的战争，因为位于福州容易遭受攻击的南洋舰队和北方李鸿章控制下的北洋舰队之间缺乏协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帮助中国海军在福州建造的马尾船坞在还未宣战之前就被一支小型法国舰队摧毁，这支舰队使用越南作为它的基地，使人想起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依靠欧洲的帮助所具有的危险。
到1884年，清廷已经有了50艘现代海军舰只，其中一半以上是在中国建造的。其余舰只中，有13艘是阿姆斯特朗炮舰，2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以及2艘以上具有8毫米口径枪的德国舰只。后面这些舰只在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之间平均分配。然而，清朝海军被分成四支舰队：在威海卫和旅顺的北洋舰队，一支在上海，另一支在福州，最小的一支在广州。不幸的是，1884-1885年战争是由在福州的舰队几乎在它马尾的港口内独自进行的。
在马尾，福州舰队在15分钟之内就几乎被完全摧毁，部分原因是对国际法认识上的含糊不清，当还没宣战的时候，法国使用外交的老练手腕使得法国战舰可以驶过闽江防线，并毫无阻拦地逼近福州船港。因此，和法国不同，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在马尾船港的现代舰队在1884年8月23日有11艘船，都已经至少建造有9年，并且都是木壳的。8艘法国船停泊在附近，完全占了上风，但是如果以非标准的武器来看，中国船只还是值得尊敬的。中国人没有好好利用潮汐来以策略战胜笨重的法国船只。李鸿章仅仅从他的北洋舰队派了2艘船只，并且声称在朝鲜的日本军队截断了它们返回北方的退路而把它们从战场上撤退了下来。
法国舰队撤退到台湾，但在登陆失败后，它封锁了台湾岛的西部海岸。中国在陆地上取得对法国的胜利之后，谈判重新开始。于是，中国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法国在军事上的优越。罗林森指出，1880年代法国在技术上的优势并不象英国在1839-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7-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那么大。中国和欧洲之间技术方面的鸿沟在缩小，而真正的问题是：1中华帝国在政治和地域组织上的解体；2海军人员没有得到充分训练，并且没有很好掌握现代海军战略。
到了战后，由于李鸿章寻求为他的北洋舰队购买海军舰只，而不是在国内由自己建造，所以，福州船政局的发展机会大大受到限制，同时李鸿章也还得保障供给他的淮军。在1884年大部分福州的设备被法国毁坏之后，只购买过一艘外国修理船，作训练船只使用。福州船政局也压缩了它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人数，但是，尽管被忽视，到了1890年代福州船政局还是在继续运行。1891、1892和1895年每年有一艘船下水，书籍和其他装备其也遭到破坏，但是到1886年基本恢复。
1885年之后，北洋舰队是中国最主要的舰队，它的兴起是“南方灾难”的结果，尽管朝廷有要求，随后也进行了努力，但是创建一支单一指挥的统一海军舰队的努力从来没有成功过。新的海军部和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为争夺财政资源相互竞争，这些财政资源在1885到1894年之间因为海军预算进一步的削减而减少。慈禧太后在努力为她扩建颐和园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储备资金，虽然她并没有用尽帝国的宝藏或使中国海军一无所有，但是，资金的拮据确实限制了李鸿章扩张北洋舰队的计划。
然而，北洋舰队对于日本人有着表面上的强大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自1880年代海参崴巡航以后，中国舰队就停留在那里。此外，中法战争最后决定性的胜利在日本被报道，这在日本人眼中恢复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损的威望。例如，1886年“长崎事件”中，北洋舰队的4艘战舰从俄罗斯港口返回途中在长崎抛锚，由从德国购买的新战舰将其修理好，李鸿章寻找机会做了一场宣讲，为的是显示中国的海军装备要优于日本的装备。中国水手之间在港口发生了一场争斗，中国宣称在日本有治外法权，而长崎警察则看法不同，于是在港口传唤期间发生争吵，双方都指责对方。
日本的敌意显然被中国展示海军优越性刺激了起来，与此类似，1889年的“神户事件”则是以日中竞争的心理为基础的。一艘中国船停泊在那里，后来竟演变成一场外交争执。1890年7月，报纸《国民新闻》(Kokuminshimbun)在报道中国舰队的另一次访问时，认为这是中国炫耀新式船只的事例。教育家、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外山正一(1848-1900年)在参观中国舰队的旗舰回来后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旗舰大口径的枪炮和厚重的钢铁装甲。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了这些外交论争，而中国优越的观念被推翻，日本也拒绝中国所宣称的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的说法。
中日战争及其后果
对于1894年7月24日突然爆发的这场中日战争，外国报纸通常都预言中国会最后取得胜利，甚至在中国遇到了最初的失利之后还是这么认为。英国皇家海军副司令巴拉德(G.A.Ballard)认为1890年代的北洋舰队正处于可用的待命状态，并随时可以准备行动。后来，把中国和日本的海军舰队进行比较后，预示着中国可能取得这场海战的胜利。日本舰队总共有32艘战舰和23艘鱼雷艇，共载有13928人。其中，10艘建造于英国，2艘建造于法国。阿姆斯特朗船厂生产的Yoshino号被认为是当时行驶最快的船只，在1893年的测试中，它的速度达到23节。然而，中国的舰队仍旧分为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舰队。1894年，这四支舰队合起来大约有65艘战舰和43艘鱼雷艇。其中最强的北洋舰队差不多和整个日本舰队相当。
外国人普遍认为李鸿章的舰队比日本舰队有优势，与此同时，日本的报纸、杂志和小说在展望与清廷的战斗则洋溢着一种显著的乐观情绪，然而，许多日本人自己并没有对胜利有绝对的自信。例如，政论作家福泽谕吉(FukuzawaYukichi，1835-1901年)就警告这种过度自信，尽管他也赞赏日本刚刚给被中国所抑制的朝鲜带来的独立和启蒙。确实，日本议员对轻而易举的胜利感到吃惊，明治皇帝并不情愿和清廷开始处于敌对状态。直到日本取得最初胜利的消息已经传达到东京之后，他才没有拒绝给伊势的皇家神庙或他父亲的坟茔派去使者宣布胜利。
然而，另外一位英国观察家注意到，在中日战争中服役的中国船只上，中国船员显得士气低落，但是所有船员的薪水都已经支付了。然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日本海军则整齐划一。本来中国的四支舰队之间是差不多同步的，但是，最后只有北洋舰队独自迎战日本舰队。因为李鸿章让他的舰队远离1884年的海战，南洋舰队的官员现在逮着报复北洋舰队的机会了，他们在大多数场合避免和日本舰队进行战斗。在中国不存在一支国家统一舰队，甚至连在报纸上也都不存在。
中日关系中主要争论的是朝鲜政治和经济的开放问题，李鸿章1894年7月派遣军队进入朝鲜，把朝鲜置于清廷附庸国的地位，而此后不久日本就擒获了朝鲜国王，中日之间的敌意由此开始出现。朝鲜摄政王对中国宣战，中国和日本船只之间的首次遭遇于7月末发生在丰岛，在那场海战之后，清朝北洋舰队试图保卫从威海卫到鸭绿江口的中国沿海，并在8月1日对日宣战。
随后，日本海军在8月10日袭击了威海卫，震惊了满清朝廷，李鸿章以船只还不够用为借口而延迟行动。北洋舰队的主力聚集在鸭绿江口，为控制黄海与日本进行的大海战遂在9月17日开始了。双方在冲突中都投入了12艘战舰。中国船只在一次齐射中的装甲和吨位方面有优势，而日本在船只航速和齐射的持续转换中弹头抛扔速度上有绝对性的优势，日本有更多的快速发射的枪炮，可以发射3倍于中国从6毫米到12毫米炮的重量。
然而，并不是仅仅只有技术是结果的关键决定因素。事实证明，日本在海军指挥、舰船操作、以及弹壳的有效性等方面都有优势。一些观察家形容福州训练的官员是懦夫，尽管他们比起天津训练的官员来在经历和训练方面都更有优势，天津的官员几乎没有人当过船长。例如，在1892年，大多数驾驶室都仍会指定福州的毕业生。然而，怯懦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在那场鸭绿江决定性战役中，中国发射了197颗12毫米口径的炮弹，半数属于实心弹，而不是炸弹，他们击中10次，其中6次臭弹，4次爆炸。
小口径炮方面，中国人开火482次，58次击中，22次击中吉野号。他们还发射了5枚鱼雷，但是没有击中。中国发射命中率大概是10％。另一方面，日本人快速发射的命中率大概是15%。另外，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军队因为缺乏军火而受到阻碍，特别是船只缺乏大型枪炮。举例来说，通过黑市来的一些炮弹填充的是水泥而不是炸药，其中一颗击中松岛号，另两颗穿过崎京号。这意味着在李鸿章的后勤供给方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以事后诸葛亮的想法来看，假设采取同样的战略决策，在鸭绿江的战争中，火力的速度和速率比船只及其装甲的重量要重要得多。
鸭绿江的战争结束之后，海滨的交战继续进行，因为日本人利用海上取得的戏剧性胜利发动陆地上的战争，这使得日本第一军占领平壤，并穿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边界。1894年9月组成的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并占领了抚顺港。李鸿章寻求重建威海卫海港之外的海军，尽管很多人成为战争失利的替罪羊，但北洋舰队可怜的指挥系统和缺乏朝廷整体的军事体系，使得谴责官员和完全分派酬劳都成为不可能。此外，清廷海军的个人奖惩体系充满了不公平和不可预见性，许多中国舰长和官员简单地自杀效忠了事，没有人敢于质疑指挥组织或者要求成立一个部门来讨论海军独立问题。
1895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强烈地刺激了日本的自信心。此外，在清廷被迫给予明治政府大量赔偿之后，日本工业化也得以加速进行。朝鲜和台湾也都归于日本，成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广大的西方注意到了小小岛国打败中华帝国的事情再次上演。然而，日本的胜利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担心日本会扩张到亚洲大陆上来。在与德国和法国达成一致以后，俄罗斯加入到干涉1895年4月签定的下关条约三方中来，使得日本被迫从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撤退，作为交换的是日本从清政府得到一笔额外的赔款。
对于日本公众来说，战争的胜利成为刺激明治新闻界的关键事件，社论上充斥着关于战争的争论。公众的狂热情绪也被站在中国一边进行干预的欧洲列强所引导。当后来俄罗斯逼迫清廷割让辽东半岛给他们时，日本人已经准备好在中国与莫斯科大战一场。1895年之后，当日本新闻界把播报国内新闻作为中心之后，公众关于军事冒险的热情也开始变成一种平常的事情了。在那时候，东京和大阪共有60万新闻报纸订户，日本对于中国的胜利在整个国家都引起反响，认为由此证明了明治时期的日本在东亚是杰出的，1904-1905年日本海军对俄罗斯的胜利更是加强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勃发。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因，新闻行业极大地被催发了起来，明治时期日本的这种向信息出版的转移，刺激了用一种新的、统一的日语来报道新闻和信息的需求。例如，博闻出版社利用战争爆发的机会，1894年迅速出版了题为“日本与清廷战争日志”的每月三期带插图的出版物，这极大地普及和帮助制造了一群日本战争英雄。其他出版商也快速追随，关于战争的小说、戏剧和版画成为抢手货。《读卖新闻》(Yomiurishimbun)还为发动征集“最好的”反对中国的战争歌曲，并颁发奖金。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鸭绿江的海战灾难和中日战争中清廷决定性的失败加强了中国公众对朝廷政策失当的批评，以及对那些在朝廷和地方上反对西化的顽固保守派的批评。输在日本手上的那场没有预料到的海军大灾难震惊了许多文人和官员，现在他们开始在文人圈中引发一种对于西方学问的新的敬意。例如，1896年上海格致书院的成功重新开办就和这个事件有关。傅兰雅报告说：“整个中国，书籍生意大幅增长，连印刷机都跟不上这步伐，中国终于苏醒了。”
1895年之后中国的日本科学
对傅兰雅和传教士们不幸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快速输入了许多在日本翻译和编辑的科学书籍。因此，从1840年代开始的以传教士为基础的中国术语翻译转换到从1900年开始的以日本为基础的中文术语翻译，中日甲午战争是这一转折的关键点。1896到1910年，中国从日本翻译科学书籍都是以日本自己的翻译为基础的，因为，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不再偕同外国人一起来进行科学翻译。到1905年的时候，教育改革成为清廷“新政”的关键，新的教育部坚定地赞同采用基于日本科学体系的科学教育和课本，取代了像丁韪良这样的新教传教士和像傅兰雅这样的更为世俗的基督徒所表现出的“西方”，日本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和官员学习西方的桥梁。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像康有为和张之洞这样的改革者鼓励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张之洞的《劝学篇》最初是呈献给皇帝的，后来极大地传布开来，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康有为在他的《日本书目志》和他给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的变法请愿书中，宣扬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术。康有为推荐了339种医学著作和380种科学著作，取代了梁启超提供的以传教士为基础的有关科学的最好的西学书籍。光绪皇帝1898年的诏令鼓励留学日本。到1905年，有8千中国人在日本学习，1906年这个数字以50％的惊人速度增长，在这个1910年末的时候减少到4千人。1900到1937年之间，大约有34000名中国人东渡日本学习。
中日战争之后对中国“落后”的解释
中日甲午战争使得新教徒对于清廷未来的信心有了一种显著的转变，由一位北京新教传教士领袖和翻译家林乐知所撰写中国战败的报告，被翻译成中文后，频繁地被盗印，例如，1896年湖南长沙的省试中被列为必读书目。林乐知简略地阐述他的观点为，中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需要改革。林乐知早先出版了一本题为《中西关系略论》的内容广泛的随笔集，文章曾登录在1875年9月到1876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上。《万国公报》中与日本交战的评论在1898年重新出版，有几大厚册，并且立即卖出了3000册。
这样的传教士不再是渐进改良主义者。在评论中，林乐知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三个根源：1迷信；2鸦片；3科举。在他的系列文章中，他也强调输入科学是对导致中国落后缘由的一种矫正。据林乐知说，中国的本土学问已经不能认识到现代科学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吸收西方科学时忽视了对“物理之学(studyoftheprinciplesofthings)”重要性的认识，到1890年代后期，物理之学被称为“物理学”(physics)，而那正是以日本翻译的科学书籍为基础的时候。
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傅兰雅对于清廷中国未来的信心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1895年5月22日，在给凯洛格校长关于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系职位(他将在7月获得这个职位)的信中，傅兰雅解释到，他在中国的位置已经因为中国战败而巩固加强了。一股“对西学强烈的需求浪潮”现在显然充斥在中国文人当中，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总体上忽视了现代艺术和科学”，他接着对凯洛格说：“我的翻译只要一被印刷就马上会被提及，有关西方原则的教育管理已经成为现今的秩序。为了今天的浪潮，我已经年复一年地耐心等待，现在终于开始涌动起来。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已经提供给我一个家园，还有那些我为之奋斗多年需要启蒙的人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从这个国家脱离开去，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错误。”
那么，为什么傅兰雅会在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候接受伯克利大学的教职？早在1880年，傅兰雅就曾驳斥了英语可能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或中国将会被外国势力统治的可能性。然而，在他1895年的信中，傅兰雅解释了他为什么现在接受伯克利的教职：“把西方的艺术与科学翻译成本国语言，并在第一时间传布到整个国家中去，不管这对于中国多么必需，但这仅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功。除此之外，即使再多的翻译也不能够满足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需要。”傅兰雅讽刺道，“中国普及教育”已经通过翻译开始了，但是那仅仅是第一步。
他曾不知疲倦地把几十本有关科学和技术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现在却采取了更为尖锐的语气。这场战争已经给他证明了，中国人从1865年开始的努力已经失败。傅兰雅现在对中国的未来发出了世界末日般的声音：
当然，中国语言和文学在逐步衰退，面对这个趋势，我多年的劳动相比而言是毫无功效的。他们的毁灭命运看上去是不可避免了，因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也许这需要经过很多代人才能完成，但是迟早这个结局将会来临，英语将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学术语言。
这种迷人的时髦的达尔文主义者的看法，掩盖了傅兰雅和其他传教士是有着自然神学观念的宗教信使，在他们早期为中国人翻译的植物学和生物学当中就已经打下了这种观念的深深烙印。
在动身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前夕，傅兰雅公开宣称用中文写作的《新小说》的竞争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道德水平，除去鸦片、八股文和缠足这三种邪恶之物。这种新文体的要求使用“简易、干净，并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和优美的风格的语言”，这也引起了梁启超和其他改革者的兴趣，他们呼唤一种新文化，并为此提供基础，而这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学已经失败为前提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更加深了大多数传教士的恐惧，正如虔诚的丁韪良所说：“让这个异教徒的帝国在基督教的权力中解体。”
然而，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从1865年到1895年自强运动时期的整幅图景，那种认为清朝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积贫积弱，与强大的和工业化的欧洲以及迅速工业化的日本形成对比的观点，是对1895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关于国际国内观点的影响的一种人为生造的看法。由于不耐心地考察1865年之后的中国西化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低估了传教士在翻译科学、兵工厂的工业化、新式官方学校中，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在晚清中国出现时所扮演至关紧要的角色。我们应该论述十九世纪的兵工厂、工厂和翻译学校，要考虑他们作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工业革命的先驱，而不仅仅是作为清朝与中华帝国结束的序幕。
(黄振萍 译，文章来源：《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
谢选骏指出：自强运动为什么失败？这个问题谈论太多了。首先它是满清的自强，而不是中国的自强。这一要点，恰恰是普林斯顿的洋人无法看到的，他们还以为，拖着辫子的鬼头就是华人。所以他们把“清朝”与“中华帝国”画上了等号。他们这样胡子眉毛一把抓，怎么可能弄懂中国呢？此外，上述观点无一涉及“文明周期”，不知清末中国是文明垂死的“白发社会”；而同期的日本则是所谓“青春民族”。更不知中国背负着中华主义的历史包袱，无法像日本那样轻易转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