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斯大林和日本王都是强奸犯

《苏军大规模奸杀 惊曝连同胞都不放过 斯大林纵容——苏军的性暴行与斯大林的态度》（2018年2月10日 转载动态网）：
斯大林甚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苏军士兵的“强奸”行为进行批评。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伏龙芝军校给军官们授课时，谴责了红军在东普鲁士的抢劫和破坏行为，并将这归咎于部队文化水平的低下。但是，当他唯一一次提到强奸时，却说“苏联士兵无法拒绝德国妇女对他们的敬意”。尽管如此，斯大林听到了关于此事的报告，还是很不高兴，认为爱伦堡的思想和言论“在政治上十分有害”。
二战时期，在许多国家，苏军军纪涣散，抢劫，奸淫，给所在国的居民带来极大的恐慌，而大规模的强奸，则给成千上万的妇女造成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纵容苏军大规模的强奸犯罪，与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意识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的。

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和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由于民族性格和军队素质的不同，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的主要参战国中，军人的强奸犯罪记录大有不同。英军的素质最高，“无论在私人回忆，还是历史档案记载，涉及到英军士兵个体强奸平民的记录都比较罕见，而英军集体性的性放纵记录更是闻所未闻。”(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第308页)同样，进入印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也军纪严明，未见有性犯罪的记录，不负仁义之师的令名。与英国军队和中国军队相比，美军的牛仔们就显得有些粗野：“史料记载，在美军在德国境内长驱直入的1945年3月到4月间，美军军事法庭在160万驻德士兵中共审理了487起强奸个案，犯罪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纳粹军队虽然残暴成性，但是，据“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提供的信息：“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这不单单因为他们有“重视荣誉的传统”，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会造成“种族异化”，害怕“性病影响战斗力”。(同前，第309页)
在“二战”中，军人强奸犯罪极其严重和恶劣的，是日本的法西斯军队。由于受到高级指挥官的纵容，日军就像一群穷凶极恶的野兽，歇斯底里地对占领国的平民百姓施暴。他们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所犯下的强奸罪行，人神共愤，罄竹难书。另一个犯有严重强奸罪行的是苏联军队。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通过远东大审判的揭露，世人知之甚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苏军的强奸犯罪，人们至今仍然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深入的反思：“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过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同前，第312页)
（一）
二战期间，在德军的“闪电战”攻击下，苏联军队一开始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后来，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军事援助与配合下，苏军才转败为胜，攻入柏林，占领了德国，并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了法国、捷克、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中国等欧洲和亚洲国家。
苏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同样需要正视的是，在许多国家，苏军军纪涣散，抢劫，奸淫，给所在国的居民带来极大的恐慌，而大规模的强奸，则给成千上万的妇女造成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据英国学者杰弗里·罗伯茨说：“……相当一部分红军士兵的暴行和抢掠也给红军胜利进军柏林蒙上阴影。红军强暴行为的数量之多尤其令人震惊。对于这种罪行，人们的估计从几万到百万出头不等。真实的数字可能介于两者之间，而绝大多数的强暴行为都是发生在大柏林市，因为这座城市到1945年的时候基本上只剩下妇女了。大规模强暴的受害者不仅是柏林人。在维也纳发生的强暴行为可能多达7万～10万起。在匈牙利，估计有5万～20万起。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被“解放”的国家，都有妇女遭到红军士兵的强暴，只是数量要少很多。”(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第362～363页)可见，苏军对妇女的强暴行为，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而是在长时段、多地域发生的普遍现象。
旅德学者朱维毅博士通过访谈、查阅资料等方式，叙述了苏军在德国的大规模的强奸犯罪行为，详细记录了普通德国居民尤其是妇女所遭受的侵犯、凌辱和伤害。一位脱下军装的德国士兵斯奥莫回忆说：苏军进入柏林，经常将居民集合到一起，然后收走所有人胳膊上的手表。苏军士兵劫掠手表之事，甚至见之于那幅著名的将红旗插上帝国大厦的摄影镜头中的一个细节：举着红旗的苏军士兵阿卜杜勒哈基姆·伊斯梅洛夫竟然两只手腕上都戴着手表。后来，拍摄这幅照片的塔斯社记者哈尔捷伊接到了修改照片的命令，要他把旗手右手上的手表修改掉(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第306～307页)。
在罗塞尔市一家医院里工作的阿诺特尼登楚博士，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苏联人献出手表和烈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苏联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苏联人大怒，用脚狠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脱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苏联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苏联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苏联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我相信，只有很少的苏联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同前，第314～315页)一位叫兹策威茨的受害女性在回忆录《大逃亡》中写道：“苏联人要把女人们都带走，其中也有我的母亲。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套间，他们把母亲往里扯，我们四个孩子一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后，结果他们就当着我们的面把母亲强奸了。为了确保我们不叫喊，苏联人多次朝天开枪吓唬我们，那枪口喷出的火焰至今好像还在我的眼前闪烁……”(同前，第316页)苏军甚至不放过儿童。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哈纳罗荷·科尔也曾遭受过苏军的强奸，那年她才12岁。苏军的强奸甚至到了不顾“阶级友爱”的程度。他们竟然极其放肆地强奸了一位配合苏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市长的母亲：“马茨考夫斯基是德共党员，蹲过纳粹的监狱，曾对苏军的到来充满期盼。苏军占领东普鲁士后，在柯尼斯堡市指定了一批德共党员来管理城市，马茨考夫斯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市长。上任后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并无管理的实权，他甚至不能约束苏军普通士兵的强奸行为。他曾经尽其所能去帮助当地的妇女免遭‘苏联同志’的蹂躏，但最终却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保护。1945年的圣诞，他的老母亲惨死于苏军士兵的强奸。”(同前，第318页)
迄今为止，调查最为深入的，是德国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桑德和作家焦尔博士。他们的调查工作耗时5年，采访了许多受到苏军性侵害的女性，甚至设法接触了一些当年的苏军士兵。除此之外，他们还查阅了大量的日记、传记、文献以及医院档案。在此基础上，他们给出了一组数字结论：“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约190万妇女遭到了苏军士兵的强奸，其中140万人受害于在德国东部的逃亡途中，50万人受害于后来的苏军占领区。苏军占领柏林后，共计190万柏林妇女遭到了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一万人被强奸致死。……把以上数字加在一起，被苏军强奸的德国妇女合计约200万人。这个数字被联邦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的历史统计资料所证实，美国历史学家奈马克教授在《俄国人在德国》一书中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至于在苏台德地区、奥地利以及东南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住区里有多少德意志妇女遭受了强奸，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同前，第316页)还有十几万女性被苏军士兵强奸后残忍地杀害，单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忍受苏军暴行而自杀。
苏联随军作家格罗斯曼记述了一个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在一家农舍不停地被人强奸，她的亲戚都来恳求士兵们让她休息一下给孩子哺乳，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哭。这一切都发生在指挥部附近，而那些视而不见的军官们本应负责维持好纪律。”(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54页)甚至，连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未能幸免。那些左翼派别的德共人员，走出来欢迎占领威丁区的苏军部队指挥官，并出示自己隐藏多年的“党员证”：“他们主动让自己的妻女来帮助苏军洗衣服做饭。不过，据一名法国战俘称，这支部队的军官们就在‘当天晚上’强奸了她们。”(同前，第290页)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苏联红军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放过。许多被纳粹抓到德国的苏联妇女，终于盼来了解放她们的红军，可是，红军却像强奸德国妇女一样粗暴地强奸了她们：“这些妇女感到恐惧、沮丧和极度的不满，其中一名叫玛利亚·沙波瓦尔的人说：‘我整日整夜地盼望红军的到来，我在等待解放，而现在我们的士兵对我们比德国人还差，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另一个名叫克拉夫杰伊马·拉先科的妇女说道：‘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艰难的，而现在我一样感到很痛苦。这不是解放，他们对我们太差了，不停地在我们身上做着可怕的事情。’”(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87页)出生于1926年的19岁的叶娃·施图尔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可是，当她哭着告诉一个高级军官她的父兄也在红军里的时候，却遭到了他的毒打和强奸。这让她痛不欲生。(同前，第88页)
（二）
苏军在盟友国家也同样进行严重的抢劫、强奸和滥杀女性的犯罪。
1944年秋天，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解放”了贝尔格莱德，随即就发生了“成批的红军战士危害南斯拉夫公民和军人的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些严重的事件为数之多，使南斯拉夫新政府和共产党不能不视其为政治问题”，而几乎同时进入南斯拉夫的英国军队，则“没有那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为了遏制这种野蛮的行为，铁托“用非常和缓的、很有礼貌的形式”向苏联的军事代表科尔涅也夫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科尔涅也夫却“用粗暴和侮辱的方式表示拒绝”，大喊大叫地说：“我代表苏联政府抗议对红军的这种造谣和中伤……”(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66～67页)事实上，根据南斯拉夫公民的反映，苏联红军进来没多久，“共发生了一百二十一起强奸行为，其中有一百一十一起是强奸后还杀了人，此外，还有一千二百零四起抢劫并伤人事件发生。”(同前，第68页)时为南共领导人的米洛凡·吉拉斯激愤地说：“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不能对强奸我国的妇女(而且我从来把这些行为看成是最卑鄙的罪行之一)，侮辱我们的战士和抢劫我们的财产无动于衷，保持沉默。”他因此被苏联代表诬蔑为“托派”。1944—1945年冬天，吉拉斯随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在招待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宴会上，斯大林发飙了。他颟顸而失态地数落了吉拉斯一通：“他泪痕满面地喊道：‘这样的军队却受到了吉拉斯的辱骂！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我是如此热情地接待了他！我们的军队为了你们不惜流血牺牲！吉拉斯本人是作家，可是他是否了解什么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感情？难道他能了解一个经过几千公里浴血战斗的战士的心吗？如果这样的战士和妇女逛一逛，或者拿走了某一件小东西，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不断地举杯，奉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开玩笑，和第三种人寻开心，嘲笑他们一下;他和我的妻子接吻，因为她是塞尔维亚人。然后，他又为红军所受的艰难困苦得不到南斯拉夫人的感激而流了泪。……他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但过多地提到斯拉夫人、斯拉夫民族、苏联人同南斯拉夫人的联系，最后还是回到红军的英雄主义、苦难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的话题上来。”(同前，第73页)
1945年4月，为了签订苏南两国的同盟条约，吉拉斯再次来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依然不能谅解他，很长时间里，与他不交一言。直到有一天，在斯大林的别墅里，等到气氛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斯大林才觉得可以结束与吉拉斯的“争执”了。他倒了一杯白酒，半开玩笑地建议吉拉斯为红军干杯，而吉拉斯则错会了他的意图，建议为斯大林干杯。斯大林笑着用考验的眼光看着吉拉斯说：“不必，不必，还是为红军干杯！为什么？您难道不愿意为红军干杯吗？”吉拉斯喝了酒。斯大林这才问他在南斯拉夫“出了些什么事”，就在吉拉斯解释的过程中，斯大林打断了他：“是的。您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吗？您看到人的灵魂和心理状态是多么复杂吗？您想一想，一个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打仗，看到多少战友和最好的朋友牺牲的人——这样的人对周围事态怎么会是正常的呢？在如此可怕的战争之后，他和妇女玩一玩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把红军理想化了，然而它不是理想化的军队，就是红军里没有那些刑事犯的话(这些刑事犯是我们让他们参军的)，红军也不会是理想化的军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少校飞行员戏弄了一个女人，出来一位工程师，这位骑士要保护这位女人。少校拿起了手枪，喊着说：‘你这个后方的老鼠！’就一枪把这位骑士——工程师打死了。少校被判了死刑。此事交到我这里，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战时我作为最高统帅有权过问这类事情，我释放了少校，把他派到前线去作战。他现在是一位英雄。必须懂得战士的心情。是的，红军不是理想化的军队。但重要的是，它应该打击德军，而且打得很好，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同前，第85～86页)
1945年3月，斯大林也曾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苏代表团讲过类似的话：“大家都在赞扬我们红军，是的，它应该得到这样的赞扬。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客人将来不会对红军感到失望。问题在于，红军现在有将近1200万人。这些人远远不是天使。战争已经使得这些人的心肠变硬了。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战斗中跋涉了2000公里，从斯大林格勒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中部。他们一路上见到了太多的让他们悲伤的事情，见到了太多的暴行。因此，如果我们的人在你们的国家行为不当，不要感到奇怪。我们知道，有些没有什么头脑的士兵的行为是丢人的，他们纠缠并侮辱姑娘和妇女。让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现在就知道这一点，这样他们对红军的赞扬就不会变成失望了。”(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第363页)斯大林的解释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甚至隐隐然流露出故意纵容红军的隐秘心理。红军固然不是天使，但也不是魔鬼。既然知道他们的“心肠变硬了”，那就要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和有效的纪律制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使他们不丧失高贵的人性，不丧失革命军人的教养和无产阶级解放者的荣誉感，不辜负那些被解放的“阶级兄弟”的期待和“赞扬”，不要让那些尊敬他们的人“失望”。苏军如此大规模地抢劫和强奸，斯大林明明知道，却利口捷给，巧言曲辩。（因为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强奸惯犯。比日本王还要不堪。）
（三）
如同在欧洲的苏军一样，1945年8月进入中国的苏联军队，也同样抢劫、强奸，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和妇女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抗战胜利后，刘顺元先被东北局分配到辽东省委任副书记。不久，因为需要加强苏军管制的旅大地区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在从安东到旅大的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索！’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刘顺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空降旅大，当地曾经出现万人空巷欢迎苏军的热烈场面。但是群众的欢乐情绪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些苏联士兵，看到年轻的中国妇女，便要动手动脚，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猥亵活动。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不断发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渐另眼相看;苏军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上的百吨塔吊也不放过，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刘顺元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过苏军的纪律问题。苏军司令部也像模像样地进行过一些整顿。但是这批苏军的某些恶习并未因这种整顿而根本改变。”(丁群：《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
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在一次“轻松的探讨”中，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这次，斯大林没有像对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那样发火，而是表示了“歉意”。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作为事后诸葛亮，我认为我们当时太傻了。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很大伤害，东北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大量牛羊等牲畜。斯大林既承认苏军的劣迹并道了歉，如果我们趁势索赔，是完全办得到的，然而根本没有提索赔问题。我们总是以中国人的邻里关系想问题，认为他应该主动给我们，殊不知人家到手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岂能拱手让人？！以致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我们反而‘偿还’了许多冤枉债！”(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07页)
苏军进入东北的70多年后，作家龙应台专程到东北，采访了那些知情者，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苏军强奸中国妇女暴行的细节：“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齐，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你听说过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这个人吗？……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然后女人变成尸体……”(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95～196页)
总体来看，关于苏军强奸和伤害中国女性的记录，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对知情者的访谈，没有深入的调查，没有要可靠的档案资料，就连龙应台等人所做的这种简单的采访和描述，也难得一见。血流了，泪流了，人死了，但是，时间的尘土遮蔽了这可怕的惨象，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四）
斯大林对苏军在被占领国家的强奸犯罪行为是知情的。在苏联，没有什么事情能瞒过斯大林。正像他从吉拉斯那里知道了苏军在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从来自前线的报告中，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苏军正在如何伤害无辜的德国妇女。斯大林和贝利亚从一份报告中得知：“‘许多德国人说，所有留在东普鲁士的妇女都惨遭红军士兵强奸。’报告还列举了许多红军士兵轮奸德国妇女的例证——‘不满十八岁的少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妇都包括在内。’报告还说：‘跟随第43集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员发现，留在斯普雷滕的妇女都不顾一切地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委员们审问了其中一个名叫艾玛·科恩的女子，她说：‘红军在2月3日进入这个城市。他们进入了我们躲藏的地下掩体，用枪指着我和另外两个女人，命令我们到院子里去。在那里，我被十二个士兵轮奸。其他的士兵也对另外两个人干了同样的事情。第二天晚上，来了三个士兵，2月6日，来了八个，他们对我们施暴并且打了我们。’三天后，这几个妇女试图割脉了结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命，但显然她们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页)显然，这份报告的提供者希望所汇报的事情能够引起斯大林的重视，期待他作为最高统帅能积极地回应和处置。
然而，尽管有着绝对有效的控制力，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制止苏军的暴行。苏联的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在他的著作中，尖锐地批评斯大林“丧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质”：“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仁慈为何物，他丝毫不理解什么叫善良。”(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5月，第431页)至少，在处置军人大规模的暴力强奸问题的时候，他确实缺乏对无辜妇女的同情心和仁慈态度。他以默许的方式，放纵自己的军队。不仅如此，由于他的许可和纵容，“红军对待妇女的方式已变为公然占有，尤其是在斯大林允许军官拥有一名‘战争妻子’以后，这些年轻的妇女被高级军官选为情妇，他们通常在司令部做发报员、秘书或医生——她们戴着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檐帽。”(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页)事实上，这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有组织的强奸行为罢了。
斯大林甚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苏军士兵的“强奸”行为进行批评。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伏龙芝军校给军官们授课时，谴责了红军在东普鲁士的抢劫和破坏行为，并将这归咎于部队文化水平的低下。但是，当他唯一一次提到强奸时，却说“苏联士兵无法拒绝德国妇女对他们的敬意”。尽管如此，斯大林听到了关于此事的报告，还是很不高兴，认为爱伦堡的思想和言论“在政治上十分有害”(同前，第160～161页)。
事实上，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纵容苏军大规模的强奸犯罪，与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意识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的。
斯大林自己就不怎么尊敬女性。即使在小他23岁的妻子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面前，他也经常“说一些难堪的笑话和流露出丑陋的表情，使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都难以忍受。他感到这种行为使自己受了侮辱而他却得到了明显的满足，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在有人来吃午饭或晚宴时。阿里卢耶娃的烦恼自然引起了斯大林粗暴的反击。每当喝醉酒时，他就用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骂她。……警卫员们都很喜欢她那平易近人的性格。他们经常看见她一个人暗自哭泣。”(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秘闻》，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205页)1931年夏天，她终于忍无可忍，与斯大林吵了起来：“你是个虐待狂，你算个什么人！你折磨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你折磨所有的人。”(同前，第208页)在女儿的回忆中，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也是“不幸、幻灭和抑郁的”，“她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斯维特拉娜·阿里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1980年9月，第132页)。1932年11月，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死于枪杀，射中心脏部位，年仅30岁。
在一个性质特殊的社会里，元首的意识和人格，会极大地影响全社会的心理和行为。由于缺乏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斯大林漠然地忽视了女性在战争状态下可能面临的危险，忽视了她们可能受到的伤害，所以，也就没有制止苏军的抢劫和强奸暴行。
今年是人类战胜法西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七十周年。历史已经宣告，取得胜利的同盟国一方代表了正义，最终失败的轴心国一方代表了邪恶，这是不容颠覆的基本结论。在坚持这个基本结论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对某些战胜国违背人类文明和尊严的丑恶现象，也不能回避，而应当认真地清理和反思。
谢选骏指出：师哲说的不对——这不是你们傻不傻的问题，而是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苏军的奴隶、斯大林的走狗，和汪精卫和溥仪是日本王的奴隶和走狗，没有区别。你们敢对你们的主子说一个不字吗？至今七十多年过去，苏联已经灭亡了，你们还顶戴这苏联僵尸的主义不放，真是恬不知耻。

谢选骏：说理和专政怎么可以相容呢

《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尊重说理,保护说理》（2018年2月15日 转载FT中文网）报道：
梁治平：法治中国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建设一个说理的社会，尊重说理，保护说理，对非理强制和暴力绝不容忍。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
其实有这个想法很多年了。今天还在这里讲，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看到身边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依然觉得这种需要很迫切。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说理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更文明、更美好。我把自己一点浅显的想法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也想听到各位的批评。
过去的这一年，对我个人触动最深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核危机。我觉得，自上世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人类从未离一场核危机这么近。如果这个危机真的爆发，我们今天谈论的很多事情就没那么重要了。我们面临的是其他问题，那些问题真的是生死攸关，而且真的把人类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所幸这个危机暂时没有发生。我们这里还是其乐融融，市井繁华。
不过话说回来，我个人这样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某种切肤之痛。对另外很多人来说，核危机的事有点遥远，眼下切实的感觉是：“这个冬天很寒冷”。前段网上有一则图片：大冬天里，一群小学生把课桌搬到院子里，在露天下上课写作业。为什么？因为外面有阳光，而教室里太冷。这张照片很让人辛酸。北京大兴的一场火灾，也让很多人感觉这个冬天非常寒冷。这些人虽然没有被大火烧到，但是他们的个人财产和居所一夜之间都没有了。
也是最近网上流行一个段子，大家可能看到了，说的是“低端”人群见面会问：你的房子还在吗？“中端”人群见面会问：你的孩子还好吗？而“高端”人群会问：你什么时候进去？不同的人群关心的问题似乎不大一样，但都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中国公民的我们的财产、自由、安全和尊严。我今天要讲的，根本上涉及的就是这些问题。
首先要说一下，什么是说理？照我的理解，一个社会里的人遵循某种共享的规则而展开的表达、论证、说服活动，就是说理。说理是一种主体间的活动，所以它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思想方法、行动方式，更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样式。
跟说理接近的词是“讲理”。这两个词是共通的，但具体的用法有些不同。讲理主要关乎主体的立场、原则、姿态、态度等，关涉的问题是讲理和不讲理。说理涉及的主要是这种活动的真伪、优劣、高下等方面，比如会不会说理、说理说得好不好。如果我的题目改成“讲理”，问题就变成这个社会讲不讲理，社会成了主词。这不是我想要说的。我在讲说理的社会的时候，其实指涉的是社会中的各个主体，包括个人、组织、机构，是他们交往的一种方式，也是一套制度，一种文化，或者人们的一种习性，一种互动方式。总之可以说，说理就是讲理，只不过在讲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讲理的方式、方法和品格、品性揭示出来。
那么，为什么要说理？说理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想，说理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它的非暴力性，实际上，它也反对各种非理的强制，反对各种横暴的权力，尤其反对用暴力方式来解决可以用说理方式解决的问题。说理意味着社会主体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互相承认和互相尊重。你要承认对方的存在是合理的，承认其利益和诉求具有正当性，就必须倾听对方的意见。这也意味着某种基本的社会共识，某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这又涉及社会凝聚、社会权威之类概念。所以，我们司空见惯的各种赤裸裸的压迫、压制，或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剥夺，在这里都是反社会的、不可接受的。
当然，说理的情况实际上很复杂。有形形色色的说理，其中的一些既不真诚，也不真实。比如有虚伪的说理，有拙劣的说理，有偏执的说理，还有权宜之计的说理，这种说理不能说完全不真诚，但要不要说理，说什么理，完全出于利益考虑，所以会变来变去。大家熟悉的成语“强词夺理”，说的又是一种情况。前几年网上有一个段子，大家可能看到过：“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这些“说理”不过是做出一个说理的样子，其实徒有其表，骨子里是不讲理。不过，做做样子的说理也强似赤裸裸的强制，因为它表面上承认了说理的价值。总之，我是把说理同非理强制和暴力这类东西作为互相对立的范畴来理解的。一个社会，说理进一步，暴力就要退一步。事实上，有人就以暴力的消、长来作为人类是否进步的判断标准。可见对暴力的控制和抑制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说理的社会？按我的理解，说理的社会就是一个以说理原则主导的社会，一个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说理原则的社会，一个人们乐于并且习惯于通过说理来彼此相待的社会，也是一个尊重并且善于说理的社会。我们也把这种社会叫做文明社会。
从人类整个文明的发展来看，可以看到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事通过说理来解决，越来越少的事靠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而且，不管实际上怎样，通过说理来解决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歧，是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文明准则。
现在，我讲讲说理跟法律的关系。
刚才讲说理的社会要有制度来保障，就涉及法律的问题。法律当然不是制度的全部，但毫无疑问是制度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或者呈现方式。那么，说理和法律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涉及到怎么去认识法律，这在法学上当然是很基本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学说。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或者想突出的一点是：说理是法律的特性。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会站出来反对：不对，强制性才是法律的特性，法律是靠国家暴力来支持的。这种观点，我们当然很熟悉。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是持这种法律观的。过去讲无产阶级专政，讲法律是刀把子，都是如此。今天这么讲的人不多了，但是一般的法律定义还是强调强制性的。其实，从强制的角度去认识法律，不光是中国，西方的法学也有这样的传统。只不过，这种看法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人们并不否定法律具有强制性，但他们也相信，强制性并不是法律最根本的特征。因为只有强制性并不能成就法律。用我这里的话说就是，法律上的强制基于说理，法律的强制应该是一个说理的强制。就因为这一点，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人才区别于劫匪和强盗。就是靠了说理，单纯的强制命令可以进于（变成为）法律，外部的强制可以转化为于内心的服从。
我们经常讲的法律的权威性，跟人的内在认同、内心确信、内化的正当性这些概念是有密切关系的。实际上，不管哪一种文明的法律，它们能够大范围地传播，长时间地流传，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有“理”在里面。中国有所谓“天理-国法-人情”的说法，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过去的国法就是王法，所以又有“目无王法”一说，但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并不只是因为王有警察、军队和刑罚手段，更重要的是王代表了天命、天道，王法里面有天理，而这个理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的，是大家接受的。中国古代法律能够流传几千年，根本上靠的是这种建立在理的基础上的权威性。
关于法律的说理性，过去还有一句话：“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俗语固然是批评衙门的腐化，但这句话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衙门是说理的地方。只不过，这样一个说理的地方被腐化了，腐化了以后就不讲理了，改讲钱了。由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像说理可以是虚假的一样，法律也可能徒有其名。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文学的，一个是历史的。
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笔下的“第22条军规”，可以被理解为一条法律。但这条法律的规定实际上是一个让人走不出来的怪圈。这样一个规则，这样一条法律，看上去似乎规定明白，其实是不讲理的。另一个例子是索尔仁尼琴笔下的苏维埃1926年刑法典第58条，读过《古拉格群岛》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那个条款非同寻常。索尔仁尼用“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把世界囊括无疑的”这样一些词来形容这个第58条。因为任何人因任何情况都可以被它治罪，它还不是政治罪，而是国事罪、刑事罪。我们的法律里也有些条款具有类似功能。它们都是非理之法，所以是荒谬的，不能服人的，也不可能长久地流传。
这里，我不准备去讨论各种各样的非理之法，就讲讲现代法的一般情况。我们看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至少在规范上，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每个环节都有很强的说理的成分。比如立法要通过各种程序，包括民主商议、专家论证，需要充分说明理由。执法也是这样，决策有听证程序，处罚要有法律依据，不服处罚的有救济程序。进入司法，程序更多更细密，庭审要公开透明，当事人要有充分的申辩机会，证言证物受到公开检验，证人要接受质证，判决更要说理，不光给当事人看，还要公开，接受全体法律人和全社会的检验。可见，说理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
关于说理和法律的问题，下面还要讲，但在这之前，我想先回到我今天发言的主旨，也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新年期许。为什么我的期许是建立一个说理的社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相对理想的说理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非理的强制，甚至是充斥着暴力。
关于这一点，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是历史。大家经常说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就是暴力，而且是摧毁正常秩序的暴力，这种暴力是不跟你讲道理的。不过，革命也有革命的“理”，但这是讲“暴力有理”的“理”。它只是说，暴力是正当的，暴力是必须的，牺牲是必要的。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不但可以牺牲一个人，一群人，而且可以消灭一个阶级，就用暴力手段，没有说理的程序，也不给人申辩的机会，甚至连一个认真审核的过程都没有。而且，不必是战争年代，和平时代也是如此。
前两天看到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题目是：《历史从未宽恕任何罪恶》，讲文革初期的暴力，虽然只是个人经历，范围有限，讲出来也足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抄家、批斗、侮辱、殴打、杀害，无需说理，也不经过法律。因为“造反有理”，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因为“要消灭反动派”，因为“阶级斗争是钢”，因为要“不断革命”。这还是形势一片大好的承平时代，战争年代、肃反时期、大饥荒年代，强制和暴力更不是问题。过去的一百年，中国人经历了一波又一波这样的非理强制和暴力。我们是带着这种历史印记走到今天的。
本来，我们应该记取这样的惨痛经验，彻底清算过去，这样才能告别那个暴力的时代。但我们没有，而这首先是因为政治上不被允许，这种不允许自然也是强制性的，不是说理的。前面很多朋友谈到言论空间、表达自由问题。现在的言论禁忌之多超乎以往，互联网上，人们为了逃避检查和屏蔽发明了各种替代符号，各种稀奇古怪的语汇，几乎让汉字和汉语面目全非。而这些禁忌的设置都是非理强制。不允许用某个词，不允许传播某种思想，不允许表达某种意见，并不是因为这些语词、思想和意见危害到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但就是不允许。没有合乎道理的理由，也不容讨论和申辩，当然就更没有救济途径。所以，今天的社会仍然充斥着暴力，这一点也不奇怪。从家庭到幼儿园、到学校、到社会，从市井社会，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社会，到看守所、监狱，从医院到法庭，从乡村到城市，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非理强制和暴力。
下面我想对这些非理强制和暴力做一点分析。大体上，我把所谓非理强制和暴力分为下面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这方面最简单的事例就是“犯罪”。我把犯罪两个字打了引号，因为犯罪是一个人为设定的范畴，不是自然的、当然的事情。尽管如此，人类历史上，“犯罪”是一种普遍现象。换句话说，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是普遍现象，具有一般性。不过，这种现象也有特殊性，比如我刚才讲到的中国20世纪的历史就表现了一种特殊性。特定历史经验和条件，一个社会的教育状况和文化，还有国家对待私人强制和暴力的态度，它在法律上的回应，这些东西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中非国家强制和暴力的基本状况和面貌。而我想强调的是，非国家强制和暴力的表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在一个社会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说得更具体一点，取决于国家强制和暴力运用的情况。
说到国家的强制和暴力，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国家拥有和使用暴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在定义上，国家就是合法的暴力，而且这种合法的暴力具有排他性，私人不得拥有。所以，只有国家可以惩罚犯罪，私人不可以。不仅如此，至少在现代社会，私人的强制和暴力，即使没有被完全禁止，也受到严格限制。不过，关于国家的强制和暴力，可说的话其实很多。下面讲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暴虐的国家。历史上有所谓暴君、暴政，古罗马皇帝尼禄就是一个出了名的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和秦政，也有暴政的恶名。不过，见识了二十世纪国家大规模使用暴力的人，应该对什么叫暴君、暴政、暴虐的国家有真正的了解。因为，跟上世纪那些风流人物相比，尼禄、秦始皇之辈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种情况是国家对暴力的非法使用。例子很多，比如各种刑讯逼供，它们造成了很多看守所里的离奇死亡、审讯室里的不正常死亡，还有很多大家熟知的冤假错案。这类非法暴力也包括从孙志刚案到雷洋案之间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案件，包括饱受诟病的城管执法，还有过去在农村司空见惯的各种国家暴力，比如为收缴农业税或者强迫计划生育而使用的国家暴力：拆房子、扒灶台、砸锅、强牵猪牛、强制绝育等等。现在，农业税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也放宽了，这类事情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暴力，这种暴力甚至更血腥。当然，征地拆迁中发生的暴力有很多是非国家的，这涉及我要说的第三种情况：国家姑息甚至纵容的暴力。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我们的社会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在对个人、社会的关系上，国家过于强大，政府不但掌握了太多资源，而且经常行事专断甚至强横。相比之下，社会弱小，个人的声音更是微弱。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上大量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只要不是被认为是针对党国的，政府的态度又经常是宽容的、暧昧的。结果是，各种不法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守法公民常常处于缺乏安全感的状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医闹”。经常有这样的报道：一些人因为某种原因对医护人员或者医院不满，就辱骂、责罚甚至殴打医护人员，有的霸占病区，有的停尸示威，还有的大打出手，大闹医院。发生了这样的事，医院方面没有执法权，只能报警。但是警察来了解情况，加以劝导和阻止，也是制止不力。大概人家死了人，或者孩子病得厉害，闹一闹也情有可原。真是莫名其妙。我相信，在一个文明社会，一个法律相对健全的社会，不会有类似“医闹”这样的概念，辱骂、殴打、滋事、非法拘禁、危害公共安全，这些是轻重不等的犯罪，律有明文，警察来了不问是非，先把施暴者铐起来带走，要说理上法庭好了。可惜的是，我们这儿不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山东聊城于欢案吧，这是去年上了很多报纸新闻头条的案件。追债公司非法侵入他人经营场地，拘禁他人，限制其人身自由，对他人辱骂、殴打，甚至当着成年儿子的面公然猥亵其母，这么多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警察接到报警来到现场，居然说讨债可以，打人不行，然后就把双方一干人等留在房间里出去了。这真是匪夷所思，但这正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最近看到一个消息，郑州一个消费者因为网上订的东西没有送到，投诉了卖家，结果遭到卖家威胁，最后那个卖家千里之外跑到郑州去袭击了这个消费者。有人说这个消费者在受到威胁时应该报警，但在中国，这样的报警警察会管吗？绝对不会。所以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前段遇到一位律师朋友，他的律所接了一个案子，对方当事人就组织了一帮人到律所来骚扰，逼他们放弃代理。之前一个律所接了这个案子，就是因为不堪骚扰和压力最后放弃了。这可是中国排名前三的律所，总部就在北京的CBD。他们报警，警察都懒得来。他们只好让保安守住大门，不认识的人都不让进。结果对方就在网上编造事实，大肆攻击这家律所的负责人。这可是诽谤，但在中国，这种事算什么？律师也只好佯作不知。老实说，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也真的算不了什么。有一个真实的案子，也是不久前的，两个人闹离婚，男方多次威胁女方，要打要杀，女方和家人都很紧张，警察却不当回事，后来双方到派出所接受调解，警察还让他们独处，结果男方就在派出所里杀了女方。这类制止非法暴力不力的事例还有很多。前段有报道说丽江旅游者被打，伤情严重，最近曝出冬季旅游地强买强卖，其实这类现象一直都有，但事情不闹大就不会引起政府执法部门的重视。
问题是，如果法律对各种各样的小恶不闻不问甚至姑息纵容，公民就会生活在是非模糊和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之中，而那些小的不法强制和暴力就会生长、蔓延，整个社会就会被戾气所笼罩。在这种环境里，大部分人遇到这类事尽量躲避，躲不开就忍着，忍不下去的就以暴抗暴了。于欢就是这样，结果一审被判了无期，二审改判，虽然有社会舆论的压倒性支持，还是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当年杀死城管的小贩崔英杰，因为舆论的高度关注和同情保住一命。后来的贾敬龙虽然也得到不少同情，却没那么幸运。这些人杀了人还得到很多人同情，就是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后来杀人都有些被逼无奈的成分。但问题是，这么多杀人者能够得到同情，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的法律出了问题。毕竟，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那么多不法暴力，如果法律对那些不法强制和暴力采取一种绝不宽容的态度，这些悲剧多半是可以避免的。反过来讲，那么多人，包括那么多法律人同情杀人者，赞同以暴抗暴，对社会来说也不都是好事，它会让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暴力。
顺便说一点。有刑法学家批评我们国家的刑法太重，死刑太多，处罚太重。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也确实需要改变。但只是说中国刑法太重恐怕也简单化了。按上面讲的，不管是法律本身还是执法者的惯常做法，对社会上大量的非法强制和暴力行为采取了姑息、宽容甚至纵容的态度，我们能简单地说中国的刑事法律太重吗？ 一、二年前吧，媒体报道了一个美国中学的校园凌虐案件，几个中国女留学生凌虐同学，都被逮捕、指控，其中超过十八岁的三个人，虽然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但还是被判处从6年到13年不等的徒刑。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判决重得太离谱了，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在我们这里，这主要还是个教育问题。如果是未成年人，即使犯下严重罪行，处罚也很轻。甘肃有一个孩子用硫酸把女老师烧成重伤，当地没有少年教管所一类机构，就把孩子交给他父亲带回家管教。总之，在中国，对于私人之间的非法强制和暴力行为，尤其是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那些，法律的尺度太松太宽。在这方面，跟文明和法治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法律不是过重，而是太轻。
除了上面三种情况，还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虽然国家运用的是合法的强制和暴力，但是说理不够。比如行政处罚或司法判决理据不充分，相关程序有瑕疵，或者程序表面上完整，实际是走过场。另一种情况是救济不充分甚至没有适当的救济途径，让人无处说理。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例，某些机构做出限制公民权利的这种或那种决定，连个文字都没有，你想告它也没有证据，有些机构也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你也没处去告。有的案子，就算能告，法院找个理由不受理，你除了在媒体上制造点舆论，也没有其他办法。问题是舆论本身也受各种限制。前面讲律所的例子，在网上攻击某个律师、律所没关系，法律不当回事，律师也无可奈何。但你批评党政部门或有权势的官员试试。就算你有宪法上的权利，就算你实事求是，它要禁你就禁你，你要是不服，它还可以找个罪名来治你。这些作法，按这里的说法，就是非理的强制和暴力。可悲的是，这种非理的强制和暴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天天都在上演，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来治理的，而这恐怕是我们的社会充斥暴力的制度性根源。
上面讲了两类非理的强制和暴力，国家的和非国家的。我想强调的是，这二者性质不一样，重要性也不同。要建立一个说理的社会，祛除充斥于我们社会中的暴力，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文明，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这是因为，首先，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它的力量、它的规模、它的制度化程度是任何私人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国家滥用暴力，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国家既然是合法暴力的拥有者和垄断者，它就负有一种特殊的职责，那就是要维护和保全这个社会。它在防止和抑制私人强制和暴力、培育、训练和养成整个社会说理的习性、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这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国家的失职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国家自己就滥用暴力，蛮不讲理，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一个充斥暴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一个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的社会。
所以，我最后要说的是，造就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应该从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守法开始，从国家的改造和转变开始。今天讲法治中国，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说理的社会，一个尊重说理、保护说理、对非理强制和暴力绝不容忍的社会。

谢选骏指出：作者总结“从人类整个文明的发展来看，可以看到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事通过说理来解决，越来越少的事靠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显然不合事实。事实证明，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最为突出的时代。二十一世纪迄今过去了将近五分之一了，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不知道作者算不算一个共产党干部，但不论算与不算，都是在为一个专政国家工作的，似乎却不了解“说理和专政绝不相容”的道理。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出问题的，让实践来检验他的“说理”是否成立。

谢选骏：比保护专利更明显的需要是开放互联网——商人并不比政客难以收买

《美国人认为 川普贸易战的胜利者将是中国》（2018-03-25 纽约时报）报道：
几周前，唐纳德·特朗普在宣布对钢铝征收关税后宣称，“贸易战是好事，很容易赢。”实际上，贸易战几乎没有是好事的时候，而且根本不容易赢——尤其是当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天哪，这些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奇怪。毕竟，贸易显然是特朗普真正热衷的问题。他试图废除奥巴马医改(Obamacare)，但抛开所有表面文章，他最关心的还是抹黑前任的政绩。他想减税，但更多的是为了“赢”，而不是因为他关心其内容。但特朗普长期执着于减少贸易逆差，所以你或许以为他会学习有关世界贸易运行的知识，或者至少让身边有懂这个问题的人。
但他没有。而且他不知道的东西能够并且即将伤害你。
以钢铁为例，他是这样做的：先是高调宣布征收高额关税，表面上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此举激怒了美国的盟友，它们我们钢铁进口的主要来源。然后，看上去像是让步：政府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另一些国家免征关税。
这种让步是对会报复威胁做出的反应，还是政府起初没有意识到，关税主要打击的是我们的盟友？总之，特朗普得到的也许是这两种情况最坏的结果：激怒了本应是朋友的国家，同时落下了不值得信任的盟友和贸易伙伴的名声，这种行为甚至无法为他本应努力扶持的那个行业做出太多贡献。
现在到了特朗普贸易第二步：中国综合征。美国政府周四宣布将对一众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具体细节稍后公布。这一次效果会是怎样的?
要明确的一点是：在全球经济秩序之内，中国其实是一个坏公民。特别是，它在知识产权上不负责任，实质上是在剽窃其他地方开发的技术和概念。它还对钢铁等行业实施补贴，这是世界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
尽管他的小集团提到了这些问题，但特朗普似乎只关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他坚持说两国之间的贸易赤字是5000亿美元。（实际上是3750亿美元，但是看看是谁在数数？）
这个执念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巨大的贸易赤字中，很大一部分是统计造成的错觉。正如一些人所说，中国是大组装者：中国出口的很多产品，实际上是把其他地方，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起来。典型的例子是iPhone，它是“中国制造”，但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仅占最终价格的百分之几。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反映了一个更普遍的模式：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很可能将近半数实际上是对那些向中国出售零部件的国家（以及那些中国的贸易赤字国家）的赤字。这意味着两点：首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影响力比特朗普想像的要少得多；其次，与“中国”的贸易战会激怒更广泛的国家，其中一些是美国的亲密盟友。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既不是美国也不是全世界的主要问题。
我精心选用了“当前”这个词。曾经，在不久之前，美国的失业率很高，而中国将人民币的价格压得很低，保持着巨额贸易顺差，因此加剧了美国的失业问题。当时，我呼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但那是过去的事。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在降低。特朗普也许认为，我们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意味着它在赢，我们在输，但事实并非如此。与中国的其他不当行为相比，中国的贸易并不是2018年的世界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如果陷入贸易战，那么就会削弱我们处理真正重要的问题的能力。如果你想迫使中国尊重知识产权，那么你就需要联合其他被中国的巧取豪夺伤害的国家，也就是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等其他先进国家。但特朗普却在通过反复变化的钢铁关税，以及威胁对那些在中国组装，但却主要在其他地方生产的商品征收关税，从而逐渐疏远那些国家。
总而言之，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很快会变成“无知”换来的切实教训。由于拒绝做好准备工作，特朗普团队正在失去朋友，却未能对人们产生影响。
事实上，贸易战是有害的，几乎所有人都会蒙受经济损失。如果有人在其中“赢了”的话，那将是那些因为美国挥霍自己的声誉，从而获得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这意味着，特朗普贸易战的胜利者将是……中国。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说的头头是道，但却不知道一个众所周知的东西——比保护专利更明显的需要是请中国开放互联网。因为一旦中国开放了互联网，中国的消费者就能看到国外的便宜东西，中国政府的贸易壁垒当然就会立即崩溃了，世界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就会消失了。这么明显的事情，纽约时报怎么不知道？看来，不是他们不知道，而是开放中国的互联网这件事情对他们没有好处，只对中国消费者和美国生产者有好处。所以他们不想做这个公益。这帮奸商！看来，商人并不比政客聪明，或说，商人并不比政客难以收买。

谢选骏：帕累托法则与社会主流的形成

（一）
《广泛存在的帕累托法则》这样写道：
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他从事经济学研究时，偶然注意到19世纪英国人财富的收益模式。
帕累托的研究结果是如果20％的人口享有80％的财富，那幺就可以预测，其中10％的人拥有约65％的财富，而50％的财富，是由5％的人所拥有。因此，80／20成了这种不平衡关系的简称。习惯上，80／20讨论的是顶端的80％而非底部的20％。
后人对于这项发现有不同的命名，例如帕累托法则、帕累托定律、80／20定律、最省力的法则、不平衡原则等等。80／20法则典型的模式会显示：80％的产出，来自于20％的投入；80％的结果，归结于20％的起因；80％的成绩，归功于20％的努力。
在商业世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呈现出许多80／20法则的现象；
——20％的产品和20％的客户，涵盖了约80％的营业额。
——20％的产品和顾客，通常占该企业80％的获利。
——20％的罪犯施行了所有罪行的80％。
——20％的汽车狂人，引起80％的交通事故。
——20％的已婚者，占离婚人口的80％。那些不断再婚又再离婚的人，扭曲了统计的数字，让人对婚姻的忠诚度大感悲观。
——20％的孩子，达到80％的教育水准。
——在家中，20％的地毯面积可能有80％的磨损。80％的时间里，你穿的是你所有衣服的20％。如果你有一只保安警报器，80％的错误警示是由20％的原因造成。
——80％的能源浪费在燃烧上，只有20％的可以传送给车辆。
又如：世界上大约80％的资源，是由世界上15％的人口所耗尽的；世界财富的80％，为25％的人所拥有；在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中，20％的人口与20％的疾病，会消耗80％的医疗资源……
种种事例表明，80／20法则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然而至今人们对它还知之甚少。
（李汉昭文摘自《百姓》）
（二）
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关于群众众与上层社会优秀分子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及运用数学进行经济分析而闻名于世。在都灵大学攻读数学和物理，毕业(1869)后成为工程师。住在佛罗伦斯时，研究哲学和政治，为刊物撰写大量文章，在文中他首先用数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1893年任瑞士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其处女作〈政治经济学课本〉(1896~1897)提出了著名的但也遭到不少非议的收入分配规律。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教材〉(1906)，进一步发展了纯粹经济学的观点，并分析了“满足欲望能力”。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概念，奠定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只要任何一个人有可能按自己估计条件更加富裕，而同时使其它人还保持在他们自己估计的原来水平上，就意味着没有达到社会资源分配的最佳状态。他看到有些问题不是经济学所能解决，便转而研究社会学，写了最得意之作〈社会学通论〉(1916)。书中探讨了个人与社会行动的性质和基础。他认为，能力强的人们积极谋求巩固和提高其社会地位，就形成了社会的阶级。阶级地位低的集团中，特权分子为了力求上升到上层社会，不断发挥并使用其能力，因而提高了能力，在上层社会中，则存在着相反的趋向。结果，地位低的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进而争夺上层社会人士的地位。这样就形成上层社会优秀分子的循环运动。有些人认为，法兰西主义受其上层社会优越论的影响很大。

（三）
《无处不在的80/20》说：
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在他所从事的经常研究中偶然注意到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模式。
在调查取样中，他发现大部分的所得财富，流向了少数人手里。在今天看来，这并没有什幺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他同时还发现两件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一是：某一个族群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和该族群所享有的总收人或财富之间，有一微妙的不平稳关系。
帕累托真正感到兴奋的是另一发现，那就是这种不平衡的模式会重复出现，让他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度都见过这种现象。不论是早期的英国，还是其它国家，甚至从早期的资料中，他都发现这相同的模式一再出现，而且在数学上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关系。
从帕累托的研究中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如果20%的人口享有80%的财富，那就可以预测，其中10%的人拥有约65%的财富，而50%的财富，是由5%的人所拥有。在这里，重要不是百分比，而是一项事实：财富在人口的分配中是不平衡的，这是可预测的事实。因此，80/20成了这种不平衡关系的简称，不管结果是不是恰好为80/20（就统计来说，精确的80/20关系不太可能出现），习惯上，80/20讨论的是顶端20%而非底部的20%。今天人们所熟知的80/20法则，是一种量化的实证法，用以计量投入和产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后人对于他这项发现给予了不同的命名，例如帕累托法则、帕累托定律、80/20定律、最省力的法则、不平衡原则等。以上的这些名称，在本章中一律称为80/20法则。
80/20法则主张：一个小的诱因、投入和努力，通常可以产生大的结果、产出或酬劳。就字面意义来看，即指你所有完成的工作里80%的成果，来自于你所付出的20%。因此，对所有实际的目标，我们4/5的努力──也就是大部分付出的努力，只与成果有一点点的关系。这种情况看似有违常理，却非常普通。所以，80/20法则指，出在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以及努力和报酬之间，原本就存在一种不平衡。80/20法则提供这个不平衡现象一个非常好的衡量标准；80%的产出，来自于20%的投入；80%的结果，归结于20%的起因；80%的成绩，归功于20%的努力。
在商业世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呈现出许多80/20法则的现象，只要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
──20%的产品，或20%的客户，涵盖了企业约80%的管理额。
──20%的罪犯占所有犯罪行为的80%。
──20%的汽车狂人，引起80%的交通事故。
──20％的已婚者，占离婚人口的80%（那些不断再婚又再离婚的人，扭曲了统计数字）。
──20%的孩子，享受80%的高水平教育。
──在家中，20%的地毯面积可能有80%的磨损。80%的时间里，你穿的是你所有衣服的20%。如果你有一辆摩托车，出现的80%的故障，是由20%的原因造成的。
──80%的能源浪费在燃烧上，只有其中20%的可以应用到车辆中，而这20%的投入，却回报以100%的产出！
──世界上大约80%的资源，是由世界上15%的人口所消耗。
──世界财富的80%，为25%的人所拥有。
──在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中，20%的人口与20%的疾病，会消耗80%的医疗资源。
总而言之，在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努力和报酬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平衡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多数，它们只能造成少许的影响；少数，它们造成主要的、重大的影响。
一股情况下，大的产出或报酬是由少数的原因、投入和努力所产生的。原因与结果、投入与产出，或努力与报酬之间的关系，往往存在着一种不平衡。若从数学方面考虑这种不平衡，得到的基准线是一个80/20关系：结果、产出或报酬的80%，取决于20%的原因、投入或努力。
种种事例都表明，80/20法则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然而人们对此却知之甚少。
动了手脚的骰子
约瑟夫．福特说过：“上帝和整个宇宙玩骰子，但是这些骰子是被动手脚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去弄清楚，他是用什幺手法动了手脚的，我们又应如何使用这些手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尽管帕累托首先发现了80/20法则，并且学籍其重要性，但是由于自身的一些局限性，这一法则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尽管当时也有其它的一些经济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两位实力相当但截然不同的先驱者开始运用80/20法则，并引起了世界轰动。
吉普夫，哈佛大学的语言教授。1949年，他发现了“最省力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讲，“最省力法则”实际上是对帕累托法则的进一步发展与阐释。吉普夫法则认为：资源（人、货物、时间、技能，或任何有生产力的东西）总是会自我调整，以求将工作量减少，其中大约20%～30%的资源，与70%～80%的资源活动有关。
吉普夫教授通过人口统计、书籍、文献与工业行为，来证明这种一致且重复出现的不平衡现象。例如，他分析了1931年费城20个街区内发出的结婚证书，发现其中70%的婚姻，产生于该街区中30%的人身上。
另外，他还总结出了高效的办公原则：使用频率较高的东西比较靠近我们。而聪明的秘书早就知道，常用的档案不必归档！“
80/20法则的另一位先驱是伟大的质量导师，罗马尼亚裔的美国工程师朱伦，他是20世纪50～90年代质量革命的幕后功臣，在他口中，80/20法则有时被称为“帕累托法则”，或“关键少数规则”。
朱伦在1924年加入西屋电器（WesternElectic），西屋是贝尔电话公司负责制造的分部。他担任公司的工业工程师，并且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分析，发现了产品品质中所隐含的80/20法则。
在他的工作过程中，他广泛使用了80/20法则，并辅以其它的统计方法，用以提升产业与生活消费品的可信度与价值。朱伦的<<质量管理手册>>一书在1951年出版，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在书中他大加颂扬了80/20法则。
数以千计的80/20法则例子在我们周围发生，每一则事例，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人类的每一次成长与进步，都是靠我们去积极地把握！
朱伦同时发现，财富分配也是不均的。这在其它的许多事例中得到证实：如犯罪行为在犯罪分子身上的公布，意外事件在危险因素中的分布等等。同时这种不均等分布法则，还能解释其它各种平衡的分布。
当时，美国大部分的企业家都对朱伦的理论缺乏兴趣。1953年，朱伦应邀前往日本演讲，获得热烈的反响。于是他留住日本，与几家日本公司合作，并将其理论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朱伦才受到西方的尊重。于是他重返故土，并为美国工业的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朱伦的倡导和实践下，80/20法则开始成为全球品质革命的中心思想。
信息革命的铁律
在实施80/20法则上，著名的计算机公司IBM是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一家公司。由于这种法则的应用，在20世纪60～70年代，大部分计算机系统专家都开始重视80/20法则。1963年，IBM发现，一部计算机约80%的执行时间，是花在20%的执行指令上，所以公司立刻重新编写它的操作代码，并取得成功。因此，比起其它竞争者的计算机，IBM计算机更高效，更快捷。
其它个人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公司，如苹果、莲花和微软，也纷纷运用80/20法则，来提升自己计算机的品质，以吸引新一代客户──包括了原先对计算机敬而远之的“计算机盲”。
20世纪60年代初由计算机业带动的信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同时，它有助于改变企业的内在管理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发迹了整个社会的品质。因此，80/20法则是信息革命的关键力量，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依然是。
也许是因为与品质革命几乎处于同一时期。所以，信息革命中的计算机和软件专业人员一般都熟悉80/20法则，并且都善于将其应用到具体实践当中。
渐渐的，软件业在运用80/20法则的同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94年发明RISC就是一例：RISC是以80/20法则的某一种变化为基础。这条法则假定，大部分的软件花了80%的时间执行20%的程序。RISC处理器通过删除不重要的80%，来让其余的20%达到最佳表现，并保持在一个芯片内，借此节省成本。RISC为软件作的贡献，相当于RISC（从前的主要系统）在硬件上的贡献。
一位开发者说：“企业界长期以来一直遵守80/20法则。软件界更是如此，80%的产品只施展出它20%的效用。”
信息革命使用了80/20法则中的“选择”和“单一”两个重要的概念。正如一位信息业的主管所表述：“不要考虑太多！另第一步就计划到九重天上去。因为投资的报酬方式往往会遵守80/20规则，80%的效益，会在整个系统最简单的20%中产生，最后20%的好处，则来自系统中最复杂的80%.”
麦金塔在发展麦金塔牛顿掌上型计算机时，就运用了80/20法则。设计牛顿掌上型计算机的工程师，正是运用了稍微修正过的80/20法则，便可以使一个人用0.1%的词汇量，来足以完成掌上型计算机50%的功能。
无论你要的是哪一种转变，有效的信息处理，都该把重心集中在20%的或更少的主要需求上。
发现20%的核心商品
日常生活中，如果80%的人习惯用右手，而20%的人习惯用左手，这与80/20法则没有任何关系，不能用80/20来衡量。应用80/20法则时，必须有两组资料，两组资料的总数各为100%，其中一组所测量的值，是一个由不同事物所导致的变量。体现在产品和利润的关系上，就应该统计每一种产品在前一段时间的表现，即扣除了所有的成本后，各产品创造出的利润。这就需要你知道整个公司的全部成本，并把日常费用分摊给每一种产品。
如果依照营业额的百分比来分配，就会产生误差。因为以产品的价值而言，产品生产的难易程度不同，销售员花在每个产品上的时间不同，对产品推广宣传的付出出有所不同。
这样，当把日常费用分摊在每一种产品上，你就会发现，角些产品（或者说20%）虽然只占营业额的少数，但利润却非常可观；大部分（或者说80%）产品的利润十分微薄；还有一些产品，在分摊了费用之后则会出现亏损现象。
对于从事商品销售的公司，80/20法则也同样适用。
因此，公司应该善于发现20%的核心商品，在那些能创造高利润的产品上下功夫。简单地说，就是发现我们经营中的招牌产品和占据着重营业额的商品。
但并不是，说只要牢固掌握了这20%核心商品，余下的就可以无所谓地随便对待。80/20只是让你更多地关注于重要核心商品，如果不知道这一经营规则，很有可能做出盲目发售新商品的愚蠢行为。
当然，它们之间精确的关系可能不是80/20，80/20只是基准点。

（四）
《帕累托原则》（史奴门 发表于 2006-5-25）：
帕累托原则（Pareto principle），是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帕累托而来，是说在任何一组东西之中，最重要的通常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是一种量化的实证方法，用以计算投入和产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项原则被后人冠以多种名字，比如帕累托法则、帕累托定律、80/20定律、最省力的法则、不平衡原则等，有时候又称做“重要的少数”、“微不足道的多数”，或80对20定律。帕累托法则又被称为80比20的法则、犹太法则等。
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者及社会学学者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在他所从事的经常研究中偶然注意到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模式。在调查取样中，他发现大部分的所得财富，流向了少数人手里。在今天看来，这身并没有什幺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他同时还发现两件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一是：某一个族群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和该族群所享有的总收人或财富之间，有一微妙的不平稳关系。帕累托真正感到兴奋的是另一发现，那就是这种不平衡的模式会重复出现，让他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度都见过这种现象。不论是早期的英国，还是其它国家，甚至从早期的资料中，他都发现这相同的模式一再出现，而且在数学上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关系。
从帕累托的研究中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如果20%的人口享有80%的财富，那么就可以预测，其中10%的人拥有约65%的财富，而50%的财富，是由5%的人所拥有。在这里，重要不是百分比，而是一项事实：财富在人口的分配中是不平衡的，这是可预测的事实。因此，80/20成了这种不平衡关系的简称，不管结果是不是恰好为80/20（就统计来说，精确的80/20关系不太可能出现），习惯上，80/20讨论的是顶端20%而非底部的20% 。
帕累托原则认为：一个小的诱因、投入和努力，通常可以产生大的结果、产出或酬劳。就字面意义来看，即指你所有完成的工作里80%的成果，来自于你所付出的20%。因此，对所有实际的目标，我们4/5的努力──也就是大部分付出的努力，只与成果有一点点的关系。这种情况看似有违常理，却非常普通。所以，帕累托原则指出，在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以及努力和报酬之间，原本就存在一种不平衡。帕累托原则提供这个不平衡现象一个非常好的衡量标准；80%的产出，来自于20%的投入；80%的结果，归结于20%的起因；80%的成绩，归功于20%的努力。
在商业世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呈现出许多帕累托原则的现象，只要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80％的收获来自20％的努力；其他 80％的力气只带来20％的结果。20%的产品，或20%的客户，涵盖了企业约80%的管理额。20%的罪犯占所有犯罪行为的80%。20%的汽车狂人，引起80%的交通事故。20％的已婚者，占离婚人口的80%（那些不断再婚又再离婚的人，扭曲了统计数字）。20%的孩子，享受80%的高水平教育。在家中，20%的地毯面积可能有80%的磨损。80%的时间里，你穿的是你所有衣服的20%。如果你有一辆摩托车，出现的80%的故障，是由20%的原因造成的。80%的能源浪费在燃烧上，只有其中20%的可以应用到车辆中，而这20%的投入，却回报以100%的产出。世界上大约80%的资源，是由世界上15%的人口所消耗。世界财富的80%，为25%的人所拥有。在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中，20%的人口与20%的疾病，会消耗80%的医疗资源。
总而言之，在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努力和报酬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平衡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多数，它们只能造成少许的影响；少数，它们造成主要的、重大的影响。一股情况下，大的产出或报酬是由少数的原因、投入和努力所产生的。原因与结果、投入与产出，或努力与报酬之间的关系，往往存在着一种不平衡。若从数学方面考虑这种不平衡，得到的基准线是一个80/20关系：结果、产出或报酬的80%，取决于20%的原因、投入或努力。种种事例都表明，80/20法则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然而人们对此却知之甚少。
重要的东西只占了很小部分，它的比例是80比20，因此，只需集中处理工作中比较重要的20％那部分，就可以解决全部的80％。也可以说，以课来说，没有必要完成八成，只要将重要的二成做好就可以了。不论是工作或是念书，多少都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可能将应做的事全部完成。因此，若不先从重要的事开始，结果会演变成什么正事也没做。打算全部完成的完美主义者，往往到最后什么也没做好。
能应用这个80比20法则者，事情过多的烦恼就会消失。首先，尽可能地早点处理重要的事，不必将所有事情一个个地完全处理。即使剩下的事到后来出了什么麻烦，也不会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重要的工作应该要先完成，这个法则，不仅适用学生、上班的人，对所有的人都有着非常积极地意义。
在我们知道“帕累托法则”之前，就已有和这法则近似的经验。例如300页的教科书，考题不会是从这中间平均出题，而是从重要的部分出来。以科学方法就能求得80比20的数字出来，而令人觉得“掌握了正确的工作方法，效率确实大大地提高了。”
我们应经常将这个法则运用在工作上。
因此，在销售公司里，大约20％的推销员带回来80％的新生意。在一次讨论会里，20％的人通常发表80％的谈话。在一家公司里，20％的人请假占总请假日数的80％。在一间教室里，20％的学生利用了教师80％的时间。这项定律可以运用在各种不计其数的生活里。
帕累托原则也极有助于应付一长列有待完成的工作。面对着一长列工作，看起来常常是不可能一一完成，我们难免心存畏惧，于是大多数的人在还没有做之前就感到泄气，或者先做最容易的，把最困难的留到最后，结果永远办不到最难办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只要做到其中两三项，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好处，那就会对我们大有帮助。因此，列出这两三项，各花上一段时间集中精力把它们完成。不要因为没有把其中所有工作全部完成而感到不舒服。如果你所决定的优先次序是正确的，那么最大的好处，已经由你所选择去做的的两三项中获得。
因此，当你面临很多工作，而不知如何着手时，就应该记着帕累托原则。你要问你自己哪些事项是真正重要的，就不会偏离首要工作而去做次要工作。
附：商报(http://www.siongpo.com/)：社会财富不均无法改变
198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注意到十九世纪英国人财产和收益模式。发现社会80%财富落在20%人手中﹐而其中50%财富由5%人拥有﹐财富分配是极之不均衡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部分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仍是如此。由于最先由帕雷托发现﹐今天全世界都称此一财富分配极不均衡的现象为帕雷托法则。过去西方政府透过税制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前苏联及中国产党亦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结果证明﹐社会财富分配一旦离开帕雷托法则﹐经济便停滞不前。换言之均富论只能存在理想主义中﹐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出现的(一时出现社会经济便进入停滞期)。
以1973年至95年美国为例﹐扣除通胀一般人实际收入上升36%﹐但蓝领阶级工人收入扣除通胀实际收入下降14%﹐即80%美国人收入上升了﹐20%美国人收入下降了﹔新增收入大部分集中在居于社会上层20%人口手中﹐其中64%更集中在5%人口上。换言之﹐社会愈富有﹐财富愈集中在20%人口手中﹐其中50%或以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5%人口手中。经济愈繁荣﹐富者必然愈富﹑贫者生活水准亦提升﹐但所占社会资源比例反而下降﹐不可能产生均富现象。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帕累托法则不仅与社会主流的形成密切相关，而且其本身可能是一种生物现象，甚至物理现象。

谢选骏：美洲殷商

（一）
《25万殷商军民东渡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祖先》说：
印第安人和华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智利等地的印第安人称小孩子为“娃娃”，墨西哥印第安人称“你、我、他”为“宁、内、侬”，称“河流”为“河”，哥伦比亚印第安人把船称为“赛舨（chamban）”，而中国至今仍将一种轻巧的木质小船称为舢板。而阿拉斯加的因纽特那留着垂髻的男孩，与华北小儿毫无不同。
至于在美洲的古物中发现中国文字则早已见惯不惊了。古代美洲留下的石刻书法，与中国的甲骨文及金文极为相近，有些字的写法简直与中国甲骨文一模一样。更令人惊奇的是：奥尔梅克遗址拉文塔的祭祀中心的地下出土的16尊翡翠雕像，这些雕像人的面孔形似中国人，且头颅系人工改型的高长头。这种高长头正是殷商所崇尚的习俗。这16尊雕像的其中15座黑色玉雕呈同心圆排列，面向一红色玉雕像。红色玉雕像后立着6块玉圭板，圭板上刻有类似商殷甲骨文和金文的字迹。
据专家考证，这些玉圭板上刻的正是殷人先祖的名号。如果印第安人真是殷人移民，那么几千年前的那一天该是多么的悲壮，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沿海的某个地方出发，经历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终于到达那不知名的远方。
殷商大军失踪之谜
公元前1047年，殷商帝辛（即历史上有名的纣王）三十二年，周武王观师于孟津，准备伐商，纣王急召贵戚微子、箕子及攸侯喜（攸，同条，地名，侯是爵位，喜是人名）等勤王。帝辛三十三年，周军渡孟津，时商军主力十余万精锐正由攸侯喜统率大举进攻东夷，大军不及调回，帝辛遂派70万奴隶与周军战于牧野，不料奴隶于阵前倒戈，商军大败，周军入朝歌，帝辛登鹿台自焚，商亡。
商亡之后，殷军统帅 攸侯喜 在条（一般认为在今淮宁县，也有人以为在安徽宿县附近）的主力军10万人，林方、人方、虎方等部落的15万人，共计25万人，突然全部失踪，下落不明，成为殷商历史的千古疑案。
而几乎在殷军失踪的同时，奥尔梅克(Olmeca)文明突然在万里之外的中美洲兴起，专家发现，这个文明具有浓烈的殷商文明特质。清朝在调查一些印地安人时，他们声称具有中国血统，是殷人后裔，叫殷福布族，是3000年前从天国，经由天之浮桥 到达这里的。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东海经朝鲜海峡，到日本列岛，到千岛群岛，经勘察加半岛南端，到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直达阿拉斯加，其间岛与岛的相距，大都不过十几二十海里，真正是一座北太平洋上的浮桥。天之浮桥就是以小岛为跳板的迁徙史。
最有力的证据是美洲西海岸发现了殷商人东渡时的遗物——石锚和石锛(类似斧形的石制品)。1975年，美国潜水员在加利福尼亚海底先后捞起10多件人工石制品，经专家测定，这是来自亚洲的早期船锚，大约有两三千年历史。1980年，美国学者将其中5块“石锚”岩样标本寄给中国，希望能测其产地。后经我国学者考察断定，该岩样与台湾中、东部地区的石灰岩同属一类。据此，中外学者认定加利福尼亚发现的石制品为殷人航渡美洲时的遗物。
墨西哥的“金字塔”是很有名的。不过，它与埃及的金字塔不同，仅仅锥型近似，却不具备棱状特点。位于吉林集安县的“将军坟”，外型却与墨西哥的金字塔一模一样。这个“将军坟”被称为“东方金字塔”，是一座高句丽王陵。该墓呈方形，有1100多块精琢的花岗岩石条砌筑成土级阶坛。底边长31.58米，高12.40米。墓室设在阶坛第五级中央，墓顶周边等距离排列着圆形柱洞，还遗有灰色瓦当和板瓦，可知墓顶原有祭堂之类建筑。这些特点均与墨西哥金字塔相同。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殷族部落起源于易水流域，殷人的远祖王亥曾活动于邻近“有易”一带。考古学家还在今日易水流域之易州（河北易县）发现了殷族遗存，证明了殷族之一部，直到铜器时代，还定居在那里。 《诗经·商颂》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殷族的另一祖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至相土时，殷族的大本营已到“海外”“有截”之地。翦伯赞断定，在相土时，辽东半岛或朝鲜半岛一定有一个“有截”的氏族。“商颂”又云：“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证明“有截”与殷族有亲近的血缘关系。商亡后，箕子奔朝鲜，这说明周武王灭商后，殷族部落开始退回老家，墨西哥金字塔和“将军坟”的相似，是不是证明了和殷商文明的亲缘关系呢？
1953年墨西哥出土了16尊雕像和6片玉圭，雕像的面孔极似中国人，且头颅系人工改型的高长头，按《晏子春秋》云：“(商)汤，长头而寡发”，可知高长头是殷民族所崇尚的习俗。玉圭上刻有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字体，据学者考证，这些文字是殷人先祖的名号，说明到达美洲的殷人没有忘记祖先，仍时时祭祀。
印第安人的语言，与汉浯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印第安人问候语“YIDIAN”为“殷地安”，意为“殷地平安”或“殷地安阳”，是询问家乡是否安好的礼貌用语。印第安人传说中的“HOSI”王即殷末军事统帅攸候喜，殷福布族居住地“CHIHUAHUA”为“羲华华”，意为伏羲氏或华夏人之后。玛雅语称“人”为“镇”或“银”，与汉语发音接近。更令人惊奇的是墨西哥的一些印第安人称“花”为“HUA”，发音与汉语完全相同。哥伦比亚印第安人把船称为“赛舨（chamban）”。
印第安人的四种本领：制陶术、雕刻巨石术、农耕术、屋场建筑术，都充分反映了中华上古先民的基本技能。制陶术，是中华先民最先发明最拿手的技艺，中华先民走到哪里，就把制陶技术带到哪里并发扬光大；雕刻巨石术，这其实就是中华南方雒民（粳民）——水稻先祖石头祖母崇拜的延伸——萨满教图腾石柱文明在美洲的再现；农耕技术，挖运河，灌溉农田，这是典型的中华南方水稻农耕民族的生产技术；建筑技术，中华先祖无论是在南方、中原还是到了蒙古高原或西伯利亚，都能因地制宜建造居住场所，南边的杆栏式建筑、向北的石屋土坯砖房、更北的雪松厚板屋等。用海贝等做为相互交换的“货币”，这与四川三星堆、殷商时期非常吻合。种种迹象表明，是东渡美洲的殷人影响了当地土著人的语言，才在印第安语中保留了这些汉语词汇。
1956年郭沫若访问日本，与小竹文夫教授谈论殷帝辛的功过和殷人东渡，郭沫若说：“殷纣王开拓东夷、淮夷、虎夷(人方、林方、虎方)，功垂千古。今天中国有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浙闽、广州等领海之域，是帝辛开辟的。”小竹文夫说：“当帝辛做这伟大的工作时，周武王由西边进来了。”郭沫若说：“于是殷军没有退路，就只有东渡，征人方(今山东、江苏一带)的攸候喜是惟一领导殷人东迁及东渡的可能者。” 董作宾是欧阳可亮的老师，他对欧阳可亮作的《殷帝辛日谱》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攸候喜征服东夷林方、人方、虎方、粤方，迁殷民十五万与林方、人方等同化，武王灭商之际，东夷殷军民从此失踪，虽无从查起，但东夷之东，亦即东方，殷人东渡当在美洲。”
1986年《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说我国学者在华东、华中以及东北地区发现了一种名为克锡塔的异常血红蛋白，与外国学者从印第安人中发现的异常血红蛋白属同一类型。这说明中国人与印第安人存在某种血缘关系。近几年，部分中国学者又破译了秘鲁纳斯卡山地上的神秘线条，认为这些线条的制作动用了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正是东渡的殷商人教给当地人学会了罗盘技术，才画出了这巨幅图案。印第安人从血缘上来说，是华人后裔和南美土著的混血后裔。
HOSI王——攸侯喜
1922年，欧阳庚任中华民国第一任驻智利公使，见公使馆的马车房后面有三亩涕竹，很奇怪，因为涕竹原是中国福建广东的植物群，截其二节，剖为两半，即可以为舟，甲骨文中的“舟”字，就是涕竹舟的象形。他问印地安仆人这些涕竹是从哪里来的，仆人说：“从前圣地亚哥这地方有一半全是涕竹，后来砍掉盖房子发展为城市，涕竹就很少了。注：涕竹原是中国福建广东的植物群，当年殷人25万人东渡，连同竹笋一起，将此物种伐光，带到了美洲。
仆人说：涕竹笋是印地安人的祖传外伤药，是HOSI王3000年前不知从什么地方带来的，现在INCA(印加)的HOSI医师用涕竹笋治外伤瘰疬，用针灸治内科百病。注：印加（inca）读音就是殷家，和客家（haca）一样，汉语标记太明显了。
25万殷商军民、东夷百姓分25部族，分5路行动，每路中都有方夷舟师，每五族由一个王族率领。这五个王族即飞鹰族、飞虎族、飞蛇族、飞龙族、鸟兔族……
为行动方便，分别由攸喜候(HOSI)和摩且(MOCHE)率领泛海。
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逃亡，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大移民。他们老少相携，患难与共，在茫茫的海上，舍死忘生，奋勇前进，他们不可能全部到达，但是他们终于到达了，新生了，写下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这批殷商军民在美洲登陆后，他们在扶桑日出国（近日的墨西哥），按照故都安阳的格局，重建了一个国家。把新都边上的那条河叫做洹河，与家乡的安阳河比美。推攸候喜为最高君长。后来因为地震，迁到智利的安第斯山中建立殷家（印加INCA）王国；另一部分登陆的殷民，则在秘鲁北部建立了摩虞候执政。他们在异地重建了国家之后，认为故国之情不可忘，于是规定每人见面时必互称“殷地安”，就是家乡好的意思。
这批漂洋过海的中国人，他们带去了东方的文明，成为了印第安人的祖先。他们为后来的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打下了基础。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他听到当地人互称殷地安，以为到达了印度，闹出了大笑话。
智利国家图书馆珍本藏书中有关于HOSI（侯喜）王和MOCHE（摩且）王的故事。
公元926年，日升国毁于地震。遭受严重地震灾害的族人，南下秘鲁，投奔MOCHE王，想求MOCHE王资助，重建家园。谁料到贪婪的MOCHE王不但不给他们帮助，还要把他们统统收编为奴隶，供MOCHE王族役使。
消息传来，难民非常震惊，这时，有一位HOSI族医师，从安第斯山下山，一路高唱《HOSI王歌》，“二十五族为兄弟，跟着HOSI过天之浮桥岛，途中艰险不能忘，分发麦黍众相亲，兄弟莫将兄弟辱，天国再建冬复春……”
HOSI医师直唱到MOCHE王宫廷，围观人众，皆痛不欲生。歌声传到宫中，MOCHE王听了，悲痛欲绝，哭着迎接侯喜医师，释放奴隶，捐出黄金珠宝，交给飞鹰族兄弟，让他们重建家园。难民们返回故地，建日平旦国。
日平旦国建立经过，墨西哥政府有全部记录。HOSI医师唱的歌，连发音都有记载，很像汉语的一字一音。而他所唱的，显然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上大迁徙。
关于古代中国的船舶工业
据《中国航海史》介绍，古代先民从山东半岛渡过渤海到达朝鲜半岛南端再借右旋环流航运到日本北部出云地区，趁北太平洋暖流东航的。这条海流在北纬35°左右，常年为西风带。东流，顺风顺水，海流速度为每天25海里左右。一直可漂到北美西海岸。当时我国沿海各民族肯定是掌握这一规律的。
商代的造船业已经有高度发展，人们要不断向沿海推进，就非得造船不可。据历史记载，由姜太公指挥的那场灭商之战，一夜之间，800诸侯、300兵车、3000虎贲，4.5万甲士渡过黄河，直扑牧野，仅用了47条船，可见当时船舶的大小和载重量。
今天的南美，混种人血统占据80%甚至90%，其中有白人、黑人、黄种人多种基因。而越是往西，黄种人血统就越明显。印第安人也分为很多种，玛雅人就是印第安人的一个种族。上更是具有亚洲蒙古利亚人的特征：头发硬而直，汗毛较细弱，颧骨突出，面庞宽阔，肤色比较深。遗传学家还测定出蒙古种族人体中线粒体DNA的四类变体基因俱全，而美洲印第安人身上的DNA也有四种变体，各代表一种突变形式，这更加证实了印第安人与亚洲人血缘特征的同一性。
印第安人做饭时，仍喜欢使用质地粗糙的陶罐、石碗、木勺。有人生病时，他们采来草药，或将其点燃对病人进行烟熏，或煮汤为病人沐浴。
（二）
《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器匡谬——兼论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说：
1992年2月28日的《华声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圭商殷文研究——中华文明东迁美洲的文字学论据》的文章(以下简称《研究》)。该文考证后认为，美洲奥尔梅克文化拉文塔遗址出土的6块“玉圭”上所刻的图案，是用殷商文字所写的商代祖先名号，由此证明殷末将领率众东渡美洲建立新家，将中华文明带到新大陆，“哥伦布又焉能与此相比！”该文在同年第7期《新华文摘》及其他许多报刊上被广为转载，影响不小。因此，其谬误之处应予纠正，勿使以讹传讹。
奥尔梅克文化是美洲最早的文明，年代为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300年。拉文塔是奥尔梅克文化后期主要遗址。拉文塔(La Venta)是现在的西班牙语名称。我们目前尚不知道奥尔梅克文化时期的人们所讲的讲言①，因此，这个遗址在奥尔梅克文化时期名称已无可稽考了。所以，《研究》说“文塔”速读为“家”，表明殷末将领东渡美洲后在此建立新家，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拉文塔是个大型祭祀中心，在第四号祭坑，发现了16个石雕人像和6块玉版(《研究》称之为“玉圭”)。对于这6块玉版，发掘报告是这样描述的：
其中4块玉版为浅灰色，其质料及加工方法表明，“这四块玉版很可能是从同一块玉石板上剥离下来的。”在这4块玉版上都有图案，这些“残留的图案显然包括一些奥尔梅克文化的共同因素。第1号玉版上所刻的是局部图案，这些局部图案可能是一组图形中的一个部分。第2号玉版的主题更像是死板的几何图案，但它们可能是原先那块玉石板上一条边的某种装饰图形。第3号玉版显然是一个人像的一部分。第4号玉版几乎可以肯定是与第3号玉版联系在一起的，上面所刻的是一个精致的头饰图案。另外两块玉版的玉石质地与这四块不同，第5号玉版为略带绿色的淡灰色玉石，第6号玉版为浅灰——蓝色玉石。这两块玉版上也都没有任何装饰图案的痕迹……第5号玉版上的一些迹象表明， 它实际上大概用作工具。”
根据发掘报告，我们可以确定以下事实：
1、在此6块玉版中，只有4块是有图案的。因此，《研究》说另外2块“文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是毫无根据的。
2、这4块玉版上的图案，不管它们是不是文字，都是不完整的。《研究》把这些不完整的图案判定为完整的殷商文字，其基本前提就是错误的。把这些本来就不完整的图案考释为殷商先祖名号及东夷人族号，更是荒唐至极。
3、《研究》说“六圭白色、十五尊玉雕黑色，一尊红色。这种崇白、尚黑(玄)、贵红(太阳崇拜)的习俗，恰为殷人习俗”，这些遗物表明殷人“东渡美洲后的根思之念”。但发掘报告告诉我们，这6块玉版根本不是白色的。至于那16尊人像，发掘报告说，或为砾岩，或为蛇纹岩，或为灰色的玉石，与《研究》的说法也不大相同。
4、发掘报告也介绍了对第4号祭坑的认真发掘过程，当时所有的人像及玉版都有明确编号，也拍了现场照片。我们不知道《研究》凭什么说：“可能是陈列者的疏忽，或发掘者打乱了圭版的放置顺序。”
5、退一万步说，即使这6块玉版上确实刻有殷商文字，那么也不是《研究》所说的那种殷商文字。因为对照发掘报告上的图案，《研究》所依据的图案是不正确的，错误的。《研究》是在根据一些本来就错误的图案进行考释，所有的结论自然也就是错误的了。
最后，除了玉版本身外，《研究》还有许多错误。如该文说，殷人到达美洲后，“念念不忘殷地安阳，至使‘殷地安’成为口头禅，约定俗成，相沿传袭。”后来哥伦布来到美洲，“因听他们讲‘殷地安’，就以为是到了印度”，故称其为印第安人。只要稍具历史常识的入都知道，哥伦布绝对不是因为听到当地居民口中念叨“殷地安”而称他们是“印第安人的”的。
《研究》的本来目的是要“破译解读”奥尔梅克玉器上的图案，“以匡天下之大谬”。但作者不去查找原始的发掘报告，而是依据错误的图案，结果又造成了一个“天下之大谬。”
除了《研究》以外，国内还有些人持类似观点，如认为被商朝打败的东夷人逃到美洲，或被周推翻的殷遗民来到美洲，或被中原王朝打败的百越人逃到美洲等。①更有甚者，竟说“李白在美洲吸过烟草”②。在国外，也有很少一些人持类似观点，如认为奥尔梅克文化源自中国，③或南美的查文文化来自商文化等。我们借此机会，就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再作-—些说明。
首先，这类文章所依据的材料往往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拉文塔第四号祭坑中出土的16尊人像，有人说：“其面型都是中国人的样子”。④但从发掘报告上看，这些人像的特征，如头颅特长，根本不像中国人。还有人认为，美洲蒂瓦纳库城发现的人像类似于中国河姆渡第二层出土的人像，据此证明古越人到达美洲。但是，我们知道，河姆渡第二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而蒂瓦纳库城的年代是距今3600年，两者相距2000多年；有的文章竟然说它们在“时间上也基本吻合”。⑤国内一些文章说，在美洲的博物馆中陈列有中国王莽时代的钱币，并由此论证中国人到达美洲。但据本人所知，美洲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古钱币为北宋时期，而且这些古钱币都是近代流入美洲的。⑥70年代，美国发现了据称是3000年前的中国石锚，这些石锚曾作为古代中同人到达美洲的有力证据而在国内外被广为引用。但国外新的研究表明，这些石锚是19世纪的。⑦国内的学者最近也指出，这些石锚并非中国所产。⑧
其次，许多主张古代中国居民到达美洲的人，往往根据器物形状的类比进行论证。但是，离开了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地层年代进行简单的器物类比，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例如，美洲的太靖式（Tajín）纹饰与中同周、秦时代的一些器物纹饰非常相似，甚至很难区别。但太靖式纹饰的年代为公元300——700年，离周、秦太远了，不能证明相互的交往。再如，在奥尔梅克文化与中国商代的器物上，都有大量的猫科动物形象，其艺术表现手法也十分相似。这一事实也常常被引作古代中国与美洲交往的证据。但是，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文化在表现媒介上的区别：美洲的动物纹饰主要刻在石头上，商朝的动物纹饰则主要表现在青铜器上。另外，虎这种猫科动物在奥尔梅克文化中是主要的崇拜对象，具有祖先图腾的意义，而商代的祖先图腾则是鸟，商代器物上的虎纹只表示辟邪。
其三，人类学的材料也无法证明古代中国居民曾大规模地来到美洲。在美洲，特别是中美洲，几乎是100%的O型血，没有B型血。但东亚则是世界上B型血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区。1981年以后的调查表明，我国华北汉族的O、B，A型血比例分别为；33.44%、29.37%，28.44%。如果古代中国居民曾大规模地到达美洲，那么，势必要造成混血，中美洲地区也就不会出现100% O型血的事实。此外，美洲印第安人对欧亚大陆的一些常见流行病(如麻疹)普遍缺乏免疫力，这也说明美洲印第安人与欧亚居民长期隔绝。
最后，如果承认古代中国居民与美洲有过交往，那么，将会面临着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中国商朝以发达的青铜器著称，而奥尔梅克文化则没有金属工具。难道商遗民到达美洲后，就把青铜术遗忘了吗？中国人如果到达美洲，最先应当到达太平洋沿岸，而奥尔梅克文化却位于墨西哥湾沿岸，在美洲西海岸没有发现中国居民的遗迹。这些中国人是怎样穿过美洲陆地到达东海岸的呢？这类问题还有很多。要想证明古代中国居民到达美洲，就必须回答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无疑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但要证明这一点，必须依靠确切的材料，而不能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更不能将严肃的科学研究当作神话奇谈。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们还不能证明这种交往的存在。即使这种交往确实存在，其世界历史意义也不能同哥伦布的“发现”相比。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在于勇敢地面对现实和积极地开拓未来，而不是夸张自己曾经有过的业绩。
（三）
谢选骏指出：历史问题也许是无法真正澄清的，但是对于历史的澄清努力，却可以创造未来的历史。

谢选骏：慢性谋杀与急性谋杀

《制止当局对郭飞雄的慢性谋杀》2017年8月3日说：
4月26日上午，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到监狱探视郭飞雄，发现郭飞雄的身体状况相当差，呈现出大病重病在身的明显体征，便血，口腔出血，行走和坐立不稳；4月19日曾大出血。家属多次要求狱方为郭飞雄进行体检，但都遭到粗暴拒绝。在之前两个月，2月29日，杨茂平探视郭飞雄，当时郭飞雄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差了，瘦得体重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三，吃不好睡不好，几次坐下去站不起来。再联系到此前郭飞雄被关押看守所时，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一次放风。象这样长时期的刻意的虐待，不可能仅仅是出自个别狱卒的恶毒，只可能是出自高层的授意。我们有理由认定，当局在对郭飞雄实行慢性谋杀。
   
郭飞雄无疑是当今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自2005年4月以来，郭飞雄先后四次刑拘，两度入狱；十一年间，三年在维权第一线，八年在监牢中。2005年，郭飞雄投入了太石村村民维权运动。如果我们说太石村村民的维权运动是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里程碑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说郭飞雄的行动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树立了知识人与草根相结合，展开大规模集体抗争的范例。
   
2013年，郭飞雄参加了南周事件的街头声援，现场展示“新闻自由，宪政民主”为主打的政治标牌并发表正式的政治演讲，把原本是同情、声援南周人的个案性诉求上升为全面的公民政治诉求，使这场街头集会成为直接争取自由民主的标志性事件。在监狱中，郭飞雄虽饱受折磨，但英勇不屈，是真正的硬汉，令人钦敬。由于郭飞雄的行动能力、组织能力和道德勇气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以至于不少人对他的思想和论说缺少足够的重视。这里，我特地向大家推荐在这次审判中郭飞雄的辩护词和上诉书。这两篇文字都是在看守所的恶劣环境下写成的，共计约七万字，不但把当局妄加的罪名驳得体无完肤，而且还深入透彻地阐明了维权运动的意义、宪政民主的理念以及他自己从事政治反对运动的深沉动机。在郭飞雄身陷囹圄，被剥夺行动能力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阅读他的思想，领会他的信念和理想，以及战略主张、策略主张，并从中吸取道义精神力量。
   
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当局执行了一个名叫“拔旗行动”的计划，对各个领域里人权活动的领军人物一概打压。郭飞雄的遭遇就是例证。连日来，国内和海外都发起了紧急声援行动，国际人权组织也纷纷提出强烈抗议。在郭飞雄的案例中，当局妄加罪名，判刑监禁，这本身就已经非常恶劣了，而罔顾起码的人道，刻意虐待折磨，更是不可容忍。我们必须进一步动员起来，制止当局对郭飞雄实行慢性谋杀，要求当局立即对郭飞雄进行体检，保外就医。这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谢选骏指出：我很担心，这样“进一步动员起来，制止当局对郭飞雄实行慢性谋杀，要求当局立即对郭飞雄进行体检，保外就医。这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的压力，会把慢性谋杀变成急性谋杀。按照刘晓波的事例来看，这种呼吁不仅无助于改善狱中人的处境，反而迫使监狱当局为了及早摆脱这种口头的国际压力，而尽量采取“一了百了”的方式，尽早结束谋杀过程。也许，如果那两位外国医生没有提出要把刘晓波带走，刘晓波的病情还不会如此迅速地趋于恶化，那样刘晓波也就可以多活些日子了。显然，如果刘晓波没有诺贝尔奖的光环，也就不会遭到海葬的命运。如果说，几个月以前人们还不知道刘晓波会是这样的遭遇，那么现在大家应该清楚了，郭飞雄随时可能遭到这样的待遇，因此为了郭飞熊的安全，还是停止这样无济于事而且可能适得其反的呼吁吧。

谢选骏：恐怖分子马克思

有关马夫的评论，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吗？
（一）
《大颠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苏联的莫斯科马克思研究所中，存有马克思写下的文字100卷，有13卷公开出版。其中马克思在大学时代的论文、剧本、诗歌的主题就是毁灭，中心思想就是毁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的灵魂就是“毁灭”。马克思临毕业的论文中，6次反复运用的词就是“毁灭”，以至同学给马克思的外号就叫“毁灭”。
马克思在剧本Oulanem中写道：“我年青的双臂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住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下去，我将大笑着尾随。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时钟停止了，那些微小的建筑倒塌了，很快，我将拥抱永恒，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如果存在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与无底地狱之间，显得过于庞大，我要用持久的诅咒，将它击成粉末。……人们只是为了毁灭而昙花一现，除此之外，绝无其它目标。”
马克思大学时代就加入了乔安纳·萨斯卡特的撒旦教会。撒旦教会宣传对上帝的仇恨，同时对人类也充满仇恨，常引用《浮世德》中魔鬼的话：“一切存在都应该毁灭！”
“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这是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的评价。在老马克思看来，马克思的“内心”是“自私的”。知子莫如父，老马克思对儿子的这一评价，揭开了马克思身上长期被掩盖的真实一面。
资料显示，马克思离家上大学后，爱子心切的老马克思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中有16封被保存了下来，全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中。多亏它们，今天的人们才得以知晓，在老马克思眼中，儿子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老马克思都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慈父，他对离家读书的儿子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关心，当然源自他对儿子发自内心的爱。诸如“你知道，也应当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妈妈之外，我最爱的便是你了”，“有一点你要永远相信，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这就是你在我心中占着很大的位置，你是我生命中最强大的杠杆之一”；这类话在他给马克思的信中几乎随处可见。除此之外，老马克思也对儿子说过不少褒扬之词，这其中多半是出自父亲对儿子的勉励和期盼。不过，令老马克思遗憾的是，尽管马克思是他寄予了最美好期望的儿子，但自从马克思读大学后，他从儿子那收获的却不是快乐而是烦恼。这种烦恼曾一直被克制着，直到老马克思去世前夕才爆发了出来；在信里老马克思满腔怨气地对儿子说：“必须告诉你，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给他们带来欢乐。”。
作为一个看重道德和责任感的基督徒，老马克思不仅希望自己的儿女功成名就，生活美满，更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内心高尚的人。他在信中对马克思说，“你的前途，你要在某一时候成名的这种值得赞许的愿望，以及那你当前所处的顺境，——这一切不仅是我记挂在心上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内心深处早就珍藏着的幻想。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便这些幻想成了现实，也不会使我感到幸福。只有当你的心始终是纯洁的，它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真正人道的，任何一个恶魔都不能把你心中比较高尚的情操赶跑，只有那时候，我才会得到我从你那里梦寐以求的幸福。否则，我将看到我一生最美好的目的被毁灭。”在信中他还说，“不管我把你的智力估计得有多高，要是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你的智力对我说来就失去任何意义。”在老马克思看来，“人类最高的美德是自我牺牲的能力和意志，是把‘自我’撇在一边的能力和意志”，“它出自好人的纯洁的心，出自慈爱的父亲、温存的母亲、恩爱的夫妻、感恩的儿子的纯洁的心，这种牺牲赋予生命以无与伦比的魅力，使生命不论遭受多少苦难都变得更加美丽。”然而，恰恰在这方面，老马克思从爱子马克思的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他衷心希望看到的自我牺牲的美德，而是他鄙弃的“利己主义”、“自私”：“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
从老马克思信中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显然在这方面为自己做过辩解，但由于有关信件没有保存下来，人们并不知道他究竟具体说了什么，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老马克思对这种辩解的驳斥：“不要用性格为自己辩护，不要怪天性，它肯定像母亲那样对待你。它给了你足够的力量，而且，人是有意志的！”从老马克思的信里人们得知，马克思曾在写给家中的信里很出色地描写过“崇高的母亲的生活，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她的一生整个儿地贡献给了爱和忠诚”；对此，老马克思责问儿子说：“你的确没有夸大其词，但是，光辉的榜样如果不能引起仿效，又有什么用处呢？你能不能问心无愧地说，到目前为止，你都是这样做的么？”
老马克思不止一次在信中责备儿子，“一派胡言乱语，只能证明你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华和好几个不眠之夜去制造怪物、证明你正在步现代无耻之徒的后尘，这些人自己编造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想听的话，却宣称这些滔滔不绝的话是天才作品，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思想或者只有被歪曲了的思想。”
让老马克思觉得儿子“自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用钱上的毫无节制。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绝对算不上富裕，特别是在马克思读大学后，老马克思的收入还减少了，而支出则增加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还是拿出了家庭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给了马克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儿子的花费仍然经常“超过必要的限度”，甚至欠债，这让他很是烦恼。马克思非富家子弟，开销却比阔佬还大，而且从不体贴父亲挣钱养家的辛苦。
马克思的自私不仅表现在他与家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表现在与其他社会关系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亲密至极，多年里，没有稳定收入的马克思一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靠的都是恩格斯长期经济援助。然而1863年1月初，当同居10年的女友玛丽·白恩士因病去世，陷于极度悲痛而难以自拔、急需朋友安慰的恩格斯竟没有从马克思处得到起码同情。马克思在回信中只对玛丽的噩耗说一句平淡的慰问话，接着便开始大倒自己的苦水：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帐给他，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又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孩子上街没有鞋子和衣服……；收到这封信，处在极度悲痛中的恩格斯在信中恨恨地说：“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而早在这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还发生过一件颇能证明马克思人品的事。那是1850年，马克思让自家女仆琳蘅怀孕了。琳蘅没有结婚，眼见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马克思急需找个垫背的来为自己开脱责任，频繁出入马克思家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他挑中的理想人选。为保住“工人阶级导师”的名誉，马克思说服他当了这个非婚生子的父亲。于是孩子出生时，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在那个时代，非婚生子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所以，尽管恩格斯为马克思背负了这个黑锅，但心里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临死前他已不能说话，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与琳衡所生的儿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
当自己遇到麻烦时，让恩格斯为自己背黑锅，而当恩格斯遭遇不幸需要安慰时，却漠然处之，照旧拿自己的难处去麻烦对方，这就是马克思的真实为人。
然而，最能够体现马克思身上自私一面的还不是他与家人、朋友等相处时的表现，而是主宰他一生的个人野心。K.福格特在回忆他印象中的马克思时曾这样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着罕见的优秀的智力和明显突出的个性。假如他有着与他的智力匹配的内心，假如他有着同样多的爱与恨，我就会为他赴汤蹈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贵的灵魂。我深信一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他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K.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观察可谓切中要害，入木三分。
尽管马克思自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在人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他的自我陶醉。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带来解放，而且推动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深层动机，也并不是真想让穷苦人翻身，而是要藉助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换句话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追求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己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为了满足这种控制欲和虚荣心，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当成了显示和证明自己能耐的试验场，而被他捧上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他看中和驱使的政治工具。
如果要用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来对人进行分类的话，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人无疑属于典型的利他主义者，而一心谋取个人利益的人则显然是利己主义者。但现实中有些人往往是以利他主义面目出现的利己主义。表面动机是利他，深层动机则是利己，利他与利己以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被他们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人身上笼罩着一圈迷人的道德光环，给人以大公无私的印象，但本质上仍然是利己主义者，只不过有的人看重和追求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自己的精神利益，马克思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对此，马克思的父亲早就有过透彻的分析。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那种光彩夺目的、浪漫主义的或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其实不过是“瞬间的英雄主义或幻想的产物。这样的牺牲连最大的利己主义者也做得出”。（注：文中所引马克思父亲致马克思的信，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
有一个事实能更好地说明真实的马克思。比如马克思一辈子“痛恨”剥削和雇佣劳动，但他著作中没有一个连起码报酬都没有的劳动者。可这样的劳动者却出现在他的家里。
每当马克思一家和朋友们去伦敦郊区散步或郊游的时候，他们的身后都跟着一个身材壮实的女仆。她挎着沉颠颠的装满食品的篮子，背着塞满杯盘碗盏的包裹，到了目的地还要张罗吃喝，收拾残汤剩羹。她叫海伦·德穆特，马克思一家叫她琳衡。她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到马克思的丈人威斯特华伦家做佣人。到了燕妮出嫁的时候，她被当作陪嫁。马克思没有拒绝这份活礼，对这个女仆倒十分信任，除了让她包下一日三餐和家常杂务，还把紧巴巴的财务交给她。于是琳蘅白天要操持一家数口的衣食，晚上还要在灯下把一个铜板掰作两半；对主人的几个女儿她更是视同己出。琳衡对马克思的奉献还超出了家务和财务。1850年琳蘅怀孕，虽然马克思说服了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去承担这个责任，但马克思不让这个私生子留在家里，把他送到一个工人家里寄养。后来，小亨利倒是可以去探望自己的娘，但不能走正门，而必须从厨房的边门进出。
琳蘅死于1890年。她在马克思家里干了一辈子，到头来两手空空，什么都不是，连“雇佣劳动者”都不是。她的儿子后来倒是当了机修工，成了名副其实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比如“毁灭”精神，“自私”精神，“欺骗”精神，以冠冕堂皇的口号蛊惑人们以逞其私欲的精神，……等等。不过比马克思与时俱进的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创造了以“公有”名义集天下财富而为一己私用的精神，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尽揽己手，“一不怕人民苦，二不怕人民死”。
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真相。

（二）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2016-07-15哲学园，保罗·约翰逊）文：
科学的面具
马克思（Karl Marx，一八一八—八三）对现实事件、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冲击，比任何一位现代知识分子都要来得大。之所以如此，最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概念与方法论吸引人——尽管他在这两方面确实对不够严谨的心灵有强烈的感染力——而是因为他的哲学已经在全球两个最大的国家（俄国与中国）及其众多卫星国，落实为实际的制度。就此而言，他可堪比拟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从五世纪到十三世纪，教会领导人最常阅读的就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他的思想也因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但马克思的影响力更为直接，因为他想象自己所应拥有的那种个人独裁（底下将会讨论这一点），由他三个最重要的门徒——列宁、斯大林与毛——付诸实现，并给人类带来难以衡量的后果。就此而言，这三人可说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中叶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典型的十九世纪哲学，其特征就在于宣称自己是科学的。“科学的”，是马克思最强烈的赞美词，他惯用这个词来区分自己与其众多敌对者：他与他的作品是“科学的”，他的敌对者则否；他觉得已经找到一种类似达尔文演化论的科学方法，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人类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而且历来的其他哲学都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有其他哲学会是科学——这个观念深植于他的门徒所建立的国家官方教条中，因而左右了这些国家的学校与大学所有学科的教学。这种情形还扩及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因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为权力所蛊惑，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则诱使许多教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纳入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特别是不精确或看似精确的学科，像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如果一九四一到四五年中欧与东欧争夺战中获胜的是希特勒，而非斯大林，而且希特勒把他的意志加诸世界上的广大地区，那么毫无疑问地，同样宣称科学的纳粹教条，譬如其种族理论，将被赋予学术的假面具，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大学之中。但军事上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上风，而不是纳粹。
他其实是个诗人
因此，关于马克思，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他算是一位科学家？——如果他是的话。也就是说，在谨慎搜寻并评估证据以追求客观知识这一点上，他投入了多少努力？根据他的传记所揭露的，显然马克思主要还是一个学究型的学者，而且有两方面的学究血统。他的律师父亲海因利希，原本叫做希尔谢·哈列维·马克思，是犹太教士之子；这位教士同时也是犹太教典学者，是梅因兹（Mainz）著名犹太教士哈列维的后裔；哈列维之子敏兹是帕都亚的犹太教典学校负责人。马克思的母亲普列思博克同样是著名学者与贤人后裔的拉比之女。马克思是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于特利尔（Trier，当时是普鲁士领地），家里有九个孩子，但他是唯一活过中年的儿子，姐妹们分别嫁给工程师、书商、律师。这是个正在发迹的典型中产阶级家庭，马克思的父亲是个自由主义者，被描述为“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法国人，非常熟悉伏尔泰与卢梭”。一八一六年，普鲁士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在法界与医界中担任高阶职位，海因利希遵守这个命令而成为新教徒，并在一八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让他的六个孩子受洗。马克思在十五岁接受坚信礼，有一段时间似乎是个狂热的基督徒。他就读于一所原属耶稣会、后来脱离教会的高中，毕业后进入波昂大学，接着又转到柏林大学，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他从未接受过任何犹太教育，也无此打算，而且不曾显示出对犹太诉求有任何的兴趣。不过，我们必须说，马克思发展出某种学究类型的性格特征，特别是犹太教典式的性格：他习于大量搜罗雷同的材料，并策划永远不会完成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对所有非学究型人物表现得尖刻轻蔑；与其他学者应对时极端武断且易怒。的确，可以说马克思所有的作品都有着犹太教典研究的印记：他的作品根本就是在评注与批判他那个领域里的其他作品。
马克思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后来更专注于当时所流行的黑格尔式哲学。他取得了博士学位，但却是在标准较柏林大学为低的耶拿大学，且其表现似乎从未好到足以在学院里得到一个职位。一八四二年，他担任《莱茵报》记者，并编了五个月的报，直到该报在一八四三年被禁；之后他在巴黎为《德法年鉴》及其他期刊撰稿，直到一八四五年被驱逐出境；接着他又到了布鲁塞尔，参与组织同盟，并在一八四八年为该组织撰写宣言。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他被迫迁徙，落脚于伦敦，这次是永久定居于此了。
在一八六○与七○年代，有几年的时间，他又发起国际工人协会，不过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伦敦，直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去世，这三十四年间，他都在大英博物馆里为一部大部头的资本研究著作找材料，并尝试使其出版。一八六七年，他亲眼看到第一卷付梓，但第二及第三卷是由他的伙伴恩格斯根据他的笔记编纂，在他死后出版。
在那个时期，马克思过的是一种学者生涯。他曾经抱怨道：“我是一部被迫要狼吞书本的机器？”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根本就不是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寻找真理，而在于宣扬真理。马克思有三种分身：诗人、记者与道德家，每一种都很重要。三者加在一起，再结合无比的意志力，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与观察家。但他身上没有什么可称为科学之物，在所有重要的关节上，他其实是反科学的。
马克思的诗人身分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具重要性，尽管他的诗意想象很快就被吸收到他的政治幻想中。马克思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开始写诗，主要环绕着两大主题：其一是他对邻居女孩燕妮的爱，他在一八四一年娶了这个兼具普鲁士与苏格兰血统的女孩；其二是世界的毁灭。他写了许多诗，其中三卷手稿送给了燕妮，并传给他们的女儿劳拉；一九一一年劳拉死后，这些诗稿就不知去向。但还是有四十篇诗作留存下来，包括一部悲剧诗篇《奥兰宁》，马克思许之为他那个时代的《浮士德》。有两篇诗作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于柏林一份名为（《阿西娜》的刊物上，题为〈野蛮人之歌〉）；野蛮是他的诗篇中常见的调子，加上对于人类处境强烈的悲观、憎恨、堕落与暴力的迷惑、相约自杀、与恶魔的约定等。“我们受缚、破碎、空虚、害怕／永远被链锁在大理石般冷冽的存有上，”年轻的马克思写道：“……我们是冷酷上帝豢养的人猿。”他让自己以上帝的位格说出“我将对人类吼出巨大的咒诅”，而诗作外表下所蕴含的概念是：有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危机正逐渐形成。他喜欢引用歌德作品《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的对白：“一切存在之物皆当消亡”，譬如在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雾月十八日》中就用上这句话，且终其一生都怀有这种既存体系即将遭受巨大灾难的末日幻想。这种幻想出现在诗作中，作为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的背景，而且还是《资本论》的高潮所在。
简言之，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末世论作家。著名的例子像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中，有一个段落令人想起马克思的诗作，主题是关于“末日审判”；“当城市燃烧的火光映照于天空……当『天国和谐曲』在如雷炮声的伴奏下，响起《马赛曲》与《卡曼纽》的旋律（译注：这两首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革命歌曲），当断头台打起拍子、激昂的群众尖叫着“大事必成、大事必成”（译注：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歌曲中的歌词），而自我意识被吊上了灯柱（译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群众视巴黎的路灯为政府的象征物，捣毁路灯并把被他们杀害的人吊在灯柱上）。后来在《共产党宣言》里又出现《奥兰宁》的回声，无产阶级披上了英雄的斗篷。在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可怕演说“历史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中，马克思诗作里的末日论调再次爆发：恐怖、刻上红色十字的房子、灾难的隐喻、地震、地壳崩裂时喷出的岩浆。重点是，马克思的最后审判日概念，不管是阴森可怖的诗词渲染或日后的经济学说法，都只是艺术的幻想而非科学的见解。这个概念一直在马克思心中，当他成为政治经济学家时，他以之为起点倒推回溯，寻找使之必然成立的证据，而不是从客观检视过的数据里推论出这个概念。马克思的历史预测之所以如此戏剧性、对那些相信资本主义之灭亡与审判即将到来的激进读者们有这么大吸引力，当然是诗意元素使然。诗人的天赋不时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显现，留下一些令人难忘的章节。就此而论，马克思凭借的是直觉，而非推理或计算的能力，他终究是个诗人。
但他也是个记者，从某方面来看，他还是个好记者呢。马克思发现，策划一本大部头的书，不只是困难，根本就是不可能，更别提撰写了，连《资本论》都是把一系列文章兜凑而成，并无任何真正的形式。但他很适合针对刚发生的事件写出短而犀利、代表个人意见的文章。他相信社会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因为他的诗意想象是这么告诉他。所以，几乎每一件大新闻，他都可以牵连到此一普遍性原则上，这使得他的新闻写作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一八五一年八月，有一个追随过老一辈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的人，叫做达那，现在是《纽约论坛报》资深主管，他请马克思担任该报的欧洲政治新闻记者，以一篇一英镑的代价每周写两篇稿子。在接下去的十年间，马克思写了将近五百篇稿，其中有大约一百二十五篇是由恩格斯捉刀。这些稿件在纽约还要经过审订与大幅改写，但其中强而有力的论证完全是马克思的，这也是这些文章的力量所在。事实上，他最大的天赋就是做一个评论记者。他对隽语格言的运用十分精彩，但多不是他自己发明。马拉（Jean Paul Marat，译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想出“工人无祖国”与“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关于布尔乔亚阶级穿的衣服背面绣有封建纹章这个著名笑话，出自海涅（Heinrich Heine)，“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是；布朗（Louis Blane）提供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出自沙佩尔（Karl Schapper）的是“各国工人，联合起来！”；而出自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也能想出他自己的：“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人绕着它转，直到他开始绕着自己转。”“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共妻制。”“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向他的敌人叫嚣这样的话：“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统治阶级的观念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他甚至还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在论证中的正确时机、以极具破坏力的组合，凸显别人的话并善加利用。至今不曾有任何政论写手超越《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三句话：“工人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正是马克思对于有力短句的新闻眼光，挽救他的哲学免于被遗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
失意的学者
如果诗提供了影像，新闻隽语为马克思的著作打光，那么学术名词就是它的压舱石。马克思是个学者，或是更糟，他是个失败的学者。心怀怨愤、想当教授没当成的马克思，打算创建新的哲学学派，好让世人大吃一惊，这个学派同时也是一项行动计划，目的是要让他掌握权力。因此，他对黑格尔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序中说道：“我坦承自己是那位大思想家的门徒”，而且《资本论》里“在讨论价值理论时，卖弄起黑格尔式术语”。但他说，他自己的“辩证方法J与黑格尔的“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者，但“另一方面，就我的看法，观念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其中被改造过的物质事物而已”。因此，他主张“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辩证法是倒立的。如果你们想要发现隐藏在神秘包装之内的合理内核，就必须把它再转正朝上。”
当时，马克思想以这项发现获取学术名声，他自认为黑格尔方法的这项致命缺陷是他的惊人发现，使他能够以新的哲学取代整个黑格尔体系。的确，这是一种将使一切既有哲学过时的超哲学，但他仍然接受黑格尔辩证法是“人类理解之钥”，不仅加以使用，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挣脱。因为辩证法及其“矛盾”解释了不断升高的普遍性危机，这是源自他青少年时期的诗意幻想。他在迈向生命终点时写道（－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商业循环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且将产生“这些循环的顶点，亦即一次普遍危机”，以至于“把辩证法灌进”“新的德意志帝国暴发户们”头脑里去。
这一切与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有任何的关系吗？一点关系也没有。正如马克思的哲学起源于诗意的幻想，其哲学的阐释也只是搬弄学术术语而已。但要启动马克思的知性机制，需要的是一种道德冲动。他在对高利贷与放债者的憎恨中找到这种道德冲动，此一强烈情绪与他自己的财务困难有直接关连（底下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在他最早的一些严肃著作中，如一八四四年发表于《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两篇，可以找得到这种情绪的表现。黑格尔的门徒全都反犹，只是程度各有不同；一八四三年，鲍尔（Bruno Bauer）这位黑格尔左派中的反犹领导人物，发表一篇文章要求犹太人彻底放弃犹太教。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就是对这篇文章的响应。他并不反对鲍尔的反犹立场，事实上他同样反犹并为之背书，还引用其说法以示赞同，但他不同意鲍尔的解决办法。鲍尔相信，犹太人的反社会本性源自其宗教，可藉由撕裂犹太人与其信仰间的连带而加以治愈，马克思对此加以反驳。依马克思的看法，犹太人问题是一种社会与经济之恶，他写道：“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实的犹太人。不是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平素的犹太人。”他问道：“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的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崇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犹太人已经逐步把这种“实际的”宗教散布到全社会：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此外别无他神可以存在。钱贬抑人类的众神，并把众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自足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本有的价值，包括人类世界和自然界。钱是人类劳动与存在的异化本质：这个本质支配人类，人类却向它膜拜。犹太人的神已经世俗化，成为世界的神。
犹太人已经腐化了基督徒，令基督徒相信“他们除了比自己邻居富有外，在人世间没有别的使命”，而“整个大地都是交易所”，政治权力则已成了金权的“奴隶”，因此，解决之道在于经济。“拜金犹太人”已经成了“现代的一般性反社会因素”，而要“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就必须消除制造犹太人金钱活动的“前提”、“可能性”。消除了犹太人对金钱的态度，则犹太人及其宗教，还有犹太人加诸世界的腐化基督教义，都会一起消失：“只有将自身从做生意和金钱解放出来，因而也是从现实的、实际的犹太教解放出来，我们的时代才能自我解放。”
至此，关于世界出了什么差错，马克思的说法是学生酒馆里的反犹主义加卢梭的综合体。在之后的三年里，亦即一八四四到四六年，他扩展这套说法而成其成熟期的哲学；在这段期间，他认定社会的邪恶元素、他所反抗的高利贷金权，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整个布尔乔亚阶级（BookinG注：资产阶级，来自法语bourgeoisie）。为了确认这一点，他巧妙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边是金权、财富、资本，也就是布尔乔亚的工具，另一边则是新的救赎力量：无产阶级。这番论证是以严格的黑格尔学派用语来表达，把德国哲学术语的可观资源全都用上，尽管其背后显然是道德性冲动，而最终的想象（末日危机）依然是诗意的。因此，革命即将到来，在德国，这将是哲学性的：“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领域解放出来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简言之，这个领域就是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救赎才能救赎自身。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定阶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似乎是在说，无产阶级，这个不是阶级的阶级、这个阶级性与各阶级的溶剂，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救赎力量，无视于历史定律且最后要终结历史——奇怪的是，这种说法本身是一种非常犹太式的概念，无产阶级成了弥赛亚、救世主。革命包括两个元素：“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因此，知识分子将形成精英、一般人，而工人则是战斗步兵。
马克思把财富界定为扩张至整个布尔乔亚阶级的犹太金权，并以其新哲学的意涵为无产阶级下定义，接下来他要运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迈向其哲学核心，也就是导向重大危机的各种事件。这段关键的文字如此做结：
私有财产孕育了无产阶级做为自身的判决，而无产阶级执行之；正如薪资劳动带给别人财富、带给自己悲惨作为自身的判决，也是由无产阶级来执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这绝不意味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专制者，因为唯有藉由废除自身及其对立面，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届时，无产阶级及其命定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将消失。
至此，马克思成功定义了最初见于诗意想象中的大灾难。但这是德国学院用语下的定义，并不具备大学课堂外之现实世界用语下的任何实际意涵。
即使当马克思开始赋予这些事件政治意涵时，用的依然是哲学术语：“非革命无以致社会主义于存在。当组织活动开始时，当灵魂、物自身出现时，社会主义才能将所有的政治面纱全部抛开。”马克思真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和维多利亚女王写信时一样，经常给文句画底线。但他画的底线对于传达意思并无太多的实际帮助，他的意思依然淹没在德国学院派哲学晦涩难解的概念中。为了增强其概念的说服力，马克思再次诉诸惯用的夸大手法，强调他所描述的是全球性的过程，但依然是术语连篇。像是：“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行动，共产主义，只能有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或是：“共产主义只有在其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发生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仰赖此一发展的世界商业为前提。”然而，即便马克思的意思清楚，他的叙述不必然具备任何有效性，充其量只是一位道德哲学家的附带意见。如果把我上面所引文句的意思颠倒，听来也同样有理或同样无理。那么，有什么样的事实、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可以把道德哲学家的这些预言、这些天启转换成科学？
著作远离事实
马克思对于事实证据的态度模棱两可，就像他对待黑格尔的哲学一样。一方面，他耗费数十年生命在收集事实，累积成一百本以上厚厚的笔记，但这些都是在图书馆、在蓝皮书（译注：指英国政府或议会报告书）中找到的事实。至于用自己的眼睛与耳朵、透过检视这个世界与居住其中的人们而发现的事实，引不起马克思的兴趣。他无可救药地全然埋首案牍之中，地球上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离开图书馆与研究。他对贫穷与剥削的兴趣可追溯至一八四二年秋天，当时他二十四岁，写了一系列文章谈规范当地农民捡柴权利的法律。据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告诉他：“是他对于盗林相关法令的研究，加上对摩塞尔（Moselle）地区农民阶级的探讨，使他的注意力从纯政治转向经济状况，进而转向社会主义。”但并无证据显示马克思与农民、地主实际交谈过，或看过当地的状况。同样地，他在一八四四年为金融周刊《前瞻》写过一篇谈西里西亚织工苦况的文章，但他从未去过西里西亚，而且就我们所知，他也从未与他所描述的任何织工交谈过——如果他真这么做过，那就太不像马克思了。马克思一生都在写财金与工业方面的文章，但他只认识两个有财金与工业背景的人。一个是在荷兰的叔叔飞利浦（Lion Philips），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所创办的公司后来成为飞利浦电器公司这家大企业。如果马克思能花点时问去了解，飞利浦叔叔对整个资本主义进程的看法既博闻又有趣，但他只请益过一次，是关于高层金融活动中的一项技术性问题。虽然他四度拜访飞利浦，都是为了家庭用度的纯个人事务。另一位见多识广的人士就是恩格斯本人，但马克思回绝与恩格斯同访一间棉花厂的邀约，而且就我们所知，马克思在他一生中，从未涉足任何磨坊、工厂、矿场或其他工业场所。
更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敌视具有这方面经历的革命同志，也就是政治觉醒的工人。他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头一次和这样的人碰面，当时他到伦敦做短期访问，并出席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一场会议。他不喜欢所见到的情景：这些人大多是技术工人、表匠、印刷工、鞋匠，其领导人是一位林务员；他们自我教育、守纪律、严肃、有礼貌、非常不喜放荡不羁的名士作风、很想改变社会但做法温和稳健；他们不认同马克思的末日想象，特别是不讲他的学院术语。马克思蔑视这些人：革命炮灰，如此而已。马克思总是喜欢与像他这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合作。他与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还有组成国际工人协会时，都设法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排除在任何有影响力的职位之外，在委员会中也只是以无产阶级代表身分聊备一格。他的动机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的势利眼，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些有工厂实际经历的人较倾向于反暴力，支持温和、渐进的改良——他们见多识广，对于马克思宣称末日式革命不仅必要且势不可免的说法，抱持着怀疑。马克思有些最为恶毒的攻讦就是针对这类型的人而发。一八四六年三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于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上，他迫使魏特林（William Weitling）接受某种形式的审判。魏特林是个穷苦洗衣妇的私生子，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个裁缝学徒完全凭借自学苦读，在德国工人之间赢得广大支持。这场审判的目的是要坚持教条的“正确性”，并压制工人阶级分子的傲慢，这些人缺乏马克思认为必要的哲学训练。马克思对魏特林的攻讦火力异常猛烈。马克思说，魏特林有罪，因为他发动了一场没有教条的骚乱。这在野蛮的俄罗斯完全没问题，在那里，“你可以和愚蠢的年轻人、和基督的使徒们成功地建立联盟。但在像德国这种文明国家，你必须了解，没有我们的教条是不可能办成任何事情。”而且，“如果你试图影响工人们，特别是德国工人，却没有一整套的教条和清楚的科学观念，那么你就只是在玩一场空洞且不顾后果的宣传游戏。一方面不可避免会塑造出一位神灵感应的使徒，另一方面则是一群张大嘴听他胡扯的驴蛋。”魏特林的答复是，他还没沦落为只知书面研究所制造之教条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为实际的工人们讲话，不会听命于纯理论学者之见，这些学者离现实劳动的苦难世界太远了。一位在场目击者说，这番话“令马克思暴跳如雷，他以拳头猛击桌面，力道之大，连桌灯都摇晃起来。他跳起来大叫：“无知完全无济于事！”会议结束后，马克思“依然在房间里愤怒地来回踱着大步”。
日后的攻讦继续着这种模式，包括攻讦工人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以及针对工作、薪资等实际问题鼓吹实用性解决办法，而非教条主义式革命，因而取得工人广大支持的任何领导人。马克思攻击过排版工人出身的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农业改革者克利盖（Hermann Kriege)，以及第一位真正有重要影响力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劳工组织家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对农业、特别是对克利盖移居的美国农业一无所知的马克思，痛批克利盖所提配给每个农民一百六十英亩公地的主张，他说应该利用分配土地的承诺来征召农民，但共产社会一旦建立，土地就必须集体持有。蒲鲁东是一个反教条主义者，他写道：“看在老天的份上，在消灭所有先验的（宗教）教条主义之后，我们千万别试图给人民灌输另一种的教条……别使自己成了另一种不容异端的领导人。”马克思讨厌这段文字。他对蒲鲁东的猛烈抨击之作《哲学的贫困》写于一八四六年六月，书中指责蒲鲁东“幼稚”，对经济学与哲学极端“无知”，尤其是用错了黑格尔的观念与技巧：“蒲鲁东先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认识仅限于一些成语而已。”至于拉萨尔，则成了马克思最粗暴的反犹太种族讥刺之受害者：他是“伊戚希男爵”（Baron Itzig，译注：十九世纪一部德国小说中利欲熏心、玩弄阴谋诡计的犹太人角色）、“犹大黑人”、“－个靠生发油和廉价珠宝遮掩的油腻犹太人”。“现在我完全明白，”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的头形和他的头发生长情况显示，他是当初和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黑人后代（除非他的母亲或父亲那边的祖母和黑人私通）。犹太人与黑裔日耳曼人的这种结合，必然要产生异于寻常的杂种来。”
当时的马克思既不愿亲自调查工业中的工作状况，也不愿向经历这些状况的聪明工人学习。他何必学呢？他在一八四○年代末期就已经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根据所有的必要材料，得到人类命运的结论。剩下的就只是找出事实加以证实，这些事实可以在新闻报导、政府蓝皮书与前人著作所收集的证据中搜罗，而这些材料全都可以在图书馆内找到。何必再找答案？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就在找到正确的事实——合乎结论的事实。哲学家雅斯培（Karl Jaspers）曾给马克思的方法做了个很好的摘要：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不是研究调查的风格……他不引用与自己的理论相冲突的例子或事实，只引用清楚支持或确证他视之为终极真理者。
整个做法是一种辩护，而非研究调查，是对宣称令人信服的完备真理所做的辩护，但这不是科学的信服，而是信徒的信服。
那么，就此而论，“事实”并非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而是附属性的，用以支持无关事实、早已达致的结论。那么，《资本论》，这座马克思的学者生涯所依赖的纪念碑，就不应被视为是在考察该书声称所要描述的经济进程之性质，而是道德哲学的演练，类似卡莱尔（Thomas Carlyle）或罗斯金（John Ruskin）的小册子。这部著作是长篇大论且往往前后不一致的布道文，是一个对工业进程与所有制原则怀有强烈、但本质上非理性之恨意的人所发动的攻击。奇怪的是，其中并无一个核心论证来整合书中内容。马克思原本在一八五七年所构想的这部著作包含六卷：资本、土地、工资与劳动、国家、贸易，最后一卷是论世界市场与危机。但事实证明，完成这个计划所需的自我纪律超出了马克思的能力极限。他实际完成的唯一一卷（令人困惑的是，这一卷其实是两卷），实在是毫无逻辑可言，而是任意编排次序的一系列单篇文章。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发现这部书的结构如此混乱，因此认为读者“必须”跳过第一部，从第二部第四章开始看起。但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评注者愤怒地驳斥了这种诠释。事实上，阿图塞的做法并无太大帮助。恩格斯自己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摘要，只是更凸显该书结构上的弱点，甚至是毫无结构可言。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从一千五百页的马克思笔记中弄出第二卷，并改写了其中四分之一。其结果是沉闷、杂乱的六百页文字讨论资本流通，多半是在评论一八六○年代的经济理论。恩格斯从一八八五到九三年整理出来的第二卷，探讨之前尚未提到的资本之所有面向，但只是一系列的笔记，其中有一千页在谈高利贷，大部分是马克思的备忘便条。这些材料几乎都写于一八六○年代初期，与马克思撰写第一卷是同一时期。所以，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阻碍马克思亲自完成这本书，除了精力不足外，还有就是自己不晓得这本书根本杂乱无章。
我们不打算讨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因为马克思实在不太可能以这种形式发表，或许他真的不打算加以发表，因为事实上他有十五年时间没有处理这些材料。至于他所完成的第一卷，真正重要的只有两章：第八章《工作日》，以及后半卷末尾的第二十四章《原始积累》，这章里头包括著名的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一节都不是科学分析，只是一篇预言。马克思说，一、“大资本家的人数将会逐步减少”；二、“贫穷、受压迫、被奴役、堕落与受剥削的大众则相应增加”；三、“工人阶级越来越愤怒”。这三种力量加在一起，产生出黑格尔式危机，或者说是他在青少年时期诗意想象灾难的政经版：“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无法兼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的丧钟就要响起。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种说法十分振奋人心，也取悦了许多世代的社会主义狂热分子，但就其宣称为科学预测而言，并不比一本占星流年命书强。
相较之下，第八章《工作日》倒是一篇资本主义冲击英国无产阶级生活的事实分析；事实上，这一章是马克思著作中唯一从实际面处理工人议题，也是他的整个哲学表面上的主题，因此，其“科学”价值值得我们加以检视。如我们之前所言，因为马克思真正在寻找的事实只限与其成见相符者，也因为这种做法与所有科学原则相冲突，所以该章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除了带有偏见地筛选事实之外，马克思是否也曲解或篡改了这些事实？现在我们必须对此加以考虑。
该章试图证明——这也是马克思道德控诉的核心——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逐步强化对工人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雇用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工人被剥削，也正是这个道德上的严重恶行导致最终的危机。如果要以科学方法证成他的论点，马克思必须证明底下两点：一、尽管前资本主义工作坊的工作条件已经那么糟，但在工业资本主义下，情况还要更糟得多；二、既然资本的特性是非人、无情，那么在资本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中，对工人的剥削将升高到最严重的地步。但马克思连第一点都不想去证明。他写道：“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一八四五年这段时期，我将只略加触及，至于更完整的细节，请读者参考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还说，后续的政府出版品，特别是工厂视察员报告，肯定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方法本质的洞见”，并证明“他对工厂环境描写入微的用心多么令人惊叹”。
不了解资本主义的《资本论》
简言之，马克思对一八六○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工作条件之科学考察的第一部分，完全只根据一部二十年前出版的作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么，这唯一的资料来源，又可赋之以多少的科学价值呢？恩格斯生于一八二○年，是莱茵地区巴尔曼（Barmen）一位成功的棉布制造商之子，在一八三七年参与了家族事业。一八四二年，他被送到曼彻斯特分公司，在英国待了二十个月。在这段期间，除了曼彻斯特之外，他还去过伦敦、奥德罕、罗奇代尔、阿希顿、利兹、布拉福与哈德斯菲尔德等地。因此，他在纺织贸易方面有直接的经验，但对英国其他方面的状况，就没有第一手的认识了。例如，他对采矿一无所知，也从未下过任何矿坑；对于乡村地区或乡村劳工，他也毫无认识，但他在书中花了整整两章谈〈矿工〉与〈田地上的无产阶级〉。一九五八年，两位严谨的学者，亨德森（W. O. Henderson）与查洛尼（W. H. Challoner)，重新编译了恩格斯的书，并检视他的数据出处及所有引文的原文。他们的分析结果几乎彻底摧毁了这本书的客观历史评价，并还原其真正的面貌——一部政论作品、一本宣传册子、一篇长篇演讲稿。恩格斯撰写这本书时，曾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在世界舆论的审判庭上，控诉英国中产阶级所犯下谋杀大众、批发抢劫及法条里的一切罪名。”
这段话差不多为这本书做了总结：这是一本列举罪状的起诉书。书中许多部分，包括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及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所有考察，并非根据第一手资料，而是一些评价有问题的二手数据，特别是盖斯克尔（Peter Gaskell）的《英国制造业人口》，这是一本浪漫神话的作品，试图证明十八世纪是英国自耕农与工匠的黄金岁月。事实上，正如一八四二年的“皇家童工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所证明，前资本主义小作坊的工作条件比兰开夏的新型大棉厂要糟得多。尽管恩格斯把他所引用的资料说得好像出版没多久，但其实那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甚至四十年以前的出版品。他提供夜班工人的私生子数据，却不提这些数据是一八○一年的资料；他引用一篇关于爱丁堡公共卫生的新闻报导，却不让他的读者知道那是写于一八一八年。在书中许多地方，他对那些使其过时证据效力尽失的事实与事件视而不见。
恩格斯对数据的曲解究竟是蓄意蒙蔽读者，抑或是自欺，我们并不那么清楚；但有时候，这种欺骗显然是有心之作。他引述一八三三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所揭发的恶劣工作条件，却不告诉读者一八三三年已经通过阿尔朔普爵士的“工厂法”，并已实施有年，目的就是要消除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到的状况。他在运用主要参考数据之一，凯医生（Dr J. Kay）的《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受雇工人阶级的生理与道德状况》，也采取了相同的瞒骗手法：该书促成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根本改革，但恩格斯却提都不提。当犯罪统计数据不支持恩格斯的论点时，他便加以曲解或忽视。事实上，他不断地蓄意隐瞒与其论证抵触或化解他所要揭露之“罪孽”的那些事实。仔细检查过恩格斯引自二手数据的文句之后，显示这些引文往往被删节、浓缩、篡改或歪曲，却一律放在引号之中，彷佛一字未改似的。亨德森与查洛尼版本中处处可见的脚注，列举出恩格斯的歪曲与不诚实。单单看第七章的一节〈无产阶级〉就好，在一五二、一五五、一五七、一五九、一六○、一六三、一六五、一六七、一六八、一七○、一七二、一七四、一七八、一七九、一八二、一八五、，八六、一八八、一八九、一九○、一九一、一九四与二○三页，都出现包括事实与誊写的错误。
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恩格斯著作有这些问题、甚至是不诚实，因为其中许多问题早在一八四八年，就由德国经济学家西尔第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在一本马克思熟知的出版品中仔细揭露。不仅如此，马克思自己还蓄意强化恩格斯的曲解：对于恩格斯的书出版后，各种工厂法及其他补救性立法的强力执法所带来的大幅改善，而且影响所及正好就是恩格斯所凸显的那些状况，马克思都略而不告诉读者。无论如何，马克思在这些一手与二手书面资料的运用上，与恩格斯著作同样粗略轻率、带有偏见地扭曲与明显地不诚实。事实上，他们往往同谋欺骗，只不过马克思编起谎来更加胆大妄为。在一次特别恶名昭彰的案例中，马克思更是超越了自己的记录。那是一八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所谓的“就职演说”，马克思为了煽动冷漠的英国工人阶级，急于证明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于是蓄意篡改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的一八六三年预算演说。格莱斯顿在评论国家财富增长时，是这么说的：“我应当怀着几乎是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与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但是，他又说：“我们很高兴知道，英国劳动者的一般状况在过去这二十年间的改善程度，就我们所知是极为少见的，我们几乎可以宣称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年代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马克思却在他的演说中，让格莱斯顿的话变成：“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正因为格莱斯顿所言属实，而且有许多统计数据为证，也因为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格莱斯顿一心认为有必要确保财富尽可能广泛分配，所以马克思很难想出更肆无忌惮的方式来颠倒其意。《晨星报》被马克思当成数据来源，但这家报纸，还有其他报纸与《汉萨德》（Hansard，译注：亦即议会议事录，因为长达一百一十五年期间是由英国印刷商汉萨德〔Luke Hansard〕及其子承印而得名），都正确转述了格莱斯顿的话。尽管有人指出马克思引用错误，但他在《资本论》中再犯同样的错，及其他与事实不符的错误。而当这项错误再次被提及并指责时，马克思又大洒墨水制造混淆；有二十年之久，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还有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都卷入这场纷争，试图为无可辩之事做辩护。他们始终无人承认最初那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而这场争辩的结果是顺了马克思的意图，让有些读者留下争论两造各执一词的印象。其实根本无争论可言，马克思知道格莱斯顿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他是蓄意欺骗。这种情形不只一次，马克思同样篡改过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话。
马克思有计划地篡改引用资料，在一八八○年代就已引起两位剑桥学者的注意。这两位学者以法文修订版（一八七二―七五）的《资本论》为本，在剑桥经济学社发表一篇报告，题为〈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十五章对蓝皮书的运用〉。这两位学者说，他们一开始查对马克思的数据出处，“是想要针对某些论点推导出更完整的信息”，却震惊于“越来越多的不符之处”，于是他们决定检视“如此明显之错误的影响与重要性”。他们发现，蓝皮书内文与马克思引文之间的差异不单是疏漏所致，“更显示有一种造成曲解的力量存在”。他们发现，在某些情形下，引文经常“视情况所需而删节缩短，这些删去的段落很可能大大不利于马克思试图证明的结论”。另外一些情况则是，“从报告书中不同部分的个别叙述抽出，拼凑成虚构的引文；接着，给这些引文加上引号，以蓝皮书直接引文的所有权威加诸读者。”在缝纫机这个主题上，“他以骇人听闻的鲁莽方式运用蓝皮书……就为了证明与蓝皮书真正内容恰恰相反的结论。”这两位学者下了一个结论：他们的证据或许“不足以提出蓄意篡改的指控”，但的确显示“在权威的运用上有一种几乎是犯罪的鲁莽”，并证明“应以持疑的态度处理马克思著作的其他部分”。
真相是，即便对马克思的证据运用方式进行最轻描淡写的审查，都会令我们不得不以多疑的心态，看待他所撰写每一篇有赖事实资料的文章。他从来都不值得信赖。资本论的关键第八章整章，都是为了证明一个禁不起客观检视的论点，而进行蓄意且有计划的篡改。他犯了四项造假之罪：第一，他采用过时的材料，因为新的材料不支持他的论点；第二，他挑选某些状况特别糟的产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这种欺骗对马克思特别重要，因为不这么做，他根本就写不出第八章。他的论点是：资本主义会制造出越来越糟的状况；资本雇用的工人越多，就必须以更恶劣的方式对待工人，以确保有足够的收益。他所详细引用以证明此一论点的证据，几乎都来自老旧行业里小型、效率差、资本化程度偏低的工厂，而且这些行业多半都是前资本主义式，如制陶、制衣、锻冶、面包烘焙、火柴业、壁纸业、花边编织。以他所举的特殊例子而言，有许多行业的状况之所以糟糕，正是因为工厂缺乏资本，所以没有办法引进机械设备。结果，马克思所讨论的是前资本主义的状况，却忽视就在他眼前的真相：资本越多，苦难越少。等他真的论及高度资本化的现代产业，就发现缺乏支持其论点的证据；因此，在讨论钢铁业时，他只好遁回眉批插话式的评论（“多么没心没肝的坦率！”“多么油嘴滑舌的措词！”）；讨论铁路业时，则被逼得把意外事件旧闻的发黄简报拿出来用（“最新的铁道灾难”），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他主张每位乘客每旅行一哩的事故发生率不断上升，但事实上，这项数据正大幅下滑，而且到了《资本论》出版时，铁路已经成为世界史上最安全的大众旅行方式。
第三，马克思从工厂视察报告中引用一些状况恶劣、虐待工人的案例，彷佛这些是体系不可避免的常态。其实，这些案例是被视察员称为“骗子厂主”的责任，这些厂主就是视察员奉命侦查并起诉的对象，所以正逐步被消灭。第四，马克思以视察报告作为主要证据，正好暴露出他最大的骗局。他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是无法改造的，而且，布尔乔亚国家与资本主义连手陷工人于惨境中，因为国家“是管理整个统治阶级共同事务的执行委员会”。但如果这是真的，国会就绝不会通过各种工厂怯，国家也不会去执行。可以说，经过马克思选择性引用（有时还加以篡改）的事实，全都出自国家（视察员、法院、治安法官）改善现况的努力，这些努力必然涉及揭露与惩罚那些该为恶劣状况负责的人。如果此一体系未曾自我改革——按马克思的推论，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资本论》也就不可能被写出来了。因为马克思不愿亲自实地考察，只好被迫仰赖那些被他指为“统治阶级”的人所提供的证据，而这些人正试图把事情导向正轨，而且成效日著。如此一来，马克思只得曲解他的主要证据来源，不然就要放弃他的论点。因此，这本书是结构性地不诚实，当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马克思因为不曾尝试去理解工业的运作方式，所以无法掌握或不想去掌握底下的事实：打从工业革命萌发之初，也就是一七六○到九○年间，那些能够取得充裕资本且有效率的制造商，一直都乐于给他们的劳动力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工厂法立法，以及和立法同样重要的有效执法，因为这样可以消除他们眼中的不公平竞争。所以状况有所改善，也因为状况有所改善，工人们并未如马克思预言起而造反，这位预言家因而受窘。我们阅读《资本论》所得到印象是：马克思根本就不了解资本主义。他之所以不了解，正是因为他不科学：他没有亲自考察事实，也没有客观运用别人考察得来的事实。从头到尾，不只是《资本论》，还包括他所有的著作，都反映出对真相的藐视，有时可以说是轻蔑。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体系，不能产生它所声称的结果；因此，称之为“科学的”，实在是太荒谬了。
（三）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侯工） 说：
长期以来，人们从课堂上和传媒中，所了解到的马克思是个什么样子？从外表上看，是一个大胡子，但是，每人心中却有不同的解读。对马克思的认识，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认为，马克思是共产主义创始人，他第一个提出以暴力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另一派认为，马克思鼓吹暴力，放出共产主义幽灵，使东欧和亚洲深受其害，是不折不扣的罪大恶极的大魔头。
其实，这两派都是受了第三国际的忽悠。第三国际通过编写大量冠以马克思名义的教材，将马克思塑造成暴力邪教教主，将马克思1850年以前说过的话当作教条，因此将马克思学说搞得面目全非。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面——第二国际却对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他们基本上还原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第三国际将第二国际贬为马克思的叛徒，是万恶不赦的修正主义，因此他们的理论被拒之国门之外，这样，在第三国际的人们就无法通过第二国际来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了。
其实，马克思很多真实思想隐藏在他还未出版的手稿中。幸好现在有了互联网，马克思的手稿已经被放到互联网上了，只要你有相当的外文水平，就可以在互联网上了解真正的马克思，还马克思一个本来面目。
当然，解读马克思的手稿是需要良知的，因为马克思一生都在研究，什么都没有定论，其中有大量互相矛盾的观点。如果你有良知的话，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转变，从那些杂乱无章的文字里解读出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社会主义，否则的话，你只看到1850年以前的愤青式的马克思。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按说他只能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他的思想不可能突破历史局限。但是，由于他的超人天赋和努力，使他产生了许多超前的思想，也就突破了历史的局限，不仅仅是要解决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而且预见到将来的发展。对于马克思的预见性，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由于马克思的超前思想，使人难以理解，即使是与马克思共同研究的恩格斯，也不能完全地理解马克思的原意。恩格斯比较现实，观念就有局限性，他要解决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写道，这些是行不通的。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仅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探索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19世纪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1850年以后两人观点明显分开了，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
人们从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与《共产党宣言》完全不同的马克思。《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等，是反对个人专政的。然而，在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还是偏于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的，为什么1844年马克思就有了不同的思想呢？原来，《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纯粹是马克思个人的没有发表的思想，而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而且是掺杂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点，不是代表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思想。由于《共产党宣言》宣扬暴力革命，因此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
可是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了反思。
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马克思在这个时间发生转变的？
1.是1847年-1848年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忽然认识到，这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金融危机。和过去的经济危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政治革命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从此以后，将来的经济危机是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就是马克思的预见。
2.马克思原来认为，1848年革命以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不可能持续，很快就会垮掉，将由无产阶级掌权。结果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资本主义生命力非常旺盛，这对他的震撼非常强烈，促使他开始反思《共产党宣言》的那些想法。
3.通过和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其实支持拿破仑第三。马克思要批判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深入思考，包括对自己过去的观点进行反思。
由于1850年起，马克思就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将研究的重点转向经济学、金融学，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因为在此之前他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通过学习新的知识，才发现社会规律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可以跳过也不能靠法令取消的历史阶段，企图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旧的皇帝被打倒了，新的皇帝又上台了。同理，如果把资产阶级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依然存在，甚至封建专制因为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彻底革命，就会趁机复辟。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怎么看的呢？
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探索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指出：首先，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无论是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其次，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了。他非常辛辣地嘲笑说，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市场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地腐蚀他，而是政治家自己积极地被腐化。在中国进入市场化以后，大批官员也积极地被腐化了。
马克思认为，通过国家理性或合理的干预市场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国家来介入、干涉市场是不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的，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搞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意识到共产主义只是乌托邦。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然地自身演进，最反对以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强制推行公有制。
关于私有制，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强调私有制在对推动社会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并且，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在手稿里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私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性质的了，私有财产就变成社会的公共财富。但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以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变成公共财富。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后，私有制其实就被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经过反思后的马克思对私有制的看法，认为要消灭私有制，并不是依靠暴力革命，而是依靠私有制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私有自我演变成公有，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还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实际上，资本家的资本增值了，就会扩大生产，就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就会以税收、工人工资、慈善等形式回馈社会，而且资本家在银行的存款也会进入社会流通，从而变成为公共财富，最终体现为社会繁荣进步以及全体公民的福利。当社会福利发展到完善的时候，三大差别消失了，国家职能也会随之消失。如果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剥夺了资本家的财富，形同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社会就会变得普遍贫困，国家职能反会变得越发强大。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由于社会的自然属性，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所有个人的利益，超越金钱，超越资本。马克思强调的是——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干预它，因此，马克思特别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起草了第一国际的纲领，但是由于照顾到人们的理解能力，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使纲领和想法两者之间产生了落差，也可以说两者是矛盾的，因此，这纲领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的真实理念，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他对于经济问题的思考，绝少有人能够理解，甚至恩格斯也没有这方面的基本概念。从他的手稿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在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说到这理，经过长期洗脑的人们不免产生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或者说，马克思观点里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矛盾？
其实，马克思的思想从来不是一个结果或者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就没有完结。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的草稿，各个版本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的《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恩格斯自己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是明显冲突的。也不能说是恩格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主要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解问题，是两人观点有分歧。实际上权威的《资本论》版本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意图是以后随着时代进步而作出取舍。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寿命，因此他的最终结论也就无法做出。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都不能准确地反映马克思的思想。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然后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因此列宁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资本主义生产，然后有交换，产生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不就实现了吗？所以他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暴力革命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从马克思的手稿的矛盾性说明马克思学说不能成为主义，因为主义是一以贯之的主张。列宁盗用了马克思的名义，在他杜撰的“马克思主义”里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必然大爆炸，工人阶级必然夺取政权。他甚至鼓吹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在一个国家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样一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这也说明列宁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信徒，他只不过是个包藏祸心的机会主义者。
马克思是个忠于良知的学者，特别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资本主义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所以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里说：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以这个结论来排斥自己以前的观点，列宁装做看不见，反而强化了马克思已经抛弃的过时观点。
在马克思的手稿里，也没有提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案。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来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他认为可能的解决方法，只有上面说的自然论和下面的阶段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的思想研究范围广泛，可以说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
虽然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依然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有一种预见性。例如，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而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在今天都一一得到验证。
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他毕生的精力都在寻找一种他不可能得到的结论。他在思考的层面已经触及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只知道，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僵化的人。现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他们为了私心而不想接受。
人们认为，马克思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然而政治家必须是可以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由于深奥而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只是个学者，是一个喜欢深层思考的思想家。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他的早期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列宁搞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发展下去的那些理论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延长线，而是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暴力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可以归纳为民主社会主义，它已经被所有发达国家接受。作为他思想的继承者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大多通过竞选上台执政，使马克思的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得到充分的体现。作为思想家，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暴力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负责，而应该由列宁他们这些实践者负责。
（四）马克思的成魔之路（阿波罗新闻网 2015-10-03 颜昌海）：
戴维·麦克莱伦著的《马克思传》按时间顺序把他所得的捐助和支出加以了记录：17岁，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学习一年，从那时起马克思养成一个习惯：花钱超过自己的支付能力，传记作者麦克莱伦说：“这是他一生的特点”。后来他转学去柏林大学，五年中改换了10次住房，消费了大量酒、咖啡和胡椒粉，并且“几次借债”。他父亲指责他“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而“最富有的人一年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24岁，他与母亲发生激烈争吵，宣布与母亲断决关系从而断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
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初期生活是异常悲惨的，因为交不上5英镑的欠款，燕妮和孩子被房东逐出。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份马克思甚至不能出门了，因为外衣进了当铺。连小女儿的丧葬费都是借来的。
令传记作者疑惑的是，该年度各方捐赠给马克思的钱当有150英镑，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中，150英镑对于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等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足够了。他的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什么也剩不下。1856年，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母亲逝世使她继承了另外120英镑。所有的钱都用来还旧债、布置新房子。布置完之后，很典型地，马克思又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
1861年，马克思去荷兰拜访姨夫，得到160英镑，4个月就花完了。1863年1月，恩格斯借给他100英镑，夏天，又另外借到250英镑，好歹熬到这年的12月份。母亲去世了，马克思继承了大约1000英镑。1864年5月初，另一笔意外之财到来，朋友沃尔弗去世，留给马克思853英镑和值50英镑的东西。这两份遗产给了马克思相对舒适的环境，当然，他再次花钱无度，安置新家和还债花了500英镑，而住的那种房子适合年收入500英镑的家庭。
恩格斯一直是马克思的“救星”，在50年代初期，他给马克思的钱超过了自己的花费，从1865年开始，恩格斯答应每年给马克思200—250英镑。而从1865年到1869年的通信来计算，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1862英镑。
马克思习惯于不劳而获，却倡言：“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从未打过工挣过钱，他有强壮的体魄与旺盛的精力，却极端鄙视体力劳动。而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世界”，这真是彻底的颠倒。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燕妮结婚之后，竟接连生下7个子女。因贫病交加，次男和三女都只活1岁多就夭折了。1857年7月6日，夫人又生下一个死婴。为了一日三餐，为付每月房租，还要典当、变卖物品，不时写信向密友恩格斯求援，甚至向友人、邻居、工人借贷。1855年3月间，不满9岁的长子埃德加尔病危，妻子为此忧虑成疾，马克思只好自己护理。4月8日，肠结核病终于夺去了他的幼小生命！到晚年，夫人、长女相继死于癌症。
巫师故事影射是更惨的恐怖现实：侥幸活下来马克思的儿女都惨遭横死。Arnold Kunzli在《卡尔·马克思心志》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义子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拉法格，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孩子，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艾琳娜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她死了，而他丈夫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关于马克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姐妹们的叙述。她们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马克思姐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这很有象征意义：马克思一生擅长编故事，他坚持让人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那些顺从听他讲故事的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的人们，有的死于内战战场，有的死于自然灾害，有的死于残酷内斗。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欺骗性哲学，看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个个例子，自凡是“马”所到之处所带来的就是战争、杀戮、流血、斗争、各样的人祸灾难，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的：世界上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创立政权，没有一个成功。
马克思的学说，其实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严格言之，乃是抄袭而歪曲各家旧说的结果。例如：他的经济宿命论——乃是从斯多噶学派的极端宿命论而来，以为万事俱受且永为一绝对而普遍的理性律所支配。他的辩证法——乃是剽窃黑格尔的唯心辩证论出来，他自己也承认乃是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而丢弃它神秘的外衣，把它颠倒了过来。他的唯物论——乃有拾费尔巴赫的牙慧——“人活着乃是单靠食物”，“人不是理智的动物，乃是肉欲的动物。”即我国儒家，在两千几百年前，也早已有“食色性也”的说法。他的剩余价值论——追根求源，也是从亚当斯密的劳力价值论脱胎换骨而来，乃是旧瓶装入新酒。
即便是他的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是从乌托邦社会主义而来，那更是几千年前的古物，例如孔子的礼运大同，更非新奇的发明。而他的废除私产论，也是抄袭恽司丹莱的旧说。恽氏认为世人犯罪，乃是由于人的“爱私之心”，取代了“博爱观念”，而其厉阶则在私有财产，故恽氏以为正本清源的除罪救世之法，端在回到原始共产社会。他把历史的意义，看得过于简单。经济虽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独一的因素。例如，中俄两国，在革命以前，虽同为农业社会，但两个文化历史的背景，以及政治社会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又如英美德各国，虽同为工业化国家，但其所谓“上层的”政治制度，亦复各异其趣。
在工人运动方面，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承诺：“将得到整个世界”的诱惑，对于工人不啻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要工人豁出身家性命，不顾一切去冒险：赌一把“获得整个世界”，哪怕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马克思作为贵族家庭花花公子不可能理解工人，普通工人没那么大的野心和贪欲！他要“整个世界”干什么？所以1871年巴黎公社造反，被驱使的都是马克思最瞧不起的社会底层最腐化的部分——流氓无产者！西方哲学史作者罗素爵士评判马克思主义时曾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其实，美国工人在1886年争取到的“三8工作制”(8个小时学习、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休息)是19世纪工人们的普遍要求，所以在所谓的“革命年”——1848年之后，工人运动仍然归于沉寂;直到今天，欧、美工人对“获得整个世界”也不买帐，不相信共产代替资本家，工人会有好结果。卡尔·马克思生前梦寐以求的英、法、德等国工人的“联合行动”“同时起义”实践“世界革命”成了泡影。
卡尔·马克思不仅对自己的著作称为“粪”与“污秽之书”，卡尔·马克思还再三地坚持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马克思为什么不敢承认他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卡尔·马克思自己证实的，而且不止一次，至今还有三种提法，保留在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第一种提法：“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35卷第385页)
第二种提法：“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37卷第432页)
第三种提法：“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2l卷第54l页附录。)
如果是因为有人冒充或扭曲了马克思主义，战斗成性的马克思，会轻易把们批倒、批臭，根本用不着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既知自己著作是粪与污秽之书，他当然晓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后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872年卡尔·马克思退出共产国际，亡命于伦敦，11年后，1883年卡尔·马克思去世。
马克思死后，由于恩格也不否认卡尔·马克思“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遗言，所以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列宁、斯大林，谁都不敢否定马克思这个遗言，又绝对不敢让广大党员知道，所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仰问题始终处于混沌、迷离的状态，消灭了过亿的生命，无数党员作了牺牲，成为一场荒唐、盲目、血腥的闹剧。
苏联共产党统治70年，屠杀了2000万各族生命，中国大陆60年，8000万各族生命非正常死亡;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前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东德、古巴、越南、蒙古、朝鲜12共产国，再加上柬埔寨波尔布特共产党政权，所有的牺牲，至今还无人统计。……
（五）《还原真实的马克思》（转发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写在前面的话
一直以来，在共产党当权的各个国家，马克思无一例外地都被美化成了一尊完美无瑕，供人们顶礼膜拜的神，而其真实的形象则被刻意掩盖了。即便到今天，这个精心营造的神话仍被许多人信以为真。在他们看来，尽管斯大林、毛泽东干了不少坏事，但马克思还是伟大的。这也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认清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真实的马克思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否真的像党文化所宣传的那样完美无瑕？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专制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一
在位于欧洲中部的摩泽尔河谷的一端，坐落着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利尔。1818年5月5日，当地法律顾问亨利希·马克思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性格专制，爱控制人的人。他的姐妹们曾告诉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童年时的马克思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
成年后，马克思的这种专制个性变得更加强烈，爱琳娜就是家中的一个受害者。
当年，正值妙龄的爱琳娜曾深深依恋着法国新闻记者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此人是巴黎公社的一名活跃成员，但他不拥护任何一个政治思想派别，在思想上有着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不喜欢爱琳娜和他结合，拒绝提到任何“订婚”的事。
更出格的是，在爱琳娜和利沙加勒订婚后，马克思竟然禁止女儿见自己的未婚夫。爱琳娜不敢公开反抗，只好哀求马克思：“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我甚至不应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当我在布赖顿病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在我一天晕倒两三次的那一周里），他来看我，每次都让我更坚强、更快乐，也更能担当起我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去快乐起来，可是我开始感到如此地悲苦。我可能（活不了）更长时间了。——相信我，亲爱的摩尔，如果我偶尔可以见到他，这对我将比安德森夫人开的所有的药方加在一起都更有益处——由于经历过，我知道。”试想，这样的父亲哪个人受得了！
马克思的专制个性在他的社会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
1842年10月中旬，在对《莱茵报》进行了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之后，马克思被任命为该报主编。在他的负责下，报纸前几个月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多。由于马克思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当时与马克思有过接触的实业家梅维森曾这样描写当时的马克思：“来自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
1848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又筹备创办了《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这份报纸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总编辑，恩格斯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几位中央委员任编辑。1849年 5月，由于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报纸被迫停刊。恩格斯后来曾回忆说，《新莱茵报》是马克思在“一人独裁”。
然而，马克思想要控制的决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人，也不仅仅是几张报纸，或者一个政党，而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就象对他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教授所说，“马克思把世界当成了他的领地。”关于这一点，与马克思打过交道的俄国贵族P.安年科夫曾有过更精准的描述。他说：“马克思是由能量、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组成的那种人。他的外表异常引人注目。有着浓黑的头发，毛茸茸的手，外衣的纽扣时常扣错；但是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也不论他做什么，他看起来像是有权利和力量来获得人们尊重。他动作笨拙，但自信、自立。其行为方式公然藐视人类规范的惯常成规，高贵并有些傲慢；他锐利的金属质的声音与他对人和事物的激进观点惊人地协调。他永远是用一种命令的言辞说话，不容许反驳，并且他用令人几乎感到痛苦的语调讲述所有的事情，从而使他的言辞显得更加尖锐。这种语调表达了他内心对自己使命的坚定信念，即支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试想，这种“支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的“坚定信念”，不就是要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欲望吗！
幸好这一妄想未能在马克思生前实现，因为无论是《莱茵报》时期的“一人的专政”，还是《新莱茵报》时期的“一人独裁”，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一旦马克思掌握了足够的权力，他那具有强烈控制欲的专制个性，必定会使他成为一个“专横”、“有着无限的自信”的典型独裁者。而在这种独裁者的统治下，等待人们的将是怎样的悲惨命运，作为马克思子孙的苏共和中共已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自大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二
从大学时代起，马克思就是一个唯我独尊，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
1837年，马克思曾在一篇小说中写道：“我们需要新的救世主。”那么谁是“新的救世主”？早在这之前创作的《人的自豪》一诗里，马克思就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
面对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可见，在马克思眼里，“新的救世主”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
诗中，马克思不但视自己为“奸诈的世界”的对立面，光明、真理和未来的化身，而且自以为有着“像上帝一样”不可抗拒的威力，能够造出“击世的霹雳”，让“奸诈的世界”这个“庞然大物”在自己的挑战下轰然倒地，而且，他还称自己的“每句话都是行动”。显然，在马克思眼中，现实世界纯属一片黑暗，充满了奸诈，只有他才能够彻底推倒这个奸诈黑暗的世界，将受难的世人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入一个充满美好和光明的新世界。显然，只有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人，才会如此看待自己和世界。
共产主义理论创立后，马克思的救世主意识有了新的发展。彼时的马克思，已不再以泛泛意义上的救世主自居，而是当仁不让地充当起了无产阶级的先知和导师。
在他看来，当年流行的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便是圣西门、欧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虽然曾经有过一定的价值，后来也过时了。相反，只有他才第一次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历史规律，因而只有他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才是关于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才是唯一能够把这个革命引向成功的保证！离开了他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一事无成。正所谓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舍我马克思其谁也？！可见，不管是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马克思都把自己当成了无产阶级的唯一先知和导师——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救世主。
马克思的这种自大给一些曾经走近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曾这样形容马克思：“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马克思生前，总是不断地与人争吵，跟政敌，跟朋友加敌人，跟同志；有时候是因为大的政治问题，有时候是为一点无价值的鸡毛蒜皮。每次争吵，正确的永远是他，实在万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马克，他也不会让恩格斯正确。”
巴库宁的这段文字，传神地勾勒出了一个自以为永远正确，对他人的崇拜有着病态的渴望，狂妄自大到以上帝自居的马克思的生动形象。
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容不得任何人与自己并驾齐驱，哪怕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普鲁士陆军中尉K.福格特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说，“恩（格斯）和他所有的老同事，尽管他们有着非凡的天分，但远远在他的后面和在他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胆敢片刻忘记这一点，他就会用一种可以与拿破仑媲美的厚颜无耻把他们推回他们的位置。”
自大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持异议。美国参议员K.舒尔茨与青年马克思打过交道，他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如此。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的话确实意味深长，清晰而富有逻辑，但我还从未见过其举止如此令人恼火和令人无法忍受的人。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意见，甚至不会出于尊重而屈尊考虑一下。对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予以极度的蔑视；对每一种他不喜欢的观点，要么辛辣地讽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无比的愚昧，要么轻蔑地诽谤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动机不纯。我极为清楚地记得他以一种伤人的傲慢宣说‘资产阶级’这个词：资产阶级，也就是令人厌恶的精神和道德极端堕落的样板，对每一个胆敢反对他观点的人他都谴责为资产阶级。”
根据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的记述，晚年的马克思年老易怒，有着日益增强的孤独感，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他的热情才会被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可见，即便是到了生命力衰竭的老年，马克思还是那么乐于充当救世主的角色，那么渴望证明自己的这种能力。
虚荣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三
马克思不但极为专制和自大，而且也很虚荣。但与那些看重钱财和地位的人不同，马克思的虚荣主要体现在喜欢听好话，希望民众敬仰他，把他当圣人和救世主来顶礼膜拜。一句话，体现在对社会名声的渴求上。
1835年夏天，马克思即将从家乡的特利尔中学毕业，按照学校毕业考试的要求他写了三篇作文，它们是被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最早的手写材料之一。在这三篇作文中，被后人谈论最多的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在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一直以来，马克思的崇拜者们都热衷于引用上面这段话证明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了所谓“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伟大理想”，表现出了所谓“为人类服务的崇高精神”。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和琢磨这篇作文的精神实质，就不难发现，促使马克思主张献身人类福利的内在深层原因，并非是对人类的同情和关爱，而是为了让自己“趋于高尚”，在道德上变得完善；而推动马克思“趋于高尚”，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动力，又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完人和圣人，赢得流芳百世的道德美名。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带着掩饰不住的羡慕和向往，津津乐道地谈论一个献身人类福利的人将获得“人人敬仰”，面对他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试想，如果马克思不看重自己的道德名声，怎么会对这些有这么大的兴趣？而这种对道德名声的渴求不正是虚荣心的一种表现吗！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很快成了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伴随着这种变化，他的虚荣心也在急剧膨胀——中学时代对于个人道德名声的渴望迅速地发展成了试图让人们把他当作拯救人类的救世主来顶礼膜拜的妄想。
马克思曾经的朋友巴库宁这样形容他眼中的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中，救世主代表了至高无所的荣耀，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且尽善尽美。马克思不但自居为救世主，而且还想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将他作为救世主来崇拜和供奉，这样的虚荣实在称得上是虚荣的极致了。
体现这种虚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马克思对其思想的影响力与知名度的看重。
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讲述的两件事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件是马克思与海德门绝交的故事。“在马克思晚年，与他联系最为密切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是亨·迈·海德门，海德门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并有相当可观的私有财富。在一次去往美国的航程中，他读了《资本论》的法译本，于是非常渴望见到马克思。在1880年初一个适当的时候，卡尔·希尔施把他介绍给了马克思。第二年，马克思经常在爱琳娜的陪伴下，与海德门一起在他德文郡宅邸的华美的家中进餐；海德门也会回访他（尊敬地称他为“十九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两个人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一谈就是数小时。海德门坚信英国的和平革命，他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但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劳动价值理论。他还是一个激烈的反俄分子，这一点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联系。然而，他们的友谊由于1881年6月的一次争吵而结束了。海德门当时刚刚出版了他的《民主课本：大家的英国》，该书倡导去中心化的自治帝国，认为在这样的帝国中，改革由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来进行比较好。这本书中有两章论述了劳动和资本，大量地吸收了《资本论》的思想，并在书的前言中进行了适当的致谢，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作家的著作’，但是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该书在民主联盟的成立大会上分发。马克思非常愤怒，因为海德门没有对他的著作表示更特别的感谢；他还感到恼火的是，他的思想出现在他对其整个方法并没有好感的著作中。海德门为自己辩解说，因为很多英国人如果知道这些思想是马克思的，就会减弱对该书的好感，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地向外国人学习。马克思对这种解释更为愤怒，于是淋漓尽致地写下了激烈谴责的文字，结束了他们的交往。”
另一件事就发生在马克思与海德门绝交后不久。“马克思由于1881年12月一本小册子的出现而感到愉快，该小册子是《现代思想的领袖》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是献给他本人的，作者是海德门的朋友——实证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在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中和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阐述中出现了很多错误，但它毕竟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同时，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伦敦西区对此进行了广告张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且这件事在燕妮去世前两天给她带来了快乐。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他的讣告登在《泰晤士报》上，内容出现了最荒唐的错误。当《资本论》英文版终于在1894年面世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年中，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的销售量一直极低。有记载的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这两件事从不同的侧面让我们充分见识了马克思是多么看重自己思想的名声——有人关注自己的思想，说它们的好话就高兴，反之，别人不关注自己的思想，不说它们的好话，或者虽然说了好话但没说到自己希望的份上，就恼火，甚至因此跟朋友绝交。这跟一个爱臭美的女人总是希望别人说她漂亮，反之就不高兴，就记恨别人，有什么分别呢？
好斗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四
一个专制、自大和虚荣的人，必定也是个好斗的人。马克思就是个例子。在广为流传的“马克思的自白”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对幸福的理解”，马克思的答案是：“斗争”。可见他好斗到何种程度。
翻开马克思大学时代所写的诗歌，里面充斥着对斗争的赞美和渴望。甚至于一想到斗争，年轻的马克思就会“脸上放出红光”。他在《风暴》中写道：“青春的热血在激荡，使我的脸上放出红光，我怀着满腔的渴望，期待投入斗争的风浪。”“我要把爱情、生命和全部精神/都融入这斗争的风浪——”
大学一毕业，马克思迅即就以斗士的形象亮相于社会舞台，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现存社会秩序“毫不留情”的挑战。
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下，这张报纸很快就被办成了一个激进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前沿阵地，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这期间，他不但亲自撰写了一系列具有鲜明论战色彩的文章，将矛头直指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封建君主制，以辛辣尖锐的笔锋针砭当时的社会现状，而且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者。该报撰稿人罗伯特·普鲁茨后来回忆说：“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结果，没几个月，《莱茵报》就因激怒了德国政府而被查封。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的好斗性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的文字生涯，二是他的政治活动。就前者而言，马克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口头暴力分子”。热衷于跟人打笔仗的马克思就象一只伸直了脖子，脸涨得通红的公鸡，不但频频向敌人发起进攻，而且还时不时地陶醉在自以为是的胜利中。正如威廉·布兰察德教授形容的那样：马克思“从对敌人的进攻中、对敌人的毫不留情中、用语言将敌人一点点的肢解的过程中获得了施虐的快感。他正准备摧毁资本主义体系，他能从对这一破坏的推想中获得真正的兴奋。”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也喜欢四面树敌，到处出击，甚至与人一言不合，就喜怒形于色。正像有人描绘的那样，“带着尖锐而辛辣的嘲讽，他在公开会议和私人聚会上向对手发起了进攻。他领导了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向其他的共产主义作家和宣传家发出了猛烈的批判炮火，将他们的主张炸得粉碎。”下面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例子。
马克思的第一次政治实践始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叶的布鲁塞尔，当时他一手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试图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与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架起一座互相联系的桥梁，这个通讯委员会便是后来所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雏形。
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魏特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虽然也主张推翻现存制度，但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并不相同。
1845年，魏特林来到了布鲁塞尔，为了争取他，新成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邀请他到马克思的房间里参加讨论。当时出席的人中，有恩格斯、日果、魏德迈等人，还有马克思在巴黎认识的俄国旅游者巴维尔·安年柯夫。事后，巴维尔·安年柯夫生动记录了马克思与魏特林这次见面时发生冲突的戏剧性情形：
我们随意地互相介绍自己，但是极为恭敬地提及了魏特林。我们坐在一张绿色的小桌旁。马克思坐在桌子的尽头，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他像狮子一样的头微屈在一页纸的上方；恩格斯，这位宣传工作中工人的同伴和同志（他把二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高大笔挺，英国人一样的高傲严肃，首先开始了发言。他谈道，有必要向那些全身心转化自己劳动的人们解释他们的观点，并就此达成一个普遍的、可以成为缺少时间和机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所有追随者的旗帜性学说。恩格斯的发言还没有完，马克思抬起了头，转向魏特林，说道：“告诉我们，魏特林，你在德国的宣传制造了这么大的声音：你证明自己行动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将来你打算把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热烈讨论的开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简短。魏特林似乎想在通常的自由谈话的气氛中继续讨论。他用一种严肃的、有点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他的目标不是要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用那些非常正确的理论（正如法国实践所表明的）打开工人们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令人恐怖的境况和一切不合理现象（它已成为压迫工人的统治者和社会的笺言），教给他们根本不要再去相信统治者的任何承诺，而只有依靠自己，以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团体形式组织起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恩格斯相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表达混乱，很不好，不时地重复、纠正、最后艰难地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要么得出来的太迟了，要么在命题陈述之前就得出来了。现在与他的听众完全不同于通常由于他的著作聚集在他的周围或读他的有关当代经济体制的报纸或小册子的那些人：因此他的发言和思维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了他，并且自己开始了回答的话，魏特林很可能会继续谈下去的。
马克思嘲讽的发言摘要如下：为了不给人们的行动以任何坚定的、深思熟虑的理由而唤醒他们，就要完全地欺骗他们。马克思继续说道，正如刚才提到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的发生只能导致受苦者最终的毁灭，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唤醒工人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学说（尤其在德国），那么这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它一方面冒充为富有灵感的预言者，而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特林苍白的脸缓和过来了，他恢复了生气，发言变得自如了。他用激动的声音充满感情地开始试图说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兄弟般互助的名义，把数百人集结在同一旗帜之下，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徒劳、毫无疑义。魏特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今晚受到的攻击安慰自己，即他记得他收到的从自己的祖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充满感激言辞的信，以及他认为自己谦逊的基础工作对共同事业可能比那些远离正在遭受和已经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思想的批判和重要分析更有意义。
一听到上面这些话，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呯”的一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上的灯剧烈地滚动起来。他“呼’地站起来，说道：”无知还从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们跟着他，离开了桌子。座谈结束了。当马克思异常焦躁、异常愤怒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匆忙离开了他和其他人回家了，我对自己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从事情的整个经过来看，讨论一开始，马克思就毫不客气地对魏特林提出了质疑，当魏特林阐述自己的想法时，话才说到一半，马克思又极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发言，并很不礼貌地开始对他进行嘲讽。接着，当魏特林为自己辩护，并向马克思发起反击时，马克思竟然怒火中烧，当场就跟魏特林闹翻了，使得这次见面不欢而散。这桩事虽说不大不小，但将马克思在政治活动中如何好斗的特点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自私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五
马克思离家上大学后，爱子心切的老马克思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中有16封被保存了下来，全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中。多亏它们今天我们才得以知晓，在老马克思眼中，他的儿子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为此，他在信中指责马克思说，“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
在老马克思的眼里，马克思的“自私”主要体现为对家庭缺乏应有的责任，“只为自己着想”。
首先是他始终不能及时认真地给家里写信。老马克思曾多次告诉儿子，能够收到他的来信是他和妻子生活中最盼望的一件事，马克思本人当然也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是在父亲生前，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做到过。这自然引起了老马克思的极度不满。
1835年10月13日，中学毕业的马克思告别父母去波恩读大学。爱子第一次离家，作父亲的当然希望尽早知悉他在外求学的详情，谁知马克思却一去渺无音讯。为此，老马克思十分生气地写信责备他说，“你走后已经有三个星期了，可是音信全无！你是知道你母亲和她担惊受怕的心情的，但是你竟漫不经心道这种地步！”“我重复一遍，你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此后，老马克思不止一次在信中表达过他对读到儿子来信的急切渴望。“别让我们再这么长久地等信啦。你那慈祥的妈妈需要鼓一鼓劲，而你的信对她的情绪有一种奇妙的作用。这个夏天她受了这么多苦，这一切只有完全忘记自己的人才能忍受得住，还能活下来——有时也给爱德华（注：马克思的弟弟）写几行吧”。
但马克思并没有接受父亲的批评，也没有回应他的恳求，依然常常几个月不给家里写信。即使偶尔写封信，也是语焉不详，缺乏内容，没头没尾，甚至连地址都没有。
让老马克思觉得儿子“只为自己着想”，对家庭不负责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用钱上的毫无节制。
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绝对算不上富裕，特别是在马克思读大学后，老马克思的收入还减少了，而支出则增加了。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还是拿出了家庭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给了马克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儿子的花费仍然经常“超过必要的限度”，有时甚至欠债，为此他不得不经常追加给马克思的费用，这让他很是烦恼。
他在1837年12月9日的信中抱怨说，“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象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同样的抱怨也见于1838年2月10日的信：“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二百八十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试想，虽非富家子弟，马克思的开销却比阔佬还大，而且从不体贴父亲挣钱养家的辛苦，这样的儿子当父亲的能不责备他“自私”吗！
马克思的自私不仅表现在他与家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表现在他与朋友的关系中。
就拿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来说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可谓亲密至极。自从1850年晚些时候两人在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不仅如此，多年来，没有稳定收入的马克思一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靠的都是恩格斯常年的经济援助。对恩格斯与自己的这份交情，马克思评价极高。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然而，1863年1月初，当同居十年的女友玛丽·白恩士因病去世，陷于极度悲痛而难以自拔的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我觉得我仅有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时，急需朋友安慰的他竟然没有从马克思那得到起码的同情。马克思在回信中只对玛丽的噩耗说了一句平淡的慰问的话，接着，便开始大倒自己的苦水：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帐给他，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又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孩子上街没有鞋子和衣服，“一句话，魔鬼找上门了……” 收到这封信，处在极度悲痛中的恩格斯自然恼了，一直隔了5天才给马克思复信，并在信中恨恨地说：“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早在这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还发生过一件更能证明马克思人品的事。
那是1850年，没管住自己的马克思让自家女仆海伦怀孕了。海伦没有结婚，眼见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人们即使不怀疑马克思，也会以为海伦怀的是外面的野种，那样他倒是没了干系，但却有辱“工人阶级导师”的家风。怎么办？马克思急需找个垫背的来为自己开脱责任，频繁出入马克思家门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他挑中的理想人选。于是，当孩子出生时，马克思说服他当了这个非婚生子的父亲。这个婴儿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非婚生子还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因此，尽管恩格斯为马克思背负了这个黑锅，但心里对这件事却始终耿耿于怀。临死前，他已不能说话，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与海伦所生的儿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当自己遇到麻烦时，让恩格斯为自己背黑锅，而当恩格斯遭遇不幸需要安慰时，却漠然处之，照旧拿自己的难处去麻烦对方，这就是马克思的真真实为人。称其为自私，不为过吧！
然而，最能够体现马克思身上自私一面的还不是他与家人、朋友等相处时的这些表现，而是主宰他一生的个人野心。
普鲁士陆军中尉K.福格特在回忆他印象中的马克思时曾这样说过，“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着罕见的优秀的智力和明显突出的个性。假如他有着与他的智力匹配的内心，假如他有着同样多的爱与恨，我就会为他赴汤蹈火，即使最后他表达出对我彻底的、坦率的蔑视，而他先前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了他的蔑视。他是我们所有人中间我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信任的领导者，因为他是一个处理大事时从不会沉湎于琐事的人。
然而，在我们看来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贵的灵魂。我深信一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尽管他的种种相反的保证，他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K.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观察可谓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不过，马克思的“个人的野心”究竟是什么，他没有明说。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当人类的救世主。
尽管马克思自称也自以为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这只不过是他陷于自我陶醉时对自己的一种误读，一种幻觉，一种欺骗。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带来解放，而且推动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深层动机，也并不是真想让穷苦人翻身，而是要借助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从而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换句话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追求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己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为了满足这种控制欲和虚荣心，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当成了显示和证明自己能耐的试验场，而被他捧上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他看中和驱使的政治工具。
信神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六
许多人只知道成年后的马克思是个有名的无神论者，对宗教始终持敌视和反对的态度，他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著名论断，为共产党国家打压宗教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宗教信仰在这些国家遭受迫害的苦难之源，但他们却不知道，上大学前的马克思也曾是一名信神的虔诚基督徒。
马克思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富有宗教氛围的家庭和社会，父母都是犹太人，双方都是有着浓厚犹太教传统的家族的后代。在马克思父亲这方面，“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注：拉比是犹太教社团的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都是马克思的先辈”，只不过他本人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受犹太思想传统的影响并不多。儿子出生后，马克思的父亲为了避开国家对犹太人从事法律事务的限制，方便从事法律工作，选择做了一名新教徒，并在1817年8月之前受了洗。
尽管马克思的父亲深受十八世纪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的影响，但他对上帝依然有着虔诚的信仰。他曾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过，“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
1824年，马克思也受洗做了一名基督徒。大约12岁时，他进了家乡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读书。这是一所耶稣会学校，同学中有五分之四的人是天主教徒，宗教是必修课程之一，约瑟夫·居佩尔牧师负责讲授这门课，也是他在1834年3月给马克思施行了坚信礼。从保存下来的特利尔中学学生毕业证书上看，校方对于马克思的宗教知识的评价是：“他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认识明确，并能加以论证；对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少年马克思，对上帝有着与一般基督徒相同的虔诚信仰自然是不足为奇的，而最能够证明这一点倒还不是校方对他的评价，而是他本人写于1935年夏天的一篇毕业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
这篇作文阐述了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类道德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围绕着这一主题，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信徒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为此，他列举了三方面的理由。
首先，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即使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出现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艺术达到了充分的繁荣，即使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对于上帝的信仰，没有和基督的一致，也无法具备真正完美的德行，和满足对于真理与光明的追求。
接下来，马克思的笔端转向了人性。他认为，“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尽管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经常会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会淹没我们追求美德的热情，生活的威力也会嘲弄这种热情，贪图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会排挤我们求知的欲望，虚伪的甜言蜜语会熄灭我们对真理的渴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与基督一致。
在马克思看来，与基督一致的最后一条理由在于“基督本人的道”。他写道，基督把自己比作葡萄藤，把人比作枝蔓，枝蔓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因此，基督说，离了我，你们就无所作为。”
阐述完以上三方面理由后，马克思总结道：“我们的心、理性、历史、基督的道都响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而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
在马克思看来，和基督的一致不是徒劳的，它能够产生的“最伟大的作用之一”，就是把人的德行提升到“超越于任何别的道德之上”的水平，从而使人的道德摆脱掉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变得更温和更近人情。而一旦达到这种道德水平，人就能泰然面对命运的打击，勇于对待欲望的冲动，无畏地忍受一切苦难的折磨。不仅如此，“和基督一致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童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
马克思的这篇作文得到了他的老师约瑟夫·居佩尔牧师的称赞。时隔一百七十多年，重读马克思的这篇作文，我们仍能感到约瑟夫·居佩尔牧师当年的首肯是有道理的。遗憾的是，跨入大学校门之后的马克思很快走火入魔，背弃上帝，成了一名无神论者，对自己原先的信仰大加挞伐，并由此渐渐走上了创立和宣传共产主义，祸害人类的歧途。
渎神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七
步入大学校门后不久，昔日信奉上帝的马克思很快就转变成了一个与上帝不共戴天的渎神的马克思。
在写于1836年左右的《愿望》一诗中，马克思直言不讳地宣布了与上帝的决裂：“你已经做出决定——对你说来，当然啰，天门将会为你敞开，你的精神将会长留在那儿——这全是一场空，要腐烂衰败！” “精神于我何有，天堂算什么？空空！你，只不过是永无结果的一个梦。要知道，蕴藏在我胸怀里的一切，不知时间为何物，也不知道天公——”“如愿意，你就去供奉上帝——你已经从他的内部站起，你不能够使我同他和解，我和他已经永远扬镳分离。”从上述诗句所表达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之所以决定与上帝“永远扬镳分离”，是因为在他看来，上帝也好，天堂也好，都不过是“一场空”，“是永无结果的一个梦”。换句话说，此时，他已彻底否定了上帝和天堂存在的真实性。
尽管所有的无神论者都否定神的真实存在，但他们并不一定仇恨神。可以说，那些既不信神又仇恨神的人，不是一般的无神论者，而是极端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便是这样的典型。
在《暴风雨之歌》中，马克思写道，“我在打破所有的锁链，我要向万里长空飞翔，我燃烧着烈焰般激情，要把全世界紧紧拥抱。”然而，让他倍感受挫的是，他的身体成了他“灵魂的锁链”，头顶的天空束缚了他的思想，“到处都给人世间的生活，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挫折感激起了马克思对创造世界的上帝的满腔怒火，他咬牙切齿地诅咒上帝道：“你，上天，塌下来，塌下来，我愿意同你一起垮台，我愿自己永远地成为，压成碎片的一堆残骸。”“当我快进入死神之国，我定要向上帝与生活，送上我最痛恨的诅咒——”
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敢于公开反抗天神领袖宙斯的著名人物，也是马克思青年时代崇拜的精神偶像。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普罗米修斯之口吐露自己的心声说：“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不仅是一个极端的无神论者，而且是一个战斗的极端无神论者。在成为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份子后，攻击有神论、批判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一度成了马克思生活中最关注也最卖力的一件事。
布鲁诺·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反对宗教的领军人物，也是马克思当年最亲密的朋友。他撰写的《复类福音书批判》不承认耶稣的历史性，把福音书描述为神话编撰故事。据《马克思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记述，1840年早期，马克思曾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编辑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并考虑亲自写一本类似的书。他还打算在波恩办讲座课程，反对天主教神学家海尔梅斯，后者曾竭力调和宗教和康德哲学。到1840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只是这本书后来因故未能出版。当时，他还想写一个滑稽剧，题目是《费希尔·瓦普兰斯》，以此作为手段反击K.P.费希尔试图用哲学证明有神论的合理性。
从1841年3月起，马克思还曾计划与鲍威尔一起创办题为《无神论卷宗》的评论，它将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对此，马克思的另一位朋友卢格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评论道：“布鲁诺·鲍威尔、卡尔·马克思、克利斯提安森和费尔巴哈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蒙太涅’，正使无神论成为他们的格言。上帝、宗教、永恒被从它们的王座上推下来，人类被宣告为上帝。”格奥尔格·荣克，一位成功的科伦青年律师、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则写信给卢格说：“如果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到一起创办一个神学——哲学评论杂志，上帝最好让他所有的天使围护着，耽于自怜，因为他们三个人毫无疑问地将把上帝赶出他的天国……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基督教是最不道德的现存宗教之一。”由此可知马克思当时射向上帝和宗教的子弹是何等凶狠了！
1841年11月，鲍威尔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在攻击黑格尔的幌子下，小册子意欲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革命者。戴维·麦克莱伦推测，马克思很可能本打算与鲍威尔合作写这本书，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作品。此外，马克思和鲍威尔还曾计划共同出版一本书——《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的关注点开始从宗教转向社会政治，尽管如此，他对神的敌视态度却终生未变。
戴维·麦克莱伦先生在《马克思传》中曾向我们讲述了这样小事：
1847年初，马克思的二女婿拉法格曾与专业镌版工人勒·穆修合作，后者曾发明过一种新型的复印机。他们打算一起开发这项专利。还有第三个合作伙伴乔治·穆尔，也是一位雕刻家。后来，拉法格和勒·穆修吵了架，马克思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和穆修合作，他的股份是由恩格斯支付的。1874年初，马克思因为专利的所有权问题也和勒·穆修发生了争执。为了避免公开的法律官司，他们决定把案件提交给仲裁人弗里德里克·哈里逊来了结。这位仲裁人是比斯利的一位实证主义者朋友，那时正从事律师职业。哈里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按着《圣经》发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乎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
彼时的马克思早已不再热衷于抨击上帝和宗教，但从他竟然将按着《圣经》发誓视为对自己的侮辱，甚至视接触《圣经》为污染这一极端反映来看，可见他心里对上帝的厌恶和仇恨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魔性的马克思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之八
马克思身上有着显而易见的魔性，那是种糅合了仇恨、毁灭、暴力等多种因素，并且包裹着恶的内核的混合物。
老马克思曾在一封信中不安地告诉儿子：“当我想到你和你的未来时，我的内心就充满喜悦。但我有时仍不能摆脱那使我感到害怕的忧郁而纷乱的念头。因为有时在脑海中会象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注：指马克思的未婚妻燕妮）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因为，显然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并不是附着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魔鬼呢？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这一疑虑使我心里感到十分痛苦。”
老马克思的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完全是事出有因。因为在马克思当时寄给他的大量诗歌习作中，非但屡屡出现魔鬼的身影，而且明确表露出了对它的认同和依附。下面这首《小提琴手》就是个再确凿不过的证据。
“琴手呵琴手，你为何奏得如此急切？
为何你怒目环视？
为何你热血沸腾？
琴手呵，你可要把琴弓摧折！”
“何必问我如此拉琴？请看一看海在咆哮！
它冲向巉岩，声若惊雷，击得粉碎，
我也要拉到双目失明，胸膛迸裂，
让灵魂沉入地狱，带着余音回旋！”
“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揉碎心，
英明的上帝赐予你的艺术，
你该把它化作乐曲飞上九天，
让它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
“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
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
是上帝不懂也看不起那艺术，
它从冥冥地狱爬进头脑里面。
我从魔鬼那里买来这生机勃勃的艺术，
它使我魂飞心醉。
魔鬼为我击拍还用粉笔谱曲，
我得如痴若狂演奏死神进行曲，
我得日日夜夜拉琴，
直至弓弦使我肠断肝裂。”
熟悉马克思早年诗作的人都知道，与“歌手”和“船夫”等形象相同，马克思在写诗时也常用“小提琴手”指代自己，因此这首诗其实就是马克思的自画像。按照诗中马克思对自己的描绘，他演奏的不是上帝赐予的“飞上九天”、“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的“乐曲”，而是从魔鬼那里“买来”的，从“冥冥地狱爬进”自己“头脑”中的“死神进行曲”。更重要的是，魔鬼不仅为他“击拍”，还用粉笔为他“谱曲”。尽管“上帝不懂也看不起”这曲子，它却让自己“魂飞心醉”，“如痴若狂”。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已完全拜倒在魔鬼的脚下，犹如被它附体了一般。
仇恨是构成马克思“魔鬼般性格”的一个基本元素。
首先被马克思仇恨的是上帝，是神，但他的仇恨并不止于此。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因为仇恨上帝，马克思对上帝创造的人自然也很仇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态度与撒旦教十分相像。
在马克思眼里，人类不过是一堆“垃圾”。他说，“没有人来拜访我，我喜欢这样，因为现在的人类是粗言秽语，他们是一群混蛋。”
在各种各样的人群中，马克思最鄙夷憎恨的莫过于有钱有势的人。不仅如此，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自己的民族也十分仇视。1856 年，他在刊登于《纽约论坛报》的《俄国贷款》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象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名耶稣会成员一样。耶稣会的军队扼杀了所有自由思想，于是，这被压抑的世界的欲望有机可乘了，若不是因为那些偷窃全人类财产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也无需挑起战争。怪不得1856年前，耶稣要把放高利贷者逐出耶路撒冷圣堂。他们就象暴君和暴政背后的当代高利贷者，他们的主体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能危及这世界的生命，这一事实，使我们必须揭露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企图，以此臭气唤起全世界工人与他们作战，并将这癌肿彻底消灭。”试想，这种论调跟希特勒有何分别？
马克思还给黑人贴上“白痴” 的标签，在私人信件里，他还经常使用侮辱性的词“黑鬼”。他称拉萨尔为“犹太黑鬼”，并很清楚地表明，这不只是针对一个人的蔑称而已：“对我来说，这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因为他的头形和头发纹理显示，他是那些参加了摩西的出埃及之行的黑鬼的后代，除非他老妈或祖母跟黑鬼杂交过……这家伙的粗鲁也跟黑鬼一样。”
更让人吃惊的还在于马克思对亲人的无情。当燕妮九十岁的伯父因病临近离世时，垂涎其遗产的马克思竟然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条狗”死后，马克思于1855年3月8日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昨天我们被告知，我妻子那90岁的伯父死了。我妻子将接收大约一百塔勒；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马克思身上的魔性还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毁灭欲，这在他的青年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很喜欢复述《浮士德》中恶魔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这句名言。在他早年的诗歌中，“毁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他曾在《致燕妮》中直言不讳地宣布：“我几乎无法把七弦琴弹响，因为胸中热血在奔腾激荡，如今我可以嘲笑众神，我有了毁灭一切的胆量。”在《感想》中，马克思甚至对毁灭高唱赞歌：“在遏制不住的运动中，太空把一切侵吞，从毁灭的废墟里，一个新世界在诞生。”
那么马克思究竟想要毁灭什么呢？除了上帝的“永恒之乡”，他敌视的现实社会当然是一大目标。他在《人的自豪》中直言：“面对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在《圣经》里，魔鬼被天使投入了无底的地狱；而在马克思笔下，戏剧《乌兰内姆》里的人物卢钦多则想把人类投入地狱。他恶狠狠地说：“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碎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马克思笔下的另一个戏剧人物——《乌兰内姆》的主角乌兰内姆则赤裸裸地表示要把整个世界都毁灭掉。
与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前辈不同，马克思对暴力有着不同寻常的偏爱，这也是他最为钟情的毁灭方式。
在《小提琴手》一诗中，面对着“如痴若狂”演奏着“死神进行曲”的小提琴手，有人劝道：“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揉碎心，英明的上帝赐予你的艺术，你该把它化作乐曲飞上九天，让它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不想这善意的规劝竟一下激怒了小提琴手，他一脸杀气地答道：“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一言不合，就要以剑取对方的性命，而不是与之进行平和理性的沟通，可见其暴戾的程度。
马克思对暴力的偏爱后来更集中地反映在他对暴力革命的鼓吹中。而在这方面又以他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最为赤裸裸，也最具代表性。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这段话把一个恶狠狠的黑老大般的马克思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他不但宣布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且还毫不掩饰地用暴力对统治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1849年，马克思在为《新莱茵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对“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坦言：“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马克思还曾把在沙俄因为犯了杀人罪而被处决的恐怖分子称为“不朽的烈士”，或 “惊人能干的伙伴”。为什么共产党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看了马克思的这段自白，你该明白源头了吧。
跋
马克思身后一直有两个形象——一个是我们熟知的经过党文化精心塑造过的失真的马克思，一个是鲜为人知的真实的马克思。前一个马克思被称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共产党不但把他当作自己的上帝来顶礼膜拜，而且还想要人们也匍匐在他的脚下。后一个马克思则是典型的自大狂，他敌视和反对一切神灵，不但专制虚荣，而且好斗自私，魔性十足。他之所以要与资本主义为敌，归根到底并不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是想要充当人类的救世主，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可想而知，发端于这样一个人的共产主义运动怎么可能不带有自大专制、虚荣好斗和自私魔性的劣根性呢？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与生俱来就是邪恶的，它带给人们的为什么不是许诺过的幸福，而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只是粗浅地勾勒出了鲜为人知的马克思的若干侧面，更多的真相还有待人们去不断挖掘和还原。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研究马克思的生平时，笔者曾受到威廉·布兰察德教授的《革命道德》、戴维·麦克莱伦先生的《马克思传》和Von Richard Wurmbrand先生的《马克思和撒旦》等书的有益启发，本文更多处引用了它们的相关内容，在此特别致谢！
（六）
谢选骏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用21世纪的语言来描述马克思，那么最恰当的说法就是“恐怖分子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所有暴政里，其实都有马克思的尸骨。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荒谬中，其实都有马克思的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