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18年3月25日星期日
谢选骏:美洲殷商
(一)
《25万殷商军民东渡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祖先》说:
印第安人和华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智利等地的印第安人称小孩子为“娃娃”,墨西哥印第安人称“你、我、他”为“宁、内、侬”,称“河流”为“河”,哥伦比亚印第安人把船称为“赛舨(chamban)”,而中国至今仍将一种轻巧的木质小船称为舢板。而阿拉斯加的因纽特那留着垂髻的男孩,与华北小儿毫无不同。
至于在美洲的古物中发现中国文字则早已见惯不惊了。古代美洲留下的石刻书法,与中国的甲骨文及金文极为相近,有些字的写法简直与中国甲骨文一模一样。更令人惊奇的是:奥尔梅克遗址拉文塔的祭祀中心的地下出土的16尊翡翠雕像,这些雕像人的面孔形似中国人,且头颅系人工改型的高长头。这种高长头正是殷商所崇尚的习俗。这16尊雕像的其中15座黑色玉雕呈同心圆排列,面向一红色玉雕像。红色玉雕像后立着6块玉圭板,圭板上刻有类似商殷甲骨文和金文的字迹。
据专家考证,这些玉圭板上刻的正是殷人先祖的名号。如果印第安人真是殷人移民,那么几千年前的那一天该是多么的悲壮,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沿海的某个地方出发,经历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终于到达那不知名的远方。
殷商大军失踪之谜
公元前1047年,殷商帝辛(即历史上有名的纣王)三十二年,周武王观师于孟津,准备伐商,纣王急召贵戚微子、箕子及攸侯喜(攸,同条,地名,侯是爵位,喜是人名)等勤王。帝辛三十三年,周军渡孟津,时商军主力十余万精锐正由攸侯喜统率大举进攻东夷,大军不及调回,帝辛遂派70万奴隶与周军战于牧野,不料奴隶于阵前倒戈,商军大败,周军入朝歌,帝辛登鹿台自焚,商亡。
商亡之后,殷军统帅 攸侯喜 在条(一般认为在今淮宁县,也有人以为在安徽宿县附近)的主力军10万人,林方、人方、虎方等部落的15万人,共计25万人,突然全部失踪,下落不明,成为殷商历史的千古疑案。
而几乎在殷军失踪的同时,奥尔梅克(Olmeca)文明突然在万里之外的中美洲兴起,专家发现,这个文明具有浓烈的殷商文明特质。清朝在调查一些印地安人时,他们声称具有中国血统,是殷人后裔,叫殷福布族,是3000年前从天国,经由天之浮桥 到达这里的。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东海经朝鲜海峡,到日本列岛,到千岛群岛,经勘察加半岛南端,到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直达阿拉斯加,其间岛与岛的相距,大都不过十几二十海里,真正是一座北太平洋上的浮桥。天之浮桥就是以小岛为跳板的迁徙史。
最有力的证据是美洲西海岸发现了殷商人东渡时的遗物——石锚和石锛(类似斧形的石制品)。1975年,美国潜水员在加利福尼亚海底先后捞起10多件人工石制品,经专家测定,这是来自亚洲的早期船锚,大约有两三千年历史。1980年,美国学者将其中5块“石锚”岩样标本寄给中国,希望能测其产地。后经我国学者考察断定,该岩样与台湾中、东部地区的石灰岩同属一类。据此,中外学者认定加利福尼亚发现的石制品为殷人航渡美洲时的遗物。
墨西哥的“金字塔”是很有名的。不过,它与埃及的金字塔不同,仅仅锥型近似,却不具备棱状特点。位于吉林集安县的“将军坟”,外型却与墨西哥的金字塔一模一样。这个“将军坟”被称为“东方金字塔”,是一座高句丽王陵。该墓呈方形,有1100多块精琢的花岗岩石条砌筑成土级阶坛。底边长31.58米,高12.40米。墓室设在阶坛第五级中央,墓顶周边等距离排列着圆形柱洞,还遗有灰色瓦当和板瓦,可知墓顶原有祭堂之类建筑。这些特点均与墨西哥金字塔相同。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殷族部落起源于易水流域,殷人的远祖王亥曾活动于邻近“有易”一带。考古学家还在今日易水流域之易州(河北易县)发现了殷族遗存,证明了殷族之一部,直到铜器时代,还定居在那里。 《诗经·商颂》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殷族的另一祖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至相土时,殷族的大本营已到“海外”“有截”之地。翦伯赞断定,在相土时,辽东半岛或朝鲜半岛一定有一个“有截”的氏族。“商颂”又云:“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证明“有截”与殷族有亲近的血缘关系。商亡后,箕子奔朝鲜,这说明周武王灭商后,殷族部落开始退回老家,墨西哥金字塔和“将军坟”的相似,是不是证明了和殷商文明的亲缘关系呢?
1953年墨西哥出土了16尊雕像和6片玉圭,雕像的面孔极似中国人,且头颅系人工改型的高长头,按《晏子春秋》云:“(商)汤,长头而寡发”,可知高长头是殷民族所崇尚的习俗。玉圭上刻有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字体,据学者考证,这些文字是殷人先祖的名号,说明到达美洲的殷人没有忘记祖先,仍时时祭祀。
印第安人的语言,与汉浯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印第安人问候语“YIDIAN”为“殷地安”,意为“殷地平安”或“殷地安阳”,是询问家乡是否安好的礼貌用语。印第安人传说中的“HOSI”王即殷末军事统帅攸候喜,殷福布族居住地“CHIHUAHUA”为“羲华华”,意为伏羲氏或华夏人之后。玛雅语称“人”为“镇”或“银”,与汉语发音接近。更令人惊奇的是墨西哥的一些印第安人称“花”为“HUA”,发音与汉语完全相同。哥伦比亚印第安人把船称为“赛舨(chamban)”。
印第安人的四种本领:制陶术、雕刻巨石术、农耕术、屋场建筑术,都充分反映了中华上古先民的基本技能。制陶术,是中华先民最先发明最拿手的技艺,中华先民走到哪里,就把制陶技术带到哪里并发扬光大;雕刻巨石术,这其实就是中华南方雒民(粳民)——水稻先祖石头祖母崇拜的延伸——萨满教图腾石柱文明在美洲的再现;农耕技术,挖运河,灌溉农田,这是典型的中华南方水稻农耕民族的生产技术;建筑技术,中华先祖无论是在南方、中原还是到了蒙古高原或西伯利亚,都能因地制宜建造居住场所,南边的杆栏式建筑、向北的石屋土坯砖房、更北的雪松厚板屋等。用海贝等做为相互交换的“货币”,这与四川三星堆、殷商时期非常吻合。种种迹象表明,是东渡美洲的殷人影响了当地土著人的语言,才在印第安语中保留了这些汉语词汇。
1956年郭沫若访问日本,与小竹文夫教授谈论殷帝辛的功过和殷人东渡,郭沫若说:“殷纣王开拓东夷、淮夷、虎夷(人方、林方、虎方),功垂千古。今天中国有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浙闽、广州等领海之域,是帝辛开辟的。”小竹文夫说:“当帝辛做这伟大的工作时,周武王由西边进来了。”郭沫若说:“于是殷军没有退路,就只有东渡,征人方(今山东、江苏一带)的攸候喜是惟一领导殷人东迁及东渡的可能者。” 董作宾是欧阳可亮的老师,他对欧阳可亮作的《殷帝辛日谱》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攸候喜征服东夷林方、人方、虎方、粤方,迁殷民十五万与林方、人方等同化,武王灭商之际,东夷殷军民从此失踪,虽无从查起,但东夷之东,亦即东方,殷人东渡当在美洲。”
1986年《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说我国学者在华东、华中以及东北地区发现了一种名为克锡塔的异常血红蛋白,与外国学者从印第安人中发现的异常血红蛋白属同一类型。这说明中国人与印第安人存在某种血缘关系。近几年,部分中国学者又破译了秘鲁纳斯卡山地上的神秘线条,认为这些线条的制作动用了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正是东渡的殷商人教给当地人学会了罗盘技术,才画出了这巨幅图案。印第安人从血缘上来说,是华人后裔和南美土著的混血后裔。
HOSI王——攸侯喜
1922年,欧阳庚任中华民国第一任驻智利公使,见公使馆的马车房后面有三亩涕竹,很奇怪,因为涕竹原是中国福建广东的植物群,截其二节,剖为两半,即可以为舟,甲骨文中的“舟”字,就是涕竹舟的象形。他问印地安仆人这些涕竹是从哪里来的,仆人说:“从前圣地亚哥这地方有一半全是涕竹,后来砍掉盖房子发展为城市,涕竹就很少了。注:涕竹原是中国福建广东的植物群,当年殷人25万人东渡,连同竹笋一起,将此物种伐光,带到了美洲。
仆人说:涕竹笋是印地安人的祖传外伤药,是HOSI王3000年前不知从什么地方带来的,现在INCA(印加)的HOSI医师用涕竹笋治外伤瘰疬,用针灸治内科百病。注:印加(inca)读音就是殷家,和客家(haca)一样,汉语标记太明显了。
25万殷商军民、东夷百姓分25部族,分5路行动,每路中都有方夷舟师,每五族由一个王族率领。这五个王族即飞鹰族、飞虎族、飞蛇族、飞龙族、鸟兔族……
为行动方便,分别由攸喜候(HOSI)和摩且(MOCHE)率领泛海。
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逃亡,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大移民。他们老少相携,患难与共,在茫茫的海上,舍死忘生,奋勇前进,他们不可能全部到达,但是他们终于到达了,新生了,写下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这批殷商军民在美洲登陆后,他们在扶桑日出国(近日的墨西哥),按照故都安阳的格局,重建了一个国家。把新都边上的那条河叫做洹河,与家乡的安阳河比美。推攸候喜为最高君长。后来因为地震,迁到智利的安第斯山中建立殷家(印加INCA)王国;另一部分登陆的殷民,则在秘鲁北部建立了摩虞候执政。他们在异地重建了国家之后,认为故国之情不可忘,于是规定每人见面时必互称“殷地安”,就是家乡好的意思。
这批漂洋过海的中国人,他们带去了东方的文明,成为了印第安人的祖先。他们为后来的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打下了基础。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他听到当地人互称殷地安,以为到达了印度,闹出了大笑话。
智利国家图书馆珍本藏书中有关于HOSI(侯喜)王和MOCHE(摩且)王的故事。
公元926年,日升国毁于地震。遭受严重地震灾害的族人,南下秘鲁,投奔MOCHE王,想求MOCHE王资助,重建家园。谁料到贪婪的MOCHE王不但不给他们帮助,还要把他们统统收编为奴隶,供MOCHE王族役使。
消息传来,难民非常震惊,这时,有一位HOSI族医师,从安第斯山下山,一路高唱《HOSI王歌》,“二十五族为兄弟,跟着HOSI过天之浮桥岛,途中艰险不能忘,分发麦黍众相亲,兄弟莫将兄弟辱,天国再建冬复春……”
HOSI医师直唱到MOCHE王宫廷,围观人众,皆痛不欲生。歌声传到宫中,MOCHE王听了,悲痛欲绝,哭着迎接侯喜医师,释放奴隶,捐出黄金珠宝,交给飞鹰族兄弟,让他们重建家园。难民们返回故地,建日平旦国。
日平旦国建立经过,墨西哥政府有全部记录。HOSI医师唱的歌,连发音都有记载,很像汉语的一字一音。而他所唱的,显然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上大迁徙。
关于古代中国的船舶工业
据《中国航海史》介绍,古代先民从山东半岛渡过渤海到达朝鲜半岛南端再借右旋环流航运到日本北部出云地区,趁北太平洋暖流东航的。这条海流在北纬35°左右,常年为西风带。东流,顺风顺水,海流速度为每天25海里左右。一直可漂到北美西海岸。当时我国沿海各民族肯定是掌握这一规律的。
商代的造船业已经有高度发展,人们要不断向沿海推进,就非得造船不可。据历史记载,由姜太公指挥的那场灭商之战,一夜之间,800诸侯、300兵车、3000虎贲,4.5万甲士渡过黄河,直扑牧野,仅用了47条船,可见当时船舶的大小和载重量。
今天的南美,混种人血统占据80%甚至90%,其中有白人、黑人、黄种人多种基因。而越是往西,黄种人血统就越明显。印第安人也分为很多种,玛雅人就是印第安人的一个种族。上更是具有亚洲蒙古利亚人的特征:头发硬而直,汗毛较细弱,颧骨突出,面庞宽阔,肤色比较深。遗传学家还测定出蒙古种族人体中线粒体DNA的四类变体基因俱全,而美洲印第安人身上的DNA也有四种变体,各代表一种突变形式,这更加证实了印第安人与亚洲人血缘特征的同一性。
印第安人做饭时,仍喜欢使用质地粗糙的陶罐、石碗、木勺。有人生病时,他们采来草药,或将其点燃对病人进行烟熏,或煮汤为病人沐浴。
(二)
《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器匡谬——兼论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说:
1992年2月28日的《华声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美洲奥尔梅克玉圭商殷文研究——中华文明东迁美洲的文字学论据》的文章(以下简称《研究》)。该文考证后认为,美洲奥尔梅克文化拉文塔遗址出土的6块“玉圭”上所刻的图案,是用殷商文字所写的商代祖先名号,由此证明殷末将领率众东渡美洲建立新家,将中华文明带到新大陆,“哥伦布又焉能与此相比!”该文在同年第7期《新华文摘》及其他许多报刊上被广为转载,影响不小。因此,其谬误之处应予纠正,勿使以讹传讹。
奥尔梅克文化是美洲最早的文明,年代为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300年。拉文塔是奥尔梅克文化后期主要遗址。拉文塔(La Venta)是现在的西班牙语名称。我们目前尚不知道奥尔梅克文化时期的人们所讲的讲言①,因此,这个遗址在奥尔梅克文化时期名称已无可稽考了。所以,《研究》说“文塔”速读为“家”,表明殷末将领东渡美洲后在此建立新家,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拉文塔是个大型祭祀中心,在第四号祭坑,发现了16个石雕人像和6块玉版(《研究》称之为“玉圭”)。对于这6块玉版,发掘报告是这样描述的:
其中4块玉版为浅灰色,其质料及加工方法表明,“这四块玉版很可能是从同一块玉石板上剥离下来的。”在这4块玉版上都有图案,这些“残留的图案显然包括一些奥尔梅克文化的共同因素。第1号玉版上所刻的是局部图案,这些局部图案可能是一组图形中的一个部分。第2号玉版的主题更像是死板的几何图案,但它们可能是原先那块玉石板上一条边的某种装饰图形。第3号玉版显然是一个人像的一部分。第4号玉版几乎可以肯定是与第3号玉版联系在一起的,上面所刻的是一个精致的头饰图案。另外两块玉版的玉石质地与这四块不同,第5号玉版为略带绿色的淡灰色玉石,第6号玉版为浅灰——蓝色玉石。这两块玉版上也都没有任何装饰图案的痕迹……第5号玉版上的一些迹象表明, 它实际上大概用作工具。”
根据发掘报告,我们可以确定以下事实:
1、在此6块玉版中,只有4块是有图案的。因此,《研究》说另外2块“文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是毫无根据的。
2、这4块玉版上的图案,不管它们是不是文字,都是不完整的。《研究》把这些不完整的图案判定为完整的殷商文字,其基本前提就是错误的。把这些本来就不完整的图案考释为殷商先祖名号及东夷人族号,更是荒唐至极。
3、《研究》说“六圭白色、十五尊玉雕黑色,一尊红色。这种崇白、尚黑(玄)、贵红(太阳崇拜)的习俗,恰为殷人习俗”,这些遗物表明殷人“东渡美洲后的根思之念”。但发掘报告告诉我们,这6块玉版根本不是白色的。至于那16尊人像,发掘报告说,或为砾岩,或为蛇纹岩,或为灰色的玉石,与《研究》的说法也不大相同。
4、发掘报告也介绍了对第4号祭坑的认真发掘过程,当时所有的人像及玉版都有明确编号,也拍了现场照片。我们不知道《研究》凭什么说:“可能是陈列者的疏忽,或发掘者打乱了圭版的放置顺序。”
5、退一万步说,即使这6块玉版上确实刻有殷商文字,那么也不是《研究》所说的那种殷商文字。因为对照发掘报告上的图案,《研究》所依据的图案是不正确的,错误的。《研究》是在根据一些本来就错误的图案进行考释,所有的结论自然也就是错误的了。
最后,除了玉版本身外,《研究》还有许多错误。如该文说,殷人到达美洲后,“念念不忘殷地安阳,至使‘殷地安’成为口头禅,约定俗成,相沿传袭。”后来哥伦布来到美洲,“因听他们讲‘殷地安’,就以为是到了印度”,故称其为印第安人。只要稍具历史常识的入都知道,哥伦布绝对不是因为听到当地居民口中念叨“殷地安”而称他们是“印第安人的”的。
《研究》的本来目的是要“破译解读”奥尔梅克玉器上的图案,“以匡天下之大谬”。但作者不去查找原始的发掘报告,而是依据错误的图案,结果又造成了一个“天下之大谬。”
除了《研究》以外,国内还有些人持类似观点,如认为被商朝打败的东夷人逃到美洲,或被周推翻的殷遗民来到美洲,或被中原王朝打败的百越人逃到美洲等。①更有甚者,竟说“李白在美洲吸过烟草”②。在国外,也有很少一些人持类似观点,如认为奥尔梅克文化源自中国,③或南美的查文文化来自商文化等。我们借此机会,就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再作-—些说明。
首先,这类文章所依据的材料往往有问题。如上文所说的拉文塔第四号祭坑中出土的16尊人像,有人说:“其面型都是中国人的样子”。④但从发掘报告上看,这些人像的特征,如头颅特长,根本不像中国人。还有人认为,美洲蒂瓦纳库城发现的人像类似于中国河姆渡第二层出土的人像,据此证明古越人到达美洲。但是,我们知道,河姆渡第二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而蒂瓦纳库城的年代是距今3600年,两者相距2000多年;有的文章竟然说它们在“时间上也基本吻合”。⑤国内一些文章说,在美洲的博物馆中陈列有中国王莽时代的钱币,并由此论证中国人到达美洲。但据本人所知,美洲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古钱币为北宋时期,而且这些古钱币都是近代流入美洲的。⑥70年代,美国发现了据称是3000年前的中国石锚,这些石锚曾作为古代中同人到达美洲的有力证据而在国内外被广为引用。但国外新的研究表明,这些石锚是19世纪的。⑦国内的学者最近也指出,这些石锚并非中国所产。⑧
其次,许多主张古代中国居民到达美洲的人,往往根据器物形状的类比进行论证。但是,离开了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地层年代进行简单的器物类比,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例如,美洲的太靖式(Tajín)纹饰与中同周、秦时代的一些器物纹饰非常相似,甚至很难区别。但太靖式纹饰的年代为公元300——700年,离周、秦太远了,不能证明相互的交往。再如,在奥尔梅克文化与中国商代的器物上,都有大量的猫科动物形象,其艺术表现手法也十分相似。这一事实也常常被引作古代中国与美洲交往的证据。但是,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文化在表现媒介上的区别:美洲的动物纹饰主要刻在石头上,商朝的动物纹饰则主要表现在青铜器上。另外,虎这种猫科动物在奥尔梅克文化中是主要的崇拜对象,具有祖先图腾的意义,而商代的祖先图腾则是鸟,商代器物上的虎纹只表示辟邪。
其三,人类学的材料也无法证明古代中国居民曾大规模地来到美洲。在美洲,特别是中美洲,几乎是100%的O型血,没有B型血。但东亚则是世界上B型血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区。1981年以后的调查表明,我国华北汉族的O、B,A型血比例分别为;33.44%、29.37%,28.44%。如果古代中国居民曾大规模地到达美洲,那么,势必要造成混血,中美洲地区也就不会出现100% O型血的事实。此外,美洲印第安人对欧亚大陆的一些常见流行病(如麻疹)普遍缺乏免疫力,这也说明美洲印第安人与欧亚居民长期隔绝。
最后,如果承认古代中国居民与美洲有过交往,那么,将会面临着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中国商朝以发达的青铜器著称,而奥尔梅克文化则没有金属工具。难道商遗民到达美洲后,就把青铜术遗忘了吗?中国人如果到达美洲,最先应当到达太平洋沿岸,而奥尔梅克文化却位于墨西哥湾沿岸,在美洲西海岸没有发现中国居民的遗迹。这些中国人是怎样穿过美洲陆地到达东海岸的呢?这类问题还有很多。要想证明古代中国居民到达美洲,就必须回答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无疑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但要证明这一点,必须依靠确切的材料,而不能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更不能将严肃的科学研究当作神话奇谈。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们还不能证明这种交往的存在。即使这种交往确实存在,其世界历史意义也不能同哥伦布的“发现”相比。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在于勇敢地面对现实和积极地开拓未来,而不是夸张自己曾经有过的业绩。
(三)
谢选骏指出:历史问题也许是无法真正澄清的,但是对于历史的澄清努力,却可以创造未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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