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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2日星期二

谢选骏:作茧自缚的人类文明



《人造卫星正在成为我们探索宇宙的障碍》(BBC 2020年12月20日)报道:


想像一下你是一个天文学家:花大量的时间观察银河系远端的新星球和星体;收集目前所知的宇宙最远处的数据;还要监察彗星。


你的视野如同宇宙一样广阔;你有世界上最先进也最昂贵的天文望远镜可用……可是,你的视线却受阻。


这正是梅甘·多纳休教授(Megan Donahue)面临的事情。她研究银河系的群聚,也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天体物理学。


“有10万颗光明、闪亮,还会移动的‘星星’在天上会造成灾难,”她说。她指的是一群正要发射上天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它们形成了一片人造的巨型星座。多纳休教授同时是美国天文学会(American Astronomical Society)会长,该学会最新的报告得出结论,“由于(人造卫星)严重的干扰,一些天文现象将肯定会被错过。”所以,什么类型的重大观察将有被错过的风险?“我们监察天空中飞过来的小行星,”她说,“这将左右人类的生存。”


“它在破坏我的研究”


最近数周,几乎每一天都有私营公司发射卫星上天的消息。美国航天制造商SpaceX(由伊隆·马斯克所有)已经将650枚“星链”(Starlink)卫星发射上近地轨道,这个计划总共有1.2万枚卫星要发射;全球通讯公司一网(OneWeb)则已将其计划的4.8万枚航天装备中的74个发射上天;亚马逊(Amazon,美国线上零售及跨国科技公司)表示,他们亦想发射自己的3236枚卫星。


一旦它们全都按计划完成,仅此三家公司就已有超过6.3万枚新卫星。这还不包括在俄罗斯、中国等各个地方的其他机构,它们也在排着队准备发射它们自己的设备。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天上飞行这些机器,主要用于改进地方上的电子通讯。但是,这些人造卫星群有一个负面作用:它们会遮挡天文学家的视线。


多纳休教授说,卫星几秒钟的闪烁,可能就会令多年的研究付诸东流。


我们应该担心吗?当然应该! 因为从研究远方星系当中所能了解到的信息(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它的密度以及质量等)可能会为带动更先进的技术开发,从而令所有人的生活更美好。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多纳休教授不得不首先要捕捉到一些你所能想象的最微弱的光——这样做需要最特别的天文望远镜。而这些设备,在人造的光源面前是极度脆弱的。


“在我试图要从离我们几十亿光年远的星系那里捕捉到那些微光时,人造卫星会造成一些过度曝光的巨大光线,穿透非常敏感影像,”多纳休教授说。换句话说,她那些精密的图片被卫星的强光给烧毁了。有时候“通常要很多分钟完成的整个曝光会被破坏,然后它甚至影响之后用同一个设备进行的曝光,”她说。


“光弹乱入”是“天文学的灾难”


那么,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人造卫星在“乱入”破坏天文学研究吗?“是的,那是其中一个理解,”多纳休教授说,“它实实在在地用光架设了一道屏障,阻止公众资助的宇宙科学研究:星球、小行星、星体、星系,一切东西!”


这位天文学家表示,“不用很多家公司一起,就能使夜空充满各种光线”,从而破坏“数十亿美元的公共经费”。一个重大牺牲品可能就是薇拉·鲁宾天文台(Vera Rubin Observatory)——过去曾被称为大型综合巡天望远镜(LSST)——仍在建造中的它位于智利的艾尔基谷,这个地点的选择是因为它原本清净的天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最首要的新望远镜,而它将会悲剧性地受到这些卫星的影响,”多纳休教授说,“(人类)需要有所行动来令它们对天文台带来的灾难少一些。”


关乎人类存亡


但是,受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她的工作。“它关乎人类的存亡的事,”多纳休待援说,“我们监察天空中飞过来的小行星和彗星。”现在,这些东西撞击地球的机会非常低,但仍然是有切实可能性的。


就在9月,两颗体积相当于半个埃菲尔铁塔的小行星——被浪漫地命名为2010 FR和几天后的2020PT4——以每秒八英里的速度掠过我们的星球(这个速度相当于在7分多钟里从纽约到达伦敦)。


美国太空总署(NASA)将这类太空石块列为近地物体(NEO),称它们是“潜在危险”,因为在未来它们的轨道有可能更靠近,从而与地球相撞。


这就是为什么太空总署一直在监察很多其他被认为有风险的小行星——尽管它们撞击地球的机会非常小——并且有机制会在需要时将它们击出地球范围。


这也是为什么提前预警能够大大地增加你生存的机会,多纳休教授说:你越早发现一个模糊的物体向你移动,你就越有机会避免灾难性的撞击。


夜空中的污染


“谁拥有天空,谁又有资格说谁有权在天上放光?”多纳休问。她说,各企业用人造卫星挤满太空,“破坏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夜空”。她还表示,除了生存威胁,我们可能还会因此错过无数令人兴奋——而且有用——的新发现,“不可逆转地永远失去一些机会”。


但是,卫星有可能被送到一个没那么多问题的轨道吗?“即使这些公司的所有人都同意只使用近地轨道(海拔500至600公里以内),”多纳休教授说,“这些物体仍然会被看到,并且在日出前和日落后的很多个小时里能够在太空中反射太阳光。


如果这些公司选择使用高海拔的轨道呢?“那问题就会更严重。像薇拉·鲁宾天文台(VRO)这样的天文台,在夜间拍下的照片里,将几乎每一张都会有杂物,”多纳休教授说。而这不仅仅是在智利有发生,它真的有国际性的影响。


记得那张突破性的黑洞照片吗?距离5亿万亿公里,地球上没有任何足够大的天文望远镜能够捕捉到那些太大、太远或者太大又太远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将几张用地球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连接起来——就像他们在黑洞项目上所做的那样——你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一个超大天文台,将彼此获得的数据和其他讯息拼起来,拼出一个过去不可能拼出来的天空。“VRO是一个天文台系统里的一部分,”多纳休教授说,其他建在地面上的大型天文台,比如极大望远镜(Extremely Large Telescopes)和巨型麦哲伦望远镜(Giant Magellan Telescopes)等,将会依赖VRO的各种发现。


从智利到印度,如果一个项目失败了,就会有很多受到影响。“不仅是一个天文台,一个地方,”多纳休教授说,“像欧几里德卫星(Euclid)和最近重新命名的南希·罗曼太空望远镜(Nancy Roman Telescope)一直是计划使用将会从VRO得出的重要数据群。”


天文学家说,在1960年代末,对核战的恐惧促使很多国家签署了一些法案,监管对太空空间的使用,以避免核灾难,对于无线电波频的使用也一些有限的国际监管,“但是没有任何国际法律直接监管太阳光反射。”


天文学以及地球的未来


如果有那么多的太空设备围绕地球,我们还要多久就会被太空垃圾所围绕?“我们已经被一个有点像垃圾场的东西围绕了”多纳休教授说。“太空总署和其他相关利益机构在追踪轨道上有很多小东西,为的是避免和废弃的火箭相撞,”这位航天物理学家说。“然而,这些据称有10多个的卫星比上面的那些垃圾要大得多也光亮得多。撞击永远是一个担忧。”


不过,多纳休教授希望对未来保持乐观。“科学上来说,我们在基础物理学上的一些最大的进步,都是从研究天空得来的,而其中特别是夜空,”她说。“了解物质本质、重力、黑洞、时间的起始、元素的产生以及代表宇宙总能量约70%的暗能量的存在等,”多纳休教授说,“暗能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只关在地球上的实验室里,我们永远都不会找到答案!”


“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监管,从而让未来的世代有跟我们曾有过的同样(或者更好)的天空视野,”她说。“我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公司的工程师甚至领导者和天文学家和天文台工程师有别,不会这么疯狂:我们都是太空极客,我们很多人进入这一领域,就是因为我们爱太空,”多纳休教授说。


解决办法可能就在那些一开始制造这个乱局的人们手上:“设计和建造太空船、天文台的同一类人,要站起来面对时间、成本和太空局限的挑战。”天文学(以及地球上的生命)能够度过这一关吗?


“或许一些人会决定,他们不想作为当代天文学的终结者而被记住,”多纳休教授说,“而我只能希望,这是做正确行动的最大动力。”说到底,“天空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


谢选骏指出:“人造卫星正在成为我们探索宇宙的障碍”,这好像十二分的反讽,但实际上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缩影——“作茧自缚”,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命运,你的努力都将成为你下一步的障碍或是陷阱。这也就是为何《周易》把“君子日新其德”列为最更高的理想,因为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人造卫星正在成为我们探索宇宙的障碍,正如人们的成就正在成为人们突破自我的障碍。

谢选骏:美国如何真正脱英



《英国脱欧后外交政策大调整 如何平衡与中国美国关系》(BBC 2020年2月27日)报道:


很多专家认为,英国脱欧后会根据本国利益重塑外交政策。英国首相府宣布,政府将对英国外交政策进行全面评估。除了维持与欧洲关系外,如何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将是关注焦点。唐宁街10号表示,来自政府内部和外部专家提出的意见将挑战英国政府的一些传统观念。


综合评估将审视的领域包括军事采购、打击严重和有组织犯罪、更好利用技术与数据应对威胁。这一次全面评估将以“创新方式”,促进英国的利益,同时满足国防和海外援助支出的承诺。


执政党保守党去年发表的宣言承诺,英国将继续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国际援助。该党还表示,将超过北约各成员国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用于集体防御军费开支的目标。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综合评估还将审视英国与盟友国家分担责任、情报机构作用等事务。评估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结束。这一重大调整将如何影响到未来英国与中国关系,以及英国与美国关系呢?


“有建设性挑战”


首先看看这次全面评估的一些细节,这在去年12月的英国女王演讲中已经首次发出这个信号。唐宁街10号说,英国脱欧为“明确和加强英国在世界上的定位提供了新的机遇”。


英国政府的目标是:


确定英国在世界上角色的定位;

确定国家如何解决问题和分担负担;

确定在未来十年甚至今后更长远的时间内,英国追求其国家目标和应对威胁所需要的能力。确定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如何对政府系统和结构进行改革。英国政府在允许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等涉及中国参与英国重大工程等问题上受到美方巨大压力。


英国实力


英国是一个具备特殊的国际性和历史性联系的国家。作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它并非是中国小报一度宣扬的“只适合留学和旅游之地”,而是在科技、金融、教育、文化等很多领域具备着雄厚的实力和深远的影响。这是英国执政精英决定脱欧的资本,也是它脱欧后单独与中国和美国发展关系的资本。


英国帮助制定了欧盟大部分的对外贸易规则,但英国决心摆脱欧盟内部官僚机制的束缚,重立门户。但是约翰逊政府在脱欧后面临着和欧盟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挑战。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最近警告英欧双方会在谈判中把对方撕成碎片,不过英欧双方会从现实利益出发,努力找到共同语言和立场。而真正的挑战是:脱欧后,英国将如何制定独立于欧盟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如何在与美中两国打交道过程中取得平衡。


专家看法


英国分别与美中都有历史和现实的矛盾和争议。特别是在未来中美两国全面竞争将成为相当长时间的常态之际,这种竞争延伸到了英国,亲美或亲中的争议也在英国国内引发激烈辩论。所谓前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之一,美国人一直没有忘记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育国民国之殇、家之劫的过去。而作为和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历史和语言的长期亲密盟友,英国人也没有忘记在背后被美国人捅刀的教训。


BBC外交事务记者兰戴尔指出,在历史上,英美两国在重大的外交政策上也闹翻多次,包括最令人痛心的苏伊士运河的入侵分歧和越南战争分歧。美国的儿童们上学时,老师都会提醒他们,1814年英国侵略者一把火把美国总统府白宫烧成废墟。这段历史似乎后来又在中国皇帝的圆明园重演。


而中美竞争加剧的现实争议近年来在英国已经明确可见,例如约翰逊政府允许中国华为参与英国5G通讯网络建设。未来,英国高铁二号项目(HS2)建设是否引进中资也会引发激烈争议。英国官员们坚持说,英国并没有故意找美国的麻烦。


随着中国迅速崛起,英国政府也渴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但包括保守党内的一些议员,比如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等纷纷发出警告,告诫政府不要允许中国公司大量参与5G网络和HS2的建设。


国家利益取舍


英国有着世界先进的科技研发力量。2018年,英国媒体透露称根据美方密报,英国当局还曾逮捕涉嫌向中方透露美军F35战机技术的一名英国工程师。国际航空领域的骄子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参与了F35的研发。


英国有着重商主义的国家传统,希望继续拓展国际化,推进全球贸易,不希望看到中美贸易战升级。英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即使是退出欧盟,英国仍将继续发挥在这些方面的独特国际作用。无论如何,英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调整都首先会以本国利益为重心。


英国是北约欧洲盟国当中防务开支最多的国家


兰戴尔指出,由于保守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通过大选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英国会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发挥独特作用。他表示,虽然受到华盛顿以停止五眼联盟情报分享威胁的压力,英国在对北京的关系问题上将保持自己的独立选择。他说,即使面对一个难以捉摸的特朗普,英国还是会继续发挥其跨大西洋桥梁的独特作用。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美国不仅是“英国的前殖民地”,而且现在也没有做到“真正脱英”。现在英国脱欧了,那么美国能否脱英呢?


《英国脱欧后,为何英国与美国关系很微妙,甚至若即若离?》(搜狐 2020-07-26)报道:


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两国渊源主要还要从美国独立说起。美国是从英国手中独立,但美国独立后,与英国关系一直保持亲密。这或许是有一种“亲缘关系”。美国虽然大部分由欧洲移民组成,但美国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近现代以来,美国与英国的同盟关系有目共睹,两国可以并肩作战,二战后,在冷战时期,美英两国也依然保持牢固的同盟关系。英国配合美国在一些局部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说英国与美国穿一条裤子,像是一家人。其实这只是说明两国的亲密关系。英美两国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的关系,当然也有一定历史渊源。不过现在美国精英阶层,真正英国人后裔并不多。


近两年,英国脱欧的事,一直是世界上关注的事件,2020年1月,英国终于脱欧成功。在英国脱欧时,美国最活跃,似乎是美国脱欧。美国支持英国脱欧是有目的。但英国脱欧前后,英美两国关系并不像以前那样热络,两国关系有些微妙,只是表现的不太突出而已。


为什么美英两国出现这种若即若离的情况,两国能否分道扬镳?


一个另类首相


英美在今年在不同场合并不是很合拍,比如美国甩锅世卫,英国并没有跟从,而是向世卫提供资金抗疫。这些都是微妙变化,美国可以流氓,英国还继续保持绅士。当然还有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因为英国有一个很另类的首相约翰逊。


约翰逊当选英国首相时,有人称他为“英国的特朗普”,认为他与特朗普一样是一个很让人捉摸不定的人。其实约翰逊就是约翰逊,他可不是什么特朗普式的人物,因为约翰逊没从过商,人家是政治科班出身,从小受的英国贵族教育。要说像,只是外形有些像,但里子根本不像,而且也不同,约翰逊要比特朗普高明很多。


约翰逊没当首相前就被认为是一个坚定的脱欧派,因此他上任后,外界认为他虽然是脱欧派,但也不一定让英国顺利脱欧,但约翰逊实现了,而且很顺利。


约翰逊当首相时间并不长,英国脱欧成功后,本来英国还要和欧盟谈后续的脱欧事项,没想到新冠来了,这又是约翰逊执政时面临的难题。我们会发现,英国疫情爆发后,英国最初放出的声音是“群体免疫”,也就是所有英国人都得新冠,免疫力强的人生存下来,免疫力低的人自生自灭。英国此举招致国际批评和嘲笑。但没想到英国害怕了,居然很听话的在家,即使外出也保持严格的距离。外界对英国这一变化很诧异,不明白英国人怎么这么自觉。


其实这是约翰逊的一招,他最了解英国人,如果约翰逊下令封城,那英国人就会发动无休止的示威游行,恐怕那才是“群体免疫”,但当约翰逊来这招后,英国人反倒害怕了。这或许就是约翰逊的智慧之处。后来约翰逊得了新冠在家自我隔离,不久又进医疗进ICU,居然进入ICU没多久又出来了。此后约翰逊的发言就是呼吁民众继续保持警惕,而且感谢医务工作者的付出。这一套流程做下来,实际上就是约翰逊防控疫情的做法,有章有法,比特朗普强很多。


要注意,当约翰逊当选为首相时,其父曾对外称,他要求约翰逊当首相后不要跟着美国走。可以肯定的说,约翰逊在国际上必将展现出其智慧,美国其实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英国是老牌帝国,比美国建国时间长,或许英国可以玩美国。虽然现在英国跟着美国在后面混,其实英国有自己的打算,但川老头玩不了约翰逊。


各自利益不同


英国与美国虽然关系好,但毕竟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国利益着眼点也不同。美国有美国的利益,英国也有自己的战略。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美国之所以支持英国,主要目的还是想分裂欧盟。在美国眼里,欧盟存在是一个绊脚石,但美国又没有理由不让这个联盟存在。但欧盟成立后,一系列动作触及了美国利益。欧盟统一货币,发行了欧元。当时国际上很认可,但很快被美国打压,欧元一直疲软,无法与美元相抗衡。


英国人很鬼,并没有加入欧元区,还继续使用英镑。英国很清楚,保留英镑比使用欧元要强,也知道美国必然打击欧元。因为美国近几年的战争,就是为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而英镑保留,躲过被美国打击的命运,到现在英镑依然是很坚挺的货币。从这一点看,姜还是老的辣。英国是老牌帝国,玩金融资本的高手,不服不行。


美国支持英国脱欧,并非支持英国,美国希望欧盟解体,都脱欧,美国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相比英国并不是这样想,英国脱欧主要还是有自己的战略。


英国一直是老牌帝国,当年在全球有很多殖民地,只是二战后有所衰退,但英国并不弱。而英国也是一个岛国,一直认为与欧洲不同,甚至认为自己独立一体。因此,即使英国加入欧盟也是为了利益。而且一直闹分家,经过一哭二闹从欧盟中获得利益不少。但作为欧盟成员国光占便宜不行,还要交会费,而且还要接收移民。更让英国不能忍受的是,英国还要接纳各成员国移民,这是英国不能忍受的。因此,英国才最后决定脱欧。


当然英国脱欧虽然是民众中一半支持,但英国脱欧后一些利益也将失去。不过英国也有自己的优势,英国可以整合英联邦成员国,变不利为有利,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大的联盟体制。就连美国对英联邦都不会小视。所以这是英国的战略。即使美国支持英国,或者盼望欧盟解体,英国也不会与美国保持一致战略,英国独立性很强,是美国的老师。


能否分手?


虽然英国与美国看起来并不像前几年那样铁了,而且在国际上事务上那样和谐了,有人担心两国可能会成为竞争关系,很可能矛盾也会出现。其实美英两国本来就是竞争关系,但英国人眼里,他们对美国是一种很复杂的眼光。本来美国不独立,可能美国会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英国看待美国角度上,是站在一种老师的角度。


美国即使对英国指手画脚,英国也不听。因为英国的体制及治国经验比美国要丰富,英国有自己的想法,不可能跟着美国走。英国虽然成不了美国的“小弟”,两国关系也不会坏到哪里去,关键时候英国还会站出来支持美国,这是多年来两国形成默契。或许这种默契对英国是有利的。


英美两国不仅不会分手,在一些事务上两国关系会更紧密。比如近期英美针对我国就很一致,但川老头指挥不了约翰逊。论政治智慧,约翰逊比川老头要强。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英国假装群体免疫,其实不然,而是英国首相自己染上瘟疫之后,立刻改变了态度——他本来想牺牲别人,结果却牺牲了自己;他不想牺牲自己的,只有立即放弃。当然就这一点而言,作为原宗主国和现任老师而言,英国首相比美国总统聪明,知道见风转舵、与时俱进。


网文《脱欧只是开始,真正的结局可能是:五眼合一》(NE0Matrix)报道:


也许所有人的目光最近都聚焦在武汉太久了,我们其实有必要将视线暂时移开,不能忽略世界其他部分正在发生的变化。有一个地方,在我看来,是值得引起重视的,英国。


英国1月31日2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上7点钟,英国正式脱离欧盟,也为历时3年多的脱欧历程划上句号,也为我4年多对英国脱欧这个过程的观察画上了一个句号。


最早写英国脱欧的可能性,已经是4年前的2016年06月12日那篇:《退欧,英国唯一的生路》。


然后是脱欧投票前夜,2016年06月23晚上连夜写的,如没记错,应该是国内唯一确定英国会脱欧的预判:《关于英国退欧,万一你们都错了呢?》。


最后一篇是去年4月份脱欧僵持不下时写的:《关于英国脱欧:脱,必须脱,而且是硬脱!》。


回顾自己这几年写英国的文章,可以说早期两篇的观点尚有些不够成熟,但似乎也没有影响到最终的判断,当然,最后没有硬脱,据说是有协议,但具体是什么协议,现在还没有特别明确。


而对于英国一定会脱离欧洲这个判断,我为什么一直非常坚定,不仅仅是因为在英语系国家呆的时间比较久,更来自于对这个精明而狡猾的民族的统治阶级的了解。


然而,英国的脱欧,不是一幕大戏的结束,甚至,它连结束的开始都算不上,只能算一个开始的结束。用丘吉尔的话来说,就是:This is not the end.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But it is,perhaps,the end of the beginning.脱欧,只是英国的统治阶层一个很庞大的计划的第一步。


很多人觉得英国这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在二战之后已经沦为一个二流中等强国,再也没有出头的可能了。这是大众的看法,我不评论,因为不值得评论。


以下我说的,只是我从个人渠道获得的一手资讯和我自己多年经验综合而来判断,不管有没有可能,大部分人愿不愿意相信,至少它存在。


如果说脱欧是第一步,那么西方真正的统治阶级真正想要完成的,是以英国为核心,重新对五眼国家乃至一个更广义的原英联邦国家进行一个力量的洗牌和整合。


之前的文章里,我一再说明美国这个国家只是一个壳,很多朋友就在后台问,这个壳万一哪天因为债务问题破产了崩盘了,怎么办?


其实,美国能赖掉这几十万亿债务的方法,肯定是破产。但美国的破产不意味着美国背后的统治阶级的破产,甚至存在着统治阶级以主动牺牲一个壳国家来顺利甩掉自己那几十万亿债务再完成资产大挪移的可能性,毕竟,欠债不还,受伤的还是各位持有美债的冤大头们啊。


那么美国这个壳万一破了,怎么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一度想过欧洲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壳。现在看来,我的判断是,欧洲是不可能的了。


我自己参加过一些欧盟官员讨论英国脱欧之后的边境安排、商业影响、税制之类的会议,可以说,听那些来自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开会是一种噩梦,漫长且极其枯燥的噩梦,以至于你会觉得在中国的各种会甚至是一种享受。


如果西方的统治阶级真的想整合欧洲作为美国解体之后转移资产的另外一个壳,可能等他们整合完的那天,我们已经把五星红旗插上了火星。但整合五眼中的四个眼,英、澳、加、新,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五眼国家因为语言和传统的一致,其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并不存在像欧洲那样的差异。甚至,四眼中的其它三眼,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法律体系,都是直接沿袭的英国的传统,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工作和生活在这四个国家,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界限,只要适应了其中一个,都能很快适应其它三个。因此,要恢复昔日英联邦的统治,英、澳、加、纽这四眼,在英国脱欧之后成立一个统协四国的超主权机构,统一管理四国的货币、关贸,税率,边境人员流动,等,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旦这样的联邦重新被整合起来,它其实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越欧盟而成为仅次于中美的第三个政治实体。


很多人会觉得,美国会坐视不理吗?会坐看这么一个政治实体崛起从而对自己的实力产生威胁吗?其实,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传统的政治学,是按国别和国家利益去划分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资本控制全球的情况下,国别只是一块遮羞布,一个掩人耳目的障眼法。根本没有什么国家不国家,拥有资本的人,拥有整个世界,还分什么国家不国家。


当美国这个国家不足以抗衡中国的时候,美国自然是要服从于一个英语人口更多,控制范围更广,掌握资源更丰富的政治实体。英国当年的霸主地位可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转移到美国,美国今天的霸主地位一样可以转移到一个更大的英联邦实体,至于什么时候转移,纯粹取决于控制了这些国家背后的利益集团的需要。


而我自己的判断是,如果真的要整合泛英联邦国家,其实一眼对三眼的整合只是一个开始,最核心的一环,实际上是要重新控制当年女王皇冠上的钻石:印度。这个不多说,点到即止。


在过去一两年里,包括英国的军舰到南海,包括克什米尔的冲突,还有印度国内的一系列变化,不要以为都是无缘无故的,很多事情,未必是美国人下的黑手。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不未雨绸缪,稍有不慎,很可能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发现一个以英国的科技和文化为核心,澳纽加的资源为后盾,外加十几亿廉价劳动力为燃料的政治实体,突然间就出现在了我们的周边。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英联邦的整合”为何死产?因为地缘政治的不行。“英语世界”比“阿拉伯语世界”还要分散,因此无法形成板块。俄罗斯在这方面都陷入了欧亚撕裂的绝症,阿拉伯的三角撕裂、英联邦的五洲撕裂就更别提了。英语世界的命运,在希腊城邦那里就有预兆了——扩展越广则撕裂越深。在这种意义上,美国无法真正脱英。除非美国不讲英语,而自创一门语言——就像罗马不讲希腊,而将自己的拉丁语。美国如果不能真正脱英,就无法成为新的罗马帝国,充其量只是大一号的“希腊化国家”,也就是大一号的英国殖民地。而再大的希腊语国家,不论托勒密的埃及、塞琉古的西亚、马其顿的欧洲,都不是拉丁语罗马的对手,最后只能被一一吸收。

2020年12月21日星期一

谢选骏: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新毒株引发恐慌 欧洲多国切断交通往来》(路透新闻部英格兰多佛2020年12月21日)报道:


英国周一被多数欧洲国家切断交通往来,此前由于担心新的新冠毒株蔓延,与其关系最紧密的几个国家也已经切断了交通。这让无数家庭和企业陷入混乱,此时距离英国脱欧只有几天时间。


周六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一种新的高传染性毒株给该国带来威胁,之后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爱尔兰、比利时、以色列和加拿大均禁止来自英国的旅客入境。


丹麦交通部长稍早在推特上称,自周一0900 GMT开始,英国飞往丹麦的航班将暂停48小时,以遏制新毒株的传播。


法国总理办公室公布,法国始于周日晚间的48小时禁止所有来自英国的人入境,包括公路、航空、航海和铁路货运交通工具。此次禁令料于2300 GMT生效。英国运输大臣夏博思称,这个决定让人感到意外。


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于周一主持召开紧急响应会议讨论国际旅行,特别是进出英国的货物流。“我目前同法国对应部门保持联系,正在尽一切努力重启,事实上他们也已经说过,希望尽快重启运输,”夏博思对Sky表示。


夏博思表示,眼下他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让禁令取消,不过英国已经为脱欧过渡期结束做了准备,所以这个国家并非是全无防备。应对英格兰南部肯特郡地区的运输延迟问题,英国政府启动英退应急计划。卡车挤满了M20高速公路,那里的交通关闭。附近一个机场也将被启用,用于存放货物。


在这场国际旅行危机爆发的几天后,英国原本预定不管有没有达成贸易协议,都要退出欧盟。不过现在,双方仍然在试图达成一致。


《英国变种病毒引发封锁潮,欧洲多国和香港紧急实施旅行禁令》(BBC 2020年12月21日凌晨5点48分)报道:


欧洲多个国家已开始对英国实施旅行禁令,原因是英国境内出现一种更具感染性且更易失控的变种冠状病毒。


爱尔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周末陆续宣布紧急停止来往英国的航班,但各地措施不同,有的只是短期管制措施。法国也开始管制对往来英国的货物海运。


香港政府今日(12月21日)下午公布,午夜起包括香港居民在内,所有过去14天曾逗留英国超过2小时人士禁止登机来港,直至另行通知。已由英国抵港的人士,在完成14天酒店强制检疫隔离后,须额外强制留家7日。今日(12月21日)早上的欧盟会议将协调相关应对措施。新的变种病毒已经在英国首都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迅速传播。


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周六(19日)对这些地区实行了新的第四级严控防疫措施,取消了原定在圣诞节期间放宽限制的计划,影响了数百万人。伦敦前往比利时的欧洲之星被叫停。英国卫生高级官员称,没有证据显示新变种病毒更具致命性,或者对疫苗的反应不同。但事实证明,此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快了70%。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说,新的变种病毒菌株“已经失控,我们必须控制住局面”。


截至英国当地时间周六(12月19日),英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200万例,新冠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7万人。BBC中文了解到,许多在伦敦的海外留学生,也纷纷对于再一次的封锁表示无奈,并批评英国政府防疫措施,对此感到失望。


欧洲国家采取行动

荷兰表示,在周六英国宣布变种病毒以及扩大封锁的的几个小时内,将禁止所有从英国出发的客机飞抵荷兰,直到2021年1月1日。当地周日(20日)晚些时候,荷兰又表示,将禁止从英国抵达的渡轮乘客,货运将继续。多佛码头的货车排起长龙。


法国从当地时间周日午夜起,将与英国的所有交通管道(包括货运卡车)暂停了48小时。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卡车在这两个国家之间运行。回应法国禁令,英法海底隧道称,从当地时间周日22:00起,暂停车辆进入福克斯通码头(Folkestone terminal),前往法国加来(Calais)。已经预订周一旅行的人可以获得退款。火车仍将从加来开往福克斯通。


由于法国的限制,位于英国多佛(Dover)前往法国的轮渡码头现已关闭,所有与英国出境的交通将待进一步通知。货运问题变得紧迫,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在周一主持COBRA紧急应变会议。


在爱尔兰,每年年底,来自英国的客运量很大。因应变种病毒,该国政府宣布,从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出发的航班将至少从当地时间午夜开始禁止48小时,“为了公众健康,人们在英国,无论国籍,均不应乘飞机或海上旅行到爱尔兰。”声明说。


在德国,交通运输部的一项命令称,周日午夜过后,英国的飞机将不允许降落,货运是一个例外。


比利时从周日午夜起将暂停从英国出发的航班和火车抵达至少24小时。


意大利将封锁从英国出发的所有航班,直到1月6日。该国卫生部周日称,在意大利也发现了第一例英国变种。患者在罗马处于隔离状态。


奥地利将禁止从英国起飞的航班。保加利亚从午夜起暂停了往返英国的航班,但是与其他许多国家的短期措施不同,保加利亚的禁令一直持续到1月31日。


土耳其和瑞士一样,暂时禁止从英国出发的所有航班。


保加利亚也从当地时间周日午夜起暂停了往返英国航班,但是与其他国家的短期管制不同,保加利亚的禁令将持续到1月31日。土耳其和瑞士,暂时禁止从英国出发的所有航班。


欧盟会议将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周一10:00举行,以协调欧盟的行动。


《分析:变种病毒有多可怕》(BBC医疗和科技事务记者詹姆斯·加拉格尔 James Gallagher)报道:


新变种病毒首次于今年9月被发现。11月份的统计显示四分之一的伦敦确诊案例来自该变种病毒。到12月中旬,这一数字已接近三分之二。


这三件事融合在一起,这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1、它正在迅速取代其他新冠病毒版本。2、重要的是,它能部分影响新冠病毒突变。3、一些突变已在实验室中检验出来,突变增强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

这些因素导致了一种传播力更强的的新冠病毒变种。但是,目前我们尚未对这新变种病毒有完整的掌握。有时候,只是因为时机或地点的配合,譬如在伦敦,该病毒便快速的传播。该病毒菌株异常地具有高度突变力,最可能的解释是它出现在无法抵抗病毒,免疫系统较弱的患者身上。


尚无证据表明该变种病毒更加致命。而且至少我们看到,已开发的疫苗几乎肯定会对它起作用。但最令人担心的是一点是,该病毒又发生突变,避开了疫苗希望对其产生的抗体作用,使疫苗失去功效。


被30多国限制交通,英国媒体对自己真狠,连“欧洲病夫”都用上了!“‘欧洲病夫’:因担心(变异的新冠病毒),(多国)切断与英国的(交通)联系”,路透社21日以此为题的报道称,多个欧洲国家当天因为担心英国出现的一种新变异的新冠病毒,纷纷切断与英国的交通联系。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瑞士、爱尔兰、比利时、以色列和加拿大……路透社的报道罗列了上述国家,表示这些国家都已经和英国切断“旅行联系”。而此前,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称,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新变异新冠病毒对该国构成危险。报道提到,法国关闭了边境,禁止来自英国的人员和卡车入境,关闭了与“欧洲大陆最重要的贸易干线之一”。英国交通大臣格兰特?沙普斯表示,这一举措令人惊讶。


“欧洲对英国关上大门”,英国《卫报》将这句话上了标题。英国《每日镜报》在头版打出“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的文字,还配有首相约翰逊带着口罩的照片。而英国《太阳报》的头版上则写着:“法国人没有丝毫怜悯”,旁边还配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头像。《泰晤士报》称,“欧洲对英国关上了大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21日直言,英国成为“全球贱民(a global pariah)”。


英国《每日镜报》头版标题 “欧洲病夫”,英国《太阳报》头版“法国人没有丝毫怜悯”,路透社说,约翰逊将于当地时间21日主持紧急应对会议,讨论国际旅行问题,特别是进出英国的货流。而欧盟官员也将召开会议,以协调他们的应对措施。


据英国广播公司21日报道,出于担心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英国旅行禁令。这些国家包括比利时、加拿大、德国、爱尔兰、意大利、罗马尼亚、俄罗斯、瑞士和印度等。


谢选骏指出:英国邻国无不战战兢兢地封锁国门,唯独美国敞开胸怀迎接因果病毒大举入侵——


《英国现变异病毒 美卫生高官说美国没必要限制航班》(综合新闻 2020-12-21)报道:


12月14日,英国政府宣布英格兰地区出现变异的病毒,称其传播能力比原先高出70%,欧美多国随即采取措施限制英国人员往来。但美国卫生部门的高级官员则显得不以为然,称目前这种变异后的病毒“没有威胁”。


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HHS)助理部长、海军上将布雷特·吉罗(Brett Giroir)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ABC)一档节目的采访。这位负责美国新冠病毒检测工作的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卫生部会持续关注英国疫情,但目前“无需拉响警钟”,并认为没必要限制英国的航班。


根据ABC发布的采访实录,主持人提到了英国出现的病毒变异情况,并询问吉罗美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吉罗首先强调,他认为美国没有必要效仿欧洲国家限制英国的航班,因为病毒已经发生过4000余次变异,现在“没有迹象表明变异后的病毒正在征服英格兰”。


接着吉罗吹嘘起了美国疫苗的有效性,称疫苗足以对付变异:“我们不知道病毒变异后是否更加致命,但我们尚未发现有任何种类的变异能让病毒免疫疫苗。我不能说以后也不会发生这事,但当前的疫苗看起来应该足以对抗现有的病毒了。”基于这些理由,吉罗表示美国政府会继续关注英国疫情的情况,但目前美国“无需为此事敲响警钟”。


不过在吹捧疫苗如何“终结瘟疫”的同时,吉罗倒也没忘记提醒美国民众时刻注意防疫措施。他在节目上呼吁美国民众在公共场所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并尽可能限制聚会人数及规模。


其他美国政府官员也大都持有类似观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疫苗项目负责人蒙塞夫·斯拉维(Moncef Slaoui)表示,目前美国还不清楚这种变异后的病毒是否已经进入美国,也不清楚病毒经变异后是否能抵抗现有的新冠疫苗,但他认为,英国这种变异病毒的威胁可能“被夸大了”。“我们不能排除病毒变异后免疫疫苗的可能性,但至少现在没发生。”斯拉维说。


即将上任的拜登团队的观点则和特朗普政府官员相同。拜登团队的卫生官员同样表示,他们还在观察英国疫情的发展情况。


拜登任命的HHS卫生局局长维维克·穆尔蒂(Vivek Murthy)目前与吉罗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认为疫苗足以应对变异后的病毒。“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变异后的病毒更加致命。”穆尔蒂称,“也没理由说疫苗对变异后的病毒就一定无效。”但美国疫苗的分发和接种国产还是出现了一定问题。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称,美国政府搞错了新一批辉瑞疫苗的发货时间,这一失误至少导致14个州的疫苗供应出现短缺。根据目前的计划,辉瑞公司将于本周向美国各地输送200万支疫苗,莫德纳公司将输送590万支疫苗。


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18日更新的数据,全美国目前超过有12.8万人接种了疫苗,由于各州报告存在较大的滞后性,实际接种人数应该要更多。但报道预计,今年年内可能无法为美国所有医护人员、养老院老人扥高危人群完成接种。


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于14日宣布,一种“新变异的病毒”正在英格兰部分地区加速传播。19日,英国首相约翰逊进一步透露,变异后的病毒传播能力比原先高出70%,因此他宣布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将实行封锁措施。


英国卫生官员也声称,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变异的病毒更加致命。


多个欧洲国家已经采取措施限制英国的人员往来。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爱尔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罗马尼亚等近十个欧洲国家都已限制了英国入境的客运航班,英法之间的货运航班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加拿大、阿根廷等国也已宣布暂停往返英国航班。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2月21日10时28分,英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2046161例,累计死亡67503例;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17840000例,累计死亡317667例。


谢选骏指出:从“美国虚怀若谷英国病毒”的角度看,真可以说“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纽约州长呼吁特朗普颁布英国航班禁令:变种病毒已搭机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综合新闻2020-12-21)报道: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禁止英国航班的禁令,或是要求进行强制检测,积极应对世界卫生组织(WTO)证实在英国所发现的变种新冠肺炎病毒。库莫更是在声明中指出,变种病毒正在搭乘飞机并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并表示美国没有做出任何举措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宣布变种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率高达70%以上,库莫抨击说美国每天继续允许从英国起飞的6班航班持续进行,只需要有一个人带有变种病毒就足以构成威胁。全球有120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要求人们在英国搭乘飞机之前,必须进行新冠检测并提供阴性报告,但美国却是例外。库莫说道:“其他欧洲国家都已经实施了禁令,我们却还没有。就在今天,这种变种病毒正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在生活中,您是否必须重复犯下同样的错误,然后才懂得学习呢?”


他补充道:“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在哪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哪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在哪里?美国港务局无权禁止旅客入境,只能以健康监测旅客,这是美国联邦政府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我来说,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变种病毒很可能已经飞往纽约,而这使得我整夜都无法入睡。”


库莫建议特朗普政府在出现变种病毒后考虑多种限制措施,包括对从英国飞往美国的航班实施强制性检测,以及从欧洲起飞的航班采取新的旅行限制。他建议采取的行动需要吸取3月份以来的教训,当时特朗普政府迟迟不愿意实施欧洲旅行禁令,促使新冠疫情在纽约州以无法控制的情况持续扩散。目前荷兰、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都已经关闭或暂停所有英国航班,但美国却迟迟没有动作。


但负责监管新冠病毒监测的美国海军上将Brett Giroir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现在没有任何理由要惊慌。他强调说,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近4000种不同的变种新冠病毒。他补充道:“截至目前为止,我认为尚未有任何单一的变种新冠病毒能对疫苗产生抗药性。我们不能排除它,但目前尚不存在,而且我认为在英国的这种变种病毒,要逃脱疫苗免疫的可能性非常小。”


美国目前禁止在过去14天内曾前往欧洲的大多数非美国居民,这些限制自3月份起就针对新冠疫情实施,几乎整个欧洲仍然禁止大多数美国旅客的访问,而英国则允许美国的访问,但需要在到达后进行为期两周的隔离。当被问到美国是否需要效仿欧洲多个国家暂停从英国起飞的航班,Brett Giroir回应说:“我真的不认为需要这样做。”


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杰罗姆·亚当斯(Jerome Adams)向美国节目Face The Nation说道:“我们甚至不知道变种病毒是否更具有传染性,或者恰好是参与到超级传播事件的毒株。现在我们没有迹象表明这将损害我们继续为人们接种疫苗的能力,或者是它比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更危险或致命。”


另外,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提名的新任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Vivek Murthy博士也同样回应说,尽管变种病毒看起来更容易传播,但目前还是没有证据表明,这对确诊者来说更加致命,而且没有理由相信已经研发出来的疫苗无法有效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上周更有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考虑取消美国对英国和欧洲的旅行禁令。


谢选骏指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发生犯错了!今年春天,美国就曾大举接受欧洲病毒的入关,导致美国坐上了全球瘟疫第一的宝座!


《英国变种新冠肺炎病毒“登机中” 纽约州长怒骂川普》(newtalk 2020-12-21)报道:


英国出现新冠肺炎病毒新变种,伦敦封城,许多国家开始禁止应国的航班,但美国政府却没有任何动作,让纽约州州长古莫痛骂,川普政府甚麽也没做。


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导,当地时间20日,纽约州州长古莫批评说,既然有一种新的变种病毒在英国传播,为什麽每天仍有航班从英国飞抵纽约机场且没有要求乘客提供核酸检测证明,「我们什麽也没做」。


古莫批评说,已有120个国家宣佈从英国来的旅客抵达前需要进行核酸检测,并提供结果为阴性的检测报告,并且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关闭与英国的边境,但「我们每天有大约6架来自英国的航班,我们什麽也没做」。


「现在,英国的这种‘变种(新冠病毒)’正登上飞机,飞往甘迺迪机场。就在今天。120个国家要求有检测(结果),我们没有。其他欧洲国家也实施了禁令。我们还没有。」古莫说 : 「你们要在人生中犯多少次同样的错误才能吸取教训?」


古莫呼吁美国应该在旅客来美之前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这是我们犯下的错误」,古莫说,纽约州港务局没有权力对旅客下禁飞令或要求其进行核酸检测,有权下令的是联邦政府。


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在当地时间14日称,一种新变异的新冠病毒正在英格兰部分地区加速传播。19日,首相强生表示,病毒变异后的传播性, 比已存在的病毒毒株高出70%。


在英国宣布之后,多国相继宣佈关闭边境、停飞往返英国航班等措施,应对新冠病毒新变种。截至台北时间21日5时,已有至少11个国家採取了行动。


英国出现新冠肺炎病毒新变种,伦敦封城,许多国家开始禁止应国的航班,但美国政府却没有任何动作,让纽约州州长古莫痛骂,川普政府甚麽也没做。


谢选骏指出:美国大疫,川普当然厥功第一,但是其他方面也都难辞其咎。这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只能鹦鹉学舌地伦敦学步,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


网文《英国女王竟然被印度嫌弃和羞辱了》(熊老六 2020-12-21)报道:


昨天,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累计确诊数字为18078009人,累计死亡数字为323404人。今天,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累计确诊数字为18267579人,累计死亡数字为324869人。


今天,美国的医生朋友告诉我说,美国一名13岁的孩子感染了美国肺炎病毒,最后,喷血而死,整个病房的墙上床上都是鲜血。我想说,看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万万真的应该出来写美国日记了。每次一说到国外的疫情,总有圣母婊出来装逼说“你们不要幸灾乐祸,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那么,美国的疫情、英国的疫情、日本的疫情都应该记录下来才对,难道在万万的心里,美国人不是人吗?英国人不是人吗?日本人不是人吗?难道美国死了32万人,都叫不醒装睡的万万吗?


今天,美国的科学家朋友告诉我说,在美国多地出现反疫苗宣传车,宣传车四处宣传疫苗会毁灭美国人的DNA,一旦接种疫苗,美国人就会失去灵魂!我想说,看到这个新闻,我不禁想起,大清末年,当照相机传入中国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一旦拍照,人的灵魂就被照相机吸进去了……没想到,大清都亡了108年了,这种反智现象竟然出现在美国了。我觉得,应该是美国列强太怀念大清了,以至于思念成疾,想着想着,不知不觉间自己变成了大清,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爷清回——爷的大清又回来了!有一部叫《侠探简不知》的电视剧就讲了类似的一个故事,有一位叫简不知的失忆少年,想要寻找杀父凶手,因为那名凶手自从杀死他父亲以后,就从江湖上神秘消失了……他查啊查查啊查,最后真相竟然是:他自己就是那个从江湖上神秘消失的杀手,因为失忆了,他把自己想象成了受害人的儿子……


今天,美国国会的朋友告诉我说,经过9个月的撕逼扯淡,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9000亿的美元救助法案,可以为美国人发放600美元的救济金。我想说,这个新闻一出,很多公知粉又兴奋了,高喊美国发钱了!不过,美国人倒是不像公知粉这么兴奋,很多美国人在推特上大骂:600美元刺激不了什么,大戏之后,他们只给普通美国人区区600美元,却给他们的捐款人更多的税收减免,共和党讨厌美国人,他们只喜欢美元……我觉得,这9000亿美元为什么扯淡9个月才通过?并不是美国政府为了美国人民才通过的,而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谈判如何分赃,一直无法达成共识,所以,一拖再拖,拖得美国都死了32万人了,两党才谈好了分赃方案,所以,现在通过了。其实,大家可以简单计算一下,一个美国人发600美元,3亿美国人仅仅才发放1800亿美元,那么,还剩7200亿美元,这么多钱去哪里了?一家名为“争取美国人税收公正政策研究所”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从3月18日至12月7日,全美651名亿万富翁的财产从2.95万亿美元增加到4.01万亿美元,也许这就是答案吧。顺便说一下,600美元对于美国人来说,的确狗屁不是,我查了一下,美国一口棺材就需要3000美元左右,美国一家五口领的钱才够买一口棺材的……


今天,美国马里兰州的朋友告诉我说,马里兰州的黑人女议员金伯利·克拉奇克发推说:“扎克伯格的妻子是华裔,麦康奈尔的妻子也是华裔,所以,新冠病毒来自于中国!”我想说,这位黑人女议员的言论充分说明:很多美国黑人并不是反对种族歧视,他们只是反对种族歧视他们,他们对黄人种族歧视的时候,可能比很多白人还积极!就像很多中国公知并不是反对特权,而是反对他们自己没有特权,比如万万就特别享受警察开道出城的特权……


今天,美国通用汽车的朋友告诉我说,美国通用汽车在印度的一家工厂经营不下去,原本想要转手卖给中国的长城汽车公司,本来转手价格都谈好了,可是,因为美国政府挑拨中印关系,印度政府现在禁止中国企业到印度投资,所以,印度政府不批准中国长城对美国通用在印度工厂的收购,美国通用被迫关闭了在印度的最后一家工厂。我觉得,每次美国故意找茬挑事的时候,中国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不要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公知和公知粉还会阴阳怪气地嘲笑说,“中国不是恨美国嘛,砸了美国的脚不是正好嘛,干嘛还要劝美国不要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现在,美国通用的工厂被迫关闭,1800名印度工人失业,你说是不是砸了美国和印度的脚呢?


今天,印度的朋友告诉我说,印度考虑到英国的严重疫情,决定暂停所有从英国飞往印度的航班。我想说,大英帝国真是日落平阳被犬欺,印度可是大英帝国的奴才,现在连印度这个奴才都敢来踩英国主子一脚了。就算抛开英国和印度的主仆关系,英国确诊200万人,死亡6万人,印度确诊1000万人,死亡14万人,要暂停航班,也应该是英国暂停印度飞往英国的航班才对。没想到,确诊200万人的英国却被确诊1000万人的印度给嫌弃了,死亡6万人的英国却被死亡14万的印度给嫌弃了,英国女王活了94岁,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


今天,加拿大的朋友告诉我说,加拿大考虑到英国的严重疫情,决定暂停所有从英国飞往加拿大的航班。我想说,说好的五眼联盟呢?没想到,加拿大却跳出来插了英国的狗眼。其实,做狗也是有鄙视链的,加拿大作为美国的贴身走狗,瞧不起英国这条过气老狗也正常……


今天,阿根廷的朋友告诉我说,阿根廷政府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于英国的航班。我想说,马岛战争以后,马拉多纳在世界杯上为阿根廷一雪前耻后,这一次,阿根廷又可以借机报复一下英国了。阿根廷,要不要考虑一下,趁他病,要他命,再来一次马岛战争?


今天,欧洲的朋友告诉我说,德国、法国、爱尔兰、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奥地利、卢森堡等国家纷纷宣布,禁止英国的一切人员入境。我想说,本来英国是要在这个月底硬脱欧的,没想到,美国肺炎病毒帮助英国提前脱欧了……


今天,丹麦的朋友告诉我说,丹麦政府宣布,为了防止杀貂尸体污染地下水,将于明年5月把400万只杀貂尸体挖出来烧毁。我想说,丹麦从上到下真是一个杀貂国家。如果你担心杀貂尸体污染地下水,为什么不是现在就挖出来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5月,难道这5个月的时间,杀貂尸体不会污染地下水吗?等5个月以后地下水都污染了,你们把杀貂尸体挖出来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等5个月呢?难道这5个月杀貂在地下冬眠吗?另外,动保群体赶紧出来抗议啊,丹麦把杀貂尸体挖出来焚烧,这是在赤裸裸的虐待动物尸体啊!还有环保群体赶紧出来抗议啊,焚烧400万只杀貂尸体,要污染多少环境啊!


今天,韩国的朋友告诉我说,李明博所在的拘留所爆发了疫情,朴槿惠所在的拘留所也爆发了疫情。我想说,美国肺炎病毒还真是男女平等,一碗水端平。不过,韩国总统真的是高危职业,都已经坐牢了,美国肺炎病毒还不放过他们。文在寅要小心了,说不定过几天青瓦台也要爆发疫情了……


今天,关于美国肺炎和美国大选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些。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英国……


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宣布,美国肺炎病毒在英国已经变异失控,世界各国纷纷宣布禁止英国航班入境。


一位叫@人类幻觉体验师 发微博说:“英国这次发现最新变异病毒之后,第一时间公布了信息,没有拖延和隐瞒,这让欧洲国家得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纷纷采取与英国切段交通往来的措施,无论这个变异病毒最后是否会大面积传染开,至少英国在病毒刚出现时的处理方式,值得一个赞,虽然英国现在已经成为欧洲名副其实的孤岛了。”@社会组织领航员 评论说“这才是负责任国家”,@老佛林特船长 评论说“天佑人类,天佑英格兰”,@一行清荇 评论说“这才是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吧”……


虽然这位人类幻觉体验师,对英国跪舔的挺卖力,但是,真实情况是:世卫组织宣布,英国早在9月就已经发现了美国肺炎病毒的变异新变种,在丹麦、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已经发现了源自英国的美国肺炎病毒新变种!英国足足3个月之后,才对外宣布发现变异病毒,这也好意思叫第一时间?这也好意思叫负责任的国家?


陈有西在5月1日发微博说:“英国首相自己从重症病房出来。现在宣布疫情高峰已过,这是有特别意义的。说明英国的医疗体系水平和自然不封城状态抗疫的模式也能成功。”没想到,陈有西这么快就被英国打脸了!顺便再讲一个陈有西被打脸的往事,陈有西在浦东机场吃饭,发微博抱怨说:“这碗面89元。浦东机场候机厅。如果肯德基、麦当劳可以进驻,能这样卖吗。这就是权力垄断和自由市场的关系。”然后,浦东机场官方微博直接打脸说:“您好,浦东机场设有肯德基和麦当劳,以及其他连锁餐饮品牌,日后再来到浦东机场,可咨询小编,我们将为您推荐些物廉价美的餐饮哦。”


还有一位叫@铁钩历史 的发微博说:“有人问,你们对伦敦控制住疫情有信心吗?作为历史博主,我可以说,有!在1347到1353年之间,使得欧洲三分之二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大瘟疫让很多欧洲的城市治安陷入崩溃,但伦敦是例外!据文献和图片记载,在当时的伦敦不但秩序严整,而且士兵和居民们有条不紊地抬出并销毁尸体,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军队统一用酒精浸湿棉花放到鹰嘴服的“喙”之中,以过滤含带瘟疫致病菌的空气。而且当时伦敦市政府严格执行了安全区与隔离区划分政策。到1350年,黑死病率先在伦敦消退,此地成为了避风港,而当时国王爱德华三世下令封锁伦敦,防止各地难民跑进伦敦。但同时,爱德华三世同时又在以安全区为筹码隔离并吸纳新的外地人口,在隔离40天后令他们用粮食换取伦敦的户籍,以扩大安全区范围。他还要求医生研究经历过黑死病且奇迹般痊愈的人。爱德华三世也是少数没有被疫情影响的国王,他1327年继位,1377年去世,瘟疫占据了他一大部分政治生涯的历程,可以说他是英国历史上防疫工作领导的典范。不但如此,他在百年战争中的表现相当出色,尤其普瓦捷会战战例至今仍然在军校中被称为战争典范。我相信经历过死亡三分之二的黑死病瘟疫的英国人会从这次疫情中走出来,相信爱德华三世的灵魂会延续至今。”


我想说,如果爱德华三世看到英国现在这个鬼样子,应该能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把约翰逊一起带走吧。英国能不能控制住疫情,我暂时不知道,就学习一下万万,把这段话先记录在案吧,留着以后随时拿出来打脸。反正,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袁越(网名:土摩托)当初说英国的群体免疫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现在已经被打的找不到脸了……


最后,说一句:英国参谋长尼克·卡特表示,要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搞垮中国。没想到,英国这么快先被美国肺炎病毒搞垮了。英国女王活了一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印度嫌弃和羞辱。没想到,原来的日不落帝国,竟然成了被世界各国嫌弃的人不落帝国(各国禁止英国人在本国降落)。辉瑞疫苗再有不良反应,还可以甩锅给英国变异病毒。最妙的是,拼了命逃到英国的港毒,在英国尽情享受美国肺炎病毒吧……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意思可能是今天的美国比印度都不如,因为印度都敢关闭英国航班,而美国确实不敢。但是上文还是不懂,并非居住美国的三亿人都可以领到$600的补助款。上次的$1200,就有很多人没有领到。这恐怕是连小看美国的外人都没有想到的吧——因为你们毕竟隔行如隔山,不在此山中也。今日的美国如此混乱,就是因为没有摆脱英国的阴影!因为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谢选骏:“60年道德抽筋”论的双重错误



《美国正经历每隔60年发作一次的“道德抽筋”?》(HK01  2020-12-21)报道:


本月初,美国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接受媒体问时表示,未有发现大选出现大规模欺诈及舞弊。然而,总统特朗普随后再次指控大选舞弊,不承认落败。有民调指,七成共和党人不认为今次大选自由及公平。这表面上是一场选举之争,其实是美国社会存在一种不健康的「痉挛症状」(convulsion)的反映。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继近年出现的「美国衰落论」和「美国过度衰落论」的辩论后,美国近月又开始出现「痉挛论」(convulsionism)论述。本文尝试梳理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道德痉挛」危机的历史轨迹和深层面向,进而探讨其文化根由,并研判未来发展。


10月初,美国《大西洋》(The Atlantic)杂志出版题为《美国正患有道德痉挛》(America Is Having a Moral Convulsion)的文章,剖析当前美国政治和制度信心危机的发展周期、不同面向和历史根由。作为结合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跨科际理论,「道德痉挛论」指一个社会正经历着普遍性文化失序局面,导致社会撕裂、衝突,甚至内战。身处其中的民众因而对政府和各种现存制度极度不信任,使得国家和社会各领域陷于不断失控抽搐的状态。而且,由于国家和社会痉挛自我复原需时,要推断其复原时间长短,抑或痉挛是否为长期衰落的一个阶段,殊不容易。


每隔六十年「发作」一次


其实,美国历史已出现过多次痉挛「病发」,差不多每隔六十年便「发作」一次。首次痉挛出现于十八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并引致1775至1783年的「独立战争」。


第二次是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杰克逊式民主起义运动(Jacksonian democracy uprising)。当时,杰克逊式民主主义者受欧洲的「唯农论」(farmerism)政治社会思潮影响,批评以工业资本主义为组织核心的精英垄断制度只给予精英投票权,忽略平民百姓的政经权利和诉求。运动最终导致多州政府立法通过白人全民公投、政治任命和轮替制度,以及反对政府授权银行进行金融垄断等民本主义措施。


第三次痉挛是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化和发展,进步主义运动针对当时「臣僕派系政治」(patron-client factionalism)中的贪腐问题及其最大得益者。进步主义运动粉碎政经垄断,导致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崛起。


第四次痉挛是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抗争运动,示威浪潮席捲全国。这几次运动的共同点是美国人民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不信任制度和鄙视建制,导致道德沦亡。


儘管特朗普已败选,美国社会的「抽筋」现象仍会继续。(路透社)


1981年,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便已预测第五次痉挛将于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出现。笔者认为,美国在过去这十年里已出现痉挛症状,而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政权只不过是美国正式抽筋的开始,新冠肺炎疫情便使美国全面陷入痉挛。即使特朗普败选,美国抽筋现象仍将持续。


痉挛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民众已失去信心,美国也正在透过这动盪过程尝试重建社会共识、制度和秩序。但究竟美国是正在转型抑或衰落,现时仍很难判断,因为现在跟过去四次痉挛的内外部环境有很多差异。


 


America Is Having a Moral Convulsion



Levels of trust in this country—in our institutions, in our politics, and in one another—are in precipitous decline. And when social trust collapses, nations fail. Can we get it back before it’s too late?


Story by David Brooks  OCTOBER 5, 2020


American history is driven by periodic moments of moral convulsion. The late Harvard political scientist Samuel P. Huntington noticed that these convulsions seem to hit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60 years or so: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of the 1760s and ’70s; the Jacksonian uprising of the 1820s and ’30s; the Progressive Era, which began in the 1890s; and the social-protest movements of the 1960s and early ’70s.



These moments share certain features. People feel disgusted by the state of society. Trust in institutions plummets. Moral indignation is widespread. Contempt for established power is intense.


A highly moralistic generation appears on the scene. It uses new modes of communication to seize control of the national conversation. Groups formerly outside of power rise up and take over the system. These are moments of agitation and excitement, frenzy and accusation, mobilization and passion.


In 1981, Huntington predicted that the next moral convulsion would hit America around the second or thir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that is, right about now. And, of course, he was correct. Our moment of moral convulsion began somewhere around the mid-2010s, with the rise of a range of outsider groups: the white nationalists who helped bring Donald Trump to power; the young socialists who upended the neoliberal consensus and brought us Bernie Sanders and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ctivist students on campus;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which rose to prominence after the killings of Eric Garner, Michael Brown, and Tamir Rice. Systems lost legitimacy. The earthquake had begun.


The events of 2020—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militias, social-media mobs, and urban unrest—were like hurricanes that hit in the middle of that earthquake. They did not cause the moral convulsion, but they accelerated every trend. They flooded the ravines that had opened up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exposed every flaw.


Now, as we enter the final month of the election, this period of convulsion careens toward its climax. Donald Trump is in the process of shredding every norm of decent behavior and wrecking every institution he touches. Unable to behave responsibly, unable to protect himself from COVID-19, unable to even tell the country the truth about his own medical condition, he undermines the basic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arouses the suspicion that every word and act that surrounds him is a lie and a fraud. Finally, he threatens to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our democracy in November and incite a vicious national conflagration that would leave us a charred and shattered nation. Trump is the final instrument of this crisis, but the conditions that brought him to power and make him so dangerous at this moment were decades in the making, and those conditions will not disappear if he is defeated.


From the July/August 2020 issue: History will judge the complicit


This essay is an account of the convulsion that brought us to this fateful moment. Its central focus is social trust. Social trust is a measure of the moral quality of a society—of whether the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in it are trustworthy, whether they keep their promises and work for the common good. When people in a church lose faith or trust in God, the church collapses. When people in a society lose faith or trust in their institutions and in each other, the nation collapses.


This is an account of how,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America became a more untrustworthy society. It is an account of how, under the stresses of 2020, American institutions and the American social order crumbled and were revealed as more untrustworthy still. We had a chance, in crisis, to pull together as a nation and build trust. We did not. That has left us a broken, alienated society caught in a distrust doom loop.


Read: Trust is collapsing in America


When moral convulsions recede,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transformed. New norms and beliefs, new values for what is admired and disdained, arise. Power within institutions gets renegotiated. Shifts in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re no merry ride; they come amid fury and chaos, when the social order turns liquid and nobody has any idea where things will end. Afterward, people sit blinking, battered, and shocked: What kind of nation have we become?


We can already glimpse pieces of the world after the current cataclysm.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s are moral and cultural. The Baby Boomers grew up in the 1950s and ’60s, an era of family stability, widespread prosperity, and cultural cohesion. The mindset they embraced in the late ’60s and have embodied ever since was all about rebelling against authority, unshackling from institutions, and celebrating freedom, individualism, and liberation.


The emerging generations today enjoy none of that sense of security. They grew up in a world in which institutions failed, financial systems collapsed, and families were fragile. Children can now expect to have a lower quality of life than their parents, the pandemic rages, climate change looms, and social media is vicious. Their worldview is predicated on threat, not safety. Thus the values of the Millennial and Gen Z generations that will dominate in the years ahead are the opposite of Boomer values: not liberation, but security; not freedom, but equality; not individualism, but the safety of the collective; not sink-or-swim meritocracy, but promotion on the basis of social justice. Once a generation forms its general viewpoint during its young adulthood, it generally tends to carry that mentality with it to the grave 60 years later. A new culture is dawning. The Age of Precarity is here.


One question has haunted me while researching this essay: Are we living through a pivot or a decline? During past moral convulsions, Americans rose to the challenge. They built new cultures and institutions, initiated new reforms—and a renewed nation went on to its next stage of greatness. I’ve spent my career rebutting the idea that America is in decline, but the events of these past six years, and especially of 2020, have made clear that we live in a broken nation. The cancer of distrust has spread to every vital organ.


Renewal is hard to imagine. Destruction is everywhere, and construction difficult to see. The problem goes beyond Donald Trump. The stench of national decline is in the air. A political, social, and moral order is dissolving. America will only remain whole if we can build a new order in its place.


The Age of Disappointment


the story begins, at least for me, in August 1991, in Moscow, where I was reporting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a last desperate bid to preserve their regime, a group of hard-liners attempted a coup against the president of the Soviet Union, Mikhail Gorbachev. As Soviet troops and tanks rolled into Moscow, democratic activists gathered outside the Russian parliament building to oppose them. Boris Yeltsin,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mounted a tank and stood the coup down.


In that square, I met a 94-year-old woman who was passing out sandwiches to support the democratic protesters. Her name was Valentina Kosieva. She came to embody for me the 20th century, and all the suffering and savagery we were leaving behind as we marched—giddily, in those days—into the Information Age. She was born in 1898 in Samara. In 1905, she said, the Cossacks launched pogroms in her town and shot her uncle and her cousin. She was nearly killed aft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She had innocently given shelter to some anti-Communist soldiers for “humanitarian reasons.” When the Reds came the next day, they decided to execute her. Only her mother’s pleadings saved her life.


In 1937, the Soviet secret police raided her apartment based on false suspicions, arrested her husband, and told her family they had 20 minutes to vacate. Her husband was sent to Siberia, where he died from either disease or execution—she never found out which. During World War II, she became a refugee, exchanging all her possessions for food. Her son was captured by the Nazis and beaten to death at the age of 17. After the Germans retreated, the Soviets ripped her people, the Kalmyks, from their homes and sent them into internal exile. For decades, she led a hidden life, trying to cover the fact that she was the widow of a supposed Enemy of the People.


Every trauma of Soviet history had happened to this woman. Amid the tumult of what we thought was the birth of a new, democratic Russia, she told me her story without bitterness or rancor. “If you get a letter completely free from self-pity,” Aleksandr Solzhenitsyn once wrote, it can only be from a victim of Soviet terror. “They are used to the worst the world can do, and nothing can depress them.” Kosieva had lived to see the death of this hated regime and the birth of a new world.


Those were the days of triumphant globalization. Communism was falling. Apartheid was ending. The Arab-Israeli dispute was calming down. Europe was unifying. China was prospe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oderate Republican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gave way to the first Baby Boomer president, a moderate Democrat, Bill Clinton. The American economy grew nicely. The racial wealth gap narrowed. All the great systems of society seemed to be working: capitalism, democracy, pluralism, diversity, globalization. It seemed, as Francis Fukuyama wrote in his famous “The End of History?” essay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 unabashed victory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We think of the 1960s as the classic Boomer decade, but the false summer of the 1990s was the high-water mark of that ethos. The first great theme of that era was convergence. Walls were coming down. Everybody was coming together. The second theme was the triumph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Liberalism was not just a philosophy—it was a spirit and a zeitgeist, a faith that individual freedom would blossom in a loosely networked democratic capitalist world. Enterprise and creativity would be unleashed. America was the great embodiment and champion of this liberation. The third theme was individualism. Society flourished when individuals were liberated from the shackles of society and the state, when they had the freedom to be true to themselves.


For his 2001 book, Moral Freedom,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Alan Wolfe interviewed a wide array of Americans. The moral culture he described was no longer based on mainline Protestantism, as it had been for generations. Instead, Americans, from urban bobos to suburban evangelicals, were living in a state of what he called moral freedom: the belief that life is best when each individual finds his or her own morality—inevitable in a society that insists on individual freedom.


When you look back on it from the vantage of 2020, moral freedom, like the other dominant values of the time, contained within it a core assumption: If everybody does their own thing, then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for everybody. If everybody pursues their own economic self-interest, then the economy will thrive for all. If everybody chooses their own family style, then children will prosper. If each individual chooses his or her own moral code, then people will still feel solidarity with one another and be decent to one another. This was an ideology of maximum freedom and minimum sacrifice.


It all looks naive now. We were naive about what the globalized economy would do to the working class, naive to think the internet would bring us together, naive to think the global mixing of people would breed harmony, naive to think the privileged wouldn’t pull up the ladders of opportunity behind them. We didn’t predict that oligarchs would steal entire nations, or that demagogues from Turkey to the U.S. would ignite ethnic hatreds. We didn’t see that a hyper-competitive global meritocracy would effectively turn all of childhood into elite travel sports where a few privileged performers get to play and everyone else gets left behind.


Over the 20 years after I sat with Kosieva, it all began to unravel.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d hit, the Middle East was being ripped apart by fanatics. On May 15, 2011, street revolts broke out in Spain, led by the self-declared Indignados—“the outraged.” “They don’t represent us!” they railed as an insult to the Spanish establishment. It would turn out to be the cry of a decade.


We are living in the age of that disappointment. Millennials and members of Gen Z have grown up in the age of that disappointment, knowing nothing else.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this has produced a crisis of faith, across society but especially among the young. It has produced a crisis of trust.


The Trust Fall


social trust is the confidence that other people will do what they ought to do most of the time. In a restaurant I trust you to serve untainted fish and you trust me not to skip out on the bill. Social trust is a generalized faith in the people of your community. It consists of smaller faiths. It begins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we are interdependent, our destinies linked. It continues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we share the same moral values. We share a sense of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s Kevin Vallier of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argues in his forthcoming book, Trust in a Polarized Age, social trust also depends on a sense that we share the same norms. If two lanes of traffic are merging into one, the drivers in each lane are supposed to take turns. If you butt in line, I’ll honk indignantly. I’ll be angry, and I’ll want to enforce the small fairness rules that make our society function smoothly.


High-trust societies have what Fukuyama calls spontaneous sociability. People are able to organize more quickly, initiate action, and sacrifice for the common good. When you look at research on social trust, you find all sorts of virtuous feedback loops. Trust produces good outcomes, which then produce more trust. In high-trust societies, corruption is lower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catalyzed. Higher-trust nations have lower economic inequality, because people feel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and are willing to support a more generous welfare state. People in high-trust societies are more civically engaged. Nations that score high in social trust—like the Netherlands, Sweden, China, and Australia—have rapidly growing or developed economies. Nations with low social trust—like Brazil, Morocco, and Zimbabwe—have struggling economies. As the ethicist Sissela Bok once put it, “Whatever matters to human beings, trust is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it thrives.”


During most of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depression and wars, Americans expressed high faith in their institutions. In 1964, for example, 77 percent of Americans said they trust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most or all of the time. Then came the last two moral convulsions. In the late 1960s and ’70s, amid Vietnam and Watergate, trust in institutions collapsed. By 1994, only one in five Americans said they trusted governme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Then came the Iraq War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Institutional trust levels remained pathetically low. What changed was the rise of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actively and poisonously alienated—who were not only distrustful but explosively distrustful. Explosive distrust is not just an absence of trust or a sense of detached alienation—it is an aggressive animosity and an urge to destroy. Explosive distrust is the belief that those who disagree with you are not just wrong but illegitimate. In 1997, 64 percent of Americans had a great or good deal of trust in the political competence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today only a third of Americans feel that way.


Falling trust in institutions is bad enough; it’s when people lose faith in each other that societies really begin to fall apart. In most societies, interpersonal trust is stable over the decades. But for some—like Denmark, where about 75 percent say the people around them are trustworthy, and the Netherlands, where two-thirds say so—the numbers have actually risen.


In America, interpersonal trust is in catastrophic decline. In 2014,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onducted by NORC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nly 30.3 percent of Americans agreed that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the lowest number the survey has recorded since it started asking the question in 1972. Today,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say they don’t trust other people when they first meet them.


Is mistrust based on distorted perception or is it a reflection of reality? Are people increasingly mistrustful because they are watching a lot of negative media and get a falsely dark view of the world? Or are they mistrustful because the world is less trustworthy, because people lie, cheat, and betray each other more than they used to?


There’s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marital infidelity, academic cheating, and animal cruelty are all on the rise in America, but it’s hard to directly measure the overall moral condition of society—how honest people are, and how faithful.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rust is an imprint left by experience, not a distorted perception. Trust is the ratio betwee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betray you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remain faithful to you. It’s not clear that there is more betrayal in America than there used to be—but there are certainly fewer faithful supports around people than there used to be. Hundreds of books and studies on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and collapsing family structure demonstrate this. In the age of disappointment,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be surrounded by faithful networks of people they can trust.


Thus the Harvard political scientist Robert Putnam argues that it’s a great mistake to separate the attitude (trust) from the behavior (morally right action). People become trusting when the world around them is trustworthy. When they are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live up to their commitments. When they experience their country as a fair place. As Vallier puts it, trust levels are a reflection of the moral condition of a nation at any given time. I’d add that high national trust is a collective moral achievement. High national distrust is a sign that people have earned the right to be suspicious. Trust isn’t a virtue—it’s a measure of other people’s virtue.


Unsurprisingly, the groups with the lowest social trust in America are among the most marginalized. Trust, like much else, is unequally distributed across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inequality is getting worse. Each of these marginalized groups has seen an additional and catastrophic decline in trus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Black Americans have been one of the most ill-treated groups in American history; their distrust is earned distrust. In 2018, 37.3 percent of white Americans felt that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but only 15.3 percent of Black Americans felt the same. This is not general misanthropy. Black Americans have high trust in other Black Americans; it’s the wider society they don’t trust, for good and obvious reasons. And Black perceptions of America’s fairness have tumbled further in the age of disappointment. In 2002, 43 percent of Black Americans were very or somewhat satisfied with the way Black people are treated in the U.S. By 2018, only 18 percent felt that way, according to Gallup.


The second disenfranchised low-trust group includes the lower-middle class and the working poor. According to Tim Dixon, an economist and the co-author of a 2018 study that examine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 this group makes up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country. “They are driven by the insecurity of their place in society and in the economy,” he says. They are distrustful of technology and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buy into conspiracy theories. “They’re often convinced by stories that someone is trying to trick them, that the world is against them,” he says. Distrust motivated many in this group to vote for Donald Trump, to stick a thumb in the eye of the elites who had betrayed them.


This brings us to the third marginalized group that scores extremely high on social distrust: young adults. These are people who grew up in the age of disappointment. It’s the only world they know.


In 2012, 40 percent of Baby Boomers believed that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as did 31 percent of members of Generation X. In contrast, only 19 percent of Millennials said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Seventy-three percent of adults under 30 believe that “most of the time, people just look out for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a Pew survey from 2018. Seventy-one percent of those young adults say that most people “would try to take advantage of you if they got a chance.”


Many young people look out at a world they believe is screwed up and untrustworthy in fundamental ways. A mere 10 percent of Gen Zers trust politicians to do the right thing. Millennials are twice as likely as their grandparents to say that families should be able to opt out of vaccines. Only 35 percent of young people, versus 67 percent of old people, believe that Americans respect the rights of people who are not like them. Fewer than a third of Millennials say America is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compared to 64 percent of members of the Silent Generation.


Human beings need a basic sense of security in order to thrive; as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Ronald F. Inglehart puts it, their “values and behavior are shaped by the degree to which survival is secure.” In the age of disappointment, our sense of safety went away. Some of this is physical insecurity: school shootings, terrorist attacks, police brutality, and overprotective parenting at home that leaves young people incapable of handling real-world stress. But the true insecurity is financial, social, and emotional.


First, financial insecurity: By the time the Baby Boomers hit a median age of 35, their generation owned 21 percent of the nation’s wealth. As of last year, Millennials—who will hit an average age of 35 in three years—owned just 3.2 percent of the nation’s wealth.


Next, emotional insecurity: Americans today experience more instability than at any period in recent memory—fewer children growing up in married two-parent households, more single-parent households, more depression, and higher suicide rates.


Then, identity insecurity. People today live in what the late sociologist Zygmunt Bauman called liquid modernity. All the traits that were once assigned to you by your community, you must now determine on your own: your identity, your morality, your gender, your vocation, your purpose, and the place of your belonging. Self-creation becomes a major anxiety-inducing act of young adulthood.


Finally, social insecurit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our “sociometers”—the antennae we use to measure how other people are seeing us—are up and on high alert all the time. Am I liked? Am I affirmed? Why do I feel invisible? We see ourselves in how we think others see us. Their snarkiness turns into my self-doubt, their criticism into my shame, their obliviousness into my humiliation. Danger is ever present. “For many people, it is impossible to think without simultaneously thinking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would think about what you’re thinking,” the educator Fredrik deBoer has written. “This is exhausting and deeply unsatisfying. As long as your self-conception is tied up in your perception of other people’s conception of you, you will never be free to occupy a personality with confidence; you’re always at the mercy of the next person’s dim opinion of you and your whole deal.”


In this world, nothing seems safe; everything feels like chaos.


The Distrust Mindset


distrust sows distrust. It produces the spiritual state that Emile Durkheim called anomie, a feeling of being disconnected from society, a feeling that the whole game is illegitimate, that you are invisible and not valued, a feeling that the only person you can really trust is yourself.


Distrustful people try to make themselves invulnerable, armor themselves up in a sour attempt to feel safe. Distrust and spiritual isolation lead people to flee intimacy and try to replace it with stimulation. Distrust, anxiety, and anomie are at the root of the 73 percent increase in depression among Americans aged 18 to 25 from 2007 to 2018, and of the shocking rise in suicide. “When we have no one to trust, our brains can self-destruct,” Ulrich Boser writes in his book on the science of trust, The Leap.


People plagued by distrust can start to see threats that aren’t there; they become risk averse. Americans take fewer risks and are much less entrepreneurial than they used to be. In 2014, the rate of business start-ups hit a nearly 40-year low. Since the early 1970s, the rate at which people move across state lines each year has dropped by 56 percent. People lose faith in experts. They lose faith in truth, in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that is the basis of modern society. “A world of truth is a world of trust, and vice versa,” Rabbi Jonathan Sacks writes in his book Morality.


In periods of distrust, you get surges of populism; populism is the ideology of those who feel betrayed. Contempt for “insiders” rises, as does suspicion toward anybody who holds authority. People are drawn to leaders who use the language of menace and threat, who tell group-versus-group power narratives. You also get a lot more political extremism. People seek closed, rigid ideological systems that give them a sense of security. As Hannah Arendt once observed, fanaticism is a response to existential anxiety. When people feel naked and alone, they revert to tribe. Their radius of trust shrinks, and they only trust their own kind. Donald Trump is the great emblem of an age of distrust—a man unable to love, unable to trust. When many Americans see Trump’s distrust, they see a man who looks at the world as they do.


By February 2020, America was a land mired in distrust. Then the plague arrived.


The Failure of Institutions


from the start, the pandemic has hit the American mind with sledgehammer forc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have spiked. In April, Gallup recorded a record drop in self-reported well-being, as the share of Americans who said they were thriving fell to the same low point as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These kinds of drops tend to produce social upheavals. A similar drop was seen in Tunisian well-being just before the street protests that led to the Arab Spring.


The emotional crisis seems to have hit low-trust groups the hardest. Pew found that “low trusters” were more nervous during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pandemic, more likely to have trouble sleeping, more likely to feel depressed, less likely to say the public authorities were responding well to the pandemic. Eighty-one percent of Americans under 30 reported feeling anxious, depressed, lonely, or hopeless at least one day in the previous week, compared to 48 percent of adults 60 and over.


Americans looked to their governing institutions to keep them safe. And nearly every one of their institutions betrayed them. The president downplayed the crisis, and his administration was a daily disaster area.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produced faulty tests, failed to provide up-to-date data on infections and deaths, and didn’t provide a trustworthy voice for a scared public.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wouldn’t allow private labs to produce their own tests without a lengthy approval process.


The sense of betrayal was magnified when people looked abroad. In nations that ranked high on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measure of interpersonal trust—like China, Australia, and most of the Nordic states—leaders were able to mobilize quickly, come up with a plan, and count on citizens to comply with the new rules. In low-trust nations—like Mexico, Spain, and Brazil—there was less planning, less compliance, less collective action, and more death. Countries that fell somewhere in the middle—including the U.S., Germany, and Japan—had a mixed record depending on the quality of their leadership. South Korea, where more than 65 percent of people say they trust government when it comes to health care, was able to build a successful test-and-trace regime. In America, where only 31 percent of Republicans and 44 percent of Democrats say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able to use cellphone data to track compliance with experts’ coronavirus social-contact guidelines, such a system was never really implemented.


For decades, researchers have been warning about institutional decay. Institutions get caught up in one of those negative feedback loops that are so common in a world of mistrust. They become ineffective and lose legitimacy. People who lose faith in them tend not to fund them. Talented people don’t go to work for them. They become more ineffective still. In 1969,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made this core point in a memo to his boss-to-be, President-elect Richard Nixon: “In one form or another all of the major domestic problems facing you derive from the erosion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institutions of American society. This is a mysterious process of which the most that can be said is that once it starts it tends not to stop.”


On the right, this anti-institutional bias has manifested itself as hatred of government; an unwillingness to defer to expertise, authority, and basic science; and a reluctance to fund the civic infrastructure of society, such as a decent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state after state Republican governors sat inert, unwilling to organize or to exercise authority, believing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be free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On the left, distrust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has manifested as a series of checks on power that have given many small actors the power to stop common plans, producing what Fukuyama calls a vetocracy. Power to the people has meant no power to do anything, and the result is a national NIMBYism that blocks social innovation in case after case.


In 2020, American institutions groaned and sputtered. Academics wrote up plan after plan and lobbed them onto the internet. Few of them went anywhere. America had lost the ability to build new civic structures to respond to ongoing crises like climate change, opioid addiction, and pandemics, or to reform existing ones.


From the October 2020 issue: Can American democracy be saved?


In high-trust eras, according to Yuval Levin, who is a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scholar and the author of A Time to Build: From Family and Community to Congress and the Campus, How Recommitting to Our Institutions Can Revive the American Dream, people have more of a “first-person-plural” instinct to ask, “What can we do?” In a lower-trust era like today, Levin told me, “there is a greater instinct to say, ‘They’re failing us.’ We see ourselves as outsiders to the systems—an outsider mentality that’s hard to get out of.”


Americans haven’t just lost faith in institutions; they’ve come to loathe them, even to think that they are evil. A Democracy Fund + UCLA Nationscape survey found that 55 percent of Americans believe that the corona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was created in a lab and 59 percent believ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aling the true number of deaths. Half of all Fox News viewers believe that Bill Gates is plotting a mass-vaccination campaign so he can track people. This spring, nearly a third of Americans were convinced that it was probably or definitely true that a vaccine existed but was being withheld by the government. When Trump was hospitalized for COVID-19 on October 2, many people conspiratorially conclud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as lying about his positive diagnosis for political gain. When government officials briefed the nation about how sick he was, many people assumed they were obfuscating, which in fact they were.


The failure of and withdrawal from institutions decimated America’s pandemic response, but the damage goes beyond that. That’s because institutions like the law, the government, the police, and even the family don’t merely serve social functions, Levin said; they form the individuals who work and live within them. The institutions provide rules to live by, standards of excellence to live up to, social roles to fulfill.


By 2020, people had stopped seeing institutions as places they entered to be morally formed, Levin argued. Instead, they see institutions as stages on which they can perform, can display their splendid selves. People run for Congress not so they can legislate, but so they can get on TV. People work in companies so they can build their personal brand. The result is a world in which institutions not only fail to serve their social function and keep us safe, they also fail to form trustworthy people. The rot in our structures spreads to a rot in ourselves.


The Failure of Society


the coronavirus has confronted America with a social dilemma. A social dilemm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lar Cristina Bicchieri notes,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each group member gets a higher outcome if she pursues her individual self-interest, but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better off if all group members further the common interest.” Social distancing is a social dilemma. Many low-risk individuals have been asked to endure some large pain (unemployment, bankruptcy) and some small inconvenience (mask wearing) for the sake of the common good. If they could make and keep this moral commitment to each other in the short term, the curve would be crushed, and in the long run we’d all be better off. It is the ultimate test of American trustworthiness.


In March and April, vast majorities of Americans said they supported social distancing, and society seemed to be coming together. It didn’t last. Americans locked down a bit in early March, but never as much as people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By mid-April, they told themselves—and pollsters—that they were still socially distancing, but that was increasingly a self-deception. While pretending to be rigorous, people relaxed and started going out. It was like watching somebody gradually give up on a diet. There wasn’t a big moment of capitulation, just an extra chocolate bar here, a bagel there, a scoop of ice cream before bed. By May, most people had become less strict about quarantining. Many states officially opened up in June when infection rates were still much higher than in countries that had successfully contained the disease. On June 20, 500,000 people went to reopened bars and nightspots in Los Angeles County alone.


You can blame Trump or governors or whomever you like, but in reality this was a mass moral failure of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nd independents alike. This was a failure of social solidarity, a failure to look out for each other.


Alexis de Tocqueville discussed a concept called the social body. Americans were clearly individualistic, he observed, but they shared common ideas and common values, and could, when needed, produce common action. They could form a social body. Over time, those common values eroded, and were replaced by a value system that put personal freedom above every other value. When Americans were confronted with the extremely hard task of locking down for months without any of the collective resources that would have made it easier—habits of deference to group needs; a dense network of community bonds to help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a history of trust that if you do the right thing, others will too; preexisting patterns of cooperation; a sense of shame if you deviate from the group—they couldn’t do it. America failed.


By August, most Americans understood the failure. Seventy-two percent of Danes said they felt more united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Only 18 percent of Americans felt the same.


The Crack-up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2020, six years of moral convulsion came to a climax. This wasn’t just a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sis, it was also an emotional trauma. The week before George Floyd was killed,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released data showing that a third of all Americans were showing signs of clinical anxiety or depression. By early June, after Floyd’s death, the percentage of Black Americans showing clinical sign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disorders had jumped from 36 to 41 percen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rates were three times those of the year before. At the end of June, one-quarter of young adults aged 18 to 24 said they had contemplated suicide during the previous 30 days.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his death, Floyd became the emblematic American—the symbol of a society in which no one, especially Black Americans, was safe. The protests, which took place in every state, were diverse. The young white people at those marches weren’t only marching as allies of Black people. They were marching for themselves, as people who grew up in a society they couldn’t fully trust. Two low-trust sectors of American society formed an alliance to demand change.


From the September 2020 issue: Is th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American racism?


By late June, American national pride was low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Gallup started measuring, in 2001. American happiness rates were at their lowest level in nearly 50 years. In another poll, 71 percent of Americans said they were angry about the state of the country, and just 17 percent said they were proud. According to an NBC News/Wall Street Journal poll, 80 percent of American voters believe that “things in the country are out of control.” Gun sales in June were 145 percent higher than in the previous year. By late June, it was clear that America was enduring a full-bore crisis of legitimacy, an epidemic of alienation, and a loss of faith in the existing order.


Years of distrust burst into a torrent of rage. There were times when the entire social fabric seemed to be disintegrating. Violence rocked places like Portland, Kenosha, and beyond. The murder rates soared in city after city. The most alienated, anarchic actors in society—antifa, the Proud Boys, QAnon—seemed to be driving events. The distrust doom loop was now at hand.


From the June 2020 issue: The prophecies of Q


The Age of Precarity


cultures are collective responses to common problems. But when reality changes, culture takes a few years, and a moral convulsion, to completely shake off the old norms and values.


The culture that is emerging, and which will dominate American life over the next decades, is a response to a prevailing sense of threat. This new culture values security over liberation, equality over freedom, the collective over the individual. We’re seeing a few key shifts.


From risk to security. As Albena Azmanova, a political theor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 has argued, we’ve entered an age of precarity in which every political or social movement has an opportunity pole and a risk pole. In the opportunity mentality, risk is embraced because of the upside possibilities. In the risk mindset, security is embraced because people need protection from downside dangers. In this period of convulsion, almost every party and movement has moved from its opportunity pole to its risk pole. Republicans have gone from Reaganesque free trade and open markets to Trumpesque closed borders. Democrats have gone from the neoliberalism of Kennedy and Clinton to security-based policies like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d the protections offered by a vastly expanded welfare state. Campus culture has gone from soft moral relativism to strict moralism. Evangelicalism has gone from the open evangelism of Billy Graham to the siege mentality of Franklin Graham.


From achievement to equality. The culture that emerged from the 1960s upheavals put heavy emphasis on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 growth. The Boomers emerged from, and then purified, a competitive meritocracy that put career achievement at the center of life and boosted those who succeeded into ever more exclusive lifestyle enclaves.


In the new culture we are entering, that meritocratic system looks more and more like a ruthless sorting system that excludes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rendering their life precarious and second class, while pushing the “winners” into a relentless go-go lifestyle that leaves them exhausted and unhappy. In the emerging value system, “privilege” becomes a shameful sin. The status rules flip. The people who have won the game are suspect precisely because they’ve won. Too-brazen signs of “success” are scrutinized and shamed. Equality becomes the great social and political goal. Any disparity—racial, economic, meritocratic—comes to seem hateful.


From self to society. If we’ve lived through an age of the isolated self, people in the emerging culture see embedded selves. Socialists see individuals embedded in their class group. Right-wing populists see individuals as embedded pieces of a national identity group. Left-wing critical theorists see individuals embedded in their racial, ethnic, gender, or sexual-orientation identity group. Each person speaks from the shared group consciousness. (“Speaking as a progressive gay BIPOC man …”) In an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status goes to those who stand out; in collective moments, status goes to those who fit in. The cultural mantra shifts from “Don’t label me!” to “My label is who I am.”


From global to local. A community is a collection of people who trust each other. Government follows the rivers of trust. When there is massive distrust of central institutions, people shift power to local institutions, where trust is higher. Power flows away from Washington to cities and states.


Derek Thompson: Why America’s institutions are failing


From liberalism to activism. Baby Boomer political activism began with a free-speech movement. This was a generation embedded in enlightenment liberalism, which was a long effort to reduce the role of passions in politics and increase the role of reason. Politics was seen as a competition between partial truths.


Liberalism is ill-suited for an age of precarity. It demands that we live with a lot of ambiguity, which is hard when the atmosphere already feels unsafe. Furthermore, it is thin. It offers an open-ended process of discovery when what people hunger for is justice and moral certainty. Moreover, liberalism’s niceties come to seem like a cover that oppressors use to mask and maintain their systems of oppression. Public life isn’t an exchange of ideas; it’s a conflict of groups engaged in a vicious death struggle. Civility becomes a “code for capitulation to those who want to destroy us,” as the journalist Dahlia Lithwick puts it.


The cultural shifts we are witnessing offer more safety to the individual at the cost of clannishness within society. People are embedded more in communities and groups, but in an age of distrust, groups look at each other warily, angrily, viciously. The shift toward a more communal viewpoint is potentially a wonderful thing, but it leads to cold civil war unless there is a renaissance of trust. There’s no avoiding the core problem. Unless we can find a way to rebuild trust, the nation does not function.


How to Rebuild Trust


when you ask political scientists or psychologists how a culture can rebuild social trust, they aren’t much help. There just haven’t been that many recent cases they can study and analyze. Historians have more to offer, because they can cite examples of nations that have gone from pervasive social decay to relative social health. The two most germane to our situation are Great Britain between 1830 and 1848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895 and 1914.


People in these eras lived through experiences parallel to ours today. They saw the massive economic transitions caus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y experienced great waves of migration, both within the nation and from abroad. They lived with horrific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state dysfunction. And they experienced all the emotions associated with moral convulsions—the sort of indignation, shame, guilt, and disgust we’re experiencing today. In both periods, a highly individualistic and amoral culture was replaced by a more communal and moralistic one.


But there was a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eras and our own, at least so far. In both cases, moral convulsion led to frenetic action. As Richard Hofstadter put it in The Age of Reform, the feeling of indignation sparked a fervent and widespread desire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to organize, to build. During these eras, people built organizations at a dazzling pace. In the 1830s, the Clapham Sect, a religious revival movement, campaigned for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nd promoted what we now think of as Victorian values. The Chartists, a labor movement, gathered the working class and motivated them to march and strike. The Anti-Corn Law League worked to reduce the power of the landed gentry and make food cheaper for the workers. These movements agitated from both the bottom up and the top down.


As Robert Putnam and Shaylyn Romney Garrett note in their forthcoming book, The Upswing, the American civic revival that began in the 1870s produced a stunning array of new organizations: the United Way, the NAACP, the Boy Scouts, the Forest Service,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4-H clubs, the Sierra Club, the settlement-house movement, the compulsory-education movement,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Legion, the ACLU, and on and on. These were missional organizations, with clearly defined crusading purposes. They put tremendous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and social duty—on honesty, reliability, vulnerability, and cooperativeness, and on shared values, rituals, and norms. They tended to place responsibility on people who had not been granted power before. “Few things help an individual more than to place responsibility upon him, and to let him know that you trust him,” Booker T. Washington wrote in his 1901 autobiography.


After the civic revivals, both nations witnessed frenetic political reform. During the 1830s, Britain passed the Reform Act, which widened the franchise; the Factory Act, which regulated workplaces; and 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 which reformed local government. The Progressive Era in America saw an avalanche of reform: civil-service reform; food and drug regulation; the Sherman Act, which battled the trusts; the secret ballot; and so on. Civic life became profoundly moralistic, but political life became profoundly pragmatic and anti-ideological. Pragmatism and social-science expertise were valued.


Can America in the 2020s turn itself around the way the America of the 1890s, or the Britain of the 1830s, did? Can we create a civic renaissance and a legislative revolution? I’m not so sure. If you think we’re going back to the America that used to be—with a single cohesive mainstream culture; with an agile, trusted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a few mainstream media voices that police a coherent national conversation; with an interconnected, respected leadership class; with a set of dominant moral values based on mainline Protestantism or some other single ethic—then you’re not being realistic. I see no scenario in which we return to being the nation we were in 1965, with a cohesive national ethos, a clear national establishment, trusted central institutions, and a pop-culture landscape in which people overwhelmingly watch the same shows and talked about the same things. We’re too beaten up for that. The age of distrust has smashed the converging America and the converging globe—that great dream of the 1990s—and has left us with the reality that our only plausible future is decentralized pluralism.


A model for that can be found in, of all places, Houston, Texas,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cities in America. At least 145 languages are spoken in the metro area. It has no real central downtown district, but, rather, a wide diversity of scattered downtowns and scattered economic and cultural hubs. As you drive across town you feel like you’re successively in Lagos, Hanoi, Mumbai, White Plains, Beverly Hills, Des Moines, and Mexico City. In each of these cultural zones, these islands of trust, there is a sense of vibrant activity and experimentation—and across the whole city there is an atmosphere of openness, and goodwill, and the American tendency to act and organize that Hofstadter discussed in The Age of Reform.


Not every place can or would want to be Houston—its cityscape is ugly, and I’m not a fan of its too-libertarian zoning policies—but in that rambling, scattershot city I see an image of how a hyper-diverse, and more trusting, American future might work.


The key to making decentralized pluralism work still comes down to one question: Do we have the energy to build new organizations that address our problems, the way the Brits did in the 1830s and Americans did in the 1890s? Personal trust can exist informally between two friends who rely on each other, but social trust is built within organizations in which people are bound together to do joint work, in which they struggle together long enough for trust to gradually develop, in which they develop shared understandings of what is expected of each other, in which they are enmeshed in rules and standards of behavior that keep them trustworthy when their commitments might otherwise falter. Social trust is built within the nitty-gritty work of organizational life: going to meetings, driving people places, planning events, sitting with the ailing, rejoicing with the joyous, showing up for the unfortunate. Over the past 60 years, we have given up on the Rotary Club and the American Legion and other civic organizations and replaced them with Twitter and Instagram. Ultimately, our ability to rebuild trust depends on our ability to join and stick to organizations.


From the June 2020 issue: We are living in a failed state


The period between the deaths of Eric Garner and Michael Brown in the summer of 2014 and the election of November 2020 represents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great transitional mo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Whether we emerge from this transition stronger depends on our ability, from the bottom up and the top down, to build organizations targeted at our many problems. If history is any guide, this will be the work not of months, but of one or two decades.


For centuries, America was the greatest success story on earth, a nation of steady progress, dazzling achievement, and growing international power. That story threatens to end on our watch, crushed by the collapse of our institutions and the implosion of social trust. But trust can be rebuilt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small heroic acts—by the outrageous gesture of extending vulnerability in a world that is mean, by proffering faith in other people when that faith may not be returned. Sometimes trust blooms when somebody holds you against all logic, when you expected to be dropped. It ripples across society as multiplying moments of beauty in a storm.


DAVID BROOKS is a contributing writer at The Atlantic and a columnis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Road to Character and The Second Mountain: The Quest for a Moral Life.


谢选骏指出:上述“美国正经历每隔60年发作一次的‘道德抽筋’”论,具有双重错误——首先,它把谢选骏有关“四个美国”的七十年理论,每个周期都缩短了十年。其次呢,它把社会演变简化为道德抽筋,肤浅之至了。

谢选骏:共产党与蒙古症都是愚公



网文《为什么老外把唐氏综合症叫蒙古症》报道:


1866年,英国医生约翰·朗顿·唐(Dr.J.L.Down)在学会首次发表了这一病症。它最早叫“蒙古版权症”或者“蒙古痴呆症”,因为唐医生发现他的病人的面部比正常人较宽,眼睛小而上挑,看起来与蒙古人有类同之处。在现今医学界认为这种叫法不尊重,也无医学实际意义,而不再普遍使用。由于各国患者的面容有相似的特征,唐氏综合症病人也被俗称为“国际人”。


唐氏综合症是由于先天染色体异常引起。大部分患者的第二十一对染色体在遗传分裂时发生错误,引致细胞核含有额外染色体;小部分则因易位而引起。


唐氏综合症的小孩外貌以至体质上都有很多明显的症状。他们智能较正常小童低,通常智商只有40至60,但性格温驯。患此症的小孩发育迟缓,加上肌肉张力低,令他们学习坐立及走路也比正常小孩迟。


他们也有很特殊的面貌,易于辨认,又患此症的小孩通常双眼距离较远、眼睛向上斜、鼻梁骨平坦,嘴、牙齿及耳朵均细小,大部分患者手掌纹呈猿型(俗称断掌),手指呈特殊的蹄状纹,第一及第二双脚趾的距离特宽。


患儿具明显的特殊面容体征,如眼距宽,鼻根低平,眼裂小,眼外侧上斜,有内眦赘皮,外耳小,舌胖,常伸出口外,流涎多。身材矮小,头围小于正常,头前、后径短,枕部平呈扁头。颈短、皮肤宽松。骨龄常落后于年龄,出牙延迟且常错位。


由于目前仍未发明能提高弱智者智力的药物;故治疗唐氏综合症主要以启导为主。然而,经常伴随此症发生的疾病如呼吸系统感染、肠胃道闭塞。先天性心脏病及甲状腺功能不全等,则可以治愈或控制。


网文《唐氏综合症》报道:


唐氏综合症(21-三体症,先天愚型,英文:Down syndrome或Down's syndrome),又在部分地区被俗称为“国际脸”或“国际人”,是21号染色体的三体现象造成的遗传疾病,常见症状有发育迟缓、不同的面部特征以及轻度到中度的智能障碍。唐氏症青年人的智商大约接近八岁到九岁儿童的心智年龄,但也有些差异较大。


通常在遗传学上,唐氏综合症患者父母基因正常,多余染色体往往是偶然出现的。其出现概率随生物学母亲的年龄而增加,从20岁母亲的小于0.1%至45岁母亲的3%。至今为止仍不知道是否有行为或者环境因素会影响多余染色体出现的概率。唐氏综合症可在孕期通过产前诊断,或在生产后通过观察体征与基因检测被诊断出来。自从产前筛检被应用于临床后,被检测出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孕母往往选择堕胎。一般推荐唐氏综合症患者终生定期检查是否存在唐氏综合症的相关症状。


目前唐氏症并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仅能透过生活照护及教育来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质。有些患者于一般班级内接受教育,有些则接受特殊教育。有些患者甚至进而接受高等教育。唐氏症患者常需要财政及法务协助。在发达国家中,若有接受妥当照护,唐氏症患者的预期寿命大约在50至60岁之间。


唐氏症是最常见的染色体异常疾病之一。约每年每一千名新生儿就有一名。在2015年,有四百万人罹患唐氏症,造成27000人死亡,较1990年因唐氏症而死亡的43000人要低。唐氏症得名自在1866年描述此病症症状的英国医师约翰·朗顿·唐,而吉恩·埃斯基罗尔(Jean-étienne Dominique Esquirol)及爱德华·塞金(édouard Séguin)分别也在较早的1838年及1844年描述过唐氏症一些方面的特点。在1957年时发现了唐氏症在基因上的原因,也就是第21号染色体的三体现象。


即使出生前检查发现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根据各国法律的不同规定,关于堕胎的措施也不相同。


在中华民国,胎儿检查有唐氏症,依优生保健法第9条第1项第4款及第2项后段规定,怀孕妇女经诊断或证明有医学上理由,足以认定胎儿有畸型发育之虞者,得依其自愿,并应得其配偶之同意,施行人工流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检查出婴儿患有唐氏综合症,可以依照父母的意愿决定堕胎与否。


日本根据《母体保护法》规定,不认可由于胎儿的问题而进行的人工堕胎。但是相关条文又说明“继续妊娠或分娩会在身体或经济理由上对母体健康造成显著的伤害”或者“对母体来说构成极大的精神问题”或者“由于精神问题对母体构成了极大的健康障碍”的情况下,妊娠未满22周前可以人工堕胎。但是堕胎的必要性需要指定医生的确认,能够进行的医疗机构也有指定。自2013年4月起至2014年4月对日本的7740位孕妇进行的产前检查中,有113位从羊水检查中得出有染色体病症,其中70人判定为唐氏综合症。最后110位孕妇决定堕胎,2位流产,只有1位孕妇选择诞下患唐氏综合症的胎儿。


根据反堕胎人士提供的统计数据,在美国,百分之60以上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的胎儿被堕掉。有些反堕胎人士把针对这些胎儿的堕胎手术与“纳粹优生论”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在草菅人命。他们指出,唐氏综合症患者同样有生存的权利,而且有能力对社会做出美好的贡献。2017年底,美国俄亥俄州通过一项法案,并由该州州长签署成为法律,禁止基于唐氏综合症而进行的堕胎。但是,一位联邦法官以该法律侵犯堕胎的宪法权利为由,暂时禁止该项法律实施。2018年4月1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以139票对56票的多数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对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的胎儿进行堕胎手术。2017年,唐氏综合症儿几乎在冰岛绝迹。


2008年7月20日,一位名叫希嘉·柏克丝(Helga Parks)的美国人,当她在许多年前于德国探亲时,患有这个病症的侄女便送了一个像她自己的洋娃。加上在该国经常利用这类公仔教导学童不要对残疾人士存有偏见,于是她回国后便设立贸易公司,开始进口这类娃娃。结果推出市场后,各界人士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可以加深对此类病人的认识,不过亦有人认为只是标新立异。而现时更有外国名牌时装公司邀请唐氏综合症小孩担任公司童装模特儿,以显示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人士同样可以生有价值、活得美丽。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与蒙古症有何关联?一,共产党自称愚公,类似蒙古症患者;二,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多为蒙古帝国的侵占区域,例如苏联、蒙古、东欧、中国大陆、朝鲜蒙古、越南。

谢选骏:傅高义是条乏走狗



《傅高义去世 他为邓小平作传忍受了中国的审查和删改》(BBC 2020-12-21日)报道:


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谈“中美对抗”、“习邓比较”及“香港问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周日(12月20日)表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去世,享年90岁。傅高义之子、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史蒂文·福格尔(Steven Vogel)在推特上表示,父亲因手术后的并发症去世。傅高义出生于1930年,能说中文和日文,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专家,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通”之一,他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邓小平的中国通

傅高义195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然后在日本做了两年研究。1960-61年,他担任耶鲁大学助理教授,1961-62年和1963-64年两个时期在哈佛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研究中国语言和历史。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改革时代的中国、邓小平、现代日本等,在哈佛大学讲授的课程包括中国共产主义社会、日本社会和东亚工业化等。


2011年,傅高义出版了邓小平传记《邓小平与中国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这本书的中文版《邓小平时代》被称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是西方学者所著有关中国改革开放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纽约时报》曾报道,大陆版《邓小平时代》比起港版删去了5.3万字,删节内容主要包括天安门事件、中共党内矛盾与斗争、对领导人的评价等。傅高义当时曾表示,允许中国审查人员删改其作品的决定是一个讨厌却又必要的妥协。


2018年,BBC中文记者曾在访问中问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出了这么久,中国和中美关系变化都很大,他有没有想修改和增补的地方? 傅高义表示,几年过去,这本书的价值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没有想修改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专访傅高义时,他曾表示计划花四年时间写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历史对邓小平的评价,从不缺少争议。他一手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造成政治改革的停滞。回溯改革开放40年,这个庞大国家的成与败,似乎都与邓小平密不可分。


傅高义称,一开始打算写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因为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很聪明,很能干,后来一些中国朋友建议他,将来中国应该走什么路、需要考虑什么问题,在这方面胡耀邦的意义更大。除了《邓小平时代》,傅高义还著有《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日本的新中产阶级》等书。


建言中美关系

傅高义在2000年退休,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然活跃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接受媒体采访表达对中美关系等问题的看法。2019年7月,100多名熟悉中国和亚洲事务学者、外交官等发表公开信,在公开信中,他们对中国加大控制私营企业、不履行贸易承诺等行为表示担忧,但大力着墨在指责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认为特朗普本人和其幕僚的许多做法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公开信由五人执笔,傅高义正是其中之一。今年4月,90多名美国知名学者和前政府官员发出公开信,呼吁中美两国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危机,挽救生命。傅高义也签署了这封公开信。


会晤

2019年底及2020年初,傅高义两次访问香港,期间接受BBC中文访问。他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现在在美国国内,因为我们非常担心中国,因为他们对自由、人权、香港和新疆的打压,美国的政治家们发现现在批评中国很有用,他们认为这有助于他们在美国国内的发展。”


傅高义还谈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邓小平的区别。他认为,习近平不像邓小平曾有许多在国外的经验,对他来说,与世界各地领导人合作并不像邓小平那样容易。“他可以谈论中国的政策并解释事情,但是他没有那么多在国外的经验,而且他对外国领导人没有本能的理解,”他说。


中国反应

周一(21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于他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汪文斌称。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推特上对傅高义的家人表示深切哀悼。崔天凯称,与傅高义相识已久,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是杰出的中国学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毕生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对两国友谊和关系作出重大贡献。”他说。


谢选骏指出:傅高义八十多岁还写死去已久的邓小平,不知是何居心;大概类似基辛格,是为利用国际共产主义的余烬——被删去几万字而毫无怨言,可见其剩下的文字也是废话居多。


网文《傅高义》报道:


傅高义(英文名:Ezra Feivel Vogel,1930年7月11日-2020年12月20日),美国犹太人,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Henry Ford II Profess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meritus at Harvard University),能通日文,能说汉语,著有多部关于中国、日本和亚洲研究的著作。


生平

1930年,傅高义出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在俄亥俄卫斯里昂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并于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在1967年至2000年间于哈佛大学任教,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精通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2020年12月20日,因术后并发症,傅高义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间医院去世,享年90岁。


作品

傅高义关于日本和中国的著作非常畅销。他曾多年在香港研究广东及广州,他关于中国研究的主要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先行一步》和《邓小平时代》已经在中国出版。邓小平曾对自己的历史评价自评“对半开”,而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则予以“功八过二”的高评价。


著作列表

1963年:《日本的新中产阶级》

1969年:《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197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

1989年:《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1991年:《亚洲四小龙》

2011年:《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大陆中文版2013年1月18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邓小平时代》之名删节出版。ISBN 9787108041531(较原版删去了大部分关于六四事件的记述。)

香港中文版2012年4月由中文大学出版社以《邓小平时代》之名出版(有繁体和简体版)。

台湾则由天下文化于2012年6月出版《邓小平改变中国》ISBN 9789862169360。

2015年:《日本新中产阶级》,邓伯宸 译,立绪出版社出版。

2016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谷英、张柯、丹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2019年:《中国和日本:1500 年的交流史》(China and Japan:Facing History),毛升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译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台湾则由天下文化于2019年11月出版《中国和日本:1500 年的交流史》ISBN 9789864798452。

观点

傅高义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国家情报官,负责东亚事务。1999年,北约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傅高义以“前中情局官员”身份,指中情局对外宣称因地图定位错误而“误炸”中国使馆的说法并非事实,引起美方高度紧张。他又说,他不认为此事有人故意,更不可能是政策性决定。此事应该是一连串失误造成的惨剧。


谢选骏指出:与其说傅高义是个学者,不如说他是个官员,也就是位跟着职位乱叫的狗官了。他退而不休还要四出露头、联名狂吠,可谓乏走狗矣。如此老迈还要浪费医疗资源乱做手术,结果却丢了性命,可谓缺乏自知之明之至矣——由这样毫无基本判断力的人去做学术研究,其成果显然是可疑的;哈佛大学雇佣这样的蠢人进行教学活动,其水准是不及格的。

2020年12月20日星期日

谢选骏:红脖子是美国的哥萨克



网文《大老粗》报道:


大老粗(英语:Redneck),直译为红脖子,是一个美国俗语,原指长时期从事农活,脖子被阳光晒得红通通的南方庄稼人,后来隐射一些思想保守、顽固,受过很少教育的农民和乡村白种人士。由于见识不多而不太不愿接受新事物。Redneck原本是美国北方人对南方人的称呼,多少有蔑视的含意。但时至今日,Redneck已经代表典型美国南方人的一种文化象征。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把“红脖子”定义为南方的乡下人有失片面,因为西部牛仔同样也是红脖子。


网文《美国人是怎么分辨红脖子的?》(知乎 2016-06-20)报道:


红脖子判断标准:

你老婆比你的冰箱还重(肥胖问题);

你把冰箱挪开,发现它下面居然长了草,而且已经黄了(不爱打扫房间);

你修剪草坪之后发现草里面有一辆车(不爱打扫院子);

你不用张嘴就能把痰吐出来(……);

你半夜上厕所需要穿衣服穿鞋还得带个手电筒(大农场+老房子);

圣诞节的时候你去给你妈,你姐,你女朋友买礼物,但是你只用买一份(美南群众喜乱伦梗);

有十条以上的官司告你的狗(……);

你去海洋世界玩的时候带了鱼竿(……);

你的车的车盖和车门不是一个颜色(……);

你在商场的停车场和别人枪战过(南方民风剽悍……);

圣诞老人拒绝让你的孩子坐在他膝盖上(孩子也不讲卫生……);

你家的厕纸上有页码(估计是拿书当厕纸……);

你有好几个同辈亲戚的名字和内战时期的南方将领一样(南方群众不忘历史);

你用马桶圈当相框(……);

为了让你的门显得好看些,你把啤酒瓶盖钉在上面(……);

你有一件家里人手工做的羽绒服(……);

你老婆爬树比你的猫还快(……);

你妈在圣诞节购物清单上写了“子弹”(……)。





网文《难道“红脖子”不就是脖子被晒红了的人士吗?》(知乎2017-06-20)报道:


按这个标准我都当过红脖子。

话说回来,“红脖子”一般情况是个贬义词。但是没有一个精确的识别方式,它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含义。

它通常出现在如下几种情况下:

1)城里人嘲讽农村人

2)北方人嘲讽南方人

3)自由派/左派嘲讽保守派/右派

4)不持枪的人嘲讽持枪的人

5)瘦子嘲讽胖子


那可以推测,“红脖子” 的标准就是保守,持枪的南方农村胖子。没错,就是他!但是这个描述带偏见。不是所有南方人都是红脖子。北方也有红脖子。不是农村人都是红脖子。在我加州,很多住在农村的人口属于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都是红脖子。很多保守派很有文化。又不是持枪的人都是红脖子。我叔叔有枪,他不是红脖子。也不是红脖子都是胖子。红脖子群体也有美女!


红脖子群体?对,美国很多被视为“红脖子”的人其实也自称“红脖子”,并且对“红脖子”这个概念的含义和形象感觉到骄傲。在谷歌图片搜索一下“redneck pride”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梗。在英文含义中,“redneck”最早就是城里人用来嘲讽农村人,因为农村人在田里干活脖子会晒红。但是如今,美国的大部分选择住在农村的人并不因为他们的农村身份感觉到自卑。相反,他们对他们的农村身份感觉到很骄傲,而觉得那些高傲的,“被政治正确洗脑的”城里人才是药丸的。


某种意义上,他们对“redneck”的reappropriation有点像黑人对“nigga”,以及同性恋对“queer”的态度。群内人之间可以用它,做褒义词,但是如果群外人用它,它变成贬义词。但是要说明,在侮辱程度上,如果1-10代表最轻度的侮辱到最重度的侮辱,那么“redneck”没有"nigger"和“faggot"的严重性。"redneck"更是嘲讽,不是重度侮辱,它有点开着玩笑,但不是表示种族仇恨。它更是批判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不是批判整个一种人种。


还可以用一些同义词和近义词代表"redneck":“hick”,“hillbilly”,“country bumpkin”(就有点像中文的“土包子”,昆明话的“老表”)一样。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美国的红脖子很像俄国的哥萨克——他们都是在掠夺和屠杀原住民的基础上生根发家的。


网文《你可以叫他们“红脖子”,但他们改变了美国》(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报道:


如果你经常玩微博和知乎,一定听过一个词叫“红脖子(Redneck)”。按一些网友们的归纳,他们有几个特征: 


喜欢开皮卡,越大越好,而且必须是福特或者公羊;穿牛仔裤和皮靴,或者军装裤和人字拖,戴毡帽和太阳眼镜,尽量长得像西部牛仔;喜欢吃大牛扒,酒必须要肯塔基波本威士忌,可乐也行,通常长得比较胖。 


最重要的特征是,喜欢玩枪,拥护持枪权,生活在农村和农场,没事就去打个猎,偶尔用夜视镜+狙击枪,一人干翻农场周围虎视眈眈的狼群。 


网传视频,美国德州一位农场主用高倍镜和夜视设备,狙击了45头土狼。


简而言之,“红脖子”专门用来指美国南方支持共和党的白人,后来成为一种文化标签,泛指一切立场偏保守的人。 


事实上,这些已经成为人们对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刻板印象。这样的标签,不但无法概括这个群体的复杂性,还在不断割裂社会共识。


一、不深入小镇,无法理解美国


存在着两个美国。


好莱坞大片和大部分美剧里的美国,有摩天大楼林立、霓虹妖娆的金融中心纽约;有肃穆庄严,一举一动关乎世界存亡的华盛顿特区;有科技大拿扎堆、风景秀丽的加州山谷,却很少出现中西部的“锈带”地区,以及南方地区的破败小城。


直到最近几年,主流媒体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美国的小镇。讲述“锈带”小镇代顿故事的《美国工厂》获得了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美国工厂》获得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影片里新建的玻璃厂的厂房原属于通用汽车公司,经济危机后,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工厂,造成很多本地工人失业。荒废多年后,中国的企业家曹德旺成为了新主人。原本失业的本地工人们以为工厂建成后,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可纪录片镜头下,这座小城的工人们面对的,却是另一种困境、另一番挣扎。


原来的生活是什么样?靠不那么累的体力劳动也可以获得的体面中产生活。现在的困境是什么?新工厂的劳动时间增长、待遇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生产线更新后企业越来越少的用人需求。


镜头下的美国工人们愤怒、无奈,他们是那群“被落下”“被遗忘”的人。可能他们也想不到,自己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美国的政治版图。


最近几年,开始有不少学者提出,要理解今日美国的社会,就必须回到美国的小镇。


这一呼吁其实已经晚了五十多年,早在1950年代,南方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作家——福克纳,就对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泼了一盆冷水:“北方那些自由主义者并不了解南方,他们从那么远的距离是无法理解南方的。”


沿着五大湖的“锈带”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是它左右了美国政治的走向。J.D.万斯就成长在离《美国工厂》里的小城不远的一个镇上。


万斯的童年并不快乐。父亲很早离开了他和母亲,母亲有些精神问题,还染上了毒瘾。在家里,他时常会挨打,最后不得不跟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他在公立学校里学习——整个小镇的小孩儿几乎都在这儿学习。这所学校也很普通,几乎没有人能申请上好的学校,俄亥俄州立大学都不敢想,更别提哈佛、耶鲁那样的“常春藤”名校了。


万斯所在的街区里充满暴力和绝望。父母之间的争吵和厮打是家常便饭,小孩挨打也是“经典节目”。暴力甚至成了他们街区的景观,在街上、在房里,尖叫声总能引来好奇的窥视,警笛声终于盖过争吵声后,你甚至不知道这是一周内警车第几次到这儿来。他家的房子有些旧,可还是比某些同学家好,他们可能住在拖车公园里。


万斯觉得他会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一辈子——念书、进工厂打工、结婚、生孩子、退休——像他身边的人一样。《乡下人的悲歌》出版后引起热议,比尔·盖茨也在他的博客专门推荐这本书。


可是在祖母的激励和督促下,万斯拿到了州立大学的通知书,还去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后来,他通过了考试和申请,进入了耶鲁法学院。


万斯回望他的生活,发现自己成长起来的环境,正越来越脱离正常社会。这个环境鼓励溃败,却不抵御腐败,面临着全方位的危机。他发现,有两个美国,一个是精英的、富足的、仍然在前进的美国,一个是平民的、贫困的、已经被甩在后面的美国。来自他家乡的人时常会被人嘲笑为“乡下人”,于是万斯动笔写下了他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乡下人的悲歌》。


二、被全球化抛弃的底层劳工


万斯笔下的社区,让人联想起Showtime出品的美剧《无耻之徒》里,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和他那群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孩子。


《无耻之徒》讲述主人公一家如何在底层摸爬滚打,“逆袭”不是它的主题,它是少有关注美国下层的主流美剧。


这部剧在2011年推出时,就引起了关注,制作人John Wells曾告诉记者:“我们有一种喜剧的习惯,就是嘲笑生活在那个世界(贫困)的人,可他们并不是‘别人’,他们可能就离我们两条街。”距离美剧播出以及万斯的书出版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但是现在情况似乎并没有变化。


在9月5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图文专题,讲述了芝加哥相邻仅8英里的两个社区面对的不同境况——这两个社区居民的预期寿命相差了整整三十岁。


字典上对“美国梦”的解释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去实现它们的理想与目标。(the ideal by which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s available to any American, allowing the highest aspirations and goals to be achieved.)现实显然不是这样。


在1971年至2018年期间,上层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占有率从29%升到48%,而与之相应的是中层的收入占有率从62%跌到43%。美国上层家庭的收入增长了,可是中产的收入从70年代开始呈下降趋势。万斯的祖父母和父母辈,都曾经辛劳地工作。他们勉强过上了中产的生活,可是就像数据显示的那样,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他们需要付出比上层家庭更大的努力。


自1980年到2018年,尽管美国一直是经济上的霸主,但它的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而现在,在G7国家里,美国是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美国的不平等指数在G7国家排名第一。那些曾经依靠基础劳动就能够获得中产生活的人们,需要面对的是全球化浪潮造成的产业转移,企业将工厂搬至人工成本更小的亚洲和南美地区。


美国本土劳工即将被抛弃了,年轻人却仍未意识到。在《乡下人的悲歌》里,万斯提到,小镇的年轻人们,没有学习和发展的动力,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走上父辈的道路,去工厂打工。可现实是,他们的父辈下岗了,年轻的一辈人生活也随着工厂的消失而不稳定起来,这种不稳定又滋生了小镇上的暴力。这种循环,牢牢地把人们固定在底层,无法动弹。当政治精英们一次又一次得来到他们的小镇和社区拉票,转身就忘记了竞选时的承诺,一次次感到被背叛的小镇居民,把票投向了更接地气的政治素人。


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写下对美国的观察,他说:“我认为,在按照这种方式建立的国家,社会不会停滞不前,而社会本身的运动也可能按部就班,循序前进。……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特别突出,而无知将大为减少;情感将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虽然还会有不良行为,但犯罪行为将大为减少。”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深刻而细致,但他这一部分的预言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


贫穷与犯罪,是美国大城市最突出的问题;来自南美的毒品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享乐主义时常“过界”;更重要的是,现实的撕裂,使“两个美国”里的人隔绝开,越来越难找到共同语言。


三、翻越“同理心之墙”


虽然找到共同语言越来越难,但是,总要有人去尝试。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从2012年开始,对南方的保守派大本营路易斯安那进行了几次田野调查,她试图翻越一道不可能跨越的“同理心之墙”。她把她的田野调查写成了《故土的陌生人》。


路易斯安那地处美国南部,宽广的密西西比河从它中间流过,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路易斯安那享受着自然的馈赠,它的海岸有全国40%的湿地,商业捕鱼业为全国提供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海鲜。路易斯安那州的经济支柱,是来自墨西哥湾的石油。总体而言,它的经济并不靠前,2014年,有18%的路易斯安那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9年,它的人均GDP排在24位。


路易斯安娜位于美国南方,有大量的湿地。在2010年,墨西哥湾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石油泄漏事故,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爆炸,海底的石油泄漏,每天有20万加仑的原油泻入墨西哥湾。路易斯安那的海岸线也受到了影响,海洋生物的尸体在一段时间内填满了海滩。


在阿莉去路易斯安那做调查时,她发现在这一区域,尽管出现了因为石化工厂排放而造成的“癌症带”,并且有严重的石油泄漏事故,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人们对环境保护的看法。那边的居民就是人们常说的“红脖子”“南方佬”,他们很多是法国裔移民,祖先们在美国邦联时期就定居在南方。他们相信小政府而非大政府。他们认为政府对环境的监管是多余的,并且这样的监管会导致职能的无限扩大。


他们不相信全民福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交税越多,不劳而获的人就越多——尽管该州每交1美元税,会得到联邦政府1.45美元的补贴,最后获益的,其实是路易斯安那的居民。路易斯安那的居民们,尤其是白人,在近年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每况愈下,停滞不前。他们归因于政府的监管,因为监管措施限制了商业(也就是石油业)的发展。可是石油业真的帮助路易斯安那发展了吗?并没有。


高管和股东们并不在这里消费,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和墨西哥的临时工人因为雇佣价格相对低廉,更受石油公司青睐。这些移民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家,基本不在本地消费。所以石油业虽然带来了就业,但是却并没有真正帮助路易斯安那发展。但为了选民的诉求,路易斯安那消减了30000个包括医疗技术和教育等公共部门的就业岗位,可实际上居民们真正需要的,正是这些被削减的服务部门。


路易斯安那保守派的境况,是美国很多地方保守派的缩影。万斯所在的“锈带”的居民们面对经济萧条、环境污染等相同的问题,和路易斯安那的居民有同样的想法。阿莉归纳了路易斯安那居民保守的原因。


首先这些保守派的人们有很强的团队意识,他们相信“忠诚至上”,认为自由派的人们不够忠诚,并且自由派没有给予个人拼搏应有的重视。这些“红脖子”认为工作就是摆脱贫穷和耻辱的通行证,那些领救济的人是可耻的。


南方保守派的人们有很强的宗教传统,比如在路易斯安那州,几乎每一个街区都有教堂。宗教信仰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保守派的人们认为自由派没有遵循“克己”的传统,人们因此而受到上帝惩罚。对自由派来说,这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但这的确是他们忍受飓风天灾、污染以及失业的精神支撑。


再就是南方的牛仔传统,白人男孩从小受到“勇敢”的教育,面对困难,应该是去挑战和迎接,而不是做缩头乌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石化工厂里常年接触有毒化学物质的男人们不愿意做防护,以及在疫情期间南方保守派们为什么不愿意带口罩。


这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资本的干预。资本偏爱那些对大企业友好的竞选者,因此投入大量的资金帮助他们去竞选,并在媒体上展开全方位的竞选宣传,也就更加加深了左右两派的偏见。


总结起来,美国的保守派主张的是政府权力得到限制,个人的自由才能获得保障;传统的基本观念必须遵守;自由市场规则必须遵守;反对自由派权力精英。作为一个来自加州的教授,阿莉的田野调查获得了当地人的热心帮助。她体会到那些“红脖子”的热情和淳朴,当她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的人,而不是一个符号时,是能够达成部分共识的。


这也让人想起,1956年福克纳面对白人和黑人越来越对立的情况时,留下了振聋发聩的提醒:南方并非只有种族主义者,南方也有很多土生土长的人相信白人、黑人两者是可以调和的,而且他们一样“热爱这片土地——不是单单只爱白人也不单单只爱黑人,而是爱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地理、我们人民的品质,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因为他们一样诚实公正,有光荣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这些都足以让人去试图调和双方”。


半个多世纪过去,美国仍然未达成这样的共识,反而随着社交网络对政治的极化,进一步撕裂双方的同理心。像阿莉这样愿意深入南方了解民情的人并不多,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保守派”“自由派”符号化;像福克纳这样珍视南方传统、同情黑人遭遇的温和改革派,依然两头不讨好。


也许,我们还需要更多像《美国工厂》《故土的陌生人》《乡下人的悲歌》《美国小镇》这样的个体故事,通过真实的生命感,来理解裂痕何以产生、又如何愈合,才能翻过那堵越来越高的“同理心之墙”。


谢选骏指出:托克维尔(1805~1859)只是一个法国记者,他的考察《论美国的民主》是在19世纪初写下的浮光掠影,而且早就过时了。如果说这本书至今仍然是研究美国的重要参考书,那只能说明人们的愚蠢。


网文《我们将要对阵的是红脖子化的美国》(泼墨梧桐)报道:


所谓的红脖,是在美国独立革命前,从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区移民到美国南方的白人。红脖这个绰号,据说是因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在反对圣公会主教的统治时,他们通常会在脖子上围一条红布。索维尔梳理了历史记录里南方红脖的种种行为,发现他们的价值取向跟今天美国城市的黑人社会惊人的相似。


比如以 respect(意为尊重)为特征的荣誉文化,红脖就比黑人表现得更加鲜明。当时在美国南方,农场主为了能安心作业,不被周边的自耕农骚扰,往往宁愿高价买下自耕农的土地,哪怕这些土地并不肥沃。


北方人常常感觉诧异,他们发现红脖的respect根本不涉及任何道德原则,任何事情都能让他们的respect受损,当时有一个北方人来南方经营农场,因为一名南方雇工消极怠工解雇了他,结果对方给他写了封信——明天我会带着二十个拿枪的兄弟过来,不是我弄死你就是你弄死我,因为你没有给我足够的respect。


美国红脖民兵的典型形象19世纪美国决斗文化盛行,南方的决斗频率就比北方高得多。当时有记者就报道说,南方政客中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过决斗的经历。在下层社会,用荣誉决斗的方式解决私人矛盾被全社会认可,在决斗中杀死对方的人,生活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反而会更加受人尊敬。而且不光是社会认可,在涉及私斗的凶杀案件判中,陪审团通常都会支持杀人凶手。而他们决斗的方式,也不像通常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绅士决斗那么优雅,相比用枪,他们更喜欢搞无限制格斗,这种无限制格斗不是我们现在在UFC之类的赛事中看到的无限制格斗,而是近似于泼妇打架。


格斗的结果通常是失败方鼻子被咬掉,两只眼睛被挖出来。红脖的暴力倾向夸张到什么程度呢?有人统计过19世纪初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蒸汽船失事,发现绝大多数的沉船事件都发生在美国南方,这些沉船不是因为船员操作不当,而是南方红脖坐船的时候如果看到旁边有船,常常会忍不住把刀架在船长脖子上逼他搞竞速比赛,直到蒸汽船的安全阀坏掉。


当时甚至有船员说,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比穿越大西洋还要危险。最夸张的是,不只是男人这么干,曾经有一个南方老太太因为别的船速度比她的快,把自己随身带的一堆培根扔进锅炉里,最后这条船爆炸的时候她还大喊:老娘终于赢了!


1850年美国人曾经做过调查,当时五分之一的南方白人都是文盲,而北方白人文盲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出生在南方弗吉尼亚州的美国总统杰斐逊,就曾经抱怨他的家乡找不着一间书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队的智商测试中,南方州的白人士兵的分数都赶不上北方州的黑人士兵。还有不爱工作、不事生产的习俗。


南方红脖懒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自己住的房子跟马厩之间隔了一条小河,哪怕搭一座木桥只需花费一天的时间,绝大多数红脖都会选择一辈子趟着水过去。19世纪去南方旅行的北方白人普遍都抱怨,拥有美国40%的奶牛的南方,竟然很难找到黄油和奶酪,原因是红脖一到冬天就不管牛的死活,连干草都不准备,奶牛在冬天只能啃树皮,就算没饿死也只能等到来年夏天才能恢复体重。


(以上的文字来自于知乎的作者:夏日的一只猫《美国人是怎么分辨红脖子的?》,链接地址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571821/answer/341199679)


十分遗憾的告诉大家,我们遇到的就是一届典型的美国红脖子政府。


美国以前的精英阶层还是很理智的,尽管也很讨厌,但基本上还挺讲规矩,但如今的川普为首的美国领导层,就符合当前红脖子的特征。


这些人是很难理解的群体,在黑猫上学时候,看过马克吐温的小说,已经记不清是哪一部了,说的就是红脖子赛船的场面,那种对于胜利的偏执,至今黑猫都很困惑。那场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蒸汽轮船竞速,也是以悲剧的结局收场。赢了有什么好处,又没有奖品,你脑子有包是不是?好孩子做久了,确实无法理解那种近乎癫狂的思维。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美国人是什么一种形象?强大,率性,直白,淳朴,博大。似乎这种印象,也是日本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大部分印象,但我们还多了一些底蕴。


毕竟美国历史太短,最多能拍出《星球大战》,却写不出《三国演义》。他们是在工业革命下产生的国家,却不能称之为民族。而且上述对美国人的印象,是我们对精英阶层的印象,很多中国的公知精英们其实并没有多脑残,他们粉的是美国的精英阶层,这些人确实可以称之为人杰。但这些美国人并不包括红脖子,一个国家的精英毕竟是少数,底层的人才占据大多数。而很不幸的是,美国大部分人都具有红脖子的特征。以前总有人说,美国是少数几个逆天的精英来带领绝大多数的二傻子前进,这两百多年来,还是挺不错的。可是最近不一样,因为二傻子也站出来当总统了。


以前总有吹捧现任美国总统的帖子,鸡汤文满天飞,小树丛同志,奥观海同志,但到了川建国同志,就没有人提了。不能厚此薄彼啊,各位,尤其是国内各位意见领袖们,虽然总统的任期只有四年,但据黑猫夜观天象分析,建国同志连任的概率还是蛮大的。因为据最近美国政府和舆论的分析,尽管在中国人看来,川普极其不靠谱,但投票的毕竟是美国人,美利坚的人民普遍好糊弄,不会治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他能够给美国人民出这口恶气。


就像密西西比河的蒸汽轮船一定要争一个高下,如今的川普拼命甩锅,也是基于这个逻辑——绝对不能输给中国。所以,现在中国人最好是不要纠结于对错,因为对错美国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看重的是输赢,只要在这场竞速中能够赢,那他们即便是锅炉爆炸,船毁人亡也是不在乎的。那我们也不需要教他们聪明,只要看他们船毁人亡就行了。说的冷血一点,死的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这时候必须坚决支持川建国的行为。


中国人不是他们的爹妈,没有义务教他们聪明,教一个人聪明的成本,比教一个变成傻子要高很多,我们教国内的傻子都教不过来呢,还教美国人。在此,黑猫强烈建议把这位送到白宫去。只要这位大神一说话,美国就稳赢了,川普高兴,我们也高兴,岂不美哉。


谢选骏指出:怪不得中文网络上充满了这样的歇斯底里——明明看到川普败局已定,还要拼命给他鼓气,甚至为军事政变叫好!原来,为的是彻底削弱美国啊。


网民哀嚎:


1、美国精英也不会有什么规矩,只是他们更狡猾一些,还是红脖子好——美国长期被欧洲人鄙视,认为没文化野蛮人,二战之后才好起来,说白了就是美国人入关了,这次反正就是跟美国死扛下去就是,顶到美国受不了了我们也就赢了,这个跟当年我们和哥萨克的俄罗斯苏联对抗是一回事。


2、现在美国要出关了,准备逃亡漠北,让蒙古再次伟大了——他们还有核武器,担心他失去理智,被迫跟他们打核大战!


3、吓唬谁呢,没人跟你打,你自己原地爆炸?连个借口也没有,你家红脖子也不干呀。当年苏联被玩死的时候,正因为不是被面对面打死的,也没办法找谁拼命不是?


4、川普并不傻,只是环境造就了它。好歹人家也是个商人。


5、极其赞成作者观点。我国国内确实有一大群二杆子,看着特朗普大统领各种做死着急,各种气愤。看戏掉眼泪,为古人担忧。本国民只需在中美打贸易战时,支持国家,支持华为,支持国货就行了。


6、战忽局北美副局长章家敦同志。


7、只要我们能搞定国内那些香蕉化的文化,文艺,传媒,法律,教育,政治界人物就不怕…………


谢选骏指出:如果红脖子是美国的哥萨克,那么再经过一两个世代,他们可能就会自然消亡了,就像俄国的哥萨克那样。

從中央到中東:後真相時代的西征紀事 Post-Truth Westward: Xinjiang to Jerusalem

November 2025 First Edition 2025年11月第一版 Collection 谢选骏全集第44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440 (另起一頁) 【内容提要】 本書並非預言,也非小說,而是后真相時代的「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