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没有粮票无法出门旅行

《80年代的中国人都吃什么？》（2020-11-15 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报道：

爸妈小时候吃什么？

1980年的中国，好吃！

爸妈总说现在的饭菜没有小时候好吃，以前总觉得是因为回忆滤镜加持，直到我被1980年的美食纪录片馋哭了。事实证明，哪怕物资再匮乏，但在吃这件事上，我大天朝人民绝不认输，不信你看。

“当年的锅巴要两个人抬着走”

“螃蟹一个个比拳头都大”

“网红小笼包的队伍不输喜茶”

“是真的熊掌”

豆瓣评分9.3的美食纪录片

这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美食的纪录片，是由日本日本龟甲万株式会社策划，岩波映画制作。一共五集，分别介绍了北京，广州，江浙沪和四川这四地的饮食文化以及中式料理的烹饪技艺。

北京·宫廷之味

清朝乾隆皇帝被称为顶级美食家，他的长寿秘诀被归功为长期食用燕窝。宫廷膳食里记录了熊掌、鱼翅、燕窝等美食，养生和口腹之欲一个都不落下。

吃个豆腐都帮你开出一朵花再画上水墨画，舍不得下筷的摆盘，每一道都像是在做艺术品。

平民吃什么

80s百姓吃的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到东来顺吃羊肉，一盘抵现在三份。切肉师傅也都是百里挑一的技术人才，重金挖都挖不到，师傅的跳槽档期都排到一年后了。

北京隆福寺小吃店从早上6点开到晚上7点半，一直是爆满状态，一天1.3万人流量，放在现在也是很惊人的。

江南·大鱼大肉包邮区

江南这集是从淮扬菜开始的，富饶的鱼米之乡，把大鱼大肉做成精致的模样，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代表江南的名菜

有着250年历史的松鹤楼里，这道松鼠鳜鱼是代表江南的名菜。介绍时说这道菜曾获得乾隆皇帝的好评，有一种国民食神代言人的既视感。

金华火腿是用乌土猪的整个后腿腌制后存放的，一串串挂在门口散发鲜艳的光泽，是当年名贵的增鲜调味品。

鱼要吃XXXXL号

青鱼

鮰鱼

刀鱼

在没有激素饲料的年代，青鱼、鮰鱼居然都是一镜头装不下的肥美壮硕。中间镜头不经意扫过了一筐刀鱼，放在今天一条就是一打人民币啊。

富得流油的江南人，一到秋天是不会放过大闸蟹的。一边赏菊一边吃蟹，吃完正好用菊花瓣洗手去味。

广东·最热爱美食的地方

影片中认为广东是最舍得在吃上花时间的一个省，并称它是“全中国最热爱美食的地方”，极高的赞美，看来广东菜很符合编剧的口味。

从早到晚饮茶

和现在一样，80年代的广州人就很喜欢喝早茶，泮溪酒家从庭院到包房的桌子，都是坐满了人。

整容级料理

百花争艳鸭

珠海丹心

金盏银盆

麒麟鲈鱼

这些菜的原材料是虾丸、海参、蟹黄、鱿鱼、鸭肉...经过整容级摆盘，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材料的影子了，精致的样子出一本摆盘美学都不过分。

真材实料佛跳墙

没有多余的佐料和水分，佛跳墙的配料都是真材实料。

纯手动烤乳猪费的不只是时间，要让每一面受热均匀，全凭师傅的手感。明晃晃油亮亮的外皮，抑制不住拼命咽口水。

四川·人均中华小当家

四川篇开头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辛香料，种类之多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编剧的震惊：“四川料理是以常识无法想象地大量使用多种香辛料”。

家常便饭都馋人

取景地选了一户普通人家，男主人下班后买了只熟鸡回家，一边敲打一边剔骨切片，最后调好蘸料就是一份鲜美的棒棒鸡了。对比现在下班后直接叫外卖的生活，多了很多人情味。

配上自家腌制的四川泡菜，饭都能多吃两碗。还有记录了麻婆豆腐、水煮牛肉、豆瓣鱼、回锅肉等家常菜，在家吃顿便饭都拿出中华小当家的气势。

40年的时光滤镜

中国美食博大精深，虽然是三四十年前的纪录片，但低饱和度+高糊分辨率也掩盖不了那些美食的诱人色泽。从平民菜到国宴一应俱全，看剧一定要配饭，不然太饿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蠢猪竟不知道，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并未脱离饥荒，那时没有粮票是无法出门旅行的。

中国依然处于内战状态，为何旧政权颠扑不破

《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逻辑》（2018-05-14 郑永年）报道：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整部世界近代史在高度浓缩之后，在短暂的时间里突然在中国大地放大呈现出来。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可以在这40年的中国，或多或少找到近代以来的大多历史变革主题，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急剧变化，使人眼花缭乱，在没有理解甚至意识到一项变化的时候，另一项就发生了。

在意识层面，所有近代以来的“主义”或者“意识形态”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发展空间和相当的支持力量，正如在城市空间不断冒出来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物那样。不过，很多变化很可能仅仅只是假象，有“乌托邦”，也有善意和良愿。

然而，不管怎样的变化，中国还是中国，并且越来越中国。在开放状态下，各种变革都成为可能，但各种变革必须得到中国实践的检验。诚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可以追求各种自己以为是“真理”的东西，但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的“真理”，就需要被中国的实践所检验。各种表象掩盖不了真实的中国，更不用说是替代了。

变革并非只是这40年的主题。无论是客观环境对变革所构成的压力，还是变革者的主观意愿，这40年远远比不上近代中国。那个时代，传统中国不仅被遥远的西方国家所打败，而且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所打败。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呼出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人们也找到了被那个时代视为必然的变革方向，那就是从小农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

不过，所有这些变革并没有成功，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争、革命与“继续革命”。等到下一次变革便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不过，也正因为近代变革没有成功，浓缩了的历史和变革动力最终在80年代爆发出来，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变化的是中国，不变的也是中国。变化什么？变化多少？如何变化？如何在变化中维持不变？如何在不变中求得必要的变化？这些问题谁都可以试着回答，谁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最终决定这些答案的便是政治。政治谁都想参与，谁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来影响政治，但政治必须有一个主体，没有了这个主体，不管什么样的变化最终都会归于失败。

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变革的失败并没有必然性，但从帝制到共和的失败，就决定其他方面失败的必然性。没有了变革的主体，谁来掌控变革呢？自80年代以来的变革是有主体的。有了这个主体，中国重新出发进行变革，拾起了近代留下了的变革主题，一路走到了今天。

也就是说，在所有方方面面的变革中，政治变革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是主体。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者说一个转折点，政治的变革的重要性是显见的。当人们说今天进入了“新时代”，就假定了过去的一个“旧时代”的存在。所以，人们必须理解如何从“旧时代”走到“新时代”。“新时代”的“新”在哪里？在理解这个转型的时候，人们不仅要理解学术上所说的“宏大真理”（各种“主义”），更要理解“小真相”（即实际所发生的）。

如果光看“宏大真理”，就容易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在客观的变革之上，就很难理解和评介客观的变化。在理解中国政治变革逻辑的时候，“小真相”甚至要比“宏大真理”更为重要。“小真相”发生在实践领域，正是众多的“小真相”才把“宏大真理”转化成为现实。

　　

不同时代的认知不同

的确，学界关于“政治变革”的“宏大真理”，并不能解释中国这40年的政治变革逻辑。大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定义为西方式民主化。抱持这种认知的学者在中国本身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也是希望中国走上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并且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以“是否民主化”来评介中国的实际政治变革的。

不过，具体的政治实践则反映出全然不同的情况。在过去40年里，政治变革实际上是主体性变革。不承认政治变革就很难解释所有其他方面的变革和转型。中国政治不仅适应了由其他变革所带来的新环境和新挑战，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变革来引领其他方面的变革。很显然，政治主体的这种领导能力，把当代变革和近代变革区分开来。

在下一个层面，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政改的认知的确是不同的，不同的领导层和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认知又导向不同的改革。这样，人们便可以区分出三个时代来，即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12之后的“新时代”。这三个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思维和不同的政治变革逻辑。

其中，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也有不同的政治变化，但都属于同一个变革范式，可以称之为“旧时代”。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概念，但从十八大到十九大是一个大背景，没有这五年的变化，很难出现“新时代”，因此这个“新时代”要从2012年十八大算起。

80年代的政治变革逻辑是什么呢？政治变革首先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首先就要理解政治思维者或者思考者。80年代的政治思考者是邓小平、陈云、彭真这一代。尽管邓小平称这个群体为“第二代领导人”，但这个群体很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区分开来。他们同样积累了革命的经验和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有了共同的经验，他们之间就可以有共识；有了共识，再有改革的集体努力。

　　 就国内环境而言，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也是近代以来所有政治精英的目的，那就是“富国强兵”。当这一代人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们的共识便是要彻底改变当时仍然面临的“贫穷社会主义”局面。

　　 就国际背景而言，美苏两大阵营仍然对峙，但英美开始了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国际局势相对和平。新一波全球化开始，欧美呈现出很强的发展势头。邓小平的判断是：“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国领导层把这种国际格局视为自己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关于“球籍”的讨论还是走向海洋文明的讨论，都是当时改革动力的直接反映。

　　 计划经济如何改革？市场经济是改革方向吗？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现存的答案。邓小平因此形象地把改革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从1978年仍然流行的“计划经济”概念，到改革初期的“商品经济”概念，再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中国足足花了14年的时间。

　　 在实践层面，中国参照的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尤其是匈牙利的改革经验和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尽管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十分缓慢，但现实层面的变革方向是明确的，即走向市场经济，体现在从农村改革、经济分权改革再到城市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部委从1981年的100个（大多是主管国有企业的机构）减少到1988年41个，更体现了市场化的大方向。

　　

邓小平政改要解决实际问题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领导层也在探索政治上的变革。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邓小平对政改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可以视为当时领导群体的共识。总体来看，这些改革并没有受当时关于“政治民主化”的“宏大真理”的影响，而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政治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改革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念，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小真相”）。改革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法制。法制一方面是针对社会而言，另一方面是对党内政治生活而言。改革开放前的“继续革命”，导致所有这些方面的法制大破坏，尤其是党内斗争毫无规则，大量的干部惨死于政治斗争。

　　 第二，干部类型和干部录用制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标准，以适应上述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第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项包括几个方面。首先要解决领导人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文革”前个别领导人破坏体制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其次，选拔中青年干部，解决接班人问题。再次，和接班人问题相关，也需要解决老干部的退休问题，例如设立设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到80年代中后期，政改聚集了相当的力量。这不仅因为中国社会有了民主化的要求，处于一线的年轻一代领导层，也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民主化是可以接受的政改。80年代中期之后，政改加速。在领导体制方面，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认为类似“文革”那样的大灾难的出现，是领导人个人高度集权的产物，而个人集权又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的。

　　 再者，政治变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而且也是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和提供改革的动力。在社会层面，当时戈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国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知识界的共识是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道路。

　　 如果人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8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中后期的政改是不一样的。早期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小真相”），而中后期则滑向“宏大真理”（追求民主的价值）。总体来看，“小真相”的改革相当成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干部录用制度和领导人退休制度都得以确立。但“党政分开”的改革不仅没有成功，而且很快就出现致命性问题。“党政分开”的改革促使“党”“政”成为两张皮。

　　 此后很长时间的机构改革，基本上都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而党的领域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政府不断改革，党的领域没有改革，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但现实中，因为没有进行党的任何改革，党的领导一直被弱化。在80年代后期，当党本身要通过“民主化”的改革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危机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

　　 以“党政分开”为主题的政改，到1980年代末戛然而止。“党政分开”在现实中演变成“党政分裂”。当掌控党政机构的不同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党政分裂变得不可避免，而这种分裂也就是执政党的最大危机之根源。之后，邓小平重组中共领导层。尽管邓小平的侧重点仍然是“领导集体”，但无论是80年代的经验还是现实的需要，都已经在呼唤一种新的政治变革思维了。而这种新的思维，促成了政治变革从80年代转向到了90年代。

谢选骏指出：作者看到了中共国的“党政分开”在现实中演变成“党政分裂”，但是他却未能说明中共国的“党政分开”为何在现实中会演变成“党政分裂”——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并不懂得中共国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国家的基本不同——整个中国依然处于南北朝的内战状态，所以南朝的旧政权“中华民国”依然存在，就像历史上经历了五胡乱华后幸存的东晋以及宋齐梁陈。为何这个旧政权一直颠扑不破？因为共产党中国这个红区，至今没有回归中华正统！

“国内改革”必须借助国际力量才能成功

 

《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為什麼會失敗？》（吳偉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2014年12月22日）报道：

編者按：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終於結束，在人們的肉體和精神被禁錮壓抑多年之後，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圍噴涌而現。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於中共黨內一批開明派的努力和試圖衝破舊體制窠臼的勇氣，80年代的這場政治改革雖然很快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圍剿下失敗，並在1989年那場舉世矚目的事件後徹底終結，但它影響之深遠，恐尚無出其右者。

紐約時報中文網特開設「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專欄，邀請當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吳偉先生就那段歷史撰寫系列文章，希望通過這個專欄，不僅留住公共記憶，也通過歷史照亮今天和未來。此為第四十二篇。

1980年代這場發生在中國的政治改革，儘管它是由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表面上看也是由執政黨中央主持的，但也只進行了一年半的時間。它的失敗，從根本上說，是當時中共黨內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實力對比和相互博弈的結果，也是黨內保守力量力圖扭轉十三大改革開放方向的結果。

第一，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態度的變化是關鍵因素。

在80年代的中國搞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是個關鍵因素。70年代後期，再次復出的鄧小平逐漸在中共黨內樹立起了自己的權威。這種權威雖然遠不如毛澤東當年那樣「絕對」，黨內還有陳雲、李先念等老資格領導人與之分庭抗禮，但隨着鄧推動經濟改革的發展和深入，他的權威日重，鄧在黨內的話語權逐漸大大超越了其他元老，成為中共黨內第一人。當時，由於對改革開放的態度不同，中共黨內形成了以主持一線工作的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力量，及以陳雲、李先念及後來的李鵬、姚依林等為代表的兩支不同的政治勢力，被外界稱為黨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而主張既要搞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就成為凌駕於兩派政治力量鬥爭之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砝碼。

鄧小平是80年代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者和推動者，他為這場改革確定了目標和內容，也划出了底線。而他選定來設計和操作這場改革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卻並沒有使這場改革局限於鄧所主張的行政改革範圍，而是把改革的重點放到了推動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上來。當1989年初夏，鄧小平認為是趙紫陽主持的政治改革催發了民主大潮（學潮），趙有可能利用這場民主大潮，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中共的一黨專制的時候這就觸犯了鄧的底線。

作為改革開放推動者的鄧小平，與黨內元老陳雲、李先念等保守勢力，在對改革的態度上有着很大差別，在個別時候甚至是對立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和他們後來在對待六四學潮和扼殺政治改革問題上站到一個陣營里。因為，在維護共產黨一黨專制這個問題上，他們的態度並沒有差別。這種結合，反映了黨內傳統的政治勢力不甘心放棄舊的統治方式，堅持維持極權統治的堅定態度。

鄧小平與趙紫陽這兩種政治改革「路線」之間的重大差別，是鄧小平出手中止這場改革的根本原因。雖然這場改革是鄧自己提出並發動的，但當他一旦發現它的主持者趙紫陽已經走得太遠，趙主張的民主和法治的「路線」可能危及到中共一黨獨裁體制的時候，他只有與黨內保守勢力聯手，將它扼殺掉。

第二，黨內高層保守勢力的強大。

中外歷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在改革力量與反改革力量的博弈中進行的，都會遇到守舊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抗和阻撓，這種情況已經被歷史所反覆證明。

回顧1980年代整個改革歷史，可以看到，當時黨內高層中保守和反改革的力量是強大的，他們對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阻撓也是不遺餘力的。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辭職和「反自由化」的風潮之後，鄧力群手下的一些左派就開始往主持政治改革研討的趙紫陽、鮑彤及中央政改辦身上潑污水，說這是在搞「自由化」；後來又是鄧小平看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稿後，說「是不是也搞了點三權分立」；就是到了十二屆七中全會上，對《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爭論仍然很大，思想難於統一，趙紫陽不得不放棄了在全會上通過這個設想的想法，最後改為「原則同意」。

中共十三大換屆後，在主持一線工作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了兩個極為頑固的保守勢力代理人李鵬和姚依林，這使黨內保守勢力有了直接插手，影響、干預趙紫陽主持的中央工作的可能，高層內部保守勢力與改革力量的鬥爭就開始更加表面化，尖銳化。1988年下半年在「價格闖關」問題上的爭論、「倒趙風」的颳起，以及後來圍繞對學潮問題處理上的爭論，都表明了這一點。趙紫陽是中國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線操作者和主持者，黨內保守勢力知道，要扭轉改革的方向，必須把趙搞下台。中共十三大上，保守勢力推出的總書記人選鄧力群被差額選舉差掉，他們認為是趙紫陽搞的鬼，心中更加怨恨趙。他們知道，只有搞掉趙紫陽，他們的代理人才能掌控中央的領導權，扭轉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因此，他們從沒有放棄搞掉趙的努力。

1988年底到1989年初，當鄧小平提出的旨在打破物價雙軌制的，由市場決定價格的「物價闖關」遇阻，趙紫陽被迫承擔責任之後，黨內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王震等人抓住機會，開始在鄧小平面前大進讒言，要求鄧撤換趙紫陽，颳起「倒趙風」。特別是1989年4月學潮起來之後，李鵬，姚依林利用鄧小平害怕民主大潮、擔心危及黨的統治地位的心理，先是推動鄧給學潮定性，然後又一步步把學潮推向死胡同，導致鄧最後做出武力鎮壓的決定。他們站在與趙紫陽的「民主和法制」主張對立的立場上，以趙紫陽「支持動亂」為由，藉助鄧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趙，也打斷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

第三，黨內中高層普遍缺乏「從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思想基礎。

80年代政治改革的失敗原因還有重要的一條，是執政黨內的思想準備遠遠不足，全黨，特別是黨的中高層幹部普遍嚴重缺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從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思想基礎，因而改革沒有得到全黨，特別是中高級幹部的理解和支持。

當時黨內的中高層幹部，大都是在中共高度集中統一的體制下被培養和成長起來的。他們習慣於「階級鬥爭」，習慣於「黨的一元化領導」，習慣於「輿論一律」，習慣於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法治手段去進行國家和社會治理，習慣於原有的那套高度集權的一黨專制體制，習慣於同這種體制相適應的那一套理論、觀念。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領導」與「執政」、法治與人治、專制與憲政等理念方面的意義與區別。一句話，當時在黨的中高層幹部中，還基本上沒有現代政黨所應有的執政意識，遠沒有形成進行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基礎。

1987年6月之後，政治改革開始在黨內下「毛毛雨」，重新發表了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工作也大大加強。但是，從趙紫陽的「5.13講話」，到10月的十三大召開，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總共只進行了短短的五個月。強大的歷史慣性、體制慣性和思想慣性不可能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得到扭轉。此外，受幾個月前還在進行的那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影響，政治改革剛剛還是政治禁區，「自由化」的帽子還在黨的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和一些保守派領導人手裡拿着，準備隨時給人戴上，這就使得「寧左勿右」的思想在黨內仍然有巨大的市場。

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在趙紫陽的主持下開始實施，受到黨內相當一部分中高層領導幹部的明拖暗抗，阻力重重。特別是在黨政分開、建立公務員制度、新聞改革、社會團體獨立化、人大中的黨派活動、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等方面，不能不說是步履維艱，有的甚至被篡改或變形。一些改革措施首先黨中央各部門就不配合。這些阻力，最根本的，是觀念和利益的問題。幾十年傳統的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觀念，強大的體制慣性，及權力集中於黨組織給黨的各級幹部帶來的利益，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改革的阻力。

第四，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的權力並不穩固，且有脆弱性。

從表面上看，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主持者趙紫陽，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掌握着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權，但實際上，在中央高層，他的力量十分脆弱。80年代黨內高層的特殊情況和政治態勢，決定了以他為首的改革力量無法真正掌握中央的人事權、決策權和執行權。因為，趙紫陽要推行任何重大問題都要經過中央常委討論，必須得到鄧小平的支持，而且都要通過中央各個職能機構去執行。

作為黨內最具權威的元老，鄧小平是凌駕於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的一個特殊的存在。80年代前期，趙紫陽與鄧小平的配合基本是默契的，在鄧的支持下，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操作也是成功的。趙紫陽在十三大後雖然當了總書記，他要把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下去，仍然需要鄧小平的支持。沒有鄧的支持，趙什麼事情也幹不成。當然，從實際情況看，在1989年初以前，鄧小平對趙也一直還是支持的。

但是，並不是有了鄧小平的支持，趙紫陽就可以放開手腳，沒有顧忌了，鄧小平對改革的支持也要受到他身邊保守派元老的制約。而且鄧小平的支持，有他的政治底線，這個底線，就是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不能危及黨的統治地位。由於鄧小平在「垂簾聽政」，趙紫陽在實施改革過程中，要時時顧忌到鄧小平的這個底線，防備保守勢力的明槍暗箭，這就使他不可能放開手腳。

從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以及《李鵬六四日記》中可以看到，十三大後進入中央常委的李鵬、姚依林這兩個黨內保守勢力在中央常委中的代理人，時時在對趙紫陽虎視眈眈。1988年「物價闖關」失敗以後，他們就試圖以「決策失誤」為名嫁禍於趙紫陽；從學潮一開始，他們對趙紫陽的主張就是持懷疑和不合作的態度；他們通過各種小動作，以各種方式對鄧小平的決策施加影響，企圖借用鄧小平的力量搞垮趙紫陽。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的位置不可能是穩固的。他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考慮到鄧小平的反應，考慮到會不會被保守勢力抓住把柄。他必須十分謹慎小心，用「如履薄冰」來形容也不為過。

中央各主要部門負責人不得力，是趙紫陽推行政治改革過程中遇到的一個十分頭疼的問題。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以後，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黨內保守勢力藉機掌控了中央各要害部門。十三大前後，趙紫陽為了改變這種格局進行了巨大努力，比如藉助鄧小平的力量，改變了長期由鄧力群掌管宣傳輿論大權的局面，撤銷了鄧主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但中央組織、宣傳等部門由保守勢力所掌控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那時候，中央組織部長是宋平，宣傳部長是王忍之，都是保守勢力的主要幹將。趙紫陽沒有，也不能形成自己的改革派的核心班底。在保守勢力的壓力下，他既不可能大張旗鼓地安排自己矚意的改革派幹部擔任關鍵部門的重要職務，也沒有可能把那些佔據重要崗位但成為改革阻力的幹部撤換掉。1996年在接受楊繼繩採訪時，趙紫陽說：「重要人事問題不是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六人小組』也沒有決定權。他們只能到幾個老人那裡聽取意見。小平、陳雲兩人達成一致意見以後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毛主席當年也是這樣。『趙孟能使貴之，亦能賤之。』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這是無法改變的。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547頁）

第五，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改革派沒有得到社會力量的響應和支持。

由於在當時條件下搞政治體制改革的特殊敏感性，趙紫陽一方面要防備來自黨內各方面的明槍暗箭，同時也要防止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吊高社會上民主化的胃口」，影響社會的穩定。因為一旦過分「遷就民主化的情緒」（鄧小平語），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就會成為黨內保守派攻擊、甚至中止政治體制改革的口實，甚至影響到他個人的地位的穩定。

正是因為考慮到這種情況，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操作不得不相對封閉，再加上保守勢力的虎視眈眈，又必須和鄧小平「保持一致」，這些因素致使趙紫陽、鮑彤等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沒有，也不可能把有些改革措施的意圖對黨內、對全社會公開，說得那麼明確、那麼直白，致使社會上的改革力量對此缺乏了解，朝野嚴重缺乏互動。

從另一個角度說，由於中共高層政治生活的不透明，社會上的多數知識分子和民眾並不了解趙紫陽主持的執政黨中央內部圍繞改革產生的激烈鬥爭，不了解趙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所面臨的艱難局面，和他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對趙主持政改的推進緩慢有怨氣和不滿。這就使趙在推進改革過程中得不到社會上的廣泛響應和支持。1988年底到1989年初，社會上的激進民主派發出一個又一個的上書、呼籲，使得主持中央工作的趙紫陽受到日益加大的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他面臨「倒趙風」，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壓力下，他不得不謹慎小心應對；另一方面，他又要面對社會上日益高漲的民主要求的壓力。這種壓力，既是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助力，但也是他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必須維持社會局面基本穩定的一道難題。這個時候的趙紫陽，用一句中國俗語來形容，真的是「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

中國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主要是由的黨內各派力量對比等客觀原因所致，但也有其指導者主觀方面的因素。雖然這些因素不可能改變事情最後的結局，但對改革進程和事態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是趙紫陽對鄧小平過於信賴，對鄧的態度轉變估計不足。上個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趙紫陽是依靠鄧小平的信任和支持，從四川到北京，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一路走過來的。長期的改革實踐中鄧小平對他的支持，似乎使他對鄧產生了一種過份的信賴。他自信自己是了解鄧小平的，鄧小平對他也是了解的。雖然他知道，鄧對他的支持是有底線的，他也自信自己能把握好這個底線。但從當時和後來披露出來的實際情況看，他還是過高地估計了鄧小平對他的信任，過高地估計了他主持下的中央對整個局勢的掌控力。實際上，以往鄧對他的支持，不是對他個人的支持，而是因為他能堅定地執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主張。在政治體制改革中他會不會繼續得到鄧的支持，要看他主持的改革實踐會不會觸及鄧的政治底線。當1989年5月局勢的發展觸及到了鄧的底線，鄧就果斷出手，在鎮壓了那場學潮，中止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趙紫陽也因抵制戒嚴，反對武力鎮壓，而被鄧小平廢黜。

二是改革力量對圍繞改革進行的黨內外鬥爭複雜性和殘酷性認識不夠，準備不足。十三大的召開，和各項改革方案的提出，一開始民心還是比較順的。但是隨着形勢的發展，價格改革遇阻，政治改革也困難重重。經濟雖然保持了較高的發展速度，但物價上漲幅度仍然較高；價格雙軌制的漏洞、對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和輿論監督所滋生的腐敗，引起民眾強烈的不滿情緒；政治體制改革的進行為人們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但也讓一些人產生了對民主發展的急進要求，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加。

對這種情況，趙紫陽、鮑彤和他們的部下們看到了，並組織了社會突發事件問題研究，也預見到了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但現在回頭看，當年對這項工作似乎重視程度不足，沒有把它作為一項重中之重的課題抓緊抓好。而且，對策性研究也沒有開展，特別是沒有對可能出現的黨內矛盾激化做出預測，並把它與社會動蕩的過程與後果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做出真正能對解決社會動蕩、同時也避免黨內矛盾激化提供操作層面上的應對預案。

當然，這些只能是後話。當時黨內高層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和趙紫陽、鮑彤們面臨的政治環境，使他們不可能放手把黨內高層鬥爭擺到桌面上，在政改研究室這樣一個中央正式機構中進行研究。當時出現的「小艦隊」說法，已經讓趙紫陽、鮑彤們警惕、避嫌，「動亂問題研究」沒有展開和抓緊，沒有與黨內鬥爭相關聯，大概也與此有關。

三是在輿論宣傳指導方面發生失誤，一些關鍵時刻導致不良後果。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公開」原則，從方向上說是正確的，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但是，在複雜的改革過程中，透明度、公開性又是一把雙刃劍，在某些情況下會造成相反的「給改革添亂」的結果。現在回過頭來看，在改革過程中，公開化也要有所選擇，有所為有而所不為。但遺憾的是，由於條件、環境、經驗的限制，改革的領導者們當時都對這種「雙刃劍」的作用認識不足，從而導致了在一些關鍵時刻上的輿論引導失誤。1988年8月，政治局通過了「物價闖關」的決議直接發佈了會議消息，結果導致全國性的搶購風潮，「闖關」不得不中止，為保守勢力颳起「倒趙風」提供了口實；1989年5月16日，趙紫陽與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引發嚴重後果，問題也是出在由中央電視台全文播出上，當時恰恰是學潮的關鍵時刻。如果這個講話僅僅在會見時講一講，或在報紙新聞中提到幾句，也不至於引起那麼大的社會反響，以致一些保守派元老找到借口指責趙紫陽，促使鄧小平下決心拿下趙紫陽。

趙紫陽領導部下們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後來處理1989年學潮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失誤，也很正常。他畢竟是人，不是神，這些失誤多與他的性格特點有關。趙紫陽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對黨內權力鬥爭的尖銳、複雜與不擇手段有深刻認識，但他在進入權力核心之後，卻從不用「陰謀論」來看問題，不願意用政治權謀去解決高層中的矛盾。他處理工作中的問題往往對事不對人。他對自己的政治對手也總是寬容、大度，不願意將一些矛盾公開化、尖銳化。在當時複雜的高層人事關係和政治鬥爭中，他往往因考慮到「避嫌」、「影響」而放棄主動進攻。特別是對鄧小平、陳雲這兩位「老人家」，他從不願意傷害他們，即便是有不同意見，也往往採取策略的方式提出，爭取求得他們的支持。在與鄧或陳有分歧，而且已經證明趙的主張正確時，趙也從不利用這種機會，去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在擔任中央總書記之後，他仍然不想主動抓權，建立自己改革力量的班底。

當然，對於當時黨內保守勢力過於強大，也許趙紫陽當時的一些擔心和顧慮不無道理。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失敗，根本原因是出在黨內政治力量的對比上，改革力量不夠，這是毫無疑義的。但趙紫陽這種性格弱點對他主持的政治改革，對後來學潮的處理，也不無影響。鮑彤後來曾經對筆者說：「紫陽作為一個從政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他當總理、當總書記是遊刃有餘的。但他在性格上也有一個弱點，就是缺乏主動進攻精神，缺乏在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大刀闊斧、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而大膽爭取的精神。這種性格上的弱點，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可以評價為『忠厚』，但對一個政治家說來，在關鍵時刻可能就是致命的。」

吳偉，現代歷史學者，1980年代由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体制内改革是无法成功的。不仅如此，纯粹的“国内改革”也无法成功。任何改革都必须借助国际力量，进行全范围地搅动，才能有所突破、大获成功。

城市病来自僵尸症

《1980年代的上海“城市病”》（浦东开发谢国平/文 2017-10-23）报道：

如果要打一个比方，80年代后期畸形发展的上海，看上去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其实是个“健康欠佳”的病人。除了患上“城市病”，长期计划体制下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也使得上海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困难。因为这种艰难，日后上海就有了开发浦东——建设“新上海”，减轻“老上海”的压力的强烈冲动。

上海五项全国“倒数第一”

1987年12月10日清晨，大雾弥漫，黄浦江上的轮船全部停航了，上万人挤在黄浦江陆家嘴轮渡站焦急地等待过江上班。当大雾散去，轮渡船开航时大量的人群拥挤着往船上赶，秩序开始混乱，而偏偏人群中又混杂各种自行车。你挤我挤，人难走，自行车更难走。突然，一个中年男子连同他的自行车一起被汹涌的人流挤倒，紧接着2个、3个、4个人被挤倒……倒下的人挣着要爬起来，但向前拥挤的人群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发疯似地踩着那些倒地的人冲向前方，此时，前面轮渡的闸门已经关上，但后面的人还在向前冲去。一起惨祸就这样酿成了。

踩死16人，重伤30人，近百人被挤伤。陆家嘴轮渡线惨案震惊中外。

陆家嘴轮渡站惨案发生不久后，次年，突如其来的疫病大流行，让上海进入了非常时期。

1988年的日历刚刚翻过，上海出现了甲肝流行，开始时每天发病100人左右，后来上升为每天发病1000人左右，到1月底，每天发病10000人左右，到2月1日达到最高峰发病19000人。最后，全市共有近30万人染病，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四倍，这意味着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那时上海的人口为1200万。

天降大任于斯，这时作为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来到上海，出任上海市市长。

天灾人祸让朱镕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从1988年4月到6月，60岁的朱镕基绝大部分的夜晚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他的妻子劳安曾经说：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那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朱镕基那张消瘦的脸很少有笑容。

接连发生的重大事件，让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上海怎么了？显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上海出现了因为城市建设落后而发生的“城市病”。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上海人都知道，那时的上海困难重重。老百姓有一句口头禅：“上海搞不好了”。而知识分子则说：上海滩真的要“瘫”了。

1980年10月3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峻坡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文章占了半个版的篇幅。报纸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文中开门见山列举了上海在经济上至少有十个全国“第一”之后，文章又列举了上海五项全国“倒数第一”：

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

二、建筑密度高达56%，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拥有道路仅1.57平方米，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

三、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屋、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000多户（其中困难户、结婚户、特困户、外地调沪无房户共69，000多户），占全市户数6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四、上海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五、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文章质问：十个全国第一和五个全国倒数第一，在上海同时并存，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上海在取得重大进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出现了不少矛盾，主要是综合平衡遭到了破坏，比例失调相当突出。

此文一出，反响强烈。文章戳到了上海的痛处。报社收到300多篇来稿，当天的《解放日报》零售脱销。

造成这种城市畸形发展的原因很多，比如城市发展没有边缘的约束，摊大饼式地四面扩张，久而久之，城市布局严重不合理和城市运行严重不经济，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这种表现的经典案例。

曾在1981年至1985年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退位后曾遗憾地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期间，我上对得起朝廷（喻中央政府），每年上海上缴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喻上海市民）。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了。”

也因为一直心存这种内疚和深深的不安，汪道涵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就筹划要开辟一个上海新区，以解决上海在城市发展中的困难。而这种内疚和不安也深深地埋藏在上海的不少领导干部心中，日后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种巨大的原动力。

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畸形发展的上海，看上去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其实是个“健康欠佳”的病人。上海患上了城市病，病得喘不过气来。

当时的舆论界有这样几个比喻：

一是上海城市形态像一只夹花的“大饼”。几十年城市建设“摊大饼”式扩张，造成住宅、工厂、商业、学校等无序地混杂在一起。“螺蛳壳里做道场”成为那时上海人住房最形象的说法。狭窄的空间也挤压了上海人的视野和心胸。“斤斤计较”成为外地人嘲笑上海人的一个形容词。

二是上海城市容貌像一个作坊式的“大家庭”。全国各地向上海输送能源、原材料，供上海通宵达旦地加工生产。在大量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废水、废气、废渣留在了上海。一个曾经的国际大都市却成为一个大作坊，既是作坊，又是民居，市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1988年，朱镕基出任上海市长后叹苦道：“现在一天我们收到100多封人民来信，都是讲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简直就要爆炸了。”

三是上海城市功能像一个心肺衰竭的“老人”。无序扩张和基础设施的无限制利用，使得上海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如人之心肺衰竭。上海像一头老牛被鞭子不断地抽着，生产能力被无休整地榨取，更遑论环境保护。

“80年代后期上海得了严重的‘城市病’，道路拥挤，空气污染，人均绿化全国倒数第一；80万只煤球炉，还有80万只马桶。”曾任浦东新区宣传部长的邵煜栋回忆道。后来的上海市领导还把到2000年消灭上海的80万只马桶和80万只煤球炉，解决市民住房难作为军令状。

往事不堪回首，即便是一个上海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也难以理解，即便在那个时代，初到上海的外国人也无法理解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的状态！

 

“路径依赖”使得上海承受更大的困难

 

那年头的上海市长真不好当。真是天时不济。摆在朱镕基面前的是一连串让人尴尬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物价年平均上涨率只有1.3%。而到了80年代后期实行双轨制后，大量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然而上海产品的生产、销售、定价还是被计划之手牢牢控制住。计划定价，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企业还有什么活路？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记者的文章，直言上海：一边是几千种商品价格上涨，一边是地方财政收入的连年滑坡。

让上海人更加失落的是在整个20世纪，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一直领跑全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上海始终是中国的工业和财政支柱，居共和国经济长子之位。 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经济发展开始陷入困境。如1978年到1988年，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由7.9％降为4.7％；国民收入由8.2%下降为4.9％，工业总产值由13％下降为6％，出口总额(口岸)由29.7％下降为9.7％；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由14.9％下降为5.9％。  

这一时期，上海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在1979年从安徽凤阳小岗村掀起并席卷全中国的农村改革大潮并未使上海直接受益，而城市改革，上海又比中国的其他城市晚了5年。承包、租赁及用工制度等改革已在重庆、武汉、沈阳、广东抢得先机，上海却没有动作。

上海曾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堡垒，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计划和市场不断地博弈着，引发了许多奇特的现象，一段时间内，长期计划体制下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上海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困难。

朱镕基是从国家经委来到上海的，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手中没有钱，没有物。这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城市。1952年，上海第三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50%，到1978年，这一比例降到了18.6%，

上海没有矿产资源，原先生产需要的原材料是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但是双轨制后上海只好拿桑塔纳、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甚至连猪肉都要换，市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

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姚锡棠清晰记得当年市长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每次总会说到一个话题“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办”。

姚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上海有技术、有人才、有传统、有经验，唯独没有原材料。之前是依靠国家全力保障上海。1978年改革开放，南方城市以广东为代表经济迅速崛起，苏浙沿海也迸发强大活力，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上海的原材料显然更加紧缺。

称朱镕基为经济专家并不过分，他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兼任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镕基曾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这一头衔并非虚戴，他带过四个技术经济的博士生。但是上海的经济状况也给他——清华博导出了难题。

因为这种艰难，日后上海就有了开发浦东——建设“新上海”，减轻“老上海”的压力的强烈冲动。

（本文节选自《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谢选骏指出：土八路1949年一进城，上海就得了病。因为土八路不懂城市治理，只懂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当然了，解放军头目们也得了病，那就是腐化堕落的肥胖症——其典型就是毛泽东标本那样的僵尸症。所以我说，城市病来自僵尸症！

理想之花，淹没在六四的血泊中

《1980年代：中国本土电影最辉煌的时光》（2014-09-18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综合）报道：

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文艺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中国电影在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后，逐步走上了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道路。中国电影在享有国家政策和经济上的双重保障的基础上，在没有市场压力的情况下，在解除了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封闭状态之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艺术生机。

大众文化中的“电影热”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节目相对单一，电视机的普及率远不如现在；大众文化娱乐的消费形式也不够丰富，文学、戏剧、电影等较为传统的文化消费形式还居于主要地位。再加上漫长饥饿期的“铺垫”，国人对于电影的渴望几乎是报复性地反弹，当时的热门电影一票难求，据说在影院门口还出现过挤死人的悲剧。2012年，中国电影的总观影人次接近5亿，而在80年代初，这个数字居然能达到骇人的数百亿——当时的票房系统还没有联网，具体数字统计尚有困难，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出入，即便如此，观影人群的规模之大，恐在世界影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80年代的电影热，给了国人一次全民性的精神洗礼，看电影、评电影甚至拍电影，都成了普罗大众追捧的时尚。一个被后人多次提及的典故是：咸阳棉纺厂工人张艺谋在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因年龄超标而被拒之门外；张艺谋大胆地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写信，在黄镇的亲笔批示下，张艺谋最终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并于1982年顺利毕业。他与他的电影学院同级同学，日后成了闻名遐迩的“第五代”。

当时还出现了大量的“现象级”电影，许多作品引发了民众广泛的讨论。譬如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庐山恋》，迄今还在庐山电影院里放映，是全世界放映场次最多、单片放映时间最长、用坏拷贝数最多的电影。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一部电影能有两个星期的街谈巷议就是“话题”大作了，而跟80年代的一众“大片”比起来，这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电影热”不仅表现在电影院的火爆，也表现在电影期刊、杂志的火爆上。1979年复刊的《大众电影》，在80年代初的发行量曾逼近1000万册，这在中国传媒史上是一个天文数字。《大众电影》当时的封面、封底照片，都是亿万青年模仿的“时尚偶像”。而电影文化的广泛传播，也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解冻和复苏，关于电影的种种讨论，其实就折射出社会文化脉络的整体变迁。随着《庐山恋》中那轻轻一吻的光影飞扬，标志着对浪漫爱情、男欢女爱的大胆追求不再是禁区。而就在一年前，1979年第5期的《大众电影》在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一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在短短两个月内，编辑部接到了超过2万封读者来信，对此事进行激烈的辩论。

80年代的中国，信息流动仍显凝滞，大众文化的自我传播技能尚不完善。此时，电影就成为塑造城市大众文化底色的主要载体。甚至可以说，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时尚的风向标。仍以《庐山恋》为例，女主角张瑜在片中一共换了43套衣服，比现在大片里的女主角换得还勤，几乎每套衣服都成为了女观众追捧的热点，甚至有女青年连续观看了数十遍《庐山恋》，就为了记住里面的衣服样式，出了影院便依样画葫芦做衣服——电影在普通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基本电影格局的奠定

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废墟”上，中国电影迎来了一次全面复苏。首先是对电影艺术手段和理念的大胆探索，在当时铺天盖地的“文化热”裹挟下，中国电影也表现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而其集中表征，就是“第五代”的隆重登场。

1983年，张军钊拍出了《一个和八个》，被认为是“第五代”的发轫；尔后陈凯歌接连拍出《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三部影片，田壮壮拍出《猎场扎撒》《盗马贼》，吴子牛则交出了作品《喋血黑谷》《晚钟》。到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金熊奖，把第五代导演在80年代的辉煌推向了最高峰。应当说，大陆电影在世界影坛的地位，主要是由第五代导演的这批电影所奠定的。

在第五代导演风生水起的同时，被蹉跎了数十年创作生命的第四代甚至第三代导演也同时发力。张暖忻的《青春祭》、《沙鸥》，谢飞的《本命年》，吴贻弓的《城南旧事》，杨延晋的《小街》，黄蜀芹的《人·鬼·情》，第四代导演集体呈现出了一批力作。与第五代导演更多地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挖掘主题不同，第四代导演的作品更多呈现出与“伤痕文学”类似的“伤痕电影”特点，主旨大都是为了展现“文革”给个人、民族所造成的悲剧“伤痕”，重点在于对那个不堪回首年代的暴露、批判及时过境迁后的心灵抚慰和启蒙反思。不过“伤痕电影”的集大成之作，还得算第三代导演谢晋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这三部电影对“文革”伤痕的审视、反思及批判力度，在当时都达到了里程碑式的高度。

与此同时，商业类型片也在80年代取得了长足发展。所谓“商业片”这个概念，也是在80年代中期成为热词的，当时对“类型片”的概念讨论并不多，但类型片创作的萌芽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80年代的中国电影，既有《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为代表的科幻片，又有《神秘的大佛》、《东陵大盗》等动作片，以及《银蛇谋杀案》这类带有虐杀色彩的连环谋杀案电影。事实上，整个80年代的商业片浪潮风起云涌，其宽度、广度以及模式探索都为中国商业类型电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87年，商业片的创作达到阶段性的高峰，《神鞭》、《京都球侠》、《金镖黄天霸》、《黄河大侠》、《二子开店》、《最后的疯狂》等各种类型片的出现，全面掀起了电影院的商业娱乐高潮，影史上称之为“87年商业片热潮”。不过，商业片的泛滥也不免带来一些问题，一时间，各种“拳头”和“枕头”横飞，不少电影厂职工开始拍摄不在影院公映的“录像带片”，甚至出现了《人奶魔巢》这样的“cult”电影（即表面以抗日为幌子，实则卖弄色情），可见当时的商业片也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由此，评论界也就商业片问题展开了大讨论。

在艺术电影和商业片迅猛发展的同时，以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要目的的“主旋律电影”开始登上银幕。1987年，官方正式提出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要求，此后，一批以中国革命史为主要题材的史诗式大制作电影渐次登场。1989年的《开国大典》便是当时“主旋律电影”的集大成之作。

总地来看，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构成了8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的“三分天下”，也奠定了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基本的电影格局。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电影的商业属性在增强，但除了以票房为最主要目的的商业类型片外，一批主要诉求为海外电影节和国内小众文艺放映渠道的“艺术片”，以及主要承担官方宣传功能的“主旋律片”仍都存在，只是其地位和作用，已不能与80年代的境况同日而语。

对外交流的“电影之窗”

随着对外开放大幕的开启，电影迅速嗅到了外来的气息，由于它在大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电影甚至承担了某种文化“急先锋”和“宣讲队”的作用，在80年代的对外交流中，电影就像是给封闭已久的国门开了一扇窗户。

首先是国外电影的放映，除了新片，一批尘封已久的外国老电影重新上映，极大地开拓了国内观众的眼界。当时普通观众尚不习惯听原声看字幕，于是给了配音演员极大的用武之地，使得“译制片”成为一时之选，也让不少电影配音演员成为了幕后偶像。譬如《佐罗》，在阿兰·德龙迷倒一代中国女观众的同时，也让童自荣成为了一代人心目中的“国民声优”。当然，相较而言还是镜头前的明星更容易引发观众的追逐，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高仓健，他的“亚洲硬汉”形象在8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女观众纷纷为之倾倒，男观众则忙不迭地竖起衣领，模仿偶像作派。如果说，张瑜、刘晓庆等国内演员的走红更多地带有“邻家”气质，阿兰·德龙、高仓健等国外明星，则更多地带有遥不可及的偶像光环，也塑造了新时期国内明星文化的质地——所谓“追星族”，早在80年代已蔚然成风。

通过外国电影，国内观众不仅看到了耳目一新的生活方式，体验到了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可以说，一批译制片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譬如《卡桑德拉大桥》，便是一部带有浓厚“冷战”背景的动作片，其间还夹杂着恐怖分子、鼠疫细菌等桥段，完全具备时下好莱坞大片的形态。可以说，《卡桑德拉大桥》是多年后好莱坞大片进入大陆的预演，而片中所呈现的西方“花花世界”，相信让不少人心向往之。而在《卡桑德拉大桥》后，《第一滴血》、《超人》等电影相继在国内上映，它们所塑造的银幕英雄形象，以及对视觉奇观的渲染，对观众和电影创作者形成了极大冲击。

当内地的国门甫一打开之时，得天独厚的血缘、文化纽带让香港影人最先进入了内地。曾在国内掀起新时期最早（也是最广泛）功夫片热潮的《少林寺》一片，就是由香港导演张鑫炎执导。事实上，早在80年代，就有许多港台导演进入内地，与内地影人合作，拍摄了一批时下称为“合拍片”的电影作品。香港大导演李翰祥执导的《火烧圆明园》，云集了两岸三地众多明星，它所奠定的古装大片风格，到如今还在不断被模仿。此外，香港导演徐小明导演了《木棉袈裟》、《海市蜃楼》等片，火爆一时；澳门导演吕小龙则执导并主演了《长城大决战》，邀请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体操王子”李宁客串演出，还请来了日本演员担纲片中的日籍角色，可谓一部结合文体明星的“跨国大片”，此片上映后轰动全国，取得了极佳的票房。

与此同时，伴随着录像带的传播，内地一些城市在80年代末已开始出现录像厅。而大量未能在影院公映的海外电影（主要是港片）开始集中登陆录像厅——香港电影就这样夹杂在港产流行文化的大潮中，迅猛向内地涌入。《英雄本色》中的兄弟义气，《倩女幽魂》中的人鬼缱绻，《监狱风云》中的黑幕重重，以及《赌神》为代表的一批“赌片”都成为内地观众耳熟能详的影像记忆，周润发、张国荣、刘德华等香港电影明星从此开始进占大陆电影市场，并在相当长时间里独领风骚。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电影，迎来了一次全面的繁荣发展态势，电影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焦点领域，国产电影在艺术探索、产业发展和宣传教育等诸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电影创作、评论、商业等各维度的人才储备初步建立，同时，电影领域的对外交流也领一时风气之先，电影承担起了文化传输载体的重要功能——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高峰时期。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电影从一种文化事业逐渐转化为文化企业，电影的性质和运作体制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电影生产从过去的完全政治行为变成了一种与政治息息相关的经济行为。从此，经济利益成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动力和运行目标。

80年代电影界的最后一个热点，是关于娱乐片的探讨。电影的娱乐功能自“左翼电影”开始受到压抑，“十七年”及文革时代被压至最低点。改革开放初期，娱乐片作为“题材样式多样化”中的一类片种出现，以其数量上的不可觊觎和质量上的差强人意引起电影界的争论。这场争论在80年代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观众对电影娱乐功能的需求却日益增强。

中国式娱乐电影：武打片

娱乐片对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冲击是以武打形式发起的。1980年张华勋导演的《神秘的大佛》是国产片中较早的一部武打片，它以寻宝为主题，在其中穿插凶杀搏斗情节，情节曲折且富于传奇性，作为开端作品，导演为影片确立了伸张正义、弃恶扬善的文化价值框架。影片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中老一代批评家梅朵的意见基本代表了当时对此类影片的主流看法。他认为，“这部影片，不仅情节纯属编造，谈不上什么教育意义，武打场面也不见功夫，没有美感。影片创作者的兴趣主要放在制造恐怖气氛，对观众进行感官刺激上……我们既然反对西方影片中的暴力和色情，为什么要拍摄这样的影片，以制造恐怖气氛、进行感官刺激为目的呢？这又会对我们的观众、尤其对我们的青少年产生什么影响呢？”尽管受到主流批评家指责，但影片本身却受到了众多观众的欢迎。

真正掀起商业浪潮的是《少林寺》。影片以逼真的武打场面与善恶有报的因果剧情，充分满足了观众的观影快感。影片由香港中原公司启用李连杰等大陆武术运动员在大陆拍摄。李连杰后来变成为国际武打明星。影片上映后引起的轰动，使武侠电影争论的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这一阶段的武侠影片积极靠近现实主义手法，试图把武侠电影提升为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演员选择真正的武术运动员，以真功夫对抗港台武打片的“花拳绣腿”，在主题上尽可能使主人公的功夫展示具有伸张正义、变现民族气概等意识形态目的。当然，也因此限制了武侠电影对娱乐性的诉求，只能靠真实感较强的武打奇观来吸引观众。

不过，由于一批香港与大陆合拍的武侠电影的出现，这些武侠电影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武打电影类型的发展。

喜剧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喜剧电影的复苏繁荣时代，喜剧电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观众最为喜闻乐见的电影类型之一，也是中国八十年代社会心理和审美文化的一面与时同行的哈哈镜，同时还是八十年代电影批评的争议焦点所在。在八十年代的喜剧电影文本中，可以品读出中国喜剧电影和喜剧文化或隐或显的印记，以及中国喜剧电影此后发展的可能性。

《咱们的牛百岁》：笑声中完成的意识形态同化

影片《咱们的牛百岁》讲述了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产党员牛百岁带领懒汉组社员：“惹天祸”牛其、“三只手” 新良、“懒汉”田福、“浪荡鬼”牛天胜、“破鞋”菊花共同奋斗、脱贫致富的故事。

影片的叙事系统中，基本的戏剧冲突是新时期初期农村中落后消极的生活观、价值观与农村新经济政策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片中人物个性鲜明又富有喜剧性格，他们围绕牛百岁这个核心人物上演一个个妙趣横生的事件，引起一连串生活矛盾冲突，随着这些矛盾冲突在笑声中一一化解，影片的基本戏剧冲突也得以解决。影片由此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认同的使命。影片中的五位后进农民各有不同恶习，影片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物之间风趣诙谐、性情流露的对话来挖掘人物内在的幽默感和性格中入情入理的喜剧因素。如影片中“懒汉”田福被演员陈裕德油滑憨傻的言行刻画得惟妙惟肖。田福好吃懒做，却以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为由心安理得。工作组实行联产到劳制度之后，田福在田里被施肥的拖拉机追得连滚带爬，仰倒在地，他狼狈地骂道：“什么人兴这么个法子，动不动就包，就分！优越性一点都没有了。”这一段落，田福的滑稽动作自然发生，埋怨之词情动于衷，将一个懒汉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苦恼与不适刻画得生动诙谐。

影片还注重运用巧合、误会、夸张、闹剧、嘲弄、讽刺等喜剧手法来创造喜剧情境，制造喜剧效果。秋霜与菊花之间隔墙吵骂，先是指桑骂槐、冷嘲热讽，继而恶语相加，互不相让，这场闹剧情境中两人忿忿不平的犀利眼神、泼辣尖刻的损言秽语，把乡村妇女之间的对骂渲染的生动热闹、声色俱备。之后百岁深夜归来，秋霜火气未消，要与他“划清界限”，百岁劝解无效，只好蜷曲着身子躺在炕边，秋霜却朝百岁的屁股上蹬了一下，说：“锅里有馅饼，还要人家一口一口地喂你呀？！”夫妻之间的猜忌、吃醋、怄气、体贴就浓缩在这一蹬一嗔之间，令人忍俊不禁。影片中如此喜剧情境还有很多。片中戏剧冲突的铺叙和强化以及矛盾的化解、人物的塑造大多在喜剧情境中完成，且喜剧情境的设置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影片在观赏的娱乐性与艺术的真实性之间取得巧妙平衡。

从叙事结构来看，影片《咱们的牛百岁》大体符合新时期十年喜剧片主流的情节模式链，营造氛围——出现矛盾——制造笑料噱头——误会或巧合法——大团圆结局。线性主体情节叙事，封闭式的大团圆结局、适应当时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在笑声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温情、乐观、昂扬、讽喻的喜剧风格，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生活喜剧影片的审美特征。这类喜剧影片因为对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响应、民间性的审美取向，深得当时激昂岁月中娱乐还相对贫乏的中国电影观众特别是农民观众的喜爱。

《顽主》：后现代喜剧的萌芽

生于八十年代的人，如果以观赏的眼光而非研究的态度去看八十年代的诸多喜剧电影，可能会觉得有些太沉重，有点虚假，还有些乡土气过浓。但面对《顽主》，确能产生某种共鸣，因为影片浓郁的都市感，还有后现代的诸多手法，影片透露出的调侃人生的味道，如今我们喜爱的冯小刚电影中可以找到《顽主》的诸多印记。

《顽主》被称作是中国电影后新时期的揭幕之作，代表了喜剧的幽默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它在题材、人物、喜剧手法、视听语言、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上的创新尝试对于日后中国喜剧电影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影片《顽主》中出现的人物，都是已经完全融入都市生活的现代人，片中三位男青年于观、杨重和马青创办了宗旨为“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的“三T”公司。影片的叙事都是围绕他们三人的工作、交友、奋斗、迷茫展开。

影片以“三T”公司作为审视现代都市芸芸众生情绪情感、生存状态的透镜。在公司一项项工作的开展中，各色人物轮番亮相，有薄情寡义不负责任的肛肠科医生，有幼稚迷惘、热情开朗的百货公司售货员刘美萍，有怨气冲天、颐指气使的雇挨骂丈夫的妻子，有欺世盗名、蝇营狗苟的所谓“作家”宝康，有道貌岸然、色厉内荏的德育教授赵尧舜，有假仁假义、乘伪行诈的“孝子”。这些人物在影片中作为个体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存在，《顽主》因此成为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描摹，成为真正的都市民间喜剧。而这场喜剧中一一亮相的角们，暴露出道德的虚伪、心灵的猥琐……

新时期以来，喜剧影片表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都市人的庸常生活，《顽主》可以算第一部。影片大胆使用一些新的喜剧手法。影片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时，以漫画式的速写笔法，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的幽默形象，绘写出人物的性情。

《顽主》与新时期以来的多数喜剧不同，在这部影片中，没有贯穿影片的基本戏剧冲突，甚至也可以说几乎找不到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三个男青年的坚守职业道德的个人奋斗成为影片主导价值观。为配合影片的调侃风格和都市情绪，影片的视听语言较之以往也有很大改变。影片前后的插曲均是节奏感十足的摇滚乐曲，一些段落画面切换迅速，使影片的叙事充满了节奏感和韵律感。

《顽主》作为一部喜剧电影，不再是时代的乐观凯旋曲，不再是娱乐的消遣物，它的喜剧性中夹杂着荒诞、戏谑、还有些失落、悲凉、孤独，当喜剧变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的智慧和愉悦的享受时，喜剧电影便开始成为真正的现代喜剧。

谢选骏指出：从文化废墟中生出的理想之花，结果却淹没在六四的血泊中。但是，历史不会定格，而会蜿蜒前行，直到抵达命定的目标！

政治的口号就是魔鬼的诅咒

《口号里的中国：80年代红遍全国的标语》（经济观察报于青 郭小为2014-05-26）报道：

[摘要]在社会思潮的变化中，理科男成为了女子择偶的首选；而1980年代的出国潮中，理工科学生也比文科生更容易获得国外奖学金。学好数理化的浪潮，从上到下席卷中国。

口号里的中国：80年代红遍全国的标语

标语“再穷不穷教育 再苦不苦孩子”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首发时间：1981年

提出者：北大学子

地点：北京大学校园

流传范围：各大高校校园

1981年3月20日深夜，围守在广播边上的北京大学学生们屏住呼吸，等待中国男子排球队的最后战果。在争夺世界杯排球赛决赛资格时，中国男排先输掉两局，后又扳回三局，战胜南朝鲜队（当时对韩国的称谓），进入世界杯。赛果一出，北大11座宿舍楼里的4000多名学生全都跑到楼群间的空地上，沿着宿舍楼和未名湖边游行边喊：“中国万岁！”“向我国排球健儿致敬！”

据《中国体育报》报道，这一口号来自原北大中文系学生刘志达，“谈及此事，刘志达淡笑言之，这一口号是他带头呼出的。这也是‘五四’时期北大学生的‘振兴中华’口号的延续。而共同的‘策划’还有同班的李春”。

3月29日，中国男女排球队都来到北大，全校师生为他们庆功——男排队员都被举起来往前“飞”，女排队员则签名签到手软。

同时，这个口号也由北大学子推广到了全国。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首发时间：1970年代末

提出者：无从稽考

地点：无从稽考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民间口口相传

1978和1982年，陈景润两次去国际数学大会做45分钟的报告演讲，青年们喊出这样的口号：“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在1982年的电影《人到中年》中，一个父亲对孩子赋予的愿望是：长大当个科学家。

而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也通过全国科学大会制订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号召全国“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文革”结束后，社会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至经济建设。“文革”10年间无数社科领域学者的不堪命运，让人们不敢轻易选择。改革开放更让国人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一个由先进技术构造起来的现代工业世界。想要摆脱贫困与落后，发展技术是最主要的出路。

在社会思潮的变化中，理科男成为了女子择偶的首选；而1980年代的出国潮中，理工科学生也比文科生更容易获得国外奖学金。学好数理化的浪潮，从上到下席卷中国。

摸着石头过河

首发时间：1980年

提出者：陈云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的媒体用语及民间口语

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听到后，对“摸着石头过河”表示赞同，并提出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看来，中国模式的一个哲学基础是实践。“这也是邓小平的主张，即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简单来说，“中国模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与“摸着石头过河”一起构成改革开放3条经验的，还有“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政策的决策人作出决策，大家就应该无条件服从，无条件去完成”。现在，这3条经验依然不断成为争论中心。

2012年5月，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王荣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首发时间：1980年代初

提出者：无从稽考

地点：无从稽考

流传范围：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系统

1980年，我国每万人口只拥有在校大学生16.4人，同期美国为542人，日本为207人，苏联为197人，印度为66人。1985年，我国每万人口拥有科技人员75人，而1980年的苏联为1100人，1978年的南斯拉夫为1400人，1979年的瑞典为2600人。

1982年，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我国劳动者总数的10.5%；高中老师里，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也只有一半。在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文盲半文盲占到23.6%。而在1979年的日本，5471万名就业者中，高中以上学历占到六成以上。

1970年代末，我国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除个别年份，从未超过3%，而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平均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是3.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0年代，中国开始推进初等教育的全面普及。

1985年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标语，现在依然挂在很多贫困地区的水泥墙上。口号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到1990年代，中国初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占有全国人口2%的边远贫困地区适龄儿童，以及每年200余万小学生的辍学。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首发时间：1978年9月20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天津视察

流传范围：相当广泛，从城市到农村墙上刷的标语中出现率极高。城市中有“个体户”，农村里有“万元户”，都是这条口号下的受益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当时的提法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包括“企业、地区、社员”。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会后，邓小平关于“先富”的说法被表述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一批相信凭自己双手就能致富的人践行了“先富”行动。活跃在城乡的个体户脱颖而出，当年一部电影《雅马哈鱼档》便是彰显个体户劳动致富的代表作；到1983年，义乌小商品的盛名已经传遍大江南北。

1985至1986年间，邓小平分别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新西兰总理朗伊，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等不同的场合，都阐述了这个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给世界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一大批“万元户”，甚至“暴发户”出现，刮起了“发财致富”的旋风。

理解万岁

首发时间：1985年

提出者：刘勇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的新闻媒体及民间语文

1983年，即将从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刘勇选择穿上军装。1985年5月，22岁已成为高级军官的刘勇从南疆战场归来，参加共青团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保边疆、献青春”演讲报告团。在给北京的大学生题字时，他写下了著名的“理解万岁”四个字。

后来刘勇专门出了本书讲这个事儿，他在前言里写：“当时只有一个强烈念头，就是希望后方青年能够懂得同龄人在前线流血牺牲所蕴含的精神实质，知道绿色的军装里也有五彩的心灵。前线官兵们谈论理解，不是为个人乞求‘怜悯式的理解’，而是希望得到后方人民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解。”

1985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以“理解万岁”为题的专题评论，这个口号立刻传遍全国。对于口号的走红原因，中文系出来的刘勇分析得非常准确：“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生活巨变和观念碰撞时期，整个社会各年龄层、职业层的隔膜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变而加深。青年不屑老者的生活方式，年长者对年轻人的思想行为嗤之以鼻。渴望理解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尤其成为乐于接受新生活方式和新观念的青年人的心理需求。‘理解万岁’的流行，消弭了多少时代隔阂，也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对待自我、他人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曾激励当代中国青年在历史转折时期逐步走向成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首发时间：古希腊时期

提出者：无从稽考

出处：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宣言第7条

流传范围：一句法律原则成为了流行的口号，公检法机关的墙上这句话和“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出现频率最高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法学界开展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的讨论。

法的阶级性问题成为当时的讨论热点。学者们对长期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法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提法提出质疑。在解放思想的原则下，承认法的社会性、人民性和继承性，限定了法的阶级性的适用领域，成为了大部分人的共识。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全面修改1978年宪法，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当时反复强调，宪法修改必须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曾被写入“五四宪法”，但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都被去除了，“八二宪法”又重新恢复了该条规定。不过提法变成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986年2月19日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六人的强奸、流氓罪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的命令。

这六个人都是当时的干部子弟，即“官二代”。判决的结果引起了民众的热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新成为人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武器。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首发时间：1977年

提出者：来自民间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毕业生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口号最早提出时，是面向“文革”前的应考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面对在十年积累起来的570万考生，这个口号就又被提了出来——要知道，最后录取的只有22万多大学生，落榜的540多万怎么办呢？考上大学的就等大学毕业报效祖国，没考上大学的一样可以在工作岗位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除了工作，“两种准备”还有另外的选择：自学，或者业余学习。1979年的《人民日报》详细分析了中国在当时面对的教育困境：“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教育战线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师资、校舍、设备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高等学校的招生数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因此，考生多，录取人数相对比较少，将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长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这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在高等学校招生上的反映。”

凤凰网总裁乔海燕曾经在《华尔街日报》写过这个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做人，要一颗红心，心要红，要正，两种准备，一个清白，一个糊涂，该清白时候就得清白，该糊涂时就得糊涂。”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它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足球、中国高考、中国股市……30年后，它依然是典型的中国式生存哲学。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首发时间：1962年7月2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怎么恢复农业生产”

流传范围：发端于1962年的名言在1980年代蔚然成风，虽然并没有以标语的形式流传下来，但在新闻报道，街头巷议中时常出现

这句流传大江南北的“不管黑猫白猫……”的著名口号，竟然是以讹传讹的误读。邓小平于1962年第一次提出的时候，说的是“黄猫”。

那一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发生了饥荒和自然灾害，一些农民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这有违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变化引起了党内的争论。

邓小平引用了老乡刘伯承时常说起的一句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这句话被讹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并在“文革”期间被斥为“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成为时代风气，经济政策也随之改变，“白猫黑猫论”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自此，个体正当的利益得到了正名的机会，激发了全民的生产潜能，在乡镇企业、特区、私营经济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猫论”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响亮口号。

1986年1月6日，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成为世界人民知晓的名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首发时间：1978年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全国科学大会

流传范围：这句口号，最热门的出现地点是科研部门、学校、厂矿等单位

早在“文革”结束的前一年，邓小平指导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里，就以马克思“生产力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彼时的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发展到高潮阶段，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蓬勃发展。而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与世界相比大为落后。

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国亟需提高科技水平，迎头赶上。邓小平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点，并阐述道：“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改革科技体制，并开始实施“星火计划”，意在促进经济振兴，让科技的“星星之火，燃遍中国农村大地”。

1988年，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这一论点，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首发时间：1978年12月13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流传范围：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游行中的一条口号。这句口号流传面非常广，覆盖了全中国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就确立了毛泽东倡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基本要点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并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凭着这个思想路线，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政权。

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面临重建、振兴的艰巨任务，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某些领导人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提出了“两个凡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受到严重阻碍，出现了两年的徘徊状况，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要抉择。

邓小平针对许多干部群众仍然深受“左”的思想束缚和禁锢的状况，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具体而言是四个方面的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讲话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也成为普通民众在新时代里新的政治指南。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首发时间：1980年

提出者：袁庚

出处：深圳蛇口港

流传范围：1980年代任何一个建筑工地、大型工程现场都不可或缺

1980年，香港招商局为加快蛇口港施工进度而实行奖励制度，引起了一场争论。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后来，这句话被浓缩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鼓励加快推进蛇口工业区的建设。

尽管自1978年后中央已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这句话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甚至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复辟”。袁庚坚持自己的想法，也付出了极大的勇气，在1983年下半年和谷牧副总理谈起这个口号时，他甚至说：“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1984年1月26日，67岁的袁庚在蛇口迎来视察深圳的邓小平、杨尚昆一行，写在蛇口工业区入口处标语牌上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获得了邓小平的首肯。这句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口号，像“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对当时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

邓小平的首肯给袁庚吃了一颗“定心丸”。蛇口工业区被特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蛇口模式”成为改革开放的示范窗口，到1992年年底袁庚离休时，这句标语的背后，留下的是身家200亿的蛇口工业区。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首发时间：1979年

提出者：王文一（清华大学学生）

出处：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2班班会

流传范围：学校

“真理大标准”的讨论不仅引起了党内的思考，也燃起了刚恢复高考不久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讨论热情。

1979年的新学年伊始，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谢新佑组织召开班会，一名叫王文一的学生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一口号。这个口号一经提出，马上在化工系77级2班全体同学心中产生了共鸣。

1980年3月20日，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对化工系77级二班进行了报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口号也成为文章的标题。随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这句口号，全国许多媒体也纷纷予以转载，由此，这句口号走出了清华校园。对于那些经历太多磨难和失落的77级78级大学生来说，这句朴实无华的话，重新树立起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

对于《中国青年》杂志刊发的一篇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者在文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困惑，不少大学生开始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实际行动，来回应“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严肃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不懂——政治的口号就是魔鬼的诅咒！它用煽情的字句，刺激废垃的愚公，产生变态的冲动，杀人于无形之中！当然，这些愚公最后也会死的很惨，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语录）。

解放军海空扩张必然死路一条

《喧嚣的北京：198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荏苒 2019-02-24 ）报道：

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经过短短几年的调适，就走出了文革的阴影，告别革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呈现出一幅令人惊奇的思想启蒙与自由民主的“阳春”景象。

现任中国国家主席王岐山，1980年代曾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之一，该丛书第一笔启动资金就来自于王岐山。

百花齐放的文化启蒙

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改革派为清除文革遗毒，围绕如何诠释毛泽东思想，发动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真理标准讨论。受此鼓舞，长期被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进而发展成为一场全民思想解放运动。

文学领域得风气之先，以反思文革为名，揭露与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反思文革乃至前三十年一切政治运动的“反思文学”，缅怀逝去青春的“知青文学”等悉数登场，一批富有现实主义或批判性的文艺作品问世。由作家白桦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苦恋》，讲述了海外归国画家凌晨光一家文革中悲惨的遭遇，1982年还曾被台湾导演搬上大荧幕，并入围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提名，成为台湾反共电影最后的余晖。

文学领域的反思与批判，无疑为中国知识分子冲破文革束缚，推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后又一次思想启蒙奠定了基础。整个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结社热、丛书热、书院热、民办研究所热，探求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为经济与政治改革造势。

在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王元化、王若水、顾骧首先在理论上突破了禁区，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王元化创办的《新启蒙》杂志虽仅出版了4期就被查禁，“新启蒙”之名却不胫而走。陈一谘等人则认为中国改革的关键在农村，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发起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后发展为赵紫阳的智囊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仍从事农村研究的陈锡文、周其仁等人则划归杜润生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后发展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岐山是首任所长。这些智囊机构对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发挥了重要影响。

走出体制的知识分子陈子明等人，更关注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发起了“就业组”，后发展为中国第一个民间智库——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1986年后中共政改在民间的推手之一。北京社经所1988年从中共党内改革派手中接办的《经济学周报》，很快就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齐名，成为改革派的重要舆论阵地。

也有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出版丛书进行启蒙。金观涛、刘青峰主编了《走向未来》丛书，向国内介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与文学的最新发展，王岐山是丛书编委之一。据《读书》前主编沈昌文披露，该丛书第一笔资金就来自王岐山资助的5,000元（1984年约合2,268美元）。

甘阳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宣称“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是反传统”，专注于介绍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李胜平、陈子明主持出版了《二十世纪文库》，丛书挂名主编则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汤一介等成名已久的学者，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被称之为“新儒家”。

还有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以1988年央视制作的六集纪录片《河殇》为代表，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彻底批判态度，主张全盘西化。在掀起“河殇热”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实际上，自近代至今主张中国“全盘西化”的思潮始终存在，但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死胡同。

1980年代，在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合力下，思想解放之风吹遍中国，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主义精神等思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派文化启蒙的气象。

谢选骏指出：《河殇》的蔚蓝色，追随《神话与民族精神》的指引，推翻压在中国身上的共产党国歌《义勇军进行》鼓吹的“长城精神”，面向海洋文明进行全球扩张——而上述的“文化启蒙”竟说“这是一条死胡同”。由此看来，现时进行的“解放军海空扩张”也是必然死路一条，断无生还之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