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北京：198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荏苒 2019-02-24 ）报道：
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经过短短几年的调适，就走出了文革的阴影，告别革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呈现出一幅令人惊奇的思想启蒙与自由民主的“阳春”景象。
现任中国国家主席王岐山，1980年代曾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之一，该丛书第一笔启动资金就来自于王岐山。
百花齐放的文化启蒙
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改革派为清除文革遗毒，围绕如何诠释毛泽东思想，发动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真理标准讨论。受此鼓舞，长期被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进而发展成为一场全民思想解放运动。
文学领域得风气之先，以反思文革为名，揭露与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反思文革乃至前三十年一切政治运动的“反思文学”，缅怀逝去青春的“知青文学”等悉数登场，一批富有现实主义或批判性的文艺作品问世。由作家白桦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苦恋》，讲述了海外归国画家凌晨光一家文革中悲惨的遭遇，1982年还曾被台湾导演搬上大荧幕，并入围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提名，成为台湾反共电影最后的余晖。
文学领域的反思与批判，无疑为中国知识分子冲破文革束缚，推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后又一次思想启蒙奠定了基础。整个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结社热、丛书热、书院热、民办研究所热，探求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为经济与政治改革造势。
在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王元化、王若水、顾骧首先在理论上突破了禁区，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王元化创办的《新启蒙》杂志虽仅出版了4期就被查禁，“新启蒙”之名却不胫而走。陈一谘等人则认为中国改革的关键在农村，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发起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后发展为赵紫阳的智囊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仍从事农村研究的陈锡文、周其仁等人则划归杜润生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后发展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岐山是首任所长。这些智囊机构对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发挥了重要影响。
走出体制的知识分子陈子明等人，更关注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发起了“就业组”，后发展为中国第一个民间智库——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1986年后中共政改在民间的推手之一。北京社经所1988年从中共党内改革派手中接办的《经济学周报》，很快就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齐名，成为改革派的重要舆论阵地。
也有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出版丛书进行启蒙。金观涛、刘青峰主编了《走向未来》丛书，向国内介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与文学的最新发展，王岐山是丛书编委之一。据《读书》前主编沈昌文披露，该丛书第一笔资金就来自王岐山资助的5,000元（1984年约合2,268美元）。
甘阳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宣称“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是反传统”，专注于介绍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李胜平、陈子明主持出版了《二十世纪文库》，丛书挂名主编则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汤一介等成名已久的学者，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被称之为“新儒家”。
还有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以1988年央视制作的六集纪录片《河殇》为代表，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彻底批判态度，主张全盘西化。在掀起“河殇热”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实际上，自近代至今主张中国“全盘西化”的思潮始终存在，但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死胡同。
1980年代，在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合力下，思想解放之风吹遍中国，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主义精神等思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派文化启蒙的气象。
谢选骏指出：《河殇》的蔚蓝色，追随《神话与民族精神》的指引，推翻压在中国身上的共产党国歌《义勇军进行》鼓吹的“长城精神”，面向海洋文明进行全球扩张——而上述的“文化启蒙”竟说“这是一条死胡同”。由此看来，现时进行的“解放军海空扩张”也是必然死路一条，断无生还之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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