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為什麼會失敗？》（吳偉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2014年12月22日）报道：
編者按：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終於結束，在人們的肉體和精神被禁錮壓抑多年之後，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圍噴涌而現。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於中共黨內一批開明派的努力和試圖衝破舊體制窠臼的勇氣，80年代的這場政治改革雖然很快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圍剿下失敗，並在1989年那場舉世矚目的事件後徹底終結，但它影響之深遠，恐尚無出其右者。
紐約時報中文網特開設「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專欄，邀請當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吳偉先生就那段歷史撰寫系列文章，希望通過這個專欄，不僅留住公共記憶，也通過歷史照亮今天和未來。此為第四十二篇。
1980年代這場發生在中國的政治改革，儘管它是由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表面上看也是由執政黨中央主持的，但也只進行了一年半的時間。它的失敗，從根本上說，是當時中共黨內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實力對比和相互博弈的結果，也是黨內保守力量力圖扭轉十三大改革開放方向的結果。
第一，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態度的變化是關鍵因素。
在80年代的中國搞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是個關鍵因素。70年代後期，再次復出的鄧小平逐漸在中共黨內樹立起了自己的權威。這種權威雖然遠不如毛澤東當年那樣「絕對」，黨內還有陳雲、李先念等老資格領導人與之分庭抗禮，但隨着鄧推動經濟改革的發展和深入，他的權威日重，鄧在黨內的話語權逐漸大大超越了其他元老，成為中共黨內第一人。當時，由於對改革開放的態度不同，中共黨內形成了以主持一線工作的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力量，及以陳雲、李先念及後來的李鵬、姚依林等為代表的兩支不同的政治勢力，被外界稱為黨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而主張既要搞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就成為凌駕於兩派政治力量鬥爭之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砝碼。
鄧小平是80年代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者和推動者，他為這場改革確定了目標和內容，也划出了底線。而他選定來設計和操作這場改革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卻並沒有使這場改革局限於鄧所主張的行政改革範圍，而是把改革的重點放到了推動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上來。當1989年初夏，鄧小平認為是趙紫陽主持的政治改革催發了民主大潮（學潮），趙有可能利用這場民主大潮，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中共的一黨專制的時候這就觸犯了鄧的底線。
作為改革開放推動者的鄧小平，與黨內元老陳雲、李先念等保守勢力，在對改革的態度上有着很大差別，在個別時候甚至是對立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和他們後來在對待六四學潮和扼殺政治改革問題上站到一個陣營里。因為，在維護共產黨一黨專制這個問題上，他們的態度並沒有差別。這種結合，反映了黨內傳統的政治勢力不甘心放棄舊的統治方式，堅持維持極權統治的堅定態度。
鄧小平與趙紫陽這兩種政治改革「路線」之間的重大差別，是鄧小平出手中止這場改革的根本原因。雖然這場改革是鄧自己提出並發動的，但當他一旦發現它的主持者趙紫陽已經走得太遠，趙主張的民主和法治的「路線」可能危及到中共一黨獨裁體制的時候，他只有與黨內保守勢力聯手，將它扼殺掉。
第二，黨內高層保守勢力的強大。
中外歷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在改革力量與反改革力量的博弈中進行的，都會遇到守舊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抗和阻撓，這種情況已經被歷史所反覆證明。
回顧1980年代整個改革歷史，可以看到，當時黨內高層中保守和反改革的力量是強大的，他們對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阻撓也是不遺餘力的。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辭職和「反自由化」的風潮之後，鄧力群手下的一些左派就開始往主持政治改革研討的趙紫陽、鮑彤及中央政改辦身上潑污水，說這是在搞「自由化」；後來又是鄧小平看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稿後，說「是不是也搞了點三權分立」；就是到了十二屆七中全會上，對《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爭論仍然很大，思想難於統一，趙紫陽不得不放棄了在全會上通過這個設想的想法，最後改為「原則同意」。
中共十三大換屆後，在主持一線工作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了兩個極為頑固的保守勢力代理人李鵬和姚依林，這使黨內保守勢力有了直接插手，影響、干預趙紫陽主持的中央工作的可能，高層內部保守勢力與改革力量的鬥爭就開始更加表面化，尖銳化。1988年下半年在「價格闖關」問題上的爭論、「倒趙風」的颳起，以及後來圍繞對學潮問題處理上的爭論，都表明了這一點。趙紫陽是中國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線操作者和主持者，黨內保守勢力知道，要扭轉改革的方向，必須把趙搞下台。中共十三大上，保守勢力推出的總書記人選鄧力群被差額選舉差掉，他們認為是趙紫陽搞的鬼，心中更加怨恨趙。他們知道，只有搞掉趙紫陽，他們的代理人才能掌控中央的領導權，扭轉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因此，他們從沒有放棄搞掉趙的努力。
1988年底到1989年初，當鄧小平提出的旨在打破物價雙軌制的，由市場決定價格的「物價闖關」遇阻，趙紫陽被迫承擔責任之後，黨內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王震等人抓住機會，開始在鄧小平面前大進讒言，要求鄧撤換趙紫陽，颳起「倒趙風」。特別是1989年4月學潮起來之後，李鵬，姚依林利用鄧小平害怕民主大潮、擔心危及黨的統治地位的心理，先是推動鄧給學潮定性，然後又一步步把學潮推向死胡同，導致鄧最後做出武力鎮壓的決定。他們站在與趙紫陽的「民主和法制」主張對立的立場上，以趙紫陽「支持動亂」為由，藉助鄧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趙，也打斷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
第三，黨內中高層普遍缺乏「從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思想基礎。
80年代政治改革的失敗原因還有重要的一條，是執政黨內的思想準備遠遠不足，全黨，特別是黨的中高層幹部普遍嚴重缺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從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的思想基礎，因而改革沒有得到全黨，特別是中高級幹部的理解和支持。
當時黨內的中高層幹部，大都是在中共高度集中統一的體制下被培養和成長起來的。他們習慣於「階級鬥爭」，習慣於「黨的一元化領導」，習慣於「輿論一律」，習慣於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法治手段去進行國家和社會治理，習慣於原有的那套高度集權的一黨專制體制，習慣於同這種體制相適應的那一套理論、觀念。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領導」與「執政」、法治與人治、專制與憲政等理念方面的意義與區別。一句話，當時在黨的中高層幹部中，還基本上沒有現代政黨所應有的執政意識，遠沒有形成進行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基礎。
1987年6月之後，政治改革開始在黨內下「毛毛雨」，重新發表了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工作也大大加強。但是，從趙紫陽的「5.13講話」，到10月的十三大召開，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總共只進行了短短的五個月。強大的歷史慣性、體制慣性和思想慣性不可能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得到扭轉。此外，受幾個月前還在進行的那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影響，政治改革剛剛還是政治禁區，「自由化」的帽子還在黨的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和一些保守派領導人手裡拿着，準備隨時給人戴上，這就使得「寧左勿右」的思想在黨內仍然有巨大的市場。
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在趙紫陽的主持下開始實施，受到黨內相當一部分中高層領導幹部的明拖暗抗，阻力重重。特別是在黨政分開、建立公務員制度、新聞改革、社會團體獨立化、人大中的黨派活動、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等方面，不能不說是步履維艱，有的甚至被篡改或變形。一些改革措施首先黨中央各部門就不配合。這些阻力，最根本的，是觀念和利益的問題。幾十年傳統的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觀念，強大的體制慣性，及權力集中於黨組織給黨的各級幹部帶來的利益，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改革的阻力。
第四，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的權力並不穩固，且有脆弱性。
從表面上看，這場政治體制改革的主持者趙紫陽，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掌握着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權，但實際上，在中央高層，他的力量十分脆弱。80年代黨內高層的特殊情況和政治態勢，決定了以他為首的改革力量無法真正掌握中央的人事權、決策權和執行權。因為，趙紫陽要推行任何重大問題都要經過中央常委討論，必須得到鄧小平的支持，而且都要通過中央各個職能機構去執行。
作為黨內最具權威的元老，鄧小平是凌駕於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的一個特殊的存在。80年代前期，趙紫陽與鄧小平的配合基本是默契的，在鄧的支持下，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操作也是成功的。趙紫陽在十三大後雖然當了總書記，他要把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下去，仍然需要鄧小平的支持。沒有鄧的支持，趙什麼事情也幹不成。當然，從實際情況看，在1989年初以前，鄧小平對趙也一直還是支持的。
但是，並不是有了鄧小平的支持，趙紫陽就可以放開手腳，沒有顧忌了，鄧小平對改革的支持也要受到他身邊保守派元老的制約。而且鄧小平的支持，有他的政治底線，這個底線，就是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不能危及黨的統治地位。由於鄧小平在「垂簾聽政」，趙紫陽在實施改革過程中，要時時顧忌到鄧小平的這個底線，防備保守勢力的明槍暗箭，這就使他不可能放開手腳。
從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以及《李鵬六四日記》中可以看到，十三大後進入中央常委的李鵬、姚依林這兩個黨內保守勢力在中央常委中的代理人，時時在對趙紫陽虎視眈眈。1988年「物價闖關」失敗以後，他們就試圖以「決策失誤」為名嫁禍於趙紫陽；從學潮一開始，他們對趙紫陽的主張就是持懷疑和不合作的態度；他們通過各種小動作，以各種方式對鄧小平的決策施加影響，企圖借用鄧小平的力量搞垮趙紫陽。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的位置不可能是穩固的。他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考慮到鄧小平的反應，考慮到會不會被保守勢力抓住把柄。他必須十分謹慎小心，用「如履薄冰」來形容也不為過。
中央各主要部門負責人不得力，是趙紫陽推行政治改革過程中遇到的一個十分頭疼的問題。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以後，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黨內保守勢力藉機掌控了中央各要害部門。十三大前後，趙紫陽為了改變這種格局進行了巨大努力，比如藉助鄧小平的力量，改變了長期由鄧力群掌管宣傳輿論大權的局面，撤銷了鄧主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但中央組織、宣傳等部門由保守勢力所掌控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那時候，中央組織部長是宋平，宣傳部長是王忍之，都是保守勢力的主要幹將。趙紫陽沒有，也不能形成自己的改革派的核心班底。在保守勢力的壓力下，他既不可能大張旗鼓地安排自己矚意的改革派幹部擔任關鍵部門的重要職務，也沒有可能把那些佔據重要崗位但成為改革阻力的幹部撤換掉。1996年在接受楊繼繩採訪時，趙紫陽說：「重要人事問題不是我這一層所能定的，耀邦時也是如此。有時連參與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六人小組』也沒有決定權。他們只能到幾個老人那裡聽取意見。小平、陳雲兩人達成一致意見以後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為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為不行，就讓下去。毛主席當年也是這樣。『趙孟能使貴之，亦能賤之。』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這是無法改變的。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547頁）
第五，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改革派沒有得到社會力量的響應和支持。
由於在當時條件下搞政治體制改革的特殊敏感性，趙紫陽一方面要防備來自黨內各方面的明槍暗箭，同時也要防止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吊高社會上民主化的胃口」，影響社會的穩定。因為一旦過分「遷就民主化的情緒」（鄧小平語），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就會成為黨內保守派攻擊、甚至中止政治體制改革的口實，甚至影響到他個人的地位的穩定。
正是因為考慮到這種情況，趙紫陽主持的政治體制改革操作不得不相對封閉，再加上保守勢力的虎視眈眈，又必須和鄧小平「保持一致」，這些因素致使趙紫陽、鮑彤等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沒有，也不可能把有些改革措施的意圖對黨內、對全社會公開，說得那麼明確、那麼直白，致使社會上的改革力量對此缺乏了解，朝野嚴重缺乏互動。
從另一個角度說，由於中共高層政治生活的不透明，社會上的多數知識分子和民眾並不了解趙紫陽主持的執政黨中央內部圍繞改革產生的激烈鬥爭，不了解趙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所面臨的艱難局面，和他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對趙主持政改的推進緩慢有怨氣和不滿。這就使趙在推進改革過程中得不到社會上的廣泛響應和支持。1988年底到1989年初，社會上的激進民主派發出一個又一個的上書、呼籲，使得主持中央工作的趙紫陽受到日益加大的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他面臨「倒趙風」，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壓力下，他不得不謹慎小心應對；另一方面，他又要面對社會上日益高漲的民主要求的壓力。這種壓力，既是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助力，但也是他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必須維持社會局面基本穩定的一道難題。這個時候的趙紫陽，用一句中國俗語來形容，真的是「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
中國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主要是由的黨內各派力量對比等客觀原因所致，但也有其指導者主觀方面的因素。雖然這些因素不可能改變事情最後的結局，但對改革進程和事態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是趙紫陽對鄧小平過於信賴，對鄧的態度轉變估計不足。上個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趙紫陽是依靠鄧小平的信任和支持，從四川到北京，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一路走過來的。長期的改革實踐中鄧小平對他的支持，似乎使他對鄧產生了一種過份的信賴。他自信自己是了解鄧小平的，鄧小平對他也是了解的。雖然他知道，鄧對他的支持是有底線的，他也自信自己能把握好這個底線。但從當時和後來披露出來的實際情況看，他還是過高地估計了鄧小平對他的信任，過高地估計了他主持下的中央對整個局勢的掌控力。實際上，以往鄧對他的支持，不是對他個人的支持，而是因為他能堅定地執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主張。在政治體制改革中他會不會繼續得到鄧的支持，要看他主持的改革實踐會不會觸及鄧的政治底線。當1989年5月局勢的發展觸及到了鄧的底線，鄧就果斷出手，在鎮壓了那場學潮，中止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趙紫陽也因抵制戒嚴，反對武力鎮壓，而被鄧小平廢黜。
二是改革力量對圍繞改革進行的黨內外鬥爭複雜性和殘酷性認識不夠，準備不足。十三大的召開，和各項改革方案的提出，一開始民心還是比較順的。但是隨着形勢的發展，價格改革遇阻，政治改革也困難重重。經濟雖然保持了較高的發展速度，但物價上漲幅度仍然較高；價格雙軌制的漏洞、對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和輿論監督所滋生的腐敗，引起民眾強烈的不滿情緒；政治體制改革的進行為人們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但也讓一些人產生了對民主發展的急進要求，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加。
對這種情況，趙紫陽、鮑彤和他們的部下們看到了，並組織了社會突發事件問題研究，也預見到了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但現在回頭看，當年對這項工作似乎重視程度不足，沒有把它作為一項重中之重的課題抓緊抓好。而且，對策性研究也沒有開展，特別是沒有對可能出現的黨內矛盾激化做出預測，並把它與社會動蕩的過程與後果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做出真正能對解決社會動蕩、同時也避免黨內矛盾激化提供操作層面上的應對預案。
當然，這些只能是後話。當時黨內高層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和趙紫陽、鮑彤們面臨的政治環境，使他們不可能放手把黨內高層鬥爭擺到桌面上，在政改研究室這樣一個中央正式機構中進行研究。當時出現的「小艦隊」說法，已經讓趙紫陽、鮑彤們警惕、避嫌，「動亂問題研究」沒有展開和抓緊，沒有與黨內鬥爭相關聯，大概也與此有關。
三是在輿論宣傳指導方面發生失誤，一些關鍵時刻導致不良後果。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公開」原則，從方向上說是正確的，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但是，在複雜的改革過程中，透明度、公開性又是一把雙刃劍，在某些情況下會造成相反的「給改革添亂」的結果。現在回過頭來看，在改革過程中，公開化也要有所選擇，有所為有而所不為。但遺憾的是，由於條件、環境、經驗的限制，改革的領導者們當時都對這種「雙刃劍」的作用認識不足，從而導致了在一些關鍵時刻上的輿論引導失誤。1988年8月，政治局通過了「物價闖關」的決議直接發佈了會議消息，結果導致全國性的搶購風潮，「闖關」不得不中止，為保守勢力颳起「倒趙風」提供了口實；1989年5月16日，趙紫陽與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引發嚴重後果，問題也是出在由中央電視台全文播出上，當時恰恰是學潮的關鍵時刻。如果這個講話僅僅在會見時講一講，或在報紙新聞中提到幾句，也不至於引起那麼大的社會反響，以致一些保守派元老找到借口指責趙紫陽，促使鄧小平下決心拿下趙紫陽。
趙紫陽領導部下們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後來處理1989年學潮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失誤，也很正常。他畢竟是人，不是神，這些失誤多與他的性格特點有關。趙紫陽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對黨內權力鬥爭的尖銳、複雜與不擇手段有深刻認識，但他在進入權力核心之後，卻從不用「陰謀論」來看問題，不願意用政治權謀去解決高層中的矛盾。他處理工作中的問題往往對事不對人。他對自己的政治對手也總是寬容、大度，不願意將一些矛盾公開化、尖銳化。在當時複雜的高層人事關係和政治鬥爭中，他往往因考慮到「避嫌」、「影響」而放棄主動進攻。特別是對鄧小平、陳雲這兩位「老人家」，他從不願意傷害他們，即便是有不同意見，也往往採取策略的方式提出，爭取求得他們的支持。在與鄧或陳有分歧，而且已經證明趙的主張正確時，趙也從不利用這種機會，去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在擔任中央總書記之後，他仍然不想主動抓權，建立自己改革力量的班底。
當然，對於當時黨內保守勢力過於強大，也許趙紫陽當時的一些擔心和顧慮不無道理。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失敗，根本原因是出在黨內政治力量的對比上，改革力量不夠，這是毫無疑義的。但趙紫陽這種性格弱點對他主持的政治改革，對後來學潮的處理，也不無影響。鮑彤後來曾經對筆者說：「紫陽作為一個從政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他當總理、當總書記是遊刃有餘的。但他在性格上也有一個弱點，就是缺乏主動進攻精神，缺乏在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大刀闊斧、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而大膽爭取的精神。這種性格上的弱點，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可以評價為『忠厚』，但對一個政治家說來，在關鍵時刻可能就是致命的。」
吳偉，現代歷史學者，1980年代由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体制内改革是无法成功的。不仅如此，纯粹的“国内改革”也无法成功。任何改革都必须借助国际力量，进行全范围地搅动，才能有所突破、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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