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来自僵尸症

《1980年代的上海“城市病”》（浦东开发谢国平/文 2017-10-23）报道：

如果要打一个比方，80年代后期畸形发展的上海，看上去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其实是个“健康欠佳”的病人。除了患上“城市病”，长期计划体制下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也使得上海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困难。因为这种艰难，日后上海就有了开发浦东——建设“新上海”，减轻“老上海”的压力的强烈冲动。

上海五项全国“倒数第一”

1987年12月10日清晨，大雾弥漫，黄浦江上的轮船全部停航了，上万人挤在黄浦江陆家嘴轮渡站焦急地等待过江上班。当大雾散去，轮渡船开航时大量的人群拥挤着往船上赶，秩序开始混乱，而偏偏人群中又混杂各种自行车。你挤我挤，人难走，自行车更难走。突然，一个中年男子连同他的自行车一起被汹涌的人流挤倒，紧接着2个、3个、4个人被挤倒……倒下的人挣着要爬起来，但向前拥挤的人群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发疯似地踩着那些倒地的人冲向前方，此时，前面轮渡的闸门已经关上，但后面的人还在向前冲去。一起惨祸就这样酿成了。

踩死16人，重伤30人，近百人被挤伤。陆家嘴轮渡线惨案震惊中外。

陆家嘴轮渡站惨案发生不久后，次年，突如其来的疫病大流行，让上海进入了非常时期。

1988年的日历刚刚翻过，上海出现了甲肝流行，开始时每天发病100人左右，后来上升为每天发病1000人左右，到1月底，每天发病10000人左右，到2月1日达到最高峰发病19000人。最后，全市共有近30万人染病，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四倍，这意味着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那时上海的人口为1200万。

天降大任于斯，这时作为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来到上海，出任上海市市长。

天灾人祸让朱镕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从1988年4月到6月，60岁的朱镕基绝大部分的夜晚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他的妻子劳安曾经说：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那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朱镕基那张消瘦的脸很少有笑容。

接连发生的重大事件，让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上海怎么了？显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上海出现了因为城市建设落后而发生的“城市病”。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上海人都知道，那时的上海困难重重。老百姓有一句口头禅：“上海搞不好了”。而知识分子则说：上海滩真的要“瘫”了。

1980年10月3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峻坡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文章占了半个版的篇幅。报纸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文中开门见山列举了上海在经济上至少有十个全国“第一”之后，文章又列举了上海五项全国“倒数第一”：

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

二、建筑密度高达56%，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拥有道路仅1.57平方米，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

三、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屋、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000多户（其中困难户、结婚户、特困户、外地调沪无房户共69，000多户），占全市户数6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四、上海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五、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文章质问：十个全国第一和五个全国倒数第一，在上海同时并存，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上海在取得重大进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出现了不少矛盾，主要是综合平衡遭到了破坏，比例失调相当突出。

此文一出，反响强烈。文章戳到了上海的痛处。报社收到300多篇来稿，当天的《解放日报》零售脱销。

造成这种城市畸形发展的原因很多，比如城市发展没有边缘的约束，摊大饼式地四面扩张，久而久之，城市布局严重不合理和城市运行严重不经济，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这种表现的经典案例。

曾在1981年至1985年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退位后曾遗憾地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期间，我上对得起朝廷（喻中央政府），每年上海上缴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喻上海市民）。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了。”

也因为一直心存这种内疚和深深的不安，汪道涵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就筹划要开辟一个上海新区，以解决上海在城市发展中的困难。而这种内疚和不安也深深地埋藏在上海的不少领导干部心中，日后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种巨大的原动力。

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畸形发展的上海，看上去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其实是个“健康欠佳”的病人。上海患上了城市病，病得喘不过气来。

当时的舆论界有这样几个比喻：

一是上海城市形态像一只夹花的“大饼”。几十年城市建设“摊大饼”式扩张，造成住宅、工厂、商业、学校等无序地混杂在一起。“螺蛳壳里做道场”成为那时上海人住房最形象的说法。狭窄的空间也挤压了上海人的视野和心胸。“斤斤计较”成为外地人嘲笑上海人的一个形容词。

二是上海城市容貌像一个作坊式的“大家庭”。全国各地向上海输送能源、原材料，供上海通宵达旦地加工生产。在大量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废水、废气、废渣留在了上海。一个曾经的国际大都市却成为一个大作坊，既是作坊，又是民居，市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1988年，朱镕基出任上海市长后叹苦道：“现在一天我们收到100多封人民来信，都是讲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简直就要爆炸了。”

三是上海城市功能像一个心肺衰竭的“老人”。无序扩张和基础设施的无限制利用，使得上海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如人之心肺衰竭。上海像一头老牛被鞭子不断地抽着，生产能力被无休整地榨取，更遑论环境保护。

“80年代后期上海得了严重的‘城市病’，道路拥挤，空气污染，人均绿化全国倒数第一；80万只煤球炉，还有80万只马桶。”曾任浦东新区宣传部长的邵煜栋回忆道。后来的上海市领导还把到2000年消灭上海的80万只马桶和80万只煤球炉，解决市民住房难作为军令状。

往事不堪回首，即便是一个上海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也难以理解，即便在那个时代，初到上海的外国人也无法理解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的状态！

 

“路径依赖”使得上海承受更大的困难

 

那年头的上海市长真不好当。真是天时不济。摆在朱镕基面前的是一连串让人尴尬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物价年平均上涨率只有1.3%。而到了80年代后期实行双轨制后，大量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然而上海产品的生产、销售、定价还是被计划之手牢牢控制住。计划定价，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企业还有什么活路？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记者的文章，直言上海：一边是几千种商品价格上涨，一边是地方财政收入的连年滑坡。

让上海人更加失落的是在整个20世纪，上海综合经济实力一直领跑全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上海始终是中国的工业和财政支柱，居共和国经济长子之位。 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经济发展开始陷入困境。如1978年到1988年，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由7.9％降为4.7％；国民收入由8.2%下降为4.9％，工业总产值由13％下降为6％，出口总额(口岸)由29.7％下降为9.7％；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由14.9％下降为5.9％。  

这一时期，上海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在1979年从安徽凤阳小岗村掀起并席卷全中国的农村改革大潮并未使上海直接受益，而城市改革，上海又比中国的其他城市晚了5年。承包、租赁及用工制度等改革已在重庆、武汉、沈阳、广东抢得先机，上海却没有动作。

上海曾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堡垒，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计划和市场不断地博弈着，引发了许多奇特的现象，一段时间内，长期计划体制下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上海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困难。

朱镕基是从国家经委来到上海的，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手中没有钱，没有物。这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城市。1952年，上海第三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50%，到1978年，这一比例降到了18.6%，

上海没有矿产资源，原先生产需要的原材料是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但是双轨制后上海只好拿桑塔纳、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甚至连猪肉都要换，市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

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姚锡棠清晰记得当年市长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每次总会说到一个话题“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办”。

姚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上海有技术、有人才、有传统、有经验，唯独没有原材料。之前是依靠国家全力保障上海。1978年改革开放，南方城市以广东为代表经济迅速崛起，苏浙沿海也迸发强大活力，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上海的原材料显然更加紧缺。

称朱镕基为经济专家并不过分，他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兼任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镕基曾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这一头衔并非虚戴，他带过四个技术经济的博士生。但是上海的经济状况也给他——清华博导出了难题。

因为这种艰难，日后上海就有了开发浦东——建设“新上海”，减轻“老上海”的压力的强烈冲动。

（本文节选自《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谢选骏指出：土八路1949年一进城，上海就得了病。因为土八路不懂城市治理，只懂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当然了，解放军头目们也得了病，那就是腐化堕落的肥胖症——其典型就是毛泽东标本那样的僵尸症。所以我说，城市病来自僵尸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