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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3日星期六

谢选骏: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新文学与白话文

网文《变文》报道:


变文,古代说唱文学体裁,兴起于唐代。在诗歌发展取得辉煌成就,散文文体文风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的同时,唐代在其他文体的发展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小说出现了新的体式唐传奇。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古代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它的发展与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大致同步,中唐达于极盛,至晚唐而稍衰。除唐传奇之外,此时还出现了通俗文体俗讲和变文。俗讲和变文,不仅扩大了文学的传播与影响,而且在文学渐渐由雅而俗的发展过程中,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


唐代兴起的一种讲唱文学。变文文体是由散文及韵文交替组成,以铺叙佛经义旨为主。内容为演绎佛经故事(如目莲变文、维摩结经讲经文)及历史、民间故事(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是研究我国讲唱文学的重要材料。

引证解释

1. 变换文词。谓在行文中用不同的文词以表达相同的意思。

《诗·小雅·鹤鸣》“鱼潜在渊” 郑玄 笺:“良鱼在渊。” 唐 孔颖达 疏:“不云大鱼而云良鱼者,以其喻善人,故变文称良也。”

2. 文体名。简称“变”。

唐 五代 时期的一种说唱文学,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亦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如 敦煌 石窟中发现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近人所编《敦煌变文集》,辑录较为详备。

基本概念

变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多用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内容原为佛经故事,后来范围扩大,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如敦煌石窟里发现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

中国唐代俗讲底本。说唱文学体裁。现存敦煌写本《降魔变文》中有“大唐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的称号,当作于唐玄宗天宝七载(748)至八载,是现知变文最早的确切年代。多数学者认为,变文之得名,来自配合变相图故事的解说;也有学者认为,“变”系从梵语音译而来。六朝时曾有《骑马变图》、《九宫变图》及《宝积经变》、《法华变》、《弥勒变》。唐初又有张孝师的《地狱变》以及《降魔变》等,都是图画。晚唐有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知变文与变相图相辅而行,都可以简称为变。

变文的体制不完全一致,有说散体,如《刘家太子变》;有六言赋体,如《舜子至孝变文》,而更多的则是散韵并陈、说唱相间,如《破魔变》、《汉将王陵变》。变文既演说佛教故事,又演唱历史故事,还可以演讲当代时事,如《张义潮变文》。说唱变文者称为转变(转同啭,即唱),可以是僧人,也可以是俗家歌女。

变文的名称虽早见于文献记载,但变文实物则19世纪末才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近代学者多用变文的名称概举俗讲经文及俗赋、词文、话本等说唱文学,如《敦煌变文集》就收入了多种文体的通俗文学作品。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者陆续提出疑议,认为变文应以原题有“变”字的文体作为标准。无论从广义或狭义理解,变文实质上都是通俗的叙事文学,并以说唱相间为其主要艺术特征,应当视为戏曲和通俗小说的重要渊源之一。

变文也是唐代通俗文学形式之一。又省称“变”。它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文体。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唱导论》叙述,僧徒宣扬佛理“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至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同。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所以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接近口语,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关于变文,也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法,然后尚无定论。长期以来,这一文学样式一直湮没无闻,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手抄写本变文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敦煌变文中最早整理出来的是罗振玉《敦煌零拾》所收的“佛曲三种”。由于当时见到的原卷首尾残损严重,还不知道“变”或“变文”的名目,因而把它当作类似梵歌的“佛曲”。后也称作“讲经文”、“俗文”、“俗讲”。随着题有《汉将王陵变》、《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的不断发现,才知道这种文体原来就是唐代民间流行的“变”或“变文”。孟棨《本事诗》曾提到《目连变》,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有皇甫松“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的记述,都说明变文是当时一种通俗文体,文人也有用它来进行创作的。

唐代早期的变文,和南北朝“唱导”一样,是以“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慧皎《高僧传》)的讲经形式和民间说唱形式相结合来演绎佛经神变故事的。它同唐前期绘画中描摹佛本生故事的“变相”一样,首先出现于佛寺禅门,是把佛教经典艺术化、形象化的产物。僧人为了使深奥的佛理经义通俗化,招徕更多的听众,于是逐渐加进了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亦即《高僧传》所谓“商榷经论,采撮书史”。还出现了专门讲唱故事的俗讲僧。《高僧传》记载“唱导”的感染力时说:“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德业,严当果则已示来根;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感则洒泣吐酸,于是围众倾心,举堂恻怆。”变文则更发扬了这个特长。到了中晚唐时期,长安城内许多寺庙经常进行俗讲,盛况空前。韩愈《华山女》诗描述道:“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种俗讲变文在流传过程中,逐渐离经叛道,非宗教的现实内容日益增多。长庆年间,还出现过关于俗讲僧文溆的一桩公案: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段安节《乐府杂录》),由于被指斥“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结果被“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赵璘《因话录》)。这正说明文溆敢于冲破佛寺禅门的束缚,走向民间,赋予俗讲以广泛的社会内容。除俗讲僧外,当时还出现了以转唱变文为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又进而创作出许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变文,大大增加了变文的民间性、故事性和现实性。同时,讲唱场地也逐渐多起来。不仅可以与各种杂戏一起在“戏场”演出,而且还有了专门讲唱变文的“变场”。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元和中有个李秀才,曾被寺僧呼为“望酒旗,玩变场者”。《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还记载万寿公主也曾到“慈恩寺观戏场”,这些民间娱乐场所也吸引着王公贵胄、秀才士子,足见变文等说唱文学的影响之广。郭湜《高力士外传》载:“太上皇(唐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司亲看扫除庭院,芟剃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则转唱变文(“转变”)竟已深入宫禁,更可想见其流行之盛了。

在讲唱时还配有画图。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证。在敦煌写本《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上也都绘有形象生动的图画,同变文的内容相配合,实为后代插图小说的滥觞。某些敦煌变文写本还题有“平”、“侧”、“断金”等字,估计是指演唱时要用“平调”、“侧调”或“断金调”。音乐、画图和讲唱相互配合,更增加了变文的艺术感染力。可见,变文是一种向综合性艺术过渡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

敦煌变文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作品。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其内容主要是宣扬禅门佛理和封建迷信,有时还掺杂着“为国尽忠,居家尽孝”的儒家道德观念。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故事展开之前先引一段经文,然后边说边唱,敷衍铺陈,成为洋洋洒洒的长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一称《维摩诘经变文》,就是把“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十四个字的经文,经过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加工,扩展成为三五千字的长篇。其中添加进众多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绘声绘色地铺写了各种生动的场景。另一种是前面不引经文,直接讲唱佛经神变故事,只依据佛经里的一个故事、一种经说,便恣意抒写阐扬,发挥成篇。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就是这种形式。《降魔变文》描写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六师斗法的场面,奇象异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舍利弗先后变成金刚、狮子和鸟王,战败六师幻化的宝山、水牛和毒龙。这种以惊人的想象、奇妙的构思,描绘出惊心动魄的斗法场景的表现手法,实开《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先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渲染冥界地狱的阴森恐怖、刑罚的残暴无情,则又是一番情景。这类取材于佛经传说的变文,宗教气息较浓,但有些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颇为生动,天上地下神奇世界的虚构,也有助于启发人们的想象力。

讲唱世俗故事的变文,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经过讲唱过程中不断加工润色、铺排渲染,遂成为曲折起伏、有声有色的文学作品。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对正直、善良而又遭受邪恶势力迫害的人们给以深切的同情,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和虚伪的人情世态予以揭露和谴责,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爱憎。残卷《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则直接叙写唐代时事,以歌颂奋起抵御异族侵扰的英雄人物为主题,赞扬了他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尚情操,具有深厚的“人民性”。这些作品为变文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的结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散文讲述故事,而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另一种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节,而用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不相重叠,而有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好处。变文在表现上较多地继承了辞赋家敷陈铺叙的手法,而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不过它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描绘,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唐初传奇张鷟的《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代传奇到宋、元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八相押座文》,颇类似于戏曲的脚本,它们那种讲唱间杂的形式,与戏曲的唱白体式已很接近。多样化的变文题材也为后代戏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曾被明代郑之珍铺衍至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变文,后来也被改编成多种戏曲。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值得重视的。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变文有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后者辑录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属于变文的作品),是研究变文的最丰富的辑本。


谢选骏指出:佛教变文代表的文学样式,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新文学与白话文。正如1920年代兴起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其实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基督教文明的变文”——因为那是以翻译为主或以模仿翻译为主……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一“变文本质”没有改变!


网文《敦煌变文》报道:


1899年,在敦煌千佛洞石室里发现一批唐代、五代的珍藏书卷,其中说唱文学故事的底本称为“变文”,图称为“变相”。

变,是改编,改写的意思。

来源

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里发现了一批唐、五代的俗文学写卷,学者泛称之为“变文”,变,是改编,改写的意思。

简介

佛教东传,翻译注释大量涌现,但一般民众仍难接受,所以约东晋以来,有些和尚就用浅近的方法如“唱导”来传教。唱导讲究声,辩,才,博。其留下的底本称之为“讲经稿”。稿中每每穿插许多故事,遇到人名地名更是极尽铺张,故事部分畸形膨胀,后来逐渐演变,趋向于以故事为主题的方向发展,佛经本身则变成了故事的素材。这种作品,就称之为“变文”。

又:变文是唐代兴起的说唱文学,“变”指“经变”,佛教用语。以佛经的内容为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即变文。“变文”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的俗讲,连说带唱,后来内容扩大,也演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1899年敦煌千佛洞从佛经中发现大量唐代变文钞本,即敦煌变文。大体分两类

内容

大体分两类。一类是讲述佛经故事,宣扬佛教经义;一类是讲述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


谢选骏指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敦煌变文”,类似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日本翻译”,例如鲁迅郁达夫之类。因为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取代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丝绸之路的作用。


谢选骏:为六四屠杀擦屁股



《高杉:用个粗俗的例子说清“六四”不是反华》(2019-06-06 简体)报道:


1989年天安门“六四”大屠杀三十年纪念日过去了,海外中文网站上有很多缅怀那些在暴政面前敢于放弃沉默、选择发声、并为了自由和民主而献身的英烈们的文章。但同时,也有个别的文章和留言对中共“六四”开枪屠杀进行“理直气壮”地辩护,令很多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震惊。


有的辩解称:“大学生们是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了,所以爆发了‘六四’”;“平定‘六四风波’是为维护中国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手段”;“中国不能乱”……


此类辩解乍一看很有道理,也很是理直气壮,但实际上,都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六四”事件的根本目的:“六四”民主运动反的是谁。人家反对的是中共,他们却辩解说不能反华;人家说要推翻中共独裁、进行民主改革,他们却辩解说要维护中国的稳定…… 完全是鸡同鸭讲、充当“搅屎棍”的角色。


对于这种故意或无知地混淆反共和反华,为中共的“六四”开枪行为辩护的行为,有一位“义愤填膺”的网友举了一个粗俗但很形象的例子来回应:“就像该擦屁股时,要擦的是便便,而不是屁股,便便却反驳说这是对屁股的攻击?!”


“话粗理不粗”!这个例子虽然粗俗一些,但如果能够使那些仍然“受蒙蔽”、拿“反华”说事儿,为“中共”辩解的人士认清道理,也算值了。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无论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吃五谷杂粮,都避不开排泄和清理这个程序。国家也和人体一样,会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那么就必须要将之排出体外,并细心地擦拭干净。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


比如,德国曾有纳粹党、美国曾有“种族运动”、台湾曾有“二二八”……,人无完人,国家也一样,不可能像仙界那样的纯洁无暇。但国家、民族之后能够认识它、承认它、去掉它、清除它、杜绝它,这才是关键问题,这也就是“六四”运动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当年的苏联解体,俄罗斯是把共产党“排出去了”,但却没擦干净!所以大家都看到了,俄罗斯它后来的麻烦一兜兜的。


“六四”运动就是像东欧“去共产主义化”的民主运动那样,其目的就是最终要把“中共”从“中国”排出去,然后再擦干净,使得“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能够健康地发展、腾飞,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盗窃知识产权和不公平贸易利于世界强国之林。


那些说“中国不能乱”的人知不知道,在东欧国家抛弃了共产党统治之后,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乱起来了。台湾也是华人在那里生活、发展,那里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也照样没有乱起来。中共代表不了中国,说“反共”会使中国乱起来,根本就是在污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


说“六四”的目的是反华,就像说擦屁股是要攻击屁股一样的荒唐,人家的目标是中共,是“便便”,是反共,不是反华,请不要再混淆一谈,OK?!全世界都喜欢中国、中华文化,但都不喜欢中共。


要是真的有人就是喜欢共产党的统治,喜欢的不得了,那就请他们把自己和子女都移民到朝鲜、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家去吧,千万别送到西方民主国家。不过说回来,看近年来中共对社会的严控越来越紧,可能很快,他们也不用再去朝鲜、古巴了,都会差不多了。


说“六四”学生是受了西方的利用,也是很可笑的逻辑。要真论起来,中共才真的是被“反华势力”利用的那一个,短短几十年就能够搞得中华大地“天怒人怨”、搞得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令很多大学生“怒发冲冠”、“仰天长啸”。


说起来,中共还真的是苏俄“反华势力”派来的…… 。当然,这段历史说起来话长,以后有时间再聊。


很抱歉今天引用了这个比较粗俗、“重口味”的例子,但我们得承认,这个粗理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网上“五毛”大军不断为中共“六四”开枪大声喊好,污蔑“六四”先烈们,真的是搞得乌烟瘴气。对他们,还真的没有什么美好的例子来回应。


回到“六四”开枪屠杀的话题,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当年“六四”开枪真的是对的,那中共就用不着三十年来,每年都要害怕这个日子,并全力屏蔽所有新闻和评论,坚决不允许人民提起这件事情……,对错不是一目了然吗?


网民嚎叫:

David Ng@AndrewC86186

很多中國人不接受一點,習近平現在做的所有事,都只是為江朱胡溫的30年混帳擦屁股!習近平如果學胡溫的話,他可以放任房地產泡沫吹下去,自己做10年退休!他為什麼決心在任內搞三條紅線?他不知道會爆掉嗎?他不知道中國經濟的50%是房地產嗎?如果在胡時代,許家印會抵押香港豪宅還債嗎?習是一個人物

Many Chinese do not accept that, all Xi Jinping is doing now is just rubbing up the ass of Jiang Zhu Huwen's 30-year bastard! If Xi Jinping learns from Hu and Wen, he can let the real estate bubble blow down and retire by himself for 10 years! Why is he determined to set up three red lines during his tenure? Doesn't he know it will explode? Did he not know that 50% of China's economy is real estate? If in the Hu era, would Xu Jiayin mortgage Hong Kong mansions to repay debts? Xi is a character


谢选骏指出:“為江朱胡溫的30年混帳擦屁股”?这不就是“为六四屠杀擦屁股”吗?这算是“中央精神”吗?

谢选骏:章士钊用养女肉体交换毛泽东出书内幕



《毛泽东有关<柳文指要>的书信及批语》(华峥嵘 2011-05-04)报道: 


章士钊用了大半生的余暇研究柳宗元,在晚年写出了约一百万字的《柳文指要》。


《柳文指要》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即按照《柳河东集》(柳宗元的全部著作收在此集中)原文编次,从评论、考证、校勘等几个方面,逐篇加以探讨;下部是“通要之部”,是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对政治、文学、儒佛的关系与影响,是一部系统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门著作。


当毛泽东得知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对章说自己也爱读柳文,请章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毛泽东喜欢古诗词,也酷爱古文,对唐朝的韩愈及柳宗元的两大家,毛泽东似乎更喜欢柳宗元。他认为,柳宗元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理论建树的人,而且也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桃杏之情”


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柳文指要》上、下部的初稿送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读后对这部著作很感兴趣,并认为它写得不错。于是,6月26日,毛泽东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信一封(见文后附件I)。

7月18日,在毛泽东通读了《柳文指要》上、下部后,又写信(见文后附件II)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事宜。毛泽东在信中说:“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另有友人(指康生)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毛泽东在逐字逐句通读《柳文指要》的基础上,还对其中的错别字进行删改,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如:《柳文指要·跋》的第五段中,原书稿这样写道:“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较而特显其壮大,即不多论。”毛泽东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就文学谈文学的评价,特意删掉了其中的“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把它改写成为“大言小言,各适其域,推之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国中将无人焉,不能参与文治光华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相随而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毛泽东不仅把文学的评价与政治经济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而且也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他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而这一点正是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缺乏的。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将读完作了点评的《柳文指要》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阅读,并附信一封(见文后附件III)。信中指出:“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贴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二王”是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被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8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时的方苞开创,经刘大櫆、姚鼐等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学家韩愈、欧阳修等人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敬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


章士钊的自我检讨


12月5日,康生读过《柳文指要》后,便给毛泽东写信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康生最后写道:“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出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


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看了康生的信和修改意见后,又致信(见文后附件IV)章士钊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毛泽东还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地转交给了章士钊,只是把信封上“请交主席,康生寄”中的“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此举说明,毛泽东并不完全赞成章士钊对柳宗元的评价方法。后来,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中会有不足之处,并在全书的总序言里写道,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从一开始就支持公开出版《柳文指要》,期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因此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加以改变。不过就在《柳文指要》送到中华书局排版准备出版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5月10日,章士钊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侧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信中还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新检查。”


当毛泽东看到章士钊在信中自我检讨所说的“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便在其中的后半句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上“此语说得过分”的批注。针对章士钊在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道:“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章士钊在信中还写道,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鹰惩”。毛泽东看到这里,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鹰惩”旁又划了一条竖线,并批注道:“何至如此”。章士钊在信的结尾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梓印行。


章士钊断然拒绝康生修改全书的意见


毛泽东读罢此信后,于1966年5月17日批示(见文后附件V):“刘、周、邓阅,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刘、周、邓,就是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柳文指要》的出版暂时搁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章士钊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


毛泽东虽然已批准出版《柳文指要》,但康生却不愿该书出版,所以一拖再拖。大约到了1970年,中华书局已将《柳文指要》排版,此时康生又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当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就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章士钊在信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章士钊在信中嘲讽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并强调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柳文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随后,毛泽东批转康生研究处理。康生明白,即使自己不同意,恐怕也无济于事,于是就做了个顺水人情,不再阻挠《柳文指要》的出版。


( 以上内容摘自《毛泽东特批出版《柳文指要》》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106364/106365/8730661.html)


小结


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从构思到写成文稿花了几十年时间,从审稿到正式出版又花了五六年时间,审稿的初审人,不是别人,竟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复审人也是后来的党的副主席,康生,审的稿不是一部小书,更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巨作。至于出版或不出版该书的问题,竟然还牵涉到刘、周、邓,刘、周、邓分别是当时的政府主席、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一部书的出版竟然劳师动众到这么多人,层次之高,几乎一网打尽当时的党政最高领导,有此必要吗?


在中外历史上,绝对是空前,但不是绝后,文革期间,电影《海霞》,要政治局讨论,是否可以公演?电影《创业》也需要毛泽东一句话“此片无大错”,才得以放行,一部电影之是否可以放映,竟然也牵涉到这么多党政最高领导,有此必要吗?


附件


I. 1965-6-26 给章士钊〔1〕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1/2005/1109/7616.html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2〕。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3〕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释


〔1〕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见《诗·卫风·木瓜》。


〔3〕含之,即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


II. 1965-7-18 给章士钊〔1〕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1/2005/1109/7625.html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2〕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3〕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4〕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2〕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释


〔1〕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3〕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4〕郭老,指郭沫若,历史学家、文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III. 1965-8-5 给康生〔1〕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1/2005/1109/7640.html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康生同志:


章士钊〔2〕先生所著《柳文指要》〔3〕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4〕抑韩〔5〕,翻二王、八司马〔6〕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7〕而颂阳湖〔8〕,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


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85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


1965年8月5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2〕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3〕《柳文指要》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4〕柳,指柳宗元,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5〕韩,指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6〕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遭贬。


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八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


〔7〕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时方苞开创,其后,刘大檕e、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


〔8〕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


IV.  1966-1-12 给章士钊〔1〕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2/2005/1113/7680.html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行严先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2〕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


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3〕,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顺颂春安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4〕一件,均附上。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写的一部纪传体魏、蜀、吴三国史,分魏志、蜀志、吴志,共六十万卷。三志原本各自独立,后世将它合为一书。


〔3〕《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曾将这部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阅读。十二月五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评价,见本书第十一册第430页《给康生的信》)。“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在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4〕指康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给毛泽东的信。


V. 1966-5-17 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来信

〔1〕的批语和批注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2/2005/1113/7700.html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一


刘、周、邓〔2〕阅。送康生〔3〕同志,与章先生一商。


一是照原计划出版;

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不可能这样快。〔4〕

                                                    三


此语说得过分。〔5〕



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6〕

                                                    五


何至如此。〔7〕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柳文指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一九六五年,章士钊将这部书稿送毛泽东审阅。同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复信提出意见(见本书第十一册第404页),并于八月五日将书稿批给康生阅读。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将书稿连同康生的意见和来信一并退给章士钊(见本册第4页)。五月十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暂不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这个批注写在章士钊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一句话旁。


〔5〕章士钊的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在其中的后半句话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6〕章士钊的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7〕章士钊的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这鸟人日理万鸡,百忙之中为何专对章士钊为何网开一面?因为毛老淫贼惦记上了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了。公开索要之。毛泽东甚至为此想章士钊下了聘礼“桃杏各五斤”——“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于是老江湖章士钊察言观色,奉上养女的肉体给毛泽东玩弄,交换出本肮脏的破书《柳文指要》。因为到了此时此刻,即使不出书也要赔上女儿啦,否则章家阖府上下狗命难保也。在这夹皮沟的攻势之下,老特务康生也只能败下阵来,像是阉掉的公鸡。

(即使文革开始的1966年5月17日,反动文件《五一六通知》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又开始为章家父女而蠢蠢欲动了!老淫贼就是老淫贼,干起活来只争朝夕。)

谢选骏:帝国的毁灭——为了荣誉还是为了生存

网文《如何评价<帝国的毁灭>?》(知友推荐 2004-09-08)报道:


我第一次看《帝国的毁灭》时,对于著名的“元首的愤怒”桥段总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总感觉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别的作品中看过与之非常相似的台词了。直到这个暑假我在1984年出版的苏联作家尤里安·谢苗诺夫的小说《奉命活下去》(引入国内时翻译为《柏林间谍战》,此书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续作,同样以化名施季里茨的苏军王牌侦查员伊萨耶夫为主角)第三十二章《红军的打击后果(二)》中看到了这一段:


四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暗堡中召开会议,象平时一样——内容面面俱到,节奏不紧不慢。凯特尔和克莱勃斯报告了局势。他们的发言十分准确,并在参谋拿来的地图上用红色和黑色箭头将局势标示出来。

希特勒心不在焉地坐在圈椅上,不时点着头,偶尔用右手握住发颤的左手。但是当克莱勃斯开始报告柏林南北两面的战况时,希特勒扬起一只手,好象要抵抗隐身人一样:“施泰纳将军在哪儿?他的坦克呢?他的那些师呢?为什么到现在他还不把大批的俄国人赶走?”

“他无力这样做。”克莱勃斯无力地说:“在所有阵地上俄国人都越过我们三、四倍,我的元首!”

“温克的部队在哪儿?”

“他的部队无济于事,我的元首!”

“你们全都滚开,”希特勒向参谋们喊道,“留下鲍曼、凯特尔、约德尔、克莱勃斯、布格道夫……”

等将军和参谋们出去之后,希特勒用冷冰冰的目光望了一下鲍曼,然后右手撑在桌子上,象发号施令一样用嘶哑但有力的声音喊道:

“我被叛徒包围啦!佩带将军军衔的卑鄙的胆小鬼背叛了我的事业!不能面对困难的民族是最可恶的!在我带领你们节节胜利时,你们向我鼓掌,把证明我们的实力空前强大的战报塞给我!可现在结果呢,俄国人比我们多四倍?!你们是卑鄙的胆小鬼!你们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我时时等待进行讨论,我渴望与各种观点争论!可你们一声不吭!还有炸弹在我的桌下爆炸!你们立即离开柏林好啦,如果你们担心被俄国人包围!我留在这里!如果战争失败了,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们自由啦!”

坦白言之,我非常想知道是否有哪一部回忆录性质的历史著作明确地记载了希特勒真实的愤怒之词,以致于两部作品在进行艺术创作时都取材于此,否则我无法解释为何《奉命活下去》与《帝国的毁灭》会有如此惊人相似的桥段。


(顺带一提,在《帝国的毁灭》引进国内之前,中国观众对于柏林战役时期希特勒的无能狂怒最直观的认识来自于《解放》最后一部《攻克柏林》中的名台词:“温克的部队在哪儿?!”这句台词在中国广为流传,以致于军事作者韩磊、董旻杰在撰写温克个人传记时别出心裁地取了这样一个书名:《瓦尔特·温克和他的部队》)


PS:谢苗诺夫以施季里茨/伊萨耶夫为主角的小说实际上是整整一个系列,每部作品在剧情上相互承接,时间跨度从国内革命战争直至冷战。引进国内的有《旋风少校》(讲述施季里茨如何粉碎德军企图在撤退前破坏克拉科夫的阴谋)、《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讲述施季里茨如何发现并阻止党卫军同英美单独媾和的企图)、《奉命活下去》(讲述施季里茨在二战最后一个多月的斗争)、《扩张》(讲述施季里茨在冷战初期的谍报活动)四部。2009年俄罗斯还根据施季里茨/伊萨耶夫系列的头三部小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钻石》、《无需密码》、《柔情》拍摄了16集电视剧《伊萨耶夫》,叙述了伊萨耶夫从国内革命战争到希特勒上台前后的经历。

发布于 2020-07-12


今年暑假因为《元首的愤怒》开始看,然后它成为了我暑假看的最多次的一部片。

在举国欢庆中,我们迎来了抗战七十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对抗日战争印象深刻的我们,又有多了解二战的全貌呢?又有多了解欧洲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呢?这部电影来了,德国人自己表现的二战,自己表现的他们的末日。

第一遍看的时候,很震撼,很多场景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惊叹于帝国上下对元首的忠诚,无论是帝国元帅,还是战地护士,无疑不把希特勒奉为神明。而随着苏军一波波攻势下,元首开枪自杀,元首身边的人们,费格莱因、克莱勃斯、戈培尔……一个个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或被处决,或绝望举枪自杀,幸存的人也坐牢的坐牢,处刑的处刑,第三帝国就这样灰飞烟灭……

对战争的描写并不是本片的主题,但却给本片锦上添花。本片没有大篇幅描述战场的热血,而通过战争对平民的伤害,表现出战争的残酷。


在炮击过后寻找自己亲人的市民,惊惶绝望的哭号,让人更加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说一个人,那就是影片最开始被希特勒表扬的那个小男孩。他成为了士兵,然而他的父亲并不感到光荣。


后来孩子经历了战场的残酷,跑回家了,当他深夜回家时,他的父亲一直在等他。


后来他母亲对父亲说:“他感冒了。”父亲笑了笑:“可至少他还活着。”

这样清醒的人,在这部影片中有几个呢?

择日再更。


当然,影片中不仅仅是一些普通人,少不了对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这样的历史人物的刻画。


其中,比起希姆莱和戈林,我觉得戈培尔的刻画反而比较成功。可以来写一下。


这是蒙克将军去见戈培尔,希望获得武器的时候,说“他们正在白白送死”的时候,戈培尔的回答。

注意戈培尔的手势,非常形象。在整部戏里面戈培尔都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他不是军人,但他对将军,特别是想要求和以及投降的将领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无一不体现出他对于纳粹的狂热。


然而,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可理喻的人,在剧中有一次哭泣。正是希特勒让他离开柏林的时候。


虽然跟史实也许有初入,但是对于电影,无疑是比较成功的。在部下面前的狂傲以及在元首面前的忠诚形成强烈对比,即使纳粹的信念,特别是纳粹高层的信念,不可能通过一部电影完全展现。看了戈培尔,大概能懂得其要领。这个形象在整部剧中,都是比较典型的。

有空再更,谢谢大家关注。

编辑于 2016-04-09


简而言之

就是一部被鬼畜毁掉的好电影

——现在每次看那些吵架片段,我都会笑!(愤怒)

发布于 2017-01-06


在某观影站,有不少评论说,该片中展示希特勒及纳粹党人的颇为正常(甚至有些良善)的生活细节,有“洗白”纳粹的嫌疑。


我认为洗白绝对不是影片的初衷。之所以要在大历史上面加上小细节,是因为要让观众看到大历史里面的普通人。了解历史是由普通人操纵的,才能让每个普通人意识到:自己对历史的走向肩负着责任。


科教频道的大历史经常妖魔化一些人:恶果是由“恶人”带来的,他们本来就“恶”。而大多数正常人不会带来灾难。一旦相信了这个说法,我们就会以为:只要识别出大奸大恶的人就可以预防灾难重演。但小细节告诉我们:造成大部分灾难的人,在大部分时候看起来是“普通人”。


只有认识到恶人的“普通”,才能认识到普通人的“恶”,才能知道大多数的”恶”是环境、系统、群体的恶,才能最有效的反思“恶”的起因,并防止它带来的灾难。


以上世界观也可用于反思性侵问题:


为什么人们只是一遍遍规劝女性:在夜晚陌生的街道提防陌生人,而丝毫不提数据显示熟人犯案占了80%?很可能因为人们头脑中,“恶”和“平凡”无法共存于一个人身上。


这个由受害人和性侵者共同完成的TED演讲,很好地讲解了这个问题。


发布于 2017-10-08


首先,不建议通过电影来感悟历史,因为没有意义,这种感悟很廉价。


其次,这部电影拍的相对来说很不错,绝大部分符合历史,但是仍然有历史硬伤。


既然自诩为历史电影,那这种硬伤自然是有必要指出的。


使劲挑的话,可能大大小小有个十来处左右吧,实际上这已经很少了。


鉴于一部分知乎用户的屁股太歪,有的部分不得不提前加粗强调。


我重新看一下,就简单举几个例子——


1:希姆莱建议谈判的剧情


现实中希姆莱要是敢这么说,已经被崩死了。希姆莱得知西方有和谈意愿后,都是瞒着希特勒干的。


2:施佩尔回柏林的剧情


这件事我以前提到过,这些全都是鲍曼说的,不是小黄。包括后面元首说完俺妹了不爽以后说的什么(处死戈林BLABLA)也都全是编剧脑补的。总之这一大段剧情基本都是在对着历史书瞎编,包括后面。这里本来有很多对话,编剧去掉了大部分。这里话本来不多,编剧却故意脑补瞎编了一大堆不存在的话。


3:戈培尔夫妇的剧情


很可惜,这一幕是假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都是导演和编剧拿来烘托气氛的。其他的还有一些,不列举了。


当然这里说的不是存在历史争议或者历史空白,只能自由发挥的部分,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


而且这些错误都很低级,我觉得编剧是知道这些错误的。


我完全有理由认为导演是故意拍成这样的。


而我刚才没有提这类的问题:比如焚烧元首尸体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用一两百升汽油。


很明显不能在拍电影的时候,放两百升汽油点火,或者真的拎了两百升汽油但是火又不大。


但是我刚才提出的这几点,还有很多没提出的,我不知道,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拍。


还是那句话——不建议通过电影来感悟历史。


发布于 2017-06-10


谢选骏指出:这是一部反战电影,它的主题是德国人被荣誉感欺骗了,进行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但是,这是一种错觉。德国人作战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生存!所以战败以后他们就投降了,没有自杀。只有陪同希特勒一起自杀的那几个人是为了荣誉感而战的!所以希特勒才会咒骂一切德国人不卖力气,因为人家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荣誉——两百多万德国女人在战后遭到斯大林指挥苏联红军进行的强奸,但她们大多活了下来,没有死掉——因为她们忍受强奸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荣誉。如果她们敢于自杀,德国就不会战败了!

谢选骏:断裂社会是废垃社会的初级阶段还是旧病复发

网文《断裂社会》报道:


第一个含义

近来的数据表明,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根据有关的数据推算,中国的基尼系数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尽管两极分化存在于许多社会中,并且所有存在两极分化的社会都可称之为“断裂的社会”,但如果两极分化过于严重,这个社会就可能发生断裂。“断裂”的含义即由于严重两极分化,人们几乎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之中,而且这两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封闭。

因而,在断裂的社会当中,以收入差距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两极分化会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有两个特点:其一,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我经常引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关于金字塔和马拉松的比喻。金字塔是一种社会等级结构。在这种等级结构中,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有低,但都是这个结构的一部分。而现在的情形则是,犹如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处在社会结构之外。目前我们社会中有一部分失业下岗人员就属于这种状况。这部分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体制之下回到原来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其二,社会阶层之间边界固定化,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1980年代,我国社会中阶层之间的流动相当频繁。但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许多路径的社会流动已明显减弱。一些研究表明,经商的门槛越来越高,白手起家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等。

第二个含义

“断裂社会”的第二个含义,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因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在改革前,中国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由一系列制度安排造成。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当时的制度安排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形成人为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两部分居民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农村的资源大量被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中工业化过程。这种二元结构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有所弱化,但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二元结构却开始形成。1990年代开始,我们逐步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型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假定一个城市家庭每月收入为几千元,花费在主副食品上的消费可能只有几百元。即使加上其他与农副产品有关的开销,也极其有限。而更多的、大宗的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这意味着,城里人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事实上,即使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从国际市场的进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过去一直存在的相互依存性正在失去。在其他国家,由于这个过程会伴随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还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社会断裂。而在我国,在农村日益衰落的同时,大量人口仍滞留在农村。这种情况下,在城市不断繁荣的同时,农村情形则不断恶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断裂。

第三个含义

“断裂社会”的第三个含义是,社会的断裂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这从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可以看得出来。以西方社会为例,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人们同样有着种种美好的生活愿望,但却缺少实现这些愿望的物质条件。此时人们更多地是将这些愿望诉诸于想象,于是产生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大量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善。在这同时,人们也看到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极不平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巴尔扎克,有了《悲惨世界》,有了批判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由于物质财富的进一步丰富,即使是社会中的贫困者,也大体上可以衣食无忧,但精神需求出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后现代艺术,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用同样的思路来观察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令人惊异的差异。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属于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这个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而在这样的文化混杂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每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不属于他们的时代。


谢选骏指出:这里没有区分断裂社会其实包括双向运动——断裂社会是废垃社会的初级阶段,同时也是废垃社会的旧病复发——文明社会通过两极分化的断裂走向废垃;废垃社会通过极权主义团结起来、力图摆脱困境,失败之后再度断裂。


《社会主要断裂带的形成》(2016-02-28 孙立平)报道:


  主要断裂带的思想,最早是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概括出来的。在该书中,科塞引用了早期社会学家罗斯的这样一句话:“每一种冲突都阻碍着社会中的其它冲突……只有当分裂线重合的时候除外“。他同时引用福尔泰利的话说:”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种宗教意味着专制,有两种宗教意味着内战,有多种宗教意味着和平和自由”。


  冲突,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主要断裂带可以为我们分析不同社会中冲突的特点,提供一个有用的概念。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冲突和矛盾,问题在于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否沿着一条主要断裂带展开。换言之,每种分歧或冲突的阵营是不是相同的。比如在美国,在打伊拉克、禁枪、同性恋结婚等问题上,社会都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每一次分歧的阵营是不一样的。一般地说,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弹性的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


  作为一个相反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来的台湾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蓝的逢緑必反,绿的逢蓝必反。蓝绿成为一条主要断裂带。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分歧上,阵营都是一样的。台湾社会的这条主要断裂带主要是由族群因素造成的。这条主要断裂带的存在,给台湾的民主化造成了特殊的困难。但总起来看,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随着浅蓝浅绿力量的扩大,这条主要断裂带似乎是在趋于弱化。趋势应当说是在变好。


  有网友问,那中国现在存在不存在一条主要断裂带?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随便找几个问题,当然不是鸡毛蒜皮的问题,看看分歧的阵营是不是总是差不多的。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上你支持谁?国企改革要不要以私有化为主要方向?国内存在不存在明显的敌对势力?如果每个分歧的阵营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存在。反之就是不存在。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主要断裂带似乎是在形成中。甚至包括像雾霾,像关于柴静雾霾电视片的争论,我们都能明显地看到这个因素的存在。甚至可以说,由于种种因素,这条主要断裂带这两年有加深的迹象。


  就中国而言,这条主要断裂带是如何形成的呢?十五年前,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其后又分析过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上层定型化下层碎片化等趋势。断裂社会便是形成这条主要断裂带的社会基础。说断裂社会是这条主要断裂带的基础,指的是,在改革中后期,利益的分化加剧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利益受到不公正的损害。由此,对改革中一些重要问题分歧的加大,是自然的事情。这样的分歧带有一定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也是不可避免的。到那个时候,这条主要断裂带就隐隐约约开始形成。


  社会主要断裂带的形成,是一个事实。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应当弱化而不是深化这个断裂带。但在最近的几年中,这条主要断裂带似乎有不断加深的趋势。那么,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在加深这种趋势,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分析的。


  首先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生活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程度。有人可能注意到,我举美国的几个发生分歧的例子,除了伊拉克,另两个都是社会领域的。而举的中国的例子,都是政治或与政治相关的经济问题。虽然我举这些例子时是比较随意的,但也能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社会性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时,不太容易形成主要断裂带。而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则容易形成主要断裂带。不容否认,最近几年中,中国社会中政治氛围渐浓,一些已经多年不用的政治术语政治思维开始被重新使用。这样很多的问题,被重新赋予政治性解释。比如,雾霾的问题,本来是一个与政治距离相对较远的问题,而且深受其害的是所有的人。但在政治化的语境中,对环境问题的批评被演绎为对体制甚至是对政府的批判,甚至是与国外敌对势力利用环境问题遏制中国发展联系在一起。


  与之相关的,就是强调敌对思维的意识形态的强化。对于这条主要断裂带加深起了更直接作用的就是阶级斗争论的重新兴起。一般地说,只要有分歧,就有可能有对立的情绪在里边。社会应当用理性抑制这种情绪。而阶级斗争论,则直接将这种对立的情绪推向敌对。于是,意见分歧成了互相敌对势力之间的战争,攻击代替了辩论,谩骂代替了说理,于是,主要断裂带日益加深。在《环球时报》2016年年会上,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敌对势力在多大范围内存在”。而关注的问题,其实更主要是国内的不同政治主张。如同有人说的,“现在穿军装拿刀的敌人已经不敢来了,但穿西装的敌人有不少。”


  近年来主要断裂带的加深,还与一个因素有直接关系,即中间的、温和的、理性力量的消失。一个社会存在严重的分歧与对立的时候,我们先不说对错,中间的理性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缓冲,也是社会中的一种镇静剂。但从这几年看,本来就不大的中间的力量基本被消灭了,尤其微博上。于是只能剩下极端。而有关方面对于攻击谩骂这些“阴招”、“损招”的纵容,更进一步恶化了中间力量存在的环境。一些态度温和的人,不想骂人,也不想被骂,于是保持沉默(因为在目前的氛围中,温和的理性力量有时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容忍中间的力量?因为觉得自己是绝对真理,理性力量更容易引起对绝对真理的怀疑。


  前面说到台湾主要断裂带,而且我说似乎有朝好的方向走的可能。是因为:第一,浅蓝浅绿变大,深蓝深绿变小,意味着中间力量扩大。第二,民主框架逐步容纳不同力量,大家接受共同规则,承认规则下的输赢结果。第三,政治文化弹性加大。我看过他们的一些电视辩论,有时火药味很浓,有时一个玩笑又谈笑风生。一个社会应当不断填平主要断裂带,而要填平这条主要断裂带,上述因素是值得借鉴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分析的,只是断裂社会的一种类型——废垃社会的旧病复发,即废垃社会通过极权主义团结起来、力图摆脱困境,失败之后再度断裂。而没有涉及另外一种类型,即发达国家、文明社会,通过两极分化的断裂走向废垃的过程。


《优化社会结构 走出断裂社会——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十五周年》(2007-01-22 孙立平)报道: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一个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体制变革推动社会分化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是体制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凭借新的体制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们主动影响体制变革的作用还不明显。


  概括地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期,基本的过程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即新的社会力量及其新的组合关系的形成。其具体标志是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


  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中,一些过去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名词几乎消失了。知识分子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各自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分化。工人、农民前面往往都加上了修饰词。这些概念的变化,揭示出社会分化越来越细了。


  同时,一些新的社会力量迅速成长起来,比如在新的产权框架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由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因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和空间都是由体制变革提供的。总体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是体制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凭借新的体制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们主动影响体制变革的作用还不明显。


  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体制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大体确定下来了。其标志主要有四点。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断裂社会裂痕日益加剧


  


  强势群体对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影响,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状态。弱势群体在政治架构中缺乏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当新的社会力量发育并基本定型下来之后,体制的变革过程便开始更多地受到这些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左右。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实际上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我称之为断裂社会的结构正在开始形成。对于断裂社会这个概念,我曾经在下述几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第三,社会的断裂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断裂社会是指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而这条主要断裂带,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就是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福尔泰利有句名言,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种宗教意味着专制,有两种宗教意味着内战,有多种宗教意味着和平和自由。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一个社会是否存在冲突和矛盾,而在于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否沿着一条主要断裂带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上下之间的结构性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由于利益的冲突,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大众和精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什么情况的出现?2004年年中的时候我讲到过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问题。网上也有人讲这种结构的行为特征,叫作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方向


  


  人们会发现,无论政策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由此,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


  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出现了一场对改革的反思和论争。对于这样一场会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争论,也许只有在断裂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从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都存在着。但总的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共识是相当高的。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改革几乎都得到整个社会的呼应。改革的道德优势压倒了意识形态的阻力,改革得以顺利推行。问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但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改革的难度加大,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他们更愿意将改革中的问题看作是偶然失误的结果。


  但这样的说法虽然可以理解,却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所有的“错”都使得结果总是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就使人相信这绝不是自然地“出错”,而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而其结构背景就是前面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


  扭曲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改革的进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由此,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在国企改革或改制的过程中,几千万人失去工作或提前退休,其得到的补偿却微乎其微,而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国有资产被瓜分,甚至在瓜分之后也没有出现一些人期望的所谓“效率”。不是说弊端丛生的国有企业不需要进行改革,实际上,在大规模国企改革进行之前,包括普通民众在内,人们对国企改革的共识是很高的。甚至人们对国企的私有化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那么是不是到了真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人们的态度又变化了?有些瓜分国有资产的辩护者也确实是这样说的。但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以这样最坏的方式才能进行。


  不过要注意到的是,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很小。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利益均衡机制不可或缺


  


  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现在需要建立不可缺少的利益均衡机制。


  社会结构的变化,给我们的社会提出了新的课题。在社会结构的力量越来越处于活跃状态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改革的深化以及方向的必要调整,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是优化社会结构。首先是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发育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但同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尤其需要警惕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替罪羊。其次是保护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社会的生存生态。市场中资源集中的自然趋势,政府对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企业的扶植,银行信贷政策的倾斜,中小企业沉重的税费负担,使得小企业和个体户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城市中片面追求秩序和美轮美奂的管理方式,伤及了许多下层民众的生存生态。在社会日益分化的情况下,要给弱者以出路。最后是保护社会流动的机制,使下层人能看到希望,有了希望就不至于绝望。


  二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对于其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换言之,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现在需要建立作为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利益均衡机制。第一,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作出制度性安排。第二,在几个最主要的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在劳方和资方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第三,明确国家或政府在利益均衡机制中的角色,即国家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的角色。第四,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三是建设具有超越性的政府。社会的发育与政府自主性的提高是健康社会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需要正视的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开始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新因素,其中的一些因素和问题会妨碍甚至削弱政府的超越性和自主性。比如说一些政府部门成为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导致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一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行为取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政府所承担的其他功能,在有的地方政府机构甚至直接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某些政府部门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导致政府定位和职能的走样变形,形成人们所说的公共权力部门化、政府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部分强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具有更大影响力;政府行为势利化等。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与政府超越性的下降有着密切关系,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向强势群体倾斜;在劳资关系中偏向资方一边;对于能够惠及广泛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的忽视;社会公正和正义受到损害等等。因此,重建政府的自主性和超越性,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事实证明,想要“走出断裂社会”,依靠“优化社会结构”是缘木求鱼的,再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XX周年也无法办到。因为连邓小平这个大忽悠都快要失灵了,他的遗属都遭逮捕下狱抄家判刑坐牢了。在我看来,只有基督教可以帮助中国弥合社会断裂,把中国大陆从断裂社会的泥坑里拖出来。与此相反,西方国家由于“脱基督教”,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开始了废垃社会的初级阶段。


谢选骏:孙立平不知为何左陷极权右陷权贵

 


《孙立平:改革的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微博July 31, 2017)报道: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立平说:其实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这也是这次改革会相当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意味着,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孙立平教授的这篇文章略长,但是直指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值得抽空细细一读。


改革的关键是势


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首先从上一轮改革初期的两件事情说起:


第一件是“改革四君子”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个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是4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他们研究倡导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在政策研究乃至决策圈里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有一次,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开会,听到他们的发言,便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出建议。事后,省委书记即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省外经贸委副主任。要知道,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言


另一件事情是理论务虚会。当时的背景是,文革结束,社会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改变现状,甚至改变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旧体制。社会中变革的动能在酝酿,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一次撬动旧体制的思想动员。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于1979年初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对于当时改革的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旧的思想仍然是强有力的禁锢,当时的表达就是两个凡是。而且,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已经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显得相当被动。会上,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和官员,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在与会实力人物的支持和社会中舆论的呼应之下,理论务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思想氛围甚至社会的走向。理论务虚会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提起这两件事情,是想说明那时的改革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开始的。那是一种基于深层、发自内心的变革冲动。为了变革,勇于承担,宁可付出代价。尽管外在的约束还没有完全逝去,但内在的冲动塑造着自由的灵魂和社会的走向。正是这样的一种势,一种上上下下的合力,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启动了改革的进程。


看今天的改革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眼光,如何形成改革的势,至关重要。当然,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与30多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形成改革的势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30年前很不一样。


要说明当前改革的势,需要从这轮改革的历史脉络说起。今天这场改革的启动,是在上一轮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之后。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上一轮改革之初,人们往往将一些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化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其中的复杂性,并没有想到。比如说,当我们说改革的时候,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是在从一个起点走到一个终点,在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改革就是从起点不断走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当时从逻辑上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成功就是最后到达终点,建立起新的体制;失败就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退回到旧的体制。所以,每当改革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心历史往后倒退。


但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其实,从后来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都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了。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中国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第三种结果。


由此说来,过去30年的所谓改革时代,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的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和体改委撤销并入发改委。前一段,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当然,整个90年代的改革其实就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甚至是走样变形了。在此之后,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文件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已经很少了。在有些领域中,特别是在法治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不但如此,如前所述,那些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间的”、“过渡中”的因素,开始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同时,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法现在似乎被用滥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基于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正如以前我们多次说过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


有人总是说,他们是想倒退。其实,倒退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以维稳为代表的一系列“弊政”开始形成。


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进行上面的历史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而看改革的势,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和思路。


如果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对目前这轮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


一种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即改革前近30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来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


对改革的体制对象进行这样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上轮改革前的旧体制,以再分配经济和权力集中为特点。但经过30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这样界定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可以有如下两层含义。


第一,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前一段时间我讲“弊政”造成的四大灾难,即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就是由这个权贵体制因素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真正意义上的的改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而旨在掠夺民脂民膏的伪改革却层出不穷。这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于是,社会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乱象迭出。为了缓和社会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只能一方面走火入魔式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打压民众权利,进行所谓维稳。今天的这场改革,应当成为对这种弊政的系统清理。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问题,改革的对象应当从这样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这次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其中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有可能导致在这个层面的拨乱反正。


第二,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现实的阻力。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在整个社会对这堵墙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在当前的左右争论中,左右之间,互为仇雠,甚至有点不共戴天之势。他说往左走,他说往右走,其实,只要有那堵墙横在那里,那条路也走不通。反倒是一位叫袁庾华的“左派”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脉络来看本轮改革,呈现给我们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形象。


第一,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策,意味着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无数次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二,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可以说,反腐败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说,过去这一年多时间的反腐败,已经开始使这堵墙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尽管在打破僵局之后,路会怎么走,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说过,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


关键是要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它途。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关方面现在对面对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深圳时的讲话,李克强在前年11月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他们二位后来的一系列讲话,都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经使体制内丧失了变革的动力。


在三中全会之前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说法,要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李克强同志也讲,现在看,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应当看到,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整个社会正在开始形成基本的共识,尽管由于以前思维框架的束缚,这个共识还是杂乱而模糊的。


在现实中,这次改革显然是将反腐败作为打破僵局具体的突破口。要看到,这个权贵集团经过20年的经营,已经根深蒂固,具有极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于结构,甚至也来自他们正在构筑的体制。而且这种体制已经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沉闷而守旧的社会氛围。


我一开始讲的两个例子可以表明,80年代那是一种什么氛围,整个社会是一种变的冲动,甚至愿意承担风险和代价。当时河南省委能破格使用两个30多岁的人,如果像今天的干部一样,一种不出事就行的心态,为了保官不愿意承担任何代价,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这20年的经营,20年的奖励与惩罚,20年的教育,20年的堕落,现在已经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势。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可能,是从反腐败入手,撬动这堵墙。当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经指出的,这次的反腐败带有很强的运动式的特点,王岐山同志也明确地承认,这次的反腐败是从治标开始的。但我要说,运动式反腐,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势。关键的问题是,横在前面的那堵墙现在开始松动了,变革有了启动的可能。对于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不久前,美国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发表关于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报告,其中,将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第三位。报告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重要领导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力度超过以往20年。但中共仍然面临艰巨的政治考验,若有重大失误,可能危及改革和政权。改革过大过快可能在党内引发不满,既得利益群体若利益受损,可能反应激烈;但若改革力度过小,又会引发公众不满和抗议。这个警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当前这场改革的进展,现下人们还有不同的判断。但从目前看,人们议论的主要还是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一些举措是否得当?当然,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但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似乎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执政者所主持的改革,,已经是大局已定,本身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国外也有很多的评论认为,现在执政者已经大权在握,牢牢地控制了局面。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根本上来说,本次改革先天不足。本次改革与上次改革差异之一是,改革的动能明显不足。上一次的改革基于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其中坚则是社会中最有力量和影响力的群体,这就是文革受害者联盟。


尽管当时的老干部还在台下,知识分子还处境尴尬,但他们的潜能和社会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而启动改革的最有力举措,就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改善民生。平反冤假错案,这些举措使得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而拨乱反正,尤其是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涨工资提粮价,迅速扩大了改革支持者的队伍。改善民生的措施,则赢得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支持。而本次改革面对的阻力更大,情况更为复杂,未来的隐患也更多。


更为重要的是,在本次改革中,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已经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既得利益者。其中的一些人虽然基于理念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变革要求,但与80年代那样一种变革冲动比,已经明显不一样。


普通民众虽然是前些年形成的权贵弊政的直接受害者,但由于上一次改革后半段的遭遇已经使许多人对改革有了恐惧感。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一轮改革后期改革的走样变形,已经部分地使改革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本次改革的推进,显得异常艰难。


这次改革的艰难,可能还不仅仅是体现在改革的启动上,更大的考验,可能会是在改革的途中。


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上说过一句话,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在这次改革启动的时候,人们都在强调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这确实是不能否认的。


过去几年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但我觉得,这种阻力也不能估计得过分,不能任意夸大。从现实情况看,这次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启动反抗的力度是相对有限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层选择用反腐败方式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其实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一帮怂人。


既得利益集团,说是集团,其实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事到临头,谁也不愿意出面带头反对改革,因为谁出头谁倒霉。这也说明,中国看起来很难的那些事情,其实也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威胁,也许是在改革启动之后。即在改革启动之后,他不但不反对改革,甚至改的比你还积极,然后通过将改革措施扭曲变形,将改革变成一种财富掠夺的战争。


上一次改革最后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于80年代的改革,人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争议,但如何认识90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分歧。


尽管许多人直到现在仍然将90年代的改革看作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但其实从那时起,改革就已经是进入畸形状态。


政治体制改革被完全搁置在一边,甚至在政治和法治的意义上出现倒退。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由于缺乏权力的制衡,缺乏舆论的透明,缺乏普通民众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和能力,市场化与私有化方向的改革,很快就演变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过程。


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一些出发点良好,甚至是设计良好的改革措施,也往往是被扭曲,走样变形。这种情形,在国企改制中达到了高潮。自此之后,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变味儿,改革开始失去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官僚阶层对政权的支持,对贪腐采取了容忍的态度,除了偶尔抓出几个腐败分子以缓和民众的愤怒情绪之外,对贪腐现象的蔓延已经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开始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和乱象有增无已。


应当说,目前这场改革,最大的危险仍然是在这里。如前所述,既得利益格局那堵墙现在还只是有所松动,能不能真正撬动,鹿死谁手,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水落石出。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改革有可能会出现胶着状态。破局的势会出现钝化,而大面积的消极怠工,阳奉阴违,暗中抵制,扭曲变形,都可能出现。


这种现象,现在在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始看到苗头。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关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权贵集团的空间就会进一步加大,改革将进入困难时期。要注意到,权贵集团作为整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强,但形成整体意识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强的。


特别是在以个体追逐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发挥。前些天我曾经说过,决定的60条,条条是通向善之门,条条是通向恶之路。做得好,每一条都可以解决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做得不好,每一条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尤其是在诸如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这样直接关涉重大利益关系的问题上,都要谨防被既得利益集团弄得走样变形。


现在特别要看到,在过去30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积累了一笔不小的家底。


前一段时间我粗粗估算了一下,目前中国财富总量可能已经达到几百万亿甚至上千万亿。其中国土资源性财富在数百万亿的规模,经营性财富在百万亿以上,金融性财富仅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量达到近100万亿元。不动产至少在200万亿以上。


单单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看,根据有关研究,至2012年底,中国居民总资产为263.16万亿元,其中金融资产106.09万亿元,实物资产157.07万亿元;总负债为16.14万亿元;净资产为247.02万亿元。


因此,在本次改革中,如何保障民众的财富和利益不至于被再次掠夺,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因素会决定改革的成败。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这也是这次改革会相当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意味着,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关键是由反腐败转向对弊政的系统清理


出路在什么地方?关键是在这次改革启动之后,能不能实现一次重要的跨越,即将反腐败打开的缺口转变为对权贵弊政的系统清理。通过这种转换,重造改革的动力,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由此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前面已经指出,权贵集团不仅仅是掠夺社会财富,而是形成一种系统的弊政。前一段时间我把这种弊政概括为四大表现,就是国进民退、暴力维稳、强征强拆、纵容贪腐。并由此造成五大灾难: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


这里说的强征强拆,并不仅仅指的是征地拆迁本身,而是指一种更为广义的财富掠夺过程。应当说,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现象。


无论过去的基数有多低,基础有多差,这也足以使一个国家的民众达到一个相当富裕的水平。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只用20年的时间,就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了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老百姓也成了富人。


但中国发展的平均速度比他们高,发展的时间比他们长,老百姓生活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却相当慢。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属于赤贫的人口。而我国2010年12月份公布的一个数据表明,如果贫困线提高到年收入1千5百元人民币,贫困人口就是8千万。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标准线的时候,中国大陆则有2.5亿赤贫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收入计算,全中国有9亿人口是属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人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老百姓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个成果哪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权贵集团拿走了。


特别要注意到的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拉大,而是出现了赤裸裸的财富瓜分和掠夺的过程。


瓜分是指利用权力的因素,将本来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这不是一般的贪腐行为所能概括的。财富瓜分的范围涉及到国有经营性资产(国企)、矿山、土地等。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财富瓜分的过程,权贵集团迅速暴富。如果说瓜分指的是对名义上公有的财富的不合法占有,掠夺则是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之间。


钟伟教授早在2004年的时候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群体间或个人间的财富转移,当时主要有四种形式:1、企业或者老板压低工人工资,压低社会保障,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2、负利率。按照每年1.5万亿的储蓄增量和负两个百分点的实际收益,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3、股民在股市上的损失。中小股民在证券市场上的损失,以前估计是大约有1.5万亿。4、土地的转让和让渡,在当时大约有每年3000亿元之多。


实际上,这种瓜分和掠夺,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财富的意义,山水、风景,甚至人们的休闲之地,放松的场所,都在开始成为一部分人的私产。而最近这些年虚拟经济的发展,则更为这种掠夺提供了便利的手段。


疯狂的财富掠夺,不仅造成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


实际上,现在中国许多社会矛盾哪来的?与财富的掠夺过程有极大关系。前些年,许多学者在传播一个说法,叫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似乎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规律。


其实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与这个所谓矛盾多发期有什么关系?现在社会矛盾的具体事由是什么?无非是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失业下岗、环境污染等。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就会这样征地拆迁?哪个国家到1000-3000美元的时候会如此大面积地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问题和矛盾其中大部分都是与财富掠夺的过程直接相关的。


在此情况之下,几乎任何调整利益关系的努力都遭到权贵的强有力的抵制,民众保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维稳思维和维稳体制。


可以说,什么叫维稳?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变。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社会稳定,但像中国这样,把维稳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不择手段进行维稳的国家无疑是极为鲜见的。


在这种维稳弊政背后的,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维,而这种思维与改革前的阶级斗争思维同出一辙,是基于对整个形势的误判。


改革前我们走了几十年的弯路,这个弯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和对一个情况的基本判断出现失误有着直接关系,这就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得过分严重,结果是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


而这20年的时间,则是对不稳定的状况估计得过分严重,于是搞了二十多年的稳定压倒一切。非但如此,有关部门甚至故意制造紧张空气,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阶级斗争的氛围。于是,维稳成了头等大事,成了一票否决的硬任务。结果是,在这一段时间,许多应当做的事情无法去做,不敢去做,放过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机遇,改革也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


与此同时,维稳不但不能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是加剧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心理疏离与对立。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维权与维稳对立起来,将维护自己权利的民众视为对立面,从而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


同时,在维稳中,不讲规则,不讲法治,甚至到最后连是非对错都不讲,结果是将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没有规则的靠拳头说话的社会。


因此,清理权贵弊政首先需要从否定维稳开始。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原来不离口的维稳提法消失了。


尽管现在还不能断定这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但从最近的一系列举动中可以看出,传统的维稳思路明显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同时,三中全会决定废除实行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说,这是中国在走向法治,保护人权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劳动教养制度的根本问题是未经法院审判就长时间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这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可以说,只有彻底清理维稳弊政,改革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才能打通走向公平正义、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之路。


因此可见,系统地清理权贵弊政,对于凝聚改革动力,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回顾上一轮改革的动力是如何形成的。上一次改革是从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改革的真正动力。因此,这一次的改革,如果在反腐败打开既得利益集团的缺口之后,能够转向对权贵弊政的清理,包括平反在这些年维稳中积累的种种冤假错案。这样才能造成一种人心舒畅的社会氛围,改革也才能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当看到,维稳已经成为一种负资产。我9年前就曾经提出,应当用秩序思维取代维稳思维。系统清理维稳中的冤假错案,不仅有利于造就改革动力,也可以为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前提和基础。


清理弊政,需要与过去做个切割。应当承认,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从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如果还能够用体制内的方式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今天开始,拦腰一刀切断,做一个切割,重打鼓另开张。


把过去的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然后从今天开始轻装上阵,不留后患。应当说,这对于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越早回这个头,越及早切割,就越主动,越晚越被动。


公平正义是新的旗帜


深化改革,清理权贵弊政,从根本上说,是要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开通道路。在这次改革刚刚破局的时候,应该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将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这一轮改革之中,作为这一轮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


从这种意义上说,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并不是上一轮改革的简单深化,而是一次新的改革。


从前年夏天开始,我就在讲一个观点,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新的30年的开端。前30多年的改革,使得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今后30年,要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在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平正义在整个改革的设计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决定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将促进公平正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许多重要的举措,都是将公平正义作为基本的指向。


为什么要将公平正义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要看到,公平正义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症结,目前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此有关。


从经济上说,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活力在不断下降。原因在哪里?最关键的就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在不断的恶化。


这些年,由于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政府的手里,由于政府对于市场的介入越来越多,由于垄断的因素越来越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大不如从前。


未来中国如果要有一个不错的发展,特别是要重新焕发经济与社会的活力,首先需要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前一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讲过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政府现在在经济上最需要做的,不是今天出台36条,明天出台72条,今天扶持这个企业,明天扶持那个企业。现在政府最需要做的只有四个字——一视同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它的活力自然就能激发出来。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现在大家都感觉到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这些社会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假如和上世纪80年代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由吃不饱饭这样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主要就是由社会不公造成的。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我们能否做到?这已经是个问题。什么是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最简单的说,老百姓遇到点事情要有说理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的标准。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哪怕有一官半职的人,自己遇到一点事情,能否找到说理的地方现在都已经是个问题。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基本的症结也是在这里。


为什么这些年维稳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说明这个体制已经到了非常脆弱的程度。而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在公平正义上。现在民众要求我们的政府能够维护公平正义,而实际的情况有时不但维护不了,有时甚至是在破坏公平正义。这样的体制脆弱是必然的。


要看到,在今天,人们感受最深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被破坏。前段时间,不止一次的社会调查都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在社会各阶层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弱势感。不仅是那些公认的弱势群体如此,就是被那些通常被人们羡慕的群体,如公务员、警察、教师、民营企业家甚至领导干部,也都有明显的弱势感。在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经济又是如此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普遍的弱势感是很值得人们警觉的。这种现象至少部分说明,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解决的问题。


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意味着要强调如下的改革内容: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的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保护公平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同时,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要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如周瑞金先生所说,执政者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公平正义,应当是中国本轮改革新的旗帜。但有人可能会怀疑,公平正义的目标是不是过于理想化?公平正义能真正实现吗?这个问题关键是怎么看。阿玛蒂亚·森认为,人们对现实中的不公正的共识,要远远大于在哲学意义上关于什么是公正的共识。消除社会中人们公认的不公正的现象,是走向公平正义的最现实的路径。——转自新浪财经(2017-05-01)《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4期,2017年7月21日—8月3日


谢选骏指出:孙立平说了很多,得出了一个“左陷极权、右陷权贵”的结论。但是中国社会为何会落入“左陷极权右陷权贵”的泥坑呢?他却没有说到。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之所以会落入“左陷极权右陷权贵”的泥坑,就是没有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费拉状态下更新出来,因此无法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发展壮大,尽管自明末的曙光和鸦片战争的天亮,第三期中国文明已经断断续续地开始了很久了。

2021年11月12日星期五

谢选骏:每个夏天都是最后一个夏天

《我死前的最後壹個夏天——為了更好地活著》(2021-11-12 丁香園)报道:


如果即將到來的夏天將是妳人生中的最後壹個夏天,妳會怎樣度過?


突然被問到這個問題,大家肯定腦子裏壹片空白。


就算是見慣了生死的醫生,可能都壓根兒沒想過死亡降臨到自己身上的那壹天。再者說,中國人對死亡的態度向來諱莫如深,連聽到和死諧音的“四”都覺得晦氣。


但避而不談不代表死亡不會發生,有的時候,坦誠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困難。


BBC 紀錄片《我死前的最後壹個夏天》(My Last Summer),就為我們講述了五個素昧平生的絕癥患者,壹起走向生命盡頭的故事。


他們在攝制組的要求下,來到英國壹個風景如畫的小鄉村,在生命的最後壹年裏,共同度過了四個周末。


5 位絕癥患者的聚會


絕癥患者的聚會,想起來應該是悲傷沉重的,但恰恰相反,這 5 個同病相憐的病人相聚在壹起,卻讓我們看到了不壹樣的豁然樂觀。


他們在小村莊裏悠閑地度起了假:


像孩子壹樣奔跑嬉戲,歡快地舉杯慶祝:沒有泛濫的同情心,也沒有怨天尤人的痛苦,有的只是病人與病人之間、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心照不宣。


而在這之前,每個人都有壹段關於疾病的不堪過往。


62 歲的簡 4 年前被診斷為乳腺癌,手術切掉了雙乳,經過數月的治療,最後還是以失敗而告終。很快,乳腺癌擴散成骨癌,再後來,簡的顱骨、肋骨都被癌細胞侵襲。


而得病後的她每天都過得很充實,永遠都是妝容完整、姿態優雅、名牌加身。為了不虛度剩余不多的日子,她還列了壹份遺願清單,每完成壹條就劃掉再多加兩條。


58 歲的朱尼爾原本是壹名夜店 DJ,過去的 35 年來,他都在派對上狂歡。作為壹名風生水起的 DJ ,朱尼爾的私生活自然是放縱不羈——曾經壹共與 10 個前女友生下了 11 個孩子。


但聲色犬馬的生活在九個月前戛然而止,當時,朱尼爾被診斷為晚期前列腺癌,癌細胞已經擴散至脊椎和肺部。幸運的是,他還有相識 12 年,相戀半年的女友索尼婭陪在身邊。洛烏 38 歲時被診斷為漸凍癥,那壹年,她的孫女剛剛出生。她和丈夫組合成的家庭裏壹共有 6 個孩子分別和前任所生的兩個,以及共有的兩個。


醫生告訴她,她會因肌肉逐漸萎縮而癱瘓,呼吸能力最終也會喪失,大概還能再活壹年。對於這個“判決”,洛烏總是倔強地反抗。安迪的和妻兒組成的四口之家原本生活富足,直到他 42 歲那年,生意上的失敗導致整個家庭負債累累,富足的生活急轉直下。


然而禍不單行,為了節省開支,他們前腳剛取消了大病醫療保險,後腳安迪就被查出患有白血病,治療破壞了他的免疫系統,致使雙肺受到了不可逆的嚴重感染。生活的重擊讓這個原本愛臭美、喜歡冒險的英俊小夥也變得臃腫、消極、寡言。


與上面 4 位不同,肺癌晚期的本孑然壹身,他沒有伴侶和小孩,也幾乎沒有朋友。在遊輪上做了 14 年的餐廳經理的他因患病被辭退,從那以後,他就將自己孤立了起來。


在 5 人的團隊中,本是個驕傲的獨行俠,仿佛在他的世界觀裏,生命終究是孤獨的,其他任何人都只是自己生命中的匆匆過客。對於正在參與的這個節目,他也只是抱著旁觀者的態度。


為自己的死亡做準備


除了身患絕癥的 5 位之外,攝制組還為他們配備了兩位姑息治療領域的專家。兩位的工作就是幫助 5 位絕癥病人從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接受死亡,幫助他們為即將到來的死亡做足準備。


但什麼時候是“準備好了”的時候呢?


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本表現得平靜而瀟灑:


“死亡是件嚴肅的事,但我不是嚴肅的人。所以我不會為死亡做準備,順其自然。”


除了灑脫到看破生死的本,其余的人都有著難以割舍的牽絆。


玩世不恭地朱尼爾是個復雜的矛盾體,壹方面,他對“那邊的世界”充滿了恐懼;另壹方面,病痛幾乎摧毀了他的意誌,放棄的念頭時常出現。他甚至還不太能接受自己身患癌癥的實事,每天早上醒來,都得花五分鐘轉身,告訴自己“得了癌癥”,而每天都“該死的沒有變化”。


洛烏則陷入了對死後世界的無限焦慮,她怕丈夫不能又當爹又當媽,她怕年幼的孩子不能被妥善照顧,她怕有人替代她做孩子的媽媽……


而簡則壹度想挽回自己年輕時犯下的錯——找回 17 歲時拋下的兒子,那段時間,領養機構的任何壹點消息,都能讓她心驚肉跳。


此外,她還非常害怕沒有尊嚴地死去,為了不讓朋友看到自己形容枯槁、生活不能自理的樣子,她甚至希望在適當的時候主動結束生命。


這些都是人類對死亡赤裸裸的恐懼和糾結。


阿圖·葛文根在《最好的告別》壹書講到高齡老人面對死亡時說道:“他們最害怕的並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種種狀況——喪失聽力、記憶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我想,我們之所以害怕死亡,也都是因為如此吧。


正如在人前開朗樂觀的簡,也會獨自枯坐在教堂,想起自己將要死亡的實事,無不遺憾惆悵。


而回到那個問題:什麼時候是“準備好了”的時候?


我想答案可能是,“面對死亡,永遠沒有準備好的時刻。”


但沒有準備好的時刻不代表為死亡作準備沒有意義,坦然地討論和面對,可以減輕絕癥患者對死亡的恐懼,相反,如果人人都不去談論死亡,那些絕癥患者只會越來越害怕……


為親人的死亡做準備


除了當事人,死亡對於當事人身邊的家人朋友來說,也是壹個難以繞開的重要議題。


面對無法排解的煎熬,有人堅守,有人逃避。


結婚 25 年的丈夫在得知簡得了絕癥後,說了句:“哦”然後轉身走開了。他用拒絕接收的方式保護了自己,卻拋下妻子獨自壹人去承受壹切。


回想起丈夫在噩耗面前的懦弱表現,這個壹貫堅強的女人常常躲開人群暗自落淚。


同樣選擇逃避的還有漸凍癥患者洛烏的丈夫約翰,從洛烏患病開始,約翰每天早出晚歸,像鴕鳥把頭埋進沙子壹樣,對洛烏的疾病只字不提,埋頭於工作。他想用工作來麻痹自己,從而逃避妻子死亡的陰影。


忍無可忍的洛烏為丈夫錄下壹段視頻,將自己的感受全盤托出,終於感動了木訥無言的丈夫。


大丈夫的柔情在那壹刻泄洪決堤,他緊緊地地摟著妻子,把頭埋進妻子頸窩,良久……


的確,面對親人的死亡,很多人會選擇不說,不直面,不正視,好像這樣死亡就會消失壹樣;但很殘酷的是,事實並不會因為人們的漠視而消失,而親人的逃避無疑是對當事人的致命打擊。


幸好,也有親人選擇堅守。


安迪在死亡面前把自己當作壹個弱者,妻子安妮特則代替安迪成了家裏的頂梁柱。打工掙錢,照顧患病中的安迪和兩個孩子,抵押房子……


重病讓整個家庭舉債 26 萬,生活早已捉襟見肘,堅強樂觀的妻子卻還是將整個家照顧周全,沒半點怨言。


風流了壹輩子的朱尼爾,在生命的最後還體驗了壹次堅定的愛情,即使癌癥幾度讓女友索尼婭崩潰大哭,但她始終對朱尼爾不離不棄,像媽媽壹樣照顧著他。


了解死去,才能更好地活著


史鐵生說:“壹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壹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壹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壹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壹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即使在漸漸逼近那個“節日”的這段時間裏,我們會承受太多的絕望和悲傷,但依然能體會到生命之花的綻放。


安迪的妻子安妮特在只有 50 英鎊的情況下,還瞞著他,為他租了壹輛哈雷摩托,這是丈夫壹直以來的心願。


看到心愛的車子,安迪高興地像個小男孩,他迫不及待地騎上哈雷,完成了壹個男人最後的風馳電掣:


朱尼爾臨別之際與心愛的女友完成了簡單的婚禮,兩人四點半結婚,朱尼爾七點半去世,短短三小時的婚姻,卻是兩人最篤定的見證:看著當初的同胞相繼去世,壹向淡然疏離的本頗受感觸。他終於走出房間,重新接受化療,探望遊輪上的老朋友,排列組合自己葬禮上的音樂出場順序……


在生命盡頭又敞開胸懷,重新接納起這個帶給他愛與痛的世界:以上,就是這 5 位絕癥患者的最後壹個夏天。


捫心自問壹句,如果妳擁有死前最後的壹個夏天,妳將怎樣度過?


谢选骏指出:上面说的都是废话,因为很少人知道或没有人相信“这是我死前的最后一个夏天”……死的来临都是猝不及防的!正如圣经上说的——


Luk 12:13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Luk 12:14 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Luk 12:15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Luk 12:16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Luk 12:17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Luk 12:18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Luk 12:19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Luk 12:20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Luk 12:21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Luk 12:22 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Luk 12:23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Luk 12:24 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Luk 12:25 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Luk 12:26 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作,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Luk 12:27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Luk 12:28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Luk 12:29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

Luk 12:30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Luk 12:31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Luk 12:32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Luk 12:33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

Luk 12:34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Luk 12:35 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

Luk 12:36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Luk 12:37 主人来了,看见仆人儆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

Luk 12:38 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

Luk 12:39 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儆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Luk 12:40 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Luk 12:41 彼得说,主阿,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

Luk 12:42 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Luk 12:43 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Luk 12:44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Luk 12:45 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

Luk 12:46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治他(或作把他腰斩了),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Luk 12:47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Luk 12:48 惟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Luk 12:49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Luk 12:50 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Luk 12:51 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分争。

Luk 12:52 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分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

Luk 12:53 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

Luk 12:54 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

Luk 12:55 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

Luk 12:56 假冒为善的人哪,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Luk 12:57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

Luk 12:58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

Luk 12:59 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谢选骏指出:按照圣经的启示,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所以,正确的对应是,在神面前接受审判,因为每个夏天都是最后一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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