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断裂社会》报道：
第一个含义
近来的数据表明，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根据有关的数据推算，中国的基尼系数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尽管两极分化存在于许多社会中，并且所有存在两极分化的社会都可称之为“断裂的社会”，但如果两极分化过于严重，这个社会就可能发生断裂。“断裂”的含义即由于严重两极分化，人们几乎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之中，而且这两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封闭。
因而，在断裂的社会当中，以收入差距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两极分化会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有两个特点：其一，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我经常引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关于金字塔和马拉松的比喻。金字塔是一种社会等级结构。在这种等级结构中，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有低，但都是这个结构的一部分。而现在的情形则是，犹如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处在社会结构之外。目前我们社会中有一部分失业下岗人员就属于这种状况。这部分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体制之下回到原来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其二，社会阶层之间边界固定化，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1980年代，我国社会中阶层之间的流动相当频繁。但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许多路径的社会流动已明显减弱。一些研究表明，经商的门槛越来越高，白手起家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等。
第二个含义
“断裂社会”的第二个含义，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因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在改革前，中国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由一系列制度安排造成。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当时的制度安排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形成人为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两部分居民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农村的资源大量被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中工业化过程。这种二元结构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到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有所弱化，但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二元结构却开始形成。1990年代开始，我们逐步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型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假定一个城市家庭每月收入为几千元，花费在主副食品上的消费可能只有几百元。即使加上其他与农副产品有关的开销，也极其有限。而更多的、大宗的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这意味着，城里人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事实上，即使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从国际市场的进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过去一直存在的相互依存性正在失去。在其他国家，由于这个过程会伴随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还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社会断裂。而在我国，在农村日益衰落的同时，大量人口仍滞留在农村。这种情况下，在城市不断繁荣的同时，农村情形则不断恶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断裂。
第三个含义
“断裂社会”的第三个含义是，社会的断裂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这从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可以看得出来。以西方社会为例，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人们同样有着种种美好的生活愿望，但却缺少实现这些愿望的物质条件。此时人们更多地是将这些愿望诉诸于想象，于是产生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大量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善。在这同时，人们也看到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极不平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巴尔扎克，有了《悲惨世界》，有了批判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由于物质财富的进一步丰富，即使是社会中的贫困者，也大体上可以衣食无忧，但精神需求出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后现代艺术，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用同样的思路来观察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令人惊异的差异。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属于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这个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而在这样的文化混杂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每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不属于他们的时代。
谢选骏指出：这里没有区分断裂社会其实包括双向运动——断裂社会是废垃社会的初级阶段，同时也是废垃社会的旧病复发——文明社会通过两极分化的断裂走向废垃；废垃社会通过极权主义团结起来、力图摆脱困境，失败之后再度断裂。
《社会主要断裂带的形成》（2016-02-28 孙立平）报道：
主要断裂带的思想，最早是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概括出来的。在该书中，科塞引用了早期社会学家罗斯的这样一句话：“每一种冲突都阻碍着社会中的其它冲突……只有当分裂线重合的时候除外“。他同时引用福尔泰利的话说：”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种宗教意味着专制，有两种宗教意味着内战，有多种宗教意味着和平和自由”。
冲突，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主要断裂带可以为我们分析不同社会中冲突的特点，提供一个有用的概念。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冲突和矛盾，问题在于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否沿着一条主要断裂带展开。换言之，每种分歧或冲突的阵营是不是相同的。比如在美国，在打伊拉克、禁枪、同性恋结婚等问题上，社会都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每一次分歧的阵营是不一样的。一般地说，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弹性的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
作为一个相反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来的台湾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蓝的逢緑必反，绿的逢蓝必反。蓝绿成为一条主要断裂带。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分歧上，阵营都是一样的。台湾社会的这条主要断裂带主要是由族群因素造成的。这条主要断裂带的存在，给台湾的民主化造成了特殊的困难。但总起来看，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随着浅蓝浅绿力量的扩大，这条主要断裂带似乎是在趋于弱化。趋势应当说是在变好。
有网友问，那中国现在存在不存在一条主要断裂带？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随便找几个问题，当然不是鸡毛蒜皮的问题，看看分歧的阵营是不是总是差不多的。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上你支持谁？国企改革要不要以私有化为主要方向？国内存在不存在明显的敌对势力？如果每个分歧的阵营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存在。反之就是不存在。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主要断裂带似乎是在形成中。甚至包括像雾霾，像关于柴静雾霾电视片的争论，我们都能明显地看到这个因素的存在。甚至可以说，由于种种因素，这条主要断裂带这两年有加深的迹象。
就中国而言，这条主要断裂带是如何形成的呢？十五年前，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其后又分析过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上层定型化下层碎片化等趋势。断裂社会便是形成这条主要断裂带的社会基础。说断裂社会是这条主要断裂带的基础，指的是，在改革中后期，利益的分化加剧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利益受到不公正的损害。由此，对改革中一些重要问题分歧的加大，是自然的事情。这样的分歧带有一定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也是不可避免的。到那个时候，这条主要断裂带就隐隐约约开始形成。
社会主要断裂带的形成，是一个事实。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应当弱化而不是深化这个断裂带。但在最近的几年中，这条主要断裂带似乎有不断加深的趋势。那么，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在加深这种趋势，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分析的。
首先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生活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程度。有人可能注意到，我举美国的几个发生分歧的例子，除了伊拉克，另两个都是社会领域的。而举的中国的例子，都是政治或与政治相关的经济问题。虽然我举这些例子时是比较随意的，但也能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社会性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时，不太容易形成主要断裂带。而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则容易形成主要断裂带。不容否认，最近几年中，中国社会中政治氛围渐浓，一些已经多年不用的政治术语政治思维开始被重新使用。这样很多的问题，被重新赋予政治性解释。比如，雾霾的问题，本来是一个与政治距离相对较远的问题，而且深受其害的是所有的人。但在政治化的语境中，对环境问题的批评被演绎为对体制甚至是对政府的批判，甚至是与国外敌对势力利用环境问题遏制中国发展联系在一起。
与之相关的，就是强调敌对思维的意识形态的强化。对于这条主要断裂带加深起了更直接作用的就是阶级斗争论的重新兴起。一般地说，只要有分歧，就有可能有对立的情绪在里边。社会应当用理性抑制这种情绪。而阶级斗争论，则直接将这种对立的情绪推向敌对。于是，意见分歧成了互相敌对势力之间的战争，攻击代替了辩论，谩骂代替了说理，于是，主要断裂带日益加深。在《环球时报》2016年年会上，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敌对势力在多大范围内存在”。而关注的问题，其实更主要是国内的不同政治主张。如同有人说的，“现在穿军装拿刀的敌人已经不敢来了，但穿西装的敌人有不少。”
近年来主要断裂带的加深，还与一个因素有直接关系，即中间的、温和的、理性力量的消失。一个社会存在严重的分歧与对立的时候，我们先不说对错，中间的理性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缓冲，也是社会中的一种镇静剂。但从这几年看，本来就不大的中间的力量基本被消灭了，尤其微博上。于是只能剩下极端。而有关方面对于攻击谩骂这些“阴招”、“损招”的纵容，更进一步恶化了中间力量存在的环境。一些态度温和的人，不想骂人，也不想被骂，于是保持沉默（因为在目前的氛围中，温和的理性力量有时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容忍中间的力量？因为觉得自己是绝对真理，理性力量更容易引起对绝对真理的怀疑。
前面说到台湾主要断裂带，而且我说似乎有朝好的方向走的可能。是因为：第一，浅蓝浅绿变大，深蓝深绿变小，意味着中间力量扩大。第二，民主框架逐步容纳不同力量，大家接受共同规则，承认规则下的输赢结果。第三，政治文化弹性加大。我看过他们的一些电视辩论，有时火药味很浓，有时一个玩笑又谈笑风生。一个社会应当不断填平主要断裂带，而要填平这条主要断裂带，上述因素是值得借鉴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分析的，只是断裂社会的一种类型——废垃社会的旧病复发，即废垃社会通过极权主义团结起来、力图摆脱困境，失败之后再度断裂。而没有涉及另外一种类型，即发达国家、文明社会，通过两极分化的断裂走向废垃的过程。
《优化社会结构 走出断裂社会——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十五周年》（2007-01-22 孙立平）报道：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一个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体制变革推动社会分化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是体制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凭借新的体制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们主动影响体制变革的作用还不明显。
概括地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期，基本的过程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即新的社会力量及其新的组合关系的形成。其具体标志是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
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中，一些过去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名词几乎消失了。知识分子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各自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分化。工人、农民前面往往都加上了修饰词。这些概念的变化，揭示出社会分化越来越细了。
同时，一些新的社会力量迅速成长起来，比如在新的产权框架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由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因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和空间都是由体制变革提供的。总体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是体制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凭借新的体制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们主动影响体制变革的作用还不明显。
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体制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大体确定下来了。其标志主要有四点。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断裂社会裂痕日益加剧
强势群体对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影响，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状态。弱势群体在政治架构中缺乏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当新的社会力量发育并基本定型下来之后，体制的变革过程便开始更多地受到这些社会力量的影响和左右。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不同群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争取利益能力的差异，尤其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实际上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我称之为断裂社会的结构正在开始形成。对于断裂社会这个概念，我曾经在下述几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第三，社会的断裂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断裂社会是指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而这条主要断裂带，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就是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福尔泰利有句名言，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一种宗教意味着专制，有两种宗教意味着内战，有多种宗教意味着和平和自由。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一个社会是否存在冲突和矛盾，而在于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否沿着一条主要断裂带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上下之间的结构性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由于利益的冲突，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大众和精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什么情况的出现？2004年年中的时候我讲到过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问题。网上也有人讲这种结构的行为特征，叫作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方向
人们会发现，无论政策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由此，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
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出现了一场对改革的反思和论争。对于这样一场会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争论，也许只有在断裂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从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都存在着。但总的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共识是相当高的。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改革几乎都得到整个社会的呼应。改革的道德优势压倒了意识形态的阻力，改革得以顺利推行。问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但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改革的难度加大，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他们更愿意将改革中的问题看作是偶然失误的结果。
但这样的说法虽然可以理解，却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所有的“错”都使得结果总是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就使人相信这绝不是自然地“出错”，而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施的机制已经形成。而其结构背景就是前面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
扭曲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改革的进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由此，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而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在国企改革或改制的过程中，几千万人失去工作或提前退休，其得到的补偿却微乎其微，而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国有资产被瓜分，甚至在瓜分之后也没有出现一些人期望的所谓“效率”。不是说弊端丛生的国有企业不需要进行改革，实际上，在大规模国企改革进行之前，包括普通民众在内，人们对国企改革的共识是很高的。甚至人们对国企的私有化也不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那么是不是到了真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人们的态度又变化了？有些瓜分国有资产的辩护者也确实是这样说的。但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以这样最坏的方式才能进行。
不过要注意到的是，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很小。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利益均衡机制不可或缺
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现在需要建立不可缺少的利益均衡机制。
社会结构的变化，给我们的社会提出了新的课题。在社会结构的力量越来越处于活跃状态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改革的深化以及方向的必要调整，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是优化社会结构。首先是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发育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但同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尤其需要警惕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替罪羊。其次是保护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社会的生存生态。市场中资源集中的自然趋势，政府对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企业的扶植，银行信贷政策的倾斜，中小企业沉重的税费负担，使得小企业和个体户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城市中片面追求秩序和美轮美奂的管理方式，伤及了许多下层民众的生存生态。在社会日益分化的情况下，要给弱者以出路。最后是保护社会流动的机制，使下层人能看到希望，有了希望就不至于绝望。
二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对于其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换言之，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现在需要建立作为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利益均衡机制。第一，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作出制度性安排。第二，在几个最主要的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在劳方和资方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第三，明确国家或政府在利益均衡机制中的角色，即国家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的角色。第四，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三是建设具有超越性的政府。社会的发育与政府自主性的提高是健康社会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需要正视的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开始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新因素，其中的一些因素和问题会妨碍甚至削弱政府的超越性和自主性。比如说一些政府部门成为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导致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一些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行为取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政府所承担的其他功能，在有的地方政府机构甚至直接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某些政府部门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导致政府定位和职能的走样变形，形成人们所说的公共权力部门化、政府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部分强势群体对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具有更大影响力；政府行为势利化等。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与政府超越性的下降有着密切关系，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向强势群体倾斜；在劳资关系中偏向资方一边；对于能够惠及广泛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的忽视；社会公正和正义受到损害等等。因此，重建政府的自主性和超越性，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事实证明，想要“走出断裂社会”，依靠“优化社会结构”是缘木求鱼的，再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XX周年也无法办到。因为连邓小平这个大忽悠都快要失灵了，他的遗属都遭逮捕下狱抄家判刑坐牢了。在我看来，只有基督教可以帮助中国弥合社会断裂，把中国大陆从断裂社会的泥坑里拖出来。与此相反，西方国家由于“脱基督教”，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开始了废垃社会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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