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关<柳文指要>的书信及批语》（华峥嵘 2011-05-04）报道：
章士钊用了大半生的余暇研究柳宗元，在晚年写出了约一百万字的《柳文指要》。
《柳文指要》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即按照《柳河东集》（柳宗元的全部著作收在此集中）原文编次，从评论、考证、校勘等几个方面，逐篇加以探讨；下部是“通要之部”，是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对政治、文学、儒佛的关系与影响，是一部系统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门著作。
当毛泽东得知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对章说自己也爱读柳文，请章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毛泽东喜欢古诗词，也酷爱古文，对唐朝的韩愈及柳宗元的两大家，毛泽东似乎更喜欢柳宗元。他认为，柳宗元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理论建树的人，而且也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桃杏之情”
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柳文指要》上、下部的初稿送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读后对这部著作很感兴趣，并认为它写得不错。于是，6月26日，毛泽东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信一封（见文后附件I）。
7月18日，在毛泽东通读了《柳文指要》上、下部后，又写信（见文后附件II）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事宜。毛泽东在信中说：“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另有友人（指康生）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毛泽东在逐字逐句通读《柳文指要》的基础上，还对其中的错别字进行删改，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如：《柳文指要·跋》的第五段中，原书稿这样写道：“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较而特显其壮大，即不多论。”毛泽东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就文学谈文学的评价，特意删掉了其中的“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把它改写成为“大言小言，各适其域，推之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国中将无人焉，不能参与文治光华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相随而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毛泽东不仅把文学的评价与政治经济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而且也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他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而这一点正是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缺乏的。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将读完作了点评的《柳文指要》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阅读，并附信一封（见文后附件III）。信中指出：“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贴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二王”是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被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8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时的方苞开创，经刘大櫆、姚鼐等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学家韩愈、欧阳修等人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敬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
章士钊的自我检讨
12月5日，康生读过《柳文指要》后，便给毛泽东写信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康生最后写道：“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出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
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看了康生的信和修改意见后，又致信（见文后附件IV）章士钊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毛泽东还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地转交给了章士钊，只是把信封上“请交主席，康生寄”中的“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此举说明，毛泽东并不完全赞成章士钊对柳宗元的评价方法。后来，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中会有不足之处，并在全书的总序言里写道，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从一开始就支持公开出版《柳文指要》，期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因此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加以改变。不过就在《柳文指要》送到中华书局排版准备出版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5月10日，章士钊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侧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信中还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新检查。”
当毛泽东看到章士钊在信中自我检讨所说的“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便在其中的后半句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上“此语说得过分”的批注。针对章士钊在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道：“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章士钊在信中还写道，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鹰惩”。毛泽东看到这里，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鹰惩”旁又划了一条竖线，并批注道：“何至如此”。章士钊在信的结尾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梓印行。
章士钊断然拒绝康生修改全书的意见
毛泽东读罢此信后，于1966年5月17日批示（见文后附件V）：“刘、周、邓阅，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刘、周、邓，就是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柳文指要》的出版暂时搁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章士钊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
毛泽东虽然已批准出版《柳文指要》，但康生却不愿该书出版，所以一拖再拖。大约到了1970年，中华书局已将《柳文指要》排版，此时康生又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当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就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章士钊在信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章士钊在信中嘲讽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并强调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柳文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随后，毛泽东批转康生研究处理。康生明白，即使自己不同意，恐怕也无济于事，于是就做了个顺水人情，不再阻挠《柳文指要》的出版。
（ 以上内容摘自《毛泽东特批出版《柳文指要》》http://cpc.people.com.cn/GB/68742/106364/106365/8730661.html）
小结
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从构思到写成文稿花了几十年时间，从审稿到正式出版又花了五六年时间，审稿的初审人，不是别人，竟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复审人也是后来的党的副主席，康生，审的稿不是一部小书，更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巨作。至于出版或不出版该书的问题，竟然还牵涉到刘、周、邓，刘、周、邓分别是当时的政府主席、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一部书的出版竟然劳师动众到这么多人，层次之高，几乎一网打尽当时的党政最高领导，有此必要吗？
在中外历史上，绝对是空前，但不是绝后，文革期间，电影《海霞》，要政治局讨论，是否可以公演？电影《创业》也需要毛泽东一句话“此片无大错”，才得以放行，一部电影之是否可以放映，竟然也牵涉到这么多党政最高领导，有此必要吗？
附件
I. 1965-6-26 给章士钊〔１〕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1/2005/1109/7616.html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２〕。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３〕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释
〔１〕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２〕见《诗·卫风·木瓜》。
〔３〕含之，即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
II. 1965-7-18 给章士钊〔１〕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1/2005/1109/7625.html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２〕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３〕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４〕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２〕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释
〔１〕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２〕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３〕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４〕郭老，指郭沫若，历史学家、文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III. 1965-8-5 给康生〔１〕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1/2005/1109/7640.html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康生同志：
章士钊〔２〕先生所著《柳文指要》〔３〕上、下两部，２２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４〕抑韩〔５〕，翻二王、八司马〔６〕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７〕而颂阳湖〔８〕，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
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８５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
１９６５年８月５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１〕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２〕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３〕《柳文指要》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４〕柳，指柳宗元，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５〕韩，指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６〕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遭贬。
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八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
〔７〕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时方苞开创，其后，刘大檕e、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
〔８〕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
IV. 1966-1-12 给章士钊〔１〕的信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2/2005/1113/7680.html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行严先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２〕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
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３〕，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顺颂春安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４〕一件，均附上。又及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１〕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２〕《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写的一部纪传体魏、蜀、吴三国史，分魏志、蜀志、吴志，共六十万卷。三志原本各自独立，后世将它合为一书。
〔３〕《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曾将这部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阅读。十二月五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评价，见本书第十一册第４３０页《给康生的信》）。“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在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４〕指康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给毛泽东的信。
V. 1966-5-17 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来信
〔１〕的批语和批注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2/2005/1113/7700.html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一
刘、周、邓〔２〕阅。送康生〔３〕同志，与章先生一商。
一是照原计划出版；
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不可能这样快。〔４〕
三
此语说得过分。〔５〕
四
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６〕
五
何至如此。〔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１〕《柳文指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一九六五年，章士钊将这部书稿送毛泽东审阅。同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复信提出意见（见本书第十一册第４０４页），并于八月五日将书稿批给康生阅读。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将书稿连同康生的意见和来信一并退给章士钊（见本册第４页）。五月十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暂不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一九七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２〕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３〕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４〕这个批注写在章士钊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一句话旁。
〔５〕章士钊的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在其中的后半句话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６〕章士钊的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７〕章士钊的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这鸟人日理万鸡，百忙之中为何专对章士钊为何网开一面？因为毛老淫贼惦记上了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了。公开索要之。毛泽东甚至为此想章士钊下了聘礼“桃杏各五斤”——“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于是老江湖章士钊察言观色，奉上养女的肉体给毛泽东玩弄，交换出本肮脏的破书《柳文指要》。因为到了此时此刻，即使不出书也要赔上女儿啦，否则章家阖府上下狗命难保也。在这夹皮沟的攻势之下，老特务康生也只能败下阵来，像是阉掉的公鸡。
（即使文革开始的1966年5月17日，反动文件《五一六通知》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又开始为章家父女而蠢蠢欲动了！老淫贼就是老淫贼，干起活来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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