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文库】传媒特训营｜江雪：为了独立表达，我愿意承受一些代价》（01/04/2022 中国数字空间）报道：
因一篇《长安十日》，前媒体人江雪再次回到公众视野。江雪是谁？《传媒特训营》特邀江雪的好友、财新传媒主笔王和岩描述她眼中的江雪——
江雪，因持续报道轰动全国的“夫妻黄碟案”，2003年记者节荣获CCTV全国八大风云记者。早年间，江雪在华商报供职，专注民生问题与法治报道，曾是华商报首席记者。
追求更自由的表达，是江雪的初心。当新闻报道空间不断压缩之际，她转身至华商报评论部，带领数位志同道合的同仁，致力于言论空间拓展，华商报评论一时风生水起。2013年夏，江雪被告知不能再谈民主法治这一类议题，于是，她辞去评论部主任一职，做回记者。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舆论空间日趋逼仄，2014年，江雪挥别离开供职17年的华商报，一度入职财新传媒。几经思虑，江雪毅然选择彻底离开机构媒体，做一名独立的时代记录者。她在受访中表示，离开媒体，不是为了转型，而是期待更自由的表达。她创立自媒体“雪访”，走访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星火事件”蒙冤者，记录时代异见者曾经的勇毅与凋零的苍凉；披露身陷囹圄的维权律师家人的抗争与坚持……几乎每篇都引发广泛共鸣。但由此带来的是“雪访”的几经转世和终被消亡。
接触过江雪的人都或多或少感受到，这些风险与敏感并存，情怀与责任同在的表达背后，是她的温润，她的包容，她的与人为善。
——财新传媒主笔 王和岩
2022年1月4日
本文原刊于《凤凰热追踪》2015-12-22 第446期
作者：朱诗琦
她选择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新闻业衰败的背景之下，回身走入更为彻底的新闻人角色中。
image
江雪
离开媒体，创业，媒体圈近几年频繁上演这样的戏码，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传统媒体的寒冬已经到来，悲观的人干脆宣判整个新闻业进入寒冬。
而对江雪这样的资深调查记者来说，她的理想仍然坚定，却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媒体的平台。在很多人离开，更多人焦虑、迷茫、蠢蠢欲动的时候，她也面临着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转型？
如今，江雪也离职了，也“创业”了。但其实，她选择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新闻业衰败的背景之下，回身走入更为彻底的新闻人角色中。
今年6月，江雪创办的个人微信公众平台“雪访”开张，第一篇推送便引发媒体与公众关注，此后连续数篇文章，几乎每篇都能成为热点。
所有人都在说，时代已经变了。作为经历过传统媒体黄金年代的70后媒体人，江雪选择了新媒体，别人看来，她是在“创业”，可这种“创业”，前方并不会有融资或者广告投放等利益，反而要消耗个人积蓄，甚至可能给她引来麻烦。她说，自己不过是换了个平台，去守自己没被时代潮流裹挟的理想——记录这个时代。
image
工作中的江雪
在路上
甘肃省东南部一个小县城的午后，老人们围坐在与县委办公楼一条马路之隔的商城广场上，晒着太阳，闲聊，他们的年纪至少在60岁以上了，有几位杵着拐杖，衣着整体偏灰、偏暗，在行人来来往往的街边，整洁而体面地坐着，自成一体。
“他们会不会知道点什么？”刚拍完对面县委大楼照片的江雪突然停下来问我，然后步伐轻快地走向老人，找了个空当，坐下和他们聊天。
那天我们去寻访一位当年“右派”的后人。这只是她诸多计划之一。她的行程表上排好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地点，笔记本列满姓名，联络、寻访、书写。每一个选题，都意味着要在不同的地点辗转，见不同的人，而她手头还有好几个题尚未开始。“对我来说，不再是媒体机构要求我来做这个选题，而是我内心认为，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她说。
这是她从事了快20年的职业——作为记者，现在成为她的事业——作为一个离开媒体机构的独立访问者。早在2003年，调查报道繁盛的时期，江雪就和王克勤、陈锋、柴静等一道，罕见地被央视评为当年的“八大风云记者”。最近几年，她由记者转做评论部主任，并又做回记者。在华商报这份西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都市报，她一留就是17年。调查记者圈，生于西北并且始终留在西北的“名记”，她似乎是唯一的一个。
辞职后，有朋友劝她：你要创业就创业，不要去写一些敏感的议题。母亲有时候也会说，你不要忙着创业挣钱，要注意身体。
这种误解让她有些好笑：“不是说开一个公号真的就在创业。我其实并没有转行，我还是媒体人，只不过是平台变了而已。”
同行纷纷转型，做公关，或者创业，也有做公益的，即便留在媒体机构，也多半是管理层，即便仍在一线采编，像这样自费盈亏还乐此不疲的，估计也就她一人。
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她谈起那些选择离开的同行，“他愿意去探索新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媒体界如今花果飘零，但是一个真正的媒体人，也会带着他的价值观、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到其他行业，开枝散叶”，“如今媒体空间越来越狭小，媒体人再待着真的很难受。很多人也不愿意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也希望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是可以理解的”。
我说，也许有的媒体人转行是不希望被这个时代抛弃，他们觉得过去那种内容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了。
她很难认同这种观念，皱眉想了半天，说：“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想去赚钱，说直白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我这样说会不会有点贬损人家的创业激情？有些人确实是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有一些人想要另外一种人生吧。反正我心里真的对创业什么的没兴趣。我不是因为别的，我愿意去研究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况，这中间还是有乐趣。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会怎么样？我的孩子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比较关心这些。”
她的好友、同为记者的王和岩提醒她：没有机构了，你就失去了保护。这个问题在江雪看来却并非核心：机构在保护你的同时也会限制你。而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所写的东西并非都很敏感，不过眼看着言论环境更坏，也只能“自己特别注意，尽量把握风险”。
对于这种矛盾，好友谌洪果曾建议：“做新闻是她最大的兴趣。我是觉得，做哪一个新闻，无所谓，为什么一定要做自己的满意的选题？我们搞法律研究，有时候也得切实实际，不能说想要的选题都可以做。但是她在这方面有时候有点倔强，觉得就是要自由自在，选题不需要别人的制约。”
“这方面她有一点点随性。”谌洪果说，“当然，她要是不随性，也不会去选择做那些有风险，媒体可能也不关注的选题。中国的现实环境比较残酷，在这种环境下做选择，坚持做一个记录者，需要一种很傻很天真的精神。”
做记者
江雪留着长发，第一次见面时，穿了一身深棕色开衫毛衣配上枣红围巾，就像她的笔名江雪所传递的——温和而充满文艺气息。不止一名见过她的人在文章里提到这种反差，他们没想过做调查报道的记者看起来会如此文静、内敛。江雪对自己的描述是：“不太激烈，但是比较坚定，不会轻易退缩。还算是个一以贯之的人。”
记者并不是江雪的职业生涯的开端，1996年，她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和许多毕业生一样，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她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不回老家，不进公检法。
“我的同学实习的时候就开始练酒量，出去要喝酒。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大盖帽,两头翘,吃完被告吃原告’。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地方格格不入，你让我去拉关系、去跟人喝酒，我难以想象这个事。”她笑，“如果那时候有死磕律师的话，按我的性格，说不定就去做了。”
一个更准确的描述是，她想做跟公益有关的事。谋生、逐利，这些事好像天然地不在她的兴趣范围之内。但这是日后才慢慢清晰的想法，在当时，她去的是一家国企，做法律顾问。
她记得，第一天报到，她在路边吃了碗凉皮，对面的厂房灰蒙蒙的，那就是她即将工作的地方。那天她就确定自己不会久待。一年半后，她便去了华商报。
华商报创刊于1995年，1997年改版，后来居上，成为西安报界的翘楚。江雪去华商报是1998年，正是报社最有生气的开拓期，也是整个传统媒体的上升期。
从那时往后，传统媒体有过一段黄金时代，那也是调查报道的黄金年代，全国各地的记者保持着联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时有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各家媒体同时出动，媒体人相互支持，很多禁令也是那样被冲破了。
image
江雪旧照
江雪喜欢做记者，起初是因为这是一份靠写字挣钱的工作。此后，文学青年的那一面被渐渐打磨，法律人的底色逐渐显露——关注公民权利、弱势群体以及社会中的不公。
她成名于2002年的延安黄碟案报道，当时延安一对夫妻在家中看黄碟，遭遇警察闯入并被带走。江雪和同事对这件事做了持续半年之久的追踪报道和评论，这个事件本身也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和讨论，焦点在于——公民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边界。
凭借那次报道，江雪获得《南方周末》“2002年传媒公众服务杰出表现奖”以及中央电视台“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
时隔13年，再次谈起“黄碟案”，江雪说，她有了些新的思考，“十年前，大家讨论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好多法学专家谈对警察权力的限制。当时对警察国家的批评，我认为还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过了这十年，警察权没有得到收束，反而有一种更泛滥的倾向，今年，你看庆安事件中警察开枪，明显能看到警察权力已经有放纵的危险，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对此不可能再有更全面的讨论了。”
她说，以前身处其中，不觉得那有什么，叫上同行、想方设法突破现场、突破禁令，在当时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几年传统媒体在体制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急剧衰落，公共空间愈发缩小，回想过去，才意识到那时候真的是黄金年代。
能做事的时候， 要利用那个环境去做事
当事人拒绝了采访。那人曾经是热血青年，经历过被打为右派、同伴屈死的过去，现在人老了也过上了大体如意的生活，说：不想再提起过去的事。
对这种情况，江雪通常表现出理解以及耐心。她的忧虑藏在表面的淡定背后。“我其实很羞愧，我今天还坐在这里，没有去行动。”一次在咖啡馆聊天时，她突然说。这是她难得表露出内心的着急。
谈到过去，她时常谈起的是评论部两年的“痛快”。2011年7月，江雪由记者转做评论部主任。她希望的是：搭建一个凝聚本地和国内知识人价值认同的平台，尽可能地拓展言论空间。她觉得，在今天，对一家报纸的评论版来说，呼唤民主、法治，批判公权依然是最重要的职能。
那时西安乃至全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不管有无禁令，她说自己“见缝插针，尽量去拓展边界”。从“7•23”动车事故到乌坎事件、北海律师案、南周事件等，她主持的评论都没有缺席。
在西北的这份报纸上，登过贺卫方、杨继绳、崔卫平、笑蜀、袁伟时等人的访谈。那个时候，她的好友，当时西安外国语学院新闻学院的院长王天定，和西北政法大学的“终身副教授”谌洪果常会邀请一些人去课堂给学生们讲课，这些内容会被江雪发到华商报评论版。“这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互动。” 稿件往往要删掉一些东西，但她会去争取，尽可能保留更多。
碰触一些禁忌的议题时，江雪会受到由上至下传达下来的压力，时不时的，也会有人给一个暗示，各种各样的暗示，提醒她“注意一下”。
2013年7月，她接到了指令，以后不能再去谈那些民主法治这一类议题，“你可以谈论菜篮子这种民生议题，为什么去触碰那些？”然后，她辞掉了评论部主任的职务。
就在几天前，12月17日，最新的消息传来——华商报宣布解散深度新闻部。这同时意味着在江雪离开后，被并入深度新闻的评论部也一并解散。对江雪，这意味着她迄今为止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她曾是在深度新闻部做了10多年记者，又在评论部担任了2年主任。现在，这两个部门都不复存在。
“为什么不把媒体仅仅当做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业余做自己想做的事？”
江雪想了下，说道：“其实媒体人受体制的影响是最大的。有时候它会逼到你跟前来，你必须做出选择。艺术家、律师、记者，都是这样，你要有个态度。我也不是一个多勇敢的人，但我会衡量，为了自由，为了独立表达，我愿意承受什么样的代价。比如缺少固定收入这样的代价，是我能够承受的。如果因此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我觉得是值得的。如果要养家糊口的话，那做点其他事也挺好，比如开个小面馆？”。
念念不忘
现在，江雪拿着笔记本置身人群里，她依然像记者一样倾听，像记者一样提问、记录，她的穿着、言行还都是记者。自1998年入行，她已经做了10多年采访，在她的工作状态里，专注、耐心，驾轻就熟。除了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新闻机构，她所干的毫无疑问仍然是记者的活计。“其实我觉得我压根没有转型，还是一个记者，还是在路上。”她说。
做“雪访”后，第一篇，她写的是阿潘，一位知名维权人士的妻子。阿潘探望丈夫时，江雪陪在一旁，她说，最初是出于道义上的情怀，想陪着阿潘走一圈。后来她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成了“雪访”的第一篇文章《阿潘探夫记》。
从春天到夏天，她来探视的日子，天空大多数是蓝的。可也有几次，是那种灰，沉闷、空旷，让人心往下沉的灰，她都记录在Ipad里了。
她也拍下了玉闪送她的花，那是他从“号子”到会见楼的路上，偷偷在路边揪下来的。共有6次，阿潘收到了，是那种小小的、长在路边的黄色雏菊。最后一次，被押解的警察发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花了。
她接着写了另一位妻子，律师浦志强的夫人孟群，名为《一个妻子的这一年》。
孟群比丈夫小两岁，也是大个子，1米72。她的丈夫，人称“大个子律师”，侠义纵横，在49岁这年，迎来了这场“几乎是命定的”牢狱之灾。
40多年前，孟群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那时正值“文革”，当中学校长的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去看望他，一路走着，一边剥花生，到了，花生也够一碗了，给父亲煮了吃，然后再回来。
她出生了，父亲起名“孟群”，说，就当群众，其他啥也不当。结果组织上来劝父亲，让改掉这个名字。父亲没改，“孟群”这名字就一直叫到今天。
如今，每个月，她也和母亲当年一样，要穿过偌大的北京城，去原本陌生的地方，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
……
2013年，老浦的养母去世。之前，养父和生父都已去世了。在尘世间，他就剩下了这生身的老母亲，所以也格外珍重孝敬。
去年5月，他被抓走，大家都瞒着老人。直到有一天，老母亲看见央视的焦点访谈上，提到了一句他的名字。老人就知道他出事了。
大哥、二哥都来了。大哥也已经60多岁，有高血压、冠心病，担忧着弟弟，身体最近越发不好。都问孟群：最近见过志强吗？可又都知道，除了律师，家属是见不着的。孟群也已经一年四个月没有见到丈夫了。
大家并不怨他。外甥们，侄儿们，说起来，都为他自豪。
……
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要回北京了。临走，孟群把一串念珠挂在老母亲的脖子上，安慰说：“想儿子了，你就好好念佛。等着他。下次我们一起回家来看你。”她的平静让家人心里也仿佛有点底了。
以一种感性的、故事的方式而非简单的事实罗列，江雪呈现了两位妻子所身处的环境以及精神状况。这两篇可能是“雪访”转载和点击率最高的文章了，部分由于所涉及人物的敏感性。你几乎不可能指望在国内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这就是没有机构的好处。如果供职于媒体，我无法把这些真实发生的小小的历史片段，变成选题。”她说。
最近一篇是列宁传记的中文译者田保荣，一个囿于题材而迟迟无法出版译著的故事。即便讨论这样严肃的话题，你也能看到这种非常江雪式的细节：
2015年10月，田保荣静静坐在自己那间只有六七平米的书房里。窄小的书架最上头，是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他们都穿灰布棉袄，母亲嘴角紧闭，父亲留稀疏的山羊胡子，眼神淡漠忧郁。他的爷爷，没有留下照片，“长相大约是和我父亲一样的。”
他们，就是那些在革命的洪流中被卷裹着、如落叶般平凡的人。在革命成功之后，又经历了大饥荒、文革等所有的苦难，在今天，在相片里，静静地注视着儿子和他不能发表的书。
她做“雪访”，按着自己的兴趣先做，然后问问媒体是否愿意发，写浦嫂那篇，首发在亚洲周刊上，稿费算下来只够她的差旅，大部分时候这些选题找不到发表平台。近来国内兴起了几个非虚构写作平台，她拿“大饥荒和右派”的题去问，对方表示“太敏感”。她在微信文章后面添加了打赏功能，二维码上清淡地注上：“独立写作，请长按二维码随意打赏，谢谢！”离开媒体的这大半年，基本靠多年工作的积蓄支撑，“没什么像样的收入”。
“江雪对文本的把控能力，她的多年业界经验，加上业界人脉，可以让她在这样一个时代摆脱对媒体的依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倒觉得她可以做这种尝试，试一试说不定也能做出来。当然肯定会很辛苦。”她的好友、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天定说。
他建议江雪更加关注底层、弱势、草根的东西，也更加熟悉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方式，比如试着众筹。“从朋友的角度讲，有些选题我不主张她做。但是如果撇开这个层面，她做的这些选题，我都是认同的。”
采访结束后，江雪在微信上发来一段文字：“今天想，自己要做的，就是为真实再垒一块砖吧。这是一个记忆面临着强拆的年代，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因为有意无意的屏蔽，人们的健忘，民间话语权的匮乏，被呈现出来的真实太少了。”
那之前，我们曾多次谈过现实，谈论生计、前途这些对一个媒体人或者对从事任何一个行业的人都相当重要的话题。“现在可能就养活自己是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解决，就没有什么迷茫了。”她迟疑着，然后很快消解了忧虑，“也许自由就是要有一点清苦。”
她更喜欢提起的是这样的场景：
12月22日，冬至。早晨8点，江雪下了到达西安南站的火车，坐上摇摇晃晃的县城公交，回家。她刚从四川内江采访一位右派老人回来。“采访完，我给老人深深鞠了一躬，我此前从没有这样过。因为，这位老人，当年是为我的家乡人痛陈苦难，才蒙狱20年的。”江雪说。
她说，那一刻，心里有一种很热很热的东西，让她几乎说不出话来。
— End —
谢选骏指出：江雪的存在可谓难能可贵，她的《长安十日》厚积薄发，洛阳纸贵，可谓其来有自矣。
网文《长安十日》（01/03/2022 中国数字空间 文：江雪）报道：
小区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起来，一遍遍重复着，喊人们下楼做核酸。队排了很长。测核酸的女生，每做完一个，都使劲地用消毒水拍打着自己的塑料手套。我闻着那冰凉的气味，想象着她的手已冻成青紫。
这是2021年12月31日。旧年的最后一个黄昏，暮色即将降临。从阳台上看出去，大街上空寂无人。这城市不再有车水马龙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静让人感到荒谬而又有一丝恐惧。
1 封城当日
12月22日下午，西安封城令宣布当天。我闷着头在南郊的家里编稿子，隐约感觉到疫情变得严重。家门口的一些餐馆几天前就被贴了封条，门口的便利店前一天已不再接快递，生活开始不方便。三点多，朋友随喜微信留言，说还是去买些菜吧，储备一些食物，马上超市都要关门了。我相信她，她是资深的公益人，有多次远程救灾的经验。于是立马出门。
到超市就发现情形不对。虽然当天的新闻发布会还没召开，傍晚的大抢购还没开始，但人们的购物车都塞得满满当当。我决定多买一些，共享单车是驮不回去了，最后还是用车载了回去。
果然五点多的新闻发布会上，下了“封城令”，虽然政府说“物资供应充分”，但人们已开始抢购。我因已买好东西，心里比较笃定。忙完了，出去转转。路上看到，高新区的沙井村村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整个村子外面，沿路边有两三百米，都已被绿色的板子隔了起来。
从天桥走到路对面想看看详情，这才发现，有一家正在营业的商店，也被隔在了挡板里边，暂时还灯火通明。我站在天桥的台阶上，和老板打招呼。他告诉我，下午紧急封村，商店过一会儿就得关门了。
村口聚集了上百人，人们都戴了口罩，摩肩接踵，没有其它防护。路边，有一辆警车，闪着灯，车上没人。
一个年轻女人，买了一堆东西，塑料袋胡乱放在地上，正蹲着给家人打视频。一个中年男子，靠着自行车，发愁地看着人群。他告诉我，早上他出去干活时还好好的，晚上八点下班回来，就发现村子封了，进不去了。他告诉我，一个月的房租是500元。
我知道那种房子。20年前刚毕业，我就住城中村，大约10多平米，没有卫生间，在楼道里做饭，采光不好，黑咕隆咚的。
两位清洁工，手里拎着塑料袋，大约也是买了点生活用品，站在人群里，黄色的保洁服很显眼。问他们，说是下午四五点出去干活的时候，还能出来，晚上干完活回来，就进不去了。
很多年前我做过保洁员的报道，知道他们租房，只能在城中村，因为他们有推车、扫把等工具，就算租得起楼房，也没法住。当年报社附近的黄雁村，就是保洁员们的一个聚集地。后来那里整体拆迁，盖起了楼，他们也就失去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陪他们站在路边，感受着他们的无奈。年龄大的一位很胆小，生怕说错了什么。年轻的那位，却始终笑着，对我不时点着头。口罩后是黝黑的面庞，我能感受到他笑容的温暖。
一忽儿，隔离板接口的地方，人群一阵骚动，似乎开了一条缝。听人们说，现在村里的领导正开会，还在等说法。两名保洁员也赶紧凑了过去，一会儿又失望地散开。看看手机，已将近晚上十点。人们聚在这里，在寒风里至少已等了两个小时。
几天后，看到网上说，住在城中村的一个年轻男人因封城吃不上饭，饿得大哭。我就想起这个封城夜。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也住在有几万人的沙井村，也曾在那一晚被堵在村外、一脸茫然。
又去了几个地方，然后回家，此时大街上已空荡荡。吉祥路上，俗艳的红灯笼挂满了路边的梧桐树。有人站在路边，拎着大包小包。高新路上，骑摩托的外卖小哥小吴正赶着送零点前最后的餐。他说，虽然封了城，人总要吃饭，商场里的一些餐馆应该会开门，会有单子跑。说话时他还笑嘻嘻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仓促不堪，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这个夜晚，那些被堵在家门口的人，超市里抢购的人，孕妇、病人、考研学生、建筑工人、城市流浪汉、路过西安的旅游者……可能都低估了这场“封城”将为他们带来的灾难。
而那些为这座城市按下“暂停键”的人，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他们又可曾想到，他们将怎样影响居住在这城市的1300万人的命运？如果这不是比天还大的事情，那还有什么是呢？
2 残存的市场
至少在封城之初，一切似乎还说得过去。很多社区门口的超市、蔬果店，遮遮掩掩都还在经营。虽然人们的流动已停止，但基本的生活供应还在运转，不过慢了许多。
我所在的小区，院子里每两天做一次核酸。大门虽不能自由进出，但物业开个“出门证”，也就是一张小纸条，就能出门。据说隔离政策是“每一户两天可以有一人出去买菜”。
我并不需要外出去买菜。一来还有储备，二来小区旁的便利店还开着，勤快的老板娘隔着栅栏记下大家的需要，不管是蔬菜米面油，还是生活用品，配好货，再递进来。12月25日，下雪了，有蔬菜车停在了小区门外，菜很新鲜，还有鲜肉，邻居们自觉地排队去买。一位女士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抱走了自己订的一大束鲜花。
没有人能预料到，仅仅过了两天，全西安人都开始在网上找菜，全民买菜难。在这样一个物质过剩、人人都要减肥的年代，吃饭会突然成为一件难事。
12月26日，封城后第四天。在网上看到消息，说大家最近都在关注的湘西田田老师回家了。为田田老师高兴的同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的律师朋友，他的妻子，此时也在网上呼喊，盼着丈夫能回家。但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心头憋闷。我决定以买菜之名出去转转。
拿“路条”出了门，在积雪未融的街道上扫了辆共享单车，享受这难得的自由。大马路上，公交车还在跑，但并没有人坐。某个站台的躺椅上，躺着一位流浪者。大街上，不时掠过外卖小哥、快递员的身影。
路上警车不少。出来十分钟，大约看到四五辆警车。
平日经常去买菜的甘家寨村口，用挡板遮住了。板上贴了好几张纸，歪歪扭扭写着“调料”、“辣椒”、“榆林豆腐”、“土猪肉”字样，都留了电话。有两个男子，就隔着挡板，一手交货，一手扫码付账。
这是一个庞大的城中村安置区，也是周遭一个著名的集市。每到傍晚，村里灯火通明，红尘万丈。好几个快递公司的服务站都设在这里。和周边社区相比，这里衣食住行，自成一统。虽然封城，但村里的好多小餐馆还开着。此时，社区的围墙外站着一溜儿外卖员。不一会儿，就有餐馆的小老板匆匆跑过来，隔着栅栏把待送的餐递给他们。
一位外卖小哥正坐在摩托车上玩手机。我和他聊了一会儿。
小哥姓刘，今年29岁。老家在宝鸡。他说，22号那天听到要封城，想赶紧回老家，结果一问，回老家就要集中隔离，隔离费还得自己掏，一天得210元。太贵了，他决定还是留下来。但他租住在沙井村，村子已封了，他也回不去。
没办法，他就住酒店，因为这样可以自由进出，还能继续跑单。而大街上的酒店，最便宜的是每天150元，他和人分担。这些天，开门的餐馆少了，单子少了，但外卖员也少了，所以他每天还能跑三、四百元，甚至超过了他此前的日平均收入。
几天后，看到新闻，老家在咸阳淳化县的一个男人，封城后，为了从西安回家，蹬了一辆共享单车，在零下六七度的关中原野，从晚上8点骑到早上6点，将近90公里，在接近老家时被防疫人员“抓住”了，罚款200元。还有一个年轻小伙，为了回家，从咸阳机场走到秦岭，又在山里走了八天八夜，一直到了分水岭附近的广货街，被人发现。
我又想起了小刘。不知道后来“管控升级”，他还能出来吗？即使能出来，又有单可跑吗？一天150元的住宿费，他又怎么承受？后悔那天没有留下他的电话。
3 管控升级
12月27日，突然听说全西安“管控升级”了。小区保安说，原本执行的“两天出门买一次菜”，已经作废。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进出小区。
28日，全网都在呼吁“买菜难”。我所在小区门口，大门紧锁，物业的人不再让大家在门口停留，在栅栏内登记买东西。我扫码加了门口便利店的群，这才发现，这可能是我接下来唯一可依靠的生活补给渠道。
后来想想，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那外面物资再丰富，宣传再好，其实也和普通人没了关系。
便利店的群里一片混乱，已有400多个人。人们都在找吃的，抢吃的。老板娘规定，每天“接龙”只能限于早上一个小时，但每个刚进来的人，都要先抢接龙一番，自然被老板娘一顿训斥。
翻了翻群里信息，看到小区里有年轻人在求助：“谁能卖给我一幅碗筷？到处都买不到。”我留了话，让他十分钟后在楼下取，然后给他收拾了碗、碟、筷子等一套餐具，送了下去。
隔着绿化带，问了一下小伙子的情况。小伙说，家在附近，公司在这边，封了后回不去，但办公室从没有开过火，所以啥都没有。他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个炖锅，但又没有餐具，也没地方买……作为感谢，他带给我一点零食，包括一袋鸡肉肠，一小包士力架，还有一盒特仑苏奶。
第二天，情形更糟糕。看到群里有两个年轻人说，已经吃了一周泡面，嘴都烂了。一个说，她现在所有的库存，只有两包方便面。另一个说，自己已“弹尽粮绝”。
我留言给两位年轻人，说第二天中午，我给他们送一顿盒饭。一位谢绝了，另一位答应了。临睡前，我取出了冰箱里的一块牛肉，想着第二天给这位姑娘做西红柿炖牛腩。没想到，第二天她留言，说自己有吃的了，不用给她做了。再三邀请，她还是说算了。猜测她是因为自尊，或者还有一丝戒备，就没有再强求，只告诉她，有事可以和我联系。
我也开始数着自己的库存过日子。看到邻居说天天做油泼面，为了省菜。就送去了四朵香菇，两个西红柿，一个西葫芦。再加上一桶我封城前买的啤酒，挂在她家门口。她挺开心，回赠我几个甜脆的苹果，我求之不得。
此时，看到网上说很多小区，邻居之间开始“以物易物”，拿方便面换香烟，大蒜换土豆等，哑然失笑，但我相信，这当然是真的。
突然进入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人也开始对食物计较。我老想去厨房看看，清点一下冰箱里的存货。封城已近一周，提前采购的食物，也少了一大半。想着再补给一些，但在便利店的群里，根本接不上龙，很多人说自己已在饿肚子，等吃的，央求店家能早点配货。我决定不去凑热闹，另谋生路。
4 人们的自救
从12月28日到12月31日，至少这四天，关于怎么买到菜以及生活必须品，也就是如何能吃到饭，大部分西安人只能依靠自救。
有外地的朋友好奇，问快递能送到吗。事实上，在12月21日左右，西安的快递已停，人们无法从外地网上购物。封城后，微信群里流传着一些网购平台，称疫情期间可以送菜。但我下单才发现，只要住在西安，就无法配送。平时常用的“盒马”，永远是“快递小哥已约满”。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人乐到家”，下单买了些菜，但付账后两天，还没有动静，也就退了。
12月29日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直播，评论区被“买菜难”攻陷，结果干脆关闭了评论。
我和几位朋友在一个志愿群里讨论。他们都参与过各种救灾，经验丰富，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次在西安，要做点事，实在太难了。封城之初，他们就组织了线上线下几千名志愿者，但却没法发挥作用。政府“一刀切”关闭了所有小区，通行证又非常难办，志愿者根本没法离开居住地，到一线服务。这也是他们多年来都没有遇到的情况。
其实很容易想到，我们这些小区居民还是幸运的，家里一般都会有点余粮，不至于马上挨饿。最悲惨的是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等一些“三不管”地带的人。难以想象的是，那些平日在公司上班的年轻人，封城后也成为吃饭最难的人群之一。他们平时不做饭，没炊具，有的就住办公室。此时外面餐馆关门，外卖停止，连大门都出不去，方便面都成了稀罕物。
12月30日晚，气温零下。在一个小群里，朋友留言，刚在街上给流浪者送完餐回来。这位朋友热心慈善公益，与人合作，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为西安街头流浪的赤贫者提供食物。这几天，他在南郊的工厂为流浪者准备食物，然后送去城里，一晚上送了185份热饭菜。他因有通行证，倒没有什么阻碍。
封城前，我曾参加朋友的活动，给流浪者们送过一次棉衣。知道他们平时主要在市区的银行、ATM机下等地方避寒过夜。如今封城，他们一方面被驱赶，另外，因为街道上没人，不管乞讨还是拾破烂，都没了条件。对他们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冬天。
元旦这天，我和好不容易有点空闲的张姐聊了会儿天。她做公益机构已10多年，原来为残障者服务，近三四年投入社区工作。这次疫情，她一直在和社区合作，链接资源，参与了很多救助活动。
张姐告诉我，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邻里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孩子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没吃没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邻里互助完全可解决。包括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相处如在孤岛。在这块儿，原本公益机构可以做很多事，在社区耕耘建设。但这一点，往往又被政府忌讳。
说到目前到处吃菜难的状况，她比喻，类似于把大家全圈起来，再由政府工作人员去“投喂”，试想在上千万的城市，怎么可能实现？一个社区有两万人左右，基层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十个，光各种行政指令都忙不完。她感叹说，认识到的社区工作者，以年轻女性为多，很多也都是母亲。这些天她们根本回不家，都是超负荷运转，很多人就打地铺睡在办公室，让她都觉得“心疼”。
“政府还是没有认识到，行政力量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就像这次防疫，基层工作人员这样没日没夜地辛苦，效果又如何呢。”我们聊着，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小时。
5 我们的建议
12月31日上午，我终于买到了疫情以来的第一箱菜。说起来还是通过邻里互助。我在小区微信群里看到卖家的海报，发现价位比较合适，108元一箱，一箱20斤。赶紧下单，第二天就送到了，还挺新鲜。
此前，网上已曝出不少新闻，政府的免费菜发到了一些小区，但网友追查，一些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和政府有关。与此同时，住在曲江的朋友开始收到“爱心菜”，不少人开始发“正能量”。但我的判断，即使政府送温暖，一时半会也到不了我们手里。道理很简单，市场停摆，全市日常的物流配送都停着，1300万人的大城市，靠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短期内送菜上门，可能吗？
取到菜，问了老板两句。老板说菜是从宁夏调来的，调了5000件。因为前些天办不下通行证，没法送。只要小区的需求在5件以上，他们都愿意配送。“市场永远比政府聪明”，这是句老话了，此时此地，我才能感同身受。
事实已经很明显，持续多天的“卖菜难”，本质还是人为灾难。在西安，并不存在物资匮乏，只是物资难以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人手里。看到很多自媒体文章，有一篇，作者叫兽爷，一语中的：“我们有天猫、京东等那么强大的物流系统，政府为什么不用？非要自认为聪明地自己去送菜上门？”
天天看着朋友圈，微信群，内心被各种信息轰炸。随着管控升级，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高危孕妇无法去医院备产，肾移植后急需用药的病人无处买药，农民工在关门的建筑工地上无法吃饭，考研学生滞留街头挨饿……因防疫管控而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频频发生，再下去，并非没有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
12月31日，一早和朋友们聊，讨论该怎么办，和随喜等朋友形成了一些建议。我决定，以市民个人的身份，先把这些建议发出去。这份“西安一位市民关于解决吃菜难问题的紧急建议“中提到：必须逐步恢复市场秩序。首先恢复末端物流系统，让菜贩、果蔬店、超市等能进入小区供应，包括让各种救命药品进入居民手中等。并且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救助系统，鼓励民间自救等……
最后，还是决定不署名，为的是不被贴上“标签”，只让市民的心声能表达出来。但天知道，我心里是没有恐惧吗？朋友敏涛前两天写了几篇日志，就是呼吁解决“卖菜难”的，文章发出两天，就找不到了。我熟悉的一家平台，已开始刪掉西安疫情的所有“负面“…
6 “西安只能胜利”
2022年的第一天到来了，一大早，拉开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
我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随手点开一个视频，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伙子，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着殴打。
画面上，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我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面对自己的同类，这寒风里买回一点食物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也会让人变异吗？是在有权者眼里，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我默默关掉了手机，此时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一天。
这城市表面的寂静掩盖不住它的兵荒马乱。从个体角度来看，从12月27日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灾难发生着。最初是各种吃不到饭，后来更多的是关于治病就医的呼救。我过去呆过的报社，成立了一个“记者帮”的栏目，希望“帮一个算一个”，记者去帮市民买药送药，解决一些实在过不了的关口。每一天，收到的求助信息有上千条。
新年到了，我所在的小区内，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封条。因为另外一栋楼上有两例确诊病例的人，听说按照最新的社会面“清零”政策，如果再有病例，我们小区的住户，就要全体被拉走集中隔离。
在小区单元群里，我简直能感受到大家都在瑟瑟发抖。12月31日半夜，被全体拉走集中隔离的糜家桥小区，就在我家附近。而明德门8英里小区被拉到灞桥公租房集中隔离的人，已在求助。我们至少还是在自己温暖的家里啊。此时，不再需要物业提醒，单元群里，大家都在加油鼓劲：先停止一切购物、下楼，一定确保安全，否则，全小区的人都要被拉走集中隔离啊。一位邻居最担心的是家里养的五只猫，其中三只，都是一线防疫人员寄养的啊……有朋友提醒我，还是简单准备一下，以免真的被突然拉去集中隔离。
1月3日，又一天过去了，群里有人说：“终于又保住了一天”。我们就这样活在“盛世”。
中午，看到网上流传着一个叫“太阳花花花”的女孩的消息：她的父亲心脏病发作，费劲周折出了小区送到医院，医院因为她所在的小区是“中风险”，先是不接受，后来勉强留下，拖了几小时，要做手术抢救，但终于没有抢救过来……
我通过小红书去找这个失去父亲的女孩，我想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她到底遭遇了什么。如果有机会，我想抱抱她。也想告诉她，我们遭遇的苦难，应该被记录下来，也不应该白白承受。
我留言希望这个女孩能和我联系。但到傍晚时分，也没有消息，却发现她小红书上第一页关于父亲去世的内容，已被删除。好在我截了图，那上面显示，有很多人已关注她。评论中看到一条，大意是：在这荒谬的城市，只要不是死于病毒，就不算死亡。
1月3日的黄昏又降临了。这是封城后的第十天。我没有等来小红书上女孩的消息，却看到了一个曾经熟悉的朋友留
言，一大段话，大抵是为“社会面清零”叫好。末尾有一句是：“西安只能胜利，别无选择，没有退路。”
我很无语。默默地把那个女孩讲述自己失去父亲的遭遇截图发给他。说真的，我不想和他产生任何的辩论。
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发去几段话。
“‘西安只能胜利’，这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也是空话。与之类似的，还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是不错，但具体到每一个普通人，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在这里，我们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被付出的‘代价’？”
“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不吸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摆奖，歌功颂德，那人们的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不打算再见到他。但我想告诉他，这个城市，不管最终如何从宏大叙事去讲述这场苦难，在今晚，我只关心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关心那个流着泪，去找一个陌生的防疫人员要卫生巾、一遍遍诉说的年轻母亲。以及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原本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
我也想对他说：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
谢选骏指出：《长安十日》的命名，明显受到《扬州十日》的影响——
网文《扬州十日》报道：
扬州十日又称扬州屠城。是指史可法率领扬州人民阻挡清军南侵守卫战失败之后，清军对扬州城内人民展开的屠杀。当时幸存者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中和明末史学家计六奇的《明季南略》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
扬州在激烈抵抗后失陷，清兵屠戮劫掠，十日不封刀。“几世繁华的扬州城是时“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城中积尸如乱麻” [2] 。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仅被和尚收殓的尸体就超80万具。 [3]
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时期，所有有关扬州屠城的记载随着清军入主汉地之后被刻意掩盖，导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对此屠杀事件一无所知。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将《扬州十日记》从海外带回中国， [4] “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 [5]，扬州十日才广为世人所知。[4]
除《扬州十日记》之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6]《明季南略》[7]等诸多史书记载屠杀事件，然皆远不及《扬州十日记》详细。
历史背景
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在多铎的率领下，分兵亳州、徐州两路，向南推进，势如破竹，直至扬州。
史可法收兵退保扬州。刘泽清、刘良佑以入卫南京为名，率部南逃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八日，南明降将李成栋，率清兵南下包围扬州城，史可法急令各镇赴援，均无响应。降将李遇春到城下劝降，史可法命令放箭射回。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九日，明将许定国引多铎师至扬州，扬州被清水陆各军重围。守将史可法统率军民，坚守孤城，同时，向弘光皇帝求援，弘光不应，扬州告急，四月二十一日，南明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欲劫史可法出降，史可法以大义叱责之，二人遂拔营降清。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试轰扬州城，形势危急，史可法用血书告急朝廷，未得回音。南明的各镇兵马不听史可法调度，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已难有作为。史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决定抗战到底，一死以报国。 [8]
当时，清军至少有十万人，扬州守兵仅万余人。两军战前，羽檄交驰。多铎派明降将劝降，后多尔衮致书诱降，史可法回信拒绝投降。史可法说：“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后多铎亲自出马，连发五封书信，史可法不启封便付之一炬。史可法招集诸将说：“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之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其后一气写下了五封遗书，除一致豫亲王多铎，其余是给母亲、夫人、叔父、兄弟的，二十一日又作遗书给母亲和夫人：“……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8]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四日，“北兵试炮，飞至郡堂，弹重十斤四两，满城惶悚。” 是日夜，清军攻城，“炮落雉堞二堵。二小卒缘墙而上，城上鼎沸，遂不支。” [8]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二十五日终因弹尽粮绝，城陷。史可法欲以佩刀自杀，部属强行夺过佩刀，拥其走入小东门，清军迎面而来，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多铎以宾礼相待，口称先生，当面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在多铎百般的诱降时，史可法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态不可屈。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后壮烈就义，终年45岁。 [8]
城破后，出现了很多与史可法一样慷慨赴死的人物。孟森《任民育》中写道：“危城官属，明知肝脑不日涂地，而一息尚存，誓不远引规避，若扬州知府任民育以下数十人。”在他们中，有扬州知府任民育，城破后郑重换上明朝官服，端坐大堂、恭候敌人，说“此吾土也，当死此。”有吴尔壎，前一年他在北京经不住闯军拷打而屈降，引为奇耻，“南归谒可法，请从军赎罪，断一指，畀友人祝渊寄其家曰：‘我他日不归，以指葬可也。”城破，投井而亡。有副总兵马应魁，“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报国’四字于背，巷战死。” [8-9]
史可法的部下在这种情形下，仍率余部继续鏖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炮队专家陈于阶，或者是死于街上的战斗，要不就是自杀殉国。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10]
清军占领扬州后，纵兵屠掠，十日封刀，史称“扬州十日”。
发生原因
扬州地位
扬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历来得漕运、盐运之利，向称富庶地区，商业繁荣。加之扬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元以来就具有深厚的抵抗传统，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们反抗热情的高涨。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靳应升《读邗江〈钱烈女传〉，补诗以吊之》一诗：“烈火不受尘，高云不受滓。此身能不辱，虎狼莫敢视。哀此闺中秀，珍重全一耻。忆初引决时，长跪泪如此。问我军如何？鼓哑城东圮。此时知尽节，必吾相国史。弱质虽非男，未忍蹈犬豕。不死不成人，一死良不悔。从容裁大义，弃身如弃屣。老亲苦无儿，宁复顾甘旨。日月照其魂，洁比邗江水。”据此诗，可以看到，史可法领导的抗清斗争得到扬州人民积极的响应与支持。
对于如此反抗和富庶的地区，满人破城后，不杀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抢夺财物不足以中饱私囊。所谓“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誓约，早已成为一纸空文。
清军报复
清兵攻城付出惨重代价，有扫垢山的尸体丛葬为证，有三个将领、一个贝勒的阵亡为证。由此而引起对城中百姓大屠杀的报复。
为进军江南，对当地不服的异族进行镇慑。清兵攻克南京后，多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称：“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 [11] 这等于是一份扬州大屠杀的命令。
事实上，清兵大屠杀并未迟延数日，诸多史乘说：“从破城之日起，豫王就下令屠城。”不仅是戴名世一人所记。多铎收了徽商汪氏兄弟30万金的巨额贿赂，却未答应他们“勿杀无辜”的请求。顾炎武所记的多铎在南京执法严，不过是对那些抢了财物不向他上交的士兵执法严，其时江宁县就在多铎的掌握之中，抢掠南明皇宫内的各物多半为贵重宝物，岂容士兵独吞私没。所引顾炎武的记载，并不能证明豫王在扬州严于执行“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法令。
历史过程
屠杀
弘光元年（1645年）5月20日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 [10]
到1645年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
一满兵提刀在前引导，一满兵横槊在后驱逐，一满兵居中在队伍的左右看管以防逃逸。三满兵驱赶数十人如驱如犬羊，稍有不前，即加捶挞，或立即杀掉。妇女们还被用长绳索系在脖子上，绳索拖挂，女人们由于小脚难行，不断跌倒，遍身泥土。街上都是被弃的婴儿，他们或遭马蹄践踏，或被人足所踩。 [12]
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
路过的沟池里，只见里面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流入水中，化为五颜六色，池塘都被尸体填平了……街中尸体横陈，互相枕藉，天色昏暗无法分辨死者是谁。城墙脚下尸体堆积如鱼鳞般密密麻麻，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 [13]
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 [13]
扬州百姓，同仇敌忾御敌。据史可法纪念馆馆藏资料记载：在保卫扬州城的战斗中，百姓踊跃参战。有的奔上城头抢修防御工事，有的协助兵士巡城，连妇女老小都出动，搜集砖石、石灰，赶制刀枪弓箭。退职武将樊大纲召集一批志士，加入守城队伍。其母为了免除儿子的牵挂，竟一头撞死在石碑上。城被攻破后，市民们或同清兵巷战而死，或自杀身亡。二百多扬州少年自发组织起来，到处伏击清军，全部战死：诸生高孝瓒，在衣襟上书：“首阳志，睢阳气，不二其心，古今一致”，在学宫自缢；医生陈天拔、画家陆榆，船民刘某、徐某，均不屈死；妇女拒辱自杀者不计其数。
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 [10]
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收尸的和尚统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10]
其中还不包括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在偏僻处自缢的人。
抢劫
清军入城之后便在那些投降的汉人带领下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户。清兵们先是抢银子，后来就无所不掠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号叫声。 [14]
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 [13]
纵火
清兵在城破之后在城内大肆纵火，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 [13] 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一些人得以幸存。
强奸
伴随着屠杀和纵火的同时，强奸也不断发生。
扬州十日时抗拒清军蹂躏而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0多人。这个数字，当然不包括被掠夺走的成千上万妇女。 [15]
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十五日，扬州十日的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奉献给清朝统治者。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 [16]
相关影响
史可法固守的扬州，是江南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也是清兵入关以来首次遇到的军民一体的坚强抵抗。 [17]
惨绝人寰的屠城使得几世繁华的扬州城在瞬间化作废墟之地，江南名镇一时间几世繁华的烟花古巷变成了血流成河的屠宰场。 [14] 后人称之为“扬州十日”。 [18]
史书记载
国内
关于扬州大屠杀，除了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有亲历、亲睹的逐日实录，《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书籍如：《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等皆予引用。戴名世《南山集》中的《扬州城守纪略》、计六奇《明季南略》等也有简略的记载。《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州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 [6] “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 [7] [19]
此外还有各种稗官野史的杂录，当日史可法部下、幕僚的回忆录，有大量的诗篇，以如泣如诉的悲愤文字作诗史；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写真图画，以直观的视觉形象作画史；有同时代扬州人的话本，在歌颂史可法民族气节的同时作扬民遭遇的痛史。 [19]
西方
卫匡国《鞑靼战纪》：
“他们的攻势像闪电一样，用不了多久就占领它，除非那是一座武装防卫的城市。这些地方中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鞑靼的反复进攻，那就是扬州城。一个鞑靼王子死于这座城下。一个叫史阁老的忠诚的内阁大臣守卫扬州，他虽然有强大的守卫部队，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遭到洗劫，百姓和士兵悉遭屠被杀。鞑靼人怕大量的死尸污染空气造成瘟疫，便把尸体堆在房上，城市烧成灰烬，使这里全部变成废墟。” [20]
“鞑靼人进行的战役中，应特别提到，在他们进入各省之前，已挑选和任命将攻占城市、地区的官员、守令及吏员，所以像闪电般很快在攻占后驻守和防卫。那里有个叫扬州的城，鞑靼屡次进攻都遭到激烈抵抗，损失了一个王爷之子。这座城由忠于明室的大臣史阁老防守，但他虽有一支强大的戍军，最后还是失败，全城被洗劫，百姓和士兵悉遭屠杀。鞑靼人为了不使尸体污染空气，发生瘟疫，把尸体置于屋顶，放火焚城及四郊，一切都化作灰烬，成为一片焦土。” [20]
《剑桥中国史》写道：
“多铎的军队于4月1日从潼关出发以后，分三路前进：一路经虎牢关；一路经洛阳地区，沿颍水而下；一路越过兰阳，从开封东边穿过。他们在归德会合后，再分兵渡淮河……直到清军抵达扬州，他们沿途没有遇到抵抗。相反，许多明朝将领投降并为敌人效力。” [9]
争议
是否抵抗
某些史籍说史可法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当代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中说：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 [3]
学者指出，扬州的抵抗是象征性的，实力过于悬殊，使抵抗没有实质内容。但这是清军南侵之后，脚步唯一的停顿。 [9]
事件真伪
有人把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乃至岳飞的《满江红》都列为“假书”。其关键的观点，是否认“扬州十日”的存在。理由是：此书是孤本不足信，书中文字描述混乱。攻打扬城的清朝将领多铎本人已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公告中承认：“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说明扬州屠城完全属实。第二，张德芳先生指出了80万数字有误，但他并没有否定扬州十日，也说扬州十日杀人甚众。《扬州十日记》作者立场比较客观，没有袒护明廷的倾向，对明军纪律败坏并不隐讳。 [21-22]
屠杀时间
关于屠杀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十天；一说是五天。
虽说，大屠杀“凡七日乃止”，但《扬州十日记》记为“十日”，并没有错，封刀令并没有及时止住屠杀。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吴嘉纪《挽饶母》诗也说：“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另一个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顾炎武也有诗说：“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 [23] 这里用“围”，不用“杀”，是因诗的押韵缘故。 [19]
但是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表示清兵屠城的时间，实际上只有5天。 [4]
遇害人数
根据和尚的焚尸簿统计死亡80万人，但是《明季南略·卷三》记载说：“扬州烟爨四十八万，至是遂空。” 后世一些史学家认为八十万人是后人的推测之数； [24] 扬州的死亡人数，是由南明兵祸和清军屠杀造成的结果。 [21] [25]
后人纪念
诗词
由《扬州历代诗词》所收，不下50首。
明末吴嘉纪，《过兵行》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掾屋。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急雨。东郊踏死可怜儿，西郊掳去如花女。女泣母泣难相亲，城裏城外皆飞尘。鼓角声闻魂欲死，谁能去见管兵人。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入即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一时草死木皆枯，骨肉与家今又无。白发归来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鸟。
朱武章联：“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衣冠复古处，梅花冷艳伴孤忠。”
“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
“殉社稷只江北古城，剩水残山，尚留得风中劲草；葬衣冠有淮南抔土，冰心铁骨，好伴取岭上梅花。”
“扬州督师终可法，鞑虏十日屠城空。忠魂白骨八十万，赤血映日满天红。”
黄宗羲《卓烈妇》：“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
张氏《绝命诗五首》之一：“深闺日日绣凤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罹虎口，只余梦魂绕家乡。”
清蒋士铨《焚楼行》：“明日还家拨余烬，十三人骨相依引。楼前一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
张尔荩：“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26]
郭沫若：“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
近代作家郁达夫：“三百年来土一丘，史公遗爱满扬州。二分明月千行泪，并作梅花岭下秋。” [27]
地名
螺丝结顶街（“摞尸及顶”的谐音，当年史可法抗敌，巷战血拼时尸体一个摞一个直到城墙顶）。
网民嚎叫：明朝军队在兵力明显多于清军的情况下，竟然全部不战而降，真是让人恨铁不成钢。都说以史为鉴。但事实上，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不会吸取任何教训，何以如此！扬州十日有多惨？清军十日不封刀，扬州百姓死伤超八十万。
自己“作死”的南明王朝，这样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1644年大明王朝灭亡后，朱明皇族在南方建立的南明王朝还存在了20年，在这20年中南明有无数次可以翻盘的机会，结果都没有把握住，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清军入关后，为何从扬州开始杀戮之路，与在北方时大相径庭？虽然占领了扬州城，但是清军也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是清军入关以来前所未遇的。所以，占领扬州城后，多铎以不听号令为名，下令屠城。扬州人民的抵抗，激发了清军最残暴的一面，但是唯有如此，才是对待侵略者最正确的反应。
参考资料
1.扬郡诗人吴野人．扬州日报社[引用日期2015-04-21]
2.归庄《先兄监纪君行状》，见《归庄集》卷八。
3.扬州失守．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6-04-01]
4.“扬州十日”，实际屠城时间是五天？．扬州网[引用日期2013-11-08]
5.鲁迅，《杂记》。
6.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4-07-02]
7.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6：203
8.孤忠亮节 千秋忠烈．开封日报社[引用日期2016-04-01]
9.扬州将举办系列活动 讲述370年前惨烈“扬州十日”．中国江苏网 [引用日期2016-03-31]
10.史海钩沉：扬州十日80万——清兵血腥屠城实录(2)．中华网新闻[引用日期2013-10-22]
学术论文内容来自
朱新屋. 《扬州十日记》与辛亥革命——一个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分析． 《 近代史学刊 》 ， 2015 金宝森. 《扬州十日记》证讹． 《 满族研究 》 ， 1989 何正标. "扬州十日"真相——南明遗民王秀楚手记解析． 《 史志学刊 》 ， 2008 边郁忠. 读扬州十日(外一首)． 《 VIP 》 ， 2010 何正标. "扬州十日"真相——南明遗民王秀楚手记解析． 《 CNKI 》 ， 2008
谢选骏指出：满洲牲口制造的扬州十日屠杀八十万人，超过了日本牲口制造的南京七周屠杀三十万人——而且这是在冷兵器时代的成就，难怪满清可以稳坐中国龙椅两百六十七年。除了扬州十日屠杀，还有著名的嘉定三屠向日本和苏联牲口展示了如何可以制服汉人的抵抗——
网文《嘉定三屠》报道：
嘉定三屠是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三次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清军颁布剃发令，嘉定百姓拒不从命。乡绅侯峒曾带领嘉定绅民起义反清，清吴淞总兵李成栋立即领兵五千来攻。
嘉定城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妇女们惨遭强奸。如遇抵抗，军队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三万多人遇害。李成栋率军离开嘉定城。[1]
但嘉定城的劫难仍然没有结束。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侥幸逃脱的嘉定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回城后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重新集结起来，共两千多人。朱瑛领导着幸存者们在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处死了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
李成栋又领着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把吴之番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著名的“嘉定三屠”。[2]
嘉定三屠
提到“嘉定三屠”，还需从“剃发令”说起。对于让汉人剃头从满制，清王朝本是相当谨慎的。弘光朝投降，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之后，曾有这样的公告: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3]
然而，不久之后，这项政策却发生了180度转变。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局出人意料地进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满清基本已控制了整个中原，安抚之策已达到目的；二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一些业已归顺的官员们虽换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动剃发，以示忠心不二；或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满清感觉名正言顺地推行满制的时机已成熟，疑虑之心消除。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4]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已经影响了古人两千多年，古代汉族人哪肯实行剃发令！这必然引起大规模地反抗！ 书生候峒曾、黄淳耀在嘉定（今上海嘉定）揭竿而起，反抗清朝统治。
七月初一，两军会战，当地的“乡军”虽集合了十几万人，但都是平民百姓，熙熙攘攘，拥挤堵塞，属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更谈不到组织和战斗力了，李成栋虽只有不足五千兵力，但均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4]结果，侯黄的“乡军”大败。清军在嘉定开始了三次白色恐怖，嘉定三屠就此展开。
事件经过
明弘光元年（1645）五月初九，清军破南京，弘光帝南逃。三十日，县令钱默出逃。
六月二十四日，清朝授县令张维熙到任。是日，明嘉定总兵吴志葵率百人，白布裹头，昼伏东门外时家坟，晚间各持火把逼近县城，扬言捉拿张维熙，张逃之夭夭。二十七日，吴志葵再临县城，士民夹道迎接复明之师。
闰六月初七，明降将李成栋部骑兵路过境内新泾桥，大肆奸淫妇女，致死7名。初八，李成栋亲率兵船百艘、马步兵2000余名停泊县城东关，大肆奸掠。初九，李率兵去吴淞，留偏裨将梁得胜等300名守护兵船。
十二日，清军下剃发令，群情激愤，远近乡兵，竞相围攻李成栋船队。船只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斩杀清官兵84名。
十五日，李成栋去太仓求援，行至罗店又被乡兵追杀，伤亡惨重。于是，李成栋疯狂纵兵报复，滥杀无辜。
十七日，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及弟渊耀，与前左通政侯峒曾及子元（玄）演、元（玄）洁倡议守城。
十八日黎明，李成栋率兵攻罗店，支洪、陆文焕率乡兵抵御。李暗遣精兵东渡练祁，西渡荻泾，乡兵背腹受敌，退入镇内。时值早市，清军入镇屠杀。居民死难1604名。[5]
十九日，黄淳耀，侯峒曾集众公议，决定划地而守，城上高悬“嘉定恢剿义师”大旗，自制各种武器，严阵以待。
二十五日，吴志葵遣游击蔡乔率兵200余名支援嘉定，扎营城外。
次日五更，遭李成栋伏兵袭击，蔡乔战死。李成栋引兵归吴淞过新泾桥时，纵火焚屋，鸡犬不留。
七月初一，各路乡兵10万余会集砖桥与清兵决战。清兵分左右两翼冲杀，乡兵大败，被追杀不计其数。李成栋部入娄塘镇后屠杀1073名，并纵兵奸淫妇女，不可名状。[6]
初三，李成栋汇同太仓清兵攻城，日夜炮轰。
初四五更大雨滂沱，守城士民已露立三昼夜，饮食几绝，渐不能支。清兵趁机急攻，破东门涌入城内。侯峒曾仍坐镇城楼，二子急呼：“事急矣，何以为计？”侯峒曾答曰：“有死而已，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急令二子离去，二子走数步又还。侯峒曾怒日；“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二子恸哭而去，至孩儿桥皆被杀。侯峒曾自沉宣家池（叶池）未死，遂被清兵杀害。东门破，城中居民纷纷奔西门逃生，而清兵截段堵杀，居民投河死者无数。 时镇守西门的黄淳耀见大势已无可挽回，遂与弟渊耀骑马至早年读书的西林庵，对僧无等曰：“大师急避，某兄弟从此辞矣！”遂索笔疾书：“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书罢，见弟渊耀已缢梁间，遂缢其侧。南门守将张锡眉，闻城破，偕妾投水死。身留绝命诗一首：“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另有守城将领龚用圆、龚用广兄弟闻城破，拥抱恸哭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历三世。今日苟且图存，何面日见祖宗于地下？”语罢双双自溺而死。 辰时，李成栋入城下令鸣炮屠城。小街僻巷，无不穷搜。每遇一人，大呼献宝，献若不多，连砍三刀，物尽则杀。全城刀声砉然，嚎叫之声，动地惊天。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不计其数。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妇女若容貌不佳者必杀，有美色者生虏，于街坊当众奸淫。若有不从，钉其手足。初六日，李成栋纠集民船300余艘，满载所掠金帛、女子、牛马猪羊驶往太仓。 嘉定被屠后，葛隆、外冈、马陆、杨行等镇乡兵复聚，再议抗清，誓不反顾，并时有偷袭斩杀清兵之义举。[7]
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队至葛隆，入镇后肆行屠杀，流血满地，并再屠外冈镇。
二十七日，浦峤、浦嶂率兵再屠嘉定，逢人便杀，不分老幼，所劫财物尽载太仓。
自闰六月初，嘉定人民自发起义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2万余，史称“嘉定三屠”。
纪念遗迹
经过李成栋的三次屠杀令，嘉定反清运动基本平息下来。关于死亡人数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总共在5至20万人之间。朱子素《嘉定乙酉纪事》称：“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8]
剃发令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形成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剃发不仅有违传统，也被视为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
在嘉定至今还能看到多处纪念侯峒曾和黄淳耀的遗迹。嘉定城西有侯黄桥，汇龙潭公园有侯黄先生纪念碑，上海大学嘉定校区的西林寺旧地址有吴玉章题写的“陶庵留碧”碑，碑背镌刻着吴玉章的七律诗：“长虹碧血气冲天，爱国英雄继千万，且喜纪元新世界，翻天覆地换人间。”在方泰有两黄先生的墓地。[9]
资料记载
乙酉纪事
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乃崇祯年间进士，与其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满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同时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诸生马元调（时年七十岁）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为阻止满洲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天亮时分，凶残的清军击败了城外各村镇的乡兵后，便将嘉定城四面包围。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若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或曰：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诚信斯言哉！黄昏时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灾难终于降临。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朱子素《嘉定屠城略》）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在此劫难中，不乏为虎作伥者。又史载：清军如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然而，清朝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则坐镇城外之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企图第二次攻城。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有汉奸浦嶂者，向李成栋献计曰：“若不剿绝，后必有变。”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马当先，“大显身手”。他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为此，嘉定城内民众“是日逢嶂，龆龀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胜愤慨地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窜耳！从李成栋，徐元吉，浦嶂之所为我们看到，每当社会大变动之时，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社会的变动而得益。此除时势之必然外，各阶层之个体的品行德性与其地位之升降，亦有不可忽视之关系。而品行德性之沦丧，必然导致个人占有欲的极度扩张。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信夫！清朝的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清朝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偿”。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清军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
人物记载
198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嘉定忠臣：儒学在17世纪中国的领导地位及社会变革》一书，作者邓尔麟论述了嘉定侯(峒曾)、黄(淳耀)以及龚、沈、徐、张四大家族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清斗争中反映的儒学思想。嘉定文化昌盛，多饱读诗书之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出现了一批学识渊博、讲求气节的爱国志士学者，“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明天启年间，苏州有人为魏忠贤建生祠，谄媚者争相往拜，嘉定知县谢三宾颇为犹豫，找李流芳参谋参谋，李当即答曰：“拜是一时事，不拜是千古事，”谢深以为然，坚不前往。明末清初，以黄淳耀、侯峒曾等为杰出代表的嘉定士绅，把节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尽管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当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起，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黄淳耀
黄淳耀，字蕴生，号陶庵。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生于嘉定，家境贫困，十岁才入私塾读书，极为刻苦，二十岁不到即有诗名，崇祯十六年(1643年)中进士，这时，明王朝已是四面楚歌，风雨飘摇，黄淳耀哀民生多艰，叹朝纲不振，恨吏治腐败，在《野人》三首中抒发强烈的情感：“野人叹息王师劳，秦贼楚贼如猥毛。攻城掠野官吏死，大江以北民嗷嗷。”“野人叹息年岁恶，池中掘井井底涸。”“野人叹息朝无人，朝中朋党如鱼鳞。”故绝意仕途，隐居嘉定城内西林庵。
侯峒曾
侯峒曾，字豫瞻，号广成，居诸翟(今闵行区)，天启中进士，历任南京兵部主事、浙江参政，南明弘光朝授左通政使，辞而未就。[嘉定叶池碑]江南初定，清廷便下剃发易服之令，“自部文所到之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94、295页)。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嘉定爆发数万人参加的反剃发起义，义军推举侯峒曾、黄淳耀为领袖，抗击清军，最后坚守嘉定城。
侯黄事迹
弘光元年七月四日城破后，侯与其子侯演、侯洁殉节叶池，黄和其弟黄渊耀自缢于西林庵。嘉定许多文化世家惨遭灭门之祸，龚姓自宋至明16代中，中进士13人，嘉定三屠时，龚氏后裔随侯、黄守城，一门12人殉节。陆陇其在《陶庵集》序言中说：“盖其所积者厚，所养者深矣。”钱大昕《黄陶庵像赞》曰：“儒者之勇，可师百世，”表示对先贤的敬仰之情。嘉定人民怀念他们，民国23(1934)年7月23日，县志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议决锡沪路西门外练祁河桥，改名侯黄桥，以纪念侯峒曾、黄淳耀。民国25年4月20日，在汇龙潭东岸举行“明忠节侯侯黄二先生纪念碑“奠基典礼，并于11月6日举行揭幕仪式。5月1日起修整叶池。建国后，嘉定县人民委员会1961年勒石于叶池旧址，魏文伯书“叶池”二字，1962年在西林庵立碑，吴玉章书“陶庵留碧”。民国22年，嘉定的学校把每年5月定为实施民族教育运动月，教师讲述“倭寇侵城”、“嘉定三屠”、“三三纪念”(民国21年3月3日日军侵占嘉定城)等御侮战事，激发学生大无畏的民族精神。普通小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系的乡绅和民族资本家创办，重视读书和就业相结合，注意培育民族意识。学校设一门乡土课，讲释本县的地域、历史、物产、文化和民风习俗，使学生从小就知道嘉定人民在明代抗倭和清初“三屠”中壮烈的史实。每年清明祭祀之日，师生凭吊侯黄两位先生殉节的“叶池”和“西林庵”。这些乡土人事，使大家朦胧地产生了崇敬民族英雄的思想，为嘉定有这些民族英雄而感到自豪。侯黄二先生明朝末年，清军大举南下，江南各地人民在一批富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的感召下，纷纷组织抗清力量，掀起了一场悲壮激烈的大搏杀。“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历史事件。侯峒曾、黄淳耀就是“嘉定三屠”中最杰出的英雄。侯峒曾，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南部武选主事官职，后任南方文选主事。在政治上，他倾向和同情当时的复社。有人诬陷复社领袖张溥，侯峒曾为他辩解。后来，他又出任稽勋郎、浙江右参政，分管嘉兴、湖州两府。不久，又擢升顺天府丞，因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未赴任。侯峒曾为人正直，为官廉洁，在任南部文选主事时，被誉为“南部三清”之一。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陷南京后，兵临嘉定。嘉定爆发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反剃发的起义。清军总兵李成栋闻讯，紧急调兵前来镇压。途中，清军的兵船被嘉定组织的乡兵一举烧毁。从而揭开了嘉定民众抗清斗争的序幕。侯峒曾与同乡进士黄醇耀、黄渊耀兄弟，上海举人张锡眉，国子生朱长，秀才马元调、龚用圆等奋起抗清守城。他们在嘉定城楼上竖起“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在四城门布置守城兵力，义师在北门仓桥炮击清兵，打死清将李成栋之弟李成林，又一次激怒了李成栋。守城抗清战斗，自六月十四之后更加激烈。七月初四凌晨，大雨如注，守城义军饥困交加，在清兵的猛攻下东门先被破，经过激烈的巷战，嘉定城彻底告破。城破后，侯峒曾携两子玄演、玄洁奔回家中，投叶池殉国。由于池水太浅未淹死，父子三人被追来的清兵砍死。黄淳耀，年少时家贫，粗茶淡饭，到10岁时才入私塾读书，十分努力刻苦，加上天资聪明，不到20岁已诗文出众，受到“嘉定四先生”中程嘉燧的欣赏，并推荐给常熟大诗人钱谦益家执教蒙馆。黄淳耀十分痛恨华而不实的八股文，与门人陆元辅组织直言社，倡导经世之用、言之有物的文章，名重一时。崇祯十六年（1642）考中进士，但对腐败的明王朝他已失去信心，无意仕途，回到故乡，隐居在城西西林寺，著书立说，以诗文自娱。清军逼近嘉定时，黄淳耀与候峒曾一起率嘉定义士守城，七月四日城破后，他偕弟黄渊耀回西林寺，准备自缢殉国。西林寺僧人无等法师劝他：“你虽中进士，但并没有做官，不必殉国。”黄淳耀心意坚决，回答道：“我在起兵时就发誓与城共存亡，如今城已破，我岂能食言。”他让无等法师帮他取来笔墨，在墙上奋笔疾书：“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在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书毕，与弟渊耀双双自缢，年仅40岁。据光绪《嘉定县志》记载，黄氏兄弟自缢后，对面墙上染着黄淳耀口中喷出的一片血迹，艳如桃花，灿若火焰。无等法师含泪用笔在一旁写下“留碧”两字。黄淳耀是明末著名文学家，诗文风格清新雄健，充满生活气息。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评其诗“浑然天成，绝无懦响”。黄淳耀崇拜陶渊明，故有陶庵号，文章质朴淡雅，如《李龙眠画罗汉记》、《顽山赋》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至今仍被人推崇，有的还入选学生课本。侯黄两先生的义节，深深地感动着后人，在嘉定至今还能看到多处纪念侯黄两先生的遗迹。嘉定城西有侯黄桥，汇龙潭公园有侯黄先生纪念碑，城中清河路旁有魏文伯题写的叶池碑，上海大学西校区的西林寺旧地址有吴玉章题写的“陶庵留碧”碑，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墓前立表坊一座，有康熙题字“敕旨”额石；两旁有一副对联：“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墓地现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资料
1. 嘉定三屠是什么历史事件 解密嘉定三屠．讲历史[引用日期2017-03-07]
2. “嘉定三屠”是何人所为？中华网．2005-04-06[引用日期2014-01-20]
3. 嘉定三屠：清军入关大屠杀 ．百山探索[引用日期2017-03-07]
4. 满清入关后的两大暴行：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凤凰网[引用日期2014-09-22]
5. 嘉定三屠 ．趣历史[引用日期2017-03-07]
6. 嘉定三屠：李成栋被深深的刻在历史的耻辱册上 ．_未来网[引用日期2017-03-07]
7. 嘉定三屠真凶李成栋 死后被明朝追谥“忠烈” ．凤凰网[引用日期2017-03-07]
8. 《嘉定乙酉纪事》：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
9. Jerry Dennerline（邓尔麟）著，宋华丽译：《嘉定忠臣——十七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2）。
网民嚎叫：明末清初大汉奸，“嘉定三屠”的罪魁祸首，曾残忍屠杀十万同胞——李成栋每破城一次便下令屠城，共三破三屠，杀害居民近十万人，恶行委实令人发指。李成栋身为汉人，却对自己的同胞如此残虐，其罪当诛！
谢选骏指出：李成栋实为汉人的主流，否则满清怎么可能稳定两百六十七年呢？邓小平的六四屠杀，就是沿着李成栋的牲口路线继续前进——“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