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的毛泽东：曾在洗衣店为人洗衣服谋生》（2011年06月30日 凤凰网专稿）报道：
核心内容：毛泽东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时，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
凤凰卫视6月2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五四”之后中国热情拥抱马克思主义的人群当中，以小知识分子居多，如果放在科举时代，他们是根本无力决定，甚至根本无力过问国家命运的，但民国以后民权意识的觉醒，言论的宽松都让他们有了过问政治的勇气和可能。
“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们赤手空拳，竟能使无政府妥协，这更让很多政治团体都看到了青年学生的巨大力量，有人就提出了“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的口号，而这个时候在青年中流行两个社会运动，“工学互助团”和“勤工俭学”，这两个运动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是改造社会的起点，毛泽东就参与其中。
解说：1918年4月4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瑜，在湖南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他们三人都来自湖南第一师范，是毛泽东后来岳父杨昌济的得意弟子，当时被人称为“湖南三杰”。
“新民学会”当时并不激进，其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而毛泽东等人受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深刻，毛泽东日后这样回忆——
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王外马甲（民间学者）：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都是消灭国家和消灭政府的，因为大家选择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如何达到那个目标，它有先后之分，无政府主义者呢他是主张用这个分权的自治的独特的方式，人格独立的方式达到消灭政府的目的，共产主义是强调联合起来去消灭政府。
解说：“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虚无和无法无天，而是互助、自治、反独裁，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他们一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留学欧洲，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
当时，科举已废除了十余年，大量无进学机会的青年闲置在乡，“勤工俭学”的号召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一条摆脱困境的捷径，湖南“新民学会”的萧三回忆。
湖南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就都以无力升学为愁，看到了“勤工俭学”的宣传品，穷措大也能出国，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顾则徐（民间学者）：组织去法国留学的时候，启动比较早的是四川，但是呢在湖南，就是那个杨开慧的父亲，他知道了以后呢很着急，所以他就写信给蔡和森，叫蔡和森组织人，快抓住这个机会。
解说：随后，“新民学会”便开始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即是送这些准备赴法的青年来学法语的，而他本人也曾一度想一起去法国，但却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萧瑜这样回忆。
首先是路费问题，毛泽东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低到一百大洋，但对他来说仍然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毛泽东无钱赴法，只有送同乡从北京到上海，一路上再找别的机会——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可是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
在上海码头，毛泽东只能怅然地看着自己组织的同乡们登上法国邮船，这船上有他在“新民学会”的挚友蔡和森、萧瑜和萧三兄弟，萧三这样回忆。
毛总到码头上来送行，高高的太阳照着黄埔江的水浪，使得即将远离祖国的人们和送别的人们都不能抬起头来，久一点互相凝视，只见穿着浅蓝布大褂的毛泽东，向船上的人招招手，不等船开便折身上坡，投到叫闹拥挤、万头撺动的人海中去了。
王外马甲：他没有去留学，但我们说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穷，他跟一般的底层的比，他算是富裕的，但是他达不到有能力出国的那个条件，我还是坚持认为，他有他主观的原因，因为以毛泽东的能力来讲，下定决心要想去，他还是去得成的，去法国总比上井冈山容易吧。
他选择没去，他并没有选择回到的，或者生活更有保障的湖南老家，当他把这些朋友送上船之后，他甚至也没有留在上海，他在上海送他这些朋友上船的，他选择的去哪里呢，他选择去北京，那么北京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一个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这个思想爆炸的这么一个爆炸场。
解说：毛泽东最终留在了北京，准岳父杨昌济时在北大任教，便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工作，李大钊当时掌管着北大图书馆，毛得到了一份助理员的工作。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的月薪是八块大洋，而李大钊是一百八十块，教授胡适是二百八十块，文科学长陈独秀是三百块，这还不包括他们的稿费收入。
王外马甲：毛泽东每个月拿八块钱的这个工资，这个工资基本上就是当时北京的一个保姆的工资。
解说：毛泽东日后这样描述当时自己每月八块钱的生活。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顾则徐：在中共的组建时候的人群来说，主要分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像陈独秀、李大钊这种，那么这些人呢比较小康，甚至比较富裕的生活，第二种类型呢，以张国焘他们为代表的，这批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当时是机遇太多，大学生太少了。
那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像毛泽东他们这种类型，是知识青年，但是呢他的文凭吧很低，发展呢，他可能有机会，但这种机会是没有任何把握性的，特别是对一个比较有雄心的人来说。
解说：当时，大知识分子们的自傲，常令毛泽东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他自己日后这样回忆。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顾则徐：就是一个中学生他所读的书，并不见得比一个大学毕业的人读的书少，无非是你读得深点我读得浅点，形成一种思想的时候，大家没什么大的区别的，那么你毛泽东之所以只能师范毕业，因为你数学读不好，那毛泽东他是典型就是文章是好的，但其他不行啊，那么如果光靠文章的话，那他的出路很局限，已经不是古代了，可以走谋士道路啊，你再文章好文章治天下，那现代社会了。
王外马甲：但是他写文章在湖南长沙那些地方写文章算写得好的，到了北大这种精英荟萃之地，写文章他可能写得过物理系的学生，他绝对写不过文史专业的这些学生。
解说：社会地位的卑下，工作中的失落感，时刻包围着毛泽东，他的挚友萧瑜回忆。
因为毛泽东当时仅系图书馆的一名工人，而且未在北大注册，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他的存在，这样毛泽东便以他的处境看，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位置，于是几个月后他决定离开。
王外马甲：整个北大的圈子都没有让毛泽东融入进去，它虽然是个新式大学，在里头的人他还是按照过去传统的文人的概念来决定自己的圈子的，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有多么的委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要寻找到自己的长处，他从这里离开以后，他找到了自己一个最强的一点，就是他的组织能力，毛泽东他是一个一定要由他来组织，由他来谋划，由他来领导别人的人，有些人是天生协助别人的。
解说：就在毛泽东离开北大时，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推动的社会运动，正在中国展开，当时很多无政府主义青年，都向往着成立一个共同生活的组织，消除私有财产，让每个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19年冬天，这种假想成为了现实，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人物的鼓励和资助下，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出现了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在1920年五六月间，也在上海参加了工读互助团。
顾则徐：那么我们中国呢，文化血液当中又缺少一种社团性质的苦行僧行为，在欧洲它具有这种文化传统，基督教的传播它就是一种社团形成的，大家具有共同理想，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是由社团慢慢来的。
解说：但从校园走入社会，反差是巨大的，台湾学者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工读互助团的生活。
他们开始实践新生活后，迅速发现自己赚钱的本领实在有限，只能洗衣服、做女红、放电影、开饭馆，由于未具备专业水准，工作比不上专业工人，有时反而变成抢贫苦工人的饭碗，有的工读互助团坚持时机比较久的，但顶多也不过一年。
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
顾则徐：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对他来说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我去帮他们，他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这是我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和目标，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他不是，中国是种救世主想法，我知识分子去跟工人，去一个洗衣服，一起去洗衣服，哦我是帮他，他不是我就应该是这么生活的。
解说：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失败，让像毛泽东一样的有志青年挫折感极重，他们有澄清四海，改造世界的志向，面对现实世界却有志难伸、四顾茫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让他们对那个时代充满愤恨，他们认为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顾则徐：那么这种道理走不通怎么办呢，我无法用无政府主义这种身体力行“勤工俭学”等等去改造社会了，因为他想到这不是我应该怎么样，而是我去改造社会。
解说：1919年夏秋之际，毛泽东还是一个反暴力、反强权、厌恶、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到了1920年，他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韩钢（专家）：早年这一批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批人，大概只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这批青年其实构成的主要还是一些小知识分子，或者说底层知识分子，这批人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环境，显然都是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他们希望能够有一种释放，所以在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生活境遇的压迫在里面。
陈晓楠：在1919年和1920年两年时间之内，有两千多名中国青年学生，志愿加入了“勤工俭学”行列，其中呢以湖南人和四川人最多，很多人呢都是因为“五四”闹学潮而失去了继续求学机会的那些激进的学生，毛泽东本人没能成行，只能目送他的挚友们出洋，那么那些出洋的学生们在法国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解说：早期中共党员留法学生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19年到1920年的留法同学。
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约有三千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喊叫的。1920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
王外马甲：真正去法国的这些人呢，反而我们很少看到他在去之前，就有追求革命理想的这种企图，他的家庭背景都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或者绝大部分中国人要优越，那么我们知道去法国的最苦的、最可怜的邓小平，邓希贤同学，力气又小，个子又小，年龄又小，他后来总结的就是说，他去法国之前他是过着少爷的生活的。
解说：多数“勤工俭学”的留学一到法国，几个月便用完了带来的钱，留法学生中最小的是只有十六岁的邓小平，其父在家乡做过县团练局长，家境殷实，但为了让儿子出国，千方百计才凑够三百元，邓小平念了五个月法国中学，就被迫辍学，偷偷离校到外面打工挣钱。
陈晓楠：在1919年和1920年两年时间之内，有两千多名中国青年学生，志愿加入了“勤工俭学”行列，其中呢以湖南人和四川人最多，很多人呢都是因为“五四”闹学潮而失去了继续求学机会的那些激进的学生，毛泽东本人没能成行，只能目送他的挚友们出洋，那么那些出洋的学生们在法国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解说：早期中共党员留法学生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19年到1920年的留法同学。
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约有三千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喊叫的。1920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
王外马甲：真正去法国的这些人呢，反而我们很少看到他在去之前，就有追求革命理想的这种企图，他的家庭背景都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或者绝大部分中国人要优越，那么我们知道去法国的最苦的、最可怜的邓小平，邓希贤同学，力气又小，个子又小，年龄又小，他后来总结的就是说，他去法国之前他是过着少爷的生活的。
解说：多数“勤工俭学”的留学一到法国，几个月便用完了带来的钱，留法学生中最小的是只有十六岁的邓小平，其父在家乡做过县团练局长，家境殷实，但为了让儿子出国，千方百计才凑够三百元，邓小平念了五个月法国中学，就被迫辍学，偷偷离校到外面打工挣钱。
刚刚经历了一战的法国，工作很难找，即使侥幸找到工作，留学生们也发现自己体力难以胜任。
其他如捡马粪、收垃圾、削马铃薯等工作，不但斯文扫地，得仅供温饱，只能靠吃面包喝白开水度日。
王外马甲：那么刚好又碰到这一帮人，又是小康人家的少爷，或者类少爷这么样的人，他又不屑于去做这样子，或者也做不了那样的事。
解说：部分学生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借住在华侨协会的院子中，郑超麟回忆道。
地窖里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搭了布篷，布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喧哗吵闹引起隔壁邻舍联名请求警察局干涉，某办事人有一次训话说，邻舍告我们中国人不爱干净，谁敢说我们不爱干净呢，抽水马桶板上潮了，后来的人就不肯坐只肯蹲，但蹲破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房门口向里小便，房门口也潮了，现在的人索性在走廊里小便了。
“勤工俭学”学生多是国内闹学潮的健将，现在既然工不能勤，学无从俭，一股怨气自然要找个地方发泄，留法学生曾数度包围中国驻法公使馆，1921年9月愤怒激进的学生们，还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建筑，结果103名示威学生遭逮捕。
参加里大围攻事件中的一个著名人物便是周恩来，他曾是“五四”学潮的天津学生领袖。
顾则徐：就周恩来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就是他能够把书读得很好的人，他喜欢的是写文章，还是跟毛泽东他们差不多，帝王之学、政治学、伦理学这些东西，出国以后周恩来开始想，想好好地做点学问了，搞研究了，但是呢经济又无法支持，再从英国返回来，加入了“勤工俭学”的队伍，就非常不得志。
解说：留法学生中年纪最小的邓小平，也参与了里大的围攻行动，幸而他与周恩来都未被遣送回国，此后他们的活动转入地下，创办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刊物《少年》，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对这份刊物极为认真，被冠以油印博士的“荣誉”。
王外马甲：生活受了窘迫，这种窘迫就直接把他推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阶层，他遇到了一个中国从来没有过的阶级，这个阶级就叫做工人阶级，法国巴黎公社是一切共产主义的源头的地方，共同去感受它的动力，是一种刺激之后，强烈刺激，像电击以后一样的启发，这种启发是极端深刻的，而且是会让人脱胎换骨的。
解说：在留法学生中，还有一位代表人物，他便是和毛泽东共同创建了“新民学会”的挚友蔡和森，蔡和森到法不久就改变了自己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被列宁身上那种清教徒的精神所强烈吸引，特别是当他知道列宁只有一万党徒就夺取政权后，更加崇拜得五体投地。
“新民学会”的另一位创始人萧瑜这样形容他。
蔡和森的法文水平虽然甚差，但他却天天手拿着字典来阅读，由于他不能完全看懂，因此在翻译上他便弄出许多错误，但他对这种错误却不承认。
韩钢：对，他根本不懂，就“猛看猛译”嘛，我们引得最多的就这四个字嘛是吧。接受这种理念他很急促，他这个弯啊一下就转过来了。
解说：蔡和森的转向很快引发了留法“新民学会”内部的分裂，萧瑜曾多次与蔡和森辩论，萧这样回忆。
我说我原则上同意应推翻资本主义，但我绝不盲从俄国共产主义的理论，蔡和森说，俄人的整个计划一色具备，且已写在白纸黑字上，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做其他尝试呢，我已经写信给润之（毛泽东），告诉他我的想法，他一定会同意的。
此时，毛泽东在湖南接到了蔡和森的来信，他对蔡和森的转向确实表态赞成。
韩钢：所以你看五四时期这批青年啊，他有个很大的变化，原来崇尚改良的现在崇尚革命，原来崇尚渐变的现在崇尚骤变，原来崇尚这个温和的，现在崇尚暴力，其实都是因为，因为马克思这样一个政治理念，让他们觉得管用，说的通俗点就是管用，立竿见影。
解说：王来棣老人1956年接受中科院历史所的任务，曾采访过三十多位中共早期的创始人，当年参与“勤工俭学”的一些当时人曾这样描述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王来棣（《中共创始人采访录》作者）：当时有五条路，最后选择的是俄国的路，都年轻人嘛，就是越激烈越来劲，也痛快，一下子你看到苏联，一下子把那个旧的政府推翻了，自己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刘刚（《通往立宪之路》作者）：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啊人生而自由，这种冲动，个人主义的冲动，个人本位的追求，每个人的声明一个阶段上都会表现出来不可遏制，国将不国的状态下，它肯定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发现个到处四处碰壁以后，个体像个没头苍蝇，再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到处乱碰，你不能安身立命了，那怎么办呢，它非要找一个东西，要有所着落，帝王将相那个王朝不存在了，这个都不存在了，你说它附到哪去，告诉它“一声炮响”送来了，还有一个“阶级”，有一个明确的东西，这个有这个“阶级斗争”，人这个社会是分成阶级的，它就自觉的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阶级上面去安身立命。
王来棣：“新民学会”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
解说：曾与毛泽东、蔡和森共同参与创建“新民学会”的萧瑜，并不同意蔡和毛的转向，“新民学会”的分裂在所难免，1920年萧瑜因事返回中国，在长沙他与老友毛泽东相见，两人发生了多次争论，萧瑜这样回忆。
我说我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俄式共产主义却使人失去了自由，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权力太强大了，而个人却微不足道，毛泽东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如果必要的话，他必须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
萧瑜认为苏俄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新式的科学的专制，而毛泽东则认为，领袖的权力多事情容易办，为改造国家国民必须作出牺牲，而萧瑜说。
我告诉毛泽东，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人，去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我也不同意为了未来一代的幸福，而在某种范围内牺牲个人的观点，他回答说，如果我们在这种事情上太注重感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实现不了。
两人各持己见，争论得极其痛苦，萧瑜多年后回忆。
我们常常彻夜长谈，以致忘了睡觉，有时我们的谈话弄得两人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因为我们无法找到相互协调的基调，如此循环，笑笑哭哭，哭哭笑笑，好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螺旋。
陈晓楠：不久之后毛泽东接到了陈独秀的信，开始在湖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样受陈独秀的委托，张申府也在1921年在欧洲组织了旅欧中共小组，从“工读互助团”和“勤工俭学”的失败，到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彻底改造社会的方案。
虽然苏俄的革命充斥着流血和暴力，但对一些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它却是唯一的道路，没有一个强调集体、纪律和服从的组织推动，无政府主义的美好理想一千年似乎也实现不了。
那么新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如何结束其成员自行其是的状态的呢？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没有胡子，做个洗衣妇应该十分称职。但是这个毛家伙不想好好工作，受到俄国马裂鬼子的诱惑毒害以后就精神失常了，变得哭哭笑笑，经常乱说乱动，结果参加天下大乱，火上浇油，祸乱神州。如果毛泽东好好做她的洗衣妇，实在是中国之幸也！不过且慢，即使没有毛泽东，其他的黄俄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集体亢奋，个个像吸了鸦片的毒虫……卖身也不犹豫，杀人也不眨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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