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慈禧妖星连吃三只狗儿孙子

谢选骏：慈禧妖星连吃三只小狗

《慈禧去世时北京有多轰动？这位外国记者记录了一切》（2018-04-08 更新）报道：

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人将逝世时，当事人多半有感觉，因此慈禧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敲定太后管重要之事，监国摄政王裁定。慈禧死的时候，或许这也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吧！

刀叔导读：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1908年11月15日，慈禧梳洗完毕，用完早膳后，六时，开始召见军机大臣，共与皇后(即光绪帝之妻，叶赫那拉氏，也就是日后的隆裕太后)、监国摄政王载沣等人洽谈多时，后以新国君的名义下诏书，尊慈禧太后为太皇太后，又尊皇后为太后。

正午午时。起初吃午饭时，慈禧还好好地，可吃着吃着，便开始头晕目眩，且这一状况持续了很久。人将逝世时，当事人多半有感觉，因此慈禧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敲定太后管重要之事，监国摄政王裁定。

作为一个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她死的时候，也难免要向后人交代一些后事，在慈禧死的时候，她已经把后事都安排好了，新的皇帝也被确定了下来。

慈禧在撒手人寰之际说：“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慈禧说的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她死之后，女人不得干政，太监不得干政，在历史上，女人干政跟太监干政造成的亡国之祸是比比皆是。

慈禧死的时候，或许这也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吧！

慈禧生前的生活是非常奢侈的，死后的葬礼同样是非常的浩大。时任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驻北京记者的HenriBorel参加了慈禧太后的盛大葬礼，也留下了颇为详细的记载。

慈禧出殡那天，大街上人山人海，两边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就单单灵柩，就有几百人换着抬。

慈禧葬礼现场，抬灵柩的仆人。

用纸糊的兵马，犹如真的，看起来很阴森。

真是声势浩大啊。

慈禧葬在清东陵，从紫禁城出发，有100多公里，所以得走好几天。

慈禧太后棺椁内的陪葬品极其奢华，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连英曾经参与了棺中葬宝仪式，他和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一书称：

慈禧太后的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了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厚度达一尺。慈禧太后的头部上首为翠荷叶，她头戴珍珠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大如鸡卵，价值达1千万两白银；她的脚下放置了粉红碧玺莲花，两边各放了翡翠制成的西瓜、甜瓜和白菜等，以及由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枚；她的身旁放置了27尊金、宝石、玉、翠雕佛像，身左放了玉石莲花，身右放了玉雕珊瑚树；此外，棺椁内还放置了8尊玉石骏马、18尊玉石罗汉等。在葬殓完毕后，棺椁内又被倒入4升珍珠和2200块宝石。

一棺的奇珍异宝，聚起的自然是巨祸。她闭上眼仅20年，又一位和她同样巧取豪夺横抢暴掘的大盗，将黑手伸向了她，并将她毁棺抛尸。

慈禧死后20年，即1928年7月4日至10日。军阀孙殿英盗掘了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陵，毁棺抛尸，掠走了全部随葬珍宝。慈禧遗体被抛出棺外，嘴里的宝珠被抠走，上衣也被扒光了，下体仅剩一条内裤。

（本文系“刀墓手札”工作室原创出品，全网15亿次阅读的优质原创自媒体）

谢选骏指出：前人都说慈禧祸国殃民，我说慈禧还是满清的妖星——她这个老巫婆老佛爷，连吃三只小狗同治、光绪、宣统，最后把清狗满鞑子全都打入了地狱。其中光绪狗最惨，如果他有胆一刀，早点刺死妖婆，就可以改写历史了。老妖婆自己吃完以后，就不能准别人再吃，但是依然难免死后二十年，就被掘墓扒掉了衣裤，浑身长满了白毛，尽显出了白骨精的原型。慈禧母狗僵尸的嘴里还抠出了夜明宝珠，送到蒋宋美龄的下怀，导致中华民国溃败于蒋家王朝，龟缩到台湾鱼肉乡民去了。

谢选骏：“中华”就是“中央贵族”

《中国时装设计师郭培锦绣华袍惊天下》（凯丝·庞德（Cath Pound）2022年5月8日）报道：

称时装设计为艺术作品可以说是陈词滥调，但用之于中国时装设计师郭培的作品，则当之无愧。

在旧金山荣勋宫（Legion of Honor）博物馆主题为“郭培：时装幻想”（Guo Pei: Couture Fantasy）的展览，正在展示郭培非凡过人的作品。其设计灵感来自中国皇朝时代、欧洲宫廷服装，以及大教堂建筑等所有华丽辉煌的元素。她创作的梦幻般华美的礼服和配饰跨越了时尚、艺术和雕塑的界限。她设计的作品，无论是未来主义风格的套装，还是以瓷器为灵感、沉重多褶皱的华袍，都别出心裁，与众不同。

旧金山美术博物馆（Fine Arts Museums of San Francisco）馆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P Campbell）对郭培评价很高。他说，“她不受限于即时的感觉冲动行事。她来自一个迥然不同的地方，以她个人的生活经历和能够将不同的元素结合一体，找到其特殊联系的丰富想象力而另辟蹊径。坦而言之，我想不出有谁能像她那样广泛地综合各种素材。”

郭培为歌手蕾哈娜2015年参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慈善晚宴（Met Gala）设计制作的曳地橘黄长裙，十分惹人注目（Credit: Getty Images）

坎贝尔第一次看到郭培作品是在201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中国：镜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展览上，见识到郭培那件引人注目的作品，名称“大金”的曳地长袍。大金长袍的紧身胸衣和巨大的钟形裙摆整个表面都用金银线刺绣，耗时两年而制成，成本贵得令人咋舌，高达100万美元。

就在这一年，郭培为歌手蕾哈娜（Rihanna）出席大都会博物馆慈善晚宴（Met Ball）设计的一款装饰富丽的檬黄色长裙，使她的才华获得国际关注，这件橘黄色长裙长4.3米，重量惊人，有25公斤。西方可能此时才突然意识到这位中国时装设计师才华横溢，而在此之前郭培淬炼自己独特的时装审美已有几十年。

郭培是在逆境中淬炼出她出众的创新审美意识。她1967年生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童年家庭生活清贫简朴，父亲是军队的一个排长。但她得到生于清朝末年一个精英家庭的祖母之精神启迪。尽管祖母被迫销毁了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衣服、珠宝和旧时的照片，但在晚上，她会向年幼的郭培描述旧时精致服饰之美，在她丰富的想象力中播下服饰美的种子。郭培告诉BBC文化频道说，“因为看不见，我会觉得这些衣服更漂亮，所以我心里埋下一个愿望，让我相信我可以创造出更漂亮的衣服。”

毛泽东去世两年后的1978年，邓小平上台，他推动的改革开放使郭培能进入新成立的国营服装设计学校。然而，当时在中国服装设计学校，无论学生还是老师对全球时尚潮流都所知甚少，所以郭培只能在《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等电影和西方历史小说中寻找灵感。她的老师不知道如何指导她制作自己梦想中的服装，于是送她去剧院求教。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少数艺术表演可以生存，主要因为毛泽东的妻子是一名演员。

在整个中国都是清一色灰暗服装的时候，只有剧院是服装设计师仍能表达其艺术风格的环境。戏剧舞台感对郭培后来的服装设计和T台时装秀的展示均影响甚深。

郭培告诉BBC文化栏目，“我做毕业设计时，特别想做一条非常大的蓬松裙子，就像我在西方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裙子，但我不知道裙子的内部需要怎么缝制。我去到剧院，问服装师是否可以帮助我。他们把我带到后台，给我看竹子做的裙撑和藏在裙子里的几层衬裙，让我大开眼界。这帮助我设计缝制了可能是当时中国时装设计行业中最大的一件衣裙。剧院的经验是我制作大裙子的开始。”

郭培以全班最高分毕业，随后进入中国新兴的时装业，并获得了成功。不过尽管成就不菲，她仍感到不能发挥创意，无法在集体企业中设计创造她心中的华丽长裙。1997年，她离开国企，创建了自己的设计公司玫瑰坊（Rose Studio），才真正开始随心所欲，尽情释放自己的创作欲。由于在中国无先例可鉴，郭培按照自己的理想创建了一家时装公司，就像她的毕业设计一样，不是以传统方法行事。

郭培在荣勋宫博物馆展览的策展人吉尔·达亚历山德罗（Jill D'Alessandro）说，“她来自巴黎时装系统之外。她甚至不知道如何搭建一家时装工作室。我觉得她的方法更接近于一种因事制宜的艺术手法。她说：‘我手下的人，学时装设计的人在设计珠宝，也有学家具设计的现在设计鞋子。’但在巴黎，你可能会找特定制作羽毛或刺绣的工作室。”

令人敬畏

到21世纪初，中国人出国旅游前往西方已越来越容易，郭培能够前往欧洲博物馆参观，接触到欧洲历代时装、纺织品和刺绣的精品，她的的审美灵感也因此得到扩展。她在巴黎军事博物馆（Musée de l'Armée）看到拿破仑时代的华丽法军军服，这对她来说象征着人生的轮回，催生她事业的突破，因而在2006年举办了她名为“轮回”（Samsara）的时装展，她认为这是她第一场真正意义的高级时装秀，大金就是这场秀令人叹为观止的压轴登场礼服。

郭培说，“大金对我来说就像太阳，是我心中高级定制时装的开始，意味着我创作的突破，我20年的设计师生涯的这一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设计方向。大金代表我艺术创作的开端。”自大金服装发表后，她的设计就再也不拘一格。她最爱的是宽大曳地长裙，她设计的这种长裙会装饰着金色的植物图案或层层像帘布一样的薄纱，带来一种华丽剧场之感。鞋子也别出心裁，鞋身可高耸到让模特举步维艰，鞋料用透明树脂，硕大的鞋身绣满花卉，或者用褶皱的丝绸缠绕上脚踝。

达亚历山德罗解释道说，“她不拘泥于任何形式，而她能够这样做，原因是她的创作工作分两部分，一是为她的客户定制可带来真正时装感的高级时装，二是我们在博物馆所见以及她在时装秀场所展示的，这种形式游走于时装、雕塑和舞台间的作品，后者才是她恣意挥洒其创意，显示卓越才华的地方。这些作品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时装领域。”

郭培的设计以华美繁复的刺绣著称，尽管她刚开始时装设计时几乎不可能找到她需要的刺绣技工。刺绣的教学，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已被放弃，到中国文革时期更没有几个人会刺绣，那时所有人的服装都很简陋朴实。郭培不得不到北京周边的农村地区去寻找具备必要技能的村民，即便如此，这些村民的刺绣技术也只是勉强合格。郭培将她旅行欧洲带回来的刺绣精品作为教学模式，才逐渐磨练和提升了这些绣匠的技能。

郭培说，“我向他们（绣匠）介绍世界各地博物馆和其他地方的刺绣，我还买了很多刺绣书籍，和他们交流，大家一起想象这些精美刺绣是如何完成的。我们今天发展的刺绣风格并不完全是中国传统，而是受到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启发，并融合了他们的特点。”

这种集百家之长的方式完美体现在她独特的时装审美中。诚如坎贝尔所言，“虽然一件衣裙可能含有取材于中国宫廷传统服饰的刺绣图案，但这些刺绣图案也可能出现在一件灵感来自欧洲巴洛克风格礼服的长裙上。她的作品汇集了东西方之美。”

在2015年在大都会博物馆《镜花水月》展获得时装界举世瞩目后，郭培获邀请成为巴黎著名的高级时装商会（Chambre Syndicale de la Couture）的客座会员，这使她成为该商会147年历史中邀请加入成为会员的第二位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时装设计师。在2016年至2020年之间，她在巴黎高级时装周展示了10个设计系列，真正做到了向全球的观众展示她时装设计和T台秀所独有的华美戏剧舞台效果。

达亚历山德罗解释说，“戏剧和时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中国的服装设计中有很深的根基。郭培做T台时装秀，如同在剧院舞台上表演。她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角色，她还与戏剧导演合作以提升自己时装秀场的戏剧效果。”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或许会让巴黎的展览停摆，但郭培对回到巴黎充满期待。她说，“于我而言，巴黎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可以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看到我的作品。对我来说，创作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分享，希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聚在一起交流和传播文化。”

在展览期间，郭培的粉丝将有机会在自然环境里，即博物馆中，欣赏她充满创意的华美时装设计，可以近距离地细细评味她作品的杰出工艺和细节。

郭培：时装幻想（Guo Pei: Couture Fantasy）于2022年4月16日至9月5日在旧金山荣勋宫博物馆（Legion of Honor Museum）展出。

谢选骏指出：所谓“锦绣华袍”兼有“华丽长袍”或“中华长袍”的意思，而“其设计灵感来自中国皇朝时代、欧洲宫廷服装，以及大教堂建筑等所有华丽辉煌的元素”——因为“华”字本来就有“华丽”与“华族”的双重含义——例如在日本，“华族”指的就是贵族。而日本的这种“华族就是贵族”的观念，正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中华思想”。可惜在美国，“华人”倒沦为“贱人”的代号了——这是中国本土的沦陷所带来的灾难后果，看看“清客”的丑陋形象就略知一二了。现在的华人最好读读书，知道一下“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央贵族”……这样才可以超越自己的父辈奴性，甚至超越祖辈的主人道德，而进化成为上帝的仆人——那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天子之光了。

谢选骏：经济动物避免赌博

《“如果经济学家这么聪明，为什么他们不富有？”》（PETER COY 2022年5月10日）报道：

上个月我写了一篇通讯讲经济学家的观点与普通人有何不同，之后收到一些电子邮件，大意是“如果经济学家这么聪明，为什么他们不富有？”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我没有被这个问题激怒。不过，一些可能的解释很有趣——有时很好笑，有时有点深奥。以下是五个理论。

1. 经济学家没有想要变得富有。许多经济学家为政府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工作。如果你向往巨额财富，你就不会去为这样的雇主工作。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5月经济学家的年薪中位数为105630美元。这低于天文学家、核工程师、医疗剂量师以及舞台表演化妆师的工资中位数。

没有人问特拉普派的僧侣他们为什么不富有，因为众所周知，致富不是他们的愿望。经济学同样提供超越金钱的回报。Quora上有一个笑话，一群投资银行家问一位经济学教授，如果他这么聪明，为什么他不富有。他问他们，既然他们这么有钱，为什么他们不聪明。

2. 经济学家太擅长经济学了。学习一点经济学对从管理到银行业等许多收入颇丰的职业都很有用。沃伦·巴菲特、史蒂文·科恩、肯尼斯·格里芬、亨利·克拉维斯和伊隆·马斯克都是拥有经济学学士或硕士学位的亿万富翁。但经济学家错在太热爱经济学，以至于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成为了贫困的博士后或助理教授。自然科学也是如此。理论物理学家伊曼纽尔·德曼在《一个计量金融大师在华尔街》(My Life as a Quant)中写道，他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后，去了非常需要他的数学能力的华尔街工作，直到这时他才开始真正赚钱。

3. 经济学家实际上并不聪明。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经济学家很聪明。但有些经济学家——不是优秀的那些——可能存在盲点。他们很了解自己的子专业，但在其他方面很薄弱，例如经济史。这些经济学家有技术专长，但没有智慧。

4. 经济学家被“有效市场假说”束缚住了手脚。有个笑话说，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弯腰捡起他在人行道上看到的一张20美元钞票。一位年长的同事告诉他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如果那里真的有20美元的钞票，早就有人捡了。致力于有效市场假说——假设价格反映了所有可用信息——让经济学家不会试图更胜市场一筹，这就是他们永远不会致富的原因。

5. 经济学家确实认为他们可以更胜一筹，但他们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家名为“长期资本管理”的公司，这是一家备受瞩目的对冲基金，拥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公司在1998年以惊人的方式破产。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一位在1990年著有《经济学家的叙事：如果你那么聪明》(If You’re So Smart: The Narrative of Economic Expertise)一书的经济学家——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197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时，资深教员们正在投机债券市场。米尔顿·弗里德曼告诉她，利率必然会下降。“当时利率为6%，”她写道。不久之后“实际上升到了10%”，“深谋远虑的经济学家们输得精光。”

沃伦·巴菲特在1951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即便如此，他在2016年对CNBC的采访者说：“坦率地说，我并不在意经济学家怎么说。”他补充说：“有那么多智商160的经济学家穷极一生研究经济学。你能说出有哪位经济学家曾经通过在证券市场赚钱成为超级富豪吗？”

巴菲特说，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为投资者屡屡失败，他试图利用信贷周期来预测企业的行动，而当他放弃这一方式并“决定以低价购买优质企业”时，他成功了，而巴菲特本人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谢选骏指出：“如果经济学家这么聪明，为什么他们不富有？”因为他们没有下海赌博。经济学家号称“经济动物”，但是只要没有参与赌博，就永远无法真正致富。就拿赌神巴菲特来说，虽然拿了硕士学位，但并不从事学术活动，反而从事股票赌博，而且广布眼线、进行内线交易——这才是他的“财富来源”。但是经济动物避免这样的赌博，所以就不能真正“富有”了，最多只是小康罢了。但也因如此，他们不会输得精光，被逼跳楼自杀或逼得别人跳楼自杀。

谢选骏：领导与机构之间的冲突

《习近平为何要与中共为敌？》（2022-05-08 张杰评论 ）报道：

5月1日下午在法拉盛，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党等民运组织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莅临纽约举行餐会。边巴次仁曾任前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与很多民运朋友较熟悉。由于堵车，藏人到达时间延迟，我们决定利用空隙时间讨论一下中国时局。郑旭光、陈闯创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习近平现在的动态清零抗疫和对民营经济的打压都在动摇中共的统治基础，他为什么要将中共往火坑里推呢？我当时做了即兴发言，但说得不全面，今天我再说说这个话题。

第一，习近平与中共为敌

习近平上台后，他的政策就一直是左支右绌，宛如雾里看花。十九大后，习近平从政策模糊走向政策清晰。那就是要打造一个强人时代，不再韬光养晦，而是公开要与美国争锋，充当世界领袖。

纵观习近平近十年执政，应该说他对中共的打击是最大的。

一是动摇经济基础。众所周知，“八九六四”大屠杀后，中共已经将它的执政合法性悄然转换为经济发展。中国老百姓大都认为，只要中共发展经济，老百姓安居乐业，中共执政也未必不好。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动全身，事缓多圆。但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在打压民营企业，大力发展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的“共产党的初心就是消灭私有制”和经济学者吴小平“民营经济退场论”的观点曾引发民营企业恐慌。尽管习近平事后曾对民营企业家进行安抚，但他从未放下打压的大棒。近年来，他盯上了民营高科技企业巨头阿里巴巴、腾讯等，以反垄断为名任意加重处罚。民营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集团深陷债务危机、海南航空集团破产重组、滴滴出行被迫从纽约证交所退市。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可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习近平不断折腾致使民营经济命悬一线，的确令人匪夷所思。但他似乎还嫌折腾不到位，面对近乎流感的奥密克戎病毒传播，他不断扩大封城范围，让中国经济强制停摆，即使对中国经济引擎的上海也毫不例外。中国经济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积累下来的财富已经被习消耗殆尽，如此疯狂折腾经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难保。

二是动摇民心。中国有长达二千年多年的皇权统治，民间社会变革的动力不足。加之，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人生活的富裕更是巩固了中共的统治基础。“宁为太平犬，不做离难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理念深入人心。应该说中共的“国情论”和“改革渐进论”洗脑还是很成功的，它有效地消磨了中国人政治变革的热情。

可以说，只要中国经济不垮，政治不过于严酷，共产党的统治基础还是牢固的。但习近平是中共哪壶不开，他偏提哪壶，就怕中国不乱。他对自由言论的打压和公民社会的镇压，以及维权律师和人士的抓捕，使中国失去了一个矛盾的缓冲地带。如果有自由言论，武汉新冠疫情就会提前预警和控制，不至于形成旷世惨祸；如果有公民社会和维权律师和人士，就可以有效化解公民与政府的冲突，大幅减少报复社会的事件；如果沿用中共对待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中国民族矛盾不至于剑拔弩张；如果兑现香港民主化承诺，香港仍然会是国际金融中心，为中国的发展继续注入活力；如果不武力恐吓台湾，台湾也不至于如此迅速成为国际问题。

动摇中国民心最严重的无异于封城清零政策。自从2020年武汉封城以来，习近平就像吃错了药似的变得异常偏执，玩了命要消灭新冠病毒。且不说，消灭病毒违背科学常识，就说封城防疫也没有必要如此严酷，制造了无数的次生灾害。客观上说，中国老百姓的恐惧、自私劣根性决定了他们不愿意造反，但武汉、西安和上海等地的封城大大促使了中国人的政治觉醒。即使古代的帝王也不会干这种逼民上梁山的傻事，但习一定要干。

三是颠覆国际形象。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在国际上形象还是不错的。这源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也缘于西方世界对中国不了解。为什么俄乌战争，普京会败得一塌糊涂，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方人了解俄罗斯。十九大后，习近平抛弃了韬光养晦政策，实施意识形态的战狼外交，彻底颠覆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就以孟晚舟事件为例，中国政府采取人质外交就很愚蠢。美国崇尚司法独立，孟晚舟完全可以聘请大牌律师为她辩护，美国政府未必能胜诉，很可能不得不释放孟晚舟还要陪上一大笔费用。再以猎狐行动为例，中国警方跨境到西方国家执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尽管中国政府通过种种违法手段迫使上万外逃人员回国，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和声誉。战狼外交和猎狐行动促使西方国家觉醒，开始不得不面对一个满怀敌意和不遵守国际规则的中国。

俄乌战争本是中国改变形象的一次机会，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谴责俄罗斯入侵，与西方世界再次融合，但习近平的“东升西降”预判和结盟俄罗斯的企图让中国失去了重大历史机遇。比较江泽民在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主动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迅速改善了中美关系，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崛起。就此而言，我们不得不说，出身草根的中共领导人与纨绔子弟的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能力和体贴民情上高下立见。

第二，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问读者朋友们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十年文革难道不是对中共的反动吗？习近平和毛泽东难道不是同一政治逻辑吗？

毛泽东发动文革残酷迫害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鼓励造反派夺权摧毁了中共党和政府，摧毁中国经济以致于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事实上连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不明白。十年文革对中华民族无疑是灭顶之灾，对中共也是万劫不复。

文革史专家徐友渔先生指出：我们可以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场政治运动：它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要求无关，与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无关，以打倒刘少奇为直接目标，以毛泽东高度集中和垄断权力为根本目的。如果说，苏俄的国家性质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左的极权主义，那么文革前的中国已经是具有相同性质，但在政策上更左的极权国家，而文化大革命使中共的政策从左发展到极左，使中国的极权主义发展为极左的、登峰造极的极权主义。

也就是说，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他要高度集中和垄断权力，要建设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极权主义国家。

反观习近平，他为什么要打击和动摇中共？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在保护父辈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如同毛泽东要制止中共的修正主义，要保持中共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习近平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高度集中和垄断权力，必须重返毛泽东极权主义道路。

习近平也不认为他在打击中国经济，而是在避免中国发生颜色革命，他要给民营经济按上紧箍咒，不允许它做大做强，只能成为经济的辅助力量。他认为只有国有经济才会与中共一条心，民营经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习坚持封城清零不动摇，是因为他认为改变防疫模式会动摇“东升西降”的预言和引领世界的地位。至于因防疫造成经济停滞，习认为政治帐大于经济账，经济衰落了还可以在兴起，政权丢了，一切都玩完。

习近平也不认为他在动摇民心，因为要保住红色江山必须清除杂音，自由言论和公民社会会鼓励民众追求民主自由，最终会摧毁中共政权。他认为治理中国只能用商鞅之法，弱民强国。封城清零所带来的民众不满在他看来，这是必须付出的成本。人只是一个数字，多一个少一个没关系，但没有了中共政权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如同普京所言没有俄罗斯，世界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一样。习近平认为只有一个党、一个领袖和一个主义的毛泽东极权主义才能稳定中国，才能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能是权宜之计，现在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习近平认为自己从未颠覆国际形象，而是中国已经强大，不需要看西方的脸色，要平起平坐，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复兴。西方国家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他们不可能是中国长久的朋友，但可以利用和建立统一战线，但最终会分道扬镳。弱国无外交，要想取得世界尊重就必须适用丛林法则和强权政治。

以上就是习近平的真实想法。二十大连任后，他将公开他重返极权主义的蓝图，中国全面北朝鲜化。但习的想法违背了中国人民走向宪政民主的愿望，也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大多数党员继续改革开放的想法。由于违背历史潮流，习近平就成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文明世界的共同敌人。

综上可见，习近平的想法和做法，显示了一个大国统治集团领导人的知识水平是何等老旧，对世界大势的把握是多么的失之千里，对自己的自信是何等盲目，对未来目标的设计是何等的好大喜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是何等的自私自利。但这就是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习近平极权主义之路是注定走不通的，必将给中华民族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中共这艘风烛残年的破船也将在惊涛骇浪中沉没。

网民嚎叫：

g2j2 50分钟前

贪腐大党，没有一个是男人，有也就薄总和习总了。

K.Jim 今天 12:52

目标一致，路线不同。

谢选骏指出：所谓“习近平为何要与中共为敌”，讲的其实是“领导与机构之间的冲突”。领导与机构的冲突，不仅在专制社会存在，在民主社会也存在——例如大家都还记得的美国川普前总统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经常性的紧张关系。在共产党世界，不仅毛泽东的文革如此，斯大林的肃反也是如此。习近平为何要与中共为敌，误会了——仅仅是领导与机构之间的冲突罢了。这就是所谓的“皇帝不急太监急”了。

谢选骏：胜利日就是死亡日——英国是大力援苏的罪魁祸首

《什么是俄罗斯的“胜利日”？为什么5月9日如此重要？》（奥尔加·艾弗什娜 BBC俄语部 2022年5月7日）报道：

5月9日的胜利日大阅兵，是俄罗斯日历上的重要一天——5月9日是俄罗斯为纪念“战胜纳粹德国”而设立的节日。在俄罗斯，这个全国性的节日非同寻常，对于许多家庭和个人来说意义深远；对于政府来说，这个节日也为莫斯科提供一次重大的宣传机会。

今年，乌克兰战争又给“胜利日”添加一层特殊的色彩。

那么，为何5月9日这一天如此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从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开始（虽然这不是俄罗斯界定的日期），到1945年9月结束。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人失去了生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

在战胜纳粹德国的过程中，苏联是盟国之一，也可能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国家，因为大部分战斗都是在其领土上进行的。

事实上，德军签署了两次投降书，一次是5月7日在法国的兰斯（Rheims）签字向盟军投降

1945年5月，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向盟军投降。这个法律文件结束了欧洲大陆的敌对行动，而亚洲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当年的8月。

德国正式的投降书是5月8日晚在柏林附近签署的，德国于当地时间23点01分正式停止了所有行动。但是投降生效时已经是莫斯科的5月9日。

因此，胜利日（Victory Day, 也称 VE Day—Victory in Europe 欧洲胜利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是在5月8日，而在俄罗斯、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则是5月9日。苏联将5月9日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

“胜利日”结束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漫长战争，苏联的大多数家庭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但直到很久以后，这一天的意义才超出了纪念的目的，成为苏联官方的重要意识形态宣传工具。

战争结束后的近20年里，5月9日并不是苏联的国家法定假日，只有在大城市才有烟花表演和地方的节日庆祝活动。

勃列日涅夫时代，“胜利日”被赋予重要地位

1963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Sussr Leonid Brezhnev）开始了一项政策，抬高了卫国战争胜利的地位，使其成为新的崇拜对象。5月9日被再次确定为休息日并被赋予极为隆重的节日地位。从此，“胜利日”在苏联开始得到隆重庆祝，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成为传统，旨在振兴淡漠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爱国情绪。

在21世纪初期，俄罗斯总统普京 (Vladimir Putin) 做了更多的努力来宣传“胜利日”的意义，试图使其成为俄罗斯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胜利日”庆祝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每年仍然活着并能够参加庆祝和纪念活动的二战老兵和亲历者越来越少。

2020年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强调苏联在战胜纳粹德国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俄罗斯还立法维护保守价值观和民族主义，并禁止俄罗斯公民质疑有关卫国战争胜利的官方历史叙述。

普京时代，“胜利日”成为俄国日历上更加重要的一个日子

“在2000年代，对‘胜利日’的崇拜在俄罗斯再次复兴，其盛况比苏联时期还要大。这就是为什么‘胜利日’狂热在媒体和大众意识中继续盛行的原因，”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二次大战历史和社会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布德尼茨基 (Oleg Budnitsky)告诉 BBC。

“这一现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更加关注研究战争的历史。数以百万计的文件被公开和数字化。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民众的军国主义倾向有所增加，”这位专家补充道。他特别提到过去十年俄罗斯“胜利日”庆祝活动中开始出现的“我们可以再做一次”的口号，很可能暗示俄罗斯军队可以像1945年那样占领欧洲的半壁河山。

大规模的爱国主义庆祝活动并没有带来更多的事实知识。 历史学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俄罗斯著名的卫国战争的历史叙述经常淡化关键因素，例如苏联在阻止德国入侵时遭受的巨大人员损失。

二战中究竟有多少俄国人丧生，准确数字不详，但据信最多可达2800万

根据2020年的一项官方开展民意调查，大多数俄罗斯人对他们的亲属如何以及在哪里度过战争岁月知之甚少。

在18-24岁的访问对象中，知道“伟大卫国战争”何时开始的人不到三分之一（纳粹德国于1941年6 月对苏联发动攻击）。

自2014年乌克兰东部开始出现紧张局势以来，俄罗斯官方媒体强调反纳粹斗争的爱国成分。

俄罗斯当局虚假地声称极右翼分子已经在乌克兰掌权，并强调了俄罗斯在战胜法西斯中的历史作用。

许多俄国人并不了解战时自己先辈的生活和下落

一些纪念二战阵亡将士的基层民众活动被国家接管。例如，2011年，一群独立记者在西伯利亚城市托木斯克发起了一项当地倡议，以纪念在战争中的阵亡将士，并将这项活动命名为“不朽的军团”。

这个想法是呼吁人们在“胜利日”举行游行，举着战争中阵亡者的照片，建立了一个纪念性的“军团”。 该倡议迅速蔓延到俄罗斯其他地区，成为一种全国现象。

2015年，当局创建了一个同名的国家组织，但不包括那些原始运动的创始人。

“不朽的军团”成为政府的一项举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学童和官方媒体都参与其中，有时是强制性的。 通过这种方式，俄罗斯当局似乎想表明只有国家赞助的“胜利日”庆祝活动才是正确的。

2020年6月24日，莫斯科红场上的胜利日阅兵式。与初期相比，阅兵式的规模显著扩大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5周年的庆祝活动不得不从5月推迟到6月底，但仍成为俄罗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庆祝活动之一。

超过两万人，数百架飞机和装甲车辆参加了莫斯科红场的大规模阅兵式，并展示了最新的军事装备，旨在向世界炫耀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不到两年后，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了全面入侵，并使用阅兵中展示的大部分武器。 普京说，俄罗斯的目标是对乌克兰实施“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许多专家说，俄军希望能用今年的胜利日纪念活动庆祝在乌克兰战场的胜利

但是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未能迅速取得进展，也未能攻占乌克兰首都基辅或推翻乌克兰政府。曾有分析预测俄罗斯指挥官争取结束军事行动的日期是5月9日。

如果俄罗斯已经攻占乌克兰更多领土，那么莫斯科就能够再次为达到宣传目的重新界定胜利日。

“胜利日”庆祝活动也可以为俄罗斯当局提供一个机会，他们会再次重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不是侵略战争，而是一场铲除纳粹主义的斗争。但是，每天在乌克兰地面上发生一切却无法证明这样的说法。

谢选骏指出：BBC掩盖了几个事实——1、斯大林苏联伙同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亚洲战场是日本1931年在中国开辟的）！2、1963年苏联法定“胜利日”，意在掩盖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败逃。3、如此看来，胜利日就是死亡日。例如，毛贼东1949年“宣告建国”的胜利日，其实就是“中国统一”的死亡日。因为谢选骏说了——胜利日就是死亡日！那么，BBC为何掩盖事实呢？因为丘吉尔英国，正是大力援苏的罪魁祸首！

谢选骏：黄巾军是共产党的先行者

《黄巾军领袖张角到底是什么出身？》（胡思乱想2021-08-24）报道：

在高中学历史的时候，说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打击了腐朽的东汉王朝，领袖是张角，还有他的兄弟张宝、张梁。一笔带过之后，张角再次吸引眼球的马上变成了一部一千多年之后的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

无奈，文学家不善弄学问，把个张角弄成个“落第文人”，好像张角是梁山上白衣秀才王伦。

这里就有问题了，张角死于184年，就算人们认同最早的科举制不是始于唐朝而是隋炀帝，那隋炀帝死于618年，算起来至少要到张角死后400多年才开始有科举制。

故而罗贯中粗心。

粗心的不止他，就目前来看，除了知道张角是东汉太平道创始人和黄巾起义领袖、河北钜鹿人之外，其他信息很少。比如，他是不是大地主？是不是当过什么小官或者像李自成那样在官方招待所干过？

甚至，他读书识字吗？要知道，在东汉末年，读书是高投入的事情，光是五经都得拉一马车，需要地方摆开的，书房不能小了。

还得从河北去洛阳上太学，不然没有名师，学了也白学，学完就得失业，或者回去种地。

我觉得，张角一定是识字的。你看他的口号“黄天当死、苍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又工整又押韵，还符合五行理论。

据说，西汉末年民间开始流行道教，到东汉就成了一大教派了。道教的核心人物黄帝、老子、庄子的著作，哪一本书都不是歌谣体传授能够理解的，那须得有9000字的文字基础量吧？

9000常用汉字是汉代官员语文的基本要求，看起来比今天的3500常用汉字多了去了，实际上我估计也差不多少。因为那时候的汉字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异体字多，一个是比较隆，比如一岁的马和二岁的马叫法都不一样。

掀开三国演义忽略的一些事儿，就可以判断张角非常可能是一名遭受冷落的知识分子了。其实在东汉末年，有过大规模的两次整治知识者的事情，就是东汉党锢之祸。那么裁判员是谁呢？当然是皇家，另外的运动员呢？则是作为外戚的娘家人和宦官。

宦官是皇帝的身边人，与皇帝朝夕相处，打个擦边球或者狐假虎威一下不是不可以。倘若皇帝弱小，宦官直接替皇帝思考、决策也是不乏先例。

因为人们认同的不是宫里那个神秘人物，而是他所代表的皇权。比如一根棍子，拿在宦官手里也一样有用。

党锢之祸主要针对当时的读书人，在这样的打击下，一部分人杀了，另一部分人抓了，还有一部分人逃了。

逃了的这些人识文断字，才可能有张角十六字主张。退一万步说，就算这十六个字是谋士写的，张角也得懂了才行，而一般种田人是很难懂得这么高深的内容的。

根据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无非是铁犁铧加牛马锄，我在三十年前种地时拼命尝试过，一个人一天对付4亩地就已经筋骨疼痛了，假如东汉亩产量折合今天的400斤，一个人种地最多养活三个人，哪有时间研究“苍黄”？

故而猜测，张角是东汉的一名读书人，说不好在钜鹿还小有财产，别墅园子的一应俱全。因为只听说太平道施舍，没听说像张鲁的五斗米教那样收教众之米的事情。

这一定得有经济实力才行。

谢选骏指出：黄巾军是共产党的先行者，所以共产党头目里面很少自食其力的贫苦大众，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社会蠹虫。

《黄巾军失败原因：力量分散被各个击破》（2011年05月26日 广州日报）报道：

公元184年，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发生在东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比较严密、准备比较充分的农民战争。起义军领袖张角利用太平道把农民组织起来，与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的东汉王朝抗衡。

由于叛徒告密、起义军将领不懂军事等原因，黄巾军主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被镇压。黄巾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有力打击了东汉王朝，揭开了军阀混战、三国分立的序幕。

皇帝卖官民不聊生——张角兄弟发动黄巾起义

东汉末期，宦官和外戚轮流当政，卖官鬻爵。到汉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达到极点，汉灵帝“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灵帝开西邸卖官，二千石官卖二千万，四百石官卖四百万，县令长按土地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交钱，贫者到官后加倍缴纳。同时，灵帝又私下令左右卖公卿，公卖千万，卿卖五百万。买官者到任后大肆搜刮民财，以缴买官钱并中饱私囊。在统治者的层层盘剥下，被迫流亡他乡的农民走投无路，到处暴动。

这时，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流民中广泛传播开来。钜鹿（今河北省平乡县）人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他信奉黄老学说，善用道医治病。史书记载，张角用“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众共神而信之”。张角派遣弟子分赴四方传道，得到农民的信任。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遍布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张角部署道徒为三十六方，大方管万余人，小方管六七千人，各立首领，由他统一指挥；并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天下人宣布东汉王朝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崛起。张角还派道徒在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两字，准备起义。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是甲子年。这一年春天，太平道大方马元义调发荆、扬等地数万人向邺城集中，相约在三月初五同时发动起义。马元义多次前往京师洛阳和信奉太平道的宦官联络，以中常侍封谞、徐奉为内应。

在这紧急关头，张角的弟子唐周上书告密。东汉朝廷随即逮捕马元义，将他车裂于洛阳，诛杀洛阳城中信奉太平道的“宫省直卫”及百姓千余人，并令冀州缉捕张角等太平道首领。张角得知计划泄露，连夜派人通知三十六方提前起义。中平元年二月，以黄巾为标帜的农民起义军，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另一弟弟张梁称“人公将军”。黄巾军焚烧官府，攻打聚邑，州郡长吏纷纷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不敌汉军精锐部队——张角病死张宝张梁阵亡

黄巾军实力强大但力量分散，除张角、张宝、张梁兄弟领导的钜鹿黄巾外，还有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人相继领导的南阳黄巾；彭脱等人领导的汝南、陈国黄巾；卜已领导的东郡黄巾；戴风等人领导的扬州黄巾；还有活动在北方的广阳黄巾等。起义后，南阳黄巾攻杀郡守褚贡，颍川黄巾大败官军，汝南黄军击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攻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广阳太守刘卫。

黄巾起义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东汉王朝慌忙应战。汉灵帝担心京师不保，以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军、五营营士屯于都亭，修理器械，镇守京师。在洛阳附近增设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汉灵帝还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宣布解除禁锢，赦免党人。还诏敕各州郡修理守备，简练器械，守卫州郡。

对分散在各地的黄巾军，东汉王朝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中平元年三月，汉灵帝发天下精兵，命北中郎将卢植率军进攻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率军进攻颍川波才黄巾。波才打败了朱俊军，并在长社把皇甫嵩军围住，皇甫嵩兵少，军中皆恐。但波才缺乏战斗经验，依草结营，被汉军用火攻打败。退至阳翟时又被朱俊军、皇甫嵩军与曹操带来的援军打败。汉军接着向东进攻，击败了汝南、陈国黄巾以及东郡黄巾，卜已被俘。南阳黄巾也被击败，张曼成、赵弘、韩忠先后战死。

钜鹿黄巾是黄巾军的主力，东汉王朝先后派卢植和董卓进攻张角。张角坚守广宗（今河北威县）。中平元年八月，东汉以皇甫嵩代董卓进攻钜鹿黄巾。那时张角已病死，起义军由张梁统率。十月，汉军偷袭张梁军营，张梁阵亡；汉军又攻张宝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县），张宝败死，钜鹿黄巾全军覆没。

兵虽多而不精——将虽勇无经验

黄巾起义虽然组织严密，酝酿时间很久，但起义后不到一年其主力部队就先后遭到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黄巾军虽号称数十万人，但兵虽多而不精，缺乏战斗力。相比之下官军士卒精锐，训练有素，加上器械精良，在战斗力上占有优势。而且起义军分布在全国各地，没有迅速集结起来，被东汉王朝抓住机会，把起义军主力部队各个击破。

二、起义军将领缺乏带兵和战斗经验。波才不懂布阵扎营先胜后败，张梁只懂得硬打拼，被官军偷袭。其他将领如张曼成、赵弘等只知固守一城一池，不懂得运用灵活的战术。而官军将领如卢植、皇甫嵩、朱俊、曹操等都很有军事才能。皇甫嵩“能温恤士卒，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军士皆食，尔乃尝饭，故所向有功”。曹操更是足智多谋，他在领兖州牧时打败青州黄巾，将其精锐改编为青州军，这支军队后来成为曹操统一北方的主要军事力量。

三、保密工作没有做好。早在起义之前，张角要造反的消息就传得沸沸扬扬，杨赐、刘陶等人上书汉灵帝，说张角“阴谋益甚”，并且“窃入京师，觇视朝廷”。只是汉灵帝当时“殊不为意”。在马元义准备发动起义的紧急关头，又出现了唐周告密事件，导致马元义被杀，内应被清除，张角不得不仓促发动起义。

1、推特Cai Chu@caichu88：Aug 8, 2020

谢选骏系统地比较了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刘邦到方腊、钟相、红巾军、太平天国，一直到毛泽东的“神汉建国”的传统。从这个视角来看，“神汉建国”的韵脚已经在中国历史上轮回了两千多年。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要避免这种轮回，唯一的希望是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需要是一种心理疾病，然后治愈它。

但是从现实到理想之间的路上有巨大的障碍。医治心理疾病的首要条件是自己意识到疾病的存在，而当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有同样的症状，弥漫其间的所有新闻、历史、艺术和教育也都是被同样的患者所创造，其中的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才是正常，而其它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才是有病。

2、推特Cai Chu@caichu88 Aug 8, 2020

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8）全文完

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需要是：一个拥有庞大体量和强大权力、能为他们解决世界上的一切挑战、释却他们所有心理重负的心理依赖对象。在“绝望和耻辱”的二十世纪初年，共产主义理想给他们许诺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于是他们把所有的热情，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这场运动。由于文化的强大惯性，一个文化中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中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常常押韵”的原因。由此推知，在不远的将来，与共产主义押韵的某种宗教、理念或大众思想动员运动可能还会再一次如烈火般席卷华夏大地。

谢选骏指出：

1、“张角派遣弟子分赴四方传道，得到农民的信任。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遍布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这是在“宣传主义”、“建立组织”。

2、“张角部署道徒为三十六方，大方管万余人，小方管六七千人，各立首领，由他统一指挥。”——这是建立了党中央。

3、“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天下人宣布东汉王朝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崛起。”——这是宗教组织转向政治组织明确标志。

4、“张角还派道徒在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两字，准备起义。”——这是在发动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

5、可以说，180年代的黄巾军是1920年代共产党的先行者。只是由于黄巾军和1850年代的太平军没有得到外国的援助和培训所以失败了。而1940年代的共产党得到了外国的援助，所以成功了。

谢选骏：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教色彩

《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1）》（民主中国本站首发 | 2020-07-31）报道：

摘要：本文从世界观、组织、及信徒的生活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宗教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异同，试图说明两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成功的灵魂工程。据传是马克吐温说：“历史虽不重复，但常常押韵。”通过这样的讨论，本文试图把中共的崛起放入历史的上下文中，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成功的宗教至少是押韵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成立，那么在未来，与共产主义理念继续押韵的大众思想总动员还会以不同的名字不断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这也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前言

 

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地下建立，之后只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便一举击败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民政府，控制整个中国大陆，其崛起堪称奇迹。其中的原因，除了外因，如苏联的强力援助和日本侵略对国民政府剿共计划的打断，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起了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作用。支持这个因素的一个证据是中共赢得了从目不识丁的贫雇农到受过海外教育的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乎横跨中国社会整个民意光谱的狂热支持。

本文试图为这种强大生命力提供一个理解的角度：在对大众思想的动员方式上，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的成功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中共自称为唯物主义，刻意与所有的宗教划清界限，但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共产主义的宗教色彩。比如，哈耶克的观察是：“像国家社会主义（注：即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堪与之相比。”[1]

杨继绳写：“毛泽东以73岁老年之躯，不辞劳苦地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颇有一点宗教色彩。他像布道的主教一样，将他的思想传播到年轻人之中，希望在与他同代的官僚们去世以后，下一代就会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被接见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礼一样，无比光荣，无比幸福。”[2]

华沙大学教授Marcin Kula的分析是：“共产主义在许多层面的问题上都采取宗教式的办法。令人惊异的是，甚至它与宗教的斗争也有浓厚的宗教气息：这斗争的一个目的是，除了体制批准的神之外，大众不能崇拜别的神。”[3]

一平作出如下的比较：“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就会清楚地看到它的宗教化。比如：偶像崇拜，其英雄的 ‘高、大、全’形象，其领袖之神明；至高的‘主义’——教义信仰；诉苦——受难；自我批评——忏悔；迷狂式的群众歌曲和大会——弥撒敬拜。最具象征性的是，保留领袖的尸体，供民众敬拜——尸体崇拜是原发性的低级宗教。”[4]

这些观察分别着眼于共产主义理念在信徒心中激起的情感强度、比个人寿命更长久的生命力、排他性、以及在信徒信仰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

本文从世界观、组织、及信徒的生活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宗教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异同，试图说明两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成功的灵魂工程。据传是马克吐温说：“历史虽不重复，但常常押韵。”通过这样的讨论，本文试图把中共的崛起放入历史的上下文中，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成功的宗教至少是押韵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成立，那么在未来，与共产主义理念继续押韵的大众思想总动员还会以不同的名字不断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这也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共的理念最初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列宁的苏维埃实践，后来又加入了许多本土化的成分，并且在建政之后把其现行体制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终极理想。为了行文简便，我在本文中将中共的理念通称为共产主义理念。

在文中讨论宗教的一些普遍特征时，我提出的主要依据是我比较了解的主流基督教和佛教。我假定这些特征是许多宗教的普遍特征，但不一定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或必备特征。我引用的材料多数是公开发表的记录，还有一些我自己的经历、见闻。

在每一个宗教中，信徒之间的虔诚程度都有差异。本文中讨论的主要是各宗教及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较为虔诚的信徒的思想和行为。我假定，虽然他们在各自的宗教组织中不一定比三心二意者的人数更多，却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一只头雁足以决定整个雁群的前进方向。虽然三心二意者的人数可能占优，但他们更多时候是作为附和者的角色。

 

1. 宗教的几个特征

 

宗教是如此巨大的话题，涉及的是人认知世界的基本判断标准和终极目的，所以讨论宗教的全貌是极为困难的事。在本文中，我把关于宗教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我自己比较了解的基督教和佛教，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已经足够巨大，可以作为宗教的多样性的一个量度。基督教认为神是万物的主宰，人是神的创造物；而佛教认为人人皆是佛，不同只在迷的程度。在本文中，我沿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说法，把信徒心目中的那个至圣至高的存在通称为神圣秩序 (divine order)。[5]

心理学家诺伦扎扬把各种宗教中的神圣秩序分为两类。一类是全知、全能、无处不在、并且有强烈的道德色彩，称为大神 (big gods)。[6]当代世界上主要的几种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宗教都是大神宗教。与之相应，道德色彩不那么浓烈、对信徒生活的干预也较少的神圣秩序则可称为小神。中国民间崇拜的灶神、财神、妈祖等可作为小神的例子。

按照这样的定义，本文中的讨论对象都是大神宗教。

 

1.1 宗教作为系统的世界观

 

宗教不是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的理论，而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一个宗教的教义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提供一个系统而自洽的解释。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对世界的解释通常都经过了许多代的虔诚信徒和理论家的工作，通常至少是自圆其说的。这里的“自圆其说”指的是信徒们自认为他们信仰的理念可以解释世界的万事万物；这不等于非信徒们也接受这样的解释逻辑。神话学家坎伯 (Joseph Campbell) 对此的观察是：“一个人的宗教是另一个人的神话。”

宗教的教义存在于经典中、宗教领袖和理论家的阐释中、及信徒的心中。信徒心中的教义即是信仰。

宗教的教义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是对世界现象的解释，但它们之间又有几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首先，每一门科学之中都是由一些基本原则及无穷无尽的细节组成，两者之间的联系完全靠严密的逻辑来完成。其知识体系只有少数在其中耕耘多年的学者才能彻底把握。不掌握细节，就谈不上对基本原则的透彻理解。比如，只记住牛顿定律的那几个公式并不等于理解了牛顿定律，只知道供求关系这个概念也不等于理解了经济学。宗教的教义也是由一些基本原则及许多细节组成，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靠直觉、比喻和信心来完成。这使得许多普通人不必用逻辑和细节来证实其基本原则便产生坚定的信仰。基本原则与具体细节之间的这种联系方式导致阐释的自由度，每一个宗教中林立的门派便由此而生。

其次，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而好奇心和想象力无限。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决定了科学的局限性，即每一门科学只能研究世界的一小部分。即使把所有的科学门类的知识综合在一起，它们达到的对世界的理解仍然只是宇宙间真理的一小部分。而人的无限的想象力则促使宗教的创始人们发展出对整个世界作出大一统的解释的理论。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样宏伟的理论大厦似乎来得太过容易，但大众并非严格的学问家，所以如果一种理论既能满足他们无限的好奇心，又能自圆其说，就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由于科学与宗教的涵盖范围的差别，不同的科学门类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不同的宗教门派之间是互相排斥的。

第三，科学对未知世界开放。换句话说，科学不设终极结论，允许不断修改。并且，如果这修改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那么对现有科学面貌的修改幅度越大，其科学价值也就越高。在每一门科学中，不仅细节可以被修改，基本原则也可以被修改，而后一种修改被推崇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革命，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时空概念的修改。宗教的教义是终极判断，信徒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为之作见证，但不可以修改教义。另外，宗教的教义之中通常都预言了世界的最终归宿，如基督教的审判日和佛教的永脱轮回。这些都不可更改。

最后，科学通常只与事实打交道，不作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是宗教教义的必要成分。甚至可以说，宗教教义对世界现象的认知只是手段，其终极目的则是道德判断。

如果把一个人对世界和自己的所有认识称为他的认知空间，那么每一门科学分别占据这个空间中的一个角落，而他所信仰的宗教教义则高居于这个空间之中的最高处。信仰这个词是极为形象的描述：需要仰视才见，并且经常是虽仰视而不得见。在信徒的心目中，宗教教义的地位高于任何其它知识，是科学所不能撼动的。基督教中的神造万物、耶稣死里复活等教义，及佛教中的六道轮回、前世种因后世得果等理论，虽然有悖现代科学的常识，但信徒们能够以自己的逻辑来自圆其说。

在教义与亲情伦理抵触之处，前者也高于后者。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圣经》中亚伯拉罕得神谕杀子的故事。有的佛教徒为了自己的修行而放弃家庭的责任。

从阐释力而言，教义也在信徒认知空间的最低处。如果说信徒的认知空间是一座房子，那么他的信仰就是房子的地基，提供对世间所有现象的终极解释。

由于宗教的全权阐释力，宗教不能容得与它矛盾的任何关于世界认知的科学、个人信仰或其它宗教。这是宗教教义的排他性。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引起的冲突、战争、迫害等在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

每个信徒对其信仰的排他性的程度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偏向于原教旨的信徒，他信奉的宗教教义是世界的客观真理；或者说，他自己的认知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其它的世界观没有合法地位。持异端的人只能要么悔改、皈依本教，要么迎接地狱的烈火。对于有自由倾向的信徒，自己的信仰只属于自己；其他人有各自选择的自由。

 

《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5）》（2020-08-05）报道：

摘要：在人的各种需要中，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难满足得多。而这些精神需要一旦得以满足，它们释放出的能量比物质利益可释放出的能量也要大千百倍。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会纯粹为了物质需要去死，但为精神需要而献身的例子则比比皆是。在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成千上万种宗教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小神宗教，而只有寥寥几种大神宗教最后遥遥胜出，这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信徒的深层精神需要。

 

3.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比较

从前两章的叙述可以看到，一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与流行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也有不同于这两个宗教的特点。在这一章中分别对两个方面给予讨论。

 

3.1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共同之处

在这一节中，我仍然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两者的共同之处：理念或教义、组织、信徒的生活方式。

 

理念或教义

1.都是系统的世界观，在横向足以解释整个世界的全貌，在纵向足以解释世界的起源和演化趋势。

2.教义的核心内容都极为简洁。其外延涵盖万有，其内涵不容置疑。

3.都预期了世界的终极归宿。

4.都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对善恶有清晰的定义，且宣告了邪恶势力的可怕结局。

5.教义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都有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历史。

 

组织

1.都拥有强大的组织和丰厚的物质资源。

2.都有专业的教育机构、教育人才及全方位的教育手段。教育的方式包括理论教育、音乐和视觉艺术等。每个信徒不仅有机会，而且有义务受到教义的系统教育。

3.组织上游者既拥有物质资源的权力，也拥有理念的权力，即对教义的正统阐释。理念的权力通过教育来实现，让下游者不仅口服，而且心服。这比只依靠物质资源的控制能产生更强大的组织凝聚力。异见者被清洗。

4.都有许多与教义及领袖相关的仪式、圣地、圣物。这促成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精神交流，也是组织行使其理念权力的方式。

5.旁观者不仅受到其理念的吸引，也受到其强大组织和丰厚物质资源的权力的吸引。这导致其“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的强大扩张能力。

 

信徒的生活方式

1.信徒都把教义置于其价值空间的最高处。许多信徒都坚信自己的信仰可以完全取代科学，且愿意为信仰而舍去家财、地位，有时抛弃亲情伦理，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2.信徒都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高度的自豪感。

3.信徒都愿意为了信仰而接受自我改造，即使这违背自己的本能反应。自我改造的结果是他们的信仰得以纯化，他们的小我被大我摧毁、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

4.教义都有能力在信徒的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5.都有领袖和英雄人物。他们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普通信徒的行动榜样和精神依赖。普通信徒在心理上与他们认同、与他们有精神交流。

 

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督教和佛教等主流宗教有这样多的共同特征，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特征是一个对大众拥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力的思想体系的必备素质。

维系所有这些共同特征的根本特征是一个强有力的神：它全知、全能、无处不在、有强烈的道德感、有能力促使信徒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正是诺伦扎扬定义的大神的几个特征。[6]

在人的各种需要中，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难满足得多。而这些精神需要一旦得以满足，它们释放出的能量比物质贿赂可释放出的能量也要大千百倍。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会纯粹为了物质需要去死，但为精神需要而献身的例子则比比皆是。在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成千上万种宗教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小神宗教，而只有寥寥几种大神宗教最后遥遥胜出，这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信徒的深层精神需要。

 

3.2 共产主义理念的独特之处

共产主义理念与基督教和佛教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下面我主要以基督教、兼以佛教为例来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的不同。

（1）教义中的情感和伦理不同。《圣经》中阐述的伦理是爱邻如己、谦卑、“不只靠面包活着”等，提倡的情绪是爱和平安。共产主义理念提倡的主导情绪，如《共产党宣言》所示，是仇恨。组织内同志之间的爱是从属于这种仇恨的。如果组织需要，同志之间的爱随时可以变为仇恨，导致“革命吞食自己的儿女”。

（2）追求的目标不同。基督徒追求的目标，以天主教中的诸圣徒为例，是个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试图澄清人生的本质、试图与神更为接近。共产主义理念的信徒追求的目标是组织的权力。这样的目标更具有攻击性。信徒们不打算与敌人论理、协商；敌人是邪恶的，所以他们没有生存的权利，更没有发言的机会。

（3）行动的主体不同。在基督教中，行动的主体是个人。一个不属于教会的基督徒仍然可以与神有深层的交流，而一个不属于任何佛教组织的佛教徒仍然可以过充分的精神生活。在共产主义理念中，行动的主体是群体，信徒心目中的神就是群体的权力本身。群体的生存意义在于树立敌人，消灭敌人，而一个没有敌人的共产主义者不是马克思和毛泽东眼中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也由于权力在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至高地位，就排他的程度而言，当代的基督教和佛教与共产主义理念远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也自有其独特之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是不是该把它看作一种宗教。这涉及到宗教的定义。由于宗教教义的极度宽阔的涵盖范围和种类的极度多样性，我不对宗教给出全景式的讨论，而是只引用学者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第一个是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从个人经历的角度给出的比较具体的定义：宗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的感情、行为和经历。[5]这个定义的着眼点是“神圣”。衡量一种秩序是否神圣的标准是：它要在信徒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第二个是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 给出的简洁定义：宗教是对精神的存在的信仰。[22]这个定义的着眼点是“精神的存在”。

把本文中的一些例子用这两个定义来衡量，共产主义理念都应该被称作一种宗教。而这一节中讨论的它与基督教和佛教的不同应该被看成是宗教的多样性的体现。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虽然共产主义理念自诩为彻底唯物主义，不相信来生，也不相信神迹奇事，但这不是把它划在宗教之外的理由。为共产主义理念献身的英雄们都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高，而他们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永垂不朽”。这些都表明对于虔诚的信徒们，共产主义理念是比生命更宝贵、更长久的神圣秩序和精神存在。这符合上面提到的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8）全文完》（2020-08-08）报道：

摘要：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需要是：一个拥有庞大体量和强大权力、能为他们解决世界上的一切挑战、释却他们所有心理重负的心理依赖对象。在“绝望和耻辱”的二十世纪初年，共产主义理想给他们许诺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于是他们把所有的热情，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这场运动。由于文化的强大惯性，一个文化中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中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常常押韵”的原因。由此推知，在不远的将来，与共产主义押韵的某种宗教、理念或大众思想动员运动可能还会再一次如烈火般席卷华夏大地。

 

5.3 中国人想要什么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可分为两类，缺失需要 (deficiency needs) 和成长需要 (growth needs)。缺失需要包括基本生理需要、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成长需要包括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发现和实现自己的潜力和使命的需要等。[29]

缺失需要是维持人的基本健康水平的需要。“缺失”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人在缺失这些东西时会生病。生理上的缺失需要得不到满足（如营养不良）会导致生理上的疾病，而精神上的缺失需要，如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则会导致心理疾病。

缺失需要有两个特点。首先，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随着人对它们的拥有量而递减。一个人在没有这些东西时，它们会在他的心目中占据无上的地位，他会把所有的心思都用来获取它们；一旦他开始拥有了这些东西，它们的价值就开始下降，而他会转而被其它的欲望吸引。一个例子是人最基本的缺失需要：食物。对于饥饿已久的人，食物不仅是他最强烈的欲望，而且很可能是他唯一的欲望。饥饿极甚时，为了得到食物，很多人都可以放弃自己的做人准则、亲情伦理。当他得到了足够的食物时，食物对他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当他已经吃得严重过量，眼前的食物便对他成了一种负担，而他的心思早已开始绕着其它的欲望打转了。

换句话说，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人对它们的缺失程度被无限放大。缺失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刻也就是它被忘却的时刻。

其次，缺失需要是人的外在价值，或者说，是“身外之物”。它们并不是人自己的身体或精神的一部分。[29]比如，一个人的安全感取决于他的外界环境是否对他有威胁；归属感和认同感取决于他人对他是否接纳；被爱、被尊重、被仰慕都取决于他人的态度。

与之相比，成长需要是人的内在价值，或者说，人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获得的价值可以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可以与他一起成长。比如，人的知识、判断力、对美的识别力、心态的成熟、不断开发出的潜力等可以无限成长，没有餍足的时候。

中国人在价值观形成的孩提时代也正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生活的一切被父母和老师的权力控制，他们的安全感被剥夺，要随时取悦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26]于是，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的追求便是他们幼时缺失的两样东西：安全感和权力。当一种给他们许诺了 “翻身作主人”、“打倒地主和军阀”的强权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这愿景与他们心灵深处缺失的这两个需要发生了共鸣。

但当他们最终大获全胜，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像一个饿汉子刚刚吃饱了饭，刚才吃了些什么东西已经全部忘掉。饱餐的亢奋渐渐消退，他们有些惘然若失。

从马斯洛的这个观察角度，可以说，同为大神宗教，共产主义理念比起基督教和佛教的短寿是因为前者满足的信徒的精神需要是缺失需要。比如，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疾病是由于缺乏安全感，那么，共产政权是给了他一个可资依赖的巨大肩膀。但这并没有根治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这个肩膀或许并不能真的像它当初许诺的那样满足他所有的安全感需求，也可能随时弃他而去。根治他的不安全感的唯一方法是增加他自己的勇气，即通过提升他的内在价值来满足他的成长需要。

当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向往也多半是出于强大的民族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依赖心理，而不等于他们打算为这个民族牺牲自己的什么东西。这很像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婴儿需要母亲的强大是因为强大的母亲能给婴儿以安全感；婴儿并没有为母亲做些什么的打算。只有拥有足够安全感的成年人才可能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付出；没有足够安全感的人是心理上的婴儿，只知道索取。心理学家武志红的《巨婴国》对这种心理有出色的讨论。[30]

能使这些人心甘情愿付出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下一个“夺魂咒”，将他们再次置于宗教的亢奋之中。

对缺失需要的一次次追求、满足和失落的循环似乎可以为中国人数千年来的王朝轮回提供一种解释。共产主义理念只是这个永无止境的寻觅过程的韵脚之一。

日本武士、被称为明治维新精神领袖之一的吉田松阴对中国有不客气的评价：

“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一为大，丕炎（注：指魏和晋的开国君主曹丕和司马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以为常。

“夫洪钱（注：洪：洪秀全；钱：当指太平天国军师钱江），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一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贼，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30]

这段话语带讥诮，但有几个敏锐的观察：

（1）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是尊卑的关系（“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以这样的期望值，如果现实是“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这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创造出最大的缺失需要。于是，“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就成为他们最为迫切的期盼。

（2）中国人对国家只要求“统一为大” ，而对统一的方式和统治者的身份并无要求（“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大意是，只要是统一了全国，就是真命天子，哪管他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这仍然是出于一种依赖心理：国家是自己的心理依赖对象；只要国家的统治者足够强大，不管它是什么民族，都给个人以充足的安全感。武志红对这种心理给出一个形象的例子：“无助的婴儿找妈，这种隐喻，在我们的文化中比比皆是。譬如，动不动就下跪的小民，都期待着完全无私欲的青天大老爷。” [31]小民并不认为自己有选择青天大老爷的权利，所以也当然不会在意青天大老爷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

（3）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淡漠（“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努尔哈赤是中国人的贼，努尔哈赤的后代是中国人的君。在中国人的价值空间中，民族认同感排在很低的位置。这个价值观排序的一个佐证是每次改朝换代时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惊人数量。这与“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并不矛盾。武志红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人的自我是集体性的自我，而不是个体性的自我。“只有个体性自我，才能培养出真正的良知，而陷入集体性自我的人，会缺乏共情能力，即缺乏真正的同情心。”[31]也就是说，对“中华”的热爱只是出于对集体性自我这个抽象概念的热爱，完全不等于对在大街上行走的实实在在的同胞的同情心。

这些观察再次说明中国的土壤之独特。在这片土壤上，个人的最强烈的需要是群体的权力，而自己则甘愿充当依附于这个群体之上的一个没有独立行动力和担当的附件。

 

6. 结语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说的是比起浩瀚而纷繁变幻的世界，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和精神需要却是无限的。宗教就是这样一种天才的发明，既照顾了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又满足了他们无限的想象力、好奇心、和许多精神需要。宗教对信徒的思维世界的脱胎换骨之彻底、在信徒心中激发出的情感之强烈、信徒为之献身的意愿之决绝，都说明宗教是人类社会中何其伟大的灵魂工程。

在每一种文化中，大众各有独特的生长环境，所以也各有独特的精神需要。在中国，这个独特的精神需要是：一个拥有庞大体量和强大权力、能为他们解决世界上的一切挑战、释却他们所有心理重负的心理依赖对象。在“绝望和耻辱”的二十世纪初年，共产主义理想给他们许诺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于是他们把所有的热情，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这场运动。

由于文化的强大惯性，一个文化中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中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常常押韵”的原因。有学者指出，1920年代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在其不久前刚尘埃落定的太平天国起义有许多相似之处,[32，33]这是押韵的一例。

谢选骏系统地比较了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刘邦到方腊、钟相、红巾军、太平天国，一直到毛泽东的“神汉建国”的传统。[12]从这个视角来看，“神汉建国”的韵脚已经在中国历史上轮回了两千多年。

由此推知，在不远的将来，与共产主义押韵的某种宗教、理念或大众思想动员运动可能还会再一次如烈火般席卷华夏大地。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要避免这种轮回，唯一的希望是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需要是一种心理疾病，然后治愈它。但是从现实到理想之间的路上有巨大的障碍。医治心理疾病的首要条件是自己意识到疾病的存在，而当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有同样的症状，弥漫其间的所有新闻、历史、艺术和教育也都是被同样的患者所创造，其中的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才是正常，而其它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才是有病。

最后是给有耐心读到这里的读者的几句赠言。虽然一个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个值得好奇的问题，但人生的意义不该只是当社会风云变幻的一个好奇的旁观者。“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 的心态或可作偶尔的娱乐，而以此了却一生则似乎不是足取的人生观。中国漫长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轮回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为自己当下的生活作出选择的能力，所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某位许诺了无限美好未来的大神。个人有可能、也有能力选择自己如何生活 – 如何判断、如何行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我认为这才是个人最该好奇的问题。一个饱满的人生就是由一系列的有意识的选择衔接而成。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都会导致对自己了解更多一点，离自己的潜力和天赋更近一点；一系列的选择就会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潜力和天赋。如果个人能有这样的行动力，一方面，对个人来说，这将是一个有趣而丰满的人生；另一方面，即使这样的一生对扭转社会的大潮并无多大的实际功效，一个社会的发展正是在其中一些人的不计较成功率的生活选择中成就的。

 

2020年7月

 

文献

1.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44

2.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3.Kula, M. Communism as Religion, in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Vol. 6, No. 3, 371- 381, December 2005

4.一平，“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性——《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第一章”，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4827

5.James, W.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Barnes & Noble, 2004

6.Norenzayan, A. Big God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解颜，“军营里的灵魂工程”，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105083

8.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2703.htm

9.孙英梅，李志勇，“生物学史上的深刻教训”，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6909-699946.html

10.胡大年，“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三五期（ｚｋ０８０３ｄ）

11.张放，“红军长征中的舆论宣传：为什么威力这么大？”，https://3g.china.com/act/military/62/20161017/23777996_3.html　　　　　　　　　　

12.谢选骏《中国神汉建国史略》。Google Books, 2017

13.“中国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共产党员网，http://news.12371.cn/2013/12/26/ARTI1388063984128650.shtml

14.“梁家河为什么这么火”，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129/c415067-29793278.html

15.穆正新，“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mzxtd/1_1.shtml

16.洪振快，“中共英雄的历史真相，谁说了算？”，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60225/cc25hong/

17.李慎之，“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怀念李炳泉”，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080.html

18.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http://www.dodobook.com/index.php?id=books/hongtaiyang

19.费正清 (Fairbank, J. K.)，《费正清中国史》, 吉林出版集团 2015

20.倪春纳，“交心运动与反右运动辨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8 卷第 2 期，2012 年 

21.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9451

22.Tylor, Edward Burnett.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Google Books

23.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年

24.尾崎行雄，《咢堂回顾录》，东京，雄鸡社，1951年

25.山本忠辅，“成欢激战实录”，《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8月9日

26.解颜，“小镇的权力与教育”，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50/413202033228.htm

27.https://www.diyifanwen.com/dangtuan/sixianghuibao/4104403.html

28.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5204596

29.Maslow, A. H.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Sublime Books, 2014

30.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34年

31.武志红，《巨婴国》，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

32.林绿野，“太平天国与中共天朝之相似性”，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2765

33.一平，“中共革命与太平天国 ——《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节选”，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7317 

谢选骏指出：上文理应由八篇，但是不知为何，互联网上现在（2022年5月8日）仅仅残存三篇了，因此无法说全。但总的说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宗教，而是邪教。邪教的基本特征就是崇拜活人——中国共产主义崇拜的马恩列斯毛等，除了马恩早死之外，列斯毛都在生前受到了吓人的崇拜——因此是邪教无疑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内外的华人圈子也流行某些非共的“宗教”，例如“X功”或是“XX功”——这些无疑也都是邪教，因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崇拜活人。我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教色彩”，不是在进行“反共”，而是在进行“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