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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8日星期日

谢选骏: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教色彩

《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1)》(民主中国本站首发 | 2020-07-31)报道:


摘要:本文从世界观、组织、及信徒的生活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宗教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异同,试图说明两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成功的灵魂工程。据传是马克吐温说:“历史虽不重复,但常常押韵。”通过这样的讨论,本文试图把中共的崛起放入历史的上下文中,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成功的宗教至少是押韵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成立,那么在未来,与共产主义理念继续押韵的大众思想总动员还会以不同的名字不断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这也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前言

 

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地下建立,之后只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便一举击败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民政府,控制整个中国大陆,其崛起堪称奇迹。其中的原因,除了外因,如苏联的强力援助和日本侵略对国民政府剿共计划的打断,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起了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作用。支持这个因素的一个证据是中共赢得了从目不识丁的贫雇农到受过海外教育的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乎横跨中国社会整个民意光谱的狂热支持。

本文试图为这种强大生命力提供一个理解的角度:在对大众思想的动员方式上,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的成功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中共自称为唯物主义,刻意与所有的宗教划清界限,但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共产主义的宗教色彩。比如,哈耶克的观察是:“像国家社会主义(注:即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堪与之相比。”[1]

杨继绳写:“毛泽东以73岁老年之躯,不辞劳苦地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颇有一点宗教色彩。他像布道的主教一样,将他的思想传播到年轻人之中,希望在与他同代的官僚们去世以后,下一代就会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被接见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礼一样,无比光荣,无比幸福。”[2]

华沙大学教授Marcin Kula的分析是:“共产主义在许多层面的问题上都采取宗教式的办法。令人惊异的是,甚至它与宗教的斗争也有浓厚的宗教气息:这斗争的一个目的是,除了体制批准的神之外,大众不能崇拜别的神。”[3]

一平作出如下的比较:“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就会清楚地看到它的宗教化。比如:偶像崇拜,其英雄的 ‘高、大、全’形象,其领袖之神明;至高的‘主义’——教义信仰;诉苦——受难;自我批评——忏悔;迷狂式的群众歌曲和大会——弥撒敬拜。最具象征性的是,保留领袖的尸体,供民众敬拜——尸体崇拜是原发性的低级宗教。”[4]

这些观察分别着眼于共产主义理念在信徒心中激起的情感强度、比个人寿命更长久的生命力、排他性、以及在信徒信仰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

本文从世界观、组织、及信徒的生活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宗教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异同,试图说明两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成功的灵魂工程。据传是马克吐温说:“历史虽不重复,但常常押韵。”通过这样的讨论,本文试图把中共的崛起放入历史的上下文中,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历史上成功的宗教至少是押韵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成立,那么在未来,与共产主义理念继续押韵的大众思想总动员还会以不同的名字不断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这也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共的理念最初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列宁的苏维埃实践,后来又加入了许多本土化的成分,并且在建政之后把其现行体制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终极理想。为了行文简便,我在本文中将中共的理念通称为共产主义理念。

在文中讨论宗教的一些普遍特征时,我提出的主要依据是我比较了解的主流基督教和佛教。我假定这些特征是许多宗教的普遍特征,但不一定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或必备特征。我引用的材料多数是公开发表的记录,还有一些我自己的经历、见闻。

在每一个宗教中,信徒之间的虔诚程度都有差异。本文中讨论的主要是各宗教及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较为虔诚的信徒的思想和行为。我假定,虽然他们在各自的宗教组织中不一定比三心二意者的人数更多,却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一只头雁足以决定整个雁群的前进方向。虽然三心二意者的人数可能占优,但他们更多时候是作为附和者的角色。

 

1. 宗教的几个特征

 

宗教是如此巨大的话题,涉及的是人认知世界的基本判断标准和终极目的,所以讨论宗教的全貌是极为困难的事。在本文中,我把关于宗教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我自己比较了解的基督教和佛教,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已经足够巨大,可以作为宗教的多样性的一个量度。基督教认为神是万物的主宰,人是神的创造物;而佛教认为人人皆是佛,不同只在迷的程度。在本文中,我沿用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说法,把信徒心目中的那个至圣至高的存在通称为神圣秩序 (divine order)。[5]

心理学家诺伦扎扬把各种宗教中的神圣秩序分为两类。一类是全知、全能、无处不在、并且有强烈的道德色彩,称为大神 (big gods)。[6]当代世界上主要的几种历史悠久、信徒众多的宗教都是大神宗教。与之相应,道德色彩不那么浓烈、对信徒生活的干预也较少的神圣秩序则可称为小神。中国民间崇拜的灶神、财神、妈祖等可作为小神的例子。

按照这样的定义,本文中的讨论对象都是大神宗教。

 

1.1 宗教作为系统的世界观

 

宗教不是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的理论,而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一个宗教的教义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提供一个系统而自洽的解释。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对世界的解释通常都经过了许多代的虔诚信徒和理论家的工作,通常至少是自圆其说的。这里的“自圆其说”指的是信徒们自认为他们信仰的理念可以解释世界的万事万物;这不等于非信徒们也接受这样的解释逻辑。神话学家坎伯 (Joseph Campbell) 对此的观察是:“一个人的宗教是另一个人的神话。”

宗教的教义存在于经典中、宗教领袖和理论家的阐释中、及信徒的心中。信徒心中的教义即是信仰。

宗教的教义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是对世界现象的解释,但它们之间又有几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首先,每一门科学之中都是由一些基本原则及无穷无尽的细节组成,两者之间的联系完全靠严密的逻辑来完成。其知识体系只有少数在其中耕耘多年的学者才能彻底把握。不掌握细节,就谈不上对基本原则的透彻理解。比如,只记住牛顿定律的那几个公式并不等于理解了牛顿定律,只知道供求关系这个概念也不等于理解了经济学。宗教的教义也是由一些基本原则及许多细节组成,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靠直觉、比喻和信心来完成。这使得许多普通人不必用逻辑和细节来证实其基本原则便产生坚定的信仰。基本原则与具体细节之间的这种联系方式导致阐释的自由度,每一个宗教中林立的门派便由此而生。

其次,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而好奇心和想象力无限。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决定了科学的局限性,即每一门科学只能研究世界的一小部分。即使把所有的科学门类的知识综合在一起,它们达到的对世界的理解仍然只是宇宙间真理的一小部分。而人的无限的想象力则促使宗教的创始人们发展出对整个世界作出大一统的解释的理论。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样宏伟的理论大厦似乎来得太过容易,但大众并非严格的学问家,所以如果一种理论既能满足他们无限的好奇心,又能自圆其说,就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由于科学与宗教的涵盖范围的差别,不同的科学门类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不同的宗教门派之间是互相排斥的。

第三,科学对未知世界开放。换句话说,科学不设终极结论,允许不断修改。并且,如果这修改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那么对现有科学面貌的修改幅度越大,其科学价值也就越高。在每一门科学中,不仅细节可以被修改,基本原则也可以被修改,而后一种修改被推崇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革命,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时空概念的修改。宗教的教义是终极判断,信徒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为之作见证,但不可以修改教义。另外,宗教的教义之中通常都预言了世界的最终归宿,如基督教的审判日和佛教的永脱轮回。这些都不可更改。

最后,科学通常只与事实打交道,不作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是宗教教义的必要成分。甚至可以说,宗教教义对世界现象的认知只是手段,其终极目的则是道德判断。

如果把一个人对世界和自己的所有认识称为他的认知空间,那么每一门科学分别占据这个空间中的一个角落,而他所信仰的宗教教义则高居于这个空间之中的最高处。信仰这个词是极为形象的描述:需要仰视才见,并且经常是虽仰视而不得见。在信徒的心目中,宗教教义的地位高于任何其它知识,是科学所不能撼动的。基督教中的神造万物、耶稣死里复活等教义,及佛教中的六道轮回、前世种因后世得果等理论,虽然有悖现代科学的常识,但信徒们能够以自己的逻辑来自圆其说。

在教义与亲情伦理抵触之处,前者也高于后者。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圣经》中亚伯拉罕得神谕杀子的故事。有的佛教徒为了自己的修行而放弃家庭的责任。

从阐释力而言,教义也在信徒认知空间的最低处。如果说信徒的认知空间是一座房子,那么他的信仰就是房子的地基,提供对世间所有现象的终极解释。

由于宗教的全权阐释力,宗教不能容得与它矛盾的任何关于世界认知的科学、个人信仰或其它宗教。这是宗教教义的排他性。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引起的冲突、战争、迫害等在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

每个信徒对其信仰的排他性的程度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偏向于原教旨的信徒,他信奉的宗教教义是世界的客观真理;或者说,他自己的认知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其它的世界观没有合法地位。持异端的人只能要么悔改、皈依本教,要么迎接地狱的烈火。对于有自由倾向的信徒,自己的信仰只属于自己;其他人有各自选择的自由。

 

《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5)》(2020-08-05)报道:


摘要:在人的各种需要中,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难满足得多。而这些精神需要一旦得以满足,它们释放出的能量比物质利益可释放出的能量也要大千百倍。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会纯粹为了物质需要去死,但为精神需要而献身的例子则比比皆是。在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成千上万种宗教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小神宗教,而只有寥寥几种大神宗教最后遥遥胜出,这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信徒的深层精神需要。

 

3.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比较

从前两章的叙述可以看到,一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与流行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理念也有不同于这两个宗教的特点。在这一章中分别对两个方面给予讨论。

 

3.1 共产主义理念与宗教的共同之处

在这一节中,我仍然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两者的共同之处:理念或教义、组织、信徒的生活方式。

 

理念或教义

1.都是系统的世界观,在横向足以解释整个世界的全貌,在纵向足以解释世界的起源和演化趋势。

2.教义的核心内容都极为简洁。其外延涵盖万有,其内涵不容置疑。

3.都预期了世界的终极归宿。

4.都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对善恶有清晰的定义,且宣告了邪恶势力的可怕结局。

5.教义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都有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历史。

 

组织

1.都拥有强大的组织和丰厚的物质资源。

2.都有专业的教育机构、教育人才及全方位的教育手段。教育的方式包括理论教育、音乐和视觉艺术等。每个信徒不仅有机会,而且有义务受到教义的系统教育。

3.组织上游者既拥有物质资源的权力,也拥有理念的权力,即对教义的正统阐释。理念的权力通过教育来实现,让下游者不仅口服,而且心服。这比只依靠物质资源的控制能产生更强大的组织凝聚力。异见者被清洗。

4.都有许多与教义及领袖相关的仪式、圣地、圣物。这促成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精神交流,也是组织行使其理念权力的方式。

5.旁观者不仅受到其理念的吸引,也受到其强大组织和丰厚物质资源的权力的吸引。这导致其“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的强大扩张能力。

 

信徒的生活方式

1.信徒都把教义置于其价值空间的最高处。许多信徒都坚信自己的信仰可以完全取代科学,且愿意为信仰而舍去家财、地位,有时抛弃亲情伦理,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2.信徒都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高度的自豪感。

3.信徒都愿意为了信仰而接受自我改造,即使这违背自己的本能反应。自我改造的结果是他们的信仰得以纯化,他们的小我被大我摧毁、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

4.教义都有能力在信徒的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5.都有领袖和英雄人物。他们既是组织的灵魂,也是普通信徒的行动榜样和精神依赖。普通信徒在心理上与他们认同、与他们有精神交流。

 

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督教和佛教等主流宗教有这样多的共同特征,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特征是一个对大众拥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力的思想体系的必备素质。

维系所有这些共同特征的根本特征是一个强有力的神:它全知、全能、无处不在、有强烈的道德感、有能力促使信徒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正是诺伦扎扬定义的大神的几个特征。[6]

在人的各种需要中,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难满足得多。而这些精神需要一旦得以满足,它们释放出的能量比物质贿赂可释放出的能量也要大千百倍。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会纯粹为了物质需要去死,但为精神需要而献身的例子则比比皆是。在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成千上万种宗教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小神宗教,而只有寥寥几种大神宗教最后遥遥胜出,这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信徒的深层精神需要。

 

3.2 共产主义理念的独特之处

共产主义理念与基督教和佛教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下面我主要以基督教、兼以佛教为例来说明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的不同。

(1)教义中的情感和伦理不同。《圣经》中阐述的伦理是爱邻如己、谦卑、“不只靠面包活着”等,提倡的情绪是爱和平安。共产主义理念提倡的主导情绪,如《共产党宣言》所示,是仇恨。组织内同志之间的爱是从属于这种仇恨的。如果组织需要,同志之间的爱随时可以变为仇恨,导致“革命吞食自己的儿女”。

(2)追求的目标不同。基督徒追求的目标,以天主教中的诸圣徒为例,是个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试图澄清人生的本质、试图与神更为接近。共产主义理念的信徒追求的目标是组织的权力。这样的目标更具有攻击性。信徒们不打算与敌人论理、协商;敌人是邪恶的,所以他们没有生存的权利,更没有发言的机会。

(3)行动的主体不同。在基督教中,行动的主体是个人。一个不属于教会的基督徒仍然可以与神有深层的交流,而一个不属于任何佛教组织的佛教徒仍然可以过充分的精神生活。在共产主义理念中,行动的主体是群体,信徒心目中的神就是群体的权力本身。群体的生存意义在于树立敌人,消灭敌人,而一个没有敌人的共产主义者不是马克思和毛泽东眼中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也由于权力在共产主义理念中的至高地位,就排他的程度而言,当代的基督教和佛教与共产主义理念远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共产主义理念与其它宗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也自有其独特之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是不是该把它看作一种宗教。这涉及到宗教的定义。由于宗教教义的极度宽阔的涵盖范围和种类的极度多样性,我不对宗教给出全景式的讨论,而是只引用学者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第一个是心理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 从个人经历的角度给出的比较具体的定义:宗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他心目中的神圣秩序时的感情、行为和经历。[5]这个定义的着眼点是“神圣”。衡量一种秩序是否神圣的标准是:它要在信徒心中激起庄严的情感。

第二个是人类学家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 给出的简洁定义:宗教是对精神的存在的信仰。[22]这个定义的着眼点是“精神的存在”。

把本文中的一些例子用这两个定义来衡量,共产主义理念都应该被称作一种宗教。而这一节中讨论的它与基督教和佛教的不同应该被看成是宗教的多样性的体现。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虽然共产主义理念自诩为彻底唯物主义,不相信来生,也不相信神迹奇事,但这不是把它划在宗教之外的理由。为共产主义理念献身的英雄们都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高,而他们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永垂不朽”。这些都表明对于虔诚的信徒们,共产主义理念是比生命更宝贵、更长久的神圣秩序和精神存在。这符合上面提到的对宗教的两个定义。


《解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色彩(8)全文完》(2020-08-08)报道:


摘要: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需要是:一个拥有庞大体量和强大权力、能为他们解决世界上的一切挑战、释却他们所有心理重负的心理依赖对象。在“绝望和耻辱”的二十世纪初年,共产主义理想给他们许诺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于是他们把所有的热情,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这场运动。由于文化的强大惯性,一个文化中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中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常常押韵”的原因。由此推知,在不远的将来,与共产主义押韵的某种宗教、理念或大众思想动员运动可能还会再一次如烈火般席卷华夏大地。

 

5.3 中国人想要什么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可分为两类,缺失需要 (deficiency needs) 和成长需要 (growth needs)。缺失需要包括基本生理需要、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成长需要包括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发现和实现自己的潜力和使命的需要等。[29]

缺失需要是维持人的基本健康水平的需要。“缺失”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人在缺失这些东西时会生病。生理上的缺失需要得不到满足(如营养不良)会导致生理上的疾病,而精神上的缺失需要,如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被爱、被尊重、被仰慕等,如果长期得不到满足,则会导致心理疾病。

缺失需要有两个特点。首先,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随着人对它们的拥有量而递减。一个人在没有这些东西时,它们会在他的心目中占据无上的地位,他会把所有的心思都用来获取它们;一旦他开始拥有了这些东西,它们的价值就开始下降,而他会转而被其它的欲望吸引。一个例子是人最基本的缺失需要:食物。对于饥饿已久的人,食物不仅是他最强烈的欲望,而且很可能是他唯一的欲望。饥饿极甚时,为了得到食物,很多人都可以放弃自己的做人准则、亲情伦理。当他得到了足够的食物时,食物对他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当他已经吃得严重过量,眼前的食物便对他成了一种负担,而他的心思早已开始绕着其它的欲望打转了。

换句话说,缺失需要对人的价值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人对它们的缺失程度被无限放大。缺失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刻也就是它被忘却的时刻。

其次,缺失需要是人的外在价值,或者说,是“身外之物”。它们并不是人自己的身体或精神的一部分。[29]比如,一个人的安全感取决于他的外界环境是否对他有威胁;归属感和认同感取决于他人对他是否接纳;被爱、被尊重、被仰慕都取决于他人的态度。

与之相比,成长需要是人的内在价值,或者说,人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获得的价值可以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可以与他一起成长。比如,人的知识、判断力、对美的识别力、心态的成熟、不断开发出的潜力等可以无限成长,没有餍足的时候。

中国人在价值观形成的孩提时代也正处在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生活的一切被父母和老师的权力控制,他们的安全感被剥夺,要随时取悦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26]于是,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的追求便是他们幼时缺失的两样东西:安全感和权力。当一种给他们许诺了 “翻身作主人”、“打倒地主和军阀”的强权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这愿景与他们心灵深处缺失的这两个需要发生了共鸣。

但当他们最终大获全胜,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时,他们像一个饿汉子刚刚吃饱了饭,刚才吃了些什么东西已经全部忘掉。饱餐的亢奋渐渐消退,他们有些惘然若失。

从马斯洛的这个观察角度,可以说,同为大神宗教,共产主义理念比起基督教和佛教的短寿是因为前者满足的信徒的精神需要是缺失需要。比如,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疾病是由于缺乏安全感,那么,共产政权是给了他一个可资依赖的巨大肩膀。但这并没有根治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这个肩膀或许并不能真的像它当初许诺的那样满足他所有的安全感需求,也可能随时弃他而去。根治他的不安全感的唯一方法是增加他自己的勇气,即通过提升他的内在价值来满足他的成长需要。

当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向往也多半是出于强大的民族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依赖心理,而不等于他们打算为这个民族牺牲自己的什么东西。这很像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婴儿需要母亲的强大是因为强大的母亲能给婴儿以安全感;婴儿并没有为母亲做些什么的打算。只有拥有足够安全感的成年人才可能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付出;没有足够安全感的人是心理上的婴儿,只知道索取。心理学家武志红的《巨婴国》对这种心理有出色的讨论。[30]

能使这些人心甘情愿付出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下一个“夺魂咒”,将他们再次置于宗教的亢奋之中。

对缺失需要的一次次追求、满足和失落的循环似乎可以为中国人数千年来的王朝轮回提供一种解释。共产主义理念只是这个永无止境的寻觅过程的韵脚之一。

日本武士、被称为明治维新精神领袖之一的吉田松阴对中国有不客气的评价:

“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一为大,丕炎(注:指魏和晋的开国君主曹丕和司马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以为常。

“夫洪钱(注:洪:洪秀全;钱:当指太平天国军师钱江),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一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贼,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30]

这段话语带讥诮,但有几个敏锐的观察:

(1)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是尊卑的关系(“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以这样的期望值,如果现实是“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这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创造出最大的缺失需要。于是,“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就成为他们最为迫切的期盼。

(2)中国人对国家只要求“统一为大” ,而对统一的方式和统治者的身份并无要求(“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子不移,况乃疑于蒙古满洲乎”:大意是,只要是统一了全国,就是真命天子,哪管他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这仍然是出于一种依赖心理:国家是自己的心理依赖对象;只要国家的统治者足够强大,不管它是什么民族,都给个人以充足的安全感。武志红对这种心理给出一个形象的例子:“无助的婴儿找妈,这种隐喻,在我们的文化中比比皆是。譬如,动不动就下跪的小民,都期待着完全无私欲的青天大老爷。” [31]小民并不认为自己有选择青天大老爷的权利,所以也当然不会在意青天大老爷是蒙古人还是满洲人。

(3)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淡漠(“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努尔哈赤是中国人的贼,努尔哈赤的后代是中国人的君。在中国人的价值空间中,民族认同感排在很低的位置。这个价值观排序的一个佐证是每次改朝换代时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惊人数量。这与“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并不矛盾。武志红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人的自我是集体性的自我,而不是个体性的自我。“只有个体性自我,才能培养出真正的良知,而陷入集体性自我的人,会缺乏共情能力,即缺乏真正的同情心。”[31]也就是说,对“中华”的热爱只是出于对集体性自我这个抽象概念的热爱,完全不等于对在大街上行走的实实在在的同胞的同情心。

这些观察再次说明中国的土壤之独特。在这片土壤上,个人的最强烈的需要是群体的权力,而自己则甘愿充当依附于这个群体之上的一个没有独立行动力和担当的附件。

 

6. 结语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说的是比起浩瀚而纷繁变幻的世界,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和精神需要却是无限的。宗教就是这样一种天才的发明,既照顾了人的有限认知能力,又满足了他们无限的想象力、好奇心、和许多精神需要。宗教对信徒的思维世界的脱胎换骨之彻底、在信徒心中激发出的情感之强烈、信徒为之献身的意愿之决绝,都说明宗教是人类社会中何其伟大的灵魂工程。

在每一种文化中,大众各有独特的生长环境,所以也各有独特的精神需要。在中国,这个独特的精神需要是:一个拥有庞大体量和强大权力、能为他们解决世界上的一切挑战、释却他们所有心理重负的心理依赖对象。在“绝望和耻辱”的二十世纪初年,共产主义理想给他们许诺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于是他们把所有的热情,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这场运动。

由于文化的强大惯性,一个文化中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中都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常常押韵”的原因。有学者指出,1920年代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在其不久前刚尘埃落定的太平天国起义有许多相似之处,[32,33]这是押韵的一例。

谢选骏系统地比较了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刘邦到方腊、钟相、红巾军、太平天国,一直到毛泽东的“神汉建国”的传统。[12]从这个视角来看,“神汉建国”的韵脚已经在中国历史上轮回了两千多年。

由此推知,在不远的将来,与共产主义押韵的某种宗教、理念或大众思想动员运动可能还会再一次如烈火般席卷华夏大地。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要避免这种轮回,唯一的希望是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精神需要是一种心理疾病,然后治愈它。但是从现实到理想之间的路上有巨大的障碍。医治心理疾病的首要条件是自己意识到疾病的存在,而当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有同样的症状,弥漫其间的所有新闻、历史、艺术和教育也都是被同样的患者所创造,其中的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才是正常,而其它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才是有病。

最后是给有耐心读到这里的读者的几句赠言。虽然一个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个值得好奇的问题,但人生的意义不该只是当社会风云变幻的一个好奇的旁观者。“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 的心态或可作偶尔的娱乐,而以此了却一生则似乎不是足取的人生观。中国漫长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轮回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为自己当下的生活作出选择的能力,所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某位许诺了无限美好未来的大神。个人有可能、也有能力选择自己如何生活 – 如何判断、如何行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我认为这才是个人最该好奇的问题。一个饱满的人生就是由一系列的有意识的选择衔接而成。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都会导致对自己了解更多一点,离自己的潜力和天赋更近一点;一系列的选择就会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潜力和天赋。如果个人能有这样的行动力,一方面,对个人来说,这将是一个有趣而丰满的人生;另一方面,即使这样的一生对扭转社会的大潮并无多大的实际功效,一个社会的发展正是在其中一些人的不计较成功率的生活选择中成就的。

 

2020年7月

 

文献

1.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44

2.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3.Kula, M. Communism as Religion, in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Vol. 6, No. 3, 371- 381, December 2005

4.一平,“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性——《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第一章”,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4827

5.James, W.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Barnes & Noble, 2004

6.Norenzayan, A. Big God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解颜,“军营里的灵魂工程”,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105083

8.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2703.htm

9.孙英梅,李志勇,“生物学史上的深刻教训”,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6909-699946.html

10.胡大年,“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三五期(zk0803d)

11.张放,“红军长征中的舆论宣传:为什么威力这么大?”,https://3g.china.com/act/military/62/20161017/23777996_3.html          

12.谢选骏《中国神汉建国史略》。Google Books, 2017

13.“中国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共产党员网,http://news.12371.cn/2013/12/26/ARTI1388063984128650.shtml

14.“梁家河为什么这么火”,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129/c415067-29793278.html

15.穆正新,“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mzxtd/1_1.shtml

16.洪振快,“中共英雄的历史真相,谁说了算?”,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60225/cc25hong/

17.李慎之,“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怀念李炳泉”,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080.html

18.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http://www.dodobook.com/index.php?id=books/hongtaiyang

19.费正清 (Fairbank, J. K.),《费正清中国史》, 吉林出版集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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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9451

22.Tylor, Edward Burnett.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Google Books

23.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年

24.尾崎行雄,《咢堂回顾录》,东京,雄鸡社,1951年

25.山本忠辅,“成欢激战实录”,《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8月9日

26.解颜,“小镇的权力与教育”,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50/413202033228.htm

27.https://www.diyifanwen.com/dangtuan/sixianghuibao/4104403.html

28.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5204596

29.Maslow, A. H.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Sublime Books, 2014

30.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34年

31.武志红,《巨婴国》,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

32.林绿野,“太平天国与中共天朝之相似性”,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2765

33.一平,“中共革命与太平天国 ——《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节选”,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67317 


谢选骏指出:上文理应由八篇,但是不知为何,互联网上现在(2022年5月8日)仅仅残存三篇了,因此无法说全。但总的说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宗教,而是邪教。邪教的基本特征就是崇拜活人——中国共产主义崇拜的马恩列斯毛等,除了马恩早死之外,列斯毛都在生前受到了吓人的崇拜——因此是邪教无疑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内外的华人圈子也流行某些非共的“宗教”,例如“X功”或是“XX功”——这些无疑也都是邪教,因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崇拜活人。我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教色彩”,不是在进行“反共”,而是在进行“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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