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极权主义的基础是总体战的需要

网文《极权主义》报道：

极权主义（英语：totalitarianism，也译作极权政体、全能政体、总体主义、全体主义），是一种政治学上的术语，用来描述一个对社会有着绝对威权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之国家的政治制度。奉行该思想的国家可以称为极权国家（英语：totalitarian state）。[1]

该概念在形成之初多含褒义，由魏玛德国法学家、纳粹学者卡尔·施米特与一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在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关全能（all-powerful，即统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中使用了“Totalstaat”一词。[2] 冷战时期，这一概念在西方反共三体论述中尤为著名，通常被用以强调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相似性。[3][4][5][6][7]

右翼运动组织经常会被定性为极权主义。例如历史上一个叫做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的保守主义运动之领袖就曾经宣告其目的是“为西班牙带来真正的统一、全新的灵魂、极权的政体”，并且称“民主不是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国家征战四方的手段。当时机来临，要么国会屈服，要么我们将消灭国会。”[8]

名称来源

1923年，反法西斯记者、政治家乔瓦尼·阿门多拉首次提出并阐述将极权主义之概念理解为一个国家的绝对政权。阿门多拉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个从根本上与传统独裁不同的体制。[9]后来这一术语在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主要法西斯理论家乔瓦尼·秦梯利的作品中被赋予正面的含义。秦梯利用“totalitario”一词指出能够“绝对代表民族并指引全民方向”的新型国家之结构与目标。[10]他将极权主义描述成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意识形态能够影响或通过权力控制绝大多数公民。[11]

本尼托·墨索里尼认为，这样一种体制可以将所有精神与人性的产物政治化：“国家掌控一切，没有例外，一切不得反抗国家”。[9] 他宣称“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完成棋子的中立性。我们必须永远谴责‘为棋子的安危而走棋’的准则——这就像‘为了艺术本身而艺术’。我们必须组织棋手的突击队，并立刻开始为实现五年计划而走棋。”[12]

早期概念与使用

奥地利作家弗朗茨·波克诺是最早在英文中使用“极权主义”一词的人之一。他在《共产国际》（1938年）一书中评论称，极权主义之概念能够将苏联与德国的独裁归为一类，而非使两者分开。[13]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在其《日本内外》（Japan Inside Out）（1941年）一书中用“极权主义”一词给日本在亚洲各国实施的统治归类，后者的统治手腕与奉行“个人比社会本身更加重要”之理念的民主世界相抵触。伊莎贝尔·帕特森在《机器之神》（1943年）一书中同样使用这一词汇来描述苏联与纳粹德国的联系。

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其有关为经济竞争作出辩护的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延伸并发展了极权主义概念。在该书的前言里，哈耶克对西方盎格鲁价值观与阿道夫·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作出了对比，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左’、‘右’之争是社会主义者各派系间必然会出现的冲突”。[14]而后他将德意志、意大利与俄罗斯相提并论，表示“这些国家在极权主义体系崛起之前的历史显示，只有极少数极权的特征我们并不熟悉”（第一章：抛弃之路）。[15]

1945年，在一个名为《苏联对西方世界之影响》（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的系列讲座（后来于1946年被编撰成书）中，英国亲苏联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主张，“抛弃个人主义、投奔极权主义的潮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毫无过错”，且苏联工业的发展与红军在击退德国的战役中所扮演的角色足以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极权主义中最为成功的一种。卡尔认为，只有“盲目且无可救药者”才会忽视迈向极权的潮流。[16]

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与《历史主义的贫穷》（1957年）两部书中，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针对极权主义表达了具有影响力的评价。他对比了自由民主制的“开放社会”与极权主义，称后者扎根于坚信历史在可知的法则之下向着不可改变的未来进发。[17]

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述道，纳粹与共产主义政权皆是新型的政府形式，且并不仅仅是原有暴政的演化版本。根据阿伦特的说法，极权政体之广泛吸引力源于其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为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不解之谜带来了令人宽慰且单一的答案。对纳粹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种族斗争的历史；对共产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旦这种前提被认可，国家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诉诸自然或历史法则的说法正当化，继而将威权国家的结构正当化。[18]

除以上提及的人物外，许多有着不同学术背景与思想阵营的学者都曾经细致地研究过极权主义。在这一课题中，最为著名的评论家有雷蒙·阿隆、劳伦斯·阿若恩森、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罗伯特·康奎斯特、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埃克哈德·杰西、利奥波德·拉培兹、沃尔特·拉克、克洛德·勒福特、胡安·林兹、理查德·洛文塔尔、理查德·派普斯、列昂纳德·夏皮罗与亚当·乌拉姆等。这些人当中的每一个在描述极权主义时都有着细微的不同之处。然而他们一致同意：极权主义寻求的是动员所有公民去支持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不能容忍偏离国家目标的活动，同时对企业、工会、教堂或政党实施压制与国家监督。

威权与极权政体之间的区别

术语“威权政体”通常被用以指代一个集大权于一身的个人独裁者、委员会、军事执政团或其它政治精英构成的小团体统治下的国家。然而，极权政体会尝试在实质上控制社会中的一切方面，包括经济、教育、艺术、科学、私人生活与公民道德。“官方宣告的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最深处，极权政府寻求完全控制公民的思想与行为”。[9]

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的社会与经济制度并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耶鲁大学科学家胡安·林兹的著作之基础上，科罗拉多大学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分校的保罗·C·桑德拉研究了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独裁者的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整理出了如下表格：[19][20]

极权主义 威权主义

领袖魅力 高 不定

权威类型 魅力型权威 法理型权威或传统型权威

权力终点 公众 个人

政治腐败 低 高

官方意识形态 有 无

有限多元政治 无 有

合法与正当性 有 无

桑德拉论述称，尽管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均属于独裁的形式，它们之间仍有如下的“关键性叉状分歧”：

与温和且一般来说不甚流行的威权主义不同，极权独裁者会通过有意识地操控先知形象，从而为其追随者们塑造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崇拜榜样与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假民主制度下的相互依赖状态。

伴生角色的概念亦将极权与威权区分开来。威权主义者将他们自身视作个体，通过控制权力来获得满足感，且时常维持现状。而极权式的自我认知观念在更大程度上是目的性的。僭主（暴君）更像是引领与重塑宇宙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型存在，而非个人。

所以，威权主义者中为个人膨胀而利用权力的行为比在极权主义者中要更为显著。一旦失去意识形态的捆绑性吸引力，威权主义者只能通过灌输恐惧、向忠实的合作者给予奖励和生成窃盗统治这般的混合手法来维系其统治。[19]

因此，与极权体制相比，威权体制可能为私人领域（与之相对应的是公共领域）留下了大量的活动空间，缺少一个具有指引性的意识形态与动员全部公民追求国家目标的能力，容忍一些社会组织中的文化多元性，并在相对可以预测的界限内运用其权力。[21][22]

冷战时期的研究

北韩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

包括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内的许多思想家都曾主张，纳粹与苏联政权同属极权主义。

在大学的社科与专业研究领域中，政治科学家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扩展术语“极权主义”的应用面以及将其重新描述成苏联与法西斯主义政体之范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认为，极权体制有着以下六个相互支撑与定义的特征：[23][24]

详尽地制定指引性的意识形态；

一党制国家，通常由独裁者领导；

通过暴力与秘密警察等工具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垄断武器；

垄断通讯手段；

通过国家计划实现中央制定的方向并控制经济。

德国、意大利与苏联的极权政体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诞生的，当时的混乱状态给极权运动创造了夺权的机会。同时，现代的先进武器与通讯方式使它们有效地建立了“极权独裁政体”（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这一说法由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所创。[24]

主要研究纳粹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认为，以上两人演进的“极权类型学”（totalitarian typology）过度僵硬刻板，且未能考虑到极权主义核心之处的“革命动态”（revolutionary dynamic）状况，而这正是布拉赫的提出的重点。[25]

布拉赫主张，极权的本质在于要彻底控制并重塑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到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威权领导层的价值、国家和社会之同一性的借口，正是这些令极权对政治的“封闭”理解与民主对政治的“开放”理解两者区分开来。[25]与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式的释义不同，布拉赫的观点在于：极权政体并不需要一个单一的领袖。相反，它可以通过集体领导发挥作用。这一说法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的认可，后者称这看起来比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诠释更加贴近现实。[26]

美国作家艾力·贺佛尔在其著作《狂热份子》中作出了如下论述：诸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这类的群众运动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它们都会将西方民主国家及其价值观描述成是颓废的，认为其民众太过软弱、太注重享乐、太过自私，以至于根本不能为更远大高尚的目标而牺牲，这恰恰意味着他们在道德与生理上的双重腐朽。贺佛尔继而称，此类运动为遭到挫败的人们带来了对光辉未来的展望，使他们作为个人存在而缺乏成就感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避难所。接着，这些个人被同化成一个紧密的集合体，“脱离现实而在萤幕上证明事实”的模式由此形成。[27]

批评与最近有关极权主义概念的作品

一些社会科学家曾批评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态度，称苏联的体制无论是作为政治抑或社会实体，应该就其利益集团、精英竞争甚至是社会阶级（比如将职官名录制度这一概念作为新阶级的工具）进行更深入的了解。[28]这些批评家的存在足以证明各部门与地区当局中的极权政体至少在政策实施上得到了大众支持与广泛的权力分布。对于多元主义论的支持者而言，这是一个政权去适应接纳新需求之能力的证明。而极权模式的拥护者认为，除了适应能力并不理想外，此种体制未能幸存后的失败也只是证明了其本应发生的群众参与拘泥于形式。[17]

纳粹时期，诸如马丁·布若扎特、汉斯·莫姆森与伊恩·克肖这样倾向于站在功能主义者的角度去诠释第三帝国的历史学家们通常对极权主义概念持敌对或者冷淡的态度。他们认为纳粹政权组织混乱，不能被归类于极权主义。[29][30][31]

在苏联历史研究的领域，极权主义概念遭到了以美国左翼历史学家为主的修正主义学派的批评，这些学者中最为著名的包括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杰瑞·F·霍夫、威廉·麦卡格、罗伯特·W·瑟斯顿与约翰·阿奇·盖蒂。[32]虽然这些修正主义者个人的诠释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声称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有着根深蒂固的软弱特征。其能够制造的恐怖程度被过分夸大，且即便这种被夸大的恐怖成为事实，也只能证明苏联的弱点而非优点。[32]

以上提及到的学者之一菲茨帕特里克的观点是：自从苏联的政治恐怖被扩大但社会流动性增加使之远离恐怖统治的状态，大多数苏联国民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选择支持斯大林的肃反运动。[33]

沃尔特·拉克在1987年的作品中评论道，苏联历史领域中的修正主义者存在过错，因为他们将“流行”与“道德”混淆，并对“将苏联归类于极权政体”这一理论进行了非常尴尬且不具说服力的论述。[34]拉克认为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历史方面的论据与历史学家、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对德国历史的观点高度相似。[34]他亦主张，“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样的概念并不是用以诠释苏联历史的合适工具（尽管极权主义概念也不是）。[35]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雷曾尝试用“极权双生子”这一术语将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36][37]

在复兴主义的基础上，萨达姆·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和哈菲兹·阿萨德治下的叙利亚显现出了法西斯与纳粹独裁的关键特征：一党制、明显无法得到保障的生命权与财产权、政府对经济的广泛控制、狂热的个人崇拜、政治多元性的缺失、严格定义的意识形态、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蔑视、在自称现代化的同时又与古老风俗紧密相连，以及军事扩张主义。

建筑学中的极权主义

极权国家非政治的文化与艺术主题也时常被列入极权主义的范畴。比如英国作家、内科医生、政治评论家西奥多·达尔林普尔曾在纽约《城市杂志》上刊文称，粗野主义的建筑物是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其庞大的混凝土结构设计具有毁灭温和且更人性化的地方（如庭园）之倾向。[38]

在《一九八四》中，作家乔治·奥威尔将真理部描述成“由白色混凝土构成、数不胜数的阶梯环绕着的三百米高巨大金字塔形建筑”；《泰晤士报》专栏作家本·麦金泰尔则称这是“具有先见之明的描述，极权的建筑模式将很快流行于共产主义集团”。[39]

另一个建筑中的极权主义范例是圆形监狱——英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杰里米·边沁在18世纪晚期设计的一种建筑物。其设计概念在于，允许一名警卫看守监狱内的所有囚犯，但由于圆形监狱的特殊结构，囚犯却无法确认他们是否在被监视当中。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75年）中援引了圆形监狱的理论，认为这象征着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ies）及其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标准化倾向。[40][41]

部分以极权主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扎米亚京：《我们》

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一九八四》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大教堂里的对话》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艾伦·摩尔：《V怪客》

和极权主义有关的艺术形式

朝鲜革命歌剧

颓废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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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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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全能政府：全能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崛起》，1944年

伊万·默瑞（Ewan Murray），《闭嘴：极权主义的传说》（Shut Up: Tale of Totalitarianism），2005年

斯坦利·G·佩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A History of Fascism），Routledge，1996年

理查德·派普斯，《布尔什维克政权统治下的俄国》（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兰登书屋Vintage Books,，1995年，ISBN 978-0-394-50242-7

罗伯特·朱林，《极权的宇宙》（L'Univers des totalitarismes），巴黎Loris Talmart，1995年

鲁道夫·洛克尔，《民族主义与文化》，1937年

乔万尼·萨托利，《再谈民主理论》（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漆咸楼，1987年

沃尔夫甘·索尔（Wolfgang Sauer），《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National Socialism: totalitarianism or fascism?）

404-424页来自《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73册，第2号，1967年12月

列昂纳德·夏皮罗，《极权主义》，伦敦The Pall Mall Press，1972年

雅各布·托曼，《极权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斯拉沃热·齐泽克，《有没有人说极权主义？》（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伦敦Verso，2001年

马尔切洛·索斯·凯勒（Marcello Sorce Keller），《为什么音乐如此具有意识形态，为何极权国家对它如此重视：基于历史与社会科学的个人观点》（Why is Music so Ideological, Why Do Totalitarian States Take It So Seriously: A Personal View from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Musicological Research， XXVI，no. 2-3，91-122页，2007年

外部链接

查看维基词典中的词条“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一篇介绍极权主义这一术语之起源与涵义的文章，给出了许多20世纪的范例和极权与威权主义的对比）（英文）

谢选骏指出：上文东拉西扯，却不提及“极权主义的基础是总体战的需要”。这是出于无知呢？还是出于险恶的用心——故意隐瞒了西方民主国家在极权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扶助”作用。这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1939——1945年）的军事压力和两个冷战期间（第一次冷战1919——1939年，第二次冷战1946——1991年）的政治合作。极权主义的基础是总体战，正如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就是义务兵制度——两者都是为了动员平民上阵流血。

谢选骏：民主制的基础是义务兵役制

网文《民主制度分类》报道：

民主制度是指实现民主的相关政治制度，有多种分类方式。

从机构关系方面划分

总统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如美国。立法机构有其固定的选举基础，构成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最高行政权力亦有其独立的选举基础，构成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

议会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依赖，如英国。最高行政权力必须受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议会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最高行政长官倒台。最高行政长官有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的权力。

半总统制（又称双元首制）：介于两者之间，如法国。总统由普选产生，掌握最高行政权，任免总理和组织政府；而总理对议会而不对总统负责,议会可以通过表决对政府的不信任亲来决定政府的去留。

从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角度分类

可以说是决定性地界说该制度的特征的分类方式，历史上民主制曾经从古代起都被君主专制或贵族制所淘汰，直到近代才告复兴，但有很多方案都渐被淘汰，参见民主的历史。

另类的方案

直接民主制：

虽被认为是最彻底的民主但其代价高昂。

多数人认为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和氏族，具有酋长不世袭和土地公有，各个人保管狩猎工具和家人享用其采集的食物，但族人分享集体狩猎的猎物和定期表决重大事情。

因为常被认为仅是代表均贫和把政治责任平均放到每个成员身上，又少有专门的官僚和推行义务兵役制， 在古代历史渐被君主制和贵族制所取代。

而在历史时代发展于古希腊雅典民主。

现代常以瑞士为代表，也有部分人认为巴黎公社类似。

在最近在主流的代议制国家开始以公投的方式局部实现。

在非常小的群体中常较常见，但其功能较狭隘的，例如学生会等组织。

统治阶级内部民主，某些书使用勋阀政治称呼。

自然权利观念不存，国内要有一定身分才被在政治生活中肯定。

限制政治权利归属于由明确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古典型民主制度:

类似贵族制或寡头制，只有少数人享有政治权利。

不涉及现代社会中常和民主挂勾的众多观念，如自由、法治、人权等的推行，并且在根本反对平等和常有种族主义倾向，并几乎肯定是性别歧视的。

突出了多元权力和非君主制有在分权上较易的特点，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原型。所以在某些人的理解比现代民主国家的一党独大更理想。

包括了古希腊(犹以雅典民主代表)和古罗马共和国，或者在早期的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以相当高的纳税金作为有无权利的界线，或指定要拥有土地为富人的标致。

和贵族制的分别是有政治权利的人较多，贵族人数通常是十分狭窄在人口的百或千分之一级的少数，还再被细分等级和权责不同。

但在限制性民主的公民在彼此间是平权，但此类民主制中实际可以参与政治事务的者，仍然不足人口的十分之一。

缺点是其违反平等的原则和具有种族主义色彩又不保障少数派，现代渐被各国政治层面上所淘汰了，英国上议院算是某程度的残存。

近现代一部分国家只实行统治的种族或族群民主权利，即使统治的族群占不了人口的过半，包括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的的玻利维亚，二十世纪的南非都只属于白人统治。现代仅有以色列，在很多媒体上都常把称为民主国家，和现时主流的标准有重大冲突。

却为很多非政府组织中传承了这些制度，在上市公司中也以股分多少来决定权力分配，或者宗教组织中只限于一些长老或干部可以选举其领袖。

民主集中制:

常见于革命产生的新政府，因为对旧政权秋后算帐，又禁止反对派存在的另类政体。雏型见于英格兰共和国和雅各宾专政，而现代主要是指共产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及人民民主专政。

优点是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戴和支持而成立的，并把社会上的利益重新分配，使到世代被世袭的统治者压逼的平民可以翻身，所以在合法性和认受性上有绝对的优势。

但首要缺点在第一代开国领袖逝世后，因为缺乏了具公信力的权力更换机制，便很易出现人民的信心危机了。

因为常把公民身分当作责任而不是权利，又只有赞成而没有反对的自由。当在击败了敌人的外国干涉和反动势力后，国民很可能要更多的政治权利作为战利品，而拒绝再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

由于倾向了多数人暴政或极权民主，人民不易表现自己的想法，缺乏了自由而丧失了“作为个人”开放性，而仅有“作为整体”的共和主义而非民主原则。

能够延续的条件主要是达成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结果又打回了统治阶级专属的有限民主或寡头(贵族)制观念去。

而后来除利比利亚和罗马尼亚直接被反对派武力推翻，其他都多半由上而下主动实际发展成自由民主，现代唯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

现代主流的民主制

普选的代议制:

现代民主制的主流，甚至一般人一提民主便想起普选和自由民主。

各种势力和意见都可以合法和公开地表达，通常也表现在三权分立和代议政制的成熟和稳定上并推行宪法。

虽不表示能实现所有民主的目标，但可以保障权力的更迭的合法性。

第一次有较多人参与的是独立后的美国，没有以缴纳税金作为全国性的政治权利的界线，但仍然只限于男性白人才有权的，而且最有实权的州或以下的地方的权力，仍然不开放给城市的工人阶级。

一般认为普选制是美国诞生的，首先在1860年代初各州废止了以纳税多少作为有无权的界线，并从南北战争后废止了黑奴制度和种种对于女权的限制。

而最近代议制有向半直接民主过渡的倾向。

缺点是过分地保障私有财产制和允许人表露其传统的偏见，故较难做到全面的平等，而在以往的共产国家的宣传中，常被混淆了古老的限制性民主，一律称为资产阶级民主。

因为有实际决策权的人很少，所以很易被贪腐所侵蚀。

未完成的民主制

因为民主化其实有相当风险的，很多本意为了民主的国家，会陷入内乱和无法状态中，会可能产生的这样的情况。

无支配体制 没有一个明确权力中心，人民也无法可依的，有人认为叶利钦时的俄罗斯类似，现在代表有索马里和肯亚与辛巴威或阿富汗是此类。

无政府状态 没有具威信执行法律的公权力组织存在，在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的索马里。

僭主制 类似失败国家，可能有民选的领袖但缺合法性，而且因为种种原因，例如选举在外国干预下进行，又可能依赖不正当手段当选，或者反对派的群众不想服从他的，现在有伊拉克或叙利亚等。

从元首的地位划分

共和制，即元首是作为民意代表而产生，通常经过普选产生。有时会因为革命或政变产生，如果不再经选举来确认其合法性，意味民主制度不是未过关或已经失效，这个国家虽仍然是共和国但并不算民主。

君主立宪，以君主制方式产生的通常世袭的君主，但在宪法下君主权力有限，而现代的更通常实权在普选产生的首相上。

从政党政治制度划分

未实现多党政治的一党制

实际上可以说在这情形下民主形同失败的状态或止于起步阶段，可能会由政府宣告禁止执政党外的政党活动，经常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发生的。这类政党制度下，执政党始终不变。准确说，一党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但可以认为这是“民主”的一种极端形式——“不民主”，因为其首见英格兰共和国和法国大革命等初期的民主实验。

一党集权制。这类政党制度只允许一个政党存在，其他政党都被宣布为非法并遭取缔。如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的政党制度。

一党专政制。这类政党制度明确规定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但是不允许它们竞争执政地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除戒严前的中华民国，其他相似的例子还有以前利比里亚和一部旧华沙条约成员国在当时的情形。

已实现多党民主制度

即法律上允许多个政党存在并竞争，但不表示在所有方面满足民主的诉求，但都已经符合对民主的基本要求。

一党独大，即未实现政党轮替的国家的新兴民主国，执政党一直保持领导位，虽然反对党存在，但从未足以取代执政党的地位。包括了现在的俄罗斯、南非、新加坡，在民主化起一直由同一个政党领导。和在上世纪末前的日本、墨西哥、韩国等，亦由单一政党实际垄龂各任的领袖数十年之久。这种国家的民主也意味还未成熟到证明了政府和平更迭的稳定性，如现在的俄罗斯或五十到八十年代的南韩，都有向威权主义反复的倾向。

两党制：这类政党制度在法律上允许多个政党存在，而且它们都可以通过选举谋求执政地位，但是受政治传统、选举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只有两个政党有执政的可能性，形成了两个党派轮流把持执政地位的局面。最典型的两党制国家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

多党制：这类政党制度从法律上允许多个政党存在，而且也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政党有执政的可能性。

温和多党制。这些政党，或单独执政，或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所谓“温和”，是指这些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比较接近。如德国、瑞典、荷兰、丹麦、瑞士、卢森堡。

极化多党制。政党与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比较大，难以达成共识，导致政党组合和政府交替频繁。如法国和意大利。

从投票制度上划分

单一选区制

比例代表制

谢选骏指出：上文拉拉杂杂讲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一个要点——简单说，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就是义务兵制度，需要平民上阵流血，被迫给予选举权。这是从万恶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的。

网文《威权》报道：

威权主义或威权（英语：authoritarianism），也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体或意识形态。奉行该主义的人认为政府应要求民众绝对服从“政治上的权威”，并限制个人的思想跟言论和行为自由，将权力集中于单一领袖或一小团体。

威权领导者不少是时常任意行使权力而不考虑或利用现有法律去扩大权力，公民也通常无法透过自由竞争的选举来替换之，或有限的选举但政府有很大的权力控制选举。权力争夺与统治集团的自由竞争，是有限或不存在的。广义上来说，威权国家包括缺乏公民自由的国家，例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或者在自由选举后至少一次政府和反对派没有权力交替的国家。

特征

弱点

由于合法性薄弱，对强制性的过度依赖，决策的过分集中以及个人权力凌驾于制度规范之上，威权主义制度固有地脆弱。政治学家西奥多·韦斯特尔认为，由于对民众或精英要求的反应不足，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可能会削弱，而威权主义倾向于通过施加更严格的控制而非适应来应对挑战，这可能会损害合法性并使其瓦解。

威权政体中的宪政民主

新加坡作为威权宪政主义国家的例子，常与混合政体联系起来。新加坡有民主选举，反对派可以参与选举，但反对派无法达致政权更替，传媒宣传受到限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亦通过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打击反对派。

暴力

2017年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政变防范策略受到历史相似的其他国家的严重影响。2018年，《和平研究》杂志的研究发现在政变企图中幸存并通过清除异已和潜在竞争对手的领导人的任期可能更长。2019年，《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研究发现，个人专政比其他独裁政权更可能防范政变；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个人独裁的特征是机构薄弱，支持基础狭窄，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及与统治者的非正式联系。

根据2019年的一项研究，个人专政比其他形式的专政更具压制性。

定义与分类

从古代的君主专制到极权主义政体，都可以被称为威权主义，而从一些专于研究纳粹的人认为，同期的法西斯意大利、日本军国主义以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都缺乏像纳粹般完整的极权主义本质，但又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一定都是威权主义政体。而且日本和意大利当时仍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所以可见其可变性和模糊性。

非极权的威权主义也异于极权主义，因为威权政府通常没有高度发展的指导意识形态，在社会组织方面多元化，并且缺乏动员全国的力量。

举例

威权主义没有明确精确的定义，但通常以许多指标来衡量威权程度，如自由之家的年度世界自由度调查报告。

自2014、15年起，不少学者及政治评论员均指出，香港政府正迈向威权主义，表征包括：否定三权分立的存在，而坚称香港是行政主导；放弃沿用多年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以至对反对派的大举围捕及起诉等等。

谢选骏指出：所谓威权，其实就是寡头政治——处在民主与独裁之间。例如毛泽东死后的中国大陆，类似蒋介石死后的台湾——所以1980年代不少蠢蛋寄望于邓小平学习蒋经国，走向民主改革。

谢选骏：大东亚战争的双重性

《日本投降后的十年，战争在亚洲大陆爆发》（SHEILA MIYOSHI JAGER 2022年9月2日）报道：

《大陆爆发——1945-1955年战后亚洲的去殖民化、内战和大屠杀》，作者罗纳德·H·斯佩克特——

1945年9月2日清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登上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主持“二战”日本投降仪式。在九个同盟国的代表中，有一群战败的殖民官员。向日本投降并交出马来亚的白思华中将也在场。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也在那里，他是“欧洲战争的英雄，最近被派去收拾法属印度支那的残局”。根据罗纳德·H·斯佩克特的精彩新书《大陆爆发》，这些人的出现可能是麦克阿瑟“强调完全否定日本早期军事胜利”的方式。但这也可能是他“表明被剥夺的帝国势力决心收回其殖民地”的方式。

究竟是哪个？在日本称霸亚洲大陆的雄心壮志破灭后的十年里，东亚和东南亚成为全球最暴力的地区。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爆发民族主义战争，中国和朝鲜半岛也陷入了暴力、自相残杀的冲突。估计有250万战斗人员在中国内战中丧生，约80万人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约40万人在法属印度支那战争中丧生，至少5万人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中丧生。至于平民，中国有多达1600万人丧生，韩国500万人，印度尼西亚30万人。

但正如斯佩克特的书中所揭示的，这场血腥混乱的根源很复杂。1945年之后数年的解放战争具有内战的特征，远非随旧殖民列强试图收复昔日帝国而来的“反对白人至上斗争”。

前占领土的人民对他们的后殖民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也有助于解释大部分战斗的血腥。朋友和敌人变得难以区分。

甚至被击败的日本人也参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与民族主义者合作，提供武器、弹药和战术训练，为印度尼西亚独立而战。还有人在越南与越盟并肩作战，对抗法国人和英国人。胡志明经常欢迎日本的帮助，这意味着压制他的越南对手。

在同日本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残酷战争之后，蒋介石在1945-1946年间与日本达成了秘密交易，并实际上让一些日本军队对抗中国共产党——正是在1937年至1945年同样参加抗日战争的共产党人。（谢选骏指出：作者显然不懂，许多日军参加了“解放军”部队所发动的中国内战。）

与此同时，在1945年半岛分裂后，在苏联占领的北部地区受到朝鲜同胞迫害后，相当数量的韩国基督徒变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这些坚定的反共分子向南逃跑，与美国人并肩作战，帮助领导了在“第一次”朝鲜战争（1948-50年）的最初战斗中，对左翼叛乱分子的血腥镇压运动。

斯佩克特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的荣休教授，他出色地再现了战后亚洲不受控制且异常复杂的历史。有观点认为，暴力是冷战代理人的事情，他对此持谨慎态度。“可能正准确的说法是，冷战不是蔓延到亚洲；而是被邀请到亚洲。”各方都寻求美国和苏联的物质支持，而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希望这些内部冲突升级为全球战争。

虽然该地区的政治逐渐稳定下来，但在亚太地区目前最危险的两个爆发点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人们仍能持续感知这段暴力历史的遗留问题。斯佩克特这本扣人心弦的书揭示了这些内战的潜在动机。在这个过程中，他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冲突的遗产今天仍然存在。

《大陆爆发——1945-1955年战后亚洲的去殖民化、内战和大屠杀》，作者罗纳德·H·斯佩克特｜带插图｜538页｜W·W·诺顿公司出版｜40美元

Sheila Miyoshi Jager在欧柏林学院教授东亚历史，她撰写的《另一场大博弈：韩国的开放和现代东亚的诞生》（The Other Great Game: The Opening of Korea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East Asia）即将出版。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又来不懂装懂地胡扯——哪里是“日本投降后的十年战争在亚洲大陆爆发”……明明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年，1946年，战争就在中国大陆爆发了。1949年，共产党刚在中国得手，战争马上就蔓延到了朝鲜半岛（1950年）。

这显示了，日本在1931年开始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对亚洲民族是帝国侵略战争，一方面它对欧洲列强是民族解放战争。

再说《大陆爆发——1945-1955年战后亚洲的去殖民化、内战和大屠杀》的作者罗纳德·H·斯佩克特竟然无知到了这样的地步——不懂许多日军参加了“解放军”部队所发动的中国内战。例如卖国贼林彪的部下，就有许多日本人，他们后来还进入朝鲜、参与韩战。因为“大东亚战争的双重性”仍在继续发展——这次是美苏两霸的争夺战，双方用“民主各表”（美国的“自由民主”与苏联的“人民民主”）来发号施令……中国由此一分为二为“中囶”与“中囻”。

谢选骏：人民是暴君的道具

Sep 3, 2022·Twitter

谢选骏@xxj2040：

我现在很严肃地说，以前也多次写过文章：

第五个现代化不就是政治现代化吗？

政治现代化不就是贪污腐败的现代化吗？

西方的院外游说和中国的行贿受贿——不就是你所要的政治现代化吗？

魏京生@WEI_JINGSHENG：

原来您老这么理解民主化，以前误解了？

谢选骏@xxj2040：

看看大韩民国吧，哪有一个民选的总统不是贪污腐败的？

魏京生@WEI_JINGSHENG：

和美国比不如，和中共比，就不是一个档次了。

谢选骏@xxj2040：

因为驻韩美军在，才有“韩国民主”——如果美军退出亚洲，日本立即全面复辟军国主义了。这就是民族性嘛。

吴祚来@wuzuolai：

把民主政治中出现的问题，当成民主了。

极权政治没有游说的可能。游说，毕竟还有反游说，底线有法。而司法独立的，军队也是。

谢选骏@xxj2040：

极权政治也有游说的，那就是行贿受贿嘛。

吴祚来@wuzuolai：

党主，可以封杀你，上门抓你

民主，是不是好多了？

有问题，可以博弈解决。

谢选骏@xxj2040：

党主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

民主是多数人专政少数人

人多干劲大，好办事啊

吴祚来@wuzuolai：

唉，苏格拉底也回应不了这个问题。

谢选骏@xxj2040：因为苏格拉底没有读过圣经嘛，所以不懂人性相似嘛——任何制度都经不起腐蚀。看看川普就知道了。

魏京生@WEI_JINGSHENG：

不见得。人民已经学会民主也看见了好处，再复辟专政就很难了。

谢选骏@xxj2040：

“人民”是你制造的偶像吧。你所说的人民和共产党所说的人民是类似的——都是拿来唬人的钟馗道具。实际上呢？没有人民，只有个人，而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收买的，这就是人的原罪啊。你不接受这个现实，就无法掌握政治的精髓。

魏京生@WEI_JINGSHENG：

不敢苟同。有细胞没有生物，这是什么理论？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

谢选骏@xxj2040：

这是基本的人性论嘛，个人不是细胞，不是奴隶，不是机器人……自私的基因……读读社会生物学吧。

吴祚来@wuzuolai：

确实提出了一个应该思考的话题

人民成为偶像，成为政治概念，君主以天命天子自居，民主也会有人借以代表人民而绑架人民，中共就是如此，驴党也正在如此，所以民主之民，民的素质、道德应该提升，否则民主就成为恶性的民主。

民主对抗君主也正在对抗党主，实现古代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它是次坏选择。

谢选骏@xxj2040：对啊，次坏也是坏——人民主权论，掩饰了人的原罪，这才是祸根啊。人民的邪恶，绝对不亚于暴君。人民和暴君，都是无法提升的，这是被人性所框定的。所谓政治转型，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魏京生@WEI_JINGSHENG：

五四前后的思潮之一是全盘西化。误导了中国一百多年。其实西方民主也是在各国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没有全盘模仿他国的先例。找理由说明需要全盘西化没有意义。其实中国古代的商业很发达，航海也很发达。宋明理学之后，思想逐渐僵化，丧失了活力，是落后的根本原因。无关蓝色还是黄色文明。

谢选骏@xxj2040：

我们来补补历史课——

1、蓝色文明就是开放社会，黄色文明就是封闭社会嘛。

2、希腊罗马从蓝色转向黄色，所以落入了蛮族入侵的陷阱。

3、中国文明也有多元化的蓝色期——春秋战国与唐宋时代。

……

魏京生@WEI_JINGSHENG：

新解释，补得好。

@JieSuCanada Replying to @WEI_JINGSHENG and @xxj2040：

在中国能有像您俩这样的对话的话，那么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就成型了。河殇和6.4也不会再有了。

谢选骏@xxj2040：

第五个现代化实现了以后，中国那就像台湾现在一样可悲了——民主化的创党元老全军覆没，只让陈水扁等等粉墨登场，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因为“人民”自己鼠目寸光，自然喜欢“接地气”的硕大老鼠。呵呵呵。

所以我说，自由并不可贵，争取自由那才叫可贵；民主并不理想，为民主而战才是理想。

Yew@Jackie20010521 Replying to @xxj2040：

中国历史上人们盼望明君新主，这是信活人。西方基督文明人们信的是上帝，上帝虽然不会给你恩惠但也不会随意杀伐。

谢选骏@xxj2040：

中国历史上人们盼望明君新主——这是乌龟看王八，猩猩惜猩猩，猴子爱猴子，人民和暴君，一丘之貉也。

Yew@Jackie20010521：

没有什么蓝色文明，只有信上帝的文明和信活人的文明。

谢选骏@xxj2040：

信上帝，如果为的是利己，依然无可救药地——所以仅仅“信上帝”是不够的，那最多只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还必须承认“人都是罪人”、信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否则，“人民”是暴君的道具，暴君就是“人民的大救星”了。

紫薇星明@ZiWei2020 Replying to @WEI_JINGSHENG and @xxj2040：

古巴和伊朗在“革命”之前都是基本自由和繁荣的国家，现在也都被管得死死的。关键看是什么人上台了。

靠革命上台的，基本上都是要革老百姓的命的。

谢选骏@xxj2040：

饿蚊子比饱蚊子更凶残——这是和人性一致的。所以说，人是堕落的、无可救药的，只有像莎士比亚那样的英国瘪三，才会颂扬人像神一样，不过那只是希腊罗马的魔鬼之神罢了。不信大家看看，1896年代刚刚开了纪念希腊魔鬼之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希腊魔鬼命名的泰坦尼克号1912年就沉没了，1914年代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这就是一个历史的关键——自我崇拜、拒绝救赎的现代西方文明，由此盛极而衰了。

谢选骏：六四屠杀推倒了柏林墙

《不希望红场看起来像天安门 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政治殊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 2022-09-03）报道：

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大傻瓜。

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这样说的。

91岁的戈尔巴乔夫今天去世了。当时邓小平看着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失败。戈尔巴乔夫被卷进了推动苏联解体的个股势力中，邓小平确保了中国共产党能够生存下去。

面对内部各种压力、外部叛乱和经济危机，戈尔巴乔夫做出反应是摊开双手展示了他的计划，开放秘密的封闭体制。邓小平则隐藏了他的意图并韬光养晦。

我们世界的轨迹是在1989年确定的。这一年，柏林墙倒塌了；同年，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改变他的国家进程的残酷决定。两人的道路出现交集。

 

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1989年5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到访北京，这是30年来苏联领导人的首次到访。

这是共产主义大国之间关系缓和之举。然而，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当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面时，《洛杉矶时报》报道说：“周一和今天的会谈在很大程度上被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上持续的学生抗议活动抢去了风头。今天上午，当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开始时，大约有五万人聚集在广场上，还有数千人向北京市中心行进，这是绝食抗议的第四天，已经有两千多名学生要求与中国领导人就如何扩大这里的民主进行对话。”

戈尔巴乔夫感到震惊。他看到一场革命正在逼近。苏联领导人代表团中的一些人开始思考他们是否在与死人关系正常化。

他们当然会这么想。随着民主运动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革命在整个欧洲弥漫开来。在罗马尼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将被赶下台。

在他访问中国的前一年，戈尔巴乔夫在纽约的联合国受到了欢迎。他参观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在可口可乐广告的霓虹灯下摆拍照片。

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表了关于一个新世界的讲话，在这个新世界里必须抛开旧的敌意和意识形态的分裂。

正如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所说的那样：“世界已经改变了，在世界政治中这些关系的性质、作用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早十年到了美国。他也参观了一些景点，到访了一个牛仔竞技场，听了威利·纳尔逊的演讲，并会见了亨利·基辛格。

当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支持民主的力量正在中国聚集。

邓小平面临一个分岔路口。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已经去世，经过多年毛泽东的铁腕统治，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争论新的想法。

与戈尔巴乔夫不同，邓小平试图拯救他的体制但不会拆毁它。从美国回到中国后，他决心在西方的游戏中击败他们。

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我们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那么我们就不能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两条道路的选择

那时候，邓小平开始松开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他还建立了经济特区，欢迎外国投资。

国内的压力正在增加：通货膨胀和不平等。人们呼吁加快改革和必然而来的更大幅度的自由。

1989年是一个爆发点。戈尔巴乔夫在历史的浪潮中乘风破浪。邓小平看起来好像会被浪潮吞没一样。

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些中国抗议者把这位苏联领导人当作英雄来欢迎。

面前有两条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之路和邓小平的政治力量之路。

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中国之路。正如他告诉自己的随行人员那样：“我不希望红场看起来像天安门广场一样。”

多么美好的时刻，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位巨头隔着一张桌子互相注视着对方。

戈尔巴乔夫觉得历史在自己这一边。而邓小平试图让历史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我们现在知道，邓小平命令他的军队屠杀天安门的抗议者。

 

两个人，两个国家

如果戈尔巴乔夫也如此无情呢？他能拯救苏联吗？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之一乔治·沙赫纳扎罗夫（Georgy Shakhnazarov）说，他的领导人“缺乏天安门事件的胆量”。

正如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在他的书《崩溃：苏联的垮台》一书中写道，邓小平“宁愿用蛮力来夺回‘天命’”。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比较两个人和两个国家。他们各自面临不同的压力。

中国当时的经济工业化程度较低，农村改革有巨大的能量可以释放出来。

而戈尔巴乔夫当时面临着多重威胁。正如祖博克在1989年所说，戈尔巴乔夫和他的追随者“没有地图，他们的指南针已经坏了”。

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夫把政治改革放在经济变革之前，因而失败了。他“本末倒置”了。

历史告诉我们谁赢了。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国旗最后一次在红场降下。

网民嚎叫：

京城老炮1950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1:55:02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正式开始，1985年11月19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于日内瓦第一次见面，此次见面，让里根彻底看穿了戈尔巴乔夫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乎就给戈尔巴乔夫天天带高帽，忽悠他，上了里根的套，最终致使苏联的全面解体。中美蜜月期是1979-1989年这10期间。在中美蜜月期间，美国与中国在各个领域里亲密无间的合作，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首先从经济着手？而不是首先从政治改革着手？在这10年期间，大权在握的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们为什么不琢磨琢磨呢？傲慢与偏见，再加上一个傻字！假如戈尔巴乔夫稳住阵脚，像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首先把苏联的经济搞上去，先让老百姓有吃有喝，过上小康生活，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强国。那么还会有后面的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纳卡争端，以及现在的俄乌战争吗？

US_Lion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1:44:37

还是两国的民族素质不一样，俄罗斯是优秀的，中国是腐朽的。

乱我心者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1:14:16

Wuweixiao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7:00

废话一堆。看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谁在世界上有话语权？

———————————

1945年九月前的日本帝国，和1945年4月前的纳粹帝国，比现在的清零帝有话语权多多了！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1:07:09

六四前夕，戈尔巴乔夫去上海访问，原订去拜访汾阳路桃江路交界处的普希金铜像，后因附近多处学生市民游行而更改行程。估计他了解情况后留下深刻印象。

truth_hurts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1:02:42

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影响了戈尔巴乔夫，他当时正在中国访问。他不愿苏联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xplnt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55:00

红场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万幸中国没有变成苏联。

香皂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47:57

Bravehearts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06:06

戈尔巴乔夫有底线，就是不能屠杀平民。

邓小平没有底线，从他在反右一直到天安门大屠杀一直这样。

草芥人命；赶超封建暴君！！！！！

时光的酒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46:36

让子弹飞一会儿。

法西斯德国，日本从1930-1940年代是多么风光无两。现在全世界是怎么评论他们的？

香皂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46:04

秦始皇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4:09

中国的农民运动完全是多余的，把蒋介石赶跑了，社会还跟蒋介石还在没什么区别，还是充满了腐败，只是换了一批人捞钱，贫苦百姓还是贫困潦倒，劳作中日食不果腹，悲惨的事还是每日上演，劳动人民并没有当家作主，只是换了一批不劳而获者。天还是那么黑。

ShiMaQian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41:44

戈尔巴乔夫没有军权。邓小平有军权。邓小平统治，戈尔巴乔夫演戏。还没演完，美国导演就让叶利钦上了。

ArrowOne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7:26

同意二楼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囿于一时一地，就像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大运河, 当时劳民伤财但后世受益无穷

Wuweixiao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7:00

废话一堆。看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谁在世界上有话语权？

游兵散勇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5:13

邓小平的评价是要由后世来定的，本来经过江胡的治理，他的历史评价几乎被洗白了，但是随着习皇登基，若是中国就此闭关，他的评价也就那样，不见得比戈尔巴乔夫强到哪去。

ArrowOne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4:48

邓小平是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各种裆内血雨腥风的斗争的幸存者，自然能下得起狠手，戈氏则是和平年代的人，这位二战上前线了么？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09-03 10:11:00

就算再过一百年，这两个人的选择谁对谁错，都很难判断，这不像毛腊肉和习猪头，对错现在就可以盖棺定论。

谢选骏指出：都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可是澳大利亚鬼子还没有胜利就开始篡改历史——他们胡说“我们世界的轨迹是在1989年确定的。这一年，柏林墙倒塌了；同年，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改变他的国家进程的残酷决定。”看看看，澳大利亚的鬼话，故意隐瞒了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万人大屠杀，故意制造一种错觉，好像柏林墙倒塌在前，而六四大屠杀在后。因为这些依靠红色中国贸易的英国流放罪犯的后代，需要为屠夫擦拭血迹。所以他们隐藏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是六四屠杀，推倒了柏林墙！为何如此？因为白种人不敢承认他们得到了黄种人的恩惠！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国旗最后一次在红场降下。——这是错误的说法。

1989年6月，北京天安门屠杀；1991年，苏联国旗最后一次在红场降下。——这是正确的说法。

六四屠杀推倒了柏林墙及其后面的苏联——六四屠夫邓小平就这样亲手杀害他的苏联老爹，就像他亲身接管了他的四川老爹的小老婆。（这是《戚本禹回忆录》里透露的中共内幕——邓小平乱伦之后被迫出逃法国，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作乱，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共栖后妈了。）

天安门的万人血没有白流——它一夜之间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

难怪现在的美国国会领袖，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政治朝圣，向六四英烈致以崇高的敬意！

但是后来有人忘记了这个六四鲜血的丰功伟绩，所以现在他们正在遭受来自中国的惩罚。

谢选骏：学术自由只是学阀的自由

《专访当代中国研究知名学刊《中国季刊》主编：“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学术自由”》（常思颖 BBC中文 2022年9月2日）报道：

过去10年左右，中国政治环境收紧，高校对学术发表的审查越来越严格；而另一方面，海外学者想进入中国做研究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顶级刊物《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主编蒂姆·普林格尔（Tim Pringle）打了个比方：“以前的问题是，海外学者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适的守门人，也就是中国国内的合作平台，可能是一间大学，一个公民社会组织，也可能是一个同行学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打开大门，找到安全的研究环境——因为，门被守护得更牢固了。”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的群体近年来正在由中国观察者（China watcher）或研究者，向参与式研究者（China participant researcher）转变，蒂姆·普林格尔说。在进行有关中国的研究时，“学者们不再仅仅是观察，而是直接参与”。

2017年8月，负责出版发行《中国季刊》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称，收到了中国某图书和期刊进口机构的指示，在面向中国大陆用户的出版社网站上撤下了的315篇与天安门事件、文革、西藏、新疆、香港等主题相关的“敏感”文章，并表明这是为了让中国大陆的用户能够继续使用该社其他学术和教育出版物”。之后，普林格尔组织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活动，得到学术界广泛声援，迫使剑桥大学出版社撤回决定，使这些文章在网站中得到恢复。

此后，中国学术机构对《中国季刊》的订阅量有所下降，但有趣的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和下载量并未减少，中国学者提交论文的数量甚至还在不断增加，普林格尔说。

面对学术界反弹 《中国季刊》300篇被删文章恢复发表

《中国季刊》由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于1960年创建。麦克法夸尔希望这本刊物能够反映铁幕背后中国各领域的状况，让读者深入理解中共历史和管治中国的逻辑。60年来，《中国季刊》早已成长为国际顶级学术刊物，成为深入评析当代中国事务的重要平台。

早期的作者除了学界，还有驻京外交官、香港记者，以及在华商界人士。自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中国国内的学者向季刊投稿，根据普林格尔，截至今年7月，其投稿量达到了总数的约48%。

为何研究中国的群体从研究者变成了参与式研究者？当中国的学术空间受到限制，他们正在经历哪些挑战？为何在面对审查压力时，来自中国的投稿量不降反增？

从研究者到参与式研究者

普林格尔：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并且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

中国先是进入市场化改革，接着与世界经济接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这期间，研究中国的群体发生了变化——从中国观察者或研究者，变成了中国参与式研究者。

一方面，研究者不再以外国学者为主。现在有很多中国学者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与60年代初《中国季刊》刚创立时相比，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学者也进入中国进行研究，他们有机会接触中国，参与中国的发展。

与此同时，读者也改变了。四、五十年前，无论研究者是否来自中国，都是为非常小众的读者群体服务。但现在，读者群也在逐渐扩展。

这些都有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驱动。除了刚才提到的中国改革开放，还有全球高等教育在急剧扩张，很多中国学生到海外接受教育，不少是从事中国研究。不仅如此，从1998年开始，中国国内的高等教育也在扩张，英文更广泛的使用，国内（英文学刊）的读者群也随之增加。

BBC中文：从研究者变成了参与式研究者，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具体在哪些方面体现出了参与式研究者的特点？

普林格尔：60年前，当《中国季刊》刚创办时，中国内部事务对外部世界直接影响较小。但现在，由于中国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中国内部事务牵动着外部世界。比如说，如果中国国内的学术自由受到限制，可能会影响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

中国正在极力限制学术自由。其实历史上也曾有过限制，比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那时国内的限制对国外大学没有直接影响，因为很少有中外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

但是现在，中国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等几乎所有领域都与国外大学建立起合作关系。那么要如何确保中国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不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学术自由？

从这个层面来说，学者们不再仅仅是观察中国，而是直接参与（有关中国的研究），这与以往是不同的。

BBC中文：你认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群体从观察者变成了参与者？

普林格尔：大概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很难给出确切的时间节点，因为参与的程度不是直线上升的。一段时间进步，一段时间倒退，然后再进步。

但是现在，我们正处于倒退阶段。在这个时期，学者很难参与进去，想化解对参与的限制也很难。但我相信，这会再次改变。也许未来5年内不会，10年内不会，但最终会改变。

“倒退阶段”

BBC中文：为什么说现在处于参与式中国研究的倒退阶段？

普林格尔：有关中国研究的学术空间在经历了一场大的扩张之后开始变窄，这发生在过去4、5年间，不到10年的时间里。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于学术研究空间的限制，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相关的学科中。也就是说，当局对于能够公开谈论的话题、可进行的研究主题，以及（研究中）自由提出质疑的空间进行了管控。比如，中国的公民社会空间在缩小，对相关领域研究的限制越来越多。

目前看来，中国研究领域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保证做学术的空间不受限制，这在中国显然非常困难。

BBC中文：能否具体讲一讲学者们在研究时受到的挑战？具体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挑战？

普林格尔：我就不举个例了，指名道姓对其他人不公平。我可以说一些普遍性的情况。

在中国国内，研究机构要确保有关中共的政治传统、中国历史和社会稳定这几个维度的研究不会对官方叙述构成挑战。

在中国以外，研究机构要确保中国的威权主义不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和机构。在一些国家，这种偏执的恐惧已经被用作恐华的借口。

在实地考察方面，比如在研究人权和劳工运动时，到运动现场去并与参与者交谈非常重要。但现在，与著名的工人领袖、维权者和律师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敏感，甚至几乎不可能直接与他们接触。

BBC中文：是因为学者不能进入中国吗？

普林格尔：是因为进入研究现场变得更加困难，与相关的民间社会组织交谈变得更复杂，（中国国内学者）从当局获得批准来发布研究结果的过程也更为复杂。中国学者在疫情之前还是会到各地做研究，非中国的学者也会去。

《中国季刊》上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作者是希娜·切斯特纳特·格雷腾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和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讲述了非中国学者与中国“国保”（即国内安全保卫）人员之间的交流，以及被请去“喝茶”（指被约谈）的情况。这项研究表明，“喝茶”并不像人们想象地那么普遍，但依旧是个问题。目前在做研究时必须考虑这些事情，阻碍了研究进程。

“以前的问题是，海外学者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适的守门人，也就是中国国内的合作平台，可能是一间大学，一个公民社会组织，也可能是一个同行学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打开大门，找到安全的研究环境——因为，门被守护得更牢固了。

BBC中文: 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普林格尔：我不是政治学家，我是社会学家。但不管怎样，我认为中国的领导阶层——我谨慎地使用这个词，因为不只是指习近平——已经被中共自身的利益所主导。

这与三点有关。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中共一直致力于制定标准化的、不受质疑的历史论述。

其次，我认为中国的领导层一直非常注重党的权威，要确保它不会面临挑战，特别是来自内部和民间社会的挑战。当局已经开始限制公民社会，包括出台了《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另外，我认为中共一直担心社会稳定，近年来尤其感到社会稳定受到威胁。从外部来看，党的领导层对中东发生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运动感到担忧，还有以往的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在内部，当局看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抗议、罢工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因此转向采取更严格的统治方式。

BBC中文：所以限制主要来自于政府？

普林格尔：有些学者这么认为。但我认为，限制学术自由的压力不仅来自威权政府，也来自市场；中国的学术界已经与全球高等教育和知识生产的商品化体系交织在一起，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商业逻辑的驱动。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都经历了商品化的过程，高等教育越来越像一种私人产品，而不是公共产品。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在不断国际化，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比如中国的大学经常出现在世界大学排名榜单前20名、前50名。中国政府也要确保大学数量增加，在全球竞争中取得好成绩。

在这种趋势下，提供研究资金的机构必须做出回应。某些形式的学术研究被优先考虑，比如名牌大学的学者可以获得更多全球资源，有更多跨国流动和交流的机会。相比之下，最受限制的是与社会和政治运动有关的学术研究，包括劳工权利、性别平等和人权等议题。

BBC中文：2017年剑桥出版社那件事情之后，中国学者有受到后续影响吗？

普林格尔：首先要說，事情的后续发展很有趣。

我认为，当时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反应是个错误。《中国季刊》主导学术界发起了全球性响应，要推翻出版社的决定。出版社在三周内反转了决定，他们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这很好。

这件事对《中国季刊》的影响很明显，在中国境内，订阅季刊的大学数量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季刊》在中国的下载量并没有减少。另外，中国大陆的学者向季刊投稿的数量持续增加，季刊文章在全球被引用的数量也在增加。截至今年7月，来自中国的学者投稿数量已经达到了总数的约48%，从2021年的约38%上升了10个百分点。所以很有趣。大学订阅虽然减少了，但《中国季刊》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似乎没有减弱，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也似乎没有减弱。

BBC中文：整体来说，你还是比较乐观，认为即便研究受到限制，中国研究的未来还是会继续拓展？

普林格尔：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的学术界，都很有创新精神。尽管存在各种限制，但还是会有世界级水平的研究从中国国内传播出来。不仅《中国季刊》能收到投稿，其他期刊也有。我认为，要获得这些研究数据，需要在道德上和方法论上给与更多关怀。

BBC中文：这是什么意思？具体是什么做法？

普林格尔：也就是要找到创新的研究方法，并且要格外留意安全和保障问题，在需要时提供安全的环境让人们能够匿名说话。也要找到学术受限的程度有多大；我相信个别学者已经在研究中受到限制，但重要的是，这种限制具体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在学术自由方面，限制确实非常明显。不过，中国是国际高等教育环境中的主要参与者，理解这些限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很重要。

BBC中文: 根据你的观察，最近10年里，哪些主题是中国研究领域最热门的主题？

普林格尔：学者对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表现出了强烈兴趣，着重关注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国际关系一直是非常受欢迎、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目前这个领域的一些传统理论受到中国新兴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这很适合讨论，非常好。

与这相关的另一个主题是，中国如何通过投资和倡议增加对世界的影响力，比如“一带一路”。我要强调，我不相信“一带一路”倡议是经过政府细致规划的项目。但不管怎样，目前很多研究是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这非常有趣。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程度的威权体制，这激发出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课题。

还有学者研究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环境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影响，公民社会以及中国的社会运动。

最近几年，研究者对边疆地区重新重视起来，包括新疆、西藏、香港等，近几年尤其关注香港。

还有中国精英阶层的崛起，监控与社会控制、对公民社会的影响等话题。也有针对旧有问题的研究，比如户口、失踪女性、年轻女性、女性出生比例等等。

这些主题与社会发展有关，社会问题出现后，中国学者就会更加关注。

BBC中文：有关香港和台湾，最热门的主题有哪些？

普林格尔：有三、四个事件影响了来自台湾和香港学者的研究，都与社会运动、以及他们和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包括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即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

我们发表过有关混合政体及香港管治之本质的研究。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香港从英国统治下的民主政体变成了中国大陆统治下的威权政体。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殖民主义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民普选的权利。在“八九学运”后的十年里，香港朝普选迈进了一些；香港的公民社会和政党团体也在1989年后发展壮大，成为推动普选的力量。

但是，当前香港社会展现出的专制统治，尤其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后的治理方式，和英国统治时期并不一样。两者在保障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方面非常不同。香港此前已经建立了一些重要制度，特别是在“六七暴动”以后，这促进了对自由权利的保障。我认为学者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历史视角带入到香港研究中。

除了混合政体，还有学者研究香港民众抗议的类型或本质，比如多少人参与了“反送中”运动，参与者是否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以及是否有更广泛的阶层参与其中等等。

很明显，关于香港的研究是以社会运动为主，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会改变。未来几年里，研究者会更加关注香港的高等教育。香港学界担忧《国安法》会对研究带来什么影响，也担忧香港政府在大学管理方面的影响力不断增长，这会对机构自主权带来什么影响。

有关台湾，“一个中国”的问题仍旧非常重要。我们即将出版一组文章（special section），包括七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

关于台湾，我们还看到研究民众投票行为的文章，以及关于两岸关系、政治腐败问题，等等。

BBC中文：不同地区的学者对于中国研究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偏好？

普林格尔：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一会儿，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根据我的观察，英语还是一种霸权语言，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不如英语多。很遗憾，但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情况。

中国正在与一些国家合作，比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南非、巴西、阿根廷、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会发展出更多元化的全球学者。我很希望《中国季刊》能在中国研究领域多元化中发挥作用。

比如来自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学者，对中国投资如何影响非洲大陆的发展感兴趣；巴西学者则热衷研究中国资本与当地大豆种植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关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这方面仍有大量研究。美国学者对中国人权、法治和知识产权等话题也很感兴趣；欧洲和英国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学者还关注中国在各领域的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全球影响。

因此，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中国研究领域感兴趣的话题是否有差别？有。但这取决于中国研究在该地区的发展程度。

印度这几年间有关中国研究的水平和规模突飞猛进；巴基斯坦则开始进行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的研究。这些国家的学者在此领域发表的论文会不会增加？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我认为迟早会增加，这是好事。

中国国内的学者和世界各地新崛起的学者在这个领域还不够显著，我认为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个领域研究者的组成会更加多样化。

BBC中文：有没有具体的数字能够体现这种区别？

普林格尔：就读者群而言，网站浏览量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最多，接着是中国、香港、德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加坡和台湾，主要是发达国家或地区。

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入，巴基斯坦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读者在增加，这也是件好事。

BBC中文：最后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世界顶尖期刊的主编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普林格尔：这个工作很辛苦，责任很重，有时候让我晚上睡不着觉。拒稿看似容易，大多时候我也都会拒稿，但仍旧是一种压力，其实很难。

压力来自于要（对稿件）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误拒能帮我们理解中国的好文章；同时也要保证学术上的卓越和严谨。正如你说，我们是国际顶级刊物，我想保持这种顶级，也是一种压力。压力还来自于投稿数量。粗略地讲，2000年可能收到200篇，现在一年有超过400篇。

剑桥出版社配合审查那件事也给我带来很大压力，那次媒体对我这个编辑也进行了严格的调查。有学者建议我们不能再受出版社的压力。我的观点是，出版社必须撤回最初的决定，否则我们就换一家出版社。但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这会对期刊本身带来太大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要想，怎样让出版社改变决定，同时又与其保持关系。

还有，我这个岗位必须要抗压，因为会受到很多批评，在需要的时候要能承认错误。要有能力与编委会合作，与执行编辑合作。此外，还要认可学术出版是不断变化的，目前正朝着资讯开放的方向发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行业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我们都要准备好付出，努力工作，以确保《中国季刊》保持国际领先的地位。

我的编辑任期还有两年时间，目前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任编辑。如果有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担任编辑，那也很好。而且，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刊物，如果能请来一位华人编辑，那也不错。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似乎倡导“学术自由”，这似乎很好。但是，它却掩盖了问题的另外一面——所谓学术自由，往往只是学阀的自由。所以学法经常与军阀、党阀、政阀、财阀勾结起来。这是由人的原罪、人性的倾向预先决定了的——“我的自由就是无法兼容你的自由。”

《蒋华志：学阀是学术自由的大敌》（2006-06-23 爱思想 ）报道：

按照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军阀”是指拥有武装部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人。“学阀”是指凭借势力把持教育界或学术界的人。有趣的是，军阀的英文写法是warlord，学阀的英文写法是scholar-lord, scholar-tyrant。lord就是霸王，tyrant就是暴君。

这军阀与学阀，看起来差别很大，实际上颇有类似之处。总的说来，无论是军阀还是学阀，都是少数人让多数人不舒服、不畅快。军阀是以枪杆子说话，强迫民众服从，否则就会“死啦死啦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原先的枪杆子不过是大刀片子、梭镖杆子变成了现在的机枪、大炮和坦克。学阀以笔杆子压人，不让人们说实话、说真话，净让人们说假话、编瞎话。如果你敢于说真话，学阀就会给你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把你往死里整。当然，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

军阀对民众的戕害首先是肉体的，同时是精神的。学阀对民众的伤害首先是精神的，同时是肉体的。在军阀统治下，你可能死掉，但你死得痛快。在学阀统治下，虽然你的肉体尚存，但你的灵魂已经挥发。你的痛苦是长久的、深入骨髓的。你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受。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占山为王，老子天下第一。还有点独立精神。学阀缺乏思想，没有独立人格，他必须依附权贵、依附官方。

具体说来，学阀有如下特点：

第一，器量狭小，惧怕学术自由。其具体表现是：排斥新人、新思想。在多年前某大学出了一个悲剧。一位博导的学生写出的论文水平高出了博导，该博导死活不愿意承认，最后博士生愤而杀身亡。该事件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该博导的霸道与专横。当然，据说这位博导继续当他的博导，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这就是学阀、学霸和学术暴君的“品质”—“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学阀惧怕学术自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学术，多半是皇帝的新衣，很容易被人看穿的。所以，一旦有不同于他们的思想，有时还未必是新思想，他们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因为一旦接受别人的观点，就意味着给自己丢脸。

第二，好出风头，头衔多多。人们在学术界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一些人已经七老八十了，但是学术著作反而与日俱增。到处当主编，到处作报告。而且身上的头衔多得吓人。居然可以在多个地方担任这样那样的职务。有的人头衔多得来一般的名片都无法容纳。如果这些人真正自己写书、写论文，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往往看到的却是牛头不对马嘴。看起来出了多卷本大部头的书，实际上他们只是拉大旗作虎皮，挂一个主编、总主编的头衔，下面的活就由名气较小、或压根就是无名小卒来完成。人的知识和能力实际上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一些人却在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大显身手。有的人敢编写世界通史，而他自己实际上只研究了世界现代史的极小段。有的人敢编中国通史，而他自己也只是研究过中国某一个断代史中的某些问题。国外也有人编世界通史的，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上下册，但那是一人所为，不是我们的大呼隆。人家一人操刀，出了问题责任非常明确—好汉做事好汉当。而我们的大呼隆，问题多多，出了问题反而互相推诿，形成集体无责任。更何况《全球通史》成为了名著，成为非常流行的畅销书。当然，该书也成为我们有关人士抄袭的对象，还美其名曰“中国人编写的新的世界通史。”

第三，神经脆弱，想入非非。学阀们普遍神经脆弱。一有不同观点，他们就惊慌失措，大惊小怪，大惊失色。他们往往会发现别人观点中的“微言大义”，从中引申出骇人听闻的结论。比如，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后，不久便引起了张海鹏先生愤怒，拍案而起，颇有挽大厦将倾的气慨。于是便有《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评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出台。（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3/01/content_1324540.htm）张先生开宗明义就指出袁先生动机极其不纯——“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当然袁先生“良心大大的坏了。” 接着张先生就说得更玄乎了：“通观‘现文’，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其矛头所向，是要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在文章最后，张先生提醒我们：袁伟时要把中国青年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张先生的文章还算比较温和，而龚书铎先生的文章简直会把人吓个半死。他直截了当就判了袁先生的死刑，说袁的文章“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矛头所向，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龚书铎：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http://hist.cersp.com/jcyj/jcll/200606/2834_5.html）他指出袁先生的三大“罪状”其一，把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归之为清政府和义和团造成的，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其二，用“现代化”代替反帝斗争。其三，借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历史课本之名，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实。这么说来，袁先生的文章简直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粗略看了张先生和龚先生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只准前人说话，不让后人思考。两位先生的立论的基础，不过是毛泽东在六十多年前得出的结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一个在六十多年前确立的结论，几十年都不容置疑质疑，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现象。如果前人的结论不可更改，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就无法解释了。按照张先生和龚先生的逻辑，我们可以非常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改革开放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着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举措，多半与毛泽东当年的想法背道而驰。

袁先生只不过把很多人的类似想法公开地说出来而已，他对已有的结论进行反思、质疑，这本身是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请问张先生和龚先生：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哪些条款规定了不能反思过去的历史，不能提出新的结论？按照二位的逻辑，那么多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都是完全多余的。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定了调子，完全没有研究的必要。如果实在要研究，不需浪费笔墨和精力，只需写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对不起，不能用“说”，要用“教导我们说”）：“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我完全赞同毛主席的意见！”这样一来，岂不简单？

再说袁先生今年是七十五岁的人了，一介书生，手上没刀、没枪，只有一个思考的头脑。就算他的观点是“歪理邪说”，那也很难蒙蔽清醒的中国人民。我们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更不要说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了。我们的党得到人民最坚决的拥护，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袁伟时一介平民，既没有金钱，更没有大炮，他凭什么动摇党的领导、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用毛主席的话说，“蚍蜉撼树谈何易？”如果他真有什么非分之想，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吗？不是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吗？

其实，对一个袁伟时如此看重，恰恰是看不起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人想捍卫社会主义，反而帮了倒忙。而且，人们还有理由怀疑，是谁指使张、龚两位对袁先生口诛笔伐、进行末日审判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谁让张、龚两位对袁大张挞伐，应该是两位自作多情、自作主张吧？

第四，思想贫乏，鹦鹉学舌。学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己并不动脑筋思考问题，他们的所谓观点多半是在官方近期的报纸、杂志上可以看到的。他们的使命生来好像不是为了思考，而是为了说明已有的结论的无限正确。他们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创造。他们习惯于做传声筒、留声机，不愿意做独立思考者。这样的人一方面是没有思想，而他们的另一方面也就是没有独立的人格。

第五，热衷官场，左右逢源。一些学阀，他本身就在官场上混。因此，这样的学阀既是官僚，又是所谓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霸权的建立，多半不是靠学术，而是靠权术。因为有了权术，他们便垄断了优质学术资源，便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帝国主义”。即使原来有点学术水准的人，在官场混久了，学术水准自然会被稀释若干倍。这样的学阀，霸气更足，邪气更甚，对正常的学术和学人的危害就更大。

学阀是学术自由的大敌，是民主社会的大敌。学阀存在一日，学术就受损一日。学阀与真正的学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有学阀就没有学术，有学术就不要学阀。

生物多样性使世界精彩，思想多样性让人类灵秀。但愿中国少一些学阀，多一些学者。愿学术真正成为学术，远离政治的喧嚣。（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系）

谢选骏指出：人在欧洲，骂骂中国的学法还是比较安全的。其实，学阀是一种世界现象，不分国界，不分制度，人性使然。说到底，学阀是没有自信表现，就像专制国家的党阀和军阀、民主国家的政阀和财阀一样。

谢选骏：《河殇》打败了《共产党宣言》

中文维基百科的《河殇》条目说，这是“原央视官方纪录片，现为中国政治禁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时称“六集电视连续节目”），在1988年6月16日首播。《河殇》继承了191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脉络，对诸多中国文化符号辨析和评判，包括黄河黄土文明、长城和龙等，同时表达了对海洋文明的向往。约2亿至3亿中国观众收看，全国报章收到读者尤其学生的来信感言。该片第一次用电视媒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改革派对于改革开放遇陷入经济困局的解读——困局源于中国文化有太多传统包袱。

1988年的《河殇》在80年代的中国学生运动史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与1981年内蒙古学运、八六学潮和八九学运的思潮悉悉相关，并代表了80年代文化热的高峰和尾声。

2022年9月1日，魏京生忽问谢选骏曰：“最近听说你的老朋友继续炒作《河殇》，您老有何说道？”

谢选骏答曰：“《河殇》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人民日报》定性《河殇》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因为《河殇》触发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一举摧毁了苏联帝国，瓦解了黄俄共产党的祖国，岂不是太棒了吗。”

魏京生又对谢选骏说，“太伟大了。原来苏东波是因为有了您的河殇。监狱的政治教育课上看过，很煽情，感动了很多不读历史的年轻人，是五四运动的延续。第一次听说还感动了苏联人。”

谢选骏答曰：“您在监狱待业了十几年，不得不脱离时代了。所以才会说‘《河殇》感动了苏联人。’”

下面的文章，或许可以给你补补监狱里没有的历史课——

https://chinesepen.org/old-posts/?p=19147

还有人说，“河殇没有指出中国文化就是周文化就是农业文化是不足地方。如果指出与农业文化相对的是商业文化、商业文明，今天的中国不是这样子了。河殇也没有指出今天我们处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农业向工业化演变的事实，更是可惜！没有指出上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了近一千年的事实，可惜可叹的地方很多。”

谢选骏对他们说，“《河殇》百谬，然而却改变了历史进程。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因为四平八稳的东西，只会默默无闻，就像我出版的二百多本《谢选骏全集》。”

其实，这多少有些像是《共产党宣言》和《马恩全集》的关系——乳臭未干的马恩二厮，三十岁上下就搞出了一篇《共产党宣言》；但是后来他们分别活了六十多岁和七十多岁，用尽一生写下了《马恩全集》六十本，却不及《共产党宣言》那么著名……

所以我说，“《河殇》类似《共产党宣言》。”

如果能从批判《共产党宣言》的角度去批判《河殇》，那就有点进入门道了——就不会像魏京生那样，像只没头苍蝇一般到处乱撞了。

曾节明@zengjieming：俄罗斯，蒙古，东欧是戈氏解放的。莫非戈尔巴乔夫是六四屠杀启蒙的？

谢选骏@xxj2040：对啊，戈尔巴乔夫不想做邓小平那样的六四屠夫，只能放弃苏维埃帝国主义了。而且东欧人民从六四屠杀中想起了共产党的黑历史，终于走上了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道路。

曾节明@zengjieming：前苏和东欧是戈尔巴乔夫拆解的，老谢你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

谢选骏@xxj2040：你错了。

1、戈尔巴乔夫始料未及苏联瓦解，不是故意拆散的。

2、所以说，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把国际共产主义送上了绞刑架。

3、你看看日历，六四屠杀以后共产党政权一个个连锁倒台，半年之后齐奥塞斯库遭到枪决，两年后苏联彻底瓦解——这里的因果联系还不明显吗？

在这种意义说，从历史发展看，《河殇》不仅类似《共产党宣言》，而且《河殇》还打败了《共产党宣言》，预示了国际国际共产主义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