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学术自由只是学阀的自由

《专访当代中国研究知名学刊《中国季刊》主编：“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学术自由”》（常思颖 BBC中文 2022年9月2日）报道：

过去10年左右，中国政治环境收紧，高校对学术发表的审查越来越严格；而另一方面，海外学者想进入中国做研究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顶级刊物《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主编蒂姆·普林格尔（Tim Pringle）打了个比方：“以前的问题是，海外学者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适的守门人，也就是中国国内的合作平台，可能是一间大学，一个公民社会组织，也可能是一个同行学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打开大门，找到安全的研究环境——因为，门被守护得更牢固了。”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的群体近年来正在由中国观察者（China watcher）或研究者，向参与式研究者（China participant researcher）转变，蒂姆·普林格尔说。在进行有关中国的研究时，“学者们不再仅仅是观察，而是直接参与”。

2017年8月，负责出版发行《中国季刊》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称，收到了中国某图书和期刊进口机构的指示，在面向中国大陆用户的出版社网站上撤下了的315篇与天安门事件、文革、西藏、新疆、香港等主题相关的“敏感”文章，并表明这是为了让中国大陆的用户能够继续使用该社其他学术和教育出版物”。之后，普林格尔组织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活动，得到学术界广泛声援，迫使剑桥大学出版社撤回决定，使这些文章在网站中得到恢复。

此后，中国学术机构对《中国季刊》的订阅量有所下降，但有趣的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和下载量并未减少，中国学者提交论文的数量甚至还在不断增加，普林格尔说。

面对学术界反弹 《中国季刊》300篇被删文章恢复发表

《中国季刊》由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于1960年创建。麦克法夸尔希望这本刊物能够反映铁幕背后中国各领域的状况，让读者深入理解中共历史和管治中国的逻辑。60年来，《中国季刊》早已成长为国际顶级学术刊物，成为深入评析当代中国事务的重要平台。

早期的作者除了学界，还有驻京外交官、香港记者，以及在华商界人士。自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中国国内的学者向季刊投稿，根据普林格尔，截至今年7月，其投稿量达到了总数的约48%。

为何研究中国的群体从研究者变成了参与式研究者？当中国的学术空间受到限制，他们正在经历哪些挑战？为何在面对审查压力时，来自中国的投稿量不降反增？

从研究者到参与式研究者

普林格尔：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并且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

中国先是进入市场化改革，接着与世界经济接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这期间，研究中国的群体发生了变化——从中国观察者或研究者，变成了中国参与式研究者。

一方面，研究者不再以外国学者为主。现在有很多中国学者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与60年代初《中国季刊》刚创立时相比，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学者也进入中国进行研究，他们有机会接触中国，参与中国的发展。

与此同时，读者也改变了。四、五十年前，无论研究者是否来自中国，都是为非常小众的读者群体服务。但现在，读者群也在逐渐扩展。

这些都有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驱动。除了刚才提到的中国改革开放，还有全球高等教育在急剧扩张，很多中国学生到海外接受教育，不少是从事中国研究。不仅如此，从1998年开始，中国国内的高等教育也在扩张，英文更广泛的使用，国内（英文学刊）的读者群也随之增加。

BBC中文：从研究者变成了参与式研究者，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具体在哪些方面体现出了参与式研究者的特点？

普林格尔：60年前，当《中国季刊》刚创办时，中国内部事务对外部世界直接影响较小。但现在，由于中国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中国内部事务牵动着外部世界。比如说，如果中国国内的学术自由受到限制，可能会影响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

中国正在极力限制学术自由。其实历史上也曾有过限制，比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那时国内的限制对国外大学没有直接影响，因为很少有中外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

但是现在，中国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等几乎所有领域都与国外大学建立起合作关系。那么要如何确保中国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不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学术自由？

从这个层面来说，学者们不再仅仅是观察中国，而是直接参与（有关中国的研究），这与以往是不同的。

BBC中文：你认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群体从观察者变成了参与者？

普林格尔：大概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很难给出确切的时间节点，因为参与的程度不是直线上升的。一段时间进步，一段时间倒退，然后再进步。

但是现在，我们正处于倒退阶段。在这个时期，学者很难参与进去，想化解对参与的限制也很难。但我相信，这会再次改变。也许未来5年内不会，10年内不会，但最终会改变。

“倒退阶段”

BBC中文：为什么说现在处于参与式中国研究的倒退阶段？

普林格尔：有关中国研究的学术空间在经历了一场大的扩张之后开始变窄，这发生在过去4、5年间，不到10年的时间里。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于学术研究空间的限制，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相关的学科中。也就是说，当局对于能够公开谈论的话题、可进行的研究主题，以及（研究中）自由提出质疑的空间进行了管控。比如，中国的公民社会空间在缩小，对相关领域研究的限制越来越多。

目前看来，中国研究领域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保证做学术的空间不受限制，这在中国显然非常困难。

BBC中文：能否具体讲一讲学者们在研究时受到的挑战？具体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挑战？

普林格尔：我就不举个例了，指名道姓对其他人不公平。我可以说一些普遍性的情况。

在中国国内，研究机构要确保有关中共的政治传统、中国历史和社会稳定这几个维度的研究不会对官方叙述构成挑战。

在中国以外，研究机构要确保中国的威权主义不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和机构。在一些国家，这种偏执的恐惧已经被用作恐华的借口。

在实地考察方面，比如在研究人权和劳工运动时，到运动现场去并与参与者交谈非常重要。但现在，与著名的工人领袖、维权者和律师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敏感，甚至几乎不可能直接与他们接触。

BBC中文：是因为学者不能进入中国吗？

普林格尔：是因为进入研究现场变得更加困难，与相关的民间社会组织交谈变得更复杂，（中国国内学者）从当局获得批准来发布研究结果的过程也更为复杂。中国学者在疫情之前还是会到各地做研究，非中国的学者也会去。

《中国季刊》上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作者是希娜·切斯特纳特·格雷腾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和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讲述了非中国学者与中国“国保”（即国内安全保卫）人员之间的交流，以及被请去“喝茶”（指被约谈）的情况。这项研究表明，“喝茶”并不像人们想象地那么普遍，但依旧是个问题。目前在做研究时必须考虑这些事情，阻碍了研究进程。

“以前的问题是，海外学者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适的守门人，也就是中国国内的合作平台，可能是一间大学，一个公民社会组织，也可能是一个同行学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打开大门，找到安全的研究环境——因为，门被守护得更牢固了。

BBC中文: 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普林格尔：我不是政治学家，我是社会学家。但不管怎样，我认为中国的领导阶层——我谨慎地使用这个词，因为不只是指习近平——已经被中共自身的利益所主导。

这与三点有关。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中共一直致力于制定标准化的、不受质疑的历史论述。

其次，我认为中国的领导层一直非常注重党的权威，要确保它不会面临挑战，特别是来自内部和民间社会的挑战。当局已经开始限制公民社会，包括出台了《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另外，我认为中共一直担心社会稳定，近年来尤其感到社会稳定受到威胁。从外部来看，党的领导层对中东发生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运动感到担忧，还有以往的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在内部，当局看到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抗议、罢工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因此转向采取更严格的统治方式。

BBC中文：所以限制主要来自于政府？

普林格尔：有些学者这么认为。但我认为，限制学术自由的压力不仅来自威权政府，也来自市场；中国的学术界已经与全球高等教育和知识生产的商品化体系交织在一起，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商业逻辑的驱动。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都经历了商品化的过程，高等教育越来越像一种私人产品，而不是公共产品。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在不断国际化，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比如中国的大学经常出现在世界大学排名榜单前20名、前50名。中国政府也要确保大学数量增加，在全球竞争中取得好成绩。

在这种趋势下，提供研究资金的机构必须做出回应。某些形式的学术研究被优先考虑，比如名牌大学的学者可以获得更多全球资源，有更多跨国流动和交流的机会。相比之下，最受限制的是与社会和政治运动有关的学术研究，包括劳工权利、性别平等和人权等议题。

BBC中文：2017年剑桥出版社那件事情之后，中国学者有受到后续影响吗？

普林格尔：首先要說，事情的后续发展很有趣。

我认为，当时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反应是个错误。《中国季刊》主导学术界发起了全球性响应，要推翻出版社的决定。出版社在三周内反转了决定，他们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这很好。

这件事对《中国季刊》的影响很明显，在中国境内，订阅季刊的大学数量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季刊》在中国的下载量并没有减少。另外，中国大陆的学者向季刊投稿的数量持续增加，季刊文章在全球被引用的数量也在增加。截至今年7月，来自中国的学者投稿数量已经达到了总数的约48%，从2021年的约38%上升了10个百分点。所以很有趣。大学订阅虽然减少了，但《中国季刊》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似乎没有减弱，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也似乎没有减弱。

BBC中文：整体来说，你还是比较乐观，认为即便研究受到限制，中国研究的未来还是会继续拓展？

普林格尔：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的学术界，都很有创新精神。尽管存在各种限制，但还是会有世界级水平的研究从中国国内传播出来。不仅《中国季刊》能收到投稿，其他期刊也有。我认为，要获得这些研究数据，需要在道德上和方法论上给与更多关怀。

BBC中文：这是什么意思？具体是什么做法？

普林格尔：也就是要找到创新的研究方法，并且要格外留意安全和保障问题，在需要时提供安全的环境让人们能够匿名说话。也要找到学术受限的程度有多大；我相信个别学者已经在研究中受到限制，但重要的是，这种限制具体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在学术自由方面，限制确实非常明显。不过，中国是国际高等教育环境中的主要参与者，理解这些限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很重要。

BBC中文: 根据你的观察，最近10年里，哪些主题是中国研究领域最热门的主题？

普林格尔：学者对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表现出了强烈兴趣，着重关注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国际关系一直是非常受欢迎、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目前这个领域的一些传统理论受到中国新兴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这很适合讨论，非常好。

与这相关的另一个主题是，中国如何通过投资和倡议增加对世界的影响力，比如“一带一路”。我要强调，我不相信“一带一路”倡议是经过政府细致规划的项目。但不管怎样，目前很多研究是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这非常有趣。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程度的威权体制，这激发出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课题。

还有学者研究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环境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影响，公民社会以及中国的社会运动。

最近几年，研究者对边疆地区重新重视起来，包括新疆、西藏、香港等，近几年尤其关注香港。

还有中国精英阶层的崛起，监控与社会控制、对公民社会的影响等话题。也有针对旧有问题的研究，比如户口、失踪女性、年轻女性、女性出生比例等等。

这些主题与社会发展有关，社会问题出现后，中国学者就会更加关注。

BBC中文：有关香港和台湾，最热门的主题有哪些？

普林格尔：有三、四个事件影响了来自台湾和香港学者的研究，都与社会运动、以及他们和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包括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即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

我们发表过有关混合政体及香港管治之本质的研究。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香港从英国统治下的民主政体变成了中国大陆统治下的威权政体。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殖民主义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民普选的权利。在“八九学运”后的十年里，香港朝普选迈进了一些；香港的公民社会和政党团体也在1989年后发展壮大，成为推动普选的力量。

但是，当前香港社会展现出的专制统治，尤其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后的治理方式，和英国统治时期并不一样。两者在保障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方面非常不同。香港此前已经建立了一些重要制度，特别是在“六七暴动”以后，这促进了对自由权利的保障。我认为学者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历史视角带入到香港研究中。

除了混合政体，还有学者研究香港民众抗议的类型或本质，比如多少人参与了“反送中”运动，参与者是否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以及是否有更广泛的阶层参与其中等等。

很明显，关于香港的研究是以社会运动为主，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会改变。未来几年里，研究者会更加关注香港的高等教育。香港学界担忧《国安法》会对研究带来什么影响，也担忧香港政府在大学管理方面的影响力不断增长，这会对机构自主权带来什么影响。

有关台湾，“一个中国”的问题仍旧非常重要。我们即将出版一组文章（special section），包括七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

关于台湾，我们还看到研究民众投票行为的文章，以及关于两岸关系、政治腐败问题，等等。

BBC中文：不同地区的学者对于中国研究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偏好？

普林格尔：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一会儿，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根据我的观察，英语还是一种霸权语言，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不如英语多。很遗憾，但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情况。

中国正在与一些国家合作，比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南非、巴西、阿根廷、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等，这会发展出更多元化的全球学者。我很希望《中国季刊》能在中国研究领域多元化中发挥作用。

比如来自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学者，对中国投资如何影响非洲大陆的发展感兴趣；巴西学者则热衷研究中国资本与当地大豆种植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关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这方面仍有大量研究。美国学者对中国人权、法治和知识产权等话题也很感兴趣；欧洲和英国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学者还关注中国在各领域的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全球影响。

因此，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中国研究领域感兴趣的话题是否有差别？有。但这取决于中国研究在该地区的发展程度。

印度这几年间有关中国研究的水平和规模突飞猛进；巴基斯坦则开始进行有关中巴经济走廊的研究。这些国家的学者在此领域发表的论文会不会增加？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我认为迟早会增加，这是好事。

中国国内的学者和世界各地新崛起的学者在这个领域还不够显著，我认为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个领域研究者的组成会更加多样化。

BBC中文：有没有具体的数字能够体现这种区别？

普林格尔：就读者群而言，网站浏览量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最多，接着是中国、香港、德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加坡和台湾，主要是发达国家或地区。

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入，巴基斯坦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读者在增加，这也是件好事。

BBC中文：最后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世界顶尖期刊的主编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普林格尔：这个工作很辛苦，责任很重，有时候让我晚上睡不着觉。拒稿看似容易，大多时候我也都会拒稿，但仍旧是一种压力，其实很难。

压力来自于要（对稿件）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误拒能帮我们理解中国的好文章；同时也要保证学术上的卓越和严谨。正如你说，我们是国际顶级刊物，我想保持这种顶级，也是一种压力。压力还来自于投稿数量。粗略地讲，2000年可能收到200篇，现在一年有超过400篇。

剑桥出版社配合审查那件事也给我带来很大压力，那次媒体对我这个编辑也进行了严格的调查。有学者建议我们不能再受出版社的压力。我的观点是，出版社必须撤回最初的决定，否则我们就换一家出版社。但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这会对期刊本身带来太大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要想，怎样让出版社改变决定，同时又与其保持关系。

还有，我这个岗位必须要抗压，因为会受到很多批评，在需要的时候要能承认错误。要有能力与编委会合作，与执行编辑合作。此外，还要认可学术出版是不断变化的，目前正朝着资讯开放的方向发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行业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我们都要准备好付出，努力工作，以确保《中国季刊》保持国际领先的地位。

我的编辑任期还有两年时间，目前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任编辑。如果有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担任编辑，那也很好。而且，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刊物，如果能请来一位华人编辑，那也不错。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似乎倡导“学术自由”，这似乎很好。但是，它却掩盖了问题的另外一面——所谓学术自由，往往只是学阀的自由。所以学法经常与军阀、党阀、政阀、财阀勾结起来。这是由人的原罪、人性的倾向预先决定了的——“我的自由就是无法兼容你的自由。”

《蒋华志：学阀是学术自由的大敌》（2006-06-23 爱思想 ）报道：

按照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军阀”是指拥有武装部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人。“学阀”是指凭借势力把持教育界或学术界的人。有趣的是，军阀的英文写法是warlord，学阀的英文写法是scholar-lord, scholar-tyrant。lord就是霸王，tyrant就是暴君。

这军阀与学阀，看起来差别很大，实际上颇有类似之处。总的说来，无论是军阀还是学阀，都是少数人让多数人不舒服、不畅快。军阀是以枪杆子说话，强迫民众服从，否则就会“死啦死啦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原先的枪杆子不过是大刀片子、梭镖杆子变成了现在的机枪、大炮和坦克。学阀以笔杆子压人，不让人们说实话、说真话，净让人们说假话、编瞎话。如果你敢于说真话，学阀就会给你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把你往死里整。当然，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

军阀对民众的戕害首先是肉体的，同时是精神的。学阀对民众的伤害首先是精神的，同时是肉体的。在军阀统治下，你可能死掉，但你死得痛快。在学阀统治下，虽然你的肉体尚存，但你的灵魂已经挥发。你的痛苦是长久的、深入骨髓的。你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受。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占山为王，老子天下第一。还有点独立精神。学阀缺乏思想，没有独立人格，他必须依附权贵、依附官方。

具体说来，学阀有如下特点：

第一，器量狭小，惧怕学术自由。其具体表现是：排斥新人、新思想。在多年前某大学出了一个悲剧。一位博导的学生写出的论文水平高出了博导，该博导死活不愿意承认，最后博士生愤而杀身亡。该事件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该博导的霸道与专横。当然，据说这位博导继续当他的博导，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这就是学阀、学霸和学术暴君的“品质”—“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学阀惧怕学术自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学术，多半是皇帝的新衣，很容易被人看穿的。所以，一旦有不同于他们的思想，有时还未必是新思想，他们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因为一旦接受别人的观点，就意味着给自己丢脸。

第二，好出风头，头衔多多。人们在学术界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一些人已经七老八十了，但是学术著作反而与日俱增。到处当主编，到处作报告。而且身上的头衔多得吓人。居然可以在多个地方担任这样那样的职务。有的人头衔多得来一般的名片都无法容纳。如果这些人真正自己写书、写论文，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往往看到的却是牛头不对马嘴。看起来出了多卷本大部头的书，实际上他们只是拉大旗作虎皮，挂一个主编、总主编的头衔，下面的活就由名气较小、或压根就是无名小卒来完成。人的知识和能力实际上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一些人却在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大显身手。有的人敢编写世界通史，而他自己实际上只研究了世界现代史的极小段。有的人敢编中国通史，而他自己也只是研究过中国某一个断代史中的某些问题。国外也有人编世界通史的，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上下册，但那是一人所为，不是我们的大呼隆。人家一人操刀，出了问题责任非常明确—好汉做事好汉当。而我们的大呼隆，问题多多，出了问题反而互相推诿，形成集体无责任。更何况《全球通史》成为了名著，成为非常流行的畅销书。当然，该书也成为我们有关人士抄袭的对象，还美其名曰“中国人编写的新的世界通史。”

第三，神经脆弱，想入非非。学阀们普遍神经脆弱。一有不同观点，他们就惊慌失措，大惊小怪，大惊失色。他们往往会发现别人观点中的“微言大义”，从中引申出骇人听闻的结论。比如，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后，不久便引起了张海鹏先生愤怒，拍案而起，颇有挽大厦将倾的气慨。于是便有《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评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出台。（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3/01/content_1324540.htm）张先生开宗明义就指出袁先生动机极其不纯——“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当然袁先生“良心大大的坏了。” 接着张先生就说得更玄乎了：“通观‘现文’，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其矛头所向，是要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在文章最后，张先生提醒我们：袁伟时要把中国青年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张先生的文章还算比较温和，而龚书铎先生的文章简直会把人吓个半死。他直截了当就判了袁先生的死刑，说袁的文章“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矛头所向，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龚书铎：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http://hist.cersp.com/jcyj/jcll/200606/2834_5.html）他指出袁先生的三大“罪状”其一，把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归之为清政府和义和团造成的，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其二，用“现代化”代替反帝斗争。其三，借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历史课本之名，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实。这么说来，袁先生的文章简直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粗略看了张先生和龚先生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只准前人说话，不让后人思考。两位先生的立论的基础，不过是毛泽东在六十多年前得出的结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一个在六十多年前确立的结论，几十年都不容置疑质疑，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现象。如果前人的结论不可更改，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就无法解释了。按照张先生和龚先生的逻辑，我们可以非常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改革开放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着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举措，多半与毛泽东当年的想法背道而驰。

袁先生只不过把很多人的类似想法公开地说出来而已，他对已有的结论进行反思、质疑，这本身是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请问张先生和龚先生：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哪些条款规定了不能反思过去的历史，不能提出新的结论？按照二位的逻辑，那么多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都是完全多余的。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定了调子，完全没有研究的必要。如果实在要研究，不需浪费笔墨和精力，只需写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对不起，不能用“说”，要用“教导我们说”）：“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我完全赞同毛主席的意见！”这样一来，岂不简单？

再说袁先生今年是七十五岁的人了，一介书生，手上没刀、没枪，只有一个思考的头脑。就算他的观点是“歪理邪说”，那也很难蒙蔽清醒的中国人民。我们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更不要说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了。我们的党得到人民最坚决的拥护，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袁伟时一介平民，既没有金钱，更没有大炮，他凭什么动摇党的领导、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用毛主席的话说，“蚍蜉撼树谈何易？”如果他真有什么非分之想，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吗？不是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吗？

其实，对一个袁伟时如此看重，恰恰是看不起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人想捍卫社会主义，反而帮了倒忙。而且，人们还有理由怀疑，是谁指使张、龚两位对袁先生口诛笔伐、进行末日审判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谁让张、龚两位对袁大张挞伐，应该是两位自作多情、自作主张吧？

第四，思想贫乏，鹦鹉学舌。学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己并不动脑筋思考问题，他们的所谓观点多半是在官方近期的报纸、杂志上可以看到的。他们的使命生来好像不是为了思考，而是为了说明已有的结论的无限正确。他们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创造。他们习惯于做传声筒、留声机，不愿意做独立思考者。这样的人一方面是没有思想，而他们的另一方面也就是没有独立的人格。

第五，热衷官场，左右逢源。一些学阀，他本身就在官场上混。因此，这样的学阀既是官僚，又是所谓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霸权的建立，多半不是靠学术，而是靠权术。因为有了权术，他们便垄断了优质学术资源，便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帝国主义”。即使原来有点学术水准的人，在官场混久了，学术水准自然会被稀释若干倍。这样的学阀，霸气更足，邪气更甚，对正常的学术和学人的危害就更大。

学阀是学术自由的大敌，是民主社会的大敌。学阀存在一日，学术就受损一日。学阀与真正的学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有学阀就没有学术，有学术就不要学阀。

生物多样性使世界精彩，思想多样性让人类灵秀。但愿中国少一些学阀，多一些学者。愿学术真正成为学术，远离政治的喧嚣。（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系）

谢选骏指出：人在欧洲，骂骂中国的学法还是比较安全的。其实，学阀是一种世界现象，不分国界，不分制度，人性使然。说到底，学阀是没有自信表现，就像专制国家的党阀和军阀、民主国家的政阀和财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