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胡塞尔和现象学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

《厌倦与拯救 ——重读胡塞尔<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2015-09-17 王俊）报道：

摘要：胡塞尔晚年的经典文本《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通过对自然科学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现代化危机的根源，即意义的空乏、主体的缺失以及对责任的厌倦。海德格尔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深化了此种反思，而阿伦特则在文化领域中确恰地表达了“危机”的状况。克服危机的拯救道路蕴藏于现象学的回溯研究之中，只有通过理性反思回溯到作为一切客体化行为之根源的主体视域和生活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全面认识世界所蕴含的可能性，主体及其自由方可得以保存，“人文主义态度”方可得以恢复。

一、欧洲人的危机及其来源

1935年5月7日，77岁的埃德蒙德·胡塞尔受到奥地利文化协会（?sterreichischerKulturbund）的邀请，前往维也纳作了题为《欧洲人危机中的哲学》的著名演讲。这个演讲的文稿在胡塞尔手稿中标明是写于1935年4月7日，以《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为题收于全集第6卷《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书，这也是胡塞尔生前确定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1]，而作为此书核心内容的这篇演讲稿，可以说是研究胡塞尔思想的最经典文献之一。

1935年的演讲在维也纳“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听众对于演讲的反响非常热烈，“两天以后，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这个演讲（而且又是座无虚席）。”[2]在这个演讲中，胡塞尔首先从目的论和历史根源出发讨论欧洲人的哲学理念，随后讨论了十九世纪末的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以及出路。因为演讲组织方奥地利文化协会的宗旨是“通过领导性的精神人物的广泛参与，以自由的或者保守的方式致力于欧洲在精神上的更新”，所以演讲最后很切题地以欧洲精神的重生和升华作为结尾。年迈的现象学创始人最后指出：尽管“欧洲最大的危险是厌倦”，但是“如果我们做好‘好的欧洲人’对诸危险中这种最大的危险进行斗争，以甚至不畏惧进行无限斗争的勇气与之进行斗争，那么从无信仰的毁灭性大火中，从对西方人类使命绝望之徐火中，从巨大的厌倦之灰烬中，作为伟大的、遥远的人类未来的象征，具有新的生命内在本质的、升华为精神的不死之鸟将再生。”[3]

那么，何为厌倦？为何厌倦？如何克服厌倦借由精神获得拯救？这些问题要从报告的文本中去寻找：厌倦是“危机”的表现，而“欧洲人的危机”首先是由科学引发的，或者说，就是科学的危机：在这里胡塞尔说的处于危机中的科学乃是指具体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这些学科形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理解。他在演讲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作为统治性世界观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急速发展却导致了人类生活的危机，在哲学的道路上我们如何克服这个危机？

胡塞尔认为，最为核心的“危机”在于，通过“实证主义的还原把科学的观念还原为诸事实科学”，因此导致了“生活意味（Lebensbedeutsamkeit）的丧失”或者“意义的空乏（Sinnentleerung）”；与此同时，哲学的地位，即作为“开启普全的、对人类而言先天的理性的历史运动”或“诸学问之王后的尊严”也随之丧失了。但是试图取代哲学位置的自然科学必然会失败，因为对它们而言它们的意义基础被蒙蔽了而且必然被蒙蔽，对存在进行阐释的总体性要求被取消了。而这一切要归因于作为自然科学基本精神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胡塞尔说：“实证主义可以说把哲学的头颅砍去了”[4]，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形而上学不断失败与实证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锐势不减地越来越巨大的增长之间荒谬的令人惊恐的鲜明对比”[5]。

那么，为什么科学成就的增长和哲学、形而上学的失败会导致“意义的空乏”、并引发欧洲人的危机呢？对于这个问题，胡塞尔通过深入考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及其要素给出了回答。在这里，他列举分析了数学的无穷量化观念，因果律和归纳证明等对我们今天理解世界的方式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

胡塞尔认为自然科学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将世界把握为一个无穷的观念。这个观念起源于柏拉图的理念学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希腊其它的具体科学。但是古代数学只有一种有限的封闭的先验性，在古代人们并没有达到通过数学（几何学、抽象的数字、集合理论）把握无限任务的高度。而“关于一种合理的无限的存在整体以及一种系统地把握这种整体的合理的科学的这种理念的构想，是一种前所未闻的新事物”[6]，通过统一的数学抽象形式把握世界，这是伽利略把自然和世界数学化之后的尝试。在这个尝试中，自然和世界不再是数学的基础，而是相反，自然和世界成了数学系统中的一个理念化的集合（/流型Mannigfaltigkeit）。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几何学，在古代几何学是一种与生活世界密不可分的丈量的技艺，比如丈量土地。今天看来代表着整个空间－时间的理念形态的几何学，“可以追溯到在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中已经使用的测定和一般测量的规定方法，这种方法起初是很粗糙地使用的，然后是作为一种技术使用”。一方面，“这种测量活动的目的在这个周围世界的本质形式中有其明显的来源”，而另一方面，“测量技术显然可以提供客观性，并为客观性在主观间的传达的目的服务”。[7]但是在经过对精确性和客观性的无止境的追求之后，这种经验性的丈量技术及其经验－实践的客体化功能从实践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理论兴趣，成为一种纯粹的几何学思考模式，将富含意义的周围世界抽象为明确单一的数学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实践方面的相对性和当下的具体鲜活性被舍弃了，人们坚信由此他们赢得了一个普遍的、同一的、精确真理——一个单纯量化的世界。

除了数学方法之外，这种客观世界的普遍形式还借助于一种普遍的因果性，这种因果性作为直接的和间接的关联性把杂多的经验世界组织成一个统一整体。这种极端的统一性就是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归纳方法起了关键作用，把经验层面上的因果关系推到普遍形式的因果关系就要借助归纳，世界的普遍因果性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设和理念的极点，因此认识的获得过程实际上就是从经验事实上升到原理的过程，即归纳。从根本上来看，因果性本质上乃是一种假说，“尽管有证明，这假说依然是而且永远是假说，这种证明是一个无穷的证明过程”，而归纳的介入实现了从假说向普遍唯一真理跨越的过程。这种唯一性也就意味着放弃活的当下的丰富性，通向假想的单一意义，当这种单一意义成为世界的唯一意义时，就导致了“意义的空乏”。胡塞尔指出“处于无穷的假说之中，处于无穷的证明之中，这就是自然科学特有的本质，这就是自然科学的先验存在方式”[8]，自然科学的演进过程就是不断排除旧的证明为误的假说，而确立新的被认为是正确的假说，在数学和物理学中归纳有一种“无穷”的恒常形式，这种形式为自然科学这种不断破立的进步方式奠定了合法基础。自然科学不断完善，无限进步，不断接近那个假设的“极点”，即那个所谓的“真正的自然”，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正在提供越来越正确的关于这个自然和世界的表象，但是未曾设想这样一个直线型的无限进步观、甚至线型历史观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们丰富的意义前提并没有在其中得到充分揭示。

以数学形式和因果律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最终导向对世界整体的一个普遍的形式化把握，追求一个一般的世界、一个空的普遍公式，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普遍数学”就是这种将世界整体公式化（形式化）的尝试之一。他们“以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暗中替代随即传给了后继者，以后各个世纪的物理学家。”[9]这种纯形式化模式下进行的符号思维实际上抽空了人原本的思维，自然科学的方法“随着技术化而变得肤浅化”，人类在其中丧失了回溯反思的能力。通过意义空乏的形式化作为技术的自然科学方法远离了直接的经验直观和起源的直观思维——科学本身的意义来源于这种前科学的直观，但是理念化和形式化的过程恰好是隔绝了这个本源。

理念化和形式化实现了一种精确的客观性，它成功克服了主体经验世界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但事实上在起源过程中它是以具体的经验世界为基础的。而一旦客体化行为的理念过程被绝对化时，它被与具体经验隔离开来，经验世界的基础被抽离。历史地看，这种绝对化过程与笛卡尔的沉思密不可分。笛卡尔的沉思把原本统一的世界分裂成两个世界：自然世界（cogitationes）和心灵世界(cogito)。而在他之后这两个系列并没有完全平行的发展，在霍布斯、洛克和休谟那里，自然世界逐渐占据了奠基性的位置：心灵世界依据自然世界的存在方式被自然化了。客体的存在有效性被必然化，决定了自然世界的特权，主体的意义世界在此被矮化和遗忘，因此出现了“客观主义”（Objektivismus）。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意味着绝对科学客观性的现代理想：“科学有效的东西应当摆脱任何在各自的主观的被给予性方面的相对性”，“科学可认识的世界的自在存在被理解为一种与主观经验视域的彻底无关性”[10]。

胡塞尔相信近代的“客体（Objekt）”观念以及作为对象之总和的“世界”观念通过伽利略和笛卡尔经历了一个普全的扩展和绝对化的过程。客观主义所把握的世界实际上是以效用为目的的一个理念对象，而并不顾及世界原本所是的样子。自然科学的这种研究方式包括预先设定的效用目的和对过程的实验性干预，这二者就是现代技术的两大特征。[11]这种技术精神背后包含着乐观和自信：原则上一切都是可研究的，因此作为对象总和的世界成为了现代科学可把握的总体课题，一个客观的对象集合。

但是在经验直观中，实际上所有感知行为都有自己的特定视域，视域意味着总是从某一角度观察，而自然科学所设想的无视域性则是对对象的去角度，但是这是一种理想化状况，在实际中对象不可能在意识中完整地被给予，因此自然科学的对象和世界只能是理念化（通过因果律和归纳的过度使用）的结果，并且这个理念化结果被视为绝对的客体、原本所是的客体。如黑尔德（KlausHeld）所说，“自然的存在信仰在现代科学中上升到了极端：在世界的存在中，与主体的所有联系痕迹以及主体的世界经验的视角都被消除了。科学认识彻底摆脱主观－相对的被给予方式的限制，绝对的客观性成为最高的规范”。[12]

对客体性的过度信仰导致了当今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统治地位。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信仰，即相信能够通过一种恰当的方法超越一切主体相对之物，实现关于自在世界的知识的直接把握。其基本动机在于，以一种绝对客体化的方式把握世界的起源，而否弃承担科学的主体性和为客体化世界奠基的意义构建的主体层面，或者将二者的奠基关系倒置过来，即认为普全的客观世界是主体认识和意义构建的基础。其后果是自然科学占据了人类生活和世界的奠基性地位，同样作为科学形式的哲学和人文科学或者按客体主义方式接受改造（如心理学），或者被摈弃。随着这种客观主义观念的以绝对化的方式确立，根源层次上的主体层面、意义构建层面被遗忘了，这就是现代欧洲的危机或者“病症”，一种原本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科学、哲学和生活的统一意义丧失了。这种技术的无限扩张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技术本身成了世界的主体，人作为世界主体的地位则相应地消失了。而在胡塞尔看来，自然科学或者客体化方式原本只是诸多科学类型或者诸多思想方式中的一种，它们共同奠基于一个根源的意义构建层次之中，但是现在这种思想方式被绝对化，僭越了它原本有的范围，问题由此出现：世界的无限量化，唯一的线型发展观，绝对客观性的理念，主体无家可归。

然而对于现代人而言，我们的存在已经习惯了这种病症下的生活方式：我们只信赖量，数量化给我们一种确定感，主体感受能力随之消退；绝对的客观性把人的主体置于次要和附属地位，精神是物质物质世界的附庸；以因果性和归纳法为基础形成的线型发展观让我们对于技术时代的前景充满自信，从而割断和遗忘了历史……总而言之，降低主体性和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二、技术时代的文化危机

然而在胡塞尔看来，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在存在论层面上，自由就是一种主观构建的无限可能性，是作为经验游戏场的视域，这是无法通过对象化、客观化来获取的。对这种可能性的把握意味着人的责任，行为的责任，而一个与主体绝然无关的世界则意味着放弃可能性的视域，也就是放弃责任。因此胡塞尔说欧洲最大的危险在于厌倦，就是对可能性的厌倦，对主体责任的厌倦。人们习惯了依赖量化和绝对客观的理念，习惯了遗忘主体精神和历史；由于主体的异化，道德与责任在某种意义上退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只作为某些人的专业（伦理学家）。由此形成了欧洲人和欧洲文化的危机。

自然科学和技术时代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时代的危机，责任、道德与人和生活的疏离，文化和历史的沦丧。这些现象在胡塞尔之后乃至今天依然如故。海德格尔顺着胡塞尔的批判思路，把技术看作一种“摆置”（Ge-stell）权力，从存在论的层面上分析了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危机。这种摆置权力外在于人的生存，当人把自身移交给这种权力时，“人类就自己堵塞了通往其此在之本己因素（das Eigene）的道路。”[13]而且技术这种摆置权力作为排他性的唯一力量飞速扩展，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消除了主体相关性和视域性，继而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多元的生存和文化形态消失了，世界成为自然科学和技术模式下一元的、扁平的。[14]

一元的世界即意味着“意义的空乏”，海德格尔说，与这种空乏相应的是无聊的存在情绪，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生活节奏、娱乐、信息传递似乎让我们暂时忘记了这种无聊、掩盖了这种无聊，但绝没有被克服，技术的摆置权力主宰了人类原本具有的可能性与自由，完整人性因此受到了损害。[15]

对于主体可能性和责任的厌倦，无聊的存在情绪，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技术时代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文化的危机。这种人类基本情绪和生存状况，以及对技术摆置力量下人对于自然的工具性态度，对人类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效果。这一点汉娜·阿伦特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阿伦特认为，“文化”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内涵，即对自然的培育和对历史的照管。作为一个语词的“文化”culture起源于古罗马，意思是“培养、居住、照料、照管和保存，它首先涉及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培养和照料自然，直到让它变成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它本身代表了一种关爱照顾的态度，从而完全有别于竭尽全力让自然屈服于人的态度。”[16]在“文化”这种方式下，自然被视作有灵性的、与人类生存相濡以沫的存在，不可被予取予夺。除了“培育自然”的含义之外，文化还意味着“照管往昔的纪念碑”，与历史记忆有着不可剥离的关联。人类除非经由记忆之路，否则思想不能达到纵深。[17]

但是“文化”的这种古典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技术摆置力量的盛行被逐渐忘却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并过度弘扬的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对世界的量化理解、客观主义、抽象化、工具化，注定将对自然则抱着一种掠夺式的态度，以及无视自然本身（包括人在内）乃是一个和谐系统的傲慢。而自然科学模式下，对于绝对客观性的推崇以及主体相关性的取消、归纳法、线型发展观，也割断了历史记忆，科学技术无需历史，因为自然科学总是乐观地相信自己在不断累积进步，不断接近真理，当下比过去好，未来比当下好。

对自然予取予夺的工具化、功利化态度，对历史的轻慢和割裂，势必导致文化的危机：传统和经典淡出、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关系消逝、历史虚无主义崛起、市侩主义对文化的挑战与侵蚀，如此等等。

阿伦特对于市侩主义作了精彩的分析：她说，市侩主义有两种：第一种是常见的，以布伦塔诺（Clements vonBrentano）讽刺市侩的戏剧《在故事发生之前、之间和之后》为标志，这种市侩主义被诠释为一种精神态度：根据即时效用和“物质价值”来评判一切，从而轻视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无用之物和无用职业。这种市侩主义正是文化上虚无而政治上犬儒的主流价值观念。[18]我们经常说的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唯物主义）等，都可以归入此类。精神生活极度贬抑，厌倦精神层面，而物欲面相却高度张扬。

除了直接抛弃精神和文化的市侩主义。还有相对隐蔽和复杂的市侩主义。这种市侩主义被阿伦特称为“文化市侩主义”或者“有教养的市侩主义”。他们之所以对一切所谓的文化价值感兴趣，是为了达到其自身的目的，例如社会地位、身份和经济利益。带有功利目的的市侩主义媚雅非但不能拯救艺术或文化，反而导致文化的全面解体，昨日的文化价值变成今天的文化资本或者文化消费品。因此阿伦特非常激烈地抨击了市侩主义对于文化的危害：

“文化对象首先被市侩贬低为无用之物，直至后来，文化市侩又把它们当作货币来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或更高的自我尊严。……在来来回回的交换中，它们像硬币一样被磨损，丧失了所有文化物原来独有的、吸引我们和感动我们的能力”。[19]

文化成为消费对象，人们试图藉此去掩盖现代生活中“意义的空乏”和无聊的存在情绪，但是如海德格尔所说，这并不能将之排除掉，也无法成为一种拯救的力量。消费文化产品无非令人们更轻易地“消磨时间”，但是在消费的同时，文化本身为了迎合娱乐口味被不断的碎片化和去人文化，其完整的精神本质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技术时代，自然被工具化、精神被抽空，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消费社会中，个体的欲望被过度宣扬，胡塞尔说，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意义的空乏，导致了主体自由的丧失，导致了对于责任的厌倦；阿伦特则说，消费社会不可能懂得如何照料世界，因为它对所有事物的主要态度，即消费态度，注定要毁灭它所触碰到的一切。这就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阿伦特所觉察到的20世纪以来人类和文化面临的巨大危机。

三、作为拯救力量的现象学哲学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危机、获得拯救？胡塞尔在他的演讲中已多有阐述，在演讲的最后，他说道：“欧洲生存的危机只有两种解决办法：或者欧洲在对它自己的合理的生活意义的疏异中毁灭，沦于对精神的敌视和野蛮状态，或者欧洲通过一种最终克服自然主义的理性的英雄主义而从哲学精神中再生。”[20]

当人类面对危机时，要么向下沉沦，陷入“对精神的敌视和野蛮状态”，要么自我拯救，而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拯救只有通过“理性的英雄主义”方有可能。

具体地说，对于当今自然科学所导致的“危机”，胡塞尔认为克服的途径乃是对这种已经被绝对化极端化的思想方式进行重新反思，把它重新回溯到作为一切思想方式之基地的“生活世界”上去，追溯作为结果呈现的意义的主体构建，追溯一种隐而不显的意义根源性和丰富性。胡塞尔认为，一方面对生活世界的把握是现象学的任务，而另一方面作为切入主体性层面和把握视域结构的步骤，心理学至关重要。但是旧有的心理学（比如材料心理学，白板说的心理学）并不具备这种把握能力，因为这种心理学本身就是按照自然科学的客体主义模式被构造、全然接受了自然科学的定义和方式，一方面是数学化和极端理念化，另一方面则停留于主客二元论，按经验的实证主义将心理和精神问题视作人的实在方面，或将之归于一个幼稚的客观基地，因此它“完全不可能按照其固有本质意义将心灵——而这种心灵毕竟就是我，是行动着的，遭受着痛苦的我——变成研究的主题”[21]，作为自然科学下一门特殊科学的“心理学的历史根本上只是一种危机的历史”[22]。在胡塞尔眼中，“只当布伦塔诺要求有一种作为有关意向体验的科学的心理学，才提供了一种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推动。……一种真正的方法的产生——即按照精神的意向性把握精神的根本性质并由此出发建立一种无限一贯的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导致了超越论的现象学。它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克服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客观主义。”[23]由这种意向性心理学出发而达到的现象学能够提供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主义的把握方式，在根源处把握事情、把握纯粹的主体直观经验，即“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从他的自我出发，而且是从纯粹作为其全部有效性的执行者的自我出发，他变成这种有效性的纯粹理论上的旁观者”，“按照这样的态度，就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具有始终一贯地自身一致并与作为精神成就的世界一致的形式的绝对独立的精神科学”。[24]这种意向性心理学以及超越论哲学的课题“是主观－相对的、历史丰富的普全视域的世界、是生活世界的世界”，如此理解的世界已经在现代的客观主义研究实践中被遗忘了。先验哲学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它是对责任主体的思义（Besinnung），这个世界便是如此显现给这个主体的。而科学化的世界观点在遗忘视域的意识主观性的同时也遗忘了主体。因此哲学作为克服危机的道路在今天显得不可或缺，一方面它提醒人们保持主体的责任，另一方面则通过发生的视域构造理论为现代科学奠基，论证客观主义科学对生活世界的回溯性和依附性。

所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最终要把握的是一个可以回溯到主观领域的世界，作为普全视域，“即作为指明关系而组织起来的我们所有经验对象之权能性的游戏场”，即世界的视域特征。视域（Horizont）意味着，相关的对象总是在相关经验领域中保持置身状态（Einbettung），几何学起源于丈量土地的例子已说明的科学是起源于前科学的生活视域的，这种回溯在很多科学分支中都存在，比如算术和日常生活中的计数，医学和治疗疾病等等，它们都与一种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希腊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立足于实践技艺之上的知识称为“技术”（téchne）。但是现代科技则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割断视域联系的认识过程，科学认识成为一种“单纯的”技术。在技术时代，哲学理性就是要回溯研究技术背后的视域联系或者主体相关物，而如果我们再往回追溯，则是有一个普全的视域，这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为一切具体视域奠基的超越论基础，是人类生存的最全面最根基的层面，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基地，所有的视域可能性都“积淀”（Sedimentierung）于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任何具体的视域和思想方式都是其中的一个局部可能性。

对于根源和普全视域的回溯使人们有可能从整体上观照这个我们栖身其间的变动不居的世界，从整体上把握科学技术的来源和界限，从而具有一种对待世界之物的超功利态度、具有一种从条块分割的专业主义和工具化视角解放出来的自我意识。阿伦特将这种姿态称之为“人文主义态度”。这是一种文化能力和审美品质，是“无功利的”，它凝聚为有教养的个人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和教养应当是与具体人生经验息息相关，不受技术时代知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限制。人文主义最根本的落脚点是人通过理性反思回溯到原初的本真状态，以一种“哲学源于惊异”的好奇心与爱心照料、安顿这个世界及其历史记忆，惟有在这种自由、开放的状态之中，人性的完整方可得到呵护，高贵的文化和传统才能得到保存和彰显，人类的危机才能得以克服。

在技术时代，哲学反思对于根源层面上主体相关性和意义建构的追溯，对于客观对象背后视域和生活世界的追溯，凭借的是一种理性的力量，一种避免极端和一元化，保持根源、可能性和全面性的力量。只有重新寻回并且维护这种根源、可能性和全面性，人的主体性和精神层面才能重新得以彰显，“人文主义态度”方能得以重新确立，人类文化和命运方可从“无信仰的毁灭性大火中，从对西方人类使命绝望之徐火中，从巨大的厌倦之灰烬中”得以拯救，因为“唯有精神是永生的”。

参考文献：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

- 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dietranszendentale Ph?nomenologie.Erg?nzungsband: Text aus dem Nachlass1934-1937. Hrsg. von Reinhold N. Smid, 1993(Husserliana: Band XXIX)

- EdmundHusserl: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vorgegebenen Welt und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Hrsg. vonSowa,Rochus, 2008 (Husserliana: Band XXXIX)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克劳斯·黑尔德编：《生活世界现象学》，胡塞尔著，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1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

Weariness and save

Rereading ofEdmund Husserls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Man"

Abstract

Edmund Husserls classic text inhis late years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Man" reveals theroots of modern crisis,namely the lack of meaning, the deletion of subject and the wearinessofresponsibility, by the critique of the ideology of naturalsciences. On the ontological level Martin Heideggerfurthers this reflection, while Hannah Arendt expresses the situation of "crisis" in thefield ofculture. The Road to overcome the crisis bears inthe retrospective study of phenomenology. Only throughthe rationalreflections, whichreturn back to the subjectivehorizon and life-world, which standas source ofall objective behaviors, we can obtain a truly 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of the possibilities inherent inthe world andpreserve the freedomof subject. The humanistic attitude canaccordingly be restored.

[1]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一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胡塞尔完成后发表于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哲学》杂志第一卷（1936），第三部分写完后胡塞尔打算再做修改，修改一直持续到1937年8月他病重逝世。这些部分是胡塞尔身前指明要出版的，加上后来整理的这个时期与此有关的一部分手稿，胡塞尔档案馆将之整理为《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Walter Biemel编，1976，全集第6卷）出版。

[2]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第2页（编者导言）。

[3] 同上，404页。

[4] 同上，19页。

[5] 同上，21页。

[6] 同上，33页。

[7] 同上，37－38页。

[8] 同上，50页。

[9] 同上，63页。

[10] 克劳斯·黑尔德：《生活世界现象学》导言，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38页。

[11] 同上，39页。

[12] 同上，44页。

[13]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1，151页。

[14] “摆置权力必须被经验为普遍地把可能存在和实际存在的一切当作可计算的东西和变成有所确保的持存物而带向显露的东西，——而且仅仅作为这种东西。摆置之权力并不是一种人类制作物……这种摆置之权力的无可避免和不可阻挡迫使它把自己的统治地位扩散到整个地球。……作为这种摆置之全力里的后果，地方－种族性地成长起来的民族文化（暂时或者永远地？）消失了，代之以一种世界文明的订造和扩展。”（《同一与差异》，149－150）

[15] “遭受摆置之权力的人类，作为被这种权力、并且为这种权力而被订造者，推动对世界的持存保障，并因此把它推入空虚中。与此相应的是潜滋暗长的此在之无聊，就其表面来看，这种无聊全无来由，并且从未真正得到承认，通过信息生产、通过娱乐业和旅游业，它虽然被掩盖起来了，但绝没有被排除掉。人类的特性由于摆置之权力而拒不给予人类，此即对人类之人性的最危险的威胁。”（《同一与差异》，151）

[16] 参看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196页。

[17] 同上，196－209页。

[18] 参看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187页。

[19] 同上，189页。

[20]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第404页。

[21] 同上，399－400页。

[22] 244页。

[23] 402页。

[24] 同上，402页。

原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04期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胡塞尔和现象学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一方面胡塞尔相信真理，一方面现象学却搁置判断。

人说——胡塞尔甚至认为，只有现象学才是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或者说一种真正的哲学，因为只有现象学没有预设任何形而上学的前提，而是力求让“事情本身”（die Sache selbst）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与此相反，以往几乎所有的哲学都设定了某种不言自明的前提。这一前提要么是形而上学的“本原”（arche/Ursprung），如理念、上帝、本体或实体等，要么是某种自然科学的原理或法则，如机械因果法则等。现象学的这种“无前提性”（Voraussetzungsloskeit）或“面向事情本身”（zuden Sachen selbst）精神，就是胡塞尔本人毕生所强调并且矢志不移地追求的“明见性”（Evidenz）原则。

我看——既然如此，哪里来的“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呢？

《埃德蒙·胡塞尔》（德国哲学家1859－1938）报道：

埃德蒙·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德语：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年4月8日－1938年4月26日）是一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立者。

生平

胡塞尔生于捷克摩拉维亚地区的小镇普罗斯涅兹，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

作为弗朗兹·布伦塔诺及卡尔·斯图姆夫的学生，他影响了艾蒂特·史坦茵(圣十字德兰本笃修女)、奥伊根·芬克、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及莫里斯·梅洛-庞蒂。因为赫尔曼·外尔曾接触胡塞尔，所以钟情于学院派逻辑。自1886年，他在哈勒大学以导师身份（相当于副教授）教授哲学，并于1887年，他开始相信基督教并且加入了路德会，同年结婚，并在此育有两儿一女。1901年至1916年，他分别在哥廷根大学及弗莱堡大学担任教授，直到1928年退休为止。退休后胡塞尔仍然利用弗莱堡大学图书馆来继续他的研究及著作，直到他的得意门徒海德格尔担任校长时，以胡塞尔的犹太人血统为理由禁止胡塞尔进入为止。

学术贡献

胡塞尔认为——与罗素及怀德海一样——算术实际上是“先验”科学。不同的是，罗素与怀德海的分析基础是逻辑学。胡塞尔则是发展出全新的哲学方法，来探究必然真理的性质。他称之为“现象学”( phenomenology )。

胡塞尔将现象学定义为对意识本质结构的科学研究，但现象学并不代表表象与根本实在之间存在着对立 (“现象学”源自于希腊文，意指“表象”。康德曾用“现象”一词指称我们的经验世界)。胡塞尔承诺，借由描述意识结构，可以找到确定性，其中包括他身为数学家时不断寻求的算术基础。为此，胡塞尔描述了现象学的观点：意识被视为一种“意向”，也就是说，意识总是朝向某个客体，不管它是物质的，还是跟数学一样是“观念的”。要获得现象学的观点，必须透过一连串的现象“还原”，亦即描述意识的本质特征 (即意识的“意义”)。胡塞尔认为这些意义（与康德的范畴相同）是普世与必然的，同时也反对欧洲（与美国）哲学弥漫一股“相对主义”风潮。

胡塞尔晚年时，纳粹已逐渐掌握德国政局，世界也战云密布。因此，胡塞尔对人类知识的兴趣，也转而朝向社会层面与“存在”层面。同时也警告，欧洲文明将因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猖獗而陷入“危机”（同一时间，维也纳的逻辑实证论者也提出相同的警告）。

谢选骏指出：看来，胡塞尔和现象学的自相矛盾，来自胡塞尔的“‘德国·犹太’人”这个双重身份。人不能做两面人，必须舍弃一重身份——否则只能产生哲学上的矛盾！

谢选骏：白纸运动是亡国之兆

网文《一“举”成谶—举白纸宣告向病毒投降》（must的博客2022-12-14）报道：

一“举”成谶—举白纸宣告向病毒投降——并不是“白纸运动”促使当局结束清零政策。

“举白纸”，就是“举白旗”，是投降的标志。

“举白纸”就是一个“谶语”，无意中宣告了举国即将向病毒全面投降。

中国最近瘟疫大爆发，其实早在“白纸运动”前就开始了。各地来势凶猛的大爆发，使“清零”防线全面崩溃，终于让当局明白，“清零”绝对无法阻止病毒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侵袭，放弃抵抗是唯一出路。但必须寻找一个不失颜面的时机下台阶。

有一点常识和经验的人都知道，当局绝对不可能对任何形式的“抗议”丝毫妥协，尤其像“举白纸”这样一哄而起的群众骚动；更不用说屈服听从草民抗议者的解封“要求”。但是，“举白旗”的谶语，确实给当局一个顺水推舟的机会，正好乘势立即结束“清零”，“甩锅”白纸运动。——庆祝“胜利”解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吧！你们如今受的害，全是“白纸”惹的祸！

有以下报导为证。

《控制不住 世卫：中国病例爆炸在清零放松前已开始》（2022-12-14 法广网）报道：

2022年12月14日，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WHO卫生应急计划执行主任Michael Ryan在日内瓦联合国记者协会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官员周三说，中国爆炸性的新冠疫情发生在中国政府开始放松卫生限制之前。

中国卫生部周三承认，北京的感染病例正在 "迅速增加"。上周，政府突然放弃了坚持已久的社会面清零战略，包括结束对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的自动隔离，并停止大规模检测活动。

世卫组织卫生应急管理负责人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在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告诉媒体：  "中国病例的爆炸性增长并不是因为解除了严格的清零政策的限制。中国的病例爆炸早在清零政策放松之前就开始了。"

根据世卫组织官员的说法，"中国取消了限制，疫情突然失去控制 "的情景并不是正确的解释。

他认为，"这种疾病之所以迅速蔓延，是因为控制措施本身并不能阻止它"。世卫组织官员说，"传播强度的增加远远早于限制感染的战略变化"。

瑞安还说，“中国当局已经在战略上决定，对他们来说，清零战略 "已不再是最佳选择”。

随着高度传染性的Omicron变体的流行，像中国实施的极其严厉的限制措施并没有达到与前几波疫苗接种覆盖率低时相同的目的。

瑞安说，在疫苗接种覆盖率提高之前，这种措施被用来保护卫生系统，但现在它们并不那么有效。

网民嚎叫：

FreeHiker：15:45

讚！"Symbolism is their downfall." :)

must：10:56

作为谶语，"举白纸”暨举白旗还有更深远的预言及象征意义……

白草：22:43

不是投降，而是被外国拖下水了。低劣的外国人无法清零，又不断把病毒传入中国，最后劣币驱赶良币，大家都玩完。

谢选骏指出：一“举”成谶——举白纸宣告向病毒投降？误会了。白纸运动其实是亡国之兆，白纸多像冥币草纸，这是在给一个政权送葬的出殡仪式。白纸运动不仅是亡国之兆，还是新时代的开始——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谢选骏：沙丘之变是韩非主义的伟大胜利

网文《沙丘之变》播报：

沙丘之变，又称沙丘之谋，秦始皇在沙丘宫（今河北省广宗县一带）去世后，赵高与李斯杀害公子扶苏，拥立秦二世即位的事件。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生平最后一次出巡。像往常一样，李斯、胡亥、赵高从行，去疾留守。巡游时在途中突然去世，遗诏令公子扶苏主持葬礼，意即使之返都即位。

此时扶苏正在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管理诏书的赵高却发动了阴谋，威胁丞相李斯，矫诏处死扶苏与蒙恬。隐瞒秦始皇死讯，以咸鱼放到秦始皇车上，遮挡秦始皇尸体发出的臭味。回到咸阳後，他们拥立公子胡亥为皇帝，就是秦二世。

不料始皇于沙丘暴卒，宦官赵高胁迫左相李斯发动“沙丘之变”，他们合谋篡改了始皇的传位诏书，废太子扶苏，改立胡亥为新帝，为秦二世。

背景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冬季，秦始皇出游，左丞相李斯陪同前往，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小儿子胡亥最受宠爱，他要求随父皇出游，获秦始皇准许。 

十一月，秦始皇一行到达云梦，向着九疑山遥祭葬在那里的舜帝。然后乘船顺长江而下，观览籍柯，渡经海渚，过丹阳，抵钱唐，到达浙江边。因钱塘江潮波涛汹涌，便向西行驶一百二十里，从富阳与分水之间的狭窄处渡江。随之始皇登上会稽山，祭祀禹帝，遥望南海，刻立巨石歌功颂德。然后起驾返回，归途中经过吴地，从江乘县渡过长江，沿海北上，抵达琅邪、之罘。始皇看见大鱼，即发箭将鱼射杀。接着又沿海西行，到了平原渡口后便病倒了。

过程

始皇暴薨

秦始皇很厌恶谈论“死”，因此群臣中没有人敢于提关于死的事。待到他病势更加沉重时，才命中车府令、兼掌符玺事务的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说：“参加丧事处理，灵柩到咸阳后安葬。”诏书已封好，但却搁置在赵高处，没有交给使者送出。秋季，七月，丙寅（二十日），始皇在沙丘宫平台驾崩。丞相李斯因皇帝在都城外病逝，唯恐各位皇子及天下发生什么变故，于是就秘不发丧，将棺材停放在能调节冷暖的凉车中，由始皇生前最宠信的宦官在车的右边陪乘。所到一地，上呈餐饭、百官奏报事务与过去一样，宦官即从车中接受并批复奏事。只有胡亥、赵高及受宠幸的宦官五六个人知道内情。

赵李密谋

赵高素来得到胡亥的信任，恰又怨恨蒙氏兄弟，便劝说胡亥，让他诈称始皇遗诏命杀掉扶苏，立胡亥为太子。胡亥同意了赵高的计策。赵高又说：“这件事如果不与丞相合谋进行，恐怕不能成功。”随即会见丞相李斯，说：“皇上赐给扶苏的诏书及符玺都在胡亥那里。定立太子之事只在您我口中的一句话罢了。这件事将怎么办呢？”李斯说：“怎么能够说这种亡国的话呀！此事不是我们这些为人臣子的人所应当议论的啊！”赵高道：“您的才能、谋略、功勋、人缘以及获扶苏的信任，这五点全部拿来与蒙恬相比，哪一点比得上他呢？”李斯回答：“都比不上他。”赵高说：“既然如此，那么只要扶苏即位，就必定任用蒙恬为丞相，您最终不能怀揣通侯的印信返归故乡的结局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而胡亥仁慈忠厚，是可以担当皇位继承人的。希望您慎重地考虑一下，作出定夺！”

李斯听后认为赵高说的有理，便与他共同谋划，诈称接受了始皇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篡改始皇给扶苏的诏书，指斥他多年来不能开辟疆土、创立功业，却使士卒大量伤亡，并且数次上书，直言诽谤父皇，日日夜夜地抱怨不能获准解除监军职务，返归咸阳当太子；而将军蒙恬不纠正扶苏的过失，并参与和了解扶苏的图谋。因此令他们自杀，将兵权移交给副将王离。

扶苏自尽

扶苏接到诏书，哭泣着进入内室，打算自杀。蒙恬说：“陛下在外地，并未确立谁是太子。他派我率领三十万军队镇守边陲，令您担任监军，这乃是天下的重任啊。现在仅仅一个使者前来传书，我们就自杀，又怎么能知道其中不是有诈呢？！让我们再奏请证实一下，然后去死也不晚呀。”但是使者多次催促他们自行了断，扶苏于是对蒙恬说：“父亲赐儿子死，还哪里需要再请示查实呢！”随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便将他交给官吏治罪，囚禁在阳周；改置李斯的舍人担任护军，然后回报李斯、赵高。胡亥这时已听说扶苏死了，便想释放蒙恬。恰逢蒙毅代替始皇外出祈祷山川神灵求福后返回，赵高即对胡亥说：“先帝想要荐举贤能确定你为太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可是蒙毅一直规劝他，认为不可如此。现在不如就把蒙毅杀掉算了！”于是逮捕了蒙毅，将他囚禁到代郡。 

结果

皇室车队于是从井陉抵达九原。当时正值酷暑，装载始皇遗体的凉车散发出恶臭，胡亥等便指示随从官员在车上装载一石鲍鱼，借鱼的臭味混淆腐尸的气味。从直道抵达咸阳后，发布治丧的公告。胡亥继承了皇位。 

胡亥将秦始皇葬在骊山皇陵，把铜熔化后灌入，堵塞住地下深处的水。崐又运来各种奇珍异宝，藏满墓穴。还下令工匠制作带有机关的弓弩，遇到穿入靠近墓穴的人，即自动射杀。用水银做成百川、江河、大海，以机械灌注输送。墓穴顶部布有天文图象，底部设置地理模型。后宫嫔妃凡未生子女的，令她们全部陪葬。下葬以后，有人说工匠们制造隐藏的机械装置，知道其中的全部秘密，如果他们再作第二重机关，就会将其中的秘密泄露出去。于是待送终的大事完毕后，那些工匠即被尽数封闭在墓穴中。 

胡亥想要杀掉蒙恬兄弟二人，子婴规劝说：“赵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田建杀他前代的忠臣而用后胜，结果最终都亡了国。蒙恬兄弟是秦国的重臣、谋士，陛下却打算一下子就把他们抛弃、除掉。似此诛杀忠臣而扶立节操品行不端的人，是在内失去群臣的信任，在外使将士们意志涣散啊！”但是二世不听从劝告，随即杀掉了蒙毅，并要杀内史蒙恬。蒙恬说：“我们蒙家自我的先人起直至子孙，在秦国建立功业和忠信已经三代了。如今我领兵三十多万，身体虽然被囚禁，但我的势力仍然足以进行反叛。可是我知道自己必定得死却还是要奉守节义，是因为我不敢辱没祖先的教诲，并表示我不忘先帝的大恩大德啊！”于是即吞服毒药自杀身亡。 

影响

胡亥登基后，见不得人的阴谋和突如其来的权力共同催生出强烈的不安全感，随之而来的是以维护秦帝国稳定为借口的血腥政治清洗，于是，胡亥的兄弟姐妹一个接一个地成为牺牲品，恐怖的气息如同浓重的阴霾逐渐扩散到整个秦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咸阳城外反秦浪潮也此起彼伏，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以扶苏、项燕为名发动大泽乡起义，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六国也纷纷复辟，秦王朝风雨飘摇，两年后就灭亡了。

评价报

常楚老：黑云兵气射天裂，壮士朝眠梦冤结。祖龙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随鲍鱼辙。腐肉偷生三千里，伪书先赐扶苏死。墓接骊山土未乾，瑞光已向芒砀起。陈胜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龙蛇撩乱入咸阳，少帝空随汉家马。 

蔡东藩：始皇稔恶，道死沙邱，赵高包藏祸心，倡谋废立，始唆胡亥，继唆李斯；胡亥少不更事，为高所惑，尚可言也，李斯身为丞相，位至通侯，受始皇之顾命，乃甘心从逆，与谋不轨，是岂大臣之所为乎？虽暴秦之罪，上通于天，不如是不足以致亡，但斯为秦相，应具相术，平时既不能匡主，临变又不思除奸，徒营营于利禄之私，同预废立之计，例以《春秋》书法，斯为首恶，而赵高犹其次焉者也。

谢选骏指出：沙丘之变不是一个意外，而是秦始皇政治的逻辑结果。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二流子秦始皇”，也无法逃脱现代的沙丘之变——“中南海逮捕四人帮”的因果报应。

《沙丘之变为什么总有人怀疑是捏造的？》（2022-08-29 阅读）报道：

《史记》中对继承制度有过这样的描述“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也就是说从殷商时期就出现了这样的例子，如果太子在登上帝位之前死亡的话，那么就将他的兄弟推举成为帝王。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属于他的大秦帝国，而且还将自己称为“始皇”（即中国的第一位帝王）。而秦始皇也希望大秦能够一直存在，所以也在努力地寻求长生不老之术。

而秦始皇有23个儿子，如果长生失败，他也准备好了从中挑选出合适的人选继承自己的帝王之位，了解一些秦朝历史的人可能会对扶苏和胡亥这两个人比较熟悉，他们俩都是秦始皇的儿子，也和今天要分享的沙丘之变有关。

何为“沙丘之变”呢？

根据《史记》中的记载“至平原津而病……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这段文字是说秦始皇在巡视平原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病了，然后一直也治不好，所以就写了一封诏书给他的大儿子扶苏，让他回咸阳参与他的葬礼。

但是这封诏书却放在了宦官赵高（宦官就是太监）那里，没有直接交给扶苏。等到了7月份的时候，秦始皇在沙丘驾崩了，接着扶苏就被赵高就和秦朝丞相李斯一起合谋杀害了，然后他们拥立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登上了皇位。这个历史事件就被称为沙丘之变，而我们也可以从《史记》中的记述中了解到这场沙丘之变涉及了四个人物，即李斯、赵高、扶苏和胡亥。

而后世之所以对沙丘之变产生怀疑是因为这几点。第一，为什么聪慧过人的秦始皇明知道自己即将死去，却不立太子呢？第二，为什么就让扶苏回咸阳参加葬礼，而不告诉他皇储之事呢？第三，赵高只是一个小小的宦官，怎么可能参与到“立太子”这种影响国本的事情中去呢？第四，为什么丞相李斯会和赵高合谋呢？

但是要解答这些疑问的话，首先要从秦朝的政治制度说起，因为只有前例可循，幼子胡亥才有机会当上太子。

大秦王朝的继承制度

关于沙丘之变中的种种疑惑

第一，那为什么秦始皇不早早地就把太子人选就给确定下来呢？这是因为在秦始皇横扫六合之后（六合指的是天下万物），达到了人生的最巅峰时刻，那就是成为了天下的霸主，他自称为“朕”，与自称“我”的普通人区分开来，为了彰显他高高在上的地位。

他一生未立皇后，因为他觉得没有人能与他比肩，共治天下，所以他也不愿意将自己亲手打下的帝国交付给别人，即使是他的儿子。我们也知道秦始皇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能够长生不老的仙丹，所以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将由他来统治大秦，统治中国，而且只能是他。

而且秦始皇在去世之后，他的陵墓还没修建好，这说明他极度相信炼丹术士的鬼话，认为他自己不会那么快就去世。而在《史记》中提到了让扶苏到咸阳来参加葬礼，但是他却没有提到任何“太子”的词汇，因为他自信地认为他不会死去。

第二，那太监赵高为什么能进入核心政治集团呢？《史记》中对于赵高的身世的描述是这样的“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秦王闻高通於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赵高是诸侯赵王血缘疏远的亲戚，因为精通狱法，所以被封为中车府令。

而这车府令就是指帮助秦始皇“行符玺令事”，也就是说赵高是有机会接触玉玺的，而且他还有资格帮助秦始皇在文书上盖章，虽说他只不过是帝王身边一个盖章的助理，但是一旦帝王生病倒下了，他就拥有了偷偷自行盖章的权力。

第三，那李斯为何要帮助赵高呢？这是因为秦始皇为了使皇权独大，因此便设立了三公九卿制来压制宰相的权力（将相权分给三个职位：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个职位互相牵制，以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

而且秦始皇还设左右宰相之分，其中以右相为尊，帮助秦始皇建国的李斯却只是左相，所以李斯并不是一人之下，而是二人之下，更关键的是当时他已经是74岁了。为了避免在储君争斗中伤及自身利益，所以李斯选择了秘不发丧，而当时的右相还在咸阳，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李斯为了自己的前程，便决定和赵高开始合作。

这三个问题的提出都是对“沙丘之变”之后的立储是表示怀疑的，而这三个问题也正是回答了对“沙丘之变”产生怀疑的根源所在。如果竟尽可能还原一下事实的真相，当时的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秦始皇在沙丘的时候就已经快要不行了，但是他还是认为自己可以回到咸阳，因此迟迟不愿确定最后的太子人选。所以诏书中只有让扶苏回咸阳的命令，是因为秦始皇可能想亲自宣布储君的候选人。

但是秦始皇却不能撑到咸阳，因此为了避免争夺皇位时嫌弃的血雨腥风，李斯便决定不将秦始皇去世的消息公布于天下。而因为秦始皇没有立储，所以将来的帝王人选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是长子扶苏；第二是秦始皇的兄弟继位；第三是秦始皇儿子中得民心者继位。

所以无论那种选择，作为丞相的李斯可能要卷入这场皇位风波之中。当时胡亥和赵高交往十分亲密，而以胡亥的成就是不可能成为帝王的——扶苏是被秦始皇命令去抗击匈奴的，因此有战功。胡亥只是从小跟着赵高学习法律，因此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所以为了让这个皇位看上去是通过正规手段得到的，因此他们就不得不拉拢李斯，李斯也是为了自身着想，所以就选择加入了胡亥和赵高这个集团。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沙丘之变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沙丘之变是真的，秦始皇确实想立胡亥为太子。而后世一直认为扶苏才是太子人选，这是因为后世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已经被确立，所以他们认为当年的胡亥成为帝王是不合理的。第二种就是沙丘之变就是个阴谋，就是胡亥连同赵高，再拉拢李斯，杀死自己的的亲哥哥，夺得帝王之位。

但是无论哪一种，现在都无法考证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沙丘之变确实存在着可疑之处。那就是为何李斯会帮助平凡的皇子胡亥登上帝王？为何正好是和赵高关系亲近的胡亥登上帝位？为何扶苏就这样被杀死了？但是一切的答案都已经被时间掩埋了。

参考文献：

1.探析赵高策划的“沙丘之变”和“指鹿为马”.赵存河.兰台世界

2.论《赵正书》与《史记》关于秦二世继位之抵牾——兼谈史实重构的复杂性.邵琪.历史研究

3.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孙家洲.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谢选骏指出：作者首先不懂，沙丘之变确实存在，否则胡亥没有必要杀死他的所有兄弟姐妹。作者其次也没意识，沙丘之变是秦始皇自己导致的——因为他中了韩非的蛊毒，极端恐惧大权旁落，不再信任任何一人，所以至死不肯任命太子。作者最终无知，沙丘之变是韩非主义的伟大胜利——通过这一揭开血腥大幕的政变，韩非终于为韩国、为自己、为一切遭到秦始皇坑害的生灵，报了血海深仇。

谢选骏：胡亥得到了秦始皇的真传

《他是秦始皇最宠爱的女儿，却被自己的亲哥哥残忍杀害》（2018-07-04 搜狐）报道：

嬴阴嫚(嬴阴曼为误写)，秦始皇嬴政之女，又称为嬴阳滋。生卒年、生母不详。据史料记载约卒于秦二世元年春，嬴阴嫚生前花团锦簇、享尽荣华，但却被胡亥(秦二世)以肢解诛杀。后考古发现上焦村墓葬中一座墓的墓主人叫“阳滋”(又作阴嫚)，据考很可能是秦始皇被杀的女儿。

秦始皇见于史书有名可考的子女只有长子扶苏，少子胡亥、公子高、公子将闾四人。有史书说秦始皇有12个儿子，史书中还有秦始皇第10个女儿被杀的记载，这样看来，秦始皇至少有儿女二三十人。据专家考证，秦始皇共有子女33人。秦始皇的33位子女，除胡亥在赵高、李斯合谋下篡得皇位，做了秦二世，其余32人皆死于非命。

长子扶苏被篡改的遗诏赐死，胡亥复称帝后，怕其兄长不满而残酷杀戮他们。史书记载的有：将六公子戮死于杜，将十二公子杀戮于咸阳市。公子高准备逃跑，又恐家属被族，只好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胡亥准其请求，公子将闾昆弟3人，被迫拔剑自则，胡亥不仅处死了他所有的哥哥，对其姐妹也不放过，史书记载：胡亥将十公主戮死于杜。就这样，胡亥为保住自己的皇位，残酷地杀害了自己众多的兄长姐妹。

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天下途中病死于河北沙丘，内宦赵高胁迫重臣李斯纂改诏书，赐死远在北境抵御匈奴的皇长子扶苏和名将蒙恬，将昏庸无能的幼子胡亥扶上帝位。赵高等虽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计划，但也深知沙丘的阴谋是不能瞒天过海的，远在京城的诸位公子及大臣们尽皆疑惑。为铲除异己、把持朝政，于是他向秦二世建议，要“灭大臣而远骨肉”，这种残酷的杀戮行动从秦二世登基的当年就开始了。

秦二世元年春，国家重臣蒙毅等无辜被诛，一时间，腥风血雨遍及朝廷内外。皇室内部，有12位公子被百般凌辱后腰斩于咸阳街市，10位公主被活活地肢解；他们的财物被尽数没官，受株连而治罪者不可胜数。

1976午10月，在秦陵东侧上焦村附近发现了一组陪葬墓群，共17座，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其中8座，8座墓中各有一棺一停;其中7座墓中各有人骨一具，五男二女。一座墓中，棺内只有一把青铜剑，未有人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棺中尸骨非常零乱，有的躯体与四肢相分离，有的头骨与躯干相分离，有的头骨上有箭头，这些现象表明墓主系非正常死亡。但同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墓中的随葬品非常丰富，计有金、银、铜、铁、陶、玉、蚌、贝、骨、漆器及丝绸残片二百余件，这种规格说明墓主人是有一定身份的。这些有一定身份而又遭到残酷杀害的墓主都葬在陵园附近，说明他们必然与陵园陪葬有关。这使人联想到被残酷杀害的秦始皇子女。

在发掘过程中，人们在墓坑里还发现了挖墓人烤火的遗迹。这说明当时天气很冷，这与胡亥诛杀诸公子的时令相吻合。因此，专家分析，这些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儿女，在发掘中还发现了两枚私印，一枚“荣禄”，出土于男性墓中，一枚印文为“阳滋”，出土于女姓墓中。如果惟断正确，则“荣禄”是秦始皇儿子的名字，“阳滋”是秦始皇女儿的名字。随着挖掘深人，人们将取得更多的证据，到时秦始皇子女下落之谜有可能被彻底解开。

谢选骏指出：胡亥算是得到了秦始皇的真传——秦始皇灭六国不算英雄，秦二世灭秦国、灭尽秦始皇家族包括他自己，才算英雄。有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像刘邦比胡亥更加流氓。

《1976年考古队挖开秦始皇女儿墓，场面让人难受，专家：胡亥心》报道：

1976年10月，随着秦皇陵兵马俑被发现，考古人员一共发现了17座陪葬墓。为了慎重起见，考古人员选择了其中8座进行考古发掘。

不可思议的是，虽然这几座墓地看起来非常寒酸，但是陪葬品却很丰富，金、银、铜、铁、漆器、陶器等一应俱全，因为是秦皇陵陪葬墓，所以可大致推算这些墓主身份都是非富即贵。

而当考古人员进一步发掘时，发现其中一座墓穴里埋有两枚私章，最终判定这座墓穴即为秦始皇最宠爱的女儿嬴阴嫚之墓。不过，棺椁内的情形惨不忍睹，大家一致认为：胡亥心太狠。那么，专家究竟发现了什么，墓穴中又是怎样一番景象让大家如此感慨？

赵高矫诏，胡亥继位

鲁迅先生曾说：“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

长久以来，很多人都把秦始皇看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殊不知，秦二世胡亥才是暴君无疑。本来秦朝的接班人轮不到他，但胡亥最终还是做了皇帝。

不过，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王朝，从历史上来看，却是短命王朝。秦朝国祚只有短短的15年，秦始皇做了11年的帝王。司马迁《史记》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出巡的过程中病死沙丘，而奸臣赵高等人为了扶持秦始皇的第十八子胡亥上位，选择用咸鱼将秦始皇的腐臭味掩盖，并伪造诏书，对身边的人痛下杀手。

在古代，外戚干政，奸臣当道，都是加速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宦官赵高拥立胡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持朝廷实权，因为胡亥本没有做皇帝潜质，赵高此举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和利用胡亥。

很显然，胡亥上位后，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处处被赵高掣肘利用。在赵高的挑唆下，两人沆瀣一气，最终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与其说胡亥容不下扶苏，到不如说是赵高不能让他活。那么扶苏能逃过一劫吗？

倒霉的皇子和公主

据史料记载，公子扶苏是秦始皇最满意的继承人。他才花出众，宅心仁厚，但也正是因为秦始皇将其保护的太好，扶苏不知政治险恶。

当那份造假的遗诏送达扶苏手上的时候，蒙恬也劝了扶苏不要轻易相信。不过至孝的扶苏说了这么一句话：“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父皇的脾气咱俩都是知道的，他决定的事情，请求是没有用的。”最终，扶苏拔剑自刎。

灭大臣而远骨肉

赵高为了进一步控制朝纲，他提醒秦二世胡亥斩草要除根，否则皇位难保。胡亥自知皇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两人狼狈为奸一拍即合。

就这样，除了扶苏被迫自杀外及公子高自愿殉葬外，秦始皇其余子女都被胡亥残忍杀害。比如胡亥在杜县腰斩了6个哥哥。除了这些兄弟，胡亥对自己的10个姐妹也都没放过。但在这些姐妹中，只有秦始皇最宠爱的十公主嬴阴嫚见于史料，并且她是被肢解而死。

嬴阴嫚，她又名嬴阳滋，秦始皇给公主取了一个男孩的名字，大概是为了彰显其地位，而且阴嫚从小就被秦始皇当男孩子养，甚至说她得到了其他兄弟姐妹未曾有过的父爱。过着极其奢华的富足生活。

但也许就是因为这份显赫的荣宠，嬴阴嫚被胡亥所嫉妒进而怀恨在心。而且秦朝时，女子也可直接议政、掌权、当将军，所以阴嫚的存在对胡亥就是一个潜在的大威胁。公元210年春天，阴嫚便被已经杀红了眼的亲兄弟给害死了。

胡亥“弑亲”的背后

自古君王多薄幸，最是无情帝王家。在古代封建王朝，君臣反目、手足相残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这些掌权者的眼里没有亲情、友情，只有权力和欲望。因此，胡亥处置起同胞兄弟姐妹，简直残忍至极。

在发掘的8座墓中，每个墓中都有一棺，其中7座墓中都各有一具人骨，五男二女。当大家看到棺椁里的遗骸时陷入了沉思。

专家此前也发掘过很多古墓，墓主人大都神态自然，但眼前的这几座墓主人的遗骸让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棺材里的尸骨根本不像是成规模下葬的，更像是被直接丢进去的，尸骨非常凌乱不说，有些躯体和四肢完全分离开来，甚至于还有头颅跟躯干直接分开的。墓主人的死法各有不同，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绝非正常死亡，也绝非正常埋葬。

一开始专家觉得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也非常不可思议，但随着他们进一步发掘才发现，更不可思议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墓穴里除了这些遗骸，各种高档的陪葬品都有，墓主人完全符合一个皇亲国戚身份的身份。在发掘的过程中，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两枚私印，一枚刻着“阳滋”，一枚刻着“荣禄”，还有阴嫚铜印，刻着小篆。结合相关的史料，专家推断出了一个结论：墓主正是秦始皇的女儿嬴阴嫚。而“荣禄”可能是秦始皇的某个儿子。

考古到这里，大家都对秦二世胡亥的残忍表示惊愕，穿越千年，当时的社会残酷性，可能远不止这般。

不难看出，十公主阴嫚是一个悲情式的历史人物。可以假设一种情况，如果彼时秦二世不是胡亥，而是公子扶苏，那么她的人生就会是另外一番春光灿烂，但正是由于生性残暴的胡亥做了皇帝，被宦官集团背后操控，才造成了阴嫚凄惨的结局，甚至还不如一个民间百姓。

在胡亥众兄弟里面，将闾等三兄弟“不明就里”，本以为没有给胡亥造成任何威胁，但胡亥采纳了赵高的意见，必须一个不留，虽然他们被关进天牢，但最后还是被无辜处死。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胡亥有心饶他们不死，但赵高却冷血至极。

除了这些悉数被诛的兄弟姐妹，公子高也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与其等着被满门抄斩，不如主动赴死，他对胡亥表示自己愿意去骊山陪葬。“识时务者为俊杰”，胡亥对这位兄弟的“明智”举动表示赞赏，还专门给公子高赏赐了10万钱。

与被诛杀的人越来越多形成鲜明对比，赵高的权势和地位却越来越高。胡亥的暴政致使天下大乱。而胡亥本就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只贪享乐，秦二世的悲剧已经注定。不过，在此之前，赵高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就已经按捺不住。

天真的胡亥把赵高的话始终奉为真理，对他言听计从，最后丞相李斯都看不下去了，他上书胡亥，尽数赵高的罪状，胡亥不但没有理会，还说他是窝里斗。消息传到赵高耳朵里，他岂能容下李斯？

赵高的双手沾满鲜血，虽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望望头顶，已经没有人能制约的了他，即便这样，他还不满足。在设计处死李斯之后，赵高在朝廷上演了一幕“指鹿为马”的政治事件，看似是一场闹剧，却已经将利剑对准了胡亥。

当胡亥幡然醒悟时，为时已晚，胡亥被赵高逼死的时候，才23岁，虽然当了3年的皇帝，却始终是受制于人，稀里糊涂，可谓坏事做绝。历史是残酷的，一个糊涂的胡亥，一个倒霉的扶苏，再碰上一个作恶多端的赵高，秦朝彻底被颠覆。如若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泉下有知，肯定会痛心不已，而秦朝的昙花一现，导致整个中国的历史就这么被改写了。

谢选骏指出：陕西出土秦始皇女儿墓揭开胡亥真实面目，考古专家惊叹“胡亥真残暴无情”——却不懂这是因为胡亥得到了秦始皇的真传，所以极端残暴不仁，只有鲁迅这样奉承袁世凯的下流文人，才会歌功颂德暴君政治，摇身一变为马列瘟狗毛泽东的“文革主将”。而在我看来，胡亥灭绝秦始皇家族，其实是“历史力学”的体现——为那些被秦始皇灭绝的芸芸众生，讨回了一点历史的公道。

谢选骏：猪头们不知新时代的气象——2023年中国大陆300多万人一语成谶

《年终报道：习近平的权力巅峰及其遭遇的意外挑战》（美国之音 2022-12-17）报道：

2022年上半年，俄乌战争的爆发、清零政策、经济下滑，国际国内环境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不利，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在下半年的中共二十大上如期破例获得第三个任期，并随后组成了排除其他派系的清一色习氏政治局常委班子，真正登上了 “君临天下”的权力顶峰。

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党内为什么没有足以制衡他的力量？

“一切皆在习近平掌控之中”VS“一切变数皆有可能”

年初，两位专家就中国政治前景发表评论，一位说，“一切皆在习近平掌控之中”，另一位说，“一切变数皆有可能”。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事实似乎证明了他们各有道理，前者说明了习近平权力确实无人挑战，后者证明了习近平高度集权并不能避免各种意外的发生。

今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接受采访时说，习近平已经扫清了所有可能对他构成挑战的障碍。

黎安友认为，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党内尚有山头或派系，但习近平已经将这些全部清除了，“我认为习近平确实摆脱了任何可以挑战他的人，并在军队、党和安全机构中安排了真正支持他的人掌权。”

10月16日至22日，众所瞩目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一如黎安友所料，习近平顺利获第三个任期。

同在一月接受采访时，《晚年周恩来》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高文谦认为，在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习近平虽获得了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的地位，“但他并没有达到原定目的，即否定邓小平时代，给改革开放纠偏，要其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为党内腐败泛滥承担责任。”

“习近平最大的对手就是他本人，身边既没有可用之才，又没有可信之人，是武大郎开店，高者免进，”高文谦说，习近平如果彻底颠覆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他的对手就更多了，“所有改革开放中的获益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在党内的高官，都不会答应，都是他的对手。”

二十大一中全会出台的新政治局常委似乎证明了高文谦所言不虚。而二十大前北京四通桥勇士彭载舟浓烟中瞬间展示的横幅内容，仅在一个多月后变成了海内外抗议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共同口号，以及习近平被迫将坚持了三年清零政策一夜间废除，也证明了习虽集权有术，却并不能保证黑天鹅式意外事件随时会发生。

二十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也是最大的意外事件，可能就是习近平的前任、因裸退而被他赞为“高风亮节”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请出二十大会场。这无疑在全世界面前形象地诠释了什么是“一切皆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但似乎也能说明“一切变数皆有可能”。

2022年10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被警卫扶着离席。

“当时的气氛只能用‘肃杀’两个字来形容，大家噤若寒蝉，根本不敢有任何对胡锦涛有所同情的表示。”独立历史学者、曾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高伐林说。

“他（习近平）知道他们的屁股全都不干净，或者我可以让你不干净，因为他掌握了中纪委，掌握了政法委，只要派人去，一查一个准。”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

“在他（习近平）看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党要变色了。根据党的初衷，这种变色意味着背叛党的最高理想，这是和每个党员的入党宣誓相背离的。他可以用这种逻辑来约束每一个人，包括总理李克强。” 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贯中说。

站在拯救党国的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反腐运动，清除阻碍其集权的政敌、威慑潜在的挑战者，并赢得仇富恨官百姓的拥护，是习近平能不断巩固扩大权力的关键。

上台之初就开始清除对手源头

 被认为最早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美国学者、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开始清除所有对手的源头了。

“他发起了一场强大的反腐败运动，对手显然是脆弱的，他的重大开端始于周永康，另一边显然是胡锦涛的助手令计划，这些都是党内强有力的人物，还有军方的徐才厚、郭伯雄。如果你能拿下那样的人，谁你还会拿不下？”

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的五年里，也就是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通过反腐运动清除了一名正国级（周永康）、五名副国级（令计划、孙政才、苏荣、徐才厚、郭伯雄）、二十名正部级、一百三十名副部级官员。

反腐运动使习近平控制了刀把子、枪杆子，打击了共青团派系，破除了隔代接班潜规则，威慑了党内潜在的反对势力。

“那是近年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政治权力展示”，傅士卓说。到了十九大，“大多数中央委员都是他挑选的人了”。

许多专家都预测二十大习近平仍会遵守“七上八下”的中共最高层官员去留的潜规则，但傅士卓一直认为习近平不会遵守。

“在我看来，江泽民就破坏了这个安排，他任命了所有他的人，以至于当胡锦涛上任时，他被所有江的人包围，几乎无法做任何事情。那么为什么人们要相信习近平会遵循七上八下的规则呢？”傅士卓说。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料到习近平会在二十大一中全会上推出一个全部由忠于他的人组成的常委班子。“这是前所未有的，” 傅士卓说。

傅士卓认为，习近平的做法违背了中共自身的传统。“我认为党内几乎总是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平衡。这也是一种规范。”

邓小平时期有陈云平衡他，”党内高层至少有一个不同的声音，”他说。“江泽民不得不处理可能随着时间变化的几种声音；胡锦涛当然首先要应对他任期前两年江泽民仍是军委会主席、非常活跃的情况，而且即使之后江仍然是非常强大的个人。”

独裁者会向人民道歉吗？

成为独裁者是危险的，毛泽东就是前车之鉴。他搞大跃进导致了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他发动文革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文化道德沦丧，以及经济濒临崩溃。

但是， “习近平希望成为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彦（Ian Johnson）说。 “我认为他（习近平）的主要驱动也是他的自负，他相信他能做到，他认为他是必不可少的，他要整顿中国、整顿共产党、拯救中国人。” 张彦说。

“这很像独裁者的诱惑，因为这种诱惑是，当你有权力的时候，会认为我可以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所以你开始对很多事情进行微观管理。就像毛一样。” 张彦说。

张彦认为，一个真正强大的领导者不需要直接控制一切。“因为如果出现问题，你无法怪别人。如果你是顶级人物，并且直接控制关键政策，如果政策有问题，这会让你变得很脆弱。”

在奥密克容变异病毒已经在世界各地被证明毒性减弱的情况下，习近平仍然坚持清零政策；而当民众不堪忍受严苛的疫情防控、奋起抗议之后，当局一方面镇压了抗议，同时突然宣布取消清零政策。

“习近平政府实际上在以同样的速度对示威者的主要诉求做出让步，扭转了不受欢迎的‘清’政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响应能力。”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在《纽约时报》写道。

裴敏欣认为，眼下习近平实际上获得了一个如当年邓小平收拾毛泽东文革烂摊子、将中国引上发展经济的改革开放道路的他称之为“天命”的机会。

不过裴敏欣认为，习近平的处境有所不同，“邓小平之所以能利用危机，是因为受指责的是其他人（毛泽东和苏联）。习近平要与他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但已经扼杀经济并引发罕见街头示威的防疫政策划清界限，就没那么容易了。”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已经有一些人提出，“政府应该承认严厉的清零政策是个严重的错误，并应该为政策造成的伤害道歉。”

该报道引述艺术史学家、前政协委员李公明在微信上的文章，敦促广州市政府 “第一步恐怕离不开承认错误、向逝者致哀、向国民道歉，然后是依法问责、国家赔偿。”

报道引述的另一篇文章说，“对一些撒谎和误导国家的卫生官员来说，光道歉可能还不够，他们应该被起诉。”

文章作者还要求政府将清零政策造成的次生灾难，如“自杀、因延误治疗或被医院拒绝收治导致的死亡，以及与“清零”政策相关的事故死亡“，都统计出来。

但该报道指出：“在执政的73年里，中共从来没有为中国人民在其统治下遭受的任何残暴行为道过歉。”

不过裴敏欣认为，习近平有其“独特的优势”，因为“一切皆在习近平掌控之中”，“承认重大政策错误并不会危及他的政治生命。”

“谁都不知道习近平是否认为自己有转向的必要。” 裴敏欣写道。“但如果他真的理解了最近的抗议，那他必然会发现，与中国人民重新订立契约，对于维护他自己的'天命'可能至关重要。”

网民嚎叫：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8:23:00

习总上台之初的反腐似乎深得人心, 他提出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更是震聋发瞶, 很可惜“ 包子的“智力是硬伤”；这个笼子他造不出也不想造.........！

smithmaella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8:09:49

拥戴习总在新的一年里成为世界领袖、地球核心、宇宙舵手。

北美zhyj_100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8:06:12

纵观历史，独裁和暴政的下场总是出奇的一致。就想成都学生说的，失去老百姓的支持你算个什么东西。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7:58:26

包子清不了零，已经是条狗。现在正在吃自己的翔呢。

枫林深处是我家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7:06:44

巴拿马一律师事务所曝光文件，揭露中国部分领导人的家族利用国际避税天堂隐藏财富，被点名的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家族，对此，中国的媒体虽避不报导仍引发议论。 法新社报导，至少8名现任及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家族成员名列其中。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大规模打贪，而今习家族被披露利用国际“避税天堂”离岸交易，不免尴尬。刚刚曝光的巴拿马莫萨克冯赛卡（Mossack Fonseca）法律服务公司秘密文件据称多达1100万份，涉案权贵包括12位现任与前任世界各国领导人，以及128位政治人物与公共官员。法新社报导，至少8名现任及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家族成员名列其中。这些权贵家属成员包括习近平的姊夫邓家贵。邓家贵2009年在英属维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成立2家公司，当时习近平还是政治局常委，尚未出任国家领导人。法新社说，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就启动大规模打贪行动，树立权...  查看完整评论

枫林深处是我家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7:05:51

香港《成报》的老板谷卓恒，近日在推特上发文，指习近平家族贪腐严重，超过了中国大陆以前的官员。这位被中国警方以经济罪行通缉的老板称，他不会害怕威胁。但他本人的真实身份，也引起了不少关注。最近一年多保持低调的谷卓恒，突然在推特上发出指控习近平家族腐败的帖文。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说，谷卓恒的推特帖文指，被从香港抓回的大陆富商肖建华的资产，被一间名为秦川大地的公司接管，涉及资金规模有万亿美元。而秦川大地公司的股东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他所控制的资金规模，远远超过其他中共权贵家族。他还在推特上说，自己受到了跟踪和电话威胁，但绝不会妥协，并且“有信心把那把破镰刀和那把破斧头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报道说，有消息称谷卓恒本人目前在美国，已经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合作，不过这些消息都无法获得证实。香港一位媒体人董先生说，谷卓恒控制的香港成报...  查看完整评论

ning0928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7:03:00

习清零政策的突然转向，绝不可能是对民众抗议的让步，更不可能是他自己在纠正错误，只能是出于对经济崩溃的恐惧。但是要救经济谈何容易，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没有。天时，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在疫情后，在俄乌战争，在高通胀的阴影下，都在走下坡路，谁都帮不了谁。地利，外资撤离，西方封堵，出生下滑，老龄加剧，房产危机等等等等，数不胜数。人和，新班子清一色的生瓜蛋，反对者虽然敢怒不敢言，但处处使跘，高级黑，低级黑层出不穷。年轻人啃老躺平，私人业主寒蝉若禁，科技精英脚底抹油。用屁股想也能知道今后几年的经济走向。经济救不了，那么维持政权的唯一手段就是政治高压，红色恐怖了。中国人民等着吧，不是整风的整风，不是文革的文革即将来临。

枫林深处是我家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7:00:11

处处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大汉奸伪总统习贼近平必将永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56:53

包子这个胆小鬼，比三胖差远去了。

北美zhyj_100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54:19

这样的独裁者就不应该还在台上。否则天理难容。

柳小波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28:59

”工厂车间，机器轰鸣；大街小巷，人来人往；公路铁路，车辆穿梭；超市商场，物丰价稳；广袤田野，生机勃勃……壬寅岁末，神州大地正升腾着澎湃活力，展现出万千气象。”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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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没，这才是中国的真相，中国在抗疫上一直领先世界，权威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每天新增感染者只有数千例，远远小于美国，死亡人数更是基本为零，所以大家要不信谣，不传谣，达到“眼见不为实，权威发布才是真理”的境界，坚决与唯恐中国不乱，编造故事的的境外势力做斗争。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28:00

加速猪不要停；）

Tulanian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18:23

嘿嘿，习近平10年前就一直站在中国权力顶峰……？！所以说这帮狗粮轮子湾湾骗子就是一帮神经错乱的白痴？！

性浪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08:23

美国之音每年年底都要交一个恶狠狠的诅咒作业，交完了就可以过年

大阪书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6:03:23

祥林嫂又来了！

xyz99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0:09:27

习也不是政变上的台，鱼缸养王八，一窝不如一窝，早晚的事情。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2-18 00:04:19

论权力习近平比起金正恩还差一点，朝鲜是金家的，三胖坐在上边心安理得，习胖却不是那样自信。中国有人敢喊不要皇帝要民主，朝鲜没有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3:59:04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1:13:01

江胡时期腐败泛滥，根源还是在于邓小平的六四血腥镇压。政权失去了任何监督，改革就必然产生腐败。经济快速发展和腐败泛滥都是邓小平的成果。反腐在习近平上台前已经开始。为拯救党国，习的反腐还是得人心的。为了对付上层腐败的高官，习的集权也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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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反腐都得人心。和珅反腐也得人心，但是有用吗？还不是越反越腐。因为独裁统治反腐只是为了打击政敌，不反自己人。习近平总有下台的一天，那时候习家军就是被反腐的对象了

笨傻痴呆戆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3:18:46

托给一个不学无术，阴险毒辣，满口红色基因的人，，，你们就承受吧！！！

说说也罢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2:08:41

习要否定邓的改开，却对邓的一句话如获至宝、铭记于心，当年邓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习这十年就是一门心思地瞄着“他说了算”的目标无所不用其极。

incognitus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1:45:01

经济崩溃都没有任何执政基础，真的那一天成为古巴、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也不是不可能。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2-12-17 21:13:01

江胡时期腐败泛滥，根源还是在于邓小平的六四血腥镇压。政权失去了任何监督，改革就必然产生腐败。经济快速发展和腐败泛滥都是邓小平的成果。反腐在习近平上台前已经开始。为拯救党国，习的反腐还是得人心的。为了对付上层腐败的高官，习的集权也被认可。反腐成为有选择性的，习清理了政治对立面的大部分人，集权在手。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权贵阶层是既得利益者，习的权力以他们为基础，维护政权必须维护既得利益阶层。这就让习无法推行文革和文革前的左的路线方针。但是习在维护政权的道路上挺进的同时，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有效的方法。从贸易战到疫情清零，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封城对老百姓的折腾，限制自由引发的抗议，这些都只是表面的不满，共产党从来不在意。经济面临崩溃才是对他最大的挑战。

谢选骏指出：猪头们不知新时代的气象，各为其主自说自话，竟然胡扯到了“与中国人民重新订立契约”……好像以前有一张什么马粪纸的契约存在似的。须知2019年是七十年赤祸的终结；2020年武汉病毒横扫一切……2023年将是三年大疫之后新时代的开局——气象万千，波澜壮阔，转瞬机变。

《"和美英比，中国规避了300多万人死亡"》（2021年11月28日|环球网）报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今天在京参加“财经年会2022”时说，国家在制定疫情防控政策时非常小心谨慎，特别是要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努力做到不犯颠覆性错误，努力做到不走弯路，因为在疫情防控方面我们失误不起。

“很多专家都在研究分析，大家都期盼能够尽早回到疫情前的出入自由的状况，但是目前的防控策略来看我们还得要坚持围堵清零、入境限制策略。”

中国采取围堵清零，预防了至少95万人死亡

吴尊友指出，围堵零清政策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我们国家境内多数情况下没有新冠病人，新冠传染源要么是境外入境的人员，要么是境外货物带入，所以入境隔离是围堵清零中外防输入发现感染者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

他披露了中国“围堵清零”的成效：

1.如果没有采取清零，假设中国的发病率和全球比的话，中国预防了大约4784万人感染，预防了95万人死亡，这是和全球平均水平比；

2.如果和金砖四国比，那就预防了5497万人感染，减少规避了114万人死亡；

3.如果和美国英国比，我们规避了2亿多人感染，规避了300多万人死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疫苗接种+72小时核酸，中国不能采纳

吴尊友说，从我们刚才的分析来看，围堵清零、入境限制是我们策略的核心，这样的策略必须得坚持，至少今冬明春必须得坚持。前段时间美国提出了他们的防控策略叫做疫苗接种+72小时核酸阴性，欧洲一些国家也效仿，这样一个入境策略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情景，我们不能采纳，为什么呢，对于绝大多数欧美国家来说，他们的国内病人数很多，远远大于境外输入的病人数，所以它这个策略对它的疫情一点影响都没有，它只赢不输。 

对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疫情清零以后国内没有疫情，所有的源头都是来自国外。按照这个策略，那肯定控制不住，我们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努力就前功尽弃。所以疫苗接种+72小时核酸的入境策略，暂时不符合我国的防控策略，我们是不能采纳的。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能够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生活综合发展的最佳疫情防控策略，这是科学认识+政治智慧+民心所向的结合，希望我们能够尽早地找到平衡好疫情控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防控策略。”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官方网站刊发了一篇周报，这篇题为《与COVID-19共存：估计和展望》（On Coexistence with COVID-19: Estimations and Perspectives）的文章预测，如果我国采取美国、英国、以色列、西班牙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防疫策略，我国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很可能达到数十万人，其中约1万例会出现严重症状，这将对我国的医疗体系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在国内造成巨大的灾难。

其中，如果采用美国的防疫策略，我国每日的新增病例数将超63万例；若采用英国的防疫策略，我国的每日新增病例数将超27万。

谢选骏指出：上面是一年前“围堵清零”的报道。现在“围堵清零”已经破局了——上面设想的“300多万人死亡”会不会一语成谶、噩梦成真？

谢选骏：历史就是周而复始

《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卡门M.莱因哈特）的《译者序》报道：

如果从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算起，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历时已近三年。直到目前，关于这场危机的根源与成因依然是各方热衷探讨的话题，并且没有确凿统一的答案。不管对事情本身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思想者们至少有一点应存在共识，那就是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最需要的元素是：时间。

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在全球金融危机史的研究上可谓迄今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著作。如作者所言，当一位研究人员用25年的数据观察一场“百年一遇洪水”，只有1/4的机会，而如果以8个世纪的时间段来观察，则有8倍的机会。

这恰好引出了作者研究方法的特点，即充实的定量和经验分析。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在周而复始的变化中寻找恒常，在历史的多棱镜中探求规律，最可依赖的工具依然是数字。而西方学者对数字的痴迷不禁让人想起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时的先哲们就确信，通过数字可以发现宇宙的奥秘。

本书收集整理的数据量之巨，堪称恢宏。尽管有些数据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可能难免草率，但作者巧妙地在时间与空间轴中抽取典型案例加以辅助叙述，形成立体感，令人信服。作者强调在历史中“捕捉那些容易被遗忘的‘罕见’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据上的缺憾。在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史的众多著作中，学者们往往把本书的学术价值与金德尔伯格30年前出版的《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相提并举。相比之下，本书在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上更为娴熟，而思想性和启迪性丝毫不逊于前著。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再庞大的数据集也只是时间的截图，置于漫漫历史长河，亦不过沧海一粟。

在种种金融危机表现形式中，作者首要探讨的主权债务违约问题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上得到了鲜活的印证。书中明确指出，从18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国家曾持续发生主权债务违约。而当前的这场欧洲债务危机更让人担忧，是否存在演变为全球财政危机的风险。

为何危机一再发生？作者归结到人类的本性。人类总是过于乐观，认为错误不容易再犯，当历史一旦重演就去寻找新的借口。然而，人类的贪婪与破坏性的原动力总会在一个时期后突破理性的控制，能量在破坏性地释放之后，才会回归相对的宁静与繁荣。无论是为政者在经济繁荣时的政策推销，还是投资者在商海中搜寻价值坐标，再听到“这次不一样”的说法时，听者心中当有判断。

研究危机意在为避免危机提供参考，阅读之后，读者或许可以自己得出避免危机的最佳途径。从一个侧面可见，本书不仅仅是考察金融危机历史的工具书，它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思维的历练。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在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引用了一句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尽管历史从来不能提供完美的指引，它却是人们探索世界和认识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面镜子。

译者2010年4月

谢选骏指出：可惜上文作者没有认识到，伯南克和他的前任格林斯潘一样，都很糟糕。

《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卡门M.莱因哈特）的《前言》报道：

本书用定量的语言讲述了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金融危机的历史。想传递的基本信息很简单：我们曾经经历过。无论最近的金融狂热或金融危机看起来多么与众不同，都与其他国家或过去时期所经历的危机存在极多共同之处。有了何其相似和不乏先例这种认识，就使得我们朝着完善全球金融体系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使我们能够降低未来危机的风险，也能更好地在危机来临之际妥善应对灾难。

在本书中，如果说我们关于各类危机的阐述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过度举债。无论是政府，还是银行、公司或消费者，繁荣时期的过度举债会造成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政府向经济中注入大量现金看起来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私营部门借钱狂欢推高了房价和股价，超出了长期的可持续水平，这些使得银行看上去比平时更加稳健，更加赚钱。这种巨额债务累积会导致风险，因为经济会经不起信心的危机，尤其是当债务都为短期需要，不时借新还旧之时。债务催生的繁荣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政府决策英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超凡，国家的生活水平优越，但此类繁荣多结局悲惨。当然，对各个经济体而言，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债务工具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如何把债务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平衡好，一直是个挑战。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普通民众都不能忽视这个挑战。

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了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首先是主权债务违约，当政府无法偿还其外债或内债，或者两种债同时无法偿还时就会发生。然后是银行危机，例如在21世纪头十年后期世界所经历的事件。在典型的银行危机中，一国的大部分银行部门在投资巨亏后破产，或者出现银行业恐慌挤提，抑或二者兼具。另一类重要的危机是汇率危机，例如20世纪90年代打击了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危机。在典型的汇率危机中，一国货币急速贬值，尽管该国政府“保证”不会让这种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出现。最后，我们认为过高的通货膨胀也是危机的一种形式。通货膨胀率不可预期地上升当然实际上完全与违约等同，因为通货膨胀使所有债务人（包括政府）还债货币的购买力远远低于借债时的水平。在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中，我们将分别探讨这些危机，不过，各种危机总是同时发生。在本书最后一章，我们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21世纪头十年后期的金融危机情况，这两次危机是集中爆发而且是波及全球的。

金融危机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货币和金融市场产生以来金融危机就一直没有断过。许多最早期的危机受到“货币贬值”（currencydebasement）的驱使，统治者缩减辖区内硬币中的黄金或者白银含量，用来支付通常由战争造成的预算短缺。技术进步使政府无须再缩减硬币的贵金属含量来填补预算赤字。但是历史上金融危机不断发生，直到今天还在折磨着许多国家。

本书重点关注两种特殊形式的危机，这两种危机最普遍：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两种危机都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并且跨越多个地区。在这两种危机中，主权债务危机历史更长。实际上，现在一些似乎已经从阶段性破产“毕业”的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曾经十分常见。在新兴市场中，重复出现（或说系列）的违约仍属慢性重症。与此相比，银行危机则一视同仁，它们是机会均等的威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受到冲击。本书的考察线索将带我们经历金融危机的历史，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欧洲银行挤提及倒闭一直到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

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大跨度、系统性、定量化的视角。经验分析涵盖了8个世纪66个国家和地区。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历史1，此前已有许多重要著述，最知名的或许是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89年出版的《狂热、恐慌与崩溃》一书。1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早期著作重在叙述，所用数据相对不多。

相比而言，我们的分析建立在海量定量化的图表和数字基础上，是从一个巨大数据库中采集的，该数据库涵盖全世界，时间追溯到12世纪的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本书的核心包含在其（相当）简单的数据和图表中，而不过多着墨于对人性、政治和谈判的叙述。相信我们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数量化金融危机史不逊于先前的叙述著作，希望它或许能为政策分析和研究开创一个新局面。

首先，我们强调的是审视长期的历史时段，捕捉那些容易被遗忘的“罕见”事件，尽管人们有时好像觉得这些事件看起来太普通了。实际上，分析师、决策者，甚至学院派经济学家都常常以标准数据集的短期时间窗口来看待最近的事件，以国家和时间段来看，这些数据集通常跨度很窄。关于债务和违约的大部分学术和政策文献中都是以1980年以来数据为基础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此类数据最容易获得。要不是分析周期更长的金融危机，这样做当然可以。25年的数据集显然不足以对政策和投资风险进行充分的分析。在25年的时间段里看似罕见的事件，如果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期观察，可能并不那么罕见。毕竟，当一位研究人员用25年的数据观察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水”，只有1/2的机会，而如果以8个世纪的时间段来观察，则有8倍的机会。此外，标准数据集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存在局限，特别是涉及对政府债务类型的涵盖面时。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在大多数国家，国内债务历史数据都极难获得。与现代社会银行表外业务和其他做账花招比起来，这种债务的透明度好不到哪里去。

本书基于一个全面的新数据库，来研究国际债务及银行危机、通货膨胀、货币崩溃和贬值问题。数据来自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如前所述，总计涵盖66个国家和地区，外加从其他一些国家挑选的数据。变量范围涉及很广，包括外债和内债、贸易、国民收入、通货膨胀、汇率、利率和商品价格。数据有700多年的历史跨度，可追溯到大多数国家独立的日期，以及一些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当然，我们承认，相对于具有如此深度和广度的数据库的潜能，本书的应用和展示只是初步的尝试。

叙述数据的细节对理解本书的要义并不重要，本书重在用数据证明：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些危机。世代变迁，金融工具有盈有亏，金融机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过，历史上金融危机遵循着繁荣与萧条（boomandbust）的交替节奏。国家、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可能随时间而改变，但人性难移。如我们在本书最后几章所讨论的，21世纪头十年后期这场发端于美国又扩展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我们不妨把它称做“第二次大紧缩”—只不过是这种形态的最新例证罢了。

在本书最后4章我们谈到这场最新发生的危机。读者应该发现第13～16章的材料相对直截了当，也自成一体。（实际上，主要对最近危机教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前面部分直接读这几章）。我们列举了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美国各种标准化指数的表现，例如资产价格泡沫、攀升的杠杆率、长期高企的经常项目赤字，以及缓慢的经济增长轨道，显示了一国濒临金融危机（实际是一次严重金融危机）的几乎所有迹象。之前的上升阶段其实应当令人警醒，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下跌过程非常凶险。系统性银行危机之后，经济活动长期处于严重萎缩，使得政府调动资源受到很大限制。

本书第一部分讨论了基本数据以及描述危机概念的精确定义。我们的数据集很大程度建立在以前学者工作的基础上。不过，它也包括很多一手和二手的新资料。除了系统性跟踪外债和汇率危机外，本书附录还为各国国内通货膨胀和银行危机按日期进行了梳理。例如主权债务对内违约（多为本币）的日期梳理就是我们危机研究的一大特色。

这种精推细敲在本书其他部分也得以体现，我们把这些概念应用到经过扩展的全球数据集中。第三部分转向政府债务研究，按年代记录了数以百计的主权国家外债违约事件。这些“债务危机”涵盖从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金融家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贷款，到德国商人银行向西班牙哈珀斯堡王朝的贷款，再到20世纪70年代（很多）纽约银行家向拉丁美洲的大规模贷款。我们确实发现，在现代，新兴市场发生的主权国家外债违约危机比银行危机要多得多，不过，我们强调，在从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到成熟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主权国家外债违约一直是各国普遍发生的现象。此类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发展形态可能历经多个世纪。

实际上，在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早期阶段，其在外债上的违约不少于8次（我们在第6章将讨论此内容）！西班牙在1800年以前的违约只有6次，但在19世纪的违约有7次，从而使总量达到13次，超过法国。因此，当今天的欧洲强国度过了其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市场阶段，它们同样一再经历外债违约问题，正如现在很多新兴市场所经历的一样。

从18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希腊持续发生违约，奥地利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惊人。实际上，我们将看到，对于很多度过新兴市场阶段（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的国家来说，违约的一再发生是正常现象而非个别现象。1800年以前，尽管国际资本市场发展非常有限，但我们还是搜集到法国、葡萄牙、普鲁士、西班牙和早期意大利城邦的大量违约事件。在欧洲边缘地带，埃及、俄罗斯和土耳其也有违约的长期历史。

本书提出的一个令人惊异的问题是，为什么少数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丹麦、泰国和美国能够避免中央政府外债违约，而数量多得多的其他国家却一次又一次发生系列违约事件。

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相比，人们对亚洲和非洲金融危机的研究要少很多。的确，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主权违约只是拉美和少数欧洲穷国的现象，原因在于对其他地区缺乏研究。20世纪60年代，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都出现过违约，这些都远早于战后首轮拉美违约事件。在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其违约记录看起来超过了任何此前的新兴市场地区。我们发现，整体上，通过对亚洲和非洲后殖民时期违约记录的系统性大量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国家并未避免主权违约的威胁。

在本书第二部分，随着我们开始应用数据集、广泛使用图表和数字来描绘债务违约和金融危机的历史，违约的普遍性就显得非常清晰了。有一点没有分析到的是最近（2003～2008年）的一段平静时期，政府普遍能够履行债务偿付，这跟以往的正常情况很不一样。

当代学者和决策者（甚至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拥有官方数据的机构）常常会忽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内债历史演变，他们把21世纪初出现的这种情况看做是令人震惊的新现象。然而，正如我们所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内债问题在过去曾多次显现，实际上就是为何历史上会有大量高通胀和违约事件这一系列迷局的答案。我们认为，获得政府债务数据只是反映政府账目透明度整体较低的一个方面，即使是美国，其透明度都相当低。想想看，政府向抵押贷款机构提供的大规模隐性担保，最终使2008年美国国债实际规模增加了数万亿美元。再想想看，政府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外交易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担保，为不良资产从银行资产负债表剥离提供了隐性担保，就更不用说存在资金缺口的养老金和医疗债务了。政府债务缺乏透明度是通病，要想寻找一些关于中央政府债务的历史基本数据，其难度令人匪夷所思。

第四部分就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公开的违约和内债重组事件的分类进行了初次尝试。（由于学者大多忘记关注内债的演进历史，违约历史也常被抛在脑后，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与外债违约相比，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少见，但又太普通而难以证明政府总是能按面值偿还内债名义价值这一极端假设。当大面积发生内债违约时，通常发生在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程度往往超过单纯外债违约时期。不论是表现在产出的内爆还是通货膨胀的加速上。

第五部分把讨论扩大到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危机。直到最近，关于银行危机的研究通常要么关注发达国家较早期的经历，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银行业恐慌，要么就是只管新兴市场当前的情况。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可能是受到关于发达经济体的一种观念的影响，即认为不稳定、系统性、横跨多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早已被埋入历史。当然，最近从美欧发端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错误观念，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实际上，银行危机长期以来一直是种机会均等的威胁。在考察了自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丹麦金融恐慌到当前“21世纪头十年第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得出了这一结论。银行危机的发生在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都是类似的。银行危机几乎总是导致税收锐减和政府开支激增（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损耗性的）。平均而言，银行危机发生后的三年内，政府债务会比平时增加86%。这些间接的财政后果比一般的银行救助成本大得多。

极高的通货膨胀率是另一个常常发生的情况。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新兴市场国家逃得过高通货膨胀率的折磨。实际上，很少有国家能避免系列外债违约，也很少有国家能避免系列高通货膨胀，这二者具有高度相似性。

即使是美国也有过充满波折的历史，包括通货膨胀率达到近200%的1779年。早期在全世界，政府赖账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缩减硬币的价值，要么混入较便宜的金属，要么就是缩小硬币尺寸，以同样面额发行更小的硬币。现代货币印制只不过是达到同样目的的、技术更先进、更有效率的方式。结果，整个历史呈现出明显的通货膨胀倾向性。不过，从20世纪开始，通货膨胀冲得特别高。自那以后，通货膨胀危机达到更高层次。没什么好奇怪的，越是现代，越容易发生汇率崩溃，货币价值中值数变化得也越大。更令人惊讶也是透过更广阔的历史时期才能显现的是早期关于汇率严重不稳定的事件，特别是拿破仑战争时期。

正如金融危机在资产价格、经济活动、外部指标等方面会有一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前奏，危机演变的顺序（暂时顺序）也呈现类似的共同特征，这正是第五部分最后要探讨的主题。

本书结尾部分提出了关于危机、政策和学术研究路径的一些想法。明确无疑的是，国家、银行、个人和企业在好年景时总是一再过度负债，而不考虑衰退不可避免来临时会出现什么风险。我们在本书前面部分介绍了“债务忍无可忍”的概念，即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持续处于违约边缘。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许多玩家常常挖掘出太大的债务洞，以至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21世纪头十年后期的美国及其金融体系就是最著名的案例。

政府和政府担保债务（由于有存款保险，也通常包括银行债务）的问题显然过大，因为它可以累积到规模很大，而且长期无须经受市场检验，尤其是有些监管规章阻止其有效地这样做。根据我们的考察，尽管私人债务在许多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政府债务通常是各类金融危机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基本国债数据不透明和难以获得的事实足以证明在情况不妙时，政府会尽其所能地隐藏账目，就如同金融机构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一样。我们认为，在强化政府债务透明度方面，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机构的国际政策可发挥主要作用，可以推动政府债务账目增加比现在要求高得多的透明度。

深入研究过去800年危机的细节和数据，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常谈到和最昂贵的投资建议就是“这次不一样”。这种建议之后常常伴随着大手大脚的冒险行动。金融专家，更常见的是政府中某些人认为，我们正在不断做得更好，我们会变得更聪明，我们会吸取过去错误的教训。结论是，旧有的估值准则不再适用。社会民众每每都相信，过去的许多繁荣景象都曾造成灾难性的崩溃，但这次不一样，当前的繁荣是建立在坚实的基本面、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良好政策基础之上的。即便本书提供的数据已经够全面了，但它仍不可能涵盖所有数百个事件的全貌。不过，图表还是能雄辩地说明此类危机会重复发生的本质。以图0-1为例，它显示的是世界范围内用GDP加权后的外债违约国家占比情况。

21世纪头十年的这一短暂时期，看起来相当稳定祥和。但是到2005年，大量决策层人士开始宣称主权外债违约问题再也不会卷土重来了，那样说对吗？不幸的是，在本书墨迹未干之时，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希望本书证据的分量能够让未来的决策者和投资者再宣称“这次不一样”时要三思而后行。因为，情况从来都不是那样。

谢选骏指出：人说“历史是不会重复的”，当然就细节而言确属如此，就像世界上没有相同的雪花，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但是就大致而言，雪花还是相似的，人人都有七情六欲、生老病死。所以“这次不一样”指的是形式不同，但是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却是相同的。所以别说800年金融史，就是十万年人类历史，也都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我说，历史就是周而复始——甚至不同的物种和不同的星云，也都如是。

谢选骏：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不能不脱离时代背景

《美国开国时期，各方对待黑人的复杂博弈》（2022/09/25 |柳展雄）报道：

摘要：对于中途叛降、归属国王的革命军将士，政府宽大为怀。但是随着战事的升级，英国内部的鹰派逐渐抬头，这些人经过战火锤炼，对叛党没有丝毫的宽恕怜悯。典型代表为“血腥塔尔顿”，他真名叫巴纳斯特· 塔尔顿，来自于禁卫龙骑兵团。

北美革命的星星之火，1775年11月在燃烧。为了镇压乔治·华盛顿，英国贵族邓莫尔伯爵组织起军事武装力量。

邓莫尔伯爵麾下，除了大英帝国的正规军外，还有德国黑森的雇佣兵、印第安部落盟军等。全军中最显眼的，却是一支黑皮肤的军队，由三百多名逃亡黑奴组成，编制成“埃塞俄比亚兵团”。他们抬头挺胸，英姿勃勃，胸前的徽章刻有“自由属于奴隶”的铭文。

1775年11月7日，担任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的邓莫尔勋爵发布公告，宣布“凡契约佣仆、黑奴和其他人等，只要能够和愿意拿起武器加入国王陛下的部队，将立即获得自由”。公告发布后，立马有200到300名黑奴加入了英军，连华盛顿庄园里的几个奴隶都逃到了邓莫尔的舰队上。

整个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大约有2万名黑人逃离奴隶主的庄园，投靠英国国王，奔赴英占区。一些黑人保皇党进入辅助部队，运输粮草、刺探敌情、挖掘工事。胆大勇敢的黑人当仁不让加入主力作战部队，上前线，拼刺刀。在战争白热化阶段，还出现了英美两军中的黑人士兵互相杀戮的景象。

废奴：鹰派政策的副产品

在讲述黑人亲英派之前，首先要了解蓄奴制的真相。在现代影视作品里，黑奴似乎过着悲惨的生活，种植园是一幅人间地狱的景象。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结果令人惊讶。大多数庄园里的黑奴衣食不愁，奴隶制时期美国黑人的食物丰盛程度，居然优于当时世界上大多数人群。

在南北战争爆发的1860年，黑奴年度人均肉类消费量高达179磅，同时期意大利产业工人每年只能吃到9磅肉。美国内战前后，南部黑奴的身体远比北方劳工健康。黑人的热量和蛋白质摄入量保持很高水平，营养良好就身强体壮。他们平均寿命为36岁，虽然比美国白人的寿命稍微短些，但与荷兰人、法国人的平均寿命持平。爱尔兰的农民最命短，通常只能活到19岁。

内战爆发后，一些黑奴逃到北方，首要原因不是因自由、解放这些高大上的理念，而是战争降临，交通运输不便导致粮食短缺。如果再仔细深究，有些地区的饥荒还是林肯一方蓄意制造的。格兰特将军毁掉庄稼，屠宰牲畜，猛烈地蹂躏南方邦联的生产基地，企图用焦土政策逼迫南方投降。

在谢南多亚河谷，南方农业最发达、经济最富饶的地区之一，格兰特下达焚烧指令：“如果战争还要延续一年的话，我们就要把谢南多亚河谷变成颗粒不收的荒原。”北方军队穿越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所经之处，寸草不生。粮产区的毁灭，加速了邦联政权的崩溃，同时也令普通人饥饿潦倒。黑人为了填饱肚子，这才跑去北方各州。

林肯为了获取劳动力，积极吸纳人口。北方军队在行进途中带走大批蓄奴，作为后勤输送人员或者作战人员。北美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当局小范围实行了焦土政策。英军在攻占了革命领袖杰斐逊的私人庄园后，放火烧掉仓房、栅栏，收割掠夺庄稼地，把牛、羊，猪、马一网打尽，顺便把杰斐逊家的奴隶也带走了。

庞大的英军每天吃掉33吨食物，马匹每年要吃掉1.4万吨的干草、燕麦。战争初期阶段，英军最高统帅伯高因沿途强征食物，以补充军需，他还招募少数黑人奴隶作为军事辅助部队。

一开始，英国的废奴政策以务实主义为指导，为了获取战略资源而招纳黑人。废奴只针对独立分子，不包括北美的亲英派奴隶主。亲英派家里的黑奴逃过来，英国人还要送回去。

为了不刺激北美人的逆反情绪，英国官员对逃奴的使用很克制，仅仅派黑奴干打杂的活，不允许黑奴上战场。邓莫尔伯爵刚担任弗吉尼亚总督的时候，禁止黑人拿起武器。当时有一群蓄奴逃出庄园后，跑到英占区，希望获得枪支弹药，邓莫尔伯爵赶紧叫他们安分守己。

在战争初期，英国高层制定的策略是剿抚结合，尽可能招揽白人亲英派。英军虽然冷酷，但总体上并不特别残暴，没有系统地屠杀平民，也没有强占妇女。有的英国将领征召殖民地妇女参与舞会晚宴，但她们可以拒绝，那些参加舞会的女性也较少遇到过非礼。首相的国务秘书杰曼乐观地相信，铁杆的革命分子只占少数，4/5的殖民地居民效忠于国王乔治三世。

对于中途叛降、归属国王的革命军将士，政府宽大为怀。但是随着战事的升级，英国内部的鹰派逐渐抬头，这些人经过战火锤炼，对叛党没有丝毫的宽恕怜悯。典型代表为“血腥塔尔顿”，他真名叫巴纳斯特· 塔尔顿，来自于禁卫龙骑兵团。

在南部地区头号大城市查尔斯顿，城市攻防战中，有350名游击队民兵，跟英国骑兵遭遇并且被追击。中校塔尔顿穷追不舍，率领队伍54小时内推进150英里，追上了敌人。民兵举白旗投降，他仍然下令俘虏一个不留，由此获得了“血腥塔尔顿”的外号。

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爱国者》，电影里有个凶悍的英国军官，烧光主角的庄园，这个角色就是以塔尔顿为原型。

后来，塔尔顿参加了针对美国开国先贤的斩首行动。在乔治国王生日当天，龙骑兵全速突击，占领革命领袖杰斐逊的大本营夏洛茨维尔市，作为给国王的贺礼。如果他再快一点，可能捕获到杰斐逊本人。

1781年1月6日，法国军队进攻英吉利海峡群岛的泽西岛圣赫利尔，英军指挥官佩尔森少校在反击中阵亡，其黑人仆人庞培拿起步枪继续战斗。最终，英军击溃了法军，登陆的法军大部分投降。泽西岛战役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外延，黑人庞培的故事展现了许多黑人对英国忠心耿耿。

尽管这些鹰派分子没有仁爱之心，但他们乐意解放南方庄园主的黑奴，来打击对手。塔尔顿中校攻占了杰斐逊等人的种植园，并且把黑奴武装起来，委以重任。

英军轻骑兵和龙骑兵本来就有少量黑人士兵，这些黑人来自牙买加等英国控制的属地，并不是北美本土的庄园奴隶。

1779年，英国当局按照“牙买加黑人军团”的先例，组建了“弗吉尼亚黑人团”，后来扩建为北美驻地最大的黑人部队。这支队伍为大英帝国效力，屡次与北美革命者交火。

英国对殖民地政策从剿抚结合转化为铁腕镇压后，黑人的战略价值愈发重要。邓莫尔伯爵原本克制使用黑奴，后来正式承认了黑人的自由人身份，把黑人战斗人员编入正式军事序列。“埃塞俄比亚军团”曾一度扩充到800多人，不幸一场天花瘟疫降临，减损人口，不然该军团的兵力很可能会翻倍。

黑人骑着高大的骏马，纵横沙场，在北美白人革命者面前耀武扬威。其中军衔最高的黑人保皇党，是托马斯·彼得斯。他来自尼日利亚，出身高贵，是土著部落埃贝族（Egbe）的王子。他被法国奴隶贩子俘虏后卖到了路易斯安那，又被卖到了北卡罗来纳。彼得斯曾多次逃跑未遂，独立战争爆发后，他终于逃出生天，跑到了英国阵营并且参军，晋升为中士。彼得斯作战勇猛，两次负伤，退役后成为黑人领袖，去过伦敦，为黑人权益请愿。

北美革命领袖，几乎每人家里都有逃奴。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损失了十多个奴隶。《独立宣言》最年轻的签署者爱德华·拉特利奇，也损失了奴隶。还有弗吉尼亚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的贴身奴仆也跑了，著名的革命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就是出自这位政治家之口。

电影《爱国者》，主角原型为南卡罗来纳州庄园主、绰号为“沼泽狐狸”的弗朗西斯·马里恩将军。他的种植园里，有个名叫亚伯拉罕·马利安的黑人。1782年夏天，马利安出逃，参加了英军的一支小型黑人骑兵连，在后来的战事中还跟前主人战场相遇。

根据优惠政策，立下战功的黑人能够获得土地。很多人为了拿到一亩三分地而加入英军，但随着英国的失败，这项政策成了泡影。

北美十三州独立后，约8000到10000保皇党人士离开老家，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魁北克和新不伦瑞克安家。原本加拿大是新征服的土地，法国人占据多数，在北美革命后，一批亲英派美国人迁徙到此，充实人口，确立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主体地位。

2020年，后世复刻“埃塞俄比亚兵团”的形象，胸前有“自由属于奴隶”字样。

由于一下子涌入移民太多，土地不够分配，再加上不适应寒冷气候，保皇党黑人在加拿大短暂逗留后前往非洲，在塞拉利昂定居。这些黑人效仿英式政体，开展民主自治试验，建立了非洲最早的自由主义政体。

英国的理想主义者

一开始，英国政府只是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实用主义态度，去解放黑奴。英国高层里诚然有务实主义者，但也存在关心公平正义的理想主义者。

根据基督教的仁爱教义和英国的自由传统，一批有识之士投入到废奴主义的事业。1772年，一个名为詹姆斯·萨默塞特的黑奴，从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逃到了伦敦，奴隶主前来抓人，事情最后闹到了法庭上。

废奴主义者迅速造势，从法律角度论证，在英国的任何人都不能被视作财产，所有人都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英国的奴隶制早已于1102年被定为犯法，最后一名农奴在17世纪初消失。不管海外殖民地是啥制度，到了英格兰本土，就要遵守英格兰的规矩。政治家格兰维尔·夏普动情地说：“一个人一旦来到英国，就不能再是奴隶，他呼吸的空气让他成为自由人。”

曼斯菲尔德大法官尽管不敢得罪殖民地的种植园利益集团，不否认奴隶主的财产权利，但他判定奴隶主无权在英国本土强行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并判决将这名逃奴当庭释放。

伦敦主教呼吁英格兰圣公会停止参与贩奴，并且督促加勒比海地区的教会，命令当地基督教组织改善黑人的生活。

从18世纪末，废奴逐渐成为一项全民事业。几乎伦敦每一个书店里都有谴责奴隶贸易的书籍，在城市和乡村里处处可见有人演讲、写作，声讨奴隶制的罪恶。

英国皇家海军开始打击奴隶贸易，甚至在拿破仑战争最紧张的时候，英国人仍然在非洲西海岸维持一支舰队，清扫私人贩奴船。

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赠送的祝贺礼物，就是一只用皇家海军舰只“加内”号上的桅木制成的笔筒。19世纪，“加内”号在海上服役，击沉多艘贩奴船，声名显赫。

19世纪的海上生活是非常残酷的，船上经常缺乏水和药品补给。士兵们在英伦海域的死亡率为不到1%，在加勒比海域的死亡率为1.8%，而在打击奴隶贸易海战最激烈的西非海岸的死亡率达到5.4%。

1834年，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在英国国会通过，正式成为国策。英国皇家海军在全球打击奴隶贸易，为了这桩事业，伦敦政府不惜跟盟友翻脸。1849年，皇家海军攻入巴西海域，摧毁了西半球奴隶贸易的大本营。1860年代，英国屡次向奥斯曼土耳其施加外交压力，要求限制奴隶贸易。奥斯曼帝国是大英帝国战略层面的重要助手，是英国围堵沙俄北极熊的南大门，但废奴运动多次迫使伦敦政府贯彻人道主义原则。

由于英国的废奴主义政策，黑人视其为“灯塔国”。1829年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大卫·沃克尔，在波士顿发表了《告世界有色公民书》（“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宣称：“英国人是有色人种在地球上最好的朋友。虽然他们曾经多少压迫过我们，而且现在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上建立了殖民地，严重压迫着我们——但撇开这些不说，他们（英国人）为改善我们的状况所付出的努力，是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的一百倍。”

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黑人领袖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前往英国进行巡回演讲，盛赞了英国人的贡献。

英国废奴主义者，还帮助黑人进行自治试验。这些黑人正是离开北美十三州的黑人保皇党，他们在英国贵族约翰·克拉克森的带领下，横渡大西洋，定居塞拉利昂。15艘船载着12000名自由黑人，永远离开了北美种植园。克拉克森巧妙的领导，促使英国白人船员和黑人移民友好相处。

他担任塞拉利昂的首任总督，逐步展开选举并组成议会。1796年，总督起草了一部塞拉利昂宪法，准备设立下议院和参议院，如果宪法通过，每年将选举产生三分之一的席位。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民主化没有立即落实，伦敦高层认为步子迈太大，有些激进了。黑人们一再请愿，表现出维护自身权利的强烈渴望。1800年，黑人内部的激进派武装起来，举行了起义，但很快被英军镇压下去。

经过漫长的博弈，塞拉利昂在19世纪上半叶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讽刺的是，从北美返回非洲的自由黑人，长期以来跟塞拉利昂本地土生土长的黑人矛盾不断。自认为懂英语懂西方文明的外来黑人，瞧不起原始落后的非洲土著，保持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获得自治后，立即制定歧视性政策，在经济政治各方面打压土著黑人。

后来，美国废奴主义者设计的利比里亚也是同样结局。南北战争前后，一批美国富有良心的议员、商人，从种植园赎买黑奴，资助他们去非洲的利比里亚，建立自由的家园。然而，美洲黑人到了利比里亚，立马自视为高等精英，统治土著黑人。

1869年，利比里亚颁布宪法，建立国会议院后，统治阶级立即组成辉格党（Liberian Whig Party），执掌国家大权。辉格党上台后，完全主导了该国政坛，禁止反对党活动，剥夺土著黑人的参政议政权利。

这个党一掌权，就是连续执政102年，创造了一项纪录，成为世界近代政党制度中连续在位时间最长的党派。这一百多年来，没有一个土著黑人担任过总理和国家元首，直到1980年，利比里亚发生一次军事政变，辉格党才失势下台。

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黑人政治，本来以追求自由始，却没料到造成了另一种奴役，历史充满了讽刺。

美国革命者解救黑人的努力

21世纪以来，西方新左派史学甚嚣尘上，美国国父华盛顿的形象江河日下。新左派一股脑批判，华盛顿代表大地主大奴隶主利益，北美革命没有解放黑人，革命不彻底。修正史学衍生出其他贬低北美独立战争的观点，认为华盛顿军事能力不行，打仗全靠法军；革命阵营内讧连连，乱象频发。这些新左派不会讲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黑人政治，对独立战争期间的废奴运动也是轻描淡写。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根除奴隶制，但废奴人士尽力活动，解救黑人。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宣布成为第一个禁止蓄奴的州，接下来，美国北方多个州着手推进黑人解放。1783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引用州宪法“自由与平等”的条款，取缔了奴隶制。同年，新罕布什尔州通过司法裁定，终止了奴隶制。1784年，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的立法机构分别出台了逐步解放奴隶的法案。

大陆会议和北方几个州决议，允许黑人参军。在康科德战役、邦克山战役以及最后的大决战约克镇战役中，都有黑人奋战的身影。在新泽西州的蒙茅斯战役中，亲英派和革命派交战双方都招募了黑人士兵，两边的黑人相互对垒，为各自阵营而战。

独立战争结束，美国首届国会召开期间，纽约和费城的两个代表团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全国范围内取消蓄奴。这份请愿书由富兰克林领衔签名，在地位和威望上，富兰克林仅次于总统华盛顿。

废奴运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把国家卷入震荡中。华盛顿和杰斐逊都深受启蒙思想熏陶，原则上承认奴隶制是错误的。在华盛顿两届总统任期内，国会通过了禁止海外进口黑人、禁止西北地区蓄奴等法案。如果总统坚持捍卫奴隶制，那么废奴主义者碍于他的威望，不敢高调行动。

华盛顿本人的名下有124名黑奴，再加上妻子的共同财产，则多达300名奴隶。华盛顿善待黑奴，保障医疗和养老，他去世后，把自己家里的黑奴全部释放了。他在遗嘱里专门写道：“我希望我自己全权拥有的奴隶均获得自由，因此，我反对以任何理由将我所拥有的奴隶出售或运送到外国。并且我严肃而强烈地要求我的遗嘱执行人明白有关这些奴隶的条款，以及以后就这些条款作出的任何严肃修改，都应该不遗余力地、毫无借口地、及时地得到执行……所有年老体弱的奴隶生前都应该由我的继承人供养，过上舒适的生活。幼年的奴隶也应该被抚养直至成年(25岁)，并被教会读写和掌握某种有用的技能。”

遗憾的是，华盛顿没有竭尽全力支持废奴主义。在公共层面，北美仍然保留奴隶制。时代背景上，美国刚刚独立，有许多纷争急需解决，如何偿还战争债务，选举权是否要扩大到穷人群体，该怎么开发西部地区，外交对英友好还是敌视……

蓄奴只是其中一项议题，并没有过分特殊。从奴隶制自身而言，这个制度只适合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种植甘蔗烟草等商品化农作物，使用大量黑奴还有盈利；种植小麦，就无利可图了。美国北方各州能轻易立法禁止蓄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方地区不种植甘蔗烟草。

工业领域，蓄奴也不划算。白人奴隶主如果开矿挖掘煤炭，宁愿从外面雇用穷苦爱尔兰人，也不让自己家的奴隶上去。因为矿工是高危工种，黑人很贵的，不能用于高风险行业。

庄园主购买奴隶是一次性消费行为，就好比买车，车子开十年、二十年都是一个价钱，奴隶能活十年还是二十年也同样是一个价钱，庄园主当然希望奴隶活得越久、打工越久。

所以杰斐逊很乐观地认为，根本不用大张旗鼓发起废奴运动，再过两代人，蓄奴现象会自动消失。毕竟奴隶制不仅不道德，而且不经济，缺乏商业效益。

没想到的是，1820年前后，大宗商品棉花需求量旺盛，纺织业带动棉花种植。这个农作物适合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弗吉尼亚、马里兰、肯塔基等南方州的奴隶制因此获得延续。直到南北战争，联邦政府采取武力，才解放了南方庄园里的黑人。

今天，部分美国人忽略时代背景而去批判开国元勋，竭力渲染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的蓄奴问题，淡化和否定他们的卓越功绩，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他们就差把华盛顿定性为“维护奴隶主反动统治的野心家”。

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美国左翼组织制造摩擦，打种族牌。当年杰斐逊躲避“血腥塔尔顿”而临时搬迁到的州政府所在地——夏洛茨维尔市，激进分子推倒了南北战争罗伯特·李的雕像，引起了舆论一片哗然。特朗普反问道：“乔治·华盛顿是位奴隶主没错吧？那我们是不是还得拆除华盛顿的雕像？！我们也要拆除托马斯·杰斐逊的雕像吗？！”结果，激进分子真的去拆华盛顿雕像。

目前，美国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中，几乎有一半认为开国元勋是恶棍，而非英雄。如果按照“种族正义大于一切”的新左翼叙事，那么19世纪没几个好人，当时西方能平等对待有色人种的少之又少。况且，当时不单美国有奴隶制，俄国、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存在蓄奴贩奴。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谢选骏指出：从种族平等的角度看，美国的独立革命多多少少地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至于上文宣传“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也是别有用心的——“因为马克思通奸丫鬟私生儿子、恩格斯血汗工厂盘剥英国工人、列宁染上梅毒、斯大林叛变投敌……革命导师尽都劣迹斑斑。所以评价这些牲口一样的历史人物的功过，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恶贯满盈的时代背景。”——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辩护词毫无价值。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如果“不脱离时代背景”，那么所有的汉奸卖国贼都可以被理解谅解甚至赞美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了。我因此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不能不脱离时代背景——这样人类才有进步，这样人类的进步才能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