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思想庫】

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硕士毕业。1987年因出版《神話與民族精神》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策劃、撰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批判，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的專欄也遭到取締，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沒有放弃，承前啓後六十年，不斷出版史無前例的《谢选骏全集604卷》三億漢字。其中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等最初百卷；《宇宙朝聖》10卷、《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古今中外著作點評130餘卷以及歷史回顧7卷。其中最有创见的《思想主权》，猶如其著作的塔尖。——以上是对《维基百科》等網絡謠言的點滴糾錯。——【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謝選駿完成了五十卷《思想主權系列》，並創作六十卷《劇集》。

2023年1月1日星期日

谢选骏：独裁者蒋经国为何被迫终结专制

网文《台湾省戒严令》报道：

1949年至1987年，中华民国政府以台湾为范围颁布的戒严令。

贡献

《台湾省戒严令》，全称为《台湾省政府、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号》，是由时任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于1949年5月19日颁布的戒严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时（中原标准时间）起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至1987年由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宣布7月15日解除该戒严令为止，共持续38年56天。其实行时间仅次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所颁布的戒严令，是世界第二长的戒严令[1] [2]。

台湾省戒严令

Martial law order taiwan may 1949.jpg

原标题

台湾省政府、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

布告戒字第一号

批准日期

1949年5月19日

生效日期

1949年5月20日

废除日期

1987年7月15日

保管地

中华民国台北市

签署人

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

新店区二十张的景美军事看守所

景美军事看守所主楼

台湾戒严时期各种短命的党外杂志

此戒严令颁布时，台湾省辖区包含台湾本岛与周边附属岛屿、以及澎湖群岛。以台湾省来说，第一次戒严是二二八事件发生时，由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所发布，此次是第二次实施戒严。该戒严令实行时期又被称为“戒严时代”或“戒严时期” [3]。

背景

由于第二次国共内战情势对中华民国政府趋于不利，1948年（民国37年）12月10日，总统蒋中正发布戒严令，史称第一次全国戒严令，而与战场较远未受到影响的新疆省、西康省、青海省、台湾省、西藏地方则不在范围之内。直到1949年（民国38年）5月19日，台湾省全境宣布自20日起戒严。

《台湾省戒严令》颁布后，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情势持续恶化，1949年（民国38年）7月7日，代理总统李宗仁发布第二次全国戒严令。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民国38年）12月迁到台湾，而中国大陆大部分领土则被中国共产党控制，海峡两岸开始进入长期对峙状态，此戒严令开始成为中华民国政府在动员戡乱时期保卫台澎金马的重要法律，并明示台澎金马处于国家危机下的紧急状态。

戒严地区的划分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将台湾全境分为5个戒严区：

台北市戒严区：以警备旅旅长任世桂兼任戒严司令。

北部戒严区：包括台北县、新竹县和基隆市、新竹市，以陆军第六军军长戴朴兼任戒严司令。

中南部戒严区：包括台中、台南、高雄和彰化市、嘉义市、屏东市，以陆军第八十军军长唐守治中将兼任戒严司令。

东部戒严区：包括花莲县、台东县，以宪兵教导第一团团长欧廷昌兼任戒严司令。

澎湖戒严区：包括澎湖群岛全部，以陆军马公要塞司令部司令李振清中将兼任戒严司令。

其他相关法令

自从戒严令颁布后，中华民国政府陆续颁布了卅余道各项管制法令以限制相关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权利。较为重要的有：《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等。

连坐保证制度

台湾省政府在1949年（民国38年）7月9日开始全面实行省政府员工的连坐保证制度，未有保证人具保者不予雇用。在此之前，最早由台中市于5月16日对辖内公务员与教师实施的连坐保证制度。从公务人员开始，该制度逐步扩及到台湾社会几乎所有公私机构单位，成为戒严时期遍及台湾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政治审查制度之一。部分内容至今仍存在于台湾一些公司行号的人事作业流程中。1950年（民国39年）4月3日，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反共保民委员会组织办法”[4]:310，并令各县市克日成立[4]:310。

戒严令的解除

台湾地区解严令

原标题

總統令

批准日期

1987年7月14日

生效日期

1987年7月15日

保管地

中华民国总统府

签署人

总统：蒋经国

行政院院长：俞国华

国防部部长：郑为元

中视新闻的政令宣导字卡

戒严本为国共内战下的产物，而国共内战也因为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停止炮击外岛并改革开放后逐步抛弃计划经济模式而发生质变。总统蒋经国在一开始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以对抗一国两制[5][6]，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加上台湾岛内统独议题发酵，国共之间的矛盾渐渐缓和[7]。而在岛内诉求改革的党外运动亦由早期的五龙一凤、雷震事件等单一格局逐步演变为连串具组织理念的街头运动，如中坜事件、桥头事件、美丽岛事件等进而推动了戒严令解除的历史条件[8][9][10]。

1980年代起国际冷战局面发生重大变化、国共对抗日趋和缓，两岸关系却面临陆续发生的林宅血案、陈文成案、江南案、中华航空334号班机劫机事件、六二七事件、自由之爱运动、三七事件、岩湾事件等各种复杂情势演变，国内的党外人士开始出现要求彻底解严的台湾民主化运动，抗议的民众高举“只要解严、不要国安法”、“百分之百解严”等标语。如以1986年5月19日党外运动人士于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519绿色行动[11][12]。

1987年6月初，隐暪三个月的三七事件被国内外媒体报导揭发与首届民进党立法委员吴淑珍等国会联合质询而曝光[13]；1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民主决议案》（H.R.1777）：呼吁中华民国政府终止戒严令、取消党禁、加速实现民主政治，包含保障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为实现具代表性政府而应全面改选中央民意[14]；总统蒋经国亦下令彻查，六月间法办卌余名军官[15][16]；二周后于7月14日，国防部部长郑为元与行政院长俞国华共同副署颁布总统令，宣告台湾地区自同年7月15日凌晨零时起解严，解除在台湾本岛、澎湖与其它附属岛屿实施的戒严令（简称“解严”）[17]，在台湾地区实施达38年又2个月的戒严令自此走入历史[18]。总统令同时还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相关法令，而中华民国国防部也对237位于戒严时期遭军法审判的民众予以减刑或释放。十月东岗惨案宣判后，次月二日进一步开放退休与退伍人员经由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19]；12月，美国参议院亦通过同决议案。

而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建省金门县、连江县依照1956年（民国45年）6月23日行政院颁布之《金门、马祖地区战地政务实验办法》实施战地政务[20][21]。而国防部于1991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金马位处前线，且在共军火炮射程之内，随时有遭受攻击之虞，在中共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前仍属接战地域的情况下发布临时戒严令；直到1992年11月7日同时解除临时戒严令与战地政务实验办法，历时近43年。1994年5月13日，中华民国政府取消了民众前往金门和马祖的限制。

戒严令的影响

台东县绿岛人权纪念碑：一道长约十来米的石墙上，刻满当年在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名单

颁布戒严令是影响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依据《戒严法》规定：“在宣布戒严期间，由戒严地域的最高司令官掌管行政事务及司法事务”，政府为便利战时管理而在国共内战期间执行，人民自由与基本人权，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旅游等权利被限缩，即所谓党禁、报禁、海禁、出国旅游禁等，在此段时期言论自由受到普遍限制。政府用相关法令条文对中国共产党人士、政治上持异议人士（多为党外人士）进行逮捕、军法审判、关押或处决．负责执行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在时任总统蒋中正指示下彻底执行，此间台湾常有人突然失踪，不时传出冤狱，被称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22]一直到1984年12月，最后两个在1950年代的终身监禁的政治犯林书扬与李金木，在坐满34年又7个月以上的牢后，才释放出狱。[23][24]

政治关联案件人数统计

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搜集整理戒严时期死刑犯名单，截至2013年底的统计，共1,061人[25]。

根据前立法委员谢聪敏的统计，自1950年（民国39年）起迄1987年（民国76年）解除戒严为止，台湾政治相关案件，牵涉人数达140,000人，主要用来枪决中共、匪谍、亲共者与政治犯。1996年（民国85年）6月4日，谢聪敏在台北告诉陶涵（英语：Jay Taylor），官方宣布抓人数字是29,407人。如果王昇估计大约15%被捕者遭到枪决是正确无误，这三十八年间，处死的总数在4,500人左右[26]:229-230。

根据法务部向立法院所提交之一份报告的资料显示，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29,407件，官方最保守估计的无辜被害者约14万人。根据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约6、7万件，如以每案平均3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27][28][29]，他们是戒严的最直接牺牲者。其中，1960年（民国49年）那一年，执政当局将12万6875人列为“行踪不明”人口而予以撤籍。由此推论，当时受迫害致死的人数应极多。[30]

据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导，1949年（民国38年）前后中共总共派出1500余名特工进入台湾，被中华民国政府审判处决的就有110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联络部于2013年（民国102年）12月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无名英雄广场以纪念。[31]

程序合法性之争议

2009年，独派人士谢聪敏与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团体指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当年发布的戒严令未依法按级呈报代理总统李宗仁，再由总统提交立法院追认，因此，依法无效。中华民国政府依无效的戒严令侵害部分人士的人身自由及财产权，但司法院大法官却不受理释宪，他们要求监察院弹劾大法官、纠举大法官失职。[32][33]

2010年，监察委员黄煌雄等提出调查报告指出

1948至1949年有三次全国戒严令，1949年5月20号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戒严令是否有依戒严法第3条送立法院追认无从考究，1949年11月22日第三次全国戒严令如未经总统宣告发布（代理总统李宗仁当时并不在中华民国境内，不可能签字公告，不符宪法第39条规定），形式要件不完整，法定程序有瑕疵，则戒严令因欠缺形式法效而失效，军事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就有瑕疵，戒严时期因案被宣告没收之财产“恐须重新审酌”，当然也会发生其后的救济问题。但最终相关法律的认定是司法院大法官会议。[34][33][35][36]

谢聪敏等人对监察院调查结果感到振奋，他们表示自己因为在戒严时期遭到军法审判而坐牢，如果监察委员认定戒严令有瑕疵，那么当时的审判就站不住脚，他们将根据这项调查报告向大法官声请释宪、争取平反及冤狱赔偿。[33]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管碧玲表示没有依照宪法程序实施戒严令是违法、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戒严令实施后，使多少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因此受到剥夺、被军事审判，这些怎么办？应该要慎重研议国家补救的体制！”被列入黑名单的立法委员蔡同荣也说：台湾人很无辜，实施戒严令让海内外的乡亲受害很大，他因此在美国30年却有家归不得，他要求政府应该追查相关法律责任、补偿。[37]

解除戒严后

解除戒严对台湾社会带来以下改变：

出入境及出版物的管理由国防部移交内政部警政署及行政院新闻局负责。1987年12月1日，行政院新闻局宣布，自1988年1月1日起，开放报禁[38]:429。解除报纸限证在29家、每份限三大张、限印于发行地点内之束缚。

1987年11月5日，行政院会议通过《人民团体组织法草案》，将政治团体列为人民团体之一，受该法约束。新筹组政党有二十多个；直到1989年1月20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人民团体法》，各政治团体均得依法自由成立，“并从事选举自由活动”[38]:429。开放民众登记政治团体，人民可依法组党结社、组织参加集会游行及从事政治活动。

参见

戒严、解严纪念日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中华民国宪兵

台湾战后时期

白色恐怖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

台湾政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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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背后的血与泪：台湾“戒严时代”的 38 年零 56 天（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INSIDE, 2017/01/17

总统出席“台湾解严20周年－人权与政治事件探讨”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典礼（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华民国总统府, 200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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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受难者　控诉大法官失职（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台湾时报, 20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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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院调查38年戒严令有争议（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央通讯社, 2010-8-11

台湾发布戒严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监察院提调查报告, 监察院, 2010-8-11

2010年监察院人权工作实录：第1册公民与政治权利（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监察院, 2010

监院称38年戒严令实施有瑕疵　绿委：慎重研议补救体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Nownews, 20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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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幽灵续顽抗＞漫长抗争换来民主, 新台湾新闻周刊, 2007/07/19

谢选骏指出：上文提到“废除戒严令”的种种事端，但却回避了最为重要的一项——发生在美国的江南刺杀案，才是此后独裁者蒋经国被迫终结专制的种种事端的关键事端。

谢选骏：独裁者蒋经国被迫终结专制

网文《FBI的线民被刺杀事件》（历史上的10月15日：台湾竹联帮制造“江南案”）报道：

“江南案”真相曝光，美国人做出这一举动，让蒋经国十分震惊

蒋经国晚年惊爆江南案打乱接班布局被迫服膺美国

“江南案”凶手被抓，真相浮出水面，让蒋经国一夜未眠

1985年“江南案”未平，一件重大新闻将蒋经国儿子牵涉其中

1984，轰动一时的“江南案”真相曝光，让蒋经国深感忧虑

江南案，台湾情报部门官员造成的“乌龙”，却彻底改变历史走向

“江南案”真相曝光，蒋经国想要保全手下，不料被一份录音破坏

为了尽快解决“江南案”，蒋经国和他掌管的国防部成为众矢之的！

“江南案”发生后，台湾局势日益紧张，让蒋经国寝食难安

1984年，一起“江南案”葬送蒋家王朝，蒋经国：蒋家人不得再继任

当年江南案的影响有多大？蒋经国曾这样说

江南案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背景复杂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遭到台湾情报局雇用的台湾黑道分子刺杀身亡。江南原来也是FBI的线民，是三面间谍，所以美国才那么积极侦查 [1] 。内情曝光后美台关系顿时紧张，台湾当局方面虽然承认江南案为该地区情报局官员主使，但仍强调本案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非高层授意，并逮捕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

事件发展

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政府逃亡台湾，刘宜良随来台湾，进入台湾“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并到台北政工干校（今复兴岗政战学院）受训，为第二期新闻系肄业（因拒派至部队当指导员，被校方退学），后来进入新闻界担任记者。

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期间以江南为笔名写作《蒋经国传》，并着手打算写作《吴国桢传》，其中《蒋经国传》于美国洛杉矶《论坛报》上连载后，由于内容记述蒋家内部与国民党内部之派系斗争，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有揭蒋家隐私之嫌，视为侮蔑元首。

据传闻，1984年7月当时国民党情报系统由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暗杀了刘宜良。

然而当时蒋经国四子蒋孝武涉入情报体系甚深，坊间认为蒋孝武可能是主谋，但并无确切证据。江南案告一段落后，蒋孝武于1986年3月奉派至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并长期留在驻外单位，在蒋经国任内都未再回到台湾当局“中央”部门。对此，坊间有人解读为“谪放外地”。

事件经过

1984年8月，陈启礼率吴敦和董桂森二名竹联帮杀手，往美国执行“锄奸”的“计划”。10月10日，三人找到刘宜良，进行跟踪。10月15日上午九点，当刘宜良在附近的太平洋住处吃完早餐，到楼下准备开车外出，前往在渔人码头的瓷器店，事先埋伏的董桂森（董于巴西被捕，引渡到美国，在监狱中死于斗殴）等人当即行凶，吴敦持左轮手枪朝刘宜良两眉间开了一枪，刘当场倒地，董桂森再朝他的胸部、腹部开了二枪。

凶手返台及案件审判

陈启礼逃回台湾后不久，1984年11月12日台当局执行“一清专案”扫黑行动，逮捕竹联帮分子陈启礼。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下令逮捕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三人经两次减刑后，服刑六年余假释出狱。1月13日，“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卷入“江南命案”。

案情影响台美关系

1985年3月1日，陈启礼的朋友张安乐（绰号白狼），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匿名“背影”之人士，出席洛杉矶台湾人社团所召开的“江南命案演讲座谈会”，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美国勃然大怒，因为国外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美国公民，使得台美关系跌入谷底。美国方面通过对台情治单位监听的电话录音，迅速找到陈启礼拨打回台的电话内容，并向新闻界透露已经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国民党情治人员介入此案，向台湾当局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交出幕后元凶。

蒋经国当局反应

1985年7月1日，蒋经国下令取消“国防部情报局”，将该局业务与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负责指挥。该局局长由原八军团司令卢光义担任，此后情治首长出缺时，皆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统人士。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在美国控告台湾当局，1990年获得赔偿一百四十五万美元和解了事。

案后各当事人情况

江南命案，震撼太平洋两岸，被指涉案的蒋孝武固然全身而退，然而也被外放日本和新加坡，逐渐淡出台湾当局决策的核心。崔蓉芝后来嫁给资深报人陆铿，2007年初随陆铿回云南老家居住。

崔蓉芝说法

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坚称“江南”之死必然与蒋经国有关，并因此指称事件并没有水落石出，否认刘宜良涉及情报工作。崔蓉芝坚称：“刘宜良因着‘蒋经国传’且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而被蒋孝武指使情治单位派人所杀害。”

陈虎门说法

涉案人（前情报局副处长）－陈虎门口述刘宜良被杀原因：“陈虎门出狱后，曾接受记者采访指出，当时刘宜良身为情报局在美工作人员，曾表示要推荐其策反的中共干部崔阵，情报局派出第五处卢梓宏上校及第二处廖文中上校两人赴美与他们见面。大家在旧金山一处餐厅见面后，卢和廖两人发现崔阵的身份颇有可疑之处，“江南”又语多闪烁。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餐厅内竟有人偷拍他们的照片。由于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多次“江南”提供中共情资，结果却在比对资料时发现有误，此次再发生泄露我方人员行踪的可疑状况。因此前述两人回台之后立刻提呈报告，详细列出前述事项，并且建议局方采取“断然手段”处理，汪希苓于是下达制裁令，由陈虎门主签决定“制裁”刘宜良。执行者就由正在陈虎门手下受训的陈启礼、帅岳峰两人负责。”

陈虎门说：“……外面的人说，制裁‘江南’是因为他写了《蒋经国传》或是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这都是没有的事，案子是我签报的，我会不知道？……”。

陈虎门表示：“情报局的行动就只有两种，一是‘制裁’，另一是‘破坏’，所以‘制裁’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至于当年在庭上所提出的‘教训’说法。”

陈虎门笑着说，“我们当年在庭上说的都是真话，就只有这个所谓‘教训’是假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时空环境，不得不顾及大体。其实我们制裁叛逆，有什么不可以？”

陈虎门表示：“当时因为‘江南’拿了我方（台湾）的钱，结果也帮对方（大陆）作事，才决定要制裁双面间谍。不过他也承认我方一直是到案发后，美方调查人员抵台，才发现原来刘宜良同时也是联邦调查局线民。”

他说：“我们（指情报局）如果事先就知道他也是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事，可能就会慎重考虑了”。

旧案重提

台湾“竹联帮”老大揭秘江南案：蒋孝武代父受过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黑帮“竹联帮”老大“白狼”张安乐，曾因在美隔海营救涉及江南案的陈启礼而声名大噪。事隔26年后，由日本作家宫崎学所著的日文版《白狼传》，今年九月将问世，《中国时报》辗转取得第一手书稿。白狼在书中披露，当年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中，指涉蒋孝武是江南案幕后主谋的说法，其实是冤枉了蒋孝武。

张安乐说，宫崎学访问过他好几次，自己看过这本书，内容很翔实，所以才授权宫崎学出书。白狼在书中强调“蒋孝武是‘替父受过’，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他的弟弟蒋孝勇说，蒋孝武为这件事流泪了，这件事断绝了他的政治生命，打击很大；确实，他与“江南”事件完全无关，但我们得救兄弟，同时还要为台湾考虑，不论真相如何，是不能把矛头对准蒋经国的！”

1984年10月，陈启礼赴美刺杀江南。据白狼表示，陈启礼行动前虽然曾住在他家，但可能是顾虑到他的政治立场、以及与江南认识两个因素，所以事前并未向他透露任何讯息，直到事发后白狼知悉，第一句话就提醒陈启礼“小心灭口”，陈回答“我想到了，我有留录音带！”

陈启礼留下的这卷录音带，事后在台美两地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暴，而引爆者就是白狼。据书中透露，陈启礼返台被捕后，白狼在美展开“营救三部曲”，首先是与“文工会”副主任魏萼在美谈判，以录音带做条件，要求停止“一清”专案、停止追缉在逃的董桂森、将陈启礼案由军事法庭移转至司法法庭，但魏萼返台转告“国安局长”汪敬煦时，遭到汪拒绝。

录音带一事曝光后，曾有美国纽约黑帮，要花一百万美金向白狼买。他在洛杉矶的餐厅，也曾遭到炸弹攻击，甚至有黑帮传话要杀了他，但白狼还是采取第二步，将录音带提供给了FBI。当时外界多认为，因为这卷录音带，导致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敏仪、副处长陈虎门等三人在台湾被停职移送。

但由于陈启礼在录音带中只表明是受汪希苓指派对江南“执行制裁”，白狼事后认为，汪只是“可牺牲的家臣”，光凭录音带无法与台湾当局讨价还价。

最后白狼决定接受CBS的知名节目“六十分钟”专访，白狼在节目中直指江南案的杀手陈启礼，是台湾当局派来的，任务是要除掉“卖国贼和共产主义者”，白狼并在荧光屏前，讲出蒋孝武就是全案幕后指使的台湾高层人士。

据白狼在书中透露“当时我想的是，在这儿直接说出蒋经国的名字，当局确实会感到很棘手，但我们要救兄弟，也要顾全大局，蒋经国至少对台湾的稳定是必要的，想来想去，就把矛头对准了蒋孝武，蒋孝武在这件事上可能是最冤枉的，他是替父受过！”

白狼的爆料，不但让“江南案”的内幕浮出台面，也让他被美国政府盯上，最后被以共谋毒品交易罪判刑入狱十年，出狱后返台的白狼，在一名市议员的安排下，与江南案服刑出狱的汪希苓，在晶华酒店见了面。

白狼当时曾问汪希苓，“江南案”到底是不是蒋经国指使的？汪当面否认说“没有那回事”，但汪也向白狼透露，当年被逮捕前，蒋经国把他叫来，对他说“为了台湾要受委屈”，希望他忍一忍。据白狼表示，那次会面后，他与汪希苓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往来，直到他再次离台，两人才没有再联系。

2022年12月31日星期六

谢选骏：领袖人物的反社会人格

网文《反社会人格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又称无情型人格障碍）报道：

反社会人格患者在初识时，往往予人聪明、人缘佳的印象，但实际上他们会残酷无情的利用他们身边的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社会化不足，因此缺乏对人、社会、团体的认同与忠诚。他们无法接受或了解道德的价值，严重的缺乏良心谴责，所以不会因不道德行为而焦虑或有罪恶感。他们甚至会轻视那些被他们利用的人，而且受到被利用过的人指责时，不会感到内疚和不安，更会愤怒、反驳及责骂他们。

他们很少为未来长期的利益考量，所以倾向于在短时间内寻求立即的满足，他们也较为难忍受例行性或过于复杂性的事物。而有需要时，可以暂时跟随社会一套行事。并且他们对自己的冲动行为并无法给出充分合理的解释。比方说，在完全没有必要撒谎的情况下或者撒谎并无法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的时候，又或者即使谎话很容易被揭穿的时候，他们还是会选择撒谎。

对于此病的成因学者仍无定论，有人认为他们生理上的缺陷使得他们难以学得制约反应，也有人认为他们只是善于逃避心中不舒服的感受而已。另一种看法是，他们可能是在生长过程中，遇到某些原因导致他们对社会失去信任，进而影响到思想上的异常。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往往缺乏道德观念，缺乏罪恶感，情感不成熟，强烈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自我控制能力。此类人格障碍患者无视他人的权利和情感，为了攫取物质或满足私欲而利用别人。

特征行为是以冲动和不负责任的方式，有时是敌意和严重暴力显露内心冲突。他们对挫折的耐受力很差。常不能预计自己的反社会行为带来的消极后果，丝毫没有不道德或罪恶感。许多人很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或归咎于他人。在其人际交往中信口雌黄。惩罚既难以改变他们的行为，也不能改善其判断力和预见力，而只会使他们对世界更冷酷。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常伴有酒中毒，药瘾，背信，淫乱，工作失败，频繁迁徙和牢狱生活。在西方，反社会性人格以男性较为多见，而边缘性人格多见于女性；这两类人格障碍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这两类人格障碍患者的家族中，亲戚多有反社会性人格，物质滥用，婚姻破裂和虐待儿童的发生率很高。患者的父母常关系不和，患者在性格形成期有严重情感剥夺的经历。

他们看来幽默、乐观、讨人喜欢，容易解除别人的武装。他们似乎对别人的需要和弱点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们也擅长辩解与说服别人。虽然他们容易得到他人的友谊，但因为他们的自我中心与不负责任，让他们难以维持一个真正且良好的关系。他们欠缺同情心、感激和悔意。他们也是不忠实和不负责的伴侣。他们对于重要事件缺乏一定的情感反应。

反社会人格障碍与表演型人格障碍有较多重叠，他们均具有情感肤浅、情绪不稳定、高度利己主义等特点。违法观念较差，行为受原始欲望所驱使，具有高度的冲动性和攻击性，甚少感到羞惭，并且情感是歪曲的。反社会人格障碍人群的主要危险因素有父母的拒绝型养育方式、父亲低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低、单亲家庭、父母离异。

这类人在幼年往往学习成绩不良、逃学、被开除、漫游、反复饮酒、性放荡、说谎、破坏公务、偷窃、违纪、对抗长者、攻击人等表现。成长后情感肤浅而冷酷，脾气暴躁，自我控制不良，对人不坦率，缺乏责任感，与人格格不入；他们与家庭、朋友、配偶（女伴）不能保持长久、亲密而忠实的关系，两性关系混乱，经常更换婚姻关系，对子女不闻不问。

特点

1. 相貌智力均在中等以上，给人的第一印象，常使人产生好感。

2. 不带有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思维并不紊乱，也没有幻觉与妄想现象。

3. 不带有焦虑症与情感障碍的症状，情绪既少焦虑，也少激动。

4. 对人对事既无责任心，亦无义务感；因此，在言行上无法取信于人。　　

5. 缺乏坦诚气概，予人以虚伪印象。　　

6. 知过而不思悔改，且无羞耻之心。　　

7. 所表现之侵犯别人的行为，事先并无明确动机或计划，多系起于隐蔽性的冲动。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者在儿童、少年期一般都有品行障碍，屡教屡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有"七无"特征：①无社会责任感；②无道德观念；③无恐惧心理；④无罪恶感；⑤无自控自制的心理能力；⑥无真实或真正感情；⑦无悔改之心。童年的精神创伤、不和睦家庭关系、不良家庭教育方式和不良社会环境因素在致病上起重要作用。

患者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对人冷酷无情，男性多于女性。本组病人往往在童年或少年期（18岁前）就出现品行问题。成年后（指18岁后）习性不改，主要表现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甚至违法乱纪。他们为了自己私欲，有的营私舞弊、贪污诈骗，有的杀人放火、拐卖儿童，有的卖淫嫖娼、走私贩毒，给社会、家庭带来极大危害。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冷漠无情、无视社会道德规范、行为冲动和缺乏罪责感。冷漠无情的表现是为人自私自利，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从不关心他人，常常对他人甚至亲友采取令人痛苦的残酷行动。但表面可能具有一定的魅力，例如具有一定的能力或特长，因而往往也能与他人维持一种肤浅的、短暂的友谊关系，但时间一长必然与人分道扬镳，也不能维持长久的夫妻关系。

患者的冲动行为往往凭心血来潮，想干什么便干什么，事前并没有周密的考虑或计划打算，例如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屡次无故更换工作岗位、动辄斗殴或谩骂等。事后毫不后悔，没有内疚感和自责感，令人不可理喻。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诊断要点为：

一是行为违背社会常情，与社会规范和社会准则相悖，且习以为常。

二是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头脑中只有自己而无视他人，从不关心他人痛痒。

三是明显缺乏自控能力，行为常常失控，故冲动任性、难以与人保持深刻的人际关系，虽然明知行为错误，也不感到内疚和不能吸取教训。

1.符合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并至少有下列3项：

(1)严重和长期不负责任，无视社会常规、准则、义务等，如不能维持长久的工作（或学习），经常旷工（或旷课）、多次无计划地变换工作；有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且这些行为已构成拘捕的理由（不管拘捕与否）；

(2)行动无计划或有冲动性，如进行事先未计划的旅行；

(3)不尊重事实，如经常撒谎、欺骗他人，以获得个人利益；

(4)对他人漠不关心，如经常不承担经济义务、拖欠债务、不赡养子女或父母；

(5)不能维持与他人的长久的关系，如不能维持长久的（1年以上）夫妻关系；

(6)很容易责怪他人，或对其与社会相冲突的行为进行无理辩解；

(7)对挫折的耐受性低，微小刺激便可引起冲动，甚至暴力行为；

(8)易激惹，并有暴力行为，如反复斗殴或攻击别人，包括无故殴打配偶或子女；

(9)危害别人时缺少内疚感，不能从经验，特别是在受到惩罚的经验中获益；

2.在18岁前有品行障碍的证据，至少有下列3项：

(1)反复违反家规或校规；

(2)反复说谎（不是为了躲避体罚）；

(3)习惯性吸烟，喝酒；

(4)虐待动物或弱小同伴；

(5)反复偷窃；

(6)经常逃学；

(7)至少有2次未向家人说明外出过夜；

(8)过早发生性活动；

(9)多次参与破坏公共财物活动；

(10)反复挑起或参与斗殴；

(11)被学校开除过，或因行为不轨而至少停学一次；

(12)被拘留或被公安机关管教过。

另一检测：15岁开始，对他人权益侵犯及不尊重的广泛模式，下列至少三项符合：

1.无法遵从社会规范，经常游走于法律边缘。

2.经常说谎、欺骗。

3.个性冲动，无法做长远的规划。

4.情绪不稳，有攻击性，不时与人斗殴。

5.不在意自己及他人安危，像超速驾车。

6.在工作上不敬业且不负责任，像乱开空头支票。

7.缺乏道德、良知、冷漠无情，即使目睹他人受害亦无动于衷。

十八岁才可确立此诊断，以免跟少年反抗期混淆。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反社会人格”，却没有着重说说“领袖人物的反社会人格”，是一大缺陷。因为在我看来，领袖人物的反社会人格是最为典型的和相当突出的……对此回避不谈，实在让人无法理解。退一步说，非领袖人物的反社会人格，其实就是一种失败的反社会人格。而成功的反社会人格，就是领袖魅力或领袖人格了。换言之，缺乏反社会人格，就无法成就领袖；不反社会，何以成领袖？

谢选骏：赌场是宗教的替代品

《美国赌场里那些孤独的老年中国移民赌客》（NICOLE HONG, MABLE CHAN 2022年12月29日）报道：

纽约州蒙蒂塞洛——最近的一个周一早晨，白色长途巴士停靠后不久，乘客们在寒冷的天气里走下车。在外面，他们冲到最近的树、栏杆、墙或长满草的小山丘上，把盛着米饭和汤、用塑料袋包裹的保温瓶藏起来。

放好午餐后，他们走进人行道尽头熠熠生辉的赌场。

就这样，数百名年长的中国移民开始了他们的每日行程——每天早上从纽约市坐两小时巴士，向北前往位于纽约州蒙蒂塞洛的卡茨奇尔度假村云顶世界赌场，每次行程都能获得一张45美元的老虎机优惠券。

这一场景说明了该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亚裔是赌场最主要的目标人群之一，几十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华埠和韩国城，赌场巴士无处不在。未来几年，纽约市将迎来第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赌场，而且可能会有三家，亚裔预计将成为其核心客户群，这将加深该群体与赌场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座城市的许多老年中国居民每周就靠着这种坐大巴前往赌场打发时间，甚至通过出售代金券获得收入，以此应对生活在一个几乎语言不通的国家所带来的孤立感。

但长期接触赌博也可能导致上瘾和负债，复杂的赌场营销和缺乏针对这一人群的赌博上瘾辅导服务会加剧这种情况。虽然关于赌博的种族流行程度研究有限，但研究表明，亚裔美国人患赌博障碍的风险高于整体人口。

吸引亚裔赌客的努力将是围绕纽约赌场招标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该过程将于明年年初开始。州议员批准了新的许可证，希望带来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监管机构表示，关于赌场的地点“最早也要到2023年晚些时候”才会决定。

纽约市有大约120万亚裔居民，是美国中亚裔人口最多的城市。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在今年与潜在商业伙伴举行的会议中，一些赌场运营商在寻找潜在地点时，把靠近大量华人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目前尚不清楚赌场的扩张将如何影响亚裔纽约人的问题赌博率。业内专家表示，这座城市的任何赌场都有邻近性的优势，很可能将从该地区的竞争对手那里抢走现有的客户。

长期从事行业咨询的史蒂夫·卡劳尔说，对于大城市附近的东海岸赌场来说，亚裔客户尤其重要，而纽约市是“中心”。他说，巴士项目始于几十年前，当时赌场希望吸引没有汽车的玩家。许多赌场与第三方巴士公司签约运营巴士。

“赌博在亚裔社区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们是很多赌场的主要目标，”卡罗尔说。他还表示，大型赌场会培训员工，让他们在发现亚裔玩家的赌博成瘾迹象时进行干预。“你不想杀鸡取卵，”他说。

赌场巴士项目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目的是吸引没有汽车的顾客。几十年来，许多赌场都建立了亚裔营销部门，目标群体广泛，涵盖了不同种族和年龄段的人群。据行业顾问介绍，一些赌场专注于吸引年长的中国、韩国或越南移民，还有一些赌场会调整食物和娱乐选择，以吸引年轻的亚裔美国人带着大家庭前来。

疫情之前，一些赌场让VIP赌客乘坐头等舱从新加坡和台北等城市飞来。但是国际豪赌客的形象与赌场平日的景象完全不同——大巴蜂拥而入、载着大量靠微薄工资生活的老年移民。

在纽约，许多人乘坐赌场巴士不是为了赌博，而是把免费的老虎机代金券卖给其他玩家，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形式。这些优惠券是赌场用来吸引所有种族顾客的众多促销活动之一。

郑国富（音）经常从布鲁克林南部乘坐巴士，他在卡茨基尔名胜世界博彩大厅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和妻子每趟可以赚45美元。他未做详细说明。赌场规定禁止顾客将老虎机牌转让给其他玩家。

拒绝透露年龄的郑国富曾在餐馆工作，他说没有人愿意雇用他，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从事体力劳动了。他说，他以前经常去宾夕法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州的赌场赌博，但在妻子的敦促下，这些日子他只玩低赌注的老虎机。

去赌场让他有机会认识其他来自老家福建的中国移民，还能在赌场的树林里散步，让他“高兴一点”，他用普通话说。

“随着年龄增长，呆在家里会很孤独，”郑国富一边说，一边喝着赌场女服务员递给他的用塑料杯装着的免费红酒。卡茨基尔名胜世界国际营销副总裁彼得·陈（音）在声明中表示，该赌场“为来自亚裔社区的客人提供优美的环境和温馨空间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得到尊重和弘扬”。

去年，麻省博彩委员会资助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工薪阶层亚裔移民所经历的压力和社会孤立使他们更容易受到赌场广告的影响，这引发了对于赌场是否在剥削弱势群体的担忧。

在采访了波士顿地区柬埔寨、中国、韩国和越南社区的40人后，该报告作者称，赌场赌博给从事底薪工作的移民一种“虚假的成就感”。尽管许多受访者说，他们曾向朋友或高利贷借钱继续赌博，但他们也表示，赌场是他们唯一可以得到的娱乐方式。

“对于很多亚洲老年人来说，只要走进赌场，就不用担心文化水平、尊重或者语言的问题，”松柏之家社区服务中心李宗宝说，该公司在布鲁克林经营着两家老年人中心。“那是令他们感到安全的地方。”

许多移民乘坐赌场巴士不是为了赌博，而是为了向其他玩家出售他们获得的免费老虎机代金券，这是他们的主要收入形式。

一名在纽约市常年驾驶赌场巴士的司机在接受采访时用广东话描述了他多年来在自己的巴士上见到同一批乘客的麻木感。由于担心丢掉工作，他要求匿名。

他说，一些乘客会在晚上返回纽约市，但只是为了乘坐另一辆巴士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赌场。自疫情以来，他说，这些乘客（其中一些人是非法入境）愈发沉迷赌场，因为严格的旅行限制导致他们无法回中国老家探亲。

最近一个周一，早上8点刚过，一辆白色大巴停在曼哈顿华埠附近，当天至少有12辆这样的大巴从纽约市华人聚居区出发。大巴车上座无虚席，几乎都是熟客。“我每天都搭这辆巴士，”一位男性在上车时用广东话说。一位被乘客称为导游的女性站在车门处收取20美元的车票钱。

大巴出发后，导游走到车尾。“不要讲话，不要脱鞋，也不要吃东西，”她用普通话说。

在这些乘客眼里，他们的目的地并不是叫卡茨基尔名胜世界赌场，而是叫“云顶”。这样的翻译也反应了这些巴士乘客的愿望。

说中文的顾客称卡茨基尔赌场名胜世界为“云顶”。

两小时的车程后，乘客们在赌场里排队领取45美元的代金券，放到他们的度假世界储值卡上。

赌场内的百家乐赌台顿时坐满了人。一名女士下了600美元现金，另一名玩家则小心翼翼地翻开手里的牌，用普通话大声抱怨赌场的辣酱不好吃。

整个赌场都有电视在播放中国的新闻频道，吸引了一大群人聚精会神地观看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最新消息。许多人就坐在老虎机前不玩，用中国南方的各种方言聊天。

一些顾客说，他们来赌场是为了结识来自中国老家说着相同方言的人。

在采访中，这些去赌场的人表示，他们在中文报纸上看到纽约市可能要开一家赌场的消息。不愿透露名字的张先生对于前往赌场的通勤时间可能缩短感到期待，但他表示，自己仍会偶尔到卡茨基尔的赌场来看看风景。

56岁的张先生说，他去年赌博输了7万美元，这次刺激他赌得更厉害，希望能赢回来。他说曾在北京做书法老师，六年前移民至此，现在失业了。他每周从布鲁克林南部的家中乘赌场巴士去玩百家乐和其他游戏。

他掏出自己在度假世界的白金卡，说等玩够了，拿到黑卡——也就是最高会员等级——他就准备戒赌。

“要是每次来玩都能赢一点就好了，”张先生用普通话说。“那该有多好。”

午餐时间，赌场外围挤满了人，对着早些时候被他们藏起来（因为赌场禁止外带食物）的热气腾腾的饭菜狼吞虎咽。

一些巴士乘客则根本不进赌场，在赌场外拿木板当桌子玩起了决斗纸牌游戏，吸引了一群围观者。

午餐时间，赌场外变得十分拥挤，人们吃着从家里用保温桶和塑料碗装来的饭菜。

下午3点左右，到了返回市区的时间，乘客们陆陆续续回到了巴士。当一位女士走向赌场出口，她把手伸进墙上的一个缝隙，那里藏了一个塑料汤碗。

在回家路上，落日余晖笼罩着这些乘客，其中一些人正在清点一叠叠的现金。导游走过通道，向任何想再买一张车票的人收取费用。她的塑料袋很快就装满了20美元的钞票。“我两天后回来，”一位乘客用普通话说。

第二天一早，这辆巴士将从华埠的同一个街角驶出，同样的旅程也将周而复始。

谢选骏指出：除了领取代金券的可怜虫们，赌场就算是宗教场所的替代品，赌棍们聚集一起崇拜玛门。

《纽约中国城：聚赌还是麻将俱乐部？》（KIRK SEMPLE, JEFFREY E. SINGER 2012年7月7日）报道：

几十名联邦和本地执法人员，最近挥舞着武器和搜查令降临唐人街的一座六层商务楼。他们逮捕了七个人，并将此行动称为对犯罪老巢的一次打击。

中国城东百老汇大街35-37号的一个联谊会。警察五月份突击检查了这座大楼，以赌博和非法行医的罪名逮捕数人。

一位高级移民官员宣称，这座位于东百老汇大街35-37号的建筑与华人犯罪团伙有关，它是近年来纽约市破获的最大非法赌博经营场所之一。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说，前两次的突击检查发现了类似的不法行为。联邦检察官已经起诉，要求没收该大楼。

但是，关于楼里发生的到底是什么活动，自逮捕发生的5月21日以来，通过对楼内多人的采访，包括遭逮捕的数人，得出的观点却不尽相同。工人和顾客口中的这座大楼不是一个地下赌场，而是一个容纳平常生意和联谊会的场所，用来满足来自中国福建省的移民劳工和退休人员的需求。

他们说，所谓赌博，只是一些气氛友好、小笔赌注的麻将和纸牌游戏罢了。

突击检查之后，控方提起的赌博诉讼相对较轻，这似乎为他们的说法提供了支持。被告都是中老年移民，面临的只是轻罪指控。其中是一位78岁老妇人，她在大楼三层管理着一家福建妇女联谊会。

控辩双方对东百老汇大街35-37号的描述相互矛盾，反映出移民聚居区的生活规范有时候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规范有冲突。在华人文化里，随性的赌博既平常又被普遍认可，而且中国城的移民一般都认为聚集到联谊会试试手气没什么不妥。

“这就是他们用来打发时间的活动，” 大楼承租人倪际雄说。

实际上，即便是突击检查过后，赌博活动仍然没有停止。最近几次去拜访这座大楼时，人们还在进行麻将等游戏，有时有赌注相伴。

这里的人们常常在餐厅和工厂的长时间工作之后来到同乡会，以打发自己数小时的空隙时间。除了一些同乡会，大楼的租客还包括一家中式糕点店和一些贩售通向城外赌场巴士票的商店。楼里还有一家西联(Western Union)特许经营店可以汇钱回中国、一些移民律师、一些会计以及一个华人媒婆。

楼里的工人和顾客很多是来自福建的移民，他们说，很担心这次的突击检查会使得他们丧失社区里一个重要资源。

“我们不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六层亭江康满联谊会(Ting Jiang Kuanban Association)59岁的经理郑健（音译）说。“跟电影里演的一样，仿佛我们就是恐怖分子。”

郑健说，执法人员到来时，大约有六个人在联谊会的小办公室里打麻将。

郑健是其中唯一被捕的人员。他说很可能是因为他有房间钥匙。他以两项轻罪被起诉：“二级怂恿赌博罪”和“二级持有赌博器具罪”。

警察从一个保险箱里查抄了1290美元，从房间里的人身上查抄了几百美元，还罚没了两台自动麻将桌、一些招贴画、牌和扑克筹码。

“通常，我们就是围坐一圈看电视。”郑健说。

尽管如此，执法部门还是说，所谓赌博不过是友好小游戏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他们说，大楼接近一半的部分被用来非法赌博，而且数万美元不分昼夜地在此转手。

突击检查的那天晚上，执法部门还在另一座建筑中逮捕了四个人，说楼中有一个与之有联系的赌博场所。两座大楼加起来，执法官员缴获了大约16.3万美元的嫌疑赃款。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和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拒绝评论为何赌博调查没有导向重罪起诉。

大楼的租户对于查抄的大笔现金提供了数个解释。

他们说，华人聚居区的商务活动一般用现金进行。一些同乡会成员可能参与了非正式的集资活动。对于非法华人移民而言，这是一种在华人社区借款的普遍做法。

所有受访人员都否认华人黑社会牵涉到大楼的活动中。

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亚裔美国人研究和城市事务学教授邝治中(Peter Kwong)说，目前看来，鉴于官员还没能提供证据表明大笔资金用于赌博，或是牵涉到有组织犯罪，5月21日的突击检查以及其后的起诉是诉讼逾矩。

他说，同乡会的赌博很容易被想制造头条的检察官当成靶子。

“我想说的是，看看，这事小题大作了吧？”他说。

吸引执法部门到这座大楼的另一个原因是华人聚居区地下经济的另一行业：非法行医。

纽约司法局长在一项声明中说，67岁的邱家希和他38岁的儿子邱露晖“给病人注射未知物质并交给他们不明药丸”，他们“将毫无疑心的病人骗进办公室，置自身的贪婪于受害者的健康与安全之上。”

邱氏父子因“无照行医”被起诉，这项重罪面临最高四年的刑期。

在突击检查后进行的一次访谈中，邱露晖承认，他们这对来自福建省的父子都没有纽约州的行医执照。但是，他说他在中国和新泽西州学过针灸及传统中医，而他的父亲也在中国受过训练。

邱露晖说，他们给贫穷的移民提供低廉的医疗服务，尤其是那些面临语言障碍的人。

“来找我们看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说。

同时，大楼承租人倪际雄贴出了告示，上面只有一个警告，全部用大写字母写着“严禁赌博”。

谢选骏指出：赌场除了是“宗教的替代品”，还是“犯罪的温床”——因为两者都是在崇拜玛门。

谢选骏：废垃横竖都是实验动物

《奥密克戎肆虐后的魔都，到处都是病友情》（和毛利午餐 2022-12-29）报道：

在家待满整整九天后，抗原显示一条杠，我打算出门走走。

第一天懒得换衣服，睡衣外面罩上大衣，穿上球鞋，开车去港汇。原本起码要三刻钟的路程，这天显示半小时就到。路上空空荡荡，车上高架，前后只有零星几辆车。

当然，车库里大把停车位，完全不像以前那样，一边排着队一边祈祷能忽然碰到个空车位。

我约了个已经阳过的朋友，在徐家汇附近兜了兜。朋友说，最大的变化，是最近老年人都不出来了。以前哪里都是拍照的老阿姨，现在去哪都包场。

路过天平路一家美甲店，空荡荡的店铺，点着一盏灯，仅有一名顾客在做指甲。小妹认真往女人指甲上小心翼翼上色，这场景让我有一点点感动，都这样了，竟然还做美甲。

都这样了，为什么不做做美甲呢？

和朋友去新开的国贸汇广场，打算喝个下午茶。没想到商场走进去，两边全是拉下卷帘门的奢侈品店铺。想要去的甜品店也扑了个空，整个商场除了我和朋友外，只有两三个外卖小哥，冲进去拿食物，又拎着袋子冲出去。

后来在地下一层找到一家咖啡店，里面大概两三桌客人，只有一名服务员在柜台里。

生意惨淡，惨淡到我都替老板揪心的状态。

没想到后来去逛的两家书店，倒是跟平常差不多客流。一家店里，有个声若洪钟的老头，不停问在上架新书的店员，“小x，你们这里改过啦？小x，你们卫生间放在一楼啦？小x，最近生意好不好？”

另一家梯书店，小得要命，十平米不到的店里，挤了三四个顾客，后来老板的朋友来了，成为近期我去过客流量最高的地方。我想起一个笑话，说以前新冠阳性患者的流调里，从来没出现过书店，书店无疑是最安全的地方。

至于奥密克戎肆虐之后，书店则是唯一提供病毒以外谈资的地方。

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杜尚访谈录》，买完走出书店，沿着天平路，跟朋友慢悠悠谈论着杜尚。据说，他是躺平派的鼻祖。杜尚让人感到放松，一生不为赚钱工作，结婚也是因为和妻子年纪都大了，没有生小孩的目的，才结了一次纯粹的婚。

慢悠悠晃回商场，顺路去了一家常逛的店。店员一如往常，我问她，阳过了吗？她说，没有，但她在五月份的时候阳过。这回复让我有点措手不及：五月份的阳性，跟现在可完全不是一种待遇。

闲谈中我买了件打折的衬衫，我说，对面店铺关门了呢。

店员嘿嘿一笑：那是对面店铺老板比较人性化，六点就下班了，不像我们，要上到十点。

晚上十点还会有人吗？

7点多离开商场，回去的高架上，依然空空荡荡，开过两辆救护车，甚至没有鸣笛，只管闪着灯一路前行。

第二天我约了师傅剪头发，去浦东一家商场，这回高架上车比昨天多了些，显出一点人气。

躺下来洗头的时候，洗头小哥问我：怎么样，阳过了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聊起自己阳了的经历，发烧三天，第一天最恐怖，因为真的跟网上人说的一样，烧到梦到自己先人。他说这天晚上醒了大概一百多次，梦到的都是以前的经历，就跟大限要到了一样，梦中惊醒无数次，实在太难受了。

我们愉快地交流了病情，洗完头，坐上理发椅，我又开始了第二轮病情交流。

我的理发师说，跟老婆一起阳的那几天，他都在家里伺候老婆，他老婆床都没下过，饭都在床上吃。

本想说，我也是。再想想，算了，要维持住我的大女主人设，绝不能告诉他，我也在床上吃了好几天饭。

网上跟网下真是两个世界，网上病毒肆虐期间，最火爆的视频，就是病倒在床的女人，用嘶哑的喉咙，回答家里男人时不时提出的问题，电饭煲怎么打开？洗过菜的水怎么办？小孩的钉钉怎么交作业？

网下我认识的女人，都在家里接受丈夫的照顾。如果这时候都不能派点用，什么时候才顶用？

剪完头发，想着快过年了，给女儿买几件新衣服吧。

在店里，店员唠家常一般问候起来：怎么样，已经阳过了吗？

在病毒面前，我们好像都成了病友。互相探讨病情，成了眼下最积极的一件事。

我也会问问店员，怎么样，生意好吗？

他们都说，比前两天好，人开始多起来了，每天都好一点了。

那就好那就好。

想到两个礼拜前，刚刚放开的时候，我跟朋友们来这里吃晚餐，询问每家餐厅，都得到一个等位至少一小时的回复。没想到现在到处门可罗雀，吃什么都不用排队。

会好的吧，再过几天，人就多起来了吧？

这魔幻的一年，终于要画上句号了。

网民嚎叫：

无争发表评论于 2022-12-30 09:46:06

有说中国灭活疫苗用了武汉病毒因子，这个灭活疫苗在体内没有形成保护，反而被入侵病毒诱发导致肺部形成白肺。

声嘶力竭123 发表评论于 2022-12-30 08:37:23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12-29 21:16:48

上海已经在恢复了，北京现在都在赶往殡仪馆和火葬场吧！祝这些人太平啊！

……………………………………………

病毒在问候你家人的途中，侬就勿要出来发声音了……

river2020 发表评论于 2022-12-29 21:16:48

上海已经在恢复了，独晕轮现在都在赶往龙华殡仪馆和火葬场吧！祝这些反华人太平啊！

重鸟先飞发表评论于 2022-12-29 21:08:00

3月就应该这么做，现在受够了清零的罪然后还是躲不过自然免疫。当然圣上利用这个机会顺利登基了。

nyfan 发表评论于 2022-12-29 19:27:00

广场舞大妈也销声匿迹了

谢选骏指出：古人嚎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今人嚎叫“奥密克戎肆虐后的魔都，到处都是病友情”——不论清零还是解封，废垃横竖都是实验动物。废垃横竖都是实验动物，因为她他们都没有“基本人权”——也就是丧失了一切“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

2022年12月30日星期五

谢选骏：出售虚假证明的中国共产党

《美国将要求自中国入境旅客提供新冠阴性证明》（SHERYL GAY STOLBERG, BENJAMIN MUELLER 2022年12月29日）报道：

拜登政府周三宣布，从中国、香港和澳门出发入境的旅客在进入美国之前必须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并表示此举旨在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该措施将于1月5日生效。

美国疾控中心宣布该消息之际，对于中国感染激增以及该国在本轮疫情中缺乏透明度的担忧正日益增多。

疾控中心官员表示，检测要求将适用于所有航空旅客，无论其国籍和疫苗接种状况如何。对于从中国经由第三国进入美国，以及经美国转机前往其他目的地的旅客也适用。意大利和日本已经实施了类似的限制。

但正如特朗普总统实施过的疫情旅行限制一样，一些专家质疑强制检测可能没有任何作用——特别是考虑到美国东北部感染已经激增的情况。美国的疫情来自传播性超强的奥密克戎XBB亚型变异株，它似乎比中国流行的主要变异株传播速度更快。

“从政治上讲，我理解必须这么做的原因，但总而言之，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觉得我们真能减缓传播，”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姆表示。

中国的新冠疫情最近几天一直在恶化，地方政府每天都报告数以十万计的感染。《纽约时报》获得的视频显示，医院的走廊里挤满了病人。但由于中国没有发布可靠的新冠数据，很难实时追踪疫情的发展。

在坚持“新冠清零”政策三年后，中国在12月突然转向取消了该政策，此前反对封锁的大规模抗议威胁到了执政的中共。自那以后，中国的感染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香港科学家报告称，中国的疫情来自于一种名为BF.7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该变异株是BA.5的亚分支，直到最近，BA.5一直都是美国流行的主要毒株。但BF.7虽然在美国传播了好几个月，但没有证据显示其传染性比国内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更强。

美国疾控中心估计，在12月底的感染中，BF.7约占到4%，且自11月以来变得不再那么流行。科学家认为，其他包括XBB在内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可能更擅长逃避现有免疫反应，目前在美国更为普遍。

科学家表示，至少就目前而言，导致中国疫情暴发的变异株可能不一定是最擅长避开免疫反应的变种。由于在中国感染过不同种类奥密克戎病毒的人还很少，因此最近全球流行的任何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都可能在那里大肆传播。

他们说，像中国这样对感染免疫力非常低的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变异株不一定就是最擅长逃避这些免疫反应的变种，而只是碰巧传播起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最先传播的是何种毒株，很可能都会在那里占据主导地位，”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传染病专家詹姆斯·伍德表示。

在美国，疾控中心上周估计，XBB亚型变异株已增长到占据全国近五分之一的病例，一个月前这一数字仅为3%。

科学家表示，XBB在美国东北部蔓延得特别快，占到当地新增病例的一半以上。科学家说，它似乎比近来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BQ.1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更厉害。

科学家正处于研究XBB亚型变异株的早期阶段。他们说XBB的一个更新版本已经出现，被称为XBB.1.5。初步研究表明，这个最新版的XBB善于逃避现有免疫反应，还能与人体细胞结合。

谢选骏指出：美国政府到底是愚蠢呢？还是太太太老实了？还是干脆被共产党的卧底给控制了？竟然仅仅要求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明就可以听凭病毒大军长驱直入、攻城略地！美国政府难道不知道中国大陆常常出售虚假的证明吗？

《中国开放边境引发多重忧虑多国对入境旅客加强防疫》（BBC 2022年12月29日）报道：

自中国周一（12月26日）宣布将于明年1月8日开放边境以来，美国成为最新宣布对中国入境旅客进行强制检测的国家。

截至12月29日，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台湾、印度等地都已经宣布类似的入境检测及阳性隔离措施。

许多观察者惊呼，仿佛回到疫情之初的2020年。当年，新冠病毒最初在中国武汉蔓延，多个国家宣布对中国关闭边境。而两年后的今天，奥密克戎变种毒株正在中国肆虐，以“疫情海啸”为题的报道登上许多国际媒体的头条。

“中国在准备不充分、监管不到位、缺乏数据检测的情况下过于急速的放开，一些国家做出相应的自卫性防护是可以理解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对BBC中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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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加强防疫

美国周三宣布，从1月5日起，所有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的旅客都要出示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结果才能入境。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旅客需要在出发前两天内进行检测，无论国籍和疫苗接种状况。出发前10天以上感染的人可以提供恢康复证明代替。这些措施适用于从中国出发经第三国转机的旅客，以及经美国转机前往其地方的人。

意大利也于周三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抗原和病毒测序。根据意大利《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26日从中国抵达米兰的两架航班上，分别有38%和52%的乘客检测呈阳性。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英国将于周四考虑是否对从中国入境的旅客实施新限制。

日本从周五开始将对来自中国的游客以及7天内到访过日本的游客将在抵达日本时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如果检测呈阳性，则需要隔离7天，如果无症状，则需要隔离5天。

欧盟周四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政策。

也有国家表示对中国旅客的入境规定没有改变，包括澳大利亚等。

疫情高峰期开放边境

根据预测，中国下月8日开放边境之时正值疫情高峰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中国今年冬天的疫情可以用“一峰三波”概括，第一波从12月中旬持续到1月中旬。春节期间进入第二波，从1月下旬至2月中旬；春节后返岗期间进入第三波，从2月下旬至3月中旬。

中国国家卫健委从上周开始已经停止发布每日感染数字和死亡病例。在人口约6500万的浙江省，其政府25日估计，单日新增病例突破了100万。在人口约1000万的山东省青岛市，当地新闻23日引述一名卫生官员估计，每天约有50万新增病例。

陆曦表示，对中国来说，主要城市的感染率已经很高，此时放开边境管制给国内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小，因开放带来的感染率增加和对医疗资源的挤兑也相对较小。

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此时开放边境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东京大学法学博士林泉忠对BBC中文表示，中国开放边境的时机是日本加强防疫的一个重要考虑。“根据他们的部分消息，中国这一波疫情海啸会在过年前尤其是1月份达到高峰，所以认为目前有必要进行限制，甚至也有人提出强化日本国内的防疫措施。”

林泉忠说，日本一直以来都以较为谨慎的态度对待疫情。他今年7月从香港去日本时，被要求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并且要在日本认可的少数几间机构做检测，花费了上千港币。

仅仅两个月前，日本才开始对游客放松入境管制。

缺乏病例数据

目前中国缺乏整体确诊数据及死亡病例等相关信息，也是许多国家担忧的关键。

美国在宣布对中国入境旅客加强检测时表示，中国未能提供“充分且透明”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对于“有效”监测感染激增，以及降低新病毒变种出现的机会“至关重要”。

在中国国家卫健委停止发布每日感染信息后，中国疾控中心承担起发布数据的任务，改为每月一次。目前对疫情的发展只能参考各地官员估算的感染数据，以及社交媒体上通过投票得出的数据。对于死亡病例数据，更难以获得。

香港、台湾、日本等地目前仍有确诊后向政府报告的机制，中国大陆并没有相关机制。

目前在新加坡的学者陆曦表示，直到现在，新加坡政府还依然在发放抗原检测盒。

根据中国官方信息，抗原检测试剂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单位进行储备，每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只能储存到服务人口总数的15-20%。

担忧出现新变种

许多专家还担忧，中国短时间内大爆发可能出现新病毒变种。

彭博社引述美国达特茅斯大学（Dartmouth University）医学教授丹尼尔·卢西（Daniel Lucey）说：“在未来几天、几周和几个月里，中国一定会出现更多的欧米克隆亚变种，为了及早发现并迅速采取行动，世界必须有所预见。”“它可能更具传染性，更加致命，或者抗药、逃逸疫苗和现有检测。”

卢西说，2020年底印度疫情预示着可能发生的情况，当时数百万人在短时间内感染，致命的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他说，虽然这并非不可避免的，但全世界必须做好保护性准备，准备好疫苗、治疗方法和其他必要的措施。

不过，也有学者对于美国等地采取的最新措施表示质疑。

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在Twitter上表示，“我不确定是否真有必要这么做，除非我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中国正在出现新的变种。”

美国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在Twitter上回应称，“大多数发达国家正在进行大量基因组测序，并且共享数据。中国显然做得太少。因此有人担心中国正出现新的变种，只是尚未被确认罢了。”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20日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正“实时动态监测”奥密克戎系列变异株在中国流行的动态，并建立国家新冠病毒基因组数据库，具体措施包括每周将从每个省份的三家医院进行基因组测序和分析。

谢选骏指出：“截至12月29日，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台湾、印度等地都已经宣布类似的入境检测及阳性隔离措施。”——这是因为，这些地区都有三年来的惨痛教训，决不相信出售虚假证明的中国共产党了，因此决定自己动手、亲自测验。

谢选骏：信党就是信教的中国共产党

《信党还是信教，在中国是一个问题》（2016年8月19日美国之音萧雨）报道：

现年45岁的李弟兄2003年来美国读工商管理硕士，一个月后受洗成为基督徒。毕业后他在中国和多个国家间做“空中飞人”，去年回到上海定居。

他的教会中多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来工作的年轻人。相比几年前，李弟兄发现，周围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教会也越来越多，“神的旨意让我们更兴旺了。”

在宣扬马列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60多年后，中国人的宗教热情反而越发高涨。

学者：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中国目前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合计约8000万，和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相当。

这个现象引起党内管理宗教事务最高官员的警觉。

“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宗教的深刻变化，”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中共中央党校主管媒体《学习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过去信教是‘五多’，即老人、妇女、农村人口、低收入者，文化层次低者多，现在是中青年、城镇人口、高收入者、高学历者越来越多。”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宗教复兴，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说。

几年前他有过一个颇为惊人的预言：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国家，基督徒人数超过2.47亿。

杨凤岗说，这个数字只是保守估计。

“白骨精”教徒成为中坚力量

“一提基督徒，以前主要是在河南、安徽，指的就是农村的家庭教会，”旅美中国宗教事务评论员郭宝胜说，“现在基本都是城市家庭教会，北京、上海、深圳、温州这些大城市。”

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年轻人、学者专家、企业家、医生、律师、演员正逐渐成为基督徒的主流。因为通常被看作是社会上的白领、骨干、精英，也有人把他们称作“白骨精”基督徒。

中国的基督徒已经从弱势走向中坚阶层，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郭宝胜说。

不仅仅是基督教，中国信仰其它宗教的“白骨精”也在增加。

“这是一个社会变迁的结果，”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对美国之音说。

“在汉族地区，东南沿海，信佛教，信基督教的人都很多，我甚至觉得信佛教的人更多一些，” 李向平说：“从全国范围看，一些民间宗教也很盛行。年轻人中什么都不信的也挺多。 ”

藏传佛教信众增多

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越来越多的汉人开始被藏传佛教吸引。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庄思博（John Osburg）在四川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当随便一个山西煤老板的情妇都买得起路易威登时，中国的一些新贵开始转向别的嗜好和品位。

庄思博对《纽约时报》记者张彦（Ian Johnson）说，过去当地富人们争的是谁认识级别最高的官员，现在他们争的是谁结识了地位最高的僧人。

不过，与这种扭曲的宗教观不同，也有一些中国人因为信仰藏传佛教而踏上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灵之旅。

41岁的全职母亲慧云2010年和在广州IBM工作的先生一道皈依了藏传佛教。有段时间她每年都会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在藏地生活，“我会发现，藏人很不一样，他们更简单、质朴，且对一切生命怀着天然的热爱，这正是他们信仰中的一部分，这让我看到了人性中闪亮的东西。”

慧云说，藏传佛教的修行帮助她获得来自内心的力量和安静，而这正是现代人常常面临的心理难题。

慧云身边有不少和她一样信仰藏传佛教的汉人。她说，这些人年龄多在30岁上，有生意人，也有公司职员，大都算得中上家庭。很多人定期去藏地或是印度参加法会，到菩提迦耶去朝圣，千里迢迢从东部沿海去到藏地去拜见自己的上师，去印度拜见达赖喇嘛、大宝法王，还有知名的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宗教+政治=政府忧患

如果仅仅是个人的信仰和修行，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大体还算宽容。

“供养几个上师，去去寺庙，是无关痛痒的，政府不管。” 慧云说，“但是，如果去印度参加了尊者法会，回到国内，有被收了护照的，我有朋友被国安约谈，大多数去参加了法会、会见了尊者的人都会保持沉默，私自收藏着跟尊者的合影。”

2004年在北京受洗成为基督徒的郭宝胜也认为，如果仅仅是传福音，政府可能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一旦触及政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最害怕的是教会成为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堡垒。”

中国近年来出现了高智晟、李和平、唐荆陵、张凯等一批知名的基督徒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对于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拷问引来政府空前的紧张和忧虑。

随之而来的是反复的骚扰，不断的打压。他们中一些人受到严密监控，一些人深陷囹圄，一些人漂泊海外。

8月初，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四名在去年对维权人士的大搜捕中被限制自由的人，其中有三人是基督徒。

长期以来，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限制伊斯兰教，并用国家强权打击他们所说的邪教组织。

北京老牧师：政府要消灭宗教

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宗教会议上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决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极端思想。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宗教要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那篇学习习近平讲话的心得体会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在中国，只有党员，才能在仕途上有作为。

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94岁的前北京三自教会牧师李克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宗教。

“解放之后，共产党领导基督教，建立三自组织是以消灭基督教作为主要目的，” 李克说：“我在教会工作了60多年，整个过程都是我亲身参与的。 ”

晚年的李克为自己当年曾是三自革新运动的积极分子而懊悔。退休后，李克投身家庭教会，还写了几本揭露三自教会内幕的书。

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到教会来，有些人把这当作是一种时尚，但是其中的真相很多人并不清楚， “神给我机会，让我把这些写下来，留给年轻人作为参考资料。 ”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只知“信党还是信教，在中国是一个问题”，却不知道在共产党中国“信党就是信教”——共产党强迫人们接受马列主义的说辞，就像接受宗教信条一样。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的“党组织”，并非信仰神秘的真心自愿的传统教会，而是追随大流的假装服从的革命教会——这就是“信党就是信教的中国共产党”。

谢选骏：雅利安人是欧亚流寇

《从雅利安人到欧亚游牧民族：探索印欧语系的起源》（刘欣如《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报道：

内容摘要：印欧语系语言学研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曾经纠缠于人类起源问题，最终导致宗教史观与科学史观的对立。英国殖民者语言与印度被殖民者语言之间存在相似性的发现将印欧语言研究引向人种学。但是，对于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也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并且证明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印欧语言学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民族。该领域学者在研究游牧民族历史时，往往忽视了那些与印欧语言民族没有任何关系的游牧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了解印欧语系形成发展的历史，进一步探讨草原游牧社会与农耕帝国在历史上的相互依赖与无止境的冲突。

印欧语言学研究起源于18世纪后期，几乎与英国人占领印度同时。在科学史观和宗教史观的辩论中，研究印欧语系的学者放弃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观，追随进化论，探索印欧语言民族发源地及其传播。研究者们意识到，操不同印欧语言的民族曾经长途迁徙，在欧亚广阔区域内流动扩散，并且不约而同地与其他语族及语言相互影响、交换词汇。特别是在欧亚大草原活动的印欧语系游牧集团入主农耕社会的历史时期，双方的接触与融合促成文化包括语言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印欧语言学研究成为历史学家研究人类迁徙的工具。语言学家对文字记录产生前人类活动的历史特别是草原游牧社会历史的探索，促使历史学家将研究的视野从定居农业和城市社会扩展到辽阔的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本文旨在梳理18世纪以来印欧语言学发展的历程，批判性地考察期间所发生的理论争辩与考古发现，从而指出印欧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雅利安人与人种学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是第一位发现英语与英帝国殖民地印度的语言拥有共同语言祖先的英国学者。琼斯于1784年到达印度，在此之前，年轻的琼斯已经是一位资深的东方问题专家，曾经将一些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作品翻译成英文，其早期著作有《波斯语法》，[1]并翻译《穆罕默德的继承法》。[2]这一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正与莫卧儿帝国争夺孟加拉省。尽管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来自中亚，是说突厥语的穆斯林，但是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他们采用波斯语这个更为发达的书面语言作为帝国的官方语言。因此，琼斯的语言技能恰好符合英国人管理孟加拉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桀骜不驯的商人团体的需要，而且使他能够与当时仍然凌驾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上的莫卧儿帝国势力斡旋。但是，琼斯到了印度以后很快发现多数印度人的语言属于各个印度斯坦地区的土语方言，包括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而且多数人口信奉印度教的各个支派，他们的宗教语言是梵语。也就是说，他精通的诸种东方语言仍不足以应付印度的语言环境。琼斯马上开始利用他的波斯语知识学习梵语，因为多数印度婆罗门教知识分子通晓这两门语言。琼斯深入研究梵语文献，其中他翻译的《摩奴法典》（Dharmashastra）成为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社会的法律根据，而他早年的译作《穆罕默德的继承法》则用于审理印度穆斯林的财产继承纠纷。

威廉·琼斯只是众多研究殖民统治下亚洲语言与文化的东方学者之一。但是，他第一个指出梵语与希腊语之间的联系，进而通过希腊语与其它多数欧洲语言的联系来解释印度语言与欧洲诸语言的关系。1786年，他在担任亚洲学会第一任主席的第三份年度报告中，公布了自己的发现：

梵语语言尽管十分古老，但是其结构十分严谨；比希腊语更加完美，比拉丁语更加丰富，比上述两种语言更加精炼，但是梵语与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体现在动词词根及语法结构上，基本不存在巧合的可能性。这种相似性让任何一个语言学家都必须确信三者拥有共同的祖先，否则几乎没法研究这三种语言。基于同样原因，但并不十分确定的是，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也与梵语拥有共同的语言学祖先，尽管三者使用的俗语差别极大；如果可以讨论波斯古代社会问题，古波斯语也应该可以纳入其中。[3]

印欧语系语言众多，尽管琼斯首先揭示了该语系的基本结构及其地理分布，但是他完全没有提到诸多印欧语系社会属于同一人种。将印欧语系民族与“雅利安人种”联系起来的学者是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他出生于德国，维多利亚时代在牛津大学担任比较语言学教授。缪勒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帝国在印度统治最为辉煌的时期，但是他本人从未前往印度了解过印度文化。他认为，印度人的语言从梵语演变而来，因此印度人与欧洲人的知识水平相当，或者比欧洲人还聪明，他们与欧洲人应当来自同一个种族，因此印度人和欧洲人应该是“雅利安兄弟”。[4]麦克斯·缪勒的理论把英国殖民者精英与其统治下的殖民地印度人拉在一起，这必然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印度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国家，语言多样、民族众多。同时，种姓制度已经将印度人分为各个种姓，形成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缪勒尽管热爱梵语文化，愿意与懂得梵语的印度婆罗门知识分子称兄道弟，但与那些不懂梵文的印度苦力结为兄弟还是很为难。他的学说立即遭到在印度生活的英国殖民官员和学者的抨击。生活在欧洲的白人当然也不能屈尊认同印度人在智力上与自己相当。因此缪勒抛出双人种论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一部分人属于雅利安人种，与欧洲人拥有共同的知识与血缘关系，他们占领印度，成为婆罗门种姓，并且继续使用印欧语言。皮肤黝黑的印度土著人成为奴隶，或者是低级种姓者。[5]然而，这个对于印度社会结构的人种学解释还是不能说明印度人民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外貌。在印度历史上，来自中亚、西亚、非洲东海岸以及太平洋群岛的移民给印度次大陆带来了多样的文化和各异的体型相貌，但是从未到过印度的缪勒看不到这些，他一心想着如何在印度知识分子精英与英国统治者之间建立血缘关系。

印度知识分子多半属于高级种姓，所以很痛快地接受了这个理论，原因是这个理论将他们置于与他们的统治者至少在智力上平等的地位。但是，其他欧洲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难道自己真的与那些黑皮肤的被统治者来自同一个祖先吗？有些欧洲学者热衷研究各殖民地的社会风情，自称民族学者（ethnologists）。他们研究人种特别是殖民地的“土著”，他们眼里的种族差别反映在体质上，而非语言中。他们无法全盘否认欧洲语言与南亚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但是仍然尽量贬低这种相似性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们极力强调，控制地球上其他种族的欧洲人种的核心特征是白皙的皮肤、深凹的眼睛和高高的鼻梁。

威廉·琼斯在其整个印欧语言研究生涯中，一直坚信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都是圣经中诺亚的后代：诺亚的3个儿子闪、含和雅弗离开圣地，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圣经记载的大洪水时期，没有登上诺亚方舟的人类都已经死亡。用圣经年代学推算，将能得出一个相对晚近的人类种族起源年代，即不早于6000年前。在威廉·琼斯生活的18世纪以至于19世纪，多数欧洲学者认为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是上帝重新安置人类的计划，但是对于诺亚的哪个儿子缔造了哪一群人则存在诸多争论。琼斯相信雅弗是欧亚大陆北部居民——即缺少教化的游牧人群的祖先。另一方面，他认为含的后代以农业人口为主，他们后来发展成为居住在不同文明地区的印欧人，这些地区包括：印度、埃及、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闪的子孙成为红海两岸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琼斯认为这部分人没有悠久的历史，他们仅仅是亚伯拉罕的后代。[6]在贬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文化的同时，他的主要论点却以《旧约全书》中的《创世记》为主要依据，在这里上帝是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共同的创造者，这对他确定印欧语言是否是地球上最睿智的语言制造了障碍。这三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闪含语系民族，基督教在创始时期是希伯来语文化，并不是印欧语系民族的产物，因此欧洲的基督教社会虽然可能是最早的印欧语系民族，但却被不那么高级的希伯来语文化改造。

麦克斯·缪勒则将最早的印欧语系民族或雅利安人的荣耀赐予他认为最具骑士精神的雅弗的后裔，他认为他们是征服印度、并奴役土著黑色人种的群体。[7]尽管缪勒极力鼓吹睿智语言（他用来衡量语言优劣的名词）真正属于雅利安人种，但是他解释南亚语言和民族成分的复杂性时却区分出两个人种，这最终导致人种学与语言学研究纠缠在一起。他认为，皮肤白皙的、智慧的雅利安人征服肤色较深的民族，建立了一个等级森严的文明社会。他生活的时代为19世纪中叶，此时部分欧洲自然科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抛弃圣经的人类起源理论。其中，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竞天择之物种起源》一书。他提出的人类起源于猿猴的理论无疑在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当时已经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开始转向理性地解释人类起源问题，而不是仅仅接受《创世记》的说辞。他们探索全球范围的生物和动物物种，发现这个世界的历史要远远长于根据圣经年代学计算得出的时间，开始意识到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必然远远早于《创世记》的时间。因此，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能够更加合理地解释人类起源问题。

对于人类起源的宗教阐述与科学解释的争论在当今欧美社会仍在继续。物种起源理论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各个民族的体质差异。自然环境可能解释这个问题，热带地区人类肤色较黑，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居民肤色白皙，尽管如此，物竞天择理论仍然无法解释地球上人类之间所有的体质差异。在《物竞天择之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对这个问题未置一词，因为他意识到不是所有的差异都与自然环境因素有关。后来，他在另一部著作《人类的繁衍与性别选择》[8]中尝试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不同物种，包括人类，拥有不同的美学价值观，特别是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他们/它们会创造或生发出各种与生存环境无关的体质特征。近几十年来，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重新探讨人类的体质差异问题，用更加丰富的资料完善和发展了达尔文的理论。[9]性别选择理论也许仍然不能完美地解释人类体质差异，但是达尔文的远见卓识在于，他在没有基因学资料的情况下，已经指出人类各群体在本质上的共性。

在欧洲“白种人”为自己的殖民统治寻找道德依据的时代，对于那些坚信现代欧洲的强大得益于上帝的旨意的人来说，达尔文用“异性相吸”解释人种差异的理论无法获得普遍认可，使用最睿智语言的雅利安人种是最智慧的种族，他们的体质特征必然与愚笨的种族不同。人种学者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极力寻找雅利安人与犹太人以及阿拉伯人之间的体质差别，因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使用非雅利安语言，但是与印欧语系民族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对于非洲人、东亚人和美洲人，欧洲白人视其为劣等民族，一方面因为他们肤色较深，另一方面他们的体质特征与欧洲人差异太大。在欧洲，在各个殖民地，统计官员不厌其烦地测量头盖骨、鼻骨、臂长、腿长，描绘不同人种肤色的深浅差异、身体各部分的形状甚至头发的差别，统计所有能够区分不同人种或亚人种差异的特征。与此同时，考古学者在世界各地考察和测量各个时期人类的骨骼，试图确定不同文明创造者的种族。

人种学家尽管耗费大量精力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数据资料，但是人种学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近来两部著作明确说明人种学的失败：芭芭拉·卡茨·罗特曼的《基因图谱与人类畅想——关于“我们是谁”的科学阐述的局限》[10]和史蒂芬·阿尔维森的《雅利安人崇拜：作为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印欧人神话》。[11]罗特曼的著作建立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她归纳了人种学破产的原因：

我们回顾种族主义者利用科学进行阐述的时候，发现那确实很诱人，因为他们说他们在解决科学问题：但是，他们的科学被他们的种族主义玷污了，他们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我们可以这么说林奈的科学、纳粹种族主义科学家的科学、以及正在占据报纸头条的各种各样美国种族主义者的科学。但是，如果一个记录已经如此差劲了，那么它就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问题不是出在方法上，也不是答案上，而是出在提出的问题上。[12]

她的核心思想是，人种学家是先有答案，之后才提出问题。尽管他们运用几乎所有可能的科学手段，包括体质人类学、生物学、古生物学、统计学，最后还利用基因学方法，但是他们最终没能获得任何收获。更重要的是，对于19世纪欧洲列强来说，利用体质差异区分人种已经成为一种贬低非洲黑人、土著的美洲和亚洲棕色和黄色人种的有效工具。在美国内战及其之后，美国白人同样利用各种以人种差别为参照的道德规范制造后奴隶制时代种族间的隔离和对立。19世纪后期的人种学演化为以人类的体质外貌为标准判断文化水平或者说是文明程度的工具，成为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阿尔维森在《雅利安人崇拜》一书中指出，欧洲白人理想祖先问题研究中存在众多内在矛盾。例如，那些在体质上与欧洲白人差异不大的民族，特别是犹太人，给种族主义者出了一个大难题。最大的问题是，犹太人祖先使用的语言并不是印欧语言，因此，基督教起源时期的语言是非印欧语言。犹太人思想家曾经用各种方式阐释这个问题，希望证明他们与基督教来自同一个种族，借此提高他们在欧洲社会的地位。[13]19、20世纪的欧洲思想家无论是否信奉基督教，都一致接受正统基督教价值观，但是，基督教并非起源于欧洲，而且欧洲皮肤最白的印欧人祖先曾经是处于古代文明社会即罗马帝国边境地区西北欧的蛮族人。文明的罗马人和金发碧眼的日耳曼蛮族都说印欧语系的语言，也都曾经信奉多种神灵，而不是信奉一神论的基督徒。把雅利安人和基督教捆绑在一起确实很牵强。[14]纳粹科学家着力解决人种学面临的这些根本矛盾，目的是真正确立完美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最终，他们抛开语言学的根据，着重体质差别，因而确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金发碧眼的白人具有雅利安人种的典型特征。

纳粹种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破产，欧洲国家失去了在亚洲、非洲的殖民地，但是欧洲人并没有失去自我优越感，并不认为自己与前殖民地的人民属于一个种族。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研究人种的学者利用越来越先进的手段研究种族间的差异。但是，用先进手段寻找人种差异碰到的问题，与19世纪人种学家用尺子测量骨架碰到的问题如出一辙。人类基因图谱的出现证实，人类各种群之间没有体质上的根本差异。

二、马拉战车与欧亚游牧民族论

雅利安人种理论的全面瓦解并没有阻碍印欧语言学的发展。事实上，在回应这个错误的人种学问题时，印欧语言学者也在探寻人类的过去，并且在无意中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地理和社会范畴，通过研究欧亚大陆内部人群的生活和迁徙，语言学研究的内涵更加丰富。尽管纳粹科学家极力鼓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居住的欧洲人是印欧语言民族的榜样，但是他们也无力否认古典时代日尔曼人曾经被罗马人视为蛮族这一事实。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罗马人的头发是黑色的，身材也比现代日尔曼人矮小。即使日尔曼人当时拥有雅利安人的白皙皮肤，他们也不过是地中海文明的后进者。甚至“印欧人”这个名称也与日尔曼人没有任何联系，这个名词在19世纪出现时主要是指梵语民族与希腊罗马人。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还是扩展了学术研究的地理范围，从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区扩展到西欧和北欧地区，向东扩展到欧亚大草原。在希腊和罗马古典历史学家看来，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是蛮族，是那些说十分艰涩难懂语言的人，是未开化的“外人”。但是，对近代人种学家来说，他们属于雅利安人种，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与希腊语和拉丁语拥有共同的祖先。现代种族主义学者确信他们必然拥有某种特质，这种特质帮助他们最终战胜当时最先进的社会。考古学者和古代语言学者追溯印欧人/雅利安人的历史至公元前2千纪，发现取代亚述人在中东地区建立霸权的米坦尼人，可能还有赫梯人，均为早期印欧语言民族。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戈登·柴尔德对考古学家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行归纳整理，并用之阐述世界历史。柴尔德坚持认为印欧人/雅利安人兼有野蛮和勇猛特性。他认为雅利安人，包括米坦尼人以及后来的赫梯人，都是骑马民族或马拉战车民族，他们垄断铁质武器制造技术，因此他们的军事和技术水平无人能及。他认为，雅利安人是铁器时代的开创者。[15]尽管柴尔德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语言与某个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但他实际上赞同所有的印欧语言——吠陀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凯尔特语以及各种斯拉夫语方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等——均源自一种“母语”。[16]

在探索最早的印欧民族的过程中，语言学者必然面临没有文献资料的困境。戈登·柴尔德对于人类早期历史的概述尽管并不全面、也不准确，但是却开创了利用物质文化遗存重构历史的先河。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众多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沿着这个思路将印欧语言民族描述为驾驭马拉战车的武士。[17]他们揭示了野蛮的印欧人在与定居人口接触后，由野蛮、无知的部落社会向半定居的农业和畜牧业社会转变的历程，例如驾驭马拉战车的迈锡尼人发展成为种植葡萄、在海上航行的希腊人。[18]考古学家利用罗马帝国北部边境地区的考古资料描绘了日耳曼蛮族与罗马帝国既相互敌视又互相依存的历史。[19]

同时，语言学家也在寻找印欧语系的共同祖先。重构这个语言祖先的历史，要依据词汇表所提供的零散信息。语言学家已经建立以发音和句法变化为基础的各类模式，用来确定不同支系语言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他们还研究每种语言词汇表中能够反映各个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词汇。但是，将语言与某种物质文化进行对应研究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面临严重问题。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将马匹和马拉战车与印欧人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语言学者注意到，所有已知的早期印欧语系民族尽管相距遥远，但是他们使用的与马匹、马具、马拉战车有关的词汇基本相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印欧人是公元前2千纪“战车革命”的缔造者，他们从草原游牧民族手中接受这种强大的武器，用之征服城市社会。马拉战车问题因而成为欧亚大陆研究（考古学）和印欧语言研究（语言学）两大领域的热点。他们急于确定谁是马拉战车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考虑：首先，其发明者是印欧语言民族还是其他语言民族？其二，他们是驯化和训练马匹的草原游牧民族还是制造发达灵活的轮轴车辆的定居民族？将马拉战车与印欧语言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最终走进死胡同。尽管早期印欧语言民族的首领和国王，比如公元前1600年左右进入希腊半岛的迈锡尼人以及约公元前1500年进入南亚地区的吠陀人部落，都是马拉战车的拥有者，并且引进了与马匹和战车有关的词汇，但是其他非印欧语言民族的统治者也是马拉战车的驾驭者。例如将马拉战车引进埃及的喜克索斯人，其民族构成十分复杂；中国商朝统治者（用战车陪葬，坚信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驾驶战车）显然亦非印欧语系民族。

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发明了马拉战车？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一种比较合理的假设为草原游牧民族发明马具，包括缰绳；定居社会的木匠和青铜器匠人制造出先进灵活的轮辐车轮和车厢。这说明马拉战车极有可能产生于草原与农业社会接壤的地区，这个地区应该出产树木和青铜。1950年代在亚美尼亚塞凡湖地区的拉琛（Lchashen）发现的包括战车在内的23件交通工具基本可以证实这个假设。[20]塞凡湖位于高加索山区，山林茂密，各种交通工具的木质构件所需木材在这里均可找到；高加索山脉北麓草原地区生产马匹；南麓为亚拉腊山（Ararat），是古代农业产区。该遗址发现的车辆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但是坚固的四轮车厢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早。总之，拉琛堪称公元前2千纪交通设施的博物馆，并且提供了最早的马拉战车的实物证据。

但是，近年来在高加索山脉东北部地区更加令人震惊的发现颠覆了拉琛的重要地位。1992年，一部名为《新塔式塔》（Sintashta）的俄文著作出版。该著作公布了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一个早期手工业聚落的考古发现，该地距离古代农业城市化社会十分遥远。俄罗斯考古学者发现的第一个遗址为一座圆形防御聚落，其中布满青铜冶炼作坊。不久，众多相似聚落相继发现，其中包括一座位于阿尔凯姆（Arkaim）的保存完好的遗址。到目前为止，在新塔式塔-阿尔凯姆（Sintashta—Arkaim）遗址群，至少在9座墓地发现了16个车马坑，年代在公元前1900——前1750年之间。[21]在此后大约10年的时间里，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仅为通晓俄语的学者所知。近来，戴维·安东尼的力作《马匹、车轮与语言——青铜时代来自欧亚草原的骑士如何构建现代世界》帮助英语阅读者了解到更多信息。这个发现证据明确，证明了马车的制作位于草原深处，因此，学者们必须放弃游牧民族无力自主制造手工产品的观点，同时也必须修正游牧民族总是不断流动的观点。证据明确显示，他们不仅是众多先进产品的发明者，也是聚落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尽管由于流动生活的需要，聚落存在时间并不是很长。

那么，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游牧民族是印欧语言民族吗？戴维·安东尼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作为考古学者，他捍卫印欧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承认语言与人种无关，而且考古学物质遗存也很难与特定的语言建立联系。但是，他尝试一种新的利用考古发现复原语言学，并确立联系的方法。他认为，尽管我们无法将某种物质文化或者某种物质特征与语言直接联系起来，但是长期存在的、互动的、明确的文化界限似乎可以证明两种不同文化与两种不同语言的并存关系。

另外，这种文化界限的变化可以证明两个民族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人口流动关系如通婚，因此，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种语言向其它地区传播的方向。[22]安东尼利用这个方法收集了大量欧亚大陆的考古资料，包括从前不为英语读者所知的俄语著述资料，之后他完成了该部研究印欧语言传播的历史著作。与多数历史学者不同，他从草原游牧民族或牧民的角度——而不是城市居民的视角——探索欧亚草原与不同农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两个邻近区域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瞬息万变的历史。此外，他还研究公元前5200一前5000年近东地区包括牛羊在内的各种动物的驯养过程及其向草原地区传播的历史；约公元前4200年草原民族开始骑马的历史；公元前4千纪草原游牧民族参与城市社会长途贸易活动的历史以及他们在草原地区建立手工业城市、冶炼金属、制作金属马具零件的历史。[23]安东尼让我们确信印欧语言的故乡在欧亚草原，游牧的印欧语言民族是马拉战车的发明者。另外，根据考古学者对于在新塔式塔-阿尔凯姆发现的器物的定年，无论他们是否属于印欧语系民族，他们的技术最终也将向其它地方扩散，影响操印欧语言的游牧民族，并且与其他游牧社会和定居社会保持着长期的互动关系。

安东尼论述了马匹及马拉战车从草原地区向中东地区各个青铜时代国家以及草原以南其他民族传播的过程。[24]他特别指出，近几十年在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地区（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和伊朗东部）的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2100年左右该地区已经出现农业生产区和农垦区。因此，当地居民可能向驾驶马拉战车路经此地从草原北部向西部和南部迁徙的游牧民族（极有可能是印欧语系民族）提供食宿。生活在这些建有防御工事的市镇和绿洲的居民从北部草原进口马匹，与西亚地区的城市社会建立贸易关系。该文明居民使用语言不详。约公元前18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马基亚纳文化衰落，但是当地居民并没有抛弃他们定居的农业-畜牧业生活方式。200年或300年后，吠陀人可能经过这个中间地带到达南亚地区，他们带来了马匹和马拉战车。安东尼将《梨俱吠陀》中记载的丧葬仪式和颂诗与在新塔式塔及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游牧民族文化的丧葬仪式进行对比，试图证明吠陀人来自草原。尽管这种对比十分新颖，但是鉴于目前吠陀遗址考古资料十分匮乏，此项研究取得进展仍需时日。

如果以马拉战车作为研究印欧语系游牧民族物质文化传播的标准参照物，那么，在研究曾经分布在中亚地区的一种印欧语——吐火罗语言的分布状况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遭遇困难。这种语言在20世纪早期被发现并命名，当时在塔里木盆地绿洲发现众多书写在木条板上的手稿。吐火罗语是这部分手稿中的众多未知语言之一，文献内容多数为佛教典籍及商业文件，年代在公元6—8世纪。吐火罗语与当地发现的其他印欧语言——包括和田语和粟特语——相比有明显差别，它与印欧语系东支语言——比如伊朗语和梵语——的联系并不密切，反而更接近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事实上，它甚至具有某些赫梯语的特征。早已有学者开始研究吐火罗人的迁徙路线，并将吐火罗人与来自中国西北部农业地带边境地区的月氏人联系起来，他们向西迁徙至阿姆河沿岸，之后占领巴克特里亚地区，并最终建立贵霜帝国。之后，该地区更名为吐火罗斯坦。[25]

也有学者更为关注多个游牧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包括匈奴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他们与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在内的定居社会的关系。[26]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大草原上生活在不同生态环境下的形形色色民族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敌对的关系。在所涉及的民族中，月氏人（或称吐火罗人）、塞人和斯基泰人都是骑马民族，也是印欧语系民族，同时大草原上的非印欧语系民族，比如匈奴人、噘哒人和蒙古人也是优秀的驯马师、英勇的武士和精明的政治家。但是草原上印欧语系民族和非印欧语系民族并不都是精明的商人，因此往往依赖邻近定居社会的居民甚至他们的对手为他们贩来所需的物品。

近年来，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出土了众多属于公元前2000——前1000年的干尸，其中部分干尸鼻梁高挺，眼窝深陷，具有“高加索人”特征。这些属于公元前2千纪即青铜时代的干尸迅速引起语言学者和体质人类学者的注意。尽管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高燥气候的影响，干尸的肤色已经无从辨别，但是仍然可以确定他们的面貌和肤色可能接近欧洲人的体质，或者说接近印欧语系西支民族的外貌。至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研究这些干尸的语言学者首选吐火罗语，他们认为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这些人沿草原贸易商路迁徙至此。[27]目前欧亚问题研究者已经尝试性地接受那种认为在塔里木盆地生活的吐火罗语居民属于高加索人或“欧罗巴人”的观点。

该地区近年最新发现的一座墓葬再次引起有关公元前2千纪居住在中国农业产区附近的吐火罗人是否属于“欧罗巴人”的讨论。该墓葬位于新疆楼兰附近干涸的小河河边，出土的尸体保存完好，肤色仍然白皙，褐色头发清晰可辨，可以确定他们是“欧罗巴人”。尸体埋葬在船形棺内，头戴毛皮帽，周围陪葬的篮筐内装满小麦和粟。[28]但是没有发现马匹和车辆的证据。研究印欧语系语言学和草原考古的学者一般认为，马和马车是大草原上印欧人的标志性特征。但是小河墓葬的物质文化遗存并不包括这个特征。小麦是西亚地区的主要作物，粟则来自中国。这些生活在草原与沙漠之间小河绿洲上的、长相类似“欧罗巴人”的居民更有可能是农民，而不是骑马的游牧民族。这些墓葬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每个人身上或身旁都有麻黄枝条。有些死者直接被安放在小型麻黄包或麻黄袋中（里面还有小麦、粟或大麦），有的栓在包裹死者的裹尸布旁边”。[29]麻黄和大麻均在巴克特里亚-马基亚纳考古遗址中被发现，二者被认为是吠陀人迷醉仪式索玛（soma）和波斯人经典《阿维斯陀》（Avesta）中记载的豪玛（homa）仪式中使用的物质。如果麻黄能够证明小河人是印欧人，那么他们使用的语言则极有可能是印欧语系东支印度-伊朗语族中的某种语言，而非吐火罗语。

总之，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得出吐火罗人于公元前2千纪经草原商路向东迁徙至塔里木盆地，他们的后代就是曾经在塔里木盆地生活、擅长驯养马匹的月氏人，后来他们迁徙至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地区并建立贵霜帝国等一系列结论为时尚早。对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印欧语系民族迁徙历史的研究证明，众多印欧语系社会的人民曾经是城堡建造者，是农民，是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可能皮肤白皙，也可能皮肤黝黑。将种族与某种特定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显然已经经不起推敲。

三、雅利安人与婆罗门

尽管麦克斯·缪勒极力鼓吹包括英国人及其印度属民在内的欧罗巴人种之间血缘关系相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欧洲人种学者仍然拒绝接受他们与南亚地区操印欧语言的肤色棕黑的民族平等的观念。同时，印度知识分子，主要是婆罗门，仍然热衷于坚持缪勒的有关种姓制度的种族主义理论，因为他们掌握梵语文化，坚信他们与其殖民地宗主国同为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种理论一方面被民族主义者利用，成为谴责殖民统治的论据，另一方面也成为保卫印度教高级种姓特别是婆罗门特权的有力武器。20世纪初期，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被发现之后，考古学者摩提梅尔·惠勒进一步推崇入侵的吠陀人部落后来成为南亚地区高级种姓的理论。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在公元前2千纪初期开始衰落。在印度河流域主要城市遗址摩亨佐·达罗最晚地层发现了“最后的屠杀”的证据。惠勒在其力作《印度河文明》中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非常简单。在公元前2千纪某个时候——一般认为是中期，但证据并不充分——雅利安语言民族入侵七河流域、旁遮普及其附近地区。学界长期认为这次入侵行动反映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编纂完成的《梨俱吠陀》的史诗式记述中。《梨俱吠陀》记载的入侵行动全部表现为攻打原住民的城防工事……雅利安人的战神因陀罗是攻破城池者（puramdara）。[30]文献中对于雅利安人入侵者摧毁印度河文明的描述似乎比较可信，因此被学界接受，并且写入印度历史教科书。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撰写的《牛津印度史》写到：

根据吠陀史诗，我们有可能勾勒出一幅连贯的雅利安人对于黑皮肤、无鼻子（即扁平鼻子）的当地反对者和依附者达修产生第一次印象的画面。入侵者的榜样是他们的战神因陀罗；雅利安武士像他一样强壮、蓄须、嗜吃、酗酒（一种被称作索玛的琼浆玉液，成分不详，与希腊人的蜜酒十分相似）。[31]

在这幅“连贯的图画”中，雅利安吠陀人入侵者及他们的后代婆罗门和刹帝利与欧洲白人外貌相同，当地的印度人则鼻子扁平，相貌丑陋。体质人类学者沉迷于测量印度河城市文明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用来确定他们的种族身份。他们与其他地区的人种学者遭遇到同样的致命问题。他们收集到的大量资料无法帮助他们确定印度河流域居民确切的种族属性。根据人种学的分类，他们发现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属于不同种族，包括“前澳大利亚人种”、“阿尔卑斯人种”和“蒙古人种”。某一具人体骨架可以被纳入多种种族类型。人种学破产后，考古学者再次检测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的体貌特征，努力寻找他们适应生态环境变化和城市农业生活的证据。他们发现古代印度河居民的体质特征与今人差异不大，并且可能属于东地中海至西亚地区多个大规模的民族集团。[32]

雅利安人种是印度河文明攻占者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惠勒开展考古发掘活动的时期，还没有很好的测年手段，印度河城市遗址衰落与消亡时间被模糊地定在公元前1500年。后来的考古学者利用碳14方法测定遗址年代，将印度河流域城市完全消亡的年代修正为公元前1700年甚至更早。这个结论明确表明在印度河文明衰亡至吠陀人到来之间存在至少200年的空白期。并且吠陀人于公元前2千纪进入印度河流域的时间也仅仅是个假说。由于这200年考古学证据缺失，吠陀人到来的语言学证据也仅仅能够推进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因此可以断定，崇拜因陀罗神的吠陀人到达印度河流域时，他们发现的是200多年前的古城市废墟，早已无人居住，他们的行动也全无英勇可言。在南亚早期历史研究中，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科技手段彻底驳斥了麦克斯·缪勒从印欧语言学角度建立的、摩提梅尔·惠勒从考古学家角度继承的种族主义历史观，亦即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种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入侵南亚，击败当地黑皮肤、扁鼻子的土著而建立南亚的文明社会。

到目前为止，现代科技新方法和新手段仍然无法根据印度河城市废墟遗存确定当地居民使用的语言。破译印章，甚至泥板上发现的众多字符的努力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也无法断定这种语言属于哪个语系。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宣布独立后，部分印度人（有些是学者）努力寻找雅利安语源自南亚地区的证据。众多著述宣称印度河流域字符是一种早期印欧语言，是所有印欧语言的母语。这类讨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后殖民地时代印度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没有提出值得重视的、可信的证据。

无论印度河流域或者说印度北部居民使用哪种语言或哪些语言，吠陀语言民族的到来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建立了联系。对部分印欧历史文献进行的语言学及文献学研究证明，二者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吠陀人在南亚地区定居过程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当地农业词汇。《梨俱吠陀》及各类史诗中记载的战斗场面主要是吠陀人各个世系之间的战斗，很少针对“扁平鼻子”的达萨（Dasas）或达修（Dasyus）。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一些在吠陀人到来之前长期生活在印度地区的当地氏族加入到某个吠陀世系，参与吠陀世系之间的争斗。[33]

印欧语系语言学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印欧语系各个世系之间的战争、分裂乃至迁徙的过程。用吠陀经典与阿维斯陀波斯文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印度-伊朗语系中的伊朗支系与印度支系部落曾经在众多地区发生激烈争斗，这是两个支系语言民族在迁徙过程中发生的内斗。吠陀文化中的魔鬼阿修罗（Ashuras）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神祗阿胡拉（Ahuras）；印度教神祗德瓦（Devas）就是琐罗亚斯德教阿胡拉神的敌人。[34]吠陀语言部落民族并非最早到达南亚地区的印欧语言民族；古典梵语的源头并不是吠陀语言，而是另外一个印度-伊朗语言民族，他们到达印度的时间甚至早于吠陀人。争夺印度北部地区统治权的战争在多个印欧语系中爆发，并且记载在《梨俱吠陀》中。另外，吠陀经典中所谓扁平鼻子的达萨人和达修人也非印度土著居民，他们只是比吠陀人到达的时间更早。达萨人和达修人有可能是印欧语系民族的一支，也有可能是来自巴克特里亚-马基亚纳考古群的居民，那个地区是印欧人向南亚迁徙的中转站。因此驾驶战车的吠陀人在向南方迁徙过程中曾经在巴克特里亚-马基亚纳农业及非印欧人区域驻留，他们可能在那里接受部分词汇，甚至接纳部分居民即达萨人和达修人。[35]最合理的推论是，印欧语系的一支从中亚进入南亚并带来他们的物质文化包括马车文化。他们在中亚曾与伊朗语的一支征战并决裂，在进入印度平原后继续分裂为不同世系。他们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分裂与重组，成为印度古代史诗的题材。

四、结语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印欧语言学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自18世纪诞生以来，它与其他近代学科并肩发展。其中，曾经开拓印欧语系语言学家视野的、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石的生物学成为当代生命科学的主流；从印欧语言学衍生的人种学最终失去了科学的外衣及其在学术界的信誉。同时语言学家追踪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他们与考古学家携手证明游牧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欧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对印欧语系民族起源的研究表明，语言学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相互参照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前沿，当代历史学家应当充分利用印欧语言学及考古学的优秀成果，深入探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课题，比如生活在森林、草原、农业等不同生态区域内各群体之间的迁徙运动及其相互影响。与此同时，印欧语系语言学家需要与研究其它语系的语言学家合作，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语系民族。其中源自亚洲北部操阿尔泰-通古斯语言的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向东南迁徙，最终把印欧语系民族推出中亚大地。

注释：

[1] William Jones, A Grammar of the Persian Language,1771, Menston, Yorkshire: The Scolar Press,1969.

[2] The Mohammedan Law of Succession to the Property of Intestates, trans. William Jones, London: Dilly,1792.

[3] Anna Maria Jones，ed．，The Works of William Jones．13 vols．，London：John Stockdale and John Walker，1807，3：34—35，转引自Thomas Trautmann，Aryans and British Ind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38．

[4] Max Mǘiler，“0n the Relation of the Bengali to the Arian and Aborigina1 Languages of India，”（1847）转引自Thomas Trautmann，Aryans and British India，P．176．

[5] Thomas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pp.174-175.

[6] Thomas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pp.51-52.

[7] Thomas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p.175.

[8] 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London：John Murray，1871．

[9] Jared Diamond，The Third Chimpanzee：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 Human Animal，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2，PP．111—121．

[10] Barbara Katz Rothman，Genetic Maps and Human Imaginations：The Limits of Science in Understanding??? Who We Are，New York：W．W．Norton，1998．

[11] Stefan Arvidsson，Aryan Idols：Indo—European Mythology as Ideology and Science，trans．Sonia??? Wichman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12] Barbara Katz Rothman，Genetic Maps and Human Imaginations，p．57．

[13] Stefan Arvidsson，Aryan Idols：Indo—European Mythology as Ideology and Science，108ff．

[14]在第4章“秩序与蛮族观念”（Order and Barbarism）以及第5章“来自东方的骑马民族”（Horsemen from the East）中，阿尔维森列举了这些事实，参见Stefan Arvidsson，Aryan Idols：Indo-European Mythology as Ideology and Science．

[15] Gordon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4，pp．170，175—177，185，191．米坦尼的语言中存在很多与马和战车有关的印欧语元素，但是这个语言属于哪个语系并没有定论。

[16] Gordon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p．176．

[17] Robert Drews，The Coming of the Greeks：Indo—European Conquests in the Aegean and the Near Ea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121—135．

[18] Robert Drews，The Coming of the Greeks：Indo—European Conquests in the Aegean and the Near East，pp．165—167．

[19] Peter Wells，The Barbarians Speak，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20] Arthur Cotterell, Chariot: From Chariot to Tank, the Astounding Rise and Fal1 of the World’s First War Machine, Woodstock,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2005, p.45.

[21]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p.397.

[22]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p.106.

[23]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Chapter 15, “The Sintashta-Arkaim Complex,1900-1750 BCE. ”

[24]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Chapter 16, “The Opening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25]克雷格·G．本杰明详细阐述了月氏人迁徙的历史，参见Craig G．R．Benjamin，The Yuezhi：Origin，Migration，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Louvain：Brepols，2007．

[26]参见刘欣如与琳达·诺兰·沙菲尔（Lynda Norene Shaffer）共同撰写的《欧亚地区的联系——丝绸之路的交通、交流与文化传播》。（Xinru Liu and Lynda Norene Shaffer，Connections across Eurasia： Transportation，Communication，and Cultura1 Exchange on the Silk Road，New York：McGraw-Hill， 2007）

[27] Victor Mair，“Prehistoric Caucasoid Corpses of the Tarim Basin，”The Journa1 of Indo—European Studies，vo1．23，no．3 & 4，1995，pp．281—307；J．P．Mallory and Victor Mair，The 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London：Thames and H udson， 2000，尤其是第九章“Tocharian Trekkers．”

[28] Victor Mair，“The Rediscovery and Complete Excavation of ?rdek’s Necropolis，”The Journa1of Indo—European Studies，vo1．34，no．3&4，2006，pp．274—318．

[29] Victor Mair，“The Rediscovery and Complete Excavation of ?rdek’s Necropolis，”p．299．

[30] Mortimer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pp.131-132.

[31] Vincent 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p.32.

[32] Kenneth A.R. Kennedy, “A Reassessment of the Theories of Racia1 Origins of the People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from Recent Anthropologica1 Data, ” in Kenneth A. R. Kennedy and Gregory L. Possehl, eds., Studies in the Archaeology and Palaeoanthropology of South Asia, New Delhi: Oxford & IBH Publishing,1984,pp.97-119.

[33] Romilar Thapar, From Lineage to State: Socia1 Formations in the Mid-First Millenium BC in the Ganga Valley,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27.

[34] Asko Parpola, “From the Dialects of Old Indo-Aryan to Proto-Indo-Aryan and Proto-Iranian, ” in Nicholas Sims-Williams, ed., 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43-102

[35] J. P. Mallory, “Archaeological Models and Asian Indo-Europeans,” in Nicholas Sims-Williams, ed.,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p.38.

谢选骏指出：“梵语语言尽管十分古老，但是其结构十分严谨；比希腊语更加完美，比拉丁语更加丰富，比上述两种语言更加精炼，但是梵语与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体现在动词词根及语法结构上，基本不存在巧合的可能性。这种相似性让任何一个语言学家都必须确信三者拥有共同的祖先，否则几乎没法研究这三种语言。”——既然如此，印度为何没能领先于欧洲的文明呢？上文未能回答。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雅利安人本是欧亚流寇，他们能否存活、成长、发迹，完全取决于进入了哪个地区。例如在中国，雅利安人遭到了彻底的毁灭与同化；在印度，雅利安人成为奴隶主；在欧洲，雅利安人成为土著——因此逐步吸收了较多的文明，包括上帝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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