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台湾省戒严令》报道：
1949年至1987年，中华民国政府以台湾为范围颁布的戒严令。
贡献
《台湾省戒严令》，全称为《台湾省政府、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号》，是由时任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于1949年5月19日颁布的戒严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时（中原标准时间）起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至1987年由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宣布7月15日解除该戒严令为止，共持续38年56天。其实行时间仅次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所颁布的戒严令，是世界第二长的戒严令[1] [2]。
台湾省戒严令
Martial law order taiwan may 1949.jpg
原标题
台湾省政府、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
布告戒字第一号
批准日期
1949年5月19日
生效日期
1949年5月20日
废除日期
1987年7月15日
保管地
中华民国台北市
签署人
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
新店区二十张的景美军事看守所
景美军事看守所主楼
台湾戒严时期各种短命的党外杂志
此戒严令颁布时，台湾省辖区包含台湾本岛与周边附属岛屿、以及澎湖群岛。以台湾省来说，第一次戒严是二二八事件发生时，由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所发布，此次是第二次实施戒严。该戒严令实行时期又被称为“戒严时代”或“戒严时期” [3]。
背景
由于第二次国共内战情势对中华民国政府趋于不利，1948年（民国37年）12月10日，总统蒋中正发布戒严令，史称第一次全国戒严令，而与战场较远未受到影响的新疆省、西康省、青海省、台湾省、西藏地方则不在范围之内。直到1949年（民国38年）5月19日，台湾省全境宣布自20日起戒严。
《台湾省戒严令》颁布后，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情势持续恶化，1949年（民国38年）7月7日，代理总统李宗仁发布第二次全国戒严令。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民国38年）12月迁到台湾，而中国大陆大部分领土则被中国共产党控制，海峡两岸开始进入长期对峙状态，此戒严令开始成为中华民国政府在动员戡乱时期保卫台澎金马的重要法律，并明示台澎金马处于国家危机下的紧急状态。
戒严地区的划分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将台湾全境分为5个戒严区：
台北市戒严区：以警备旅旅长任世桂兼任戒严司令。
北部戒严区：包括台北县、新竹县和基隆市、新竹市，以陆军第六军军长戴朴兼任戒严司令。
中南部戒严区：包括台中、台南、高雄和彰化市、嘉义市、屏东市，以陆军第八十军军长唐守治中将兼任戒严司令。
东部戒严区：包括花莲县、台东县，以宪兵教导第一团团长欧廷昌兼任戒严司令。
澎湖戒严区：包括澎湖群岛全部，以陆军马公要塞司令部司令李振清中将兼任戒严司令。
其他相关法令
自从戒严令颁布后，中华民国政府陆续颁布了卅余道各项管制法令以限制相关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权利。较为重要的有：《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等。
连坐保证制度
台湾省政府在1949年（民国38年）7月9日开始全面实行省政府员工的连坐保证制度，未有保证人具保者不予雇用。在此之前，最早由台中市于5月16日对辖内公务员与教师实施的连坐保证制度。从公务人员开始，该制度逐步扩及到台湾社会几乎所有公私机构单位，成为戒严时期遍及台湾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政治审查制度之一。部分内容至今仍存在于台湾一些公司行号的人事作业流程中。1950年（民国39年）4月3日，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反共保民委员会组织办法”[4]:310，并令各县市克日成立[4]:310。
戒严令的解除
台湾地区解严令
原标题
總統令
批准日期
1987年7月14日
生效日期
1987年7月15日
保管地
中华民国总统府
签署人
总统：蒋经国
行政院院长：俞国华
国防部部长：郑为元
中视新闻的政令宣导字卡
戒严本为国共内战下的产物，而国共内战也因为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停止炮击外岛并改革开放后逐步抛弃计划经济模式而发生质变。总统蒋经国在一开始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以对抗一国两制[5][6]，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加上台湾岛内统独议题发酵，国共之间的矛盾渐渐缓和[7]。而在岛内诉求改革的党外运动亦由早期的五龙一凤、雷震事件等单一格局逐步演变为连串具组织理念的街头运动，如中坜事件、桥头事件、美丽岛事件等进而推动了戒严令解除的历史条件[8][9][10]。
1980年代起国际冷战局面发生重大变化、国共对抗日趋和缓，两岸关系却面临陆续发生的林宅血案、陈文成案、江南案、中华航空334号班机劫机事件、六二七事件、自由之爱运动、三七事件、岩湾事件等各种复杂情势演变，国内的党外人士开始出现要求彻底解严的台湾民主化运动，抗议的民众高举“只要解严、不要国安法”、“百分之百解严”等标语。如以1986年5月19日党外运动人士于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519绿色行动[11][12]。
1987年6月初，隐暪三个月的三七事件被国内外媒体报导揭发与首届民进党立法委员吴淑珍等国会联合质询而曝光[13]；1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民主决议案》（H.R.1777）：呼吁中华民国政府终止戒严令、取消党禁、加速实现民主政治，包含保障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为实现具代表性政府而应全面改选中央民意[14]；总统蒋经国亦下令彻查，六月间法办卌余名军官[15][16]；二周后于7月14日，国防部部长郑为元与行政院长俞国华共同副署颁布总统令，宣告台湾地区自同年7月15日凌晨零时起解严，解除在台湾本岛、澎湖与其它附属岛屿实施的戒严令（简称“解严”）[17]，在台湾地区实施达38年又2个月的戒严令自此走入历史[18]。总统令同时还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相关法令，而中华民国国防部也对237位于戒严时期遭军法审判的民众予以减刑或释放。十月东岗惨案宣判后，次月二日进一步开放退休与退伍人员经由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19]；12月，美国参议院亦通过同决议案。
而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建省金门县、连江县依照1956年（民国45年）6月23日行政院颁布之《金门、马祖地区战地政务实验办法》实施战地政务[20][21]。而国防部于1991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金马位处前线，且在共军火炮射程之内，随时有遭受攻击之虞，在中共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前仍属接战地域的情况下发布临时戒严令；直到1992年11月7日同时解除临时戒严令与战地政务实验办法，历时近43年。1994年5月13日，中华民国政府取消了民众前往金门和马祖的限制。
戒严令的影响
台东县绿岛人权纪念碑：一道长约十来米的石墙上，刻满当年在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名单
颁布戒严令是影响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依据《戒严法》规定：“在宣布戒严期间，由戒严地域的最高司令官掌管行政事务及司法事务”，政府为便利战时管理而在国共内战期间执行，人民自由与基本人权，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旅游等权利被限缩，即所谓党禁、报禁、海禁、出国旅游禁等，在此段时期言论自由受到普遍限制。政府用相关法令条文对中国共产党人士、政治上持异议人士（多为党外人士）进行逮捕、军法审判、关押或处决．负责执行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在时任总统蒋中正指示下彻底执行，此间台湾常有人突然失踪，不时传出冤狱，被称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22]一直到1984年12月，最后两个在1950年代的终身监禁的政治犯林书扬与李金木，在坐满34年又7个月以上的牢后，才释放出狱。[23][24]
政治关联案件人数统计
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搜集整理戒严时期死刑犯名单，截至2013年底的统计，共1,061人[25]。
根据前立法委员谢聪敏的统计，自1950年（民国39年）起迄1987年（民国76年）解除戒严为止，台湾政治相关案件，牵涉人数达140,000人，主要用来枪决中共、匪谍、亲共者与政治犯。1996年（民国85年）6月4日，谢聪敏在台北告诉陶涵（英语：Jay Taylor），官方宣布抓人数字是29,407人。如果王昇估计大约15%被捕者遭到枪决是正确无误，这三十八年间，处死的总数在4,500人左右[26]:229-230。
根据法务部向立法院所提交之一份报告的资料显示，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29,407件，官方最保守估计的无辜被害者约14万人。根据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约6、7万件，如以每案平均3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27][28][29]，他们是戒严的最直接牺牲者。其中，1960年（民国49年）那一年，执政当局将12万6875人列为“行踪不明”人口而予以撤籍。由此推论，当时受迫害致死的人数应极多。[30]
据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导，1949年（民国38年）前后中共总共派出1500余名特工进入台湾，被中华民国政府审判处决的就有110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联络部于2013年（民国102年）12月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无名英雄广场以纪念。[31]
程序合法性之争议
2009年，独派人士谢聪敏与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团体指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当年发布的戒严令未依法按级呈报代理总统李宗仁，再由总统提交立法院追认，因此，依法无效。中华民国政府依无效的戒严令侵害部分人士的人身自由及财产权，但司法院大法官却不受理释宪，他们要求监察院弹劾大法官、纠举大法官失职。[32][33]
2010年，监察委员黄煌雄等提出调查报告指出
1948至1949年有三次全国戒严令，1949年5月20号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戒严令是否有依戒严法第3条送立法院追认无从考究，1949年11月22日第三次全国戒严令如未经总统宣告发布（代理总统李宗仁当时并不在中华民国境内，不可能签字公告，不符宪法第39条规定），形式要件不完整，法定程序有瑕疵，则戒严令因欠缺形式法效而失效，军事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就有瑕疵，戒严时期因案被宣告没收之财产“恐须重新审酌”，当然也会发生其后的救济问题。但最终相关法律的认定是司法院大法官会议。[34][33][35][36]
谢聪敏等人对监察院调查结果感到振奋，他们表示自己因为在戒严时期遭到军法审判而坐牢，如果监察委员认定戒严令有瑕疵，那么当时的审判就站不住脚，他们将根据这项调查报告向大法官声请释宪、争取平反及冤狱赔偿。[33]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管碧玲表示没有依照宪法程序实施戒严令是违法、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戒严令实施后，使多少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因此受到剥夺、被军事审判，这些怎么办？应该要慎重研议国家补救的体制！”被列入黑名单的立法委员蔡同荣也说：台湾人很无辜，实施戒严令让海内外的乡亲受害很大，他因此在美国30年却有家归不得，他要求政府应该追查相关法律责任、补偿。[37]
解除戒严后
解除戒严对台湾社会带来以下改变：
出入境及出版物的管理由国防部移交内政部警政署及行政院新闻局负责。1987年12月1日，行政院新闻局宣布，自1988年1月1日起，开放报禁[38]:429。解除报纸限证在29家、每份限三大张、限印于发行地点内之束缚。
1987年11月5日，行政院会议通过《人民团体组织法草案》，将政治团体列为人民团体之一，受该法约束。新筹组政党有二十多个；直到1989年1月20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人民团体法》，各政治团体均得依法自由成立，“并从事选举自由活动”[38]:429。开放民众登记政治团体，人民可依法组党结社、组织参加集会游行及从事政治活动。
参见
戒严、解严纪念日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中华民国宪兵
台湾战后时期
白色恐怖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
台湾政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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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出席“台湾解严20周年－人权与政治事件探讨”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典礼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华民国总统府, 2007/11/24
社评：1,100英雄就义台湾，人民不会忘却. 《环球时报》. 2013-12-18 [2013-12-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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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院调查38年戒严令有争议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央通讯社, 20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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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幽灵续顽抗＞漫长抗争换来民主, 新台湾新闻周刊, 2007/07/19
谢选骏指出：上文提到“废除戒严令”的种种事端，但却回避了最为重要的一项——发生在美国的江南刺杀案，才是此后独裁者蒋经国被迫终结专制的种种事端的关键事端。
谢选骏：独裁者蒋经国被迫终结专制
网文《FBI的线民被刺杀事件》（历史上的10月15日：台湾竹联帮制造“江南案”）报道：
“江南案”真相曝光，美国人做出这一举动，让蒋经国十分震惊
蒋经国晚年惊爆江南案 打乱接班布局 被迫服膺美国
“江南案”凶手被抓，真相浮出水面，让蒋经国一夜未眠
1985年“江南案”未平，一件重大新闻将蒋经国儿子牵涉其中
1984，轰动一时的“江南案”真相曝光，让蒋经国深感忧虑
江南案，台湾情报部门官员造成的“乌龙”，却彻底改变历史走向
“江南案”真相曝光，蒋经国想要保全手下，不料被一份录音破坏
为了尽快解决“江南案”，蒋经国和他掌管的国防部成为众矢之的！
“江南案”发生后，台湾局势日益紧张，让蒋经国寝食难安
1984年，一起“江南案”葬送蒋家王朝，蒋经国：蒋家人不得再继任
当年江南案的影响有多大？蒋经国曾这样说
江南案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背景复杂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遭到台湾情报局雇用的台湾黑道分子刺杀身亡。江南原来也是FBI的线民，是三面间谍，所以美国才那么积极侦查 [1] 。内情曝光后美台关系顿时紧张，台湾当局方面虽然承认江南案为该地区情报局官员主使，但仍强调本案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非高层授意，并逮捕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
事件发展
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政府逃亡台湾，刘宜良随来台湾，进入台湾“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并到台北政工干校（今复兴岗政战学院）受训，为第二期新闻系肄业（因拒派至部队当指导员，被校方退学），后来进入新闻界担任记者。
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期间以江南为笔名写作《蒋经国传》，并着手打算写作《吴国桢传》，其中《蒋经国传》于美国洛杉矶《论坛报》上连载后，由于内容记述蒋家内部与国民党内部之派系斗争，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有揭蒋家隐私之嫌，视为侮蔑元首。
据传闻，1984年7月当时国民党情报系统由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暗杀了刘宜良。
然而当时蒋经国四子蒋孝武涉入情报体系甚深，坊间认为蒋孝武可能是主谋，但并无确切证据。江南案告一段落后，蒋孝武于1986年3月奉派至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并长期留在驻外单位，在蒋经国任内都未再回到台湾当局“中央”部门。对此，坊间有人解读为“谪放外地”。
事件经过
1984年8月，陈启礼率吴敦和董桂森二名竹联帮杀手，往美国执行“锄奸”的“计划”。10月10日，三人找到刘宜良，进行跟踪。10月15日上午九点，当刘宜良在附近的太平洋住处吃完早餐，到楼下准备开车外出，前往在渔人码头的瓷器店，事先埋伏的董桂森（董于巴西被捕，引渡到美国，在监狱中死于斗殴）等人当即行凶，吴敦持左轮手枪朝刘宜良两眉间开了一枪，刘当场倒地，董桂森再朝他的胸部、腹部开了二枪。
凶手返台及案件审判
陈启礼逃回台湾后不久，1984年11月12日台当局执行“一清专案”扫黑行动，逮捕竹联帮分子陈启礼。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下令逮捕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三人经两次减刑后，服刑六年余假释出狱。1月13日，“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卷入“江南命案”。
案情影响台美关系
1985年3月1日，陈启礼的朋友张安乐（绰号白狼），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匿名“背影”之人士，出席洛杉矶台湾人社团所召开的“江南命案演讲座谈会”，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美国勃然大怒，因为国外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美国公民，使得台美关系跌入谷底。美国方面通过对台情治单位监听的电话录音，迅速找到陈启礼拨打回台的电话内容，并向新闻界透露已经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国民党情治人员介入此案，向台湾当局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交出幕后元凶。
蒋经国当局反应
1985年7月1日，蒋经国下令取消“国防部情报局”，将该局业务与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负责指挥。该局局长由原八军团司令卢光义担任，此后情治首长出缺时，皆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统人士。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在美国控告台湾当局，1990年获得赔偿一百四十五万美元和解了事。
案后各当事人情况
江南命案，震撼太平洋两岸，被指涉案的蒋孝武固然全身而退，然而也被外放日本和新加坡，逐渐淡出台湾当局决策的核心。崔蓉芝后来嫁给资深报人陆铿，2007年初随陆铿回云南老家居住。
崔蓉芝说法
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坚称“江南”之死必然与蒋经国有关，并因此指称事件并没有水落石出，否认刘宜良涉及情报工作。崔蓉芝坚称：“刘宜良因着‘蒋经国传’且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而被蒋孝武指使情治单位派人所杀害。”
陈虎门说法
涉案人（前情报局副处长）－陈虎门口述刘宜良被杀原因：“陈虎门出狱后，曾接受记者采访指出，当时刘宜良身为情报局在美工作人员，曾表示要推荐其策反的中共干部崔阵，情报局派出第五处卢梓宏上校及第二处廖文中上校两人赴美与他们见面。大家在旧金山一处餐厅见面后，卢和廖两人发现崔阵的身份颇有可疑之处，“江南”又语多闪烁。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餐厅内竟有人偷拍他们的照片。由于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多次“江南”提供中共情资，结果却在比对资料时发现有误，此次再发生泄露我方人员行踪的可疑状况。因此前述两人回台之后立刻提呈报告，详细列出前述事项，并且建议局方采取“断然手段”处理，汪希苓于是下达制裁令，由陈虎门主签决定“制裁”刘宜良。执行者就由正在陈虎门手下受训的陈启礼、帅岳峰两人负责。”
陈虎门说：“……外面的人说，制裁‘江南’是因为他写了《蒋经国传》或是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这都是没有的事，案子是我签报的，我会不知道？……”。
陈虎门表示：“情报局的行动就只有两种，一是‘制裁’，另一是‘破坏’，所以‘制裁’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至于当年在庭上所提出的‘教训’说法。”
陈虎门笑着说，“我们当年在庭上说的都是真话，就只有这个所谓‘教训’是假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时空环境，不得不顾及大体。其实我们制裁叛逆，有什么不可以？”
陈虎门表示：“当时因为‘江南’拿了我方（台湾）的钱，结果也帮对方（大陆）作事，才决定要制裁双面间谍。不过他也承认我方一直是到案发后，美方调查人员抵台，才发现原来刘宜良同时也是联邦调查局线民。”
他说：“我们（指情报局）如果事先就知道他也是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事，可能就会慎重考虑了”。
旧案重提
台湾“竹联帮”老大揭秘江南案：蒋孝武代父受过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黑帮“竹联帮”老大“白狼”张安乐，曾因在美隔海营救涉及江南案的陈启礼而声名大噪。事隔26年后，由日本作家宫崎学所著的日文版《白狼传》，今年九月将问世，《中国时报》辗转取得第一手书稿。白狼在书中披露，当年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中，指涉蒋孝武是江南案幕后主谋的说法，其实是冤枉了蒋孝武。
张安乐说，宫崎学访问过他好几次，自己看过这本书，内容很翔实，所以才授权宫崎学出书。白狼在书中强调“蒋孝武是‘替父受过’，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他的弟弟蒋孝勇说，蒋孝武为这件事流泪了，这件事断绝了他的政治生命，打击很大；确实，他与“江南”事件完全无关，但我们得救兄弟，同时还要为台湾考虑，不论真相如何，是不能把矛头对准蒋经国的！”
1984年10月，陈启礼赴美刺杀江南。据白狼表示，陈启礼行动前虽然曾住在他家，但可能是顾虑到他的政治立场、以及与江南认识两个因素，所以事前并未向他透露任何讯息，直到事发后白狼知悉，第一句话就提醒陈启礼“小心灭口”，陈回答“我想到了，我有留录音带！”
陈启礼留下的这卷录音带，事后在台美两地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暴，而引爆者就是白狼。据书中透露，陈启礼返台被捕后，白狼在美展开“营救三部曲”，首先是与“文工会”副主任魏萼在美谈判，以录音带做条件，要求停止“一清”专案、停止追缉在逃的董桂森、将陈启礼案由军事法庭移转至司法法庭，但魏萼返台转告“国安局长”汪敬煦时，遭到汪拒绝。
录音带一事曝光后，曾有美国纽约黑帮，要花一百万美金向白狼买。他在洛杉矶的餐厅，也曾遭到炸弹攻击，甚至有黑帮传话要杀了他，但白狼还是采取第二步，将录音带提供给了FBI。当时外界多认为，因为这卷录音带，导致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敏仪、副处长陈虎门等三人在台湾被停职移送。
但由于陈启礼在录音带中只表明是受汪希苓指派对江南“执行制裁”，白狼事后认为，汪只是“可牺牲的家臣”，光凭录音带无法与台湾当局讨价还价。
最后白狼决定接受CBS的知名节目“六十分钟”专访，白狼在节目中直指江南案的杀手陈启礼，是台湾当局派来的，任务是要除掉“卖国贼和共产主义者”，白狼并在荧光屏前，讲出蒋孝武就是全案幕后指使的台湾高层人士。
据白狼在书中透露“当时我想的是，在这儿直接说出蒋经国的名字，当局确实会感到很棘手，但我们要救兄弟，也要顾全大局，蒋经国至少对台湾的稳定是必要的，想来想去，就把矛头对准了蒋孝武，蒋孝武在这件事上可能是最冤枉的，他是替父受过！”
白狼的爆料，不但让“江南案”的内幕浮出台面，也让他被美国政府盯上，最后被以共谋毒品交易罪判刑入狱十年，出狱后返台的白狼，在一名市议员的安排下，与江南案服刑出狱的汪希苓，在晶华酒店见了面。
白狼当时曾问汪希苓，“江南案”到底是不是蒋经国指使的？汪当面否认说“没有那回事”，但汪也向白狼透露，当年被逮捕前，蒋经国把他叫来，对他说“为了台湾要受委屈”，希望他忍一忍。据白狼表示，那次会面后，他与汪希苓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往来，直到他再次离台，两人才没有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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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主使说
“江南案”爆发后，台湾新闻界曾一度传言真正把江南送到阎王店的不是《蒋经国传》，背后的主使人也不是蒋孝武。因为江南在《蒋经国传》正式付梓时，已大量删减了对蒋经国不利的言辞，并在全书的最后肯定蒋经国统治台湾的功绩。由此舆论界认为真正使国民党对江南痛下杀手的是江南即将翻译的《吴国桢传》。吴国桢是国民党内的财经专家，曾出任上海市长。国民党退台后，吴担任“台湾省省长”，因对蒋介石大肆实施特务统治不满，而被蒋罢官赴美。然而吴国桢在美国却并不消停，屡屡在美国报界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与国民党的舆论机器进行“越洋大战”。吴用英文写成自传《吴国桢传》，准备在美出版，据传书中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大加揭露与挞伐，并有涉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国民党高层的轶事与丑事。国民党竭力阻挠该书出版，最终由宋美龄亲自派人赴美，吴国桢给老朋友面子，才将该书的英文原稿带回台湾而未出版。江南在遭刺杀之前，正在对该书进行翻译，预备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台湾舆论猜测，此时最不愿看到该书出版的定是吴国桢的老情人——宋美龄！
“江南案”后来披露的一些细节也为宋美龄涉案提供了证据：首先，在陈启礼先后与帅岳峰和汪希苓的两次会面中，都有一个被称作“蒋二哥”的人作陪，舆论一度猜测此人就是蒋孝武（蒋孝武在蒋家“孝”字辈的男丁中排第二），但后来经证实此人不是蒋孝武，而是蒋纬国！众所周知，在蒋介石去世之后，宋美龄与蒋家最亲近的人就是蒋纬国，蒋纬国常常赴美，对宋美龄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而且实际担任了宋美龄和蒋家乃至台湾当局“传话人”的角色。蒋纬国出现在密谋“江南案”的场合，让人很难不与宋美龄联系在一起；其次，据参与“江南案”的竹联帮兄弟回忆，宋美龄得知江南被刺之后，曾一度表示要见见陈启礼等几个“有功于国”的人，但因陈启礼等人因行程仓促而未成行。
评价
柏杨说，蒋氏家族的独裁暴政直到江南案后才告终结。江南奉献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柏杨说，“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
《中国时报》的历史评论员林博文说，历史有明流暗流，暗流有时比明流影响都大，江南案就是极大影响国府历史发展的暗流。刘宜良是要写博士论文，以《蒋经国传》为题目，后来报纸连载，蒋经国就派人劝阻，后刘宜良接受老长官夏晓华的意思，把蒋传的后三章改了，拿了改版费，也答应写些美西见闻给夏，每月拿几百美元。刘宜良与情报局的关系，最多就是写了些美西观察给他的老长官夏晓华，他不是间谍，他之死，就是为了要写《吴国桢传》，他也不知这会遭杀身之祸，他连被警告都没有。结果，他之被害，是毁了“一制”，国府的威权制遭到痛击，使其无法顺利转型，弄出后来阵痛不止，一直到今天。
谢选骏指出：柏杨只顾吹捧小特务江南，却没有认识到美国的力量才是迫使蒋经国终结专制、改头换面的关键。而美国的举动，也和其国际战略正在奉行“缓和”（绥靖），息息相关。蒋经国的事例告诉后人，独裁是人性面对的最大诱惑，任何独裁者都不可能自觉自愿地放弃独裁，除非有一个比他更强大的力量，迫使他终结专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只是神汉神棍的鬼话，信仰上帝的人绝不会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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