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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17日星期六

谢选骏:老而不死的行为艺术

《拜登机密文件调查:法律免责,政治噩梦》(MICHAEL D. SHEAR 2024年2月9日)报道:


关于在拜登的办公室和特拉华州的住所发现机密文件一事,拜登的律师一年多来一直陈述理由称属于偶然疏忽。


周四,针对拜登总统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一事,对其不予提起刑事诉讼的决定本应是明确的法律免责。

但它却成为了一场政治噩梦。

针对拜登成为副总统后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调查将其称为“善意、记忆力差的老人”,并且描述了他在接受问询时的场面,拜登在其中无法记起自己何时担任副总统、其子去世年份,或在政策辩论中他赞同哪一方。

据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许的报告显示,FBI在两天进行的5个小时的问询中,当时80岁的现任总统记忆如此模糊,很难说服陪审员相信拜登当时明知自己不当处理了文件。罗伯特·许在报告中预测,如果总统受到指控,他的律师“将强调他在回忆事件方面的限制。”


针对报告所说有意留存国家安全机密,包括一些总统分享的、带有“敏感情报来源和获取方式”的文件,罗伯特·许拒绝建议对这位总统提起控罪,部分原因是拜登的记忆力。

“要说服陪审员,让他们判定一个到时候已经是80多岁的前总统犯下了一系列重罪很难,这些重罪需要一个有意愿的精神状态才能成立,”罗伯特·许写道。

在拜登的声明中,他似乎暗示了自己注意力不集中的原因。

“我当时决心要给特别检察官他们所需的,因此在去年10月8日和9日,尽管当时以色列刚刚于10月7日遭到袭击,我忙于处理一场国际危机的时候,我仍然在这两天里接受了五个小时的问询,”他写道。“我认为这是我应该为美国人民做的。”

针对罗伯特·许对拜登总统记忆力的描述,总统的律师鲍勃·鲍尔和理查德·索伯在2月5日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不同意见。

“总统会被问到多年前发生的事、迫使他给出自己‘最佳’回忆,然后怪罪于他受限的记忆力,这有欠公平,”律师们写道。“总统未能回忆起日期或多年前发生事件的细节既不令人惊讶,也并非不寻常。”

在过去三年里,关于拜登年纪的担忧一直是他总统任期中不断出现的主题。在拜登寻求在白宫留任至86岁,一些选民已经表达过对他精神和身体健康的担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总统在公开场合看起来身体虚弱或步履蹒跚的视频所推动的。


在周三的资金筹集活动上,拜登两次回忆道2021年与曾担任过一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的对话,而后者已于2017年去世。拜登的发言人随后表示他这是口误,就像许多公职人员一样。

拜登试图对这个问题一笑置之,坚称智慧随着年纪增长。他的顾问也多次坚称,不论这位总统有时的公开形象看起来如何,但他私下在与顾问讨论问题或与外国领导人的会面中仍然十分敏锐,不知疲倦。

但周四公布的报告挑战了上述说法,这不是通过拜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寥寥几句,而是在受控环境下与这位总统数小时的互动。此外,对其记忆力的描述也比通常会在法律文件中看到的要生动地多(就像周四公布的这份一样)。

包括前总统特朗普(他也曾有过一系列自发的失态行为)在内,拜登的政敌肯定会抓住这份报告中细节详尽的结论,将其作为拜登身体过于虚弱无法再次领导这个国家五年的证据。

罗伯特·许在报告中写道,在2017年拜登与他回忆录的代笔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录音中,拜登“回忆事件”时感到吃力,“有时艰难地阅读和转述自己的笔记本条目”。罗伯特·许说,拜登2023年与调查人员的面谈情况更糟。

前马里兰州检察官罗伯特·许被任命为调查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一案的特别检察官。

前马里兰州检察官罗伯特·许被任命为调查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一案的特别检察官。 STEVE RUARK/ASSOCIATED PRESS

“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担任副总统的,在采访的第一天就忘记了自己的任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如果是2013年——我是什么时候不再担任副总统的?’),在采访后的第二天又忘记了自己的任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2009 年,我还是副总统吗?’)报告写道。“他甚至没过几年,就记不清他的儿子博·拜登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罗伯特·许曾被特朗普提名为美国马里兰州检察官,但后来被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选中,领导对拜登处理机密文件一案的调查。


拜登的律师一年多来一直辩称,在拜登的办公室和特拉华州的家中发现机密文件不过是意外疏忽,肯定不是像特朗普因卸任后对机密材料的处理而被控37项重罪那样的犯罪行为。

周四,特别检察官在审查了总计700万份文件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白宫内部和总统竞选连任总部都在庆祝这个结果,总统的助手们正准备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宫。

司法部公布的一张照片显示了罗伯特·许报告中的一张照片。

司法部公布的一张照片显示了罗伯特·许报告中的一张照片。 DEPARTMENT OF JUSTICE, VIA ASSOCIATED PRESS

但报告驳斥了总统律师长期以来的论点,即拜登从未危及国家安全。调查人员在拜登家中的一个“车库里的箱子、一个倒塌的狗箱、一张狗床、一个Zappos盒子、一个空桶、一盏缠着胶带的破灯、盆栽土和合成木柴”附近都找到了文件。

虽然罗伯特·许得出结论,认为“证据并不能毫无疑问地证明拜登有罪”,但他还是写道,拜登在2016年卸任副总统职位后带走了有关阿富汗的机密文件和笔记本,并给他的代笔人看了其中的一些文件。

罗伯特·许的强硬措辞可能会为特朗普及其盟友对拜登发起新一轮政治攻击创造条件,因为拜登的所作所为与特朗普被指责的行为如出一辙。拜登及其顾问长达数月的努力也可能因此而变得复杂,他们极力指出两位总统的行为之间存在差异。

但最严重的政治伤害可能还是与拜登的年龄问题有关,许多资深民主党人已经认为这是总统最大的弱点。一些人私下表示,他们担心会出现什么事让选民注意到年龄问题,包括摔倒或精神状态出状况的可能性。


共和党人几乎立即开始利用这份报告攻击拜登,有时甚至比检察官的实际结论更进一步。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错误地宣称,“特别检察官决定不对拜登提出指控,因为他们认为他患有老年痴呆症。”

从某种程度上说,周四的报告是最糟糕的结果:官方对拜登幕后状况的描述表明,随着衰老,他的确会磕磕绊绊。

Michael D. Shear是《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报道拜登总统和他的政府。他从事政治报道已有30多年。点击查看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谢选骏指出:现在的美国政争,就像是一场场网红们的行为艺术大赛,风头最贱的就是两个死老头子互相撕扯秃头——不仅带坏了整个社会风气,本来也是社会日益堕落的的结果——日益无神论化的美国,正在魔鬼指引的道路上裸奔,和共产党竞争胆小鬼游戏的赢家……真可谓“老而不死的行为艺术”。


《艾未未《十二生肖》:一场神秘的记忆之旅》(JONATHAN LANDRETH 2024年2月9日)报道:


龙年来临之际,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发表了《十二生肖》,这是一部“图文回忆录”,记录了他职业生涯中的真实场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格林威治村,与垮掉派元老诗人艾伦·金斯堡廝混)和想象场景(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辩论)。每一章都体现了这位艺术家如何理解传统观念——人类与中国农历十二生肖的共同特征。吉安卢卡·科斯坦蒂尼的复杂线描与埃莱特拉·斯坦布利斯的漫画泡泡文字相得益彰,将艾未未毕生追求自由表达的运动扩展到了新的媒介,面向新的一代。上周,艾未未在柏林与乔纳森·兰德雷斯用视频对话,谈论了父母、养育子女、朋克摇滚,还有时间的流逝。

由于篇幅所限以及为了文字的清晰,对话经过了编辑。

一轮生肖之前,也就是2012年,你刚刚出狱,厌倦了北京试图让你保持沉默的做法。你对我说,“Twitter是我的城”。现在你住在柏林、剑桥和葡萄牙。今天,你的城在哪?

Twitter曾经是我的城,因为它是我当时唯一可以表达的地方。2015年我离开中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在中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突然之间,我来到了所谓的自由世界,Twitter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它只是一个工具。

我觉得哪里都算不上家。不是中国,也不是中国以外的地方。这很奇怪。我刚从纽约回来。我认为这些城市都不是我的家。家意味着你闭上眼睛,可以想象街道的样子,认出几个和你一起长大的人。这些地方都没有这种感觉。

在《十二生肖》里,你给你的儿子艾老讲玉皇大帝创造历法的传说。你从解释时间这件事里学到了什么?

有人说,时间只是一种幻觉。幻觉可以是痛苦的,也可以是快乐的。有的人活在过去,有的人挣扎在现在。有的人可能没有未来。时间是什么,很难说清楚。当我们谈论时间,新一代人需要某种参照。我可以谈我在新疆生活的那些年,也可以谈我父亲去世后,我从纽约搬回中国的日子。你真的需要事件来解释时间。我的儿子马上就要满15岁了,所以他的时间会是先在中国,然后在德国,最后在英国。他会这样理解。

《十二生肖》的每一章都体现了艾未未如何诠释传统观念——人类与中国农历十二生肖的共同特征。

在几幅《十二生肖》插图里,我们看到你的儿子在你的父亲、诗人艾青的墓前与他交谈。你也会这样和他说话吗?

这是个有点尴尬的事。艾老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男孩。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有自己的观点和独立的思考方式。有时我们试着不让他说出自己的感受,但他会向我父亲的照片磕头,头磕到地上,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从未受过这样的教育,也没有教他这样做。一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做呢?这让我很惊讶。但这是自然而然的,是为了表现出尊敬。

我不和父亲交流。他去世前没有,去世后也没有。我很遗憾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一个有份量的问题——他对中国或他所处的时代有什么看法?我应该问的,但已经晚了。每一代人都承受着同样的处境。我不希望艾老问我这些问题。(但)他的世界不会和我的一样。可能我父亲从来没有试图把他的经验传授给我,因为他意识到没有什么教训可以教给下一代。这很悲哀。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比任何物质生活都更有价值。就像被切断了最亲密的关系。

艾未未的儿子艾老参观艾未未父亲艾青的骨灰堂。

《十二生肖》中的一些内容看起来是根据照片绘制的,还有一些似乎描绘的是梦境。请描述一下创作过程,以及你为什么选择用图形媒介来创作您的2021年散文回忆录的续集。

我和插画家吉安卢卡还有他的妻子埃莱特拉坐在一起。我们的想法是,从我的记忆里收集东西,就像一个时间轴,并提供来自中国历史上的神秘故事。我把它解释为记忆和神话的混合。我们认为这不仅和我的经历有关,还能为感兴趣的人提供知识。这是一个和我的处境密切相关的故事,出版商把它叫做回忆录,其实不是。记忆是主观的。我们选择记住一些事情,同时忘记很多事情。


书里大部分图片都和照片有关,因为我把所有照片都发到Instagram上。他们做了研究。他们提问,我回答。我没有写过一个句子,但我做了编辑工作。书里所有对话都是基于我的采访。

所以,这是把你说过的话集合起来?

是的。几乎就像一个人工智能作品。

每种动物代表不同的特征。老鼠老奸巨猾,牛忠诚。出生年份能决定性格和相处吗?

我们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不讲这些迷信。渐渐地,通过我的生肖艺术作品,我意识到这个神话对于理解个人和社会的深刻意义。这和西方非常不一样,西方人向星星寻求意义。中国人和他们周围的动物息息相关。其中只有一种动物是神秘的,那就是龙。今年是龙年,被认为是最不安、最不确定或者最戏剧性的一年,这可能是真的。我们中国人都相信这些动物,奇怪的是,事实证明,这些动物在判断人的性格、判断和谁交往这些方面,往往更可靠。这是一种友好的知识,但是相信它的人真的很相信。

在恶魔岛上展出的纸扎的龙风筝,这是装置作品《随风》(2014年)。


你属鸡,你离开了中国,现在中国由习近平领导,而习近平属蛇——按照属相表,蛇和鸡应该是天然的朋友。

我们应该是朋友,但我们还没有机会见面。中国有一亿人属鸡,一亿人属蛇。


我没记错的话,《十二生肖》里有你和那条蛇辩论的想象画面?

是吉安卢卡画的。我觉得那张面孔很眼熟。他是一个出色的插图画家。他可以用简单的线条来捕捉人物。

如果你遇到那条蛇,你会说什么?

“做一条好的蛇。”在汉语中,每种动物都没有好坏之分。它们都可以是好的。

作为属虎的例子,你提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在2017年出狱后去世。谁是当今勇敢的老虎呢?

在国际上,美国仍然是那只老虎,但它是一只相当老的老虎。我们有一个中国俗语,“虎死不倒威”——因为它余威仍在,还有那张皮。美国仍然存在,仍然主导和影响着全球局势。在中国,共产党是老虎。中国共产党已经存在了103年,有近一亿党员。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以这么大的规模,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并且在存在巨大内部问题的情况下仍然运转良好。这种制度不仅是一种政治结构,而且继承了2000年前秦朝的天命社会。现在,在所谓的对外开放之下,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在用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追上来。他们没有传统资本主义的弊端。他们有更长远的战略,更宏大的计划。他们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来玩游戏。


但是,作为个人,像刘晓波这样有勇气发声的老虎是谁呢?

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人。猫和老虎样子很像,但在中国连猫都没有。

兔子代表不朽和艺术。在你剩下来的时间里,你会像在《十二生肖》里出现的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那样,在户外的开放公共空间里种植茂盛的树木,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还是继续在那些要收门票,还要承受政治压力的室内博物馆里展出呢?

对于今天的艺术家来说,有很多可能性不再重复这样的老游戏,它已经不再有趣味,不再与我们的人类经验相联系。我使用画廊、博物馆和艺术博览会,只是因为我认为它们是现成的。它们只是平台,但绝对不是必需的。

在你发表了一篇关于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极化评论后,伦敦的里森画廊推迟了你的新艺术展。(该推文已被删除)。这个展览什么时候开始?

我完全不知道。展览或不展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我的艺术其实并不表达对世界的不耐烦,”艾未未说。“实际上,世界是冷漠的,所以我的急切并没有什么意义。”


长期以来,你一直在指责权威,始终坚持言论自由。你在1981年来到纽约,当时英国朋克乐队“冲撞”(Clash)的《我该留下还是该离开》(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这首歌正在美国电台风靡一时。这个问题也出现在你关于龙的章节中,而龙又是个人自由的象征。这是刻意的吗?

这是埃莱特拉刻意选的,她运用了大量的文字游戏和语言信息。


2015年离开中国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朋克吗?

我是一个不唱歌的朋克摇滚歌手。我喜欢这种媒介,但我远谈不上是音乐人。

你的艺术似乎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不耐烦。哪些中国艺术家和你一样?

我的艺术实际上并没有表达对世界的不耐烦。在现实中,世界是冷漠的,所以我的急切没有多大意义。然而,生活中也有令人沮丧的时刻,就像一个写得不好的句子,可以加以改进。我的艺术与所谓的当代实践、哲学或伦理有关。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经历过这种现代主义或当代文化。他们有好的、有意义的、有技巧的艺术,但无法清晰地加以讨论或解释。他们迷失了。对话失去了意义。没有好坏之分。这就像中美之间的对话一样,在政治上也失败了。他们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交流。


谢选骏指出:龙年是一个魔鬼的年份,艾未未这个红二代,在中囶凭借他爹的亡灵玩够了八奶治国,又到纳粹的祖国领取奖赏——这都是“老而不死的行为艺术”,不是单单美国病了,是整个世界都病了……不仅上层烂掉了,底层也烂掉了……全球无奈,等待救世主的光临。

罗尔斯从信仰中堕落,成了一块“落而死”的行尸走肉

 


《简论罪与信的涵义》: 与上帝决裂的罗尔斯(2012年11月03日 新京报)报道:

罗尔斯是美国乃至西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其主要的思想贡献是有关社会正义、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国际法的哲学理论。

《简论罪与信的涵义》(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with "On My Religion")也许是约翰·罗尔斯的最后一部著作:收集了两篇罗尔斯自己撰写的文字:主要的一篇是他1942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时写的毕业论文“论罪与信的涵义”;还有一篇是他去世之后人们在他电脑中发现的一篇创建于1997年的文章:“我的宗教观”。前一篇文章是尘封多年之后,前几年才发现并受到重视的,后一篇文章则不仅罗尔斯生前没有发表,甚至他的亲友也不很清楚此文。

这样,一篇是罗尔斯21岁写的论文,虽不是一部成熟的理论巨制,却已表现出一个具有思想天才的作者的巨大潜能,确立了罗尔斯一生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一种反目的论的基本立场。而且,它还表现出一种思想的青春锐气,以及一种深沉而又超越的信仰关怀。另一篇是他晚年,在他76岁时、即他去世五年前开始写的文字,这时则主要是回忆他放弃传统的宗教信仰的原因,是一个心灵回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交代。

这样一首一尾,可以说基本呈现了罗尔斯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未曾坦露的有关宗教的思想情怀。

转折

正义消退,如何安置信仰?

青年罗尔斯的信仰是非常虔诚和投入的。甚至有一种充满激情、“旷野呼告”的特点。而在他后来发表的著作里,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宗教信仰的明显印迹。罗尔斯总的来说还是一个行为谨慎和言论节制的人,甚至是一个羞涩的人,他没有公开表露自己心灵最深沉和最隐秘的东西;正像他也不怎么表露自己最直接和表面的、对于现实政治的意见。而更重要的是,他的信仰在二战的最后一年发生了一个关键的转折。

罗尔斯是出生在巴尔的摩一个传统的、基督教气氛浓厚的家庭,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信仰正统圣公会教的教徒。在普林斯顿读大学的最后两年,正如我们从其毕业论文所见,他还变得深切地关注神学教义。但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就参军了,到了和日军作战的太平洋战场。

在1945年,他的信仰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从那时开始,他认为他不再是一个正统的教徒。他在晚年写了“我的宗教观”一文,在其中说他不能完全清楚改变的各种原因,但最重要的肯定是因为战争。有三件事深深地嵌在他的记忆里:一是牧师在布道中说上帝会让敌人的子弹打不中我们;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好友迪肯和他在差之毫厘之间的偶然牺牲;三是知道和思考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我们现在可以来具体分析一下这几件事:

第一件事或可说涉及人对神或教义的利用乃至滥用,思考这一宗教教义及其信奉的神灵有没有出什么问题了。

第二件事则是涉及生命的偶然性,即便不说是一种“不公”,至少是一种完全和正义公平无关的偶然性,为什么恰恰是张三死而不是李四死?甚至在有些时候,死亡的偶然性为什么会落到一个更好、或至少更不应当对之负责的人身上?

罗尔斯早年其实已经有过类似的感受和经历,他幼年两次患重病,虽然最终痊愈,却传染给两位弟弟,并造成其去世。这可能一直是罗尔斯心里的隐痛。还有后来罗尔斯的大学同学也有多人在二战期间捐躯,而他则幸运地活过来了。这些都影响到了以后罗尔斯的思考。

但在影响罗尔斯放弃传统宗教信仰的因素中,第三件事可以说最为重要。如果说,“在奥斯维辛之后”,连写诗都是“一种残忍”,亦即觉得连对美的追求也含有一种不道德的因素的话,那么,这一惨绝人寰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对“神意”支配的正义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生命和道德的大灾难发生?这似乎与任何“隐秘的神意”“先定的和谐”“最后的拣选”的教义或理论相忤,无法用其教义来解释和辩护。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也曾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在那里的案例是“残忍地杀死孩子”。在中国,还有像《窦娥冤》中主人公所遭受的极大的冤屈,也容易使受害者愤怒地质问和责难上天。

于是,这里就发生一种并不是因自我利益或荣耀等诱惑,而恰恰是因道德、因正义而走向不信的问题:如果这个社会的正义隐退或消匿,甚至完全看不到它复活的迹象,还能够信仰一个上帝吗?

信心 走向人间正义

或许人们会说,恰恰如此,更应该寄希望于一个拯救的上帝,但是,人们信仰的上帝不都是在道德和能力上无比地超越于人类的吗,那么,这一造物主为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悲惨无望的世界、甚至这样一个邪恶的世界?难道所有的正义都要被推到彼岸,推到来世,而人间的正义却让它荡然无存?

当然,这样说可能是把问题尖锐化了。人间的正义肯定是不完满的,但也不会完全死灭,但也可能总有些不公的灾难、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无法忍受,就像我们对今天的社会也还在发生的杀童案件、弑亲案件而困惑不解。而这样的生命的、也是道德的灾难,就容易影响到我们对道德的信心、以及对一种超越存在的信心。

我们知道,罗尔斯后来投入了一种对社会正义理论的毕生呕心沥血的探讨,这后面一个强烈的动机或许是:即便没有了神意的正义、彼岸的正义,我们至少应当努力去实现人间的正义、此世的正义。即便“上帝死了”,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人不可以无所不为,而社会制度也是有改善的余地,也就是还有“正义犹存”。

罗尔斯似乎是从神学中挣脱出来了,走向了一种人间的正义。和我们所属的这个民族不一样的是,他所属的民族的精神关注是主要从近代开始走向人间,而我们的民族则早在三千年前就有了一种面向人间的转向。演变到今天,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我们这个民族好像是宗教气质最不浓的一个民族(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汉族)。

罗尔斯也许正因为脱离了传统强势的宗教信仰和神学语言,才会那么投入地探讨社会正义而取得丰硕的成果;而我们也许要诉诸一种强大的精神信仰——包括对正义的信仰,才能脱离一种过于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策略而重新安顿好我们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秩序。因“信”而走向“义”,走向“德”——在我们这里,是否会是一个更有力的倾向?

然而,现时代“脱魅”的人们,虽然不再容易决定性地投入一种宗教信仰,但精神信仰在人们心灵中的维度却不会轻易消失。无论如何,信仰是不可能被轻易打发的。我们是准备就这样带着疑问,甚至连疑问也不带就进入死亡呢?还是要仍然继续信仰的探求?这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安身立命,也是为了支持正义的事业。当正义微弱的时候,信仰能给正义以强大的精神支持;当正义似乎真的死灭了的时候,人们也还能在信仰中保留正义复活的种子。

我们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世界没有到最后的时刻,个人也没有到最后的时刻。我们会继续生活,继续探讨,而除了在理论的领域,我们是否还会在某个地方和罗尔斯相遇?

谢选骏指出:罗尔斯从信仰中的堕落,使他成了一块“落而死”的行尸走肉了。何以至此?我认为,首先。落而死他本来所信的就是一个义和团式的牧师,自以为可以代替上帝发言。其次,他的罪恶是他过于高看自己了,也不想想,“从泥土中来,到泥土中去”的肉体,本来就是无法信靠的。他哪里懂得,生命本来就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你有何权利挑三拣四的?你一块泥巴(你爸),还想审判上帝?


谢选骏:为何需要最后的审判——正义属于天国,公平残留人间


《中国最错误最害人的翻译: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空中传译魔都囡 2020-11-15)报道:


最近一些事情大家也知道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问我们类似的事情,我们惊讶的发现,很多人都会说这么一句话:

“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我们不知道大家是从哪里听到这句话的。也不知道国内是谁第一个翻译出这句话的,我们只想说,如果翻译者是水平不够算了,如果是故意翻译错的,那真的是害人不浅了!


不管谁翻译的,这句话在国内流传度之广已经无法想象,很多电影甚至拿这句话作为台词:“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我们都在说毒鸡汤毒鸡汤,这句话或许是目前最毒的那碗鸡汤了。


虽然的确可以起到一定的安抚的效果,实际上却助长了非常多的不好的东西。


那么这句话哪里来的?很多文章、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是美国大法官休尼特说的。


但是我们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查遍美国大法官的所有资料,都没有找到休尼特这个人!可怕吗?这句旷世名言竟然是一个不存在的人说的?


唯一接近的是这个人:他的名字正确的翻译是:高登·赫特,休尼特其实也是不正确的翻译。


他是美国人吗?给大家看看这位老先生的打扮就知道了:非常明显,这绝对不是美国的打扮。没错,他是英国的首席大法官,当然,从打扮来看是比较久远的。1870年出生,1943年逝世。


那么他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抱歉,也没有!


我们耳熟能详的:“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句话的语句源头我们分析有这么2句,理论上可能是拼接+改装而来。


原句1: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原句2:


Never Too Late for Justice.


我们先看第一句:“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这句话是谁说的已经不可考了,现在很多法律人推测原版其实并没有这句话,严格来说也算是一句“改装”法律格言。目前“坊间传言”流传的比较广的一个版本是这位老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他叫威廉·埃尔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也是英国人,做过英国财政大臣和英国首相。当然也是一位古人了,1809年出生。他似乎说这样一句话:“to delay Justice is Injustice.”


这句话被认为是最早的比较接近那句原话的。什么意思?和我们的“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恰恰相反!


正确翻译是: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可以堪称是打脸的一句话了,老爷子的意思很明确,正义是不能迟到的,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


如果要追究更早的,可能要追溯到犹太法典,Mishnah,绝对古老的书,公元前1世纪~2世纪。


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Pirkei Avot,很难翻译,只能说这个章节和父亲有关,具体是这样的:


其中有句话:The sword comes into the world, because of justice delayed and justice denied。


大致翻译是:之所以利剑穿透世界,只因正义延迟和缺失。


显然,那么早的古人也认为正义是不可延迟的。


1215年写在羊皮上的英国大宪章也提到这句话:


第40章有句话“…… to no one will we refuse or delay, right or justice.”意思也是否定了延迟的正义。


而1963年,小马丁路德金也说过类似的内容。


语源出自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原句是: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翻译过来也很明显,正义迟到太久等于没有。


美国学法律的必学的一本书,也是最经典的法律著作之一,布莱克法律词典中也有类似的叙述。(现在好像已经出到第10版了。)


原句是:Justice is neither to be denied nor delayed.


意思很明确,正义既不能缺失也不能迟到。反过来的意思也非常明朗,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1850年出版的《A New Law Dictionary and Glossary》也有明确记载:


原文向我们表达了三点:


1、正义绝对不应该缺失。


2、正义绝对不能迟到。


3、正义是单独确实存在的,不依附任何东西。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能明白,原句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的正确翻译应该是“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


而我们再看另外疑似拼接的第二句:Never Too Late for Justice.


这句话被不知道是哪个人翻译成:“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


我们在国外很多地方都看到过这句话,已经成为很多法学院的座右铭:


正确的翻译很明显——“正义永远不会太迟。”


这里强调的就是正义的时效性,失去了时效性,那么正义就不是正义了,因此也依然表达的是: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那么正义应该是怎么样的?从布莱克法律词典中我们可以窥探一二:


1、及时。


2、无偿。


3、充分。


这3点其实很好理解,我们打几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


1、什么叫及时?比如一个杀人犯年轻时候杀了人,等到他老态龙钟行将就木快要离开人世的晚年再去追究他的责任,那还有什么意义?


2、什么叫无偿?追求正义应该是无偿和自由的,不能说我家人被害,我耗尽家财,耗费一生的精力去为自己伸张正义,然后这样即使最终得到了正义,我这一辈子也结束了,这种正义的意义已经远远背离了正义的本身,这也是司法体系中最不该出现的现象。


3、什么叫充分?比如我抄袭了几十本书,获利上百万上千万,最终判定我赔偿被抄袭者几十万,这种算是正义吗?显然不算,因为双方明显不对等,要追究正义就必须充分,违法获利者必须充分得到相同价值甚至大于原价值的处罚才算是正义。


所以,我们耳熟能详的这句话:“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是彻彻底底的谣言和毒鸡汤。它给很多“非正义”的东西提供了庇护伞,那些十几年、几十年后的“迟到的正义”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注意!这并不是否定后人对于追求“以前”的正义做出的努力,因为对于后人来说,这些“以前的正义”是他们“现在追求的正义”,后人没有错,这些努力不应该被忽略和否定,那些“迟到的真相”应该得到揭露。其实在我们很多的法律教科书上也明确了这一点:


网友说的不错,原文真正的意思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迟到的正义”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迟到的正义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正义!


请大家不要再误传这句拼装、改装、炮制出来的毒鸡汤了,太害人了!


24 条评论


向死而生


有人感叹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也有人对这句老生常谈不以为然,说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更有营销号声称这句话是从英文翻译的,是“中国最错误最害人的翻译”。该营销号翻出一句英文谚语:“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推迟的正义是被拒绝的正义)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就是翻译这句谚语的,但是把意思搞反了,所以就害人了。


营销号的这种论证逻辑,我是看不懂的。它找来的这句英语谚语,除了也是关于“正义”的,与“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并没有别的相似之处,凭什么说就是翻译的这句话?营销号说,还都有“迟到”啊。其实这句英语谚语并没有正义迟到的意思,它说的是本来可以马上实现的正义,却被故意推迟了,那么这就相当于拒绝了正义。而人们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指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正义没能马上实现,有时是客观的原因,这和正义被推迟并不是一个意思。


实际上,稍微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国外有很多类似“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的说法。随便举几个例子。拿破仑的将军萨瓦里写的《洛维戈公爵回忆录》里收录的信件就有:“正义的日子也许会迟来,但终将会来。”(The day of justice may be late, but it will arrive.)这也许是这个说法的最早出处。美国自1969年到现在出了几百部、卖出几亿本的通俗小说《行刑者》系列的主人公麦克·波兰(Mack Bolan)有句“名言”:“正义有时也许会迟到,但是它是不可避免的。”(Justice may be late sometimes, but it’s inevitable.)2016年11月18日《旧金山纪事报》报道,旧金山一个地铁站搞了一个张贴墙,供人们张贴小纸条发泄对川普当选的不满,其中一张小纸条写的就是:“正义也许有时迟到,但绝不缺席。”(Justice may be late sometimes, but never absent.)总不至于是某个中国人写的吧?


呼吁正义应该尽早伸张,当然很对。但是正义往往是迟到的,如果因此就否认迟到的正义是正义,就很可怕了。按这种逻辑,那个教师已经死了16年了,就没有必要再为他伸张正义了。陈年旧案都没有必要再破了。冤假错案都没有必要再平反了。都已经迟到了嘛。由于侦破技术的进步,以前破不了的案子现在能破了,例如美国近年来利用比对基因序列追踪家族谱系破了很多起几十年前的杀人案,在有些人看来,这么迟到的正义还要它干什么呢?然而迟到的正义仍然是正义,再迟的正义总比缺席的正义好。有“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样的信念,总比把正义当成有时效性的东西、过期就扔要好。


遗憾的是,正义并非总是会到来的,有时正义是会缺席的,例如有很多案件是永远破不了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个说法的由来可能跟基督教信仰有关。人世间实现不了的正义,最终要由神做末日审判。作为无神论者,我们当然不能把正义的实现寄托在虚无的神之上。但是我们可以交给历史。末日审判是不会有的,但是历史审判是可以有也应该有的。历史虽然不完美,但总比现实公正。现实的缺憾,可以靠历史的审判来弥补。在一个充满苦难和不公的时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念。

2020-11-17

均衡

解释得体,现行鸡汤表面上貌似有道理,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无助、无奈,能量向下且误导大众。

2022-10-17

一杯可乐

正义不会缺席,但总是迟到

2021-08-17

Zern001

第二句“正义永远不会太迟。”你翻译对了,却理解错了。这句话说的不是“正义不能迟到”,而是“正义来得再晚都不嫌晚”,强调的恰恰不是时效性,而是正义本身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跟“正义或许迟到,却绝不会缺席”是一致的。对于你的论点来说,第二条是画蛇添足,建议删掉,以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021-07-08

TiAmo

Better latter than never.

2022-09-05

​king0825

不嫌晚??? Better late than never?被捅一刀人都快死了,才接到道歉。

2021-11-06

向死而生

慷慨激昂地写了这么多,全然不管两句话焦点不同,根本没有可比性。美剧有cold case,专门处理多年未解的悬案,如果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那他们是在干什么? 英语有一句名言,我们就不翻译了,直接上原文。The mills of the gods grind slowly, but they grind exceeding fine。你来翻译一下,看看意蕴与正义可能迟到,绝不会缺席有什么区别? 就像中文既有一失足成千古恨,告诫人们不要犯罪,又有浪子回头金不换,鼓励有错的人改过自新。难道能用这两句话互相否定吗?一句强调要及时伸张正义,是在敦促有力者尽快行动,一句是强调正义终将得到伸张,是震慑犯罪者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或是即使逃过现实的惩罚也逃不过声名上的丑誉。比如岳飞墓前的跪像。

2020-11-17

天天向上

说出焦点不同你是明白人!语言文化博大精深,说话对象很重要。同一句话对不同的人说完全可以听出相反的意思。

2021-11-13

云翼雨寂

立场、出发点和语境不一样,并不互相冲突。对于受害者,尤其是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致死的,那么对他本人而言,弥补和判罚可能也挽回不了损失,况且还有实际落实和判罚量刑过轻的情况。对于司法机关,很多从业者确实爱岗敬业,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处理案件、维护社会治安,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只是现代社会很多人对警方、检方、法官抱持很大的不信任感,所以本应如此的事情,才会成为典型。此外,恩威要并施,赏罚要分明,追捕逃犯的时候,才会利用家人去感化,不然光震慑,比如强调抓捕时可以就地枪毙,横竖都是死,就可能起到反效果。告诫人回头是岸也是一样的道理,你犯事了,回头了,自首了,可以从轻减轻,不严重的甚至可以免于起诉,劝人归案,既可以减轻警方的办案压力,也可以降低社会上的犯罪率,何乐而不为。最后,回到正题,我个人觉得迟到的正义确实不是正义,是不是在此过程中,存在司法机关的缺位甚至包庇的情况,受害者是否付出了本可避免的更多时间、精力和维权的成本?民众只是对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朴素的善恶观的结果拍手称快,报道事件的舆论媒体又有能多少能保持独立、客观、公正、真实去做深入的剖析调查,说到底谁又真正能对受害者感同身受

2022-06-20

​​

吃瓜的猹

迟到的正义,是对正义的嘲讽。

2022-07-13

卡梅隆

我的理解是,主观故意地去推迟正义的这种是不正义的,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比如拿不出证据),但是仍然努力去追求正义,最后经过不懈地找到了证据,虽然这时正义已经迟到了,但是这种努力去追求正义的精神是正义的

2022-11-07

安静而热烈的

"it is never too late."的意思是永远都不会太晚,或者说,再晚都不算晚。强调的不是时效性,恰恰相反,还弱化了时间

2022-03-02

得理不挠人

或者说:延长了时效性,突出了对“报仇”(或者追求正义)的坚韧性。[思考]

2022-11-09

Mr.Hugo

Never Too Late for Justice 这句翻译错误的原因可能是有人认为字面翻译是“正义从来不怕晚” 改进成了“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捂脸]

2022-03-24

知乎用户0t3RMI

没有翻译错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晚做总比不做好”,是劝恶人从良,不是给冤案洗地。

2023-12-22

得理不挠人

其实就是:君子报仇,多少代都不晚。[思考][捂脸]

2022-11-09

发现婴儿了

把这句话义正言辞说出来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2023-05-17

自然之母

这句话并非翻译自此,而是一句传统谚语“the mills of the gods grind slowly” ,直译为“上帝的磨坊磨得很慢”,维基词典上给出的解释为 Justice may arrive slowly, but it cannot be avoided, 即正义可能来的很慢,但它永远不可避免。

2023-09-25

Muhsina

此justice 非彼justice哈哈哈

2023-12-05

寂寞如雪

真相或许会迟到,但永远都不会缺席。

2023-06-06

有问题上知乎

翻译是不能夹带私人情感的。


谢选骏指出:关于“正义”,众说纷纭;因为正义属于天国,只有公平残留人间——所以需要上帝的最后审判来彰显正义。正义既然仅仅属于天国,人间没有正义,那么人们谈论的“正义”怎么可能不是众说纷纭的呢?

2024年2月16日星期五

谢选骏:人说的正义只是彼此的利益

 《先秦时期的义利之辨》(2020-06-28 )报道: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是先秦时期公私之辨展开的主要形式。程颢曰:“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朱熹曰:“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陆九渊也说:“学无深浅,首在辨义利。”他还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义利之辨于春秋末期正式形成,延续至今。义利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高潮,继之有两汉、两宋、明末清初等发展阶段。义利之辨实质上是公私之辨的一种反映,义利之争是公私之争的一种表现。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义解释为:“義,己之威仪也,从我羊。”“我”是执“戈”站在“禾”旁边的人,是保护自身利益意识与行为的体现。而“羊”则具有“聪明、公正、无私”等品质,因而是美善吉祥的象征。義字“羊上我下”的结构表明,中国的先贤一开始就要求人们注重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由“羊”“我”联合而成的“義”,就有以“我”的力量捍卫美善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以美善统驭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之意。相对于“义”字而言,“利”字的含义追溯起来要简单许多。“利”字见于甲骨文及钟鼎文中,从词源上讲,“利”字从禾从刀,以刀割禾表示收获谷物,又有锋利、锐利之意。“利”的本意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以采集自然果实或收割成熟的庄稼”。而谷物能够满足和维持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因此引申为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功利、好处。例如《国语》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利,最初为一种农器具。引申为锋利,又进一步引申为利害之利。伦理学意义上的‘利’字,也就是利益。在古代伦理思想史上,利字一般在三种意义上使用:一是泛言有利,二是众人之利,三是一己之利。”由此可见,“利”就是能够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质利益,可拓展为可以转化为物质利益的其他因素,如权力、地位、名誉等。所谓“义利之辨”,就是在处理社会问题上围绕着取义还是取利展开的论辩,其实质就是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这两种价值取向的论辩。


儒家的义利之辨


儒家自孔子开始,高举“义先于利”“先义后利”的大旗,认为义利是人们的生活所必需的,但是做人应当“见利思义”“义以为上”。孔子把“义”作为处理义利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根本道德原则,奠定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价值导向。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孔子认为,义是君子的待人接物所依赖的准则,因此把义作为君子立身处世的根本。孔子看重义的价值,主张见利思义,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有显贵,是人人都想得的,贫穷卑贱,是人人都嫌弃的。君子应该以正当的手段来求富贵、去贫贱。如果凭借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富贵,君子是不屑一顾的。卑贱的生活,如果不采用正当的手段摆脱它们,君子也会“安贫乐道”。所以孔子反对不劳而获、急功近利,主张通过正当手段获得个人利益,把义放在首位。


《论语》曰“子罕言利”,但孔子并不否定人求富贵的天性和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与获取,他主张把求利放在第二位。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认为,如果富贵可求,即使是地位低下的职事,他也愿意去做,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们对实际利益的追求。追求“生人之用”的利,是每个人的本能,孔子认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但是,如果一味地去求利,而没有义的规约,就会导致不良后果,个人的正当利益,就会滑向个人私利。“放于利而行,则多怨。”想多有利于自己,必然害于别人,所以多招怨。孔子主张以义来促生利,并惠及老百姓,这是为政之大利。孔子倡导要循义而行,追求国家、人民的公利、大利,而勿贪小利、私利。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人民富裕了,就不会只有君主贫困。人民贫困了,就不会只有君主独自富有。孔子把人民之公利置于君主利益之上,并作为君主为政的首要任务。义能生利,老百姓富足了,不仅对人民自身有利,而且对统治者也是“善莫大焉”。


在义利关系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又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显然,与孔子一样,孟子把是否“义”作为取利的前提和标准。“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不义,一箪食都不可取;义,则取天下也不为过。孟子强调了以义为本、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义利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国家秩序的正常运行。


孟子反对先利而后义,把义看作是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但是他并不否认物质利益是人之生活所必需。不仅如此,孟子大力倡导对人民之公利的追求。孟子发展了孔子“惠民”的思想,认为统治者必须要保证老百姓有一定数量的“恒产”,国家的统治才能稳定。孟子肯定人对基本物质利益的需要,主张追求人民之公利,公利即义。由此可见,孟子在义利关系上坚持“怀义去利”“舍生取义”的观点。


墨家的义利之辨


墨子作为墨家的创始人与代表人物,与儒家一样,也很重视“义”的价值,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把“义”作为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他说:“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义为政于国家,国有必富,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把义视为比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更为贵重的“天下之良宝”。墨子更把义看作通行于天下的根本道德法则,他说:“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但是,与“子罕言利”的孔子和“舍生取义”的孟子不同,墨子直接把“义”规定为“利”,“义,利也”,由此,墨子提出了其“贵义”“尚利”的利益关系论。


墨子主张言利,把“利”当作“义”的内容、目的和标准。墨子所说的“利”,主要是指“天下大利”或他人之利,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又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认为,天下之利与害,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兼”与“别”。所以墨子主张“兼以易别”,即“以兼相交相利之法”,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把“义”作为获取个人利益的途径,并把“义”视为“可以利人”的“天下之良宝”,由此可见,墨子坚持“义,利也”的功利主义义利关系论。


道家的义利之辨


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认为,仁义道德本身就是诱发人们求取私利的根源,是“下德”。仁义道德产生以后,社会就有了善恶之标准,并以此为标准形成社会的基本秩序。但是,这也导致人们为求善的美名而不择手段,产生了许多欺世盗名的不道德现象。老子认为,仁义道德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它们是“无为”之道丧失的结果。《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无为自然的大道之世里社会和谐,国家安治。正是不尊奉“无为”之道制定了道德规范而导致了种种不道德的行为。《老子》认为儒墨的仁义道德规范扼杀人性,诱发人们爱利贪欲,成为贪利者的假借之器。庄子对儒墨倡导的仁义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庄子》曰:“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不仅如此,仁义道德的说教及其社会范围内的推行,不仅破坏社会风气,而且破坏人素朴的天性。人性的堕落导致人们竞相卷入名利之争,产生了许多借仁义之名而行贪利之实的伪君子,造成“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等社会乱象。


老子认为个人只要有能满足自然生命需求之利就可以了,不应该过多地追求声色货利。《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过多地追求声色货利,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所以老子反对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老子要求统治者“无为”而治,《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追求的是齐是非、齐万物、齐生死、齐善恶,直至万物一齐、道通为一的“逍遥游”,即一种“无所待”之游,他将老子的义利思想推到极致,反对一切追求义利的行为,反对“以利自累”,认为一切仁义财货都是身外之物,只有生命是最可贵的。庄子的义利思想既反对求利,也反对求义,是对当时社会深刻矛盾的反映。


法家的义利之辨


韩非子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并将人性概括为“自为心”,那么试图用仁义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无济于事的,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法,由此韩非子批判了儒墨的仁义道德。韩非子认为,只有依靠“因人情”的严刑峻法才能使天下安治。韩非子曰:“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处理血亲关系要用法不用德。对待老百姓是这样,对待臣子也是这样。韩非子曰:“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与儒墨不同,“韩非子认为,只有维护以封建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利益的行为和思想,才称得上是仁义的”。韩非子所说的“人主之公义”又称“人主之公利”,是指“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其“人臣之私义”又称匹夫之“私便”,是指“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诅”。韩非子认为公与私是根本对立的,主张废私立公,他说:“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私行立而公利灭矣”。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维护“人主之公义或公利”而去“人臣之私义或私便”。韩非子曰:“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所谓“废私立公”就是要求臣民都必须绝对遵守法制,实即要求绝对服从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这就是韩非子以法代德、“不务德而务法”的非道德主义思想的实质所在。


(本文摘编自《公私和谐的传统路径与现代建构》)


谢选骏指出:人说“义利之辨实质上是公私之辨的一种反映,义利之争是公私之争的一种表现。”

我看义是公利,利是私义;所以人说的正义,只是彼此的利益。

人说“儒家自孔子开始,高举‘义先于利’‘先义后利’的大旗”——我看,儒家不懂义利的区别只在范围大(公)小(私)而已。


谢选骏:人从被孕开始就走向死亡


网文《最近我一直在深思,从我们出生开始就注定会走向死亡,那我们现在活着的意义又何在?》(2020-12-03)报道:


问题:最近我一直在深思,从我们出生开始就注定会走向死亡,那我们现在活着的意义又何在?

是因为爱吗?还是因为责任?还是欲望?


答案:


1

是在短暂的生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找到宇宙世界的真相,找到自己人生的真相。只有这样,才能不枉此生,也可以为未来做好准备。


2

生命,是灵魂在体验。灵魂想长时间体验,无奈肉身的生命周期有限。


3

“真相乃时间之女,而非来自于权威。”—弗朗西斯.培根

可以读读朵洛莉丝.侃南编著的《生死之间》,李嗣涔编著《灵界的科学》,雷蒙德穆迪编著《死后的世界》,目内鹤彦编著《濒死经验的启示》,罗伯特.舒华兹编著《灵魂的出生前计划》,爱光中心编著《一的法则》,安士力.麦克劳编著《这一生为何而来?》等,你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的。


4

其实这种观念我觉得挺奇怪的。一个生命的循环大致是:出生——成长——成熟——老去——死亡。死亡只不过是一个循环的终点,或许还不是终点。我想你认为死亡会让其他环节失去意义可能是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中可能没有成长,成熟,老去,但一定有出生和死亡。但只要一个环节还在进行或者已经完成,那它就有自己独特的意义。

其中成长的意义就在于找到生命的意义,每个人的意义不一定相同,但一定存在。当你找到并开始努力去实现他时,你的生命循环就基本完整了。死亡也无法损毁生命循环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的意义了。我希望你能早日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这时你就成熟了。

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呢?最重要的是读书,学习,看一下伟大先哲们的生命意义是什么,看一下他们是如何追寻生命意义的。

最后嘛,既然你问了我的生命意义是什么,那我也告诉你吧。我的生命意义是尽我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人。


5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酒后狂言,其实也揭示了生命的意义。

如同一把水果刀,可以切果食之,也可能割肉流血。生与死组成能量的总体。人之所为人,也只是宇宙能量现实表现形态而已,如此则不可过分看重“生”与“死”。

孔圣人说: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修人事。

活着,代表你社会人的权责利。这是人类从采集渔猎农耕后,有了剩余价值后,面临最重要的价值。

蝼蚁之辈,缺乏第六七八识——也就是意识、莫那识和阿赖耶识。你生而为人,则具备一个很大的阿里巴巴宝库——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通过桥梁莫那识,操控了本体的眼耳鼻舌身意,产生了七情六欲,人生丰富多彩起来了,艺术美学权利政治皆因此而生。

活着的意义是,在本体消灭前,在阿赖耶识支配下,一切因“气”而转,生命由此多姿多彩。本体消灭了,所有多姿多彩的意识留存阿赖耶识,为永世不灭的能量循环提供此劫“信息”……

如此,还会质疑活着的意义吗?


6

「真實是對於現實的認知的確切性。」-《真實之杯》,比利·愛德華·艾爾巴·邁爾

真實地,生命的意義即在於「發展意識演化的道路」,為此,人從出生、成長到死亡應當持續地學習並積累那些促進意識層面演化的高等價值,如真正的愛與和平、自由與和諧、知識與智慧,健康與喜悅、美德與樸實、公平與公正,以及自我責任、做人的義務等等,而且這些固然是透過一個人的個人生命經歷,並且在此期間也被他給觀察、認知、學習、深思、理解與領悟從而獲得關於這些的知識並且凝結出智慧,其進而使他能夠生活一個真正的生命,一方面使他在物質層面的生活上能夠良好地生存並享受生活,另一方面,他的意識層面的發展也在此期間得到提升而能夠更加成熟穩重地、更加有效率地處理許多生活上的內在與外在的事情,而一個人在他這一生所習得的一切並不會因為死亡的到來就煙消雲散,歸零重來,徒勞無功,因為,在真實之中,人類具有一個永恆不滅的精神(Geist),其為宇宙的本質,宇宙意識[創造](Schöpfung Universalbewusstsein),的一部份,是人類真正的根本著實的存在,他的真正的自我,一個超精細質態的能量體(Feinststoffliche Energiepaket),其始終保持一致地穿梭過他的生命所經歷的一切波瀾起伏,包括他的意識組態的持續轉變透過思想的風起雲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相應的情感與心理狀態,藉此,他的人格個性也持續地在相應的形式之中不斷地轉變著,伴隨著外在的物質世界的持續變動,然而,在此同時,人類的精神則始終保持一致不變地給予他生命的根本的能量與力量,並且記錄下他的一生,以求於他死後再次返回到它所屬的另一個世界(Jenseits),精神層面的領域,在此之中進入沉睡與淨化的階段,將死者的意識組態,連同在此之中的人格個性,中性化,並且將他生前所積累的高等價值作為下一世的意識演化的發展基礎,創建出全新的更進一步的意識組態與人格個性,隨後,在合適的情況條件下,精神再次返回到世上,到物質層面的世界之中,進駐到全新的人類生命形式的胚胎之中再次激活人類的生命,以求去繼續學習與演化,直到更高與最高的演化境界,最終回歸並融合到一切的起源,生命的本源,宇宙意識[創造]之中,進而為[創造]本身的演化做出貢獻。


7

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活着,只有活着才有机会有可能发现意义,死了就没有意义这个概念了。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答案都很肤浅,因为它们回答的问题就错了——碳基生命并非“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会走向死亡”,而是“从被孕开始就走向死亡”。至于生命的意义何在,看看下面的故事再说——


《男子去世七年 陌生女子生下他的亲女儿》(莎拉·麦克德莫特(Sarah McDermott)BBC国际部记者 2019年5月27日)报道:


以色列女子莉亚特·莫卡(Liat Malka)渴望成家生子,却一直没碰上意中人。一个偶然的机缘,她加入了一个极不寻常的计划,帮助一位陌生男士完成了他的临终遗愿。


2013年,住在以色利南方的幼儿园老师莉亚特·莫卡已经35岁,她非常想要生一个自己的孩子。


她回忆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担心可能会错过当母亲的机会。所以,我决定去做一些生育能力的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莉亚特体内的卵子数量不多了。医生对她说,如果她还在等待一个意中人来生孩子,恐怕将来成为母亲的机会很小。“所以,我当时就决定立即采取措施,使自己怀孕。”莉亚特当机立断。


她回到家马上就开始上网寻找各种可能的选择。她说,“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知道谁是他们的父亲。如果通过精子库受孕的话,这就不太可能。”


莉亚特偶然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看到2009年的一则电视新闻:一对叫弗拉德(Vlad)和朱丽娅•波兹尼亚斯基(Julia Pozniansky)的夫妇解释他们正在寻求法律许可,能够使用他们前一年去世的儿子留下的精子,完成儿子希望有自己孩子的遗愿。他们说,已经找到一位愿意为此合作的女性。


这个新闻启发了莉亚特:“通过这样的方法,孩子能够知道父亲是谁,能够知道一些有关历史,并有祖父母和家庭。”


她决定联系这对夫妇的律师了解更多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她得知这个采访后4年过去了,弗拉德和朱丽娅并没有成为爷爷奶奶,他们曾经选择的那个女性已经退出。


莉亚特与这对夫妇见面了,他们给她看了很多他们不幸去世的儿子巴鲁克(Baruch)的生前照片。


儿子去世多年了,母亲朱丽娅仍然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骄傲。莉亚特得知,巴鲁克23岁在以色列著名的海法理工大学学习时,一天他发现嘴里有个口疮一直流血,之后被诊断是癌症。


在进行化疗之前,他将自己的一些精子冷冻,存入精子库。治疗非常艰难,在失去说话功能前,他留下遗愿。朱丽娅说,“他说,他死后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位女性,用他的精子生下他的孩子。”


2008年11月7日,25岁的巴鲁克去世了。朱丽娅马上就开始为实现儿子的遗愿而努力。


巴鲁克去世前就通过自己的律师伊利特•罗森布朗姆( Irit Rosenblum )立下生物学意义上的遗嘱。寻求死后生育遗嘱不仅在以色列而且在全世界也尚无前例,巴鲁克是第一个立下如此遗嘱的人,他的遗嘱和未来使用他遗留的精子在法律上合法。


朱丽娅面临的任务并不容易,不仅要找到愿意成为这个孩子的母亲,而且需要得到以色列法庭许可去精子库取用巴鲁克的精子。


在律师的帮助下,弗拉德和朱丽娅找到了一个俄罗斯血统的以色列女子,她表示愿意合作。但当这对夫妇经过一番波折最终得到法律许可使用巴鲁克的精子时,这名女子却已经找到意中人成家,撤出了。


雪上加霜的是,虽然又找到一位女性愿意合作,但在进行了7次人工授精手术后,这位女性仍未能怀孕,而巴鲁克的库存精子也所剩无几。


朱丽娅几乎陷入绝望,“ 我已经失去活下去的意愿了。我希望能看到儿子生命的延续,也许能生一个男孩,他看上去就像巴鲁克一样。”


想要孩子的愿望如此强烈,虽然已经55岁,朱丽娅通过捐赠的精子,成功怀孕,再次生下一个儿子。


朱丽娅清楚地记得2013年他们与莉亚特首次见面的情景:


“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子,一头黑发,穿一件红大衣。第一眼我就喜欢上她。我知道她是一个好姑娘。”


朱丽娅给莉亚特看巴鲁克的生前照片,莉亚特说,她感觉与巴鲁克有一种说不清的缘分。


“仅仅看这些照片,我就感到激动,他和善的眼神,明快的笑容,簇拥他的朋友们,而且非常英俊。” 莉亚特说。


“我能看出他与父母的关系非常亲密,每张照片他们都拉着手,互相拥抱着。我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到爱和幸福。”


一边看照片,朱丽娅一边向莉亚特讲述巴鲁克的生活,他如何热爱生活,如何聪明,如何喜欢交友,如何喜欢烹饪。


莉亚特当时就感到自己很喜欢巴鲁克,喜欢这个5年前就已经去世的小伙子,愿意让他成为自己孩子的父亲。


莉亚特、朱丽娅和弗拉德签署了一份合约,只有莉亚特可以拥有巴鲁克的精子,弗拉德和朱丽娅今后可以合法探望将来的孩子。


朱丽娅说:“我们需要保护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权力,这不仅是完成巴鲁克的遗愿,这个孩子也是我们疼爱的孙子。”


他们之间没有金钱交易,这对弗拉德和朱丽娅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有人因为钱来做这件事。


莉亚特开始了IVF体外授精程序。但第一次失败了。莉亚特仍然满怀希望,第二次,终于成功了,受孕卵小心地植入莉亚特的子宫内。她焦急地等待了一周,终于等来医院的好消息,她怀孕了!


她把好消息先告诉自己姐姐,然后是朱莉亚。之后,她才逐渐意识到这件事意义重大。


“我一直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发生,当它真的发生了,我感觉难以相信。我跟弗拉德和朱莉亚不过见过两三次面。”


莉亚特又开始担心自己的家庭与巴鲁克的家庭是否能和得来——虽然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但她的父母来自摩洛哥,巴鲁克的父母则来自俄罗斯,两个家庭的文化传统相差很多。


这件事从头到尾莉亚特一直瞒着自己的母亲。她说,“我不想听其他人在这件事上的看法,特别是我母亲,所以我一直保密。不过当我怀孕后告诉她时,她为我感到高兴,因为至少我将有自己的孩子了。”


莉亚特在整个孕期都忐忑不安,经常在梦中梦到这个孩子。而朱莉亚也同样不踏实。她希望与莉亚特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可是又不得不保持一定距离,尊重莉亚特的隐私。


终于到了生产的日子,莉亚特既没有告诉朱莉亚,也没有告诉自己的母亲。“但我母亲似乎有预感,那天晚上她来到医院,还有我两个姐妹,我在美国的姐姐通过Skype 也在现场。那真是让人难忘的时刻!”莉亚特说。


2015年12月1日,这个叫希拉(Shira) 的小女孩在她父亲去世7年之后诞生了。


“她就跟我在梦中看到的样子一模一样,她真是难以想象的漂亮!”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莉亚特仍然很激动。


莉亚特打电话告诉了弗拉德和朱莉亚他们的孙女诞生的消息。


“在我的儿子不幸故去之后,我再次感到心脏的跳动了。”朱莉亚说。


现在,巴鲁克的照片就摆在莉亚特和小希拉的公寓里,母女俩经常一起看巴鲁克的那些照片,那个男人从照片里向他们微笑着。莉亚特指着巴鲁克的蓝眼睛说,就跟希拉的眼睛一模一样。


“一天她跟我说,‘也许他有一天会来敲门,来看望我们呢。’我告诉她,他不会来的。”莉亚特说。


希拉现在已经3岁了。莉亚特说,她有时还是担心希拉没有父亲这件事。但同时她又宽慰自己,“现在有多种家庭形式,我们家只是其中一种。希拉知道自己没有父亲,但她生活中充满了爱,她是个开心的女孩。”


而朱莉亚,她终于实现了自己儿子的遗愿,她说她相信如果巴鲁克地下有知,一定会非常喜欢小希拉的。


朱莉亚提到希拉充满欣喜之情:“她又聪明,又漂亮,每天都很开心。她真是一个梦想中的女孩。非常完美!”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故事发表在2019年5月27日,席卷全球、杀死千万的武汉瘟疫之前的一年……不知道相关人士有没有逃过一劫?就是逃过了,“人从被孕开始就走向死亡”的宿命也是无法改变的。那么还是回到了老问题——“我们现在活着的意义又何在”呢。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或说,真正的答案不在生命自己的手里。


从宇宙的角度看,地球就像一个玻璃缸,生命就像浮游在地球表面的一层蜉蝣……你说他能有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了——无神论只能这样回答。因为人从被孕开始就走向死亡,一切怎么看都像是一场戏码。


谢选骏:夹边沟就是猫泽洞报仇雪恨的样板房



《夹边沟,我听见亡灵的悲诉……》(2024-01-27 何与怀)报道:


一、


说来万分惭愧,我听到“夹边沟”这个名字,竟然迟至2005年,还多亏天津作家杨显惠的来访。


那年,杨显惠夫妇应墨尔本华文作协的邀请访问了澳大利亚。4月26日,在墨尔本作家王晓雨的陪同下,他们到达悉尼。是晚,悉尼作家在Ashfield的京华酒楼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


在这之前几天,悉尼女作家刘海鸥按照王晓雨的吩咐,给我寄来一本《告别夹边沟》,看时非常震撼。现在见到作者,自然敬佩之至。杨显惠虽然也近六十岁了,但还是过分显得苍老,额上刻着深深的纹路,似乎无时无刻在诉述着未完未了的悲愤与忧伤,以致在座的一位年轻女作家以为他也是右派,怜爱地劝他宽心些,要从“夹边沟”走出来。


1946年出生的杨显惠以他的年龄幸好赶不上反右的年代。他只能当个上山下乡的知青。1965年,只有十九岁的他,刚刚高中毕业,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到一个小宛农场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在这里,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第一次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此后多少年来,夹边沟对于杨显惠,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四十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开始,系列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引起全国轰动,〈上海女人〉和〈逃亡〉获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首届学会奖短篇小说奖(全国读者投票评选)。系列结集时,全国多家出版社竞相争夺出版。后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名为《夹边沟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名为《告别夹边沟》(两者稍为有些不同)。


结果成就一部空前震撼的作品!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有一位八十二岁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上海著名学者朱学勤把《夹边沟纪事》看为他“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中的一本。他说,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文学批评家雷达为《告别夹边沟》作序,标题是〈阴霾里的一道闪电〉。他高度赞扬杨显惠的贡献,认为书中表现的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发人深省。


二、


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他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民众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没有人想及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的时候,有一半的人已经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古时唐诗有此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说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来之不及。不过也有例外。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三、


自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问世以来,人们对那个几被历史风尘淹没的惨剧投入了莫大的关注。近年来,有关“夹边沟事件”又撰写了或出版了几部书。如赵旭的《风雪夹边沟》(作家出版社,2002年12月)、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待出版)、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白天(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等等。这些作品,有些更紧贴史实,更具史料价值。如《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是作者历时数载走访了当时夹边沟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档案,掌握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又用了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有些就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如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作者及其丈夫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年大饥荒中,作者总算死里逃生,但她的丈夫却活活饿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又如写《血泪惊魂夹边沟》的钟政,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他原名提中正,因为和蒋中正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者,今年年近八十了,但血泪惊魂,尚历历在目。


去年6月28日,上海作协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主持。赵丽宏指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勇气。《上海文学》之所以从当年发表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到现在为远在甘肃的作家开这次研讨会,一直关注夹边沟那段惨痛历史,目的也在于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不要忽略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那段伤痛。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夹边沟是怎样的呢?


不久前到过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子,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拆得七七八八。一面将要倾倒的泥砖墙土腥弥漫,向东开的门框犹存,不知何人何年涂在上面的蓝色油漆依旧鲜艳。这就是死在这里的右派后代们所说的“哭墙”。“哭墙”后面,是一些杨树、沙枣树和榆树,这是当年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半个世纪过去了,树木已长大成林,一派生机,而种植者的身影已经消失,虽然他们大都没有离开。


翻过土丘,面前是一面斜斜的戈壁,铁青色的黑色沙石静默着,几百年不移动一寸。那面微微突起的沙丘就是“万人坑”,里面“扔”了好多人的尸体。土岭前,一绺一绺的坟墓格外清晰,像是人侧睡的模样,一个挨着一个……


还有必要记住这些吗?


一个强大的声音说:不必了吧!


不远处,一岔路口,就有一面牌子,上面大书“夹边沟渡假村”。真是让人仰天长吁,无话可说。一边是饥饿和死亡,一边是酒足饭饱,歌舞升平。历史和人,反复得耐人寻味。目睹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舍现在不可以再拆了,连废墟都没有勇气面对和保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不在这里建一座纪念馆,以警示后来者呢?竟然把夹边沟开发建成了一个度假村,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惊讶,并且感到无比的荒谬和耻辱!


我知道,夹边沟这些惨烈的故事,与当下的时尚大相径庭。这是某种人不愿提起,也听不进去的故事。然而,它们与今天的生活难道真的没有一点精神联系了吗?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都不能忘记昨天,因为,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天,关注历史就是关注自己。


夹边沟事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死亡边缘的右派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明天该轮着谁了,张说轮着我了,李说轮着他了,王说一定是我。当死亡成为唯一的话题,当“脊梁”似的精英一一折断,这个民族还能期望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吗?


还有这么一个令人无限悲愤的“细节”:由于死亡人数实在太大了,1961年元旦开始,幸存者分期分批给予遣返。但是,农场有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在夹边沟继续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一千五百多名右派虽然事实上几乎全是饿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就全国来说,夹边沟不过是一个小小点。三年大饥荒或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现在比较公认的数字计,甘肃饿死了一百万人,安徽是四百万,全国饿死的人口大约是三千几百万。这不是一堆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啊,每一个数位都是一条人命!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控诉!不管其原因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还是退一万步来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1962年7月,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发生了那个著名的争论。一向对毛非常恭顺的副主席,这次居然“有些动感情”地顶撞了,愤然作色回应: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中国人敬畏历史。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会无动于衷。夹边沟事件,以及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类似的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段切肤之痛。不单是个人之痛,家族之痛,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当代》刊登杨显惠〈告别夹边沟〉的〈编后〉,2004年1月)


到过夹边沟一带的人带回当地一个传说:现在的高台县明水农场,在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魂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鬼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自由地随便地交谈。躲在黑暗处偷听的人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的鬼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人们言之确凿。明水农场一位叫宗华的人就说,他自己就曾偷听过鬼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 


后记:本文写于2007年4月4日,除参考、引用杨显惠的作品外,还有其他一些资料,如李玉霄的〈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和杨献平的〈夹边沟:谁踩疼了亡灵的心脏〉,笔者远在悉尼,深表感谢。


关于中国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于主要当事人已离世,原始统计资料已销毁,难以得出完全准确的数字,中外人口专家们计算出来的数字有所差别。据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于2008年5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墓碑》所述,死亡人数应不低于三千六百万人。这部约一百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参照了各种资料,详细记述了这个大饥荒的史实。作者在前言中说,书取名“墓碑”,一是为他那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是如果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个墓碑。


杨继绳曾采访了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及其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


又,《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21日以“大饥荒”为封面公开报道和评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的那场骇人听闻的灾难,冲破中国几十年的禁忌。为此,我写了《在历史面前,需要诚实》一文:


5月21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第299期出版,封面赫然醒目地印着:“1959-1961大饥荒”。该刊以极大篇幅发表其记者何三畏、刘洋硕、林珊珊所写的深度调查报告:《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忆》,公开地坦诚地报道和评论上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骇人听闻的人为灾难,冲破了当局几十年的禁忌。文章直言不韪地指出: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中国读者确是等待得太久了,这篇调查报告一经出版就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关于“大跃进”继之以“大饥荒”的话题成了舆论焦点。


本来,在中国民间,对那场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如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的惊世之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如天津作家杨显惠悲惨感人的《告别夹边沟》……我还想到北京的章诒和在《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五十年无祭而祭〉序》)一文中讲到的那位不知名的安徽作家。


章怡和发人深省地描述了他们见面时的情形:


这个人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儿。”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他说,这是他的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章怡和看,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这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上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张——图上只有一间小屋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它房间都是空白。


章怡和问道:“只剩一个人了吗?”


他抬眼望着章,说:“只剩一个人了。”


 “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


 “还活着。”


 “他在哪儿?”


 “他在这儿,就是我。”


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章怡和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


“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


天乎天乎,百姓何辜!章怡和心头顿感刀割一般,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


这位来访者告诉章怡和:他成了孤儿,自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饥饿史。几十年来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他对章怡和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屋,开始写往事。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


又是一个令人悲恸欲绝又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这些勇敢坚定锲而不舍地追寻历史真相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让自由的灵魂归来吧。就像《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所说,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也公开发表文章回应《南方人物周刊》,题为:《请让孩子们拜读饿死人的“家丑”》。她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给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最可怕的,是家丑还可能重现,君不见,仍有人在为“文革”招魂么?李泓冰悲愤地发出一声怒吼:别拉着13亿人陪葬!


 “夹边沟,我听见亡灵的悲诉……”,这是我几年前为杨显惠《告别夹边沟》一书所写的评论的标题。又一次,我坚信我在此文中说的话:


中国人敬畏历史。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会无动于衷。


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


这里我还想引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迪亚·森的话:


“人类的饥荒史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一党专制的新兴独裁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网民嚎叫:

作者:fangbin 回复 吴敬中 留言时间:2024-01-30 13:52:06

你没有什么人性,只有莫名其妙的“自以为正确的得意”,所以你的一切所为,大家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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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敬中 留言时间:2024-01-30 06:50:59

坚决不同情,没有一个是冤枉的。这些人很多直接参与了推翻民国的反叛行动,最少也是辱骂民国的骂街好手。他们自己识人不明,不过是自作自受,但作为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意见大V,他们还挟裹了所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他们一起共赴其错误理想。这就不只是自杀,而是有罪了。他们死后这个错误理想直到今天还在伤害一代代人。同情?还是活该?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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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angbin 留言时间:2024-01-28 08:16:54

杨继绳曾采访了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及其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

共产党非常懂得如何销毁历史的证据。邓颖超追着胡耀邦要回周恩来文革期间所有批示的档案资料,目的无非也是如此。巴金的文革纪念馆,在中国民主化后,阙如这些材料,将是永久的历史遗憾。但是这个追讨文件档案的过程,一定要在这个纪念馆展示。让后人知道,他们都干了什么不得见人的事情。

谢选骏指出:上文缺乏历史眼光和人性分析,所以没有没有解释一下,为何刘少奇对于大饥荒感到震惊,而毛泽东却无动于衷?自我看来,这是因为刘少奇是“白区党”,在城市的老鼠洞里养尊处优,没有挨过饿;毛泽东是“红区党”,在万里长征的逃亡路上,也被饿得走不动路、拉不出屎,还要遭到追杀,心里充满了对于袖手旁观的中国人民的深仇大恨,发誓一定小人要是得志,一定报仇雪恨,让全国人民也都尝尝“长征的滋味”,而且还要加上利息,十倍偿还猫泽洞的青春之歌。也是因为刘少奇不明毛泽东的复仇心理,所以必须被毛泽东整死。


谢选骏:八九六四的后遗症——稳定压倒一切

《习近平执着于从“社会大局稳定”治国,给自己挖坑》(综合新闻 2024-01-28)报道:


2024开年股灾与火灾连发,对中国似乎不是一个好兆头,但“甲辰龙年”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凶年,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全能型政府+一人统治的治理方式是否有所改变。若中国当局执意于从“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去治理国家,将不可避免出现更多政策错误,实是习近平为自己的统治挖坑。


时评人指出,所谓“社会大局稳定”,本质上指的是政权安全。这是习近平深入骨髓的对中国事务的思考和治理方式,凡事都从社会大局即政权安全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


(德国之声中文网)按照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今年是“甲辰龙年”。“甲辰年”从历史来看,似乎凶年居多,所以用迷信的说法,今年可能各种灾害和异象较多。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信这个。不过,从今年开年的情况看,这个世界好像确实不太平。国外不讲,中国国内是灾祸连连,先是股市开年以来一跌再跌,沪市多次击穿2800点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实际可称为股灾,最近几天又发生了三起灾难事故:19日河南南阳一学校13名小学生死于宿舍之火;22日云南昭通山体滑坡,47个村民遇难;24日江西新余一临街商铺熊熊大火吞噬了39条生命。


中国人讲究开年吉利,出现股灾和死人的事总是不好的。因此外界看到,当局现在要大力救市,对死人之事更是不敢怠慢,事故发生地的政府接到报告,党政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远在北京中南海的习近平和李强也是一个指示一个批示,副总理张国清率工作组赶往云南和江西现场指导搜救工作,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医疗专家到这三地开展救援、调查和善后处置等事宜,省市两级政府领导也赶赴现场指导救灾,这一般是当局处理各种灾害事故的模式和流程。


习时代的特色


要说习时代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就是特别强调习的指示,对于死亡人数较多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灾难和事故,习都会下指示,习的指示就是催命符,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衔令而动,故可想而知,救灾现场,官员一定是比救援人员还多。


虽然几级政府的官员去现场救灾,只为表达一种政治姿态,以示“体恤民情、与民同苦”,但即便是作秀,去灾害现场总比呆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和指挥要好。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发生大的灾害和事故,从中央到基层,官员倾巢赶赴现场?答案在习的指示里。以最近新余火灾事故为例,习的指示是,“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关键就是“社会大局稳定”六个字。一般来讲,习的指示和总理的批示,都会有这句话,比如李强对云南昭通山体滑坡的批示,最后一句话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将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扯上关系,是习时代的特色,以前的中共领导人就事故所作指示是不会这么强调的,比如胡锦涛时期也常发生灾害,但胡的指示充其量只提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从未见要确保或维护社会稳定之类字眼。


顺便提及,胡锦涛时期总书记和总理甚至副总理对灾害事故作的文字表述,官方报道都用“指示”,而非刻意突出总书记的作用,总书记的指示称作“指示”,总理的指示就称作“批示”。将两者区隔是习时代才有的。而总理的批示用上“社会大局稳定”,亦是从李强开始的,李克强对灾害事故的批示是不见这几个字的。


为何如此强调“社会大局稳定”?


人们会问,习时代特别在他的第三任期,何以连总理的批示都要紧跟他强调“社会大局稳定”?人们很少看到有任何国家——也许社会主义国家除外——将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挂起勾来,人家就是把灾害作为一起单纯的事故来处理,虽然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情绪也要安抚,然而,不会把事故上纲到“社会大局稳定”的高度。可偏偏在中国,当局要将每起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连结起来,各级政府按照这个要求去处理,这是否表明习对灾害事故格外重视?表面上看似如此,当局的确是要以此凸显对事故及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视,但细究起来,实则是害怕处理不妥,会使一起生产安全或者自然灾害的事故演变成一起社会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冲击政权安全。习的这种提法反映了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和处理灾害事故的。


所谓“社会大局稳定”,本质上指的是政权安全。这是习深入骨髓的对中国事务的思考和治理方式,凡事都从社会大局即政权安全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从旁观者看来,这是一种泛安全化的思维方式,弄得草木皆兵,实无必要,但习显然不这么考虑,在他看来,这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政府本来就是个全能型政府,你服从我的领导和管束,我来安排和照顾你的一切,为你解决你解决不了的困难。这是中共构建的统治模式,虽然在实际中无法完全做到这点,但它是以这种方式去行使统治权的。所以,各种安全事故和灾害,即便看上去和政府没有直接关联,不是政府的管理不善导致的,政府也有非常之责去救灾和善后,因为这本来就是它的责任。


习不过是将中共的此种全能型政权的统治机制推到极致,变成了国家政权和党的机构为他一人服务,由他一人驾驭,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出自他一人,这样,原来由国家来负的责任当然就要他一人来担,全部荣誉归他一人所有,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就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把国家的问题变成了他个人的问题。此乃一人统治必然会导致的逻辑结果。习清楚这点,所以他不能出错,必须战战兢兢,每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


可不出错是做不到的。大权独揽、一人统治的过程本身,就会得罪统治集团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人为制造出许多反对派;另外,习不是上帝,他的聪明才智有限,专断最容易导致决策和政策错误。过去10年,人们已经看到习的各种大错小错不断,给人的感觉似乎遍地是狼烟,处处是陷阱。


以经济来说,中国今日经济的萎靡不振,与习有莫大关系,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将中国经济列为今年全球第六大风险,认为北京未能解决中国的成长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机等问题,这都是习造成或加剧的。前面提到的股市作为经济和市场的风向标,已经率先反映出来,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构成的威胁,让当局不得不去处理。


可以说,中共的全能体制和习的一人统治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更多的问题;或者,问题是暂时解决了,但问题产生的机制照样存在,所以过后问题会源源不断复制出来。每个问题和矛盾最后都指向政府,像上述三起灾害事故,几级政府官员都要到场,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受害者和救灾者皆不满,社会情绪也不满。这就是中国当下现状。


今年时间尚未过去一月,就有这么多灾难发生,未来11个月,有任何大的事故都不让人意外。当大众和精英都想发泄不满和谋变,而经济的困难程度又得不到明显缓解,只会加剧社会紧张态势,影响大局稳定。故而,站在习近平和当局的角度,拿枪的敌人站在明处,不拿枪的敌人躲在暗处,处处皆风险,时时有危机,他当然就要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和政权安全,不能让每起事故影响大局,然而,这怪不得别人,都是由他招来的,自己为自己制造麻烦,自己给自己挖坑。


网民嚎叫:


白雾 发表评论于 2024-01-28 19:39:38

甲辰年要到农历大年初一或者立春才开始计,现在仍是癸卯年。对中国来说,甲辰年不算很差的年份,反而容易有转机。挑战大的是土金之年。2028-2030年土金两旺,不过那时美国可能也不好。

jifeng2023 发表评论于 2024-01-28 19:30:28

社会大局稳定的批语实属不必要,这么做要么是承认事故处理会引起社会大局不稳是大概率事件,要么就是要求相关官员处理事故时以社会稳定为第一要务。如果追究相关官员责任,公开事故真相会影响社会稳定,就会去隐瞒真相成为处理事故的定式。百姓对政府将会完全失去信任。谁重谁轻难道习本人搞不懂吗?

北京_01link 发表评论于 2024-01-28 18:43:41

这种措施只能说明社会的脆弱和不稳定性,所以政府草木皆兵,战战兢兢,把政府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百姓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大灾之年是戊戌到庚子(1838—1840;1898—1900;1958—1960;2018—2020),现在开始的是“庚子之后的十年动乱”(1840—1850;1900—1910;1960—1970;2020—2030)。八九六四以后有句共产党口号——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八九六四的后遗症,提前预告了朝代末年……一个社会,如果开始了“稳定压倒一切”了,那就慢性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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