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进民退之争权贵资本开始“统治”中国》（2010-03-23 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出乎意料，这场始自学术界的少数人的言论，竟会逐渐演变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
“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自去年起便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来很多人的附和甚至声讨。
争论延续至今年的全国两会，并在此时点骤然升温。如有学者公开撰文“建议两会审议国进民退”，指责“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搞所谓的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僚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并发表“制止‘国进民退’，是当前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的挑战性言论。与此同时，有更多学者纷纷加入争论战中，有的明确指出“国企垄断论”的谬误，有的剖析“国进民退”论断的真伪，等等。
对于学术界的这场“国进民退”大辩论，也有人发出质疑，如有人认为这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炒作行为;也有人认为这些言论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制造混乱 ——“国进民退”与“与民争利”中的 “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有人批评说，“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等，是某些学者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行为……
这一争论对中国经济未来有何影响？
以往实践表明，凡学者一致的观点和判断，对现实经济政策的影响一般较弱;而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观点和判断，往往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大。
“国进民退”大论战：是“路线之争”还是“伪命题”
全国“两会”前夕，一篇名为《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的文章被包括一些官方网站在内的很多网站转载。该文称，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在钢铁、化工、煤炭、民航、公路、电力、金融、房地产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
这篇文章似乎是对学界和舆论在2009年对“国进民退”质疑观点的汇总和升级。
2009年上半年，提及“国进民退”这个名词，部分学者和媒体表述时，尚称之为“局部行业和地区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现在发生一种情况叫做 ‘国进民退’”;下半年，已经有人用“国进民退大潮”表述这一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就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国进民退’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愈演愈烈。”
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也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高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
偏偏2009年又发生了几件大事。从“方兴地王现象”到“中粮入股蒙牛”，再到“山西煤矿重组”……只要有国有资本介入的每一桩并购重组事件，似乎都成为了“国进民退”的有力例证。国资与民资的进退逻辑似乎也因此显得愈发明确。
到2009年底，有人甚至称，“国进民退”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已经从探讨国企、民企如何共赢，拓展至呼吁给予民企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甚至有人担心改革会倒退，需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2009年9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对媒体疾呼：“‘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会制造社会不公平”，“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抬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也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发表观点：“(山西煤改)现在看来是改革的倒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今年1月9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的观点更为犀利。他说：“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面对一些学者和舆论界迎面袭来的讨伐声浪，官方显示出了谨慎的态度。
2009年1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参加“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时，面对众多大学经济院系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今天想说的主要是‘国进民退’这件事情”。马建堂表示，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马建堂选取了从2005年至2008年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就业人数等指标论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对比。
马建堂表示，中国企业整合、产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不要唯成分论，要唯能力论;第二，垄断行业应该注意的是严格按照《反垄断法》做事，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将来的联合、整合、重组，既要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还要防止垄断。
一个月后，马建堂在国新办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特别提出，希望媒体能平衡报道自己的观点：第一，在去年和今年确实存在一些“国进民退”的个别案例和现象，但总体上不存在。第二，希望大家对于“国进民退”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中央相关部门官员的谨慎表述不同，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则明确表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自2009年煤炭资源整合以来，山西省相关官员多次表示，煤矿兼并重组系“优进劣退”而非“国进民退”，并没有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相反，政府希望看到民营企业通过此次整合发展壮大。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进民退”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大型企业在前进，央企也由于投资者和股民的参加，进一步多元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央企收购一些中小企业来进一步扩大它的实力，有资本的融合，也有企业组织的融合。这是一个双向进步。”
针对民航业“国进民退”的说法，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表示，航空业兼并重组问题是公司的市场化行为，民航局认为只要有利于民航业的发展，就应该积极支持。民航业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各个航空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多元化的。
但很快，反驳的声音就被更多的质疑淹没。在这场愈演愈烈的论战中，有旁观者甚至认为，涉及“国进民退”的论战已经上升为学术界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纪之争，其辩论和胜负结果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不得不面对记者的提问，正面回答“国进民退”质疑：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
参加“两会”的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大多都被问及“国进民退”这一话题。山西省省长王君表示，从整体上看，山西煤炭业并不存在社会上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目前山西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煤矿企业的比例为2：3：5，股份制企业是主体。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则直称“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同时，被动成为论战主角的国资委也在“两会”期间，在其官方网站主页醒目位置设立“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国企发挥顶梁柱作用”专栏，集中刊登了《解析“国进民退”论断真伪》《并购是强进弱退而非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等一系列新闻报道及理论分析性文章，反驳“国进民退”的言论。
不论其究竟是伪命题，还是现实存在，“国进民退”俨然已成国民焦点。
“央企地王”的“冤案”：“央企旗下企业”不是央企
国资委呼吁社会要正确看待产业间的重组。
国资委相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前需要“理清思路、解疑释惑”。毕竟这无论对国企改革还是国有企业发展本身，都甚为重要。
“现在大家都在热炒‘国进民退’，作为民营企业的沙钢去年进入世界500强，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激动。沙钢不是联想这样没有历史包袱的现代公司，而是一个传统企业，就是靠一勺钢一勺钢炼到世界500强去了。沙钢能进入世界500强，太神奇了。媒体为什么不好好炒炒这个事，偏要盯着这些年发展势头不错的国有企业不放？”电话那头的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着实无法理解时下在经济学界掀起的这场关于“国进民退”的大讨论，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毫不讳言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王志钢看来，中化集团控股的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方兴地产”)的“地王”头衔，是引领 “国进民退”讨论的源头之一。
2009年6月30日，方兴地产在诸多地产大鳄中突然杀出，最终以40.6亿元的天价拿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楼面地价达15321元/平方米，刷新北京“地王”纪录，被舆论认为是当时的双料“地王”。
由于方兴地产在拿地前后获得了约245亿元的银行授信，也被形容为“拿的是国家的钱”。随后“方兴地产”连同中化集团毫无悬念地被冠之于“国进民退”的典型。
方兴地产是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旗舰公司，公司于2007年8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把方兴地产作为‘国进民退’的代表有点冤。”王志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专门对“方兴地王”事件进行了调查和了解，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有上市公司是否还是过去意义上完全的国有控制企业。
相关人士向记者分析，国有企业的本性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全民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股份”每个公民都有份;二是公共性，也就意味着它的收益要回归全民。
但是国企的本性随着国企的上市悄然发生着改变：只有持国企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人才能真正享有红利和收益。
据记者了解，作为上市公司的方兴地产，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作为方兴地产第一大股东，持有其7.68亿股股份。
“方兴地产之所以算公有制企业，只不过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是第一大股东，而传统国有企业的这种叫法是否适合方兴地产这类企业，需要进一步探讨。假设方兴地产赚了钱，那些钱并不是要回到央企，大部分要分给股民，而好多股民都是香港人。”王志钢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方兴地产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可以因为看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去参与竞争地块。“这也是反映了上市公司股东的要求，如果方兴地产不去按照股东的要求做，只是中化集团的的想法，股票在市场上也不会表现这么好。所以，在界定上将方兴地产完全划归为国有企业，站不住脚。”
另一个遭受舆论质疑的问题是，方兴地产在夺得广渠路15号地前后，该公司获得了来自中国银行的200亿元及来自中国工商银行45亿元的银行授信。
“腰包鼓了自然要置业”，但也由此被舆论认为是拿着国家的钱去买地，并且将方兴地产看做是造成2009房地产市场地价屡创新高的罪魁祸首之一。有数据显示，信贷剧增的2009年上半年，60%的“地王”被有国资背景的地产商获得。
对于方兴地产获得的巨资银行授信，王志钢的解释更为直截了当：“方兴从银行贷款的钱怎么能说是国家的钱？况且国内好多银行都已经股份制改革了，银行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其经营目的都是创造更多的利润。而且银行永远是‘嫌贫爱富’的，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只要企业好，肯定会给企业贷款，舆论简单地把这部分资金归结为国家的钱，这样说不太公平。”
中粮事件的另一面：蒙牛险被“外进民退”
就在方兴地产以天价拍得广渠路15号地获得 “地王”称号的第6天——2009年7月6日晚，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粮”)发布公告，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共同入股蒙牛集团。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食品行业最大的一宗交易。这宗交易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舆论的激烈讨论。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蒙牛不进入中粮这样的国有企业，或许就是‘外进民退’了。”王志钢指出，蒙牛跟中粮具有相关性，中粮的理念是做从田间到饭桌的产业链，再加上其董事长宁高宁的管理理念，给蒙牛让渡出非常充裕的空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蒙牛进入了中粮。
这起并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是一种正常的重组，“中粮本身的业务就是从下游往上游一直在延伸，延伸到奶业很正常;从蒙牛方面说，也确实需要中粮这类大资本的介入。这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改变蒙牛自身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和国际化视野。”
“从总体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趋势可能还是‘国退民进’，不能拿个别现象来概括趋势。”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进一步补充。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非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企业)2005年占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89.89%，2008年提升至95%;产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2008年的71.66%;资产比重由2005年的51.95%上升至2008年的56.62%;利润总额比重由 2005年的55.96%上升至2008年的70.34%;就业人数比重由2005年的72.81%上升至2008年的79.70%。
而全国政协公布的数字是：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同比增加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私营企业增长20.1%，国企增长 14%;从业人数，私企增加5.3%，国企增加0.8%;主营业务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降低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而国企则下降4.5%。
“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总得有个标准和一些具体的指标，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其他人士提供的指标看，当前企业进行的并购重组不是‘国进民退’。”王志钢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尽管数字已经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现实发生的事件还是会不时挑逗“国进民退”这根敏感的神经。3月 15日，北京土地市场又涌现出新的“地王”。据悉，北京一日成交6块土地，总金额达143.5亿。当天上午，大望京地块和亦庄地块分别以27529元/平方米的楼面价格、52.4亿元的土地总价，刷新北京市土地成交纪录，成为新的“单价地王”和“总价地王”。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下午竞价的海淀区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30000元/平方米。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天出现的三个“地王”全部有央企背景：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的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此时产生新“地王”，对“国进民退”的争论无疑火上浇油。不少人认为，“央企”与“地王”的再次组合，可能让“国进民退”又有了一个新的例证。
不知是否是作为回应，国资委3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正在加快调整重组，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被定义的“国进民退”事件：4万亿大多给国企
2008年底，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由于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资金大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上，民营企业难以涉入其中，而被认定“4万亿大多给了国企”。
山西煤炭重组：2009 年4月开始，山西启动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整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规划，到2010 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 家减少至约100 家。有调查显示，重组中被关闭的中小煤炭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
吉林通钢事件：2009年7月，由于民营企业建龙并购老国企吉林通钢之后，没有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发生冲突，通钢职工打死了建龙派驻的高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宣布民营资本全部退出。
山钢并购日钢：2009年9月，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与赢利的民企——日照钢铁签订资产重组与合作协议，双方以共同向山钢日照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其中，山钢占股67%，日钢占股33%。
东星事件：2008年至2010年1月底，财政部为支持三大国有航空集团先后划拨了15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东航集团、南航集团和中航集团分别获得90亿元、45亿元和15亿元资金。但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未获注资，最终破产。
国企是“做大”还是“垄断”？
经济历史长河中不乏一幕幕插曲。而“国进民退”大辩论这段插曲，却让许多人感到郁闷。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接受媒体访谈时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李荣融主任的委屈，其实也是国资委的委屈;而国资委的委屈，某种意义上也是国企的委屈。挨骂的国企，到底是不是真委屈，还是先看看它们挣了多少钱吧。
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从2003年的约2万亿元，增加到了目前的5.5万亿元，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2009年，国企也出现了集体性崛起和爆发式增长。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字，今年1-2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40576.5亿元，同比增长42.4%。
这份成绩单，国资委作为主管部门功不可没。但“高增长”也带来了“垄断”嫌疑，并进而成为“国进民退”说的“现实论据”。
一些学者将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定义”为“国有垄断行业”，将处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垄断企业”。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对此反驳说，垄断有两个特点：一是垄断市场，二是垄断价格，两个必须同时体现出来。如果垄断价格不体现，就要细致分析垄断市场是由于自然情况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盲目说电力、石油、通讯三个行业是垄断行业的理由不够充分。
王志钢举例说，“中石油在成品油方面是亏损的，电力企业在供电方面价格是倒挂的，也就中移动好一点，但要分析到底是因为手机用户增长赚的钱，还是因为价格增长赚的钱，很明显是手机用户增长赚到的钱。”
针对不少学者和舆论把中央企业做强做大的努力贬斥为“央企凶猛”。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做强做大，是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向跨国公司看齐，把国有企业培养成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是产业调整还是“国进民退”？
很多学者在提到“国进民退”这个话题时，常常会发生“国退民进”的口误。
这并不奇怪。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企改革进行了15年，短暂的时间，改革争论的焦点就从“国退民进”转化为“国进民退”，形势上的迅速变化确实令人回不过神。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进行了MBO(管理层收购)“国退民进”式改革。
而2004年展开的“郎顾之争”，被称为“国退民进”的标志事件。
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指责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主张国家“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停止管理层收购(MBO)。
格林柯尔的倒掉使得“国企民营化”的MBO模式基本停滞。
然而，时隔5年之后，与“国退民进”相对应的“国进民退”的讨论却卷土重来。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当前的并购重组，到底是产业的正常重组还是“国进民退”？
“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即便出现一些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是正常的。在我看来，目前发生的重组案例是一种正常的产业重组，只不过由于重组的双方有国有资本的介入，从表象上看表现为‘民退’，其实‘民’也没有‘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大家众口一词质疑“国进民退”是不对的，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国进民退”现象。
张世贤进一步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产业重组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根本经营不下去的企业或者经济实体，在这个时期通过破产重组，既是生产力的一种重新组合，也是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金融危机的功能。这个功能在中国表现为国有企业更有能力重组那些行将破产的、经营不下去的企业，这很正常。”
王志钢更是一语中的，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产业调整中的‘进’与‘退’是一个过程，而判断‘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应该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去考量，应该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简单谈这个问题，都太偏颇。”
“国有企业”概念早已更新
探讨国有企业的“进”与“退”，都逃脱不掉国企的功能如何定位。
相关资料显示，国际上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有四种模式：一是英国工党实行过的福利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美国主张的公共事业政府投资;三是法国尝试的收购衰退大公司，经过扶持提高竞争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类似于政府创办的两只产业基金。
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国有经济定位在上述四种模式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
“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是特殊企业，国有企业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盈利性。目前，国有企业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表现。其实大家意识形态的东西越来越弱了，更主要的是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有企业在里面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什么，这个在当前急需明确。”张世贤说。
在张世贤看来，国有经济定位，首先是基础性、资源性产业。国家掌握了这些产业，有利于产业的安全生产、可持续发展、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高，这是国有企业的优势所在;其次，国有企业经过30年的改革，从原来的完全企业办社会，到变成唯利是图的企业，再到现在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说明国有企业更多地肩负着增加就业、战略性资源的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的任务，这些作用都是无可替代。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概念了，已经脱胎换骨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WTO规则框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国有企业。从四大银行到中移动、中粮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应该说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张世贤说。
张世贤进一步表示，对国有企业要正常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有企业不好，也不能简单认为说只有国有企业好，“关键是看其在什么产业、用什么方式来组织的，因为企业说到底是一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取决于国企占了多大成分。毕竟现在纯国企已经不多了，国企本身也是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国企改革路径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行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完成私有经济和买办资本的国有和集体化改制;
第二阶段(1978年-1984年)：以扩权让利为重点，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
第三阶段(1984年-1992年)：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第四阶段(1992年-2002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行政资分开，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
《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财经文摘》2010-2-5）报道：
新年伊始，《财经史话》栏目全新上线，本栏目旨在从历史中看财经，以史为鉴，力求古为今用，鉴往知来。
2009年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关于“国进民退”的议论，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与民争利”，结果使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利益受损。本期章立凡从历史上回顾了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拖垮了国民党政权，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并提出针对当前的“国进民退”趋势，应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使之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苏小和先生《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是本年度的连载长篇，本期主要从世界历史角度告诉我们，竞争的市场经济才是发展的成功之道。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总称为某些人某些事的挡箭牌，苏先生做了澄清，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其实是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也就是说，他的政府干预方案，是基于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底线之上的。
（二）
《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章立凡）报道：
作为一种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格局中，国企和民企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应有互补性，片面地扶植或压抑其中一方，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将联系当前的经济现象，对洋务运动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作出分析。
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农立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转而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是国家资本主义。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的枪械、机器制造和造船，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轮船运输、矿业、冶炼、纺织、电线电报、铁路等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
官督商办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其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甲午年（1894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地位变化后，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场“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如果说清末的“国进民退”有较鲜明的人治特色，国民政府的“国进民退”则带有深刻的团体烙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继承了会党传统，而“以俄为师”重建的国民党，融入了列宁式政党的集权血液。其经济政策中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外患的加深和权力的膨胀而日益凸显。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抬头，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全国实现了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发展，互有消长，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约有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本约为11.7亿元，官营资本只有2.06亿元，约占15%。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计划经济。例如卢作孚就主张：“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孔、宋等豪门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乘机凭借体制权力驾驭经济形势，化公为私，大发国难财。
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
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不仅导致了政权的腐败，也加大了“国进民退”的比重。在经济部接收的2243家工矿企业中，除保管未处理者448家外，转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交资源委员会等机关经营者1017个，发还原业主者298个，标售给民间经营者441个，其中电厂因多系国营或战前已有原主，未作标售。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国进民退”已成定局。
民营企业家事前曾警告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
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当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时，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
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冲击，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企业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资改造”在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
1957年“鸣放”中，上海企业家李康年建议：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年期分为20年，一次性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
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问题上，国家财政部1979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造成人口统计上负增长2000万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内乱，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以国营经济垄断一切，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资本失去了发展动力，经济生活成为铁板一块。其后果是民穷国乱，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悖离了现代经济多元发展的主流去追求现代化，无异于南辕北辙。
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国际论坛上承认：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两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便捷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
中国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对“国进民退”的四点思考
1.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缺乏社会契约观念。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直持续至今。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中国近代以来几次的“国进民退”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与垄断和特权息息相关。
纵观60年来的财富分配，前30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后30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团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明显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2.立法自坏无法取信于民
前三场“国进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经济政策上来回切换：清政府在铁路民营政策上失信于民；国民政府利用战时体制，扶植官僚资本，打压民营资本；50年代不顾《共同纲领》的承诺，迅速吃掉全部民营资本。近代经济的几度轮回，都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重复支出。这种资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为背景的；同时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正在挑战《物权法》和宪法。
这种以政策对抗法律的举措，60年来已出现过多次，给政治、经济造成了无数折腾。“文革”结束后，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立法自坏，则无以取信天下，不仅政府自贬信用，法律尊严尽失，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3.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他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违背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及配套的监督机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权力寻租下的官商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公众权益。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后果往往是化大公为大私。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4.“国进民退”违反科学发展观
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局部地区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的后果都不佳，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民进国退”才是人间正道。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屏蔽历史，只许讲成绩不许讲错误，既违背实事求是传统，也违反科学发展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实为60年来官场之积弊；鄙视既往，不知慎终追远，就没有将来可言。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三）
《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苏小和）报道：
官商结合，大家耳熟能详，生气的时候我们叫做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当下的社会现象，一种经济领域的潜规则。但在学术意义上，它则是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基于企业和政府分工不清晰事实的学术定义。
近代以降，“官商结合”当然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学术上总结了三种模式：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正是这三种企业发展模式，构成了百年以来中国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最核心的问题，用企业理论的框架来追问，非常简单，那就是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这是跨越百年的中国问题之一。史料意义上，我们不幸地看到，中国人进入近代以来，似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企业必须只能由政府主办，退而求其次，至少只能由政府和商人合办，或者是政府监督，商人执行。所以我要说，百年之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对，是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看史料，我们会发现，在民国时期，1928年到1938年，有一个史学上的黄金十年称谓，那短短的10年之间，中国竟然出现了一批看上去比较规范、具有近代企业或者现代企业特征的私人企业，它们产权清晰，产业稳定，品牌架构突出，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可惜历史并不宠幸，这种比较规范的企业10年，竟然昙花一现，接下来马上又被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深深遮蔽。
所以，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发展的轨迹，事实上跟我们中国百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起起落落，正好可以见证百年中国历史叙事的徘徊与无助。
了解一下这个课题的学术框架。
第一个需要强调的，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导向原则。常识层面，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说经济形态，显然是有明确的导向原则的，大概是这么几个导向：
一种是以政府为导向；
一种是以党为导向；
一种是以军队为导向；
一种是以企业家为导向；
一种是以领袖人物为导向。
什么叫以党为导向，简单的定义，就是党管企业。一切的企业产权都属于党，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是党员，或者在企业里设党委，消减工会在企业里的作用，或者以党的组织部的名义来培训富二代。
什么叫以军队为导向，缅甸是个不错的例子。不要以为缅甸人不办企业，不做生意，他们一样的有进出口贸易，一样的要办自己能掌控的企业，只是他们的生产经营，甚至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军队说了算。中国北洋军阀时代，也有军队管制企业的影子。
什么叫做以领袖人物为导向，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1950年代，公私合营，大跃进、三面红旗，表面看是当时的党和政府在操作，事实上领袖人物的作用已经涵盖了一切。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按照企业理论的框架来看，那是一个全民办企业的时代，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炼钢铁，恨不得一夜之间赶英超美，而这一切行为的主导力量，当然是那个站在城楼上挥手致意的领袖。
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以政府为导向。
有些概念是可以轻易提出的，比如计划经济，政府干预，行政垄断等等，但我们需要辨析几个概念。首先是要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导向原则。很多人以为凯恩斯主义就是鼓吹由政府来推动市场的运行。事实上，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面对的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凯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政府主导方案，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其次，凯恩斯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都知道自由的价值，市场的价值。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市场的自发秩序，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另外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由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亚当·斯密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体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它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地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看欧洲经济学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政府就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印花布的生产和贸易，任何私人都不能经营。很多法国人只好偷偷做印花布的生意，有点像今天中国的所谓山寨产品。法国政府经常打压这种现象，有79个商人为此被判绞刑，300多个商人被流放。
西班牙的政府主导色彩就更加明显。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西班牙都陷在政府主导的模式里。大家知道，曾几何时，西班牙曾经比英国还要强大，它的势力遍及全球，成为当时最大的海上帝国。可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家伟大的西班牙企业，更没有享誉全球的企业家，今天的西班牙已经淡出世界第一流、第二流的国家梯队，它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了。
俄罗斯的发展就更加不幸。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企业态势是不错的，至少有私人企业，有财产继承权利，企业的产权比较清晰。虽然沙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也存在诸多干预企业发展的现象，但总体上，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显然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10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政府力量绝对化。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后，我们看到，苏联人可以让宇宙飞船上天，有太空站，有导弹和核武器，可是苏联人却造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电视机，甚至再也造不出可口的面包、啤酒和奶酪。
按照这种分析方法，只有英国才是幸运的，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整个国家向企业主导的方向发展，向企业家发展，向市场发展。
历史真有趣。这么几个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重商主义时期转型到自由企业时代，只有英国转型是成功的，法国不成功，西班牙也不成功，俄罗斯基本上与自由企业精神背道而驰，十月革命以后，整个经济完全被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垄断，一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似乎还处在彷徨的过程之中。
百年之间的中国经济，是不是以政府为主导呢？是不是还处在早已经被确定为失败案例的重商主义时期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开玩笑说，中国既不是政府导向，也不是以党为导向，而是党国导向，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国体制，中国的党和国家纠结在一块儿，所以无法界定。（待续）
《古诗词里读财经》
秋浦歌之十四
李白
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
歌曲动寒川。
如果说李白的秋浦歌之十六说的是农民的多种经营，那么这首诗写的是正在从事紧张劳动的冶炼工人，是手工业。
李白当时隐居的宣州是唐代重要的矿产基地，这个地方生产的银器和铜器当时都是作为贡品而上送朝廷的，因此，当地的冶炼也十分发达。不过，从诗里描写的场景看，当时的冶炼还是小作坊式的，一个炉子，几把榔头而已。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诗歌的一开始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炉火熊熊燃烧，映红了整个天地，从炉中喷出一股股紫色的浓烟，时而有腥红的火星从炉烟中欢快地跳出来。
接下来两句，“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是作者对正在紧张劳作的冶炼工人的正面描写，赧的本意是因为羞愧而脸红，李白用来表达工人们的脸庞因为炉火的烘烤，因为劳动的紧张，在月色的笼罩下和炉火的辉映中，一个个显得精神焕发，红光满面，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压垮他们，相反，他们在这种艰苦的创造性的工作中，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豪迈与振奋，所以，他们才能够一边挥汗如雨地工作，一边情绪昂扬地放歌，甚至使得寒冷的河水都为之荡漾。
不过，光是一个铁匠炉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动静，也许当时当地的冶炼，已经有了规模。而这种规模，仅仅给皇上上贡是用不着的，还是在于生产的需要。唐代开始，江南牛耕成为普及，牛耕用犁，犁头是铁制的，用大量的铁制品。当时的名诗人高适在《寄宿田家》诗中云：“牛壮日耕十亩田，人闲常扫一茅茨。”也说明了牛耕的普遍性。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使得手工业的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四）
《“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张鸣 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报道：
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 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 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得比较 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重掌监管的高潮，据说 宁绍一带，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 人称新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 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四九年后，中国曾有过一次以国家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 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 。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 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受，被外界批评为「劫收」 ，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 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 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负责接收的人员不少中饱私囊， 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据张忠民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规定了如确系敌人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 但在由各接收区 自行处理的九千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三百十四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四一，标卖的一千三百八十 四家，占总数百分之十三点七四， 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 。据经济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报告称， 在经济部接收的两千四百十一家敌产工厂中，除九百五十一家未处理以外 ，有一千两百十九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一百十 四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五。」就这样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庞大国有企业。如中国纺 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 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个人有点关系的 ，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 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据当时报道，接收一开始，几乎上海九成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 后大量的变成国有资产。不仅如此， 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 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 ，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一元中储 要顶二十元法币也不止。但胜 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 的比率为一比两百，过了几个月，在 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一比 五，规定在四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运动， 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 政之初，确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时，就已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 是凭借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 然后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 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 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 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低效，但还 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一统天下， 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 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减少，连基本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六成、农村人口的九 成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享有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 讯，还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 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国进民退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化的结果》（中顾网 佚名 2010-3-4）报道：
国有企业就是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拥有绝对控股权的。地方政府的叫省属市属。大公有私有的划分是意识形态说法，国有制度的法律定义也不清楚。
国进民退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化的结果
今年来，航空、钢铁、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出现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将往何处去？日前，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了《“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讨会，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剖析。以下是搜狐财经的独家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帆：
央企这个事儿，我想有些思路吧，因为你们这四个问题提的，大家也没分好。现在争论的一个事儿，就是不应该有争议的，就是那个央企，还有地方政府所属企业，我建议你们请徐建来一次，他是深圳大律师，写了国有企业怎么定义。
国有企业就是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拥有绝对控股权的。地方政府的叫省属市属。大公有私有的划分是意识形态说法，国有制度的法律定义也不清楚。
我跟赵农的想法一样，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为了推动改革，实际上模糊了许多法律概念，法律概念基本上是很不清楚。公有私有是意识形态概念。
说到国有和民有就带有一点法律概念了。国有也说不清楚，应该是一个政府主体，占绝对控股权的，算国有企业。占10%算，还是占90%算？几家政府主体组成一个股份公司，实际那几家国营的股东，都丧失国有意义，和私人就是一样的了，他们的投票权可以互相抵消，也是为了市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因此，严格的国有企业，只有一家政府主体占绝对控股权的能够算。
张老师是我的博士老师，经常说要区分实践和理论的真假问题，实践中究竟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讨论的真问题，实际上就是央企扩张及其带动的省属市属国有企业，在市场里面扩张的问题。扩张是在两个领域里面。一个是它应该在的领域，如自然垄断，可以考虑多卖掉一部分股票，少用股权控制，多用非股权控制。前几年私有化的浪潮也挺汹涌。
你们说国有化浪潮很汹涌，我看前几年是私有化浪潮汹涌。把地方自来水厂，供暖厂甚至电厂卖给私人，能成吗？按照道理也可以，就是你私人办电厂，办供暖，办自来水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要管依法管理，物价局要定价，不许转产。
就是完全的私有制，私人办一个自来水厂，也要按照法定办，要政府和群众监督。到底行不行，一直没说清楚。有人说不行，非得政府控大股才行，只能用股权控制才有用，非股权控制就没有用，这样的道理，我没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能是在中国社会监督不起作用，依靠国有成了习惯。
政府不控大股，是不是就管不了它了？有效政府也可以管得了，就是要经济民主化。
在一个就是现在的问题：垄断企业多种经营。留利太多，贷款太多，他自己用不了，又用到别的领域去干。到底让干不让干，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有一种假设，当然是以自由主义假设了。国企这么干一定要利用权力，国有企业就不能进竞争性领域。进来之后一定要利用权力在这里捣鬼。如果我们认同这个道理，那我们就建议，到一定程度让它全部脱钩。军队创收后来就脱钩了。
中石油、中石化搞垄断，就搞加油站，开发油田，到外国去开发油田。就让你在这个行业干，参加国际竞争。或者把钱投入你那个行业的技术创新。这个可以监督的。中央还管不了这100多家央企呀，就是不让多种经营，很简单的一件事。不让你干，你美国去干加油站，非洲去办加油站。
涉及国际竞争的战略产业，需要国家支持，就限于你这个行业竞争。
即使是这样的理念，我还是更倾向于非股权控制，就是用国家采购、国家补贴、安全立法、战略产业振兴法。属于国际竞争的大产业，国家要支持，比如航天航空，没法到市场里面干。但控大股就没必要。股票国家可以占一部分，国家用战略产业振兴法去鼓励发展。
你说的国进民退，就是国有企业股份多了，应该往出退。我一直就是这个看法。国家要扶持产业是肯定要扶持的，可用非股权控制。这问题现在是实践上的真问题，和理论上的真问题，就是央企扩张，扩张到垄断行业以外去了，可以让它脱钩收缩回来。
包括向地方政府投资，搞了很多公路，现在用4万亿投资，加上地方企业18万亿，都是国有资产，但是它增加的只是国有资产的总资产，没有增加净资产。等经济发展了，把股票给卖掉，拿那个钱去还国债和银行去。应该是经济好转时把股份卖掉，再退回来。国企在竞争性行业应该退出。
崔之元说的社会主义，我另有一个建议。你说那个东西也不一定行得通，说政府支持自己的国企赚的钱，然后给私企减税。国企就其本来意义，目标不是利润。我跟赵农的说法一样。就把国企限制在公共领域，解决市场失灵。政府持少量股票。公共事业赚不了钱，让国企的存在，就是它搞亏损的，私企不干的。30年前都有共识，我是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现在又拿出来这个说，怎么回事？
国有企业要干私有企业不干的事儿，不能与民争利。亏本了跟财政要钱，再补贴给你。它就是干公共事业的。
例外的就是国家战略产业。如飞机制造，美国和欧洲各一个，形成寡头垄断。中国十几家，真是过度竞争了。亏本之后国家补贴，少实行高关税。这是战略产业，必须得国家支持的，一说公有私有，就扯到意识形态上去了。我觉得应该一个报告上去，像央企100家，弄100个分公司，就一万家。造飞机的就不要造垃圾筒，让它退出多种经营。
我在1998年提出的思路可行。我这10年前的东西，我也要讲一讲知识产权，大家不是一直强调要维护私人权利吗？1998年我提出来，改革会出现权力资本化。最近张老师说还记得，其他人就忘了。现在大家都说要反对特殊利益集团了，我是 前年就研究完了，司法部重点课题，很快就出版了。国进民退这个事儿，它引起争论，如果各种意见达成共识，应该用权力资本化的路数来分析它，就容易达成共识，而不是用公有私有的意识形态理念。
中国的改革是从权力社会开始，市场化第一步是权力创造的，最简单的就是所有的担保。开始的担保权都是权力做的。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财产，第一笔贷款就没有抵押品。
那种情况下，只能是跟单位借点儿钱，赚了钱还，有的也没有还。赔了本就不还了。只有权力是出发点，所以中国的改革，其实是走权力资本化的路子。
权力变农业资本，变商业资本，到988年生产资本，出现了社会动乱，90年代发展起金融资本，2000年扩大量进入国际资本。至少到2006年市场对国际资本全面准入，中国的权力资本化路已走完。我可是彻底的实证主义，我没有价值判断。经济学家不是不讲道德吗？要讲实证。这就是实际的改革路径，主流是这样的。2006年之前基本上应该肯定，而不是否定。我就听不懂什么“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嘛!，资本已经发展到国际资本，我们彻底资本准入了，外资已经可以影响我们的股票房地产，开展了许多产业。
到这个情况，你说哪一项我们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按资本范畴全部进入中国了。我认为市场化的改革差不多了。倒是应该反过头来看怎么加强宏观控制，加强立法，完善市场规则的问题了。
现在权力应该退出市场。权力已经完成它造就市场经济任务，就应该退出。
我认为下一步，如果有共识，就是抓这个权力退出市场的问题，权力受制约的问题。这个我相信是有共识的。现在它不退，所以才有今天的会。为什么不退？他说有金融危机。那金融危机之后你退不退，他不说。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就着急了，赵农尤其着急。
这不能变成长期的。权力资本化我马上出一本书，强势利益集团包括：第一个是民营资本，第二个国有垄断资本，第三个是国际资本。这三大资本集团在中国基本形成，互相博弈，应通过反垄断法规范所有集团。外资在中国有没有垄断？我得到的很多消息，外国资本在很多竞争性行业里面都形成垄断了。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大家应该达成共识，到底谁垄断了？垄断多少？任何人垄断都不可以。包括民营资本也不能垄断，在重庆抓100个黑社会，那都是干吗的，欺行霸市，都可以垄断。薄熙来在重庆抓黑社会，这是非常正确和重要。黑社会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在里面。当然是钱权结合，有权力，也有资本。即使你把国有企业都变成民营，它还是要腐败呀，它还是垄断呀，这跟所有制好像关系不大吧。
自由主义假定权力腐败。上午崔之元说的有没有感情问题，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假设前提。国家主义的前提就是政府比较好，假设前提不一样。哪个假设前提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就是理论家要实证的。
第三个就是背后的理论的争论，牵涉到历史上好多争论。实际上确实有一种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争论，耐比斯特80岁出了一本书，国际上销了1400万，说在中国马上就出，现在没有消息了，是不是被禁止了？这本书在中国没流传。但是我在国庆节前两天，我到欧美同学会开会的时候，全场非常焦虑，说民主看来这辈子见不着了。我没说话，他们说的全部的几乎就是焦虑。按照自由主义逻辑，经济先发展，经济发展了就有政治民主，现在发现没有。经济发展了，国内外反而出现一股思潮，一开始说中国一定时期用不着民主，集权比民主好。外国出事儿冲击不到我们，我们就是不守国际规矩，挺好。1998年那一次，中国就是用的国家权力，我觉得国家是干了好事。当然这不是国企干的，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好事？总比俄罗斯自己垮了好吧。外国闹危机，中国挺住了，大幅度崛起了。现在还有7、8年崛起的。这不是感情，这是事实。
这可不是国企的作用，是人民币没自由兑换，是外管局，和国企没有关系。大家真正担心的，怎么中国经济繁荣了，反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低了？有人说，中国搞的很好，就不用民主了。进一步说中国早有民主，文化大革命就是民主。解放军里面就有三大民主。是中国民主比西方多党制更好，是有人民民主的。
哪是主流呢，一开始说西方是主流，只不过中国有很多民间的形式，可以考虑以后中国有民主的时候，搞的更好一点，不要金钱统治。现在又不这么说了，说中国已经有了民主，叫“纵向民主”，说中国的民主是纵向的，和西方是等价的。
真正不安的还恐怕不是央企的问题吧。我们这么大经济规模，它真正控制多少？后面是这个问题。就是耐比斯特说的，中国有纵向民主。这是新词儿。后来我就乐了，我说，那我们计划经济就是纵向的市场经济。(笑)
基本概念已被颠覆了，中国崛起不得了。有效地搞了奥运，防传染病，恐怖主义在中国起不来，加上60周年一阅兵，叫做“举国体制”，说现在中国挺好，不仅经济体制不用再改，政治体制也不用再改，我们就是世界最好的，最民主的，我们是有纵向民主的国家。话说到这一步，咱们还改什么呀。
你们都说我是新左派，我是主张超越左右翼的。
耐比斯特那老头有点糊涂，他原来写的东西比较好。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国进民退只是其中之一，先从这儿开始。背后的方向选择还没有解决。
应该做一个很具体的，就是央企和地方企业，它们究竟扩张到什么程度，如果确实很大，要求他们退出竞争领域，不应该成问题，跟解放军不能下来创收一样。市场经济，拿着枪赚钱，怎么等价交换呀，没有正义。
谁是新左派呀，不要拿帽子瞎扣人。
最后一件事，我给崔之元提个建议，社会主义应该探询社会所有制，不要总是维护国有制。
社会所有制可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说的，到了市场经济，当然不能是单一国有。社会所有制，如股份公司，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绝对是社会所有制，就是基金，特别是财政部管的那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面向全国的社会基金，绝对是社会所有制。
应该有共识吧。王小鲁说的也很重要，现在这么多国有企业，你怎么分？30年前，我们就研究过怎么分国企，不是不想分，是没法分。他们说要按人口分，一个人就分一万块钱人民币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证券，苏联东欧就是这样分的。我说不行，在不符合计划生育。你们家生五个，我们家生一个。有没有农民的事儿呢？我说农民可以把地给分了，在分一份国有资产就是两份了。然后在马上就有人评论，说杨帆是城里人，宋光茂是农村来的，马上就车刀你的出身了。
我80年代琢磨过，分不了，后来就是偷。张五常2003年说就主张，把国企分给现在的经理。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出来，坚决把他打掉。为什么要把国有财产分给现在的经理啊？天下是你打的吗？没任何道理给他。这么给他之后，组织部也不干了，宣传部也不干了，公安部也不干了，解放军也不干了，中国就大乱。这么干私有化，不仅没有工人农民的事儿，权力系统内部也摆不平，就真是天下大乱。
有人说，那太好了，我就喜欢天下大乱。那就是你对国家没有基本认同，就按照天下大乱的模式来设计改革。2004年那个时候真有那个风，副部长不干了要到央企当经理，一分股票就是千万富翁。那个时候就是权贵刮分国有资产的浪潮。是他们策划的分利联盟，干脆求把国有企业分到自己家。这个东西不仅老百姓不干，权力系统内部也不可能一致。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你再痛恨国有企业，也不能出这种让天下大乱的招数。
最好的主意，上市公司现在2000多家了，分几年，把它的国有股转到社保基金里面去，这个没有任何震动，没有任何下岗，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和腐败，就是换个帐户。社保基金现在是7千亿太少了。把国有股一年划10%作为平准基金，股票一跌就买，股市涨了就卖。，
这不叫私有化，这叫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国有制发展到更高的形式，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公有制。这不是我的知识产权，这是马克思的知识产权。在中国是1994年由两个人最先提出这件事，一个是周小川，一个是刘世锦，我也是1994年提出的。后来有吴敬琏批评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杨小凯区分好坏资本主义。
我相信以后，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和牧主，，是最有道理的一种。无论从人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角度，是最好的一种。谁不干？就是利益集团。
如果这么做了，股市还有很大的潜力，创业板可以成功，民营企业可以从创业板得钱。这就对了。不是那些卖白菜的，搞房地产的民企，是新起来的硕士博士，有科技的人，结构调整可以完成，有科技的人去创业板上一人拿一亿，一人有两千个，就是两千亿，就是小数。五年一万个人。假设90%是骗子，还有10%是真的，就可以了。
从国有资产划拨，直接建立社会保障。我早就算过账，可惜没有人听。
基金是要投资的。可以作为救市基金，只赚不赔，一年有三千亿利润就够了，连下岗工人和农民，公费医疗，三千亿够了。基金永远是三万亿，用利润去支付。
全国的社会保障基金两三年就可以建立起来。这是完全符合人权的，也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没有人呼吁呀？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呀？为什么总在意识形态上斗来斗去？
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让中央政府干，那它不干，就说明不愿意放弃他的垄断利益。还是持国有资产大股的人不愿意。绝对不能被私人 瓜分 ，而是要划拨给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谋利益。
谢选骏指出：人说——1.国进民退之争，权贵资本开始“统治”中国、2.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3.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4.国进民退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化的结果……我看“这是战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