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洪秀全的一生预示了毛泽东的一生

谢选骏：洪秀全的一生预示了毛泽东的一生

《洪秀全不光彩的一生——洪秀全评传》（天下周舆 凯迪网络）报道：

在林则徐、魏源已经“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广东乡下的一位失意儒生，却仍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功业。我们很难把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放到中国近代化的序列中去，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都未能触动改造中国的主题，但是由于其造成了近代中国政局的第一次大动荡，启动了新的思想、新的事业，我们有理由把洪秀全纳入本书，并作为第一个人物加以叙述。——尽管鸦片战争开创了千古未有之变局，但没有洪秀全，我们似乎还看不到中国到底会如何“动起来”。洪秀全给出来答案。

今天，许多人都已清楚地知道，“农民起义”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改朝换代的角色，没有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推动。在层层堆积的历史尖埃中，读书人出身的洪秀全当然可以找到几本有关“农民起义”的游戏规则。在古代历史上，一切有组织的“农民起义”的策动，如东汉未年的黄巾起义，都必须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形势──统治程序出现危机和混乱；二是领袖──起义领导人物的出现或领导班子的形成；三是精神动力源──起义的理论或口号舆论的形成；四是物质动力源──最初起义参加的人员。

太平天国运动也不例外，以上四个条件都是存在的。起义的第一个条件，即起义的客观形势，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紧迫。清王朝的统治还相当稳固，最初起义的核心力量──广西紫荆山的贫民们，他们从来过着足以激发一场起义的艰辛困苦的生活，但是，直到他们拥有了一位领袖的才走向了造反。在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起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起义组织者、发动者的洪秀全所发挥的极大的个人作用。是他最早去发动和组织群众。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洪秀全，就没有太平天国。

同历代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洪秀全来自下层。当然即使最幼稚的阶级论者也不会把贫穷直接同造反联系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为什么要造反？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动者，洪秀全同我们所叙述的其他人物一样，最初都是读书人。我们可以看看洪秀全的心里到底装着怎样的理想。在这里对农民起义进行全面的分析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我们可以从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对“农民起义”现象做一个全面的感性考察。

一、手握乾坤杀伐权──激愤的乡村儒生

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于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八年酉十二月十日）出生在广东花县一个地道的自耕农家庭。洪秀全一家，自耕自食，自给自足，生活比较清贫。在他出生不久，全家由福源村迁到官禄村。这个村子并不闭塞，距县城五十里，离广州也只有九十里的路程。洪秀全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帮助家里种田，只有他利用家里的全部积蓄，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从七岁到十六岁，他在私塾里读了九年书，以后成了一位年轻的村塾老师。洪秀全从小聪明伶俐，家人都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读书成才，求取功名，以改变门风。由于得到全家的宠爱，洪秀全自视甚高，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从十五岁到二十九岁，洪秀全一连四次去广州应试，但都名落孙山；连最初级的功名──秀才也未取得。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是他的家庭背景和他的性格学识上的缺陷阻碍了他。也许，命运同他开了个玩笑；他属于刚刚有条件读书，却又最没有希望获取功名的那类乡村寒儒。洪秀全的家境并不富裕，祖上也没有读书进学，步入仕途的背景。所以作为洪家第一代读书人，洪秀全缺少应有的资望和用于交游和求学的财力，难以取得县、府等层层儒生圈子的认同，在学业上得不到指点和提高，在科举上也得不到至关重要的提携。事实上，从洪秀全留下来的大量诗词文章来看，人们的确可以怀疑其受教育的正规性。而且，我们也知道，少年时代的洪秀全由于受到家庭的过分宠爱，性格落拓不羁，这种品性，在当时也不利于一个后生晚辈的求学和成长。洪秀全所面对的科场确实是黑暗的，但他本人也的确不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那类人才，因而他的屡屡落第，实际上再所难免。

心高气傲、身寄家庭和族人厚望，而又进身无门，碰得头破血流的洪秀全，终于承受不住这种残酷的打击，精神崩溃了。一八三七年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一次科考失败降临在他的头上。悲痛欲绝的洪秀全从广州回来，便生了一场大玻其间有两天如魂魄离窍，不醒人事。他苏醒后，精神错乱了，在屋内乱走乱跳，乱说乱唱。经过很多时间，他的精神才恢复正常，但他却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村民们惊异地发现以往的村塾老师，现在变成了一个“怪人”。病前，洪秀全性情开朗活泼，喜欢与人说笑，经过这场大病，却变得端庄严肃、鲜言寡语；但他又极容易被一些小事所激怒，那时又是一付性如烈火，不可遏制的样子。然而更大的变化则隐藏在洪秀全的心里，这就不是人们所能了解到的了。在病中，激愤难以自己的洪秀全，曾做了一首“斩邪留正”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玺剑光荣承帝赐，诗章凭据诵爷前。太平一统光世界，威风快乐万千年。

在这首诗中，洪秀全表达了要求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同时他又把个人的理想赋予了了正义色彩。在诗中，他还用更多的笔墨描绘了他所幻想的理想实现后的美妙境界。这是一首标准的“反诗”，洪秀全并没有将之公诸于众。此时洪秀全对于科举还没有彻底死心，但他的确变了。通过造反而“威风快乐”，只是一种幻想和自我安慰，热衷功名的洪秀全，就想现在得到人们的尊敬。为此，洪秀全从此疏离于人群，怪异其行止，以自高其身份，洪秀全的言谈举止都异于常人了，无论行走坐卧，都是一幅拒人千里之外，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坐则正襟危坐，双手置于膝上，两脚平放，从不迭膝交股，身体不俯不仰，也从不左右倾斜，如是历数小时也不疲倦；行则安步当年，步履庄严，目不斜视，亦不反顾。洪秀全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嬴得人们的尊敬，现在只能以这种方式在自己身上营造一种神秘气氛，以取得人们对他的些许畏惧。虽然这仍不意味着是纯正意义上的尊重，但毕竟可以避免人们把他当做一个凡夫俗子。离群寡居的生活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洪秀全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既然，他可以经受住这种磨难，后来他真正走向造反就不难想象了。所以，洪秀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怪人”之时便已迈出了走向造反的第一步。

我们也看到，洪秀全只是把造反当做猎取功名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非常途径。所以，他是在六年后，即一八四三年，经历了最后一次科场失败和耻辱之后，才最终绝望于科举仕途，转而去策动一次“造反”。从广州回家的途中，他口占一绝：“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回到家后，他仍怒气未消，将书籍尽掷于地，愤慨地说：“从此以后，我绝不考清朝试了，等日后让我自己开科来取天下士吧！”。年过“而立”的洪秀全，已经不再是六年前的洪秀全了。这次打击，并没有使他疯狂，而让他彻底向了另外一条路。

因久试不第而被逼上梁山的读书人，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唐朝有自称“冲天大将军”的黄巢；元末有投身朱元璋起义军的刘基、李长善；明末有投身李自成起义军的牛金星、宋献策。甚至仅仅在洪秀全决意造反的七年前，湖南的一个捐有功名的监生──蓝正樽还在家乡新宁、武宁发动了一次农民起义，最后还波及到了后来太平天国的起义地──广西。正如洪秀全同代的人，后来镇压太平军的湘军重要人物胡林翼所说，乡村文人“望顶戴官职如登天”，他们是最渴望得到功名的，但又是最不容易得到功名的。宋代官员富弼对此亦有深刻的认识，并且还说：“凶险之徒读书应试无路，心常怏怏，因此遂生权谋，密相结煽。此辈散在民间实能始祸。”但是这种解释是笼统的，具体到洪秀全个人，我们还必须找到独异之处，而这一切必须从洪秀全的性格中去寻找。

洪秀全作为家里的唯一读书人，从小就脱离了重体力劳动；在上学期间，族人也对他交口称赞，并多有馈赠，私塾老师甚至免收学费。尽管他屡试不第，家里还是极力支持他接二连三地去应考，可见家人和村人对他所报的希望是相当大的。从十六岁起，洪秀全就开始担任私塾老师，在农村还是比较受人尊敬的。洪秀全自视甚高、自我期望值过高的特点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在现实的残酷打击面前，洪秀全走上了叛逆之路。因为，他既决意仕途，可又缺少成就任何“合法”事业的条件，由于才识所限，做不了恃才傲物的狂生、名士，如“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和批点名著的金圣叹，也做不了以出卖字画为生的唐伯虎或发愤著书的蒲松龄。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的洪秀全，急切渴望得到功名，历史便让他怀着满腔怒火，用非常的手段，去做一番非常的事业。

二、古来事业由人做──不成功的布道者

洪秀全可以被迫放弃无望的科举，可以对过去曾视为神圣的儒家学说和死老夫子满怀愤慨、口诛笔伐，但他又怎能真的把四书五经对他刻骨铭心的影响从心中抹去呢？作为一个读书人，洪秀全仍渴望得到某种信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在一八三三年得到那本>引起了他的注意。从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徒之一梁发所著这本布道中，洪秀全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书中所宣称的“上帝为唯一真神”的观念和某些平等思想以及一些基督教的仪式，使洪秀全既给自己找到了我的信仰，又看到了可以用来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思想和方式。洪秀全着手研究和宣传基督教教义，并创立了“拜上帝会”。这样他实际上就开始了起义的第三步和第四步的工作，即起义的理论舆论准备和发动组织群众。

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制造了一个上天受命的神话。他把几年前卧床四十多天昏迷两日的大病，不断地加以修造而成为一个完美的神话：他是上天去见天之上帝和耶稣，从而发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上帝赐给他金玺和宝剑，让他下凡逐杀妖魔──清朝统治者。在这个动人的故事中，洪秀全顺便还把怒火烧向他所深恶痛绝的孔子头上。在天上，洪秀全和上帝以及众天使们痛斥孔子。后来众天使们又将孔子捆绑起来，进行鞭挞。最后，洪秀全在众天使的帮助下，在天上逐战妖魔，无数的妖魔或被他斩杀、或被他打落到十八重地狱。上帝十分喜欢，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并要他将原名“火秀”，改为“秀全”，以避上帝耶稣火华的名讳。这个故事同后来剿灭太平王国的湘军统帅曾国藩的一段经历成了鲜明对照，曾国藩由于仕途顺利几跃龙门，直至进了翰林院。当朝权贵穆彰阿对他也非常赏识，并将他的原名“子成”，改为“国藩”，期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洪秀全所渴望得到的功业和荣耀，只有在自己编织的自欺欺人的神话里才能出现。这个故事得到洪秀全的不断补充和完善，最终作为太平天国的文件正式发表了。洪秀全通过这个神话，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而且他更要指望这虚无缥缈的天上荣耀，带给他“一嘲威风快乐”的人间功业。

以上，实际都是洪秀全自觉和不自觉地对起义理论和舆论的初步探索，这些都是洪秀全对太平天国作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但是当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第四步时，即大规模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时，洪秀全的能力和作用却显得日见局促了。谦和的曾国藩不断得到老师的提携，而心高气傲的洪秀全，一开始便想充当人们的领袖。

最出，洪秀全取得了族弟洪仁干和表弟冯云山的支持，他们都是他的同学，而且也也都是怀才不遇的乡村塾师。劝说与他出身经历都极为相似的人信奉一个为他们所利用的上帝，也许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为他进一步扩展拜上帝会的却没那么顺利了。入会的人局限在他的亲友和贫苦读书人的狭小的范围里。尽管洪秀全此时胸怀壮志，要“手持三尺定山河”，而且还真的请当地有名的铁匠，铸了一把三尺长的“斩妖剑”随身佩带，但是他非但没有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反而遭到族人的攻击，在家乡都难以立足了。

第二年（一八四四年）的春天，他不得不带着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这几个表弟，外出传教。他们在粤南、粤北辗转跋涉一个多月，历经十余县，却只吸收了几十人入会。冯家兄弟退缩了，只剩下冯云山还坚定不移地跟随着洪秀全。洪秀全提出去广西传教，因为那里有他的一个表亲，工作便于入手，冯云山欣然赞同。五月二十一日，他们历尽艰辛，忍饥挨饿，终于抵达贵县赐谷村洪秀全的表兄王盛均家。在这里，经过半年的努力，洪秀全和冯云山仍未打开局面，而且连生计也成了问题，被迫决定返乡。洪秀全让冯云山先行回乡，自己因要搭救闯祸入狱的侄儿王维正，稍晚才起程。等到他返乡后，方知冯云山仍未回来，而且在以后的三年他们都没有联系上。在家乡，洪秀全取得了亲族的谅解，继续在村塾中认教。

从布道的挫折中，洪秀全体察到了自己在与别人打交道时所表现出来的魄力和能力的缺陷。为此，他在一幅对联中这样勉励自己：养成正大一途，即为豪杰；脱尽习气二字，便是英雄。然而，他没有再去布道并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反而躲进了书房，埋头著述，用二、三年时间先后写出了一些著作，洪秀全号召人们信崇上帝，极力宣扬被压迫者所能接受的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并力图将群众的注意力进一步引向现实社会的斗争。当然，洪秀全的“平等”，不是“天赋人权”式的平等，在平等的人们头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天父上帝。而且他还宣称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因而也享有无上的权威。他借来天上的权威，为推翻地上的权威──清王朝服务。

由于对初次传教的失败，洪秀全记忆犹新。所以，他暂时没有再做尝试，反而将兴趣更集中于对基督教的研究上，甚至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带着这些目的，在一八四七年三月，洪秀全又一次前往广州。在广州，他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并首次阅读了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还全面了解了宗教议式。但是，罗孝全察觉到了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的“不轨”用心，对洪秀全竟在圣经中寻找造反思想，感到“莫名其妙”，于是拒绝为他进行“洗礼”，罗孝全的猜忌和傲慢激怒了洪秀全，他愤而离开了广州。

以往在科举路上走不通，现今上帝又不接纳他，洪秀全真感到无处容身，他又一次被逼上了绝境。但是广州城里动荡的形势鼓舞了他，这时广州附近的农民，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反对英国侵略者抢占广州的斗争。也许从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民斗争中，洪秀全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他立即起程，离开广州，径赴广西，去找冯云山。

一八四七年七月，洪秀全回到了阔别三年的赐谷村，得知冯云山去桂平后，进入了紫荆山区，不禁喜出望外。当他迫不及待地赶到紫荆山大冲书塾，见到冯云山，翻看会员名册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员竞有三千之众！也许到这时洪秀全才真正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被后世史学家评为“其忠勇才德与智谋器度实为太平天国第一人”的冯云山比洪秀全小几岁，与洪秀全从小同学，志趣相投，但他更务实，更具实干精神。当他打定主意，跟随洪秀全干一番大事业后，便没有想到退缩。他到桂平后，闻听这里的紫荆山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便认定这里是从事秘密活动的好地方，欣然前去。到了山里，他一改过去他和洪秀全的作风，开始没有直接以传教者的面目出现，而是脱去长衫，隐姓埋名，埋头苦干，给人做短工，有时挑泥挖土，有时割禾打谷。当逐渐赢得了人们的普遍信任后，他才表明和恢复了自己的塾师身份，并慢慢地向周围的群众灌输着反叛思想。就这样，在山区里面，平在山的穷苦烧炭工们多半加入了拜上帝会。这三千会员，奠定了太平天国十几年的基业，后来，他们被太平天国称为“平在勋旧”。这一切不是理论家洪秀全所能完成的，而是实干家冯云山以“穿山透地不辞劳”的惊人毅力做出的。洪秀全为太平天国起义提供了一个最初的精神动力源，而只是由于冯云山的努力，这次伟大的起义才真正得到了物质基矗更为重要的是，被洪秀全称作“忠肝义胆”的冯云山在传教中，始终没有忘记，把大家从未见过的“洪教主”介绍给大家，洪秀全虽然从来也不知道，在紫荆山里竞会有他的追随者，但他救世主的形象却已在群众当中树立起来了。所以，洪秀全的到来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人们有理由去信任一个连冯云山都十分推崇的人物。从此，洪秀全在紫荆山的大山里，便开始以教主的身份扮演一个半人半神的精神领袖角色。

后面事情的发展，有些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为了使越来越多的会员成为一支真正可以打天下的队伍，洪秀全和冯云山一方面以“平等”口号的说教，继续鼓动群众反抗地主、乡绅的权威，但另一面又制定了“十款天条”，把自己的权威加在群众的头上。“十款天条”参照了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并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恶习，严禁会员妄杀无辜、奸邪淫乱、偷窃抢劫、吸食鸦片、赌博。十款天条囱恃为群众平时的生活准则、战时的军纪。这样，就使拜上帝会极大地区别于纪律散醚醚而无所作为的天地会等反清帮会，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和发展势头。所以，一开搜窖清王朝便把他们当做心腹大患，几乎将倾国之兵派来剿杀这支与众不同的队伍。

为了进一步扩大拜上帝会的声势，洪秀全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打庙”活动中。这种捣毁孔庙、佛寺、道庵以及甘王庙、雷庙龙母庙和各种神坛社稷的“打庙”活动，需要某种激情，制造戏剧性的场面，而这正是性如烈火的洪秀全所愿意和能够做到的。在打庙过程中，他总是手拿刀棍，冲在最前边，一面高呼：“斩呀！杀妖，杀妖！”，一面将泥塑菩萨砸烂，将木雕偶像焚毁。

拜上帝会以紫荆山为基地向四周扩展，周围的十余州县的广大农村都有拜上帝会的会员。在这个过程中，洪秀全和冯云山也有意利用当地土著和客家人之间的矛盾，扩大贫苦农民同地主乡绅之间的矛盾，使广大的客家人和贫苦农民加入拜上帝会。最后，在许许多多的村庄里都造成了一种壁垒分明的形势，“拜上帝会和拜上帝会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使农村中旧有矛盾转变为拜上帝会同地主乡绅的斗争，以便使更多的受压迫的人更信赖于拜上帝会的组织，义无反顾地投身进来。

所以，正当桂平县地方官对紫荆山的拜上帝会不闻不问之时，紫荆山的地方乡绅们却敏感地察觉到拜上帝会“阳为拜会，阴为谋叛”。于是，当地乡绅王作新组建团练数千人，与拜上帝会为敌，并于一八四八年一月，第二次逮捕了冯云山等人，解送桂平县，以谋叛大罪控告。乡绅团练的挑战，是对洪秀全个人领导才能的一次严峻考验，但是洪秀全却未能交上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这时他想起了两广总督耆英已经颁布了基督教的弛禁令，为此，他竞置广西会务于不顾，返回广州，异想天开地想利用法律手段救出冯云山，结果在那里碰了钉子。而紫荆山的烧炭兄弟们，却采取了务实的做法。他们从微薄的收入中，积攒出一笔可观的款项，贿赂了官府，五月间冯云山被无罪释放。而能干的冯云山，竞说服了押解他回广东的两个差役，使他们加入了拜上帝会。

但是，当洪秀全和冯云山返回平在山时，拜上帝会却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变故。由于冯云山入狱，洪秀全去广州，拜上帝会由于失去首脑主持，陷于瘫痪，加之地主团练的逼迫，会员遭到欺凌，人心动遥这时一个年青的会员杨秀清站了出来。他利用当地迷信，降童巫术，当会员聚集的时候，突然跌在地上不醒人事，又摆出一副严厉肃穆的面孔，用一种陌生异样的腔调，自称天父下凡，降托在杨秀清身上，命令教众同心同力去杀妖。这样，就稳定了革命群众的情绪，巩固了拜上帝会组织。

洪、冯明知降托是左道巫术，但见群众迷信于此，也无可如何，便承认了杨秀清有代天父传言的权力。当时，洪、冯把这种降童巫术当做有利用价值的东西。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到这年九月，洪秀全甚至亲自导演了又一场这样的把戏，他让萧朝贵假托天兄耶稣降身，借他之口宣扬洪秀全乃是真命天子。但是杨秀清和萧朝贵由此进入了拜上帝会的领导行列。

从冯云山入狱所引发出的一系列的事情，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清政府确已相当腐朽了，尤其是各级地方官吏，只想苟且偷安，粉饰太平，对于大张旗鼓的起义准备，也熟视无睹，讳匿不报。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拜上帝会的发展中最大的障碍，反而是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所组织起来的团练，这预示太平天国起义后真正的敌人，将是他们。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出，随着拜上帝会组织的扩大和斗争形势的激烈，从广东来的两个外乡人：冯云山，尤其是洪秀全越来越不能控制住局面，致使两个普通会员假借巫术便进入至领导核心，更为糟糕的是他们不得不默认这种既成事实，甚至也要利用这种邪门左道。对实际工作缺乏领导和组织才干的洪秀全，必将要面临来自杨秀清的挑站。而事实上，在金田起义之前，洪、冯与杨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了。但是，这时拜上帝会的教义早已深入人心，虽然洪、杨等上层人物将之作为工具，但是普通会员还是将上帝和洪教主视若神明，洪秀全在下层会员中的威望，是始终高于其它人的，他的地位也不是可以轻易动摇的。所以，此时的杨秀清也不敢轻举妄动。洪、杨之间的矛盾暂时被搁置起来了。眼前的这点积业，还不至于让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合作的基矗作为一个传教者，洪秀全是不成功的，但作为太平天国事业却仍有继续向前发展的可能。

三、真神能造山河海──为人民所救的救世主

在起义的前夕，洪秀全、冯云山重建并扩大了领导核心，有五个人也成为其神圣家族的成员。刚刚被认定的“天父”传言人杨秀清现在又成为“天父”上帝的第四子；出身“富厚之家”并捐有监生功名的韦昌辉，由于不被当地乡绅所接受，在冯云山的劝说下，准备倾其家产加入拜上帝会，因此他成为“天父”第五子；可以代“天兄”传言的萧朝贵，则作为“帝婿”出现，他能干的妻子杨宣娇与杨秀清认为兄妹，而成为“天父”的第六女；“喜读书有大志”的石达开，因有才名，也被洪秀全、冯云山吸收到领导核心，成为“天父”的第七子。在实际工作中，杨秀清、萧朝贵以跃居冯云山之上，而洪秀全、冯云山则有意重用两个读书人韦昌辉和石达开，以充实自己的力量。

尽管领导核心扩大了，权力也分散了，但名义上洪秀全仍具有至高无尚的地位。起义迫在眉睫，拜上帝会也制造了“苍天已死，黄巾当立”、“十八子主神器”之类的谶语：“三八二一（洪），禾乃（秀）玉食，人坐一土（全），作尔民极”。天命应在了洪秀全的身上，他被树立为奉天承运的人间帝王。一八五０年春天，他在平在山穿起黄袍，以圣主的身份，迎接会众的朝见。这年夏天，洪秀全为了对付地方团练的猖獗进扑，他正式下达了“团营”令。各地会员闻讯纷纷变卖田产、房屋，以家庭为单位成群结队地来到金田，前后达两万余人，与地主团练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起义由此提前了。

最初，清庭关注的是正在广西纷纷起义的天地会，但很快就发现金田村的这支与众不同的队伍，才是他们的心腹大患，于是调集六省兵力，以首席军机大臣尚赛阿为钦差大臣，亲统大军向广西金田扑来。太平军凭借着高昂的士气和对“威风快乐，同享天福”的憧憬，两败清军。趁此威势，在万众欢呼拥戴下，洪秀全在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庆祝他生日那天，宣布起义，树立起“太平”的旗帜。三月份，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建立了军师和五军主将制度，杨、萧、冯、韦、石各领一军。军师一职在太平天国的领导机构里享有崇高的地位，洪秀全将之授予杨、萧二人，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承认了他们对实权的掌握。>和>那里面有大家所熟悉的神机妙算的军师诸葛亮和吴用。即使后来杨、萧死后，洪秀全也不能改变这种制度，而只能自兼军师。

从一开始，太平军就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和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此对应的是清军将帅不和、士气低落、兵勇胆怯。但是，太平军也暴露出战略目标不明确的致命缺陷，对于一次在天下尚未大乱时就发动的预谋起义，一开始就有推翻清王朝的决心，并确立明确的进军战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的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太平军一直在广西湘南与清军周旋。

起义最初的八个月，太平军先东下，后西进，在金田一带与清军激战，最后被围困于紫荆山中。被迫突围后，北上攻克了永安州，这时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城池。在永安城，洪秀全发布了著名的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秀清执掌全军指挥大权。但是，在永安城内，太平军仍未确定战略目标，在此又滞留半年之久，致使尚赛阿指挥手下两员大将广西绿营提督向荣和广州八旗副都统乌兰太，以重兵将永安团团围祝只是当城内粮草火药殆尽之时，太平军才被迫于一八五二年四月突围北上，直取广西省会桂林。这时候，太平军才不自觉地取得了战略主动权。正如时人姚莹分析，太平军人数虽少，但是有“人心齐、胆气壮”的长处，清军的长处是“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所以，他认为“盖‘贼’之利在‘流窜’，且须左右近地有接济附和之人。孤守一城，地狭粮少，四无应援，非‘贼’之利也”。太平军杀出永安，便树立了以走致敌，专打城市，不与敌人恋战的战术方针，从狭小的山区冲向更广阔的天地，好比“虎兕出于柙”，清军在也拦不住他们了。

洪、杨首先指挥着山里的苦寒儿们去攻打他们的省会━━桂林。太平军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猛攻不克，主动解围北上，随即把临近的一个城市全州做为他们的下一个猎获物，六月份，他们拿下了全州，但冯云山却中炮负伤。接着在离全州不远的蓑衣渡，太平军遭受了自起义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挫折。湘军创始人之一举人出身的江忠源，率领他的仅五百余人的子弟兵，在蓑衣渡设伏，给予太平军以重创，太平军精锐多亡，军械大量毁弃，实力大大削弱。蓑衣渡之战预示了，地主团练才是太平军的强有力的对手。而十二年后，太平军也真的败于他们之手。在这场战斗中，南王冯云山因伤势恶化而牺牲，这时太平天国的重大损失。对于洪秀全来讲，他在领导核心里更为杨秀清所孤立。太平军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弃水路而走陆路攻长沙。

在湖南最南部的城镇道州太平军得到了喘息之机，他们有时间去选择他们的命运，这些来自两广的起义者，对进军战略进行了一次争论。在此生死未卜之际，做为一个文人，洪秀全显然缺乏信心，他表达了打回广东事有不成，便投英吉利国的愿望。倒是杨秀清在这时却表现出了一个年轻统帅的血性，他认为，现在走的就象骑上虎背，不能再打退堂鼓，只有舍粤不顾，直奔金陵才能杀开一条路，即使不能夺取全国政权，至少可据黄河以难为己有。洪秀全最终接受了杨秀清的主张，大军得以继续北上。

但是，真正给洪秀全带来继续进军的信心和希望的，则是人民的支持。在道州、江华、永明、彬州、茶陵，短短的两三个月中，竞有五万多贫苦群众加入太平军，太平军从此才真正获得了东下长江、席卷江南省会的力量。虽然洪秀全自称为救世主，常以“真神能造山河海”之类的话语鼓舞大家，但事实上是人民给予他很大的力量，坚定了造反到底的信心，以至于使他都有点轻敌了。九月他派萧朝贵只带着两千人北上攻取湖南省会长沙，而他则率大队人马在彬州继续体整。但是，在长沙会集了乡土观念极重的湖南一省的最杰出的士大夫们，他们拼命抵抗，萧朝贵中炮负伤，不久去世。十月，洪、杨闻讯，带大军北上，但他们也拿长沙没办法，只好撤围，北上转攻“楚北门户”岳州（岳阳）。

湖北巡抚常大淳沉大船堵塞洞庭湖口，以为太平军非得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通过不可。但几万群众听说太平军到来，便一呼而起，“去沉船，一日而通”。在岳州，太平军获得了大量的船只，并有许多渔民船户参军。太平军就此建立了水营，顺江而下，水陆并进，武汉三镇顿时暴露在太平军兵锋之下。太平军约用了二十天的时间，于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便攻下了武昌城。这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附近饥民闻风而至，太平军的队伍竞扩大至五十万，声威大振。

洪秀全、杨秀清现在又有机会选择前进的方向了，但是，也许胜利来得太快了，他们没有把握住历史带给他们的机会。做为一个读书人，势单力孤时，洪秀全可能缺乏自信，但在人多势众、事成有望之时，他考虑问题还是要比杨秀清高明的。当时洪秀全和女将卞三娘主张继续北进，“取河南为家”，问鼎中原，然后直捣清廷夺取全国政权。但是杨秀清既向往南京“小天堂”的富庶，更避坚畏难，想尽快把眼前易得的便宜捞到手里，决意东进南京，“踞为根本，徐途进缺，最后竞假借天父下凡决定下来。

当时，北方的清军同南方的清军一样腐朽，“斯时北路尚未设防，城堞不坚，地无险阻”。而且太平军真正的敌人还没有动员起来，湘军、淮军尚未建立。太平天国如果象湖南那样迅速进军，不让清廷有喘息之机，长驱北上，直捣北京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样，清廷不是覆灭，就是逃亡，其号召力就会大打折扣，统治阶级将会分崩离析，封建士大夫很有可能转而支持太平军，太平军从北京出发，经略四方，天下可定。但是成功来得太快了，洪、杨他们自己也没有预料到。在巨大的成功和众多的机遇面前，他们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显得茫然无措。现在他们都过上了锦衣玉食，姬妾成群的生活，以往那点不平之气，不知还有多少？在“小天堂”尽快享受帝王将相的威风排场，对洪、杨来说都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于是，他们很快达成了妥协。在武昌，洪、杨没有决意北上，这时他们的一个重大战略失误。

从武汉到南京的进军，简直不是正规的军事行动，而是一次痛快淋漓的武装游动。从二月八日到三月十九日，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太平军数十万之众，水陆并进，沿江东下，“旌旗遍野，帆幔蔽江”。他们头裹红巾，既象红色的怒涛，又象燎原的烈火。他们一路前进，所向披糜，势如破竹。“茫然不知守御”的文官和“原不知武为何事”的武将，面对“既多且整”的太平军，心惊胆颤，望风而逃。几乎兵不血刃，太平军连下九江、安庆、芜湖，最后攻占南京。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太平天国“势”、“运”的顶峰，完全体现在这次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胜利进军上，这是人民的节日，这是人民的联欢。此后，太平天国便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他们的领袖们丧失了进取之心。气势不进则退，一旦失去了进一步扩展的可能，便会衰竭。定都天京后，洪、杨对北伐中原做了最后一次的讨论，这是武汉那场讨论的继续。洪秀全主张自己镇守江南，杨秀清率大军直趋中原，取河南为业。杨秀清却听从了一个老水手的建议，仅仅以北方少水乏米，南方人不适应以及水运不利为借口，断然拒绝了洪秀全的主张。然而洪秀全又何尝有逐鹿中原的决心，很快他们又达成了妥协，因为他们发现，大修王府，广纳姬妾、享受生色之娱，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件事，对于北伐他们也许永远失去了兴趣。

四、心不对日罪难当──恣情快乐的真命天子

显然，洪、杨定都天京后，他们的兴趣都集中于享受意想不到的成功上。金田起义后，洪秀全便有了十五个娘娘，东乡建国，又增为三十六个娘娘，到定都天京时，这个数字又改为八十八个，并成为定制。洪秀全把起义当作博取个人功名的手段，同时以“永远威风，永远尊贵”鼓励兵将同打江山。结果“江山”还没有完全打下，但一个“威风”“尊贵”的特权阶层却已经真的被制造出来了。自天王而下，享受不同程度的特权。如妻子数，洪秀全在一八六０年初冬，下诏做了明确的规定：“东王、西王各十一妻自南王至豫王等各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低级官员以及其余人等各一妻。自高而低，依级递减，上多下少，切莫妒忌。”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即至定都天京，北伐西征尚未着手，洪秀全认为“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便急不可待地动用上万军民拆毁大批民房，修建天朝宫殿，即天王府。天王府修建两次方成，周围十余里，围墙高两丈多，厚四尺，内外两重，外重称为太阳城，内重称为金龙城。整个天王府“雕琢精巧，金鄙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

除了造起一座大宅子，洪秀全还精心制定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威风排场，可谓盖世”的朝仪、服饰、仪卫舆马、天朝宫殿，设有掌朝门二员，侍臣四十八员，十二月将侍卫二十四员，二十四节气侍卫四十八员，正典天舆，副典天舆各一员，典天舆一千员，典天马一百员，典天乐三百员，典天锣四十八员，典天袍三十员，典天炮三十员，典天更六员，司天水六员，典天厨二员，典天柴二员，典天鸟四员，典天兽四员，总计天朝宫殿执事官共一千六百五十九员，此外，还有典天浪、典天彩等职，其员数不详，记天王言行的左史、右史、掌朝仪、引赞、通赞等官还不算在内。类似的排场，太平天国的官员，人人有份。天王、东王及各王、侯、丞相、检点、指挥外出，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百姓，必须回避，跪于道旁，否则斩首不留。太平天国特权人物的威风，远远超过了中国封建社会帝王百官的威风。

洪秀全自入王府后便一头扎进了深宫后院，即使杨秀清也很难看到他了。他陶醉了“兰桂叠妍”、“钟罄铿锵”的宫中生活，留连于后妃们的倩言巧笑、钗光鬓之中。他怠于政事，深居简出，进入天京后，只出过天王府一次，还是被杨秀清逼迫所至，以至被清廷认为，洪秀全“本系木偶，并无其人”。过去的贫寒生活，使这个以往的穷儒生并没有太多的闲情逸志，他很大的一部分精力仍花在读书和作一些粗陋的诗文上。每隔几天，他便出一诏书，或作一诗，贴于宫外的照壁上，名曰“天榜”。这既是对过去屡试不售、榜上无名的一种补偿，又是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唯一有点意义的事情了。除此之外，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与他众多的妃子周旋之上了。

洪秀全和杨秀清为了恣情快乐，除了“侈营宫室，盛陈仪卫”，生活侈靡之外，还要把一套精神枷锁放在下层群众的头上，以供其驱使。他制定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封建制度。在服饰上，规定只有官员可着红黄二色，无官之人如穿，即“斩首不留”。在仪卫舆马上，规定官员都要坐轿，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最下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在称呼上，“太平礼制”甚至炮制了各种等级的专用称呼：“王长女臣下称呼长天金，第二女臣称呼二天金”；“丞相女至军师女皆称玉”；“师帅女至两司马皆称雪”；“丞相子至军帅子皆称公子。但称公子，亦有些别，如丞相子称丞公子，检点子称检公子”。质朴无文的农夫们虽然找不到更多“雅训”的名词，但他们已经学会了用礼仪来显示他们刚刚获得的“尊贵”，其繁文褥节即琐碎龌龊，历代封建王朝也不敢望其项背。

对待他的后妃们，洪秀全极端残酷苛刻，这完整而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思想实质，反应了他对待人民的真实态度。金田起义后，洪秀全的十五个娘娘中，多有不听从洪秀全的，洪秀全就让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教训她们说：“众小媳，他说你这样，你就这样，说你那样，你就那样，不得使性，不得逆他，逆他就是逆我天父，逆我天兄也。”粗鲁的萧朝贵则假托天兄耶稣下凡，进一步吓唬她们：“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云中雪飞就是斩杀。

到了天京，洪秀全又精心制定一套严格约束后妃的制度。他把自己比做“太阳”，要求后妃绝对忠于自己，不得稍有拂逆，否则便处以酷刑甚至斩杀。他说：“一心对日是娘娘，心不对日罪难当”。他还为后妃制定了比“三从四德”更加骇人听闻的“十该打”和“四不准”。“十该打”是，服事不虔诚、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问王不虔诚，躁气不纯静、讲话极大声、有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讲话不悠然。“四不准”是，多多骂、响气喧哗、讲及男人、讲及谎邪。他的后妃们，一旦违反了这些规矩，就要受到责打，甚至要被斩杀。

然而，在另一方面，洪秀全和杨秀清却都不能为太平天国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有益的建树。进京不久，洪秀全便颁布了一个文件>。但是，他并不是指明太平天国继续前进的纲领，它只不过是表述洪秀全个人终极理想之作。这个过去的受压迫者，幻想着“通天下皆一式”，并想把自己曾极为痛恨的社会，变成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世界。但是，在这个文件里并没有多少可行的措施，不用说“有田同耕”，甚至连太平军曾对农民们许下的“建都金陵，将均田以赈贫穷”的诺言也未兑现，最后还是让农民们“照旧交粮纳税”。然而，农民即便真的得到了土地，天下就“太平”了吗？

天京城市政策，最初也极其脱离实际。洪秀全和诸王广置后宫，而让人民停止婚娶，男女设馆分居，虽夫妇不得团聚。洪秀全还把普通百姓都称为“牌”，人民成了牌桌上被任意码放、组合的“麻将牌”。十六岁至五十岁的男子称“牌面”，居“牌面馆”；其余老幼男子称“牌尾”，居“牌尾馆”；妇女则居“女馆”。太平天国还在天京城内废除商业、贸易，没收商人的资本、店铺。这些政策当然都不切实际，造成了不良后果，最后都被逐渐废除。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学识、经验所限，洪秀全和杨秀清都不能使太平天国的政权机构趋向完善和合理。太平天国中央，自始至中，都没有建立起总理国政的机构。庞大的天王府，只是满足天王洪秀全的个人享受的总后勤部，不担负任何行政职能。而东王、北王、翼王则分别开府设殿，各自设有六部，并自行开科取士，俨然是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只是由于杨秀清权势最重，东殿六部才成为太平天国前期的行政枢纽，但是由于因人设署，难免人亡政息，最后酿成政出多门的分裂局面。

太平天国对待地主乡绅所实行的严厉政策及其对“上帝”的信仰，使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政权侧目而视，极少参与，这也是太平天国难以建立完备的行政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平军所到之处，即捣毁各种庙宇、偶像。“释、道两教悉灭”。在天京，孔庙被拆毁，孔子的牌位被劈成几块，抛弃在马粪堆里。江宁“学宫”被改为“宰夫衙”，“神圣”的殿堂，变成了“椎牛屠狗”的场所。洪秀全还将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部斥为“妖书”，尽行焚毁，收藏、买卖、阅读“妖书”者，一律处斩。洪秀全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发动了一次群众性的搜禁妖书运动，当时“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极少有人愿意加入太平军，太平军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江南本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却少有知识分子同太平天国合作，参加太平天国科举的，只是那些僧道巫觋，卦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政权，上上下下都缺乏知识分子的参与，所以，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官政府体系，造成了太平天国文武不分，以武代文的凌乱官制。地方“守土官”、“乡官”任上显得人才凋零，治理不利。地主乡绅既没有打倒，又不支持太平天国。农民那里也没有得到坚决的拥护和支持，太平天国虽定都天京，却始终拿不出巩固农村的办法，致使常用“打先锋”的办法使用暴力，强行征粮，使农村“野无遗粮，窖无遗金”。

既然，太平天国开始忙着建立自己的小朝廷，他们只好把自己关注的重心放在长江上游了，以确保天京的安全。天京其实是他们背上的一个沉重包袱，一个让清廷从四面夹击的靶子。清廷赢得了时间，稳住了阵脚，动员大江南北的地主乡绅，对太平天国发动反击。与此相对应的是，元末义军领袖朱元璋最初也是割据南京，但当时是天下大乱之势，群雄纷争，不存在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力量。朱元璋踞守江南先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次递翦灭群雄，是为上策。而此时，天下并未大乱，清廷踞有全国决大部分，其军队虽已腐烂，但依靠政治权力，却可以动员出新生力量。太平军只有乘势直取北京，才是上策。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十一年，而天京竞七次被围。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太平天国连天京都不能巩固，又怎能去扩大根据地，以图中原呢？

太平天国既侧重于经营江南，又偏师北伐，在战略上又犯了一个错误。尽管太平天国两员杰出的大将林凤祥、李开芳被任命为北伐军的统帅，由两万五千人组成的北伐军也是太平军中的精锐，但相对已警觉起来的清军几十万人马，这只军队人数太少了，这样北就成了一种地道的军事冒险。这支孤军，在战术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职责之处，他们师从间道，避实击虚，不贪功、不恋战，直捣北京。北伐军五月从杨州出发，尽管在河南、山西绕了一个大圈子，但还是在十月底就逼近天津的近郊，离北京只有一步之遥了。北伐军发挥了他们最大的潜能，但他们面临的严重困难也到暴发的时候。他们兵单力薄，最多时也只有四万之众。由于无后方依托，他们粮食弹药难以接济，时值隆冬，又缺乏棉衣，北伐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更为糟糕的是，以成强弩之末的北伐军这是接到了洪秀全的诏旨，被迫固守待援，以便发动对北京新的攻势。这样北伐军不得不把唯一的优势──流动作战的战术又抛弃了。但北伐援军由于同样的困难，自身难保，最后全军覆灭。北伐军尽管在河北连镇和山东冯官屯，坚守了一年半的时间，最后还是难逃覆败的命运。北伐军以区区两万之众，奔袭数千里，就打到京畿之地，可见如果太平天国倾其全力是完全可以打到北京的。北伐的失败再一次印证了没有大举北伐的失策。

北伐是失败的，与其同时进行的西征也是草率的。首先，太平军在西征之前；没有打破清军对天京的围困，存在着严重的后顾之忧；其次，对于关系太平天国生死存亡的西征战事，视若儿戏。最初西征军统帅只是赖汉英、曾天养、石祥祯、韦俊这些二流角色，为西征这已埋下了阴影。西征的目标是逆江西上，依次夺取安庆、九江、武汉三大据点，控制南京上游三剩绿营和八旗自然不是对手，太平军最初进展很快，一八五三年六月即二克安庆，然后兵进江西。但是在南昌，他们遭到了已升至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统率的“楚勇”的顽强抵抗，猛攻三月不下，只好撤围，北上攻占九江。此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胡以晃率领，进军安徽，经略皖北；一路由石祥祯、韦俊率领挺进湖北。太平军最初取得了一些胜利，在皖北攻占庐州（合肥），在湖北两克武汉。但是当太平军进军湖南时，太平军遇到了甫毕的强有力的劲敌──湘军。

为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军很快就证实自己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在湘潭战役中，大败太平军，接着又将太平军逐出湖南，从此以后太平军再也没有对湖南发动过有效的攻击，较之太平军，湘军却有一个坚实稳固的后方。湘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乘胜进军湖北。太平军的武昌守将石凤魁根本不是湘军的对手，主动撤出武昌，水师船只尽失，湖北全部放弃。最后太平军在江西湖口、九江一带方稳住阵脚，与湘军对恃。出师不久的曾国藩甚至已经开始打算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了。

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杨秀清才派太平天国最杰出的将领石达开、罗大纲前去主持西征战事，幸而西征的形势不同于北伐，赖有便利的长江水运，援军得以迅速奔赴前线。也由于石达开的卓越指挥才能，太平军得以大败湘军水师，曾国藩也差点成了俘虏，败往南昌。西征军乘胜进军湖北，又克复武汉三镇。但是，湘军未伤根本，又有稳固的后方依托，实力很快就恢复过来了，所以，曾国藩仍大举进攻九江和武汉，并确保南昌不失，严重威胁太平军的侧翼。太平军虽然控制了武汉、九江、安庆三大重镇，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着眼于城市，对于农村的控制极不得力，在各地的统治并不稳固。而且来自山区的这些起义者，对于经营水师既不重视，又缺乏既精通水战又得洪、杨信任的人才，水师不振以至被取消。在以后长江沿岸的战斗中，没有水师的侧应，太平军只能处于被动的局面。西征的胜利是有限的，太平天国还不能说获得了稳固的根据地。更糟的是仅有的这点成果，很快也被天京小朝廷的内讧所打碎了。天下未定，便忙于权力的再分配的天京内讧，给太平天国的事业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当我们得知在洪秀全的后宫里，洪秀全的女人们仅仅因为皱了一下眉头或者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就要被“斩首不留”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指出太平天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进步。而且，由于洪秀全性格偏持，个人能力的限制，以及由于缺少身怀锦绣的人才参与指导所造成的暴发户式的放纵，使他的政权较之清王朝，更显得缺乏节制，统治秩序也极不稳定。洪、杨非但没有把天京造就成平定天下的基地，反而使之成为一场内乱的战常由于他们争权夺利所引发的天京内讧，其残酷性在历史也是罕见的。

没有冯云山和杨秀清，倒是没有太平天国。

五、君主是朕做，军师亦朕做──天京内讧的最后“胜利者”

洪秀全实际甘愿在深宫里安享“天福”，他临朝不理政，尽将军政全权交予杨秀清。如果说，他还有什么理想的话，那就是他想把这种局面维持到他寿终正寝。但是，他想不到这种局面是维持不下去的。太平天国从来没有存在什么“农民民主制”，只是由于洪秀全组织才能的欠缺，才让杨秀清独擅大权，才有所谓的“军师负责制”在专制制度下，在“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深重的思想传统的积习下，这种使君主大权旁落的“军师负责制”是不会长久的，只是由于洪秀全怠于政务自愿接受了它，而杨秀清暂时还无力去争取最高领袖的名分，洪、杨二人才得以相安无事。

最初，杨秀清代天王传言，也许只反应了他“性机警，喜用权智”并有一点的胆识，但自起义以来的一路征战，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天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则完全证实了他具有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他具有非常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有铁的手腕。他唯才是举，处事赏罚分明，造就了太平天国前期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因而，他在群众中也享有很高的威望。

但是，在名义上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君主和最高领袖，而且在实际上也确实名正言顺地掌握着最后的生杀大权。洪秀全喜怒无常的个性，也令杨秀清深感畏忌。洪秀全烈火，整日处于烦躁之中，常常为一些小事无故动辄打老婆，甚至杀人。他在一首诗中说“半星亮起烧死人，各人救亮放精灵。名知亮大偏冲起，烧死自家有谁怜。”又说“无亮千祈莫冲起，冲起亮来烧自己”，又道“一个冲亮有死罪”。（太平天国避上帝耶稣火华之纬，以“亮”字代“火”字。）洪秀全这些诗，是告诫他人，别惹他发火，他发起火来就会杀人。

所以，尽管杨秀清位极人臣，洪秀清也对他倚重有加，但是杨秀清的内心深处对洪秀全仍怀有强烈的惊惧之心。他曾劝诫洪秀全说：“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另一方面杨秀清虽独操权柄，一切军国事务都由他定夺，但形式上仍需奏请洪秀全批准。杨秀清虽贵为正军师、九千岁，却仍须以臣礼待洪秀全。朝见洪秀全时，他虽与群臣有别，不用下跪，但仍要站有陛下。这些也是杨秀清心为不甘的。

洪秀全的最高臣权，是悬在杨秀清头上的一把利剑，杨秀清时刻感到胆颤心惊，他迫切要求改变这种处境。洪、杨之间的矛盾，迟早是要暴发的。杨秀清首先站了出来。但是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历史政治常识、缺乏战略眼光的杨秀清，在争权和控制局面的道路上却显得笨拙而粗劣。对于已经掌握军政全权的他，想夺取臣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除掉与他根本不可能并立的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诸王，在制造假象笼络群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制定周密的计划。最初他只是和洪秀全诸王进行意气之争，想在气势压倒他们，然后和平夺权。

他首先打击他所认为的有能力反抗他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昌纲诸王。他多次凌辱韦昌辉，竞使韦昌辉一见他就“有惊恐之心”。他又利用一件小事对石达开、秦日纲等进行打击。秦日纲燕王府有一个牧马，有一天，他坐在府门前，看到杨秀清的一个亲戚经过，却没有按照太平礼制起立致敬。杨秀清的亲戚大怒，将牧马的打了两百鞭，没等秦日纲处理，又将牧马押至石达开的岳父、掌管天朝刑部的黄玉昆那里，要再加杖刑。黄玉昆秉公守法，认为既然已打过牧马，便可结案了。可杨秀清的亲戚不依不饶，找杨秀清控斥。杨秀清即让石达开逮捕黄玉昆。为了抗议杨秀清的错误做法，黄玉昆、秦日纲和天朝朝内官领袖兴国候陈承都提出辞职。这是太平天国历史上一次辞职抗议的严重事件。但是杨秀清没有反躬自问，反而变本加利，把秦日纲、陈承也都抓起来，交韦昌辉处理。韦昌辉无奈，只得将秦日纲打一百杖，陈承打两百杖，黄玉昆打三百杖并革去官爵，降为任卒，那个牧马的被无马分尸。杨秀清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诸王屈服，但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积怒于心，口顺而心怒”。韦、石、秦等人对他恨之入骨，已开始密谋并建议天王杀死杨秀清。

对于洪秀全，杨秀清也采取了压服的手段，早在进天京的那年冬天，杨秀清为争夺洪秀全身边的女官朱九妹两姐妹，竞假借天父下凡，闯到天王府，以洪秀全责罚宫女过严为罪名，要杖打他四十板子。韦昌辉和众官都跪地求情，洪秀全最后也跪倒准备受杖。杨秀清见威风逞够，才饶过洪秀全。除了压制洪秀全，杨秀清还明目张胆地将取洪秀全而代之的心迹故意表露出来。入京的那年秋天，东王府举行科举考试，题目赫赫然就是：“四海之内有东王”。但是，由于战事未断，天京也处于敌人的围困之中，这使他有所顾虑，才没有和洪秀全最后摊牌。而今西线局势好转，江南江北大营也双双被击破，他认为一统江山已经到来了，于是便行动起来。

就在打破江南大营后的几天，杨秀清便假借天父下凡，把很少出过宫门的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杨秀清以天父的口吻逼迫洪秀全让他也称万岁。洪秀全无奈，只得同意并向群臣宣布，预定在农历八月初七日，杨秀清生日那天举行称万岁典礼。

杨秀清逼封万岁的做法实际上非常草率，他既低估了做为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的洪秀全在下层群众中的巨大影响，又忽视了采取军事手段防范韦昌辉等诸王和朝内群臣对此会做出的强烈反应。他没有把洪秀全、诸王和群臣放在眼里，以为可以顺利地和平夺权，但他没想到自己已存在危险的境地。

连清廷都早已看出“东西对恃相抗衡，不辨谁臣又谁主”？这是相不正常的现象，在历史上也“未闻跪而受杖仍尊为王者”。曾国藩的密探们侦知杨秀清同洪秀全、韦昌辉诸王矛盾重重，势成水火，他们看出阴忍奸诈的韦昌辉对杨秀清过分的谄媚，必然包藏着极大的祸心。甚至在天京内讧的前一年，他们便已预料到这场内乱势不可免，然而自负的杨秀清却一无觉察。事实上，在杨秀清逼封万岁之前，韦昌辉已不愿在忍受下去了，请求洪秀全诛杀杨秀清。但是，由于洪秀全对杨秀清禁若寒蝉，抱着“坚忍不怒”的态度，才使韦昌辉没有得逞。韦昌辉没有甘心，又找到了石达开，密谋诛杀杨秀清兄弟三人。只是由于他们很快被杨秀清派到前线督师，这场内乱才被推迟了，但换来的唯一代价是这场变乱更具残酷性。

不仅武将，文臣们也对杨秀清心怀不满。文官领袖陈承容，对以往的那场杖责还记忆忧新，表面上，他对杨秀清也是曲意逢迎，但心里却怀着刻骨的仇恨。在这个紧要时刻，他有意扩大事态，将杨秀清置于死地。陈承容向洪秀全告密，说杨秀清将要谋害他以篡夺其位，并自告奋勇负责除奸。洪秀全至此，已没有退路，终于下了决心，要铲除杨秀清。他急召在外督师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勤王”，诸杀杨秀清。这样一场惨祸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怀有狼子野心的韦昌辉，得到了他盼望已久的机会，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行动起来。他带着三千心腑，风驰电掣般地往天京赶。九月一日深夜，在天京城外会合了燕王秦日纲的军队，在陈承容的接应下，顺利潜入城中，并迅即抢占各处要塞，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冲进东王府。杨秀清猝不及防，于二日凌晨，被韦昌辉刺杀在睡梦之中。

天既亮，洪秀全下诏，称杨秀清为“东孽”，向人们宣布他“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的罪状。但只因妄称万岁便诛杀杨秀清对此洪秀全也许感到于心不忍，于是又下诏供布“韦氏罪状”谴责韦、秦“杀人太多，超过天王诏谕的旨意”，并对韦、秦处以四百鞭刑的惩罚。这样一来韦昌辉在天京实际上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带回的那点人马，远远不是人多势众的东王府部署的对手，加之，天王洪秀全又将竹杀杨秀清的部分罪责转嫁于他，韦昌辉已经骑虎难下。他只好一不做、二不休，把接受天王的鞭刑当做制造又一次大屠杀的机会。他诱骗东王部署去观看他“受刑”，他和秦日纲在众目睽睽之下经受了一次不掺假的酷刑，成功地使东王府的五千名精兵强将解除了武装，然后把他们全部屠杀。但是，东王府的残余势利仍然不小，并进行了凶猛的反扑，韦昌辉联合洪秀全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在天京城中各自扎营，“闭城一月，互相残杀”。洪秀全这时又站在了韦昌辉的那一面，只有依靠韦他才有足够的力量清除东王的残留势力。最终，洪、韦控制了局面，两万多人死于非命。清军看到长江上漂浮着的许多“长毛”死尸，断定城内发生了一场大变乱。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这时，又一种力量介入了事变，石达开以一种正义的姿态出现在天京。他安顿好前线的战事，只带了几个部将，赶回天京，质问韦昌辉：“东孽罪当诛，其下何罪，何得尽戳？”韦、洪当然不会承担内讧的罪责，更不想让石达开占了上风，把拼死得来的果实拱手让人。韦昌辉对石达开动了杀机，洪秀全也对他不满。石达开见事机不好，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一怒之下，把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眷悉数杀害，并派秦日纲领兵追杀石达开，洪秀全也下诏悬重赏购其首级。然而石达开非等闲之辈，他跑到安庆，立即召集人马，以“清君侧”为号召，起兵讨韦，并含蓄地向洪秀全施加压力，要得韦昌辉之头，否则“即班师回朝灭京”。他的号召得到了天京内外广大军民的热烈拥护。处在尴尬境地的洪秀全，这时只好把韦昌辉当作一块热山芋抛了出去。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和洪秀全的转变，“洪党”转而又去联合“东党”去对付“韦党”，最后，韦昌辉和他的死党二百多人，全部被处决。韦昌辉被天王洪秀全五马分尸，首集被专程送到石达开的大营。秦日纲和陈承很快成了天京内讧的第二号和第三号替罪羊，也都被处死。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了英雄般的崇敬和欢迎。合朝文武一致保举他“提理政务”并“喜其义气，推举为王“。在这场内乱中手上唯一没有占上血污的石达开一时间似乎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和最后胜利者。显然，洪秀全当然不想看到石达开成为第二个扬秀清，但他毕竟不能象对待扬秀清那样对待石达开，只好采取了暗消其权的办法。他把石达开困在天京城中，不让他外出领兵，此外，又加封”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固）执”的两个兄长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石达开。

显然，洪秀全的这种做法，必然使石达开为自己的命运作出认真的考虑。石达开既不是义肝忠胆的冯云山，也不是为人自负、行事草率的杨秀清，更不是狼子野心、阴忍残苛的韦昌辉。他胸怀大志，而又正直耿介。洪秀全既对他已不信任，但他不愿重蹈杨秀清、韦昌辉的复辙。对于他，似乎只有出走这一条路可走了。一八五七年六月，石达开终于从安庆出走，并拉走了十多万的精锐队伍。洪秀全送去金铸的“义王”印信，加以挽留，也无济于事。石达开率部盘旋于东难数省，最后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四川，想割据一方，另创基业。但在一八六三年他被清兵重兵围困于大渡河畔。他想以自己一死换取部下的性命，便主动投诚，但被清军凌迟处死，部下也被屠杀殆荆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英勇将领，死在了洪秀全的前面。

一八五七年夏天，四十三岁的洪秀全成了天京内讧最后和唯一的胜利者。他可以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了他自任军师，总理国政，但很快，太平天国就被他引上了歧途。

天京内讧之后，“朝中无佐政之将”、“国政不能不划一”，湘军乘机卷土重来，收复武汉，进窥九江、安庆，江南、江北大营也双双复活。而太平天国内部也人心离散，敌人对此幸灾乐祸，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太平天国的当务之急是重建领导核心，统一军政，重振人心，反击清军的进攻。但洪秀全的所做所为却差得太远了。

在石达开出走后的四个月，他加封自己的爱臣，曾为他管理女营的蒙得恩为“正掌率”，总理国事。但蒙得恩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和总揽大纲的才，重用此人，反应出洪秀全用人唯亲、不敢用不愿用有才干的人的阴暗心理。幸而，在军事上他不得不重用能征善战的将领，事实上，太平天国所拥有的人才，也只能是一些军事人才。洪秀全提拨了两个年轻的将领。陈承年仅二十一岁的侄子陈玉成被封为“又正掌率”，他十几岁时，就曾冒着枪林弹雨，独闯敌营。三十四岁的杰出将领李秀成为“付掌率”，他是从士兵一步一步升迁上来的一位计智深长的将领。洪秀全让他们负责军事，“提兵符之令”。最初，洪秀全也许看重的是他们的年轻和忠诚，但是靠着他们的军事才能，他才多坐了六、七年的龙椅。

一八五八年，洪秀全为了鼓舞士气，恢复了前期的五军主将制，陈玉成、李秀成分为前、后军主将，李秀成的二十四岁的堂弟李世贤和韦昌辉的胞弟韦俊被封为左、右军主将。中军主将的位子，天王交给了最宠信的蒙得恩。洪秀全授予年轻将领们足以令他们感到骄傲的头衔，希望他们建立以往五军主将那样的功勋，以解燃眉之急，这样。在天京内讧的两年后，太平天国的朝政，终于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一点头绪，太平天国才“稍可自立”。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中，洪秀全失去的时间太多了。精军已步步逼近：在西线，湘军攻克九江，兵锋已至天京的西大门安庆；在东线，江南、江北大营已截断天京的交通和粮道，形成四面合围之势。太平天国现在必须为保卫天京而战了。年轻的将领会集在一起，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首先在皖北展开了凌历的攻势，紧接着又摧毁了与天京隔江相望的浦口江北大营，初步稳定了江北局势。这时悍将李续宾为恻应安庆之战，率领一支六千人的湘军精锐，孤积军深入至庐州（今合肥）附近的三河。陈玉成、李秀成及时地集结了太平军的主力，以优势兵力将其全部歼灭。这一战使湘军“全军皆寒”，暂时放缓了攻势，转为步步推进，重点放在争夺安庆。

太平天国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在一八五九年四月，洪仁千的奇迹般到来，又为太平天国增添了一位既得洪秀全信任，又有一定才干的主持全局的人物。洪秀全迫不及待地卸下军师的担子给洪仁千，并封他为千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得其制”。洪仁千虽稍有才能，却也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并缺乏资历，所以引起了陈玉成、李秀成等出生入死的将领们强烈不满。为此，洪秀全又不得不晋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由于洪秀全“加恩惠下”，使得众将“各又振作同心矣。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

为了彻底扫除天京之围，下一步，太平天国的将领们，把矛头对准了江南大营。洪仁千为众将领提供了一个“围魏救赵”的计划，李、陈二将都予以支持。一八六０年二月，李秀成率领精锐，千里跃进杭州，江南大营果然中计，分兵来救。李秀成乃迅速回师会合陈玉成诸将，分进合击，大破江南大营，数万清兵全部溃败，天京解围。

天京解围，使太平天国在天京内讧的四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可以考虑转守为攻的进军战略了。但是，他们的处境实际上更加严峻。江南大营的溃败，使清廷更加依重湘军，给予曾国藩以两江四省的军政实权，当时众将几乎无人愿意与湘军硬碰，坐视安庆被围而不顾。李秀成主张东下苏、杭，因为那里的繁华已给他留下了难望的印象，而李世贤则意在经营闽、浙。只有以安徽为主要活动范围的陈玉成才极力主张救援安庆。最后，洪秀全和洪仁千也认为“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于是，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得以通过，太平天国错过了最后一次复兴机会。

一八六０年五月，李秀成率领各路大军，向东南挺进。在不到两各月的时间里，连克苏南各镇，江南清军几乎全部瓦解，因为他们是不中用的绿营兵。第二年李世贤部又占领几乎整个浙江。苏南和浙江为太平天国打了最后一剂强心针。苏、浙的获得，使李秀成、李世贤诸将贪恋繁华，刻意经营，李秀成在苏州盖起了豪华的王府。苏浙战场的开辟，使得李鸿章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前来支援，列强为保卫侵华的基地上海，也对清政府加以支持，甚至直接派兵助战。太平军虽在东线扩大了防御纵深，但同时也为自己引来了更强大的敌人，以至于腹背受敌。

为了解救岌岌可危的安庆，到了一八六０年的秋天，西征计划重新被人想起。但是，洪秀全和众将们仍不愿在安庆同湘军主力决战，还是重演“围魏救赵”的把戏，李秀成、陈玉成等五路大军，舍安庆，沿江西上，约定第二年春天会师武汉，合取湖北，以此迫使湘军从安庆撤兵。一八六一年三月，陈玉成攻占黄岗，逼近武汉，但在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以英国要出兵干涉的恐吓下，竞仓皇撤兵。李秀成则本不欲西征，只是由于“天王严诏颁到”，才勉强应命。在西征途中，他热衷于招集起义群众，扩充队伍，六月份才到武昌县，但他因为“先欲救皖，后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旋即撤兵。这样奋战经年的解救安庆的计划，竞这样儿戏般的草草收场了。

事实上，西征解围的计划，本来就是错误的。武汉对清军很重要，但安庆对太平天国来讲更重要。所以，曾国藩认定安庆的得失，“关系天下之安危”，坚持“但求力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方针，甚至抗拒清廷让其撤军他援的命令，死扼猛攻安庆不放，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太平军没能调动敌人，敌人却扼住了太平天国的喉咙。

陈玉成回师后，便集结了自己的全部精锐在安庆与湘军主力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殊死搏斗，但各自为政的其它将领都坐壁上观。九月五日，安庆失陷，西线太平军精锐丧失殆尽，陈玉成被迫退守庐州。安庆失守使天京上游屏蔽尽失，湘军的战船现在已可以顺江而下畅通无阻地驶到天京城外。即使曾国藩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太平天国的时间也不多了。天京在安庆失守半年后即被湘军围困，太平天国陷于万劫不复的竞地。但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天王洪秀全却一无对策，反而更加乖张，一意孤行，不仅使自己命丧黄泉，太平天国成为了他的殉葬品。

到了天京，洪秀全又精心制定一套严格约束后妃的制度。他把自己比做“太阳”……

（以下被网管删去……不过可以参照《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阅读。）

六、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把地上天国带到地下的君主

安庆失陷，使太平天国到了山穷水尽的最后关头。这时，洪秀全好象已失去了常人的理智，举止失措，使太平天国覆亡的时间表提前了。

洪秀全当政以来，已经使太平天国“大纲紊乱”，现在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从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变得对谁也不信任了。他所关注的是他个人的洪氏家族的辱荣而不是太平天国的安危。他自称是“古往今来独一真主”，自比为照耀万方的太阳，历朝历代的明君贤臣全不放在眼里。他贬夏桀、商纣、周幽为“妖”，周文王、周武王为“文狂”、“武狂”。但是，他的所做所为却并不比历代昏君逊色多少。

洪秀全任人唯亲，疑忌忠良，致使“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他无理政之才，不愿用石达开这样身怀雄才伟略的人物总理朝纲，使得中央机构形同虚设，难以驾驭各地军事将领，使其拥兵自重、据地称雄。最后他也看到了这一问题，但却采取了更糟糕的对策。他效法古代帝王“众建诸候而少其力”的策略，滥封诸王，以削减李秀成、陈玉成的权势，铸成更大的错误。由于安庆失守，洪秀全给陈玉成以革职处分，而封陈玉成的部将陈得才为扶王赖文光为遵王。太平天国前期，只封东、西、南、北、翼、燕、豫七王，到一八六一年，得封王爵的也不过十几人，统兵大员更仅为陈秀成、李世贤（侍王）、杨辅清（辅王）四人，但那时，王爵虽少，但约足珍贵，可以极大地鼓舞士气。现在却仅仅成了洪秀全对众将实行分而治之的法宝，就变得有百弊而无一利了。一八六二年以后，忠、侍、辅三王部下将领又多封王爵，一八六三年春已封至九十余王，最后凡是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王爵初时是有王号的，到封多了，再也找不出幺多的好听的字眼了，便不在给王号，一律称列王。后来列王太多了，再封的王，便不再称王，而是在“王”字上加上三点，意为小王本来就庞大冗杂的官爵体制，现在被洪秀全弄得更混乱不堪，这时洪秀全思想混乱视国事为儿戏的突出体现，也是太平天国行将崩溃的鲜明征兆。洪秀全为了坐稳最后几天的龙椅，不惜祸国乱政。太平天国的覆灭，正如李秀成所说，其实是洪秀全“自惹而亡”。

安庆失守后，心烦意乱的陈玉成，据守庐州，意志消沉，不与湘军为敌，反而尽遣部将去西北。大概他失去了解救天京的信心，也想象李秀成那样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一八六二年五月，庐州遭到清军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弃城突围。这时割据一方，周旋于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的苗沛霖，以助兵三十万协同攻打汴京（开封）为诱饵，骗得陈玉成北走寿州。但陈玉成刚至寿州，即被苗沛霖出卖，执送清营。很快，他便被清军杀害，时年仅二十六岁。至此，太平天国西线战场就瓦解了。曾国藩和澎玉麟率领的湘军主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将人马开到了天京城下。

此时，李秀成正在苏南经营他的苏福省，不论是清兵还是洋人的“常胜军”，都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偏于一隅的苏南，不会带来太平天国的振兴，只不过是把太平国的发展引向了更加狭更没希望的死胡同。

正在这时，天王洪秀全惊慌失措地在一天之内连下三道诏旨，命令李秀成回京救援。西线失败的灾难性的后果，最后还是落到了李秀成的头上，他也免不了要同湘军决一死战。

李秀成在苏州，召集众人进行商议。他和众将都认为湘军初来，锐气正盛，应避其锋芒，击其惰归。所以，他主张应首先占领上海，消除东顾之忧，再对湘军发动攻击。这在当时也许是唯一稍具长远战略眼光的主张了。但这一策略却遭到了洪秀全的严责，在他的又一道诏书中，竞责问李秀成“意欲何为？”严厉告诫李秀成“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对于天王洪秀全的责怪，李秀成表示了他的“愚忠”。他把苏、浙两省的政权全部交给部将，连母亲和家眷也从苏州送回天京，以为人质。然后靠自己的威望好不容易召集并说服了孝王、航王、相王、纳王、补王、堵王、襄王、首王、来王、奉王、侍王、护王等十三王的部队，前去天京解围。十月十三日，李秀成统率大军猛攻雨花台湘军大营。太平军在天京城下就会集二十余万人马，在人数上占有极大的优势，在装备方面他们所拥有的洋枪洋炮也远比湘军要多。事实上，太平军的人数自始至终都占有优势。但是，太平军也有致命的弊病：成分复杂，将领各争雄长。而湘军人虽少，但上下一心，将士用命，战斗力很强。南京一带久作战场，粮食奇缺，太平军又无水师，运输不便，时值严冬，棉衣不济，而湘军却依赖水师，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员、物资补给。这样，在大战了四十六天之后，太平军仍不能取胜，各路大军斗志皆失，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停止攻击，纷纷撤军而去。继安庆之后，太平军与湘军又一次硬碰硬的较量，仍没有占到便宜。天京成了第二个安庆。太平天国的都城之下，太平军竞然难以立足，太平天国的灭日可指日而数了。

李秀成攻清营不下，洪秀全委罪与他，当殿明责，革了他的王爵。洪秀全急于解天京之围，硬拼拼不过，只好又一次搬出了“围魏救赵”的策略。他让李秀成率领大军渡江北上，实施“进北攻南”计划，袭扰敌后，企图吸引天京之敌北去。但是以往太平军逼近武汉尚不能动摇湘军强攻安庆的决心，此时无关痛痒地北上袭扰，更不能丝毫影响曾国藩攻取天京的计划。所以，洪秀全“进北攻南”的计划，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但是，李秀成还不得不去执行，更糟糕的是，正值一八六三年的青黄不接时节，李秀成的大军，在皖北遇到了特大的饥荒，被迫东归，沿途将士多有饿死。此时，天京围急，天王又严诏李秀成急归。李秀成大军在长江边，恰逢江水猛涨，半渡之际，遭湘军水陆夹击，损失大半，士气也遭受极大打击。

六月，李秀成回到天京，天王洪秀全便象看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似的，死死抓住不放，因为除了李秀成，两千多个王中没有几个前来救援天京了。天王加封李秀成为“真忠”军师，留守天京，各王都归调遣。但是，李秀成非但不能指挥得动别人，甚至他自己请求出京，去救苏杭，洪秀全都不准。直到九月，李秀成才被允许出京到苏州，但苏州部将正密谋叛变，他差一点被他们扣留。一八六三年年底，李秀成回京。这时东南尽失，天京孤城已不可守，甚至连粮食也没有了，洪秀全则让军民食“甜露”（野菜）。当时正如李秀成所言，只有“让城别走”的一条路了。为此，他力劝洪秀全放弃天京，取道江西，绕湖北，与扶王陈得才军会合，据西北再图中原。他痛切陈词，甚至请死于殿前，以求听从。但洪秀全听了却勃然大怒，痛责李秀成说，要走你走，你不扶我，自然有人扶我。我的天兵，都过于水。他坚持死守天京。

后来在自述中李秀成，洪秀全对“京城不固，久悉在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后。入南京之时，称号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可见，洪秀全并非不知道天京城破在即，但是他对待太平天国，就象对待他自己的病一样。他虽身患重病，但他“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也许他已经将自己的生死和太平天国的存亡置之度外，他要以天王的身份，在台平天国的首都体面地当好最后的几天皇帝。

一八**年六月一日，洪秀全奇迹般地让自己死在了天京城破前的五十天。尽管至今还有人怀疑他是服毒而死的，尽管他的遗体很快就被湘军挖出并焚毁，但他毕竟是以一个皇帝的身份死在了自己皇宫里，而且他亲手创建的太平天国也随即成了他最合意的殉葬品。在他死后，幼天王和李秀成等人传奇般的故事，仅仅是太平天国的余绪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在洪秀全死后便结束了，它名副其实地属于洪秀全个人的事业。太平天国是洪秀全所创造的，又随同他一道毁灭了。

做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来自下层的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洪秀全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我们必须承认，他最初由怀才不遇所激发出的正义感，是那样的真诚和令人同情。但是，同时我们又有这样的疑问，当他在富丽堂皇的天王府里享受着荣华富贵之时，他还记得起他的美好理想和诺言吗？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是一次革命，甚至未能为中国历史上增添新的一个打天下的成功例子。他根本无力去反抗中国社会的根基，事实上他热中于专制小朝廷给他带来的享乐生活。但糟糕的是，他没有在儒家传统上重建其政权的合法性，而这是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广大读书人所最为厌恶的。所以，洪秀全的思想既不能代表当时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更不为当时主流知识分子所接受，他所能传达的只是清朝已经腐朽没落现在有人想取而代之的一个信号。

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给近代社会带来的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是：一次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契机。他在南京建立的政权是一次向清王朝统合法性最有威胁的一次挑战，使得地方势力和绅士得以抬头——实际上这些才是导致清王朝崩溃的最重要的内因。洪秀全还开创了一个知识分子用某种精神力量动员群众并且真的发动起一场战争的惊人事例，这是以前东汉张角时代所无法现象的。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洪秀全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尤其是在“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的意义上而言。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只有这样的反抗才似乎是有力的。洪秀全是一个敢做敢为，勇于把理想付诸实践的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确获得了成功，他利用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的东西，使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过上了自己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当时，他还无法接触到更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材料。最后，他还试图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太平天国”，是一切不合理社会中一切受压迫者的永恒梦想。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年版；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一九七六年版。  

1996年5月第一稿（字数28000）

谢选骏指出：人说“洪秀全不光彩的一生”——我看“洪秀全的一生预示了毛泽东的一生”。什么时候毛泽东朝代结束的时候，他的僵尸就会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