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唯利是圖的特朗普内閣

《特朗普新内阁集结对华鹰派，他本人会强硬到底吗？》（黄安伟, ANA SWANSON 2024年11月21日）報道：

中国许多高层官员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

他们是枪口对准中国的新一班冷战斗士。

这些被候任总统特朗普选择为内阁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人强调称，有必要在所有安全和经济领域与中国对抗，包括军事立场、贸易、技术、间谍活动、人权以及台湾问题等方面。

这些选择可能开启一个冲突的新时代，对手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许多高级官员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鹰派顾问们包括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他是下任国务卿人选；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迈克·沃尔兹，他是下任国家安全顾问人选；曾为福克斯新闻工作的电视名人皮特·海格塞斯，他是下任国防部长人选。虽然内阁部长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但特朗普已提出了用在国会休会期进行任命的办法来绕过批准问题的想法。

这些人比拜登的内阁官员更明确地对抗中国，虽然拜登总统已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强硬立场，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一些政策。一种共识已在美国政府里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变得明确，即必须遏制中国，因为它是最有能力颠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国家。

但也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可能会考虑在贸易问题上采取更温和的态度，这也许是为了避免扰乱在拜登执政期间非常成功的股票市场。

特朗普曾于2017年11月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那年早些时候，他在马阿拉歌庄园欢迎习近平到访，但他们刚开始建立的关系最终因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而破裂。

特朗普本周二宣布，他打算把建达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卢特尼克任命为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负责人，并表示他将在该办公室“领导我们的关税和贸易议程”。卢特尼克已表示，他支持更有针对性的关税，而不是特朗普和他的一些强硬派顾问们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普遍关税。卢特尼克还声称，特朗普“想与中国做交易”。

卢特尼克曾在今年9月对CNBC表示，关税是一种谈判工具，只应用在与美国制造的产品有竞争的外国产品上。

特朗普提名的国家安全官员们通常使用更强硬的语言。他们也避免使用拜登助手们的说法，后者称要在几个全球性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并保持稳定的关系。

“我的坚定看法是，中国共产党已进入了与美国的冷战，它的明确目标是取代自由主义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一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存在的秩序，”沃尔兹去年在研究团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上说。

“我们正在与一个对手展开一场全球军备竞赛，这个对手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对手都不同，它拥有真的替代和取代我们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他还说。

这些鹰派助手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与特朗普政府中的抗衡力量有冲突，后者包括卢特尼克和其他也许不想颠覆对华商业关系的同仁们。

特朗普下届政府的商务部长人选霍华德·卢特尼克与埃隆·马斯克在一起。与特朗普顾问中的强硬派人士相比，卢特尼克支持更有针对性的关税；马斯克在中国有重要的商业利益。

这还包括他们的老板。特朗普谈到中国时更注重交易而不是意识形态，他会威胁或征收惩罚性的关税，目的是试图达成他称之为对美国有利的交易。他很少表达对人权的支持，而且用热情洋溢地语言谈论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内的独裁者。他目前的亲密顾问，尤其是拥有特斯拉的大亨埃隆·马斯克，在中国拥有重要的商业利益。

随着特朗普准备再次担任总统，对于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将走向何方，这种激励贸易与对抗想法的混合正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正在迅速提升军事实力。它对整个南中国海提出了有争议的领土主张，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海军都在该水域活动，还试图将民主自治的台湾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它在俄乌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商业援助，并正在迅速建设本国的技术能力，威胁要限制战略物资的出口，包括某些关键矿产品。

但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许多美国企业的重要供应商和客户。拜登也表示，中国在一些关键的全球问题上是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包括气候变化、传染病、毒品、核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等。

在特朗普第一次当政期间，他的助手们在对华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有时甚至当着他的面争论。主要的分歧存在于国家安全顾问和旨在积极对抗、遏制中国的经济助手们与来自商界的顾问之间，后者希望维持甚至加强某些与中国的商业联系。

卢比奥和沃尔兹，以及可能进入本届政府的两名前贸易助理罗伯特·莱特希泽和彼得·纳瓦罗支持脱钩的想法：他们认为，美国大幅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和其他联系对美国有利。他们批评拜登和一些欧洲领导人提倡的更精准做法，即所谓的“去风险”。这种做法寻求与中国保持广泛的商业关系，同时切断被官员们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具体贸易，主要是向中国公司出售先进的半导体芯片。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助理们很可能会推动美国尽快在亚太地区增强军事实力，着眼于可能发生的台湾战争。但这些助理们也提出了对抗伊朗的问题，这会转移美国在亚洲的资源。

其他可能在下届特朗普政府任职的人、尤其是担任过国防部官员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则强调，为了试图遏制中国，美国需节俭使用其亚洲资源。

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的高级助手们是否会支持拜登政府加强在亚洲军事联盟的做法，因为特朗普曾经声称，包括台湾、日本和韩国在内的盟友都在占美国的便宜。

特朗普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言辞强硬。他可能会支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包括卢比奥在内的一些共和党议员们已在推动有关立法​​，这将导致对中国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即使不取消，特朗普已表示，他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最高60%的关税。

特朗普曾在第一个任期间对来自中国的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产品征收了关税。拜登保留了这些关税。

但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也有摇摆不定的历史。在习近平的要求下，特朗普解除了对中国科技公司中兴通讯的制裁。他为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为允许某些产品继续销售给华为制造了例外。这两家公司都是被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视为威胁，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当时曾批评特朗普对中兴通讯采取的宽容做法。

更近的例子还有，特朗普改变了他在TikTok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人拥有的流行社交媒体应用程序TikTok也存在国家安全担忧。特朗普2020年曾试图禁止在美国使用TikTok，但最近却承诺要救其一命。这已引发人们质疑保守派巨额捐款人、亿万富翁杰夫·亚斯对此事的影响，他对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有投资。

特朗普本人将如何对待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习近平。后者可能像某些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转向奉承，试图与特朗普进行个人层面的外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在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期间这样做，令特朗普大为高兴。

时任总统的特朗普2017年曾在马阿拉歌庄园欢迎习近平的到访，但他们刚开始发展的关系因特朗普发起贸易战而破裂。

习近平上周日在秘鲁与拜登举行了会晤，据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了中国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四条“红线”：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他的这个信息似乎既是给拜登政府的，也是给特朗普及其新团队的。

特朗普任命的下届政府官员中最主要的对华政策官员是现任参议员卢比奥，他是古巴裔美国人，喜欢批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担任联邦参议员的近14年里，他把中国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在特朗普命名的助手中，没有一个人在审查美中竞争的诸多方面像卢比奥那样花了那么多时间，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不论是在共和党还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都试图通过立法把对华政策付诸实践。

卢比奥发起的法案已涉及美中关系的许多方面，从新疆和香港的侵犯人权，到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再到中国领导人的“财富和腐败行为”。

今年9月，卢比奥公布了一份报告，题目是《中国造就的世界》(The World China Made)，详细描述了中国主导十大战略产业的努力。他写道，公布报告的目标是“敲响警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面临的威胁已变得多么严重。我们不能再靠旧的教条和陈腐的讲话要点了”。

在经济方面，特朗普仍在权衡他的财政部长人选。此人将与卢特尼克一起工作，在与中国的经济谈判中起关键作用。

莱特希泽曾领导特朗普与中国的早期贸易谈判，他可能在下届政府中得到一个高级职位，尽管可能不是内阁成员。写过《致命中国》和《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这两本书的纳瓦罗也可能得到一个职位。纳瓦罗本月曾去马阿拉歌庄园见了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他曾因蔑视国会传票被关了四个月的监狱，该传票与众议院对2021年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事件的调查有关。

中国政府尚未对特朗普的任命发表官方声明。上海复旦大学研究政治的学者唐世平在网上写道，任命卢比奥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让中国难以对付”。

特朗普的选择已在台湾引起了共鸣，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指责中国试图控制台湾。

台北政治人士赵怡翔曾在今年早些时候为赖清德的总统竞选活动担任发言人。他表示，特朗普的官员人选让太平洋地区的盟友们有信心认为，“从支持他们抵抗中国的胁迫和恐吓的能力来看”，美国会继续与他们站在一起。

谢选骏指出：人問“特朗普新内阁集结对华鹰派，他本人会强硬到底吗”？我看無論特朗普新内阁集结多少对“华”鹰派，他本人都不会强硬到底——因爲他是一個“交易大師”，隨時準備出賣一切。

谢选骏：歸化外族的寫作者不得不委曲求全

[“党天下”与“族天下”之辨——评余英时前辈《戊戌政变今读》]（2009-06-23 芦笛）報道：

近读余英时前辈的《戊戌政变今读》一文，受益良多，然对主要论点不敢苟同。

如我理解不错，该文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是满清王朝的特殊性使然。清廷实行的是“外在普罗（external proletariats）的专政”，“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这种“族天下”不可能发生在汉人皇朝中，却与今日的“党天下”类似，显示了所谓“历史演变的异代同型”。

余先生此论，钱穆先生早就说过了，只是他用的术语是“部族专制”而非“外在普罗专政”：

“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支持。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去。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钱穆：《清代政治浅析》）。

这就是说，在“部族专政”之下，没有改良可能，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革命。

可惜这与事实不符。

如所周知，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改革并未失败。清廷后来推行的新政，无论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中国社会的转型基本上是在这短短的十年功夫完成的。如此大幅度的全面的社会改造堪称空前绝后。民初不过是萧规曹随，把晚清奠定的政治格局沿袭下来罢了，并未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后来孙中山、蒋介石辈更实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民国改为党国，首创“党天下”，逆转了已有的良性改造。毛共上台更造成社会全面倒退，使得中国彻底丧失根本性改革的可能。

因此，与故钱大师的说法相反，革命非但没有达到改良的目的，反倒腰斩了本来前途无量的改革。

愚以为，此说之所以完全无法解释历史，是因为论者有“刻舟求剑”与“倒放电影”之嫌。所谓“刻舟求剑”，是指将清初与清末的政治格局混为一谈；所谓“倒放电影”，则是用后世的“党天下”去类比完全不同的“族天下”。前一个错误其实是从后一个衍生而来的。若能辨明“党天下”与“族天下”之别，即可看出晚清与清初政局的显著差别从何而来。

“党天下”与“族天下”的第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有无外在标志（apparent mark）。广义说来，这就是种族政权与共党所谓“阶级独裁”的区别。凡是种族政权，都有无法改变的明显外在标志。例如在前南非，生为黑人即不可能变为白人，从而获得与白人同等的政治权利。旗人与汉人之间也有着无法改变的外在标记——是否关外移民后代。凡是自东北入关者的子孙，不管实际上是哪一族，都是“旗人”，都是 “长征老干部”，都是“自己人”，都是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凡是关内的人，不管实际上是哪一族，都是必须时刻警惕的“汉人”。

这个特征确定了“部族政权”的封闭性（exclusiveness），由此又决定了它易遭攻击的先天缺陷（vulnerability）以及人才库（elite pool）的有限容量，最终决定了它难乎为继，必然要被汉族稀释，最后变成空头政权，而这就是从清初到晚清发生的实际演变。

这发生机制显而易见：因为满汉有明显的区分标志，所以，满人若想全面把持政权，就必然要招来绝大多数国民的反感，要如元人一般，绝无可能长治久安。满人正是吸取了元人的教训，在入关之初便标榜“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朝廷官吏满汉各占一半，只敢偷偷摸摸搞实质上的以寡御众，绝不敢彰明较著地宣布“党领导一切”。在基层更是只能依靠汉族士绅集团维持统治，这点马士早就指出过了：

“十七世纪勃兴的清朝皇朝，主要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的；但即使在他们赖以完成征服事业的军队里，由汉人组成的队伍，同那由常胜的满人弓箭手所组成的队伍，在数量上也是相等的，只不过汉人的队伍是由满洲军官统率并且受着满洲军队的督策。在民政方面，清朝皇帝和他的满洲大臣们也深知他们的本族人民，既然没有文化，一向又没有统治本领的训练，要他们来筹设一个本身能够站得住的行政体系，是不能胜任的；所以在一开始，在标志着他们军事进展的兵火余烬还没有冷熄之前，就不但承袭了前朝所使用的制度和方法，而且笼络了中国臣民中的士大夫阶级来和他们一同进行行政工作；至于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却仍旧保持不变。清廷在若干军略要点上都驻防了军队来保持他们的征服事业，在中央政府又保留若干官职专门位置满洲的贵族和领袖人物，并且还设置了若干‘聚敛’的官职以便搜刮各省的财富，宫廷、满洲贵族以及在北京和其他各地的满洲驻防军就都靠那从各省征到的貢赋来维持。除此之外，国家的行政权落在中国人手里的就比较在征服者手里的要多，并且文官一向是‘选贤任能’的。统治势力对于他们的本族人必然要加以偏袒，在选官授职的时候，满洲人多少总有一些优先权，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从这部历史所记载的最初时代起，即自一八三四年以来，就可以看到许多奉派去约束外国人的高级官吏都是满族人；但是由于满洲人在思想上和教养上已经越来与同化于中国人，这种任用官职的偏袒现在已较过去少见了，并且近年以来，各省膺受钦命的满洲人所占比例，一般都没有超过五分之一，就是许多因近代情势需要而增设的额外重要官制，也很少由满洲人担任。”（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4页）。

马士准确地观察到了这个“部族政权”被汉人大量稀释的过程。它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清初所有高级将领，除了岳钟琪一人外，全都是旗人（“入满洲抬旗”的安徽人年羹尧不计）。但到了慈禧当国、恭亲王“议政”后，政局就完全改观了：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统领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官员悉归节制；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此外还任命了大量汉人作各省的布政使。南中国各省军政大权悉入汉人特别是湘人之手。同治二年，全国总督共八人，湘军将领任总督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得任其七，“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若当时汉人联合起来发动“种族革命”，则清政权早就给推翻了，也用不着等到辛亥。

之所以发生这个变化，原因很简单：“族天下”不是“党天下”，它具有地域赋予的封闭性，族人的总数限制了它的人才库。当清廷处于危急存亡之秋，靠本族人才再也无法应付，便不能不开放官僚机器，从汉族人才库中大量汲取才俊来救命。这头乃是肃顺开的，他的名言是：

“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恇知要钱耳。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清朝野史大观》卷七，47-48页）

这虽然是野史记载，但确实符合肃顺的施政方针。正是他打破了咸丰对汉人特别是对曾国藩的猜忌，说服了咸丰以曾国藩督两江；也是他救了左宗棠之命，使其得以脱颖而出（薛福成：《庸盦笔记》，14-15页）。慈禧虽然是肃顺的政敌，在重用汉人的政策上却与他毫无分歧，这才造就了“同光中兴”。

汉人占据要津，大量稀释“部落政权”的趋势，越到后来越甚。到了辛亥前夕，所谓“部族政权”基本只剩下帝室，不但军政大权基本由汉人掌控，就连财权也被汉人为主的资政院控制了，1911年的国家预算就是资政院审核通过的，与西方民主国家并无两样。这不可阻挡的趋势触发了载沣的恐惧心理，他抛出个所谓“皇族内阁”来试图补救，然而那内阁从来也就没能掌握实际权力，其唯一功能就是为排满分子提供借口。未几资政院就颠覆了它，选出了袁世凯为总理的责任内阁。资政院更废除了政府禁令，开放了党禁，通过了中国唯一可行的第一部民主宪法《十九信条》，这些都是在“党天下”根本不敢梦想的。

一言以蔽之，辛亥前的中国在实质上已经成了汉族政权，所谓“排满革命”只不过赶走了一个鞑子皇帝。如果真是从中央到地方政权都牢牢控制在满人手中，革命哪能那么容易成功？有限的几个战役都是汉人与汉人打的，哪有满人什么事？整个北洋六镇都是汉人领导指挥的武装，这算是什么“族天下”？

实际上，满人在辛亥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拼命捍卫“族天下”的困兽，而是延颈以待屠宰的羔羊。据李提摩太说：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先在武昌爆发，随后蔓延到其它政治中心。满族官员端方，刚被任命为四川总督 ，被残酷地杀死。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15，000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被屠杀。在太原府，满族人居住的满城的大门洞开，以为那些想逃跑的人提供方便。在福州、杭州、南京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很多满族人被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的上空都飘上了共和的旗帜。”（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

其实早在发匪暴乱时，满人便已落魄至此可怜地步了。马士认为，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彻底摧毁了旗军，“从那个时候以后，他们就再不成为一个战斗力量，只是听说他们被太平军从躲藏的地方搜索出来并加以屠杀”（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25页）。我并不同意马士的解释，认为八旗丧失战斗力主要是被汉人烂污生活方式腐蚀的结果，但他观察到的现象确实是事实。连军队那最重要的专政工具都没有，谈何“部族专政”？

遗憾的是，钱先生无视后来发生的重大变化，用清初的情势来论证“部族专制”，并进一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犯了有倾向地选择史料的错误，不足为法。余先生墨守师说，未能细察，良足惋惜。

熟知“党天下”的大陆人应该不至于犯此错误，毛共实行反动的“阶级路线”时倒确实有点像“族天下”，但现代中共并无此类自限性外在门槛。因此，它和满清不同，可以公开搞“四个坚持”，并不会因此招来大众不满，用不着装模作样地搞“满汉平分秋色”的联合政府，官员清一色是党员。更重要的是，它能放手将才俊吸纳入既得利益集团中，pre-empt了潜在的反叛精英 。这就一石二鸟，同时取消了改良与革命的可能，于是国家就只会一天天烂下去。

“党天下”与“族天下”的第二个重大区别，是前者组成了一张无所不在的网络。它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微观，延伸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了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而“族天下”只是点“漂汤油”。旗人入关后因为人数太少，始终生活在“变天”的巨大恐惧中，因此历来实行与汉族的种族隔离，集中居住在比较安全的“满城”或“旗营”中，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皇室可以藉以提纲挈领地操控全民的组织网络，实质上是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寄居蟹”，哪像我党的支部建在全国每个工厂车间、农村乡镇、军队的连队上，构成了全社会唯一的神经网络，操控了每个社会细胞？

在这点上，国民党的“党天下”倒还有三分像满清式的“族天下”。两者都缺乏草根性，因而也就缺乏对全民的如臂使手般的如意操控。货真价实的“党天下”是苏联老大哥发明的，历史上并无先例。国民党历史包袱太重，没学到家，所以其组织虽然远比满清“族天下”严密有效，与共产党相比仍有天壤之别。正因为此，以后辈愚见，共党只可能因内讧垮台，绝无可能以暴力革命推翻之。

“党天下”与“族天下”的第三个重大区别，乃是后者经过孔教彻底改造，因此君王享有绝对权威。皇帝既是神圣的天子，又是族长，族人只能绝对臣服。无论皇帝怎么胡来，族人都毫无办法。例如慈禧尊重现实，把东南半壁河山全部委托汉人掌管，在当时也曾引起满族亲贵的极大惊恐，纷纷上奏提醒慈禧提防曾国藩，建议裁其军而削其权，但慈禧并没有听从，他们也无可奈何。又如慈禧后来被载泽说服，毅然推行新政，预备行宪，同样有满族亲贵反对，但改革照样推行不误。

相比之下，党皇就根本没有这种宗教式权威，绝无可能一意孤行推行触犯官僚集团利益的改革。哪怕是毛泽东那样权势熏天的创业之主，也斗不过官僚集团。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就发动政变，全面废除了他一系列反动的社会改革措施，甚至把他的爱妻和侄子以及所有亲信全部抓起来。这种事在传统社会根本就无法想象。

传统皇帝与党皇的另一个区别是，传统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可以发动损害后者但有益于自己的改革，这点载泽早就向慈禧说清楚了：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比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自之私利而已。” 

“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74页）。”

慈禧之所以最终同意立宪，正是因为她终于明白了其中关窍。

这种好事在党天下就再也没有了，盖党皇乃是全靠官僚集团拥戴的利益总代表，既无心发动损害官僚集团利益的改革，也不具备足够权威去一意孤行。这结果就是党天下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只会满足“黄宗羲定律”，具有秦晖教授所说的“尺蠖效应”。

因此，钱先生完全说反了，所谓“族天下”，恰恰具有主动推行实质性政治经济改革可能，而革命造出来的“党天下”则消除了这种可能。

以上所说，当然不是想否认满清因入主具有庞大人口的中原造成的不安全感，而这种恐惧确实起到了多次阻碍满清改革的作用。据李提摩太披露，俄国公使曾问恭亲王奕是否看过李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恭亲王答曰，他读过那书，对中国来说那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公使竟说，他觉得恭亲王没有抓住该书的实质，“它宣传以民主对抗权威。如果书中那些观点在中国被广泛接受，那么4万万中国人就会通过投票对600万满洲人取得压倒性胜利。你们就只好回老家了”（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

因此，恭亲王反对戊戌变法的谣传即使是真，我看那也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他厌憎翁同龢的人品（翁确实不是什么好鸟，没法不让人讨厌）；二是他听进去了俄国公使不怀好意的挑拨，对彻底西化产生了戒心。而慈禧之所以先同意光绪变法，后又变卦，我看原因不外以下几条：

1）废除科举、改革官制、裁撤冗缺的大手术，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鼓噪，特别是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让慈禧觉得光绪浮躁轻进，势必引起政局动荡，不能不出手制止。此前她就注销过同治罢免恭亲王和其他军机大臣的上谕。不过同治既是她亲子，又不是她一手立起来的，自然处理分寸也就不同。

2）恭亲王临死遗言说翁同龢是小人，不可信任，而翁又成了变法中枢人物。这大概就是她罢免翁的直接原因。

3）康有为小人得志，器浅易盈，过份张狂，开罪了大批大佬特别是慈禧深为仰重的荣禄，又一心想贪天功为己有，一手包办改革，把重臣一概屏诸门外，实行“关门主义”，使得改革成了马士说的“倒置的金字塔”。

4）康提出的聘请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作改革顾问、开懋勤殿等主张，不但引起死硬派的强烈反弹，也触发了慈禧内心深处对满人亡国、“匹马不得出关”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在我看来，这些就是她决定“恢复训政”的基本原因。在她三度垂帘后，康有为发动兵变杀害她的密谋被袁世凯举发，使得她极度愤怒，不但因此处死了所谓六君子，还囚禁了皇帝。此后她完全由感情支配，彻底倒向保守派，甚至为废帝纵容拳匪祸国，引来八国联军入侵，几乎亡国之余才痛定思痛，最终同意实行远比戊戌变法更彻底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

总而言之，我觉得法国历史学家高第的论述最中肯：

“维新派的最大错误就是要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内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而肃清所有的弊端。……在日本，虽然有封建制度需要打破，但是没有若干世纪的传统要推翻。”（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413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三，164页）。

戊戌变法与晚清新政不同的结局，证明了激进与稳健确实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同样是废除科举，在光绪操作下与在老袁操作下的反应就完全不同。

“族天下”的悲剧还不止此。中国历史上唯一愿意实行还政于民的政权，恰好是一个所谓“部族政权”，此乃中华民族的大不幸。它成了皇室和满族亲贵的心病，而这心病又不断被革命乱党刺激起来，形成恶性互动，导致皇室亲贵出于恐惧而对改革三心两意，甚至想开倒车，所谓“皇族内阁”出台就是这种恶性互动的结果。

更致命的是，它为日本人欺骗玩弄中国“精英”（等于或小于“知青”），唆使支持孙黄等革命乱党进行所谓“排满革命”提供了绝佳借口。孙文所谓“驱逐鞑虏”其实来自于日本人发动甲午战争的号召。中国“精英”们天生就是让异族愚弄利用的祸国炮灰，先让日本人牵着鼻子“排满”，后让俄国人牵着鼻子“反帝”。所以，为全民面子计，这“排满革命”的蠢事最好还是别当成光荣事迹。限于篇幅，我只能在此略提一下，以后再专文介绍中国人民被日、俄帝国主义尽情玩弄的百年史。

最后想指出，余前辈使用的梁启超对戊戌政变的介绍很靠不住。近年研究已经表明，所谓慈禧欲借天津阅兵之际废黜或甚至杀害光绪，乃是康梁的弥天大谎；余先生引用的所谓“朱笔密谕”更是康氏的无耻捏造。袁世凯在《戊戌日记》里讲的基本是真话，梁启超已经在袁回乡“养足疾”时给乃师的密函中交代了：

“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盖投鼠忌器，今两宫皆殂，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而事易办。师为何如？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版，860-861页。转引自杨天石：《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载《寻求历史的谜底》，46页），

这通密扎坦承了梁启超篡改乃师《上摄政王书》的考虑。由此可知，康氏在得知袁世凯被黜后，以为可以乘机落井下石，向摄政王举报袁当初曾向慈禧举报康梁“围园杀后”密谋。梁启超却知道摄政王决不能接受“光绪弑母”这种不可思议的大罪，因此劝告乃师“必当隐讳”他们的“戊戌密谋”， “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袁）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慈禧），而事易办”，他还要康氏以后和他保持统一口径，“以免异同”。据此，梁氏写的一切有关戊戌政变的文字，都蒙上了“隐讳”反诬之嫌，起码不足以据之立论。

《“党天下”与“族天下”之辨——评余英时前辈《戊戌政变今读》》共6件评论 

金唢呐的评论 

November 26th, 2008 at 7:56 pm 

简单扫了两眼，忍不住笑了。这个什么“芦笛”真是一个无耻网痞，而且对历史完全无知，在一个帖子里写一两句胡话不难，像芦网痞这样，句句都是和事实相反的肮脏谰言，确不容易啊。

芦烂货是网上最丧心病狂的满清遗孽，它极力否定满清的族天下性质，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满清的确是族天下，钱穆余英时等先生对满清族天下的定性完全正确，打中了芦烂货这种满清遗孽的痛处。但芦烂货面对余英时先生的名声和充分展现学识的文章，又不敢断然否定，只好假惺惺的先说“受益良多”，再加以无耻否定，“然对主要论点不敢苟同”。烂货就是烂货，你“对主要论点不敢苟同”，还有什么“受益良多”，真是一个无耻的白痴。 

匿名游客的评论 

November 26th, 2008 at 10:57 pm 

好文！但余先生的也沒錯。 

杨子的评论 

November 26th, 2008 at 11:41 pm 

对于认真读书，思考后写的东西，我都表示敬佩。

本人没读过晚清史，所以无法评论。从博主的叙述看，似乎并没有否定余英时的论点。如果皇室是个汉族政权，改革的互动发展会大有不同，这是肯定的。

是不是如果改良派不激进，改革就会成功？有可能。

是不是如果不是部族皇室，改革就算激进，也会成功？也有可能。 

lianjianlen的评论 

November 27th, 2008 at 11:29 pm 

1楼,你除了漫骂,能表达一下自已的学识和底功吗?或者,只要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成,能吗? 

匿名游客的评论 

November 28th, 2008 at 12:38 am 

枪毙1楼。我并不主张暴力，但对苍蝇，蚊子之类的共产分子就无法容忍了。 

匿名游客的评论 

November 28th, 2008 at 11:53 am 

你先看看杨佳案中的程序问题，改良你个头！

你再看看陕西死刑犯游街的公然违宪。

败类学者！ 

谢选骏指出：人説網民芦笛是個滿人，如果確實，也是難爲了他。因爲滿人寫作漢語不得不委曲求全，結果難免詞不達意了。不僅滿人後裔如此，其他少數民族的歸化漢語者或多或少也是這樣。這在各國的歸化外族的寫作者之中，也是一個極爲普遍的現象。例如流寓各國的猶太人就是如此充滿了扭曲的意識。

谢选骏：胡風的“天真”或裝嫩害死了人

《逸草：彭小莲走了，她父亲彭柏山的经历有更多人来讲述》（CND 2019年06月23日 逸草）報道：

逸草推荐：极具才华的导演及此文作者彭小莲2019年6月19日上午在沪辞世，享年66岁。作为她朋友的朋友，有责任将她父亲和她家的惨痛经历让更多人知晓。绝不能让那独裁君王恣意妄为、残害中华民族的历史再重演。

此文的后几段我是含着泪水读完的，已很久没有流泪了。尽管我们家文革间也被整得挺惨的，但读此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感同身受。那是什么样的苦难啊，未亲身经历过的人能真正感同身受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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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联有马信芳的文《缅怀 | 彭小莲走了，让我们记住她》报道：

彭小莲1953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请你记住我》等，其中《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彭小莲本人凭《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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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彭柏山

编者按：“彭柏山在解放战争时任三野24军副政委，亲自参加并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第二任部长，后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出事了

我生下来的时候，住在武康路100里弄。那时候，潘汉年住在我们对面的马路。爸爸妈妈一直对潘汉年充满了敬重。

1954年9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爸爸去潘汉年家下棋。夏衍有事到上海，也去看望他。在那里，夏衍看见了爸爸，他一时高兴说：“胡风前些时候给主席上书了‘三十万言书’，和主席讨论文艺方针。书中还说你好呢。”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笑，没有搭话。

可是，今天当我们再去回想父亲的沉默时，就会从这蛛丝马迹里一点一点重新理解当时的氛围。那次以后，王元化叔叔见到爸爸时，可以看出他心情很不好。爸爸跟元化叔叔说：“老胡太天真了。”

在东拉西扯一番以后，爸爸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元化叔叔说话，突然冒出一句没有前因后果的句子：“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

记得1952年胡风在上海任“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的时候，有一次周扬到上海，他跟爸爸说，30年代在上海互相之间闹了一些矛盾和误会，现在希望能和老胡见见面，大家和解一下。爸爸听了很感动，打了电话给胡风，请他一起到我们家来吃饭，妈妈特地在家里炖了一只老母鸡，希望他和周扬聊聊，多一份理解。

爸爸在电话里向胡风解释说：“我觉得周扬这次是有诚意的，你来吧。三十年代的那些事情，他不一定做得了主，其实你知道，是……是……他……的意思……”

很多话是不用说得太明白的，大家都会听懂的。但是，爸爸和周扬等了很久，一直到大家把饭都吃完了，胡风也没有来。

元化叔叔感慨地说：“我也相信周扬是有诚意的。听说胡风后来还把这些事情写到了‘万言书’上，他实在是为你父亲好，结果是帮了倒忙。”

“他，写了什么？”

“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你父亲太天真，相信了周扬的挑拨，把矛头直接指向上面，也就是指的主席吧……”

总之，在听说胡风递交了“万言书”以后，爸爸已经感觉到一个很不好的预兆，但到底会出多大的事，爸爸是一点预感都没有的。

一直到1955年4月，聂绀弩伯伯到上海的时候，专程跑来看望爸爸，然后，非常慎重地跟爸爸说：“听说党要整你了，你行动要多加小心啊！”

在妈妈留给我们孩子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柏山书生气十足，坦然地笑着说：‘没什么，有错误自己认识，深刻检讨就是了。’”

但是，就在爸爸听到聂绀弩伯伯的转告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胡风伯伯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拿了出来，整整六十多封。那些在战争年代的书信，一直鞍前马后地跟随着他，像生命一样和他维系在一起的书信，爸爸把它们全部烧掉了。

爸爸烧毁那些书信，最初的动机只是想保护胡风伯伯。因为是胡风在三十年代带领爸爸步入文坛，也是胡风把爸爸的作品和人一起推荐给鲁迅先生，使爸爸成为鲁迅先生的学生；不，不光是这些可以说清楚的实际利益。是在这些最表面的实际利益后面，爸爸和胡风的那一份真情，从孤岛时期，抗战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后，他们之间互相的理解、信赖、支持和感情，胡风的友谊已经成为爸爸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爸爸不能看着胡风伯伯受伤害……用妈妈的话说：“胡风是一个多真实的人啊，他什么时候会阿谀奉承，说假话？他给你父亲的信上，一定对文艺界那些极‘左’和专制的事情提出了批评……”不能让胡风受伤害，这是爸爸最终的信念。

在妈妈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1955年初春，全市肃反委员会五人小组组长石西民去北京出席全国肃反会议。会后，毛泽东召见石西民。石说，上海没有胡风分子，毛泽东很不高兴，紧接着说道：“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

于是在1955年5月19日，在间隔聂绀弩伯伯由上海返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妈妈说，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有人敲我们家的门。爸爸和妈妈都醒了，他们都没有说话，爸爸一定预感到了什么，那时候胡风已经被逮捕了。但是，妈妈全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家的老保姆起床，还是踢蹋着鞋跑去的。

可是，当她把门打开的时候，竟然吓傻了，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根本不敢多问，敞开着大门掉头就向爸爸妈妈的卧室跑去。她一边跑一边喊叫起来：“彭部长，出事啦……”她猛地推开了爸爸妈妈的卧室：“警察，警察，门口站的全部都是警察，在我们家门口……”

爸爸坐了起来，这时警察已经站在卧室门口了。客厅里站满了警察。在警察的监督下，爸爸穿好了衣服，押着走出了卧室。

妈妈跟到客厅的时候，看见爸爸站在屋子的中央，警察已经给他戴上了手铐，其他的警察拿出了扫描器在屋子里检测，满满一屋子的人，却静得出奇。

爸爸被逼到客厅的墙边，两个警察看守着他。

妈妈不愿意让孩子们看见父亲被捕受屈辱的样子，她把孩子都叫了起来，手里抱着我，再领着另外三个孩子走进保姆的房间。当时小钧在学校住读。

在搜查了一遍以后，警察没有发现胡风的书信。于是，所有的警察都回到了客厅。

领头的警察逼问父亲：“把胡风写给你的反革命信件全部交出来！”

爸爸冷静地说：“没有，一封都没有。”

“你把它们转移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

“你畏罪销毁反革命罪证。”

“我光明磊落！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轻装行进。复信以后，就将来信毁了。”

我们的家被彻底查抄了，警察将爸爸全部的日记、读书笔记、亲友的照片、小说底稿以及在战争年代和母亲的通信，满满地装进一个大箱子，连同父亲通通被带走了。当时，父亲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任职最高的。

这是1955年的暮春。

爸爸被捕以后，最艰巨的是妈妈必须写书面的揭发材料。

实在走投无路，妈妈去了黄逸峰伯伯家里。她一边哭一边说：“我怎么揭发啊，除了自杀，无路可走。”

“你为什么要自杀？”

“想不通，也受不了。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柏山是反革命，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我要是发现他是反革命，我还会跟他过下去吗？我确实揭发不了……”

“你的处境可以理解。可是你不能死，柏山的问题正在审查，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你都不能死。你们有五个孩子，你要对孩子负责。”

“可是我不揭发，我怎么向他们交账？”

“柏山和胡风见面的时候，你也一起去的吗？”

“每次都去了，当时警卫员陈大悦也一起去的。”

“他们谈话，你在旁边吗？”

“在旁边。谈的都是家常话。”

“你认真想想，把他们的谈话详细写出来交上去，不就可以了吗？而且警卫员也可以作旁证嘛！”

“好，这些我可以写。”

“你写，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事实，也不要弄虚作假。”

“那是一定的。”

最后黄逸峰伯伯还叮嘱妈妈说：“你要实事求是地写啊！……”

不久，爸爸在监狱出事了。他走向了极端的抑郁。

开始的时候爸爸还敢于跟他们争吵，他大声地说：“解放战争还只是几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我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和皮定均司令一起打下淮海战役，打过长江。转眼这枪口怎么就已经转向我了？”在这最后的叫喊里面，可以听出有多少愤怒，冤枉……可是，再下去，这些声音却越来越低沉，最后进入一片沉默。他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他渐渐地明白了，谁也救不了他。谁也不能说话，即使是粟裕，在这个时刻，也必须保持沉默。

一天夜里，爸爸躲在被窝里，一直在那里蠕动着，一直动着。看守不断地在向里边观察，不明白父亲在干什么。他还是在那里动着……突然，看守乘他翻身过去，背对着监视的小窗口的时候，猛地开门冲进了监狱，掀开爸爸的被子，一把抓住他的手。只看见他把自己的衬衣撕碎了，撕成一条一条，把它们编结成绳子，结扎在一起。他似乎是下了决心，想清楚了……为了防止父亲自杀，看守搬进屋子和他同住。

父亲释放归来

父亲出狱了。那是1956年底，我都快5岁了。记忆变得清晰起来，理解依然是简单的。

记得那是1956年10月上旬，上海市委副书记陈丕显突然通知妈妈，要找她谈话。妈妈已经预感到要给爸爸做结论了，心里充满着希望，又充满着恐慌。于是在见陈丕显之前，妈妈又去找黄逸峰伯伯商量。

黄逸峰伯伯看着妈妈，冷静地说：“这次陈丕显找你谈话，看来是要给柏山的问题定性了。”

“你看会是什么结果？”

“我看会开除他党籍……”

黄逸峰伯伯没有把话说完，妈妈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怎么可以开除他党籍呢，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不同意。”

黄逸峰伯伯摇了摇头，依然是平静地跟妈妈说：“你最好不要对结论有任何意见。”

“为什么？”

“因为像柏山这样的干部，市委是做不了决定的。结论是中央定的。你同意是这样，你不同意还是这样。到时候，说你态度不好，对柏山对你自己都不利。所以，你千万要郑重考虑。”

就在当天晚上，妈妈到陈丕显家里。她步履沉重，脑袋涨得发疼，即使是这样，妈妈还存有一线希望，希望黄逸峰的预感是错误的。但是，见到陈丕显时，他开门见山地对妈妈说：“彭柏山是坏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你有什么意见？”

妈妈心里记着黄逸峰伯伯的嘱咐，虽然是那么痛心，她还是咬着牙说：“我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陈丕显微微一笑，说：“看来你的头脑比彭柏山还清楚。”

显然爸爸是为自己争辩过，但是，这只会让他的处境更糟糕。

但是由于父亲的归来，我们的家还是透出了五彩缤纷的颜色，透过这些颜色，我们看见的东西还是绚丽的。也许我们都太希望活下去了，都太向往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总之，我们大家都在那里欺骗自己，连我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都会感觉到父亲回来以后，什么都变得快乐了。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信心，充满了勇气，觉得有奔头了。

但是，母亲那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她比我们谁都清楚，事情还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中央给父亲的案子做了决定：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宣传部同时交给母亲一个任务，按期向部里汇报父亲的所有言论以及行动。现在，日子更不好过了，监视父亲的任务直接交给了母亲。

背着这么残酷的任务，扮演着这么恶劣的角色，我不知道母亲怎么能带着我们五个孩子活下来。不知道怎么会有人想出这些主意，这有多么可怕！

到母亲去宣传部汇报的日子了，她向组织上说：“我不愿意和彭柏山说话，因为他是反革命。我在考虑和他离婚。所以，他什么都不和我说。实在汇报不出任何东西。”

部里的领导跟妈妈说：“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党历来是以帮助、拯救他们为前提的。除非他们拒绝党的帮助。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你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彭柏山。不要轻易谈到离婚的事情，随时向组织汇报他的言行。”

妈妈变得非常固执：“不，我早晚是一定会跟他离婚的。”

最终，妈妈打算离婚的消息传到爸爸耳朵里。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母亲，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感情上，他是不是又一次被摧毁了？谁都不知道。连妈妈这么好的人，现在都有跟他离婚的想法了，都不再相信他了。他感慨地把这最坏的消息告诉元化叔叔。没有回答……元化叔叔又能说什么？他最多庆幸自己的妻子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有一天，爸爸想跟妈妈说说他最近的一些打算，妈妈跟他说：“不要想那么多了。”

父亲疑惑地看着她，终于忍不住地说道：“你是不是觉得你嫁错人了？”

妈妈再也受不了了，猛地从桌子前站立起来，哆哆嗦嗦地说：“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带着五个孩子是怎么过来的……？你心真狠啊！”

当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当我重新听见元化叔叔在跟我说：“那时候，你妈妈口口声声说要和你父亲离婚，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她说得那么真，我觉得像是真的。我和你父亲有很多话，也不敢跟她说啊。”

现在已为时过晚，我说什么都不能让父亲感受到母亲那种困境。从人们不由自主地需要交流，到不由自主地猜疑；恐惧——已经把我们逼向绝境。妈妈说：“我不说要跟你父亲离婚，那每一次，我都向宣传部汇报你父亲的一举一动？”

“你为什么非去不可呢？”

“因为我还是党员。现在我明白了，当初你父亲为什么说，我嫁错人了……他怎么就那么糊涂？他不想想，我要离婚，按我的性格，还要跟组织上说吗？他难道还不相信我？我要把他什么都汇报上去，我自己又有什么好日子过？我们有五个孩子……他怎么就能那么糊涂？”

“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爸爸，这是在演戏！因为宣传部要你定期汇报？”

“我怎么敢把宣传部的决定跟你父亲说，万一他又说出去。我会被开除党籍的。我开除出党，你们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为什么会被开除党籍呢？”

“宣传部的决定，我能随便说吗？这是党的原则。”

在那些日子里，对爸爸妈妈惟一安慰的是，还有一些老朋友，居然在那样的时刻还敢来看望爸爸。当时的组织部长王一平来了。

那时候已经是1957年了，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他多么担心爸爸会为自己的处理不满，会有意见。运动就要开始了，他是部长，是党的高级干部。他能和爸爸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轻轻地暗示：“要钓鱼了，不要说话。”

再看一眼王部长，一双善良的眼睛，很久很久没有人这么专注地看着爸爸了。已经来不及感动，他实在是被王部长说的八个字吓住了。实际上，父亲和王一平部长以前并不认识。是审查父亲的过程中，他们真正了解了双方的为人和人格。这以后，他们成了朋友。

那份寒冷是从阳光里散发出来的，在那直直地照在地面上的光线里。外面，人们却烤得发热了。大字报，大鸣大放，言论自由，像一片欢乐的海洋打着雪白的浪花冲上堤岸。大家都快乐地要说话，说真话。在那一片阳光里，所有的颜色都模糊了，都被金灿灿的光环点亮了。在一片闪光里，大家感觉到同样地热情，同样地骚动。于是，已经不仅仅是母亲和父亲了，大家都会被卷入一个游戏的圈套。

当妈妈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感觉到一种后怕。幸亏是王部长帮助我们一家找到了游戏规则，我们在那迷宫似的路线中，看见了出口。

绵绵久远的苦役

1959年的秋天，中央正式安排了父亲，让他去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职务。不管怎么说，虽然是远了一点，但这毕竟还是爸爸喜欢的职业，他没有说什么，就接受了安排。可是就在爸爸准备出发上路的时候，市委宣传部却送来了去青海的火车票，爸爸和妈妈都没有准备，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准备，就连物质上也没有准备。上面的通知说，是让父亲立刻去青海师范学院报到，做图书管理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解释。

流放的日子到了。

妈妈只能把所有的糕点票都为爸爸买了食品，那也只是用两个小纸包就能包好的东西。最后分手的那天晚上，父亲一直没有睡着，他们俩挤在一张小破床上，爸爸非常感慨地跟妈妈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确实，从来没有向宣传部汇报我的事情。你多不容易啊……”妈妈什么都没有说，甚至没有问他，怎么会突然明白的。当时，妈妈难受得直想哭，直到离别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跟她说这句话。她心里有多痛苦啊，谁又能理解她的悲哀？谁又能为她分担一份灾难？

我拉着爸爸的手，妈妈为爸爸提着行李，爸爸自己也拿着一些东西，我们一起送他上北站去青海。我站在月台上，看着他们俩在车上忙来忙去，一会儿站在凳子上，一会儿又在那里整理旅行袋。似乎他们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又怕说出口。在忙忙乱乱之中，隐隐地有一份默契，有一份很久很久以来没有过的理解，有一份谁都害怕面对的现实。沉默。很多时候，让人把感情释放出来，会使人感觉轻松一些。但是，生活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以后元化叔叔说：“你爸爸觉得自己是给充军发配去的。他说，出了火车站，往北开，那火车一出潼关之后，就是满目苍凉啊。荒凉的大地。”

我问他：“你们也没有通过信？”通过的，但是都烧了。他那时候，完全是充军发配去的心情。火车上又是硬座，要坐三天三夜才到青海，脚都坐肿了。他说看见过了潼关之后非常的荒凉啊，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和人都隔绝了。距离这个家越来越远……

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元化叔叔，理解是从回忆开始的。

尽管这样，母亲和父亲还是没有让我们过苦日子。

我们五个孩子的学费靠母亲的工资怎么够呢？每年的学费都是向皮定均司令借来的，然后妈妈慢慢地积攒着钱，等她差不多要还清的时候，又开始借下一学年的学费。皮司令总是跟妈妈说：“不急，你们先用着。”妈妈说：“我是有借有还，以后就再借不难了。”

冬天的时候，爸爸回来探亲了。很久很久没有看见爸爸，他的出现给我们沉闷的生活增添了一点光亮。我在那里大喊大叫，很少野出去了，下了课就往家里跑。妈妈在那个时候，也显得比往常平和得多，她也笑着和我们说一些事情，家里又恢复了轻快活泼的气氛。爸爸显得又瘦又黑，妈妈买了好吃的给爸爸，要我们懂事，不要去吃爸爸的菜。爸爸说，他一个人吃东西，多没意思啊，吃了这一顿也不会马上长成一个胖子嘛。我们一家人，又能够挤在方桌子前一起吃饭了，孩子们在一起，就开始吵架。爸爸总是宽容地在边上笑笑，从来不为我们劝架。

皮司令从北京开完会回福州，特地从上海过。他说要来看看爸爸。皮司令跟爸爸说：“一下火车，那些将军们都提着大包小包往外走。他们问我上哪里去，我说啊，‘你们都去看热的，我是去看冷的。’”说完，爸爸妈妈都哈哈大笑起来。事后，爸爸还把这个笑话告诉了元化叔叔。离开我们家的时候，皮司令背着爸爸送给妈妈五十块钱，要妈妈多保重，这个家就全靠她了。

元化叔叔说，他们也有过那么快乐的片刻。他说：“也是他从青海回来的一次，大家都很苦啊。我那时候还有点钱，我就拿了点钱，我说：‘柏山，我们到个什么馆子里去吃一顿。’他说：‘不要了，不要了，还吃什么。’但是后来，我们两个人还是到了一个小馆子里去吃了一顿饭。惟一的比较高兴的时刻，就是这样啦。”

那是1961年的冬天，饥荒越来越严重。大家的脸都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肿肿的。青海就更糟糕了，各单位开始实行人员精简，让大家自找出路。城市里的居民很多下放到农村去了。因为爸爸是突然被塞到青海师范学院去的，所以他的档案没有跟着人一起寄到那里。没有人搞得清楚这个图书管理员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在那里，多拿一份工资真是多一份累赘。于是，学院党委书记找爸爸谈话说：“你可以自找出路，哪里要你，你就到哪里去吧，我们放你走。”

爸爸感到一份无奈，不知该怎么答话。像他这样的人，谁敢要他？他怎么可能自己去找工作呢？于是，他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一封寄给皮定均司令员。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最信任的老战友。他在里面还附了一封给省委书记叶飞的信。希望他们共同帮助解决他的工作问题。这时候，皮定均伯伯再一次为父亲的事情奔走、努力。叶飞也立刻请示了陈毅副总理，获得陈老总的同意后，他将爸爸的工作问题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了。副省长贺敏学叔叔首先表示欢迎爸爸，南边几乎都是三野的人，所以一致同意接受爸爸到福建。然后，福建省委直接向中央宣传部提出。当时分管中宣部的人事、组织工作的正是周扬，他就下了调令，将爸爸安排到福建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

到了1965年，正值福建进入一级战备，炮轰金门。台湾在说要反攻大陆。学校有几个教师问爸爸，说你是有作战经验的，你倒是说说，台湾会打过来吗？爸爸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敢。”就是这12个字，不知道是谁向校党委汇报了，那时候校方的院党委书记未力工和系里的党总支书记沈静是在密切注意着爸爸的，现在父亲的“罪状”终于成立了。说他是在“反对中央的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麻痹革命群众的备战思想，破坏战备。”接着，校方写了报告直接递到中央宣传部，然后中宣部的内刊《宣传通讯》刊载了。罗瑞卿看了，立刻批示：此人不适合在前线。

10月中旬，中央教育部直接下令：调离彭柏山去郑州市河南农学院工作。调令一到，校领导立刻让他离校，一天都不能多留。同时跟他说，对他在厦大四年的工作，不做任何鉴定，走时不准通知任何学生，不许大家为他送行。

生活中最后的寄托

1965年的秋天。

夜里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家了。那天既不是假日，也不是出差，可是父亲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回来了。我光着脚就往门口跑，妈妈站在那里等待着，显然她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爸爸妈妈见面了，显得很冷静，他们互相看了看，停顿了一会儿，妈妈才问爸爸：“还好吗？”

爸爸说：“还好。”

“这么快啊。”

“是啊，连鉴定都没有做，就让我动身了。”

“东西呢？”

“没有多少东西，都托运了。”

我大叫着：“爸爸，你在家里住几天啊？”

母亲回头看着我，恶狠狠地说：“回去睡觉，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老是在那里打听。回去。”

我怏怏地看着母亲，爸爸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崽，快去睡觉，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第二天，我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父亲还在。他看了我的三篇作文，然后我听见他在对妈妈说：“孩子真的长大了，文章写得有板有眼。特别是那篇记叙文，感觉写得很好，很真实。”

吃午饭的时候，妈妈为爸爸炖了一只老母鸡，爸爸为我和小梅一人碗里放上了一只鸡腿，还为我们舀了一大瓢鸡汤，也算是对我的奖励。妈妈很不高兴地跟父亲说：“这鸡不是买给她们吃的。她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你自己多吃点，吃了好上路。”

这时，我变得懂事多了，我没有埋怨妈妈。我知道，我不该吃那么多，听妈妈说完以后，我自觉地把鸡腿放回到砂锅里。爸爸说：“崽，吃啊。”我说：“我不喜欢吃鸡腿。”然后喝了一大碗鸡汤，匆匆吃完饭就上学去了。记忆是那么清楚，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回头朝自己家高高的小晒台上望去，爸爸站在铁栏边上，我拼命地向他挥手，我大叫着：“再见。”爸爸没有说话，微笑着，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快去上学，我一直走到很远的街角，回头看去的时候，他还站立在那里。我从来都不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看见爸爸。那次，他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半，等我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那个空屋子静得很，像是一个久已被抛弃的墓穴。这个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家，永远像个坟墓，没有光线，四堵死死的墙壁，悄然无声地把我们最后的一点欢乐埋葬了。

1998年的夏天，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热、最焦灼的一个夏天。爸爸去世的这一段，动笔写着，改着，再试着动笔，都无法把它写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残酷的一段岁月。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在小钧描述的那个过程中，我一直扭曲着自己的脸，全部的勇气都消失了。至今不敢再去面对和回忆他。我几乎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1968年4月3日，爸爸去世了。稿作者：彭小莲/摘自《他们的岁月》）

谢选骏指出：人説“彭小莲走了，她父亲彭柏山的经历有更多人来讲述”——我看胡風的“天真”害死人。也許那不是一種天真，而是一種裝嫩……都是被老賊魯迅給教壞了。

《朋友和故交的悼念回忆·我(们)爱彭小莲》（逸草2019-06-24）報道：

一.“我爱彭小莲”是6.19那天，叶芝桦（叶飞的女儿）得知消息后在西雅图写的。

我爱彭小莲，她比我坚强，比我勇敢，她比我独立，她比我偏激，她的文笔比我好得多。我钦佩小莲，她目光犀利，文笔简洁有力，她热爱文学，热爱电影，她的小说和影评都是一流的。我对她说她的小说超过她的电影，她不服气地说，如果没有电影审查制度，你看看我的电影会好得多。她自费拍的《红日风暴》，让我震惊，太深刻了，太珍贵了。她说她不能送我影碟，要我出钱买。我掏出一千块要买4碟，她说不行，我只收成本价200元还是100元，我忘记了。她说，这是一张电影票的钱。

我们俩常有的话题是关于她的父亲和母亲。朱薇明阿姨是我妈妈在新四军服务团的好朋友，非常铁心的肝胆。小莲说到她母亲的一本书《彭柏山回忆文集》，厚厚一本，我过去竟然没有读过。小莲提起后，我翻开扉页，是朱薇明阿姨题写赠给我母亲的，时间是1993年的5月。那时我的母亲已经病危，可能都没见到这本书。这本书中收有我父亲回忆彭柏山的一篇文章，他说战争年代他只知道彭柏山是一个抗战军人，优秀指挥员，并不知道他原来是个作家。当彭柏山受到胡风案的影响，被捕以后，我父亲很吃惊。他坚决不相信他是反革命集团成员。

我父亲和母亲都在彭柏山遭难时，尽力帮过他。其中包括张茜阿姨，皮定均司令等许多他们夫妇的老战友，老朋友，但是都不能挽救他。因为胡风案是毛泽东亲手定的反革命集团，党内很多老同志都知道是冤案，但是都没有办法。

彭小莲5岁时目睹父亲被抓走，心灵受到很深的创伤，她在反革命家庭阴影下长大成人。如果没有文革后恢复高考，她的一辈子都被毁了，她的一家都被毁了。

她在逆境中坚持读书，把她父亲满墙架的书都读完了。她说在黑暗的日子里，父亲的书成为她的精神力量，让她保留了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也让她爱上了文学，从此和书终身相伴，日日不离。

我爱小莲，我看到她的野性和不羈常常为她担心。我和她的个性很不相同，但是却很谈得来，很喜欢一起谈笑。她对我叙述的故事很感兴趣，一直追我细节。这让我警惕起来，我对她说，我可不愿意你把我写进你的小说或者电影。我特别想说我对她的歉疚，她对陷于忧郁症的我很理解，她激励了我。可是后来我答应去上海看她，却没有去。我约她再到西雅图来，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她来不了了，她的绿卡过期了。就这样我就和她永别了。

昨夜我一直睡不好觉，我一直想她到底是得了什么病？ 一个月前我还在和她微信聊天。那时她病了吗？为什么没说她有什么病，她倒是说了担心她的微信再被封号。那时我告诉她，我想转发朱天元采访她的文章到朋友圈。

我曾告诉小莲，我不喜欢张艺谋的大片，除了他的《我的父亲母亲》，我也不喜欢陈凯歌的大片，除了他的《一个和八个》，《霸王别姬》。小莲听了很高兴，她说那些是商业片，她绝不为钱去拍片。她只拍文艺片，但是很难有钱拍自己想拍的电影。我问她，为什么影评只写外国电影？她说她不想公开批评她的同学。张艺谋，陈凯歌那些同学都有些怕她，因为她的目光太犀利了，文笔太厉害了。 

小莲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她还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的穿一双军用大头靴，肥腿裤，一件皮夹克，一副硬汉子的派头，但是她的脸却精细地画了妆，那时电影妆，很自然。她的眼睛闪亮，鼻子直挺，皮肤白皙透明，脸颊透红。当她在浴室画好妆后，走出来问我，你看好吧？我赞她真漂亮，她就开心地笑了。她教我用什么化妆品，怎样一层层画。我说我可没那个耐心，花时间啊！她对我说，女人要爱美。

彭小莲是个美丽女人，一个非常独特的女人。

她在六年前患乳腺癌，当时手术医生说最多生存半年。后来在五年还差一星期又查出肺癌，但不是转移的。当时医生说不能开刀，但她病的是一种无药可治的叫三阴性。所以医生拿国内外各种好药给她治都不行，唯一的只能反复化疗。查出肺癌医生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存活了。结果在去年底又查出骨转移和全脑转移，她浑身痛得受不了，只能每天抱冰袋。后来的三个肿瘤压迫声道完全失声，连吞咽都很困难，吃不进去反而还不停的咳嗽和呕吐，反正人已经完全脱形了。这么难受还是……

（逸草：叶前面提到“我一直想她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后面讲述了小莲的病情。可能是在她了解了小莲病情后，补写了最后一段。） 

二.佚名

昨天从我大妹妹那里得知，电影导演彭小莲上午因病不幸去世，才66岁，令我十分震惊和惋惜！前不久，刚看过彭小莲导演的电影《请你不要忘记我》，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太令人扼腕痛惜了！

因认识她家4个女人：三姐妹和她们的妈妈，以往的点点滴滴顿时出现在我脑海里。彭小莲家兄弟姐妹5个，她是彭家最小的，我只见到过她家三姐妹和她们的妈妈。她爸爸是彭柏山，一个新四军25军的副政委，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打成胡风分子后，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后来的市委书记王一平曾多次为他奔走喊冤说搞错了，但最终无果。王一平逝世后，我记忆犹新看见报纸上登了整整一大版的回忆文章，缅怀这位正直正义的老干部，作者是彭小莲。

彭柏山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时，住在常熟路的瑞华公寓。里面住的全是市委、市府的领导及家属，我们班有超过一半的同学住在里面。估计彭柏山出事后，就搬到新乐路100弄对过的房子里去了。他们搬走后，我小学同班同学刘庆华一家搬进去住了。

她们三姐妹都是美女、才女，气质和一般人就是不一样。小莲和二姐彭小梅都是我们长乐路小学的校友，小梅和我妹妹一个班级，俩人都做过中队主席和委员，是68届的，小梅还到我们家来过。小梅后来下嫁不理想，我在路上碰到过她一次，听说她没有小孩。她性格有点内向，后来得了抑郁症。小莲是69届的，和我小妹妹也是同校、同一届，但不一个班级，大队委员。后来小梅考入51中学，小莲分入51中学。小莲下乡到江西9年，后来考取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当导演。她嫁给了一个江西的高干子弟，不久离婚了，听说她没再嫁，也没小孩，后来和小梅一起生活。

我前两个月刚刚看过她导演的电影《请你记住我》，怎么说走就走了呢？真的是冥冥之中，让我们记住她，不要忘了她，真让人想不通！她们的大姐彭小兰是66届高中生，初中是市二的，高中是松江二中的，后去了美国。彭小兰是女高音歌唱家，丈夫是小提琴教员，儿子媳妇都是小提琴演奏家，在美国很有名，育有一儿一女。他们一家居住美国华盛顿，自己建造的三层别墅，生活得很滋润。 

我们放学路过新乐路时，经常看到她们的妈妈，戴着无边眼镜。那时听说她是上译厂的俄文翻译，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她们这么有才华的一家人家，除了彭小兰过得好外，两个妹妹都过得不太理想，真的很想不通！我想根子还是在出身问题上吧。但愿彭小莲在天堂那边没有烦恼、没有病痛，一路走好！

谨以此篇回忆，向彭家表示敬意！向彭小莲的逝世表示沉重的哀悼和纪念。

三.李少红追忆彭小莲：我和丈夫认识算是她无心插柳介绍的

新京报讯（记者 周慧晓婉）6月19日上午10时03分，第五代女导演彭小莲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66岁。1978年，彭小莲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与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同属于第五代导演。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到正在拍戏的导演李少红，提起彭小莲逝世她几度哽咽，“她走了，我真的难过、心碎，实在接受不了，感觉向历史和世界告别的脚步，正真实地在向我们逼近。”

李少红回忆道，自己和彭小莲在班上走得最近，“包括毕业作业，小莲也一定要跟我在一个组，第一次见曾念平（李少红丈夫）也是跟她一起去的。”当时，李少红和彭小莲一起去还借来的小说《解冻》，遇到了曾念平，“后来我和曾念平就开始约会了，应该可以算是她无心插柳介绍的。”

在李少红看来，彭小莲受家庭的影响，是班上女生中最有文人气质的，文学造诣也是女生中最好的。“她心比较高，也比较自信，是我们这拨女导演里能写小说、写电影理论书的。”去年，李少红还在社交平台呼吁大家关注彭小莲新作《请你记住我》，她说里面承载着彭小莲对上海的特殊情感：“除了是对上海城市文化、电影艺术的留恋，也是对胶片电影时代的一个告别。”

一草 回复 fangbin 留言时间：2019-06-24 

是啊，张艺谋的东西初看会觉得有意思。再看，里面就没什么内涵了。

作者：fangbin

留言时间：2019-06-24 

张艺谋那套玩意儿虚张声势的多，没有什么内涵。这与春晚全国人围着赵本山“笑”了十几年，是同一种悲哀。

谢选骏：用伪造的货币购买虛假的艺术

《天价香蕉：它为什么值620万美元？买家孙宇晨是谁？》（ZACHARY SMALL 2024年11月22日）報道：

什么时候一根香蕉不只是香蕉？当它是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在周三晚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毛里齐奥·卡泰兰的这件概念作品以52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连佣金合计620万美元。

这不仅是一根香蕉。这是一根有故事的香蕉。

周三晚间这个奇异场面——曼哈顿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师劝告潜在竞拍者不要让毛里齐奥·卡泰兰的这件水果艺术作品“溜走”，最后的结局是一根缠着胶带的香蕉卖出了620万美元（含佣金）的天价。

一位名叫孙宇晨的加密货币企业家从香港竞标成功，将这个卡泰兰2019年的概念艺术作品《喜剧演员》加入到他过去几年积累的古怪收藏中，这些收藏包括贾科梅蒂的雕塑、毕加索的画作，以及一件极其昂贵的宠物石NFT。

不过，赢得拍卖其实只是未来一个月左右的谈判的开始（买家通常有30天的时间付款，届时香蕉将不可避免地变黑和腐烂）。在本周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孙宇晨表示，他打算用自己发明的加密货币来支付；但苏富比可能只接受比特币或以太坊等更流行的数字支付方式。

在看到超级富豪们为一个水果一掷千金——而这水果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成功而变质腐烂——之后，你可能会有以下六个问题：

620万美元究竟买到了什么？

孙宇晨这位加密货币企业家表示，他打算“亲自吃掉这根香蕉，作为这次独特艺术体验的一部分”，实际上，即使冷藏，在苏富比拍卖行展出的这根香蕉也不太可能在飞往香港的途中保持完好。

事实上，胶带香蕉只是卡泰兰为2019年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制作的概念艺术品的实物代表，其最初售价在12万至15万美元之间。

概念艺术品本质上是一种理念。艺术家通常售出的是一份鉴定证书和一份说明清单，供拥有者了解如何维护或重新创作他们所购买的作品。卡泰兰制作了三个版本的《喜剧演员》。

一旦拍卖行结清款项，孙宇晨很可能会继承卡泰兰提供给其他香蕉收藏者的一份长达14页、出人意料地详尽的说明清单，其中附有图解，其他收藏者包括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该馆几年前从一位匿名捐赠者那里得到了一版《喜剧演员》。

说明中包括图示，并解释了香蕉的装置和展示方法，包括香蕉腐烂后的更换许可。古根海姆博物馆当时的首席文物保护员莱娜·斯特林加里表示，这些说明很容易遵循；它们建议每7到10天更换一次香蕉，并将香蕉固定在离地面约1.75米的地方。

随附一卷新的银色布基胶带。

毛里奇奥·卡泰兰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除了很多关注。

卡泰兰在最初出售这根香蕉时就已经赚取了一笔金额未公开的酬金（这幅作品是艺术家三版作品中的第二版）。当时的买家将香蕉委托给了苏富比拍卖行。尽管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艺术家会从转售作品中获得一定比例的酬金，但在美国却并非如此，美国拍卖公司没有类似的义务。

近年来，艺术家们转而使用NFT（非同质化代币）等区块链工具，将转售版税纳入销售合同。苏富比等拍卖行一直遵守这些合同，即使更广泛的NFT市场已经基本放弃了这些合同。

但是，无论是传统艺术作品还是如《喜剧演员》这样的非传统作品，都没有条款规定孙宇晨支付的部分款项必须转给艺术家本人。

“拍卖行和收藏家从中获利，创作者被排除在外，而正是后者创造了推动市场发展的作品，”卡泰兰在拍卖会前接受采访时说。“NFT在每次转售时都会提供版税，传统艺术市场却没有采用类似的制度，这难道不奇怪吗？”

为什么会有人花620万美元买一根香蕉？

孙宇晨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艺术、米姆和加密货币社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相信这件作品在未来会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并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但更广泛地说，参与艺术市场为超级富豪提供了文化影响力、自我实现和社区归属感。建立收藏往往是加入博物馆和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董事会的第一步，在这些机构中，富人可以建起流传后世的名声，并与其他商人建立联系。

近年来，加密货币世界和其他行业的新贵们也纷纷购买艺术品来宣传自己和自己的业务。即使是低价竞拍者，即未能确保中标的人，也往往愿意为了宣传而透露身份。在《喜剧演员》拍卖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两位加密货币企业家——瑞安·祖尔勒和科佐莫·德·美第奇（化名）通过一位发言人表示，他们也和其他五组竞拍者一起参加了拍卖会，最终败给了孙宇晨。

一根香蕉多少钱来着？

在曼哈顿上西区的一个水果摊上？25美分。

在上东区苏富比拍卖行外的水果摊上，也就是拍卖行获取香蕉的地方，价格要更贵一些。周三傍晚，一位来自孟加拉国的水果小贩说，一根香蕉的价格是35美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几米之外，他的都乐牌香蕉将成为一件价值620万美元的艺术品。

这意味着，他的香蕉一夜之间价值增加了1800万倍。他没有回答他的水果摊是否会涨价的问题。

孙宇晨是谁？

孙宇晨于2021年在伦敦佳士得拍卖行以2000万美元购得毕加索画作《戴项链的卧姿裸女》。

34岁的孙宇晨是加密货币波场(Tron)的创始人。去年，他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未注册销售加密资产证券，以及使用操纵行为伪造投资者对其数字货币兴趣浓厚的假象。该委员会还指控包括女演员林赛·罗韩在内的八位名人非法推广孙宇晨的加密货币。孙宇晨对这些指控提出了质疑，他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辩称，委员会错误地适用了法律，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出生于中国的孙宇晨还拥有格林纳达国籍，曾一度担任格林纳达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在波场的网站上，他仍然使用“阁下”这一尊称。在接受采访时，他说自己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后开始对加密货币行业着迷的。

目前，他与艺术顾问西德尼·熊（音）合作，后者帮助他在2021年的佳士得拍卖会上购买了一幅2000万美元的毕加索画作，并于同年晚些时候在苏富比拍卖会上购买了7840万美元的贾科梅蒂雕塑。此外，这位顾问和孙宇晨还合作成立了APENFT基金会，为艺术家提供资金，帮助在传统和数字艺术世界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别闹了。谁会相信香蕉真的是艺术品？

几个世纪以来，艺术家们一直在挑战何为艺术的边界。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无疑也是卡泰兰这根藐视权威的香蕉的灵感来源。

1917年，杜尚将一个小便池放倒，在上面写下“R. Mutt”这个虚构的名字，看上去就像一个艺术家签名。他宣称这个小便池已经变成一座名为《喷泉》的雕塑，让当时的传统艺术界惊骇不已。杜尚还将耙子、凳子、铲子和衣架等商业产品改造成“现成品”，仅仅因为他说它们是艺术品，人们就这样接受了。

卡泰兰用他的香蕉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即公众舆论和精英机构在定义什么是、什么不是艺术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他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艺术市场对一切能当做正经艺术品来推销的东西都感兴趣——哪怕是一根普通的香蕉。

谢选骏指出：人問“天价香蕉：它为什么值620万美元？买家孙宇晨是谁？”——我看，因爲现代艺术就是指鹿爲馬甚至無中生有的艺术，所以還有出售一張白紙的。這説明黔驢技窮的西方藝術已經陷入絕境。在這樣的時候，用伪造的货币也就是加密貨幣购买子虛烏有的現代藝術，真是般配，而且絕配。

谢选骏：烏克蘭投降——世界即將進入“百年未有之變局”

網文《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報道：

美國總統克林頓、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朱克於1994年1月14 日在莫斯科簽署三邊聲明後

簽署日 1994年12月5日

簽署地點 匈牙利布達佩斯

簽署者

俄羅斯 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利欽

美國 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

英國 英國首相：馬卓安

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

哈薩克 哈薩克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

烏克蘭 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庫奇馬

締約方

 俄羅斯

 美國

 英國

 白俄羅斯

 哈薩克

 烏克蘭

語言 英文、俄文、烏克蘭文（烏克蘭備忘錄）、白俄羅斯文（白俄羅斯備忘錄）和哈薩克文（哈薩克備忘錄）

收錄於維基文庫的條約原文

維基文庫《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

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是1994年12月5日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的歐安組織會議上簽署的三項基本相同的政治協議，旨在為白俄羅斯、哈薩克和烏克蘭加入《核武禁擴條約》（NPT）提供安全保證。這三份備忘錄最初由三個核大國簽署：俄羅斯、美國和英國。中國和法國在單獨的文件中給出了相對較弱的保證[1][2]。

備忘錄是在布達佩斯會議中心的與美國大使唐納德·邁爾·布林肯等人簽署的，禁止俄羅斯、美國和英國對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除非出於自衛或符合《聯合國憲章》」。由於其協議和備忘錄，1993年至1996年期間，白俄羅斯、哈薩克和烏克蘭放棄了核子武器[3][4][5]。

協約內容

由於蘇聯在烏克蘭遺下大量核子武器，使烏克蘭一度成為第三大擁有核武的國家。為解決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在蘇聯解體後獨立以來，前蘇聯遺留下來的核子武器問題。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於1994年簽署核武禁擴條約並移交核子武器給俄羅斯。

根據備忘錄[6]，俄羅斯、美國和英國確實承認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成為《核武禁擴條約》的締約國，並將其核武庫存有效地轉讓給俄羅斯，並同意以下規範：（以烏克蘭為例，關於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備忘錄有類似表述）

俄羅斯聯邦、英國和美國重申它們對烏克蘭的承諾，根據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最後文件的原則，尊重烏克蘭的獨立烏克蘭的主權和現有邊界。[7]

俄羅斯聯邦、英國和美國重申它們有義務不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使用武力或進行武力威脅。除了自衛或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其他用途外，不得對烏克蘭使用任何武器。

根據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最後文件的原則，俄、美、英等三國不得採取經濟脅迫逼迫烏克蘭服從他國，從而獲得任何形式的利益。

如果烏克蘭成為「可能被使用核子武器與侵略行為的受害者、或受到他國侵略威脅的對象」，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應採取行動並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俄羅斯、英國、美國承諾不對身為《核武禁擴條約》國的烏克蘭使用核子武器。

如果出現對這些承諾提出質疑的情況，烏克蘭、俄羅斯聯邦、英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將進行協商。

本備忘錄一經簽署即適用。協議一式四頁，以烏克蘭語、英語和俄語簽署，具有同等效力。

簽名者[6]：

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庫奇馬（Leonid D. KUCHMA）

俄羅斯聯邦總統：鮑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

英國首相：馬卓安（John Major）

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

歷史

在烏克蘭放棄領土上的蘇聯核子武器之前，烏克蘭擁有世界第三大核子武器儲備，[8][9]其中烏克蘭有實際的核子武器儲備，但沒有有效的控制權。俄羅斯通過電子連結以及指揮控制系統可操作核子武器所需的代碼，但這不能充分保證烏克蘭無法進入，由於可以手動更換，烏克蘭可以獲得對核子武器的全面操作控制權。[10][11]在形式上，這些武器由獨立國家聯合體控制。白俄羅斯只有移動導彈發射器，而哈薩克選擇迅速將其核彈頭和導彈交給俄羅斯。烏克蘭對於放棄核武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內部辯論。[12][13][14][4]

初步調查

1992年5月23日，俄羅斯、美國、白俄羅斯、哈薩克和烏克蘭簽署了《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里斯本議定書》，隨後批准了條約。議定書承諾白俄羅斯、哈薩克和烏克蘭儘快作為無核子武器國家加入《核武禁擴條約》。然而，轉讓核彈頭的條款並未達成一致，一些烏克蘭官員開始討論保留一些烏克蘭製造的RT-23(SS-24)導彈和蘇聯製造的核彈頭的可能性。[12][15]

1993年，烏克蘭的兩個團的UR-100N(SS-19)導彈被撤回儲存，因為彈頭已經過了使用壽命，烏克蘭領導人意識到，烏克蘭不可能成為可靠核軍事力量，因為不能維護彈頭和確保長期的核安全。1993年末，烏克蘭和俄羅斯簽署了一系列雙邊協議，烏克蘭放棄對核子武器和黑海艦隊的主權要求，以免除25億美元的天然氣和石油債務，以及未來為其核反應堆提供燃料。烏克蘭同意立即批准《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和《核武禁擴條約》。這引起了公眾的嚴厲批評，導致烏克蘭國防部長莫羅佐夫辭職。1993年11月18日，烏克蘭最高拉達通過一項決議，同意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但放棄《里斯本議定書》，建議烏克蘭只退役其領土上36%的導彈發射器和42%的核彈頭，並要求對1992年撤除的戰術核子武器進行經濟賠償。這引起了美國的外交恐慌，第二天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說: 「我們必須消除(這些核子武器)。這是我的觀點，我從來沒有也不會偏離這個觀點。」然後他向拉達提出了一項新的建議。[12][15]

時長：50 分，37 秒。50:37

葉利欽和克林頓新聞發佈會，1994年1月14日

1993年12月15日，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訪問莫斯科進行會晤。會談結束後，包括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威廉·佩里在內的美國和俄羅斯代表團飛往烏克蘭，就三方協議的框架達成一致，其中包括美國協助拆除烏克蘭核設施，以及為核彈頭中的鈾提供補償。與會者應邀於1月3日至4日前往華盛頓敲定協議。根據先前商定的條件，商定了附有詳細附件的三邊聲明，但附有詳細的財務安排，並堅決承諾早日開始向俄羅斯轉讓至少200枚彈頭，並在俄羅斯為烏克蘭生產核反應堆燃料。彈頭將在10個月內從所有RT-23(SS-24)上拆除。然而，烏克蘭不希望出於國內政治原因公開承諾在1996年6月1日之前轉讓所有彈頭，俄羅斯也不希望公開對鈾的經濟補償，因為它們擔心白俄羅斯和哈薩克也會要求這樣做。兩個問題被排除在公開協議外，只允許在內部公開。

美國國務院對「安全保障」進行了劃分，安全保障指的是烏克蘭希望以防核擴散作為交換條件。「安全保障」意味着美國將使用軍事力量協助受到攻擊的國家(例如北約成員國的《北大西洋公約》第5條) ，而條約中的「安全保障」只是指明不違反這些國家的領土完整。最後，談判記錄中的一份聲明稱，(美國律師稱)「保證」的次要含義是這兩個詞在三種語言版本中出現的唯一隱含翻譯。[12]

克林頓在前往莫斯科簽署《三方聲明》的途中曾在基輔停留，結果發現烏克蘭正在重新考慮是否簽署該聲明。克林頓對克拉夫丘克說，如果不簽署協議，美國和烏克蘭的關係將面臨重大損害的風險。三國總統於1994年1月14日在莫斯科面對媒體簽署了三方聲明。[12][16]

布達佩斯備忘錄

1994年12月5日，七國領導人聚集在布達佩斯會議中心簽署了三份文件，這裏顯示的是2015年10月的一張照片

備忘錄實際上是1994年12月5日前蘇聯國家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領導人與擔保國美國、英國和俄羅斯分別簽署的三份文件。[17]

後續

在達成協議後，美國利用納恩-盧格合作減少的威脅項目提供了3億美元的財政援助，並在銷毀核子武器和運載系統方面提供了技術援助，直到2008年才完全結束。1994年，美國對烏克蘭的其它經濟援助也翻了一倍，達到3.1億美元。[4][18]

2009年，俄羅斯和美國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稱在《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ART Treaty)到期後，該備忘錄的安全保證仍將得到遵守。[19]

2013年對白俄羅斯的制裁

2013年，白俄羅斯批評美國的制裁違反了《備忘錄》第3條。美國政府回應稱，制裁的目標是打擊侵犯人權和白俄羅斯政府的非法活動，而不是白俄羅斯人民。[20]

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

主條目：俄羅斯聯邦併吞克里米亞

2014年2月，俄羅斯軍隊佔領並封鎖了克里米亞的機場和戰略要地。這些部隊隸屬於駐紮在克里米亞的俄羅斯黑海艦隊，使俄羅斯違反了布達佩斯備忘錄。俄羅斯外交部起初否認黑海艦隊在克里米亞的行動，入侵部隊被稱為「小綠人」。然而，在完全佔領克里米亞之後，俄羅斯承認了行動，但聲稱是在兩國之間的各種協議範圍內的行動。作為回應，俄羅斯舉行了一場「公投」，討論克里米亞是否應該加入俄羅斯。公投前，俄軍封鎖了所有反對派媒體，並鎮壓支持烏克蘭的集會。因此，克里米亞議會宣佈根據《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法律就克里米亞的未來舉行全民公決。3月16日舉行了全民投票，3月17日克里米亞宣佈獨立，3月21日併入俄羅斯。烏克蘭抗議俄羅斯的行動違反了《布達佩斯備忘錄》第1條。[21][22][23]

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加拿大[24]、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25]、美國[26][27]表示，俄羅斯的行動違反了布達佩斯備忘錄義務，侵犯了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3月1日，烏克蘭最高拉達根據1994年《關於烏克蘭加入核武禁擴條約的安全保證的布達佩斯備忘錄》向保證國發表講話。[28][29]

3月4日，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回答有關違反《布達佩斯備忘錄》的問題時，將目前的烏克蘭局勢描述為一場革命: 「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了，但是對於這個國家，我們沒有簽署任何強制性文件。」俄羅斯表示，它從未有義務「強迫烏克蘭任何平民違背自己的意願留在烏克蘭」，俄羅斯暗示美國違反了《布達佩斯備忘錄》，並將「烏克蘭廣場起義」描述為美國煽動的政變。[30][31]

2014年3月5日，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在法國巴黎主持烏克蘭危機布達佩斯備忘錄部長級會議後，與英國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和烏克蘭外交部長安德烈·傑希察進行了會談。

3月24日，加拿大總理斯蒂芬·哈珀在2014年核安全峰會期間帶領七國集團夥伴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由於俄羅斯違反了《布達佩斯備忘錄》，俄羅斯被暫停八國集團成員部分資格。他表示，烏克蘭「在俄羅斯明確保證其領土完整的基礎上」放棄了核子武器。俄羅斯違背了這一保證，為其它國家提供了一個理由，僅僅不滿所提供的理由，就可以把自己武裝到牙齒。」哈珀還表示支持烏克蘭，將與烏克蘭新政府合作，達成一項自由貿易協定。[32]

2016年2月，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聲稱，「俄羅斯從未違反布達佩斯備忘錄。它只包含一項義務，不用核子武器攻擊烏克蘭。」但加拿大記者米高·科爾本指出，「布達佩斯備忘錄實際上有六項義務，第一項是『尊重烏克蘭的獨立、主權和邊界』」。科爾伯恩還指出，在俄羅斯駐英國大使館的Twitter賬戶上播放的拉夫羅夫的聲明「提供了一個連結，連結包括布達佩斯備忘錄全部六項義務，其中包括俄羅斯明顯違反的義務——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曾參與起草《布達佩斯備忘錄》的美國外交官史蒂文·皮弗後來評論道，「俄羅斯外交的謊言和對國際輿論的蔑視，是因為外交部長說了一些可以用不到30秒的谷歌事實核查來證明是錯誤的東西?」俄羅斯辯稱，美國違反了協議的第三條，對亞努科維奇政府實施並威脅進一步的制裁。[33]

2016年4月20日，烏克蘭成立了臨時被佔領土重返社會部，負責管理2014年受俄羅斯軍事干預影響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和克里米亞的被佔領地區。[34]

克赤海峽事件

主條目：2018年克赤海峽衝突

2018年11月25日，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海岸警衛隊射擊並俘虜了3艘烏克蘭海軍船隻，這些船隻試圖在前往馬里烏波爾的途中從黑海經克赤海峽過境進入亞速海。[35][36]2018年11月27日，烏克蘭外交部呼籲《布達佩斯備忘錄》簽署國進行緊急磋商，以確保全面履行備忘錄的承諾，並立即停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37][38][39]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主條目：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合法性

2008年和2011年，普京表示，無論是將克里米亞移交給烏克蘭，還是葉利欽簽署的《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都不對俄羅斯具有約束力。2014年，普京聲稱廣場革命和政權更迭從將烏克蘭變成了一個新政權，俄羅斯沒有參與其中，並允許2014年入侵頓巴斯。[40]

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公開對布達佩斯備忘錄發表評論，稱由於俄羅斯，備忘錄沒有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2022年2月19日，澤連斯基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說: 「自2014年以來，烏克蘭三次嘗試與《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的保證國（美國和英國）舉行磋商，三次都沒成功，今天烏克蘭將第四次這樣做。如果這種情況不再發生，或者結果不能保證我國的安全，烏克蘭完全有權利相信備忘錄不起作用。」[41]普京將澤連斯基的言論理解為烏克蘭可能發展核子武器，批評人士對普京的說法提出了質疑。[42]2022年3月，《對話》稱: 「俄羅斯今天入侵烏克蘭是一種更為嚴重的違反行為，實際上掩蓋了俄羅斯在備忘錄中的保證。」[43][44][1]

分析

根據該協議，俄羅斯向烏克蘭提供安全保證，承諾不進攻也不威脅進攻。其它簽署國(美國、英國和法國)承諾向烏克蘭提供非軍事支持，以換取烏克蘭遵守核武禁擴條約。備忘錄將烏克蘭已經從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SCE）最後文件、《聯合國憲章》和《核武禁擴條約》中的一系列保證綁定在一起。[2][45][46]

備忘錄是根據政治談判達成的，但尚不完全清楚該文書是否完全沒有法律規定。它提到了保證，但它並沒有對各方施加軍事援助的法律義務。根據國際關係學教授斯蒂芬·麥克法蘭的說法，「如果簽署國採取行動，它會給它們一個理由，但它不會強迫任何國家在烏克蘭採取行動。」在美國，無論是喬治·沃克·布什政府還是比爾·克林頓政府都不準備對烏克蘭做出軍事承諾，而且他們不相信美國參議院會批准一項國際條約，因此該備忘錄的條款較為有限。備忘錄規定，「如果出現有關備忘錄中所列承諾的問題」，各方必須進行協商。無論備忘錄是否規定了法律義務，烏克蘭自2014年初以來遇到的困難可能會使人們對以核不擴散承諾作為交換條件未來安全保證的可信度產生懷疑。但美國公開聲稱「該備忘錄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稱之為「政治承諾」。[47][45][46]

烏克蘭國際法學者亞歷山大·扎多羅日尼等人認為，該備忘錄是一項國際條約，因為它符合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VCLT）確定的國際條約標準，是「國家間以書面形式締結並受國際法管轄的國際協定」。[48]

中國和法國在不同的文件中對烏克蘭作出了安全保證。中國政府1994年12月4日的聲明沒有要求在出現問題時進行強制性協商，而只是要求進行「公平協商」。法國1994年12月5日的聲明沒有提到協商。[2]

直到2014年俄羅斯在烏克蘭進行軍事佔領，烏克蘭核裁軍一直是核不擴散的典範。[49]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烏克蘭放棄核子武器的明智性受到了質疑，[1]甚至連簽署國之一，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也對此提出了質疑。[50]

參見

明斯克協議

諾曼第模式

俄烏友好條約

俄烏戰爭

核子武器與烏克蘭

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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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聯合國條約庫的備忘錄存檔

烏克蘭備忘錄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白俄羅斯備忘錄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其他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安全保障聲明

中國：中國政府關於向烏克蘭提供安全保證的聲明、中國政府關於向哈薩克提供安全保證的聲明

分類：​匈牙利外交史布達佩斯歷史美國條約烏克蘭條約烏克蘭多邊關係俄羅斯聯邦條約1994年條約1994年國際關係1994年烏克蘭1994年俄羅斯1994年美國烏克蘭歷史事件

谢选骏指出：人説“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我看“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是個定時炸彈”——如果任由俄羅斯踐踏撕毀，那麽國際信任將不復存在，世界再度進入原始叢林。如果阻止俄羅斯侵略擴張，那麽全球可能捲入俄羅斯滅亡前夕的垂死一跳。

“乌克兰总统代表：《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署国违背诺言”（新闻 2022-03-28）報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宪法法院的代表韦尼斯拉夫斯（Fedir Venislavsky）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署国未履行其应尽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宪法法院的代表韦尼斯拉夫斯（Fedir Venislavsky）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署国未履行其应尽义务，这是乌克兰陷入战火的原因。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Fox）3月27日报道，韦尼斯拉夫斯基表示，《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署国有义务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说：“放弃核武器时，乌克兰曾相信备忘录的所有签署国将保证其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

韦尼斯拉夫斯基对备忘录签署国未能履行义务、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深感遗憾”。他还认为，备忘录签署国未能保障乌克兰安全将产生深远影响，“很多人会对以任何让步换取的国际义务产生怀疑。”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其庞大核武库的一部分，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拥核国家。1994年，乌克兰决定放弃并销毁核武器，以换取美国、英国与俄罗斯对其国家安全及独立的保证。四国最终就此达成协议，并共同签署《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

据加拿大CTV新闻网3月4日报道，美国前驻乌大使、《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谈判参与者史蒂文·皮弗（Steven Pifer）曾表示，备忘录中安全保证的含义事实上被“故意模糊”，以避免美国必须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

《华尔街日报》2月2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乌克兰如何在布达佩斯被背叛”的文章称，与《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有关的事实证明，在当今世界相信一纸承诺是“愚蠢”的，而各国将为放弃其核武库“承担风险”，朝鲜、伊朗已自此“吸取教训”。

文章还表示，美国无力执行《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的承诺将对依赖其军事保证的盟国产生影响，日、韩等国或将寻求进行核威慑力建设。

美国《新闻周刊》3月3日在一篇题为“俄乌冲突关键教训：《布达佩斯备忘录》的重大失败”的分析指出，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靠且善变”的，涉及放弃战略资产以换取不确定的未来支持的模糊“保证”不过是一纸空文。

今年俄乌冲突尚未彻底爆发前，泽连斯基曾在2月19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假使《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对乌克兰没有起到安全保证的作用，那么乌可能自该协议中退出。后续有不少分析认为，正是乌克兰此次对核武器态度的转变令俄乌冲突最终升级。

在泽连斯基释放“拥核”信号后不久，俄总统普京于2月27日命令俄罗斯核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3月22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俄罗斯面临“生存威胁”，俄方或将使用核武器。

谢选骏指出：美國已從阿富汗潰逃，如果再從烏克蘭潰逃，就把自己的霸權拱手讓人了——世界即將進入“百年未有之變局”了！

谢选骏：“宰肥鴨主義”的屠刀之下，怎麽可能產生“資本主義”呢

“新颖的立论，独到的眼界——读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从最早时期至1800年的双边关系概述”（林中泽《世界历史》1999年05期第109～114页）報道：

英国学者G.F.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从最早时期至1800年的双边关系概述》（G.F. Hudson, Europe & China- A　Survery　of　Their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伦敦1931年版）一书英文原本初版于1931年，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它的中译本，书名为《欧洲与中国》（本文据伦敦爱德华·阿诺德公司1931年版本，下引该书仅标明页码）。该书在欧美学术界的相关领域中一直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然而它在我们国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赫氏的立足点刚好与我们的习惯相反：他是站在一个欧洲人的角度去处理欧中关系史的，从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考虑问题自有其难以克服的偏差。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从书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出当代西方人通常是难以避免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的明显痕迹，这可以拿该书的一个基本结论来加以证明：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优越感在19世纪以前是根本不存在的，恰恰相反，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西方人一直把中国文化当作崇拜的对象；只是由于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巨大科学进步及其相伴随的法制完善和伦理更新，西方文明才开始敢于凌驾在中国文明之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人“才可以谈论在非基督教的人民当中是如何缺乏人道的感情”（327—328页）。当然，使人耳目一新的并不是对中国文明的那种早期传教士式的赞美，而是作者隐含书中的一种独到的学术眼光。

在方法论方面，赫德逊吸收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说，并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新颖观点。《欧洲与中国》一书以较小的篇幅（正文部分仅为329个页码）完成了对先秦至18世纪共约两千多年的欧中关系史的叙述，对于这样一部既受篇幅严格限制又在时间跨度及空间覆盖面等方面有较高要求的专著，读者没有理由期待从中能够找到详尽论证某些具体问题的章节或段落。该书与其说是一本涉及具体问题的专论，勿宁说是一部有关欧中关系的通史。应当承认，在史料挖掘方面该书给我们提供的新内容并不多，然而，力求避免材料的大量堆积、提纲挈领地展示二十几个世纪里欧中关系的渊源及流变、并从简要的分析中展现出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的历史眼界，正是该书的长处所在。赫氏通过《欧洲与中国》一书告诉我们：历史上欧中关系的重大变动很少取决于单一的历史要素，除了人们通常较为关注的政治、经济及军事以外，地理、气候、民俗及技术等条件也是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赫德逊对于这些要素显然作过起码的研究，否则他便无法如此轻松自如地解答通常被认为是十分枯燥的历史难题。例如，他认为希罗多德之所以把中国的方位误置于陆地的极北端，是因为古人过分迷信气候温差与地理方向间的关系并由此对顿河的流向作了错误的判断而造成的（46—48页），这一立论必然要建立在作者对于地理学和气候学的原理及其历史发展的基本了解的基础上；他叙述了一个“能征善战”并习惯于“野蛮的游牧生活”的突厥人帝国在一个生来就是“都市商业利益”代表并“担任丝绸贸易中介商”的粟特人（Sogdians）部落的穿梭斡旋下如何走上文明轨道的（123—126页），如果不事先对相关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生活习俗作一番调查，他就不可能在这些民族前面加上如此恰如其分的修饰词；他还描述了元代中国南方港口上的商船的构造、功能以及哥伦布西航的许多细节（163—164、217—223页），这不仅反映了他深受同时期在西方广泛流行的种种中国游记和航海日记的影响，而且表明了他本人对造船学及航海学的爱好。赫氏的研究方法并不受固定套式或僵化标准的局限，不过他仍有自己的基本准则。在他看来，与其他国际关系史一样，欧中关系史也以立体的动态和多元因素的互动为表现形式，任何只截取其中一两个现象进行孤立和静止研究而完全撇开时空上的内在联系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虽然该书旨在描述欧、中双边互相接触的历程，但作者也极其关注这种历程的横向联系。例如，他在叙述13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为东方香料贸易路线展开争夺时，并没有忘记伊儿汗国和埃及奴隶王朝等周边相关地区与民族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172—178页）；在叙述葡萄牙人所组织的东航时，他花了许多笔墨来介绍西班牙人组织的西航（204—234页）；在叙述迪亚士及达·伽玛等人沿非洲西海岸进行探航的同时，他特别指出了15世纪80年代科维尔汉姆（Pedro　Covilham）及佩瓦（Alfonso de Payva）等人在非洲东海岸一带的探航活动对于保证前者最终取得成功的重要性（186—190页）；在概述16世纪中国社会的现状时，他顺便谈到了同时期的日本所发生的变化（239、 250 —252页）；在叙述16 世纪后期西班牙人谋求在中国东南海岸找到立足点的同时，他指出了“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的毁灭如何使西班牙人的这一企图遭到挫败（250—251页）；在叙述西欧主要国家从海路达到了与中国正面接触的目的的同时，他也并没有忘记俄国人从陆路的向东扩张（266—269页），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说明18世纪欧洲构成对于中国的“包围”圈的真正由来。可见，赫德逊是把欧中关系史置于整个世界国际关系史的大环境当中进行剖析的，这就使得他的立论要比我们通行的教科书式的论著方式高出一筹。从纵的方面看，赫德逊对于欧中关系史上重大事变的历史联系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尤为可贵的是，赫氏早在布罗代尔之前就看出了15—16世纪大航海活动的意大利渊源，他认为作为海上强国出现的葡萄牙实际上是“热那亚的养女”，“葡萄牙人是意大利人的学生”，因为在他看来，由葡、西等国所激起的整个西方的探航狂潮“最初是源出于意大利人的创举”，这种狂潮“表现出中世纪意大利的灵感”（170—171页）。这种观点也被顺理成章地应用到对于欧中双边接触的评价上。他认为，晚明时期葡、西等欧洲商船在中国海岸的活动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件，它是欧中关系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该事件“应当被看作是‘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的余波”（170页）。

由于充分注意到了这种横向的互动关系和纵向的内在联系，赫氏就得以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从整体上把握欧中关系史的整个发展脉络，并由此弥补了我们认识上的某些空白和不足。在赫氏看来，欧中关系史实际上是欧洲围绕着商业利益所进行的向东扩张的历史，其手段包括贸易、传教、政治外交活动及战争等等。当然，从较短的时段看，欧洲人未必会把中国作为其每一次东扩活动的直接目标，但在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欧、中两地各处“在旧大陆的两端”（9页）， 这必然使中国最终成为欧洲人东扩的一个可以而且不得不展开艰难对话的文明终点。《欧洲与中国》一书从传说时代的欧中关系说起，至18世纪末二者的真正接触及相互影响——即中国学界所说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被”——为止；赫氏通过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既为全书作了结，也为近代的中西关系史作了序。由于有关明清之际及其以后的中西关系已经早就为历代西方汉学家及近代中国学界所关注，因此该书的价值便主要体现在对于这种直接接触的历史渊源的追溯上，即欧洲人是如何把中国从一个神话中的世界变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并一步步地伸开其扩张的触角、最终完成了对于中国的包围的。由此我便想到，倘若人们在研究鸦片战争期间及以后的中西关系史之前先阅读该书，会大有裨益。

值得注意的是赫氏在该书中把决定欧中关系发展的真正动因归之于商业上的需要，在他看来，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必然使相关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成为欧中关系史的基本表现形式。例如，古希腊人一开始就因受传说中的阿里马斯比（即匈奴）黄金的诱惑，不断地向黑海一带挺进（42—43页）；罗马人之所以常常要与安息人及其他东方部落大动干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其丝绸贸易的权益，因为，“没有任何来自另一端的商品在需求的规模与持久性方面能够与丝绸相匹敌”（96页）。蒙古人之所以未能渗入到西欧腹地，主要并不是因为其军事力量上的局限，而是由于在金帐汗国与西欧之间隔着一个因资源尚未开发而经济上无利可图的中欧（143页）；13 世纪期间意大利北部各城邦之间的斗争、在中世纪大部分时期内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斗争以及拉丁人与拜占廷的斗争，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东方商业利益进行的；中世纪东方贸易以香料为主体，“这种必不可少的和自然具有垄断性的贸易就成为勒凡特政治活动的主心骨，同时也是刺激15世纪欧洲扩张的最强有力的唯一因素”（160页）。至于发端于15 世纪的探航狂潮的商业动机就更加明显了，这一点赫氏在该书第7 章“经由墨西哥之路”叙述哥伦布探航动机时已作了说明。这里的新意倒不是体现在作者如何独出心裁地分析探航热潮的经济因素本身，而是他能够把这种经济因素上溯到远古时代，并把它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西方传统来看待。在另一方面，赫氏并没有忽视暴力冲突和战争在推动经济文化交流上的客观积极作用，他指出：丝织业由地中海南部向北部传播的整个过程正是通过阿拉伯人、诺曼人及西欧十字军战士的一系列征服战争才得以实现的（122页）；而13 —14世纪蒙古人的可怕扩张同时也给欧洲与中国间的接触提供了罕见的历史性机遇（145—160页）。诚然，对暴力和战争的历史影响持客观态度并非赫氏所独有，几乎与赫氏同时，我国学者陈寅恪先生于本世纪30年代初也把交战国胜败双方互相移植和交换物产看成是古今中外的“通例”（注：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1992年版，第467—469页。）。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布罗代尔也断言：“战争并不简单地是文明的对立面。……战争标示着季节的节奏，打开并关闭时间的大门。”他认为土耳其人在与基督教徒的长期海上冲突中不仅学会了西方人的造船技术，而且接受了他们的航海词汇（注：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2、342页。）。不过，赫氏从整体上把商业动机与暴力手段及其他和平方式揉为一体，并使之构成欧中关系史的动态画卷，则确属少见。在当代的理想主义者看来，早期的中外关系史应以和平交往为主调，以暴力征服为表现形式的强权政治只不过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伴生品；而赫氏却认为，即使在早期欧中关系中和平交往也常常是结果而不是动机，这听起来的确有些刺耳，但能够给人以启迪的恰恰就是这种摒弃一切感情因素的理性思考。其实赫氏本人并不是暴力与战争的赞美者，他在叙述元蒙时期的欧中关系时特别指出吸引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前往元朝中国的是蒙古人在亚洲确立起来的政治秩序及和平与文明的环境，而不是由征服战争所造成的动荡（159页）。

更重要的是，该书对于纠正国内学术界的某些理论偏颇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众所周知，欧中关系史实际上就是欧洲与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长期接触、不断冲突和抗争并经常相互交融和认同的历史，因此这里的最初起点显然是“异”而不是“同”，“同”只是作为某种结果而出现。如同商品交换，若不是因为存在着此匮彼盈之“异”，便没有了交换的必要性和动力。赫德逊在叙述欧中关系史的过程中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是从分析双方的这种“异”开始的。赫氏站在欧洲人的角度叙述这两种文明的接触，他从第一章“北风以外”开始，便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在普通欧洲人看来是难以理喻的和扑朔迷离的“异己”世界——一个由商人的传说、诗人的神话及学者的臆想所构成并夹杂着某些历史事实的中国。正是中国那种种西方世界所缺少和不熟悉的事物——遍地的黄金、丰产的“丝树”、纯朴的民风、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象磁石一样千百年来吸引着各种各样的欧洲人踏上艰难旅程去圆中国梦，欧中关系史就是在这种探“异”的冒险中开始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赫德逊对于这一冒险过程的一般性叙述，而是他对于双边关系中的“异”的历史影响的揭示。《欧洲与中国》一书把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作为影响欧中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制约因素，并使之成为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因而便能够对欧中关系史的基本格局及其历史性逆转的原因作出较为客观的解释。赫德逊甚至在该书前言中便开宗明义地把问题提了出来：“在我们开始比较中国和希腊两种文化的特征时，我们便会立刻注意到欧洲文化与一切非欧洲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在他看来，以农业的地租经济为基础、以国家供养的贵族官吏为支柱、其社会阶级的最底层由广大的农民所构成的亚洲国家，通常是以君主制的政治统治形式出现；这一政治传统的最大特点是作为社会金字塔基础的农民大众能够“赋予文化以巨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尽管战争和起义可能使之动摇，但是他们却也使得文化一成不变和顽固地保守”。就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而言，这一特点在近代殖民活动兴起以前可能也是优点：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既是商路的开凿者，又是商品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商路的保护者。与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欧洲的政治传统渊源于希腊的城邦制度，这一制度造就了一个在政治上具有巨大重要性并且相对独立的商人阶级，培育了一种以自由竞争为特色的个人主义和商业精神；按赫德逊的说法，这些西方传统不仅存在于希腊世界的各个城邦当中，而且包含在罗马世界那富有特色的多元政治体制当中，它们还残留于中世纪自治城市及独立的商人共和国当中，而从16 世纪开始一直兴盛了3个多世纪的合股特许公司，则是“城邦政治遗产的主要残留继承者”。实际上，赫德逊的这一结论还隐含着另一层尚未完成的推论，即近代资本主义应是城邦商业主义传统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勃发于16世纪的探航狂潮从根本上来说是来自西方社会内在的驱动力而不是外在的诱因。

当赫德逊把上述论断具体应用到从16世纪起中欧关系的逆转局势的时候，新意便骤然而生。如果说官僚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对于16世纪以前的中国对外关系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有利因素的话，那么从16世纪开始它便成了百病之源了。作者在第8章“被包围的中国”中指出：明朝君主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海上扩展的辉煌时期之后，很快就向内陆退缩，以至把海权拱手让给了西方国家，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那种建基于农业地租经济之上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传统——到了一个不得不直接面对西方世界的商业时代，中国的这种传统显然已经弊窦丛生：官僚政治体制长期以来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严密管制“压制了滋生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倾向”，造就了中国商人的先天不足和对于官僚政治的严重依赖性。赫氏就此作了一个很有概括性的比较：“在中国，商人无力反对官吏；他们在政治上微不足道，而且没有任何城邦商业主义的传统来启迪他们的潜在力量。在欧洲，资产阶级正在上升为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则这些人只是官员们的驯服工具。”赫氏这段话中的一个细节是耐人寻味的：他讲中国时用了“商人”（merchant），讲欧洲时则用了“资产阶级”（bourgeois）， 这不应当理解为作者用词随意性或偶然性的结果，这一细微差别隐含着作者对于中西两种文明的特质的独到理解，这意味着：中国就是中国，任何以西方既有发展模式来套用中国文明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僵化的官僚政治体制还直接导致了国家主权的“体面”丢失，赫德逊对此看得很清楚。在叙述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攫取澳门的过程时，赫氏以讥讽的口吻揭示了葡人是如何钻了官僚政治“权威”的空子的：“天子总是自称拥有一种他自己无法施行的权威；他的官员为他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做出了一种微妙的区别来解决他的困难”。一方面，国土的丢失是有损天朝大国威仪的事情，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事是绝对要力图避免的；另一方面，明朝的海防力量又在实际上不足以阻挡拥有利炮坚船的葡萄牙人的渗透和袭击。解决这一难题的最自然的办法就是在表面上继续维持朝廷那恩主般的权威地位，在暗地里却听任腐败的地主官员去把国土作交易——这一做法尽管要到鸦片战争之后才普遍盛行，但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领，实是一大发端！赫氏在这里已抓到了问题的实质：腐败不是丧权辱国的最终原因，它不过是僵化了的官僚政治体制的体现。

赫德逊有关明清之际中国商人阶级的属性的分析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在国内曾经流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城邦政治制度具有普遍性，包括中国在内的早期国家都曾以城邦的形式出现；二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那段著名的话，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主义的母体里自然而然地孕育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主要是属于由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后天性毛病。这两种观点其实是相通的，即都是建立在承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单一模式的基础上。按照他们的意见，各种人类文明间之“同”是符合规律性的本质所在，“异”则不过是偶发性的现象而已。可是，如果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将无法理解各不同人类群体那种相互接触和交往的迫切愿望及其相关行为：既然彼此具有同一的特征和内容，还有相互追求的必要性吗？这种淡化中西文化传统特殊性，把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套用于中国历史的做法，表面看来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而本质上则与西方的文化沙文主义同出一辙，因为它其实也在走着文化趋同论的老路。在这方面赫德逊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一条新思路，在他看来，把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联结一起的一个重要共性是，两者都是把海权作为其存在的基础。古希腊城邦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与东方各式各样的所谓早期“城市国家”区分开来，就在于这种西式城邦的产生是与早期海上殖民活动互为表里的，两者缺一不可；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同样与近代海上殖民掠夺相辅相承，互为倚靠。有关古希腊的情况，英国的汤因比和我国的顾准已分别作过精辟的论述，他们都把跨海移民和海上活动看成是古代欧洲人基本的活动方式之一；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在意大利北部一些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城市当中出现的，这一点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里都加以了肯定，至于以后资本主义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海的严重依赖性，更是众所皆知的事实。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基本上与海无缘，故如果曾经有过类似“城市国家”的形式，也不能类比于希腊时代的城邦；到了近古末期，中央政府更是坚持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内陆的传统。由此看来，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母体里是否曾经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以及有关外来的资本主义侵略是否打断了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进程等问题，都还是大有进一步探讨余地的。

谢选骏指出：人説“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母体里是否曾经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以及有关外来的资本主义侵略是否打断了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进程等问题，都还是大有进一步探讨余地的。”——我看説者不懂，“資本主義”只是法治社會裏的重商拜金的風俗，既不是什麽“生產方式”，更不是所謂“社會制度”！而在中國這樣的人治社會，“宰肥鴨主義”的屠刀之下，怎麽可能產生“資本主義”呢？

《半个世纪以前的学术腐败：万变不离其宗》（2004年04月30日 光明日报张绪山）報道：

“学术腐败”在目下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花样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正如同孙悟空七十二变，那根尾巴无法隐去一样，“学术腐败”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特征就是“私”字当头，无视学术道德。形式之一，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不择手段地将他人成果攘为己物。

人们谈及时下的“学术腐败”，

每每摇头唏嘘，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学术腐败行为如果不是“古已有之”，至少也是“源远流长”。且举半个世纪以前的几个小事例为证。

十数年前，我读到一位吴祥麟先生发表在《中央亚细亚》1943年第2期第1号上的一篇论文，题作《古代希腊人关于中亚和中国的知识》，印象十分深刻，对作者的西学修养和文章的逻辑力量由衷敬佩。据文章末尾的介绍，这位吴先生是当时北京一所著名学府的教授。我当时的心情真是欣喜和惊讶共生，遗憾和惆怅并存。欣喜和惊讶的是，几十年前就有人做出那样出色的研究成果来，感到前辈学者的学问真是了不起；遗憾和惆怅的是自己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无缘向这位先生求教，这样好的文章大概自己一生都写不出来。可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却完全击碎了我心中的这个印象。我在国外读书时读到英国学者赫德逊1931年出版的《欧洲与中国》(G.f.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 1931)原文时，总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将带在身边的这位吴先生的文章复印件对照来读，发现竟是赫德逊著作第一章的翻译！这位吴先生拿别人的著述翻译出来堂而皇之地充作自己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典型的学术腐败行为。

无独有偶。《季羡林文集》所收季先生1946年写的文章里也为我们保存了类似的例证。据季先生说，当时读到一位姓丁名福保的大学者“著”的一部几十册厚的佛学字典，怀疑不是作者的个人著作，经过对照知道是翻译日本人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词典。但这位丁先生并不承认是翻译他人的作品，因为他自己也加入了一点内容。有意思的是，为了达到让天下人有机会一睹其风采，这位丁先生还在书中插入许多个人不同时期的玉照，可谓为出名挖空心思矣。一位在剑桥大学任教的德国汉学家发现这位丁先生“制造”大作的奥妙后，将结果告诉在德国留学的季先生，使季先生也为这位同胞的行为蒙羞。季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到另一位学者。此人翻译了日本人写的有关鲜卑和匈奴的几篇论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后来被人查出来写信去问，他不得已声明因时间仓促把作者的名字忘记了。其实，翻译别人的作品而忘记写上别人的名字，这其中是怎样一回事，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很类似一个人从商场里“拿”东西被人抓获后声称自己忘记付钱一样滑稽可笑。

我所读到的吴先生“大作”和季先生文章所谈到事情都出现在上个世纪40年代，想必不是个别现象。季先生当年的文章也说，“像这样的有勇气的人，在我们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后的春笋还要多。”可见当时这类行为并不少见。不过，上个世纪40年代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读书人的日子不好过，读书做学问的条件也不好，所以攘袭他人作品除了读书人本身的名利心作祟外，也不能完全排除“为稻粱谋”这个现实因素。

然而，近些年那些虽不是“大富”但已是“小康”有余的读书人，乃至文化圈内的所谓“名人”，有此类行为者也着实不少。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哲学教授涉嫌抄袭他人著作而大出风头，北京一所更著名大学的一位少壮派教授抄袭他人作品，也暴得大名。他们何以置明显的廉耻标准于不顾而甘为鸡鸣狗盗之事呢？以前想来想去，总是不得其解。现下我忽然间似乎有所醒悟：抄袭他人作品不被人捉住，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名，被人捉住打一打笔墨官司更可以出名，而且是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多么好的出名捷径啊！要知道，在一个道德多元化的时期，出名——不管是好名还是坏名——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因而这出名也就是变成了目的，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现在的学术体制对学术腐败是如此的宽容，不仅证明了在这个时代作弊者本身的道德趋向多元化，而且也证明，在当前传统道德制裁体系崩坏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制度上和道德上的制裁体系。既然作弊不受惩罚，如丢饭碗之类的危险，人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谢选骏指出：人説“半个世纪以前的学术腐败：万变不离其宗”——我看所謂的“学术腐败”，不過是“宰肥鴨主義”的分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人治社會、倫理社會的權謀心術。

谢选骏：不敢作战的三军统帅

《拜登逼出川普底线！川普团队原来外强中干》（上报 2024-11-19）報道：

吴崑玉评论文章：川普上台引得不少台湾人叫好，期待他带领圣战，全面抗中，但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几件事下来，我的问号更多。

川普大话讲得太满太早

首先，是国防部长的人选很有问题。赫格塞斯（Peter Brian Hegseth）是个成功的媒体人，问题也在于他是个成功的媒体人。媒体人的毛病，是很容易习惯性的认为先讲先赢，声量覆盖就等于赢得了战争。而且赢赌还要赢话，胜利的光环一定要套在自己头上。这在一般政务部门也许还管点用，但在军事部门却是个灾难。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不是什么事都能公开的，有时为了欺敌，引敌入壳包饺子，是需要后退或装耸的。但这对嘴上从不饶人的川普团队，尤其是媒体人出身的赫格塞斯，恐怕有点难。他们总以为强大的军力配上强硬的声量，就足以吓倒敌人，其实敌人也不笨，尤其中国人。当年日本军阀也认为打几仗便可逼蒋介石投降，没想到这个老痞子偏就不理小日本，硬是跟日本军耗到底。这种“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磨光意志”的玩法，中共可是熟得很哪。

其次，在对乌克兰问题上，川普大话讲得太满太早，结果让自己进退失据。川普敢说上任前就要解决俄乌战争，显然他与普京及泽伦斯基都有私下接触过的，但这些接触保证有效吗？面对川普狂言，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大肆报道川普老婆当年艳照，这是在羞辱川普，意思是你连你老婆都保护不了，我普京才是老大，小心我放更多猛料出来，川普却一句狠话都没回。

接著，拜登宣布将1700亿待送军备，在新总统就职前全数送到乌克兰，并解开捆龙索，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讲白了就是希望乌军能在川普上任前取得决定性战果，把烫手山芋丢给下任总统。

但川普阵营的回应是膝反射的跳起来大骂:“这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让普京和习近平，都看到了川普的底线:原来你烙狠话烙了半天，还是会害怕引发世界大战的。川普一路狠话的内核，其实只是“恫吓”，“他们害怕我，所以他们不敢……。”问题是，俄中朝等国害怕川普，是因为觉得他不可测，觉得他疯起来可能比我还疯，搞不好玩真的放核弹出来炸我。

赫格塞斯（Peter Brian Hegseth）是个成功的媒体人，问题也在于媒体人的毛病，是很容易习惯性的认为先讲先赢，声量覆盖就等于赢得了战争。

拜登逼出川普底线

但拜登这一下就把川普底线给逼了出来，普京、老习、金小胖顿时发现，“原来川普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以后就用战争边缘来逼川普就范就好啦！

吓阻战略要成功有3个C，能力（Capability）、可信度（Credibility）、沟通（Communication）。其中，“可信度”的关键，就是吓阻一旦失败，便要有迅速击败敌人的决心与能力，美军一直在做的，就是吓阻失败后的战争准备。战争有很多等级，全面战争、有限战争、低度冲突，整套吓阻战略与弹性反应战略的核心概念，就是选取适当工具应对不同冲突。讲白点，红线划在那儿，手过来砍手，脚过来剁脚，头过来爆头，不见得一枪毙命，却一定要让敌人去领残障手册。也就是说，当川普的敌人不怕他了，川普的恫吓战术便要失效了。当这种恫吓失效，任何条约的保证也将失效，普京摆明了“我骗你就骗你了，你敢拿我怎么样？”如果美国真的放弃乌克兰，不管怎么做，几乎会重演越南与阿富汗的悲剧。

再回到赫格塞斯。他还没上任，就放话要彻底改革美军，川普还要成立“战士委员会”，拔掉他们认为不适任的将领。这件事很容易演变成习近平清洗火箭军那种“大清洗”，造成人心惶惶，让军队数年内没有战力，但在2027年戴维森窗口前的这3年，却是需要美军全力备战的关键时刻。美军结构此刻宜静不宜动，但作战准备却宜动不宜静，而且还要跑步跟上全面战争的需求。在这个方面，川普团队宣示的加强核武能力，加强弹药产能，加强美国造舰能力，都是对的。但要大动军队人事，还是得好好想想，全世界军队都是最保守的组织，军队战力来自于同袍间的相互信任，与背靠背的支援，冒然打破这种关系网络，即使长期可能是对的，但短期间一定会造成灾难。

川普团队没有准备好打一场世界大战

川普这一系列措施背后的动机，主要来自联邦政府的赤字预算压力。包括叫马斯克主持一个外部部门来削减政府开支，宣称要每年削减2兆美金预算，其实这个数字，大约正是联邦政府每年的赤字规模。美国政府每年岁入约4兆美金，岁出约6兆美金，赤字约1.8兆到2兆。联邦政府支出的大项，仍是医疗保险、失业救济等社福支出，但川普在此方面仅能节约浪费，而不敢大刀砍掉既有项目。所以，川普要缩减对乌克兰的支出，以减低军费，这却是种以邻为壑的玩法。美军最大的问题，是其装备思维，几乎完全被军工厂商绑架，不愿意大量购置便宜、好用、精准的小东西，反而专注于昂贵的高科技产品，一枚飞弹几百万美元，谁打得起？能打几发？乌克兰战场证明，防空机炮是硬杀无人机最合性价比的选项，但美军还是偏爱飞弹，而不是防空炮车。乌克兰也发现，与其造坦克、造飞弹，寻求高科技的昂贵解决方案，不如造便宜大量的无人机，数量依然是战场上无可取代的优势。削减军费赤字，需要在品项上找到便宜好用的代用品，而不是放弃防线。

说穿了，川普团队并没有真正准备好去打一场世界大战，但不论在政治上、心理上、军事能力上，准备好打一场世界大战，而且让敌人知道，我们随时准备好打这场大战，这种吓阻战略才会有效。政治人物们可以随口划红线，但军事能力必须强到足以处理任何跨过红线的东西，否则再多恫吓语言也没有用。吓阻战略本质上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先有了不惜对撞的能力与决心，然后才有“非零和”的谈判与妥协。但川普团队似乎还没有认清这种内在逻辑，当他说“如果中共攻打台湾，我会把关税加到200%”时，便代表他没有认清全有或全无的暴力行动，与得多失少的商业考量间的差别。美军在阿富汗二十年经营，投资无数民生建设项目，却都毁于游击队破坏。你没有足够武力保障安全，就无法保护建设与商业运行，这是古往今来的铁律。同样的，你害怕战争，敌人就会用战争来压迫你，不论战争后有没有赢家，但现在，你就会是个输家。

谢选骏指出：人説“拜登逼出川普底线！川普团队原来外强中干”——我看拜登都是個“不敢作战的三军统帅”，要是換上川普這個只會從阿富汗撤軍的慫包再從烏克蘭縮頭……美國基本上就龜縮與自己國内了，回到美西戰爭以前的狀態，只能和墨西哥一較高低了！不敢作战的三军统帅領導美國，美國能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