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资本论》胡言乱语因为是雾霾产生的毒品

流亡英国的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一生只写了唯一一本“学术著作”《资本论》，而且没有能够写完！为什么他没有能够写完？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了，因为其中充满了神经质的胡言乱语。为什么《资本论》充满了神经质的胡言乱语？

原来，那是因为马克思在英国“首毒”伦敦市生活，结果吸进了过多的有毒气体造成的。

网文《马克思一家子的悲剧：妻女死于伦敦雾霾》写道：

1882年，马克思带领一家子去移居到英国伦敦，他在伦敦生活了三十多年事件，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间，既用在写作资本论等革命理论巨篇，也用在了为英国伦敦人民吸霾了。之后，在伦敦雾霾最严重的时候，他的妻子与女儿分别死于癌症与肺病……本文摘自风传媒，作者吴祚来，原题为《马克思一家子被伦敦毒雾给毁了》

（谢选骏指出：这里“1882年”有年代错误，1882年已经接近马克思死期。）

题记：马克思一家子为什么不幸？

特别是马克思家的孩子多病或早夭，近日我通过伦敦污染年代的比对发现，马克思家庭不幸，是因为伦敦毒雾，燕妮更是死于1880－1881年的伦敦毒雾！本文引用或转用的均是公开的史料与信息，本文的唯一可能的贡献，是发现了伦敦污染是造成马克思家庭不幸的根本原因。而环境污染对马克思一家的致命影响，学界似乎无人关注或提及。

这篇文章是想通过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的家庭在伦敦污染灾害中的不幸，引发人们对污染灾害的关注与重视，不做其它解读与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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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到的资料显示，伦敦在冬季空气污染最早的记录甚至可追溯到1813年，随后的1873年、1880年、1882年、1891年、1892年和1952年等年份又多次发生非常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

我们还知道从1849年移居这里到1883年3月14日逝世，马克思在此生活了３４年，也就是说，马克思一家子经历了伦敦最严重的雾霾就达三次（其它年份当然也有污染），即1873、1880、1882年，没多少人能想到吧，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这位创始人、导师，逃离了欧洲大陆，带领一家子去帮助英国伦敦人民吸霾达三十多年时间，生命中最美好的时间，既用在写作资本论等革命理论巨篇，也用在了为英国伦敦人民吸霾了。

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德国的爱国者们骂马克思，离开了祖国，你神马都不是。当然，如果真有人骂他，马克思的回答会非常简单，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1980年代，中国学界最热点话题是马克思主义异化论，异化论源起于中国学界热烈讨论一本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论”简单地说，就是人创造的对象物，本来是想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但人类在创造过程中，或创造结束后，发现这个对象物产生了异已于人类的力量，它不是造福于人类，而是造恶于人类。

1980年代的学界为什么非常热心研究马克思的这篇并不长篇大论的手稿呢？

主要原因就是其异化观点，学界或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发现，某些力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成为国家社会的异已力量，必须正视，必须改变，必须反思。

马克思在这篇《手稿》中说： “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

动物都需要新鲜的空气，但工人在污染的企业中劳作，似乎连新鲜的空气都不需要了，不仅工人如此，整个社会都如此，为了经济发展，为了生活富足，开足马力生产，挖掘，开发，建设，最后不仅没有了新鲜的空气，连蓝天也没有了，毒雾霾开始肆虐，雾霾就是人类亲手创造的最大的异已力量，成为整个国家的公害。

有学者翻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发现马恩有大量关于城市工业污染的叙述：

恩格斯：“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

曼彻斯特工人聚居区的境况更差：“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业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

当然不仅仅是曼彻斯特，其它英国工业城市特别是伦敦也一样，“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

“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

马克思：“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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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显示：1848 年3 月3日，马克思接到比利时当局限今24小时内离境的命令。夜里，警察突然闯进马克思家中，借口马克思没有身份证逮捕了他。马克思被拘留 18 个小时后才被释放。马克思勿忙离开了布鲁塞尔。

而这一时间段，马克思的生活非常穷窘，妻子燕妮承担着主要家庭生活的照料，他伴随马克思从布鲁塞尔、巴黎到伦敦的流亡生活，直到1867年资本论系列第一本出版以后，家庭财政状况才有所改善。

马克思与燕妮共生育有7个孩子（一说六个），但是只有3个女儿爱琳娜， 燕妮和劳拉活了下来。他们来到了伦敦，生活在一套只有两间狭窄房间的公寓内，长子海涅出生不久便夭折，马克思把孩子的死视为“资本主义罪恶制度下，穷人悲惨境遇的牺牲品”（显然，他没有意识到污染对孩子夭折的致命原因）。可不幸的是，两年后，又遭次子弗朗西斯卡夭折。1852年，马克思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的妻子病了，女儿珍妮病了，我无法而且从来无法请医生为她们诊治，更无钱买药。上周，我还能为孩子们买土豆和面包，可今天，我又能为他们买什么呢？”

马克思对3个女儿在贫困生活中成长，一直深感内疚，其中，他觉得最对不住的是长女珍妮。1862年，他在书中写道：“珍妮的年龄不小了。在她这个年龄，已经能够感受到全家生活的重担以及贫困的境遇。我想这就是她生病的主要原因。”（他还是没有意识到，污染对孩子健康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当时可能不知道，面对污染，只有逃离重污染区，求医问药有多大用处？一旦污染致病，即便在一百年之后，可能也是无解。

1867年夫人燕妮被诊断患上癌症，她于1881年12月2日在伦敦去世，享年67岁。

他们的女儿珍妮1883年1月，她死于肺结核，年仅39岁（一生也受尽了病痛折磨，根本原因应该还是污染导致。）。

让我们看看燕妮与珍妮因病去逝的时间，会发现，他们都病逝于残酷的伦敦之冬，这是伦敦污染最严重的时间段，还有，1881、与1883这两个年份之前一年，即，1880年污染最严重，第二年冬天，燕妮病逝，1882年污染最严重，1883年，珍妮病逝，而且是肺病。珍妮的去世，给了马克思最后一击，两个月后与世长辞了（马克思的去逝，因此与污染有间接的关联性）。

马克思3个女儿中，劳拉寿命最长，她和保罗生育的3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1911年，劳拉和保罗饱受着贫困的煎熬，而且对于长期的斗争生活产生了厌倦，在寓所双双自杀（一直饱受严重的污染伤害，会不会是导致抑郁症的原因之一？）。

至于马克思的小女儿埃莱诺，有着十分幸福的童年时光。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会经常和她们嬉笑玩耍、讲故事，在她的眼中，父亲是无以伦比的故事天才（可惜没有关于污染的痛苦记忆留存下来）。埃莱诺一直留在马克思的身边，当他的私人秘书。1898年春，由于丈夫爱德华久治不愈，埃莱诺极度消沉、抑郁，两人决定一起服毒自杀。3月13日，埃莱诺身着白裙，先服下毒药离开人世，而其夫几年后才病逝。

马克思女仆海伦·德穆恩曾有过一个私生子腓特烈，1851年，腓特烈·德穆恩出生不久，就被托付给一对工人夫妇收养。腓特烈的学费由恩格斯提供（名义上是恩格斯的孩子）。1895年，在他去世之前，恩格斯还是将真相告诉了腓特烈，他后来当上了一名技术机械师，在伦敦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他于1929年去世，享年78岁。据说他是惟一活着看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的孩子。

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用英文书写的两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哲人不仅要通过各种方式说明世界，而且重要的是要去变革它”。

现在人类面临的大问题是，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应对环境生态的严重污染，哲人们不仅要通过各种方式说明世界被污染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要去改变它。

……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文章虽然有些粗疏，但总体上说得不错。当然它没有指出的是，在如此的严重的夺命毒气之下，马克思所写作的《资本论》，怎么可能不带有严重的乃至病态的偏见呢？马克思自己不是说了吗，他的存在决定了他的意识？至于马克思的老伙计恩格斯，也当如是观也。他虽然是个万恶的资本家，但毕竟还是和他的姐妹花以及工人们一起，吸着毒气。所以他的学说也像马克思一样散发着犹太、德国和英国的三料混合毒气。他还帮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这毒气迄今为止已经毒害了人类一百多年。

一个吸着雾霾的人，他的头脑可能正常吗？

举一个例子，《资本论》论一千道一万，就是没有说资本的利润是来自风险的。资本与其说留着工人的血还不如说流着资本家的血——资本家们失败了破产了会上吊自杀的，而工人们却不会因为受到剥削而自杀。工人只会流汗，不敢流血的无法升到资本家阶级。

谢选骏：连任需要诉诸战争——瑞典世界第一

《特朗普宣布美“断交”世卫 取消香港特别豁免 制裁官员》（综合新闻 2020-05-29）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29日下午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记者会，说明与中国有关议题。川普在记者会上表示再次针对疫情批评中国，同时表明美国将「终止」与世卫组织（WHO）的关系（the U.S. will be terminat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至於香港问题，川普表示将会取消香港特殊待遇，但并未谈到是否退出今年初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记者会原定美东时间下午2时（台湾时间30日凌晨2时）举行，但川普延后至将近3点才现身，发表约10分鐘谈话后随即离开，并未接受现场媒体提问。

关於新冠肺炎与WHO问题，川普称中国已经「完全控制WHO」；川普强调，已经告知WHO必须进行改革，但对方拒绝採取行动，因此美国决定终止与WHO的关系，并将相关资金重新定向至其他地方，以满足全球公共卫生需求。川普强调，「中国必须向世界回答病毒问题，我们必须保持透明。」

此外，川普指责北京当局破坏对香港和世界的承诺，直言「港版国安法」立法将使香港由「一国两制」走向「一国一致」，违背中英联合声明，使香港「窒息」。川普称，他的政府将展开行动，开始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程序，同时也会制裁相关官员。川普提到，国务院将修改对香港旅游建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记者会，他批评中国推出港区国安法，违背中英两国在1984年所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确保香港自治的承诺，中国针对香港的行动，完全违反条约的义务，认為香港不再享有足够的自治权，批评中国已经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特朗普表示，他的行政团队将会展开行动，开始取消给予香港特别待遇的政策豁免的程序，美国将会採取措施，制裁参与削弱香港自治的香港官员，另外，美国将修改国务院针对香港的旅游建议，以反映「增加监视风险」。特朗普强调，「Our actions will be strong， our actions will be meaningful」。

如市场预期一致，特朗普续宣布一系列制裁中国金融、贸易、科技等领域的措施。

谢选骏指出：特朗普临阵怯场了！延迟哆嗦了一个小时，只说了十分钟就说不下去了！这个所谓的“记者会”只是独角戏，连记者问答的遮羞布都没有——太太你太可怜了！

《不止香港议题！特朗普记者会提4招制裁中国 一文看懂》（hket 2020-05-29）报道：

中美关系堕入谷底，美国总统特朗普香港时间周六（30日）凌晨召开记者会，就与中国的关系作出最新表态。根据他的谈话全文，他从四个方面向中国开火，并预告将从这4个范围采取措施应对中国；其中除外界最关注的香港特殊地位外，也包括新冠疫情责任、知识产权、以及中概股（美国上市中国公司）的监管等。

一）新冠肺炎疫情——特朗普并再次指控中国「隐瞒」新冠病毒疫情，未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及时通报，还施压世卫误导全球，全球因此蒙受苦难，他要求中国给全世界一个交代。他又宣称，对中国完全掌控世卫感到不满，因此宣布，全面终止与世卫的关系，并将原先规划提供给世卫的资金转至其他有需要的地方，满足目前迫切的公卫需要。

二）知识产权——特朗普接着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显示美国经济独立、重新分配关键供应链、与保护美国科技进步至关重要。他称，多年来，中国政府透过非法间谍活动窃取美方产业机密，为确保美国重要的大学研究安全，将禁止部分中国人民入境，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的安全风险。

三）中概股监管——在金融市场方面，特朗普亦提出针对中国的措施；其中，正准备采取行动，规定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公司，采取美国的会计和审计标准；他又将指示总统辖下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审视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行为，以保障投资者利益。特朗普说，投资机构不应把客户置身于跟向中国公司融资有关的隐藏风险，他称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并不是遵守同一套规则；美国人应享有公平性及透明度。

四）港区国安法——谈及中央推动港区国安法立法，特朗普指称，此举违反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基本法。中国近来对香港采取的一连串行动，伤害了香港长久以来引以为傲的地位，这不但是香港民众的悲剧，也是中国人民与全世界的悲剧。对于中方说此举在保护国家安全，特朗普表示，事实是，香港是个自由社会，安全且繁荣，北京的决定推翻这一切，使香港的自由度下降，香港自治不再，中国将一国两制承诺变成了一国一制。

谢选骏指出：上述四点，毫无新意，都是拾人牙慧。特朗普哪里懂得，你这几年弄得天怒人怨、一塌糊涂，要想连任，只有诉诸战争，否则的话，门都没有——除非你开个后门。

《欧盟严重关切港版国安法不制裁威胁 美谴责欧洲朝钱走》（RFI 2020-05-29）报道：

5月29日星期五，欧盟27国外长举行视频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利对香港问题表达了“严重关切”，但同时表示，欧盟不会对北京进行惩罚性的制裁威胁，而欧中峰会的筹备工作，则将继续进行。博雷利具体解释道：“事实上，欧洲国家当中只有一国，提出过对中国进行制裁。”法新社则引述一名外交人士的话说，这个国家是瑞典。博雷利表示，欧盟的确警告港版国安法“不符合北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欧盟必须要在持续的对华交流当中，提出这一点”。在声明中，欧盟表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基于相互的尊重与信任”，“（港版国安法）的决定让人质疑中国是否能践行国际承诺”。博雷利当天还强调，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太过复杂，中国既是竞争者，也是对手，同时又是一个盟友，很难对它做出单一的限定”。

法国智库“战略研究”的研究员安托万-波达兹认为，“中国将欢迎欧盟这种姿态，因为中国把欧盟视为西方柔软的腹部，欧盟做出柔性回应，这是意料之中的。”

对于欧盟的态度，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德国大使理查德-格勒奈尔发推特表达了不满。他说，“欧洲远离了西方一步，朝金钱迈进了一步”。但美国的态度，显然不是欧盟的态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在今年9月于莱比锡与欧盟27国领导人会面，欧盟暂没有就此事做任何文章，仅表示“这一系列会面的时间表有可能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进行调整”。

谢选骏指出：瑞典就是牛，不仅在欧洲首屈一指，而且甚至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如果瑞典具有美国这样的体量，那么全球政府就非瑞典而莫属了！

谢选骏：骂窃国大盗是对社会负责任

谢选骏：骂窃国大盗是对社会负责任

《RFA独家：骂皇帝是对社会负责任（鲍彤）》（2020-05-19 自由亚洲）报道：

人民网有一篇佚名文章《跟主席学国学》，介绍习近平“讲给世界的十五个典故”。我读了其中第一个典故的介绍，有三点不满意。

这典故是指习在巴基斯坦议会演说中引用的两句成语：“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作者说，这两句话出自李世民的《赠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作者解释道：“在狂风中才能看出草的坚韧，在乱世里方能显出忠臣的赤子之心。”

习的原话没有问题。三个问题都出在辅导文章里：一，习那两句话的出处未必是李世民这首诗，更何况把中巴关系跟唐太宗和萧瑀之间的君臣关系相提并论太不伦不类了。二，把“板荡识诚臣”解释为“在乱世里方能显出忠臣的赤子之心”，不准确。三，作者没有完成自己规定的任务，谈不上帮助读者“学国学”。

《板》和《荡》，是《诗经*大雅》的两篇，都是几百字的长诗，都是士大夫创作出来在庙堂之上自由流传的“大雅”之作，从来没有被谁保过密。想知道它的本义，想知道李世民感慨“板荡识诚臣”的缘由，很容易，读一读这两首诗，就明白了。

《板》开门见山，说：“上帝板板，下民卒瘅。”——上面的皇帝不正常，下面的平民活遭殃。诗人历数最高领导人的过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

《荡》同样直率尖锐，第一节原文：“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非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意：为所欲为的皇帝在上，你是下民的君王。君王你暴虐凶强，君王你品质不良。天生我们众民，没法掌握命运。你当初净开支票，最后却打了空漂。随后七节，诗人严厉谴责皇帝失职失德，辞意激烈，全是训斥。

什么是《板》和《荡》？我想已经一清二楚了。不必拐弯抹角把板荡解释为乱世。板荡就是 “骂皇帝”，乱世可以骂，盛世也可以骂。

“板荡识诚臣”是李世民对“骂皇帝”的肯定和嘉许，也是对骂皇帝的“诚臣”的肯定和嘉许。李世民没有勃然大怒，没有下令把骂皇帝的人斩首。相反，他认为，骂皇帝是“正能量”，——姑且用今天未必准确的流行语，——是好的，不是什么坏事情。

《板》和《荡》，在诗三百中独树一帜。它不同于歌唱爱情的《关雎》，不同于细说田家苦乐的《七月》，也不同于咒骂吸血鬼的《硕鼠》……。但是，它和诗经中的其他篇章同出一源，都是正常的人性人情的发泄和发扬！无怪乎孔夫子斩钉截铁地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者，纯正也！评价人类精神生活，“思无邪”应该是一种朴实的肯定，我认为。

李世民是明白人。他登上皇位不靠幸运，不靠神话。他深知朝廷陋规和群臣百态。他才不糊涂呢！他懂：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人，往往是些废物！歌功颂德的作用，大不了是骗骗皇帝，使皇帝陶醉或麻醉，使皇帝稀里糊涂或者发疯发狂，使国家陷入危机，使老百姓受罪遭殃！他懂：巧言令色，成天拍马屁的，要么是想浑水摸鱼，要么干脆就是包藏祸心！他懂：做工作的，起好作用的，老百姓信任的，不是那些全心全意讨皇帝欢心的宠臣；而是实事求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必看皇帝的脸色行事，不在乎皇帝喜欢不喜欢，不怕皇帝生气，不识时务，不随风倒，不含糊，不模棱两可，不因皇帝爱马就指鹿为马，不因皇帝喜欢打胜仗就报败为胜。唐太宗知道，他不需要宠臣，他需要诚臣！是的，诚臣！哪怕他们胆敢对皇帝批评指责，哪怕他们对皇帝出言不逊甚至口诛笔伐！

李世民的这种见识非同一般。《赠萧瑀》只有寥寥四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应求義，智者必怀仁。”首句是老生常谈，三四句是孔门初阶，都不新鲜；新鲜的是“板荡识诚臣”——骂皇帝是诚臣独具的品格！这是李世民的经验之谈，是全诗命意所在。没有这一句，全诗味同嚼蜡，何必写，何必赠，何必流传出去丢人！

吟咏“烈火见真金”是因为爱真金，吟咏“板荡识诚臣”却是因为重诚臣。李世民不重真金重诚臣。他下功夫钻研如何“识诚臣”，终于得出了“板荡识诚臣”的规律。皇帝者，最高也，万万得罪不得。得罪皇帝是找死。一般官僚，对皇帝敬畏犹恐不及，谁敢骂他！没有对人民对社会的责任感，谁敢冒这种杀身之祸！所以敢骂皇帝敢做负责任的诚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应该说是千古所难。当然咯，一千五百年前就能总结出“板荡识诚臣”的规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为什么是“板荡识诚臣”而不是“板荡识诚人”呢？那是皇帝的眼界使然：当了皇帝，一眼望去，别“人”统统都是被他领导的“臣”，而不是和他平等的“人”。皇帝有皇帝的眼界。李世民毕竟是唐太宗。谁能要求唐太宗不是皇帝？谁能要求唐太宗越出皇帝的视野？

我这篇短文是被“学国学”引出来的，只能介绍一下《板》和《荡》，介绍一下李世民那首诗。至于对“骂皇帝”这种社会现象进行探讨，非我学识所能及，倒是很想知道时贤的主张。

谢选骏指出：“自由亚洲”似乎变得不解中国了！你不能因为鲍彤三十年前原是赵紫阳总书记的大秘，就不加编辑他的言论。下面我说几点——首先第一，周朝没有皇帝，那么周朝的诗人在《诗经》又怎么可能“骂皇帝”呢！其次呢，李世民不是一个正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窃国大盗——他杀害兄弟、囚禁父亲、篡夺皇位、十恶不赦也。所以我说，“自由亚洲电台”不加编辑就发表发表《骂皇帝是对社会负责任（鲍彤）》一文，真是缺乏敬业精神，甚至驴头不对马嘴。因为我认为，“骂皇帝”不是对社会负责任，骂骂窃国大盗才是对社会负责任。虽然皇帝也是窃国大盗，也是该骂，但皇帝毕竟还是属于一种制度的——而现代中国，连皇帝制度都没了，但其头目却比皇帝还要无法无天也。

谢选骏：新、后、元、反等解构思潮为何有理

《人类学界的一桩大丑闻：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华文好书 胡子华 2017-07-28）报道：

[摘要]把人类学从确定性、规律性中解绑出来，重新放回动态的不安和焦虑中，这是格尔茨给人类学添置的一个不那么舒适的负担，但也是唯一的路径。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带着新、后、元、反等前缀的各种批判解构思潮蜂拥迭起，它们就像犀牛小分队冲进围墙庭院后的一阵恼怒狂奔，撼动了很多自命“科学”和“客观”的学科知识。

作为很晚近才在学院俱乐部里找到坐席的人类学，其时虽根基初立，却也面目可疑地卷入了这一连串的玄思论辩。在人类学的种种转向之中，格尔茨或许是进入问题最深处的人类学家，并由此在不安的动态中开辟出解释人类学的新路径，而这一切可能要先从一桩丑闻说起。

人类学界的一桩丑闻：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他对文化概念的诠释，影响超出人类学，及于社会学、文化史、文化研究等方面。代表作有：《文化的解释》《地方知识》《烛幽之光》等。人类学界有一桩丑闻，大家起始避而不谈继而又变得津津乐道，那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作为人类学的开山祖师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的贡献不在于他那可疑的学术成果，而在于他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田野工作者形象：他不仅善于自我调节以适应异乡的环境，还具有超乎常人的同理心和同情心，能够实现自我土著化，感野蛮人所感，思野蛮人所思，甚至信野蛮人所信，并由此获得一套关于土著如何思想、感受和理解的知识。这种兼具冒险家与学者的形象，给人类学家披上了一道富于想象的玫瑰色光环，并有理由置于旅行者、传教士、可口可乐代理人之上。

直到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写于1914-1915年和1917-1918年两次田野期间的日记，由其遗孀出版。在这部日记里，人们吃惊地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对其土著不仅毫无同情心，还充满了轻蔑和鄙夷，他大骂他们是嗜血者、野人、恶心的黑鬼（在他的民族志作品里，这些土著被描写成最聪明、高贵、正直的人）。要知道，早先的人类学工作之所以可信，首要便是作者自证为可靠的民族志工作者。可日记中暴露的马林诺夫斯基恰恰显得性情乖张、自卑自恋，满脑子充斥着性幻想和恋母情结。

毋宁说，马林诺夫斯基生前劳心费力塑造的人类学者形象，被他自己在死后无情地捣毁了。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了长时间喧嚣的争吵，其时在美国声名日盛的人类学家格尔茨也参与其中，他在这一年开始为《纽约书评》撰稿，首篇文章就是《论马林诺夫斯基》。格尔茨30年间发表于《纽约书评》的文章，在其去世后结集为《斯人斯世》出版，首篇即为《论马林诺夫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了其中文译作。

反思传统民族志——格尔茨投身人类学时，正赶上战后的乐观情绪，美国人类学雄心勃勃意欲大展拳脚，各类研究项目也很容易就能在这里或那里找到资金支持。正是在这波浪潮中，格尔茨前往刚独立不久的印尼，并在那里写下了关于印尼宗教的传统民族志，赢取了第一份学术名声。但自60年代以来，思想领域的纷歧喧嚣正逢鼎盛（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思潮不断涌现），以“理解非我族类知识”为目标的人类学，很快被当成某种隐秘的殖民工具，开始饱受道德、政治和哲学的诟病。《斯人斯世》中曾提到一场论战，在研究亚马逊雅诺马马部族的项目中，人类学家沙尼翁被指责配合人类遗传学家尼尔在那里进行人种优生学实验，“数以千计的血样和尿样、神秘的放射性碘示踪剂或解释不清的药物和接种——它们似乎的致命而非救命”。

与此同时，人类学自身也处于一种急剧变化的“赫拉克利特之流”：研究对象变了，原先的“野蛮人”在消失；研究地点也从荒蛮之所逐步转到新兴国家，那里的变化通常很多，很快，很支离破碎；人类学家自身、人类学赖以研究的道德基础、学科规则都在变，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也越来越多，马林诺夫斯基“丑闻”就是其中一例。但正如格尔茨所说：我们的力量恰在我们的混乱。人类学事实上正是从生气蓬勃的论战中汲取了它的大部分活力，而格尔茨正当其位也恰逢其时。在《论马林诺夫斯基》一文中，格尔茨明确表示人类学家无法找到门路进入任何野蛮人的内心，所谓“从土著的观点来观察”根本就只是一句口号。相比那些热衷于马林诺夫斯基人格缺陷的讨论者，格尔茨认为这桩“丑闻”的问题核心不是人类学的道德困境，而是认知困境（问题不是这体面吗？而是这可能吗？）和叙述困境（人类学家“去到那里所经历的”和“回到这里所说的”之间的鸿沟），因此随着马林诺夫斯基坍塌的，不只是人类学的形象，而是整个旧的民族志传统。

重新定义人类学？——格尔茨重新定义人类学的努力，在他的两本短论集《烛幽之光》和《斯人斯世》中可窥斑见豹。大致而言，前者试图从外部厘清人类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模糊边界和相互影响；后者收录了看似松散，但笔触更集中于人类学的内部问题，包括他自己的田野困惑和同路人的论战。正因如此，《斯人斯世》既可视为格尔茨的学术自传，也兼有学术史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斯人斯世》充分展现了格尔茨独特的人类学视角，即从参与观察到对参与的观察，从理解到对理解的理解，视野之开阔堪称“思想民族志”（杨德睿语）。在其中，他以一种目录清单的方式整理出思想跑马场上的时代面向，因此在其叙述的褶皱里时常能瞥见种种微型的认知观念史和漫不经心谈起的误解大全，而马林诺夫斯基丑闻所代表的认知困境和叙述困境，作为核心议题几乎或隐或显地贯穿了全书。

传统民族志为了赢取读者的信任，往往借助于以下手段：（1）塑造一个可靠的民族志工作者，既能融入土著的内心，又能保持客观的疏离（格尔茨：这已经被马林诺夫斯基捣毁了）；（2）区分“描述”与“评价”，将自己严格地限定于描述的范围（格尔茨：这是一种虚假的区分，只能用以自我安慰）；（3）通过事无巨细的当地描述，证明人类学家到过那里，再通过摈弃文学修辞，以显得全靠事实使人信服（格尔茨：传统民族志写作里恰恰充满了断言）。

在格尔茨看来，面对马林诺夫斯基丑闻，无需对“我”产生忏悔录式的心态，也视“我”如敌，想方设法地抹去或遮掩，而是应该直接、坦率地承认人类学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这个观察者、在这个时间、在那个地方，因此人类学家的观点可能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当地人视角的。人类学所面对的是复杂的、含混的，甚至是粉末状的现实，是一个无法被还原的“事实真空”，因此难以成为“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应该是“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而诸如真理、真实、客观、规律等等这一套标准嫁接在人类学之上，事实上是一种诸如哲学研究看着像文学评论、科学讨论读着像文学小品、理论性文章写得像游记之类的文类混淆，更多时候是有害无益的。

把人类学从确定性、规律性中解绑出来，重新放回动态的不安和焦虑中，这是格尔茨给人类学添置的一个不那么舒适的负担，但也是唯一的路径。

人类学何为？——既然人类学无法给出确定性的、一劳永逸的知识。人类学何为？从1945年到20世纪末，不列颠、荷兰、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等大殖民帝国几乎都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将近100多个新独立国家问世。毋宁说，格尔茨遇上的是一个重新格式化了的世界，一个具象的例子就是他的田野地印尼（他到达那里时，印尼刚独立不久）。

印尼有大大小小近500个族群，说的语言多达300多种，或局部或全部地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等多国殖民过。在这里，似乎越深入，事情看起来就越难理解。家庭、村庄、氏族、阶层、宗派、军队、精英、国家，结构套着结构，转而又挤垮结构，就如同一锅语言、习俗、信仰和地域的超级大杂烩。但这个国家恰恰建立在差异和宽容差异的基础之上，且这样的复杂形态将越来越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的共同处境。那么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

世界的另一个新变化是，各种目录的大篡改。200万印度人住在印度以外，500万穆斯林住在法国等，在纷杂交错的流动中，各种不同宗教、族群、语言、祖籍等差异明显的人群像拼贴画一样并置在一起。这个世界舞台“在同一时间里正变得更加全球化，又更加分离，更彻底地互连，又更精细地切分。世界主义和地方主义不再对立；它们连接在一起，互相强化，一盛俱盛”。那么如何理解这样的世界拼图？

解答这两个问题，格尔茨认为正是人类学的强项：兼具在多个海域航行的多样性。“某种形式意义上是非我族类的，……那么要理解它，又不拿共同人性的空洞低语和稀泥，拿各有所好的冷漠态度消除它的杀伤力，要不就说它有趣乃至动人却不重要而草草打发：这是我们必须勤奋学习的一门技巧。……即增强我们的想象力领会我们面前之物的能力。”而实现的最可靠途径，就是从康德式、黑格尔式或笛卡尔式的光滑冰上返回粗糙的地面，像人类学那样承认差异，并从差异中协商和制造出认同。

时至今日，格尔茨的解答或许已被学界当成某种“过时老调”草草打发，但他拓展开来的问题却会历久弥新，反复遭遇。（文章原标题：《格尔茨与一桩人类学丑闻》。）

谢选骏指出：各种“新、后、元、反等解构思潮”为何有理？这不仅得之于欧洲的衰落，也得之于资讯的发达。一百年前的《日记》，正好凸显了这一转型——不仅马利诺夫斯基如此，爱因斯坦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些混迹于英美的欧洲人，本事就是遭受排挤的少数民族——马林诺夫斯基是个波兰人，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这些人都是希特勒德国大力消灭的“人渣和臭虫”。马林诺夫斯基等波兰人，爱因斯坦等犹太人，他们能够活着都不容易，所以他们“恶向胆边生”地仇视比他们更弱的族群，也就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了。用一百年后的眼光去批判他们的种族主义，正如用一百年的嘴巴去阿谀他们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一样幼稚。

网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报道：

本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1915年间和1917-1918年间的两本日记。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生前的日记在1967年出版后，引发了持续近二十年的争议：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山祖师式人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岛考察期间，所记日记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于当地人的态度相去甚远、充满矛盾。在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当地人的鄙夷和痛恨（甚至有种族歧视的嫌疑），而且他还不断怀疑自己和工作的意义，并饱受情感、健康的困扰。

本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1915年间和1917-1918年间的两本日记。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各种经历，作为一本从未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他的记录简单明了，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窥到新几内亚土著在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以及马林诺夫斯基作为普通人较为阴暗的一面和他对于个人人生、事业和感情的思考。

这本日记已经被广泛用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伴侣读物，因为它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人类学家在实际调查工作中的困惑与坚持，更将人类学家中的“人”回归到了其原原本本的含义，将人生的这种困惑与坚持扩大到了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心有戚戚焉的层面上。

日记摘录

1914年9月20日，今天，星期一
做了个怪梦；同性恋情，对象是我自己的分身。经常有这种奇怪的自慰般的性欲；有一种念头，想亲吻一张和我一样的嘴唇，和我的曲线相同的脖颈和额头（从侧面看）。起床后很累，慢慢地调整好状态。去见了贝尔，我们聊了聊土著劳作的事情。然后在中央法院见了阿休亚。午餐后又见到阿休亚。然后给奥马利作了报告，和他一起去见了麦克格兰（McCrann）。到家之后给母亲和哈林卡（Halinka）写信。上山……

9月27日，星期日
截止到昨天已经到此地两周了，但我不敢说生理上已经完全地适应了这里。上周六和阿休亚的远足让我过度劳累，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失眠（不是很严重）、心脏负荷过重、精神紧张（这点尤甚），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这些症状。我感觉这个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极易疲倦的心脏导致的缺乏锻炼，加之大量密集的脑力劳动。我必须多做运动，特别是在凉爽的早晨和傍晚。砷化物是不可缺少的，但我绝对不能加大奎宁的用量，每九天服用十五粒应该就足够了。至于我正在做的事情，我的民族学探索强烈地吸引着我。但是目前存在两大缺陷：（1）我现在和当地的野蛮人接触太少，对他们的观察还不够充分；（2）我不会他们的语言。关于第二条，虽然我现在正尽全力学习莫图语，但语言的困难将非常难以克服。这里极致的美景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事实上，我发现莫尔斯比港的周围地区甚至可谓荒凉。我的阳台被[藤条]缠绕，挡住了五分之四的[视线]，所以我只能从它的两端欣赏海景。地面布满石子，凹凸不平，各种垃圾散落四周，看上去就像一个一直堆到大海的垃圾场。这里房子的四周都被格子棚架的走廊环绕，走廊到处都是开口。尽管如此，周围的大海和丘陵都美丽非凡。这种景象独一无二，特别是从通往村子的那条路的方向看去，风景被几株棕榈树和红树框了起来。清晨，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层薄雾包裹。大山在雾里时隐时现，淡粉色的影子映衬在蓝色的天幕上。海面微波荡漾，涟漪丝丝，斑斓的波光伴随着海面的不断移动更加熠熠生辉；海水稍浅处，在绿松石般的植物之间，你甚至能看到深紫色的礁石上长满了水草。当海浪平静，微风抚平海面时，海水倒映着天空和陆地，它们的色彩可以从宝石的深蓝色变幻成烟雾弥漫的群山才有的柔和的粉色。而起风的时候，风将大海表面的平静打破，把海底的景致、群山和天空的倒影搅浑在一起，海面泛着独特的碧绿色，偶尔点缀着几点深蓝。过了一会儿，不知是太阳还是微风把迷雾驱散了，群山的轮廓便清晰可见起来；此时海湾深处的海水泛出深蓝色，浅滩处则是蓝绿色。天空向万物洒下一片蔚蓝。但群山的美妙剪影继续在这片纯净的蓝色中闪耀，如同在碧海晴天中沐浴一般。直到下午，迷雾才完全散去。山体上的影子变成更深的蓝色；群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鬼魅感，仿佛某种黑暗的力量统治着它们，和永远沉静安然的大海与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傍晚，天空又被一片薄雾遮盖，夕阳紫色的光芒渲染着各种形状柔如羽毛的云朵，云层排列得异常美丽。某一天中午，一些远处火堆的浓烟飘入空中使得万物都蒙上了一层轻柔的阴影。我当时因为太累而不能尽情享受这视觉的盛宴，但这些景色绝对独一无二。总之，这里的风景比其他地方更像沙漠，容易让人想起苏伊士地峡（Isthmus of Suez）的景观。各种最热烈的颜色，带着一种我尚不能言明的某种节日的特质，一种过分精炼的纯粹和奇异的特质在这里肆意狂欢-那是一种类似于宝石在阳光下闪烁出的瑰丽色彩。

过去几天的日子异常单调乏味。21号，星期二[原文如此]
阿休亚在法院忙了一天。于是找来伊古阿（Igua）帮我整理行李。周二晚上，感觉虚弱不堪，根本不想去找辛普森博士。周三早晨，阿休亚从11点就开始忙碌。下午去拜访了奥马利，他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对我讲。我见到了漂亮的科瑞（Kori），她皮肤光滑，文身精美；尽管藏在古铜色肌肤下，这种des ewig Weiblichen [永恒的女人味]依然迷人。周四早晨和阿休亚待在一起；下午去了趟村子；很累。晚上贝尔来找我，我们讨论了当地的土著。周五早上遇见汉特先生，和他共进午餐，下午我们闲聊了一阵；我累得吓人，什么也做不了。哦，对了，前几天晚上我还洗了一些照片；今天，即使是洗照片也让我疲惫。周六早晨，汉特来访；他这次又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后和阿休亚待了一小时；接着去见了贝尔，不请自来地到长官那里吃了午餐。午餐后，我读了点滕内尔（Tunnell）和莫图语语法。晚上在帕戈山（Pago Hill）散步--感觉恢复了点体力；和斯坦福·史密斯聊天。很早入睡……政治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我；我尽力不去想它们。我有一个夙愿，希望波兰的命运能够有所改善。至于乡愁，我很少为之所困，在这点上我感到很骄傲。我仍然爱着[……]——但不太自觉，也不甚明确。我对她所知甚少。但在生理上——我的身体又很渴望她。我会想念母亲[……]有时[……]。

星期六[10月24日]
到昨天为止，我到迈鲁已经一周了。这一周内，我非常缺乏条理。我阅读完了《名利场》（Vanity Fair）及整本《罗曼史》（Romance）。我割舍不下这些书；它们就像毒品一样让我难以自拔。然而，考虑到恶劣的工作条件，而且对于短短一周的时间而言，我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成果也不算太差。我不喜欢和那个传教士住在一起，特别是因为我知道什么东西都得我来付钱。这个人的[白种人]“优越感”让我感到恶心。但我必须承认，英国人的传教工作有一些积极的方面。但如果这个人是德国人，毫无疑问，他会更彻底地令人生厌。这里的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礼遇和宽容。这个传教士和他们一起打板球，你也不会觉得他太过肆意地摆布他们——一个人想象中的生活总是和现实相差太远！这是一个四周围绕着珊瑚礁的火山岛，头顶着一方永远蔚蓝的天空，包裹着一片宝石般深蓝的大海。在海岸线一侧有一个巴布亚村庄，海面上零星地停泊着小船。我喜欢把在棕榈树林之间的生活想象成一个永无止境的假期。当我从船上望去时，就是这种感觉。我感到快乐、自由、幸福。但这种感觉只能维持几天，之后我便逃到了萨克雷（Thackeray）小说中描述的伦敦势利小人们身边，紧随其后在大城市的街巷中游走。我渴望待在海德公园（Hyde Park）或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我甚至开始欣赏伦敦报纸上的广告。我无法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无法接受我的自我囚禁，更无法将之利用到极致。这就是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

莫尔斯比港。我最后一次去是9月27号，星期日。我中了滕内尔的魔咒，一天中有连续好几个小时都在读他的书。我暗暗发誓再也不读小说了，但这誓言只能保持几天，我便又开始堕落了。那周内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去看了看拉洛基（Laloki）[莫尔斯比港旁边的一个小岛]。周二被长官邀请赴晚宴——格里姆肖（Grimshaw）小姐和德里希夫人也在那儿。我们计划在周四或周五离开。那段时间我一直没有机会和阿休亚一起工作，因为他在忙波尼斯科尼（Burnesconi）的案子，这个人把一个土著“绑起来在空中吊了五个小时”。我对这几天的记忆有些模糊；只知道自己精力不是很集中。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星期三，在钱皮恩家吃的晚餐；晚餐之前，见了那个传教士一面。前一周周日，我和长官一起吃过午餐，汉特上尉也在那儿，我读了点巴尔贝·多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的小说。阿休亚也不在家。我去见了奥马利，然后去找传教士，他带我乘船去了趟镇子。我记得那天晚上，夜幕正在降临村庄，引擎在船身下旋转，发出时强时弱的闷响；气温很低，深海上浪花四溅。周三，身体很不舒服，于是打了一针砷化物，准备修整一下。周四早上，默里派伊古阿和杜纳送给我一匹马，我们在村子里见了个面。我骑马从传教站（Mission Station）后面经过，穿过满是园圃的山谷，途中遇见成群结队的土著，他们有的在地里劳作，有的正往回村的方向走。溪水旁是一个分岔口，从那里望去，美妙的景致一直延伸至大海。我骑着马向山谷下走——山脚下有一小丛树林，非常棒的树荫；我感到一阵对热带草木的渴望。随后，我们冒着酷热进入山谷。同样枯萎的灌木；矮小的铁树和露兜树--前者跟木本蕨类很相似，后者长着奇怪的毛茸茸的叶球[……]--它们让干枯的桉树构成的远非异域风情的景致显得不再那么单调。草木枯萎，透出金属般的棕色。强光照射到四处，赋予这片地区一种奇特的冷酷和矜持，这种景致又最终使人疲惫。当接近湿地时--所谓湿地只是一条干涸的小溪--或到肥沃一点的土地时，你能看到稍胜一筹的零星绿意。瓦加纳（Vaigana）河像一条绿蛇蜿蜒地流过烤焦的平原，在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划出一条细长的割痕。午餐；阿休亚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各个领地边界的情况。（拍完两张照片后）我们骑马穿过平原。阿休亚指给我看两块土地之间的边界线；是一条直线，并没有依循自然地形。我们骑马爬上一座山。我和阿休亚爬到山顶上，画了一幅地图--他打的草稿。我面前的平原被瓦加纳河横穿而过，右侧是干涸的沼泽，沼泽后方是巴鲁尼丘（Baruni Hills）。远处，绵延的山脉一直延伸到莫尔斯比港海湾。好不容易才画好地图。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谷下山，左手边是一片高挑的棕草，在阳光下随风摆荡，不停地闪烁和变幻着颜色，时而血红，时而绛紫，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抚摩天鹅绒一般。阿休亚组织了一次小型狩猎。我们进入了阿盖尔塔布（Agure Tabu）的灌木丛--一条浑浊的小河缓缓地流经树林，我在那第一次见到了西谷椰树。阿休亚跟我说，此情此景之下，应该进行一次祷告，不过饮用这里的水和食用这里生长的西谷椰子或其他植物是很危险的。我们进入了一片向拉洛基两边的狭长地带延伸的密林，那里有许多参天的八果木-在它们宽大的根基上生长出极高的树干--还有一些美轮美奂的藤蔓植物……我们涉过一条长满高大灯芯草的河流。在河的另一边，我们骑马沿着一条小道前行，两边长满大树、藤蔓植物和灌木丛。我的右侧是河流；左侧的园圃时隐时现。河岸上有个定居点，四间小屋坐落在一片平整干燥的土地上。中间有一株小树，上面长着紫色的树莓，正在变成娇艳的红色。几个土著；孩子们在广场上成群的猪之间穿梭嬉戏。我们穿过一个种着香蕉、西红柿和烟草的园圃，回到河边。在河边，阿休亚偷偷地跟踪了一条鳄鱼--未果。回去的路上，我沿着河岸走，甘蔗树的利刺划破了我的鞋子。在家里，我与戈阿巴和伊古阿坐着聊了会儿天。

第二天早上（星期六）
我起床颇晚，跟着戈阿巴和杜纳去了园圃。我观察了怎样挖土和包裹香蕉树，还追赶了一头[鹿]。在芒果树下面午休；给一些妇女拍照。午餐（木瓜）；睡觉。醒来后去河里洗澡--非常舒服--之后钻进了树林里。天然的树荫之下别有洞天。一棵巨大的树干撑起了一块似乎悬空的树墩--一棵八果木。我们来到一块空地，那里土著们围坐成一圈，边切小袋鼠肉边烤。他们先切开袋鼠的肚子，然后扔掉[内脏]，再烘烤它的皮及其他部分。黄色的烟雾升起，飘入丛林。我们往回走的路上听到了小袋鼠们跑开的声音。阿休亚比我们早到。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前一天我们聊了儿童的游戏，但不幸的是，我没做笔记）。

星期天我们很早就动身往回走，原路返回，一直走到浅滩，然后穿过阿盖尔塔布，继续步行穿越一片狭长的平原，然后到达一个尘土覆盖的高土堆，它的外观有点像一面[墙]。在土堆脚下，我们又转了个弯，看到了种着墨西哥大麻的（剑麻）种植园。我站在一座小山上，草绘了另一幅地图。山上的景色很美，霍布柔崖（Hornbrow Bluff）和劳斯山（Mt. Lawes）。突如其来一阵疲惫。我骑在马上，悄悄地打盹儿。阿休亚射中了一只小袋鼠。到达霍赫拉的时候，我已疲惫至极。得知新几内亚地区（N & G apparatus）已经混乱不堪，我更加心烦意乱。我们从霍赫拉的法官（由哈迪[Uhadi] iduhu的酋长）那里得知了以前遍布于克塔普阿三（Koitapuasans）的景象。余下的路途无甚新意。在莫尔斯比港，我看到一张杜布瓦夫人（Dubois）约我喝茶的请帖。她的丈夫（一个法国人）给我的印象是：聪明、令人愉快。我们聊了聊莫图语。晚上在家里度过。

星期一，10月5日
与阿休亚一起工作，给默里打了电话。直到星期三（？）才去见他。道德底线不时崩溃。我又捡起了小说。阵阵的沮丧。比如，肯德勒（Candler）对印度及他回到伦敦的描写，会勾起我对伦敦和N.的无限思念，想起我在伦敦的第一年如何先住在萨维尔街（Saville St.），后来又搬到上马里博恩街（Upper Marylebone St.）的情形。我发现自己老是想念T.，太过经常的想念。分手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种痛苦，就仿佛从白昼瞬间坠落到暗无天日的黑夜。我脑海里一遍遍重放在温莎（Windsor）时和回去之后的那些点点滴滴，回味我那时候的确定无疑和安全感。还有那时我的郑重决定，屡次三番地下定决心，要和她永远在一起。正式分手——从3月28日星期六持续到4月1日星期三，以及那时我的犹豫不决-星期四晚上、星期五、星期六，不断轮回——所有的这一切，都痛苦地不断重现。我仍然爱着她。我依然记得我从克拉考回去之后的几次见面。

我很少想到战争，缺乏细节的报道让人们更容易将这整件事看得无关紧要。我不时地练习舞蹈，尝试潜移默化地将探戈注入阿什顿夫人心灵中。月光柔美，洒在麦格拉夫妇家的走廊上--和这些凡夫俗子在一起，让我厌烦透顶，他们对那些使我兴奋不已的事物居然无动于衷，而那些事物是如此地富有诗意。我对炎热的反应很不稳定：有时我感觉难以忍受--即便绝对赶不上我在“奥索瓦（Orsova）”、科伦坡（Colombo）和康提（Kandy）时候遭的罪；有时候我又坚持下来。虽然我身体不是很强壮，但是头脑却一点都不迟钝。我睡眠规律，食欲旺盛。虽然有时也感到疲惫，可这在英格兰的时候也一样；我依然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比那年夏天好很多，即那个国王举行加冕礼的炎热夏天。

典型的一天：晚起，然后刮胡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去吃早餐。我坐在弗若兰（Vroland）与杰克逊（Jackson）对面。收拾齐整，然后去中[央]法院，在那里我给了阿休亚很多香烟，好和他待在一起。然后午餐；午休；之后去村子。晚上待在家里。我从没晚上去过哈努阿巴达。山丘背后，棕榈树的缝隙之间，闪耀着海洋和天空的绛红反光，镶嵌在一片宝蓝的阴影之间--这是令人较为开心的时刻之一。梦想自己在南海永远定居，等我回到波兰的时候，这一切将在我脑中留下怎样的回忆？我在想那里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想到母亲，感到自责。偶尔，我也会愈发苦涩地想念斯坦斯，怀念有他在身边的日子。但我很庆幸他不在这里。

谢选骏指出：马林诺夫斯基没有想过要出版自己的日记，更没有想到自己的日记会落入他人！所以它无法像《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那样写的冠冕堂皇——因为专门那是留给下属瞻仰的范文。

网文《马林诺夫斯基》报道：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卒于美国。1908年以全奥地利最优等成绩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 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而这些，都是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

马林诺夫斯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父亲卢克杨·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是杰格隆尼大学（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的语言学教授，同时是波兰语在内的斯拉夫语言研究先驱；母亲约瑟华·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则是贵族之后，同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他们住在于该大学任教的教授社群内，而该大学的教授多是自视甚高的学术精英，自小马林诺夫斯基便受到贵族式的教养。
1898年遭逢丧父，当时14岁的马林诺夫斯基生活全由母亲照料。隔年，他罹患严重的眼睛疾病，医生警告他有失明的危险，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因此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从学校休学，由母亲在暗房中教导他拉丁文、数学等学校科目。眼疾治好后，马林诺夫斯基与母亲开始到热带地区旅行，其中包含非洲、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上的岛群等地。而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除了游历四方外，也受到当时的青年波兰运动（Young Poland movement）影响，开时投入剧本和诗的创作，并结交了两位知己：日後成为波兰前卫画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的雷奥·屈斯克特（Leon Chwistek），以及史班尼斯劳·维科伟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e）。其中后者又与他格外亲昵，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和平日书信中往往称他作“史塔胥”（Sta's）。两人不但住在一块（上课期间维科伟奇住在马林诺夫斯基家，假期时两人到维科伟奇在乡下的家度假），在彼此的创作作品中也常借用对方的性格进行描述。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期的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大半的教育都在家中完成，马林诺夫斯基于1902年依然顺利进入波兰著名学府杰格隆尼大学哲学系就读。而在哲学之外，他又修了波兰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课程，并且受到其父亲的好友法学教授达根（L.Da-rgun）、艾斯特莱赫（S.Estreicher）以及历史学家波特康斯基（K.Portksnski）等人的影响，逐渐对家庭、社会和民族学产生兴趣。1908年在哲学史教授帕夫斯基（S.Pawlicki）指导下开始写作论文《思想的经济原理》（英文作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Thought），内容是讨论奥地利哲学家兼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思想：他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论述如何计算人思考和精神活动是花费与释放出来能量的经济原理。写作论文期间，马林诺夫斯基又因健康情形不佳，与母亲再度到热带地区旅行，并一直到1908年才提交论文，正式从大学毕业。由于无法获得就读教师资格的奖学金，他又到莱比锡大学进修，学的是心理学和经济史。
根据马林诺夫斯基自身的说法，他在养病期间阅读了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后，才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决心投入人类学的研究，而多数也接受这种说法。然而有些人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成长背景分析，认为他投入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其实建立在他的成长与求学过程之中，而他在杰格隆尼大学时学到的教育，也处处影响到其日后的理论与研究对象。
1910年马林诺夫斯基拿到奖学金，顺利以硕士后研究生的身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就读一年。这期间他接受以研究婚姻史闻名的社会学家艾德华·魏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指导，并于隔年回国後发表文章批评佛雷泽对婚姻的论述。1913年，马林诺夫斯基以讲师的身份回到政治经济学院，同年发表第一本英文著作《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igines），以大量澳大利亚原住民（当时被认为最原始的民族）文献与材料批评魏斯特马克的论点，进而主张最早的家庭乃为核心家庭。此书不但受到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Alfred Reginal Radcliffe-Brown）等英国人类学家赞扬，还为他取得正式的博士学位。

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上与土著访谈的情形。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学专家查尔斯·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引介下，马林诺夫斯基取得奖助金得以完成到澳大利亚研究图腾制度的梦想。然而在7月抵达澳大利亚，辗转於雪梨、墨尔本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当时的澳大利亚仍属于英国，而马林诺夫斯基的国籍却是其敌国奥地利（当时波兰被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瓜分），为了避免遭到遣返（其他研究团员多选择此方式），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与澳大利亚政府斡旋，最终获得研究的许可，而走上自身一人进行田野调查的路（当时多数的田野调查是由研究团队合作，在各地进行的短暂的访问与考察）。于是从1915年9月1日到1917年5月，马林诺夫斯基独自在新几内亚（当时由澳大利亚政府管辖）南部的迈鲁（Mailu）岛上从事研究，并率先学习土著语言以方便调查。1915年5月，在偶然机缘下他决定到东北方的超卜连群岛（Trobriand Islands）进行下一步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参与超卜连生活的景象。在超卜连，马林诺夫斯基整理了之前碰到的问题，以及自身奉守的实证主义，逐渐创立一套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他认为作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依据的民族志材料应该根据具体的证据书写，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写作统计图、族谱等图表以理解澄清研究对象的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图表又包含得自于土著的意见以及自身的观察；然而，这些图表的书写不是漫无目的的工作，而是具备对研究问题的关怀与学科上的考量。基于前述的原则，他提出了参与观察法的研究方式，即让自己真正参与部落之间的活动，并适当的与自身的文化（特别是当地的传教士与殖民官员）保持距离，使自身真正观察到土著生活中琐碎却又关键的习俗与规范。此外，他认为许多实际的规范仍难找到真正的答案，因此土著的传说、口语中的词汇以及其自身的观点也该是民族志纪录的对象。而最后完成的民族志应该呈现土著的想法与世界观，而让读者理解不同文化（自身与当地）之间的差异，进而认识自身的本性。
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的田野调查十分成功，并持续到1918年才返回墨尔本，但他的日记与其他纪录显示其生活充满了矛盾：当地官员当他是怪人，而土著觉得对他的行为愚蠢可笑。而他自己在当地没有朋友，成天面对乡愁与对工作的厌倦（他十分痛恨土著的现实与无知）。即使接获母亲去世的噩耗，也必须强忍哀痛，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1918年他终于完成了田野调查，暂时回到墨尔本，随后与仰慕已久的艾丝·马森（Elsie R. Masson）结婚，但不久却生场大病，于是在回欧洲前又到加那利群岛（Islas Canarias）疗养一年，并著手撰写《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0年，马林诺夫斯基与妻子带著田野工作的成果回到英国，随即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任讲师。1922年正式出版第一本田野调查成果《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不久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学院首位社会人类学课程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英国人类学界的重要影响力。1927年马林诺夫斯基升任该学系系主任，担任该职直到1938年他离开英国为止。
在伦敦大学期间，马林诺夫斯基精彩的授课吸引了各地学生加入，其中包括艾德华·伊凡普理查（Edward E. Evans-Pritchard）、艾德蒙·李区（Edmund Leach）、梅耶·弗提斯（Meyer Fortes）以及中国的费孝通，另外社会学家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吴文藻等人也会参与他的讨论课。课堂上的马林诺夫斯基充满了精力，但也滔滔不绝下却要求学生必须接受他的功能论论述。而课堂之外，他致力于与反对者论战，并且到处讲学以推广自己的学说。除此之外，这十多年间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包含民族志资料的整理发表，以及文化理论的专门论述。另外，马林诺夫斯基也致力将自己的学生送到世界各地作研究，希望使自己的学说真正做到放诸四海皆准的境界。

晚年的马林诺夫斯基：历经1930年代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全盛期后，马林诺夫斯基于1938年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改变，一般认为乃基于他对亲手栽培的学生——尤其这些学生的研究成果反而威胁到他的理论，有些则直接放弃，改采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的说法，这些都伤了马林诺夫斯基自负的心。
在耶鲁，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从头再来，并改以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聚落作为调查地点，于1940年与1941年的暑假期间展开短期的田野调查。可惜才刚作出初步成果，他却于1942年5月1日心脏病发去世，享年58岁。

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从超卜连群岛得到的资料，以及自身所学的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提出一套被后人称为功能论的理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文化其实只是一组工具，其存在目的在满足人类自身的种种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各文化要素之间是环环相扣，且不断变动以保持有效的运作。也因此，我们可以在各文化中找到一套自己的运作原则，而这些原则也和社会中的实质功能保持紧密的关联。
而印证功能论最好的例子便是库拉圈（Kula ring）。这个存在于新几内亚东边的跨岛群交易圈同时以顺时钟和逆时钟方向进行两种物品的交换，可是这两种物品却不具备实质上的功用，但土著却愿意冒著相当的风险进行这这种无限循环的交换。在多数外人眼中，这种行为看似不可思议，但马林诺夫斯基却认为这种交换过程倚赖于彼此间的信任，而这信任的原动力其实是为了其他民生物资的交换：由于各岛之间物资有限，彼此间依赖度颇深，库拉圈的交易过程得以建立彼此的相互信赖感，使其他顺带的交易成为可能之事。
马林诺夫斯基手绘的库拉圈分布图。从库拉圈向外推展，所有的文化项目像家庭、巫术等，都是为了满足社会上的个别需求如果腹、性欲、嬉戏、信仰等。因为如此，所有文化项目彼此互相整合，也不相互违背，所以整体文化应为平和而稳定。
由此衍伸，马林诺夫斯基以为多数稳定的“野蛮人”文化正快速被西方文化取代。身为人类学家，必须尽快以田野调查将这些文化纪录在民族志之中，才能“抢救”这些“未受污染”的文化身影。因此他强调“抢救人类学”的重要性，并成为他积极送学生到世界各地研究的理由之一。

虽然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法兰兹·鲍亚士与他的学生已经提出历史特殊论驳斥演化论与种族歧视观点，但直到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自己的论述，才真正有完整的理论解释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也从他开始，19世纪发展到鼎盛的欧美种族中心论论述开始没落，逐渐被前者取代。
在他之前，人类学家往往以传教士或探险家的著作或纪录作为研究材料，但是这些纪录的内容却充满了文化偏见或不够周延的描述，因而造成研究时的困难。19世纪末期开始，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开始进行最早的田野调查，并试著书写自己的民族志，然而他们的调查期间仅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且多数人甚至不懂当地语言，仅能透过第三人或简单的问句得知被访问者的意见，加上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对当地白人的依赖，因此研究成果充满了歧视与矛盾。
为了完成客观的民族志，他们必须绘制土著的族谱，纪录当地的传说，并参观他们的仪式。每位研究者没有翻译，只能靠著一至数位的报导人协助自己的研究工作。除此之外，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作的田野调查也被视为典范：他的研究影响了马瑟·牟斯的著作《礼物》，使交换理论成为日后社会学与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并率先以实际例子反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而这些震撼性的纪录也让当时的欧洲人重新思考文化的主客观点，学习以当地人的观点理解个别文化的价值，并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特性。
著作书籍——
1913年：《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gines）
1915年：The Trobriand Islands
1922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6年：《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1927年：《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底比较》（Sex and reperssion in savage society ）
1929年：《西北美拉尼西亚的野蛮人性生活》（又简称《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courtshipmarriage，and family among the natives of the Trobriand Islands，British New Guinea） [1]
1935年：《珊瑚园及其魔力》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1944年：Freedom and civilization
1944年：《文化论》（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1945年：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1948年：《巫术、科学与宗教》（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1967年：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谢选骏指出：马林诺夫斯基从英国出走，很能说明他作为一个波兰人在英国所遭受到排挤和屈辱。

谢选骏：乌合之众就是费拉大众

【勒庞列举了创造群众心理的三个关键特征：匿名性、传染性和暗示。匿名性为一个理性的个体提供了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并导致个体责任感的丧失，使得个体变得原始、无理和情绪化。自我克制的缺乏使得个体屈服于本能，接受“集体潜意识”的控制。对勒庞来说，群体颠覆了达尔文进化论而产生了返祖现象，证明了恩斯特·海克尔的胚胎学理论——胚胎重演律 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 传染是指人群中特定行为的传播，个人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暗示是实现传染的机制，当人群凝聚成一个单一的思想时，人群中强烈的声音所提出的建议为集体潜意识的出现创造了空间，并将引导整个集体的行为。在这个阶段，群众心理变得同质化，并容易受到其中最强大成员的建议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领导，”勒庞说：“通常是实干家而不是思想家。他们没有敏锐的远见天赋，他们也不可能有，因为这样的天赋通常会导致怀疑和不作为。他们尤其喜欢从那些病态神经质、容易激动、半精神错乱、在疯狂边缘的的人群中招募新成员。”】

谢选骏指出：勒庞有关“创造群众心理的三个关键特征：匿名性、传染性和暗示”的论述，很适合网络时代——现在流行的“民粹主义”，实际上就是“废垃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部分，它的社会政治特点就是“痞子运动”。列宁、希特勒，都是乌合之众和费拉大众的代表。因为“费拉”就是“后帝国时代的居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消灭了俄罗斯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把俄国人和德国人都变成了费拉！苏维埃联邦和纳粹第三帝国企图重振帝国但都失败了。因为俄罗斯、德意志这个两个民族已经费拉化而成为废垃民族了！

网文《对勒庞的批判1：乌合之众的成因：个体独立性》（cunliren的博客 2020-05-25）报道：
 
在勒庞的“乌合之众”一书里，“群体”因为反智，无理性，无逻辑而愚蠢；没有起码的道德，仅凭着人多势众和法不责众而野蛮；没有质疑精神，没有个性，没有对自由的追求，没有对不同声音的宽容而“偶像崇拜”。勒庞还描述了群体的领袖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手段，来操作和控制群体，使群体成为乌合之众。

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的特征和领袖们操控群体的手段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屡试不爽，以至于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近乎固化的普遍被接受的观念，即群体就是无意识的乌合之众，就是愚蠢野蛮的代名词。而这个观点进一步被引申为大众是愚昧无知无意识的。

但问题来了。如果这个观点无条件成立的话，那么，民主政体就是愚蠢野蛮的政体了。因为在民主政体中，大到决定国家发展方向，小到日常生活规则的制定，都是由群体的意志，或者说民意，来决定的。起码原则上是如此。如果按勒庞说的，群体的智慧水平低于群体里面任何一个个体的智慧水平，那么，基于群体意识（民意）的民主政体，和基于少数精英阶层统治的精英政体，和独裁者一人说了算的独裁政体，这三种政体之间，民主政体应该是最愚蠢最野蛮最无效的政体，而个人独裁是最智慧和最文明的政体了。

但是，近现代的世界发展史实所证明的，是恰恰相反。独裁政体给国家，国人，和世界人民带来的，不仅是愚蠢，野蛮，而且是无穷的灾难，贫穷，和落后。相对于精英政体，和独裁统治，民主政体在近现代世界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也证明了勒庞的“群体无意识”不是普遍适用的真理。勒庞所描述的群体现象有很大的缺陷，而最主要的缺陷，是勒庞没有系统地论证群体沦为乌合之众的起因，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从而没有清楚地界定群体无意识现象。

这其实可以从勒庞写作“乌合之众”的起因和目的找到答案。勒庞是从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角度，为精英政体，甚至皇权政体，进行辩护和宣传而写作“乌合之众”的。这也许是勒庞在书中没有去深入探讨“乌合之众”形成的原因，条件，和边界的缘故：他必须极力贬低群体的智慧，以便为精英政治和独裁政治找到支撑点，尽管勒庞在描写群体的领袖如何操控群体时，已经点出了群体沦为乌合之众的关键因素。但勒庞没有花篇幅或精力去进一步论证这个起因和条件。他是有意避开这个敏感话题，还是认识有限，这我就不清楚了。

所以，在这里，我试图描述出群体沦为乌合之众的起因。群体沦为乌合之众的关键因素中，第一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群体中个体独立性的毁灭。一旦群体中个体的独立性受到摧残，那么群体就有可能沦为没有意识的乌合之众（姑且称之为群体乌合化）。群体乌合化的程度，和个体独立性受到摧残的程度成正比。个体的独立性越小，群体乌合化的程度就越高。当群体中的个体完全失去了独立性的时候，群体将毫无疑问地沦为彻头彻尾的乌合之众。

从这个论断引申出来，第一，遵循大一统思维的群体，必定是乌合之众，因为大一统思维首先要消灭的就是个体的独立性，甚至个体本身的存在。大一统需要的是一民：即全体国人就像一个人那样，只允许一个思想，一个价值观，一种思维方式，一个声音，一个立场。中国自秦以降的两千多年，统治者一直奉行，和社会上一直流行的，就是大一统思维。所以，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就是个乌合之众。这应当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第二，独裁专制统治下的社会，群体也只能是乌合之众。在独裁专制的社会里，个体无处可逃，只能被迫加入群体。在统治者垄断了领导权的群体里，个体没有了任何的独立性，这样的群体只能是乌合之众。即使有群体出来反对独裁专制者的统治，但这样的群体，为了将反抗的风险降到最低，通常也是实行大一统的独裁统治。只要是奉行大一统思维的，这样的反独裁反专制的群体同样难逃乌合之众的命运。民国后期的老蒋专制，和毛共直到今天都坚持绝对独裁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个体有保持独立性的自由，也有组成或加入不同群体的自由。但如果个体的价值观不是刻意地，孜孜以求地，小心翼翼地，去追求和保卫自己的个体独立性与自由，那么，个体也非常容易沦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乌合之众的一员。那些总是去追寻救星和伟大领袖，总是去仰望权势人物，总喜欢追粉，喜欢跪拜的个体，则会很轻易地被乌合之众所吸引，被善于操控群体的领袖们所利用，而堕落为乌合之众的一员。今天的一些死硬华川粉就是明证。事实上，任何人的粉，尤其是权贵人物的粉，都是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乌合之众的泥潭。

群体是否沦为乌合之众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群体的管理体系和方式。另文说明。

谢选骏指出：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其实就是斯宾格勒所说的“费拉大众”。

网文《对勒庞的批判2：乌合之众vs智慧之众》报道：

前篇文章提出了群体乌合化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个体独立性的摧毁和毁灭。毁灭了个体独立性的群体，必定成为乌合之众。

这就引申出了群体是否乌合化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即群体的管理体系，包括目标，和管理方式方法。

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员，一般来说，个体无法完全脱离群体。除非一个人生活在大洋的孤岛上。有群体，就必定有群体的管理。说到群体的管理体系，就必须从群体的目标入手。但是，群体目标的描述，常常都是天花乱坠自欺欺人。所以，不管群体把目标说得多么崇高漂亮，或者庸俗丑陋，它们并不对群体是否乌合化有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群体乌合化的，不是群体目标的描述，而是群体的管理方式和手段。

通常，群体是为了实现一些目标而聚合和建立的。为了保证群体能有效地达到这些目标，群体可以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和手段。

一种管理方式是独裁专制。虽然细究起来，独裁和专制有形式和控制程度上的差别，但对群体乌合化的影响来说，两者半斤八两。在这种体制里，管理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思想，统一声音，统一行动的一民社会。群体乌合化符合独裁专制的目标要求。

为了群体的乌合化，体系要做的，首先是消灭群体中个体的独立性。要消灭个体的独立性，就必须消灭个体独立的基础：从经济上，从思想上，从权利上，从尊严上，从肉体上，彻底干净地消灭个体的独立性。如何做到？法家的鼻祖，伟大的商鞅先生在“商君书”里概括为“驭民五术”，即一民，弱民，贫民，疲民，辱民。也就是从经济到思想，从权利到尊严，把个体的独立基础和独立精神通通消灭掉。如果这五术还不灵，怎么办？商鞅先生的办法干脆利落，杀了。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对上面的这段描述，是不是感到毛骨悚然而且似曾相识？一点没错，号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伟人，所作所为，恰恰是遵循了商鞅“驭民五术”。毛共首先剥夺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所有生产资料，把社会的生产资料全部都掠夺到自己手中，控制在自己手中。号称“公有制”，实质就是“官有制”，“党有制”。毛共发起一次次运动，毁灭个人的尊严（文革大批斗），毁灭个人的思想，毁灭个人的任何权利，包括自杀的权利，直至毁灭身体。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社会，哪里还有任何个体的独立性？当整个社会的个体独立性被完全消灭干净时，整个社会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乌合之众。个体完全无路可逃。这整个社会变成彻头彻尾的乌合之众所表现出来的愚蠢，野蛮，残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的。可悲的是，这些千千万万的悲剧，不是毛一个人去亲手制造的，而是毛驯养的乌合之众们亲手打造的。这些乌合之众，他们昨日还在制造他人的悲剧，转眼自己就成了悲剧自身。

那么，如果专制独裁者是个开明的统治者，群体有没有可能逃脱乌合之众的命运？这里似乎有个悖论：如果一个统治者是开明的，也就是说，他能征求和听取不同的意见。而要听取不同意见，他必须营造一个产生不同意见的氛围，和不同意见的反馈机制。如果是这样的统治者，那他还是不是独裁者呢？

群体的另一种管理方式是，充分保留和保证个体的独立性，保证个体的平等机会，并通过合理的方式，整合个体的意见。这种群体管理的目标，是最准确地反映每个独立个体的意见需求。通俗地说，就是民主管理。这样的群体，能否摆脱乌合之众的命运？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先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君权社会转型为民权社会的过程中，一些社会的精英们是精英主义的拥趸。但他们在一丝不苟地研究和论证精英主义的时候，却得到了不同于他们的预设，甚至相反的结论。

英国的弗朗西斯.高顿爵士就是这样的一位精英。据维基介绍，他在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优选学等领域都有建树。著名的归中律就是他的发现之一。他在统计学领域有个著名的实验，就是“猜牛实验”。

为了证明没有受过训练的大众缺乏基本的智慧，在一个博览会上，高顿爵士搞了个有奖猜测节目。他让来博览会的人们去猜测一头肉牛的体重。来博览会的人们，背景年龄职业等等，都是五花八门。即有养牛宰牛几十年的专业老手，也有甚至都没见过肉牛的市民。高顿爵士想通过这个实验，来证明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大众们，在猜测牛的体重这么个简单的事情上是多么的无知和荒唐。有近八百人参与了这个有奖游戏。的确，每个个人的体重猜测，结果是五花八门，荒唐可笑。高顿爵士不免有些精英主义的得意。但作为统计学家，高顿做了个简单的平均值。这一简单统计的结果，让高顿爵士惊讶不已。八百个人的平均值和牛的实际重量之间，相差不到1%。而且，这个平均值比任何一个个人的猜测都更接近实际重量。也就是说，在猜测牛的体重这个事情上，几百人的平均水平高于任何一个个人的水平，即使这些人群中不乏有几十年养牛宰牛经验的精英。

同样原理的实验，被众多后人重复再重复，虽然实验的道具不再限制于牛的体重。更多的实验是猜测罐子或瓶子里糖果或豆子的数量。但结果都惊人的表明，群体的平均值，都不可思议地接近真实值。

以这个观察为基础，一位记者出生的学者提出了“智慧之众”这个概念。

The Wisdom of Crowds: Why the Many Are Smarter Than the Few and How Collective Wisdom Shapes Business, Economies, Societies and Nations, published in 2004, by James Surowiecki

在这本书里，Surowiecki 还列举了其它的例子，来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群体的智慧可以高出群体里任何一个个体的智慧。也就是说，群体可以是“智慧之众”。

那么，群体到底是“乌合之众”，还是“智慧之众”？

Surowiecki 在书中提出了“智慧之众”的四个要素，即，认知，独立，多元，和整合有方。

认知：我的理解是，个体必须具有基本的认知水平，譬如，质疑性思维，逻辑思维，等。但我觉得这个前提并不成立，或者说并不重要。

独立，这我已经在前文说明过。每个个体不仅要保持独立性，个体的判断也必须不受其它个体或群体领袖的影响，而保持独立。即独立的个体，独立的判断。这点的重要性，我在前文已经论述。我认为，这是区别乌合之众还是智慧之众的根本点。独立的个体和独立的判断是群体成为智慧之众的必要条件。

多元：样本必须是多元的，广泛的，和有代表性的。其实，做到了这一点，我看，作者说的第一要点，即个体的认知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正常的自然的状态下，群体中的个体，本来就是，也应该是，千差万别的。万紫千红总是春，参差不齐才是真，才是美。

整合：必须有一套公平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把个体的智慧均衡地体现出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以后另文再论。

我觉得，除了以上四个要素以外，还必须再加两点，一是群体的个体样本数量要足够大。二是群体中个体获取的信息的渠道必须是公开透明的，信息是公平平等的。也就是说，信息不能被少数人操控。所以，如果群体的管理，能够保证个体的独立性和个体判断的独立性，保证信息的公开公平性，保证样本的数量，保证对个体判断整合的合理性，那么，群体的智慧就会超出群体中任何个体的智慧，群体就能摆脱乌合之众的命运，而成为智慧无比的群体。

谢选骏指出：为了证明勒庞的“乌合之众”就是斯宾格勒的“费拉大众”，不妨看看他们的生平——

网文《古斯塔夫·勒庞》报道：

古斯塔夫·勒庞（法语：Gustave Le Bon；1841年5月7日－1931年12月13日）是一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其对于群体心理的研究而闻名，被后人誉为“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利”。勒庞认为，在群体之中，个体的人性就会湮没、独立的思考能力也会丧失，群体的精神会取代个体的精神。

勒庞最出名的作品是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该作品被认为是群众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作品。该书已被翻译为近20种语言。

勒庞出生于法国厄尔-卢瓦省诺让勒罗特鲁，1866年于巴黎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有选择成为一名医生，而是选择开始他的写作生涯。他在毕业后出版了一系列的医学文章和书籍。勒庞于普法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法国陆军，见证了法国军队的战败和巴黎公社的整个过程，这强烈地塑造了勒庞的世界观。在这之后，勒庞开始广泛地游历，走遍了欧洲、亚洲和北非。他在游历过程中研究人类和文明，逐渐产生了一种对人性的本质主义看法，并在游历过程中发明了一种便携式的头部测量仪。

在19世纪90年代，他转向心理学和社会学，并在这些领域发表了大量他最成功的作品。勒庞提出了一种观点，即人群不是他们各自个体的总和，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心理学主体，这个主体的性格特征由人群的“集体潜意识”决定。在这段时间内，他创造了自己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并在物理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出版了相关研究主题的流行书籍，预见了质能方程（E = mc2）和核子时代。勒庞在他1931年去世之前都保持着这样广泛的兴趣。

由于勒庞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反动的观点，他一直被法国学术和科研机构忽视和诽谤。勒庞对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持有批评（critical）态度。

古斯塔夫·勒庞于1841年5月7日出生于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诺让勒罗特鲁一个布列塔尼家族。在他出生时，他的母亲 Annette Josephine Eugénic Tétiot Desmarlinais 26岁，而他的父亲 Jean-Marie Charles Le Bon 41岁，是一名省政府的公职人员。勒庞是 Jean-Odet Carnot 的直系后裔，Jean-Odet Carnot 的祖父 Jean Carnot 有一个兄弟 Denys，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第五任总统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的直系祖先。

当勒庞八岁时，他的父亲在法国政府获得了一个新职位，带着家人，包括勒庞的弟弟乔治，离开了诺让勒罗特鲁，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小镇。尽管如此，小镇对于古斯塔夫·勒庞的出生仍然很自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人们对勒庞的童年知之甚少，除了他曾是安德尔-卢瓦尔省省会图尔的一名普通中学生。

勒庞自1860年起在巴黎大学学习医学，于1866年在H?tel-Dieu de Paris医院完成实习并取得博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开始称呼自己为医生，尽管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此职业。在大学期间，勒庞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医学主题的论文，其中第一篇是关于那些生活在沼泽地的人的疾病。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罗阿罗阿丝虫和窒息的论文。勒庞在186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完整的书籍，“Apparent Death and Premature Burials”（法语：La mort apparente et inhumations prématurées，1866年），这本书籍主要讨论了关于死亡的定义，早于20世纪法律意义上的死亡的相关讨论。

毕业之后，勒庞继续留在了巴黎，通过阅读各种语言的莎士比亚作品自学英语和德语。在这期间勒庞一直保持着研究的热情，撰写了数篇关于生理学研究的论文，甚至包括1868年一本关于有性生殖的教科书。在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勒庞加入了法国陆军并成为一名军医。在战争期间，勒庞组织了一个军用救护车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他注意到了军队在最坏的情况（完全战败）下的行为，并写下了他关于人在压力与痛苦下的军事纪律、领导能力与行为方面的反思。这些反思获得了将军们的赞扬，后来被法国圣西尔军校和其他军事院校继续研究。在战争结束时，勒庞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骑士勋位。

勒庞还见证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深刻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当时三十岁的勒庞看着巴黎革命人群烧毁了杜伊勒里宫，卢浮宫图书馆，巴黎市政厅，戈布兰挂毯工厂，巴黎司法宫以及其他不可替代的建筑艺术作品。

从1871年开始，勒庞成为了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公开反对者，他认为这些主义在阻碍法国的军事发展和工业增长。勒庞在1913年表示：“只有拥有大炮的人，才有权利成为和平主义者。”他还警告他的同胞，面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和迅速的工业化，政治对抗的有害影响；因此没有受到引起法国动荡的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

勒庞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对新兴的人类学领域感兴趣，并开始游历欧洲、亚洲和北非。受到查尔斯·达尔文、赫伯特·斯宾塞和恩斯特·海克尔的影响，勒庞支持生物决定论以及对种族和性别的等级观点；经过广泛的实地研究，他在颅骨容量和智力的关联性上提出了一个假设，并在1879年写下了“Anatomical and mathematical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in brain volume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intelligence"（法语：Recherches anatomiques et mathématiques sur les variations de volume du cerveau et sur leurs relations avec l'intelligence，1879年），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的 the Godard Prize。[13]在研究期间，他发明了一种便携式头部测量仪，以帮助测量偏远民族的身体特征，并于188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The Pocket Cephalometer, or Compass of Coordinates”，详细介绍了他的发明及其应用。

1884年，勒庞受法国政府的委托，到亚洲游历并就那里的文明作报告。这次游历结束后他写作了一系列书籍，并产生了一种思想，认为文化主要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例如人们独特的种族特征。第一本书出版于1884年，名为“The World of Islamic Civilization”（法语：La Civilisation des Arabes，1884年）。在书中他高度赞扬阿拉伯人对文明的贡献，但是批评伊斯兰主义是（文明发展）停滞的原因。他在书中还描述了阿拉伯文化优于管理他们的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文化，这本书的翻译鼓励了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随后前往尼泊尔，成为第一位访问该国的法国人，并于1886年出版了“Travel to Nepal”（法语：Voyage au Népal，1886年）。

接下来，勒庞于1887年出版了“The Civilisations of India”（法语：Les Civilisations de l'Inde，1887年），在书中他赞扬了印度的建筑、艺术和宗教，但认为印度人在科学进步方面相对于欧洲人处于劣势，这对英国人的统治提供了便利。在1889年，他发布了“The First Civilisations of the Orient”（法语：Les Premières Civilisations de l'Orient，1889年），介绍了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和埃及文明。同年，他向国际殖民大会发表演讲，批评殖民政策，其中包括文化同化的尝试，并说：“让当地人保留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勒庞在1893年出版了他关于他游历的最后一本书，“The Monuments of India”（法语：Les Monuments de l'Inde，1893年），再次称赞了印度人民在建筑领域取得的成就。

理论的发展——在旅行中，勒庞主要依靠马匹，他注意到每个地区的马匹饲养员与训练员所使用的方法都不一样。当他1892年返回巴黎时，他被兴奋的马甩下马背，差点去世。他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被马甩下来，并决定开始研究原因。他将研究结果写成了“Equi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Horse”（法语：L'équitation actuelle et ses principes. Recherches expérimentales，1892年），其中包括大量的马匹照片以及勒庞的分析。这项成果后来成为了一部受重视的骑马指南。此外，勒庞将他对马匹的研究成果外推，用到了学前教育领域。

勒庞对马的行为研究也引发了人们对心理学的长期兴趣，并于1894年发布了“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法语：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1894年），他将这本书献给他的朋友夏尔·罗贝尔·里歇，尽管他参考了不少Théodule-Armand Ribot的理论。随后，他将另一本书献给了 Ribot，就是著名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英语：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法语：Psychologie des Foules，1895年）。这本书中包含了勒庞在1881年的作品“Man and Society”（法语：L'Homme et les sociétés，1881年），而1881年的这部作品被社会学三大奠基人爱米尔·涂尔干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分工论(法语：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中引用。

这几本书都成为了畅销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更是在出版一年内就被翻译成了19种语言。随后勒庞又出版了两本心理学相关书籍，分别是：“The Psychology of Socialism”（法语：Psychologie du Socialisme，1896年）和“The Psychology of Education”（法语：Psychologie de l'éducation，1902年）。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激怒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学术机构。

勒庞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建造了一个家庭实验室，并于1896年报告观察到了“黑光”，他认为这种新的辐射与X射线和阴极射线不同，但可能又有关联。与现在所知的黑光不同，勒庞当时报告的黑光的存在从未得到证实，这与N射线相似。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它不存在，但这一发现在当时引起了法国科学家们的极大关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赞同勒庞在物质和辐射上的一般观点，勒庞甚至在1903年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

1902年勒邦开始举行一系列的每周午餐会，邀请了知名的知识分子，贵族和时尚女士。他的人脉广泛，宾客名单包括：数学家儒勒·昂利·庞加莱、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堂兄弟、法国作家与诗人保罗·瓦勒里、俄国外交官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Petrovich Izvolsky）、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法国化学家马塞兰·贝特洛、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在1905年发表的自然科学著作“The Evolution of Matter”（法语：L'évolution de la Matière）中，勒庞预见了质能方程（E = mc2）的存在。后来在1922年他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自己没有获得认可。爱因斯坦回应并承认，在他之前质能方程已经被提出，但只有相对论证明了这一理论。两年后，勒庞在“The Evolution of Forces”（法语：L'évolution des Forces，1907年）中预言了核子时代。他在书中阐述：“新能量的表现形式，即原子能，以其巨大的规模超过其它所有能量。”他表示，如果有科学家找到了能迅速将一克任何金属离解的方法，那么他将“看不到他自己的实验结果，实验产生的巨大爆炸是如此的强大，会将他的实验室和周围的房屋及居民立刻撕碎”。

勒庞在1908年停止了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并再次转回心理学。他在1910年到1914年期间连续出版了“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and Social Defense”(法语：La Psychologie politique et la défense sociale，1910年)、“Opinions and Beliefs”（法语：Les Opinions et les croyances，1911年）、“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法语：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évolutions，1912年）、“Aphorisms of Present Times”（法语：Aphorismes du temps présent，1913年）、“Truths of Life”（法语：La Vie des vérités，1914年），在这些作品中阐述了他对感性和理性、种族心理学和文明史的看法。

晚年生活与逝世——1929年的勒庞，当时年龄88岁。勒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写作，在战争期间出版了“The Psychology of the Great War”（法语：Enseignements Psychologiques de la Guerre Européenne，1915年）、“First Consequences of War: 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法语：Premières conséquences de la guerre: transformation mentale des peuples，1916年）和“Yesterday and Tomorrow. Brief thoughts”（法语：Hier et demain. Pensées brèves，1918年）。
随后，他出版了“The World in Revolt”（法语：Psychologie des Temps Nouveaux，1920年），然后他辞去了在巴黎大学的心理学和相关科学的教授职务，并退休回家。

后来，他在1923年、1924年和1927年连续出版了“The World Unbalanced”（法语：Le Déséquilibre du Monde，1923年）、“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Present Hour”（法语：Les Incertitudes de l'heure présente，1924年）和“The Current Evolution of the World, Illusions and Realities”（法语：L'évolution actuelle du monde, illusions et réalités，1927年），在书中表达了他对不稳定的战间期世界的看法。

勒庞在1929年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大十字勋位，在1931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Scientific Basis fo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法语：Bases scientifiques d'une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1931年）。同年12月13日，勒庞逝世于法国法兰西岛马尔讷拉科凯特，享年90岁。

勒庞深信人类的行为受到永恒的法律的引导，并试图综合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儒勒·米什莱、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的思想。根据Steve Reicher的说法，勒庞并不是第一个群众心理学家，他说：“群众心理学的第一场讨论的双方是两个犯罪学家，Scipio Sighele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关于如何在人群中查明和确定刑事责任，从而决定逮捕谁。”虽然之前的讨论可能是合理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勒庞指出群众的影响不仅是负面现象，而且还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他认为这只是那些只考虑群众心理学犯罪方面的作者的缺点。

勒庞理论认为，新的实体，即“心理人群”，从融合的群体中产生，不仅形成了一个新的实体，而且还创造了一个集体的潜意识。当许多人凑到一起并形成一个群体时，会有一种群体发出的仿佛有磁性的影响，改变了每一个个体的行为，直到个体被所谓的“集体错觉”所支配。这种模式将群体看成一个整体，在内部剥夺了每一个个体成员的意见、价值观和信仰。正如勒庞所说：“群体中的人不过是尘沙中的一粒微粒，他们只能是任凭无意识的激潮吹拂席卷，把他们带到任何一个地方。”

勒庞列举了创造群众心理的三个关键特征：匿名性、传染性和暗示。匿名性为一个理性的个体提供了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并导致个体责任感的丧失，使得个体变得原始、无理和情绪化。自我克制的缺乏使得个体屈服于本能，接受“集体潜意识”的控制。对勒庞来说，群体颠覆了达尔文进化论而产生了返祖现象，证明了恩斯特·海克尔的胚胎学理论——胚胎重演律 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 传染是指人群中特定行为的传播，个人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暗示是实现传染的机制，当人群凝聚成一个单一的思想时，人群中强烈的声音所提出的建议为集体潜意识的出现创造了空间，并将引导整个集体的行为。在这个阶段，群众心理变得同质化，并容易受到其中最强大成员的建议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领导，”勒庞说：“通常是实干家而不是思想家。他们没有敏锐的远见天赋，他们也不可能有，因为这样的天赋通常会导致怀疑和不作为。他们尤其喜欢从那些病态神经质、容易激动、半精神错乱、在疯狂边缘的的人群中招募新成员。”

谢选骏指出：勒庞有关“创造群众心理的三个关键特征：匿名性、传染性和暗示”的论述，很适合网络时代——现在流行的“民粹主义”，实际上就是“废垃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部分，它的社会政治特点就是“痞子运动”。

网文《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报道：

奥斯瓦尔德·阿莫德·哥特弗里德·斯宾格勒（德语：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出生于1880年5月29日德国布兰肯堡哈茨，逝世于1936年5月8日德国慕尼黑），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及反民主政治作家。

《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于1918-1922年出版的历史主义著作，在这本书中，斯宾格勒用自己的理论解释世界历史，反对将人类历史看作为总是不断进步的历史的一种直线型叙述（eine lineare Geschichtsschreibung）历史的观点，认为文化是循环的（Kulturzyklentheorie），文明在会经历新生、繁荣之后，最终会没落衰亡，而西方文明正处于衰落之中。本书出版之后成为欧洲和美国的畅销书，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西方的没落》之后，他出版了《普鲁士和社会主义》等书，但在德国之外影响很小。他支持德国统治欧洲，认为这是拯救西方文明的正途。有些人将他视为保守革命的思想大师；而有些人（如戈培尔）则把他看作是纳粹主义的思想先驱，但他并不支持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在1933年被纳粹驱逐。

1934年出版《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旋即成为畅销书。本书批评了自由主义，但也批评纳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犹主义。虽然种族神秘主义在他的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斯宾格勒一直反对纳粹的伪科学种族主义，因此该书后来在德国也被禁。作为德国的国家主义者，他认为纳粹的国家主义太狭隘，因此不足以担任统领欧洲的重任。本书也警告一场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西方文明要遭受重大威胁。

斯宾格勒对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影响很大，诸如阿诺尔得·汤恩比和弗兰茨·鲍克瑙（Franz Borkenau），但他的著作并没有成为当今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的奠基之石。

谢选骏指出：勒庞比斯宾格勒年长将近四十岁，前者出版著作的时候，后者刚上小学，因此影响后者的机会很大。我认为，斯宾格勒包括你能没有读过勒庞的著作，并且受其影响——因此，“费拉大众的概念来自乌合之众的概念”大约可以成立。在我看来，“费拉大众的概念来自乌合之众的概念”一事说明，欧洲社会的费拉化过程，其实不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而是从勒庞所经历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就开始了！列宁、希特勒，都是乌合之众和费拉大众的代表。因为“费拉”就是“后帝国时代的居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消灭了俄罗斯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把俄国人和德国人都变成了费拉！苏维埃联邦和纳粹第三帝国企图重振帝国但都失败了。因为俄罗斯、德意志这个两个民族已经费拉化而成为废垃民族了！

谢选骏：香港只有百分之五的自由人

《林郑：相信港版国安法主要由港方执法 恒生指数创近5年最大跌幅》（2020年5月23日 法广RFI 弗林）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5月22日晚率领港府主要高官在会见媒体时表示，未来的港版国安法主要由港方机构执法，因此要强化这些机构。她亦介绍称，北京中央根据需要，可以在港设立国家安全机构，以履行职责。同样在当天，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349.89点，跌幅达5.56%，是自2015年7月8日之后，近5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据立场新闻报道，林郑月娥当晚在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司局长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等人的陪同下与记者见面。她在会上提出，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但令基本法 23 条立法回归以来没有寸进，因此由全国人大“主动出手”有必要性及紧逼性。当被媒体问及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由谁人执行法例，林郑月娥起初未有正面回答，之后再表示相信法律最终会由香港机构执法。此外，对于周五当天香港股市下跌及外国商会表示反对，林郑月娥则回应称，金融市场会有波动，毋需担心，又指本地商会亦表态支持立法，港府向中央反映各种意见。

香港恒生指数周五开盘后便发生大跌，并且持续走低，最终全日收盘报22930.14点，下跌1349.89点，跌幅达5.5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也下跌423.29点，跌幅达4.30%，收报9426.78点。港股银行板块当天也几乎全线尽墨，中银香港表现最差，跌近8%，恒生银行跌逾7%，汇丰控股和渣打集团均跌逾6%。恒生行业板块收盘亦全线下跌，综合、地产建筑、医疗保健板块跌幅居前。在地产股方面，信和置业和新世界发展均跌约10%。而从成交上看，港股市场全天成交超过1800亿港元，较此前交易日显著放大。另据香港01报道，股市大泻之下，一众香港本地富豪身家亦随之缩水，根据福布斯即时数据，李嘉诚身家一天内急跌109.2亿元，至1918.8亿元。

路透社报道则称，北京为香港订立国安法将造成外资撤资潮。一间管理逾 2000 亿美元资产的欧洲私人银行的一名高级银行家在报道中介绍指，有客户曾经希望“去年发生的事情能够过去”，但随着国安法出现，他们现在会着手努力“减低在香港集中投放资金的风险”。这名银行家又称，有客人去年都未启动“B计划”撤走资金，但现在已经收到相关查询，“要求我们启动该个计划。”

此外，香港美国商会也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全国人大的做法，可能危害国际商业前景，特别是未有为一连串情况，作出详细解释。声明续称，有关决定草案，可能加剧中美角力，最终削弱香港依照《美国－香港政策法》享有的特殊待遇。声明又指香港本已陷入中美贸易战战火当中，决定草案将可能触发中美关係进一步磨擦；若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被蚕蚀，无人可以得益。

在当晚的记者会上，林郑月娥强调，国家安全是每一个国家、地区的头等大事，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部份。她指，过去一年本港出现越来越明显危害国家安全风险的行为，包括私藏枪械、爆炸品、鼓吹港独、侮辱国旗、挥舞外国旗帜等，认为是抵毁“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惟香港回归 23 年，种种原因令基本法 23 条立法没有寸进，令人十分失望，“无论行政或立法机构，将难以在可行的时间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立法，这个是香港社会不得不承认的现实。”稍早时，林郑月娥还曾发表声明说，由于香港面临的国家安全局势日趋严峻，而行政和立法机关难以在可见时间内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立法，“港府支持全国人大审议有关决定”。声明亦称，相关决定完善了香港实施宪法和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制度和机制，它没有修改基本法，也没有取代或排斥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宪制责任和法律义务。林郑月娥还表示，香港仍有尽早完成基本法23条的立法责任。声明称，相信全国人大常委会稍后制定的全国性法律，旨在防范和遏止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并惩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港独”分子和暴力分子。林郑月娥指出，相关决定通过后，港府将全力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完成有关立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确保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长期繁荣稳定。

谢选骏指出：国安噩耗传来，香港沦陷在即，但是香港的股市仅仅下跌了跌幅达5.56%！看来，只有百分之五的香港人热爱自由！或说香港的自由势力只有这点，难怪共产党可以兴风作浪！

《国安法驾到港人闻风先动移民谘询电话响个不停》（2020年5月23日 法广RFI香港特约记者 甄树基）报道：

由“中央”亲自为香港打造的一套国家安全法，如无意外将可获得有中共“橡皮图章”之称的全国人大通过，此举再一次燃起港人的移民心态，根据苹果日报报道，网上搜寻移民资料激增，有移民顾问更透露，国安法推出后移民查询激增，“一个钟已经有5个电话”，还希望可以有更快的方法可取得别国居留身份，更预计查询比疫情时暴增10倍。

对尚未有外国护照或居留权的港人，移民迫切之心可反映的搜寻引擎的数据上。报道指出，国安法宣布当晚，根据ASI大数据的分析，搜寻引擎中“国安法”与“移民”的关联度高达0.99，意味香港人对国安法即将实施的第一反应便是移民。

另外，据Google搜寻趋势资料显示，中国于前晚宣布计划审议“香港国安法”后，“移民”、“台湾”、“BNO”及“VPN（翻墙伺服器）”瞬间变成香港地区Google的热门关键字，搜寻次数暴增至原本的4倍以上，即使在深夜亦达到平时的两倍。报道引述Smart2go首席移民顾问余伟龙用“大爆发”形容目前的移民查询，“一个钟已经有5个电话”，他称不少港人希望更快离开，亦预计查询比疫情时暴增10倍。余伟龙指，目前以台湾最多人查询，他补充指，查询港人不只是想获得身份，而是希望将“成个生活圈子都搬去台湾”。他又称，如果台湾因应疫情消退而开关，最快四至六个月就可取得居留身份，相反，若果仍在封关状态，未能登陆台湾的话，就不能申请移民程序，另外，另有人同时申请移民欧洲及台湾。

除了台湾，余伟龙亦指，亦可以申请黑山共和国的护照，需时3至6个月，因黑山在2025年前很大机会加入欧盟，投资要求为25万欧元（约211万港元）的房地产和捐赠10万欧元（约84万港元）予当地政府，另外，持有黑山护照更可透过E2条约投资者签证（ E2 Treaty Investor visa）移居美国，可在欧洲﹑美国两边走。报道又引述英国移民顾问“Goodbye HK, Hello UK”香港代表Billy Wong表示，近年查询移民的数目一直“多到不可再多”，直至农历年后因为疫情关系，令查询数字跌至零，但随着疫情转趋缓和后查询又增加，目前政治形势令查询数目更多，他形容数字比往年增加四至五倍，预计一天可接获到六、七十宗查询。该顾问公司经常于社交媒体发表政治议题，Billy亦深感现在社会撕裂，但国安法杀到后，“就算我系黄色或者蓝色或者绿色，我都唔想喺呢个环境里面生活，而想转换一个环境。”他慨叹，“香港真要自求多福啦”。

谢选骏指出：“，“一个钟已经有5个电话”，多吗？多乎哉？不多也！香港真的就只有这么几个鸟人还有点脑子了吗？这些打电话的，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五！

《黎智英：港人只剩移民或战斗两种选择 我会战斗到最后》（2020年5月24日 法广RFI弗林）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5月22日宣布对港版国安法进行审议后，香港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在当天开设推特帐号，并连发数条推文抨击中共当局打击香港的法治和自由。他还称，“在中共的压制下，香港人只有两种选择，移民或留下来战斗到底；我会战斗到最后”。

曾在去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中被《人民日报》点名为“祸港四人帮”之首的黎智英，在今年4月18日与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主席何俊仁等共15名知名民主派人士，因被指犯有“非法集结”等罪名遭到了香港警察的逮捕。他们15人并于5月18日就受控罪名出庭。据悉，相关案件将于6月15日继续审理。针对北京此次绕过香港立法会通过全国人大进行港版国安法立法的动议，黎智英在他的首条推文中表示，“中国以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案打击香港的法治和自由，现在是开启推特的好时机，向世界展示中共对法律的不尊重以及不可被信任的事实。”

黎智英称，“北京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香港实行直接统治，香港投资者对此感到恐惧，股市下跌超过1000点。讽刺的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安全是建立在人们恐惧的基础上，现在他们吓跑了投资者。”他续称，“大陆人来香港购买房地产是基于当地的法治、自由和安全。香港房产价格幸免于（反修例）反抗运动和‘武汉肺炎病毒’，直到现在才有崩溃的迹象，原因有两个：大陆人担心港版国安法和中国的房地产正在崩溃。”

黎智英称，“面对媒体追问是否会根据港版国安法将罪犯送到中国审判，即使这些行为是在香港做的，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拒绝回答后，富人们已开始将银行存款转移到海外。”他并认为，香港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奇迹，若实施国安法，代表奇迹终结。黎智英还发文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关注香港情况，并称，“如果您愿意，可以成为我们法治和自由的救世主 #与香港站在一起”。他在推文中并批评其他只会对自由和人权给予口头应酬的领导人则保持沉默。

曾被中国官媒点名是“祸港乱港总策划”的黎智英发文称，“在中共的压制下，香港人只剩下两个选择：移民或留下来战斗；我会战斗到最后，香港是我的家，我们不害怕。”另据消息显示，黎智英日前因为一件刑事恐吓案、3件非法集结案被起诉后，遭港府限制出境。他22日早上曾到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撤销禁止他离港的命令，但未提出具体离港计划，法官表示难以撤销，黎智英因此又撤回申请，目前仍不能离境。

谢选骏指出：中国为何会有“革命烈士”？因为华人胆怯如鼠，多是被吓死的，少有被打死的——被打死的就是烈士，但烈士永远居于劣势，只有老鼠占有优势，还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例如毛匪泽东“镇压反革命”，邓匪小平“消灭自由人”。

谢选骏：野蛮的中国与野蛮的西方

《疫情下中国的“餐桌革命”：你愿意用公筷吗？》（纽约时报 2020年5月26日）报道：

直到最近，北京一家名为椒小厨的餐馆才开始提供公筷。在北京的椒小厨餐馆，麻辣的川菜按照家中上菜的方式摆放。就餐者用红色筷子从热气腾腾的碗里夹起泡在香喷喷的辣椒油和芝麻里的猪肉抄手，在全是干辣椒的盘子里翻找多汁的烤鱼。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分享食物是中国人传递情感的重要特征。父母夹起精心挑选的小块食物放在孩子的碗里，作为爱的表达；孩子们给祖父母夹菜以示尊敬；老板给员工夹菜是慷慨的姿态。现在，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分享食物的悠久传统也可能加速新冠病毒的传播。政府瞄准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器具：筷子。大多数中国用餐者从公盘里夹食物、自己吃饭或给别人夹菜，用的都是同一双筷子。一筷多用很常见。但是政府希望敦促人们使用公筷，改变这个习惯。

官方的新闻机构称其为“餐桌革命”。钟南山博士和张文宏博士都是直言不讳的传染病专家，自疫情暴发以来已成为名人，他们也表示了支持。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都在打出这样的标语：“你和文明饮食的距离，差一双公筷。”

本世纪初，香港暴发SARS疫情，导致近300人死亡。此后，餐厅里的公筷变得普遍起来。一些餐馆和就餐者已经响应了这一号召。他们为使用公筷的顾客提供折扣。在中国东部城市杭州，100多家餐饮名店组成了“公筷联盟”。

在北京，椒小厨的店主之一白一文估计，自从4月中旬重新开张以来，他的餐馆有超过一半的顾客要求提供公筷，而在疫情之前，这一比例还不到5%。“以前大家觉得公筷太麻烦，”31岁的白一文说。“但现在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慢慢也开始适应了。”

尽管如此，阻力仍然很大。许多人认为，用自己的筷子分享食物是中国社会文化和重视家庭的真实表达方式之一，就像拥抱对美国人或亲吻脸颊对法国人一样不可或缺。公筷通常与正式场合联系在一起，比如宴会，以及同陌生人吃饭。

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公筷更为普遍，因为那里的卫生意识更强。一些长江以北的中国人认为吃米饭的南方人更注重饮食习惯，因此更有可能使用公筷。（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刻板印象。）

相比之下，吃面食的北方人，尤其是男人，以中国人所谓的“大吃大喝”为豪，并不关心细菌之类的小问题。不管怎样，政府专家最近做了一个小实验，发现使用公筷的情况下，盘子里的细菌含量只有“正常使用”筷子情况下的0.4%。

32岁的刘鹏是一名教育顾问，来自海滨城市青岛，是一名自豪的北方人。他说，虽然近几个月已经习惯了戴口罩，但他和朋友们的饮食习惯并没有改变。

“公筷可能更卫生，但吃饭是我们大家放松的时间，不想有那么多小规矩，”刘鹏说。此外，他认为，新冠病毒的传染性那么强，用公筷并不能阻止病毒在餐桌上传播。“我出去吃饭30年了，从来没感染过，”他说。

本世纪初暴发SARS之后，亚洲各地也曾发起类似推广公筷的活动。这一行动在香港获得了支持，当时有近300人在那次疫情中死亡。即使在今天，香港许多餐馆在每个餐桌上都会摆放用来夹菜的公筷和用来吃饭的筷子，两种筷子通常是不同的颜色；其他餐馆经常把公勺和公筷直接放在菜盘边上。

但这一推广活动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大多数中国人从小就掌握了使用筷子的基本礼仪：从筷头向上三分之二的部分拿筷子；不要把筷子垂直插进饭碗里，因为这样好像祭奠死者的香火；不要吮吸筷头。与家人和朋友分享食物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公筷有时被认为会破坏这种亲密的表达。仅仅是要求额外的餐具就已经显得很尴尬，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你觉得共餐者可能不健康。

2016年，中国一所高端礼仪学校的创始人何佩嵘跟学员一起吃午餐。在中国创办了一所高端礼仪学校的香港人何佩嵘说，在请客的时候，她总说自己有点感冒，为了保护大家，要求使用公筷。但即便如此，她说，也不能保证大家都会遵守。“你经常会看到人们给自己夹菜后，忘了换筷子，直接用公筷吃饭，”何佩嵘说。“我心脏病都要犯了。”

为了说明政府这一主张的必要性，官方媒体和饮食史学家在中国历史中搜索，寻找以公筷和分餐制为规范的例子。有新闻报道称，在唐朝之前的3000年里，中国人都是实行分餐制的。这些文章指出，在公元10世纪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朝中臣子宴请宾客时，也是分餐而食的。

一幅19世纪初的版画描绘了中国人用筷子同吃一锅菜的场景。但历史学家说，分餐曾经是常态。英属马来亚的华人医生伍连德继承了这个做法，通常认为，1910年代中国东北鼠疫暴发中，是他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在伍连德的推动下，公筷和中文中被称为“卫生餐桌”的“懒苏珊”转盘得以普及。

据中国饮食史学家赵荣光说，即使是据说不爱洗澡、从不刷牙的毛泽东，受到第二任妻子的父亲的影响，也曾使用公筷。但共餐的做法仍继续存在。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热衷于自由化的胡耀邦建议大家放弃筷子和共餐制，转而采用西式的分餐做法，以避免传染病。这个建议未获重视，很快就无人提及了。

饮食史学家赵荣光表示，新冠疫情是重振“文明就餐”运动的契机。“我说的中国过去的人手一筷搓到底真的要改了，再不改要被人类淘汰它，被自然淘汰它，”赵荣光说。但是，除非制定具体法律，否则改变习惯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尤其是在大城市之外的地方。

27岁的舒晓（音）是西南省份云南玉溪的一名教师，对于她来说，共餐制让她感到不安。她说，去年当地出现肠胃炎疫情暴发的报道后，她的家人就开始在家里使用公筷了。她说，和朋友出去吃饭时，她无法鼓起勇气索要公筷。取而代之的是，她试着吃同伴不大碰到的部分食物，并压下桌子上到处都是细菌的念头。“我的朋友们已经觉得我家在家里用公筷有点奇怪了，”她说，“所以我只能按照大家的意思来，尽管在我心里，总是有一点点不认同的。”

谢选骏指出：中国曾经文明过，那时候盛行分餐制。现代中国拒绝使用公筷，显然是一种中国式的野蛮。但是，《纽约时报》只知野蛮的中国，却不知野蛮的西方——从防疫的角度看，合用筷子活生生地体现了一个野蛮的中国，正如握手、拥抱、亲吻活生生地体现了一个野蛮的西方。我想，中世纪时候的西方人，是否会比现在文明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