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新、后、元、反等解构思潮为何有理

《人类学界的一桩大丑闻：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华文好书 胡子华 2017-07-28）报道：

[摘要]把人类学从确定性、规律性中解绑出来，重新放回动态的不安和焦虑中，这是格尔茨给人类学添置的一个不那么舒适的负担，但也是唯一的路径。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带着新、后、元、反等前缀的各种批判解构思潮蜂拥迭起，它们就像犀牛小分队冲进围墙庭院后的一阵恼怒狂奔，撼动了很多自命“科学”和“客观”的学科知识。

作为很晚近才在学院俱乐部里找到坐席的人类学，其时虽根基初立，却也面目可疑地卷入了这一连串的玄思论辩。在人类学的种种转向之中，格尔茨或许是进入问题最深处的人类学家，并由此在不安的动态中开辟出解释人类学的新路径，而这一切可能要先从一桩丑闻说起。

人类学界的一桩丑闻：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他对文化概念的诠释，影响超出人类学，及于社会学、文化史、文化研究等方面。代表作有：《文化的解释》《地方知识》《烛幽之光》等。人类学界有一桩丑闻，大家起始避而不谈继而又变得津津乐道，那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作为人类学的开山祖师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的贡献不在于他那可疑的学术成果，而在于他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田野工作者形象：他不仅善于自我调节以适应异乡的环境，还具有超乎常人的同理心和同情心，能够实现自我土著化，感野蛮人所感，思野蛮人所思，甚至信野蛮人所信，并由此获得一套关于土著如何思想、感受和理解的知识。这种兼具冒险家与学者的形象，给人类学家披上了一道富于想象的玫瑰色光环，并有理由置于旅行者、传教士、可口可乐代理人之上。

直到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写于1914-1915年和1917-1918年两次田野期间的日记，由其遗孀出版。在这部日记里，人们吃惊地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对其土著不仅毫无同情心，还充满了轻蔑和鄙夷，他大骂他们是嗜血者、野人、恶心的黑鬼（在他的民族志作品里，这些土著被描写成最聪明、高贵、正直的人）。要知道，早先的人类学工作之所以可信，首要便是作者自证为可靠的民族志工作者。可日记中暴露的马林诺夫斯基恰恰显得性情乖张、自卑自恋，满脑子充斥着性幻想和恋母情结。

毋宁说，马林诺夫斯基生前劳心费力塑造的人类学者形象，被他自己在死后无情地捣毁了。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了长时间喧嚣的争吵，其时在美国声名日盛的人类学家格尔茨也参与其中，他在这一年开始为《纽约书评》撰稿，首篇文章就是《论马林诺夫斯基》。格尔茨30年间发表于《纽约书评》的文章，在其去世后结集为《斯人斯世》出版，首篇即为《论马林诺夫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了其中文译作。

反思传统民族志——格尔茨投身人类学时，正赶上战后的乐观情绪，美国人类学雄心勃勃意欲大展拳脚，各类研究项目也很容易就能在这里或那里找到资金支持。正是在这波浪潮中，格尔茨前往刚独立不久的印尼，并在那里写下了关于印尼宗教的传统民族志，赢取了第一份学术名声。但自60年代以来，思想领域的纷歧喧嚣正逢鼎盛（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思潮不断涌现），以“理解非我族类知识”为目标的人类学，很快被当成某种隐秘的殖民工具，开始饱受道德、政治和哲学的诟病。《斯人斯世》中曾提到一场论战，在研究亚马逊雅诺马马部族的项目中，人类学家沙尼翁被指责配合人类遗传学家尼尔在那里进行人种优生学实验，“数以千计的血样和尿样、神秘的放射性碘示踪剂或解释不清的药物和接种——它们似乎的致命而非救命”。

与此同时，人类学自身也处于一种急剧变化的“赫拉克利特之流”：研究对象变了，原先的“野蛮人”在消失；研究地点也从荒蛮之所逐步转到新兴国家，那里的变化通常很多，很快，很支离破碎；人类学家自身、人类学赖以研究的道德基础、学科规则都在变，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也越来越多，马林诺夫斯基“丑闻”就是其中一例。但正如格尔茨所说：我们的力量恰在我们的混乱。人类学事实上正是从生气蓬勃的论战中汲取了它的大部分活力，而格尔茨正当其位也恰逢其时。在《论马林诺夫斯基》一文中，格尔茨明确表示人类学家无法找到门路进入任何野蛮人的内心，所谓“从土著的观点来观察”根本就只是一句口号。相比那些热衷于马林诺夫斯基人格缺陷的讨论者，格尔茨认为这桩“丑闻”的问题核心不是人类学的道德困境，而是认知困境（问题不是这体面吗？而是这可能吗？）和叙述困境（人类学家“去到那里所经历的”和“回到这里所说的”之间的鸿沟），因此随着马林诺夫斯基坍塌的，不只是人类学的形象，而是整个旧的民族志传统。

重新定义人类学？——格尔茨重新定义人类学的努力，在他的两本短论集《烛幽之光》和《斯人斯世》中可窥斑见豹。大致而言，前者试图从外部厘清人类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模糊边界和相互影响；后者收录了看似松散，但笔触更集中于人类学的内部问题，包括他自己的田野困惑和同路人的论战。正因如此，《斯人斯世》既可视为格尔茨的学术自传，也兼有学术史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斯人斯世》充分展现了格尔茨独特的人类学视角，即从参与观察到对参与的观察，从理解到对理解的理解，视野之开阔堪称“思想民族志”（杨德睿语）。在其中，他以一种目录清单的方式整理出思想跑马场上的时代面向，因此在其叙述的褶皱里时常能瞥见种种微型的认知观念史和漫不经心谈起的误解大全，而马林诺夫斯基丑闻所代表的认知困境和叙述困境，作为核心议题几乎或隐或显地贯穿了全书。

传统民族志为了赢取读者的信任，往往借助于以下手段：（1）塑造一个可靠的民族志工作者，既能融入土著的内心，又能保持客观的疏离（格尔茨：这已经被马林诺夫斯基捣毁了）；（2）区分“描述”与“评价”，将自己严格地限定于描述的范围（格尔茨：这是一种虚假的区分，只能用以自我安慰）；（3）通过事无巨细的当地描述，证明人类学家到过那里，再通过摈弃文学修辞，以显得全靠事实使人信服（格尔茨：传统民族志写作里恰恰充满了断言）。

在格尔茨看来，面对马林诺夫斯基丑闻，无需对“我”产生忏悔录式的心态，也视“我”如敌，想方设法地抹去或遮掩，而是应该直接、坦率地承认人类学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这个观察者、在这个时间、在那个地方，因此人类学家的观点可能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当地人视角的。人类学所面对的是复杂的、含混的，甚至是粉末状的现实，是一个无法被还原的“事实真空”，因此难以成为“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应该是“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而诸如真理、真实、客观、规律等等这一套标准嫁接在人类学之上，事实上是一种诸如哲学研究看着像文学评论、科学讨论读着像文学小品、理论性文章写得像游记之类的文类混淆，更多时候是有害无益的。

把人类学从确定性、规律性中解绑出来，重新放回动态的不安和焦虑中，这是格尔茨给人类学添置的一个不那么舒适的负担，但也是唯一的路径。

人类学何为？——既然人类学无法给出确定性的、一劳永逸的知识。人类学何为？从1945年到20世纪末，不列颠、荷兰、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等大殖民帝国几乎都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将近100多个新独立国家问世。毋宁说，格尔茨遇上的是一个重新格式化了的世界，一个具象的例子就是他的田野地印尼（他到达那里时，印尼刚独立不久）。

印尼有大大小小近500个族群，说的语言多达300多种，或局部或全部地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等多国殖民过。在这里，似乎越深入，事情看起来就越难理解。家庭、村庄、氏族、阶层、宗派、军队、精英、国家，结构套着结构，转而又挤垮结构，就如同一锅语言、习俗、信仰和地域的超级大杂烩。但这个国家恰恰建立在差异和宽容差异的基础之上，且这样的复杂形态将越来越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的共同处境。那么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

世界的另一个新变化是，各种目录的大篡改。200万印度人住在印度以外，500万穆斯林住在法国等，在纷杂交错的流动中，各种不同宗教、族群、语言、祖籍等差异明显的人群像拼贴画一样并置在一起。这个世界舞台“在同一时间里正变得更加全球化，又更加分离，更彻底地互连，又更精细地切分。世界主义和地方主义不再对立；它们连接在一起，互相强化，一盛俱盛”。那么如何理解这样的世界拼图？

解答这两个问题，格尔茨认为正是人类学的强项：兼具在多个海域航行的多样性。“某种形式意义上是非我族类的，……那么要理解它，又不拿共同人性的空洞低语和稀泥，拿各有所好的冷漠态度消除它的杀伤力，要不就说它有趣乃至动人却不重要而草草打发：这是我们必须勤奋学习的一门技巧。……即增强我们的想象力领会我们面前之物的能力。”而实现的最可靠途径，就是从康德式、黑格尔式或笛卡尔式的光滑冰上返回粗糙的地面，像人类学那样承认差异，并从差异中协商和制造出认同。

时至今日，格尔茨的解答或许已被学界当成某种“过时老调”草草打发，但他拓展开来的问题却会历久弥新，反复遭遇。（文章原标题：《格尔茨与一桩人类学丑闻》。）

谢选骏指出：各种“新、后、元、反等解构思潮”为何有理？这不仅得之于欧洲的衰落，也得之于资讯的发达。一百年前的《日记》，正好凸显了这一转型——不仅马利诺夫斯基如此，爱因斯坦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些混迹于英美的欧洲人，本事就是遭受排挤的少数民族——马林诺夫斯基是个波兰人，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这些人都是希特勒德国大力消灭的“人渣和臭虫”。马林诺夫斯基等波兰人，爱因斯坦等犹太人，他们能够活着都不容易，所以他们“恶向胆边生”地仇视比他们更弱的族群，也就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了。用一百年后的眼光去批判他们的种族主义，正如用一百年的嘴巴去阿谀他们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一样幼稚。

网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报道：

本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1915年间和1917-1918年间的两本日记。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生前的日记在1967年出版后，引发了持续近二十年的争议：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山祖师式人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岛考察期间，所记日记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于当地人的态度相去甚远、充满矛盾。在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当地人的鄙夷和痛恨（甚至有种族歧视的嫌疑），而且他还不断怀疑自己和工作的意义，并饱受情感、健康的困扰。

本书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14-1915年间和1917-1918年间的两本日记。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各种经历，作为一本从未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他的记录简单明了，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窥到新几内亚土著在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以及马林诺夫斯基作为普通人较为阴暗的一面和他对于个人人生、事业和感情的思考。

这本日记已经被广泛用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伴侣读物，因为它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人类学家在实际调查工作中的困惑与坚持，更将人类学家中的“人”回归到了其原原本本的含义，将人生的这种困惑与坚持扩大到了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心有戚戚焉的层面上。

日记摘录

1914年9月20日，今天，星期一
做了个怪梦；同性恋情，对象是我自己的分身。经常有这种奇怪的自慰般的性欲；有一种念头，想亲吻一张和我一样的嘴唇，和我的曲线相同的脖颈和额头（从侧面看）。起床后很累，慢慢地调整好状态。去见了贝尔，我们聊了聊土著劳作的事情。然后在中央法院见了阿休亚。午餐后又见到阿休亚。然后给奥马利作了报告，和他一起去见了麦克格兰（McCrann）。到家之后给母亲和哈林卡（Halinka）写信。上山……

9月27日，星期日
截止到昨天已经到此地两周了，但我不敢说生理上已经完全地适应了这里。上周六和阿休亚的远足让我过度劳累，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失眠（不是很严重）、心脏负荷过重、精神紧张（这点尤甚），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这些症状。我感觉这个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极易疲倦的心脏导致的缺乏锻炼，加之大量密集的脑力劳动。我必须多做运动，特别是在凉爽的早晨和傍晚。砷化物是不可缺少的，但我绝对不能加大奎宁的用量，每九天服用十五粒应该就足够了。至于我正在做的事情，我的民族学探索强烈地吸引着我。但是目前存在两大缺陷：（1）我现在和当地的野蛮人接触太少，对他们的观察还不够充分；（2）我不会他们的语言。关于第二条，虽然我现在正尽全力学习莫图语，但语言的困难将非常难以克服。这里极致的美景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事实上，我发现莫尔斯比港的周围地区甚至可谓荒凉。我的阳台被[藤条]缠绕，挡住了五分之四的[视线]，所以我只能从它的两端欣赏海景。地面布满石子，凹凸不平，各种垃圾散落四周，看上去就像一个一直堆到大海的垃圾场。这里房子的四周都被格子棚架的走廊环绕，走廊到处都是开口。尽管如此，周围的大海和丘陵都美丽非凡。这种景象独一无二，特别是从通往村子的那条路的方向看去，风景被几株棕榈树和红树框了起来。清晨，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层薄雾包裹。大山在雾里时隐时现，淡粉色的影子映衬在蓝色的天幕上。海面微波荡漾，涟漪丝丝，斑斓的波光伴随着海面的不断移动更加熠熠生辉；海水稍浅处，在绿松石般的植物之间，你甚至能看到深紫色的礁石上长满了水草。当海浪平静，微风抚平海面时，海水倒映着天空和陆地，它们的色彩可以从宝石的深蓝色变幻成烟雾弥漫的群山才有的柔和的粉色。而起风的时候，风将大海表面的平静打破，把海底的景致、群山和天空的倒影搅浑在一起，海面泛着独特的碧绿色，偶尔点缀着几点深蓝。过了一会儿，不知是太阳还是微风把迷雾驱散了，群山的轮廓便清晰可见起来；此时海湾深处的海水泛出深蓝色，浅滩处则是蓝绿色。天空向万物洒下一片蔚蓝。但群山的美妙剪影继续在这片纯净的蓝色中闪耀，如同在碧海晴天中沐浴一般。直到下午，迷雾才完全散去。山体上的影子变成更深的蓝色；群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鬼魅感，仿佛某种黑暗的力量统治着它们，和永远沉静安然的大海与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傍晚，天空又被一片薄雾遮盖，夕阳紫色的光芒渲染着各种形状柔如羽毛的云朵，云层排列得异常美丽。某一天中午，一些远处火堆的浓烟飘入空中使得万物都蒙上了一层轻柔的阴影。我当时因为太累而不能尽情享受这视觉的盛宴，但这些景色绝对独一无二。总之，这里的风景比其他地方更像沙漠，容易让人想起苏伊士地峡（Isthmus of Suez）的景观。各种最热烈的颜色，带着一种我尚不能言明的某种节日的特质，一种过分精炼的纯粹和奇异的特质在这里肆意狂欢-那是一种类似于宝石在阳光下闪烁出的瑰丽色彩。

过去几天的日子异常单调乏味。21号，星期二[原文如此]
阿休亚在法院忙了一天。于是找来伊古阿（Igua）帮我整理行李。周二晚上，感觉虚弱不堪，根本不想去找辛普森博士。周三早晨，阿休亚从11点就开始忙碌。下午去拜访了奥马利，他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对我讲。我见到了漂亮的科瑞（Kori），她皮肤光滑，文身精美；尽管藏在古铜色肌肤下，这种des ewig Weiblichen [永恒的女人味]依然迷人。周四早晨和阿休亚待在一起；下午去了趟村子；很累。晚上贝尔来找我，我们讨论了当地的土著。周五早上遇见汉特先生，和他共进午餐，下午我们闲聊了一阵；我累得吓人，什么也做不了。哦，对了，前几天晚上我还洗了一些照片；今天，即使是洗照片也让我疲惫。周六早晨，汉特来访；他这次又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后和阿休亚待了一小时；接着去见了贝尔，不请自来地到长官那里吃了午餐。午餐后，我读了点滕内尔（Tunnell）和莫图语语法。晚上在帕戈山（Pago Hill）散步--感觉恢复了点体力；和斯坦福·史密斯聊天。很早入睡……政治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我；我尽力不去想它们。我有一个夙愿，希望波兰的命运能够有所改善。至于乡愁，我很少为之所困，在这点上我感到很骄傲。我仍然爱着[……]——但不太自觉，也不甚明确。我对她所知甚少。但在生理上——我的身体又很渴望她。我会想念母亲[……]有时[……]。

星期六[10月24日]
到昨天为止，我到迈鲁已经一周了。这一周内，我非常缺乏条理。我阅读完了《名利场》（Vanity Fair）及整本《罗曼史》（Romance）。我割舍不下这些书；它们就像毒品一样让我难以自拔。然而，考虑到恶劣的工作条件，而且对于短短一周的时间而言，我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成果也不算太差。我不喜欢和那个传教士住在一起，特别是因为我知道什么东西都得我来付钱。这个人的[白种人]“优越感”让我感到恶心。但我必须承认，英国人的传教工作有一些积极的方面。但如果这个人是德国人，毫无疑问，他会更彻底地令人生厌。这里的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礼遇和宽容。这个传教士和他们一起打板球，你也不会觉得他太过肆意地摆布他们——一个人想象中的生活总是和现实相差太远！这是一个四周围绕着珊瑚礁的火山岛，头顶着一方永远蔚蓝的天空，包裹着一片宝石般深蓝的大海。在海岸线一侧有一个巴布亚村庄，海面上零星地停泊着小船。我喜欢把在棕榈树林之间的生活想象成一个永无止境的假期。当我从船上望去时，就是这种感觉。我感到快乐、自由、幸福。但这种感觉只能维持几天，之后我便逃到了萨克雷（Thackeray）小说中描述的伦敦势利小人们身边，紧随其后在大城市的街巷中游走。我渴望待在海德公园（Hyde Park）或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我甚至开始欣赏伦敦报纸上的广告。我无法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无法接受我的自我囚禁，更无法将之利用到极致。这就是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

莫尔斯比港。我最后一次去是9月27号，星期日。我中了滕内尔的魔咒，一天中有连续好几个小时都在读他的书。我暗暗发誓再也不读小说了，但这誓言只能保持几天，我便又开始堕落了。那周内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去看了看拉洛基（Laloki）[莫尔斯比港旁边的一个小岛]。周二被长官邀请赴晚宴——格里姆肖（Grimshaw）小姐和德里希夫人也在那儿。我们计划在周四或周五离开。那段时间我一直没有机会和阿休亚一起工作，因为他在忙波尼斯科尼（Burnesconi）的案子，这个人把一个土著“绑起来在空中吊了五个小时”。我对这几天的记忆有些模糊；只知道自己精力不是很集中。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星期三，在钱皮恩家吃的晚餐；晚餐之前，见了那个传教士一面。前一周周日，我和长官一起吃过午餐，汉特上尉也在那儿，我读了点巴尔贝·多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的小说。阿休亚也不在家。我去见了奥马利，然后去找传教士，他带我乘船去了趟镇子。我记得那天晚上，夜幕正在降临村庄，引擎在船身下旋转，发出时强时弱的闷响；气温很低，深海上浪花四溅。周三，身体很不舒服，于是打了一针砷化物，准备修整一下。周四早上，默里派伊古阿和杜纳送给我一匹马，我们在村子里见了个面。我骑马从传教站（Mission Station）后面经过，穿过满是园圃的山谷，途中遇见成群结队的土著，他们有的在地里劳作，有的正往回村的方向走。溪水旁是一个分岔口，从那里望去，美妙的景致一直延伸至大海。我骑着马向山谷下走——山脚下有一小丛树林，非常棒的树荫；我感到一阵对热带草木的渴望。随后，我们冒着酷热进入山谷。同样枯萎的灌木；矮小的铁树和露兜树--前者跟木本蕨类很相似，后者长着奇怪的毛茸茸的叶球[……]--它们让干枯的桉树构成的远非异域风情的景致显得不再那么单调。草木枯萎，透出金属般的棕色。强光照射到四处，赋予这片地区一种奇特的冷酷和矜持，这种景致又最终使人疲惫。当接近湿地时--所谓湿地只是一条干涸的小溪--或到肥沃一点的土地时，你能看到稍胜一筹的零星绿意。瓦加纳（Vaigana）河像一条绿蛇蜿蜒地流过烤焦的平原，在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划出一条细长的割痕。午餐；阿休亚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各个领地边界的情况。（拍完两张照片后）我们骑马穿过平原。阿休亚指给我看两块土地之间的边界线；是一条直线，并没有依循自然地形。我们骑马爬上一座山。我和阿休亚爬到山顶上，画了一幅地图--他打的草稿。我面前的平原被瓦加纳河横穿而过，右侧是干涸的沼泽，沼泽后方是巴鲁尼丘（Baruni Hills）。远处，绵延的山脉一直延伸到莫尔斯比港海湾。好不容易才画好地图。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谷下山，左手边是一片高挑的棕草，在阳光下随风摆荡，不停地闪烁和变幻着颜色，时而血红，时而绛紫，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抚摩天鹅绒一般。阿休亚组织了一次小型狩猎。我们进入了阿盖尔塔布（Agure Tabu）的灌木丛--一条浑浊的小河缓缓地流经树林，我在那第一次见到了西谷椰树。阿休亚跟我说，此情此景之下，应该进行一次祷告，不过饮用这里的水和食用这里生长的西谷椰子或其他植物是很危险的。我们进入了一片向拉洛基两边的狭长地带延伸的密林，那里有许多参天的八果木-在它们宽大的根基上生长出极高的树干--还有一些美轮美奂的藤蔓植物……我们涉过一条长满高大灯芯草的河流。在河的另一边，我们骑马沿着一条小道前行，两边长满大树、藤蔓植物和灌木丛。我的右侧是河流；左侧的园圃时隐时现。河岸上有个定居点，四间小屋坐落在一片平整干燥的土地上。中间有一株小树，上面长着紫色的树莓，正在变成娇艳的红色。几个土著；孩子们在广场上成群的猪之间穿梭嬉戏。我们穿过一个种着香蕉、西红柿和烟草的园圃，回到河边。在河边，阿休亚偷偷地跟踪了一条鳄鱼--未果。回去的路上，我沿着河岸走，甘蔗树的利刺划破了我的鞋子。在家里，我与戈阿巴和伊古阿坐着聊了会儿天。

第二天早上（星期六）
我起床颇晚，跟着戈阿巴和杜纳去了园圃。我观察了怎样挖土和包裹香蕉树，还追赶了一头[鹿]。在芒果树下面午休；给一些妇女拍照。午餐（木瓜）；睡觉。醒来后去河里洗澡--非常舒服--之后钻进了树林里。天然的树荫之下别有洞天。一棵巨大的树干撑起了一块似乎悬空的树墩--一棵八果木。我们来到一块空地，那里土著们围坐成一圈，边切小袋鼠肉边烤。他们先切开袋鼠的肚子，然后扔掉[内脏]，再烘烤它的皮及其他部分。黄色的烟雾升起，飘入丛林。我们往回走的路上听到了小袋鼠们跑开的声音。阿休亚比我们早到。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前一天我们聊了儿童的游戏，但不幸的是，我没做笔记）。

星期天我们很早就动身往回走，原路返回，一直走到浅滩，然后穿过阿盖尔塔布，继续步行穿越一片狭长的平原，然后到达一个尘土覆盖的高土堆，它的外观有点像一面[墙]。在土堆脚下，我们又转了个弯，看到了种着墨西哥大麻的（剑麻）种植园。我站在一座小山上，草绘了另一幅地图。山上的景色很美，霍布柔崖（Hornbrow Bluff）和劳斯山（Mt. Lawes）。突如其来一阵疲惫。我骑在马上，悄悄地打盹儿。阿休亚射中了一只小袋鼠。到达霍赫拉的时候，我已疲惫至极。得知新几内亚地区（N & G apparatus）已经混乱不堪，我更加心烦意乱。我们从霍赫拉的法官（由哈迪[Uhadi] iduhu的酋长）那里得知了以前遍布于克塔普阿三（Koitapuasans）的景象。余下的路途无甚新意。在莫尔斯比港，我看到一张杜布瓦夫人（Dubois）约我喝茶的请帖。她的丈夫（一个法国人）给我的印象是：聪明、令人愉快。我们聊了聊莫图语。晚上在家里度过。

星期一，10月5日
与阿休亚一起工作，给默里打了电话。直到星期三（？）才去见他。道德底线不时崩溃。我又捡起了小说。阵阵的沮丧。比如，肯德勒（Candler）对印度及他回到伦敦的描写，会勾起我对伦敦和N.的无限思念，想起我在伦敦的第一年如何先住在萨维尔街（Saville St.），后来又搬到上马里博恩街（Upper Marylebone St.）的情形。我发现自己老是想念T.，太过经常的想念。分手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种痛苦，就仿佛从白昼瞬间坠落到暗无天日的黑夜。我脑海里一遍遍重放在温莎（Windsor）时和回去之后的那些点点滴滴，回味我那时候的确定无疑和安全感。还有那时我的郑重决定，屡次三番地下定决心，要和她永远在一起。正式分手——从3月28日星期六持续到4月1日星期三，以及那时我的犹豫不决-星期四晚上、星期五、星期六，不断轮回——所有的这一切，都痛苦地不断重现。我仍然爱着她。我依然记得我从克拉考回去之后的几次见面。

我很少想到战争，缺乏细节的报道让人们更容易将这整件事看得无关紧要。我不时地练习舞蹈，尝试潜移默化地将探戈注入阿什顿夫人心灵中。月光柔美，洒在麦格拉夫妇家的走廊上--和这些凡夫俗子在一起，让我厌烦透顶，他们对那些使我兴奋不已的事物居然无动于衷，而那些事物是如此地富有诗意。我对炎热的反应很不稳定：有时我感觉难以忍受--即便绝对赶不上我在“奥索瓦（Orsova）”、科伦坡（Colombo）和康提（Kandy）时候遭的罪；有时候我又坚持下来。虽然我身体不是很强壮，但是头脑却一点都不迟钝。我睡眠规律，食欲旺盛。虽然有时也感到疲惫，可这在英格兰的时候也一样；我依然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比那年夏天好很多，即那个国王举行加冕礼的炎热夏天。

典型的一天：晚起，然后刮胡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去吃早餐。我坐在弗若兰（Vroland）与杰克逊（Jackson）对面。收拾齐整，然后去中[央]法院，在那里我给了阿休亚很多香烟，好和他待在一起。然后午餐；午休；之后去村子。晚上待在家里。我从没晚上去过哈努阿巴达。山丘背后，棕榈树的缝隙之间，闪耀着海洋和天空的绛红反光，镶嵌在一片宝蓝的阴影之间--这是令人较为开心的时刻之一。梦想自己在南海永远定居，等我回到波兰的时候，这一切将在我脑中留下怎样的回忆？我在想那里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想到母亲，感到自责。偶尔，我也会愈发苦涩地想念斯坦斯，怀念有他在身边的日子。但我很庆幸他不在这里。

谢选骏指出：马林诺夫斯基没有想过要出版自己的日记，更没有想到自己的日记会落入他人！所以它无法像《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那样写的冠冕堂皇——因为专门那是留给下属瞻仰的范文。

网文《马林诺夫斯基》报道：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卒于美国。1908年以全奥地利最优等成绩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 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而这些，都是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

马林诺夫斯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父亲卢克杨·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是杰格隆尼大学（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的语言学教授，同时是波兰语在内的斯拉夫语言研究先驱；母亲约瑟华·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则是贵族之后，同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他们住在于该大学任教的教授社群内，而该大学的教授多是自视甚高的学术精英，自小马林诺夫斯基便受到贵族式的教养。
1898年遭逢丧父，当时14岁的马林诺夫斯基生活全由母亲照料。隔年，他罹患严重的眼睛疾病，医生警告他有失明的危险，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因此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从学校休学，由母亲在暗房中教导他拉丁文、数学等学校科目。眼疾治好后，马林诺夫斯基与母亲开始到热带地区旅行，其中包含非洲、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上的岛群等地。而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除了游历四方外，也受到当时的青年波兰运动（Young Poland movement）影响，开时投入剧本和诗的创作，并结交了两位知己：日後成为波兰前卫画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的雷奥·屈斯克特（Leon Chwistek），以及史班尼斯劳·维科伟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e）。其中后者又与他格外亲昵，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和平日书信中往往称他作“史塔胥”（Sta's）。两人不但住在一块（上课期间维科伟奇住在马林诺夫斯基家，假期时两人到维科伟奇在乡下的家度假），在彼此的创作作品中也常借用对方的性格进行描述。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期的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大半的教育都在家中完成，马林诺夫斯基于1902年依然顺利进入波兰著名学府杰格隆尼大学哲学系就读。而在哲学之外，他又修了波兰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课程，并且受到其父亲的好友法学教授达根（L.Da-rgun）、艾斯特莱赫（S.Estreicher）以及历史学家波特康斯基（K.Portksnski）等人的影响，逐渐对家庭、社会和民族学产生兴趣。1908年在哲学史教授帕夫斯基（S.Pawlicki）指导下开始写作论文《思想的经济原理》（英文作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Thought），内容是讨论奥地利哲学家兼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思想：他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论述如何计算人思考和精神活动是花费与释放出来能量的经济原理。写作论文期间，马林诺夫斯基又因健康情形不佳，与母亲再度到热带地区旅行，并一直到1908年才提交论文，正式从大学毕业。由于无法获得就读教师资格的奖学金，他又到莱比锡大学进修，学的是心理学和经济史。
根据马林诺夫斯基自身的说法，他在养病期间阅读了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后，才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决心投入人类学的研究，而多数也接受这种说法。然而有些人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成长背景分析，认为他投入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其实建立在他的成长与求学过程之中，而他在杰格隆尼大学时学到的教育，也处处影响到其日后的理论与研究对象。
1910年马林诺夫斯基拿到奖学金，顺利以硕士后研究生的身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就读一年。这期间他接受以研究婚姻史闻名的社会学家艾德华·魏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指导，并于隔年回国後发表文章批评佛雷泽对婚姻的论述。1913年，马林诺夫斯基以讲师的身份回到政治经济学院，同年发表第一本英文著作《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igines），以大量澳大利亚原住民（当时被认为最原始的民族）文献与材料批评魏斯特马克的论点，进而主张最早的家庭乃为核心家庭。此书不但受到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Alfred Reginal Radcliffe-Brown）等英国人类学家赞扬，还为他取得正式的博士学位。

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上与土著访谈的情形。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学专家查尔斯·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引介下，马林诺夫斯基取得奖助金得以完成到澳大利亚研究图腾制度的梦想。然而在7月抵达澳大利亚，辗转於雪梨、墨尔本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当时的澳大利亚仍属于英国，而马林诺夫斯基的国籍却是其敌国奥地利（当时波兰被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瓜分），为了避免遭到遣返（其他研究团员多选择此方式），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与澳大利亚政府斡旋，最终获得研究的许可，而走上自身一人进行田野调查的路（当时多数的田野调查是由研究团队合作，在各地进行的短暂的访问与考察）。于是从1915年9月1日到1917年5月，马林诺夫斯基独自在新几内亚（当时由澳大利亚政府管辖）南部的迈鲁（Mailu）岛上从事研究，并率先学习土著语言以方便调查。1915年5月，在偶然机缘下他决定到东北方的超卜连群岛（Trobriand Islands）进行下一步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参与超卜连生活的景象。在超卜连，马林诺夫斯基整理了之前碰到的问题，以及自身奉守的实证主义，逐渐创立一套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他认为作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依据的民族志材料应该根据具体的证据书写，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写作统计图、族谱等图表以理解澄清研究对象的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图表又包含得自于土著的意见以及自身的观察；然而，这些图表的书写不是漫无目的的工作，而是具备对研究问题的关怀与学科上的考量。基于前述的原则，他提出了参与观察法的研究方式，即让自己真正参与部落之间的活动，并适当的与自身的文化（特别是当地的传教士与殖民官员）保持距离，使自身真正观察到土著生活中琐碎却又关键的习俗与规范。此外，他认为许多实际的规范仍难找到真正的答案，因此土著的传说、口语中的词汇以及其自身的观点也该是民族志纪录的对象。而最后完成的民族志应该呈现土著的想法与世界观，而让读者理解不同文化（自身与当地）之间的差异，进而认识自身的本性。
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的田野调查十分成功，并持续到1918年才返回墨尔本，但他的日记与其他纪录显示其生活充满了矛盾：当地官员当他是怪人，而土著觉得对他的行为愚蠢可笑。而他自己在当地没有朋友，成天面对乡愁与对工作的厌倦（他十分痛恨土著的现实与无知）。即使接获母亲去世的噩耗，也必须强忍哀痛，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1918年他终于完成了田野调查，暂时回到墨尔本，随后与仰慕已久的艾丝·马森（Elsie R. Masson）结婚，但不久却生场大病，于是在回欧洲前又到加那利群岛（Islas Canarias）疗养一年，并著手撰写《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0年，马林诺夫斯基与妻子带著田野工作的成果回到英国，随即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任讲师。1922年正式出版第一本田野调查成果《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不久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学院首位社会人类学课程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英国人类学界的重要影响力。1927年马林诺夫斯基升任该学系系主任，担任该职直到1938年他离开英国为止。
在伦敦大学期间，马林诺夫斯基精彩的授课吸引了各地学生加入，其中包括艾德华·伊凡普理查（Edward E. Evans-Pritchard）、艾德蒙·李区（Edmund Leach）、梅耶·弗提斯（Meyer Fortes）以及中国的费孝通，另外社会学家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吴文藻等人也会参与他的讨论课。课堂上的马林诺夫斯基充满了精力，但也滔滔不绝下却要求学生必须接受他的功能论论述。而课堂之外，他致力于与反对者论战，并且到处讲学以推广自己的学说。除此之外，这十多年间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包含民族志资料的整理发表，以及文化理论的专门论述。另外，马林诺夫斯基也致力将自己的学生送到世界各地作研究，希望使自己的学说真正做到放诸四海皆准的境界。

晚年的马林诺夫斯基：历经1930年代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全盛期后，马林诺夫斯基于1938年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改变，一般认为乃基于他对亲手栽培的学生——尤其这些学生的研究成果反而威胁到他的理论，有些则直接放弃，改采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的说法，这些都伤了马林诺夫斯基自负的心。
在耶鲁，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从头再来，并改以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聚落作为调查地点，于1940年与1941年的暑假期间展开短期的田野调查。可惜才刚作出初步成果，他却于1942年5月1日心脏病发去世，享年58岁。

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从超卜连群岛得到的资料，以及自身所学的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提出一套被后人称为功能论的理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文化其实只是一组工具，其存在目的在满足人类自身的种种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各文化要素之间是环环相扣，且不断变动以保持有效的运作。也因此，我们可以在各文化中找到一套自己的运作原则，而这些原则也和社会中的实质功能保持紧密的关联。
而印证功能论最好的例子便是库拉圈（Kula ring）。这个存在于新几内亚东边的跨岛群交易圈同时以顺时钟和逆时钟方向进行两种物品的交换，可是这两种物品却不具备实质上的功用，但土著却愿意冒著相当的风险进行这这种无限循环的交换。在多数外人眼中，这种行为看似不可思议，但马林诺夫斯基却认为这种交换过程倚赖于彼此间的信任，而这信任的原动力其实是为了其他民生物资的交换：由于各岛之间物资有限，彼此间依赖度颇深，库拉圈的交易过程得以建立彼此的相互信赖感，使其他顺带的交易成为可能之事。
马林诺夫斯基手绘的库拉圈分布图。从库拉圈向外推展，所有的文化项目像家庭、巫术等，都是为了满足社会上的个别需求如果腹、性欲、嬉戏、信仰等。因为如此，所有文化项目彼此互相整合，也不相互违背，所以整体文化应为平和而稳定。
由此衍伸，马林诺夫斯基以为多数稳定的“野蛮人”文化正快速被西方文化取代。身为人类学家，必须尽快以田野调查将这些文化纪录在民族志之中，才能“抢救”这些“未受污染”的文化身影。因此他强调“抢救人类学”的重要性，并成为他积极送学生到世界各地研究的理由之一。

虽然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法兰兹·鲍亚士与他的学生已经提出历史特殊论驳斥演化论与种族歧视观点，但直到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自己的论述，才真正有完整的理论解释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也从他开始，19世纪发展到鼎盛的欧美种族中心论论述开始没落，逐渐被前者取代。
在他之前，人类学家往往以传教士或探险家的著作或纪录作为研究材料，但是这些纪录的内容却充满了文化偏见或不够周延的描述，因而造成研究时的困难。19世纪末期开始，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开始进行最早的田野调查，并试著书写自己的民族志，然而他们的调查期间仅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且多数人甚至不懂当地语言，仅能透过第三人或简单的问句得知被访问者的意见，加上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对当地白人的依赖，因此研究成果充满了歧视与矛盾。
为了完成客观的民族志，他们必须绘制土著的族谱，纪录当地的传说，并参观他们的仪式。每位研究者没有翻译，只能靠著一至数位的报导人协助自己的研究工作。除此之外，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作的田野调查也被视为典范：他的研究影响了马瑟·牟斯的著作《礼物》，使交换理论成为日后社会学与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并率先以实际例子反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而这些震撼性的纪录也让当时的欧洲人重新思考文化的主客观点，学习以当地人的观点理解个别文化的价值，并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特性。
著作书籍——
1913年：《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gines）
1915年：The Trobriand Islands
1922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6年：《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1927年：《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底比较》（Sex and reperssion in savage society ）
1929年：《西北美拉尼西亚的野蛮人性生活》（又简称《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courtshipmarriage，and family among the natives of the Trobriand Islands，British New Guinea） [1]
1935年：《珊瑚园及其魔力》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1944年：Freedom and civilization
1944年：《文化论》（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1945年：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1948年：《巫术、科学与宗教》（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1967年：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谢选骏指出：马林诺夫斯基从英国出走，很能说明他作为一个波兰人在英国所遭受到排挤和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