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单向灌输的极权已死——为什么说《娱乐至死》也已经死掉了

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2004年5月由广西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尼尔·波兹曼。作者在书中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有2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这本书已经被翻译为8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大约卖出了20万册。2005年，时隔20年后，波兹曼的儿子安德森再版了这本书，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媒介生态学专著之一。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是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之一。他于2003年10月去世，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2008年5月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两部著作的中文译本：《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就西方传媒理论的引介而言，这是在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中译本出版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波兹曼继承了麦克卢汉的理论传统。1954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中获得极大的启迪，发展出自己的“媒介即隐喻”的论题，并且建树卓著。生前发表了20多部研究著作，使他享有世界性的学术声誉。
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而20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在这两部著作中，波兹曼分别揭示了这种文化变迁的不同侧面。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波兹曼的论述具有历史建构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分析中，“童年”的概念来自与“成年”的文化分界，而这种区别并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明”出来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着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但是，“童年”本来只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我们又何必为它的消逝而担忧呢？或者说，童年的消逝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化危机的征兆？
波兹曼的真实论题可能被这个多少有些误导性的书名所掩盖了。他的确关怀属于童年的自然与纯真的人性价值，但就整个文化的走向而言，他深切的忧虑主要不在于“童年的消逝”，而是“成年的消逝”。印刷术在创生“童年”的同时也创生了所谓“新成人”（文字人）。
这种以阅读为特征的新成人文化推广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品质。线形排列的文字促进了逻辑组织、有序结构和抽象思维的发展，要求人具有更高的“自制能力，对延迟的满足感和容忍度”，“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这对人类的宗教、科学和政治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写了中世纪的文明面貌。
而电视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不再要求儿童与成人在文化特征上有明确的分野。因此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指出——也可以表述为“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危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童年的消逝》出版（1982年）四年之后，波兹曼发表《娱乐至死》，其副标题是“演艺时代的公共话语”，更为直接而全面地剖析和批判了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观点见于《1984》），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相信，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谢选骏指出：《娱乐至死》这本书翻译的太晚了，晚了整整一个时代——从“网络前时代”到“网络后时代”，就像从公元前到公元后一样的距离，虽然其间“不过”二十年。因为网络改变了他们那个前网络时代的“单向灌输”模式，而变成了“交互撞击”，这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必将凸显“思想的主权”。现在，一个普通的网民，都可能掀起滔天大浪，改变整个社会的潮流和形态，这是单向灌输的时代完全不可思议的，所以，单向灌输的技术工具所造就的极权时代已死。而《娱乐至死》所描述的，显然是单向灌输的时代，所以说它已经死掉了。网络时代给人的不仅是娱乐，而且是——颠覆！

谢选骏：网络主权必将彻底改造国家主权——“1984年噩梦”里的反极权主义

《手机APP滥用隐私权限普遍：上网几乎等同于“裸奔”》（2017年12月19日 转载北京晨报）：
网上约车、购物、叫外卖、导航……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觉，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手机App带来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你的微信昵称、头像、位置、通讯录、电子邮箱信息、QQ账号密码，甚至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都“祼奔”在互联网海量“大数据”当中。而这些隐私信息，基本上都是自己在下载安装App时“同意授权”的。北京晨报记者下载了30多个App，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App要求获取定位权限。专家称，App滥用隐私权限的现象非常普遍，建议用户在安装前仔细看授权协议，安装后也可选择关闭部分授权。
案例：朋友欠钱？自己收到催款短信
日前，市民李女士莫名收到以借贷宝App为名发来的催收短信，称其朋友贷款，而短信中不但公布了其朋友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还带有大量恐吓咒骂字眼。记者从短信中看到，内有李女士朋友，也就是借款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发短信的人自称是“借款公司的”，称借款人在借贷宝借钱时由李女士担保，并咒骂称如果借款人不还款，李女士及家人将遭遇厄运。
随后北京晨报记者联系到借款人，对方承认确实从借贷宝平台上的机构借了钱。但他并没有将李女士填为担保人，而是“手机软件会调取通讯录，向有过通话记录的联系人催收短信。”
北京晨报记者随后也在借贷宝使用过程中发现，软件会向用户申请读取手机通讯录的权限，在其《隐私条款》和《用户注册协议》中，也有内容称如逾期未偿还本息，借贷宝可能与第三方共享用户信息等。
无独有偶，市民郭先生近日也收到不少催收公司发来的信息，因自己的一个初中同学在借款平台上借了钱未按时偿还，催收方就通过同学手机通讯录找到了他这里。不仅收到催款短信，郭先生还接到了许多讨债电话，甚至传说中的“呼死你”也用上了，“响了十几个小时，未接电话得有好几千，但由于号码不同，地域不同，想拦截都拦不住。”
现象：很多人下载应用并不看条款
北京晨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几乎所有的手机App应用在下载安装时，都需要同意应用的《隐私条款》。比如，记者下载高德地图App后，要点击“进入”地图，就跳出来了高德地图的隐私条款。仔细阅读发现，这款App上可能会收集的个人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位置信息、上传的图片以及IP地址、设备信息、浏览器类型等，在注册高德账号时，会收集账号名称、昵称、密码、密码保护问题、手机号码等，还有电子邮件地址、淘宝账号、支付宝账号、微信、QQ、车辆品牌、车牌号码、车辆识别代码、发动机号、机动车驾驶证、住宿信息、行程信息、支付信息等。更关键的是，高德地图还会将这些信息提供给第三方，并授权高德地图间接向第三方获取相关信息。
但很多“手机控”在下载安装App时不会注意看授权权限条款，便直接同意安装。北京晨报记者随机采访了20余位市民，竟然没有一个人表示在下载App时会详细看“授权条款”。“字太小了，而且都是一长篇，所以基本不看。”市民李女士说。？
但就是点击“同意”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用户的隐私就这么交出去了。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只要你的手机里安装了导航软件，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能很快通过手机里App提供的数据找到你。”在他看来，“有的App应用本来跟位置并没有太多关系，可是App会强行搜索你的位置信息，而你的位置信息根本屏蔽不了。”
数据：四成应用会申请获取位置信息
今年9月份，江苏省消协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检测发现，在手机下载的100多个App中，79个App可获取定位权限，23个App可直接向联系人发送短信。点开“电话与联系人”一项，有14个App甚至可以监听电话和挂断电话，结果非常惊人。在所获取的个人信息中，“位置信息”和“读取通讯录和短信”是最容易被读取。
据相关人员介绍，大多数App都有获取精确位置的权限，由GPS定位可精确到10米。各个开发企业给出的理由是需要进行一系列社交模块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实现社交功能，只需获取大致位置权限即可，根本无需GPS精确定位。
对于“读取通讯录和软件”信息，大部分开发企业表示，App需要通过验证码避免用户重复注册，同时起到推荐作用。这使得用户的通讯信息完全暴露在软件公司面前。另据央视财经频道此前报道，除了偷录声音、获取定位外，误下载到一些“山寨”App时，机主的银行账号和密码则可能受到威胁。
专家支招：下载后应用前关闭部分权限
对此，猎豹移动安全专家李铁军告诉北京晨报记者，手机App滥用权限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了，而且这种现象在安卓系统更严重一些。
李铁军介绍，造成手机App滥用权限的情况分几种，一种是大量正常App在开发过程中，给未来留有发展空间，“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用户群越来越大的时候，功能也会无限拓展，就需要更多的权限。比如说，原来没有要求定位的，当它现在有一个社交功能后需要用到定位，或者发展O2O之类的都需要定位。”所以很多开发者就未来规划的目标会需要事先“占个坑”，先把权限申请下来。而还有一种情况是，消费者可以看到的手机权限设置，并不是全部授权。相当一部分程序在消费者没有操作任何权限设置，软件就已经自动安装完毕了。
不过，李铁军也表示，避免用户隐私泄露还是有一些办法来解决，比如安卓系统在6.0的时候，系统的安全管理功能会提供机主对一个具体App来管理它的使用权限，用户如果发现有些程序申请的某些权限觉得“越权”，就可以在权限管理当中，把相应的权限关掉。
律师说法：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并盈利将获刑
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林悟江认为，一些手机APP要求取得与自身业务没有任何关联性的用户信息的授权，属于恶意取得授权，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比如立法禁止经营主体取得与自身业务没有关联性的信息授权、一事一授权、授权用途必须明确具体等。
就目前而言，如果手机APP的经营主体恶意取得授权、滥用授权，并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即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记者手记：告别“透明人”需多方努力
不可否认，App广泛应用是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享受信息化生活带来的便利也是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重要过程。但App在为手机用户提供上网便利的同时，也的确让手机用户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透明人”——我们在享受数字化便利的同时，个人隐私已经越来越少。
上网几乎等同于“裸奔”，这对任何手机用户来说，无疑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每一个新的行业的兴起就必然会出现某些伤害用户利益的事情存在，监管部门的“没有及时发现和解决”，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漏洞呢？因此，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需要有关部门作出更加权威的分析、评估和研判，也需要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予以完善。安全厂商与制造商、运营商、互联网服务商、应用开发企业等渠道加强合作，确保各平台及管道是安全的，从源头去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可能会更加现实。
谢选骏指出：英国共产党的叛党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了本《1984》，还有《动物庄园》等。其实，他本来是政治活动人士，没有什么创见，他的反乌托邦思想，大多是从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1896年）、小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等小说学来的。但是因为他的共产党背景，受到了追捧。相反，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反而由于连同资本主义一起批判，而受到了冷落。
有评论指出：
《奇妙的新世界》成书早于《一九八四》，赫胥黎还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老师。在赫胥黎给奥威尔的信中，他阐述道，《一九八四》所写的乃是发生在《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新世界”才具有终极的意义。而如今的现状也似乎正在印证着赫胥黎的预言。一个老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出了比年轻人在十多年之后更久远的预言，不得不赞叹赫胥黎的真知灼见。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奥威尔和赫胥黎描绘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却殊途同归，都走向了极权主义的末路。两个世界都是极权社会，统治者构建它们的原因却不同。“一九八四”中的极权是源于对权力的贪恋。核心党员为了永远保有权力，故意保持着低下的生产效率，并且通过战争消耗着多余的资源，以便让平民们永远处在极低的生活水平上，让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接受教育、去觉醒、去造反。奥威尔在书中借用奥勃良之口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护革命；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而“美丽新世界”产生的原因却是因为对效率的盲目崇拜。科技的进步催生了人工繁育和睡眠教育，以保证让不同等级的人都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足；“嗦吗”迷幻药的发明使人类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证重新回到愉悦的状态，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激发人类最大的生产力。“人们只顾追求着高效，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却荡然无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八四”中，我们还能看到善恶斗争，而在“美丽新世界”中这种斗争却已无从谈起，因为“一九八四”中人尚且为人，人的本性尚且存在，只不过是被统治者所蒙蔽和压制；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类只不过是科技的产物，效率的奴仆。我一直都觉得“美丽新世界”是“一九八四”矫枉过正的产物，人们惧怕“一九八四”中自己因为生活资料匮乏而造成的无知与被压迫，于是开始拼命地发展经济，却陷入了另一个怪圈——效率高于一切。人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一九八四”的恐惧造就了“美丽新世界”。极权原因的不同，也导致了两者极权手段的不同。“一九八四”的统治者的统治方式简单粗暴却见效快，他们依赖着棍棒、酷刑和集中营给庶民带来的痛苦与恐惧保护着自己的权力。“美丽新世界”中的统治者却不屑于这种效率低下且充满危险的方式，他们依赖科技带来的快感以让人们自愿服从，而这恰恰是另一种集中营，一种没有痛苦的集中营。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精辟地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文化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座监狱，另一座是赫胥黎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正如文章开篇所举的事例，我们可以找到一千种理由不去上政治课，却找不出一种理由拒绝电脑游戏的诱惑。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让我们认识到，在监狱大门关闭的时候我们要奋起反抗，但是对于一个因为纵欲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明，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有人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信；但如果有人说，多一个人读赫胥黎，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却深表怀疑。对抗奥威尔的世界，我们只需要激发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即可，对饱暖、性爱和自由的欲望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激发；而对抗赫胥黎的世界，却需要我们用深刻的理性去对抗浅薄的本性，这比前者要痛苦和困难得多。我们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及时行乐呢？赫胥黎在写完《新世界》后反思道，“一个社会，如果多数成员不能保持清醒，不在乎当下，不关心近在咫尺的未来，而把多数时间花在其他的地方——只关心无关紧要的运动和肥皂剧——那么这个社会很难抵御操控着的入侵。”“一九八四”的时代在人们的抗争中即将过去，“新世界”的时代却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正在悄然而至，也许手里拿着的智能手机就是野心家的帮凶。我们不能做什么，除了保持警惕，警惕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衰减；警惕权力对自由的剥夺，哪怕是追求痛苦和不幸的自由。
谢选骏指出：我要说的是，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看，极权主义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因为极权主义太太太单调了！而人类，哪怕是独裁者自己，也是渴望自由与新奇的。所以，堡垒都是从他们内部给攻破了的。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原罪之强大，不是极权主义可以轻易扼杀得了的！看看中国手机市场的混乱就可以知道，“封网行动”，必然失败。网络主权必将彻底改造国家主权。如此看来，奥威尔等“前网络时代”的恐龙们，可以安息了。因为网络改变了他们那个前网络时代的“单向灌输”模式，而变成了“交互撞击”，这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必将凸显“思想的主权”。其中的乐趣，我想，连独裁者也不愿意割爱的。因为即使连他，也只是一个体。

谢选骏：犹太共产主义教程

网文《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说：
在中国，很多人知道马克思，但很多人不知道马克思是犹太人，知道列宁，知道托洛斯基是托派，又有多少人知道列宁是犹太人，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十月革命的组织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首创者是托洛斯基，十月革命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全俄中央执委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捷尔仁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乌里茨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都是犹太人。在前苏共第一届中央政治局24人中犹太人就有16人。由于卢森堡、海尔夫曼、库莉赫芙、库恩、艾斯纳等名震欧洲的犹太男女革命家惊人的承受力和殉道者般的牺牲精神，在整个20世纪成为中国和全球激进主义革命精神源泉的历史运动和世界思潮，曾一度被称为“犹太共产主义”、“犹太国际主义”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在上世纪20年至40年代派驻中国的代表和顾问，也流淌着浓度甚高的犹太血统。在前东欧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队伍里活跃着一大批的犹太革命家。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宪法和一切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基础。
当我们知道这些以后，我们不禁会问，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去追求共产主义呢，为什么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帮助自己寄居的国家进行“伟大的革命”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是一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吗？雷锋般无私的行为吗？还是其中有巨大的利益的驱使呢？为什么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中有大量的犹太人呢？甚至苏联的上层犹太人占了大量的比重？为什么在二战前后斯大林清洗的党员中竟是以犹太人为主呢？大家还记得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荷兰犹太人马林吗？
犹太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核心就是建立大同世界。实际上就是在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主张工人无祖国。马克思主义强调用阶级性的观点来解释民族关系，实际上就是采取分化手段，把所有非犹太民族分化为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两种，通过团结非犹太民族的无产阶级来反对非犹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方式来建立大同世界。要尽量避免出现一切非犹太民族中的各个阶级团结一致地来迫害犹太人。
还有，犹太人自己没有祖国，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马克思的19世纪）。所以，一无所有的犹太民族当然希望全世界其他的非犹太民族都民族虚无主义，国家虚无主义了，这样，犹太人也就不会因没有自己的国家而在当时所寄居的那些欧洲国家遭受迫害了。
可是，犹太人自己却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工人无祖国，国家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之类。他们一方面忽悠别人信仰马列主义，一方面自己却在搞所谓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行为本身就已说明了，他们自己是怎样信仰马克思的“国家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
最后，凡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民族理论的国家，最终下场只有一个：分裂。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是说，马克思的民族理论不好，恰恰是因为它太好了，所以上述国家才必然分裂。因为任何理论首先必然要为创造者本人服务。由于马克思是犹太人，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时必然要体现出对像犹太民族这样的弱势群体倾斜。
换句话说，马克思民族理论本质上是就是在挑战、弱化、甚至削弱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理论，不如此的话，那么在该国生存的犹太民族就难以生存。
共产主义的死结在于他的创始人马克思本人就是犹太人，而马克思时代的犹太人在全世界还没有自己的祖国。所以，对于当时尚处于寄生于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所在国的民族主义。
故此，马克思先生巧妙地提出了所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动听口号，试图以所谓阶级问题掩盖民族问题存在的实质，把一切民族矛盾解释为阶级矛盾，归罪于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挑拨和压迫。只有这样解释，就可以成功地分化欧洲各国的基层民众和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要尽量避免出现犹太人所寄居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上下一致地排斥、打击犹太人的局面。
另外，马克思主张的“工人无祖国”这种高尚的“世界主义”理论，其实在本质上就是在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因为这对于犹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没有祖国在世界各地到处流亡的民族一方面是嫉妒那些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出于生存的需要，一个民族主义太强的国家也往往不利于犹太民族在这样的寄居国生存（比如日尔曼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最关键一点。那就是真正的犹太民族精英往往是向其他国家人民兜售他们这一套“世界主义”、“工人无祖国”、“追求大同世界”主张的共产主义理论。譬如说，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苏联红军的奠基人有“红军之父”之称的托洛茨基，克格勃组织的前身“契卡”的创造者来自波兰的捷尔任斯基，1919年柏林起义的两位核心领导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出生于波兰的罗莎·卢森堡，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季诺维也夫，以上的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另外，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在当时的沙皇俄国，犹太人人口比例很低，但是在当时红军中却有40%的军官来自犹太人，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犹太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一种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的热情——这种热情是真的出自拯救世界责任的坚定信仰还是别有一番风景呢？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我们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犹太精英们特别地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相信他们所缔造的共产主义理论所主张的“工人无祖国”，“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但是，犹太精英真正在做什么呢？——是的，他们正在谋划复国运动，在他们对英美等大国不断游说下，1948年成立了以色列。多么滑稽啊，犹太人自己不相信民族虚无主义和国家虚无主义，因为以色列建国本身就是对这种理论最大的嘲讽。可是，他们却还在世界上鼓吹其他民族相信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用某位伟人的话说，就是：“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却是自由主义！”——这种评价用在犹太人身上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上士大夫们深受儒家文化中的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而士人政治又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以来的立国精神。当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强调的是以夏（改）变夷精神而不是共产主义所鼓吹的民族虚无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灿烂，其中儒家文化可以说在之中起到了对百家文化归纳总结而集大成，正是有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以“夷夏之辨”为总纲的精神。所以，中国才始终强调了是以华夏/汉族为本去同化四方异族。
可以说，儒家文化的立论其本身就是服务于华夏民族（汉民族）发展的需要。而显然，共产主义理论不是这样的。在具体的民族政策上，共产主义民族理论与儒家文化中所主张的辨夷夏及华夏本位宗旨相较，是每与其反。所以，你不能简单地说那是共产主义不适应中国——因为它的奠基者就没打算为中国服务，或说像它的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去服务世界。譬如说，同样实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和苏联就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民族理论而瓦解的。
可以说，某种角度上说，共产主义理论的本来服务宗旨实际上就是为当时（19世纪）在世界上处境艰难的犹太人寻求一条新的发展之路的一种尝试。
列宁也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某种意义上，苏联十月革命是犹太革命家和思想家在俄罗斯这个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最薄弱的地区，利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无知、野性和幼稚首先发动了一场由犹太人领导的大革命，并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把这个种子撒在中国的土地上，共产主义迷梦传播和存在的几十年里，在各民族中造成的屠杀和灾难一点也不逊于纳粹德国在世界范围造成的人类灾难，马克思宣扬的阶级对立观造成了非常极端的民族内部对立，一般来说，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而逐渐调整，共产主义如果不采取革命的形式，而是以社会改良的形式逐渐释放它的积极因素可能会更好一些。
总之，犹太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民族，外族人很难正真进入他们的思想文化圈子并了解他们的意图，再加上他们也确实是太深沉阴唳了，所以其他性情耿直开朗的民族自然对他们容易产生憎恶和恐惧感……部分解释了排犹主义在欧洲的盛行，抑或者，是排犹主义的盛行导致了犹太人的深沉？
不要忘记犹太人这个民族产生了大量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个民族很擅长理性的思考问题，而且血管里天生就流淌着商人精明的血液。善于算计别人是犹太人的本色。
犹太人制造出了共产主义学说，从此让这个世界一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搏杀，而犹太人自己却根本不相信，他们乐得从中渔利。
共产主义不过是个虚招而已，犹太人真正要实行的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而已。
现在，犹太人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世界因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因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在朝鲜、越南的热战而矛盾激化……
二战后铁幕的开启，使得世界被两个超级大国所主宰。犹太人得益于此，力争做平衡大国在中东势力很重的砝码，美国与苏联都想拉拢他们，至少在以色列建国初期是如此。尽管后来苏联站在了阿拉伯世界一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以色列建国初期苏联还是想积极拉拢犹太人的。而犹太人也乐意在美国与苏联人之间左右逢源。
联合国在1947年4月28日开始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经过长达7个月的调查和辩论，于11月29日召开联合国大会，在大会上，美国和苏联等33个国家表示赞成，阿拉伯等13国表示反对，英国等10国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第181（二）号]决议”。
看见了吗？——至少在以色列建国时期，美国和苏联人都被犹太人高明地操纵着，为其所驱使。
二战后特别是经历德国人灭绝政策屠杀后，全世界不到600万的犹太人，却能高明机智地操纵两个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所用，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在中东几乎毫无任何根基的犹太人竟然能复国成功。这在其他民族看来不可能完成的天方夜谭却在犹太人手里真的实现了……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看来上帝还是公正的，幸亏这个世界上犹太人还是很少的，否则犹太人真可能把我们吞并掉。
“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起源于宗教信徒们的“圣战”观念,在教徒们的眼中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传教史。教徒们和异教徒的“圣战”斗争从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当然在世俗人、文明人眼中，这种宗教史观相当的野蛮。话说回来“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犹太教精神的旁支，所以其精神结构会和脱胎于犹太教精神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高度一致。
马克思是个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结构，与犹太文化的内在精神结构是统一的，犹太教有内在的精神结构，可将其归纳为“五大要素”，即“上帝—选民—救世主—善恶决战—天国降临”。
第一个要素——上帝——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只能崇拜上帝，不能崇拜任何其它的神。上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抗拒的。以后的基督教、东正教、Ysl教的一神论思想，都是从犹太教中生长出来的。
第二个要素——选民——选民是犹太人。《圣经》上说，上帝与犹太民族签约，犹太民族承担着上帝的任务，肩负着神圣使命，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耶稣也说，人类的拯救，只能来自犹太人。
第三个要素——救世主——出自犹太人，弥赛亚将降临人世，拯救人类，将人类引向上帝。犹太教坚持认为，弥赛亚还没有降临。基督教认为，弥赛亚已降临，这就是救世主耶稣。
第四个要素——善恶决战——最后的审判之日，善恶决战到来，恶者被消灭，跌入地狱，善者蒙上帝荣光。
第五个要素——天国——最后的审判，善恶大决战后，天国降临，善者进入天国，享受永恒幸福。
马克思主义号称唯物主义，反对宗教，其实它的反宗教情节是在反对异教的需求上的，其本质也是一种宗教。在政治学层面，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五大要素，即“历史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选择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最后的斗争—共产主义。
我们可以把犹太教的“五大要素”和马克思主义的“五大要素”对应排列起来，相信大家可以轻易地发现其中的对应关系。
上帝（上帝意志）——物质（客观规律）
选民（犹太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
救世主（弥赛亚）——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
善恶之战（最后审判）——最后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最后决战）
天国降临大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与犹太教的内在结构完全统一。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犹太人们，它借鉴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成果，19世纪英国最新的经济学成果，剩余价值；和德国的古典主义哲学成果，在犹太教精神结构架重新构建的新式宗教——马克思主义，这种（世俗）宗教不过是再次展现了犹太教的内涵，并无什么科学含义，其声称的人类最终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不过是法国空想社会家们空想出来的，让犹太人借鉴了来代替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天空罢了，实质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幻想罢了。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犹太共产主义教程》——它并不一定完全精确，但大致无误，就是说，欧洲犹太人用共产主义教程，取代了中东闪族人的宗教课程。但是现在，中东穆斯林苏醒了，开始还原宗教课程。为什么中东人首先苏醒？因为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主义首当其冲地击溃了，无奈之下，只有躲避到古代宗教的庇护之下，这些宗教，其实早就被他们自己的祖先抛弃了。

谢选骏：革命的必然与结果的偶然

《1917-2017：俄罗斯面对十月革命遗产的纠结》（2017年12月12日 转载法广RFI 瑞迪）报道：

2017年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这场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颠覆了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但百年后的今天，这次革命的起源地却没有任何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恰恰相反，俄罗斯人对于百年纪念应该纪念什么显然并无共识。有人强调“十月革命”百年，但也有人只笼统地提及“俄罗斯革命”百年。命名的区别掩饰着俄罗斯人面对1917年的动荡历史的不同解读。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及中欧国家研究负责人Daucé女士,向大家介绍俄罗斯围绕百年纪念的争议以及当今俄罗斯朝野面对十月革命历史记忆的种种纠结。

法广：关于这次百年纪念，有人只说“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也有人说“俄罗斯革命”百年纪念。这是否只是名称上的区别？所说的百年纪念是否是同一回事？

F. Daucé : 1917年的俄罗斯历史比较复杂。这一年有两场革命。先有“二月革命”，后有“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导致了沙皇制度的垮台，皇权体制至此终结。“十月革命”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百年后的今天，2017年的所有讨论都围绕着应当继承或应当排斥哪一部份革命遗产。事实上，我们在当今俄罗斯看到的，是那些承认二月革命的遗产、但拒绝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与那些──正相反──强调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之间的争论。所以才会有这种命名上的区别。

法广：就是说1917年一年之间，俄罗斯发生了两次革命，那这两次革命之间是怎样一种因果关系？十月革命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必然，还是说，在历史长河中，它更是一次断裂？

F. Daucé : 十月革命的意义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相关的讨论始终还在继续，因为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长时间的历史变迁的结果，这当然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十月革命终结了俄罗斯资产阶级主导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历史循环的结束。但其他政治人物和历史学者则认为，所谓十月革命只是一次普通的政变，布尔什维克上台只是利用了当时临时政府的解体，利用了政权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就是说在如何解读十月革命问题上，我们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更是那些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另一派则更接近自由派人士。

法广：如何理解二月革命的重要性呢？

F. Daucé : 首先应当将二月革命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沙皇俄国正卷入战争，处境非常不利，政权因此处于混乱解体状态。二月革命是俄罗斯自由派精英夺取了政权，不是底层的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最初的政治纲领是在国内推动自由化，解除言论审查，也就是恢复部分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也正是在二月革命的背景下，临时政府计划组织立宪会议选举，以便在1918年为俄罗斯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但这个民主进程随十月革命的发生而终止。

法广：如果二月革命不是一次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随后而来的十月革命是否获得了广泛的民间支持呢？

F. Daucé : 我觉得应当将夺取政权和夺取冬宫区分开来。夺取冬宫的行动的确是一伙 武装活动人士的行为，并不是像后来在电影和这之后的纪念活动中刻意表现的那样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行动，在这些电影和纪念活动中，十月革命被描绘成一次人民发起的大规模行动。事实不是这样，夺取冬宫就是一小拨武装活动人士的行动。

但是，很明显，这些布尔什维克成功利用了民众的不满，得以与一些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尤其是那些要求停止战争的士兵，还有那些生活条件极其困苦的妇女。就是说这些革命先锋队成功地联合起不同的民间力量。这也是他们后来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法广：但是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引发大规模民间抗议，抗议活动遭到镇压。这是否也显示这个政权也并非享有民间的广泛支持呢？

F.Daucé : 其实，在解散立宪会议之前，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就已经显示布尔什维克只是少数派。在新当选的立宪会议中，他们只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席位，而这次选举活动当时总体被认为是公平、公正。十月革命后刚刚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因此面对一个缺少多数支持的立宪会议。随之而来的就是解散立宪会议，政府开始动用暴力和镇压。从那时起，为了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暴力和镇压越来越频繁。

法广：武装夺取政权以及暴力稳固政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后来（持续三年）的内 战？

F. Daucé : 后来的内战既是十月革命的结果，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无关系。一战期间，很多人都被动员去了前线，手中都有武装，所以，内战可以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是以旧政权的支持者为首的力量与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支持者之间的对立。分析这场内战的一个难点，在于那些支持旧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为所欲为的暴行，这也是这些力量后来失败的一个原因。

法广：那么在今天的俄罗斯，十月革命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F. Daucé : 如今在俄罗斯，围绕这场革命的历史遗产，有很多难以理清的纠结。一方面，就政府而言，政府没有大张旗鼓地安排纪念活动；另一方面，在在野的政治力量中，那些民主派或自由派，他们也不认同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的后果：这场革命导致了1937年大清洗年代的白色恐怖。所以，面对1917年的历史记忆，很多人感觉非常不自在，政府担心革命的理念重新出现，反对派则在揭露1917年革命的极权倾向导致了后来的恐怖时代。两方面都不想谈论这段革命历史。虽然社会上间或有人提议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但这些建议更来自个人，更注重根据日记、书信、老照片等个人资料，讲述个人或家庭经历，避开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讨论，从个体的视角，回顾十月革命历史。

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法广：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主导思想。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是否还有市场呢？

F. Daucé : 俄罗斯共产党仍然在活动，但支持者不多，他们在杜马（议会）有大约三十个席位，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仍然坚持苏维埃时代的路线，他们的网站上有时候甚至还会引述斯大林理论。今年11月7日，唯一举办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政党，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他们虽然是少数派，但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执政当局合作。

就执政当局来说，他们并不想批判苏维埃时代遗产，而是希望重建一个宏大的历史叙述，既包含沙皇制度，也包含苏维埃历史，普京关于历史论述的讲话表达的都是不要把沙皇时代与苏维埃时代的辉煌对立起来。但是在这个大历史讲述中，十月革命其实很有争议。1917年的革命首先是沙皇制度的垮台。而在政府试图构建的大历史的延续中，十月革命则是一次历史断裂。这也是为什么“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当权者来说很有些不知道如何言说才好。

法广：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在俄罗斯诞生，如何理解这个政权在存在70年后，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无从立足？

F. Daucé：的确，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至于其中原因，我们不能忽视１９９１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这也是一次历史的断裂。戈尔巴乔夫曾想找出一个既能继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又能纳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的模式。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１年这段时间，俄罗斯社会关系极为紧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开始解体。此后的民主过渡进程也十分困难。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模式解体，而自由民主模式也失去了信誉。从这种形势中衍生出来的更是一种民族主义模式。要知道，１１月７日，也就是苏联时期的十月革命节，如今在俄罗斯联邦已经不再是公休节日。２００５年，普京将公休假日改为１１月４日，称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纪念１７世纪的俄罗斯在一系列动乱之后终于达成的统一。

作者注：

1/布尔什维克夺取冬宫的行动发生在1917年俄历10月25日至26日夜间，因此被称作十月革命。但这一天是公历11月7日。

2/自2005年起成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的11月4日纪念的是，1612年击败攻打俄国的波兰军队的一次莫斯科起义。这次起义揭开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序幕。罗曼诺夫王朝被看作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其间，彼得大帝的西化革新政策推动了俄罗斯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叶卡捷琳娜二世时的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但罗曼诺夫王朝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沙皇尼古拉二世1917年随二月革命的发生而被迫退位。普京选择这一天为民族团结日与他重振俄罗斯帝国辉煌的雄心不无关系。

3/由苏联共产党而来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目前是俄罗斯最大的在野党，但很少对普京政权的政策发表异议。其领导人久加诺夫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17%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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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上面的叙事虽然不够完整，但还是可以看出“革命的必然与结果的偶然”什么是“革命的必然”？那就是旧政权无法再支撑下去了。什么是“结果的偶然”？那就是新政权落在谁的手里以及如何建立新政权——这个结果是偶然的。虽然，一般说来，都给落在最会忽悠与最能组织的人和集团手里。等到百年过去，比较长期的历史才会显露出来，这时候，“结果中的偶然因素”逐渐消失退去了。可以设想，即使没有十月革命，俄国也不会开化得比2017年更好。

谢选骏：摧毁现代文明、迎接新的天子——现代文明的末日并非人类的末日

《一万五千名科学家的联合警示》（2017-12-16 转载 自由亚洲）报道：

　　据英国《独立》报11月13日报导，近期有来自184个国家的15,000多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称人类并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应对环境危机，如果人类继续无动于衷，那么世界将面临毁灭。令人略感欣慰的是，臭氧层空洞问题有所改善，这使我们意识到全人类的果断行动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负面的消息太多，简而言之，除了臭氧层空洞，其他所有的资源、环境问题无一例外不在继续恶化。科学家们警告：人类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无节制的资源消耗继续威胁着地球有限的资源，尽管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不过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人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拯救我们唯一的家园。

　　这份联合声明提及了一系列全球环境灾难，如气候变化、滥砍滥伐、物种灭绝、淡水缺乏、海洋死亡区等等。联合声明的发起者，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威廉•瑞波（William Ripple）认为，人类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人类并没有试图去限制人口增长，也没有在温室气体减排、鼓励可再生能源、保护动物栖息地、恢复生态系统、遏制污染等方面做出足够的努力，而这些恰恰是拯救地球所必须。根据各国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学者们的给出的数据，科学家们指出：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全球人口增长了35%、人均淡水资源减少了26%、海洋“死亡区”面积增加了75%、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鸟类和鱼类的数量减少了29%、近3亿英亩的森林已经消失，但全球的碳排放量和平均气温却在显著上升。虽然人类在臭氧层保护、可再生能源方面有所改善，但破坏的程度远大于改善程度。他们希望能够用这“第二封信”来唤起公众对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关注。
　　为什么自称“第二封信”？ ——这份联合声明是25年前第一份科学家联合声明的继承者。1992年，1700名科学家联名向全人类发出一个严重的警告：人类活动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了不可逆的严重破坏，如果不采取行动，势必将威胁到整个地球的未来。 25年过去了，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糟。这不禁使人发问：人类到底怎么啦？
　　稍加梳理，可以发现此类警告在当代已经多次出现。如果从当代环保先驱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的1962年算起，于今也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1972年，跨国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
　　这是以模型的方式分析全球环境、资源问题的第一次重要尝试。虽然模型的准确性曾受到一些质疑，但所提出的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等问题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专家和民众日益关注的重大生存危机。后来，罗马俱乐部继续发出警告（《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1》）：“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旨在普遍改善福利条件的战略，只有围绕着人类固有的财产（地球）才能实现；而聚集财富的战略也不应与保护这一财产的战略截然分开。一面创造财富，而一面又大肆破坏自然财产的事情，只能创造出消极的价值或破坏的价值。”
　　发表《增长的极限》同一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了一份重要报告，题目是《只有一个地球》。阐述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呼吁各国人民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本报告执笔者为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和一名美国微生物学家，但资料由40个国家提供，并得到了58个国家和152名专家组成的通信顾问委员会大力协助。虽然这是一份非官方的背景文件，但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权威性。
　　对于《增长的极限》和《只有一个地球》这两个里程碑式的报告，中国政府的反应“可圈可点”。中国政府幸灾乐祸，语带讥讽，说西方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黑暗面大暴露”。中国的官方报刊对自己已经开始严重化的环境问题只字不提，却趁机抨击发达国家的环境危机，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正是在发表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上，中国拒绝参加会议纲领性文件《人类环境宣言》（即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的表决和签署。因为这个宣言没有指出环境污染的主要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超级大国所推行的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974年，中国翻译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内部控制发行，并在“译序”中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批判，说《只有一个地球》“在人类环境问题上大肆散布悲观、绝望的论调”，“正是资本主义日暮途穷的无可奈何的哀鸣”，目前“不是‘生态危机’到来了，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总危机加深了；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这个反革命制度已经枯竭了，它的社会力量已经枯竭了……’”认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掩盖环境问题的阶级实质”。
　　现在返回头看，这些讥讽、批判全成了笑话。中国后来居上，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污染源和资源滥用者。中共的敏锐直觉是对的，环境问题背后确实有政治的制度因素，只不过中国与西方完全相反。现在，发达国家的资源与环境灾难已获得明显改善，但中国却走上了一条对资源环境破坏最快、危害最烈的“崛起”之路，难以挽回地滑向深渊。
　　对中国环境资源之制度性分析，我已经写过太多的文字。今天想转换话题，谈一谈发达国家（民主国家、欧美日等）的制度性问题。
　　《增长的极限》提出一种人类自我限制的理论，提倡人口总数应该与地球资源和环境自净能力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因此，罗马俱乐部被学术界追封为“零增长学派”。此外，还有“新古典经济学派”和“人类行为学派”。新古典派希望在市场机制上引入国家调节，以立法等措施强制经济部门保护资源与环境。人类行为学派反对国家干预，提倡重新界定社会“发展”的定义，放弃追求利润而牺牲环境的做法，放弃“消费式的生活”，制定新的“具有人类价值的呎度”，把物质资料生产放在第二位，把幸福和创造性活动放在第一位。尽管这几种学派之间有种种争论，但在我看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现今回顾，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实际上已为世界采纳，成为各国政府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法律手段。因为它比较容易实行，没有触及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罗马俱乐部提倡“零增长”，这和人类行为学派要求重新定义价值呎度是一回事，都触碰到了人类贪得无厌的物欲及其制度性表现——市场。因此，这两派思想都被视为美好而无法实现的道德“空想”。
　　民主政府在道德沦丧面前一筹莫展，无法用说服的方法使民众放弃过度消费的生活。既然选票决定一切，那就必须迎合无限的增长与繁荣。在世俗主义、唯物主义看来，道德（比如公正、勤劳、克俭、朴素、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等等）是一个讨厌而且柔软的约束。而在各种宗教里，道德才是坚硬的第一的要求。一旦削弱、压制宗教，必然人欲横流，金钱、市场自然就变成了上帝。过去可不是这样。在过去，魔鬼就是魔鬼，上帝就是上帝。为荣耀上帝（而不是荣耀自己），美国清教徒先民“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正因此，美国人在象征财富的钞票上印上了他们的国训：“我们信靠上帝”。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认为（并认可），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之恶来降低价格，促进生产。虽然生产者只追求“生产的价值能够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也同时促进了他原先无意达成的目标。”“进而造福整个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或者说在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之前，我们都可以大致承认亚当•斯密理论至少是有效的。但随着现代大生产发展，亚当•斯密的一个致命的漏洞出现了：资源与环境容量是有限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实际上，在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中，一个暗含的前提即是资源和环境无限——地球无限。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一个理论，主张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以需求来拉动经济。就短期效应来看，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缓解就业问题，但从长期的根本的角度来看，他加倍忽略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为了替自己的短期政策辩护，凯恩斯说过一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他说他的理论是要指导政策制定者如何度过“暴风雨季”，对长远忽略不计。 “长远是对当前事务的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我们不必苛责古人，在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时代，尚预见不到地球资源会匮乏甚至枯竭，污染会遍及全球并危及人类生存。凯恩斯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自忖没有永生，没有最后的审判，自然无所畏惧，但后人悠悠之口难杜。著名经济学家、《通往奴役之路》作者哈耶克1977年说，“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这说明他受制于当下政治上的可能。他停止思考长远来看什么是可为的。因此我认为他不会产生什么长远的意见。”
　　2013年5月，在一个会议的讨论时段，有人问主讲者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凯恩斯的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这位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脱口而出：“凯恩斯是同性恋，他没有孩子，所以不关心未来。”——这下可不得了，政治不正确！几句话引起轩然大波。弗格森在网络上发文致歉：“我说了一些关于凯恩斯的蠢话。第一，显然没孩子的人也关心未来。其次，我忘了凯恩斯的妻子曾流产。”然后解释说：“我没说过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仅仅是他性取向的简单函数，但是也不能说他的性取向在历史地理解他时毫不相干。”最后忍不住反唇相讥，列举了凯恩斯对波兰和美国的“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弗格森得罪了没孩子的人，是应该道歉。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当然不认为个人生活史与思想行为之间毫无关联。没孩子的人不一定不关心未来，但没孩子的人更容易不关心未来。依我之见，弗格森看待经济问题的宏观视野更为可靠。他说：“经济学家多数是根据模型数字分析，但是历史学家往往看的是跨度更大的历史长河的范畴。”《美国展望》有篇文章言简意赅：“其他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凯恩斯则进一步希望将享乐最大化。”——一针见血。本来人欲无限，再来刺激一下，地球就搁不下这个贪婪无度的人类了。
　　生活已经证明，民主制度在保护环境与资源上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性，但仍然存在尚未解决的难点。仍然拿凯恩斯说事儿：如果让人们在凯恩斯与发表联合声明的15,000名科学家（或者罗马俱乐部）之间投票，肯定凯恩斯遥遥领先，因为凯恩斯迎合了当代人当下的欲求。如果让后代子孙投票，凯恩斯肯定罪该万死，因为凯恩斯剥夺了他们应有的生存权。民主制度的多数决，在某种程度上已沦落为欲望的表决。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质疑福山的《历史之终结》。本来，民主机制中预设有长远利益的代言者，如参议院（元老院），但事实证明参议院失效了。再加上大型跨国公司、大型银行和大型连锁店对国家和活生生人的凌驾，情况似乎越来越糟。只有在人类社会创造出某种机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与市场的过度贪婪，使欲望与精神、人与大自然达致平衡，从而避免了自我毁灭，只有到那时，社会制度发展史才可以宣告终结。
　　附带补充一句：实际上我并不认为历史是一种矢量，在冥冥中指向某一个欲望的天堂。发展、进步、前进、崛起都不是一种价值，生命更为重要。生命与自由、平等、博爱一样，是一种价值，而且是终极的价值。生态系统不知道什么是“发展”、“进步”，只知道“平衡”。正因为我们人类生存其间的这个地球生态是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是这样的山水江河海洋空气这样的动植物所构成的环境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存活、延续，所以，维系这样的平衡就等于维系我们的生命。

谢选骏指出：“一万五千名科学家的联合警示”显示了现代文明的末日已经临近。但，这些作为毁灭地球环境的罪魁祸首的一万五千名科学家及其背景的末日，并非人类的末日。那时，摧毁现代文明、迎接新的天子——野蛮黑暗的力量将起来，收拾现代文明的残局，重新带领人类进入新的中世纪，经过漫长的冬眠休整，让自然恢复了足够的生机，然后展开新一轮的历史竞逐！这就是文明的周期——只要人类不灭，文明自然再生。摧毁现代文明、迎接新的天子，这是种族和文明的周期现象。

谢选骏：土耳其语和日本语的亲缘关系

我看一部土耳其语的电影《Resurrection Ertugrul（Netflix），初听之下却像是一部日本语片子，于是上网查考，得到以下文字：
1、《土耳其语和日语很像？》（来自: anpopo(我的气垫船充满鳗鱼) 2008-05-23 12:48:28）说：
听一个土耳其mm说的。她说很多词的发音像，语序也像。她自己觉得学日语比英语容易。但是文字又完全不同。日语文字从中文演化过去的，土耳其则借用的阿拉伯文字。
偶既不会日语也不会土耳其语，听她这么一讲，觉得很好玩。日本和土耳其，呃，我原来以为都不沾边的呢，嘿嘿。
2、《百度知道·最佳答案》说：
日语属于黏着语、通过在词语上粘贴语法成分来构成句子，称为活用，其间的结合并不紧密、不改变原来词汇的含义只表语法功能。语言系属有争议，有人认为可划入阿尔泰语系，也有学者认为是扶余语系，也有日本学者认为是孤立语言（有些日本学者继而提出韩日-琉球语族的概念、并认为日语从属之）或日本语系。
土耳其语是突厥语族诸语中最普遍使用的语言。土耳其语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其元音和谐及大量胶着语的词缀变化。土耳其语的字词采用SOV词序。
他们都是：都是黏着语。
谢选骏指出：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和一位日本教授讨论日本语的语系归属问题，他当时就和我说，日本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和蒙古人同出一源。他也曾称赞维吾尔人可爱，但却没有说维吾尔语和日本语之间是否相似的问题。维吾尔语和土耳其语同属突厥语族。

《阿尔泰语系》记载：
阿尔泰语系（英语：Altaic language，/ælˈteɪᵻk/ ），别译阿勒泰语系，是19至20世纪一些语言学家按照语言系属分类方法所划分的一组语群，现如今普遍认为该分类并不成立。
该分类主要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划为一个语系，有时一些语言学家也将朝鲜语、日语包括其中。此外，也曾有语言学家将其和乌拉尔语系划分为一组语群即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该分类方法包括的语言主要集中于中亚及其临近地区，包括60多种语言。该分类方法曾流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但在当今语言学专家中已几乎没有支持者。
历史
1730年瑞典军官 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 依语言间的相似性将语言分类，其中包含一些后来被归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1844年 Matthias Castrén 首先提出了阿尔泰语系，除了包括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语，也纳入后来成为乌拉语系的萨莫耶德语族与芬兰-乌戈尔语族。
在大半的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阿尔泰语系或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概念流传广泛。近年来，亦有语言学家不再支持此假说，认为突厥、蒙古和通古斯是三个无亲缘关系的语族，其间的相似是长期接触的结果，而将“阿尔泰语”视为一个语言联盟。
特征
无论这些是同源关系的证据还是民族交流的结果，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的具有不少共同特征，例证如下：
1、三种语族的人称代词之相似性；第二人称复数 ta siz/silär suwe，蒙古文和突厥语言有相似的复数后缀（蒙古语-nar / -ner、突厥语-lar /-lär）。
2、元音主要以单元音为主，同时每个词都有固定的重音位置。
3、词的形态结构复杂，词有词根、词干、词缀之分，大多属于黏着语。
4、有格变化和后置词的使用。
5、句子的排列以SOV为主，也就是说，在其一般的句子当中，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中间。
6、元音和谐律（或称元音调和）。
7、有人称后缀，如：动词人称后缀、从属人称后缀、反身领属人称后缀以及突厥语族特有的谓语人称后缀。动词后缀，在喀尔喀蒙古语以及满洲语中已退化。满洲语在创制文字时从属人称后缀不在书面语上表达，直到近日，满语诸方言多已退化，但在锡伯语以及其他通古斯语中完全保存下来。而蒙古语族通常只用人称代名词属格，或单独使用人称从属后缀，如：(我的书)Mini bicig 或 bicig-min ，通常不会两个都用，如：Mini bicig-min。突厥语族及满语支外的诸通古斯语通常两者一起用。
阿尔泰语系分类：
第一类别：突厥语族 花剌子模语
古突厥语
回鹘语
保加尔语支 楚瓦什语
东突厥语支 艾努语（新疆阿布达里语。阿伊努语与此语言无关）
察合台语（已灭绝，成为现代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等）
伊犁土尔克语
维吾尔语（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语（也称乌孜别克语，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新疆、阿富汗）
西部裕固语（中国甘肃肃南县）
北突厥语支 阿尔泰语（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
绍尔思语
多尔干语
卡拉嘎斯语
哈卡斯语（俄哈卡斯共和国）
雅库特语（俄萨哈共和国）
图瓦语（俄图瓦共和国）
南突厥语支 阿塞拜疆语（分布于阿塞拜疆和伊朗西北部）
哈拉吉语
卡什加语
克里米亚鞑靼语
撒拉语
巴尔干嘎嘎乌孜土耳其语
嘎嘎乌孜语（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呼罗珊土耳其语
奥斯曼土耳其语（已灭绝，成为现代土耳其语）
土耳其语（土耳其、保加利亚）
土库曼语（土耳其、土库曼斯坦）
乌鲁姆语
西突厥语支 卡拉-卡拉帕克语
喀喇汗语
哈萨克语（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疆伊犁）
吉尔吉斯语（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斯坦、中国新疆）
诺盖语（俄车臣）
犹太-克里米亚鞑靼语
卡拉伊姆语（立陶宛、波兰）
库曼语
卡拉切-巴尔卡尔语
库梅克语
彼切尼克语
巴什基尔语
楚利姆语
塔塔尔语（也称鞑靼语，俄鞑靼斯坦共和国）
古代语言：塞尔柱-奥托曼语、波罗维茨语（库曼语）、布勒加尔语、鄂尔浑碑铭语、回鹘语、哈扎尔语
第二类别：蒙古语族 契丹语（古代语言）
达斡尔语（中国黑龙江、内蒙古、新疆）
康家语（濒危语言）
土族语
保安语（中国甘肃）
东乡语
东部裕固语
布里亚特语（俄布里亚特共和国）
蒙古语（蒙古国、中国内蒙古）
达尔哈特语
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俄卡尔梅克共和国）
莫戈勒语
第三类别：通古斯语族（满－通古斯语族） 鄂温语
鄂温克语（通古斯语）
鄂伦春语（中国东北）
涅吉达尔语
鄂罗克语
乌尔奇语
鄂罗奇语
乌德盖语
满语（濒危语言，中国东北）
赫哲语（纳奈语、戈尔德语）
锡伯语（中国东北）
女真语（古代语言）
……
不过，阿尔泰语系到底存在与否，还有争议：
阿尔泰语系的存在与否，至今依旧有争议，有的语言学家认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三种语族之间没有同源关系，这些“反阿尔泰语系”的学者认为，这些语族虽然有许多相同的语法特点和共同词汇，但是这些是因为民族长期接触，互相融合而产生的，是借用的结果，而并不是原始语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一般认为是蒙古语借用突厥语的词汇和语法形态。目前这个问题还在议论之中。
另外关于日本语、朝鲜语是否属于该阿尔泰语系也造成了很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若将日本语、朝鲜语划开出阿尔泰语系能客观的减少此语系存在的争议。
朝鲜语、日本语、琉球语的归属争议（阿尔泰超语系假说）
学界普遍认为日本语跟琉球语共属于某一个语系。如果此二语不并入其他语系，就独立为日本－琉球语系 。
但是朝鲜语、日本－琉球语系的系属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基本上可以有四类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朝鲜语、日本语、琉球语即使属于阿尔泰语系，也只能在阿尔泰超语系假说（Macro-Altaic theory）上成立，因为朝鲜语有着一些阿尔泰语系的语言特征，而日语跟朝鲜语又有着不少类似之处。
流音不会出现在本土词汇（固有词）的首个音节上
元音和谐律（或称元音调和）
黏着语的特征
但朝鲜语、日本语、琉球语均缺少人称后缀，如通古斯语(赫哲) Mini bithe-i 我的书，Bi mini bithe-we-i hvla-i.我读我的书。 bithe-we-i中的we是受格后缀，而i是第一人称领属后缀。hvla-i中的i为动词第一人称后缀。蒙古语 Teguu-d-mini og.给我弟弟。d为与格后缀，mini为第一人称领属后缀。
朝鲜语的这三个语言特征为该观点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支持。但由于朝鲜语跟阿尔泰语系的其他语言之间的同源词汇非常少（日语无），所以反对该观点的学者一般都以此作为反驳的力证。
关于元音和谐，这种语言特征也并非阿尔泰语系的专利，阿尔泰语系周边，北亚楚科奇-堪察加语系的楚科奇语，东亚藏缅语族的景颇语、羌语也存在或残留着元音和谐现象，而非洲尼日尔-刚果语系的许多语言，包括多威语、伊博语和许多班图语族的语言，亦有着以舌根位置为基础的元音和谐的现象存在。
而黏着语的特征更不止阿尔泰语系特有，在世界其他语系中均广泛存在着，欧洲北亚的乌拉尔语系，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广布亚、澳、非三大洲的南岛语系等等均是以黏着语为主体的语系，紧邻阿尔泰语系的藏缅语族也是由黏着语和退化的黏着语构成的语族。
第二类观点认为日本-琉球语系跟朝鲜语共属于一个新的语系。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日本语的文法与朝鲜语的文法有惊人的相似度，都是使用主宾谓序列，且两者历史上又共同受过古汉语的强烈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日本-琉球语系跟朝鲜语是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混合的新语系。但是日本-琉球语系跟朝鲜语之间同样缺乏同源词也成了异议的学者们反驳该观点的力证。
第三类观点认为日本-琉球语系跟朝鲜语一样，都是孤立语言，而它们跟目前世界上已知的语系都没有关联。持该观点的学者们以“同源词问题”支持该观点。
第四类观点认为日本-琉球语系应当归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主要以西田龙雄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语的语序与缅甸语等绝大多数藏缅语（除克伦语和白语外，这两种语言据悉分别受到主谓宾的泰语和汉语影响，成了主谓宾语序）相同，而且日本语固有词中也有与缅甸语及中国南方方言近似的词汇，甚至在音韵上也有好些类似之处，因而主张日本语应归属藏缅语族。但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日本与藏缅语民族地区之间路途遥远，中间还隔着南岛语系和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地区，故此观点大多未加以重视。然而，有些学者提出应当以民族迁徙历史来看待此说，他们说：虽然今天的民族分布看起来日本和藏缅语族相隔甚远，但是在商周时期，一些藏缅语族、南支古亚洲族(鸟田)和南岛语族混合，并且在汉藏（周）民族强大的压力下以其航海技术沿岸北上或南下透过朝鲜半岛南部进入九州岛定居。当时，通古斯族（阿尔泰语系）尚在蒙古高原东北部与北支古亚洲族(今楚科奇和朝鲜族之北方族源)竞争，故此说法极有可能。
除了上述四类观点以外、还有学者认为日本－琉球语系应当属于南岛语系，日本－琉球语系与南岛语系在构词上有着类似之处，然而同阿尔泰语系一样缺乏同源词。
近来有人提出在阿尔泰语系之下构建新语族（韩日-琉球语族）并且将朝鲜语、琉球语以及日语都归入该语族之内。该观点显然是第一类与第二类的混合观点、但是持该观点的人依然需要面对“同源词问题”。
谢选骏指出：在听觉的直觉上，土耳其语和日本语确实相似。但是，在视觉的直觉上，日本的传统建筑又和云南的少数民族也就是藏缅语族的建筑确实相似。所以，历史过程的复杂远远超出我们今日的理解范围。

谢选骏：王通复兴儒学但并不成功，为什么？

网文《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简论》说：
道教和佛教不断发展兴盛，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佛道二教的严峻挑战。为了解决三教纷争的问题，各派学者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是这些观点都不是站立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来的。王通自幼受儒学熏陶，勤奋好学，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将其“中道”的观点，合理地运用到了如何处理三教关系上面，明确地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这是第一次在儒学的立场，吸收和借鉴佛、道两家的思想，兼容并蓄，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也对后世的宋明理学家在处理三角关系上有所启示。
王通（584—617年），字仲淹，隋河东郡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人。出身世宦和儒学家庭，自幼受儒学熏陶，勤奋好学。20岁曾上《太平策》，隋文帝未用。后居于河汾之间，以授徒著述为业。其著书多拟六经，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世称《王氏六经》，早已遗失不存。现存《中说》十卷，由其子记述编纂，旨在光大儒学。
在历史的长河中，王通是一位长期不受重视的儒家学者，然而，被冷落往往是先驱者的命运。王通之所以不受重视，是因为他的思想过于超前，他在儒学改造还不成熟的隋代，就提出了儒学改造的课题，并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佛学和道家，从“三教可一”观念出发大量吸收了佛学和道家思想，构建了融合儒释道的思想体系。王通一生致力于推崇周公、孔孟之道，在儒家思想走向没落的危急关头，王通走在世人的前面，他的思想为儒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韩愈、李翱以及后世的宋明理学都起到了启蒙和引导作用。王通的“三教可一”论正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而吸收佛道两家思想对儒家进行改造，显示了儒家的未来发展，也预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走向。
一、王通时代的三教关系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天人感应”的思想，为当时汉朝的大一统的局面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从实际上使得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统治思想，成就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所宣扬的“天命”和“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缺乏细密严谨的思辨性，越来越显得粗陋和呆板。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而且，佛教自传入之时起就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尤其是儒家的精髓，不断地实现“本土化”。与此同时，本土的道家在东汉时也正式形成。到了南北朝时期，社会战乱不断，使得老百姓长期生活在黑暗和混乱之中，饱受战乱之苦，渴望摆脱苦难的人民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就把精神寄托于号称能让人们长生不老、延年益寿、驱邪避祸的道教，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苦集灭谛等教义也正适合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观心情，这样就使得佛教和道教空前繁荣。此消彼长，缺乏细密严谨的思辨性的儒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从而使儒学的“独尊”地位发生动摇。由此到隋朝时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儒释道为了争夺主导地位不断地争斗，也使得三教融合的课题摆在了历史发展的道路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道教和佛教不断发展兴盛，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佛道二教的严峻挑战。为了解决三教纷争的问题，各派学者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如“平等三教”、“三教合一”、“三教并用”等，但是这些观点都不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同时，这些主张三教调和论者一般都是把三教进行简单的对照和比附，皆是泛泛而论，三教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融合。而且。此时的三教合一并未明确提出以儒教为主的会同三教，三教仍然是各自以“己教为本，它教为末”来会同三教。“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这是以道教为本，来会同儒道二教。明僧绍《正二教论》中说：“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这是推崇以佛教为本、道教为末的观点。由此可知，两汉时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已经衰落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如何提高自己的地位，又如何对待佛教、道教，在理论上是一个十分严峻和十分现实的问题。
二、兼容并蓄，“三教可一”
王通的主要思想是“中道”，包含三个方面：一为他抛弃两汉以来的儒学神学化的“天人感应”说，把“天道”和“人道”区分开来，主张要回归“人道”。二为“复礼”，其中包含内外两个方面，外为“圣人之道”，内为“穷理尽性”。三为“三教可一”说，王通兼容并蓄，不偏执一说，统合佛、道等不同的思想资源，但是也不折中妥协，仍然坚持以儒为主，融合三教，使儒家思想在中国在传统文化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王通首先申明他的儒家立场，并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希望得到当权者的任用和支持。他曾经说过：“若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用？”“千载之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之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王通不只在理论上复兴儒学，而且企图像周公那样，辅助当权者，把儒学付之于实践，用以治理国家和安民。平心而论，当时的隋朝除王通外，确实没有这样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代表人物。而王通则自觉地“继周公”“绍宣尼”，当仁不让。后世有人批评王通以圣人自居，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当仁不让的精神正是当时非常难能可贵的。

王通也很清楚佛、道二教的社会危害，但并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佛教也是西方圣人创造的，只是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或问佛子。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他还认为道教不讲仁义道德的修养，而只讲神仙长生不老之术，所以，这种长生不老是没有意义的。“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虽然如此，在他看来，佛、道二教的思想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两者对于当时的儒家来说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中说·立命》上说：“盖上无为，下自足故也。”显然是取自老子的“无为”之说。《述史》篇上还对“问知”、“问识”的回答是“无知”、“无识”，这种思想又是融合了庄子“无思无虑”和僧肇的“般若无知”的观点而来的。在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通对佛、道两家的吸收和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王通在处理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关系时，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第一次比较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三教可一”。他说：“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王通认为儒释道三教各有利弊，所以他希望能够出现“圆机之士”、“皇极之主”，以“共言九流”、“共叙九畴”，使各家能够相互借鉴、融合与吸收，取长补短，吸收他家之长以“通其变”，这样就可以使“天下无弊法”。 “共言九流”与“共叙九畴” 就是讲的三教之间应该融合、借鉴，虽然，这样的思想佛教学者早就提出过，但是，在儒家的立场上，却是第一次被王通所提出来。 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观点，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使三教在社会中有各自的地位。《中说·问易》记载：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出多门矣！”曰：“废之如何？”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王通总结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经验教训，儒释道三教之间如果相互攻击，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如果同时用三教来治理国家就会造成“政出多门”，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会造成社会的长期混乱，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如果只保留儒教，而废止佛、道两教呢？在王通看来，这样也是行不通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曾进行过废止佛、道两教的活动，不但没有成功，反倒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纵风止燎的作用，适得其反。所以他认为三教不但应该合一，而且能够合一。另一方面，王通主张“三教可一”，也受到了秦汉学术诸家殊途同归的启示。所以他在《中说·周公》里面说：
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
各种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看起来好像水火不容，实际上则是“相反相成”。所以在对待三教的问题上，最关键的是要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三教的差异。“知其长，则不可废；知其短，则不可独任一教。通其变，则三教各有各的功能；执其方，则任何一教都不完善。”所以，王通希望能够有“圆机之士”理解他的主张，更希望能够有“皇极之主”来完善他的主张。
通过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王通所说的“三教可一”，不是将三者简单的罗列，不是“归一”，也不是综合创新。从他的思想我们可知，应该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借鉴吸收，共存共荣，不因为一教而消灭另一教。有人说“三教可一”是“合一”即合而为一，这绝不是王通的本意。后来的李翱和宋明理学家，在实践中，以儒学为主，吸收异教思想，提高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更像是王通本人的意愿。
三、小结
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佛教和道家学说都有长足的发展，此消彼长，这两者的发展使得传统文化中独尊的儒家学说的地位一步一步地下降，到了隋朝时期，佛、道两家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儒家的发展，在这基础之上，隋代大儒王通第一次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足见其可贵之处。
后来的陆九渊曾经批评王通“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而实际上，王通对佛、道两家都是有批评的，有“讥贬”的。他所主张的“三教可一”不是简单地折中混合，而是明确地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为根本。后来的唐王朝以儒学为基础，实行三教并存的政策，宋明理学家以儒学为基础，终于实现了三教合一。王通的“三教可一”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但是，毫不犹豫地说，王通的主张预示了未来的方向，而后的历史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王通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谢选骏指出：王通长期不受重视，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自吹自擂地，甚至自比孔子，杜撰经书，其实又没有很多创见。孔子要是也像他这样泛泛地自比周公，那也是不行的，会自我毁灭的。
陆九渊批评王通“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就是说他缺乏批判能力，因而不具创造性。他虽有“三教可一”的主张，但却自说自话地著书多拟六经，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世称《王氏六经》，莫名其妙，混乱名分，狂悖无理。难怪遭到世人的撇弃。
他虽号称“儒家学者”，但是这种行径不像儒学家。倒像五胡鲜卑人。王通复兴儒学但并不成功，为什么？我以为由于他的这些做法不合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主流，那就是佛教化。而后来居上的北宋诸子，拒绝了王通的这种自我封圣的道路，才得以在融合佛、道的基础上，振衰起敝，得以复兴其实是再造了儒学。振衰起敝？振什么衰？起什么敝？振儒学之衰，起第一期中国文明之敝。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则是进入了第二期中国文明和第三起中国文明的交接期了，但是，同样的机制依然存在的，只懂佛教、不懂基督教，犹如当年的王通也，必不能通向未来中国也。因为即使连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广义的基督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