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摧毁现代文明、迎接新的天子——现代文明的末日并非人类的末日

《一万五千名科学家的联合警示》（2017-12-16 转载 自由亚洲）报道：

　　据英国《独立》报11月13日报导，近期有来自184个国家的15,000多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称人类并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应对环境危机，如果人类继续无动于衷，那么世界将面临毁灭。令人略感欣慰的是，臭氧层空洞问题有所改善，这使我们意识到全人类的果断行动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负面的消息太多，简而言之，除了臭氧层空洞，其他所有的资源、环境问题无一例外不在继续恶化。科学家们警告：人类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无节制的资源消耗继续威胁着地球有限的资源，尽管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不过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人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拯救我们唯一的家园。

　　这份联合声明提及了一系列全球环境灾难，如气候变化、滥砍滥伐、物种灭绝、淡水缺乏、海洋死亡区等等。联合声明的发起者，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威廉•瑞波（William Ripple）认为，人类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人类并没有试图去限制人口增长，也没有在温室气体减排、鼓励可再生能源、保护动物栖息地、恢复生态系统、遏制污染等方面做出足够的努力，而这些恰恰是拯救地球所必须。根据各国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学者们的给出的数据，科学家们指出：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全球人口增长了35%、人均淡水资源减少了26%、海洋“死亡区”面积增加了75%、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鸟类和鱼类的数量减少了29%、近3亿英亩的森林已经消失，但全球的碳排放量和平均气温却在显著上升。虽然人类在臭氧层保护、可再生能源方面有所改善，但破坏的程度远大于改善程度。他们希望能够用这“第二封信”来唤起公众对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关注。
　　为什么自称“第二封信”？ ——这份联合声明是25年前第一份科学家联合声明的继承者。1992年，1700名科学家联名向全人类发出一个严重的警告：人类活动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了不可逆的严重破坏，如果不采取行动，势必将威胁到整个地球的未来。 25年过去了，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糟。这不禁使人发问：人类到底怎么啦？
　　稍加梳理，可以发现此类警告在当代已经多次出现。如果从当代环保先驱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的1962年算起，于今也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1972年，跨国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
　　这是以模型的方式分析全球环境、资源问题的第一次重要尝试。虽然模型的准确性曾受到一些质疑，但所提出的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等问题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专家和民众日益关注的重大生存危机。后来，罗马俱乐部继续发出警告（《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1》）：“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旨在普遍改善福利条件的战略，只有围绕着人类固有的财产（地球）才能实现；而聚集财富的战略也不应与保护这一财产的战略截然分开。一面创造财富，而一面又大肆破坏自然财产的事情，只能创造出消极的价值或破坏的价值。”
　　发表《增长的极限》同一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了一份重要报告，题目是《只有一个地球》。阐述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呼吁各国人民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本报告执笔者为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和一名美国微生物学家，但资料由40个国家提供，并得到了58个国家和152名专家组成的通信顾问委员会大力协助。虽然这是一份非官方的背景文件，但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权威性。
　　对于《增长的极限》和《只有一个地球》这两个里程碑式的报告，中国政府的反应“可圈可点”。中国政府幸灾乐祸，语带讥讽，说西方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黑暗面大暴露”。中国的官方报刊对自己已经开始严重化的环境问题只字不提，却趁机抨击发达国家的环境危机，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正是在发表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上，中国拒绝参加会议纲领性文件《人类环境宣言》（即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的表决和签署。因为这个宣言没有指出环境污染的主要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超级大国所推行的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974年，中国翻译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内部控制发行，并在“译序”中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批判，说《只有一个地球》“在人类环境问题上大肆散布悲观、绝望的论调”，“正是资本主义日暮途穷的无可奈何的哀鸣”，目前“不是‘生态危机’到来了，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总危机加深了；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这个反革命制度已经枯竭了，它的社会力量已经枯竭了……’”认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掩盖环境问题的阶级实质”。
　　现在返回头看，这些讥讽、批判全成了笑话。中国后来居上，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污染源和资源滥用者。中共的敏锐直觉是对的，环境问题背后确实有政治的制度因素，只不过中国与西方完全相反。现在，发达国家的资源与环境灾难已获得明显改善，但中国却走上了一条对资源环境破坏最快、危害最烈的“崛起”之路，难以挽回地滑向深渊。
　　对中国环境资源之制度性分析，我已经写过太多的文字。今天想转换话题，谈一谈发达国家（民主国家、欧美日等）的制度性问题。
　　《增长的极限》提出一种人类自我限制的理论，提倡人口总数应该与地球资源和环境自净能力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因此，罗马俱乐部被学术界追封为“零增长学派”。此外，还有“新古典经济学派”和“人类行为学派”。新古典派希望在市场机制上引入国家调节，以立法等措施强制经济部门保护资源与环境。人类行为学派反对国家干预，提倡重新界定社会“发展”的定义，放弃追求利润而牺牲环境的做法，放弃“消费式的生活”，制定新的“具有人类价值的呎度”，把物质资料生产放在第二位，把幸福和创造性活动放在第一位。尽管这几种学派之间有种种争论，但在我看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现今回顾，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实际上已为世界采纳，成为各国政府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法律手段。因为它比较容易实行，没有触及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罗马俱乐部提倡“零增长”，这和人类行为学派要求重新定义价值呎度是一回事，都触碰到了人类贪得无厌的物欲及其制度性表现——市场。因此，这两派思想都被视为美好而无法实现的道德“空想”。
　　民主政府在道德沦丧面前一筹莫展，无法用说服的方法使民众放弃过度消费的生活。既然选票决定一切，那就必须迎合无限的增长与繁荣。在世俗主义、唯物主义看来，道德（比如公正、勤劳、克俭、朴素、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等等）是一个讨厌而且柔软的约束。而在各种宗教里，道德才是坚硬的第一的要求。一旦削弱、压制宗教，必然人欲横流，金钱、市场自然就变成了上帝。过去可不是这样。在过去，魔鬼就是魔鬼，上帝就是上帝。为荣耀上帝（而不是荣耀自己），美国清教徒先民“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正因此，美国人在象征财富的钞票上印上了他们的国训：“我们信靠上帝”。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认为（并认可），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之恶来降低价格，促进生产。虽然生产者只追求“生产的价值能够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也同时促进了他原先无意达成的目标。”“进而造福整个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或者说在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之前，我们都可以大致承认亚当•斯密理论至少是有效的。但随着现代大生产发展，亚当•斯密的一个致命的漏洞出现了：资源与环境容量是有限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实际上，在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中，一个暗含的前提即是资源和环境无限——地球无限。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一个理论，主张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以需求来拉动经济。就短期效应来看，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缓解就业问题，但从长期的根本的角度来看，他加倍忽略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为了替自己的短期政策辩护，凯恩斯说过一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他说他的理论是要指导政策制定者如何度过“暴风雨季”，对长远忽略不计。 “长远是对当前事务的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我们不必苛责古人，在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时代，尚预见不到地球资源会匮乏甚至枯竭，污染会遍及全球并危及人类生存。凯恩斯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自忖没有永生，没有最后的审判，自然无所畏惧，但后人悠悠之口难杜。著名经济学家、《通往奴役之路》作者哈耶克1977年说，“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这说明他受制于当下政治上的可能。他停止思考长远来看什么是可为的。因此我认为他不会产生什么长远的意见。”
　　2013年5月，在一个会议的讨论时段，有人问主讲者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凯恩斯的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这位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脱口而出：“凯恩斯是同性恋，他没有孩子，所以不关心未来。”——这下可不得了，政治不正确！几句话引起轩然大波。弗格森在网络上发文致歉：“我说了一些关于凯恩斯的蠢话。第一，显然没孩子的人也关心未来。其次，我忘了凯恩斯的妻子曾流产。”然后解释说：“我没说过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仅仅是他性取向的简单函数，但是也不能说他的性取向在历史地理解他时毫不相干。”最后忍不住反唇相讥，列举了凯恩斯对波兰和美国的“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弗格森得罪了没孩子的人，是应该道歉。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当然不认为个人生活史与思想行为之间毫无关联。没孩子的人不一定不关心未来，但没孩子的人更容易不关心未来。依我之见，弗格森看待经济问题的宏观视野更为可靠。他说：“经济学家多数是根据模型数字分析，但是历史学家往往看的是跨度更大的历史长河的范畴。”《美国展望》有篇文章言简意赅：“其他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凯恩斯则进一步希望将享乐最大化。”——一针见血。本来人欲无限，再来刺激一下，地球就搁不下这个贪婪无度的人类了。
　　生活已经证明，民主制度在保护环境与资源上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性，但仍然存在尚未解决的难点。仍然拿凯恩斯说事儿：如果让人们在凯恩斯与发表联合声明的15,000名科学家（或者罗马俱乐部）之间投票，肯定凯恩斯遥遥领先，因为凯恩斯迎合了当代人当下的欲求。如果让后代子孙投票，凯恩斯肯定罪该万死，因为凯恩斯剥夺了他们应有的生存权。民主制度的多数决，在某种程度上已沦落为欲望的表决。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质疑福山的《历史之终结》。本来，民主机制中预设有长远利益的代言者，如参议院（元老院），但事实证明参议院失效了。再加上大型跨国公司、大型银行和大型连锁店对国家和活生生人的凌驾，情况似乎越来越糟。只有在人类社会创造出某种机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与市场的过度贪婪，使欲望与精神、人与大自然达致平衡，从而避免了自我毁灭，只有到那时，社会制度发展史才可以宣告终结。
　　附带补充一句：实际上我并不认为历史是一种矢量，在冥冥中指向某一个欲望的天堂。发展、进步、前进、崛起都不是一种价值，生命更为重要。生命与自由、平等、博爱一样，是一种价值，而且是终极的价值。生态系统不知道什么是“发展”、“进步”，只知道“平衡”。正因为我们人类生存其间的这个地球生态是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是这样的山水江河海洋空气这样的动植物所构成的环境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存活、延续，所以，维系这样的平衡就等于维系我们的生命。

谢选骏指出：“一万五千名科学家的联合警示”显示了现代文明的末日已经临近。但，这些作为毁灭地球环境的罪魁祸首的一万五千名科学家及其背景的末日，并非人类的末日。那时，摧毁现代文明、迎接新的天子——野蛮黑暗的力量将起来，收拾现代文明的残局，重新带领人类进入新的中世纪，经过漫长的冬眠休整，让自然恢复了足够的生机，然后展开新一轮的历史竞逐！这就是文明的周期——只要人类不灭，文明自然再生。摧毁现代文明、迎接新的天子，这是种族和文明的周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