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压制与反制（下）

 

谢选骏在1979年开始写作的《中国的四季五色海》中指出：“压制”和“反制”是宇宙的基本主题。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形态虽有很大的改观，但是这一机制没有改变。

 

（20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作为受保护对象的个人，在阶级社会中受到本国国家机器的压迫程度，反较受到原先首要抵抗对象──“异族的威胁与压迫”──远为深重。各阶层的人民，直接受到统治者的诺言、口号的愚弄。但再往更深处探查，当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了文明社会惰性沉沦的一个旋涡。在充满奴隶的社会里，再强悍的奴隶主当然也不会是自由的。他们迟早会因长期的力量消耗而变得孱弱；统治者由于腐败，不仅失去统治的权柄，也会失去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统治的罪恶，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必使强变弱，化神奇为腐朽；并通过压制力的消耗，促进了反压制力的集结。这是双重的不利。面对这种旋涡般的力量变化，历史上一些反动统治者采取了本能的防卫：他们挑起、夸大、甚至制造一些假想的外敌，通过激化对外斗争来缓和。转移内部压力，似便延缓自己因统治造成的衰落之运。这些被利用的外部敌人，有国境之外的“蛮族”、“故国”，也有国境之内的“异己分子”，如蒙古统治者把中国民族划分成几类等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希特勒煽动反犹情绪以强化、巩固自已的统治权力，即是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两个案例。

 

这就是国家命运所含悲剧性的突出表现。它的创立，本为保护多数人的权益，但在长期的私有制历史进程中，却沦为少数人巧取豪夺多数人生命的“一部机器”。而且，这是一部对外毫无用处，对内掠取有水的超经济的榨油机……

 

国家为什么有兴有亡？文化为什么有升有降？──力量的中心转移了，原先的结构与功能，随着原先力量的分散而趋于松懈、解体。新的结构，则在新一轮的力量集结中渐露雏形：它势必创造新的功能，以此说服久已深感失望的人民。

 

 

（202）

 

国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复杂的性格。如以任何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作综合观察，则国家不仅严酷地对待它那些无能为力的臣民，到最后也总是凶狠地报复了那些敢于玩弄它的权势者们。这些权势者曾经以为国家是属于他们的无意志者。宝座的下面，往往就是暗藏的火山口。当一个国家的机器已经成为纯粹用来施行压制功能之时，它也就身不由已地承受日渐集结的反制力的冲击。压制力愈大、愈残醋，反制力也愈激列、愈浓厚。对冲击的防范与权力的腐蚀相加，国家付出了可观的力量，作为延续其生存的代价。因而日趋衰弱是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压制性酷烈的秦、隋诸朝，衰竭与崩溃来得也特别快，因为它们的消耗性运动进行得太猛烈了，终于招致了反抗力量的拼死抵制。快速而压倒性胜利的得意之余，使他们忘却了大禹式的统治风范。备受限制的人们却酝酿着能动力量及其冲击，这远比没有情绪力量的自然洪水更有破坏力。它轻易之间，就能击碎一度近乎万能的封建国家，尽管那些权力实体一度那么强大，曾经有效抵御过像匈奴、突厥那样凶猛的外部敌人，并有力地整顿过整个中国的文化秩序。

 

 

（203）

 

一个新兴的小国或凝炼着新文化之精的“国中之国”（如自治的社会组织、独立的文化中心、廉洁有效率的割据区域、纪律严明的造反组织等等）──这是准国家水平上的分压制的“力凝结”。一个积弱不振的大国、自命为世界帝国或霸权中心的“万王之国”──这是国家水平上的压制制。前者，往往通过对后者的挤压、冲击、蚕食、扫荡、取而代之──去推动历史、更新文化。就力量的会演、比武以及就检验生命力的意义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论采取了或兴或亡的变化形式，都是值得庆贺的！其兴也，象征生命力的升腾；其亡也，象征死亡力的沉沦。其兴其亡，都意味着生成力量的移动。

 

各种水平、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国家，在理论上都拥有维护自己生存、抵御外来侵略、实现自己意志的主权。但这意志决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天赋特权。国家的意志，应以调和诸多阶级相互冲突的利益为前提。其功能，以调和为手段，团结尽可能多的内部力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以完成保护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文化使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即实现了国家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上升中的国家的意志，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

 

 

（204）

 

国家起源于保卫一种文化形态免遭外力挤压的系统要求。在这一富于历史感的对外保卫战中，国家赢得了不断增长的内在力量。而它相反地把矛头指向同胞、指向本文化系统自身，乃是衰败之征。

 

与扩展一种文化、深化一种文化的角逐同时同步，去设计自己的构造、完善自己的设计，并精心运作它这是被一切新兴国家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通衢，是“从国家到文化”的天然大道。

 

从国家到文化的大道，揭示了一个文化的真谛，政治的艺术，是刺激各种有生力量互相竞争，以竞争去求平衡。总之，政治是以升华去回答沉沦的艺术，是以文化去超越生活的艺术，也是使“暂时的现在”获得历史永恒性的艺术。这是任何门类的本位艺术所无法取代的大艺术。故执此术以临天下者，将担负起《老子》的预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205）

 

要使一个国家的命运从反制的生命力向压制的死亡力沉沦这个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就必须完成一个运动，从切切渴望物质利益转向汲汲追求文化精神。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第四章中对此曾有一个对比：“罗马人由于骄傲而野心勃勃，迦太基人则由于贪欲而野心勃勃。罗马人是想统治别人，迦太基人则企图获致利益。不断计算收益和支出的迦太基人在作战的时候，心里照例是不喜爱战争的。但罗马在行动时是不考虑得失的，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的荣誉感。”结果如何呢？迦太基屡战屡败，转强为弱，直至亡国。罗马则蒸蒸日上，不但实现了征服的荣誉，还把他们的文化模式推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建立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文化圈，改动了人类的文明历史地图。

 

想做到这一点，统治的贵族阶级必须先使自己廉洁化，与平民阶级达成深刻的谅解，这有助于激发平民的热情与集体精神。他们齐声高唱新文化之歌，怀着对不可知世界的神秘憧憬，自然而然地向新文化的天地急急推进。这一吸引着整个群体的文化天地，不是知识分子的书斋文化，不是市井之辈的消闲文化，更不是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化而是体现了民族意志的“民族文化”，一种总体的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多层面的有机复合体。它并不一定是此民族独力营造的，但却是此一民族所独立运作的。只有此民族方能品出其中的韵味，并充分利用其功能。在“民族文化”中，洋溢着整个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共通热情。它集约地体现了全民族全方位生活的综合脉息。它实现了此民族与其生存处境之间的高度协调……它接近于孟德斯鸠笔下罗马人的“野心勃勃”，也是当代人爱说的“历史使命感”，或是我们在本书中一再指出的“宇宙节律”。“民族文化”所提供的范式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归宿与生活上的依托。促其实现，是一切国家的最高使命。

 

 

（206）

 

与梦幻世界相对立的实体世界，是限制人的心灵自由感受的世界：它的限制之深刻，已经到了使人认为它就是“美的源泉”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都说，处于热恋中的人常常表现得最好？为什么爱情能使个坚强的恶棍，化为温柔的登徒子？原来，是爱情的规范力量起了作用，爱情是“他人目光”的最敏感处，人人都关切自已或他人的爱情；人人都重视“有情之人”（甚至那单恋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对这看法的反应则形形色色，另当别论）。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各种正在恋爱或想去恋爱的人们，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形象，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在自我的“造型艺术”上。当你看见一个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正一反常态地在进行美容活动，你能想象他正打算从事什么别的勾当？同时，爱的甜蜜与痴情，可以软化一颗很硬的心（如果他还会恋爱的话），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心境，提高他的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加强的结果，是形象的改进。

 

另方面，失去所爱（失恋）则会促使人们暴露出自身最坏的弱点。有时，不只是暴露，而是由于自我管制的松弛而扩大了自身的弱点，是由于极度的失望、羞愧和愤怒，而趋于另一极端。由于失恋，“他人目光”的管制作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两句雅俗之语，即用来描绘这种失去顾忌的心态。

 

再举一个例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成了时装业的老板们用以赚取利润、推售商品的一条口号。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人不爱美，何以为人？那么，你是人吗？是人。好。你爱美吗？当然爱美？那就请君购买我的时装吧！我的时装可以使你具有最美的风姿，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你还算人？

 

时装表演的功能，则是通过煽动人类的两性嫉妒的情绪而实现的。在一个仍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模特儿大都由女性充任。其意义在于向男子的女友或妻子施加压力：“你们能显示出我这般的风姿俏丽吗？看看您那身寒伦的衣衫！要想和我比美，就请先买件衣服，打扮一下；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请趁早退出比美、选美的较量吧！”──时装表演的音响几乎总是拌有这样的低语。时装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两性竞争心理，用美的压力，榨取人们口袋里的金钱。

 

而当人们的心理反作用力，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外在目标（反制的对象）时，他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

 

 

（207）

 

国家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和生长温床。压制民族文化的国家是自杀式的。国家，因此成为一种文化范式和另一些文化范式之间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或互相对峙、展开“总体战”的巨大实体。它展示了社会界城中力量集结、活动、转换、变形的大规模运动。国家因此成为“我们的文化”向“他们的文化”进行交流、斗争、互补、融汇、并重新开始分化、生长、崭露新颖的巨大旗帜……

 

文化高于国家。“文化比国家更具永恒性。国家历来只是充当了文化的武士。文化太娇嫩了，要是失去了国家的直接保护，它即便能勉强维持下去（像是犹太区文化或海外华人社区文化那样），也很难获得总体发育的机会。缺乏生存空间的文化是很容易窒息的，即令幸运，也只是变作一堆活化石而已（像是犹太教文化或埃及科普持教文化）。因此，国家的历史归宿，在于它所保护并弘扬了的文化。若缺失了文化精神的激素，若不是为了文化的缘故，国家就会沦为商贩囊中的货物，军阀蹄下的战场，或是狱吏手中的鞭子。而这种局面，是生活在文化有机共同体内的人们，不论如何都无法长期忍受的。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避过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上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于是，这个国家便沉沦。

 

 

（208）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

 

（以下和其他被删节段落参见本书《附录》“八十年代被检查机关从上述著作中删除的手稿”）

 

 

（209）

 

社会集团这一大角力者，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压制源，它的显著特征充分体现在它的对内关系上：它对本集团的成员既保护又压制，使之趋于人为的规范化。它要求成员服从内部制订的纪律与游戏规则，以便有效率地去迎击外在压力，甚至连首领本人也受制于此种集团自身发出的压力。历史上，于个集团的领袖与本集团的习惯势力展开斗争的事例很多，如埃及法老阿赫那顿，就以悲剧式的诀绝回答本集团的挑战，以改革者的英姿和失败者的灰暗而载人史册。他死之后，新事业就付诸东流了。一个社会集团对自己的成员、对其它社会集团，发挥着可见或不见的压制之力，但在大社会之中，它更多地还是肩负着抗压的使命。当它处于相对弱小或遭受排挤的在野（即在民众之中）状况中，更是如此。但没落中的社会集团对外一筹莫展，又亟需维持已然的存在，被一种内在的规律和无法拒绝的宿命支配着，滑向不可控制的远方，化反制为压制，变对外的矛头为对内的刺刀。整个集团，从此退化为一个自给自足还需“抽税上贡”的封闭系统。没落衰颓的封建制度，就建立在许多个这样的小系统上。

 

 

（210）

 

释放与收缩、防卫、反运动之间，进行着一种宇宙力量的转换、交流等大规模“贸易”。这也是压制与反抗压制的一个样式。压制好比支出，受压制好比收入，反制好比对支出者进行偿付：某种自愿的、加倍的偿付。

 

例如，婚姻就不失为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贸易：人们互相之间出让自由，然后得到某种承诺或支持。通过以身相许的契约，达到互相之间最大限度的信任与依靠。不仅异性之间如此，同性之间亦然。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同性通过交换异性，取得加入氏族联盟的权利（互换姊妹），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在现代文明的较新时髦中，同性之间甚而直接同居，这被叫做“同性恋”。

 

婚姻是社会的规范，是对个人的自由的一种束缚。这并不限于性自由的领域，而是涉及可能与性有关的一切事务和行为领域的自由，以至包括思想的自由或对某事物进行评价的自由的领域。人从婚姻中可能得到许多的欢乐；但婚姻既不是无价之宝，也不是无偿之爱。相反，它要求把人的精力圈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里；以爱、和谐、自然的循环等高尚名义，去划地为牢。因此，婚姻中渗透的“爱的阴霾（这是从爱的光明、温馨转化而来的），对人的阳动创造力是无形的、甚至甜甜的窒息。

 

 

（211）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它的可怕在于，使人痛苦献身的同时，却不给人提供一个哪怕是虚幻的归宿感。牢狱般的生活日复一日，令人不知如何去承受，每个富于勇气的人都希望摆脱它。有爱情的婚姻当然较为幸福，它的幸福也和一切幸福相似，最大的价值乃是心理上的：一种甜蜜的兴奋与宁谧，充实的陶醉与永恒般的归属之感。感觉到的束缚，是痛苦的；感觉不到的束缚，则是幸福的。因此，在人的内心中，痛苦与不自由相连，幸福与自由感相连尽管二者都陷在摆脱不掉的束缚之中。自由的终极价值，是心理上、感觉上的镇定价值。人的心性，总是倾向于挣脱自觉的束缚、而去追求幸福即不自觉的束缚；因此，幸福的婚姻比不幸福的婚姻，更善于发挥它对个人的社会规范力也就是束缚的力量。所以，幸福的婚姻本身，也就更经常地受到社会的推崇与赞扬，因为它的社会功能，本来就发挥得较好；受到赞扬后就发挥得更好了。

 

家庭（哪怕是采取了最现代化的组合形式），就是透过最亲密的关系，进行社会教育、社会规范、社会压制的一个有效机构。家庭既是人生在世受到种种压制的第一站，又给人以温情脉脉的感受（这是就幸福的、完好的家庭而言）。它的规范力因而变得无孔不入。透过各种细微的言语、眼神、动作的“言传身教”，家庭忠实甚或夸大地（这是由于“爱”的缘故）传达了社会力量的信息。它以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输送着人们在本能上最不愿予以接受的内容。这也许正是所谓天伦之乐使人油然升起亲切之感的关键？在人生的第一站中，人渡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味的时刻；同时，也近乎无保留地承受了大社会通过家庭这个小社会所施加的力量规范。只不过是，它把强力的规范，化为细语绵绵（这最“幸福”的形式）。无怪人们常说，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为有效也更为重要。

 

甚至对浪迹天涯的孤儿来说，家庭的影子也是摆脱不掉的。先天的孤儿天生地游离于家庭之外，而后天的孤儿很早就脱离了家庭。他们既没有享受到家庭特有的温暖，似乎也没有遭受到家庭特有的限制。家庭的温暖，也和一切形式的温暖一样，总要索取某些自由作为它的代价。……其实呢，孤儿的命运里包含着更大的约束。孤儿离开了家庭，但紧接着，社会便向他提供了一个个发挥着家庭功能的替代品。如寄养地、孤儿院等等。等而下之者，更有一些不健康的社会团伙和帮会组织在等着他。孤儿的命运之所以被人同情，是因为他双重的不幸：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还要受到比一般的家庭关系更为严格的代替性的管教关系的束缚。这好象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

 

 

（212）

 

在还能容忍多元并存、纵横（而不限于横向）竞争的“浊流（即激流）时代”（它因此而道人诟病），还存在着创造历史（而不是被动地受造于历史定式）的机会。这时，社团还有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独立力量。高级的社团生活，是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准备或缩影。它对刷新文化、增进国力负有使命。认识这一使命并倾力促成它，则同时可以增进社团的活力。反之，社团的偏安收缩不但使国家受损（因多元竞争受到抑制而抑制了民族的活力），也令社团本身日渐凋弊。社团的活力不是天赋的，而来自它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来自参与社团生活的广大成员的活力。

 

什么是好的社团？那吸引着最有活力的成员的社团，就是好社团。它因此才可能握有推动历史、更新文化的力量。它以最大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去兼容并蓄大量精力充沛的生力军。这样的社团，谁能遏制它勃发的生机？它身不由已地向前挺进，代表着整个文化有机体的主流内驱力。除非体育能力阉割整个文化有机体，否则，便压制不住这样的集体活力。

 

 

（213）

 

真正富于创造力的个体，从现代社团那里得到的并不都是自治的愉悦。个人从团体一再地感受到的压力，并不比他们从封闭的阶梯式一元秩序那里感受到的，缓和多少。

 

他可以选择团体，这是“进步”。但却无法摆脱团体，这是“仍旧”。

 

 

（214）

 

到处都是压制与反抗的力量起伏，它们交互相长。在爱的界限中如此，在最亲密的朋友圈子里也是如此。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猛烈地攻击了一元的封闭社会奉为神圣的“五伦”，唯独对“朋友”一伦笔（）301

 

到处都是压制与反抗的力量起伏，它们交互相长。在爱的界限中如此，在最亲密的朋友圈子里也是如此。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猛烈地攻击了一元的封闭社会奉为神圣的“五伦”，唯独对“朋友”一伦笔下留情，认为朋友之伦合乎近代精神，即对中国重新适应现代战国争强的世界挑战，颇为有用。说穿了，这是因为，“朋友”一伦是社会横向联合的产物，而不同于金字塔阶梯上的其他四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圈子的进一步扩大与紧密，即可构成社团的起源。

 

朋友圈子，是自觉孤独或不自觉孤独的人们，为求得心灵上或实体上的互相声援，自然而然结成的一个自愿的联盟。因此自愿结盟与非自愿结盟，可以用来衡量横向联合与金字塔层垒结构的区别所在。例如，你可以和一个朋友断绝往来，却无法轻易摆脱上下级间的隶属关系。除非体育能力与整个社会生活脱钩，隐迟到旷野山间，据弃文明，成为山野之人。嵇康可以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而不受友人惩罚；但皇权的压力却使他粉身碎骨，追梅莫及。朋友圈子较金字塔远为自由；但是那些最微妙因而也最有效的压力，也正是由此透出的。对于过度倚重者，尤其深受其累：它用亲密和友爱迫你就范，自愿接受社会的压力，甚且不得不带着愉快和感激的心情。这些压力若是通过其他渠道，也许是很难被接受、认可的。

 

要抵制明显敌对的压力只需要匹夫之勇就可以了。但要抗拒来自朋友的良言忠告，却需要更坚韧的勇气，更明晰的分辨力，更浩大的决心。

 

信任和友谊赋予朋友的语言和行为以超常的影响。最最困难的选择，莫过于此：为违拗许多良朋益友的殷切期望而作出的决定。仅仅是“莫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这一句箴言，已可使无数勇士望之却步。尽管有时情况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抗拒来自“内圈”的社会压力，需要更强的力量和一颗更明敏清湖的心。因为，来自朋友圈子的社会压力，早已通过友谊的交往，渗透到主体的血液中去了。朋友的期望和父母的嘱托一样，具有扭曲钢铁意志的奇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扑灭多少创造性的火花！──那本来兴许可以照亮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的。

 

 

（215）

 

一个民族的风俗或一个社团的内部习惯，并不像是小说家、猎奇者那花哨的笔锋下所托出的那么赏心悦目。任何貌似别有奇趣、令人轻松愉快的风俗、习惯，背后总有沉重迫切的现实需要。正如无端端的游戏不会被人发明出来一样，也没有无端产生出的风俗习惯。即使纯乎其纯的“游戏”，也本为解除困乏、追求消遣而发！即使最使令人莫明其妙的风俗习惯，也起源于某些古老的需要。不过因其年代久远，它的缘起已被遗忘。所谓“陋俗”，只是就其限于特殊的时空而言。当此“陋俗”起源时，必有其具体的实用价值。但时势的推移，使此风俗的元功能尽都流失，副作用却加倍显露出来。在此历史的迁化之下，再好的风俗也会因此沦为陋俗。陋俗之陋，在其现时已然得不偿失，不在其过去的“无缘”而起。

 

各种风俗习演在其原初，虽对社会秩序超过稳定作用，但对富于创造力的个性，它是相当利害的约束。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对此曾生感慨：“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实际情况和他的断言，相去不远。抚今、追昔，禁不住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因为，在社会压制的层层加码下，即便是道德上的完人、才智上的能者，也是不堪困扰的。而善人和天才，由于他们更多地依据自己的良心而非社会的积习去生活，其后果与下场尤为不测。对业已定式的社会来说，风俗与积习已被奉为目的，而不再是一个可以损之并应该益之的道路。因此，凡不随俗者，注定灭亡，或在斗争中，与社会两败俱伤。

 

 

（216）

 

社会的风俗与积习，像是生物的遗传性那么深地限制着个体的冲力与奋斗。任何个人以至新的文化运动，都很难从根本上扭换这一格局。到头来，是风俗与积习吞食了个性之光，消解了文化新潮的势头，把他们吞没在自己高深莫测的巨腹中。有时，它借用出众的个性为自己点缀，如端午节奉屈原之名，其实是古老的龙舟赛；圣诞节托耶稣之号，实际上却是罗马的农神节。是“无情义”的历史考证学者们揭穿了这层飘渺的纱巾；就是据他们精细的考证，早在屈原诞生前，已有了端午时节的竞舟祀神（投粽的原始含义即祭水神而非祀屈原）等风俗！而风行今日世界的圣诞节（12月25日）原来也是异教的节庆，是12月22日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因而最黑暗的一天，象征农神或是太阳神之死亡）之后三天，也就是太阳神死亡之后，三天复活。后来为了让这异教节日继续流行于基督教时代，才借用了基督之名。古老的积习，就这么顽强：先是压制，后又渗透到了新事物的内部，成为内在的压制源！

 

据说，原始氏族社会奉行过某种公有制度，但这公有制并不像是人们幻想得那样美好，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生成！那是一个风俗与积习占绝对统治的社会，没有生气，气压很低。是个性的崛起逐步驱逐了古老的阴霾，人类从无知的天堂跌落到智慧的地狱──开始了文明。文明是受到好奇心、求知欲、竞争性等内在力量驱动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看，这就是人类苦难的开始：阶级社会兴起了。”但谁不知道，这新兴的苦难比起没落的幸福来，无疑是一大进步！新的文明，是和真理式的旧风俗、古积习决裂之后，才得以诞生的。人类的文明历史一步一步地证明：任何新文明的问世，都像婴儿的诞生一样，伴有撕裂的阵痛与痉挛。它从母体分裂、自行生长，它从社会规范、风俗习演的保护下，求得自身的解放。独立、自治、自力更生，象伊甸园理的智慧果一般：总是伴有痛苦的，总是伴有风险的，甚至总是伴有“堕落”──因为那是一条新生的路呀。

 

 

（217）

 

作为社会风俗强健一翼的行为规范，也具有两面相。一方面，它的模式化、一律化要求中隐藏着能量节约、减少社会磨擦力的良好意图。经验证明为有效的行为规范，社会就予认可并相沿用。但另方面个性又是歧异的，即便同一个性，在不同时空、甚至同一时空中也要求着并不相同的乃至恰恰相反的东西。因此，要不同的个性遵循一种规范，是痛苦的、荒谬的、充满了冲突与不协和的。

 

个性的抵触与逆反，不时改变着各种规范。使它不断趋向．于新形态下的新合理，使它永远与生命世界的“节能原则”保持、一致。生命与环境、个性与社会、心灵与文化之间的反馈过程，就是这般永无止境。它不会像《礼记·中庸》篇所说的“止于至善”──因为并不存在终极的善。具体范畴中的至善，就是不断地反击压制，就是在反制中遵循节能的原则。这就是生命界域中反抗至善的“超然至善”。反制的节能原则，就是社会界域和文化洞天藉以进化（就其最不受进化论约束的意义言）的“无终极的终极善”。这至善是空灵的、不拘一格的，需要智慧者的不竭灵泉，时常浇灌。

 

历史上各个文明系统遗留的社会规范，正是作为也仅仅作为以往个性的创造活动的残迹而遗留的。对它们顶礼膜拜、视同神圣，与原始时代的拜物教何其相似。充满活力的人，诚如但丁在《神曲》中曾经为这等新人所作的疯狂预告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充满活力的人，这是渴望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的一种人。他们像是暴躁不安的海潮一样，不断冲击着各种千年已然的腐败堤坊。

 

 

（218）

 

反压制力量的活动，是不分古今、到处喧腾不已的。这构成了一个个生命的界域、一个个文化的界域、一个个要求变化并正在追逐变化的社会界域，以及大大小小的不愿凝固于一点（“极”）的宇宙……

 

一股股新的社会力量膨胀起来，一个个新的文化浪潮席卷而至。它们怀着半是留恋半是厌倦、半是喜悦半是愤怒的“忘恩负义”之情，力求挣脱自己受保护；受限制的养子地位。古老的保护者老迈衰朽了，新的势力就起来要求实行自我伸张，以便获得更确定的安全感。新的精神，在与传统阴魂的反复较量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互相妥协。这里没有绝对的胜利，只有新的平衡、新的秩序……以使万民万物重新习于新的格局。反制的力量，再度化为压制的。

 

当传统的阴魂已被新文化的唤魂大师捏在手中时，就从压制人的创新精神的“符咒”，一变为“点化”人的求新本能的有力“魔杖”。

 

文艺复兴时代济济云天的非犹太化的唤魂大师们！就这样默默召唤着古代异教文明的“阴魂”。宋元明时代理学大师们辛勤的耕耘，就这样重新切开了先秦三代业已板结的文化土壤。死的阴魂，一变为活人的旗帜；传统的惰性，一变为复古革新的活泉。传统的阴魂消散，云开雨霁；凄厉之声化为雷霆万钧，动人心魂。良性的反馈、活性的循环，开始了。

 

 

（219）

 

宗教与信仰──这是比心理水平高出一筹的“灵魂水平”上的反压力结晶。结晶的具体颗粒状态是在变易着的，结晶体的色泽也常在幻化之中，但结晶本身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一大桥梁，却始终恒在，以其可见或不可见的沟通力鼓舞绝望的人。可以借助人为之力消灭一种结晶，但很快又有另一形式的结晶应运而生，填补它的消失所留下的一片空虚。这已为无数宗教兴替、信仰浮沉的历史一再证明。正如统治的意志可以改定币值却无法随意改变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一样，统治的意志也无法消灭各种信仰所追求所表象的那些价值核。凭借暴力可以破坏价值细胞核之外的细胞质（即信仰所采取的外观形态），但再寻找一种新质，并非难事。

 

当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作为一种抗议的形式渗入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心理的、灵魂的生活）时，它的反制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另一些时空之中，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则扮演着全然相反的角色──如宗教裁判所的党委书记们，借用了基督的名义，肆虐历史、暴殄文化、杀戮天才。这时它，的压制性和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同样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不要把这两种根本相异的（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功能混淆甚至等同起来即便它们使用同一个神名与“教名”，采用着同一种“教规”、“教仪”、奉行同一套“教义读本”──服装并不等于肉体，更不等于灵魂。

 

 

（220）

 

现代的批判意识常将传统的宗教的精神与迷信的态度等同起来，造成这倾向的缘由，盖有两种因素：一是传统宗教的退化，使对它的仪式和附属信念的虔诚为“迷信”。热情衰退后，留下的只是习惯。宗教僵死之后，留下的才是迷信。精神的习惯失去了博大精深的象征意味，因而变成可笑的迷信。二是现代唯理主义的精神领主，不惜曲解宗教的全方位性质，以便为自己的唯权力论扫清心理上和逻辑上的各种障碍。从马基雅维里到尼采，西方精神的整个世俗化过程，把权力崇拜推上了人类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巅极。人们开始梦想着，去到诸神的精神尸骨上，建立人间的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是创建了一大批地上的巴比伦，这些权力中心──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到纳粹社会主义再到操纵南京大屠杀的倭皇社会主义──把世界投入了大战国时代的血腥漩涡。所幸世界和文明没有因此而毁灭，相反，反为被压迫的民族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夺回了自己的独立与解放。权力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它自己毫无预见的情况下，遭到了“历史机制”（压制与反击）的报复与嘲弄。

 

在战国时代滚滚的烟云中，在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浪中，已经透现出这样一个启示：单调的权力至上论和枯燥的拜物教，满足不了人类精神需要的丰富性。如果承认宗教包含着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不仅仅是种低级的骗术；如果承认宗教的情感并非有意识的权谋的工具（如像周武王那样对待殷周之际的宗教），即能清醒地发现，它与权力至上和拜物教观念实属两个截然相别的精神层次，这就是耶酥曾以“上帝”与“凯撤”分别表象过的两个世界。作为人类精神的极度升华（有时“过份”了）的表现，宗教更深地扎根在人类情感需要（而非物质需要）的土壤里。更忘我地游漾在人类潜意识之梦的汪洋中──因此，有其难以简单替代（如以权能崇拜或拜物主义）的特殊功能。

 

 

（221）

 

宗教信仰像一切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事物一样，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的先后支配：抗者的命运与压制者的命运。形象地说，或是饥饿之极的青年，或是消化不良的老年。

 

具体看，行使着镇压功能的宗教信仰，迟早会使它控制的那些社会（如中世纪欧洲和明清时代的中国）趋于窒息状态：由精神文化力的窒息到社会生产力的窒息。只有当信仰作为解放者来到人民中间，挥发着自下而上的团结功能与自外而内的同化功能时，它才从正面推动了历史。我们赞扬作为反制者来到世间的信仰，因为它透出了新生活的希望。这是一道强劲的曙光。它刺破积习的厚厚壁垒，将千万颗散乱但灼热的人心，重行催化成一簇瑰丽的生命之花。

 

 

（223）

 

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化的凝固式，即为道德与礼仪。在日常生活中，它的影响比纯粹的信念更强大。道德与礼仪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安宁与秩序。例如国家，虽说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但要使其运转，也离不开道德与礼仪的辅助。许多史实表明，国家的起源尽管牵涉在暴力开创的嫌疑中，但维持它、发展它，却是和平生长力量的一大成就。故一个国家若不能完成由暴力向和平、混乱向有序、战争向法治等系统转换，是根本无法持久的。中国古代贤明的政治家们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创业”与“守成”的不同方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结论至今启人深思。而欧洲人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对此还尚未吃透。他们的理论以普鲁士杰出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为代表，过于推崇绝对的暴力，忘了人类的暴行是会受到心理承受力、社会承受力、文化传统承受力等多方限制的，并将招致暴力的反击。

 

例如，监狱和官僚机器，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恐吓性的。与其说国家凭藉直接的暴力进行治理，勿宁说它更多作用于求安避祸的心理和习惯的惰性。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其居民自愿格守道德、自觉遵循礼仪。礼崩乐坏，将直接瓦解国家的存在；斯文扫地，则国之大难将至。一旦心性上的软件堤坊趋于溃决，那些硬件堤坊将是不堪一击的。法兰西巴士底狱的坍毁，即其一例。这时，监狱、衙门的硬度，脆弱得像是纸张一样。纵有千百万武装部队作为暴力压制的工具，最终也只是一大画饼而已，不能充饥。所以，渡过了危机、富于自信的国家都不致吹暴力（具体操作上是另一回事），而是奖励道德、倡导礼仪，它重视对社会软件的建设甚于对硬件的信赖。

 

但道德的压制功能一般大于它的反制功能，因此，对文化本身的扩展说，它的消极意味过浓。只在特殊的压力状态下，反制的势力才以纯化道德的神圣名义聚集起来，向业已软化的压制力量展开反击。道德的理想境界，常常远离它的实存功能。人只在少数有情有信的受压迫者的无声幻想中，道德的理想才会闪闪发光。虚伪的道德是纯然消极的，它只追求“防范”的功能，它实际上只是一颗“压制之果”。它不仅麻痹人的心智，还籍制、绑缚着先知者。

 

礼仪则比道德更具束缚力。它的束缚力表现在，哪怕它是在为反抗与创造效劳时，也是以其规范的功能，而非以释放的功能去从事开拓的。它帮助一度分散的反压制力凝聚在一个构架中，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反过来，礼仪又为群体成员行为作出了细致的硬性规定。因为，它是为应付群体生活的压力而设计发明的。群众心理，是其基本的考虑对象。因此，对于负有过剩精力的杰出者，礼仪就不免是一种讨厌的限制。原始宗教或秘密帮会的入门者，须经种种图腾考验或宗教宣誓（如红旗与渴血之类）的礼仪。这对意向不坚者。确有强化其意志、固定其选择的效果；但对意志特坚者，则无异于画蛇添足。对于存心不良的投机份子，任何宣誓也起不了约束作用。尽管如此，礼仪仍不可废，人群怎样，它的礼仪就怎样。

 

压制若不肆其淫威，从反面促进生命与文化的代谢，世界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礼仪的积极性质除了在其促进、协调群体生活外，即在于此。在各种强制或半强制（通过主体的“内心认可”）的规范覆盖下，新的力，得以壮大──世界万物，无不因反差，而变得生机勃勃。

 

 

（224）

 

生命的内力拓开并幻化了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些眼花缭乱的表象世界。生命的内力。把自己的动人色彩镀在事物上，透入存在里，然后再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它、发现它、爱恋它。生命的力量，是对表象进行规定与不停推翻的主宰。生命力的形态，则隐在行为之海的底层，对表象的世界发布命令。就像圣经的上帝，用他的“信息”开创了世界的各个层面，输送了各项光谱，塑造了各种生灵。

 

生命的内驱为是与生俱来的？囿于与生俱来的本能意识，我们也许只能如是设想。这一假定的形成，是遗传获得的反压制力在起作用。即，生命在长期进化中集聚并传递着的逆境中的“美德”。仰赖这些物质化了的美德（“基因”），生命得以参与自然的有机循环，并在宇宙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一个位置。这是“上帝“为之安排的伊甸园，尽管不像《圣经·创世记》上描述得那么完美。环境若是真的完美了，反压制力反倒多余，世界反倒变得不平衡了。人，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载体的这一事实，使古代民族本能地体察到人与伊甸园之间矛盾，于是，他们创造了耶和华驱逐亚当、夏娃的神话，以原始的智慧，试图去解释上述矛盾。

 

 

（225）

 

生命界中反压制力的基点与仓库，是遗传基因。基因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制约、规定并繁衍出形形色色的生命属性。生命间断而有限，但基因却具有某种永续性。它比《圣经》的和巴斯卡思想中的弥赛亚更富永续性，也更普遍、更有活力。它也许成为未来的文化及宇宙的超渡者？生命世界的救助者，何必拘于人形？它将不仅是人的模仿者，而且是高于（并先于）人的。不仅在传统的宗教心理上，更在新兴的生命科学与哲学研发现的永恒性上──因为基因比一切类型的传统救世主，更接近“生命的原质”。

 

生命从基因来；基因又从何处来？是从“进化”的机制中来的？这种达尔文式的理解太简单了。进化论已不能胜任生命的网络现象对其单线理论所提出的挑战。进化最多只能使生命稍稍完善而已，它并不是生命之源，它并未创造生命。生命之源这是现代科学还无力解开的谜。我们敢于向迄今遵循的心理习惯与科学定论挑战并置疑吗？我们如何应付诸多新发现的事实对智性提出的挑战？──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得求诸于智慧？

 

 

（226）

 

四维空间观念的发生与流行，再次证明了人这种富于抽象能力、联想能力的生物，推重空间观念远胜于时间观念，以致到了把时间贬作空间的一维的地步！而在前此的历史上，人们则视空间为理所当然，而对时间却大惑不解，故而多有伤感生命短促的悲歌。这一心理倾向的根源是，人作为反压制力量的产物，更倾向于对世界进行压制化与反制化，即在不自觉的狂迷中，把时间也尽情空间化了。从压制的感觉看，空间比时间更直接、更表象化。人可以改变许多的空间结构，但对时间的流动却无能为力。

 

生命的有机世界，是一个跨越了众多层面的跳跃者和扩张者。也许，这只是某类有机生物（如我等）的一个偏见，但更可能近乎真实。在我们的视野间，大是跨越了无机；生命、社会文化和心灵诸界的大怪物。如果允许我们对“怪”字作出新解，我们将说，“怪”即智慧（心）与神圣（圣）的结合。人就是这么一大怪物。他是异常中的异常，故而自目为“精华”。人类的悲哀与字宙的存在是两个极端，人的意识大于他的存在；宇宙的存在则大于它的意识。人的意识及幻想（广义的），使之成为泛艺术的生灵。巴斯卡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说宇宙“无意识”，忘了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他又说，人只是两个无限之间的中间状态，忘了所谓“无限”正是从人延伸并投射出去的纪念。没有人，则无所谓无限。也许，巴罗克时代的智者是讲求中庸和人类中心的？不过现今的世界战国时代，已开始趋向全球化了──人们已经习惯用焦虑与痉挛，去崇尚极端与虚无了。

 

（227）

 

多方的被限制，对生命是系列的压制。抵御无形的压力，成为生命的日课。没有胜利，只有更高一级的平衡。“胜利”只是“得意”（满足）的别名，它怎能不是昙花一现？众多个体同时“得意”，就是群体舆论、群体意识中的“胜利”。这里没有超然的客观标准。所以，一些人的胜利，就是另一些人的失败。对一种限制的成功突破，就意味着在其它方面限制得更深。依附与独立是个无情无义的两面之神。区别仅仅在于：力量的溅落点转移了！

 

 

（228）

 

自觉不自由，较之对自由的麻木不仁痛苦千万倍。生命越高级、自我意识（并不排除它采取群体意识的表象）越强，也就越是自觉到生存的不自由……生命越高级，就越敏锐，就越多地含茹着痛之因子──杰出者往往濒临比常人更多的悲苦之境。于是，不满（渴望那得不到的“自由”、“解放”……）和压制交织成更自觉因而更巨大的压力，煎熬那些只能“解释”而不能“解脱”的心灵。这是不是智性的悲哀？

 

这是普普通通的人子之心，这又是形形色色的动物之心，这还是随风婆娑的植物之心，是随遇而安的微生物之心……而不仅仅是什么“明彻的哲人之心”或全方位的“艺术家之心”。心，就是这样的普遍，因为它源于普遍的压力。佛教徒们在他们阴郁而明白的轮回观念中，确实道出了一点不经意的真谛。让我们为此而感谢他们！“众生平等”，那只是心的平等，是在受限制、被压制这一共同遭遇中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即反击力量上的平等。生存状态（生活）的不平等，恰恰是生命界域的丰富性赖以存在的基础。

 

这不是“泛神论”，不是机械论，不是神秘主义，不是沉沦式的物欲崇拜。这是宇宙的“力”；是像义务那样又像权力那样，牢牢属于我们的压制力和反击压制的力量，是我们永远在其中嬉戏、角逐、变幻、受苦的海洋！既古老又新奇的海洋──没有水，只有力的蒸腾与霰落！这力，就是生命的秘密武器。

 

 

（229）

 

生命是环境“逼出来”的，因而生为环境的奴隶。它最多只拄，主动地，对厨于环境。谁要考察一种生命形式，不妨先去考察它寄身的环境，否则就不免会对生命的。怪异。感到诧异。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剥离了人的环境去指摘人的“变态”。把人的适应性（主动地附属）诊断为心理的病。而在更接近全方位的观察家看来，“病”，也许不失为一个解脱，一种必须的反应。环境的压力迫使各种生命最后走上了“病”途，并从病中获得了可能的逃避与解放。对生命来说。环境的因素包括：气候、水土、食物链中的具体地位，生命群体的关系模式，个体的“内在环境”（即其遗传构成方面的特点），以及这一切综合成的行为特征等等。

 

巴斯卡清醒地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称人类是“脆弱的芦苇”。是根本不堪宇宙压制力量一击的生命。人类并不象乐观者假想的那样，正在“征服”宇宙（除非你把这“征服”界说为“屈服与适应”）；相反，人类只是在宇宙的缝隙中默讨着生活的偶然幸运者。他获得的缝隙，较之其他生物稍为宽广；为此，他则必须承受在更广泛领域内的屈服与适应。有趣的是，八把自己从其它生物那里夺得的生存空间与“征服宇宙”之间划上了等号。显然，这里发生了一个人人都乐于接受的假定：把八对同类（其他生物，的优势与人对宇宙的优势，进行了偷换。这假设者甚至想都不愿想：休说面对宇宙，即便面对其它生物，今天的人类也并非把握了全面的优势。虎豹也许不再为善，但老鼠与瘟疫还在嘲笑人类，而鲨鱼就不会染上致人死命的癌症。

 

 

（230）

 

强烈的欲望，焦渴的欲念，表明了压制的过强，与反制的急躁。当某一惯有的压力转移或消失，本为抵御这压力产生的欲望就一下子变成无的之“矢”了。它茫然地射向虚无的远方日益焦虑、日益狂躁、日益非理性：它失去了针对性与方向感。失去了天经地义的目标后，一下子跌到惶惑的深渊。现在，它会发出怪诞无律的信息，节奏感离开了它，人们说它“方寸乱矣”。没有身临其境者，无法理解此情此景。内在的精力既然“过剩”（并非真的多了），就要求刻不容缓地打出去，以免生命的护卫者成为生命的迫害者。舒发不掉的欲望、倾吐不出的思想，会转而消蚀产生它们的机体。而这，是比外敌更危险的内乱。

 

 

（231）

 

欲望，正是如此这般地抗拒着外在压力的生命卫士。宣泄──则是它应付内在压力的手段。

 

当内外两种压力平衡时，生命系统处于良性循环中，逐步臻至健旺之境。当不平衡发生时，会产生两种结果：

 

第一，内压高于外压，构成内压对外压的优势。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宣泄，生命处于焦虑状态。它有自我窒息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采取扩张的行动。

 

第二，当宣泄过度、生命力趋弱时，外压高于内压，形成外压对内压的优势。生命处于衰歇状态。它有天折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内缩。……生命因此成为两力相较（相克与相成）的疆场。生活，则成为一个钟摆，摇曳在扩张与退缩之间。日常的内缩是睡眠，日常的外扩则是行动与思想。

 

 

（234）

 

欲望的度数超过了抵御外压的程度，会转为生命的灾害。它将把生命推向一条理智控制不了的冒险之路。人类许多疯狂的生活场景，为此提供了生动的注释。时候一到，将有许多人会因“一时冲动”而后悔终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表明，过度的欲念，已冲决了生命的河床，无益地泛滥。“逞一时之快”，这是欲望的本性。而当欲望的压力（冲动）大大超过反外压的需要时，它就表现为盲目的、疯狂的发泄内压的行动。而“健康的欲望”，则忠于“应付外在压力”这一天然的职守，它并不寻求实现自己──实现自己，即为欲望而欲望！

 

 

对外在压制，可以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抗，但对内在压制，却难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消。叔本华说过，只有支配行动的意志，却无可以支配意志的意志。就是指此而言。内在力量的分裂，激发了“说服自己的心”，“克制自己的情”等人格的自相冲突。在许多情况下，这要么徒劳无益，要么导致身心俱伤。因此，内在冲突的记录虽然组构成文化史的交响诗，并给高级文化（而非生活的文化，如民间文化）提供了丰盛的能源，但其内核却是悲剧性的，内在力量是消灭不了内在力量的。它最多只是巧借外力去临时说服、暂时压制对立中的同伴。许多宗教、哲理、艺术，恰恰是肩负这一使命的。

 

 

（235）

 

求生欲的冲动，是生物结构及其存在下去的支撑者。它追逐养料，养料则趋顺于它……一为主人，一为宾客，养料服从于欲望。但是，作为主宰的求生欲，不也迫害有机体吗？为了屈从于暴戾的秩序，许多戕害之举就是在“保护”有机体的仁爱名义下横行无忌的。它的无边权力和贪婪要求，迫使有机体常要背弃自己的天性、远离更高级的存在方式。以实存为至高的务实精神；由于看不见世界之海的另一边而沦为虚伪的福音。许多人为求生的蝇营狗苟，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了。

 

现代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近代文明的骄傲。这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因而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236）

 

不朽欲向生存者极力索取多方代价：可以想象的和难于明察的代价。人们为了“不朽”，支付的是自己实在的生活。往往，是预支了生活。对理想家来说，最大的悲哀无过于在不朽落空的时候，生活本身也已被蛀蚀得空空如也。生活本身沦为不朽的附庸。现在许多人，为自己的需要而不肯稍稍涉足的事，为子女的要求却一干再干了。一些人，年轻有为，中年精进，晚年却堕落腐朽──被绝望的自我延续欲望，给彻底征服了。他们在“为了后代儿孙”的名义下，交付出自己残缺不全的躯体和灵魂。

 

在高级宗教的各种形式中，在哲学的各种理论中，甚至连一般道德的教诲中，我们都可拾掇得不朽欲的各种惊人之举。不朽和“天国”（它作为“不朽的国度”而被人理解）；来世的梦想和最后审判的恐惧，逼迫人们献出尘世生活（即动物主义者意义的全部生活：肉体与心理）中的一切，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谁见过比这更富于喜剧性的牺牲呢？这些自愿的压制表明，人曾受到某些更大的威胁；以便用宗教、哲学、道德的沉重殿堂，来庇护自己。

 

生理上的证明是：苦行僧比囚犯们更能吃苦耐劳。

 

心理上的证明是，修道者比奴隶更具有服从精神。

 

而且，是在不失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人做了超级的囚犯与奴隶，即自觉的囚犯与奴隶──这是不朽的力量所致。

 

 

（237）

 

求安欲，是有机体躲避压力，把反压制活动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的聪明本能。因此，生命都趋向寻求自己托庇的一个角落，一个可以控制的生存空间，为的是以更少的精力从事更多的业务，享受更多的乐趣。对以求安去减少消耗的战略，慷慨的大自然报以安静的、食草兽式的清福。从相异角度说，年轻的有机体并不热爱“安逸”剩余精力捉使他积极寻求行动的机会。衷心求静、不思变迁──这是垂暮者的倾向。不多的精力节制了他的行为，使生命活动水平渐趋低落。这也算得是发自本能的自保战术。

 

从相同角度对生命现象作一鸟瞰，将会发现各种性情、各种年龄阶段、甚至各种竞技状态的动物，或多或少都带有求安性。它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同等功利效果之下的节约原则，庶几成为一个“规律”。这是在本能指导下“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综合说，一时的求安是再度运动的起点，正如狮子在出击前先睡足了“懒觉”。耶稣在审判式的传道前，先在旷野隐居多时。而主流的求安倾向则是生命开始没落的标志。“生命在于运动”。与运动相背的思安甚至苟活，是不会带给生命以真正福音的。

 

我们所以采纳了上述说法，也许还是出自精神上的无奈：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实在的安全之岛，是困难的。

 

 

（238）

 

在文明取得外部胜利的节节扩张的喜悦中，有个恒定的、复仇式的隐忧，在各种文明的进程里产生并日渐扩大了，许多占有欲在文明的狭窄轨道上迎面相撞。它们相互挤压、相互抑制。各形式、各个体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自觉“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一种普遍的怨恨以令人惊诧的理由和速度迅速传遍人间。对不曾身临其境的人们，这些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但其被接受的速度却是吓人的。压力的作用（且不谈文明外部的险恶环境，仍在向文明和文明圈内的居民不断施压），使有机体再不能轻易遂其占有空间的欲望；这受挫的欲为反弹回来，落在他自己和文明体系其他成员的头上，转换为一层新的压制！因此，节制个体的欲为，并从宏观上调和它们，以便使社会降低内在的紧张状态，就成为伦理学的一项永远不得安宁的任务。

 

 

（239）

 

为什么有许多世俗生活的失败者，以悲惨的自杀来了却一生？是因为他们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投射出去而后加倍反弹回来的欲望之力。有机体被自己身上产生出来的反制力量以十分悲惨的方式给压碎了。这是不愿意接受失败厄运（即屈服于失败的局势）的意志，所能采取的一种较原始、较果决的出路。即以死去摆脱永无止境的压制感──如果战胜不了它。除了遁向另一个遥远世界的自杀，在无以挽回的失败以后，还有一条出路，升华与变态，如流浪与自我放逐。一开始的流浪，往往是被迫的，是失去自已固定的生存基地的结果。但后来，流浪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特殊的嗜好。然而即使在最无所牵挂的流浪中，也仍遗有对故土（或想象中的“故乡”、“祖国”，精神归宿等）的深刻依恋，有着对“属于我的生存空间”的空灵追逐，有着对无意识的占有欲念的神往，尽管这种种意念被寄托在了漫漫的行程之中。

 

 

（240）

 

现代悲剧是这种意义上的迷失，“人为财死，马为食亡”。即被手段迷住而丧失了目的，忘却了功能本身。如果说，这仅仅是不幸由于压力的过度而不是出于主体的愚蠢；那么，由于放纵食欲而危及生命的事件则无可辩解地属于愚蠢。或者，如许多变态心理的研究所表明了的，是属于为了摆脱别的压制（如焦虑），而过分使用了一种有限的反制方法。过度食欲会变成找害生命的食欲。这种食欲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它通迫它的宿主（即人）去忘情地大吃大喝甚至“狂嫖滥赌”，以减缓焦灼之感。但到头来，这些吃喝行为不仅无益于生命，反而断送了食欲者的生命。在转换而无休止的交叉逼迫中，在这条走向快乐（即减缓压力）的行刑之路上──食欲同时也扮演着一个刽子手的角色。生命之泉变为死亡之渊。

 

 

（241）

 

在旁观的人类看来是凶恶的丑陋的或是阴险的诡秘的各种动物们，也都在竭尽全力地炫耀雄伟的躯体、娇媚的舞姿、优雅的气味，以及婉转而清脆的嗓音、绚丽而光泽的羽毛。它们用自己同类中的异性看来是优美而眩目的身段、矫健而白如的动作，互相迷醉的气味，娓娓动听的缠绵絮语，竭力想游抵爱河的彼岸。但对同类中的同性，它们的面目则不免有些狰狞了。同性作为对手，更多是用裂人肺腑的吼叫和张牙舞爪的怒姿相向，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展示自己追逐胜利的欲望和意志……以求压倒竞争者。流露出来的求胜欲，就不仅是内在的诱惑力或抵抗力，也是外在的强制力。求胜与炫耀的目的，不是“虚荣”，而是为攫取实利或传布基因所作的“暖身运动”。

 

人类是万物之灵、世界之长，在追求“实利”与担取了虚荣“的求胜意志方面，也不愧于上述身份：他兼取了动物与植物之长，加以融汇贯通。生命故事中的双方角色他都拥有，镇摄群伦的权力，曲意逢迎的趋附者。人类竞争所使用的方术，其起源大都可以追溯到生物界的老祖宗那里去；但技术与文明系统的发育，则赋予方技以人性特有的风格。

 

这一切穷智殚虑的狂肆究竟是为了什么？疲于奔命的设计，心力交瘁的竞争，其代价是否太昂贵了一点？然而，为了更有效地争夺作为配偶的“生产合作者”为了更广泛地传布自己所代表种族集团的“基因”（就像不少宗教社团的精神传道和商业机构的物资推销），生命集中了自己的精华，为了保证精华的有效性（不被无端地浪费），投入了自保以外的全部赌注。而求胜欲，恰恰从本能上替人生的博弈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动力。它悄悄地但决定性地打开了通向种族延续的众神之门。啊，生物界与文明界之间的巴比伦（“众神之门”之意）！这是令千百年来的历史家、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们感到亢奋的、有声有色的“反击压制的力量”。但同时，某些个体求胜欲的空前满足，岂不恰恰建立在他对其他个体的空前压制之上吗？一阴一阳、一弛一张的世界！超神之神的世界！

 

 

（242）

 

“排斥”是压制，“吸引”也是压制，也许是更难以分析、更难以描述的压制。

 

所谓有机物质，首先是一种无机物质，然后才可能成为有机物质。所谓动物，首先是一种植物，然后才能成为动物。所谓人，首先是一种动物，然后才可能成为人。所谓天才，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才可能成为天才。……参悟了这层意思，也就理解了“精神”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限性。“精神”首先是生命驱动的反击力量。“反映”是一种“反应”；“镜子”原是“心灵”。而被枯燥乏味的人们尊为“理性”的东西，又岂能“脱水”于人的本能、情感、直觉？

 

说生命“起源于宇宙的异常态”这并不确切。应该说，“生命起源于宇宙的反压制力”。压制或顺从压制，被目为“常态”；而特强的反制，却被贬为“异态”、“变态”。变态起源于抗压的特别（而非“一般”或“正常”）的需要。推而广之，灵魂与生命的关系也是如此。即，灵魂来自生命世界特别的抗压需要；灵魂──是抵抗运动的激进战士。

 

 

（243）

 

生命需要压力，它甚至追求压力。缺乏压力或压力不足，会使生命陷于休克。一如过强过猛的压力，常会使之昏厥过去。人，尤其如此。我们看到颇费解释的“自讨苦吃”：古代和现代的苦行僧们，残酷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并非为了现代市民唯一理会的功利目的。于是现代的市井学者，就冠之以“变态”与“自虐狂”的恶名。但只要用人性的透镜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自戕行为的功能其实在于，向（由于缺乏压力而陷于衰靡的）存在体，施加“无意义”（即缺乏世俗功利价值）的压力，使之振作起来以避免生命因外压过小、内压过大而造成的失控及“内出血”。所以，许多自戕行为并不是虐待，更不是自杀。这是生命在特殊情况下特定追求的“保养方式”！

 

 

（244）

 

生命的绝对值，并不取决于他所应付的压力本身的消失或转移；进而，也不取决于他对压力形态的成功抵御。这些外在的记录，并不是纯然的“主观努力”所致，许多结果是偶然的机遇造成的。庄子因此在一种最深刻的理性精神的驱使下反问宇宙：“命矣夫？”他等于说，以成败论英雄，只是世俗权力崇拜的遗留标准。衡量生命的成就，应该采取另一种尺度──即，以生命所包容的反制度数，为至高的标尺。

 

纯用科学的方法，很难测度反击压制的度量，更难去破解压制力与反制力之间相互移值的有机渠道。生动的体验和直觉的静观相加，庶几能把握这充满动态感的消长盈虚。以有机体的器官为例，它既是有机体抵抗环境压力的有效手段，又构成有机体的讨厌负担。它帮助有机体应战之后，又向有机体提出索求甚至挑战。手段，这是反压制力的功能表现；负担，这是力量转化的结果。这里充满了令人目眩的矛盾？也许我们并不能知晓哲学上的“矛盾”一词，但我们知道，这里确是横直着难以理喻的道道阻隔、距离；只有极为优秀的直觉，可以勉强穿透它！

 

 

（245）

 

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发挥着各自功能的“机关”，它为此而活动着、存在着。不活动了，便不存在了。每个身体器官，就像每个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独自展开针对外在敌对势力的“反击战”，它们于是只得协同一致共同作战：共同缓解压制力量的专横倾注。就此层次而言，机体是个共存共荣的“攻守同盟”。“结盟”，本是生命从古以来也许直到永远的伴生现象，并非战国时代的独有智谋。在当今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大战国格局下──结盟可能意味着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

 

同一个器官，同一种功能，有时是反制的天骄；有时则为压制的暴君。关键在于：它冲力的矛头是指向外部压制，还是指向“同盟体系”内部？前一种指向是天骄的模式；后一种指向是暴君的模式。其实，一个社会有机体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分为二”、“好事变坏事”的辩论──经由上述注解则获得了更严肃、更深刻的含义：功能高于一切，正如皮相地说，“关系”决定了形态，也决定了事物的命运。

 

有机结构的每一部分，都间接承担了普遍压制的一份力。

 

但阴性的暴君是如此强大、柔韧而无孔不入它透入各种反制的形式、力量、行动之中，并变相支配了它们。我们知道，有压制（因），有反击（果）；却很难从具象上分辨哪是压制力（因），哪是反击力（果），除非依据各人自体的反应和感受。这，已近乎穷尽人的智慧的边缘永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宇宙能被人的智能活动所“穷尽”吗？历史上常见的倒是，人的智能被宇宙运动（包括狭义的历史运动）所穷尽、所扭曲。这就是所谓“文明的衰落”。往往是在“衰落”中，人才更清醒地发现自己及自已在宇宙中、在生活里的真实处境。所以，认识的客观性便增加了。

 

 

（246）

 

生物总是无法去彻底地“适应环境”。即使古老的“活化石”，也难以做到与环境协调得“十全十美”。只不过是它们太老了，无力再行改变，就此维持下去，直到自己的“世界末日”。要改变自己，比重新选择环境还要困难。它牵涉到基因群落、行为组合的遗传变异。人类好几万年没有这方面的进步记录了。

 

不能完全适应环境的压力，就多少带上了生存的包袱。负累给人的缺陷感。对人类心智的挑战，构成了文化起源、发展的基本动力。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态，就托付给文化去平衡。人的生物缺陷（《旧约·创世记》对此已有启示），使文化成为必要的、“美”的。

 

生命的特点是：既然消除不了自己的缺陷、治愈不了自己的“疾病”；他使求诸心理的自卫：扬长避短，或以长护短。结果是所长日以长，所短日以短。这在人类文化史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反压制力的不平衡态并未消除，反而加剧了。正如文化，本来用以调节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环境间的冲突。但步步深入，在许多方面，反使冲突激化了。这是生物的悲剧，还是文化的悲剧？消除不了悲剧，人们只能以悲剧为美。战国时代（这次叫做“全球化时代”）的风格是追求“崇高”的，因为人们已经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了。

 

 

 

（247）

 

心理的自卫鼓励人，以“过”弥补“不足”，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心理现象。它是延伸到、支配着各条生命旋律的普遍主题。它渗透各种生命现象。在不接受遗传法则的拉马克学派看来，弥补的努力甚至构成生物进化的杠杆！有一个悠久的事实为他们的固执作出了强有力的支持。用发展优势的策略去抵消劣势这并非人类及其文化特有的战争智慧；而是生物界最基本的本能之一。

 

有机体是个异常精明的投资者。它凭着本能的直觉，就知道去哪里进行博弈更可能一本万利。它并不用刻苦的专业训练，就知道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最能发挥总体优势的角落，集中投注宝贵的精力。它善于对压力的网络作“重点打击”，以求在一个最有效的时空焦点，取得击倒一个就是击倒全部多米诺骨牌的“战略胜利”。

 

这就是“弥补本能”的大部分奥秘之所在：

 

生命各形式，恰如《庄子·天下》篇对先秦各学派的历史总结，“各引一端，从其所善”。各引一端，是占领自己的位置时所取的表演形式；从其所善，即是在生物链上有效地谋求自身的延续。生命被简化为对空间的占领；而对时间的抵抗即为“善”。例如所谓的“事业”──只是生命的洪流藉以决堤的一个出口。反压制力，孵化出人的生命，孵化出精神的活力，孵化出天国的静谧。强大的压制激起强大的反击，强大的反击力造成了空前的内在紧张……为了缓解这内外交迫的歇斯底里状态，就需要说服人的判断力，使它同意发放通行证。“事业”，因此成为全球化竞争时代最有普遍说服力的投资对象。而实际上呢，大自然的目的，并不系乎人类的“事业”，而是寓于以发泄为诱导的“力量循环”。

 

（248）

 

排它性，带有破坏、减少的含义，它的“图腾”应是一个减号（“—”）。它带有排斥力、压制力，但这破坏力量的根子，却深植在创造的反制过程中。这使排它性成为反制力量的特殊表现。

 

为全面维护自己的存在价值，为全面确保自己的生存优势，仅仅“自保”还嫌不够。生命，更经常地把自己的内力投射出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形地带，为自己提供一条足以游人有余的安全边界。这对任何种类生活者来说，都可说是一个不很奢侈的愿望，假若这愿望得不到相当的满足，生活就会陷入被动的境地受“奴役”的感觉产生了。求助的希望，在于排它性的功能，在于创造一条标明势力范围的界限。排它性（以及支持排它要求的实际力量）越强，则势力范围越容易扩大。没有排它性的世界，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实在的情况是，较软弱的排它性被较坚强的排它性克服了。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同化。

 

 

（249）

 

因旷日持久的压制状态而日益凝聚喧涌的反制力量，如果寄寓在某个个性身上，则使他的宿主具有某种“侵略性”：威胁那些因反压制的流失而日渐孱弱的个体，这已成为宇宙力量藉以流变的一种模式。如果不带感情色彩，可以认为，这种“力的流动”，正如水趋向于下而火趋向于上一样。力量强的，填补力量弱的；实在状态的涌向半真空状态的。但对具体存在的个体，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不带感情色彩”，是超越生命现象的！活生生的个体，是无法“客观”也不可能理解“客观”的。对力量过剩的一方，力的流动意味着“扩张”、“胜利”；对力量贫弱的一方，新的平衡过程则是“被侵略”、“遭征服”的连续记录。从发展和转换的角度着眼，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悲怆一样，何尝不是同样的力的消耗？感情处于其间，成为生命力量发展、推移的杠杆。

 

 

（250）

 

谁要是参透了语言的性质和文字的界限，谁就“能对这里所描述的种种光景，产生恰当的理解”：既不拘于词义和字面，又不至于完全撇开它。没有实在的中庸。中庸是理想，因此它有用，其用在规范。

 

关于“压制”，应是这样思想：我们注意、认识压制的过程，是微观──而宏观的。而实在地说，压制则是心灵向外的投射。因而，认识压制的过程，是从体验逐步推向宏观。最终，找到其本原。但压制在宇宙诸史中起作用的过程，则毋宁说是恰恰相反的──

 

如果采用古典式的溯本追源的倒推法（它是由语言艺术中的倒叙法发展过来的），则会发现一个更富于哲学（而不是心理学）气质的景观。第一压制是物理层次的压制。它主宰着无机过程，但也是有机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茫无涯际的因果链上说，第一压制是宇宙间诸压制的原始状态，是“诸压制之母”。但第一压制又是宇宙诸压制本身，是诸种压制与反制的本体。

 

第一压制──第二压制──第三压制──第四压制……是永远从宏观世界不断向微观世界移位、跃进、飞腾的过程。简洁地说，是某种过程在心灵中的投影，是第四压制反射了“第一压制”及其它诸层。

 

 

（251）

 

心灵界域的压力即便得到表层的缓解，也还会到社会界城中重获支持。而社会界域的压力之根，又深藏在生命界域周而复始的锁链中。没有人能够超脱生物之链。正如没有一种动物能摆脱它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唯独死亡给予一次“机会”，从生物链的紧紧约束、环抱下脱离开──但并不是自由，而是立即面临一个新的压力世界：无机界域的压制。“涅槃”，只能使人从生命形式的轮回中解脱，却没有教人如何从生命寂灭之后的无机压制下挣开。可见，“人”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是个排除不掉的因素。

 

 

（252）

 

我们感到、看见并用科学方法测出了“场的作用”（吸引与压制）和与此相反的力──“挣脱”。“场的作用”无所不在，然后“挣脱”应运而生。这种关系，是难以描述的。“场的作用”，类似于“压制”与“沉伦”；“挣脱”，类似于“反制”与“升华”。

 

“运动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是它原有的，而非‘场’给的”──这个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仅仅在于这一修辞上的需要：“在场的作用下，运动方向一般要发生变化。”对不可描述之事的强行描述，导致了割裂、孤立、误解、与“科学”。“系统论”的努力，阐释学的灵感，只是企图亡羊补牢。

 

按照我们的理解，各个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又何“原有的”之可言！物体自身的“原有”是一种断裂式的虚拟。直观地说，它们也是前此各种“场的作用”的产物。场的作用，类似《老子》所说的“万物之母”。它宛如连续不断的命运之链。片断的、忽生忽灭的人类，又岂能把握它？于是，只有用分析之刀割截它，以便自己的悟性“吃透它”，以便用自信心控御它。

 

 

（253）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浑沌像无底洞，吸引万物、诱惑万物，消磨世界、吞没世界。具象之为具象，在于它的原始状态极力从浑沌中挣脱出来，独立为力体。尽管“挣脱”之一如“反制─升华”，不是真正的“主动”，但毕竟近乎“自由意志”是一种貌似主动的被动态，一种迫于压力的应战。在世俗的见地里，凡是应战，就是主动行为；凡是意志，都是本性自由的。人们哪里知道──应战都是有所针对，它抵御明里或暗地的挑战。而“意志”与“自由”，在语义上则是全然相反的：“意志”导致了“自由”的固滞与完结（选择某一而排除其它），因此“意志”是取消自由（即其余选择）的行为。“自由意志”这一词组，象当代意识中的许多概念，是个十分真切的“矛与盾”的组合。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如果我们有能力“挣脱”科学（这也是一个“场”，一种压制，一条无底洞）加诸我们的程式，就发现“挣脱”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我们受到某种更深刻的神秘力的驱使，从诸多世俗文明的规范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我们就不仅完成了一种运动，而且缔造了一个新我。这其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他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254）

 

只有“这种角度的挣脱”或“那种角度的挣脱”……没有全方位的挣脱。正如没有自由的意志。生活与宇宙对我们就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撇开了特定的“场的作用”──“挣脱”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可能？要知道，对一个场的挣脱，就是对另个场的趋附啊。“挣脱”只能就其从普遍的“场的作用”之“此形态”向“异形态”的游移、转换而言。故《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挣脱”作为反制的“升华力量”的物理形式，其心理上的启示是“自由”，其行动上的收益是“创造”，而其“终极价值”在于，全方位的挣脱（自由的意志、独立的反制、自在的升华等等）虽是一个极端而无稽的幻想，但挣脱一分就表明了力量存在的一分；故挣脱了十分就含有十分的价值。绝对的价值正孕于挣脱本身，它是“无量的”，即无视数量的正与负。

 

问题不在于“是否挣脱了”也不在于“挣脱了多少”，“挣脱了多久”……等等，而在于是否“正在挣脱”。人，是一种相对的动物；尽管他因此渴望绝对，但绝对是虚无的，是高级而细腻的幻念。我们生活者，也许正在无意识中“走向绝对”即走向自己无法把握的归宿。怀着热情，走在冷漠的宇宙中。

 

我们挣脱到什么地步──正如反制和升华的水平和力度，达到了何种高度和强度──就算把握着终极性的“胜利”已经抵达了那一地步，因为真正的、不消失的胜利，纯属子虚。暂时的胜利与终极性胜利的区别，仅在于后来的“影响如何”，而这一点，几乎无法预测。

 

 

（255）

 

万物和宇宙一样，面对着摆脱不掉的“压制”，挽回不了的“沉沦”，以及无所不在的“场的作用”的驱迫撕裂。而人类看见、听见、感到的各种“反制”、“升华”、“挣脱”运动……并不是空虚的。这是真正的实在。诗人们说：“人生如泡影。”但还有什么存在比泡影更为实在呢？实在，并不因其转瞬即逝而失去实在性。否则，还有什么实存？即便是人类视为“天地万物”的星球，在大时间的跨度中也会转瞬即逝，它的实在又岂能不是“空虚”的！宇宙爆炸的假说告诉人们，大爆炸中心的一分钟，迅速膨胀为各星系上的亿万年。因此，奇怪的事发生了：宇宙的核心部分比它的边缘还要空虚！

 

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古人只有极小的进步。面对古希腊人和欧洲人称之为“宿命”与“命运”，佛教徒称为“大劫”的那个不可描述者，绝望终于使人看见了一线生机──泡影式的胜利虽然可怜，但毕竟是可以展示我们生命力的唯一物证！仅此而已！无方向的挣脱、消解了压制的反制、逆转了沉沦的升华……都不可能。但生命却找到了他有限（如方向、反应、需要等等）的形式！这就是终极的美。

 

 

（256）

 

是反制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不断再创着明天的世界。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生物学上的逆反力量、社会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心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以及最终的、我们本能和生存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催化了我们感知着的各层各面各体各相的大千世界。

 

把反压制力视为空间结构、有机结构、或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破坏者，那是颠倒的理解。耶稣是破坏者还是再生者？释迦牟尼呢？秦始皇或凯撒呢？他们是社会意义或世俗意义上的破坏者，但又是历史意义或神圣意义上的再生者？不错，他们是侵伐了“过去”，但他们又何尝未曾开启“未来”？反击压制的创造能量正在支持着空间，反击力量因此是“空间之父”。正如压制力量是为“时间之母”。

 

时间，是压制的使者。

 

宇宙间四处泛滥的压制与逆反、沉沦与升华、吸引与排斥无疑是真实的。我们凭借自已的体验，每天都在验证这一事实。但如若要在现代科学的实验范畴内检验它并解开它对我们生活的启示，则不免陷入曲士的乐观。这种乐观混淆了两个世界的界线，借用耶稣的话说，它们──分别是“上帝”与“凯撒”。但我们的上帝与凯撒也许不同于耶稣所说的上帝与凯撒。如果说，现代科学已被虔诚的博士们（其世俗作用相当于古代的修士们？）奉为新的可以证明的上帝，那么，用本能和生活（而不是理性与科学）一再证明的原理（压制与逆反），就是新的正在行动的凯撒，当然，这是一个像一切凯撒一样的、追求胜利的凯撒。

 

 

（257）

 

把反制视同为“暴乱力量”或宇宙无政府（出人意外的混乱）状态的普遍肇因，是曲士的偏执之见。混乱与无序状态，本是不可描述者“……”的庐山真面目。真正的暴乱者不是反制和升华势力的具象、实体，而是那一片看不见摸不着松散弥漫混一宇内的阴性暴君。她沉着、发粘，具有古神话中的“弱水”式的奇能，在她的诱惑下，鹅毛、灰尘也沉入黑色的水底，永劫不复……

 

排斥力、舍弃力、毁灭为──是反抗她的压制力量的异化形式。排斥、舍弃、毁灭并不等于“增熵”，假如它们继之以吸取、获得、创造。

 

反压制力，要是最终不升华为创造性的冲动，就等于半途而废。破坏的反抗，始终属于很低水平的运动；高级的反抗，必出之以创造形式。继之以毁灭的，不是那荒芜，而是再生。文化的命运、民族的历史、个人的体验，无不如此。极多的具象与实体，都不会半途夭折，它缺乏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能与力──并非无此趋向。这就是反压制力的宿命！正如，“沉沦”是浑沌的基本趋向。

 

“充满义愤的反抗者”，实际上是创造者。根据经验，即使要逃避（哪怕是暂时的远离）那阴性暴君的无底洞，也需要超常的智慧。而逃避的途径，则为十分艰辛、形态万状的生命之路、自由之路、原创之路。

 

 

（258）

 

“顺引力场方向”和“逆引力场方向”，都不是挣脱的捷径。只有既非零度又非一百八十度的离心倾向──无规则地选取乱七八糟的途径，才能收取挣脱的最为灿灿之硕果。以哲学的套语做个比喻：直道的“继承”（顺向）与“批判”（逆向）都不会生下壮实的孩子。唯有在离心运动中独辟新径者，才别开生面，得为天下法。精神上的挣脱，哲学上的逆反，文化上的升华，都是非程式化的结果。但它开辟的新程式，渐渐地也会以此压人。程式与规则，是死者的遗迹与活人的祭仪，是人的头脑对外在强权的攀附、谄媚、合理化。人类的文明越是进步，就是越深地卷入精神上的奴隶社会？（仿佛自主的国民，其实是精神上的亡国奴！）

 

还是换一个角度吧！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遥远的星系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经验的判断告诉我们，若干光年之前，一次重大的毁灭降落在这气数已尽的宇宙身上。但对更大的宇宙而言，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转换。当此局部的毁灭之际，一个甚或几个新的星系从宇宙的其它角落里走出来，以其涓涓再生为大宇宙的代谢注入生机。你能说这个过程的开场处，仅仅是个毁灭？或是个“悲剧”？陋哉！

 

 

（259）

 

时间观念，起源于人对压制力的感受。人，总想为自己的存在及延续建立点什么依托。他甚至渴望树立某种历久不衰以至永恒的东西……以此巩固或纪念自己的存在或曾经存在，悼念自己的前辈与同济的已经没灭……可是经验警告说：时间正在毁灭一切。它对有形迹的东西都不容情。甚至“精神”也逃不过它的狠狠剥蚀和默默劫夺。它无情、执拗、始终如一。它的禀性与人的禀性有趣地相反：凡是人所建立的，时间无不极力侵蚀。而时间最倾心剥夺的，就是人的精力与青春。

 

时间是恶魔。因此，古代的天神无不企图超越时间井否定时间。

 

时间，不断毁灭着过去的空间──世界。有多少光辉景物，经它那无形影“巨手”的抹煞，早已形消迹灭。时间是空间的敌人，又是盟友。它以自己的固执，抵消空间的固执；空间则以自己的变化，显示时间的刻度。

 

时间，是正在毁灭“现在”的时间。它，改变万有容颜：使之苍老、憔悴；或使之欣欣向荣，神采奕奕……它，易化着万般存在的灵魂，赋予它们各不相同的“内容”、“方向”；灌注截然相反的“冲力”、“灵感”……它用无形压迫，激起生命的活力。过甚的压迫，使活力趋于狂热。“死亡”的阴影“唤醒”了（死亡──唤醒！）许多无机世界的奇观，正是在流水的无情点滴下，科斯特地貌的绮丽怪俏，才呈现出来。它用亘古常在的压制与反击，创造了独特的空间，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美！

 

 

（260）

 

时间的最高使命就是破坏现在。印度教徒深为透彻地参悟了这一真谛。他们把这一参透凝聚在“湿婆”大神的身上。他是宇宙力量的最强信息，是宇宙运动的最鲜明象征。湿婆，既是“时间之神”，又是“破坏之神”。

 

 

（261）

 

时间的最高使命就是破坏现在。印度教徒深为透彻地参悟了这一真谛。他们把这一参透凝聚在“湿婆”大神的身上。他是宇宙力量的最强信息，是宇宙运动的最鲜明象征。湿婆，既是“时间之神”，又是“破坏之神”。

 

但是，印度教徒的不彻底、爱调和的混杂论倾向，使他们又予湿婆以“创造之神”与丰产之神的神格。于是，“湿婆天”变成一个集一切矛盾之大成的三头六臂者。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陷于一种极度兴奋的狂舞之中。显然，印度教徒看到了时间的生产功能，还看到了，破坏现在意味着开创未来。时间，作为独立运行的审判者，既区别于世俗又不同于神圣，它不断给予存在以新的意义、新的形体。

 

高级宗教，总是满蘸着慈悲仁爱的色彩。活跃在高级宗教中的凶神、恶煞，是为衬托仁慈的主宰，故意设计出来的一个个具有超度功能的陷井。而一个专司死亡与破坏的。时间之神，只使人“畏”，不令人“敬”，他还缺乏圆满的精神偶象所具备的另一层要素。为了获得景仰，印度的智慧赐给邪神以双重的吉祥金箔：创造与丰产。于是，一个以其夺人心魄的矛盾，而愈益称雄于世的大神，就此诞生。

 

各种宗教（不论看起来多么柔弱、顺从）的本性在于追求力量，以其上升或下降分头体现为反抗的形式；或统治的、压制的形式。原始宗教与高级宗教，在此并无分歧；各种宗教自身都经历了由反抗到统治的沉沦过程：除非它半途天折！因此，没有一种宗教能免于衰亡。

 

在现代人看来，原始宗教是粗犷、血腥的，高级宗教则仁爱、圣洁。然则，此种区别不过是习俗使然：原始的习俗与“文明的”习俗。习俗，给予唤醒力量的活动以不同的假象。而不同的习俗，需要不同的力量，因此召唤着不同的力量。宗教的召唤，采取了把主体客体化的路线，即对无机世界进行十足有机化的处理。把自已的灵性投放到宇宙的存在中。

 

 

（262）

 

全方位地看，“破坏”与“创造”是齐头并进的怪兽。有时，你很难分清哪是创造行为，而哪些则为破坏行为。尤其，当所持之标尺及所怀之目的各不相同时。

 

如果一种破坏行为替创造的运动扫清了障碍：它是破坏还是创造？一种创造行为如果是在替长期的破坏运动效劳，它是创造还是破坏？凡此，向我们可敬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不无讽刺意味的挑战。湿婆天的矛盾性格，毕竟充溢着古代睿智的“宇宙之光”……他的性格与使命，被那宗教的说法巧妙润色过了。但仍然流露着对时间的深刻洞识：对宇宙生成、毁灭的直觉印象。

 

时间的压制性力量，令星斗崩颓、山岳瓦解；它激起的逆反力量，又命地震频起、火山喷发重新涌出新的山岭新的海壑……新的众星、新的地狱。时间这双刃的神剑，有时光芒万丈（这时，既定的“空间”就解体了）；有时晦暗不明（这时，已成的空间变得相对稳定）……它是令人费解的、不可捉摸的。所以希腊人称之为“命运女神”──肯定了时间的阴性（即压制性）和神秘性──不可言说的蛇发女人啊！

 

 

（263）

 

我们理解并把握着“我们的时间”──只是在本能上，而不是象原始人那样同时在理念中。人和一切有机生命，都是从反制的活动中，获得活力并认识自己的。他们生来就有着对抗时间侵蚀的本能与命运。有趣的是，只有在时间的压制、保护、折损、磨毁中，他才得以益寿延年……所以保健师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也就是在于压制、保护、折损、磨毁中！这些古老的智慧，都在诉说生命的起源与壮大，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幸福”和舒适，是全然相背的。人和各种生命形式的存在，在在说明了这一点。吃食是为了维持，繁殖是为了延续自己。举凡争斗、游戏、遐想、设计──无一不是为了维持与延续；而延续和维持，无非是对抗时间的“抹煞”。

 

 

（264）

 

我们所体验的空间，起源于人对“反压制力”的感受。空间的形成，依赖有形及无形的“支撑”。大厦，没有栋梁就须有拱顶，要不然，就借助某种支架……否则，倾覆只在须臾间。人，没有生理的支撑力就无法站立、行走。没有心理的支撑力，人的精神就会枯死：星球要是失去了无形的力，就会坠于宇宙的“黑洞”。所谓“心理的世界”或“精神的空间”──若是失了“想象力”、“假设力”等“支撑”，也将崩解无遗。有个诗人说的好：多亏了梦与幻想，我们的世界、生活才连成一片。否则，只有支离破碎、摇曳不定的画面。

 

反压制的力（逆反的功能）的支撑作用，使人获得他的生存空间；各种生命也是据此诞生并成长的。

 

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的故事，生动地记录了原始民族对“支撑”的理解。他们还用这一理解，附带解择了中国地理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特征。“精神之柱的崩溃”之所以可怕，就是在于它使心灵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支撑点。宇宙的支撑点、精神的支撑力、生理生活的网络──对人都是重要的。

 

“食物”，作为人和动物迫切需要的内在“支撑”，随时决定它们的生存状态，如精力、情绪、意志、行动等等。一旦失去这一力量，作为空间形式的人和生命便会死亡、解体……

 

古代神话中的“天柱”、“地维”，是一种想象中的物体支撑。但丁《神圣喜剧》里面层垒式的宇宙模式，是另种支撑。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时空变形，则是更为奇怪的支撑形式。所有这些模式的功能是一样的，对空间形态作出智性的解释，差别在于：知识的形态变了，故方法、观念、术语随之而易。“天柱”、“地维”是建筑学式的；《神曲》层垒，是神学式的；万有引力来自天文学的经验；时空变形则源于物理学的灵感（据说还是爱因斯坦从他的前妻那里剽窃来的，所以他离婚另娶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创见了）。

 

 

（265）

 

支撑，赋予我们存在，人们终于理解到支撑是“力的表现”（严格说，是“力的结果”）。它是力，是反抗压制的力。它反抗那浑沌之雾弥漫的压制。它追求独立与生长，它天然地寻求对立的形式，并在对立的支撑中创造了空间、生命、文化，创造了结构。

 

人，不仅在物理上、社会上、肉体上需要他的“支撑”，也在心理上需要支撑造就的“空间”。缺乏空间感（俗称“自由”）的心，是要破碎的。于是伏尔泰以他特有的玩世不恭态度，赤裸裸地宣布，“要是没有上帝，我们就要造一个出来……”这表明了他也懂得心理支撑的重要价值。上帝不仅对人奴役，还给人以自由──他是一个支撑：空间的创造者。虔诚的信徒、《创世记》的作者，早就这么断言过了。

 

要是失却了这些有形无形的“支撑”，就只会剩下无形无窍的“浑沌”，不会有形迹清晰的“空间”。对支撑物形形色色的解释可能不乏虚构的成份，但那也是出于对支撑力的悟解。“浑沌之死”的古老故事，正是以浑沌之死隐喻了“形迹”世界即全部空间的诞生。而“日凿一窍”的七凿，正是建立支撑点的活动。没有“支撑”哪有世界？哪有宇宙？哪有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吃到、触摸到、感应到（六种感觉！）的一切？甚至，哪有我们本身？但支撑既是反压制、逆沉沦的，又是压制与沉沦的──它双向而无是无非。“这是一张矛盾的命运之网”，古老而常新的智慧这样说。

 

《圣经》中的上帝，正是这样的两面之神。他创造了宇宙与人类；但反对进一步的变易。由此，从反制势力，沉沦为压制势力。从阳性之神退化为阴性之神。这时，新神或以撤旦之名崛起，或以基督之号响彻云霄。“上帝死了”的现象──早在《新约》时代就已发生了。所以新约前面几百年，被基督徒称为“沉默时代”！

 

 

（266）

 

“空间”，被人们理解为，反压制力活动的“形迹”与“产物”。若无压制力的压制，若无反压制力的逆反，既不会有“空间”更不会有“空间观念”。可见，我们承受着双重的压制与反制：它使我们生存。

 

“空间”，这是物理观念中反压制力的伸张态（它的收缩态即“解体”）。它也是生命界、社会界、心理界中反压制力的伸张态（收缩态是“死亡”）。离开了生命，就不再有“时间”和“空间”。

 

法国人巴斯卡对这一点有进精微的论述。“毁灭”是人的想象。他用“毁灭”这个词对某一类解体状态（即失去支撑力的状态），表达了自己不乏恐怖感的观感，缺失了空间，则沦为最可怕的寂灭。

 

没有支撑力的空间是荒谬的。正如没有想象力的思想是荒谬的。

 

反制支撑的普遍存在。它“不拘一格”、“不定于尊”。庄子对此采取了一个极端化的表达方式──隐喻。他说：“道在尿溺。”而《旧约·以赛亚书》则认为，上帝所拣选的救世主，是被世人藐视、受到社会摒弃的孤独者。

 

 

（267）

 

山岳的高耸，显示了岩石的逆向的压制力量。这力不是自在的，而是储存了干百万年的神秘：我们并不真的理解它。古人面对巨石下跪崇拜，正体现了这种神秘感。可借本能在我们身上退化了，所以我们便自作聪明起来，火焰熊熊，显示了燃料的反压制力，我们把这叫做“热能”。垦空的寥廓，表明天体相斥的逆反倾向，它浩荡无涯。而人类灵田之间的辽远想象，显示了精神上争夺自由的逆反之力……“我们的”与“他们的”之间的“文化积层”，是压制力的变形层垒又是反压制力的累累结晶。它，还鼓动着未来的心灵新的反压制库，去争取“属于”他们的“自由”！那心灵深处的永恒呼唤。

 

这些侧影，在在闪现着“空间”的千奇百态。如果淘汰了习用给心灵蒙上的尘埃，则具体化以至到了确定的刻度的空间是“没有”的。对人而言，彻底摈弃人的因素，人又怎能做到呢？人类的语言和思想又怎能企及？只有持续变形的感知、综合，以及我们对这“综合”的片断体验，对那些交错感受的──幻想与梦。

 

这一意识流的特性使片断的感知凝成一个幻想意识的整体，成为无所不包然又甚为飘渺的“主体”。这就是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主体性”？某种本末及因果倒置过来的夸张？

 

 

（268）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它是对宇宙命运的物理学表述。压制也是不可逆的。沉沦也是不可逆的。万物命定于趋向“中庸”、“非存在”。场的作用也是不可逆的（逆，最终也只能构成一个圆的回归，然后导向进一步的异化）。增嫡趋势──同样是不可逆反。

 

不可逆？不可逆。若说确有宿命，不可逆才是最根本的宿命。

 

但我们（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终究还是要趋向于“逆”，否则，又怎能维持存在呢？逆，就是反压制。逆来顺受，则压碎、沉沦、吸住、热寂的“待遇”，将会一把抱住我们，那死神的手臂！而逆，才是存在、生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仅是生活的真谛，也是物理世界的实情；不仅是感情哲学，也是“自然哲学”。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反制、升华、挣脱（自由）、减熵──归根结蒂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作为一种无机、有机、社会、心理的混和存在，难道肯让虚无主义攫住翅翼，肯让阴沉的浑沌扑灭最后一线希望──灵魂的火？

 

在此矛盾的山谷中，一个启示应运而生，正是“不可逆过程”提供了“壮丽的机会”，它给各种存在以显示力量的不可推辞的使命。肃穆阴沉的“回归运动”──也抹煞不掉这一使命的曾经存在。这一启示对我们有两层价值：

 

1、它赞许并鼓励跟从命运、抓住机会的雄心。

 

2、它不被雄心所限，以至沦为“人为财死”的事业家。

 

它清醒地看到努力后面的无限虚无，从而调节了过度的行为。

 

（牧师的儿子、背教的虚无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尼采，（曾经被俄国人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年］称为“列宁周围的那批尼采主义者”的大宗师）在其被他妹妹阉割过的《权力意志》一书中写道：“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可怜的人啊，既然什么都是“假的”，为什么还要去“做”？

 

答案也许仅仅在于：“内驱力”！那是一个内力过剩者的呼声。他在最后的内战中毁灭了自己。

 

有人认为，拜火教的“末日审判”观念，与文革时代的“人人过关”、“个个受审”，获得了惊人的异时、异地、异文化的历史相似性。古来的拜火教徒和近来的机会主义者，都热衷于鼓吹“审判”与“过关”的涤罪性质。其实呢，在“审判”观念与“过关”现实中，统治着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充满了号码的“簿册”。这个标本被美化为活力的源泉，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塞堵活力的“息壤”，势必引发洪水滔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把这样的息壤理解为：无生命的癌肿，浑沌态的局部降临。用它来对付分化、生长中的危机，是南辕北辙，徒令混乱弥甚。它要的是取消分化、生长，退回浑沌；而决不是疏导分化，让生命顺其自然。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则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嫡的性格来歼灭“减墒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有对于罪恶感的自省力。

 

 

（269）

 

人这种敏感而勤于探索的动物，本能地察觉到类似“增熵趋势”的那种阴影、那种沉默、那种不可描述……察觉到它定命所含的大部份危险。

 

生活多么艰辛，每走一步都得付出绝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必须与增熵趋势作斗争。诗人们说，“悲哉！这就是生活。”武士们说，“生活就是战斗。”他们言下之意是说，“生活”等于反抗增熵的趋势。诗人与武士，一个悲悼生活的不幸，一个颂扬生活的不幸：但都一致肯定了生活的价值（管它正负）。还是把不幸当作幸福吧！这样你会好受些。甚至，号召走向另一世界的救世主，也只是在更高的层次，更纯粹的形式上，肯定了生活的不幸（“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掌管中。”）。他们的愤激之情，是指向“世俗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在他们看来太容易了，他们想要活得更艰难、更有力量；否则，便自觉是在无谓地耗费珍贵的生命的精华力量。这些力量的本来用途在于──抵抗沉沦逆境。

 

“背弃此世”与“隐居出世”的态度，是在对“彼岸”之追求的乔饰中，去实现一项有待完成的反压制、抗增熵的“升华”。发泄和满足──这种动物世界的普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业已沦为应予谴责的“增熵行为”。一如杀生、毁物同样应该受到唾弃那样。

 

 

（270）

 

人必须时刻抗拒增熵趋势的过程。他往往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这样做。

 

“人的本质”、“自由思想”、“权力意志”、“原欲（力比多）”、“反压制力”、“逆反倾向”……或者用更古老的称谓，叫做“上帝”、“始动者”、“宇宙的最高主宰”（假如它是阳性的、能动的）──都是为了抗拒增熵压力而“设计”出来的。它们奉天承运，作为压制之子、沉沦之子，作为增熵过程的逆向影子和久久回声……而生成着。

 

增熵过程对永恒者──对于人和人所看见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局部减熵”之母，儿子使母亲变得伟大。尽管，没有儿子的母亲只是虚无。对于人来说，各种层次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局部减熵”的副产品。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某种偶然的结果。必然性只存于深刻的需要之中──需要把生存予以神化，以便活得更有力量。所以，失去了扩张力量的必然论，是敌对生命的，是最糟糕不过的精神堕落。

 

 

（271）

 

“局部减熵过程”，在人类业经升华的想象中，成为对“黄金时代”的回忆。其象征，则成为《圣经》中的“上帝”、《易经》中“元”，以及宇宙间到处活动着的逆反力量。作为这种诞生、成长、光荣、梦想的产儿，我们直接感知着它波澜壮阔的活力。它的潮汐变化，尤其是它不可挽回的退落，使我们产生了对增熵趋势的认识。这并不是什么“悲观主义”。我们不能直接把握，但能间接体察它的本原和敌人、我们的本原和敌人──增熵趋势。

 

如果把犹太教《旧约》和基督教的《新约》（及其对《旧约》的解释）看作同个体系，其最大的逻辑矛盾即在于对“上帝”作了完全相反的描述。一开始，上帝是作为逆反力量而扮演着创世的角色。而后，他则由反制的力转成了压制的力──对作为新的逆反力量的文明之父、心理之父（而非宇宙及生命之父，的撤旦的大肆压制。所以，《圣经》的上帝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切近生活的真实，从而背离了宗教的、哲学的真实（弥补的理想）。在宇宙和人的真实过程里，压制力和反制力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所以在宗教、哲学中，情形经常是恰好倒置过来。

 

“增熵”──这就是混同与“平等”？

 

“减熵”──则是分化与等差的前提。

 

“促进平等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平等，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平等”──这是“增熵”的行为。是反制的力开始出现间歇豹重大征兆。

 

加速分化、创造等差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一切结构都以合理的分化、分层、“不平等”甚至“等差”为基础），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等差”这是“减熵”的行为。是反制的力重新走向复兴的重大征兆。在古代的观念中，前两项（心理、文化，属于圣人的事业，后两项（生命与宇宙）则属于上帝的事业……尽管在我们看来，二者是同一的。

 

 

（272）

 

“平等”，这是对朽败的等级结构的报应，同时，也是无秩序状态、混乱状态的前奏。“等级”，这是破开元序的浑沌之雾，是秩序状态、生长状态的前奏。

 

关键在于“活力”──有活力的追求平等的努力，比少活力的维持等级的努力包含着更丰富的反压制的力……因为，这是新分化、新等级、新秩序的诞生，所经历的一个节奏。在这“貌合神离”的追求中，新的、更强有力的“等级”力量正在酝酿兴起。有时，混乱状态比有序状态更可羡慕，因为那是为新的生长准备土壤，主动有力的无秩序状态比腐败无力的秩序状态更得礼赞，因为那是导向更有效的秩序状态的崎岖之路……

 

“争取永恒的平等和公正”，这是人的一种高贵、圣洁的创造？还是恰恰相反，是“增熵趋势”对人类行为的牵制？一种沉沦？为什么“争取平等和公正的呼声”常会响彻历史的云霄，使得血性的志士为之涕泗滂沱、不借杀身成仁？光用“权力意志”的解释并不尽意。因为“权力意志”只是心理力量和生物力量，而不是宇宙力量。实在的原因无非是，人和历史，文化和社会，都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在抵抗普遍增熵过程的矛盾中，分泌出种种的“罪恶”和“痛苦”。处在生物线索和社会线索交合之际（天人之际？）的人，首先感知的是“来自同一过程（减熵）内的不和谐”，而不是那作为本原和永久敌对势力的黑色增熵。但平等派不幸奋起反抗的，却恰恰是这（作为反抗者）创造万有的“减熵过程”。

 

真的罪魁是谁？是那隐藏在幕后的浑浊沉沦力。它如此这般驱使着及压制、抗沉沦的力量，并挑唆局部减嫡过程中的不同产物互相残杀。它静默地坐享其阴霾的成功。它永远面带冰冷的微笑：等待着儿子们──由她分化而出的万物──复归于她的死亡怀抱。

 

 

（273）

 

人类的肉体和心理的适应能力都堪称杰出。只是在此前提下，他才可能步入创造的苍穹。但谁曾注意到，在人逐渐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也逐渐习惯于失去自由。人变得越来越依赖他所创造的文明。这真是一个讽刺！──人的“自由意志”越来越少地从把握环境入手，而更热衷于倾向在新的奴役与依附状态中，找寻出新的“自由元素”……即心理上的慰藉。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对个性越是压制、抹煞，也越就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

 

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式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人的适应力，原是作为对抗增熵与死亡的节能战略而发育起来的。采用阻力较弱的途径到达自已的目标，是克制与智慧的一个标志。在适应中创造行为发生了──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机缘闪闪发光。这机缘仅仅是人类“自由灵魂”的幻念？还是来自更深远处的宇宙之力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立意、争论，但从根本上说，孔子“存而不论”的意向也许是最明智、最稳妥的。他以“谦逊”为百试不爽的保护色（这条古老、顽强的变色龙！──并非贬辞）。但要我们强作论说的话，应该说，这二者在根本上是趋向同一的。

 

 

（274）

 

卦主载有生命力，也载有命运本身。不断的压制、沉沦、增熵，必使“载有者”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严峻而敌意的包围，隐藏着陷落的危险。载有者，其生成力与敌对者的瓦解，一同增长着。对立与分化，潜伏着广泛的危险和丰富的机会。救助只在他身上，除此之外，别无星光……

 

“载有者”的精魄、力度，使之具有“超一切理”的本能力量。这种与沉沦趋势对应的本能力量，在有限的特定过程中，可以是代代递增。此刻，这过程被目为“上升”。在极宽广的领域中，他超出我们的理性力量，因而是不可解的，是语言及思想捕捉不住的。他的增长有无极限？比他远为有限的我们，对此并不真的知道。但他也有间歇，会遭遇定数内的休止。休止跳跃到人的观念之海里，便化为这样一个象征符号：“〇”。

 

“〇”是完满的永恒者。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此？”（《周易·系辞上·第十章》）

 

 

（275）

 

“〇”不是无，而是“有”——他赋予世界（无机的、有机的、社会的、心理的，以新的光类似“宇宙之光”的希望之精、灵魂之火。他是力量的解放者，摧荡陈腐的压制性结构。他用一毁灭一生成的节律，促成历史之弛与张、易运的阴与阳……酿出精神的酒浆。他创其始而毕其功……既成的“定局”，因之倾覆；无形的“命运”，因之出动。所以《周易·乾卦·九五爻辞》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在中国的智慧海里，“载有者”变形为飞腾张舞、潜易无形的天龙。“龙”就是在古代中国圣哲的宇宙之光（观照宇宙的灵性之光）中，被形象化了的“载有者”？自然秩序与文明形态的“卦主”！神秘的“龙德”──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载有者的天赋”。

 

他超越生命，但他包容了生命。

 

一缕灵魂升起，穿越无限的沉郁……

 

多群的沉郁，爆出一颗宇宙的心……

 

他，不凝疑滞于物的使者。

 

 

（276）

 

星云和星系的形成过程，是现代人类知识视野所望见的最大减熵过程。就其哲学意义言，支配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凝结着高度反压制的力和抗沉沦的力的“星云中心”。现代人的集团中心意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其大规模的形式，家族主义是小规模的形式，帮会团伙至上的党性原则是中等规模的形式），对此不乏推波助澜。

 

生命的发展过程，是人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中的减熵过程。这也许是宇宙意义上的微不足道，是一偶然而短暂的“变态”。但对生物圈的依赖者──如人类──而论，生物圈的发展，却与星系、天体的发展具同等价值。没有生命的宇宙，不仅是荒凉的、窒息的宇宙，还是虚无的、不可能的宇宙。

 

对人而言，生命过程的漂亮象征和高能结晶乃是热血的动物。它蕴涵着较之微生物、植物、冷血动物远为巨大的能量和运为灵巧的反应力。热血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使人把它们叫做高级生命。因此，称某人为“冷血动物”，就意味着把他的生存价值贬低到了不齿于人的地步；称某人为“植物人”，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意识业已终止；而称某人为“浮游生物”，就是说他还不如死掉。

 

 

（277）

 

以上四大时间历史的象征（星云与星系，生物圈，热血动物，异常份子），各各具备“卦主”的性格。他们决定了各自的表象体系、各自的“卦象”。而这些大象征──作为反压制、抗沉沦的挣脱者，充分表现他们各自的“抵抗时间的性格”。

 

性格的历史……就是反抗时间的进程；它注定失败，但注定光荣。

 

 

（278）

 

当我们看着各种“无限美好”的减熵结晶，就像古代希腊人在看着那些摧人肠断的大悲剧。这是注定被毁灭者的大会演！沉沦和热寂（增熵的结局）是对无情的孪生姐妹，她们哼着无声之歌……漠然咏叹无穷之力。压制、沉沦、增熵过程，犹如希腊神话中蛇发盘错的复仇三姐妹，她们，以其永不衰竭的“正义感”，不断毁弃着各种出类拨萃的尖子。哪儿有能量的高度集结，哪里就有了要求铲平万物、而去伸张所谓“正义复仇”的天然借口──她们的正义就是增熵、沉沦、压制。

 

悲哉！生活。悲哉！宇宙。悲哉！渴望不朽的反抗者……你们是只能“得逞”而不会“成功”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奋斗是力图违背并抗拒宇宙主潮的活动。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系？

 

 

（279）

 

没有全然封闭的系统。相对的封闭；有限度的隔离，是一个世界得以区别于它世界的必要前提。但过度的封闭与隔离，则是死亡的前奏曲。心理的世界也是这样，它可能达到涅槃的无人圣境，但又怎能与这个可以感知的、可以向我们施加压力并反馈压力的世俗社会诀绝？万万千千的悲剧，并不发生在社会世界的自系统中，而是萌发在心理世界与社会世界两个系统的接壤处。

 

1、唯有心理世界能体察并判断社会世界的诸多不幸；能通过心理力量去捕捉社会力量的潮汐。

 

2、通过心理的力量推动社会悲剧向高潮涌现；使生活具有浓郁的宿命性。因此，抽掉、减弱了心理力量的悲剧，是不存在的。即便在学理上强行假定它确实存在，那也只是一具失了生气的概念的尸骸。

 

反制的能量仅仅滞留在无机层次上──这就是“物体”，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物理世界。

 

反制的能量上涨到有机层次上──这就是“生命”，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生命世界。

 

反制的能量一旦上升到心理的层次──就成为“灵长目”、成为“人”，成为“有智慧的动物”。

 

反制的能量达到灵魂的层次就成为“文化”，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互相往还的高级媒介。

 

而反压制力一旦飞腾到更高的水平──就爆出了灼烁千古、震动苍穹的英雄和圣哲──超级的宇宙立法者与洞天创造者。

 

有朝一日。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层次，则不是我们今天所能限量的。

 

 

（280）

 

“上帝”，在他的灵性中包藏着“人的自由”的极端力量。上帝，是“人的反抗”的崇高形式。尽管他常被阴性的（甚至是“母性”的）、道德化的、半凝固态的人造形式包裹起来，从而流于刻板的教义与习俗。这在“育子观音等生殖女神”的崇拜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但是，“上帝”怎么可能是阴性的呢？作为“乾元”反压制力的蝉壳、心灵世界的太阳、我们希望所聚的“宇宙力”……他应该是最为雄性化的。他不是那作为“坤元”出现在宇宙与历史间的普遍压制，不是那不可名状的“浑沌太朴”，而是对浑沌态的反抗、破坏、再生。

 

 

（281）

 

有“两个上帝”，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所以，就有了两个宇宙、两套法则、两条真理、两种生活。对于习于文化的人而言，则有两种文化：压制的文化与反击压制的文化。

 

上述两条线索交叉，相遇于“创造”。创造原出被迫的反抗，就此说，它是被动的；创造又造成能动的压力，就此说，它是主动的。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汇合于创造之地。就像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相遇于中央，凿开了中央之帝──浑沌的七窍……这一大会聚，使得创造性事业不仅成为上帝──反压制力的象征，也成了上帝造物的契机；他并不来自虚无，而来自浑沌；来自对浑沌的沉沦力量的回应。

 

以“上帝”和“客观规律”（这不失为人心内应力的投射）的名义，来限制人的自由，这是反压制的力量重新沉沦为一种压制形式的显例。这并不像哲学教授们所武断的那样，是由什么客观来决定的主观。

 

因而，“上帝”和“客观规律”作为新式的压制，比原始的压制对人的自由有着更大的慑服力。上帝及其他，已成为攻入人类灵魂“堡垒内部的第五纵队”：主客体于此，就这样混一了。

 

 

（282）

 

“我的心中、人类的灵魂中有宇宙”──这是对浮光掠影的捕捉。他道出了“有”，却望不见“有”之深层的“无”。“无”就是“压制”。压制之“无”使宇宙成为“有”。事实上，是压制的力量（以及反击压制的力量）使我有了“心”，使人类有了“社会”；并使心和社会在无奈之中包容了宇宙之“有”──于此，“无中生有”。

 

以“存在”、“自我”、“主体”的名义，去独尊反击压制潮汐的泡沫，是病态的虚弱中产生的一种僭妄？──这是把派生物从原生物中剥离出来，予以极端夸张的努力，其后果，是原创性生命的浪费、脱水、及枯竭（《圣经先知书》斥之为“偶像崇拜”）。

 

 

（283）

 

现代物理学已经否定了“上帝”、“物质”、“始动者”、“第一性”等传统的本原价值。它注入了“反物质”观念，并把反物质与“物质”对等起来了。

 

“上帝死了”？

 

“物质也死了”！

 

这是说，作为本原被供奉了千百年的“上帝”、“物质”业已消亡。科学杀死了我们的神，也铲除了它自己的基础──物质。理由仅仅是，它们不是“第一者”。可以认识的实体，也许只是不可言传的神秘？又一个二律背反。我们，只能通过它的“压制”与“沉沦”，依稀感受到它的影响，却无法把握它，更无法描述它……

 

因为它不露端倪，无有形迹。这是人的大悲哀吗？

 

使人悲哀的，不仅是对象的神秘，更是自己的“精神漏洞”。

 

对象，就这样从我们的精神之网里溜掉了。我们还在赞美造物主、赞美这网的编织工艺有多么高超呢！但有少数人看到了这一滑稽剧，并且哭泣──对着文明的高墙、铁丝网及其圈定的心灵荒漠！

 

 

（284）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即兴儿子”。它，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绝对自由的观今只是对普遍压制的极端抗议。

 

悲哉！这是挣扎不掉的挣脱。这是宁死而不沉沦。它象征着宇宙间最惨烈的牺牲……看不见的殉葬……

 

 

（285）

 

压制──反制，反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这，就是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除开旷世的天才而外──预言，只是一种不甚牢靠的猜谜。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但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它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受到某种更为效率的并且更为神圣的力量的激励，从历史的余烬和文明的尘埃之窒息中超越而出，那就不仅实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运动，而且是从根本上培育了一个新的民族。这冥冥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它常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286）

 

克服限制──这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绝对自由”，即克服一切限制、令生命的洪水得以滔天的梦想──成了心理的主动力。成为各种生命形式自觉不自觉的用力方向。尽管绝对自由在真实的意义上是虚幻的，但却是灵魂祈求的忠实伴侣。

 

现代人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文明的骄傲，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这一切，不正是求生的压力本身造成的？项羽在兵败垓下，退居乌江时，曾叹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他以极为娴熟的艺术消灭了一堆汉兵。

 

我想说，人的异化亦非机器之罪也，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转折的。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小小的安全之岛何其难哉！要在无边的荒漠中找到一眼潺潺不断的甘泉还是可能的；欲在茫茫人生里觅得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就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

 

 

（287）

 

怀着求安的欲望但却四处碰壁不得安生──这是加倍的苦难。求安欲的巨大失落，与深深的挫折感交加而下。流离颠沛，加上无归宿感，对于有机体，变成日渐沉重的包袱，愈益紧迫的新压力。它所引起的焦虑，常常触发潜伏已入的全面危机。对生活的无望加深了，心理的生态平衡瓦解掉了。从这里，我们受到启发：生命的助力，在特定的空中常能转成生命的阻力；在这无常的世界上，“朋友”与“敌人”之间，常有一大片难以辨认的、随时转移的模糊地带！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而且具有人权缺乏的含义。就此意义言，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而在一个未能初步解决住房问题的社会里，是谈不上人类的其他权利的。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们，是不属于任何社会，缺乏归属意识的精神流浪者。心理压力导致的流浪感，则会变得更危险、更难以平息或控制。同时，流浪者本身也很难获得哪怕是最宽容、最文明的法律世界的尊重。而住在仅仅两平方的“房子”里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无疑受着较之远古洞穴时代更甚的压制！

 

 

（288）

 

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是要求保障“人身和私人住宅的不受侵犯”。这点起码的安全感，在绝大多数自视已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中，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漠视与蹂躏。人，离开动物界而步入自成体系的“文明”，毕竟还为时不长。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不对个人的私有财产和生存空间，作出切实的、立法意义上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就会流于前途未卜。没有财产的人，对社会的现存秩序只会漠视、痛恨而不会真正关切的。无产者对有产者社会秩序的敌视态度，即最雄辩的例证。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

 

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导致社会内部的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因此，治安之策与其集中在压制的力量上，不如分散到开阔居住的空间、保障居住的权利等方向上去。

 

 

（289）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也在对个性的压制、抹煞中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这一心理特性，在世界文化中由西向东表现出层进式的增长。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势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290）

 

有机世界对无机世界的过度依附，意味着生命的“老化”。正如艺术向科学、思想向技术的过分让步，是一种文明趋于老化的表现。难道整个宇宙也会存在“老化”？……加速地走向它的归宿？否则，人们得到过的自由与力量，为什么又会失去？人类的精华，正被吸入一道又黑又深的巨壑。人类小命运会被不可逆转的大命运引入：

 

1、社会对个人、文化对心灵的不断强化的压制；构成日益严密的网络。

 

2、个人的自由、心灵的自如日渐缩小。个体的灵性被迫屈从于群体凝聚的一体化要求。

 

3、程式化、庸俗化、老人化，成为文明社会悲剧行程的一个个充满不祥意味的路标。而这一切的根源，也许恰恰潜伏在无机世界的深层里；浑沌，终于会把它的阴影投射到文明的废墟上。尽管，这个废墟一度辉煌，是亿万人民景仰的对象。那时，回头来看，这种对可见之物的热情仅仅是个误会？是对泡影的崇拜？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权力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规模的战国形势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之可寻。

 

“体系”有什么用？无心灵的体系犹如僵尸。

 

我们的哲学心灵，生当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旧的综合哲学已经败落，新的综合哲学出现的历史时机则尚未成熟。但有一种伟大的喜悦在鼓舞着焦渴的心：说穿了，“综合”乃是没落之果。

 

 

（291）

 

新路也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颖的绝望和新颖的希望……

 

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制哲学”。压迫，有时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而反抗的力量本身也会意味着一种新的压迫。在社会领域如此，在哲学与文化的领域又何尝不然？互相渗透与“辩证的”，分属于两个哲学天地──它们不会走到一起，更不用说“融洽相处”了。──“正名”，这是中国精神革命的启始。

 

 

（292）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制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它，必能呈现一个全新的文化洞天于我们面前。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唯心”（理想）主义、“唯物”（求实）主义──在哲学教师的心目中，是固定不变、泾渭分明的。但生活，包括文化精神的生命之流──却不如此。它们全都带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新的哲学，必须适应生活的这些特性。

 

“压制与反制”的范畴──终究比“唯心与唯物”的概念，更能切合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常识和心理状态。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临近二十一世纪了。这正如对十九世纪的科学常识和精神状态来说，唯物与唯心的分类法曾经显得更为切合。

 

所谓压制的哲学，就是官方哲学，就是统治阶级藉以维护既得权益的精神武器。它压制活的东西，迫害新的思想。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现存秩序永远存下去。秦始皇曾用“万世一系”的口号宣布过狮王的理想，并在他那几块歌功颂德的破石头中阐述了野兽的哲学。所以这一理想却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活的历史和死的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二者之间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最后，死理想的被遗弃、活历史再次流向神奇的远方──一个历史性的“大圆”再次告成。

 

董仲舒、朱熹之辈的哲学，也是压制的哲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of Stagira，前384—前332年）、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之流的哲学，从其文化功能上说来，也是如此。相形之下，周敦颐的哲学和奥古斯丁的哲学──还带有更多的活力。也就是说，内含着更多的反抗当时统治意识（“普遍信仰”）的精神。它们还没有上升到官方地位，它们还有着极大的包容力和极强的弹性（不确定性）；因此，还没有对人的精神发展构成压制。

 

未来的新天新地在它的阵阵潮涌中，浮现出岛屿和大陆。

 

 

（293）

 

社会界域与心灵界域的区别在于，它更多依赖物化的结构（如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取代了个人心中的矛盾力量的冲突；社会交往取代了精神活动）。因此，它的发展比心灵的升化需要更多的、更可见的痛苦。国家的出现，大规模的迫害与有组织有领导的压制，构成了文明赖以生存的家常便饭。而否认了这些“坏处”，无异于同时否定了那些使我们引以自豪的“成就”。

 

如果一个社会的内层、上层不严于律己，只对自己的表层、底层的腐败现象，滥施心血来潮的“防腐措施”，以推卸责任，其后果会禁锢整体的活力、搅乱社会的秩序；而由于滥用权力，会使社会的内层、上层日益丧失理智。中国每一个封建王朝覆灭的日子里，都无休止地上演着这类循环往复的悲喜剧。但尤为可悲的还是，人们的学习能力，好象是被某种看不见魔圈给限定住了──人们不断重复着历史的错误，不断进行着贻害无穷的误解：在兴高采烈的撕扯中，断绝了文化的永生之路。

 

 

（294）

 

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之一，是个体特征的日趋模糊。原来，鲜明的个性反差及其造成的互补、斗争、均衡乃至重新组合──是社会活力的本源。可见，任何一个压制个性的社会，是在走向悄然自杀。而无视个性的文化，则肩负着自我弱化的深重轭架。明清帝国以来，打击个性发展的“政治艺术”，是对文化熔炉施行釜底抽薪的一项流行病。如果齿轮的齿，日益磨平；螺丝钉的纹路，日益浅滑；肉食动物的利齿，日渐秃落；食草动物的刍胃盲肠，不断退化……它们因此将丧尽原有的功能。如果社会被卷入了这一厄运，则社会的零件，将沦为各种游离状态中的“多余的人”。多余人本不多余──否则就没有产生他们的社会动力。只因现在社会的形态太“扭曲”了，因而迫使他们一变而沦为“多余”的。这对社会和对他们，都是痛苦而烦恼的。这恶性的循环、低沉的反馈──加快了现有社会模式解体的节奏。

 

 

（295）

 

社会的成就，是靠着吸取、集中、吞食每一个人的天生丽质而取得的。这是就社会本位的观点而言。就个人本位的角度来说，谁又能说这不意味着一种“损失”以致“牺牲”？个人，不管他最终获得了多么可观的社会性报酬──却总是失去了他天性和生命中的珍贵东西。不错，在为社会结构、文化积累作出贡献（就这词的深层原始义而言）的同时，个人的社会才能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但思想者却注意到：人的社会才能和人的天生丽质并不等同。后者是活源之水，前者仅是后者一种流向或流态而已。是社会压制迫使天生的丽质流向习俗的堤坝，使之成为社会才能。脱开了具体的社会文化背影，这种才能往往流于无用之功、屠龙之术。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个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文化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它能长此以往吗？如果效律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和摧残个性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前景是不难预测的：这并不需要“未来学”的种种术语和分析、推论就能一目了然：此社会、此效率、实际上依赖过度的“预支”勉强度日，总有一天，它会无以为继的！那时，就有众多债主找上门来，其混乱情状可想而知。

 

 

（296）

 

最糟糕的社会，则既失去的效率，又还保持着压制个性的积习。效率和个性先是被对立起来，后则进一步受到同等的排斥。个性有害，效率也有害──因为它们都不利于“稳定”。但把稳定作为价值的座标，是个违反人类创生命运的虚假理想。只有原始社会的长老，才把稳定作为偶象，强令群体予以崇拜。个性与效率都被弄得气息奄奄──其功能是迎合了文化停滞时代的惰怠习气。在这种糟糕的社会时，个性成了万恶之源，成了揪打撕咬的活靶子。而效率也被定性为不安定的因素；被视为动乱的震源，成了一个破坏者！效率与个性的活力同遭厄运。这种厄运，伴随畏惧个性、敌视效率的社会一同结束。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例如，两百年前还称雄一时的“大清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

 

任何类型、任何形态的社会，只要它还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而不是已经长成、趋于衰微的）反压制态，其制度就相应建立在尊重个性、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如果无偏见地承认这一共同利益可能存在的话）的基础之上。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到埃及马木留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西方近代社会，更以其有序的多元化模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文明衰落了，它才会重视祖传的制度胜过重视活生生的有探索才能的个性；它才会不惜牺牲发展中的个性，去抱住不断沉沦的习惯性规定。

 

 

（298）

 

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杰出个性的价值。糟糕的社会，则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然后在绝望的病态与混乱中，最终反其道而行之。并以大声疾呼理念的纯净去反对这一浅显的道理。像一个虚脱的病人那样，只能“静养”，不能“大补”。

 

衰退的社会，失去活力而无法接受个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个性与效率终于发现，这个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的健全发展，构成了毒害。社会的转机，会随着这个发现而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

 

这时，理性的解决方式，已因失败而陷于瘫痪了。而暴力方式的转换，对于统治阶级，则尤为痛苦。

 

因此，文化的再生，有待于兼容并蓄的社会心理。而作为春秋战国文化结束者的秦和作为唐宋文化开启的隋代──在此方面堪称刻薄的典范。它的高压的结果，是触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转换，给整个社会留下几十年不愈的创伤。

 

 

（299）

 

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1、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2、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同时却认定某个聚敛小小财富的守财奴是贪婪的。守财奴不舍得吃喝，哪怕这会导致过早的衰亡；而权力欲极大的人则疯狂地揽权，哪怕这会造成众叛亲离──就是贪婪的显例。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满记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统治者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权威。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治国的手段变成了治国的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统治者，都严格地身体力行、实施廉洁的政治。

 

 

（300）

 

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陈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无理剥夺）。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但“理”是很灵巧的。当有人要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时，他就可以把公民说成是“无理的”。这样，无理的剥夺，就根据否定之否定的神圣定律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有理的剥夺了。

 

苏格拉底如果活在当今世界，恐怕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吧！

 

风暴，已经临近。

 

……

 

如此看来，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这就是使理想家有可能比市侩更危险的地方：他的要求是含糊的，很可能大到无边无境、全世界都无法满足的程度。

 

 

（301）

 

是到了剥掉各种圣人强加给文化心灵的压制的时候了。对我们而言，“圣人”不是处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是无形迹的，但又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人做“圣人”遗体、遗道的殉葬品。

 

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1、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2、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3、“灵”能激起更广泛的心理共鸣力。

 

 

（302）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或压制了民气，或解发了动乱，使整个民族面临左右摇摆的深渊。走钢丝的艺术，成为一项危险的艺术。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并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却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尽管细说起来，前者牺牲了自由却换得了特权与富贵；后者牺牲自由的结果却是遭到了奴役并陷入了贫贱。但从压制与反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一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同为社会压制中的被压迫者。──尽管在被压制的领域内，统治阶层直接压制被统治者，而被统治者则以不满、防御、反抗而间接压制了统治阶层。

 

 

（303）

 

压制不是一个存在，而体现为一切存在：是存在的源泉与归宿。

 

现代社团网络，作为封建家族阶梯的代兴者──免不了遭到后者的阴影笼罩。根据以往的经验（如罗马共和国的经历那样），在很大程度上，这甚至是在为新的转换（向新型式的家族政治）作准备。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随着当今战国时代隆隆炮声的终归沉寂，和新的统一世界（“世界和平”）的来临，多元竞争再度让渡给一元秩序，于是，新的金字塔的轮廓，又逐渐清晰起来，压在大大放慢了发展步伐的世界身上。这正如激流之下，水色诚然混浊；但静止之水却酝酿着严重的腐坏。这是反对浊流者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304）

 

统治的形式、名称可以大大改观，但统治的性质与功能却永世长存。权力存在的样态变幻无常，但追求权力的意志依然如故。

 

人的承受力，是随着压力的变化而不断增减的。没有人会对即使很少很少的压力也毫无反应。也没有人能在压力消失很久以后依然保持着反压制力。对于历史潮汐中浮沉不已的人类承受力，只有“新兴的而富于魅力的权力”和“没落而招人厌弃的权力”之分；而没有“这个权力”和“那个权力”之分。没落到同等程度的权力，也就变得同等可憎──不论它的支柱、口号曾经多么动人。奴隶主的、封建主的、剥削者的、压榨者的节节统治就是这样节节衰败下去的。压力增大到同等程度的权力，就变得同等地可怖──不论它先前的自我意识曾经多么良好、仁慈。故封闭的、一元的（即封建的）仁政，到最后无一不是退化成目空一切的暴政。“苛政猛于虎”的解释之一是：残暴的老虎还是可以避开的，但封闭且一元的苛政却垄断一切生民的命脉，任意鱼肉那些丧失了自治力的庶民。

 

 

（305）

 

没落中的权力，常常招致更多的憎恶，尽管由于衰弱，它显得慈悲与宽大。但到了这种未没时候，慈悲宽大反被目为软弱无能的同义语──例如拿破仑就是这样评价法王路易十六没有用大炮镇压起义。人心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热爱力量、趋向力量。这意味着人们宁愿在一个新兴而有效率的权力之下吃苦受难，也不愿屈居在没落权力的夕照中享受清平。所以，社会形式的转换与代谢一旦开始，往往难以半途中止。重新学会了好动本能的人们，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希望鼓动了起来。长期受到催眠的热情突然苏醒，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突破口。就此，他投身于那个──因未知而变得格外神秘、因富于震荡感而格外令人兴奋的──社会运动中。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仅仅是残垣碎瓦。意识到压制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的规范性力量已丧失其原有的积极功能的时候：人们开始要求抛弃它。

 

 

（306）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我们不妨借用黑格尔的陈腐套语反其意而说之：“凡是已然存在的，都是走向腐朽的，因而才会显现其存在。”固定的存在透过各种线路压迫新生的无形力量。而无形之力，终究会打破这些已被奉为天经地义的僵硬形式。它们过去也曾生气勃勃，现在则沦为新生活的障碍。

 

 

（307）

 

国家源于抵抗外来势力及其社会侵力的持续需要。它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压制的“力凝结”。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出来的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

 

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做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之上。反制的功能，迅速转换为压制之源。

 

从国家到文化的大道，揭示了一个文化的真谛：政治的艺术，不是枪打出头鸟的漂亮枪法，不是歼灭各种有生力量以维持一种无人烟的和平，不是成吉斯汗式的天骄风格。艺术的艺术，是刺激各种有生力量互相竞争，以竞争去求取平衡。总之，政治是以升华去回答沉沦的艺术，是以文化去超越生活的艺术，也是使“暂时的现在”获得历史永恒性的艺术。这是任何门类的本位艺术所无法取代的大艺术。故执此术以临天下者，将担负起《老子》的预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308）

 

文化宿命论时时刻刻占据着程式化的头脑。它以当时而无视历史，以多曲而否定通衢，以人造之物（如经济生产力）去论断人性与人格。文化宿命论，还认定文化受着人所能认识并把握的必然性力量（除了在神话的语言中，这个命题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律背反）的指使，这样或那样，不这样或不那样地……只能按照单线条地发展着。文化宿命论还以特定的独断的断言：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人格、个性，根本无缘。它荒谬地断言，人格、个性虽是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冷酷的经济力量手中的傀垒。这种非人的异化力量据说有着无限的审能，它能随意地泡制个性、造作文化奇迹、生产“精神产品”──就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成批成量地生产货物一样。文化宿命论还出奇地假定：如果某个文化天才、精神巨人不幸夭折；那么定会另有一个类似的天才、巨人横空出世，填补他所遗留的文化真空、精神空白，创造出与夭折者可能创造的极为相似的文化业迹──因为，那决定一切文化特征、精神风格的经济力量，要求这样！

 

文化宿命论是机器时代的人类卑琐心理的一种分泌物。人在机器的压力下，感到了自己的卑微。所以，他便象原始人崇拜控制着自己命脉的恶魔（拜物教）那样，崇拜起机器和机器的力量来。在哲学上，他学会了把对神能的依附心理，转移到了对机器能力（生产力）的依附上。进而把人的精神活力贬低到了机器能力的附庸位置。研究机器之力的科学，取代了研究恶魔之力的神学。现代人和原始人在这一点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共同意见：忘了恶魔之力与机器之力仅是人的智慧之力的派生物。贬低了智慧之力的机器文明，等于堵塞了自己的活泉，从此走上了僵化与衰竭的自戕之途。

 

文化宿命论，是文化的桎梏。它为文化的动态发展预先划定了一条条“不可逾越”的静态鸿沟。敢于逾越这些钦定界限的探险者，会因此获罪，被打成大逆不道的文化歹徒。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的精神跋涉，都是“未经批准”的！──哥伦布的远航美洲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事先得到了西班牙与卡斯提尔国王“经济力量”的赞助和批准！但这并不等于那个“经济力量”后来会因此而轻轻放过他。没有哥伦布其人，也会有同一个人在同一天（至少是同一个时期）去美洲探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力量这样要求。──文化宿命论者们几乎这样宣说。他们这样说了，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也就完结了。这一完结，说明了人格对历史的巨大作用力。

 

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能，就能察觉这类理论的虚幻性。因为它把人的历史幻化成一条条由机器的科学、传送带的逻辑、电脑的语言等系列的锁链的组构成的规律了。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不过唱主角的变了，由上帝变成了“生产”。由于经济力量成了压制文化最方便的藉口，因此，经济力量便需要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以便从根本上遏止文化创造可能造成的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才是需要加以变革的！

 

这种狭隘、瘦削、以致到了刻板干瘪程度的假定，使因果律在无形中被倒置了过来：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势必出现的文化天才与精神巨匠，已从实际上的创造者，变成了假想中的“谋杀者”。既然天才与巨人的出现成了经济力量的被动结果，因此，创造源不再是新颖的人格、奇特的个性；而是那个没有人格、抹煞个性的非人力量。这样一来，一些天才、巨人的出现，反倒在理论上阻遏了另一些天才、巨人的崭露头角。甚至从根本上堵死了这些潜在的创造源的出现。因为一定度数的经济力量只能允许一定数额的创造者出现。所以，这些创造者就夺走了那些创造者的机遇和地盘。以致从根本上“谋杀”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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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五色海第三卷·西方白色──秋天的书·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1986─1987年）]

 

 

（309）

 

在权力遮羞的意义上，神圣的或世俗的“信念”，只是利益交换的媒介，正如物质商品的交换媒介就是“钞票”。把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是世俗主义和钞票联到一起，初看之下不免突兀，但其实确有其事：

 

一种信仰之所以成为“生命共同体”中的精神纽带，其前提必然意味着“它被信赖”。换言之，接受它指导的人，到头来不会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被“枪杆子里面造出来的政权”给愚弄了。例如，人们先是被“公有制”没收财产，接着被“私有化”开除公职，这种窘境是否属于“上当受骗”，人心自有公论。社会行为者们自身的感受在这里没有价值，这种时代体验，无疑破坏了“马克思宗教”信仰在中国的信誉。因为如前所述，“信仰”这种心理机制，其实和一个共同体内部在物质交换上使用的“钞票”极为相似。钞票所以被共同体接受为流通手段，说明它受到信任，使持有它的人不会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尽管掌握钞票发行权的人（如政府）经常坑害那些被迫接受钞票使用权的人（如居民），是因为自身牟利的欲望，但是“钞票”本身正如“信仰”一样，依然是社会交往所不可缺少的。钞票与贵金属（如金、银、宝石甚至某些原始部落使用的石块、铁块等等）相比，更需要“信仰”的支持。否则，即使最正统、最庄严、最声势浩大的信仰和仪式体系，也都无法起到哪怕一点点“促进社会协作”的纽带作用。否则，社会协作就成了“政府进行的社会诈骗”了。礼仪系统，常常作为信仰语言系统的辅助工具而出现，无论多么完备，一旦失去社会信任，不管这种信仰系统经历了多少年代的发展和充实，变得多么神圣，都无法稳定社会秩序。所以我们看到，文明史上各种信仰系统无一不是终趋衰落，就像是各国货币一样。而这经常是伴随着它们礼仪系统和言语系统的迅速完备而同步进行的。其原由是，越缺乏社会信任，就越需要仪式的庄严、宣传的巧辩，予以弥补，尽管到头来就像是大骗子自道那样“伪装终将剥去”，尽管“隐瞒不能持久”，但隐瞒一时总是屡试不爽，在过程中不断伪装就可以了，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如此一来，伪装一时就成功了一时，隐瞒了一时就是一时的胜利。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相信什么社会信任，他们只是利用礼仪系统和语言系统，来拖延信仰的死亡，而从来不指望信仰的真实性，所以也就绝对不会为了维持信仰而花费一分钱的投资。

 

这样的“操作”，当然无法稳定秩序、推进社会协作，因为正是“社会信任”投射到人的意识中，才构成了“共同信仰”，并再度升华为“天命”观念的来源。没有天命（宇宙客观性的）、共同信仰（群体主观性的）、社会信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所有的人到头来只能彼此戒备、虚与委蛇甚至互动刀兵，而断然不会走在一起进行长期合作，而一切富于成效的协作都只能是长期的、不间断的。

 

从直观的角度说，要完成重大社会事业，当然需要集结大量的人力资源，这正如一位纯粹的精神创造者如宗教家、艺术家、建筑家、诗人、王者等等，也需要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才能取得精神活动上的重大突破。当然反过来，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并不足以构成精神的根源，否则世界就是雄狮称王而不是人类称王了。正如大量的剩余价值并不能转化出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奴隶创造不了历史，尽管创造历史的那个人常常被暴君赶到奴隶之中进行“全面专政”。在这种意义上，“全面专政”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文革术语的发明，而且是古来一切野蛮制度的实况，是老的垂死的公猩猩对新兴生命的恐惧和压制。

 

 

（310）

 

有的观察者认为，医生道德水平的降低是与国有化的医疗制度相关联的。根据这种观点，国有化的医疗制度使人丧失了主动精神。因此，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亦随之失落，职业道德也就随之失落了。此外，国有制度还在无形中鼓励了懒惰和平庸，它吸收并保举了一大批凭着私人关系而不是技术能力的庸医进入医疗岗位。这些“职业杀手”败坏了医疗空气，并压制了和排挤了优秀的医护人员。整个医德就被这些白衣魔鬼给腐蚀瓦解了。

 

然而，对比一下国有化制度之外的英国和日本的医疗事业，同样也存在深刻的弊端，这意味医德日下的势头，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堕落的现象”。因此仅仅从医疗制度上探究医疗弊端的根源远远不够。因为科学精神和技术科学过于细致的分工，促发和助长了人性的盲点，看不见躺在病床上的人是一个人，而只看见一个肉体，一个物质，和实验动物没有本质区别。实际上，这一“看见”正是科学方法论必定会得出的魔鬼结论。既然科学的基础，就是非人格化；那么医学沦为魔鬼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医学和魔鬼学都是主张尽量少用人的感情需要去左右科学的推论和技术的运作。而如果遂行如此逻辑到底，其后果必定就是把人还原为一种有机物质，人的特殊性在科学之光的辐射下，将几近于零。

 

 

（311）

 

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两性关系。即使在以天下为己任在儒家学说中，仍列“夫妇之道”为社会关系的起点。没有一种哲学不关心两性关系问题，或为直接的讨论，或为间接的在意。这是因为讨论哲学的人首先就是一种两性繁殖所创造出来的动物。另一方面，讨论哲学的人们又愿意把两性基础对于哲学的影响，给悄悄隐藏起来，或予以文饰，或予以压制。一个建筑越是高耸入云，它的地基就越是深入黑暗的地下，尽管人们尽量不去联想黑暗的洞府，仅只仰望灿烂的云天。

 

人们关心两性问题，不只是从理性上把握社会关系的结果，主要还是从自身的天然兴趣出发。伯特兰·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分析人们的爱情现时指出，一个人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是与他自己的爱情经历紧密相关的。由此推导不难发现，讨论类似的议题不仅是哲学的逻辑，也是在展示哲学家的履历和性格。所以，这位离婚好多次的“前卫派哲学家”自己在两性问题上的哲学，就显得十分开放，而连带的在其它不少议题的讨论中也经常有点玩世不恭。

 

 

（312）

 

如果某种绝对观念本来的包容量就很小，例如马列主义的包容就远远比不上同样是无神论的佛教，人们就很快能够认清这个绝对主义确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所以马列主义无法像佛教那样两千年来绵延不绝，而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寿命。

 

佛教和马列主义的共性，在于使得生命“不幸文弱化”，其途径是“禁欲主义”，在类似的在绝对的观念的压制下，即便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迷误。

 

例如，与同性恋相比，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慕亲近苟且以及混乱的关系，其罪恶性毕竟属于“自然”的范畴。在许多未受文明束缚的原始民族那里，流行着早婚习俗，那些刚刚发育成熟的少男少女就可以未婚先孕，等到生了孩子之后再举行结婚仪式，甚至，他们与她们在举行仪式之前，还进行过充分的试验性同居，以彼此测验性生活的能力，以致进一步测验彼此的生育能力，看对方能否胜任未来的夫妻生活……

 

甚至生了孩子之后也有因为索然无味，不再结婚而彼此分手。那并不被习俗视为罪恶。也许当代西方社会正在经历这样的再度野蛮化也未可知。也许未来的世界不再算这是一种罪恶？因为判断罪恶与否的主体，毕竟只是风俗而非哲学。所有这些被现代世界最后的良心看作是早婚早恋甚至是乱伦乱爱的堕落习俗，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它所绵延的时间亦非很短而是很长。

 

但愿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新婚俗，不要剥夺少男少女之间相互爱恋的机会，不要因噎废食。

 

 

（313）

 

当然，直接的、名实相符的自杀，是稍微成熟的宗教教义所禁止的，否则这种教义就等于在有计划地削弱自己的组织力量。因为“上帝的意志”就被解说成“让你去忍受苦难，且无法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信徒”。而直接的自杀则被解说成因此阻碍了神明的意志和计划，反而妨碍离弃尘世的人顺利走向永生。相形之下，唯一能够同时兼顾尘世与永生这两个方面的，就只有通过上帝之敌的手去死，这就促成了传奇式殉教热潮风行一时。其神圣性，正如前面所说，是由现实苦难造成的。其超现实的风格，正是根植在自然的根基中。

 

看看佛教，并无明确的禁令以禁止自杀。但大乘佛教也没有直接赞同自杀的理论。但从自然的生命观去看，涅盘难道全然与“社会意义的自杀”毫无关联吗？涅槃要压制动物生命，只是允许植物型的生存，是瑜珈术的哲学化。

 

 

（314）

 

在文革之后，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例如一九八三年开始的那次，乃是针对大范围社会解体的现象而发，而大范围社会解体的现象，又是所谓“改革开放”带来的，用共产党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有关中国的说法，那是木乃伊遇到新鲜空气后加速产生的腐败。为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不会产生如此大量的腐败，一到无产阶级的人治社会就会？因为专政和腐败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只是在毛泽东时代，腐败行为是毛本人的专利，或是他亲自赐予某人的，而改革开放却导致腐败行为的普及化、规范化，导致社会解体现象发生。

 

不论封闭时代的小范围的深度腐败还是开发时代的大规模腐败扩散，表明马克思主义完全丧失了创造文明的能力，社会和个人相似，一旦丧失了创造能力，必然迅速趋于腐败。到了这种危急之秋，不对天然的创造力本身进行压制，那么，已经过于拥挤的空间将难免因为创造力的无处发泄而变得更加拥挤，以致发生爆炸性的社会动乱周期。这正是中国西汉继战国兼并后，推行“抑商政策”的背景，同时也是罗马帝国时代商业凋敝、经济衰退的一幅缩影。这是毛式的封闭时代的缩影，到了后毛的开放时代，为了解决商业凋敝、经济衰退造成的严重问题，不得不缩小大规模“帝政”为文明所穿上的寿衣的尺寸，但由于官员在主导经济活动，“党内资产阶级”也就迅速膨胀为“党外资产阶级”，进行官商勾结，使得禁锢性力量（“党”），变成腐烂性力量（“贪官污吏”）。党既然成为贪官污吏的集合体，改革开放自然也就成为暴君的同路人，成了不受监督地运用社会主义专政和资本主义盘剥来竞相掠夺社会资源的超级蠹虫，比罗马的元首制、秦汉的皇帝制，还要贪婪。

 

因为毕竟古典文明时代还是以一种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为其特征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却脱离了社会关系而存在，实际上是党对整个社会的专政，全由某个人通过内省甚至心血来潮的自我感受来决断国家大事，利用现代技术所造成的实际破坏，当然大于古典时代原始技术提供给暴君的破坏能力。

 

 

（315）

 

普罗提那在希腊文明的绝望时代说过的话，孟轲在先秦文明落入深渊时刻说过的话，是殊途同归的：普罗提那把希腊文明的出路寄托在精神上的救世主身上，孟子则劝导战国时代的君王们“行仁政”。仁政在他心目中不再是一项权宜之计，不是一个为了扩大霸权而推行的口号或策略性的“解放手段”，而成为神圣的目标本身。政治行为的这一理想境界，是孟轲试图用新精神去指导战国现实的证据，与乌托邦明显类似，渴望通过精神变革去改造社会。这种意向不仅表现在他的言论里，如劝说梁惠王施行王道，同样表现在这位理想家不辞辛劳地游说诸侯，宣传精神革命的方案。但不幸的是，不论是普罗提那还是孟子，其“伟大理想”都落了空。

 

解决了希腊文明历史危机的不是普罗提那的哲学之神，而是蛮族世界的嗜血酋长们。而把中国从战国大屠杀中解救出来的，也不是孟于心中的明王，而是更加贪残狡猾、握有虎狼之师的嬴政。是基因而不是精神决定了：促成历史变革和世界秩序诞生的，不是“仁政”与“王道”，而是苛刻的秦律、严密的组织、喋血的精神。归根结底，变革和统一的力量是来自一种比社会发展更古老的原始动力，它不是依靠任何人为的倡导流行起来的，而是扎根在一批乡民的历史中。它不是希腊的斯多噶主义、犬儒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等等精神变革的产物，也不是中国的儒、墨、道，甚至不是法术势诸家的宣传辞令。

 

重要的是有了一批人，这批像是秦始皇陵的地宫中出土的兵马俑群那样的战士，他们被身上的基因而非心中的教条所激励，这批半饥饿状态的人面兽心的家伙，在没落的文明社会中，发出可怕的爆炸力。扎根在古老土壤里的基因，面对变化不已的妖冶世界时，有时会体现出某种高贵的肃穆来，这种肃穆被我们视同野蛮，而不是发自什么有意识的精神革命的规范，而是无意识的、来自生活本能的“基因规范”。

 

这是人的遗传资源，对自己创造的业已走入迷津的文明派生物的历史大反击！不是精神革命，而是扬弃精神！它通过自己的超级嗅觉探查到所谓精神革命，还是要用文明的派生物，反过去压制和“改造”那作为本体的遗传资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密谋，必将失败；以夷变夏的渎国方案，必遭谴责。

 

 

（316）

 

有些问题是需要澄清的。

 

第一，区别一下良心与道义。

 

第二，区别一下宗教精神与宗教组织。

 

第三，区别一下好的宗教与坏的宗教。

 

我记得，有学者曾经指出，十七世纪西欧基督教世界中的宗教宽容，是一种反抗的结果。反抗的对象则是那种“拼命压制个人良心的社会的非道义性”。就这样，他把个人的良心和社会的非道义性对立了起来，换言之，也就把个人的良心和社会的道义性等同了起来。然而，这种等同与事实不符。本来，这很可能出于学者在表达上的不严谨，但我仔细推敲，却发现不仅是表达上的问题，还涉及到如何看待信仰和宗教宽容的根本含义。

 

 

（317）

 

个人的良心与所谓的道义性不仅不同，在很多场合下还是对立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的父亲触犯了法律，这个人如果不去检举，显然违背了社会的道义性，但他和父亲的感情很好，如去检举而导致父亲的被捕入狱，他则又面临个人良心上的谴责……这是个孔子式的问题。在《论语》中，孔子涉及过这一话题，他认为，检举自己父亲的人是很难再令人信任的，因为他连父亲都可以出卖。显然孔子是把社会道义性和个人良心看作两元的。又如在战争中，出于需要，有义务去消灭敌方的普通士兵，这就是人们负有的社会道义性。但是杀死一

个和我们素不相识的普通人，会可能构成个人良心上的某种压力。

 

战争把士兵培养成杀人犯、爆炸犯、纵火犯、强奸犯、抢劫犯用二十一世纪的流行术语说，培养成“恐怖份子”，这样才好让他们去危害敌人，但是战争归来的军人，没有几个是精神正常的。如果没有心理医生和香烟、毒品、药剂，他们就无法活下去。

 

我记得在苏共模范党员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胆小鬼斯大林手下的那位“钢铁战士”保尔·柯察金，曾经面对过类似的困境。

 

有段时候，他充当行刑队员，专门杀害政治反对派。他在“道义性”上觉得自己没有犯罪，但是还是对此感到了心理上甚至生理上的痛苦，显然他个人良心中还潜藏着人性，和喜欢杀人的斯大林完全不同，因此与他的“党的驯服工具”的政治角色，并不合拍。

 

这就是说，道义性是属于社会掌权者的，不论他是老沙皇还是新沙皇；良心却是属于个人的，不论他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因此，在个人的良心和社会的道义之间，有一个距离，这距离时时会使还有些个人良心的人们，感到痛苦。同时也会因此反过来削弱了甚至“损害了”社会的道义性，是不是？

 

我要谈的正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信仰宽容本身，恰恰是一项“不合乎社会道义性的良心发现”！

 

（318）

 

每一个信仰都强制半强制地确立了它自己的道义性，每一个社会体系都不择手段地建立了自己的道义准则和规范。因此每个政权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强制驱使个人，去身体力行为这道义服务，而不完全不在乎这种所谓道义性与个人的良心是否合拍；而且不管它们的冲突有多剧烈，都必须执行当局的命令，不论这个政治局挂着什么招牌。

 

在实际过程中，每个人的良心状态依据其性格、经历、习惯、所受的教育而各不相同，结果，有的良心和社会道义性合拍，有的良心则与之抵触。反过来看，在所谓信仰宽容的局面里，也包含着丑陋的动机。

 

从当局的角度看，宽容是对道义性的出卖，其动机是出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或是害怕陷入无休无止的争端等等利益考虑，而不是是出自任何一种纯粹高尚的理念。道义性本来具有相对普遍的社会含义，是用来约束个人行为的，信仰不过是体现了这种社会性，个人的良心对此进行反抗是毫不奇怪的。而当这种反抗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道义性崩溃了，宗教的宽容就实现了。所以，像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样“诲淫诲盗”的作品都能被社会接受，“仁义道德吃人”这种反社会的观念都可以流行，礼教，就是社会的道义性，吃人，就是个人的良心对社会道义性的批判。

 

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社会道义性迟早会反扑的，例如号称“文革疯狗”的鲁迅，他的反社会思想在“造反有理派”掌握了政权的文革中，被当作新的社会道义性给供奉了起来，从而开始其迫害新的良心的血腥使命。这个事实说明，个人的良心与社会的道义最终是在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交叉轨道上不断发展变化以形成新的关系，这两种东西在经常互相牵制的同时，更加经常起着互补的作用。

 

 

（319）

 

个人的良心首先以社会道义作为出发点，开始生长，由于个人的遗传与经历不同，对事物的不同感受就决定了良心的不同，因此他是在此社会道义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良知良能。

 

一方面，良心与它的基础即社会道义性之间发生了冲突，另一方面，众多的个人良心之间的共性，又构成社会的现行道义性，社会道义性排斥个人良心中与己不合的特性，维持自身的规范功能……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里，双方都在彼此消长变化之中。

 

 

（320）

 

实在说来，文化混杂的现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单一文化已经无法满足该社会在心理方面的需求，它种文化也就十分自然地楔入这心灵的半真空态。

 

显然，从单一文化观点来看的“异端成份”，实际上就是文化杂交的历史成果。否则，任其“异端倾向”多么严重，也无法跃出本土文化的樊篱。例如，佛教的“法”无论如何也是不同于法家的“法”的──佛法只能是精神范畴而不是社会范畴，所以，受到中国文明影响的佛法如“大乘佛教的法的精神”，最后变成了中国式的尤其是北中国式的社会秩序，而不再是印度的隐遁者们所倾心的那种个人解脱。值得注意，中国尤其是北中国，正是儒家和法家学说的故乡，在这里，儒家和法家由于本土性质，因此比汉字文化圈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地都纯粹得多，根深蒂固得多。察觉了这一点，也就能悟出大乘佛教的“法”的精神和儒学的“礼”的规范之间，具有一种正式婚姻以外的血缘关系。当然，我并不是说佛教的法等于儒学的礼，或是佛教的法的精神等于儒学的礼的精神──不能这样简单的等同。我指的仅是一种倾向：大乘佛教关于法和法的精神等思想，乃是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而成的混生物。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所谓“以法为本”而达到涅槃之境的大乘教精神，和以礼为本而达到“仁”之境界的儒学精神，是否近似？尤其是考虑到二者都不以“人格” 或“神格”为核心，只是把自己托付给了一项抽象而普遍的原则。

 

尽管佛教化了的“法”的观念比纯粹儒学中的“礼”的思想，含有更多的哲学意韵，也因为印度背景而拥有更细致的思辨性。

 

这种融汇贯通显然是一个革命，“一个被人遗忘了的精神革命”──儒家的礼注入并融汇为佛教的法。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逆转──大乘数的法，通过北宋诸子的创造性的转化，再度演化为新儒学的“道”与“理”。这条曲折的精神线索，向我们展示了“礼（本土儒学）──法（大乘佛法） ──理（新儒学）”这么一个三段发展的过程。它说明儒家精神的顽强性始终存在于中国，尽管它遭到佛教的数百年冲击，却能再度崛起于中国，并扩展到整个东亚文化圈。正如日尔曼异教精神尽管被罗马宗教压制了一千多年，在十六世纪还是再度崛起，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向天主教发起反击，并成功地混合为“新教”。

 

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象征之一的儒学精神，与佛教之间的上述复杂关系，标志着文化关系的典型模式，尽管像新教的日尔曼异教背景一样，迄今被人忽视。它提示我们，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遭到的西方冲击，比佛教和西域文明曾经造成的冲击还要大而且复杂，很可能会促进一种新的文化融和──但愿它不至于丧失自我本质。这样，一种新的“理”或许将诞生，这理不再是宋明的“天理”，而可能是“仁”与“礼”的精神，在新的全球背景下的综合。它将是某种超自然主义风格（如基督教）熏陶出来的现世精神（礼制）？这种超自然风格的动力，不仅来源于中国的国家宗教或庙堂文化中的信仰如祭祀天地的仪礼，更主要来源于西方基督教及其科学文化，来源于已经主宰世界数百年之久的航海文明。

 

 

（321）

 

在中国，整体上缺乏宗教信仰的状态，导致缺乏社会信任、缺乏政治信用。中国的国家宗教已经随着皇权的瓦解一去不返，而传统的佛教也缺乏可以担保信用、领导社会的要素，所以几百年以来沦于极度衰落境地。

 

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国佛教的消解并非近几十年来共产党无神论灌输的结果。比如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也都坚持无神论的宣传，但他们的宗教势力却比中国要强盛得多。这是指高级宗教而言，而不包括民间那种巫婆神汉跳大神之类的“迷信”。而在东欧内部，波兰的教会力量又比苏联强大得多，还出了一个教皇保罗二世，尽管这两个国家无神论的宣传均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宗教的势力和独裁政府的镇压措施并无因果关系。政府的压制或奖励只有治标之效，不会导致宗教真正的衰亡或复兴。

 

反观中国，佛教衰弱已有几百年之久，其实从宋代以后就气息奄奄了。唐代后期和整个宋代，禅宗较为兴盛。然而禅宗的兴盛对佛教并非一件很好的事，反而推动佛教进一步衰落。

 

禅宗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的哲学玄理意味较浓，但规范性的教义却所剩无几了。这导致严格的布道活动日趋式微。禅宗也不重师承，而注重内省与顿悟，再加上中国文人的那种散漫气质也渐入佛门。

 

第二，禅宗的流行和宗教寺庙制度的衰落也有关系。比如寺庙的经济状况，中唐以后一落千丈。它占有的土地与劳动力减少，直接削弱了社会影响力。在明清的话本里，可以看到大量嘲笑佛教僧侣的故事。说他们淫乱、卑贱、无知、不守戒律等等。这在气质上与《十日谈》中对天主教士的嘲笑十分接近。这也中国人的传统有关，因为中国人向来难得献身给宗教，而仅是把宗教视为祈福的工具来使用。同样一个中国人，他可以既信佛，又信道，还可以同时娶几个老婆，扮演一个儒生的角色，例如孔子的父亲，至少娶过三个老婆，一妻，一妾，一个最小的就是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比孔子他爹小了四十多岁。中国人喜欢热闹，几教并行不悖，多多益善，只要能达到一个“综合治理”的实用目的就好。这样的“合理主义”倾向既然压倒了一切，宗教的组织也就很难特立独行。

 

 

（322）

 

思想和信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把自己最重要的愿望寓藏在信仰形式中了，信仰形式具有原始愿望所缺乏的一种形式美感，因此被认为自成体系并可以安然受到本位式的尊崇。不论世俗形式的还是神圣形式的信仰，逐渐从人的愿望分离自立，以主宰自居，开始进行压制个人愿望的战争。这种“圣战”，实际上是一部分人的愿望对另部分人的愿望的斗争……尽管是装在信仰形式里。

 

 

（323）

 

原始基督教当然不同于中世纪的国教，更不同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和现代基督教。

 

再者，即便同时代的同一教义，在每一个教区和教派那里，所发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例如，基督教掌权的社会和基督教在野的社会，不仅基督教的内涵不同，参与教会的人色也完全不同，甚至是正好相反。例如中国共产党属下的居民，在移居西方“基督教国家”尤其是美国之后，改宗基督教的人尤其是“传道人”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例偏高，这可能因为，这些人的个性最迫切地需要与环境同化，所以同一个人，在中国就加入共产党，到欧美就加入教会，毫无“角色过渡”的困难，因为“适应环境”最为重要。不同的教义没有关系，达到目的皆大欢喜。

 

反之，则同一教义起的作用也可以常常相反。如果一位十九世纪的欧洲旅行者，到了埃及、埃塞俄比亚，他一定会对科普特教派的基督教的形态很感兴趣，但却难以从感性上承认，这种缺乏欧洲色彩的宗教竟然也是一种基督教。相反，人们却可以从佛教的念珠、焚香、袈裟、吟诵，看到天主教的某些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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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五色海第四卷·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1982─1990年]

 

 

（324）

 

天才之慧，在常人梦想不到的时刻，熟落在常人梦想不到的地点：开出常人梦想不到的花，生出常人梦想不到的果实。

 

请不要用“现在”去否定“未来”及其一切可能性吧。在这点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已经很有效地教训了“满大人”的野蛮朝代──那些当时看来无用甚至有害的“宗教”、“科学”、思想自由──终于化作“坚船利炮”，一举轰开了沉重压制的清廷大门……

 

 

（325）

 

对于“现代”来说，“中世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如对于“中世纪的压制”来说，“罗马的颓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发达国家正面对的“后现代化时期”，肯定也将临到一百年之后的中国的头上，那时，“现代化”就是陈旧落伍的了，那时中国将面对自己的后现代发展。那时，“现代化”对中国将是依旧落伍的见证！又一种“罗马式的和平”及其颓废，要降临并覆盖地球，又一个“中世纪”的必要性又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显露在那时最有预见性的人们的心理地平线上！

 

“否定之否定”只是一种概念游戏，这种概念游戏是在不乏生硬地描述着“大圆规运动”的事实。在这一事实下，我们今日的无谓痛苦，恰恰就成了明天盛业至德的准备；我们今日的煌煌“事业”反倒会成为明天的障碍！我们不是要否定，而是要向前滑行──顺其自然（这“自然”必是圆规运动），因为圆规运动是最自然、即阻力最小的运动方式！无为而治（这“治”必定呈现为一个立体的圆形，因为圆形是凝聚力最强、生成力最旺的状态）；是崇高的肯定和确认，而不是卑怯的回辟，使我们变得高大。我们热爱的运动形式，是向前的回归，而非向后的叛离。它的轨迹是顺时并圆满的，而非逆同并蛇行的！

 

 

（326）

 

什么是“至善”？圆就是宇宙的至善，在圆形中变化，就是人的至善。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对“至善”的看法可谓“纷坛无尽”，他们各谈各的理，各家摆上了各色的谱。但是，他们那些互相矛盾、光怪陆离的思想也并不都是徒劳的。他们的精神活动，单个看来无足轻重；连续起来，则呈现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一切存在与思想，彼此在冲突中相衔相全，构成一个周流的大圆。

 

哲学家们互相龃龉着，他们的对垒与他们的和解更有意义。他们因为他们的偏执证明了比他们更大更圆的存在。他们的观念表述法形形色色，合成了总的色谱光谱与“世界的结构”。许多人在谈论“宇宙本质”时悄悄渗入了至善观念；许多人在争议“人的本质”时投入了至善观念。前者倾向“性恶论”，后者倾向“性善论”。因为宇宙之性若是至善的，人就不免太邪恶了；宇宙之性若是至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间就成了至善的储秀宫了。

 

哲学家们交相辩驳，闹得天无宁日。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社会压制”与“人性要求”等观念，成了他们厮杀时相互投掷的一些匕首。这些哲学上的交锋、推委、转移、迁化，以至回到相反的立场……使我们醒悟了一个道理：“至善”不是可靠的磐石（如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赋予上帝的功能那样），而是优美的行云流水（至善，像易化一样）永不停息、永不腐臭地奔驰着；至善既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也不是一种天生的秩序──至善只是一股随时而易、毫不固着的“流”，要不然，关于至善的观念，为什么具有如此流变、永趋新颖的命运呢。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艺术技巧标准”和“思想道德标准”，终于合璧！

 

 

（327）

 

近代中国的杀戮，是否表明文化的更新必以民族的衰亡作为代价？至少，得列为一个前提性条件？

 

在一切古国，能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唯有印度和半个中国，而能在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又保留民族独立与政治统一方面的连续记录的，则一个也没有。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加，不是亡国火种，就是文化异化、种族混杂了。阿拉伯、日本、俄罗斯、欧洲诸小邦，都是在西元后五、六世纪新兴的，要察看他们的这两种能力又还为时过早……而中国凭借汉字，确实维持了意识上的一贯性，在这样一个外表下，文化异化、种族混杂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难怪中国的稳定是立足于压制个性和文化大发育之上！且是政治性的联锁压制！

 

 

（328）

 

面对这样一个残花败柳的中国，力欲民族复兴者，其唯一保留的条件、唯一保持的方同、唯一保证的冲动，就是复活一千年来遭到外来奴役和钳制的中国精神，复兴一千年来遭到内部压制和奴化的中国本能！──为此，我们愿为任何一个能满足这一历史性要求和宗教般渴望的力量效劳！愿我们乐此不疲。

 

必须反对宗主外来文化的殖民地恶习，必须抵抗民族价值感的堕落趋势，必须祛除“学虎不像反类犬”的邯郸风尚！这是我们唯一的呼声！中国民族需要聆听思想领域的“救亡进行曲”！再也不能就此沉沦做洋奴，遥步埃及人、印加人的后尘了。在这个鼓动种族本能的时刻，一切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准备好了没有──为了自主地位而驱逐外来的多毛偶像！一切可以想象的奋斗与牺牲，也许是必不可免的！

 

至于上述历史方向可能选择的路线、所配置的色彩、所寻求的形式、所运用的口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不拘一格的，它怎样搜索其燃料、劫取其材料，就更是信手拈来了，批评家们不该抱有过多的挑剔和事后的聪明。一切既成的方法或是“文化产品”（请宽恕这个产业时代的病态词语谓语！）的崇拜，是压制创造精神的，是压迫人性的天然流露。一切权威的文化产品，或多或少都是消极的！它们在依循自己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不真正切合人性的实际；但它们却根据自己的惰性强迫人性服从这一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无形结盟的暴虐统治──直到新的革命突发，以同样的暴虐，强迫法律作出剧烈的改变。诚然，光荣传统以其“中央的权威”，威迫利诱着一切软骨头与依附鼓动狂，逼使他们服从死亡的规范。活人，怎么能崇拜人的理论呢？因此，中国若非决心灭亡，就一定会出击，讨伐那些供奉外来政治文化的尸位集团者！

 

尸位集团一度号召革新精神并以“个性解放”自我标榜，但由于他们心存不良，最终掌权后即以各种规范和传统结构，去限制、钳制以及控制了个性，他们的理由仅仅是“不合规定”！谁的规定可以一笔勾销中国民族的生命？何况一切习惯不过是清流之下终年积累的淤泥而已！只有人性的真情流露才是潺潺汩动的清流本身！习惯多不合理，不漂亮，也不仁慈──习惯本身作为一种基本消极的遗留物，是被历史之流给冲刷下来的游离物，现在却反过来压迫本应是它主人的创造天才，岂不谬哉！──这一谬哉，才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行径。

 

 

（329）

 

意欲“用哲学改造世界”，是很富于挑逗性的说法，可惜是劣等的。因为这种煽惑性极强的辞令很像是街头演说，甚至是街头小贩的吆喝，而不像是正经的哲学。

 

哲学，并不能改造世界。它甚至不足以“说明世界”。它不厌其烦絮叨着的，不过是理论家们对自己设身处地的环境所发出的感想、浩叹，或是形成的“体验性表象”而已……这样的哲学，哪里能改造世界？世界的改变、潮流的演替，也许是透过超人一等的新哲学之光得以预示，但那哲学并不是“改造”之前的动因，只不过是改变之后的表象。世界已经开始变了，哲学才随之而变。如此而已！哲学虽有洗人灵明的功能，但却不足与沉浊者语。哲学有启示，但却打不开幽闲的心扉。哲学是闪电，但哪里可能“普天同照”呢。

 

再是精妙、有力的哲学，也都达不到“改造人”的终极目的。人可教之，但不可变之。这是人在千万年的进化中形成的生物基因决定了的。可教的是皮相，不可变的是骨相。皮相，是人的社会性；骨相则是他的生物性。社会性只能只能凸现或隐藏生物性，但却克服不了生物性，社会性即便有力量彻底扭曲了生物性，也无法使这一变态的成果遗传下去，这就是社会性最根本的局限！而生物牲都终究会起来反抗的。其激烈的方式足以摧毁整个文明系统的根基。事实上，有许多灭亡了的文明模式，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免疫系统的障碍而死去的。这是文化的艾滋病。所以，“改造”的实际功能只是虐待人的苦役，最好不过是“压制”、“规范”而已，哪里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它没有生物性的后果，但有社会性的效应──有助于制造一种动力，使新的文明崭露头角，也使之逐渐病入膏盲。“改造人”的结果，实际上不过是改造了文化和社会状祝；人的本性却依旧巍然不动。但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者们想过没有？──说到底，一切经济基础、文化社会的形态，又是从人的本性和由之造成的“处境”中派生出来的！故经济基础、文化社会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宗，就是人的天性与生物性。

 

 

（330）

 

哲学，当该关心人的生活，但它不该指教人如何如何去生活！尤其不该由一只血迹斑斑的、拿枪杆子的黑手，在那里发号施令。因为生活从来就没有也不该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果将来有一天这模式竟然确定不移了，那一定是人类末日的临近！我们已经经历了文化的末日（“文革”），不想经历其他的末日了。不论这个末日被叫做什么“社会”。哪怕那个社会披上了天国的盛装，都无济于事。

 

不关心人的生活（就这句话的最切肤之痛的意义而言）的哲学，当然是无聊的、没用的。但是强加予人以某种生活模式的哲学却更糟糕。因为它不只无用，而且有害；不仅无聊，而且有毒。往后，应该从我们民族的生活中，清除这类有毒有害的舶来品。

 

生活与哲学的环形关系向人宣示：不要试图为了人之外的某个观念，而放弃人的生活。──这是最最深刻的人道之声。它反对一切欺世盗名的人本主义，它反对虚假的、伪善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物享乐主义，它反对在一切主义的名义下──矫形人的天然生活，因为它知道，矫形人的天然生活，所得者只能是人的畸形生活。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充满磨难的思想殖民地生活！而我们期待的天然生活，却是那民族天性、民族情趣的生活。它既不让天性干扰物理（如浪漫主义），也不让物理控制天性（如现实主义）。而所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则被他视为门外汉的梦呓。

 

 

（331）

 

虚无主义是一种“真理”，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所谓“根深蒂固、不可缺少的错误”。像一切文化现象一样，它是人的智慧的产物，终究也以大牲（或曰“人的本能天性”）为归宿。它们只能一时压制人性，却从未能根本“改造”人的本能。──这道理很简单，人的本能属生物领域，用文化手段改造它是本末倒置，纯属徒劳。

 

这使得理想家们为之泪下、肠断以致疯癫、寻求短见。“寻短见”这一中国式的短语，包含了多么“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韧性！自杀是一种“短见”即忘了生命的蒂本是苦的！急于自杀的人们仿佛感到自己毕生的事，白费了，感到“上帝”、“命运”欺骗了自己（其实，只是其自我暗示失败了），感到人类是不堪教诲的，而“世界和生活突然之间失去了光彩，变得毫无意义”（这一觉悟实在是过分迟到了一点）。总之，感到末日临头了。于是，与其坐毙，不如自杀！

 

 

（332）

 

任何一个严谨的观察家都无法否认，很可能正是这种“找倒帐”的能力，使人获得了“必然性”的观念，并在这观念的引导下，发现了“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的线索！于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仿佛是在偶然间被神丢弃在宇宙里的乱麻堆中似的。于是我们生为垃圾，并把“神的垃圾”当作自己环境与资源之至宝。我们珍爱垃圾与乱麻，并试图在垃圾堆中理出个头绪，但从来也没有成功过。因为我们的前提是错误的，把偶然的垃圾当成了必然的珍宝！沿着这个错误，我们试图揭示世界是怎样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相循严密无间地发展……可是我们徒劳无功，白费力气。证明的希望永远在跳动，这只是因为我们还有生机，但是我们的努力从未得到终极证实──如何下手去“抓住世界的锁钥”呢？

 

偶然……偶然……还是偶然！无论我们怎样力图发掘那个必然也还是枉然！必然，只是人的心智在徒劳追溯时的追认！所以一切必然只能永远变化无己，不能自制。因此人们也无力掌握稳定的必然观念，哪怕仅仅是观念！结果人的必然只能流于人们必然在生活中发现，世界和生活本身这纯粹的偶然，将作为无法清理的乱麻和无法依赖的垃圾、而埋葬人的短暂一生。

 

世界和生活，并未按照一个轨道前进过。世界和生活，从来没有按任何人所揭示的“必然规律”发展过！哪怕是在一个极短暂的瞬息里，也是如此！除非那不是预先揭示的而是事后追认附合的，除非那只是孤证的巧合而不是连续的线索！

 

必然性观念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意志的嚎叫，而恰恰不在于它是什么“客观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必然性，也恰恰并不存在于世界及宇宙现象的运动中，而只是人的心灵渴望冲破世界和反抗压制的一种定向反应。只有作为这样一种“心理的变数”，而非“客观的定数”──必然性才是可以被理解的，也才是可以被高尚而不自欺的心灵所接受的！从此，必然性的眼晴在乱麻中诞生了，并开始用“目光”来提炼垃圾，它开始对宇宙的不可捉摸性进行抵抗、补救和综合，从而把握了那原本把握不了的偶然之乱麻与垃圾。

 

 

（333）

 

应当学会逆境中的笑与自嘲。这是助你摆脱困境的一大良方。灾祸之所以被称为“悲剧”，是因为当事人在情感上过份陷入，过深地“入乎其中”了；如能适当地“出乎其外”──则令悲剧也带有一种喜剧色彩。以喜剧方式战胜悲剧，就是以神的方式战胜人的苦杯。巴尔扎克命名悲惨世界为《人间喜剧》，何尝没有这种立意在内？尽管但丁的神圣喜剧是一个上升，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却是一个坠落。王国维所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如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视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人间词语·六〇》），说的是词语，却与哲学通。“能入不能出”，成不了诗人，成不了哲学家，甚至成不了一位身处乱世而不失风度与尊严的凡夫俗子。

 

以宿命的精神为生活导航仪的战士，则知道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条件所提供给自己的可能性、甚至“其自身”，或多或少都是“前定的”。但他停止抵抗吗？不。他知道此生必死无疑，却仍拼死抵抗，这种逻辑上的悖谬到底源于什么？原来这是出自“其生之需要”。生之途，决不是逻各斯，而是一种反抗逻各斯的、更大规模的宿命皈依！正是这种宿命的感觉，使他拥抱了“历史的力量”即“神的力量”，于是他“与神合一”，现在，他感到自己在沸腾，要压制这种旺盛的生命将不再是可能的了。为了活得更自在一些，他这才听任这力量的驱策，而放弃与这力量的对峙与较量。他放弃了小命运，而皈依大使命。他称这大使命为“天命”。在天命的照耀下，“前定”的信仰反而成了他的超级镇定剂，成了他无毒的可卡因。即便面对一百次失败，一千次死亡，一万次浩劫，他也毫不气馁，“前定”的信仰替他解除了心理上的枷锁。他的宿命，他的随遇而安，赐他以最辽阔的自由。

 

 

（334）

 

真正的宿命论，是双向的宿命论──它相信“世界”对“我”的支配与摆布，也相信“我”对“世界”的反抗与征服，并相信人的行为与思想最终影响自然的进程。这庶几近于古代中国的天人感应说。单向的宿命论只知道外在压制的严酷无情、难以违拗；双向的宿命论还知道内在压制的热烈汹涌、难以阻遏……“只要活着，就要反抗”。“我的命运是，来到──看见──征服。”──正是“内在宿命”那充满喜悦之情的呼喊……

 

内在的宿命，就是自然在你身上布下的天性！

 

 

（335）

 

面对这陌生的丛林，人，所能探查、理解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甚至看不清这丛林场景，至于全貌，就更为渺茫。首先发现问题的人，会遭到多人的白眼和排斥。第一张道破危机的嘴，常被悄悄地堵死。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想知道不愉快的事，所以人们乐意接受谎言和粉饰的坟墓。与多数人一道心安理得地去死，似乎比独自冒险去求生，更有吸引力。

 

但终究，还是有人睁眼看了，还是有人开口说了，还是有人率先行动起来了──这不正是群落本能在更高等级上的顽强的表现吗？

 

这种意义的所谓“种族特征”──决不是”肤色”二字所能概括、象征的。而体形特征也只算得种族特征的不太重要的侧面。心理特征、精神倾向、人格素质，这是些更有意义的种族特征。而最重的种族特征，当为反压制的抵抗能力所显现出来的强度，以及它们朝向的方向。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所说的种族，不是精神特征意义的种族，精神意义的种族特征，跨越体质和文化的线形遗传，而是一个网状系统。聪明人可以生出白痴，而蠢猪也可能成为天才的父母，因为聪明人和愚蠢者同属一个广大的遗传网络，他们的遗传有时体现出强烈的交叉性。正因为理解了这一点，当我们看到伟人常常生出“跳蚤”，而贫贱窝里倒窜出了一匹真龙──也就不奇怪了。

 

 

（336）

 

宇宙力量的动荡，对人的生存意味着价值与功能的流变。流变，使得枯木逢春，又使得春花凋零，死者复活，生者已矣。宇宙诸力的无情推移，宇宙诸态陷于无止息的“周流”之中，种种基本势力的对垒与平衡──爆发出令人晕眩的阵阵革命。有些压制耗尽了，有些压制飘移了，反制也逐渐相应衰落，凝聚在特定的形式中，孕育多少危机，潜伏多少爆炸……尽管我们不认识它。有时，认识了却不又愿意承认它、接受它。有机世界内的革命运动，仿佛调整对立力量及其僵化模式的外科手术，因此，失败了的革命就像失败了的外科手术，反会招致并加深内科的病患。就某一生命物种的命运来看，当它面临生态环境的大变迁，而试图自我更新的主动努力如果失败了，等待它的就只有死亡。这是永恒者的步伐：腐朽与再生──旧种族的毁灭与新种族的试验，不断轮回。当轮回的局限已经圆满时，大劫──即现有形态而不仅仅是结构的全部瓦解──也就降临了。

 

 

（337）

 

“事业”──这只是生命的洪流藉以决堤的一个口实。

 

是压制的力量孵化出了人的生命，孵化出了精神的活力，孵化出了天国的静谧。强大的压制激起强大的反制。强大的反压制力造成了空前的内在紧张……为了缓解这内外交迫的谷底状态──就需要一个有吸引力的口号，以说服人的判断力，使它同意发放通行证。──“事业”，因此成为大规模竞争时代最有普遍说服力的投资对象，精力就此把“事业”当作发泄的出口纵情使用。大自然的目的，并不系乎人类的“事业”，而是寓于，以发泄为诱导的“力循环”。如此看来，事业岂不只是促人奋斗的一个诱饵、一个中间环节，而决非目的本身？

 

 

（338）

 

有机体越强大，表层的、赤裸裸的排他性，反而越是退居次要位置。而病孱虚弱的有机体，则格外需要迫切的排他性来保护自己免遭侵害。越孱弱，防范性的自保措施反倒越强──直到强大的新兴势力终于冲垮了只知道退缩于自我的壁垒：入侵的潮流滚而来，为达到新的宇宙平衡而运作起来的仁者之师，像大洪水一样扫荡了旧有的阀阅。

 

反抗的冲击力过于强大，超出一己的实际需要──过剩的力就化为发号施令和支配他者的要求。所以，没有学会反抗的人，是无法学会统治的。优秀的统治者，必先是一群优秀的而非低劣的、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反抗者。尚未表现出统治欲望的有机体，不是富于“平等精神”，而是其内在的反压制力，尚未达到足以超越自我的强度。这时，它采用“服务”、“献身”、“爱邻居”甚至爱“仇敌”等更富于同化性质的形式，这是征服开始之前的“保护色”。

 

 

（339）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漩涡里，有着名词和范畴的改变，但都同样缺乏生气，缺乏真正的科学赖以发展的活力。它们是多么相似啊！尽管他们曾经敌对、厮杀；现在它们却出人意外地和解了──后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和前者的永恒夙愿！这一永恒夙愿的真正内容、实际意图，就是对新事物、新理解、新创造的扼杀。对人性智慧的压制、遮蔽、讨伐……

 

这种悲喜轮回演出，不纯是人类理解力的贫弱所致。在更多情境中，它更与个人的、集团的既得利益和所谓党性原则纠缠到一起了。人们为了眼前的利害所蔽，而忘了自己的初衷（庄子所谓“蔽于人而不知天”）。对此劣行进行的掩饰与辩解，反倒加深了混乱。语言文字也因此从人类交往的工具，变成“另有一类假象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有学问的人们在某些某物中所惯用以防护自己的定义或注解，也丝毫不能把事情纠正。而文字仍公然强制和统辖着理解力，弄得一切混乱，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新工具》第一卷43节）

 

正是在思想混乱的漩涡中，科学的名号下已充入日益增多的非科学之物。例如，科学的世界观，就与实验科学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整合的世界观是无法在分解的实验中得到验证的。但人类意识的统一压力，实需要一种整合的力量与之应对──科学无法做到的事，应让渡给文化去完成。

 

 

（340）

 

有的官方学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现代精神文化急剧没落的背景下，恢复文化生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归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大道”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真是个莫大的误会，甚至是有意用鱼目来混珠。要知道，科学至上的迷信心理，根本上是信奉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者申说，是为了人的幸福，才去叩开科学的城门，深入科学的洞府……我们并不怀疑说话者的诚意。但是，科学至上了，人的幸福与自由怎能不完结呢？因为手段成了目的，所以“保卫者”必定再次成为“胁迫者”。

 

“弑父”的悲剧又在上演……其关键无非在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要知道人的内心需要，是很难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也难以用物质手段彻底满足他。在很大程度上──人，并不确知自己“是什么”并“到底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又如何能著手满足他？而我们一再发现的事实，却与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大不吻合。──人，是需要压制的。当物质意义上的压制解除了，他便本能地感到精神上的压制。当精神上的压制也解除了（尽管这是很难的，比前一种解除尤其难）──他便感到空虚、绝望，甚至不惜去寻觅压制、寻觅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苦行僧团，就是这么形成的。

 

科学，无非是遂行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要害不是科学至上，而是那投身于“魔鬼怀抱”的浮士德式的狂热，和把自己典当给“有奶之娘”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像日耳曼神话中的皮尔·金特和浮士德，就是这类人本主义的典范。正如一次大战后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迅速冒头的独裁者，也是以“现世幸福”如四个五个现代化之类的糖衣炮弹去蛊惑群众心理的。

 

 

（341）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是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的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所以古人说：“一将成名万骨枯。”

 

而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才是宇宙间最细腻、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未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一种青春再来广泛思潮──迅速传遍了人间……

 

为了提高自己而献身的人们：你们知道，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来吧，唯物主义的末日。

 

 

（342）

 

平均主义、中庸之道、中国式的“做人”──是生活波澜之敌，它力图使河水变为井水；再使井水变成淤泥。使流动于两端的生命之水变成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样板，它是老化者的理想之石？但却压得青年透不过气来。青年还有着很强很强的反压制活力：这是生物的年龄特性决定的：个体在早期的发展，有助于整个物种的自保、适应与发展──他们还没有衰落到甘于“持平”的地步。因为丧失了冲力的“持平之‘平’”，不利于他们的长期发展，只对行将就木的朽败者有利。精神上的青年，渴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天平和法码，也渴望那种能够保障自己生长的和平，从速降临。为了新的平衡，他们也许首先需要攘扰和骚动；为了新的和平，他们也许先要诉诸战争。这战争之无法回避──尤如新陈代谢之轮的不可逆转，尤如长江后浪之击碎前浪……

 

诚然，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穿上了小鞋，甚至不惜为此涂上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从而用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方式，把科学和人道主义推到了“对人进行异化”的深渊边缘。而在小心翼翼的仰视者看来，这深渊却是一座神圣的悬崖──灿灿夺目、高不可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就是如此仰视悬崖的庸俗透顶的功利者──以便吸取创造力的一部分结果（同时排出“多余”的即“超出一时之需以外”的），以养活自己的“系统”。

 

 

（343）

 

作为对宇宙有机活动的根本认识，有活力的、开放的宗教（如当代的天主教、新教就不是如此。而正统的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就更不用说了），始终吸取当时的经验科学的结果，因此，新一代的宗教体系，大都形成于科学之后，而不像人们现在认为的那样，是在此之前。

 

欧洲中世纪教会对科学的压制，本是两种文化（希腊罗马希伯莱等古典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间的斗争，而不是一个文化传统内部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压制哥白尼学说的并非教会（哥白尼本人就是一个教士），而是托勒密的科学。宗教从科学所获良多的例子，早在石器时代的原始宗教由原始科学（巫术）汲取养料时，就发生了。众所周知，基督教神学得益于新旧柏拉图主义和托勒密天文学；而基督教会的教阶制，则得益于罗马文官制度；至于它的宗教会议与宗教立法传统，全不见于其他文化圈中的宗教活动。

 

 

（344）

 

从无神论的角度看，在人生千奇百怪的纠葛中，理性扮演着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它奉持着类似于“中庸”、批判的神牌──到处充当至高的裁判。它说它调和“爱”与“恨”；它说它消弭极端倾向；它说它的最高宗旨那不可言喻的“仁”之圣境……其实，它不过是取长补短──牺牲智慧去为愚蠢镀金。在轮到对理性作出理性评判的时候了。

 

理性的两面性在于：一方面它道貌岸然地俯视着某一类情感与意志；另方面它却无微不至地为另一类情感与意志作辩解、找开脱。它是在充当一个自命清高但却无所不为的心理掮客。它忙忙碌碌，把一些心理力量（如感情）卖出，又买入另一些心理力量（如意志），并为之乔装打扮。理性的这种天性，曾使许多古代思想家感到骇然。庄子在他极为渊博的著作中，就曾反复指出过这一点。

 

理性好像经常谴责情感与意志的极端状态，因为，它的偶像毕竟树在“中庸”与批判的神位上。但它的谴责越激烈，它的辩护士也就越热忱──谴责情感与意志的这种极端状态，等于为那种极端状态作粉饰。绝对的持平是不起作用的（无助于消弭极端倾向），因此，理性只有陷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困境中。

 

理性的两面性还在于：它既压制又反抗。例如，对心灵内部的情感与意志，以及各种向往冒险的冲动──它压制它们；而对外部的环境、异已者、一切隐隐威胁的暖昧之物──它反抗它们。人类的理性──是集压制功能与反抗压制于一身的法官与律师，无怪它自命“智慧”，是为身心之间的大仲裁。

 

 

（345）

 

平民精神无用了，退藏于秘，只要杰出的个性不肯就范于一套又一套压制性规范，社会的或文化的，硬件的或软件的陈规，他就无法发挥能力，遑论出人头地、显现自我？而当他甘心就范、恭顺驯服之后，自己已经成为结构的奴隶。人性终于消隐于结构之中，“出人头地”的代价是预先自我阉割，表率式的淹没。

 

群众则被迫徘徊在两条路上──做奴隶或做暴民，有勇气的选择了后者，无勇气的选择了前者，区别仅此而已。但两种反应都无法改变业已成为化石的结构本身，因为有序的竞争之路淤塞不通了，秩序成了僵化的代词；“东方式的嫉妒”即平等精神，成了唯一的通道。

 

 

（346）

 

用凝固的、人造的意识形态，去抵挡流动的生活、变易的精神，会使民族的生机在不知不觉中横遭腌制。这一深重的“革命化”灾难，是民族浩劫的祸根。而外来的侵略与压迫，也是基于这一前提──反压制力量的板结与衰落──才得以发生作用。所以，不能把一个民族或一批民族如今日之“不发达世界”所遭遇到的不幸，全部推卸到那些更强大更有活力的民族如所谓发达国家的头上。这种推卸，并无振兴民族之效，反使民族更深地陷入虚假的道德“是非”的谬想之中，从而使这一民族在“偶像崇拜”和没落之途上滑得更远、陷得更深。

 

崇拜外在事物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奴性群落。惟有反躬自省、准备以赎罪行动实行自我更新，才是一条接近“本质力量”和大地母亲的出路。

 

 

（347）

 

“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耶稣说。“以暴易暴兮，曷有其极？”伯夷悲歌。但宇宙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被卷入了一场以暴易暴的革命（压制──反制──再压制）。对此感到震惊的人们称之为“恶性循环”，但对更为坦荡宁静的灵魂，那恶性循环就是塑造了我们心灵中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万般存在的“永恒者”。

 

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人们追求井，而后又厌弃它；人们梦想井，而后又惧拍它；人们跳进去，而后又跳出来……

 

有时候，爱是一个陷井；有时候，恨是一个陷井；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这井，就入那井；不做井蛙，就批评井蛙。再没有一个其他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在井边表达得那么充分、流露得那么浅显……

 

 

（348）

 

用道德程式去分解历史，当然应该指斥这些害虫。但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巧取豪夺，才使创造性的文化得以流通，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硬通货。若是失去了他们的挤压作用，创造者的内在动力，也许还难以恰到好处地发挥到那些令人愉悦的外在层面上，难以取得如此纯净的形式，尽管其内里包含着过多的辛酸……压制和剥削，把创造者的坦荡灵魂──劈、剁、雕琢成了可以实用的佩饰，它们变得小巧玲珑，散入寻常人家。原先巨大刺耳的天才之声，弱化为精细悦耳叮咚声。“过度活跃”的创新精神──被纳入习惯、传统的轨道……这岂不令人扫兴？但舍此途径，白痴又如何得以滋润，得以进化？

 

和白痴相映成趣的，有一种能量更大的啄食文化创造者及其产品的令人作呕的动物──那些黑翅足以蔽日的“超级兀鹰”。他们酷爱把文化的精品当作果腹的美味佳肴去吞食、销毁。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空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肯定有生命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在人类文化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身披人皮，却行使着兀鹰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方法──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辟开空间。

 

 

（349）

 

在各个“信仰破灭时代”如我们这个时代，“神圣的偶像”和“世俗的偶像”全都死且破碎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本能的偶像”──人们竞相把生活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官能上。在上述三个偶像中，人不可能一个也不要，但又只能选取一种。

 

由上述三个偶像可以区分两种宗教与信仰：

 

一，行使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是精神世界已经成熟透顶并且趋向没落的东西。

 

二，行使反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才代表了一个精神世界的巨大复苏。

 

上述两者即使同寓在一个名号的蝉壳如“儒教”、“基督教”之下，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实。再举一个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有其行使压制功能和行使反制功能的两段历史，而列宁主义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则只有行使压制功能的历史，而没有行使反制功能的历史。

 

 

（350）

 

关键不在于“是什么宗教”或“是什么信仰”；而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否堕落到了掌握政权的地步？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强健得足以反抗压仰，还是衰老到了必须压制他者以维持自己的地步？

 

把握这一分际，我们就找到了启开蒙昧之门、通向历史之路、登上精神堂奥的金钥匙。

 

上述所言，当然是严肃的历史研究的一个使命。不是掌权者们豢养的那些哗众取宠、淆乱名实的理论分析家们，可以明白的。被豢养者们，只习惯于服从权势，所以只能从一个宗教的自我意识、一个信仰的自我宣言去解说它──而全然不能顾及其文化功能，不能顾及其功能不断转换着这一文化实体的内质这一事实。

 

其实，学说、理论，不过是一层皮，要害不在皮，甚至不在骨骼不在内脏，而在隐于皮层与骨骼之间的“腺体”，在其具体的“内分泌功能”──这就是“压制与反制”。

 

 

（351）

 

尽天性！这是大自然的指令，是“神的要求“。

 

尽天性，并不是精神流域中所谓的“充分实现自我“。因为也许，这被尽的天性恰恰是“充分压制自我“的。尽天性，也不是欲望之王所谓的“你想赶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也许，你现在想干的恰恰是违背你的天性的，尤其是在如此深沉的压制扭曲窒息之后，“尽天性“决不是如此廉价的一面纵欲之帜。尽天性，只是“发掘你的潜能”，探求那“埋在你的本能深处的人性矿床”！

 

尽你的天性，将使你升入你的天堂！这天堂不属于他人，也不与他人共享，而仅属于你。

 

 

（352）

 

亡国时代的“历史因素”如异体蛋白，宛如植物生命中的纤维素，对未来的发展而言，确非福音，而是老化、僵化的表现，它确实大大压制并弱化了国人的天性。结果，前人的生活和往日的遗迹不再作为灵感与智慧的激励，而作为“样板”和“主义”被供奉在广场和岗楼（也叫“城楼”）上，作为军阀统治的点缀，从此，我们被迫陷入泯灭自己天性的险恶泥沼！

 

在这种意义上，“无为”的思想当然有助于削弱“已成的历史因素对人自然天性的压制”！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与“尽其天性”也就有了深层的沟通。

 

“无为”与“尽其天性”的生活，应当是无动于衷的，恬静的，可无不可的──因为这就是“听从自然的号令”。随遇而安、听天由命，同时又积极进取、锱铢必较──就是最好的应战的形态。也就是说，“尽人事、听天命”。也就是说，“在战略上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在战术上锱铢必较、积极进取。”也就是说，“听天由命”仅仅是作为失败时的慰藉而被使用的！在这点上，有许多“低级动物”都是人的楷模──它们比人接近自然，因而更顽强也更灵巧。

 

 

（353）

 

一个好的复性论者，是一个知天命、尽天性的人。他摈弃一切虚荣、一切浮华，抵制“他人目光”的诱惑与压迫，他有能力冲淡和松动习俗与传统的板结，展开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去思想，去实现天性中蕴藏的宝物。现在，这种可贵的生活已被压制摧残到这种地步，以致我们的天性已被矫形、已被污染、已被窒息了……因此简单地“复性”只能激起扭曲之性、浊恶之性、死亡之性……要真的恢复人的天良，只有借助于“中华精神复国运动”，借助于一个“新的英雄时代”，借助于“生命与自由的还原“！这就要求人们从修身养性的斋室中走出来，走到旷野中，走到荒漠中。为此，需要一个心理支点，需要一股前进的勇气来复性！需要对一切污染我们天性的外国思想进行反击。以便为尽性创造一种社会的、文化的条件。

 

 

（354）

 

本能的欲望冲动，甚至更高级的美感要求，所隐藏的“实体”只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命力！在这里，生命力是作为反制力量的闪电，破雾而出、照亮万有的。于是，有多强的下生命力便有多强的权欲和多亮的理念；于是，最优雅的诗情画意和最粗暴的欲望冲动，就获得了同一！

 

可见，人及其文明真正前途，并非取决于如何发达、如何分化的“智慧的头脑”；而是取决于本能深处本经分化的“适应能力”，这种尚未充分开发的“良知良能”，有一天会把人带入“超越头脑的智慧”的发展阶段……那时，人终于渡过“文明的灾厄”和”不够文明的灾厄”以及夹在这两种灾厄之间的鸿沟。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学会尊重这无法代替的资源吧！

 

 

（355）

 

痛苦中的幻灭、流血中的受难、罪孽中的堕落、遗憾中的悔恨──这些人为的历史常备军，仿佛是在嘲弄人的命运与人的努力，然而，只要你是在遵循自己天性的引导，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压制与反制、沉沦与升华的洞彻……正是如此击打着也抚慰着我们民族良心中的良知良能：一切杂交的混乱与异种的罪恶，都将在某个命定的日子里枯萎，中国会再度开出期望已久的花……从最终的善果反观回来──亡国时代的痛苦与悔恨，不过是历史节律的又一回声而已，局部看来的不幸，何尝不是宇宙整体之福的要素？

 

民族的花季，当然不同于舶来的乌托邦，那烩不可能的美好事物于一锅的“幻想波尔卡”，是建立在恐惧与逃避的沙滩上，舶来的乌托邦，其基础并非信用的磐石，而是谎言的集大成，它的使命是粉碎良好的天性，它捏造的“理想世界”是粉饰的坟墓，是保守的、令人窒息的、流淌着虚伪的死水，其“繁琐的善意”，则如最为炽热的红太阳，是人类皮肤病变的根源。

 

 

（356）

 

人的来世──不是“我的来世”，不是“灵魂的来世”，而是“基因的来世”。基因不毁于时间之磨，基因在宇宙中螺旋形式地轮回，在重组与拼接中易化自己，更新生命！因此，它摈弃了印度动物杂种式的灵魂转世的异种轮回，它摈弃了埃及灵界鬼物式的灵魂回归的同体复活，而是中国式的乾元移位？

 

“我”，作为一个“感觉体”，一个“反压制力的有限容器”──随着机体的衰竭、死亡，而破碎、飘零了。

 

“我”，像落花败叶似地逝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时间带走了一切，像山溪卷走了一切凋残的碎片。“我”的碎片四散迸裂，不知去向。但创造了我的那些“基因”并未消失，而生龙活虎地参与另一些“崭新的组合”，他扩张，他膨胀，他攻入各个堡垒内部，化敌为友──渗透到我们今日还不能知晓的事事物物之中去，造就新天新地新文化运动……

 

基因，因此成为“来世之主”。

 

 

（357）

 

当“我”重新来临──古话叫做“转世轮回”──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曾经存在过，他在忘川中，“失落了自己的前身”！作为同样的或相似的生物主体，他这时触碰的是一些不同的个体，他面对不同的形态的外在压制，他便生出了迥然相异的内在反抗形式……他甚至不知道这就是过去的那个“我”──他自以为是一个“全新的人”！

 

如此基因，是矫健的豪迈的忘怀者，他因而得以用全副热情投入并不新鲜的生活之流中去。“每天的太阳都不是新的，但对于他，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这些生涯已被人不知重复过多少万遍了，但对此时此地的他，却依然新润无比……是遗忘的能力，造就了趣味横生的观瞻！

 

啊，来世！

 

（358）

 

精神，是像无字天书一样无人能解的奥秘……甚至天才的顿悟者，也得透过物象去感受天启。难道不是吗？是，这才是天性的呼声！我们必须奋斗？只有通过奋斗，方能解开自己身上的压制力！也许我们的奋斗并不自然，得来殊艰，然而，这正是自然力量的曲折表现。甚至连我的丑陋，也是宇宙的壮丽所发出的一个隐喻！这就是天性的呼声。

 

世事沧桑……当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时，尽管心有悸痛，也会倾向于日渐认可并且接受它，甚至为它费劲找出了“可取之处”。对结局的理解，其实决定或说是体现了自己的斗志。例如，你认为战斗已告结束，而我却认为一个新的会合正在开始……你和我，被各自的道理驱使着。你的观点注重阶段，我的观点则着眼于连续感。客观地说，结局是没有的。所以，许多历史性的人物尽管濒临灭亡，仍然拒不承认失败──他们对继起者的胜利怀有坚韧不拔的信念，这使他们的失败成为胜利的先驱。而这种信念，无一例外会在未来得到世事验证的，因为历史这场连绵不断“否定的运动”最终将推翻一切胜利者的王位，并斩断诸神的头颅！否定的否定，近乎肯定。

 

 

（359）

 

我们看到，天命是强磁，天性是弱磁，强的吸引弱的，弱的皈依强的。天命吸引天性，宛如磁铁吸附铁屑，又如磁场把磁性传递给铁屑……天命证实天性的合理，天性印合天命的存在。天性对天命的“认识”，不失为”天性自身的创造”；但天性受到天命的吸附，却也是不由天性自主的，是天命本身的辐射。──天命堪称天性之“体”，天性堪称天命之“用”。

 

如此看来，天命就不仅是古经上告诉我们的那般堂而皇之的。天命实际上有其非常残忍、暴戾、可怕可厌、使人恶心甚至敬而远之的本质，然而你虽恨之却又不能须臾离之的！

 

天命，不仅是抽象而普遍的，天命，也是具体而独特的，它注入个体，化为他的癖好……一切个性无论善恶，都是某种天命的产物。不论我们欢迎它还是厌恶它，我们都无法改变它──因为它产生于一种远比我们强大的力量，某种我们迄今不能把握、甚至尚未“认识”的力量！……

 

天性的顽固存在，使人不可能受到任意的改造，除非这种改造仅仅是虐待狂的变态行为的借口。我们不妨认为，一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肯定是一位还没有子嗣的人或是抛弃了自己孩子的人。如果他（或她）真的有了孩子而没有改变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那么他（或她）一定是没有亲手抚养过孩子，因而仍然不具有对于原始人性（未经社会化压制的人之天性）的直接经验。否则，他还怎能相信人生来宛如一张白纸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机械人性论呢？否则，他还怎样坚持对人的无限改造和“思想教育万灵论”的超自然信仰呢！

 

共产主义者们，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吧！

 

 

（360）

 

任何人都脱却不了轮回的阴影和乾元移位的光明！即便最伟大的天才，也是这一循环的仆人！我只不过是寻到了一个必要的尺度：越高级的生灵，他的轮回周期也就越短促；突破轮回之圆的努力、成全另一个轮回的努力，也就越频繁，成功的概率也就越高。他善于为生活捕获新的内容，他难于稳定在陈旧的平衡木上。新的反压制呼声，在他内心深处涌起。

 

我们的轮回一如我们的创造，何尝不是对于局促的命运所作出的一项最富建设性的反抗？轮回，是对“轮回之苦”所作出的“最富于艺术性”的击破！创造性天才的秘密在于：他渴望尽快地摆脱现有的状态，他希冀尽早变化的生涯。这种捕风捉影虽如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徒劳无益，但在紧张的奋斗中，他却以超音速、超光速完成了每一个轮回，从而望见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宇宙奇观。

 

如果他不把大自然寓藏在自己身上的潜能、原始存在和一切最高贵最粗鄙最冷最热的东西一概发泄完毕，他能不觉得愧对自然与自己？他真的不觉得白活了一辈子？所谓“虚度年华”的现代含义就是，你虽有你的形，却没有你的神，你的形骸结果是为他人的神气而奔忙！你的天性，终于像废弃了的材料一样，被丢弃在文明的废墟中。这是多么彻底的出卖，多么彻底的自杀啊！

 

 

（361）

 

自我封闭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人的本能之深化，我们不妨碍称之为“文化的本能”。相对的隔离、相对的寂静──这是各种精神文化得以产生、滋长的大地之母。就个体来说，“自我放逐”相对于群体的文化孤独，是识破了群体生存的幻相之后，转去寻求“永恒”的心理动向所造就的。有一次我与一个友人谈起，人为什么会趋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放逐，如隐居、旁观、不参与等等。他认为，人的自我放逐形同动物个体的被驱逐──是因为在性格上与“群体的意志”格格不入，导致某种“行为不端”，而后遭到冷落、排挤，只得离去。我反问道，人难道不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来适应社会吗？比如屈膝、投降、变色、出卖良心。

 

事实上，大多数人正是这么兢兢业业地苟且偷生。他们接受了社会压制规范的，奉之如金科玉律，然后又把社会压制投向他者──人们自我压制，又彼此压制，甚至具有天生犯罪倾向而行为极端不轨的“变态人格者”，也并不都是心理上的自我放逐者。有的人，越是遭到身体上的放逐甚而禁锢，越是不甘寂寞，渴望回到群体中去──哪怕不是为了忏悔，而是为了继续犯罪，他们怎能算作真正的自我放逐者呢？

 

名实相符的自我放逐者，必有某个强烈信念支撑他，鼓励他背离熟悉、走向陌生，背离迷人的暂时、走向虚静的永久。这正是被放逐与自我放逐、动物的离群索居和人的离群索居之间的分际。心灵的隐居，也许因其幽闭了肉体而令人痛苦……然而，若有痛苦，何生未来？

 

孤独的索居，我向你致意！你的父亲，是我的命运；我的思想，是你的儿子，索居是命运与思想之间纽带，使得这三位一体不分彼此，你成全了命运与思想，它们也赐你以纯净。

 

 

（362）

 

文化的不可解，由于第二世界的歧异；文化的可解，基于第一世界的生物性及第二世界所受之训练；但第四世界的基础却在于第三世界。这就使第四世界的形态变得特别捉摸不定。

 

1、第一个世界的表达：神话和其它集体表象的意识流变，其象征是客观（第一世界）与主观（第二世界）的交融，尤如儿童纯真，不辨物我，这是一个万物有灵、物我一体的时代。

 

第一世界的表达，认为原始的创造万物的“物”既创造一切，也因自身的命运和力量而毁灭一切。而这一切又都是同时发生在人本身的。

 

2、第二世界的表达：哲学和理性批判的系统，它开始学会区别两个世界，并把第二世界置于高于第一世界的位置上，所谓“理论先于实践、指导实践”。理性、文化被目为源于世界又高于世界的东西，如在柏拉图那里，已开始认为存在一个比现象世界（即第一世界）更高的本体世界，其实，哲学家的本体无非是文化观念的投射，而高级宗教更是明确自觉到第二世界的存在，所以产生了乐园与天堂观念，这也是高级宗教与万物有灵、物我一体的原始宗教的主要区别。

 

第二世界的表达，追求真理与力量、完满与正义。它是意志至上论者，试图“改造世界”、“愚公移山”。

 

3、第三个世界的表达，实验科学和逻辑分析的系统。在传统的二分法上，发现了文化的积累这一“隐蔽的经验世界”。它对一切神话和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要否证它们和要证明它们同样困难，而“批判”那立于神话的意识形态又太严肃，太方枘圆凿了，除非对一切哲学分析和理性批判本身，再度分析和批判。

 

第三个世界的表达，进入了反表达的新阶段。它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它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理解”，取决于隐于理解背后的“功能”──接受者从自己的需要和条件出发，去接触第三世界的表达。如果不是人们积极参与了各种理解与交流活动──第三世界将不再存在。

 

4、第四个世界，是革新与创造的体系，而不仅仅是“生活”或实践的体系。前面三个世界荟萃于此，汇归于此，仿佛核聚变式的连锁反应

 

第四世界形成了：

 

外部条件（自然、社会等“客观世界”）空间条件内部条件（种族、个体的“主观世界”

 

时间性条件文化（传统即影响我们环境和思想的历史因素）

 

据此可知，文化传统对第四世界的形成以及对新文明成长过程的渗透，是“无法回避的条件”。这种渗透，即使以反对的形式体现出来，也是一种更深意义的赞同，甚至是更深刻的赞同！

 

第四个世界的表达，是预言，是先知书，是一切使人神魂颠倒的启示录。它来自这种生存要求：反抗上述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综合而成的压制。

 

它将把这种要求作成某种“简单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预言、先知书、启示录中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简单的感情不是智性活动中的化约主义，因为它不是方法论的，而是本体论的！

 

第四个世界的存在原则：

 

a，世界：我们的生存体系。未来的第一世界。b，文化：我们的理解系统。未来的第二世界。c，科学：我们的需要体系。同上。d，精神：我们的生存触鬃。未来的第三世界。e，真理：就在我们的脚下。同上。f，所以，我们的追求，即正义。g，所以，凡属第四世界的，即善。即将到来的一切，都应受到热诚的欢迎。多么深刻宿命论。h，新的，即好的；青年，就是真理的载体。

 

 

（363）

 

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否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怀疑论（或曰虚无主义），折衷的答复形式是为“科学和理性的批判”。如果说，世界的混乱构成了对人的一种“压制”，而人又生而无力消除这一压力──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

 

前面所说的“简单的感情”，正是在此不得解脱的困境中，升起的一颗心星：一种是“并非答复的答复”，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的对策。于是，人的全部文化与观念系统从中派生，智能复杂的“百巧拼图”，竟然源于如此“原始的动机”。简单的感情，不是简单的头脑──头脑要复杂，心却要简单，这就可以治愈现代的病。现代的病症在于，人的头脑越来越机械化，但感情却充满冲突，疤痕累累或曰“矛盾重重”。难怪现代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现代的最大难题，正是“难题在自我繁殖中”这一怪胎！

 

简单的感情，不仅仅是“力求简化的意志”，也非这意志的演化，它比这意志更原始，因而更坚执、更广泛──也就是说，更为“无意识”，更接近人的生理性而非所谓理性！是从简单的感情中，派生出力求简化的意志的。

 

 

（364）

 

而“零”，不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把倚天而立的标尺或“无形之剑”……零已经构成了超越神明的实有之源！它从此成为先于“物质”、先于“精神”、先于“反物质”、先于“力”──压制力与反制力──的超生命实有。正因为他等同整个生态，所以他终于超然于生物的可能性，而作为生物的人便消失了──形成一个非此非彼的“零”。爱和恨抵消了，欲求与忏悔抵消了，进取与隐遁抵消了，“发现”与“反省”抵消了，创造与毁灭抵消了，“这一切”和“那一切”抵消了──得出灿然硕果，不是古代哲人津津乐道的“太一”，而是一个圆圆的“零”。

 

德国乐师贝多芬，凭其天才的直觉就发现了这一实存之母。在《第九交响乐》中，通过受难、净扎、彷徨、反思、斗争、升华等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生物性活动及其仪式，最后迸发出了自我否定的“欢乐之颂”！

 

RIGHT！

 

（365）

 

增熵趋势的加强……伴随每一轮混乱的间歇时期而来临的，只是更大的压制，个体自由度或许进一步萎缩。混乱、偶然与自由，仿佛是为新的奴役状态作准备，甚至，大能者对于增熵趋势的反制，也不过是开启了新形式增熵运动的又一个源头？他伟大到什么地步，就只能把历史折磨到什么地步。

 

新的潮汐，情绪的高涨与低落，智慧的丰满与亏损，意志的坚挺与疲软──这一切都中和在一条若隐若现、飘移无定的水平线上。

 

心智以外的“中和之纪”也并非超自然的、神秘的，“中和之纪”生成于“万象澄明”间，是在万物的消息盈亏里，被认识的。中和，就是零。中和了，“〇”就形成了。

 

 

（366）

 

文明的悖论也许难免，哲学与生态的悖论亦然？因为人生的基本旋律“生──死”，岂不就是一切心智都无法消解、难以回避的悖论？

 

一，归宿感仿佛是心的陷阱，它在你虚弱之际悄然滑到你的足下，等待你自动投入：

 

1、归宿感是这样一种“欲望”：满足它，使人安祥、麻木、幸福；不满足它，则令人空虚得几乎飘离起来，身心分裂了一般。

 

2、满足归宿感的努力，可以令人奋不顾身，而不计代价地行动，就构成了归宿感的首要价值。

 

二，归宿感的功能是：

 

1、获得归宿感的心灵，可以容忍最难耐的困境。

 

2、未获归宿感的心灵，对哪怕“有魅力”的生活也会失去热情。

 

三，归宿感是创造力的休止符：

 

1、它对末达目标的人是有害的。公子重耳尚未返国称霸，是不该陷入归宿感的。

 

2、它对已达目标的人是镇静剂，免得他徒劳无益地奔波。对毫无创造力的人，归宿感并无害处，甚至有其必要的，他们若无归宿感，反倒缺乏良好的工作状态。

 

四，归宿感的使命指出了归宿本身的虚幻性，因为归宿感的意义仅仅在于提供了心的庇护，和继续行动的支持力量，因此它对疲倦者有益。

 

五，在疲倦者看来──归宿即天堂，无归宿即炼狱；但精力充沛者则反之而视，他不知责任为何物，“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〇”──压制与反制的平衡。

 

“〇”──濒于虚无，终于实体世界之间的平衡。不是虎头蛇尾，而是善始善终：是以蛇尾始，是以虎头终，他显示风暴式的巨大涵养，他预示宁静中的无边生机。

 

“〇”──是心力与物力的平衡，是物力与心力的消解。

 

 

（367）

 

零是心灵的宁静，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出发与归宿，也许它产生过风暴，也许它正在积累岩浆、酝酿地震，但就此时此地的它而言，确是被那称之为各种力量之均势的“〇”，包揽无遗了。

 

存在，并非可以被那空空如也的“有”字，一举概括的。存在，是压制力与反制力的交媾之果。因此，存在就是“〇”，“〇”因此是存在的终极象征：

 

首先有了存在（生），然后才有了负存在（死），最后，“〇”作为二者的一个中介面产生。

 

生活就是〇的进程，作为存在与负存在的中介，生活并不是存在与负存在的逆心扩张，而只是存在和负存在的向心延伸，亦是其观念之光环。这环及其向心运动，这向心运动及其环，恰是“中段的象征”。人，正是宇宙的中段──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中介，宇宙之环的生命焦点。

 

这样的“〇”──不是禅宗的神秘的果子。这样的“〇”──是晚期工业时代的垂死之光，是后期现代化的文化陷阱，人们走了一圈……疲惫了，厌倦了，但还是走回来了。除了一些印象与体验──这是无法被他者拿来“客观地验证”的──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来，然则，人们也并没有失去什么，他毕竟“完整地归来了”，也许还带回来一些断残的印象、感受和一个新的心境？有幅题为《浪子回头》的油画，就恰到好处地再现了这一场景？

 

“〇”──没有那种肤浅而固定的方向性，零点哲学，没有那种充满了青春时代之盲动、鲁莽与转瞬即逝的方向感。

 

“〇”与“零点哲学”──因此是全方位的，它们被来自宇宙深处的旋风鼓舞着，宛如生命之帆饱满在现象之海上。

 

它们，是晚期文明的标志，它们，是暮秋的宁静的风暴之轮。

 

 

（368）

 

“〇”──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界限，又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超限。

 

在零里面，有一个世界；在零外面，有一个世界──尽管零也像一切界限那样是可以渗透的，他向外输送光辉刺目的反压制力，他默默承受了滞重阴郁的压制力量……他因此象征拒绝，作为“不承认主义者”，他拒绝“正有”，从而为“负有”的来临奠定基始，他不承认“正有世界”的模式与风俗，向“有之世界”宣战。

 

他又象征肯定，在适当的时刻适当地固执某种东西，即使这东西是一片虚空也罢，依傍空灵而陶醉，就像踩踏着实在的世界，他以毫无保留的热忱，悄悄祝福尚未来临的世界。

 

 

＊＊＊＊＊＊＊＊＊＊＊＊＊＊＊＊

 

[以下摘自《五色海第五卷·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1986─1995年）]

 

 

（369）

 

人生是具体的，具体到了无法解脱的地步，于是“宇宙的永恒压制”被发现出来。用来对抗“宇宙的永恒压制”的，是“零点式的态度”：

 

真正的坚忍，彻底的无所谓，十分的麻木，以及勇敢的出击，亡命的冲锋等等，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日程生活。难怪现代人对毒品的需要如此强烈！

 

 

（370）

 

在各种题材中，最难描写的大约就是梦了。而在一切描写梦的艺术形式中，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大约最为得心应手。但是，再杰出的电影高手也只能表现梦的心境所涌现的情节，却难于表达些情节、景观所据以生成的那个精髓：梦者的心境。这种极度欢快的眼泪，极度压制的沮丧，极度开郎的傻气，极度睿智的雄思，都是电影艺术永远无法问津的。导演先生，你只善写作，何能传神？

 

 

（371）

 

运用“对于一种欲望的极力渴求”──来冲淡“另一种欲望对于我的压迫”，这是意志力的辉煌业绩之一。但这并不构成“解脱”，这，只是反压制力形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但它并不能总是成功。因为欲望既然存在，就不可能毫无表现。即使欲望的大部分能量被转移了，但它的残余却仍然发挥着与它的“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甚至剧烈作用。

 

反压制力的这种形式向那种形式的过渡与转换──需要一门精深高妙的“艺术”来予以完成。只有大艺术家甚至天生的大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具体的艺人──“文艺工作者”──才能成全它。

 

 

（372）

 

在革命中，好多原先互不相识、飘零四方的游民走到一起来了。在这聚合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净化并完成了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又一座人体的金字塔诞生了。接着他们堕落了，露出了饿蚊子的疯狂来……这帮风花雪月之徒！这伙“随欲主义者”！他们玩玩这个，逛逛那个，一切神秘感都破毁了。他们谈谈这个，说说那个，一切价值感都尽行涂炭。他们的力量，在于成帮结伙，但这也注定是他们的致命伤，所以他们永远不能长久地共事，稍有起色，就内讧开来。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压制源及其发出的无孔不入之压制力──作用于“历史气候的调整者”身上，就会化为巨大的反压制力。这些反作用力，及其夺人心魄、乱人眼目的表现形式──正是发自他们特有的心理海洋。这些海洋，映现着、改造着无机世界、有机世界、乃至社会世界的洋洋大观。这一“打破”这一肃清，就意味着更加深入的革命。

 

 

（373）

 

革命，是反压制力量最激烈的表现。革命，是反压制力量喷发的最高巅极。革命，不仅要打破有形的既定压制，也要打破心理上的悟性压制。

 

革命是壮烈的。它是悲剧的最高潮，它作为悲剧的结束者和句号来到世间。

 

革命，决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政治运动的术语。也不仅是描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军事运动，以及人间可能出现的剧烈运动的区区术语。

 

 

（374）

 

有文明的类型这一意义上的革命。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

 

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现代人喜欢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这种革命，说它是“生物物种进化的一个个里程碑”…至于真实与否，只有他们晓得了。

 

就“现代科学”的视野而言：还有生命起源意义上的革命。而不是“物种起源”──“生命起源”必将成为生物学倾注最大关心的最大谜底……地质变动的革命。陆海升沉的冲天骚动……地球起源、形成；是星系诞生、澌灭──这又是何等壮观的革命！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伟大交替更迭！──那里有着最新艳、最剌目的朝阳冉冉升起……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现代智人的视野所窥见的“革命”……他确实不同于“猿人社会”！

 

即以“人民革命”为例。人民革命其实就是“人海战术”，是强大的反压制力量。但它一旦爆发出来，马上就成为压制性力量。反制要求某种形式的压制来补充自己！革命的历程越长，革命所容纳的杂质越多──它的压制倾向就越明显，它的惰性就越重，它的污秽就越是沉浊。朝气蓬勃的时候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新公式化、模型化、老公猩猩化……年轻的弹性消失殆尽。反制力变成压制力。

 

新的转机又开始酝酿；新的力量又开始消长。新的努力骚动了。革命，又是普遍的。《周易》曾赞叹说：“革而信之，文明以悦。”明确指出革命是文明的刷新者。“革而当，其悔乃亡”，明确指出恰当的革命乃是涤除不祥的有力手段。革命，不仅是一个西洋输入的概念，中国人，对它有最古老而又最深刻的论述。《周易》集中表述了这一理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因为革命，乃是来自宇宙的某种节奏。在它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运动中──流露出宇宙的最高情感。

 

不只是社会界，不只是心理界，不只是生物界──而是遍及宇宙每一个物理角落：都闪烁着革命的奇辉。没有革命，便没有明天的生活；没有革命，“存在”，就成为不可理喻又难以摆脱的超级暴君了。革命，都是好的。变化，都是可喜的。不论革命与变化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它毕竟在荆棘丛生的“存在”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没有革命，宇宙将沦为永久的黑暗。在这种意义上，创世的上帝，乃是最大和最初的革命者！

 

 

（375）

 

一种新哲学，席卷着它的新表述方式而来。它忽地鼓起内外如一的新风格，也许吹起一阵世界性风潮。

 

“理性的井水”和“智慧的河水”，虽然彼此不相侵犯，但在意识表面的底下极深处，还是经常互相沟通的。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纪，由于过度工业化的压力，文化环境也被连串地震如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等兽行给彻底毁坏了，于是，有理性的人丧失了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则丧失了理性。这是社会的真正危兆。

 

如果“理性”靠着压制生命的活力、损害生活的冲动，便从根子上诋毁生命才得以“实现”──就让它见祖先去吧！生命的意义无论如何不该抹煞。“理性”这层菲薄的纸无论如何包不住生命的火！连街头群众都知道的这一道理，而欧美的大师家们却不知道？现代世界──已被工业文明及其唯物主义压榨得疮痍满目、令人不忍卒读！新世界的诞生有待于向过度工业化的恶势力挑战，有待于外科手术：向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陈腐风习。虽然我们眼前还是看不到一点曙光；即便是以“反理性”自诩的西方新思潮──骨子里仍然是以理性主义为标尺。它们还是用精镂雕虫的“分析方法”和不厌其烦的逻辑推论为武器，其实，这些过去文化的末日象征，早就该扫出未来文明的堂奥之外了。

 

 

（376）

 

当代的国际语言英语，则分化为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此外，每个区域性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都流行着各具特点的“英语”。这些耐人寻味的事实，都说明文化发展的“双轨”性质的普遍性，文化圈每向“扩大”前进一步，内部也就“分化”了一步；外在的扩张与内部的分裂，同步而行。这是人性使然，他既受到规范，又极力追求自主。文化的多元化，不是应予追求的理想，而是回避不了的事实。

 

一元化的文化，多是靠人为的强制维持的。这强制酝酿在文化的衰落中，诞生在衰落过程的文化解体中：内在的引力被外在的压力代替了。但正因如此，一旦危机逝去，一元化的异常终将还原为多元化的常规发展。人性中虽有寻求确定性的倾向（这是一元化的心理基础），但求新、求导、求变化的倾向却也一刻不得安宁。这是促成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精神运动的基本动力。这就注定了：在各个表面一律的一元文化假象下，必定隐藏着多元的文化潜流──它自人的丹田涌出，闪烁着超出功利目的的至上情欲。不错，它们会受到压制的，但它们决不会消失。它们在宁静中消解一元文化的人为结构，为文化重心的转移开辟通道。

 

 

（377）

 

古老的延续欲，并未因现代化的冲动而断绝。

 

传统文化圈根深入磐石的势力，已被现代世界文化的总体风暴扫荡得面日全非。但这只是“文化地表以上”的事件；在文化地表之下，各传统文化依然顽强。这几年来中国传统的气功术与社会预测学的综合复兴，很可能被历史证明为是民族文化复苏的前兆。时候一到，各种本土文化的因子就会沛然而起，重新占领中国人的心。形象地说，茂密的枝叶虽已零落，但文化之根尚未断绝，它还意欲“重获青春”──长出新的枝干与嫩芽，一种适应了现代文化气候的新芽……因此，人们正以“科学”的系统去解释气功与八卦学……

 

正是基于文化内力与文化表现的不一致，从表层的颓败去推断传统基础的衰弱程度，也许是危险的。伊朗革命的前夜，“西方化”运动顺利发展，传统文化的反抗似乎受到了成功的压制。但表层之下蕴藏的巨大反作用力终于冲破了最科学的社会预测、最精密的文化分析──推倒了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西方化事业”。伊期革命借用了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以重新调整本社会的文化形态。这表明，传统文化圈在现代生活中仍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无怪在各个非西方的文化圈中，存在国粹派与西化派之争；而在西方文化圈中，也存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而这两组势力还要分别应对激进派的挑战……这些不同倾向间的冲突表明，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隔离，给现代人灵魂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分裂与混乱！

 

国粹派的痛苦，源于隔离状态破裂后的新文化格局。它表现了一个生活在颓势的文化圈中的有志者，所应有忧虑。他们认为，濒于西方的现代文化，本质上不适于本民族生活的需要。相反，西方派则对这一新格局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是变革、振兴自己民族业已衰落的传统文化的时机，它千载难逢。若不借用现代文化观念的强力冲击，很难消除传统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生活的多种腐败。

 

主张维持传统的国粹派对现代文化的飞速前进感到担心，害怕这会瓦解传统的美德。现代派则认为这一担心纯属本末倒置──如果“传统的美德”应该消失，就让它消失好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工具性的文化。从事实上说，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无法挽救那些应该消失的事物；从理论上说，不适于现代生活和人类发展的传统文化，就不宜再视之为“美德”──更不该用这些过时的美德观念，去阻碍人的重新适应过程。

 

其实，这两种抽象谈文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决定命运的关键是你的行为反应，而不是你持有的文化观念！

 

 

（378）

 

知识，作为人类经验的绵延，作为跨越时空的系统，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不稳定的。简明地说，知识可算得一种沉淀了的艺术；艺术则是探索中的知识。知识比艺术更稳定，得到更广泛的承认，阻也较少留给主体的活力以施展的余地。遗留并被后人继承的艺术品，成为文化史中的“知识”；而处于创造过程之中的艺术品，因其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故其知识性也末确立。奇妙的转乍巨于，一种固定的知识，一旦能够重新激起接受者创造冲动，其本身又化为艺术的因子。社会规范、道德风俗（礼俗）的质地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近乎知识。规范与风俗的生长，是由艺术创造力所推动的。而失去了内力的规范，并对创造活动实行压制的道德规范，是根本消极的。道德规范的双重面目应该受到认真的注意。一方面它确有维系群体生活之功，另方面，又有限制出类拔萃之罪──“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它以“合群”、“合俗”、“合乎惯例”，为最高的行为评判的参照系列。它在骨子里，是嫉视创新的，唯恐“新”将带来不测的风云。

 

已然的道德规范，是丧失了活力的艺术陈迹它过去是创造力的产物，现在则抑制创新的动向。在这里，有必要指出，道德规范不同于道德准则。道德规范是社会的压制，道德准则往往具有更多的个体化性质。人类的大多数群体中，难以兼容并蓄多种规范，但常常并存若干类型的道德准则。康德的墓志铭说：“在我的头上有众星的天空，在我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则。”其实这位隐蔽的破坏者和他拙劣的效颦者黑格尔一样，全部活动的目的，就是恩将仇报哺育了他们的基督教会。他们和牧师的儿子尼采先生，可谓同谋。

 

康德和尼采的所谓这个“道德法则”，显然是属于这些思想家个人的，其内涵近乎王阳明的“良知”；与社会规范意义上的道德训诫，当不可同语。因此它更像是艺术而不像道德：创造新生活、新文化的大艺术，这可能是一项属于个体的道德准则，但却很难是一个普遍的道德规范──群体追求的是安稳的生活，而非惊人的艺术。

 

 

（379）

 

伟大的艺术品被目为“不朽的”、纪念碑式的。但伟大的艺术自身却是反纪念碑的。它不崇拜墓志铭，它追逐活人的生活。为此，它需要的是活力、活力、活力。它拒绝崇仰属于死人的往昔；为此，它要摧毁──至少是忘却、视而不见──古代的纪念碑，以便拓出新的创造空间，以便自己的意象出类拔萃。普希金是个俄国人、鞑靼人与黑人混血的诗人，他的《纪念碑》一诗曾经风行世界。他在该诗中颂扬自已，说自己的作品是个心灵上的纪念碑。其实，他的混血作品这对活人的心灵是个比混血沙皇（欧洲各国的混血）亚历山大一世的纪念碑，还要沉重的负担！如果世界上遍布着各种混血人士纪念碑，那纯种的活人应该住到哪里去？难怪犹太人把地皮炒得那么贵！它们甚至盘剥死人的墓地来盈利！

 

有一天，也许由于地产商的暴行，全世界会因此成为埃及式的死人国度──金字塔、国王谷，到处都是压制活人的堂皇墓地；到处都是供奉亡灵的巍峨庙宇……至今，开罗郊区的穷人，除了托庇于死者的屋宇，竟然无处可去。多么沉重的传统！如果说，大树底下小树难活；那么，纪念碑下，也是很难诞生伟大的灵魂的。

 

人的艺术本不是玩物。不是赏心悦目之事。艺术，是生命在世界上找到并确立自己位置的一种活动。个体化的艺术，起源于寻求力量的本能活动；群体化的艺术，则款款说服个人去适应生活的规范。其本义，都在助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座位──或在性灵那里，或在群体之中。原本的艺术是一种演习，它的模式是追求并超越现有的、实存的生活之流。

 

与原本艺术相对立的，是文明的艺术。文明的艺术是变态的或特化的艺术，它疏离了生活，或屈服于生活。它所谓的提高生活，充满了乌托邦色彩和替代生活的雄心。文艺评论家们喜欢把这种气质叫做“批判”。而原本的艺术则不希求改变生活本身，它只提供生活中所缺乏的要素，以其药性滋养贫困的人生。它的这一基调，在原始诗歌的礼赞和宗教颂辞、民族起源的史诗中表现得异常鲜明。那是值得久久回味的真品。

 

 

（380）

 

我们不以“人类”、“社会”的空名自相标榜。我们驱逐了不属于我们的，也不容忍我们的陌生者。我们把这叫做“独立”、“自由”，并认定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宝贵的”。这对我们与陌生者也许都是福音？

 

强求的亲近与一致，既戕害别人也损伤自己──而适度的对垒与角逐、竞争与厮杀，反倒激发双方的活力。消灭差别的理想，正是源于差别正日渐扩大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它虽美妙动听，却不是真的！

 

初分之际是生长的乐土。“已分”则构成陷阱，它以“自我”为宇宙的归宿；“不分”则构成顽石，它以“人类”为宇宙的归宿。“自我本位”将瓦解一切秩序；“人类本位”或“社会本位”、“国家本位”……，将压制有价值的心灵。最佳的竞技状态，是以“我们”为宇宙的归宿。它不追求特立独行，也不使生活支离破碎。

 

随着自己生活的改变，我们便会坚信宇宙也在改变；为应对生活的挑战和求新的压力，人必须日新其德……所以，就连宇宙秩序的深处，我们也看到了“新陈代谢”……我们难道不是宇宙的心吗？

 

我们的膨胀，伙同着宇宙的膨胀；我们的衰颓，伴随着生活的沉沦！我们便是宇宙的心──这未经承认却被遵循的真道告诉我们：易化没有目的，归宿仅仅属于人意的范畴！人生的理想，是追踪永久流动的易化，而非恪守凝固的乌托邦！

 

《周易》的作者毫不踌躇地宣布了这“变动不居”的真理。他看到的神秘，毕竟是真实的；他悟出的离奇，毕竟是存在的。

 

 

（381）

 

人的神格化过程，不仅能迫使那神化了的人，那出不可思议的（似乎本来是非其所能的）力量；而且会使信赖这神化的人，表现出同样不可思议的向心力量，从而使全社会鼓着前所未有的青春气息。人的神格化过程因此是一个释放出奇特能量的过程。这些久遭压制的能量释放现象，由于和那神化者的神化同时出现的，因而被目为那神化者的一种“魔力”。这魔力和神化的携带者，便被世人看作天命悠久的大能者。仿佛他具有无限的力量。其实呢，他的力量仅仅在于，他唤醒了某种力量。

 

“天人合一”的鼓吹者，其实是在追求某种独占性的“人而神化”的圣秘之境？也就是说，他在谋求着人向天合的同时，也在迫使天的力量为人的利益效劳。在他看来，人的生存也许太微不足道、飘忽不定了；所以他便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保证，一种更宏大远景的感召，来使人生陡然生色；他要使得现代的矮种人，被希望引导得更为高大一些。他感到，人只有通过向天向神的看齐，才能获得慰籍，才能超拨于祖先，超拔于寻常的苦难。

 

人自然的神格化（神──神），则是继人的神格化而后兴起的一种精神运动。如果说人的神格化之本意在于提高人类，那么人自然的神格化则几近于净化自然。它实际上是把人的最高精神状态（神），投影于自然；是以人的灵性观照自然，其必定结果是对自然的净化。把不合于这情境的自然因素剔除了出去。芜杂的自然变成了纯净的乃至神圣的自然，甚至连对人有害的自然物也可以当作偶像被供奉起来！

 

自然界的神化，给人生活的影响至深。其结果，不是人退回自然的原始，返真旧朴；而是人作为理想自然的一个有机部分的自觉生活的实现。人们不再尽量放开自己的情欲去生活；而是尽量克制自己的非自然邪念，以充分体验在宇宙生活中优哉游哉的意境。就这样，在神灵的名义下，“宇宙生活”这个幻想的观念，成为一个令人赞叹的和谐。

 

在一个全面神化的世界里（人的神化、自然界的神化、生活的神化以及个人生活之作为“神的宇宙秩序”的一个有机部分而被控制），人性必不可免会受到抑制；但也正是在这种“退化环境”（相对于进化）中，世俗化的因素会日益渐滋长、抬头。这时，神本主义作为一种表象与“工具”，也许还不失为有益的；但作为一种本质和目的，已渐无意义了。这时，神开始人化。神──人的进程，就如西方基督教文化五百年来的世俗化一般显现出来！在第一阶段，神变得有人情味，如文艺复兴所示；在第二阶段，神开始理性化，如启蒙运动；在第三阶段，神趋于解体并让位给超人，如二十世纪的偶像破坏运动即死神运动。在第四阶段，死神导致怀疑论泛滥，玩世不恭的态度流行。这将是二十一世纪的前景。那时，人会再度感到，没有神的引导，人的生活就会失去目的感；没有最高精神状态的导航，人的日常生活就成为无聊的沙礁。

 

那时，人们将重新开始理解，在人的社会和文化中，从来就没有彻底的神本主义统治过。神本主义往往只是人本主义在特殊情势下的一种掩护。有时是人欲的升华形式，有时则仅仅是人欲的遮羞布。神道也是如此。“神道设教”的风筝，不还是回落于大地的温情与腐败之中吗？天道，终于只是人道的一种变形？在这里，也正如所有场所一样──“需要”决定了产物。当神道比人道更有效地起着保护人、庇护人的生活和文化的作用时，你能说这样的神道是“非人道”的吗？初生的中世纪，因此比走头无路的古典文明，体现了更多的人情味。试问，你能给这样的中世纪扣上一顶“黑暗”的帽子就算完事？

 

 

（382）

 

向善与终极之善──

 

一切运动都是向着某个终点运动。

 

一切运动因此都不失为“向善的运动”。属于终点的，最终就是属于神的，因此不能不就是善的。

 

而勇于迎接死亡的，就是真且美的。

 

一切运动都趋向于“善终”。迫于生存和（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认识的压力，才割裂并区别了它们！

 

“救世”，不过是太极的这一属性对那一属性的攻击、压制。

 

（383）

 

世界，无往不是压制。人生，无处得以规避。“反制”，结果成为“压制”的新形式。既对外物构成新型压制，且对内心也如此：反抗，首先使反抗的主体，承受这新压制。所以说，“要反抗世界，必先反抗自己；因为这‘自己’是被‘世界’造出来的；要战胜人，必先战胜自己。”

 

“反制”不是“解脱”。

 

全然解脱，以为从压制与反制的永恒斗争中，超脱出来，飘然而去……但是，这并非人可企望的目标。不论庄子的“坐忘”、印度的“瑜珈”、禅宗的“顿悟”、苏菲派的“冥想”、基督教徒的“祷告”以及神汉巫婆们的“通神”……都不能达到它，而只是向它的无边迈出的小小一步，最多两步而已……

 

解脱很难。即使可能，也更难抓住，要想生活在解脱中，是多么渺茫啊。有人说，“信心可以使我们坚定起来。”确实，“坚定”可以说是解脱的前提。但在更多时候，“坚定”被用做奴役状态的帮凶。奴隶主坚定地统治，奴隶坚定地服从。信心，在许多时候是与解脱之路背道而驰的！

 

 

（384）

 

生理意义或是心理意义的发泄，并不是解脱，甚至不是达到解脱的可行途径。发泄使人松弛，免于紧张之苦，但不足以达到“解脱”。因为“紧张”作为生命的伴生现象，会周期性出现，而且变本加厉。尤其高级动物更是如此，越高级就越敏感，就敏感就越紧张。解脱的朦胧前景，被我们的实际经历全面否决了！也被一切人的血泪、各种生命的彻骨体验，彻底淹没了！

 

我们的精神视野说：“解脱，纯属子虚，仅仅是安慰生命痛苦的呓语。”它是各种不得不死去的生命存在物，为自己的“存在悖论”（“我存在”，这是一个可怕的悖论），设想出来的一个“解释”，一个对立面，一个和一切对立面同样空洞、同样具有欺骗性、安慰性的“对立面”。

 

解脱，是虚妄的，对越优秀人物，就越是如此。

 

解脱无非是希望。局限在政治层面（如社会处境和阶级地位）意义上的解脱，被叫做“解放”。但即使这局限的解脱，也被证明是虚妄的、不可能的。历史已经表明，还将继续表明：一重解放所带来的，不过是多重的奴役和新的受苦。这次解放得越彻底，下一步的奴役就越深重……因为人性具有压制与反制的总量，是不变的。透支得越多，积欠的债务就越大。所以，头脑清楚的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解脱的先例，甚至无法构思一幅关于解脱的画面。

 

解脱，这超出人生的可能性。解脱，违背世界和宇宙的一切规律。我们假定规律的存在，假定它支配我们，假定它支配和我们相关的一切，是因为我们不敢面对“无法解脱”的现实！它的永恒统治及其诡诈的变形，令我们心碎！

 

但我们是多么需要“解脱”的远景啊！尽管它虚无飘渺、难以捕获；惟其如此，它才具备了“永恒的价值”──以宽慰我们毫无解脱之可能的、猥琐的、瞬息即逝的生存状态。我们是一种怎样的动物！出尔反尔，追求互相矛盾的目标！

 

 

（385）

 

死亡，不是解脱，更不是实现解脱的前提，死亡无法帮助人们上升到解脱的空灵之境。求死以图解脱，只是低等智人的简陋智慧？所以在鼠、猪、海豚等较高智力的哺乳动物行为中，就有“自杀的智慧”。

 

这样的死，对意识而言并不仅仅是虚无。因为解脱并不仅仅是意识的寂灭，解脱应该是“力的消亡”，是最高意义的“失重状态”。而死，并不能在“力的消亡”意义上实现“失重状态”：生物虽死，作为“力”却依然存在，只是生命的力转化为无生命的力，进入肉体腐烂、物质重组的过程；压制力，使尸体分解，分解成“本来形态”，分解出真面目。虽然在这时，意识已经不复存在即已经停止活动，但哲学意义的解脱，并未实现。

 

 

（386）

 

人，能从“死”得到解脱吗？

 

不。但人可以由于死而变成非人，从而因为“死”而获得体面逃避和彻底休息。但这并不是解脱。正如单纯的绝食，并不能使人成为仙人。因为仅仅绝食，是消除不了食欲和求食需要的！除非那导致有机体的死亡。而某个有机体的死亡，也并不能消除甚至不能减弱其它有机体的食欲与求食需要：所以，绝食非关仙人。正如人体，即使在死后仍然承受普遍压制的无休止逼迫，只不过人自己的感觉和意识，这时已经觉察不出了。而“不感到”并不等于“不存在”；所以说“宇宙与此心同归于寂”（王阳明语）──诸如陆象山、王阳明还有英国人贝克莱之辈的说教，没有人在感觉上会真正接受。这种说教，过份求助于高级理性的推论，因此背离人的活生生本能（否则整个宇宙都会和人类作对的）。

 

 

（387）

 

文化，无助于人的解脱。这是横遭古今一切智者哲人忽略的要点。文化上的东西（艺术、宗教、修炼甚至酒和山水……），甚至帮助不了心的解脱；它们最多只是暂缓一些紧张感而已。以临时麻痹为形式的内在压力，可以抵消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外在压力吗？这些抵消的企图，永远都只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

 

苦行僧们，用肉体上的折磨，来转移精神上的压制。可他们最终全都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慢性自杀或急性疯狂，而不是什么最终的解脱。事实是：皮开肉绽与饥饿困苦，虽然有助精神和情绪的平稳，但并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一切宗教，包括最富超度功能的神秘信仰，都只能暂且给予个体以精神解脱，而无法给予全面的解脱；又怎么能给全体人类带来长久的解脱？灵魂意义的宗教，因此永远是种“个人事业”，作为孤芳自赏、吊影自怜的高级玩物，它不属于群众，更不属于“社会生活”……它因此不试图回答“上帝创造了全世界，那么是谁创造了上帝”这样的问题，更不试图以真理的掌门人自居。如果有人宣称，拯救灵魂的宗教可以像企业那样采办，可以征收十一税，可以发售赎罪券，可以通过气功催眠式的集体布道来完成灵魂工程，他一定在骗人，哪怕这是所谓“善意的欺骗”、“白色的巫术”！

 

 

（388）

 

奇怪吗？踌躇满志者的两眼，往往空洞、毫无内容。只有受到适度压制而后，人们方能以充满生命欲望的眼，打量来者，观察世界……并视有限为无穷！

 

思想家的可贵，并不在他写下了几本书，提出了几个新观念；思想家的可贵在于，这些书和观念里，体现了无所不在的创造性！从最微细的日常事务，到中层的过渡性的事件分析，直至终极的、反复其道的洞察一切……都只是他的流，而非他的源！

 

 

（389）

 

人，不是“主体”；而是“客体”的一部分。这客体由于具备了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就把自己上升到“主体”的地位，并用虚幻的主体意识评判一切，把其余的“客体部分”和“真正主体”（永生的造物主）──归到被人这虚妄主体给虚妄规定了的“客观世界”名下。但我们终于明白了：造物主不是客体，而是主体。

 

叔本华之类的谬误，是把“人”升为世界的主体，并把除人以外的世界（“人所感知的一切”），一概沦为“人的表象”。即便是承认“人是客体世界一部分”的“唯物主义者”，也在实际上遵循这条路线，把“人”、“自我”和“自我意识”，独立于“客体世界”之外……因为叔本华们开创了平民时代风行的“贫民哲学”！

 

人的自由，是普遍压制的微弱反响（人自诩为主体，是基于独立的意向）。比如万物有灵论者就坚持认为：每个具象的存在（即“客观世界的每部分”），都有一个灵魂。也就是说，每个被人命名的存在，都可以自诩为一个主体。因此，万物有灵论，实际上揭露了人们有关主体观念的荒唐性，它在无意中也把这拟人化的“错误”，推向了极致。

 

 

（390）

 

在人生崎岖不平的谷底，横亘许多自然的或是人为把守的“关口”。它们有的险峻，有的平缓，有的危机四伏，有的固若金汤。但无关的地方，还真的没有。到处都是人，但到处都没有独立的人。例如到处都有“女人”，但却没有一个“无主的女人”。世界已经瓜分殆尽。

 

这是反制，是压制的变态表现。它反过来对每个人构成严峻的挑战。人的需要，本是服从反制的本能，但到头来，又对每个意欲生活的人，构成有形无形的限制、奴役。《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之天”，和《庄子·大宗师》中的子桑的破落小屋──实际上正是人生之谷的写照。天再大，也有尽；屋再小，也有思想自由的一席之地。没有任何一种严酷的专制制度，可以禁止人的思想自由，它所能禁止的，只是交流而已。

 

遭到“霖雨十日”（或是“革命过后的黑暗”）的压力，穷庐可能要倒塌了，而万里无云的鲲鹏之天，却以自由的希望召唤新的生命力量……这现象上的差别，给人以多多激励，生命的潜能说：“一致了，生命就完结了。”

 

 

（391）

 

伟大的生命，透过肤浅的表层，进入事物的内部，直抵它的背面。月亮的背面永不被地球上的眼晴窥见，但宇航员却能发现。于是，他从谷底的幽晦与狭窄中走出来，犹如得到清心的解脱。“解脱”之难以获得，犹如“洁净”对有机生命，尤其对杂食动物的“人”，更难上加难。生命的本义，“化腐朽为神奇”，不在规避腐朽与保持洁净，而是发挥反压制的力并拒绝逃离。

 

他面对两类解脱。第一种解脱方式，仅仅造就“生活者”，这是多数人。第二种解脱方式，造就“梦幻者”，这是少数人。以梦想为生活的少数人，不是闭门者，而是以梦幻来创造生命，以无畏的态度去改造生活。这些少数人与那些以生活为终极的多数人之间，当然横亘着永久的鸿沟，但这鸿沟岂不也是组成了历史的节奏吗？少数人用梦幻，打破多数人赖以生存的惰性，逼使他们步上自新之路。事实证明，勇敢者不是幸存者；幸存者往往是些被榨去精华的药渣。他们名存实亡，行尸走肉有如人类的碎片。而勇敢者，是用自己的灵魂去填充历史的空洞；使历史盎然生色的，是他们的苍白病弱，而不是他们的脑满肠肥。

 

 

（392）

 

“压制与反制的永恒消长”──并不是一个“哲学模式”。

 

它，只描述这样一个现象，世界，就我们得以窥见的侧面而言──只是一个力的海洋。用人们形容《庄子》的话说，是“汪洋恣肆”的。它反复无常（就这词的自然流变意义，而非其社会道德意义而言），难用人间的范畴和观念来规矩。它不可“条理化”。欲将其条理化即欲使其合乎人造的逻辑──必先使其固定，失去光泽……

 

 

（393）

 

作为解脱努力的个人活动──

 

一切个人活动，是为使自己从各种环境压力下解脱出来。

 

衣，是为从寒冷与丑陋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食，是为从饥饿与无力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住，是为从不安与无屏障的威胁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行，是为从局促和受限制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从而增进生存的力。

 

所以，你即使给一个人以衣、食、住、性等方面的充足供应；只要不给他行动（或仅仅是“行走”上的自由）──他仍会难受得发疯。但这仅仅是个有关“自由”的问题吗？

 

举一个例子：反抗俄罗斯“白鞑靼统治”（如“野蛮的哥萨克人”所示）的匈牙利战士（而不是“诗人”）裴多菲写道：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在现代社会（即商业社会）中，这话应该修正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二者皆可抛。

 

这不是讽刺，而是描述，因为在商业社会中，金钱代表了最大的自由：“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丧失金钱就丧失一切。”这一切当中，包括用金钱可以曲线获得的爱情与生命。

 

正如在极权社会中，这话的实际含义已经被改变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政权故，二者皆可抛。

 

这同样不是讽刺，而是描述。因为在极权社会中，获得政权代表拥有最大的自由：“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用权力可以直接掠取的爱情与生命。

 

 

（394）

 

作为解脱努力的文化运动──

 

一切文化形态的生成，正如生命一样：并无定型或“形成”的一天。否则，我们岂不是堕入可悲的文化宿命论？文化形态的生成，是各种文化运动的结果。没有文化运动，就没有我们所看见的一切文化形态，不论它现在显得多么平常或多么奇特。文化运动的兴起，决非一般的骚动，它总是有针对的，总是源于某种非常实际的需要。当然，实际需要这时采取了文化运动的形式，披上了曲线救国的文化性。新的文学流派，新的艺术潮汐，新的宗教运动，新的思想革命，都有其社会历史方面的深刻来由，关乎人的生存与人的命运。但愿，不要把社会历史错综复杂的背景，一概简化为“经济基础”或“吃饭本能”才好。因为这类基于犹太民族性的“学术”简化，对真正透彻理解人类的活动，总是弊多于利。

 

当一些外来的挑战、威胁、压力等等，终于转化成（更确切地说，是激起了）某种内在的需要与欲望，当这些充满反抗精神的需要与欲望，诉诸高级观念形态的时候，就萌发了某种“文化的精魂”。这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文化精魂”（它被《周易》表述为“乾元”），一旦激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某种文化运动的剧烈涛声，就将澎湃不已了。

 

一个社会，遭受的压力越大、压制的时间越长，它尔后为解除这压力而兴起的文化运动，就越富活力。同时，一个社会越是遭遇到某种它难以忍耐的攻击，它获得的复兴也就越是持久，甚至粗暴的外力干预，也不足以阻断它。也就是说，苦难越剧烈、越深刻，它招致的“反动力量”一般也就是越是强烈，越是高昂。对历史上各种文化运动和民族扩张的现象，我们都可以从上述角度去观察理解。

 

文化运动，缘起于个人的解脱努力，骤兴于集体的解脱努力，如果它获得了所谓的“普世性”的话，就在整个世界得到了共鸣。这样的文化运动不同于一般社会运动，它是兼任个人解脱与集体解脱于一身的；作为双向运动，在个人心理与集体意志间，它可以进行重复反馈，以造就一个有活力的集体──把个人的首创性，灌注到集体的容器里去，并发扬光大。同时以集体的保护伞，为个性的完善发育，提供一个适度温床。许多改变历史进程的宗教运动，正是最深刻意义的文化运动。

 

 

（395）

 

文化的创造，根本上是个如何满足心理需求的问题。而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根本上也是一个心理需求。不同文明状态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心理需要总是求新，总是在变，所以社会需求甚至经济需求，也在不断演绎，推出形形色色的历史剧目。不是经济决定心理，而是心理决定经济：现代的广告艺术，就在于刺激新的心理需求，然后创造新的经济需求。

 

因了创造性而带来的权力，只有继续用该项权力来为创造性去服役，才不会导致权能本身的衰竭、被毒化及最终毁灭──因为这类创造活动，无非是在创造更高的权力罢了！

 

而一切创造活动的起码的定义就是：它所消耗的反制力量，要小于它所制造的反制力量。低能耗，高聚能：这是创造。高能耗，低聚能，这是颓废。若不是为了创造的缘故，颓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396）

 

一切活动，如果不能蕴育新的权力，不能加强反制力量，则其本质只能是消极的；而创造的本质，乃着落于生命的积极抵抗……世俗的、政治意义的“解放”，则是着落于生命的消极消费──除非它以新的奴役创造了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能量！真正的解放而非名为解放实为奴役的文革主义，只能带来松懈、放纵、无序、堕落……而在文革这种群众专政过后，也会由于专制力量的过度消耗而逐渐的松懈、放纵、无序、堕落……因为解放的本质，就是使得一切反压制力遭到纵情的消耗。“解放”的颓废，还缓阻了新的反制力量健康生长；于是反制的力量不得不在克服了解放的颓废之后再行生长起来。

 

人为的解放状态，只能使反制的力量趋于变态，不再对社会负有切实的责任，从而化为巨大的破坏行动。这与我们对历史的观察结果是不谋而合的：一切解放，作为对暴政的过激反应，必将导致新的也许更恶劣但更加生气勃勃的“暴政”。这就是“解放的价值”！

 

 

（397）

 

暴政作为一种强大的压制力量，一方面是对过度放纵及腐败的膺惩（并非人为的有意，而是属于“历史报应”的范畴）；一方面也在为的新的反制力量即凝聚新的权力，准备必要的条件。例如，一种“解放”，若不带来新的压制与奴役，必定招致无穷的腐败与堕落。一种“好的解放”，本身就意味着“新的奴役”：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普遍的腐败与堕落，又只配招来更严酷的压制和奴役，作为报应──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归根结蒂，解放是奴役的前奏，奴役是解放的预演，“如此循环不已”。

 

“解放”是什么？是反制活动取得暂时成功的状态。而断言“权力是天下的首恶”，并非出于心理变态的嫉妒与诅咒，而是基于人的心理正常（“罪性”）的事实，即，忠实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发展权力，要需要消耗大量的反压制力量；而权力作为这样消极的活动，怎么能够使得创造的梦想，不化为泡影呢？

 

如此看来，权力的运用，不能不导致人的软弱、优柔及精神的败坏。一切世俗权力的罪恶，概出于此。甚至精神的权力，也没有不导致最终的腐败与丧德。

 

掌权者为什么不能长葆“权力的青春状态”？因为运用权力，就意味进入颓废、衰竭、毁灭的过程。哪怕这个权力是“受到监督”的！更何况，监督权力的权力本身，也存在极大的腐败机会，如法庭、媒体等等，都是寄生虫最为理想的去处。

 

 

（398）

 

权力的罪恶本质在于它给欲望的满足提供了条件和方便；从而使得生命本身下流而不是上游。生命形式，沦为权力和欲望的附庸。

 

传说中魏朝的太祖曹操曾说（其实是东晋的逆臣桓温的语录）：“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也许为后代小说家们提供一个解剖天下英雄内心世界的口实。但翻开历史书一看，几乎所有的一切豪杰都是这么干的。作家李宗吾将此总结为“厚黑学”，其实很多豪杰们也都是吃足了苦头然后才被锻炼得如此凶恶的，并非天性如此邪恶。而不遵循厚黑学原则的英雄，即使流芳百世，也被碎尸万段。如伟大的项羽，其流芳百世不过是对碎尸万段的安慰罢了。而凡是遵循厚黑学原则的人物，如厚颜无耻的刘邦，在他们的早期生涯中，大多是社会下层的社会渣滓。如那位喜欢自比模仿秦皇但却毫无帝王风度的苗汉混血的“湖南乡下知识青年”──后来为了让所有人和他一样无知，就封闭大学、涣散中学，让一两亿城市知识青年沦为“胡男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原本或许不失为仁慈的天性由于敏感的自卑心，而不再能忍受欺侮（“天下人负我”），终于反抗，导致“我负天下人”。

 

当然，这种人物常常嫉恶如仇，表现出更多的生命力─扩张欲。他们的善恶标准是与贪图蝇头小利的人民全然不同的：不是窃贼般的维持现状，而是强盗般的进取未来。他们的道德观，也不像黔首乞活们的道德观那样知足常乐，他们拒绝统治阶级的灌输培育──他们的道德超自他们的贪得无餍，穷凶极恶。他们甚至有本事把这种贪得无餍、穷凶极恶描写成良知良能，其强烈程度，足以使得任何习惯势力都无法扼杀它，于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契机，就从这活泼的良知中，发动了。

 

由于他们的自信及反省，他们的价值与常人无法相提并论。──一杆天平如何衡量两种性质的质地呢？

 

 

（399）

 

从压制与反制的观点看，惟独未经解放的妇女，才能养育伟大的儿子。

 

只因支配当代世界的风头人物们，多是出自“社会与文化意义的野鸡家庭”，所以，我们只能说，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不得不流为商女文化，它理应受到的是咒诅而不是祝福，它实际得到的是火的消毒而不是水的滋养……

 

尽管如此，我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承认高贵事物的存在，还是愿意保卫高贵的东西。哪怕这在目前看来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战斗。但是我们拒绝把一切都视为筹码。因为钱币不能购买良好的感觉。我们的这种态度，是对万恶的二十世纪末的商业风气的最好回答，但愿我们的回答，也是着商业主义没落长卷中的一道晨曦！

 

 

（400）

 

过度的商业主义泛滥，最后会招致神权政治的报应。作为报复这类颓废而出现的“神权国家”，也许不事生产。它本身，除了繁殖一个有效的祭司阶级外，仿佛无所事事。它的国在天上，在彼岸。而在现世，它仅仅剩下充分的寄生性。它的寄生性，像哈里发的宫廷和教皇的教廷，不足以刺激经济过程，反足以麻痹经济过程。但这种麻痹恰恰是过度泛滥的商业社会所需要的某种镇静剂──即世俗意义的涤罪剂。

 

道理简单：神权国家是文明之冬季的产物；它是继春季的嚣腾、夏季的繁盛、秋季的硕果累累而来的“收藏者”。它不需要繁殖、升华、收获──它仅仅需要贮存、冷冻，彻底的贮存和彻底的冷冻。就像几万年以前被巨大的意外天灾击杀的象群，其遗体迄今保留在新西伯利亚群岛的庞大冰原中。据说其肉的新鲜可以用来喂养拉雪橇的狗。死去的永恒。

 

也许有一天，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从解冻的遗体中提取其细胞，并复制已经绝种的古象。……这就是人类可以理解的永恒。

 

为了达到这一永恒，当然有必要提前──对曾经有效并且还将继续有效的因而势必继续生长和衰败腐烂的各种社会机能，提前实施必要的冻结，作为一个疗法或是一个“政策”。如此一来，保守将取代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将弥漫整个神权社会……

 

 

（401）

 

不管怎么说，一切人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学意义上是性质相似的，尽管，在体验意义、能量意义和社会意义方面又有截然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人，对生存状态的自信，也是远远不同的。尽管任何一位哲学家，在本性上可能与奴隶主或独裁者相去无几（尽管他们的专业表达是如此异样）──伟大哲学家的气质多是武断的、概括的、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观念，多是产自人们现在称之为“奴隶社会”的那些个主人集团时代。

 

现代人，奉行个体主义观念，只希望享受自己的一生，不想为更壮烈的生命作出贡献（就这词的最古老血腥祭祀的意义而言），人们不再理解“种族的真理”，不再考虑“生命的精髓在于受苦”。而原来，人的高贵天性中事先就潜伏在这些“先验知识”中──只是现在，已经被现代人丧失了“廉耻”（就这词的中性意义而言）的“理智”，给压制了下去！

 

 

（402）

 

受苦──这是形成“结构”的前提。陶冶、锻炼、琢磨，都要经过此类受苦的过程。“怪物”并非“不成器”，而是成了别的器物（结构），别的就是“怪”的。

 

许多陶冶、锻炼、琢磨，并非人为的，更非预谋的。它们往往是自然的、偶发的。但对借以形成的那器、那结构、那存在来说，这种偶发的自然却是命运，或命运的见证。从这意义说，教育当然是巨大的压制。它有意识、有系统、有步骤地向人施加压力，以陶冶、锻炼、琢磨的形式，造就新人，也就是造就受压扭曲后重新定型甚至重新定义的人。

 

 

（403）

 

“社会生物学”的兴起，表明人们已对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使他与蚂蚁、蜜蜂等社会性昆虫，与狼群与羊群等社会性哺乳类，具有文化上的不同。人优于动物的，不仅在于他的社会性，而且在于他的个性，在于其个性中存有的“高级社会性”。

 

社会性，作为压制力量，要求个人克制他的“小生物性”，以服从社会的“大生物性”。于是，个人的生物就作为一种反制力量而开始崭露头角了──他要求社会对他这一个体，作出适度的让步，并在法律上保障他某种程度的“自由”。他多么珍爱这种权利！为了保护这种个性的权利，他有时不惜死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404）

 

解脱论之一：

 

少数人的自杀，有时为人格的完美，有时为事业的荣耀。多数人的自杀，有时为进入梦想的天国乐土（这是对有神论或彼岸论者而言），有时仅仅是寻求一种最简便、最彻底的“解脱”（这是对无神论或现世论者而言）──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了百了”，是从尘世苦难中的彻底解放。尽管死后是一片虚空和无边寂寞（“死后原知万事空”──没有天国乐土），也没有天国的另一极端（“马克思奇迹”）可以朝拜；但他们还要去寻求这虚无寂寞，因为实实在在的苦难和严峻冷酷的生活，太折磨人，哪里让人受得了？宁愿追寻空无一物的死亡！他们多么明澈，清楚知道：任何悠久的事业，都和他们短暂的生命一样有其尽头，“长此以往的光荣”只是骗人的理论，甚至烈士的死亡也无助任何事业的兴旺发达，因为烈士的血，总是白流的，只能达到始料不及的可悲目标。“歪打正着”很少成为世界的真实，正打，倒是往往歪着。

 

生活的逃避者们还是想死。死对他们并不沉重，几乎是轻松的旅行。重如泰山的死亡，反而经常使人堕入地狱；轻如鸿毛的死亡，才能更加容易使人升入天堂？并不是任何死亡都能走向真的解脱，哪怕仅仅是“走向解脱的里程碑”。

 

人死之后，诚然可以摆脱心理上的压制、社会上的压制抑甚至生物上的压制……但是，物理上的压制却是任何死亡也摆脱不了的！哪怕是无神论者的死亡！那里，永恒的“力之压迫与力之反抗”，并不能使死者安息──轻松自如，空灵失重，有如解脱。而空灵失重的解脱状态，其实只在活人的思想中。

 

认定死亡（甚至包括了自杀），必定可获解脱，其实是十足的迷信。其愚蠢程度，正如流俗认为“涅槃”是“死”的别名。其实，“涅槃”并非“圆寂”，“涅槃”是活着但又彻底摆脱了生之负累的那个境界。“终极的解脱”也是如此，要么不可能，要么是心境，并非物理手段、生物手段可以获得。社会手段，更无奈其何，只能望洋兴叹。

 

心的解脱，是一个解放了的心灵面对沉浊混乱的世界时，油然升起的大喜悦。这喜悦的前提，是无我至少是“超然时无我”的，否则人如何能够获得“不招致痛苦的喜悦”？

 

 

（405）

 

解脱论之二：

 

犯罪，有时为谋财害命，攫得“不义的身外之物”；有时却为求得一个“可望不可即的解脱”……然而越追求解脱，就陷得越深。这样，犯罪动因就有两种，一种偏重社会的功利性，一种偏重心理的功利性。对付偏重于社会性的罪犯，可以通过改变其环境来改变他；对付偏重于心理性的罪犯，则难以救药。但现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却倾向于宽赦社会性的（刑事）罪犯，而严惩心理性的（思想）罪犯，真是不可思议的南辕北辙。这种惩罚的理论依据，是认为心理要素比社会要素更深一层，所以思想犯比刑事犯更加难以改造，因此必须给与更为严的打击，要防止“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虽然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对同样或近似的挑战，具有不同的感受及差别的反应，但是心理要素，怎能不通过社会心理发挥作用？对罪犯区别对待，本是社会理解上的一个致命错误。而根据“犯罪性质”来施加刑罚，则是法律构想上的一个致命错误。二者同样陷入简单化、程序化。这错误起源于如此原始和古老的判断：根据表象来推断性质，根据行为来推断动机。这幼稚的判断，深深支配人的历史，甚至影响今天的思想和行动，直到每个人头上，这不能不说是“最深刻的生物性悲剧”──因为谁能洞察人心呢？最多是以己度人。

 

这悲剧重复演出永远雷同的曲目：“近似的现象，必有近似的性质；近似的行为，必有近似的动最深刻意义的罪犯，为解脱其生存的根本苦恼而进行犯罪。”这是不可能改造的罪犯，即使他们的罪行不大。而那些为一时冲动所感，或仅为摆脱外在的生存困难而犯罪的罪犯，则是可以改造的小罪犯，即使他们的罪行看起来很大。因为这些“大罪行”的发生，带有相当偶然的社会性；而那些“小罪行”的发生，却由于必然的心理性。在生活中，我们就会碰上一些其实并不愁衣食的小偷小摸，他们的劣迹，纯属其天性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会碰上某些铤而走险的善良人，他们的罪行迫于无奈。

 

耶稣说，心里动了淫念的人，和实际上犯了奸淫的人，相去无几。──这话似乎出自一个过分的宗教狂热份子之口，很难被法学家们认真接受，即使是宗教裁判所里的法学家，要以这话来鉴别罪犯也是十分困难的，要以这话给人定罪，在任何社会都行不通。

 

但这句话，却包含很大的智慧。其智慧在于它的“中介性”。在心理学家看来，根本的东西并非“淫行”，而是“淫念”。在心理学意义上可以认为，一个人即使未犯“奸淫”，口中也没有邪恶；但若他心存淫念，那么他就是一个未露声色的淫邪之徒。相反，一个人即使行为不轨，到处伤风败俗；但如果他并不带有“淫念”，而是根据社会习俗和赤诚童心去这么干的，那他就可以得到宽恕，甚至鼓励。特别是当他因此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之后。所以，人们不会批判动物行淫，甚至不会描述动物淫荡，因为动物的性行为无法用“淫”这个心理学概念去说。

 

上述分析，不仅对澄清“哲学问题”至关重要；也对认识生活、处理生活（其中当然也包括法理学问题），必不可少。

 

有的人之所以犯罪，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实物，而是爱好犯罪活动本身。犯罪感夹杂着富于刺激性的冒险情趣，使他们的心变得生趣盎然，他们以犯罪活动所固有的神秘色彩，为人生寻求解脱的道路。他们梦想，冒险中可以带来解脱。因此历史上许多汪洋大盗，探险家、征服者、政权创立者──都在这心理机制的驱遣下，投入他们的疯狂生涯。

 

然而，犯罪其实无助于实现解脱。许多成王败寇，在其过度行为所招来的报应中，越陷越深，最后是毁灭，而非解脱。即使他没有遭到“恶报”，也并不等于“解脱”了。因为他既然迷恋于某种刺激、陶醉于某种状态并依赖于某种“成就”──那就是尚未解脱的标志。

 

 

（406）

 

解脱论之三：

 

有意识的“解脱”都失败了。现在，无意识的“尽性”将被奉为唯一的解脱、至高的德音。

 

“各人偏行己路”──有什么不好？

 

各种极端行为、各类偏颇思想──总会在宇宙的无限运化中，奇妙中和，并成全社会意义的大和谐。和谐不是单调的同一，而是不同存在的共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不合世俗对“和谐”的误解，即以为和谐就是沆瀣一气。但沆瀣一气是“同”，而不是“和”。

 

和谐，是难得的瑰宝。世俗不知怎样寻觅它──和谐其实不在别处，正在“尽性”的天机中。

 

 

（407）

 

尽性，是尽真实的天性，而不是追求畸形变态的欲望。欲望本不炽烈，是过度的压制，使欲望变得激越而疯狂。欲望并不与天性等同，是社会，为了那颇可置疑的冷酷需要，将人性的天然需要一笔勾销──至少也强迫其改变形态、改变方向……于是，“天性”被无情扭曲，套上层层马辔，任凭别人的意志纵横驰骋。

 

这种“纵横驰骋那横遭扭曲的天性”虽然司空见惯，但却根本不是尽性，而只是“尽其非我之性”，是“尽他人之兴”。而真正的尽性，却是走向“尽我天性”的历程。在这天路历程上，有动人的瑰宝和无常的幸运。它一反人为的僵硬习惯；它破除千年的阴森戒律。

 

 

（408）

 

尽性，不是矫情的造作，而是纯朴的流露。要珍视这流露，要存养这流露，要为这真实的流露而拼命，并以这流露为生活的航标。让天性来陪伴你度过暗淡的岁月！

 

无论是宋明先生、汉唐佛徒，还是魏晋名士、先秦诸子──都把“尽性”狭隘化甚至道德化了。例如，他们假定有某种普遍而共同的“天性”存在，而且分布在每个人的身上、心中，区别只在强烈程度和自觉程度。但其实这是误解，因为人们的天性，实在不同。我们因此要从对“性”、对“性命”、对“尽性”的传统误解中，解放出来。我们要掸去它们不幸沾上的各个时代的道德积尘，以复原它的力学面目。

 

──“性”，是反压制力的人性形态。“性”，超乎善恶之际与正负之分，而仅仅是力学形态。纯朴未凿的天性之光，是睥睨善恶之区分的。光，自然照亮他所面临的大千世界，没有虚伪矫情，没有善意强制，没有一切促其暗淡甚或泯灭的盟邦。

 

 

（409）

 

最彻底的压制，是精神上的压制，而不是权力的诱惑，不是性的吸引，甚至不是对各种次等快乐的饥渴……例如，恐怖而残酷的处罚，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激发对于死亡的畏惧。这种心理自古以来就一直袭击心灵，甚至渗透一切，以变形的方式，在其它领域逼使人们日渐疯狂。所以人的充实，只能靠战斗的紧张与麻痹来实现。结果，只有在战斗、征服、胜利的狂欢中，才能减轻死亡阴影的压迫……

 

 

（410）

 

即使没有“无不善论”的揭示，各色人等其实也是在按着各自的天性去生活的。须知通常的道德教诲、合理设计，罕见改变一个人的道路。除非他的心思，已预先埋下改变的种子。如果一个人的天性注定他要犯罪，并成为死刑的囚徒，甚或成为一个窃国大盗，那么仍旧允许他按照自己的可耻天性去勇往直前吧──历史可能恰恰需要这一“绝对值”！甚至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力量，也需要区区死刑犯所制造的骚乱，来打破急需打破的压制……

 

嗨！“无不善论”哪会导致额外的不幸？无不善论，岂不正如一切理论（包括影响最大的理论），不能凭藉自身力量改变什么现实──除非它恰如其分地预示了易化的走势，从而引导人们误把易化的力量，认为是理论的“精神力量”。

 

无不善论所能做的一切，亦不过还万物以较少蒙蔽的原型；并告诉我们一个较为可靠的准则：按照你自己的精神去渴求去生活，而不必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权威。一切外在权威，都远远不及──那造成你天性如此这般的超级权威，来得伟大，来得至高，那一切权威之母。

 

 

。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