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明确提出自由意志的，是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基督教是一神教。既然只有一位神，而它又是全能的、全善的，那么世界上的“恶”从何而来呢？正是基于这一问题，奥古斯丁提出，上帝赋予人以自由意志，于是人既可行善，亦可作恶。这就是恶的由来。自那以后，自由意志一直成为神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凸显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荣耀、高贵在于他有自由意志。
但是近代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却对这种自由意志说提出质疑。在休谟看来，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其动机的驱使。休谟认为，也许“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心内有一种自由；但是一个旁观者通常能够从我们的动机和性格推断我们的行动”。人若真有自由意志，他的行为完全是随兴所至，喜怒无常，与其动机、性格等毫无关联，那么，他就没有必要成为处罚或奖赏的对象，因为他无须对此负责；只有当人的行为受其天性、处境、动机等因素的制约，法律的制裁或道德的约束才有意义，因为它们具有一种惩戒作用。
至于我自己，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原名《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曾有十二段文字这样讨论自由意志：
（1）
被心与物的两面所支配的人，总是矛盾百出的，结果导致自己的支离破碎。人的一生，不但在环境的种种压迫缝隙里求生存，往往也在自己内心的矛盾丛中（在自己纷纭缭乱的意念中）讨生活。所以，有时候一个“偶然的因素”或事件（就在人生的历程中起决定的影响，并且）比之“必然要素”──更富于启示性，更能“体现命运的精髓”。
这样的生命是被命运摆布的一叶孤帆！尽管努力保持自己的航向，却不会挑选最艰难最危险的航道走，因为这将使成功的希望变得更为渺茫。这样的“选择”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哪里，哪里。
这样的人是不由自主的，一切关于自由意志的学说，早已在我们心中还原为初始的神话。而且，它还将伴随个人主义精神的历史性衰退，而发生世界性的破产。无疑的，个人主义的精神潮流，既使得现代社会取得了触目惊心的扩张，也使其日益沦入难以解脱的泥淖……兴于斯者必亡于斯──仿佛命运的精髓、历史的报应，在无数问题上向我们如是显示。
而“东方哲学”则有一个不可摆脱的基础：宿命论。若无宿命论作为至高的安魂曲，谁愿意为了一些“空洞的观念”去压抑甚或损伤感官的快乐和基于这种快乐的“理性判断”呢？
如果说，人在宿命的阴影下依然可以保留一线希望的话（仿佛一片黑暗中的属灵眼光），那么，我们现在希望梦幻盘踞的心灵，也可以让重负者好像在梦中遨游那样轻盈……这也就是创念的良辰！仿佛从无线电不期然传来一首心爱的乐曲，潜意识的浪潮也突然滚滚而出，充满陶醉！生活与梦想，合而为一！
意识和无意识的和谐无间──诚然不失为诱人的理想（称之为“理想”，实际指出其不可能）。然而，这种和谐无间，不可能以无止境让步而取得。恰恰相反，意识与无意识的和谐，是以无意识对意识的不断征讨和意识对无意识的不断伪装这样的双向运动，来构成的。现代人终于认识到无意识的大力，远远胜过人们一向自诩的意识。这不是说，意识鉴于自己的无力必须向无意识让步；相反，这表明意识必须不间断地向无意识进攻，以便达到妥协。
文明的发展，使得意识在生活中的地位愈来愈显赫，它占有、支配的活动范围不断增加。有人希望意识有一天会支配人的全部生活（哪怕在深深的梦中）──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那时，人们没有了梦想，没有爱情，只有功利的算计。……事实上，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意识无论怎样强大，始终不过是欲望的仆人；而欲望的势力即使日渐局促，依然不失为人体的主人。因为意识所要达到的目标，说到底都是工具性的（为欲望服务）。意识统治一切？不。无非是提高了“意识为欲望服务的效率”罢了。
（2）
梦幻、乌托邦的实际功能，即在于此，而不在于“真的实现了乌托邦”。所以天才人物“改造人类”的努力，与人类改造动物、生物的努力一样，最后达到的只能是“始料不及”的后果，结果是使笃信他们并奉这些幽灵如神明的追随者们，深感愕然！错不在天才，而在追随者的盲从！阴错阳差里，暗寓神奇，激励人的“能动”，来实现巧夺天工的定数。这样的人力岂不也是更高的自然！这样的人力，其实是自然力的分化。
天才人物对人类的“改造”、人类对生物界的“主宰”，也是“自然自身演变的力量”。天才的自由意志怎么可以随便塑造的人类命运呢？天才的愿望及观念，可算宇宙自身的运动，尽管并不是物质化的那一部分（他们是“物质世界的晨光曲”）。
如此灵性的人，当然不同于求食的人──
灵性的人的意识，一旦从贪食求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就开始被类似冲浪感的创造冲动所支配。
“灵”的意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诞生了！
不但验之于个人如此；即使验之于其他类人，也莫非如此。多数类人，之所以终生碌碌于暗淡的生命地狱而永无超生之望，就是因为无力摆脱贪食、求偶的枷锁。任何类人，只要一旦摆脱了这一枷锁，立即开始一种个人的生活，这就是黄庭坚所说“士可百般，唯不可俗”的真义所在！“不俗”，就是摆脱了这一枷锁；而当代特别流行的“媚俗”，就是为了贪食、求偶而不择手段的大众趣味。
故，论人是否“俗”只有看他是否与贪食、求偶的大众趣味，保持必要的距离……
就在此时，小孤山的奇影，映入天才的眼帘……奇峰孤独地耸矗，宛如一个孤傲而不知屈服的怪桀！
让我们永远记住你的影子，那与你相对的彭泽！以及你们在这深刻的对比中，所播扬的风度！
“地球已老了！山陵已经开始夷平，平原愈来愈大地蔓延扩张……总有一天，地球一片平川，有险峻，没有沟壑，只有令人生厌的平平坦坦！
当汽车沿着黄山崎岖的公路奔驰时，我们四周的景象是：循环中有新颖，新颖中有循环！是的，地球进入同一地质与同一气候的历史周期，已经过于持久。从这意义说，地球确实老了。一个新的地质及气候周期将来临，不但深刻改革地壳，也在根本上改革地球的一切附庸。对于地球而言，高山深海、江河裂壑，才是常态。如平原，反而是变态。为什么？因为平原的形成只有两种可能：
A，江河雨水的冲积；
B，人工的改造。
它的“变态”在于，这不是自然的真面！而且，这只是在间歇中。这种改变，终将被革命性的沧桑剧变，取而代之。
人类是什么？不过是在两个地质周期及气候革命的夹缝间，偶然发生的生命现象罢了。人的文明，也无一不与地质及气候的巨变息息相关；人的文明，与其说是这过程的“主人”，甚至如普鲁士人与波兰人混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的“地球的主人”，毋宁说是这一过程的“产品”。
可怜的人类，不过是在大自然的缝隙中，辛勤求食的两脚动物、贪得无厌的无毛野兽。而有些人种，却自诩为“金发碧眼的野兽”，就是《明史》所谓的“红毛番”。如果一个新的地质或气候的剧变来临，这种旧时代的宠物即使凶恶，又将何以应之？西方的没落。哀哉！过时的人类，恐龙先生在新的末日的代表，还能自高自大？！
（3）
“权力”倾向于“肯定”，哪怕是欺诈式的肯定。“权力”肯定了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而这一切东西却终不免是归于否定的。其之所以是否定的，就在于它们并不像“权力”的占有者所昭示的那样积极，而是极为消极的腐蚀性存在。除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消极，都是“阴”。只有创造才积极，才是“阳”。
“权力与创造不共戴天。”应当广义地理解这句话。我不否认权力也有创造的潜能，但这只是巧合而已，是创造性导致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导致了创造性。成功的权力，只会削弱创造力，使创造力从非创造的孔道中发泄出去。有时，权力刺激也会促使创造力高涨，但权力刺激不可过大，过大反而磨灭了创造的冲动。尽管权力催化了创造潜能，但创造的高涨不是产自权力。人的本能总是千方百计用权力以求纵欲，所以权力对他们意味着灾难，“德行”与“权力”在他们身上是对立的。权力越重的人，道德越败坏，只有深受压制者，才成为“有德之士”。
如果暂时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有兴趣找一点更直捷、更切实的“原因”时，便不难发现：由于科学的进展，人们干预自然进程的权力也相应加强了；由于“群众时代”的到来，人们干预社会进程的权力也得以强化──但结果又如何呢？心的嗜欲越来越强，人间冲突越演越烈，上述两种权力的强化，到头来都灌注到野心中，使之无比膨胀起来。于是，运用权力来“享受人生”，而不是“追求人生后面的虚无”（如“彼岸”），就成为人生唯一的目标及内容。
中人和下愚都有创造潜能，但没有艺术情趣，没有重视游戏轻视功利的贵族天性，他们的潜能最终都没有发挥出来。不会创造的人们认定创造比争权，太是隔靴搔痒了！这些感官动物视创造为逃避现实，为“懦夫本色”。这些感官颠倒的动物哪里能够理解“行为场所的转移”这样意义重大的母题？他们哪里懂得，权力无非来自先前的创造；权力只是对于创造的消极报酬？
针对自我的权力也即“行使自己的天赋权利”，俗话说就是“享有”。“享有”还可以细分为“肉体的快感”和“精神的陶醉”两种。享有作为“报酬”，其目的是使动物的生活更有兴致。除此之外，享有只是消极的，没有更多的积极动能。尤其有害的是，很少有人能抗拒享有的腐蚀。
如果说，对自然的权力，有助于减轻自然界的压力；对社会的权力，有助于减轻同类的压力；那么享有作为“消除自我压力”的方式，作为规避种种戒律的途径，显然更受青睐。对享有的限制就形成了所谓戒律。戒律的目的在于控制“无谓的精力浪费”，以控制享有带来的解放感、自由感、扩张感以及种种快意的宣泄；只是，这对生命很可能有害，因为这些权力的后果都是消费性的，原始性格十分顽强。
在上述三种权力形态的关系中，对同类的权力欲，助长了对于自我的权力欲；而对自然界的权力欲，又助长了控制同类的权力欲。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更多不是在“探索自然的奥秘”下助长起来的，而在“力求控制同类的权力”中诞生，如多数时代的科学发展，都是以军事工业为杠杆而勃起的。技术的发明，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之类的抽象目标，而是为了反抗同类的压迫，它体现为“竞争”或“弱肉强食”。所以，科学的迅速发展，总是与分崩离析的乱世，一起来临。而技术发展则反过来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又推动社会的无情“进步”，这种进步永远是与人的不幸福状态紧密相连的。最后直到技术发展导致环境破坏，迫使技术发展本身不得不停滞或减缓下来。只有等到社会萧条、文明解体之后，上述不平衡状态得以减轻，社会的重新统一，再度成为可能。所以，“社会政治方面的统一”（“思想统一”、“宗教统一”，只是其副产品），经常都是技术与科学发展、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致命伤。幸好，这些统一还是与动物庄园里的幸福，紧密相连的。
权力首先体现为，权力行为对创造行为的腐蚀；其次体现为，权力行为对生命健康的戕害。权力既然如此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是否应该受到必要的谴责？
不必了。人的思虑其实并不能够“改变”什么。“自由意志”耍枪弄棍的余地其实是很小的。一切由意志促成的改变，细细考察下来很多不过是前定的，而且是前定于意志之外的动因动能……人的思虑、意志，甚至天才的潜意识，都只是山雨欲来之前的微风，至多不过是信风或是“王风”罢了，哪里可能是真正的动因呢。我们在此并不指责权力，只是陈述它的始末、揭示它本来面目。
（4）
人、文化、社会、灵性之花，这是从浑沌的沉沦趋势中升起的革命之象。但作为对抗压制的反击形式，它们本身却又是极不稳定的。
它们各自都有一篇悲哀的故事，各自都有一大厚本──满载浮沉、兴替、荣辱、休咎、忧戚、悲喜的“珍藏的浪漫史”。
社会，有“社会的浑沌期”。
文化，有“文化的浑沌期”。
人，有“人的浑沌期”──甚至伟人和天才，也不能尽尽免于此运。区别仅仅在于，“浑沌期”与“开化期”的比例及其深度有所不同。
而“精神之化”，也有它浑沌蒙尘的难言时分。
“自由的象征”，也不能与浑沌一刀两断，不复往来──何况其它呢！自由，永远都是奴役的派生物……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反击之子”。它，像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又称为“人子”一样，也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
在古代中国人的灵性思想中，常用“道”来描述他们对浑沌的逆向感受和认知。而他们也深深知道，“道”是讲不清、说不明的。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正如浑沌之只可间接感受而不可直接目睹一样；“道”，也是人们试图分析浑沌的哲学努力。尽管经常是徒劳无效的。
浑沌，只在人的视野和人的意义上，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和“灵性之花”的意义上，才是业已打破并被消灭了的。
浑沌不会真正死亡。“浑沌之死”只是庄子那光怪陆离、自相矛盾的寓言之一个特例。浑沌本没有生命，所以谈不上死亡。
浑沌，本来就是最彻底的死寂状态──它既然不会“亡故”，又怎么可能“诞生”呢？
但是它永远潜伏着，像是无耻的不知疲倦的阴谋家。它从人类的视野里远远逃开去。它阴郁无声地绵延着，它不哭不笑、不喜不悲，既不奋进，也不期待……但它在实际上，是永远等待着：在它下面发生着的和骚动着的一切生命与文明──终于平息。复归于它缄默无声、死气沉沉的伟大宁静中。
这宁静，不是大爆炸前夕的沉寂。而是某种更深刻、更不可转换的回归。天才而短命的哲人王弼（226──249年）对此有透彻的洞识，他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
（5）
压制──反压制，反压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就是这个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因为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
人们渴望压制尤其是追寻适当的压制，以逃避生命史中的沉闷无聊（人生中的浑沌状态……）。这时，他们称压制为“刺激”、为“调味品”、为“新事物”。如果，缺乏压制，人们甚至人为地制造压制与纠葛，以劈开人生的浑沌状态，以废弃那困扰人生的超然大朴。
人又逃避压制。特别是当压制超过了他们的内在需要，难以忍受……他们称这压制为打击、迫害、倒运……
可怜的人们！
其实，沉闷无聊的生存才是最大的压制。没有外来的压制，内在的反压制将成为一种同样致命或更为致命的压制。没有刺激，缺乏周折、全无“外来干涉”的生活，却弥漫着看不见、摸不着、想不到的折磨与虐杀……这才是最阴沉的地狱。
这是“自由自在”的地狱──你丧失生命的目标。
这是“自由意志”的坟墓──你无从做出选择。
人类感觉网络上的无数缺漏，致使人们感到有无数个“压制点”存在。人们各感官的分层感受，把同一的压制分解为无数个“压制点”。与此相对应，人，就生出了形形色色、互相分离的“反压制点”……以保卫自己的生存。
反压制点针对压制点而发，它力求使主体与环境达成一项更有利的平衡。不论在他者看来，这一平衡显得多么奇怪而不近情理，他自己却很清楚反压制的潜在功利性。当这奇妙的平衡一且失去，紊乱感与危机感就即行弥漫世界。为此，人就必须重新出发去反抗方成的压制……
说穿了，人的一生不是都在寻求这“点”之间的平衡吗？人的一切活动，都可归诸这一永无止境的努力。“止于至善”，只能是一种幻丽的遐想。因为，人那染满了悲剧色彩和崇高风格的生命流程，总也寻不到这平衡枢机之所在。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与他们互相需要的迫切程度成正比。当然，还要加上前此的需要程度所遗留下的“历史影响”。人对外物的爱慕程度，也以那一外物对此时此地的此在者的具体价值而变化。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有一点依然被人忽略：种种需要，起源于压制与反压制的互相作用；这种需要对人构成新的压制，并势必引发人们新的反压制表现。
人心，甚至人的身体，有一种奇妙的“反动性质”。平日里相好甚笃的两人，一旦反目时，仇恨也越深。他们说：“不是爱就是恨……”爱和恨，实际上都是一种“心力”，压制力或反压制力。对一物的爱好与依赖越深切，一旦屏弃时，也就越是深恶痛绝。“上当了，上当了！”──强大的惰性，需要强大的反惰性才能予以克服。所以俗话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任何“吸引力”都是一种变相的压制力。外来的吸引力，对一个人的自我，往往意味着无情而苦痛的离心力，它诱使人，使他脱离他的本然状态和天生轨道，尽管带给些“甜头”与“补偿”，作为诱饵和“交换条件”。这样，就更使他在这美好的“吸引力”下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了。这时，压制作用发挥到最佳程度。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和物我的平衡，他不得不抗拒那戴着吸引力或诱惑力之面具的压制力，免得被它消融掉。这种抗拒是苦涩的，因为它必须先和“自己对魅力的需要”展开战斗。所以《老子》推崇“自胜者强”。征服者，必须首先完成自我征服！否则，这就构成了“罪恶感”的起源。人，察觉了自己的软弱。可是他又不得不向自己的软弱一再屈服。他厌恶这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妥协，于是便痛感自己是有“罪”的。为了涤除这罪恶感，他使乞灵于灵性宗教的秘仪，甚至乞灵于拜物宗教所崇拜的残暴神祇。
（6）
社会中的个体，有如社会有机体中的器官。在社会中，各个体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占据着相对稳定的位置。随着这种关系的展开，紧张状态产生了：人这种社会器官，恰恰是会思考的。不仅思考，他更乐于开展独立的行动，这也是人的群体不同于其它生物（蚂蚁、蜜蜂群体，的地方它必须驾驭一大群具有“自由意志”的细胞。个人的意识、意志、意念，对社会仅仅是个离心力？不然。从更广泛的角度整合考察，社会向心力的源泉不是别的，恰恰也是个人的主体力量：是个人赋予社会以超越个人的气质。是强大得足以超我的个体，把自己的热，投诸群体，使之作为一个有机的结构，进行连续运转。
一般地说，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反压制的社会，是相应建立在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至埃及马木图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
社会制度的伟大艺术，在于如何善用个性的力，以合成社会的力；在于将个性的原始冲动转换成文明的光束。为此，各种社会制度都设置了各种（显形或隐形的）等级存在，以节制个性与个性之间的冲突，并控制个性向社会的挑战。各种层次的、各种装饰的、各种颜色的等级秩序，成为社会结构的“本质”，即“支撑”的力量。有理由认为，创造了社会结构的内在空间的，是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反时间式努力。不是僵化的等级差别（社会反差力量的制度化形式），是社会效率和文化活性的坚定保证。
群体，曾是人的反压制的重要方式。正如群体所产生的文化，也是反压制的分泌物。《圣经》中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许下金口玉言，让他的子孙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多”。古代的原始群落是生殖机能十分健旺的群体，他们以极高的繁殖率，去代偿极高的死亡率：那是由艰辛的生活和缺医少药带来的必须。人口众多在远古之梦和现代的不景气中，为什么会成为一种财富，甚至升格为一个理想：而不是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累赘、一种无可回避的恶梦？很简单，繁衍众多的人口，曾是人类群体反抗压制、自我延续的重要途径。环绕这一传统有效的方式而建立的种种理想，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追逐着人体的热气，渴望从中收集抵抗环境压力的能量。尽管在一个现代的心灵看来，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如此微不足道，而它的成本却未免太高现代人对外在压力已经获得了被称为“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反应方式，而这是比人口的增殖选为节能的反击方式。
人口的密度具有典型的含义：一方面，密度大，则抵抗力相对而强。这条规律在越古老的时代越有效。在现代，并不是这条规律的内在含义失效，只是外在效果变了：机器的力量取代了原始的人力。故多余的人力、失业的人口，反而成为负担，造成社会的拥挤与不安。另方面，密度大，则比重大而内压增强。所以我们只须稍稍翻阅一下历史与地理的经纬相织出来的人类群体之图
（6）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浑沌象无底洞，吸引万物、诱惑万物，消磨世界、吞没世界。具象之为具象，在于它的原始状态极力从浑沌中挣脱出来，独立为力体。尽管“挣脱”之一如“反压制─升华”，不是真正的“主动”，但毕竟近乎“自由意志”是一种貌似主动的被动态，一种迫于压力的应战。在世俗的见地里，凡是应战，就是主动行为；凡是意志，都是本性自由的。人们哪里知道──应战都是有所针对，它抵御明里或暗地的挑战。而“意志”与“自由”，在语义上则是全然相反的：“意志”导致了“自由”的固滞与完结（选择某一而排除其它），因此“意志”是取消自由（即其余选择）的行为。“自由意志”这一词组，象当代意识中的许多概念，是个十分真切的“矛与盾”的组合。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如果我们有能力“挣脱”科学（这也是一个“场”，一种压制，一条无底洞）加诸我们的程式，就发现“挣脱”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我们受到某种更深刻的神秘力的驱使，从诸多世俗文明的规范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我们就不仅完成了一种运动，而且缔造了一个新我。这其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他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只有“这种角度的挣脱”或“那种角度的挣脱”……没有全方位的挣脱。正如没有自由的意志。生活与宇宙对我们就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撇开了特定的“场的作用”──“挣脱”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可能？要知道，对一个场的挣脱，就是对另个场的趋附啊。“挣脱”只能就其从普遍的“场的作用”之“此形态”向“异形态”的游移、转换而言。故《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挣脱”作为反压制的“升华”力量的物理形式，其心理上的启示是“自由”，其行动上的收益是“创造”，而其“终极价值”在于，全方位的挣脱（自由的意志、独立的反压制、自在的升华等等）虽是一个极端而无稽的幻想，但挣脱一分就表明了力量存在的一分；故挣脱了十分就含有十分的价值。绝对的价值正孕于挣脱本身，它是“无量的”，即无视数量的正与负。
问题不在于“是否挣脱了”也不在于“挣脱了多少”，“挣脱了多久”……等等，而在于是否“正在挣脱”。人，是一种相对的动物；尽管他因此渴望绝对，但绝对是虚无的，是高级而细腻的幻念。我们生活者，也许正在无意识中“走向绝对”即走向自己无法把握的归宿。怀着热情，走在冷漠的宇宙中。
我们挣脱到什么地步──正如反压制和升华的水平和力度，达到了何种高度和强度──就算把握着终极性的“胜利”已经抵达了那一地步，因为真正的、不消失的胜利，纯属子虚。暂时的胜利与终极性胜利的区别，仅在于后来的“影响如何”，而这一点，几乎无法预测。
（7）
万物和宇宙一样，面对着摆脱不掉的“压制”，挽回不了的“沉沦”，以及无所不在的“场的作用”的驱迫撕裂。而人类看见、听见、感到的各种“反压制”、“升华”、“挣脱”运动……并不是空虚的。这是真正的实在。诗人们说：“人生如泡影。”但还有什么存在比泡影更为实在呢？实在，并不因其转瞬即逝而失去实在性。否则，还有什么实存？即便是人类视为“天地万物”的星球，在大时间的跨度中也会转瞬即逝，它的实在又岂能不是“空虚”的！宇宙爆炸的假说告诉人们，大爆炸中心的一分钟，迅速膨胀为各星系上的亿万年。因此，奇怪的事发生了：宇宙的核心部分比它的边缘还要空虚！
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古人只有极小的进步。面对古希腊人和欧洲人称之为“宿命”与“命运”，佛教徒称为“大劫”的那个不可描述者，绝望终于使人看见了一线生机──泡影式的胜利虽然可怜，但毕竟是可以展示我们生命力的唯一物证！仅此而已！无方向的挣脱、消解了压制的反压制、逆转了沉沦的升华……都不可能。但生命却找到了他有限（如方向、反应、需要等等）的形式！这就是终极的美。
是反压制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不断再创着明天的世界。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生物学上的逆反力量、社会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心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以及最终的、我们本能和生存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催化了我们感知着的各层各面各体各相的大千世界。
把反压制力视为空间结构、有机结构、或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破坏者，那是颠倒的理解。耶稣是破坏者还是再生者？释迦牟尼呢？秦始皇或凯撒呢？他们是社会意义或世俗意义上的破坏者，但又是历史意义或神圣意义上的再生者？不错，他们是侵伐了“过去”，但他们又何尝未曾开启“未来”？反击压制的创造能量正在支持着空间，反击力量因此是“空间之父”。正如压制力量是为“时间之母”。
时间，是压制的使者。
宇宙间四处泛滥的压制与逆反、沉沦与升华、吸引与排斥无疑是真实的。我们凭借自已的体验，每天都在验证这一事实。但如若要在现代科学的实验范畴内检验它并解开它对我们生活的启示，则不免陷入曲士的乐观。这种乐观混淆了两个世界的界线，借用耶稣的话说，它们──分别是“上帝”与“凯撒”。但我们的上帝与凯撒也许不同于耶稣所说的上帝与凯撒。如果说，现代科学已被虔诚的博士们（其世俗作用相当于古代的修士们？）奉为新的可以证明的上帝，那么，用本能和生活（而不是理性与科学）一再证明的原理（压制与逆反），就是新的正在行动的凯撒，当然，这是一个像一切凯撒一样的、追求胜利的凯撒。
（8）
历史过程受到个体和人类意志的影响乃至“决定”。社会是“历史熟透了的果子”，这个果子恰恰是由活人的意志参与创造的。它落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说明人类意志是历史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再造者。谁说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的结局”当然会和参与者、再造者们的原始意图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最后的结局”已经受到其他意志的影响。
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都来看看这个简单的事实吧！它像闷夏里的瓢泼大雨──低落的或高昂的情绪，都能从中得到快意的凉爽！创造了过程的，就是胜利者，不论他在世俗的眼中显得怎样。“定论”，只是胜利者的昙花。而我们正在参与创造的一切，又何尝不给未来的历史过程以各形各色的“决定”？并赐予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以一种新的风貌、奇的风格？
人类的肉体和心理的适应能力都堪称杰出。只是在此前提下，他才可能步入创造的苍穹。但谁曾注意到，在人逐渐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也逐渐习惯于失去自由。人变得越来越依赖他所创造的文明。这真是一个讽刺！──人的“自由意志”越来越少地从把握环境入手，而更热衷于倾向在新的奴役与依附状态中，找寻出新的“自由元素”……即心理上的慰藉。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对个性越是压制、抹煞，也越就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
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式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人的适应力，原是作为对抗增熵与死亡的节能战略而发育起来的。采用阻力较弱的途径到达自已的目标，是克制与智慧的一个标志。在适应中创造行为发生了──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机缘闪闪发光。这机缘仅仅是人类“自由灵魂”的幻念？还是来自更深远处的宇宙之力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立意、争论，但从根本上说，孔子“存而不论”的意向也许是最明智、最稳妥的。他以“谦逊”为百试不爽的保护色（这条古老、顽强的变色龙！──并非贬辞）。但要我们强作论说的话，应该说，这二者在根本上是趋向同一的。
比文明的外观更重要的，是生命力量的载体（人及其他）。在局部的减嫡中，生成的转机是由满载着逆向力量的“卦主”（借用王弼解易之说的术语）直接促成的。他至少是个象征。他是星云中心、天体诞生的契机、“高能的热血动物”、“人类的始祖”以及形形色色的异乎寻常者（超凡入圣者、非平庸化的标志）──他是“天地的心”：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中介。
高能的卦主，是一卦的主宰，他决定了整个卦象的趋向，决定了其他爻位的命运。而卦主本身，则是被卦序，即事物的结构或我们关于结构的思想指定的。
晋人王弼（226—249年）在《周易略例·明彖》中对“卦主”观念作了这样的确认：
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莫之备矣。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会要以观方来，则六合辐凑未足多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以上阐述，是本体论式的，颇富于现代人所谓“自然哲学”的情调。以下，还有对“卦主”观念现象学式的说明；其迹，不乏“社会哲学”的附会：
夫古今虽殊，军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也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故观彖以斯，义可见矣。
以上两段所论，行迹不同，关注则一：“一”与“多”、“质”与“量”、“超度者”与“乘客们”的关系。“约以存博，简以济众”者，即为卦主。
由于时代、文化尤其是人的局限，王弼没有获得也无从获得对卦主的绝对把握。这不免使他的描述带上了一种机械论的、程式化的枯燥性。但他关于时势可使至贱者成为主人的宇宙流变思想，实富于某种永恒性：在繁扰的世事中抵消了无序，在流变的现象中驱逐了疑惑──这就是卦主的功能，他为无情的潮汐提供了有情的方向。
（9）
命运之网，永远都在伸缩张驰的沸腾中。它或许在寻求一个肉眼发现不了的“宿命”；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目标和归宿。关于这一点，很难找到肯定或否定的充足根据──我们说出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和希望……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即兴儿子”。它，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绝对自由的观今只是对普遍压制的极端抗议。
悲哉！这是挣扎不掉的挣脱。这是宁死而不沉沦。它象征着宇宙间最惨烈的牺牲……看不见的殉葬……
古来的一切崇拜和近来的一切信仰──是已经落空的盲信与盲从。它们，根本就建立在人为的、靠不住的沙碛上。这建在沙碛上的信仰──把派生之物当作原生之物去尽情崇拜。
原生物容易漠视派生物的存在；而派生物却强烈感觉到原生物的影响。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儿子却品着父亲种下的苦果。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反抗因而激化了。
上帝（梵、造因、乾元、天照大神、道、客观规律）──当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决定人的浮沉兴替甚至决定人的反抗形式的──是那冷漠阴沉的“浑沌太朴”。
它是以无意生成有意，以无限派生有限。
从自利的角度说，每扶持一个新事物──对自己不是直接的损害也是一项间接的威胁。被扶持者越有价值，越有影响──自己受到的无形贬损也就越大、越深。除非，扶持者与被扶持者不属同一领域。因此，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难怪嫉妒和防范成为中国的第二本能。
对“恩将仇报”的报怨与不满──实际上违背了宇宙生活的法则。这是没落者、行将被贬作养料者的哀鸣。“新进者”，若不脱离“提携者”──怎能宣告自己的真正诞生呢？
压制──反压制，反压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这，就是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除开旷世的天才而外──预言，只是一种不甚牢靠的猜谜。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但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它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受到某种更为效率的并且更为神圣的力量的激励，从历史的余烬和文明的尘埃之窒息中超越而出，那就不仅实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运动，而且是从根本上培育了一个新的民族。这冥冥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它常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熵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自省到自己的罪恶。
这一切都注定了是“悲剧”吗？
“力挽狂澜”的意义究竟何在？
无论是宇宙的、生命的，还是历史文化的、或个人命运中的？──生活之流有意义吗？它可是命中注定被无谓地舍弃了的呀！
克服限制──这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绝对自由”，即克服一切限制、令生命的洪水得以滔天的梦想──成了心理的主动力。成为各种生命形式自觉不自觉的用力方向。尽管绝对自由在真实的意义上是虚幻的，但却是灵魂祈求的忠实伴侣。
现代人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文明的骄傲，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这一切，不正是求生的压力本身造成的？项羽在兵败垓下，退居乌江时，曾叹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他以极为娴熟的艺术消灭了一堆汉兵。
我想说，人的异化亦非机器之罪也，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转折的。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压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小小的安全之岛何其难哉！要在无边的荒漠中找到一眼潺潺不断的甘泉还是可能的；欲在茫茫人生里觅得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就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
怀着求安的欲望但却四处碰壁不得安生──这是加倍的苦难。求安欲的巨大失落，与深深的挫折感交加而下。流离颠沛，加上无归宿感，对于有机体，变成日渐沉重的包袱，愈益紧迫的新压力。
（10）
人，因其自由而高踞万类之上，正是借助于自由这一特性，人的能力才得以成长。
奥威尔在他的《1984》中讽刺极权社会奉行“自由即奴役”的理论脱离实际。他说得还不够准确。事实上，应该说是“自由即宿命”，而且很不幸，这并不只是极权社会的特产，在各种人类社会中，这都是一个畅行无阻的通则，而且是最高的通则！
创造者最杰出的自由在于：他是“宿命之父”。通过对“宇宙本体”（这又何尝不是他“天性”中的“自我”？）的体认，他悟出了“天命”，而后按照“天命暗示的航向”开始其“自由的创造”。这是一种怎样的自由啊！就创造萌动的神秘刹那看，它几乎是全然自由的，什么东西也限制不了它，什么力量也无法预先规定它，这创造者的“自由意志”似乎是绝对的主宰。但更深的透视，使我们发觉有许多隐秘的因素，正在强行摆弄这自由意志，并迫使这自由与宿命在另一面的形式中实现了合一！
他的宿命中有他的自由，他的自由中有他的宿命。“他们呼唤着宿命却发挥了创造的自由”──这便是未来精神人物的灵魂缩影！不论是什么样的自由，都是需要人们自己去创造的，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后来却陷于奴役中。”这是不确切的，甚至是欺人之谈。事实恰恰相反：”人生于奴役状态而后才学会去争取自由、创造自己的命运。”这样看来，宿命也是人的一种创造。而且是人的最惊人的创造！宿命，岂不是人们为了更大限度地摆脱奴役，而认识、遵循、诉说的一面幌子？这面幌子的镜像，就是“人自己的本质”！这本质原为解放人欲而不为约束人欲并役使人类的……
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合乎大命运者，不难成为“天解决方式的胜利者”；而乖离大命运的，最终沦为“天解决方式的失败者”。个人的智慧和巧计、集体的力量和团结，都得服从上述的天命与气数。而天命与气数，又是由适时而优秀的天性表达出来的。所以，合乎大命运的，即使失败了，也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摔倒”的；而乖离大命运的，即使成功了，也是“在错误的方向上站立”的。在正确的方向上即使摔倒了，还可以再站起来；但方向的误导却足以使人在傲立中走向毁灭。作为胜利之师的尖兵，失败者的命运有时反而比胜利者充溢着更多的光荣，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矗立着一座超神之神的牌坊，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句：“不以成败论英雄。”
（11）
在《吠陀》中，火神阿耆尼（Agni）存于水中，而苏摩汁尽管源于天界，却被宣布为生命的“种子”、不朽的“关键”。人与动物的种子因而是“火一样的和水一样的”。
在古代波斯宗教中，使琐罗亚斯德和他的母亲通体光明、烛照村舍的“斯瓦列纳”，正是类似的“神圣而富于生殖力的、火一样的明亮的液体”。
在后起的摩尼教义中，性交特别是生殖被目为邪恶，因为它助长了“被俘获的光在子孙们肉体中的囚禁时间”。完美的生命在于不断净化行为，使光（灵魂与种子）与物质分离──这就是“救赎”的根本意义，救赎与世界本身的终结是一致的。
在琐罗亚斯教义中，牺牲献祭（yasna）的根本目的即在于结束生命的“混合状态”而促进救世的上述“分离”。如仪礼正当，行祭者可以收获“玛伽”──一种“积极的出神”，行祭者因此得到魔力和超常的视觉，以达肉眼不可企及的直觉。
玛伽状态还是“纯洁状态”，它赐人以“支配权”。通过“变身”，从受命运支配的肉体状态，进入灵魂状态。
这是一种多么不同于西方式自由意志说的自由意志啊！
英国学者塞利格曼（C.G.Seligman）在《非洲的种族》一书（伦敦1930年版）中曾讨论过类似“玛伽”的“巴拉卡”现象。巴拉卡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字义为“赐福”，但在北非的含米特人那里引伸为“从神那里得来的美德”。因此，用该词指一个高浓度的巴拉卡的人时，可译为“圣人”。按照回教定义，没有任何人比先知穆罕默德具有更多的巴拉卡，可惜他只能将一部分巴拉卡传给了舒赖法（shurifa，单数形式是sherif[舍里夫]），即他的女儿法蒂玛所生的按男系计算的后裔。除了舒赖法以外，具有巴拉卡的人大都是为伊斯兰教作战而牺牲的英雄和地方上的圣人。可见具有巴拉卡的人，或是由于他们的血统，或是他们在生前作出了奇迹而出了名。摩洛哥当时苏丹的巴拉卡据说同时具备了这两种神圣的因素；他不但属于舍里夫家族并是其族长因而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他是苏丹，即“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因而又是神圣的。根据回教神话，每天早晨有四十名圣人从他头上越过，因此他的神圣性质可以不断得到更新。
国家的幸福有赖于苏丹的巴拉卡；他的巴拉卡若强，谷物就丰收，妇女就生产健壮的婴儿，国家就繁荣昌盛；一九零八年沙丁鱼获得大丰收，就归功于一位巴拉卡特别旺盛的苏丹在不久之前继承了王位。其他具有较多巴拉卡的人，地位虽然比舍里夫低，却形成了一种宗教贵族，称为马拉布廷（马拉比特或姆拉比特），法语将它误为马拉博特，因此马拉博特一词在北非各地便是用来指一位圣人。
巴拉卡基本上是一种可以传递的法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圣人往任何一个愿意受惠的人的嘴里吐一口唾液，或这两个人在分别之前一起吃东西也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圣人必须作一次传统的祷告。
关于巴拉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最令人惊愕的莫过于圣人的神龛所具有的庇护力。有一种说法是，不但在神龛周围的院墙之内，而且在附近许多用作路标的圆锥形石堆的地方，只要在石堆上能看见神龛，这一整块地区也都具有庇护力。任何人到达能见到一个圣人的清真寺塔的距离之内，就受到他的保护，不会遭到任何形式的迫害。这些神龛常有墓地因而更加神圣，在其上所发的誓言约束力特别大，那是由于其圣人的巴拉卡的缘故。（这个巴拉卡，与某些新兴宗教所谓积德标志的“白色物质”，是多么相象啊。2001年附注。）
在圣人的神龛里发生的奇迹多得不胜枚举。圣人们大多强烈反对基督教徒或犹太人。例如韦斯特马克教授──本章有关巴拉卡的叙述系摘自他的著作──曾被禁止走近一所特别著名的神龛。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是北摩洛哥的大西洋岸边有一个小镇，由于它的圣人加以反对，早已没有基督教徒居住了，因为凡是企图在那里居住的人都病倒了，不得不离开。特别要加以强调的是，巴拉卡对外界的影响极为敏感，它会因此被玷污，效力降低。人们深有自信地说，穆莱·阿卜迪阿齐兹苏丹之所以失去了他的巴拉卡，原因之一是基督教徒经常出入他的宫廷；还有，某些偏僻地区的理发师说，他们在丹吉尔的同行们的剃刀上没有巴拉卡，因为那是基督教徒磨的剃刀。在犹太人或基督教徒的房屋里做的祷告是无效的。此外，犹太人不可在打谷场上走，不可进入粮仓，也不可走近蜂窝，否则蜜蜂将不能自制地乱飞开去。
在“半含米特人”（如下面将涉及的希卢克人国王）那里，类似的神力则具有一种较不普遍的即“特定的”形式及其神话。希卢克人的国王把自己的家宅建在一座引人注目的人工砌造的土墩上面，这就是关于他的权力的最雄辩的证明。要了解国王的这种“神一般的性质”就必须说到希卢克王国的起源。这起源可回溯到一个名叫尼阿坎的人，尼阿坎同他的随从们脱离了祖先的群体，后来住在东加扎勒的部分地区，他们继续流浪，一面走一面进行征服，后来变得很强大以至建立起王朝和国家。
尼阿坎是希卢克人真正的文化英雄，应当被看成是历史上的人物，大概生活在十七世纪初期。但是他和许多伟人一样，不是死去的，而是消失在一阵大风之中。自从他消失以后，人们就对他产生了那种对待半神的乃至对待真神的崇拜：人们认为他的灵魂存在于每个国王身上，这种内在性就是国王特权的起因和原因。因为体现了尼阿坎的灵魂，所以国王被认为最终应为其国家和人民的繁荣负责；而为使尼阿坎的灵魂能栖存于一个十分健康的躯体之中，希卢克人的习惯做法是，在国王表现出健康不佳，或因无法满足他的众多妻子的性要求而被证明为逐渐衰老时，就立即被人杀死。因为人们认为，如果神的灵魂栖存于一个精力不是很旺盛的躯体中的话，那么精力的缺乏就会影响到灵魂本身的存在，而由于国王的生命力衰退，牲畜就会生病，不会繁殖，庄稼会烂在地里，人们会生疾病，会有愈来愈多的人死亡。我们在讨论国王的死和新国王就位之前必须指出：尼阿坎的灵魂在新王就位时，才进入他的身躯，不存在什么天生的国王。
（12）
世界历史上曾经生生灭灭过多少文化场？没有人知道。当然，由一个强力中心（古代的成邦和现代的大都会），把文化的内核辐射开去，形成一团“沸腾着文化热能的文化圈”。
文化运动所创造的文化圈，大都经历过“隔离──扩张──统一──解体”这样一个“文明三部曲”。文明实体因此也像人的生命一样，跋涉在宇宙中，时而喜悦，时而焦虑，时而傲慢，时而自卑──走完自己的行程。
吸引我们此时此地的注意力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在各文化场趋于统一的节律中，直接的杠杆并非文化的内在向心力，而是政治军事的处在强制力。五千年前古代埃及文化场的统一，两千年前的中国、希腊、印度诸文化场的大统一（分别形成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孔雀王朝帝国等三大政治实体）──无不伴随着剧烈的兼并战争、空前浩大的文化毁荡。如果说，统一确有利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有其建设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些当时最文明的人类没有坐到谈判桌上，去商讨一个更富于合理性的统一呢？
其实，类似的“共商国是”或是“讨论人类前途”的创举，不是没有进行过，而是先后都宣告失败了！
在山西候马大量出土的诸侯“盟书”，和鼓噪一时的六国连横，都表明了这种通过谈判以促进政治联合的诚意。但为什么都失败了？（但愿欧盟可以获得前无古人的成功！）
诚意不足以消除人间的隔阂；由此陈旧的历史赫然可见。
联合国靠论坛形式协调人类政治行为的状态，眼见得破碎飘零了。“欧洲共同体”有幸靠关税同盟而改变历史的宿命吗？我很怀疑。欧洲议会与美国议会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缺乏强制力量；因为美国的强制力量是通过血流成河的南北战争建立的，而欧盟甚至连独立战争都还不具备！有一天，历史将证明，人类还是得“穿新鞋走老路”──仰仗强秦和罗马的“赐福”，要依靠“全球范围的南北战争”来实现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是需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需要必要的斧钺以为支持。
仅用“追求权能的意志”（权能意志）去解释文化场不得不仰仗“必要的恶──暴力”来统一的事实，似乎有欠完善。与权能意志（它表现为独立意识、自由意志、不思合并、不愿屈服）同等起作用的，还有各个地方亚文化势力所传播的排他性。各种亚文化的传统必定会抗拒新的统一，因此，不使用大规模的暴力，很难击溃它们的顽强抵抗。不论那些即使是十分文明的人类是否意识到了文化的这一特性，他们的行为恰恰证明了文化的这一特性。
各区域亚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甚至在表层的政治大统一实现后，仍然顽强发挥它的离心影响，并一再左右整个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这表明，“文化孤独”的倾向，对文化的宏观发展和微观分化，握有极大的发言权。文化孤独的倾向，是文化主体（人）的一项本能，它拒绝向文化实行全面的、平等的开放；它仅仅愿意把开放作为强化自己、弱化对手的一个战略来使用。所以，强磁的文化往往呈开放的形态，弱磁的文化往往取封闭的形态──这里仅有“攻势”与“守势”之别，并不是相反的因果关系，所谓“开放导致强大，封闭导致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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