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在1979年开始写作的《中国的四季五色海》中指出：“压制”和“反制”是宇宙的基本主题。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形态虽有很大的改观，但是这一机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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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五色海第一卷·东方青色──春天的书·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1979─1982年）]

 

 

（001）

 

早先，中国专制政治压制、窒息了中国精神文化的活性；后来西方文化又摧垮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形式。外祸是由内祸引入的，家贼比海盗更危险。从此，名实俱亡的悲剧，困扰着中国的心。不。中国简直没有了心！

 

但精神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灭绝的，他最多只是暂且退避三舍而已。中华精神退避到自己的发祥地，收缩到原始的母腹之中……这母腹就是民族内心的声音──只要我们敢于重新起步，他就能重新呼唤我们前进。

 

他仿佛用无声的言语，向我们传达了最新的消息：

 

西方文明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食谱，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味觉，即精神活力和创生功能，以便作为民族的人，获得文明意义的生存空间──精神的祖国。

 

如果我们既有力量拒绝礼拜客体文化（西方文明）的系统，也有力量将之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我们就获得了精神的生存空间！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尽管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但并不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各自未来发展走向，亦必不同。

 

 

（002）

 

精神现象是互相沟通的。种种精神之花的形式，诸如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科学……在各时代各文明各气候之中都不断生发着。但是，它们各自的花期、色彩、状态、气味却受时间韵律的规范，而呈现参差不齐、五光十色的特异性。

 

比如在民族精神的极盛时代，哲学和科学以至宗教都不等地染上了民族精神的色与味。这是伯里克里斯的雅典，利奥十世的意大利，春秋和盛唐时代的中国。而在科学和规范至上的时代，连艺术和宗教也被染上了唯理主义的、工具主义的味与态。这是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罗马的帝国时代、当前的希腊化即美国（相当于马其顿）化时代；以及中国的两汉经学时代以及明清理学时代……当今的世界与中国，并不同属一个文明周期，尽管，中国正在走向西方，但西方正在走向未明──两条来源与去向并不相同的轨迹，正在接近异体交叉的时刻……例如，民族主义在西方已经过时；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时代还没有开始！因为民族主义乃是步入现代社会的必要途径！

 

a，当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开始酝酿时──它的心灵朝向纯民族精神的意境。它的道德、它的礼法，也首先作为执着的民族精神而表现。

 

b，当它的有机生命趋向萌动时──追求民族精神的意象与追求道德完善的爵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相反相成中，互相肯定着自己的──自己的对立面。

 

c，当它勃然兴起时──它的民族精神强烈剥蚀着道德的阵地：有如飞沙走石，有如新株挤破了板结的硬土。

 

d，当一种文明臻至鼎盛时──民族精神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二元并立、分庭抗礼。但同时，民族精神完美得如同道德；道德灵活得如同民族精神……他们独立自主，但并不厮斗。

 

e，当一种文明的内力衰竭了──它的民族精神变得放纵起来，目空一切地自我炫耀。他嘲弄道德，因而忘掉了克制，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f，当一种文明无力应付各种压力而僵硬了──那最后的道德热忱又会变态地炽烈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一切有独立倾向的民族精神表现。整个社会生活日趋内在的紧张与窒息。这里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是一个隐秘的文明圆周的表象绵延。

 

（003）

 

记忆，这是创造的大敌。记忆的负担越重，人就越难以向前迈进。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这样。记忆，这是文化世界和历史世界的“遗传性”，它压制有益的“变异性”──而对文化和历史的世界而言──变异性（比对生物界）甚至更加难能可贵！这智慧带来的痛苦。

 

 

（004）

 

我们的研究显示，“文化史的定律”，并不来自外在的压力，更不是自然律在文化事象上的“被动反映”。恰恰相反，此定律首先是从人的灵魂中生出，而后扩及人的文化，最终扩及六合，泽被宇宙，成为人心中的“自然规律”。

 

“文化史定律”还昭示我们：随文明进化，罪恶亦进化。如，随人类集群的外在扩大，其内在的压力也会持续增长：社会约束增多，个人自由遭到压制。随社会物质的增产，心灵自由反而减少：灵魂中隐藏的虚无主义将表面化。随技术力量的强化，人的智能和体能反而退化。而与食品产量的膨胀同步出现的是：食品的味道淡化、质量下降。看来看去，种种新的事实反倒证明一个古老的智慧：“有一利，必有一弊。”医学的发展，诚然给人以健康、长寿，但是，它却使人陷入对技术、对“身外之物”的依附，人在医疗系统中日益难以自拨，保育了大量的白痴和遗传病。而那初衷意在追求健美与力量的体育锻炼，却通过激烈的竞赛，使人疲惫、畸形甚至残废。

 

 

（005）

 

当生命的附加层丧失其主要功能，并反过来压制人的生命素质时──文化史就进入了“阴”的、“文胜质”的“史”的时期。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奉某种人造的文化附加层系统（或为某种意识形态，或为某种技术系统）为至高的偶像。而作为其创造者的生生之源的人类生命素质本身，反被贬到次要的、从属的甚至无足轻重的地位。

 

逐渐地，由于塞本绝源，文化趋于停滞，社会趋于僵化；大多数人的生命素质被凝固住了。但是，不要绝望，无论何时，总有一小撮反抗者（“反动派”）的生命素质，始终不能抹煞，他们顽强地冒出头来，抵制并削弱那些危害生命的人造系统──他们的努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运动的过程常常是矫枉过正的过程。这种抗议与抵制亦然。当其成为普遍的社会运动并发展到极端，文化史就进入了“阳”的、“质胜文”的“野”的时代，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对一切人造系统或多或少采取厌恶与鄙弃的态度。人们崇尚人的生命本身、视身心的健康和幸福为高于一切的目标。

 

在可能的范围中，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利用人造系统，但目标不是发展这些人造系统本身；而是急功近利的为我效劳。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打破了旧有文化的垄断地位和旧时代的沉闷、压制，刺激了文化的继续生长──文化的生命附加层性质，这时被真正的理解和准确运用了。

 

 

（006）

 

人们是在追逐生活优势时，不自觉地投身于文化创造的运动：目标不是文化，而是生物的人。不是“文”的形式，而是“质”的功用，逐渐使得新的文化层出不穷，但旧的社会却趋于解体。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的绝对化，在这时对这种变化起了决定性影响。

 

用“善恶”观念来解释“阴阳”观念，是陈腐可笑的（如：阴为恶与黑暗；阳为善与光明），并将陷入拜火教徒的善恶崇拜的二神论祭坛。同样，用“高贵”与“卑贱”分别解释“阳”和“阴”，也过于狭隘，在古代黄河流域冬季的农村可以这样理解，但现代中国的都市则无从这样理解。说到底，阴与阳只是对宇宙力量的两个要素所进行的描述，本身并不带有也不可能带有价值评判或道德评判的意思。用人造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评价加于它──是对社会危机的过激反应，必使我们失去明敏的目光和内在的清醒。

 

 

（007）

 

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再具备道德的性质，它原先包含的压制精神、约束行为的功能，已经结束。

 

近古的宗教则以自我克制与道德异化的形态，垂范至今。因而，神话是失去仪礼的言语，类似童年的冲动。宗教则是固守仪礼的教义，有意无意的过年的规范。

 

突破仪礼拘束的神话，近乎天启。作为一切新文化的前兆，为蓬勃有力的生活，提供最持久的动力。高级宗教则相反，它的起源是为一个衰竭了的居民实体提供定心丸；为精神阳痿的民族，开出一帖内在充实的补药。

 

千万不要混淆清晨（原始宗教），与黄昏（高级宗教）：尽管二者都是朦朦胧胧、神秘动人。它们中间，毕竟还隔着一个热闹非凡的世俗主义时代，那也是主权国家横行无忌的日子，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启蒙轴心。

庄严而肃穆、寒冷消沉的夜！现在，我们陷入了衰竭与颓废的时代精神：当文明衰竭与颓废时：

 

A、讨论多于决策

 

B、清谈胜过行动

 

C、规律压制创造

 

D、优柔寡断的思想取代了敢打敢拼的行动

 

E、宣传代替了哲学

 

F、权力上的等级取代了赤子真情的力量

 

G、社会习惯强求一律、杀害忠良、鼓励背叛

 

H、社会舆论与创造历史的人们之间，形不成正面的反馈

 

 

（008）

 

“人民运动”，是历史改变其形态、文化转辙其方向的必要杠杆，但却不是所谓的“动力”。尽管历史的形态和文化方向的生成，诚然受制于杠杆的形态；但这一生成的动力，却永远都是那极少数不甘为奴者的反抗意志。

 

“少数人不顾死活的反抗意志”──这推动力若不能有效掀起一场规模足够的“人民运动”：就难以成功地搓揉历史、锻铸文化。从这个意义说，“人民运动”倒也不失为值得重视的开山斧钺。

 

历史说：那些莫测高深的“学术著作”，成功地用一套无聊的术语为自己的病弱之身做了护身的铠甲，所以看上去叮当作响，很是煌煌；那些闭门造车的“理论著作”，只有无情冒险家才极力运用它，只有乐于受骗者才愿意相信它──这些著作，对人民的运动历来殊少影响。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则几近于零：它们对历史进程的贡献，是装饰性的。

 

它们用烦琐的分析及其讨厌的枝蔓，压制玲拢透彻的直觉，并掩盖大彻大悟的大体。它们用喋喋不休休地说“理”和谈“天”，泯灭良知，杀害自然的人。这不可取的文明病，“老去不知花有态”。

 

这样的人民运动，需要那种透明但不失其神秘的“宗教”，以凝聚超凡的力──它要求简单、明快、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加上深刻的暗示、雄劲的风格。

 

 

（009）

 

 

历史舞：历史是这样奇特的“舞蹈”，如何描述、分析、留驻甚至如何“再来一次”？历史的舞蹈，是世俗意义的盲目舞蹈，尽管它的动力来自不可测度的宇宙深处，茫然而不知底细的深处。一种不衰的“阳”，莫名其妙地鼓动它。历史中前进不息的力量！驱逐渣滓，甚至面对渣滓出于自保而苦苦哀求历史停滞不前的惨状，它也无动于衷。

 

历史舞，既没有“主要因素”，也没有“次要因素”：因素就是因素。“主要”、“次要”，只是某些观众对它的观感。把这些飘忽不定的观念，粘到作为实存的因素上面去，就犯了逻辑上的根本错误。他们就这样把“客观”与“主观”语无伦次地结合了起来。既然是因素，就可以改变：增强或减弱，显扬或压制；但同样既然是因素，就难以真正消除。一切“被克服的因素”实际上只是不自觉地转入了地下状态，潜伏着，悄然等待重新萌动的机会。

 

对“历史”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历史的可塑性。而且，正在变。再僵化的头脑都无法否认这一现象。至于它怎样变，那只有天或正确领悟天意的心灵，才知道。历史的唯一含意（如果承认这含意的存在的话），就是“变”，不仅仅是变动，不仅仅是变法，而且是一切的一切的变质。“变质”，就构成“历史”：历史就是变质；反对“变质”的，就是反对历史，就是历史的敌人。消极于“变质”的，就是历史的渣滓。这就是历史的舞蹈，这就是历史的自我否定。

 

 

（010）

 

反省民族性的反省，逼迫我们思考：是否我们的历史太长，是否我们的习惯积层太厚，结果我们的惰性才这样强，使我们的刨造力遭到无情的扼杀：悲哀的现实，几乎迫使我们承认民族生命的尽头已经在望，但我们的良知却拼命反对。要知道，人的生命力和人的智慧有时是互相对立的：生命力以简单而明确的线条伸展；智慧则向公认的传统宣战。

 

为什么老人的思想易于“僵化”？除了生物性的因素如脑力衰退、感觉迟钝之外，心理上“历史纤维素”的严重沉积，是最大的成因。历史上还没有过、很可能将来也不会有，一种永葆自我调节能力、因而也永葆青春生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正因为如此，倡导一种不凝滞于物境、更不疑滞于教条的新哲学，从而恢复最宝贵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新其德并自强不息的青年精神──就成为哲学革命的第一环节。

 

 

（011）

 

黄金时代的答案，不能到所谓客观领域去寻求。因为说到底，“客观”仅仅是那些拥有强大影响之个体的狂妄虚拟，它的背景性质是“强大的主观”──这当然要比“小人物的思念”拥有决定性，但在性质上却依然不脱为主观之物。

 

这主观的特征是：当此个体面对存在的压力并进行最大抵抗时，体内的反压制和抗沉沦的力量，上升到最大限度，它的黄金时代就来临了。然后，它把这一内省体验，幻化成某灿烂的客体，“光荣归于造物主”──当然，这一幻化的能力始终只在极少数人身上。

 

极少数人的特性，只对产生出它们的某个体才是真正亲切并不可舍弃的。因为特性，既非浮面的装饰，更非赏心的玩物，它与某个体的内在生命的结构紧密相联。一个被迫取消特性的个体，其内在力量必遭同时的戕害、损毁。自由人与奴隶相比，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战斗力，是因为他的内在力量还保持完好。而奴隶们为了适应征服者的要求，已被迫或自动（这是“改宗者”的嘴脸）放弃了自己的固有特性，从而将自己力量的基础，破坏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亡国之后，其军事力量也就在本质上遭到削弱，汉人已经沦为一打就垮的群众。

 

 

（012）

 

A，“教育”是驯化，教育是磨灭人的野性的系统方法。它不仅用来使人“文明化”，而且更多用来瓦解人的生命力，教育，对极少数人也许不失为兴奋剂，但对人多数人却具有十足的麻醉性。

 

B，由于人性，由于建立文化体系的需要，对人进行驯化是不可避免的。狗不驯化，则不能猎物；马不驯化，则不堪拉车；大不驯化，不能组成社会及其文化。然而，“教育──驯化”毕竟也如一切人间事物，是双刃剑。人间事物莫不打上悲剧性的烙印，因为人性的双刃剑，使许多人间事物，也成为双刃之剑：用得不当，对文化的作用将是害多于利：它好象人造的消毒剂，不仅杀死病毒，也杀死生命本身。“教育──驯化”这毒剑往往不仅杀死文化的灰尘，也要杀死文化的精魂，把它寄生的社会投在僵化而缺乏生气的阴影中……

 

C，人的能力多数不是通过教育得到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口号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因为它暗含的意思是，知识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而根本的知识与能力，并非后天习得，而是先天遗传。教育虽可加强能力．增进知识，但经常的，它加强多少也抵消了多少，增进多少也就瓦解了多少……人们所能做的，是以商业价值当作评判的唯一标准。于是教育也是被当作赢利和争夺权力的工具来使用的。

 

D，当“教育──驯化”被作为破坏工具来使用时，它反而具有更多的“历史进步性”。一旦“教育──驯化”为建设的工作效劳时，它反而成为阻滞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压制力量。我并不否认压制的重要及必要，而只是强调“教育──驯化”对文化的影响，这影响具有窒息创造性文化的危险！也许窒息本身是文化复兴的绝佳休息，但毕竟是窒息。相反，当“教育──驯化”作为破坏性工具而出现，倒能加速冻土地带的瓦解，推动新种子的萌芽扩张。所以，为建设目的而设置的“教育──驯化”反而是消极的；为破坏目的而设置的“教育──驯化”反而是积极的。

 

E，而这种意义的积极的“教育──驯化”过程，应该是“反教育”，“反教育”，是为了社会破坏的工作而施行的教育，这种破坏当然是为了建设新文化。“反教育”的核心，是“反动的教育”。反动的教育，是为解救这个世界的深刻病态而施行的……这种意义的反动，也就是“反对流行”。

 

F，在这种意义上，因受教育而致无能者，乃是得了正当的报应。因为越出了上天的划定的界限而招致惩罚，正像夏娃偷食智慧果而招致堕落一样。现代教育及其造成的大脑僵化和道德堕落，必将导致社会的僵化与堕落。这刺激新的社会力量，冲天而起的烈焰，震撼大地，照亮天庭。

 

而要想在历史的原野上，获取珍贵的自由，以作为上升天宇的不可缺少的氢气──就必须从“历史因素”的捆缚下解放。这解放的前提，是对“传统”和“流俗”保持距离。例如，我们不妨用“距离感”来理解有关“中庸”的思想！

 

 

（013）

 

人的第一重天是“动物”，第二重天是“人”，第三重天是“思想者”（而不是亵渎者所说的“神”）。第三重天，是从第一重天和第二重天的演进而来……因此，人甚至在思想上也喜爱使用官能的解脱手段。只有当官能不幸被阻甚且招致灾难时，人才会转而采取心理的解脱。

 

心理的解脱比官能的解脱较为空灵，因而较少招致物议或抵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仅仅“属于自我”的。有趣的是，这种“自我色彩”极浓厚的心理解脱，反而传布极广，其影响经常超过了官能的解脱。特别是当它采用宗教或艺术的表现形式，有时，它甚至很深地支配着官能的解脱，虽然它无法取代后者，但也可以改变后者的形式、色彩、方向等等。

 

心理上的解脱，受到社会压制的限制。生物上的解脱，受到物理压制的限制。社会上的解脱，受到生物压制的限制。即使有更高的解脱，就还有更根本意义的压制，在等着它！这就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14）

 

按照某种的解释，吃了禁果就犯了大罪：因为劫夺了上帝的财富。对强盗，命运肯予宽恕，对天才，反而毫不容情。所以命运借用罗马总督和犹太人民的手，放走了强盗巴巴拉，却活活钉死了人类的救主。在但丁的《神曲》中，古代的圣哲，会受到比耶稣更大的刑罚，和更难理解的事后审判。在我们看来，安贫乐道者并非和平的鸽子；安贫乐道者把战场移位了，通过变换自己的战争对象、战争方式：安贫乐道者们的欲望矛头，从空间的征服，转向时间的征服。

 

由此不难对权力感作出以下几个分析：

 

A，人的潜在精力之得以发挥强度，与他感受到的权力感的强度，有天然的正比例，所以越是自觉成功的人，就越有干劲。而激发权力感的那个实际诱惑，对不同的个体甚至对同一个体的不同时刻，却又是不尽一致的。例如，你要“检验”一个人的权力感（其大小多少与雅俗高低）吗？试看他的精力去向，试看他对自身精力去向的满意度。

 

B，责任感，是反抗压制的扩张形式。也就是说，是扩张的冲动，把被压迫者的反抗压制，变成提供社会保护的统治形式。这统治形式，就是责任感。

 

C，天意，是少数人感到的命运，所以天意只向这些负责推动历史的少数人，才显露出来。而这些少数人的精华又往往凝聚在一个人身上，天意选择他做中介，由他负责天意与少数人之间的联络工作。于是他知道了天意，但必须保持缄默，背负这令人激动的负荷。如果他过早泄露了，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在行动领域的失败。但有人却命中注定要付这个代价，以便为后来的行动家们提供指南。于是，历史之轮依靠他的润滑又缓缓前移了。

 

D，只有海浪之巅，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线。使高水浪向低水浪看齐，绝不可能拔高那低水浪。因为高者，只能是极少数，而低者却无数。所以，只有堕落的、趋向死亡的社会，才鼓吹平等。而伴随平等社会出现的，除了巨大的萧条，还能有什么！人造的平等，不过是强权的结果罢了。中国历史证明，皇权越是专断强大，万民在皇权下就越平等，社会也就越僵化，越充满死灰，文化创造力也就越趋于低潮。

 

 

（015）

 

人与人既然生活在一起，并在日益狭小的空间中求生存，就得互相妨害、互相构成压制（谁叫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呢）。这就是人间的一切仇恨故事的起源。仇恨未尝不是好事，强烈的仇恨造成强烈的力量，有多大仇恨就有多大力量，而人又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力量。唯一的问题是：仇恨所带来的力量，往往是破坏的力量；而迄今为止的人类也并没有形成“人类共同的仇恨”──结果，各种仇恨的结果，只是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的个别的仇恨，所以分散的仇恨造成了的只是个人或是群落之间的残杀。

 

人们渴望和平，这正说明历史永远处于战乱中。如果“真正的和平”来临了，人们说不定会厌恶透了它，因为和平违反人们好斗的本性，而压制这好斗的本性，难免招致更大规模的报应，带来不可挽回的腐化堕落，以及一切健康力量釜底抽薪式的消灭。

 

这样的“和平”与全面专政下的“平等”一样，只有通过消灭人的创造精神、毁灭高等生物的的个性，方能达到。元明清三朝的黑暗历史，就是“和平与平等”的历史……这样违反人性的政治杰作，是通过普遍的社会疲惫，通过严酷的极权压制，才实现的。

 

 

（016）

 

那时，在共同感到的紧张气氛中，也许有一个敏感者突然改变了自己惯常的行为方式，成为“首义者”。于是，一个群体性的运动突然随之兴起。反对者称此为“脆弱”，而支持者赞许为“坚强”（中立地说，“坚强”也可以做“迟钝”解）的首义者，其反常行为或许是突然发生的，或许是久已潜伏；但只是基于那共同感到的强大压力，他所处身的那个集体，才会普遍接受其“示范作用”（这往往出于无意识，并使群众自认为共同参与了那个创造，从而得到傻瓜般的自我满足）──因而，在这特定的时空里，也仅仅在这特定的时空里，它才可能具有集体解脱的功能。

 

由此凸现了人生的三境界──

 

1、道德情操，是作为权力意志的升华，而展现并扩张；

 

2、求权意志，又是作为生存欲望的升华，而存在并扩张的；

 

3、争取权力的冲动，可以在必要时压倒对生命的渴求，求权意志这样运行，不是背叛生命，反而是发扬生命；寻求道德的冲动，在必要时可以压倒对权力的渴求，道德情操这样运行，不是背叛权力，反而是发扬权力。

 

道德情操是“恶之尤”？是的。虽然从表面视之，权力意志有时会压制生存的欲望（反抗舒适、厌恶满足），道德情操有时也会压制求权的意志（反抗占有、厌恶荣华）。这样看来，生存欲望＋权力意志＋道德情操──只是一条线索上的不同环节！它们之间，有时也发生互相排斥的现象，但是出于某种“向上的力”之错综复杂的作用，这种“力”把人不断推向他的宿命，甚至令遥远的星空也横生波折！所以，道德情操也就是“生存欲望＋权力意志”的综合的更高的形态。

 

 

（017）

 

新道德论者不是古代的道学先生，对于任何类型的道德规范及其说教，他从根本上是当作神话来看待的。从语义学的角度说，他不欣赏一切道德，因为他从它们独断的绝对论中，除了偏执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他愿意遵循一切道德，既不是因为道学家们的打动，也不是希望求得好名声；他对道德的喜爱，源于克己的要求，而他的克己要求，则濒于祝福：祝福自己保持强大、发扬强大。

 

他深信，恪守道德，可以使人克己（否则就很难做到克己），而克己，则使人强大（克己将节省许多精力──他只承认这种意义上的克己，对损害自己的克己他并不赞同）：所以，他的道德不是别的，乃是一种更高的“卫生”。

 

正是把道德作为心理的卫生的手段时，他才愿意恪守一切道德──只要它富于卫生性──并不辞辛苦地默守那清规戒律。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没有足够的压制（心理上的，或终于转化为生理上的），伟大事业所需耗费的庞大精力，是积攒不起来的。所以，即便不为了其它任何目的，“仅仅看在命运的份上”，就必须实行一整套严酷的自我压制！这是“个人意义的道德”，也是通向伟大胜利的崎岖小路，打下的第一夯……

 

 

（018）

 

一个人越伟大，他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也就越剧烈……伟大的天才都是些“自寻烦恼”的怪物，他们把许多莫名其妙和奇形怪状的压制，强加在自己身上，从而背负了过多的、似乎非份的东西。

 

这样，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便有了一场空前酷烈的消耗和折磨，在精神的意义上，这要比世界大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心理革命及其酝酿的新道德原则，缔造了一副全新的表现形式。这表现形式，古人虔诚地称之为“其德配天的人”，甚至自吹“是命运在这尘世的代表”。

 

由此看来，世界帝国并不发自某个妄想狂或独裁者的奇怪意念，而是一个普遍的和长期的社会运动的结果……甜的，酸的，辣的，涩的，苦的，但必定要来的。

 

 

（019）

 

“权力”是什么？权力，应该是轮廓分明的反压制力。

 

有各种各样的权力：有宇宙的权力，有地球的权力，还有生命的权力和人类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等等。例如耶稣就把权力粗略地分为“上帝的”与“凯撒的”，尽管这种权力的划分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亵渎上帝，因为按照《旧约》的记载，天上地下的权柄无不归于上帝……

 

而中国人古来的偏见与现代的迷误，却在于把“权力”观念全盘政治化了，似乎权力只是政治活动的附庸。其实呢？政治不过是权力活动的特定社会形式。权力活动还有远为丰富多彩的精神形式，如宗教（埃及），艺术（两河），科学（希腊）等等……都是高度发达的。只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轮廓分明、坦然赤裸，我们中国人便简约地称它为“权力”，仿佛其他的权力都是虚无。而面对其他轮廓较为模糊的权力，人们便也模糊地称为“生命力”。其实，影响力、同化力、再生力……尽管披上了乔饰，又如何是生命力而不是权力？从这意义言，甚至连情感也是一种权力，幻想也是一种权力，救助也是一种权力，献身也是一种权力。

 

人生的权力，产自其争取解脱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争取解脱的活动，就形成什么样的权力；多大程度的争取解脱的活动，便造就多大程度的权力。这里，有着最丝毫不爽的报应在；这里，闪耀着灿烂而孤独的精神力量。

 

 

（020）

 

权力意志的杠杆说，有其合理之处：追求权力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充当仆人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食欲。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需要和地缘政治的野心，促成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因为它是反抗沉沦的向上的冲动。它和人的血肉之躯有密切联系，它也支配人和动物的感情。尽管夺权意志并非“本体”，尽管针对从它派生出的社会、文化、政治、爱情、经济结构、生产方式而言──它具有根本性，但它却是服从于更高的道德，这道德可以被命名为“天神”或“宇宙之主”。如此看来，“夺权意志”的学说，却是基于极大的误解，它把人的反制的力量给绝对化了，甚至予以“庸俗地客观化了”（这在叔本华那里尤其显著），从而极为荒谬地“使世界变成意志的表象”。因为说到底，夺权意志应该只是生物现象，用它解释整个宇宙生活，那是把“马尔萨斯──达尔文主义”推向极致的结果，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异曲同工（难怪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成为绝对权力的并蒂莲）。因为，这权力意志的主人，毕竟不是那用语言创造万物的至上主宰。如果，“世界是命运意志的表象”，那么你又如何避免你所说的“命运”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呢？有关这一点，《以西结书》说得十分明白。实际上，当叔本华和尼采等佛教徒把夺权意志本体化绝对化成为偶像的时候的，也正是他们宣称“上帝已死”的时候，然而，以“夺权意志”并不能填补“上帝”留下的真空。

 

 

（021）

 

世俗的权力，是一切简单的、直接的生物欲望的对象。在世俗的权力中，储藏着简单的生物欲望得以宣泄的可能性。精神的权力则反之。它与世俗的权力有共同的背景和渊源；也有不同形式和不同要求──它们驶向不同岛屿的航船，尽管出自“同个造船厂”。

 

权力意味占有，权力导致占有──这是由人性中的惰性和物欲肉欲决定的。劣根性驱使人类，仿佛不实行占有，权力就是未成的乐章、不完美的风景画。这样的权力，与“反压制力的不断增长”势同水火。如此堕落的权力，与反制的使命成为敌对势力。结果，原来反制的权力，现在却无谓消耗，直接导致权力的没落。

 

这就凸现了权力的罪恶性。

 

 

（022）

 

“权力”就这样，与“罪恶”结下不解之缘。罪恶，就是无谓消耗反制力量，向沉沦的趋势步步退让。

 

下面，也让我们略论“罪恶所拥有的价值”：

 

罪恶所拥有的价值，是终于激起了反抗，从而迫令“为罪恶付款”，包括“付出生命的和灵魂的款项”。这就是何以人的本性中有罪恶因子、但人又不甘心于罪恶的基本来由。一切罪恶，说到底无非是由于它们导致了或加剧了软弱状态因而才成为罪恶的……而“付款”是要从外部进一步加深其软弱状态。“报复”的理由是基于，人的本性不喜软弱而好刚劲，为了这个也仅仅为了这个，人开始学会，恨罪恶而慕圣洁。他从本能知道了，圣洁是刚健的前提，圣洁能“蒙神的宠爱”。

 

人性中这些深刻的矛盾，是基于“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于是“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的两面性，于是，圣洁与罪恶、反抗与顺服、解脱与压制、以及权力与创造──成为不可拆散的同体姊妹……

 

而所谓权威，又是权力的人格化。在没有权力的地方，决不会产生权威。因为权威是人格化的权力。权力的人格化，有时落实并体现在某个人（或某群人）的身上；有时则不然。在后类情况下，它可以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甚至是军事机器或国家机器的力量的人格化。结果造成自然崇拜、社会崇拜、文化崇拜乃至、军事机器及国家机器的崇拜。这些崇拜也是基于对宇宙根本力量的忽视和背离，是“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偶像崇拜，也是会削弱人的内部力量的。

 

 

（023）

 

既然权威必不可少──他是一切生活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润滑油，他是一切生活的指导者而不仅仅是宣传家，有了各种各样的权威，才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权威，有什么生活，就有什么权威；有什么权威，就有什么世界。欲摧毁一种生活，先摧毁其权威；欲建立一种生活，先建立其权威。权威后于生活，权威先于生活：权威是两种生活之间的媒体！

 

权威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件事实。羊群有自己的首领，狼群也有自己的首领；凡有群体的地方，就有自然形式的权威。这不是灰色的理论家们可以一笔勾销的。

 

权威之所以经常流为僵硬而殊少活力的偶像，权威之所以经常成为扼杀新事物新人物的卑鄙杀手，是因为权威一旦形成，他的主要职能便是自保，拼命压制他认为对自己的权威性构成挑战的新权力。我毫不怀疑，如果耶稣今日重临世界，还是会被正统教会的权威宣布逐出教门，并被信仰基督教的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的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宣布驱逐出境，最后依然还会遭到死刑判决。区别只在，这次不是钉十架，而是坐电椅！杀害的手段文明了，这就是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这样不断宣布革命者死刑的权威，第一要义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在事实上已经成熟到腐败的程度。成熟，并不像功利主义者们所断定的那么美妙。

 

 

（024）

 

权威感背后的“那力量”，反压制、抗沉沦，鼓舞我们，创造了有关“天神”的种种灵魂学说。人为了更有力地活下去，必须凝聚更大的力量，必须把自己与某种更大的势力（如“宇宙的主宰”），结合起来。

 

这一结合可以出之各种形态。它可以是“正”（投效形式），也可以是“负”（反抗形式）──还可以是其它形式（“合”）。但人却无法真正“中立”，他必须对此做出某些“抉择”。他必须以某种形式，与上述势力结合。否则，环境的压力将使他粉碎，便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孤独、沮丧、颓唐、崩溃……这就是“权威感的妙用”！

 

 

（025）

 

为什么社会的新生力量常常来自底层？“压制”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为什么佼佼者常常出身穷乡僻壤或远边小镇？因为那里的人们尚未彻底分化。那里的人们和他们的子孙，血液里还蕴藏着神秘、原始的蛮劲。

 

“无产阶级”之所以比“资产阶级”更有前途，不仅因为他们处于压制状态，因而得以凝聚内在力量；而且由于他们属于未经彻底分化、多少“浑浑噩噩”的一群。浑浑噩噩，也许是“蒙昧”的同义语；但现代人或许忘了或许不敢承认：这，才是远大前途的真正保证。随着现代产业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也要日益分化，那时，情况就会发生很多变化……

 

生活在“社会核心”的人们，在分化已到尽头的现行框架里，仿佛还能应付裕如、出人头地。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过度分化的灵与肉，就难以临机制变、起而创造了。那些没有负担的“乡下人”或“野蛮人”，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无知是他们的应变能力的真保证。

 

 

（026）

 

人的权力在三大领域中的体现：

 

A，对自然界争取平衡的也即对“非人势力”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各样平衡自然压力的防御手段，时常，这种防卫以进攻的架势装潢着……打卦占卜、命理八字、风水堪舆、星象学、骨相学、手相学，也属这种“权力”。这些，大体属于“生存欲望”的领域。

 

B，对人世间获得优势的也即对所谓“同类”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军事征服、政治奴役、经济剥削，其比较现代化的、文雅虚伪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表达方式为“统帅”、“领导”、“企业管理”以及“公共关系”；“互助合作”、“献身赎罪”等等，也是相似的意思。这种权力的形式，更为复杂，即使恋爱、婚姻、家庭甚至偷情、通奸、私生子，也在它的控制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意味着权力的运用。所以，性欲比其它欲望更危险，因其对象不是物而是人，是具有欲望和意志的另一个活物。这一方面使得性欲变得更有挑战性，另方面也使它更为捉摸不定：从而成为社会权力的焦点。而秦始皇式的“四个伟大”，则是社会权力的登峰造极。而所谓社会，是以权力为纽带，并进一步以谋求权力为目的。社会压制，反而膨胀了权力、权力感、权力欲，从而也产生了权力的腐蚀作用，即无情消耗了反制的升华力量。这些，大体属于“权力意志”的领域。

 

C，对自我进行限制的也即所谓“返身”或“修身”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神话、哲学、宗教。我们今天已能确认：人仍然是动物，人这物种与其它动物的最大相似，是同样摆脱不了欲望的奴役。而欲望作为本能的反制力量，来是维护生命并扩持续张的工具；可是，人的权力过度加强，却适得其反。这是因为权力的增长，意味压制的减轻，结果，人不仅没有解放，反而用腾出来的手反对自己、作贱自己，用自杀的方式进行“高尚消费”。人间的所谓“权力”，原是改善人们生存状态的手段，这时却恶化了人的生存状态。其罪恶的黑色魅力在于，诱使人自已扰乱自己并瓦解“人向高处走的创造途径“。越是庞大的权力，就越给人生涂上虚假的色彩。这色彩可能是血腥的，也可能是桃、红的；可能灿烂，也可能阴惨──但总不免虚假之一途。以纵欲代替创造、以占有代替革新，就使得生命流为形式，使得生命得以兴起的根本要素，被严重削弱，甚至暂时消失了。生命的基础抽空，生命的灵魂蛀空。这时，神话、哲学、宗教等人对自己的权力，代替了人对自然和人对社会的权力，成为“唯一的救赎”。这时，人的良心开始拒绝把“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的启示──作为宣道和诈财的幌子。这些，大体属于“道德情操”的领域。

 

 

（027）

 

道德情操的载体说：“有一天，我将被人们庸俗化。”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即使十字架上的苦难也不过如此？除非，我们理解了上述过程的循环性，并把“压迫与反抗的哲学”视为道成肉身者的道路。

 

一种作为压迫结果而出现的反抗哲学，这哲学又将以新的压迫及新的反抗──激活世界史的阴沉……世界历史浩浩荡荡的挣扎，最后不过凝练为几个字样。

 

压迫是消极的，是阴的状态。但它引起的结果却积极，是阳的状态。

 

反抗是积极的，是阳的状态。但它引起的结果却消极，是阴的状态。

 

此谓阴阳调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反制对压制的抗争，造成生命状态的高涨。正如一个人如果处于完全被保护状态，日久天长必丧失生命的精华。这就是为什么当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的特权地位一经巩固，其命运立即开始走向衰弱的原因。统治者凭借世俗权威而不可避免地自我放纵，可是他究竟是否知道：他维持权力及享受权力，在在都耗费其精力，直到他重新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酒囊饭袋。

 

尽管这对一个阶级或集团来说，不是几年的进程，而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进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同样，一个较和平、较幸福的时代，其人民的精力也较为衰弱；因为享受和平就意味着丧失精力，这其中“一进一出”的差距之大，触目惊心，崛起与没落之间的剪刀差！

 

 

（028）

 

在我看来，普遍的解放，即接近社会的普遍解体──这是与更严重的社会衰落为伍，从而为新的转机、新的压制准备了土壤。这过程对个人也许太漫长，但它的起伏线索在历史学的透视下十分清晰，没有某种形式的“奴役制度”，文明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无法诞生也无法长大；所以在奴役现象削弱之后，文明会因为釜底抽薪而濒临覆灭。消灭奴役，就是颠覆文化，只能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变态反应”，因为差别待遇是任何结构的前提与基础，结构中这部分对那部分的奴役，合乎自然法则。尽管一切制度都必衰落，但制度的衰落毕竟是漫长的过程；黄金时代甚短，而且常常处于制度的半衰期：文化大炽，是制度这种社会监狱和社会压制的“半衰期所特有现象”……因为衰落是个完美的休息！

 

当然，从烧火到开水，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历程，所以，文化鼎盛的时代（相当于水开的时代），不是最严酷的奴役时代（相当于烧火最旺的时代），所以文明的鼎盛时代要稍居于严酷的奴役时代，并体现为奴役状态的不断缓和；因为自由的创造，实际上是释放那严酷的奴役时代大量积蓄下来的社会能量！

 

 

（029）

 

哪怕是治世、盛世、黄金时代，其社会权力依然不是把人导向生命的积累，而是把人导向生命的消耗。本来作为生命的工具而出现的东西（如欲望、快乐等），现在篡位为生命的主人。乱臣贼子，统治天下，杀手成了大救星。

 

对人而言，大多数压制都是自己有意无意为自己寻找，并心甘情愿加诸自己身上的。其情其景，甚象“自鞭教徒”的盛大游行。

 

人为什么自寻压制？

 

尽管这自寻压制的倾向，不容易被人察觉，也不容易自觉。但确是真实的。因为人类和一切动物相似，天生需要压力，没有压力，他就活不成。人比一切动物更甚，为了在压力的世界里活下去，并发展生而具有的强大反压制力，他必须沿着“生存欲望”──“权力意志”甚至“道德情操”前进。因此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的欲望受到环境的严酷限制，所以，内在的反压力（欲望、意志等）与外在压力之间，达成平衡，互相抵消。动物们，既不会因为内在压力过强，而焦虑、自杀；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过强而窒息。相反，人尤其是文明社会的居民，尤其是文明社会中的富人和闲人，其内外力量对比，就因内压过强而丧失平衡。为什么人们说“文明的发展使人的道德败坏”？不能不联系到这一点来看！“富贵思淫欲”，许多荒淫行为，就起源于丧失身心平衡及内外平衡，而这在动物世界中就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人的内在反压力，已经借助文明手段而远远超过了外在压力。所以人们要求过量发泄以致达到病态程度，且永无餍足的一天。这种失衡，构成人的“自我毁灭”。

 

但人控制环境的力量，又比动物更大，他学得“以夷制夷”的法术，来左右外界。所以，相对说来，外压对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压难以驾驭：他的身体欲望、野心冲动等等，才是他的主要杀手；不像困扰野生动物的，主要是饥饿及不安全感。所以，人比其它动物更需要神话、哲学、宗教，以便在控制了环境以后，再度实现自我控制──免得因为控制环境之后而变得多余了的内在压力，反过来伤害人自身。

 

 

（030）

 

明智的人，也就是“不愿如此伤害人自身的人”看见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也许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意识，于是开始行动。可以采取的步骤有二：一是禁欲或至少节欲，以抵消控制环境后变得无拘无束的欲望、意志；二是自觉自愿寻求某些外在压力（如“自鞭教徒“那样行动）以求平衡，以求解脱，以便从内在的骄奢淫逸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挣扎出来……这就是外在压制的巨大功德！

 

禁欲主义，就是人类如此发明的、具有社会形式的外在压制。只是当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全社会已然失却这内外平衡（“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强制的压制降临，扑灭行将淹没社会的人欲滔天：“天国”（即完美的压制）近了！没有解脱、没有超渡的一劳永逸的可能！一切都注定了，一切都无从改变，一切只有“唯一可能性”即等于没有可能性。而唯一可称为“主观解脱”的方式，就是学会欣赏自己的苦难！同时学会欣赏自己的创造，来排遣苦难激发起来的抑郁。这也就是艺术的起源和精神的滥觞？与此相比，吃饭的“经济”需要，哪里会是文明的动机？

 

 

（031）

 

人在种族历史的演化中，主动性日强，选择的机会日多，命运反倒日益飘忽不定，对未来日益丧失把握的力量。因为人的智慧硕果，也就是人的智慧负担。没有智慧的物种，依其本能行事，却对命运放心，对环境似有把握。拥有智慧的人，反倒看穿这主观意象的虚幻性；而人的智慧又不足使他把握未来、洞察命运：从此，人陷于进退两难的人生之谷。正是在这关头，权力意志的黄金时代才来到了。

 

是争取权力的意志，使人在迷乱的世界中找到方向，并划出无形的生命路线：尽管它“非理性”，但往往“超理性”。权力意志，是压制的苦果，是在宇宙间普遍压制的无孔不入的重压之下，逐渐形成并不断易化：不但是普遍压制的一时结果，也是普遍压制的持久结果。这能证明，一旦压制消失，权力意志亦将随之削弱。所以人们说痛苦是巨大的资源，是因作为内外压制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调，痛苦激起强烈的情愫，得以重建此项平衡。人们说磨难与阻遏，是升华的关键，因为升华乃是内压对外压的“棋高一畴”。

 

 

（032）

 

在权力意志与普遍压制的关系上，还有一个“零点”存在。正于此零点，则压力越大，权力意志越高涨，越旺盛；负于此零点，压力越大，权力意志越萎缩，越孱弱，以至消失殆尽──生命也就随之寂灭了。

 

这零点因人而异，并无统一标准，所以，没有人能够度量天下的权力意志。人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不同的人对各类问题的反应能力，来判断其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与普遍压制“关系上的零点”──有如人类活动中的“最适点”，既是转折点、分水岭，也是事后的聪明与假定，对此，其实，没有人能够预知。

 

 

（033）

 

“权力意志”──是人的内在压力，亦即“反压力”的派生。反压力不仅分化为权力意志，还分化为各种意念及生理功能，用以抵御外来的压制。而“内在压制”又是普遍压制的分化，普遍压力作用于人，分化为“我的”和“世界的”。所以，“权力意志”作为普遍压制的影子，一个投石入井时的反响声──这就是权力意志的别名。

 

权力意志对个人，不失为定数。你的命运寓于你的权力意志中！从这意义看，权力意志说，是一种宗教。但恕我打破庸人们甜美的梦！权力意志的崇拜，是迷途，因为只有投影为权力意志的那实体，才是永恒的谜。

 

那永恒的谜，是我们的智力永远也无法解开的，我们只能凭借内在的体验、本能的直觉去感受一二！我们是被限于上天为动物划定的天牢中，最伟大的新发现，只能通向“天人合一”。而进入“神国”一切生命种类，也将继续承担那自然界残酷无情实验下的牺牲！人类又岂能独逃乎此？作为生命自体，由于上苍赋予的本能，它们觉得自己的生存是头等大事，甚至决定了世界的命运。但对可能的客观观察者，也就是与观察对象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的中立观察家来说，“觉得自己的生存甚至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只是幻觉。

 

 

（034）

 

尼采“权力意志说”很糟糕：它唤起的不是超人，而是一群乱党；它预言超人及新秩序，掀起的却是社会渣滓连根拔起的大翻身……关键在于：虔诚者的宗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鸦片”！适度的麻痹，比过份的刺激更为重要！英雄不会被鸦片的麻痹所征服，而“宗教的精神鸦片”也可以镇定骚动的群众。显然，尼采没有机会读过《老子》，所以他不懂得“过份刺激”的危害性。世界上有那么一批人，适当的刺激可以使他们的野性苏醒过来，投入振奋的活动。这种苏醒、振奋的因素，不仅来自内心的天良，而且来自环境的遭遇。对那些受到天良感召的人们，这批人就成了“破坏力量”。“超人学说”，就这样成为“破坏者的工具”，从此堕落为“群众性的宣传”。

 

尼采的自我表现经常过度，结果直接侵害了他自己的学说。很显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能够医治尼采病的药方：那就是中国思想。从中国思想的角度看待“权力意志说”，当不难发现：

 

如果权力意志真是人与世界的本原，也就是说权力意志以自身为目的，那么这样的本原不就是“上帝”的另一种名称？否则请问，权力存在的依据为何？权力的占有又是为何？如果权力意志既不是上帝又不是被造物，那么就只是过度受到压制的心理变态者。

 

“权力”本身就能给人带来直接快感？如果说，一个人除了从“权力”得到纯精神的满足而一无所求，那他的“权力意志”岂不成了过度压制下的幻想？

 

 

（035）

 

当社会压制减弱到相当程度，多数人统治所开放的人欲横流、天理丧尽，就会成为时尚。原先的创造力，这时堕落为纵欲，果子开始熟透，文化开始腐化，有形式的创造成为无目标的发泄……这时所谓“天理”，就是全社会规模的精神压制。

 

A，“多数物质人”的纵欲，即构成对“少数精神人”的压制；B，“少数人”要成功地反抗这压制，必转向创造世界的活动。唯经由创造的途径所实行的反击，才具有持久的抵抗效果；C，此种创造性的反击，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形成对“多数人”的新压制；D，此种新压制，对“多数人”纵欲后的虚脱状态，是休息和补药；E，随着“少数人”的新压制而来的，是“多数人”的休耕及复原；F，新压制的创造性，在多数人的休耕和复原中一旦变成“人人都可从事的工作”，就逐渐转为多数人的纵欲；G，新压制在发挥其权力的过程中，从多数人的纵欲一开始还打着创造的旗号，逐渐走向多数人统治；这时就抛弃创造的旗号而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压制新的创造；同时也就走向衰落，这是由“权力的罪恶性质”决定的；H，新压制的这一衰落，导致“多数人”中的佼佼者起而创造，他们在使自己升为“少数人”的同时，也使新的压制沦为旧的压制。I，多数人的纵欲是与败德相连的，所谓败德，就是败坏了少数人的首创精神；所谓败德，也就是德败，即旧的压制开始崩溃；J，新的轮转就这样开始：多数人纵欲──少数人反抗──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创造──多数人堕落──少数人革命──多数人顺服──少数人骄傲并成为多数人的代表──新的多数人重新纵欲──新的少数人开始反抗。

 

 

（036）

 

可以说，所谓“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民主社会”，是商业主义横行无忌、肉体崇拜到处泛滥的时代：这历史的定数，不是几个精神豪杰就能驱散的……

 

“少数人创造的新压制”开始获得优势的时代，是所谓“贵族社会”，也就是神权主义笼罩世界、责任和克己开始获得优势的时代：这历史的气候，不是几个精神豪杰就能开创的……

 

 

（037）

 

一切历史潮流，都是各种可说或不可说、可见或不可见的力量，在互相搏击、抵消、妥协、融合中的“战史”。从根本说，历史的法则是力学的法则。社会的力学，文化的力学，心灵的力学，还有“超验与无言的力学奥秘”……在等待我们发现。

 

这样的“历史”，决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或摄在胶片上的图象，可以一目了然的。读这种历史的人，应有“力透纸背”的眼力，以穿透学术权威们所散布的自命为“真相”的谎言与自命为“真理”的迷雾。

 

 

（038）

 

我们不是在权力的框架下重新评骘优劣、再度颠倒历史的；我们只是点破人类命运中被权力垄断的上述黑幕，并揭示其循环过程。

 

这样的历史还有相对的黄金时代吗？当然。

 

历史的黄金时代，既不是“多数人的纵欲期”（民主时代），也不是“少数人建立新压制的时期”（君主时代）；真正的黄金时代乃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时代：从奴役走向自由，或从自由走向奴役！因为多数人的纵欲，破坏创造力；而少数人的新压制则是文明的完成状态，完成了就开始没落了。正如果子，熟透了就开始烂了。

 

我们给予黄金时代的特征是：多数人尚未从旧压制的梦魇中解放出来，少数人已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进军。这种“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乃是一切社会革命、文化更新、生命创造的活泉。

 

 

（039）

 

问：历史是什么？答：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永恒战争。问：什么是“反历史”？答：多数人在无情压制少数人的创造活动。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反抗，就叫做升华、进步、兴盛；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就叫做颓废、堕落、衰亡。

 

文明的第一个火花，闪击在少数人求新的意志；蒙昧的最后一颗晨星，消失在多数人守旧的尸骨。

 

少数人的新意是怪物，它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它是命运赐予人类的生命契机；它出尔反尔，是难以捉摸、不可把握的永恒动态。

 

只有一点堪称定数：少数人的意志百折不挠，具有野草般的生长强度、扩张能量、改变世界的潜力。他们的创造模式和意志趋向，可以改变也经常改变，但其强度、能量、潜力，“永远如新”。

 

少数人的意志在其受挫、败北之后，也会转向，却不会减弱，更不会消失。他们的金言是：“可以消沉的意志，不是一个可靠的意志；除非它在酝酿一个新的转向，除非它本来就是死的或反借能源的月亮。月有圆缺，而太阳则在周流中圆满，在圆满中周流。”

 

 

（040）

 

“被压制者的美德”这个命题，立论在这一前提之上：只有在遭到压制的、不自由的心灵中，人的美德才可能产生。所以，“奴隶道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只有奴隶才有道德──“美德”，属于被压制者。压制有各种形式。许多压制既非来自社会关系、也非来自物质的缺乏；但只要它构成压力，形成遏制，造成强使，就产生了导致美德分泌的机制。

 

原来，美德是作为自卫武器而制造出来的，美德是反压制力已经凝集的表现形式。人类，由于“天性如此”，当他不再感到内外交困时，当他感到已经自由，已经获得主宰能力时，他的美德就会逐渐丧失。丧失的过程越迅速，其后果也就越是灾难性的：故“暴发户”对邻人最危险。暴发户的内外平衡改变得太迅速，谁知道他会在暴发之后，要干些什么“自由自在”的罪恶勾当？往往还是变本加厉的变态勾当！

 

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压制，美的、善良的、崇高的、纯洁的感受，才会油然兴起，作为对苦难生活的解毒剂，作为反抗不义、建立公平的动机。所以，“受压制的人们有福了”，决非妄语；“压制，乃是上天赐给你的至福”，也不是说给倒霉蛋听的镇静剂，而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041）

 

被压制者，身在重压下，如果放弃了升华的道路，就意味断绝了一切希望，这当然不行。于是，只有那些敢于面对压制、敢于嘲笑压制，同时还敢于忍受压制（以之作为锻炼自己身心强健的有力工具）的“威武不能屈的上等人”、“富贵不能淫的大贵族”、“贫贱不能移的真君子”，人生的圆满的至福，才呈现出来。

 

美德好像碧血，是从伤口中分泌出来的！一般说来，伤口越深重，分泌的血液也就越多；心理上的压制越残酷，则激发的美德也就越是光辉动人。我们应当用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来欣赏悲惨世界中不断涌溢的美德。这悲惨世界，是命运对天才最高的赏赐，而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体现了命运对注定朽灭之物的爱！

 

因此我们称“奴隶道德”为美德。因为我们看到：即将来临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奴隶社会──它并不类似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而类似奥斯曼帝国、满洲帝国那样的蛮族入主的奴隶社会。它们其中的一个，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罗马帝国（拜占庭），一个再度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中华帝国（秦到明）。

 

 

（042）

 

我们同样看到：唯有美德即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防卫方法，才能为新文化的发轫，积聚必要的能源、培育不知畏惧为何物的年轻一代。在这个议题方面，传道人的儿子尼采或因为无知或因为病态，或二者兼而有之，犯了一个绝顶的错误：基督教并不是单方面地使人驯化并弱化了人的健康本能，基督教岂不也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多少恶棍借用基督之名，犯下了比之异教世界远为血腥的暴行。这些超级恶棍往往就潜伏在教会之中，打着上帝的旗号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尽管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使弱者更加俯首帖耳。这两极分化的含义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奴隶道德”到底是强化了历史还是弱化了历史？到底还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滞了历史？答案显然是强化了和推动了而不是弱化了和阻滞了历史──为此，也仅仅为此，让我们欢呼奴隶道德的胜利！奴隶道德，虽然助长了恶行，却从反面即纵容的意义上强化了历史的邪恶动力，并推动了历史“冲浪过程”。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被压制者的不幸处境，乃是源于自己（或其祖先）的某种“罪恶”。历史证明，今日之被压制者，乃是昨日之压制者，也是明日之可能的再度压制者。而今日的压制者之所以能肆行权力，乃是得力于其昨日之被压制。同样，也要在其明天为其今日之压制，付出再度受到压制的代价，从而再度转为“被压制者”。虽然历史的线索有时并不像我这里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但我们具有历史直觉的透视已经表明：也许个体可以逃出这一报应的循环，但种类却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你就是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里的尼姑小和尚。”

 

 

（043）

 

真正的被压制者，乃是历史哲学意义的“伤兵”──他们曾经惨败在人生的角斗场上。他们在前一回合的放肆活动，遭到挫折，于是沦为“伤兵”。然而，通过被压制状态而实现了休息的人，有福了；正如通过静静养伤而实现了自身复原的伤兵，重新有力了──他卷土重来，扬起烟尘。这样的人不因受伤而懊丧，或从精神上解除武装；他也不因养伤的寂寞而发狂。他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他知道报应的时刻即将来到，知道新的报应将回馈今日的无聊！

 

“伟大的伤兵”！──这决不是一个讽刺或亵渎的名号称呼，这是一个献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者的颂辞……

 

 

（044）

 

为什么握有社会权力的人往往罪恶昭彰？因为占有权力，就意味着行使权力。权力，也如同一切工具一样，只有当它使用时，它才存在；搁置不用，怎能避免朽坏？争夺权力，则也必消耗反制的力。而行使权力所具有的消极性，要远远大于其积极性：这是由人贪得无厌的劣根性造成的。人的本性，逼迫人以权力来填充欲壑，这种本性远远大于人以权力来创造文化的可能，正所谓“水往低处流”。事实上，文化上的创造者，多数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反抗，而不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顺从……

 

“含而不露”、“为而不有”，只是一种永葆青春的希望。而人的不安份的本性迟早将打破这种死寂，并以狂欢节的方式奔向毁灭……

 

 

（045）

 

君子的“慎独”与小人的“无忌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君子以强力的内在控制，填补了外在压制遭到削弱后所留下的真空。而小人，则由于这暂时的真空状态，而情不能自禁，下流地消耗了他的内在压力：于是当新的压制来临时，他就因为失去备战的抵抗力，而被内外交困活活绞死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人可百般，唯不可下流。

 

 

（046）

 

理想的状态不是被压制（就更高意义说，被压制只是一种生命的准备状态），而是以被压制者之心，处压制者之势，即拥有压制力而拒不施行压制职能。理想的状态，像一张巨大的神弓，引而不发，长葆其盛。

 

我知道！这些只是年轻的梦想，仅仅现在，三十岁前夕，生命还有最后余辉在闪烁，我临照这变幻无定的世界，面对一切川流不息，心也升沉不已！我知道，一切力避衰落的希望，也许无益有害：它们只不过加速了衰落进程。老子倡言无为，因为他看到这世界背后的真情！伟大的心灵，追逐伟大的事业，他企图切割、役使、控制现实世界；以及探索、塑造、主宰精神世界等等，最终产生对他人身体和心理的支配并造成巨大压制，或帮助他人从压制下解放，以进入另一更为强力的压制状态──这无限优良的麻醉剂，达到一箭双雕的功能。

 

其一雕，使心灵摆脱日常生活的困扰和琐屑事物的纠缠，摈弃杂务充塞他生命空间的杂念──这些杂念以猥琐的希望、刻骨的嫉妒、无孔不入的欲念、自惭形秽的冲动以及羞耻怨艾、悔恨失意等等一切可以想见的形式，侵害他、腐蚀他、咬啮他，终于会蛀空了他！

 

其二雕，使心灵被空前博大精深、使人陶醉、令人神驰的精神高涨，紧紧攫住，开创有价值的也就是能令人振奋的活动──归根结蒂，追求伟大和不朽只是解脱的一种形式，是心理的平衡机能。这种形式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基于它被超乎寻常的痛苦所充满。他像基督走向十字架的光辉，本身就是深切苦痛的永恒象征，作为人生的“无从医治而只能麻醉”的伴随物。

 

 

（047）

 

“今天的被压制者，将是明天的世界主宰；本来的世界主宰，常在后天沦为仆役，往往是最卑贱的仆役。”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恒理。所谓“被压制者”，不是社会学术语，而是心理学概念。现代西方的荒淫哲学，把人视为物质，一笔勾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视人与人之间的组合为机器的构造。这是源于十八世纪、风行十九世纪、统治或半统治着二十世纪的西欧海盗后裔的大众舆论。然而，这并不是什么真实的景况。真实的景况是：人是心理动物。他所谓被压制，不是一种外在客观的、齐一的标准可以度量出来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种标准），而是基于不同人的主观感受。据此，所谓被压制者，就是强烈感受到压制感的人；被压制感越强烈，则其受压制程度也越深，其反应的度数也就越高。

 

所以我发现了这个现象：被压制者的感觉，远比缺乏受压制感的人们，敏锐得多。也可以说，感觉敏锐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同时，被压制者的情感，要远比缺乏压制感的人们，纯洁得多。也可以说，情感纯洁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综合起来，被压制者由于其敏感及纯洁，较之缺乏压制感的人，更容易为某种感情而献身。比如，一个处于逆境的人，必定是感受很大压力的被压制者，这种人很容易被别人的善意表示，所打动。请注意，“逆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感受的表述：一个绝望的人，有时会变得异常轻信，他会把他在正常状态中决不会相信的东西，当作救命稻草一样全盘接受下来。甚至一个贵人在落难时，也很容易爱上一个贫贱的女人，这类贱货他在平时连看上一眼都不屑。凡此种种，又与“饥不择食”相关。因为饿汉比饱汉更机敏、更警觉，同时他们的情感也较单一，较能摈弃习惯看法，等等。

 

如果需要为这类现象提供理论的证明，则不妨说，被压制状态有助于排泄情感的杂质，犹如一定的压力会挤出脓疮中的液体。而在境况危险或面临死亡时，许多人便会拼命地交配，像昆虫那样完成最后的生存斗争。这样，为抵抗压制，使自已能在巨大的压力下继续存在或幻想可以继续存在，生存者必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击，这种“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使他在情感上变得纯一，在感觉上变得敏锐。与此配套，生存者除集中精力，还要排斥内在杂质，如果他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会削弱信心、稳定、抵抗力等等；并丧失方向感。

 

压制是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这样看来，压制虽被一切生命所厌恶并躲开，但压制却有助提高生命的各种能力。且不说“生命起源于压制”的原理，我们称压制为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还因为压制具有提升被压制者的道德力量、情感力量和行动力量的功能。

 

终于，人们多少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被压制者”了。

 

 

（048）

 

何以被压制者能负荷如此重大的使命？他来到这世界上，带来了一个空前的预言：世界将永远成为被压制者的世界；世界是命运为被压制者预备的一份礼物。

 

命运之所以把这礼物，赐给最深度的被压制者，不为报答或慰借他，不是要他放纵一番、发泄一场──而是要有秘密的事业在他手中完成：命运把这礼物交在他手里，是因为知道他是最负责任的保管者：命运让他用自己的性命，重塑这礼物，以完成愉悦命运、震惊世界的创造性工作。他是命运的棋子。

 

 

（049）

 

真的，这潜隐在最深度的被压制者，却是《福音书，登山宝训》中所说的“清心的人”，所以上帝才让他接管世界。诚如异教罗马的元首马克思·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年）在《沉思录》中所说：“只有当不想统治的人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可惜的是，罗马的多神宗教只能给人带来伪善。奥勒留元首装出一副对于权力清心寡欲的样子，其实却死抱住权力到另一个世界，还把权力传给自己的低能儿子。

 

［回归一下历史也许是必要的：公元161年，罗马元首安东尼逝世。奥勒留和维鲁斯两人共同继承元首职位。169年，维鲁斯病死。180年，奥勒留病逝。这两人执政时期，多瑙河的日耳曼部族多次南下，奥勒留去世时，边境形势更为紧张。但奥勒留却把继承权留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康茂德，康茂德是一位放荡轻浮、优柔寡断的人物，他即位后，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签订了不利于帝国的边境条约，躲在罗马过起了奢侈的生活，还大肆屠杀对立的贵族，引起了臣民的不满。禁卫军官发动政变，杀死康茂德，安东尼王朝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奥勒留的前任们有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那些确有统治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继任。但是，奥勒留这个伪善的“哲学家帝王”却让亲生儿子康茂德作了继承人。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依靠血缘法则而不是能力法则上台的康茂德，无视自己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康茂德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禁卫军训练有素、报酬优厚，但这以后已经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权。另外一个说明奥勒留这位哲学家帝王真实面目的身教典范是：他死后仅仅两年，他的女儿魯琪拉竟然阴谋暗杀小她十岁康茂德，事情败露后遭到康茂德的监禁和杀害。这种家庭内讧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帝王、“虔诚的佛教皇帝”梁武帝。］

 

而“清心的人”则不同于伪善的哲学家帝王，他将接管的世界，既非彼岸，也不在天上；他不坐以待毙地等候主人，也不行法利赛人的祭祀，他拒绝售卖罗马的赎罪券，也不以布施的名义欺财诈色。如果命运悦纳的话，他就借力使力地接管，他也不推辞千古恶谥。他知道，今日的被压制者，可能被明天的权力所腐蚀，并淘空其内在精髓。这命运的路线是：久经压制──获得力量──反抗压制──掌握权力──实行压制──自我放纵──腐化堕落。

 

而天命之子是稀有的。且即便天子也难免一死，精神总会委顿，肉体总有靡烂的时候。于是上述的路线，成为人类的命运。牧师的儿子尼采所夸张的“主人道德”，其实反倒是贫弱无力的病态标志。那些作威作福的老爷和横着走路的暴发户，比年轻的强盗更加可恶。理想的人，应是命运的工具，而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表和打手。因为一旦成为统治阶级，没有不腐化堕落到底的，他们握有的权力，使他们不再创造奇迹，而是在消费生命！而我们的被压制者，则不是劣质阶层，而是传达天意的被压制者。

 

 

（050）

 

勿忘权力是毒药。因为权力与“被压制”是相反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在尘世间，越有权力者，越容易堕落；越无耻的人，越容易发迹。卑鄙不一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无耻一定是无耻者的旅行证。人的罪恶程度，是与他获得成功并掌握权力的程度，成正比的。权力越大，罪恶越大；罪恶最大，权力最大。由于活着本身，就意味多少拥有一点权力，所以，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真正触及到了人性的要害。不仅人有原罪，万物都因其自保倾向──即使那位“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天子。

 

另方面，唯有权力能解除压制，没有权力就只能受到压制。然而遗忘了天子的现代人众，却无法运用权力的压制来增进自己的生长能量，反而附庸权力的压制来消费自己的生命能量，结果使得权力的病态日趋严重。

 

 

（051）

 

现代人只注意权力，而不注意德行；只注意外部物质，不注意内部精神，可谓舍本逐末之至矣。因为权力毕竟是毒药，权力不能医治现代人的病态，反将毒杀千万亿病人。

 

权力之成为毒药，因为它不提升生命，反退化生命。握世俗权力者，鲜有不堕落的。“权力的作用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只有一句话：浪费生命。”世俗权力都导向罪恶，导向放纵，导向反制的生命力量的消退。故一切伟人，莫不因压制感而奋起；一切大业，莫不起源于绝望中的反抗。

 

这绝望亦为主观感受。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有什么难过的？他们过得比我们好多了！”可见，绝望者，起自伟大心灵的天生不平，这不平注定要改变世界均势和历史定局，打出新天新地来。而世俗权力呢？使人的生命流为形式，徒具其表，蛀空性情；它只会带来舒适、享受一类的清福，这仅仅便利生命的消耗；很少人会“放着权力不用”──他们的贪婪，终于使权力成为一切毒药中最毒的。

 

 

（052）

 

一个有权力的人（即握有高于常人之权力的人），要想不因权力而自我毁灭，必有超强的道德情操，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所谓“自制力”，这才是《老子》所谓的“自胜者强”。自胜者，必以道德情操来凌驾生存欲望、权力意志。所谓道德情操，当然不是被动状态的自限，而是主动状态的热忱。一个真有道德情操的人，其最高座右铭必非“我不应该……”，而是“我一定要……”。

 

是的，正是他那不可摧毁的“一定要……”的固执，为他树立起千百个“不应该……”的戒律。只有在这意义上，戒律才是必要的。戒律的压制，酝酿、激起的反作用力量，使得创造的甘泉勃发。甘泉的勃发与荒漠的压制之间的关系，可与飞奔者与影子的关系作比：奔跑者为摆脱无处不在的阴影，为实现“脱离阴影的那种解放、透明的自由感”，竭尽全力地飞奔！甚至当他颓然倒下时，也本能摆脱阴影，但他却在这运动中，跑出辉煌的成绩。像流星发出触目的光，他的格言是：宁可短点也要亮点！命运作证，如果他不是怀着如此美妙的希望，是决然拿不出如许的精力来的！这叫“夸父般的疲劳而死”。如果不是疲劳地死去，他也会老死在床上或“死于安乐”。牛栓在桩子上也不免一死！创造者与压迫力的关系也是如此。创造，是受思想的驱使，渴望摆脱压制的窒息。否则，即使死亡也不能帮助你摆脱那普遍压制的阴影！

 

 

（053）

 

在我看来，无论庄子的坐忘还是印度的瑜珈，都是渴望摆脱压力的努力，是以彻底的放松来对付无孔不入的压制。它们通过制造“内在的吗啡因”，通过做个“活死人”，把力量集中运到特定的方向。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这甚至可以使死，成为复活的中继站、再生的渡口：从一种被压迫状态转移到另种被压制状态；从一个地狱摆渡到另一个地狱。正如犯人在押解途中，不免设想新监狱的种种令人振奋。……并怀着期待的欣喜，来迎接可能是更坏的苦难……美哉！神啊！这就是你的救赎？这就是你对人类的最高的爱。

 

由于兼容了神性，那“道德情操的载体”天生就不属于这个“现存的世界”，这“可感的世界”，这“人类意义的宇宙”。所以他绝然超越这世界，他与这世界之间无牵无挂，可以一刀斩断似乎斩不断的流水，更何况离愁乱麻之类的干系！正因此，他无从滥用他的权力，即令这权力此刻体现为世俗的权力；唯有他可以免受“权力的毒害“？正如鲨鱼感染不了人类的许多疾病？这是由精神类型的异常，预先决定的！

 

 

（054）

 

成吉思汗的真正对手，不是他的故国，不是那横遭其军团蹂躏、毁灭的异文明；他的真正对手乃是以其部众为最典型代表的多数人动物性；那异文明的复杂份子，当然也属于这个范畴。

 

A，蒙古各部先后对成吉思的兴起所施加的压制、迫害，刺激了他的锐迸、崛起。

 

B，成吉思对文明各国的征服过程，实际上包含了对其部众的“隐蔽屠杀”即“借刀杀人”的含义。

 

C，成吉思汗如此一箭双雕，如果不是出自阳谋远虑，就显然出于无意识的引导，也就是所谓的“代表天意”了。

 

D，成吉思对被征服各国表现的蔑视及仇恨，是对那些从小就迫害其家族的众多恶邻、叛徒以及蒙古各部的是嗜血成性的敌对势力的“移情作用”。

 

E，由于这种移情作用，成吉思对恶邻、叛徒、蒙古各部的战争，成为隐蔽型的，而其公开的战争则成为国际范围的征服。

 

F，情绪的普遍化、齐一化和情绪的哲学化身之关系。

 

“决定历史命运的鞭子”如成吉思这样的屠夫，要感谢多数人对他的压制。故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陈词滥调是安慰“天意的仆役”，是“对自己也并不怀有善意的”那种。如此一意孤行者，方可以当得起“文明史的精子”，而把多数人所构成的社会列为被动的腹腔与子宫：精子突入，阴阳交感，历史生焉。

 

全世界的少数人联合起来（而不是全世界无产者无赖者联合起来），全世界各种族各文明各国家各阶层的少数创造者联合起来，种族、文明、国家、阶层的藩篱与隔绝，打破团结在天子旗下，联手创造全球的未来！排除你们之间的纷争，全面突击多数人惰性的腹腔：以此判决历史，也判决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你们不是代表自己实行终极审判：而是代表命运实行过程的判决。为此，也仅仅为此，你们才拒绝自相残杀，因为你们是党同伐异的世界精英。

 

 

（055）

 

“少数人”反抗“多数人”，也就是少数人反抗社会，出以不同的形式则生不同的命运。它若出以文化的创造这形式，就有一个文化繁荣时代的来到。它若出以军事斗争这形式，就有一个强权中心确立，它若出以宗教狂热这形式，就有一种新宗教的崛起。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成功镇压、严酷统治，诚然造成“暴政”；但不会马上形成可怕的僵化。只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严刻腐蚀，才会使得整个文化的活力趋于衰微……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并不是僵化的，王朝末年才风行腐败。通过系列观察和反省，我们终于认识到，“多数人意志的胜利，是文化的末日。”也就是王朝末日。末日经常不是“暴政”的别名，而是由伸张“正义”的行动导致的。如果这正义，意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和有效腐蚀；如果那暴政，意味少数人驱使多数人奔向某个聚焦的目标……

 

 

（056）

 

“权力”倾向于“肯定”，哪怕是欺诈式的肯定。“权力”肯定了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而这一切东西却终不免是归于否定的。其之所以是否定的，就在于它们并不像“权力”的占有者所昭示的那样积极，而是极为消极的腐蚀性存在。除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消极，都是“阴”。只有创造才积极，才是“阳”。

 

“权力与创造不共戴天。”应当广义地理解这句话。我不否认权力也有创造的潜能，但这只是巧合而已，是创造性导致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导致了创造性。成功的权力，只会削弱创造力，使创造力从非创造的孔道中发泄出去。有时，权力刺激也会促使创造力高涨，但权力刺激不可过大，过大反而磨灭了创造的冲动。尽管权力催化了创造潜能，但创造的高涨不是产自权力。人的本能总是千方百计用权力以求纵欲，所以权力对他们意味着灾难，“德行”与“权力”在他们身上是对立的。权力越重的人，道德越败坏，只有深受压制者，才成为“有德之士”。

 

 

（057）

 

如果暂时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有兴趣找一点更直捷、更切实的“原因”时，便不难发现：由于科学的进展，人们干预自然进程的权力也相应加强了；由于“群众时代”的到来，人们干预社会进程的权力也得以强化──但结果又如何呢？心的嗜欲越来越强，人间冲突越演越烈，上述两种权力的强化，到头来都灌注到野心中，使之无比膨胀起来。于是，运用权力来“享受人生”，而不是“追求人生后面的虚无”（如“彼岸”），就成为人生唯一的目标及内容。

 

 

（058）

 

有胜利者，也有胜利者的先驱。胜利者的先驱不是胜利者，但也并非失败者。革拉古兄弟的平民化宏愿，由凯撒和屋大维的独裁变相地完成了：平民和贵族在独裁统治下变得平等了。和近代西方世界和现代全球化的进程相反，罗马的贵族不是由平民革命消灭的，而是由僭主政治消灭的。古代中国也有相似之处：陈涉、吴广的平民野心，在项羽尤其是刘邦的身上得以兑现。

 

在宗教领域，情况更妙：施洗约翰的头颅，奠定了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并通往使徒保罗的死囚牢，最后在罗马阴暗的地下礼拜堂里，才升起了教牧系统的宝座。

 

A、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的压制──这些少数人的心灵敏感，这可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三者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由于放纵和解放态势而在尽情释放能量时，受到压制的少数人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极度反感，而在积累能量。

 

B、随时光流逝，多数人由于无拘束的放纵而空虚，并精疲力竭，少数人却由于压制，积累庞大的能量，进而铸成组织。于是力量的对比，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少数人储存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过多数人储存的总和，少数人于是构成“对于多数人的优势、吸引和不言而喻的权力”。──普遍的压制时代悄然来临，取代前此的普遍的放纵时代。

 

C、这普遍压制，是需要以“能量的释放为后盾”的。少数人尽管奉天承运地施行这压制，仍需付出他们在经久的压制状态下所悄悄积累的能量。而多数人却因被压制而敛迹，从而开始再度积蓄他们的能量。于是力量的对比，再次反转过来：经过一定的时间，渐渐的，少数人所体现的那种普遍压制已经镇不住多数人的能量勃发，于是普遍压制又开始出现裂隙……

 

D、这种被压制状态下的能量勃发，慢慢开始采取一定的途径，在薄弱环节进行渗透，随力量对比的进程及其“剪力差”（少数人因“控制局面”而消耗能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力量，多数人因继续受压而不断增加力量。这样，“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角色又开始再度互换了……）──旧有压制的裂隙越来越多，从中流失掉的能量越来越大，逐渐导致旧有压制的全面崩溃。

 

E、这全面崩溃之势一旦形成，能量的释放（解放）就变成毫无目标的四处流溢（放纵）了！创造性于是变成破坏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追随，使得数量上的“少数人”日益得势而变成“多数人的统治者”，结果堕落成滥用权力的先锋。

 

F、随同新的多数人而四处流溢的放纵行为，使得新的压制效应又对新的少数人形成……于是，一个重新凝聚、重新压制、重新破裂、重新放纵……的进程，再度开始！

 

G、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他们心灵敏感）的压制。这可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这三者是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因为放纵和解放态势，而释放能量时，少数人再度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抵御而积累能量。

 

 

（059）

 

展读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西方人作为整体而言（而不限指某阶级某区某国的西方人），已经日渐耗尽他们数百年来亢奋不已的精力，而陷入类似马其顿世界甚至罗马帝国晚期那样疲软不堪的境地。有一天，西方人将再度成为一群丧失意志、缺乏活力的木偶，仿佛希腊罗马文明的晚期。那时的人们会大声叫道：“他们一千年间的创造力哪里去了？”真的，他们五百年间的嚣张暴戾哪里去了？被他们得志猖狂的纵欲，给活活葬送了。

 

心的力量，是独特的历史现象。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任何巨大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几百年时间的涵养，是成长不起来的。而西方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极端“黑暗”的五百年间、以及随后五百年间（公元500─1000年的前文艺复兴的“灰色”时代），千锤百炼涵养起来的元气，已经被最近五百年间即1500年以来的地理大发现）的扩张，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压制时间越长、压制程度越严、压制的感受越痛苦，则报应来临的一天，反压制的创造力，开出的精神之花也就越是疯狂，醒目、馨香、经久不衰。

 

 

（060）

 

我们毫不怀疑，西方人在一千年间（公元476——1457年）的“黑暗时期”积蓄的心力，现在已经几乎涣散。所以在二十世纪继西方之绝世者，已经落在西方以外的重心上：作为西方世界的蛮荒边疆而出现在历史中的苏俄、美国及东亚。这些半西方化的（美国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犹太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苏俄半蒙古化、半回教化；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欧洲化）族群，其衰落当然也会稍稍落后于西方的主体（即西欧，西罗马帝国的遗址）。不过，苏俄与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日本人由于他们岛国的偏狭（地理的、心理的以至于生理的），基本上只能处在配角的地位。我们兴高采烈地看着现代中国所受到的、来自全世界的严酷压制。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八国联军压制，有助于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国家，有助于中国有一天返回去、挥发出，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球影响。

 

我们怀着更大的惊喜、更大的感恩，来预言中国也许要遭受的更大、更全面、也更符合奖惩原则的严酷压制。因为我们确信，这中国的涤罪祭，将使新的中国人获得更大、更全面、更符合奖惩原则的能力！现代中国的痛苦，上承祖宗的余孽，下启后世的生机：我们欢呼更大的危险、更大的机会！

 

到那一天来临，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将在许多方面与今天的世界正好相反。那时的人们会承认：罪恶感……自卑感，并不是“心理病态”，而是在不利的生存状态下，即身处“逆境”时保护机体免受过度损耗的某种自卫机制。自觉有罪与不洁、自觉软弱无力，尤其是自觉渺小卑劣，可使受害者们的采行类似“冬眠”的举步不前的方式，自我保护起来。如果没有低调形式的自我谴责，主体反会由于与自身能力不相乘的过度的支出与扩张，而陷入虚脱──正是由于这种生存的智慧，对不甘受害的受害者来说，意识天神、承认天神、依赖天神、崇拜天神，才成为生存平衡所必须，成为“人类得以保持其尊严”的前提。尤如持续的焦渴，是意识清泉、承认清泉、依赖清泉、崇拜清泉的生理前提。

 

 

（061）

 

关于“老公猩猩”，我们是这样看的：不能仅从年龄去判断谁是老公猩猩；而要综合以下指标去衡量：

 

A、他们的“生物文化”年龄，这在中国一般要到五十岁左右，而在美国到三十就差不多达标了。

 

B、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抗拒。

 

C、他们对社会权利的掌握程度以及决心滥用这种权力以维护自己或隐藏或公开的个人欲望的程度。

 

D、通过镇压和虐待年轻一代的活动，他们积累新生命的尸体，以及他们运用这些尸体去进行祭祖等邪恶拜物教的广泛程度。

 

这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老公猩猩以及是“几星级”老公猩猩的重要参考数据。老公猩猩的特性越强，则他所应荣获的级别也就相应越高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对他们授衔，像一位总统对他的将军们授衔一样。

 

一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平凡的老公猩猩……五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最显赫、最狂妄、最有权力、最专横跋眉、最富于残余的强烈本能的老公猩猩。

 

我们给予五星级的“老公猩猩”以最高的评价，他们用自己的反动性抵御自身生命的颓废，使年轻一代的精神很快像老东西一样荒废掉，正是这种被遏制的年轻的精力，像困兽的暴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青年”，这是某种要比“奴隶”和“人民”远为实际，且生生不已的力量。但在中国社会，这三者的地位是相似低下的。

 

我们正是在此“压制”的意义上，认可了老公猩猩们的“历史贡献”。所以我们用文字为他们堆砌了繁多的金字塔，如二十四史、革命传统等等。在这里，我们也就不须辩论或指责历史学家们的奴隶性或人民性，因为奴隶性就是人民性，人民性就是奴隶性。

 

 

（062）

 

以下说法也许刺耳，但大体上是真实的：制度的力量，不是通过它的合理性体现的；而是通过它的不合理性体现出来的！因为，某制度所据以产生的不合理性，恰恰赐予某些特定的人与集团以特殊的不合理的利益，从而激起他们的疯狂欲望。这些兽性及其兽行，才是林彪题词所谓的“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等疯狂的实际需要，使得社会遭受了种种压制，说明制度先天的不合理性，正如某观念所据以流行的动物性需要，如何能说明那观念的真理性？

 

制度的最大的不合理性，还来自它的“齐一性”。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人物是极其矛盾的……总之，一切“生活”都是“活生生”的，但制度却以自己的无私面孔“一视同仁”之，试想，这是仁还是不仁？这“合理”吗？合理？除非你承认，最大的无私，起源于最深刻、最隐蔽、最被人所讳言的私心！个人的，集团的，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私心。

 

 

（063）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制度却强求一致。制度，要对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物，进行相同的处置。“去人化”，是一切制度的共同特征。但历史的新潮，却是由少数的、特殊的、罕见的甚至是怪异的人格，触发、指明、表彰并夸张的。脱离了新潮，历史就将沦为一潭死水、臭水、污泥浊水。脱离了少数的佼佼者，新潮既无，历史成为腐尸。而非人化的制度，所具有的天然使命，就是拼命压制少数人，让他们胎死腹中。在这种扼杀功能上，各种制度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压制创造的不同形式，至于它们的压制性，则无不同。

 

掀动新潮少数人，不但与多数人处于深刻的对立中，且与“保护多数人的权益”的制度，处于全面的紧张关系中。他们要突破制度，制度则“把他列在罪犯之中”。没有理想的处方，因为情况千差万别，因为个性层出不穷，这使一切条件变动不居。理想的处方即使有，最后也只能堕落成为某种“制度”，即僵硬死板、强求一律的桎梏。

 

 

（064）

 

中国传统中的“风水”观念，也可解为反制观念的古老表述。“风水”好的地方，也就是压制得恰到好处的地方。所以，任何“开放状念”，也都是对好风水的釜底抽薪和致命一击。

 

一定要有所压制，而后才有所兴起。开放诚然是兴起之果，但又何尝不是兴起过程的终结呢。一切世俗的伟大及繁荣，都是对开放过程消费，没有不终得其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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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五色海第二卷·南方赤色──夏天的书·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1981─1983年）]

 

 

（065）

 

原始的巫术曾是当时的科学；现代的科学也总有一天会成为后人凭吊的对象。各个时代的科学，都有过它的功能，又都是不完善的。各种形态的科学（现代科学只是它的发展得比较充分的一部分），都只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不是人类智慧本身。

 

而许多流行的见解，却把这二者随意混同起来了。这一混同，是“科学迷信”的核心。但事实上，一种科学体系可能寿终正寝，但人的智慧之源却不会随着一种科学、一种文化的蠹败而枯竭。科学（它的派生物是技术）对人的生活的物质价值──相当于宗教对人的生活的精神价值：本质上都是启示性（科学术语则是“启发性”）的。

 

这一事实还决定了“科学”具有先天的两重性：一方面，它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奇异光芒；另方面，对这一光芒的崇奉，又可能压制人类智慧本身。有一种很大的危险常常出现在历史之中科学的光辉遮蔽了人类智慧的视野，使智慧的视线因之扰乱了，这是可悲的本末倒置。而不适当的“教育”──往往扮演着这类悲剧促成者的角色。

 

 

（066）

 

科学万能的信念、科学本位的理想正在发挥着类似于古代宗教教义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的社会功能，这使它成了不折不扣的现代迷信。它根本不顾这一情理：人，不是机器，也不是长着“大脑”、带着“精神”的物质。人是人，人是活生生的、有着广泛要求而又爱好新奇事物的智能动物。人，是被好奇心支配的动物。人，爱好矛盾的东西──所以，历史不断“重演”、不断划着巨型的“圆”。是人性而不是培根所谓的“宇宙的量尺”──给文明之流如此之美的活泉，激起五色交映的层层涟漪。

 

不打碎这些压制生命的现代迷信及其标准化的枷锁，寓于人性中的创造力，就无法自由展开它雄奇的“十面之翼”。不驱除这些碎片残骸，中国的精神之化，就无法开在历史的原野上。中国人，就闻不见它的奇异。

 

 

（067）

 

固有的精神规范的僵硬，使寻获新力量的努力一再受挫。结构之内无法容纳的力量，只有到结构以外去发展自已。用理性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只有借助超理性的意象。宗教就是一种意象。诚然，宗教的冲动，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这种简单化发白人心那要求超越已死规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原始呼声。它并不是真正恶意的反文化力量，因此，在吸收了新科学思想之后，它也可能长成灿烂的智慧之树。它毕竟还没有僵硬、定形。它毕竟还充满好奇心，还不拒绝接受新事物。它尚未形成一些固定不变的框框和“原则”。它还怀抱着热烈的憧憬，它还希望着新的太阳。

 

当活宗教变成一些死迷信和死信条之后，它本身也就失去往日的青春活力了。这时，它也像过时的科学系统（如托勒密的天文学、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等等）一样，没落成为一套套固定、繁琐、滑稽可笑的“教义问答”。它的仪式充满压制人的气氛。它的规矩顽冥得可怕。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轮才反转过来：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思索开始起来，力欲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这，曾是文化复兴运动的使命。

 

哲学的理论，当然不等同于自然科学、社会学、尤其是心理学研发现的事实。但是，有哪一代的哲学前进，有哪一代的前进中的哲学，拒绝从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取自己的养料甚至灵感呢？它要以此冲破传统的层层壁垒；它注定要劈开当代迷信的云山雾障。

 

“拔本塞源”──只能导致腐化颓废。

 

 

（068）

 

文化的本体论对科学常识全面开放，它在科学之岛上起飞，进入寥廓的文化天穹，并不把自己的生命消融在科学岛上的荆棘丛中。因为它的使命不同于科学。现在流行着一种学术的时尚，是用系统论或工程学的方法去分割、解释人的文化活动，将人的有机活动与无机世界的运动等量齐观。由此引伸开来，竟产生了以“科学的方案”去构建人类意志行为的冲动。

 

在古代的拜物教徒那里，我们曾看到类似的表演，即，为了使人服从宿命论的压力，而使大众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受到一种机械原理的支配的。他们因而匍匐在此，不敢创制新奇、“越轨”之事。现在，这种重新流行起来的宿命论，却以现代科学的名义和“方法”，畅销一时。这种科学宿命论，有窒息人类创造力量的危险把人当作无机物来对待的含义，不仅是一种亵渎（亵渎了创造之主），而且会招来新的蒙昧主义浪潮。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分属两个界域。

 

文化的创造当然可以取法自然的启示；但文化的研究却不可与自然的科学混为一谈。自然科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有分寸的外交关系，应是“礼让三先”的互相宽容，以克制越俎代庖的原始冲动，避免由此造成的甘泉塞堵、荒漠蔓延。科学，不应充当杀死人的性灵的凶残表演者！

 

评判一种理论，须进入到它的文化土壤中，体察其根部状况。因为理论的得失，原不在其自身而系于它的文化功能。具体说，对待流行的理论尤应慎重：随着地位的上升，它的压制性增强了，它的弊端开始显露。种种文化的假象，开始成为对世界进行评判的依据。

 

“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也叫剧幕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我所说的还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一些体系，亦不限于古代的各种哲学和宗派；有见于许多大不相同的错误却往往出于大部分相同的原因，我着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同类的剧本编制出来并以同样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来。我所指的又还不限于那些完整的体系，科学当中许多由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公认的原则和原理也是一样的。”（《新工具》第1卷44节）

 

 

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培根的话，则发现，“公认的学说”由于受到了无条件的认同，而免受怀疑的检验和运用的限制，因而为害愈烈。因此，健全的头脑对于流行性见解必须加以格外的反思。

 

 

（068）

 

我们无意于评判十九世纪欧洲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禅宗以外的佛学不计在内）的优劣高低。我们只是指出这两种哲学的根本不同，难以准切类比，更难以互相附会。它们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哲学与文化上的异化时代结束了。中国哲学，应在哲学世界占有它理应占有的地位。中国人，不应自行放弃这一地位。

 

中国人，要是放弃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哲学地位，就等于变相放弃了自己在世界竞争中的现实地位。哲学是生活的第一步，而确立自己的哲学本位，则是民族生活全面振兴的开端。偏重认识的哲学，只知道唯物与唯心的分际。但懂得伦理并尊重伦理的哲学，却用“压制”和“反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去体验宇宙的潮汐、文化的升沉。这，就是中国的心灵之光。这，就是中国的精神之眼。任何外来的强力都不可能长久压制它。你看它跃跃欲试，好象在告诉世界，总有一天，它会发出那旷世的呐喊。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击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

 

新路也许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的绝望和新的希望……我们用互相渗透的方法去看待这两组范畴。但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性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击性哲学”。

 

 

（069）

 

压制──反击：人类的心灵永远在寻觅着相反的东西，和自己缺乏的东西……所以，任何涨潮之后，都有退潮；任何退潮之后，都有重新涨起的惊涛。精神的太阳也有着它的明暗圆缺。

 

这，就是历史音乐的基本主题。

 

所谓反击性的哲学，像王充的哲学、王艮、李卓吾、何心隐的哲学，多少带有这种色彩。早期的王阳明哲学，也有反抗压制的意味。魏晋玄学比两汉经学显然有着更多的反抗性，更大的活力和更新颖的眼光。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价值，要远远高过后者。“新颖”，这不仅是艺术的准则，也应成为思想的光。越是隐秘着反对流行见解等内涵的哲学，就具有越大的反压制力。而反制的冲力十分旺盛的思想或学说，也往往采取迂回甚至晦涩的表述方式。这是因为，它还在“方成”之中，还有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还在探索自已前进的方向。但就哲学史而言，正是反制的哲学，赋予哲学界以思想上的活力。它是精神天地的催化者。

 

 

（070）

 

哲学和生活相似──力量比规范更重要。力量创造了规范，规范约束着力量，但规范本身却无法创造力量。因此，哲学的力量比哲学的规范更可贵。哲学，与其变为死板板的认识的结晶，还不如化为活脱脱的“想象源泉”。哲学，与其是一种固定的信条，不如是一片变动不居的精神表达出来的精神。但哲学本身却并不是一种表述，不是一种媒人耳目、套人心智的形式或巧夺天工、瞒天过海的方法；哲学是精神的倾向，哲学有着自己的文化功能。它以“精神上的抵抗”弥补文化过程中的缺失。它用新颖的形式和奇妙的变形记反对“压制”。

 

要学会用自己民族的范畴说话。用别人的旧范畴，表达不出自己的新思想。因为范畴本身原就是一种限制。不同的念头，要用不同的范畴来焙制。否则，范畴就会阉割了念头。前人的范畴再能传神，也只是传了他们的“神”；对于我们新精神的阐发可谓障害大于裨益。“务去陈言”──不仅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应该是哲学前进的主要特征。

 

 

（071）

 

二十世纪的综合哲学尚未诞生。

 

这不是二十世纪的人们过于缺乏创造力，以致被死魂灵们缠住了。这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人们相比之下太富于创造力了，以致他们的世界观迄今难以定形。它，几乎是液态的、交融的。它充满摇曳不定的自相矛盾、富于活力的彷徨企望，它还怀着“超越理性范式”的冲天梦想。这梦想如此巨大飘渺，以致很难系统而确定地阐述它。“诗”与“哲学”就这样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份。

 

二十世纪的科学太富于活力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富于锐进精神；二十世纪的社会太动荡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太远离“传统的美德”了……而二十世纪的诗与艺术，更被系列交错的空前压力所激动，冲破各层藩篱，逾越多重禁忌。这佯，就使得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理性的总结”一再被淘汰掉。但是更换学说的内容，经常变改学说的招牌，真要质无非在汲取精神的冲力。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已经脑满肠肥，他们已经无力适应这空前的剧变，更别说用自己的学说去指导变革了。二十世纪是科学与文化发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哲学的式微世纪。取代了哲学的宁静的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非理性的艺术骚动”。

 

只要一种哲学能够提供一种暂时性的力量即使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上就有人大规模地利用它。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基本属于一种心理方面的权术。尼采，和形形色色的尼采主义者集团突出地象征着这一“精神毒化”的深度。

 

而“真哲学”是什么？用“压制”与“反制”的观点来看，哲学无非就是：反抗那“普遍压制”的“精神之化”。一切前进的哲学，一切活着的哲学，都是反抗的哲学。尽管，有时象耶稣和甘地那样号召非暴力和不反抗，但骨子里却充满了对暴虐冲突的憎恶。这表明，它们是些不反抗的反抗，非暴力的暴力。这，就是“哲学力量”的根本所在。

 

 

（072）

 

年轻的哲学是有力量的哲学。正如新颖的知识是有力量的知识。有力量的哲学是要前进的，它永远在生成着，它永远不固定。它向压制它的那个既定的、已成的实存世界，不断抗议，它只是在追求自己的运动和自身的归宿。

 

从骨子里说，作为“精神之花”的前进哲学，都不见容于它们处身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只有规范到僵死程度的哲学，作为“精神墓碑”──才受到无原则地普遍祟奉。哲学的发展和功利原则与市场价值是格格不入的。

 

“精神之化”要冲破习俗的重重阴霾，因为它们看到了阴霾背后的点点星光。精神之花，要么成为精神的太阳！要么无可挽回地枯萎凋零。

 

前进的哲学家往往因此而备尝流放之苦──他们反对习俗的谬误和思想界的陈腐，因此，孔子有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的悲叹，斯宾诺莎则宣布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苏格拉底被他的父母之邦灌进了一盅毒酒，耶稣基督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钉上了十字架。

 

在这里，支配着这一命运的，仍然是那永恒的基调：压制与反击。反制的力量一旦露出要摆脱它的压制者的强烈倾向，专横的压制力量就立即排斥它。这几乎养成了一种机械式的反应。

 

“放逐精神之花”──这就是世界权力中心得以自我炫耀的唯一理由？

 

权力中心已经习惯这样了。这些放逐，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近乎条件反射的举动。一发现异己倾向，就立即扑灭它。根本不顾及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值得”还是“不值得”……还有什么比这机械的冲动更严重的浪费和更惊人的破坏呢？还有什么比杀害耶稣基督更为令人发指的罪行呢？

 

历史一再重复叙述着这些阴郁的放逐故事。人们，一面激动地谴责着过去时代的这类放逐，一面在庄重地执行着自己时代的这类放逐。谴责与模仿，并行不悖地骈进着，其实并不滑稽。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庄严的流血与肃穆的火刑，即使我们当代，虽然没有十字架和火刑柱，可是为思想而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073）

 

“鲍吉亚（鲍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理想王子的原型）关于法军征意一役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只是手执粉笔前来画出自己的寓所，并不是使用武器来打开自己的进路。我也愿意使我的学说同样平平静静地进入那适于接受它和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之中。因为，凡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性原则和概念自身、以及甚至是在论证的形式的时候，驳辩总是应用不上的。”（新工具》第1卷35节）我们如此重视培根思想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他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性。培根是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史的，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文革”就是我们的“中世纪”。）虽然从培根到现代，西方文化已由弱小而臻于强盛；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培根，却正适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例如，培根所倡导的近代学术方法，在西方世界已经由反击性的角色，变成了统治性压制性的角色。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它还没有获得统治地位。

 

全方位地看，西方文化的步伐，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画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实现了它的历程。如果说，培根的时代是西方文化系统的“起点”，那么，现代西方已到了接近“终点”的文化阶段。尽管，培根立足于他那时代的种种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的环境中，只要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获得了格外深刻的启发性。

 

 

（074）

 

雾霭中冉冉升起……在这种深沉而激动的企望中，有着多少真纯、多少幻丽。我们没有权利、没有力量，去寻觅我们自己梦寐以求的精神故乡？

 

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是比康有为的佛教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更有活力的民族家园。而新的综合哲学，真正的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只能是“动力的综合哲学”。只能建立在对动态世界和动荡社会的观照上──因为它力图应付（即所谓“解释”）的当代的全球化世界，乃是一个信奉动力的世界，乃是一个被各色各样的暴力驱迫着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比浮士德博士还要狂热好动的没有心肝的世界。

 

然而，崇拜各种暴力的当前世界，本与追求宁静的哲学静观，

 

 

（075）

 

千百年来的迷误使人确信，命运是“线型”的。它被描述成一根红线或黑线，贯穿于生活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并有形无形地支配着进程。

 

命运不是线型的，而是一面罗网。它不是一面罗网，而是一泓汪洋……且是沸腾着的无限珍异和无穷苦恼的迥深汪洋……

 

鼎沸，既意味着“上升”，也意味着“下降”。

 

命运，既包容着“沉沦”，也包容着“反沉沦”。

 

命运，是“压制”，但又表现为“反击”。

 

 

“反击”──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作为表象和存在的现象世界……这个“无穷动”而不可言传的宇宙……就是我们的命运。

 

 

沸腾的命运不同于特定条件下（比如地球的海平面）的沸腾之水，它不一正必须1O0℃；它可以是O℃的，也可以是任何温度的。

 

水，其实也是这样的。在它“鼎沸”之前很久很久，悄悄的“沸腾”就已开始，而且逐步加剧，直到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到它，直到我们的心眼能够判定它！

 

 

（076）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内篇·应帝王》）

 

“浑沌之死”，在庄子的笔下是被作为一个悲剧予以描写的。

 

但就世界、人与文化而言，“浑沌之死”却是新纪元的一道曙光。

 

“浑沌”要是不死，将没有宇宙，没有世界，没有人类，没有中华精神之美，没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正因为“浑沌死了”，天地才得以开辟，万象才得以化出。

 

中国的“浑沌之死”，其实也就是《圣经·创世记》里的第一天故事。

 

牧师的儿子、身患梅毒的叛教者尼采盗用民谣说，“上帝死了。”（无独有偶，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某位神汉，则盗用陕北民谣展开造神运动，自称是“中国大救星”，仿佛要填补信仰真空）──不幸，这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卑贱化和文化粗鄙化的堕落借口。除此之外，它哪里具有什么更普遍的内涵呢。

 

在很大程度上，“上帝死了”本来是描述耶稣基督为罪人死的无上业绩；结果成了现代西方人堕落的信仰状态的隐喻。

 

不幸，“上帝”，在光头党的精神领袖尼采那儿，是作为社会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浑沌状态”而借用的。浑沌状态，也就是“极阴状态”、“死寂状态”，是语言中的“完成时态”。反过来说，也是新社会、新文化开辟之前的原始态。光头党尼采所想象的上帝，是静态的、阴柔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路德派的宗教蠹虫。而希伯莱先知书里的上帝耶和华，却是动态的、阳刚的。就这一点，尼采并没有从《先知书》上学到他本来应该学到的东西。可见，信仰和吃饭经常是对立的，吃教者常常叛教，牧师的儿子光头党尼采，就是这样讲述了他的疯狂故事！

 

而中国思想的觉醒却告诉我们：

 

文化，社会，是在彻底破除了浑沌的魔法之后，才卓然生发的灵性之花。灵性，是在克服了，至少是成功地抵制了物质的惰性、人欲的阻力、权力的压制之后，才诞生、存在、发展的。

 

在与那阴沉浑沌的对比之中，它们是多么娇柔而脆弱！

 

但它们毕竟存在了，它们的存在，就是破除了浑浊势力、蒙昧意识的“禁忌”和“诅咒”的结果（“启蒙”），它们的发展，也必须仰赖对禁忌的不断破除和对咒语的不断废弃。禁忌，这是文化的死敌。

 

 

（077）

 

人、文化、社会、灵性之花，这是从浑沌的沉沦趋势中升起的革命之象。但作为对抗压制的反击形式，它们本身却又是极不稳定的。

 

它们各自都有一篇悲哀的故事，各自都有一大厚本──满载浮沉、兴替、荣辱、休咎、忧戚、悲喜的“珍藏的浪漫史”。

 

社会，有“社会的浑沌期”。

 

文化，有“文化的浑沌期”。

 

人，有“人的浑沌期”──甚至伟人和天才，也不能尽尽免于此运。区别仅仅在于，“浑沌期”与“开化期”的比例及其深度有所不同。

 

而“精神之化”，也有它浑沌蒙尘的难言时分。

 

“自由的象征”，也不能与浑沌一刀两断，不复往来──何况其它呢！自由，永远都是奴役的派生物……

 

 

（078）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反击之子”。它，像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又称为“人子”一样，也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

 

在古代中国人的灵性思想中，常用“道”来描述他们对浑沌的逆向感受和认知。而他们也深深知道，“道”是讲不清、说不明的。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正如浑沌之只可间接感受而不可直接目睹一样；“道”，也是人们试图分析浑沌的哲学努力。尽管经常是徒劳无效的。

 

 

（079）

 

我们的“太朴”，不是《老子》式的阴谋家之朴。正如我们的思想，全然不类《老子》的雌性的玄牝思想。我们的太朴，不是来自侯王的殿堂，而是来自宇宙的底层。太朴是阴性的、坠落的、永远下行的……它广大无边，哪里是阴谋论的理论家、“哲学家”们“守”得住的。

 

作为主宰，太朴是沉默的。正因如此，人们对它视而不见，反而把它当作无谓的浑浊、无用的“渣滓”、驱散不掉的“阴霾”。这种评价，与《老子》的思想可谓两个极端，尽管两种评价，都不足确切的描述。太朴潜伏在现象背面，比康德的物自体更为隐蔽。它是不主宰的主宰者。《老子》称它为“长而不宰”……关于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

 

作为本原的太朴，映在中国灵性之眼中的基本属性，在是普遍的压制与永远的沉沦。中国的灵性决不象《老子》那样推崇它、赞颂它，相反，我们只是把它看做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和挣脱不了的本原，一个不得不接受和不得不认可的“无名之朴”，用一个象征性的符号──〇──可以说出我们对它的感受。

 

 

（080）

 

雌性的恐怖大王“浑沌太朴”──是高于阳性创造者的文明本原、人类本原、宇宙本原！

 

“雌性的恐怖大王”──用以表述、象征我们对“本体”的感受。

 

“浑沌”的形象色彩更浓。它使人想起一片窒人呼吸的阴霾。

 

“浑沌未开”──这是多么可怕地粘滞着雄性想象之翅的雌性之泥沼啊。

 

“太朴”的哲理意味更浓。“太”使人感到它是“唯一的”；“朴”则给人以无形体、无色彩、甚至无性质的感觉。“太朴”，引起人们某种简单但重大的联想。这联想难以名状。

 

两者混同起来，形成一个朦胧无匹、绵延无稽、不可言传、难以想象的本原；同时，又是无所不在的本体。

 

“浑沌太朴”──这是用极度的压制迫使中国的灵性之花起而反击的阴性本原。

 

她，是中国灵性的迫害者与激励者。中国的灵性之花，则是她的反抗者与衬托者、映现者。尽管，作为一个观念说，它并不是无限度的。

 

浑沌太朴──不是“始动者”，不是“第一动因”。因此，她不是上帝、造物主；而是原始母神。她这貌不惊人的“最初者”，像是生育的陶俑，大腹便便，无形往来的根本之象……怎能与威力无匹、目标明确的“造物主”相提并论？！

 

而作为造物主的创造者，始动者、第一动因──在中国哲学中用“阳”和“乾元”来表达。

 

而浑沌太朴，则被形容为“阴”与“坤元”。浑沌太朴是完满的，她因而无须乎创造。可是阳性的“乾元”却感到自己的脆弱性，它看见了自己是反击者，是派生物这一事实。正如在人看来，宇宙是完满的，而人自己作为一个派生物却很脆弱。

 

 

（081）

 

人类活动和一切文化的反压制、抗沉沦性质，决定了它们的散朴性质。用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到底是情人杀死了情妇？丈夫杀死了妻子？还是儿子杀死了母亲？使之不再是原来的她？也许还是《庄子·应帝王》篇末的浑沌之死，最为象征性地描述了文化和生物的命运──怎样一步步致朴于死地的。当然，这仅是人的视野所及范围之内的补，是文化洞天的朴。

 

人的活动、人的自由、人的文化，注定了要在浑沌太朴的无限阴霾里，开创出一条条的幽径或大道。而对浑沌太朴来说，如此后果无疑分解了她自身，有如情人使情妇开窍，丈夫使妻子成熟，儿子使母亲衰老──这些杀手，都割裂了太朴的圆融。对“浑沌太朴”，这意味着“罪恶”；但对“人”，这是“进步”，是“反抗罪恶”……

 

对于人类来说，“返朴归真”从其本义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存在、以及万物的存在、甚至星系的存在，宇宙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朴与真的抗议和反击，是对浑沌与原始状态的破坏。“返朴归真”，只是当某种文明系统已经深陷于它的病态泥沼中，作为一个振奋人心、刷新历史的口号，才是可取的。《老子》的哲学错误，是以文化史的暂时波澜，充当了宇宙本原的永恒秘境。

 

 

（082）

 

浑沌太朴的基本属性是压制与沉沦。它是沉浊的、惰性十足的。只有作为她最高的对立者和分化形式的人类幻想，才是空灵的、充满活力的。

 

作为压制的分化形式，反击兴起了；作为沉沦的分化形式，升华展开了。他们，一直要升腾到很高很远的未知之境，被一种压制不住甚至自制不了（自我压制）的冲动驱使着，不能自己！

 

沉沦与压制结下了不解之缘。压制的本性是迫使你沉沦。但沉沦又不同于压制。沉沦，是就浑沌太朴的自我运行而言；而压制则是就它与表象世界的关系而言。此外，沉沦也是每一存在体的自身宿命，而压制则表现为存在体与它存在之间的关系。

 

压制导向沉沦……沉沦显示压制。对于人而言，浑沌太朴既是至善又是极恶。人的矛盾心理，在任何地方也不及这儿如此突出而醒目。不通过压制与反制的奇妙机缘，不通过沉沦和升华的神秘际会，作为生物的我们，是根本感受不到浑沌太朴，那个不可描述的“〇”，那个麻木不仁的阴黯暴君。

 

 

（083）

 

作为生物的我们，是在压制与沉沦所激发起来的反压制也就是反击的升华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高级形式（人们自认如此），一片光彩夺目的浪花……我们因此认识了我们的“父亲”──反击过程与升华过程。并通过我们的父亲，察觉到我们的母亲──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

 

对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的思想，我们推测了作为宇宙第一者（不是宇宙创造者，而是前于创造者的原始质地）的“〇”──浑沌太朴。

 

 

（084）

 

普遍压制无所不在。

 

普遍的压制是我们感觉到的宇宙本原。反倒近似斯宾诺莎泛神论中的所谓“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神学的上帝，而是聪明的流浪的犹太人所进行的报复──对上帝本质的极端歪曲。

 

普遍的压制也不等同于斯宾诺莎的上帝，同样，她也远离今日的人们和过去的人们对宇宙本原的一切理解。她，是首先侵入智慧视野的阴郁罗网。她无所不在。她不是存在，存在也不是她的“属性”──但没有任何存在能逃离她的控制和压榨。

 

 

（085）

 

普遍的压制是宇宙的基调和永恒的主题。她不是存在，但也不退出存在。她决定存在，正如在宫廷阴谋中，女人决定男人。不论人们是否察觉她，是否承认她──她都无微不至地支配我们，照顾我们，并赋予我们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各种性质和形式。

 

她，几乎是“惰性”的别名。但她不仅仅是惰性；宇宙间的活性和精力也由她而来。这一“来”在人们心中现形为“激发”。

 

中国的灵性早就发见了这一点。他们早在《周易》时代就曾透露：普遍压制近乎阴。而阳正是从阴的压制中发动、衍生而来的。所以《乾卦》说：“初九，潜龙勿用”──阳还需要集聚反抗力。而“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阳已足够强大，能够开始反击压制的搏战了。

 

中国的灵性还表现在：他们认为“乾”与“阳”是世界的肇始。

 

这，就默认了在“天地开辟”之前，还有一片浑沌，一片阴沉无声的“惰性”、“压制”、“原始物质”甚至“劫灰”……而《圣经》中的“耶和华”，实际上是古代希伯莱人（不同于现代犹太人）给予“乾元”的别号。所以，耶和华不是第一者，而只是世界的起初，只是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一个媒介，是宇宙的创造者……中国传统理解中的可怕错误，在于将“阴”、“阳”并列起来，混淆了二者的主从关系。这是用“人”来解释“天”的又一失误。两千年前的这一错误可以谅解；今天的这一错误就不可原宥了。

 

 

（086）

 

普遍压制是一切宇宙的本质及根源。

 

如果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宇宙，真的有什么“本质”的话，那这本质就是：普遍压制。如果说，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摸到、尝到、想到、甚至梦到的万事万物，真的有什么可以想象并可以体验的“本原”，那这本原就是：

 

充斥于、支配着一切存在与非存在、超存在的浑沌及其沉沦的属性：普遍的压制，无所不在的杀害。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我们自身在内，都是无孔不入的普遍压制下的变形和影子，文明则是浑沌的偶然现形。

 

 

（087）

 

普遍压制的解放者是“太极”──有些类似于“上帝”。但不能将一切解放者统统理解为太极──因为这将引起无尽的误解。有些解放者本身是类似雌性的，像那位没有胡子的阴谋家，他怎么能是太极的化身呢？“极”与“普遍”，是难以调和的。受到普遍拥戴的家伙，不可能是极。尽管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极、救星，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普遍压制，具有太极的本体性。但她不具有太极的阳性。她是无极的太极，是阴柔的太极……她像观世音一样由男变女，但不具备观世音的生育功能，而是以杀戮为己任。

 

现代意识的迷误使人们幻想着只有一个宇宙，这是古老神话和灿烂童年的遗物。其实，宇宙不是一个，而是无数。它们不断地生、灭，不断地兴、衰，不停地交、替──于是构成了人类难以洞悉而无限纷繁、无限复杂的神秘“超级太空”。永远流动、永远无常、永远在发出无声咆哮和无音交响的超级太空。

 

阴性的主宰是沉默的。不像阳性的上帝那样会发出人声的启示；并向不割包皮的摩西口授经典戒律。阴性的支配者永远坠落、永远向下运行。不像印度人想象的那样不断向上超升；那样渴望摆脱轮回之苦──她宁静地驱使一切宇宙的兴替浮沉、新陈代谢……但愿这不要被斥为“将无机界生命化”。因为她就是笼罩一切、扭曲一切、消磨一切的普遍压制；她，就是酝酿一切、塑造一切、激励一切的普遍压制。

 

 

（088）

 

压制与反击的机缘是这样的：

 

在普遍压制的不断作用下，浑沌自身开始分化。这种分化，对普遍压制而言，是自我分化。反击力量，就在这分化过程中不断产生、突起。

 

在永远沉沦的惨淡光景中，一个个世界，作为满怀朝气和活力的转折，宣告诞生了。他们是沉沦趋势的派生物，用自己的诞生去反击沉沦，否定沉沦无上威权。

 

分化的过程就是反压制力的不断转易、增强的过程。反制力量，出自对压制力量的抵抗，不是机械的、固定的，而是伸缩的、弹击的。这抵抗不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而是盲目的、随机的、见缝插针的。他热切地向沉沦趋势宣战，对他而言，固定的战场是没有的──无数个宇宙就是超巨型的、漩涡般的战场。

 

 

（089）

 

普遍压制分化为特殊的压制，特殊压制又激起独特的反击。具体的（特化的）反压制力的增长，是随着某一存在实体的壮大齐头并进的。虽然有不平衡，并充满不可思议的神秘气氛，但凭着灵性之眼，还是可以朦胧地看到。凭着灵性的耳朵，还是可以依稀地听到……

 

一个东西一旦被创造出来，立刻产生自己的独立倾向。奴仆是主人买来的，但他却怀着抗命的意图。儿女是父母生育的，但却背离父母的意愿。……这种永恒的趋向，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和独创性。

 

在历史中这类情况比比皆是。诗人写出了诗篇。但这东西却立即有了自己的命运，脱离了创作者的原先设想的轨道。上层建筑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吗？历史表明，上层建筑一旦成立，马上就有了自己的主体要求。他要求从经济基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反转过去要求左右甚至支配经济基础的命运。他斥责经济基础的庸庸碌碌，他蔑视经济基础的鄙俗，他抵制经济基础对它的制约，他是经济基础的主人。……由此可见经济决定论者多么缺乏人性。学术就更是这样了。一个学科一旦分离出来，马上或不久就显露出它对故主即原先从属的学科的“反抗力”，它要靠损毁自己的恩主，来壮大自己。

 

科学的发展，正是以牺牲恩主的恩将仇报为前提的。

 

科学的分化过程，实际上是一连串的背叛行为与忤逆行径。

 

虔诚的教徒们指责科学是“魔鬼的玩艺儿”，从上述意义而言，还真是不错。但是，难道每一种新宗教本身的诞生，不也是这类背叛行径的结果吗？每一个新兴的宗教组织，不都对哺育过他的固有组织的背叛和敲骨吸髓吗？

 

不犯下深刻的分裂罪和遗弃罪甚至乱伦罪和弑亲罪，就不会有÷新的圣殿和组织。犯罪，这是升华的前提。犯罪倾向，成为实现圣洁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090）

 

一种新的反压制力，一旦体现为新的存在而出现在宇宙的角力场上──立即受到双重压制：

 

A，普遍压制力（它表现为“问题”、“危机”、“挑战”、“困难”等等）的压制；

 

B，衰朽的反压制力（它表现为陈腐过时的“认识”、“路线”、“方针”、“价值感”等等）的压制。

 

这样就迫使一切发展，只能建立在背离的基础上。

 

背叛与谋财害命于是称为至上的美德！世界，从一片沉沦着的浑沌状态中，就这样不清不白地分化而来、脱颖而出，世界上有多少伟人和天才，是被强暴而生的啊！

 

谁能热烈希望地否定这“天地之始”的无名浑沌呢？

 

世界上有多少伟大的领袖是通过最卑鄙的手段称为伟大的？例如那位杀害哥哥弟弟、逼死父亲、僭称唐太宗的李世民同志。伟大的领袖将自己的恩人贬为“丑陋陪衬人”，他还狡辩说，宇宙的诞生本身，就是背叛浑沌的结果。

 

压制力量和沉沦趋势占统治地位的时空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反击力量。但它不一定立即脱颖而出，施展反攻。他也许潜伏着，仍然处于貌似驯顺的半阴状态里。他也许飘流着，转移到另一个压力薄弱的时、空之中。但是迟早，一个辉煌灿烂的反抗，会形成的。

 

古人不理解这一“机缘”，他们称这种现象为“欺软怕硬”、“恃强凌弱”……但是，宇宙是不讲道德的。道德，只是人间的“游戏规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对宇宙来说，力量和节能是至高的；规矩与范式，只是力量运化的轨迹。

 

 

（091）

 

在“种瓜”与“得瓜”之间，在“种豆”与“得豆”之间，有一个漫长而曲折、混乱而莫名其妙得以致不可理喻的过程。结果，种瓜的不是得瓜的；种豆的不是得豆的。由于生长过程太长，窃贼也太多就是了。于是人们觉得称之为“命运”更令人舒心。因为“命运”一来，大家都不必对此承担责任。浅薄的理智与科学，尚不足以理解它；僵硬的语辞、狭窄的范畴，实在不足以概括它。

 

种瓜者并非得瓜者，种豆者不是得豆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是就瓜、豆生成过程而言的；至于作俑者和得报者，究竟是谁，那就无关紧要，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这是历史中的最大未知数。一切历史研究的法则和所谓的历史预测，都无从解答这无限之谜：到底谁是种瓜者？而最终的得瓜者又将是谁？像庭院里的松鼠一样忙忙碌碌的人们，真能参透此中奥妙吗？结果似乎是，谁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照此看来，怎样“理解”反制力量的突起，就成了一个头等的难题。“突起”是否就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虚无之物？不能理解的东西、难以释义的奥秘，就一定是假的吗？反过来说，难道能够解释、能予合理化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的？这样时兴的推理很难令人信服。人类的毛病，就是“不知──知”。这种“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虚荣心，毒害着我们的家园，使整个高级文化毁灭。普遍患有的社会浮肿病（庄子称之为“伪”），使得“知──不知”式的合理怀疑，变成反社会的代号。而要做到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却是最难的。因为哪里有个对裁判，去断定什么是“知”，什么又是“不知”。例如，孔子本人的“知”，就多次受到他者与后人的怀疑、嘲笑和否定。

 

 

（092）

 

在压制力与反击力、在沉沦趋势与升华作用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比例。这里既没有“正比”，也没有“反比”；有的只是冲决了思维的框架、混淆了语言界限的比例失调。但无论如何，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神秘线，沟通了压制与反击。就像月下老人用他的“红线”，沟通了一对痴男怨女的野心。他们也许早已熟知，也许未曾谋面，也许曾经分属于死敌世家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许几度悲欢离合如破镜重圆……但只在这时，才融和到一起。

 

 

（093）

 

这里的机缘，无法用语言去破译、更无法用感官去看清。这是新陈代谢。而新陈代谢是无声的革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党夺权”。

 

新陈代谢，是年轻一代替代没落一代的和平革命。新陈代谢体现了宇宙最高的道德（如果说，宇宙中真有所谓“秩序”的话）……新陈代谢，意味着更强大的反压制力，突破并粉碎了业已衰朽的压制力对自己的压制，取而代之，行使天命。这是新生事物将自己的“独立宣言”付诸实践的行为，是类似美国独立战争的那种分裂社会与背弃祖国的造反运动。所不同的，在于它的普遍性──小至细胞和量子，大至星球和星云，都在无休无止地重演令人作呕的节目……

 

“反压制的反击力”就是这样诞生的：每一项存在，都包含一项反压制力，否则它就不再存在。

 

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他的反压制力就随着生命的壮大而日益增强。终于，他成了一个好战者，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勇于革新者，一个满怀创造热情的人……随着生命的日渐衰落，他渐趋平缓、稳定；他的反击性日益薄弱。最后，“第二童年”来临了，他平安了。

 

但反击还存在。他感到自己的羸弱，于是尽力维护自已，采取越来越坚硬的自我防护措施。于是，他就显得越来越顽冥不灵、泥古不化。

 

最后，生物水平上的反压制力终于消歇。──死亡来临了。

 

 

（094）

 

什么是“崩溃”？什么是“解体”？

 

崩溃，是无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解体，是有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对普遍的宇宙而言，压制的力量是根本的要素。所以，崩溃与解体是万物最终的宿命。

 

只是对特殊的个体存在而言，反击力量才是他自己命运的标尺和水平线。

 

反击力量的状态，决定个体的一切形态。反击力量的水平──物理水平、生物水平、社会水平、心灵水平──是各种存在形态的直接决定者。有怎样的“水平”，就有怎样的存在。这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的。

 

疯狂吸食可卡因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原欲（力比多）”学说，还不应当寿终正寝？这样的思想毒品正是蔓延世界的药物毒品的前驱。

 

原欲并不“原始”，它，只是生物或心理反击力量的别名。还有比它更根本的欲望在！这个源泉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化育者。──是那“众妙之门”。

 

众妙之门是什么？是雌性的太朴。是“玄牝”。是那迫使一切派生物永远沉沦的女暴君。

 

人们，曾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迷茫了无数世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切好古的理想家的灵感源泉。这，很能说明我们当代的问题。因为共产主义声称是一个“尚朴”的社会，是个崇拜女性的“母系社会”。社会制度和经济问题方面的原因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那是一个依附心理占了上风的社会，那是一个听天由命、不思进取、企图不劳而获的等级社会。因为，它在精神上崇尚“阴”，在行为上表现出十足的“惰性”（这很合乎太朴的沉沦趋势，很能与压制机理协调无间！）；如果它也有什么“文化”的话，那也是反文化的文化，用别人的真诚创造来点缀自己无聊假面的“玄牝文化”……

 

 

（095）

 

尖锐而勇敢出击的反搏力量，是现存世界之外的破坏性因素和创造性因素。他因此雄踞宇宙之巅，他永远改换着这个世界的面貌、性格、以及广度和深度等等。

 

如果说，这个世界及其一切附庸属性是“存在”，那么普遍而不可测度的反制力量就是“反存在”。它比存在更有力。它是“存在之父”，犹如普遍压制是“存在之母”。

 

我们的生命力，以及植物界的、动物界的，以乃至于整个生命界的内在力量，尽管光怪陆离，但都是普遍的反制力量的分化形态。

 

这里面有多少矛盾、冲突、争夺、纷扰；有多少在那至上的永恒者看来，是如此可怜的互相抵触、琐屑的此起彼伏啊……但是，伟大而明彻的心眼，却在其中窥见了“壮阔的和谐”。它是如此庄严神秘，高临万有之上。

 

只有在游涡中，才有对立和互相追逐，

 

只有在分化中，才有自我及其千奇百怪。

 

在那伟大而普遍的反制力量“看来”，“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天下何思何虑！”

 

但作为思想者的我们，却要用思虑的扁舟，试图抵达无思无虑、超脱万有的空明之境……用痛苦而反抗的航程，创造幸福的皈依！

 

 

（096）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存在，对别的存在，必构成一种压制。也许，是微妙而无形的压制，但只要我们留心体察，就会发现那压制是无所不在的。人们称呼它为“刺激”“羡慕”“嫉妒”“鄙视”“怜悯”等等。

 

此外，一切存在的压制都受制于“〇”的普遍压制。压制的程度，与压制体的“质”（各自的“朴”）成正比；与受压制体的“质”成反比。两个存在（或“〇”对某一存在）之间的特定压制程度（反过来说，就是“反制程度”），与两者之“质”间的对比相等。

 

压制程度，随着空间的和时间的绵延而递减。时空相距越远，则压制与反制的作用相形越弱。当然，起支配作用的毕竟不是空间或时间的距离，而且主体与客体的各自质量。距离，只是一个从次的因素。强大的压制与反制，足以抵消距离的作用。这样说，也许染上了一些辨证唯物论的气味。但对于阐明我们的观念，还是必要的。

 

 

（097）

 

人类的“感觉网络”上面布满的无数缺漏，致使人们感到有无数个“压制点”存在。人们各感官的分层感受，把同一的压制分解为无数个“压制点”。与此相对应，人，就生出了形形色色、互相分离的“反压制点”……以保卫自己的生存。

 

反制点针对压制点而发，它力求使主体与环境达成一项更有利的平衡。不论在他者看来，这一平衡显得多么奇怪而不近情理，他自己却很清楚反制的潜在功利性。当这奇妙的平衡一且失去，紊乱感与危机感就即行弥漫世界。为此，人就必须重新出发去反抗方成的压制……

 

说穿了，人的一生不是都在寻求这“点”之间的平衡吗？人的一切活动，都可归诸这一永无止境的努力。“止于至善”，只能是一种幻丽的遐想。因为，人那染满了悲剧色彩和崇高风格的生命流程，总也寻不到这平衡枢机之所在。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098）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与他们互相需要的迫切程度成正比。当然，还要加上前此的需要程度所遗留下的“历史影响”。人对外物的爱慕程度，也以那一外物对此时此地的此在者的具体价值而变化。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有一点依然被人忽略：种种需要，起源于压制与反制的互相作用；这种需要对人构成新的压制，并势必引发人们新的反制表现。

 

人心，甚至人的身体，有一种奇妙的“反动性质”。平日里相好甚笃的两人，一旦反目时，仇恨也越深。他们说：“不是爱就是恨……”爱和恨，实际上都是一种“心力”，压制力或反制力。对一物的爱好与依赖越深切，一旦屏弃时，也就越是深恶痛绝。“上当了，上当了！”──强大的惰性，需要强大的反惰性才能予以克服。所以俗话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099）

 

任何“吸引力”都是一种变相的压制力。外来的吸引力，对一个人的自我，往往意味着无情而苦痛的离心力，它诱使人，使他脱离他的本然状态和天生轨道，尽管带给些“甜头”与“补偿”，作为诱饵和“交换条件”。这样，就更使他在这美好的“吸引力”下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了。这时，压制作用发挥到最佳程度。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和物我的平衡，他不得不抗拒那戴着吸引力或诱惑力之面具的压制力，免得被它消融掉。这种抗拒是苦涩的，因为它必须先和“自己对魅力的需要”展开战斗。所以《老子》推崇“自胜者强”。征服者，必须首先完成自我征服！否则，这就构成了“罪恶感”的起源。人，察觉了自己的软弱。可是他又不得不向自己的软弱一再屈服。他厌恶这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妥协，于是便痛感自己是有“罪”的。为了涤除这罪恶感，他使乞灵于灵性宗教的秘仪，甚至乞灵于拜物宗教所崇拜的残暴神祇。

 

 

（100）

 

必须要有所排斥，才能汲取到什么。

 

有所毁损者，才有所创造。

 

以学习为例，一个人要是无论什么知识什么技能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下来，那他至多是个庸才，注定没有独创性。才能，也必须有所偏废，有所集中，然后闪闪的光辉方能透出。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决不是创造性人物的心理特征。

 

接受力与创造力，大体是互相排斥的。

 

接受，这是屈服、适应；创造，这是反抗、升华。而内驱力，是盲目的反对力量。它不择手段、不择目标地要求外扩。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他们的内驱力不是无谓的，而是微妙的反压制力。不自觉的心理反压制力，这就是内驱力。这就是使他们不同凡俗的根本魔力。

 

即使绝情弃智的佛陀与庄生，超凡入圣的耶稣与心思缜密的柏拉图，不也在希求着什么朦胧之象、空明之境？尽管他们追逐的客体，是某种远远出人意表之外的本原，是某种不生不灭、超越善恶、不拘形迹的虚无之君……但那追逐，毕竟是一种希求、一场执劫、一个至死不渝的定向努力。精神之花的主人！有着独特的“心理场”：他们的创造因而举世无匹，始终占据其生命活动的支配地位……这是精神之花的前提。他们对人类的生活给予强力的指导与启示，唯独如此，他们成为人类渴求的精神甘泉。

 

他不寻觅追随者，却有参差不齐的大量信徒蜂涌而至。他的内在力量，构成了强大的人格力──这是反制力异化成为压制力的显著例证。

 

 

（101）

 

欲求的力量，在于它不仅仅是欲求。欲求总与憎恶相伴而行。一方面的欲求有多大，另一面的憎恶就有多大。追求，同时意味着拒绝。追求与拒绝，这是内驱力的两个侧面。它们奇妙交融着。

 

单纯的欲求，充其量只能达到“贪婪”的境界：而憎恶却是创造之母。因为“憎恶”造成了心理上的真空状态，才为“欲求”提供了真正创造的可能地盘。憎恶比欲求更有力……

 

“憎恶”的动用，正在于杜绝了孔道的多元性，从而为“一个欲求”提出了强有力的保证。这样的一个欲求，在俗人眼中是可怕的欲求。《书经·咸有一德》篇却把这叫做“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并认为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的必要前提。

 

与其说“希望”是人类文化的灿烂火炬，不如说“绝望”是这一火炬的黑色燃料。绝望过后产生出来的希望是充满内在爆发力的希望。它已成为反压制力的唯一突破口与宣泄孔道。所以，富兰克林说过，正因为没有希望，我们才充满希望……

 

 

（102）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些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学上的概念，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能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

 

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是宇宙间最细赋、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末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

 

对于伟大天才及其事业而言，压制与迫害实质上不失为一种可爱的“成全”。精神之花，灿然于一片死寂的精神奴役之后！天才，不惧压制，不怕迫害。真天才不会毁于压迫之下，只会消磨于幸福之中。因为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激发起来”的。

 

孟子对此有真知灼见。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是什么？不是现代人所误解的“人格神”，而是“无言”又“阴沉”的普遍压制。

 

“大任”是什么？

 

“反压制力”的社会化说法。你反抗了压制，你就实现了大任！

 

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

 

 

（103）

 

世界是压制又是反制。

 

对人，对创造者来说，世界是压制，是必须予以反抗的一片阴云。

 

对普遍的压制而言──世界又是反制，是为了抵抗那个永恒的、沉默的女暴君而崛起并不断波动的。

 

世界的本质是压制；人生的本质是反抗。人生有多种反抗的形式，所以有各种生活方式；人生有多条反抗途径，所以各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局。但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一个形式、一条命运，确然握有成功的利剑。它的意义贯穿新的历史，连接历史的残章断简；这价值就是新文化衡量一切的尺度。

 

 

（104）

 

《老子》对“水”德的赞美，其实是种精神疲惫的可靠标记。是一种“老年的智慧”。

 

水，是下行的。作为一种战争的谋略，不能不说“水德”达到了深刻的见地。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水德，就是向压制的妥协，向沉沦的屈从。这，是与生命的根本精神完全反对的。是应当加以驱逐的真理！不是“我们发现了真理”，而是“我们具有形态特异的反压制力”。正因为他形态特异，所以才照见了别的心境不坷能照见的秘密。就语言的本性说，这秘密只能独享而不可传递。它被这特异的反压制力彻底独占了，如其分享，势必走样。因为，这一个心镜和那一个心镜，不可能映出同一个镜象。所以《老子》也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理解了，就完成了；说出了，就完结了。最好的意象，是那尚未宣布、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意象。

 

作为有限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并圆满阐述无限而普遍的压制，和近乎无限而近乎普遍的反制。但作为一个人，他还是力图理解这些，他很想统一阐述，以便卸去自己心上的一块负累。以便获得驱逐了迷悄情绪的自豪感，把握了行动准则的确定感，从而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合理化的根据。人，就是这样一种渴望“正名”的心理怪物。在这里，《老子》开宗明义的那句话义用得上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出来的东西，被定了名的存在，就与它的承受压制的真如之性，相去越远了。尽管人的存在本身，就注定了他还是要说，还是要定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105）

 

人的“认识”是什么？是反抗沉沦。

 

沉沦的趋势，要求或强迫人们和光同尘。“混同”，是其最高的理想。认识，则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求自别于物，强行分析异己的世界。最后，当它自认为已经将世界分解完毕，它就渴求剖析自我/分解自己……从而把宏观世界里的对外斗争，化为微观世界里的对内克服。如此看来，认识只是升华的一个步骤：认识是升华的启始。升华是认识的完成。认识这是横亘于沉沦与升华之间的一道彩虹。认识起源于人的自我意识，起源于自我与世间之间的诸层对立。从这点而言，婴孩与动物是“没有认识”的或很少认识的。

 

认识的这一起源决定了：在任何条件下，认识都不会是客观的、公正的、无我的；认识，永远都服从于人的生活需要。服从反制这个理解和精神的核心要质。

 

真正的人，不甘心于“一般”。他，要从齐一化的中庸水平上奋不顾身地倔起。他要出头拔尖，反抗惰性为他预定了的轨道。他有他自已的轨道！他的轨道隐藏在他的心底深处……闪烁着超语言的意象之辉。这是他的至宝，是他存在的特点和价值。他对抗非人的、沉沦中的客观规律，用自己的幻丽气质涂抹整个宇宙的无边灰暗。

 

 

（106）

 

人，是力的产物。所以，人只能通过力去认识世界。人，不是原生力，只是派生力的一种形式，是较为娇柔、较为灵巧、较有弹性、较有智慧的形式。于是，人只能从派生力的立场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原生力。所以，“从上帝的立场”也就是从人自己假定的上帝立场──这要比丧失了上帝的立场更加危险！这种局限，构成各种哲学的先天不足。所以人生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恐怖，就是真的回到原生力那里去（而不是假装以便行骗）。宗教家，称这一回到为“皈依”；生物学家，称这一回到为“死亡”；哲学家力图调和这两种极端，他称这回到为“涅槃”──庄子则用“心死”和“坐忘”，模糊地表述了它。

 

一切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地球引力”（普遍压制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反制）能力。人和一切生命，都用自己的鲜血和节奏，反抗着沉沦的趋势。

 

一切精神活动的最终用意，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宇宙惰性”（永远沉沦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升华）能力。伟人和庸人，天才和常人──都用尽他们的心力和意志，酝欲挣脱命运的奴役。

 

 

（107）

 

对于压制的认识，对于沉沦的认识，对于无限阴霾的浑沌的认识，是发自对阴郁冷酷的压迫者的恐惧。从这恐惧中油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一片绚丽的幻想──要求从这无形铁蹄的踩蹿下解放出来，至少是暂时挣脱出来…“要挣脱就必须反抗”。尽管事实上的挣脱何尝容易！于是人们便去认识，以求得心理上的抵抗，并在这一抵抗中弘扬寓于自己天赋中的“宇宙玄德”。他告诉自己：这玄德是天赐的，不是你追求你。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创造了玄德，以此和宇宙分庭抗礼。

 

自由，因此不是“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只是人的反制呼声。它既不是本原，复不是归宿，它只是本原和归宿之间的一道希望。

 

绝对自由之所以不切实际，是因为这意味取消了自由的前提──普遍的压制。如果没有普遍压制，作为反制的特定冲动的自由或绝对自由根本就无从生发。

 

人生的价值在于：人，生为一个受制于冷酷现实的奴隶，却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反抗，争取那空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在这永远徒劳而永远不息的争取中，人的反制本性，得到了光辉的表现。

 

破坏，这只是反制力量的初级活动。反制力量的高级活动是“建立”。

 

只有当有效的建立已经初具规模，聚集起来的反压制力，才能有效地对抗压制。

 

而建立，就意味着对自由做出限制，甚至预示着“自由的背面”。

 

 

（108）

 

这是一元破碎的时代。

 

哲学上的一元论为社会上的集权和文化上的萧条铺垫着道路。一元的大地是荒漠：甘泉则会促成分化。

 

一元，既不是人类文化的伊始状态（如犹太人或穆斯林们所设想的一神论……），也不是某种文化历史的终结状态（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董仲舒、朱熹等象征性人物所设想的……）。它只是哲学观念上周而复始的一个意象，一个反复出现的变奏。对一种文化的发展史而言，对一元的崇奉与祀拜，属于中晚期现象。文化和历史的初生时代，不是一元时代，而是充斥着不确定的神秘感的“多元时代”。否则，初生的文化便会因为营养缺乏而软骨、夭折。文化和历史的末路时代，一元也被摈弃；代之而起的是十分明晰的虚无情调和纷乱不定的无归宿感。这是对独尊一元的报应：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反动。

 

普遍的压制并非一元。

 

它不体现为一元。一元是太极，却不是无极。在普遍压制的无极状态和无定命运中，有反制的身影不断闪现。普遍压制得以分化为各色各样的反制。因此，一元是哲学的假定而非宇宙的事实，它是一个神经衰弱者，内心充满了恐慌和自我的怀疑，但却强打起精神去冒充一个坚信者。在这里，一元成了一副镇静剂。然而，这只是迷信罢了。

 

 

（109）

 

我们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之一，就是破除对程式化的一元迷信。有活力的一元不是程式化的一元。而对一元的迷信，使现代人不是患上了苍白的软骨症，就是得了四海横流、千篇一律的妄想狂。只有废弃了一元的魔法，才能还生命以积极，赋活人以精气，给文化开辟广泛的创造空间──文化场。

 

 

（110）

 

我们需要一种适度的不可知论与合理的怀疑主义：以免我们的生活过于僵化，以免我们沦为神经迟钝的螺帽儿。否则，我们的心智乃至于我们的生活，都会顺着永远沉沦的惰性法则滑落下去。怀疑，因而成为升华与建立的前提；提问者，因而是解答者的真正先驱。

 

那么，可以替换一元模式的，是什么呢？

 

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绝对值”的怀抱信念。这样有助于我们从绝对论和决定论的宿命下挣脱开，更健康地直面自己时代的文化气候。

 

绝对值的原理是：

 

反压制力是压制力的虔诚儿子和忠实跟班。反压制力的能量，取决于压制力的消长。压制力的突然减弱或突然转移，有助于反压制力的急剧增长或加倍崛起。长期稳定或逐步加强的压制力量，有助于反压制力的坚定凝聚或稳步增强……

 

另方面，反压制力的能量越大，则其所承受的压制虽相应越大。枪打出头鸟──这不仅是腐朽社会的顽冥规矩；也是自然界域，尤其是生命界域的一个平均律原则。

 

没有善恶问题，只有绝对值问题；一种绝对值决定另一种绝对值；不多也不少，完全像是“回报”：“正”值成为“负”值，“负”值又化为“正”值。正负恶善，那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一项项评判价值的临时性标尺。而压制力与反压制力不断比试着力量与压强的世界，却无视这些道德风俗气味过于浓重的“诫命”。

 

现代世界的真正悲剧在于，漠视了“绝对值法则”。漠视的结果，致使社会的反差变小，因而一切活力都趋于萎缩了。我们应该恢复充满阳刚之气的古人对绝对值的崇拜，使社会趋于消沉的反绝对值的清规戒律，受到实践和反思的检验，有些民间宗教就很懂得绝对值观念的价值，它们崇拜那些为害人间的“恶魔”。因为这些恶魔有力量，祀拜他们，可以为人带来安宁。恶神因而具有了绝对值意义上的“善德”。龚自珍也崇敬绝对值观念，他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拘一格，就是打破了清规戒律的──“绝对值法则”的──胜利。那些“人材”，是绝对值意义上的人材。他们，不是世俗法庭所能宣判的历史之子。

 

追求绝对值，这是宇宙力量所遵循的法则。绝对值至高无上，其余都是它的陪衬。必须受到刺激，而后才有反应，必定感到了压制，而后才会兴起。而那宇宙力量的汹涌潮汐，却以超人的言语告诉我们的心：刺激、反应、压制、兴起──这都从属于绝对值的运动形态。力量的绝对值──这才是默默的主宰。

 

 

（111）

 

生命界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生命界的普遍规律就是“压制”。没有“压制”就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的进化（甚至无从继续生存）！没有“压制”就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甚至没有沙漠、没有真空状态。反言之，不论生命、进化、历史、文化……甚至于我们今天阐发这一新观念（而并不自奉为“真理”），都无非是“压制”的结果，都是严酷“压制”下绽开出的强笑之花。

 

对于生命而言，有两种之压制：内在的压制与外来的压制。人的一生，无非也就是在这两种压制的缝隙之间讨生活：谁要是屈从于内在的压制，他就必须去对抗外在的压制，从而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谁要是屈从于外在的压制，他就必须贬损自己的人格，从而冒着“丧失灵魂”的危险。诚然，这只是两个极端；而在“生活中”，人则是摇摆在各个级别的中间状态里。

 

“生活”是什么？生活无非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犹疑、彷徨”，试图调和。要想逃避压制是不可能的。即使“逃避”的念头，也是压制的苦果……我们只能见到这一事实：凡是愈多地摆脱了第一种压制者，就必定愈深地陷入了第二种压制的陷井中（反之亦然）。所以，从一方面说是“减轻”，从另一方面说则是“加重”，其“总量”永远不变。压制之总量改变的唯一条件，取决于生命高涨的程度。而生命力的高涨，乃是反压制力高涨的表征。

 

 

（112）

 

压制是没有“选择”功能的。“自然选择”只是生物学者的假定。压制是盲目、随机的，因而更使人们无法预先设防……它到处袭击猎物和“受害者”。它对万有一视同“仁”──凡是经不起压制的，无一幸免于难。压制不知道“善听恶”，它既不会扶助辞者，也不会惩戒恶者。所以，佛教“因功报果”的断言与达尔文亡义的进化学说同样值得怀疑。唯一的“原则”（假定它是存在的），就是要拼命地反抗压制。必须凝聚足够的“反压制力”。其余的说法，都是安慰性的自我暗示。

 

所谓“摆脱了……的压制”，那实际上意味着彻底屈从了这种压制，因而也就不再感到这种压制了。对一种压制越善于屈从、驯服；对另一种压制就愈是敏感，就容易引发另一些烦恼和另一些不安。这无可讳言。因为压制是永恒的“在者”。只有形式的移易，并无功能的质变。在压制力与反制力永远摇摆不定的天平上，涌现出这样的“正成反比”……这，就是世界的真实样态，就是世界的秘密底蕴。

 

说穿了，这两种压制都来源于那个“宇宙间普遍压制”的分化。只是关于自我的意识，能够（或说“喜好”）区分“内”、“外”、“物”、“我”，就将一种压制（即普遍的压制）分为“两端”了。试看，“内在压制”源于什么？源于对“外来压制”的抵御、抗衡。若没有“内在压制”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反制”，人恐怕早就被“外来压制”碾为齑粉了。如果“真是那样”，连诞生都很成问题。人的诞生（其他生命形式也莫不如此）只是“内在压制”惊人崛起的一种形式。人，何尝不是自体压制的产物，和奴隶。

 

 

（113）

 

老子所谓“自胜者强”，实际上说明了这个道理，要克制“内在压制”并不容易（只有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外来压制”）。谁能克制盲目的内在冲动，谁就是强者与好汉。可悲的是，内在压制是作为人的伴生物与先导者出现的，帮助人在宇宙间的普遍压制的迫害之下维护自己的生存状态，但到头来，却化成一个凶神恶煞的新暴君。

 

人和其它的生命形式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为了活下去，为了在普遍压制下寻求生存的空隙，就必须接受这双重的压制。人，活在世上，就是来忍受、应付这内外夹攻的局面。人及一切生命，真像一只可怜的壁虎，为了逃避那迎面打来的一拳，只好躲到墙缝里去找一个安身的所在……

 

传统的中国人算是深刻地参透了这一背景。他们把“安身立命”看作人生的第一大业。

 

 

（114）

 

什么是“斗争”？斗争无非就是对宇宙间普遍压制的反击。所以斗争哲学是变数的哲学……“零点哲学”是斗争哲学的升华。宇宙的“大圆”泯灭了斗争、超越了斗争，也是在最高的意义上体现了斗争的精义。斗争的精义就是反抗压制，“大圆”的精义就是成功地抵御着压制的围剿。谁能有效地抵御压制，就是昂然不屈的强有力者。圆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它抵抗最严峻的压制。

 

我们敢于承认基本的事实，连幸福、快乐、美满也无不源于压制。若是没有压制，也就没有压制松动、转移时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美满和快乐、幸福。快感，无非是压制的解除感。

 

欲望起源于“压制”。作为人及一切动物的本能（需求是它的具体化），欲望本身针对压制而发。天地自然把这“不学而能”的本能授予人及一切动物──因为生存只是对压制的抵抗。人及一切动物都需要强固的本能，作为生存斗争的“武器”；人及一切动物是非常功利化的。幸福及快感（幸福偏重于精神，快乐偏重于身体），只是给予欲望的一种报酬。它们的存在是一种“诱饵”：用来引发欲望，而且用来犒劳欲望──使生命在茫茫苦海中得到些许的安慰、片刻的宁静。

 

 

（115）

 

压制是无孔不入的。它渗透进宇宙的每个毛孔。比如，被诗人们称为“爱情”，被生物学者称为“情欲”的那种冲力──不仅是反抗压制的产物；也对人构成一种新压制。人和其余生命类型同样，为了保证种族的延续（他之存在，多亏这种本能），就得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不“自私”就不能保证个体的成活）。大自然为了使动物甘于这一重负给了它们巨大的快感──诱惑它们生育后代，以作为部分抵偿……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制！万物为维护自已的存在，就须采取抵抗平等趋向、沉沦趋势的自卫行动。正如植物伸向空明的天窝。万物为了扩张自己的存在，就须精心设计自己的抵抗，不遗余力地执行它……这，就是那些花色繁多的“需要”藉以产生的寥廓背景。即使连最细腻、最缚洁、最无“物欲”、最不关乎“技术细节”的精神需要，也是如此产生的。

 

 

（116）

 

“文化”的崇山大岳来自哪里？“文化出于需要”──这原是不错的。可“需要”又是什么呢？需要，不是空洞的口号或无谓的欲望。需要──永远，而且到处（时、空皆一）都是对压制进行抵抗的需要。一物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势在必发地要抵抗压制的摧迫。因为普遍压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大平等”（即“毁灭”）。要取消物与物间的一切差异，实现在压制面前人人（也是物物）的彻底平等。平等的真正含义，无非是化为尘埃，同等地接近地表……

 

文化，就发自人的生物需要。卫道士们之所以常持相反的见解，是因为文化一旦产生出来、构成一种独立的存在系统，它也就具备了自体的“需要”，一种间接的有时是朦胧的、模糊的需要。不同的文化源于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源于对抵抗压制的不同条件，不同的条件源于压制的形式、性格、时间罗网……

 

文化，是作为一种人造的“心理反制”和“心理抗体”而诞生的。文化的内在变化固然循其内在的途径、依其固有的命运而展开，但也是压制的伸缩流易造成的。一种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存在，就难免白行其是、与外在压制相对脱离。这只能解释为：有形无形的内在压力暂时赢得了支配作用。这表明外来压制的不足、内在压力（反压力）的过剩。而这过剩，同样会使文化丧失原有的功能、陷入内部危机，步于式微之境。

 

如此看来，文化的兴盛状态，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外来庇抑。文化的衰退，则由于它对抵抗压制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自己高尚目的”的关切程度，胜过了抵御外来压制的兴趣。从而为了本来的工具而牺牲了文化的目的，那目的是维护生命的存在，使之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抵抗压制、投入战斗。

 

失落了这一目的的文化，就跌入了某种迷失状态。它自认为有着明确的方向感，实则失去了有前途的航向。到头来，它会发见自己的方向原是虚妄！文化的巨轮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各色各样的顽宾者和卫道士，一再重复了上述错误。古来，他们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某一文化气候的终结。他们沾沾自喜，自视清高──用以满足他们自别于人的文化虚荣心理……他们用动人或吓人的手段、强劲或娓娓的理由，维护他们关于“文化”的绝对观念；却遗忘了，文化的根本命脉在于发扬人的本能，犹如武器的功能在于延长人的手臂。……数典忘祖的历史悲剧，正被人们如此这般不厌其烦地上演着。

 

他们，想要和生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他们，想从天然的压制中找到人为的自由。

 

他们，想在文明的大厦上建立平等的沙滩与瓦砾场。

 

 

（117）

 

二十一世纪的新思潮，应该摒弃这种奉文化为神圣偶像的古老错误。应从“人的生活”的全价值上去考察文化；从一个文化对压制的抵抗强度和抵抗效率，来判断它的盛衰和它的价值。由此，可以从一个文化圈的现行状态，去追溯文化圈内的居民过去遭受压制的种种情状──这里透出了一道新历史学的曙光！

 

历史是什么？历史无非就是──文化人类在压制下不断挣扎……并拟构出各方式和各办法来逃避压制的连续运动。可悲的是，逃避不可能，压制像影子一样追逐着逃避者：逃得愈快，影子飞奔得也愈快。最后，奔跑者倒地而死，影子才悻悻离去，暗然消失。从这里，我们悟出了：最强有力者所承受的压制必最大；愈坚忍愈旺盛的生命，他所承受的压制也就愈为长久。

 

反之，一个生命衰落了、腐朽了，他所承受的压制指数就会自然地降落下来。一个生命如果死亡，他承受的生物压制就会消失。一个物体若被消灭，它承受的物理压制也就不复存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只要生命存在，压制就不会消失，生命愈来愈旺盛，压制对他就愈来愈沉重。衰弱者为什么容易心平气和呢？因为他的内在生命力衰退了，他承受的压制反而减轻了。

 

 

（118）

 

新的历史学，既不是为了现实政治而剽剥历史，也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新的历史学，是通过文化的现状去透视生活的过去，并在这一透视中窥见历史的节律。历史的密码音乐因此得而破译。历史，是一首雄奇壮阔的交响乐，它在本质上十分和谐，但这和谐是用剧烈的冲突构成的。没有对立和发展的主题，就没有动人心弦的乐章。人类的耳朵，有着追逐振频的听觉本能！卫道士们对此大惑不解：他们只要和谐、不要构成大和谐的冲突纷扰。他们只要安静而无生气的蛋，而不想要咯咯追逐的鸡群……殊不知这是一个欺人之念。

 

骚乱者们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们否定和谐而将冲突本身偶象化了。在他们的无稽狂想中，“不谐和音程”成为历史交响乐的唯一内容。这哪里是什么音乐，这是噪音的合成。

 

本来，文化的形态取决于各种压制的综合。文化在根本上不是主动的，它是应战的因而是被动的东西。它最多只是“主动的适应”。而适应，从根本上说则是被动的。

 

“创造新文化”──这是（对压制）较为敏感并较有反抗性的灵魂“特权”；他们的“精神之花”，是对那无孔不入的压制进行应战。

 

不可能凭空杜撰一个“新文明”。

 

精神之花的反力，满合着主动和进取但也只是后于压制而生。压制先于反制，反制仿照压制而形成。尽管这里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正确路线。

 

文化，不管它显得多么辉煌灿烂，都是一种被迫行为的苦果。也许这苦果散发着动人的芳香、沁人的甘甜，但创造者却付出了很苦很苦的代价。他们各有难言的苦衷！

 

必须撇开文化上、道德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是是非非！以便深入一层地考察人类生活的得失利弊。

 

文化，不是目的。任何文化范畴，都只是反力的精神化形式，恰当的评论，应从精神来评价形式，从功能来评价工具。

 

 

（119）

 

生命的伟大程度，取决于它能够承受的压制总量。承受的压制量愈大，这个生命也就愈伟大。一个人，若能经得起别人经不起的波折磨难，无疑就是一个最坚强的人。一个人，若能干出别人无论怎样也干不出的事情。无疑就是最伟大的人。先我而出的人们，凭着他们本能的直觉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错误地抹煞了力量的绝对值指数，而拘泥于道德习俗的框架去评断历史人物。

 

在生物圈的丰饶天地中，“下降过程”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各种生命的劫数与归宿。生命蓬勃向上的锐进奋发，只能通过不同角度的沉沦而实现。不在某些方面先行衰落甚至萎缩，就难以在另些方面取得扩张。同样，生命本身在衰落之中，却也伴随着某种范围的“上升进程”。在这里，扩张反成衰落的先导生命的力虽是复杂的：它富于弹性、善于转化。它时而收缩，时而伸张；时而顺从，时而反抗……但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力图压倒它的外部世界。对于生命的某些类型（例如“人”或“伟人”）而言，尤其如此。

 

一切生命的上升进程，无非就是把“压制”化成“反制”，从“抗原”得出“抗体”──从而发挥自已的生命力量。一切生命现象的下降进程（或曰“衰落”）无非是：由于种种情状，反制不断转成新的压制。有益的抗体成为新的抗原。这使生命受到摧残。

 

 

（120）

 

“水”，最形象地体现了存在的特征。质最越大、体积越大，它的“浮力”也就越大。它因此承受的内外压力也越大。这里，有着一个充满悲剧气氛的“循环之链”。

 

生命的真道也凿凿显示：

 

越伟大，压制越大。

 

越伟大，承受的压制和施加的压制就越大。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

 

“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天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必带来伟大的压力；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

 

 

（121）

 

这就是生命世界和人类文化的潜在价值观。什么“美”，什么“善”，什么“真”，什么“伟大”，什么“永恒”，什么“至高无上”说穿了，无非就是对“反制能力”的赞美颂扬。这些颂词，发自人对自己本能的激励。为自己活得更有生气、感觉更好，能够成功地抵御、排斥各种压制，就对我们视为“美”、“善”、“真”、“伟大”、“永恒”、“至高无上”的生命力本身，进行了充溢着敬畏之情的咏叹！人的精力，在这儿得到升华与净化。

 

什么是“美”？抵抗了被目为“丑”的压制势力的，就是美！

 

“美物”是什么？就是那抵抗住了（使之变丑的）压制力量的存在！余可类推？……

 

有一天，这些“美”、“善”、“真”、“伟大”、“永恒”、“至高无上”的存在，再也抵抗不住那压制的渗透、摧残，就会沦丧成为“丑”、“恶”、“伪”、“渺小”、“暂时”、“卑琐无聊”，一文不值。余可类推。

 

 

（122）

 

脆弱、稚嫩的生命之花，要取得“兴盛”、逃避“衰落”，就必须取得一个暴君的欢心（至少是默许）。这个暴君就是，内在压制（反压制）与外来压制（正压制）之间的平衡。平衡一旦破裂甚至仅仅“歪斜”，暴君就不禁雷霆大作、胡乱破坏了。盛衰兴亡，荣辱休咎，说到底无非在于，这个平衡是否还在稳健的状态中。──别的解释即使再妙，也是这一解释的区区翻版……平衡了，就“好”了；平衡了，就“无事”了；平衡了，苦难就消解了。然而，“保持平衡”──却是生活中最困难的艺术；它需要极大的才赋与技巧，很少有人具备它。而“保衡”的功力，并不在于消极的维持。积极地开创新平衡，让那些古老的神话随同它们的神灵们一同死去吧！这，才是“保衡”的天赋流露。

 

古老的神话中充斥着“守成”的说教，还有所谓“永葆青春”的妙术……但这一切都是可疑的夸口、事后的吹嘘。因为世界太活跃；生活，被变动不居的意图支配着……没有什么能有效地阻止这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断然崛起、无情蔓延。同时，我们现代人和远古的猿人有何区别──面对整片需要开发的天地发呆。

 

宇宙间的处女太多了！她们吸引我们，使我们心神不宁……更何况，在今日人们的眼前，还有什么“成”呢！还有什么“盈”、什么“泰”之可保呢？有的只不过是一片片广漠无垠、有待绿化的荒漠。这引起我们的沉思。锐利的反省揭破了这个大千世界的薄薄面纱，将其最实在的底蕴暴露在我们眼前。这个底蕴可以给我们震荡；也可以引起我们发自内心的虔敬。

 

虔敬，起源于震惊和恐怖；起源于圣洁的解脱欲。

 

（123）

 

压制之存在，并不仅限于生命界。“压制”不是生命的属性（如“痛苦”之类然）“压制”作用是遍及全宇宙每一角落的铁律。“压制”不仅作为“铁棒”存在，“压制”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一切费解秘密的源泉……在没有生命的地方，同样有着压制！存在，因此成为“卑贱的”。向往永恒的宗教心灵，因此充满了自菲之感。

 

我们需要创造──创造“反制”、创造新“抗体”：以此保持我们内在世界与外来压制间的脆弱平衡。这个平衡一旦破裂，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的全部宇宙，便会破产、瓦解。生命的根底即在于发展自我以抗压制发展有效的精神军备（“自我”），而不是夸大自在之物──自然、上帝、物质、世界精神等等。

 

 

（124）

 

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解，“阴”、“阳”是平行、混生、互补的。这使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性格。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性表现在：阴不是恶，阳也非善，阴阳是互补的而非相克的，是双赢的而非零和的。这样，整个宇宙和人生的根本趋势就不是“斗争”，而是“协调”。用《周易》的术语说，是“保合太和”。太和，就是阴阳协调的至善之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因而成为中庸的，而非极端的；从此，中国人视极端为“淫”与不祥。

 

既然阴阳是互补的，那它们的起源就是伴生的，没有先后之分。这与我们对“阴阳”关系的理解很不一致。在我们的理解中，阴是普遍的、绝对的力量；阳是针对阴而发的相对存在。这两种理解，分别基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

 

传统上对“阴阳”关系的理解，无疑以“地球现象”为根据。地球自转带来的昼夜现象，以及生物的两性现象，给这种理解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偏巧地球又有一个恒星、一个卫星──日、月，在《易经》中分别变形为“──”与“──”：因为太阳始终圆满而月亮却有圆缺。

 

我们对“阴阳”关系的解释，则超出了“地球现象”的视域，而以更广大的宇宙现象为根据。宇宙既不是一无的，也不是二元的。从根本上说，它是“无极”的。“建中建极”──那只是人类文明企图自我延续的永久性理想：并非一个宇宙事实。正因为如此，用传统的“阴阳”观念，已很难说清我们的新思想。尽管“压制与反制”的观念，也非完美，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前，我们暂且借用它。

 

 

（125）

 

混乱的时代，也就是“阳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在内心深处推崇“阴”，把它奉为本原。内在的压制是“阳”性的；外来的压制是“阴”性的。

 

平安无事的时代，也就是“阴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从心底里企盼着“阳的巨灵”来到。因为奉“阳”为第一动因，他们的内在之阳骚动不安了。

 

常常，这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这两种态度作为主导态度，也是交替出现的。

 

人心渴望与现实相反的东西，因此，当人们渴望什么、推崇它为第一者的时候，就是它的重要性迅速升起的前奏。这时的现实，必定极其缺乏它又极其需要它。

 

例如“太极”就是如此──在混乱时代，要求秩序的意识，对自身的哲学描述。

 

太极的“两仪”，既包含压力（阴）又包含反压力（阳）。因此，太极只是一个哲学观念。它侧重地指向压制力。因为反压力，本来就是从压力中分化出来的。尽管古代意识并未确认这一要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太极与两仪关系的论述，首见于《易经·系辞上传·十一章》：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因语焉不详，遂起多重阐释。朱熹《周易序》这样理解上述关系：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无穷。形一受共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

 

“负阴抱阳”的断定，显以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观念为内核。所以朱熹的理解最富于二元论的气质，以致他在一元的“太极”之上，放置了一个象征空无的“无极”。“太极无极”的观念，原是周敦颐首创的，但那寥寥数百言的《太极图说》，虽道出了第一个“新观念”，却是不甚明白：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周氏肯定“无极”先于“太极”，在此，朱熹显然向《系辞传》的经典论述后退了半步。而在比周敦颐（1017─1073年）早生六年、晚卒四年的邵雍（1011─lO77年）那里，则有一段更值得现代人思索的话：

 

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自见，故明以阳为唱。……阳能知而阴不能知，阳能见而阴不能见也。能知能见者为有，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遍而阴无所不遍也。阳有去而阴常居也。（邵雍：《观物外篇》）

 

此间所言，大大突破了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传统模式，而传达了一种新的阴阳观。它的要义在于“阳以阴为基”。可惜的是，邵雍没有将此历史性的发现予以完成；紧接着，他又退缩到“阳生阴，故水先成；阴生阳，故火后成。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的陈套中去了。邵雍在九百年前半途而废的发现，看来得由我们予以完成──

 

派生出阴阳两仪的“太极”，是浑沌，是普遍的压制，是沉沦的趋势。对此，古人已有本能地察觉，只是尚未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在《周易注》中把“太极”定义为：“淳和未分之气。”唐代孔颖达则在《周易正义》中进一步解释说：“太极谓天地末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可见，周敦颐对“无极而太极”的理解，并非由《老子》“有生于无”的空想演化而来，而确有其易学学理上的渊源与依据。既然“淳和未分”（郑玄），既然“混而为一”（孔颖达，这正是“混沌”的本质、本相）──那“极”又在何处？

 

无极之极，才是太极。从这种观念，去看待类似明清皇宫中的“太极殿”名号，实在展示了一种对哲学的嘲弄。在世俗的皇宫中，“太极”成了集权的象征；而在哲学的洞天里，“太极”却是一片混沌──是宇宙的气质，而非金字塔的尖端。

 

“太极而无极”──说破了，太极本是极端的压制。“阳能知而阴不能知”、“能知能见为有”──暗示了，阳（反制）是后于阴（压制）而生；但又充满了，阴性压制所无的阳性活力。

 

中国人，经过两千年五百年，才彻悟了这个宇宙的真相？！

 

这是因为，人从内心深处畏惧压制。但人生的每个角落和每种侧影却须臾离不了压制。所以，人对压制的感受是又恨又爱。压制太少使人无聊得要死！压制太多使人紧张得发疯！人的一生，从一切意义说，都是在寻求某种与“压制”的平衡关系，进而力图在整个流动着的世界中，发展并维持这一脆弱的平衡。

 

 

（126）

 

压制，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助产者，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生身母亲；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母亲，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父亲（反压制的阳）！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父亲，且是这个世界的教化者。他教训一切存在去抵抗他！否则，你便不配存在。

 

 

（127）

 

压制，有时现形为“需要”，这时它成为“发明之母”和人类文明的不朽源泉。压制，有时现形为“苦难”，这时它成为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起点和崇高气节的基础。因为“压制”本身就暗藏着“反制”的种子！只要时节和气候一旦合适，它就有力地萌发了。它使世界震动，它改变世界的形态。它迫使“压制”却步，流向“反制”较弱的其它空间；可是它本身却是“压制”的变形变相！多么“奇妙的新世界”……

 

 

（128）

 

普遍压制的“力”，你，在古代意识中曾被抽象为“道”与“无”。

 

普遍压制是“力”。一切“力”都从它来。甚至“反制力”与“抵抗力”也从它而来。这里的机缘瞬息万变，难以测度，无路问津、无言描述。“精神上的再现”，只是美好而空灵的希望。

 

 

（129）

 

“普遍压制”，既不是作为一种观念的“物质”（如十九──二十世纪的各色唯物主义杀手所断言的……），也不是作为一种实体的“精神”（如柏拉图或朱熹、黑格尔们所幻想的）。它既是“物质之母”，又是“精神之母”。它，实际上永远超越于物理学的考察之外；它永远超越于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的考察之外。我们只能从各个界域捕捉到它的一些形迹、影响，一些现象，至于本体，却只可感应而无法证明。《老子》所谓“可以为天下母”的“道”，只是试图理解它，并试图表达这一理解的语言努力。人的语言、人的理解，只能接近它的外延，而无法接近它本身。

 

它，不被人类窥见，也不被它的各种衍生物或衍生现象所照见。人，只能发现“普遍压制”投影在自己身上的影子或“存在”，并试图根据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去“分析”它。万物（甚至那万古照耀的日本鬼话“天照大神”──太阳）只是照见了他自身包容的那些影响，普遍压制的特殊投射……除此而外，他们茫无所知。只有“它”所造就生成，并且不断流易出的“现象”，才可能被我们这些作为“现象”的“意识”所发见。人难道不是只能发现自己拥有的吗。

 

 

（130）

 

对抓不住的大意象的哲学表述就是“道”（《圣经》上的《传道书》就是一篇典型的“虚无主义宣言”），就是“规律”，就是“自然法则”，就是“天理”──可惜这些枯燥乏味的观念，在其流传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人格化了。徒然增添了许多的混乱与迷惘。我们这些瞬息既逝的、泡沫般的“现象”发见不了，尤其捕捉不到──那永恒超神的“大自在天”。于是，便徒然神伤地称它为“无”，称它为“虚无之君”。不因为它等于“没有”，而因为我们无法和它相始终……无法和它相表里……伟大的悲哀使我们幻灭：“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

 

 

（131）

 

从此幻灭出发，形形色色的“反压制力”被赋予特定的形式：

 

反压制──正如普遍压制──也是一种不可触摸、不可描述的“力”。我们只有藉着它们引发的“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才能间接感觉它们之“有”。这因为人类是“有”，若不藉着“它有”，便不可能有所感受。这，就是传统哲学所谓的“观照说”。

 

然而，反制与压制不一样，它，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它具有特定的、具体的形式。每一种反压制力、每一种抵抗力，都有其特定形式。至于“普遍的压制力”──说到底，除了是我们精神升华的反相，还能是什么呢？

 

反制的冲力，所塑造的特定的形式，被现代人依据时间的压力，而分成三大类型：

 

a：过去的、记忆的、文化遗留意义上的世界；

 

b：现在的、实体的、物质存在意义上的世界；

 

c：未来的、想象的、精神运动（或精神观照：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义上的世界。

 

每一世界又可分出无数的较小洞天，每一较小洞天又可再分出无数的更小洞窟（如培根意义上的……），无有尽期。对三大时间世界的理解，就分别构成玄学与历史学的模型；科学与哲学的模型；艺术与宗教的模型。

 

他们一一诉说：压力是绝对自在的，反压力只相对存在，并不断转换其存在形式。藉以逃避（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是“绕过”，是“避免更大阻力”……）普遍压力的默默钳制。它是在逃避中，才得以形成自己奇奇怪怪的式样和特点，所以，决定形式的不是形式自身，而是形式以外的力。

 

 

（132）

 

反压制力的某一特定形式，就被人们理解为“某一存在”或“某一范畴”。没有反压制力，就没有各色形式；没有不可胜数的形式，就没有“存在”、没有“世界”，没有我们所有或所知的一切──甚至，连“我们自己”也踪迹全无了。所以，文化，是反压制力的文化；现实，是反压制力的现实；想象，是反压制力的想象；科学，是反压制力的科学……。一切“存在”，都是反压制力的存在。尽管，我们在经验上只承认特定的、具体的反压制力的形式；但在情感上，却希望有一个普遍的反压制源的存在。并衷心祈求赞美它的永恒胜利，切望它给我们这些反制形式，以不朽的化育和强大的根本动力。

 

──上帝，其实就是人格化了的“普遍的反压制源”。因此，各个文明民族的上帝都是雄性的；只有原始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才崇奉女神（普遍压制的偶像）。

 

 

（133）

 

压制力与反制力的搏斗，体现为压制力的非人格性，而反压制力却多少带上了人格性的色彩。人本身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形式，他就有意无意地把各种反压制力量统统人格化了；甚至连压制力也被他正确地冠上“恶魔”或错误地冠以“上帝”的称号，从而多少予以半人格化了。

 

压制力虽然不带人格色彩，但在人的心日中却天生有着“报复”的本能。这是因为，它具有无机的反作用力。任何针对压制力的挑战与反抗（这包含强烈的反压制力），都会转换成某种形式的压制力，最终都会激发起针对压制力的反作用力。这有时候也就是所谓“大自然的报复”。其实，叫做人格色彩相应少些的“报应”更合适。人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史，足以表明这一点。你向自然索取多少，自然就向你讨还多少。你在这儿进了一步，在那儿却不得不后退一步；你怎样糟蹋自然，自然就怎样凌辱你：这里只有永恒的你争我夺和互相勒索，转换、运化、变易──决没有不付代价的得到。

 

 

（134）

 

压制力量诚然压制着反制力量；反制力又何尝不在压制着压制力？

 

到处都是压制，到处都是反制。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就是反压制力的世界；我们窥见的宇宙本体，就是压制力的宇宙本体。没有休战，更没有和平！没有停滞，更没有尽头。只有一个无边界的“圆”粘连着又一个无形迹的“圆”……

 

压制力与反击力之间的关系？一言蔽之：互为压制，互为反击。

 

反击力作为压制力的分化形式，是压制的产物，而反击力对压制的反抗，又对压制力构成小小的挑战和小小的压制。压制力以新形式、新性质前来压制它……它又重新形成令人惊奇的反作用力……

 

在压制力与反制力之间，还有着神奇的、肩负沟通使命的“天使”。试以炸弹为例：弹壳，象征着压制；弹药，象征潜在的反击力：雷管，是反制力的精华，也是沟通压制力与反制力的“善良天使”。

 

 

（135）

 

在人类之中，有些奇特的天才，就扮演着“雷管”或“沟通者”的角色。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术语中，关于这种角色的观念是用“王”来表述的。“王”是什么？“王”，就是沟通“天”（压制力）、“地”、“人”三层次的善良天使、天命的载体。“地”（生物圈）和“人”（文化圈）──在这里都作为反压制力而存在的。

 

大地，是茂密着无边丛林和萋萋芳草的大地！植物都向上生长向弥漫宇宙（并制造了宇宙，的压制力发出无声的抗议──所以，大地负载着反压制力。在植物的生长和生物圈的喧嚣中，超俗的耳朵，听到了超过一切人造水平的宇宙交响乐。

 

 

（136）

 

“普遍的压制”──在古中国哲学中，这一观念是用“阴”来作模糊表述的。《周易》所论的“阴”，至今仍给我们关于“普遍压制”的观念以变相启发。“阴”先于“阳”，“反制”（阳）是“压制”（阴）的派生力量。“反制”由于压制作用而产生，而且随着情势的演易，一切“反击”将成为“压制”。于是，“阳”终将寂灭，归于“阴”──能量终于耗散，达到死一般的平衡。所以哲人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王弼《老子注》）

 

“万物归根、归根曰静”──这，就是普遍压制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生命世界的最终灭绝，以及宇宙在普遍压制下的最终热寂。

 

她无情而默默地摧毁着，又强塑着。她不吭一声，坚决执行她的既定方针……尽管，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我们，很难对此吓出彻底而“科学”地证明，但凭着大自然赋予的本能，我们还是明白无误地发见了她！发见了她的威力和她的“仁爱”。“增熵趋势”，成为难以抗拒的宿命。而在佛教徒的脑海里，“增熵”的结局似乎就是“大劫”。

 

 

（137）

 

唉！我们对“压制”的这些表述，是那样鸡毛蒜皮、残缺不全！“压制”普遍存在的广度，它的深刻影响、它那“无情决定”的深度，是人类难以设想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它的产物又怎能看清它的全部面目？人类一切成员的想象力理解力加到一起，仍不能印证那个“普遍压制”的广延度（存在的及其影响力所塑造的存在）的百分之一，尽管生物学已表明，人类的智力有可能认识百分之一的宇宙……就当我们枯坐于此，默然书写与阅读时，那压制并未隐退，她像魔影一样不断挤迫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精神。

 

看着茫茫的宇宙，凝视着茫茫的历史，听着令人茫茫然的无情风吼，听到了一个“神灵”向我们倾诉的秘密……她诉说这个世界的阴郁秘密，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压制”。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一切“本质”、一切“意义”、一切天翻地覆的易化，莫不是压制的结果，是那无所不在的阴性本体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一些“影响”罢了。

 

尽管，我们的希望是反抗“增熵”、渡过“大劫”──我们的心眼望到了劫灰之后展翅而起的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的颂歌说──

 

“罪恶”，就是“增熵趋势”。

 

“罪恶”，就是能量的耗散。

 

“罪恶”，就是向压制势力屈服了。

 

《福音书》中的耶稣几乎这么说了……

 

一切自强不息的圣人，都用他们的生命这样说了。

 

 

（138）

 

埃及的《金字塔文》和《亡灵书》、巴比伦的诸史诗，希伯莱的《旧约》，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印度的《吠陀》，波斯的《阿维斯塔》，中国的“五经”以及马雅人那些尚未完全被破译的“铭文”──诉说了一部部心理压制的史事。早在文明诞生以前，心灵界域的暗礁与潜流就有了。文明的分层分化，也许加剧了心灵的骚动（同时又提供了若干类型、若干剂量的止痛剂），但并不是文明创造了这些骚动。相反，骚动乃是文明之源。

 

往昔灰飞烟火。时间的巨斧把生活之流、文化之流、心灵之流、幻梦之流切为片段零章，时间的巨磨又把它们碾得模糊变形。恢复原貌，是历史科学（尤其是考古科学）的一个理想，但现在看来，我们离这理想还十分十分遥远。

 

（139）

 

《韩非子，大体》篇有段名言，道出了历史的本质：“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筹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这就是说，至安之世的幸福，是建立在没有历史的前提上的。历史越丰富的社会和民族，就越背离了法家关于社会幸福的认识（尽管有人认为《大体》不出于韩非之手，但总观全篇，依然代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的幸福，在气质上极近道家的幸福（无怪传统上认为法家出于道家）──那是一种消解压制与反压制的无力无为之境界。一种以顺乎自然为手段，而力图长葆自然力的神秘境地。

 

但对生活中（而非理念中）的人类而言，这理想也许是太高了。我们看到，对卷入了历史涡流的文化人类，一切幸福都来源于并体现为，对压制力量进行消解；而不是听任压制力量自行消退。而压制力量的各形态，都以心理的压制为枢纽。对过于敏感的心灵，无论是无机界域的压制、有机界域的压制、社会界域的压制──都只是心理界域各种反击力量的外射与假定，只是心理压制所借用的一些“影子”。惠能就是如此。当众僧争论说到底风吹幡动，还是幡动显出风吹时；他站出来指点说：“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举座闻之，无不惊服。因为这是在一个“明心见性”的宗旨统治人们的时代，爆出的新电光。

 

 

（140）

 

是心理上的压力驱使着人，对前人、他人及其文化作出理解；同时，又是心理上的反压制力，阻隔着人真正接近他人及其文化的核心部分。客观的理解，要求把心理上的逆反力量降低到近乎零度，而这，是与人的理解功能互相矛盾的。

 

精神分析学派的一大功绩，就是教人如何去摆脱心理上的压力，以此补缀那因承受不住压力而破碎的心。但心理治疗是有限度的。碰到社会壁垒的压力时，一切分析与医治，都只有缓解、麻痹、转移的作用，而无根本的疗效。我对精神分析学派首先兴起于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一点不感到奇怪──那里有的是神父给人听忏悔的传统！巫与医，在原始民族那里共通，在现代文明中也存在这种归一现象。“精神分析医生”正在扮演着世俗社会里的科学神父的角色！罪人的忏悔与病人的述说，都在喃喃低语中减轻了自己的压力感──这就是近代至现代的忏悔仪式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141）

 

科学家们说，人类的远祖，是某种在宇宙的汪洋中遭遥自在的浮游生物。迄今在我们身上还保留着它的残余特征。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禀赋，使人的高度文明，建立在一个韧性极强、难予摧毁的基础上。你可以推倒文明的大厦，但堵塞不住重建它的要求。人所拥有的潜能难以捉摸，这使他变得“复杂”：人，可能十分渺小，但正是这渺小促成了他的伟大；人可能十分卑劣，但崇高恰恰来自卑劣。有的人身上的反压制力，甚至达不到理性水平，仅止停留在一般的生物水平上。他们的心理世界，只是他们生理需要随唤随到的仆役──并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而有的人身上的反击力量，却超过一般的理性水平，达到了令人眩惑的灵魂水平。所谓灵魂水平即使有，也是很难保持的，有时，它下降为理性，甚至为生物……崇高的气象，毕竟是短暂而脆弱的。

 

把其他世界的压力形态转换为心理世界的压力不仅人类有这天赋，许多具有高级神经活动的动物也有。尤其在人类亲缘的灵长目动物身上，人类学专家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某些虽非灵长日但具有高级智力的哺乳动物（如海豚、鲸、象、狗等等）身上也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情绪压力。

 

 

（142）

 

心理上的压力，用其他界域的力量标准难以衡量。这就是测谎仪常常失灵的要害所在。社会、生物、无机世界诸压力，并不等量转换为心理压力；就像心理的承受力是因人而异一样，每个心灵所能感受的压力以及就此而发的内驱力，也各不相同。外部处境相似的人，所感的压力的形态和内驱力的形态，也有天壤之别。

 

心理压力除了来自其他世界的压力转换外，还来自此种心理动向对彼种心理动向构成的压力及其冲突。即人的或生物的内心冲突。人的内在动力，既是人格发展的结果，又构成文化发展的杠杆。自找的分裂，延伸为心理的自我压制。在许多心理场中，自我压制（即一种心理动向的挤压）要比外来压力更为严峻。它性心境陷于内乱，它使“主体”失去“主体性”──无法对外压进行有效抵抗。这是处于“失恋”和“幻灭”中的心灵常有的心态。这是一切心理压制和心理征服中最厉害的压制和征服。许多顽冥的宗教，都通过“灵魂内部爆发革命”的方法，去完成它们的心理征服。它通过施加压力去成功地“说服”人心，使人们接受了它的禁忌与诫命。然后，又把这人间的禁忌与诫命，升格为自然的法则与规律，以此迫使受到文明压力而骚动不安的人们，把斗争场所从外部世界引入内部世界，从而为文明的定式，排除了一个个障碍。民间传说中晋代的大豪强周处改恶从善的故事，堪称这种心理征服的范例之一；而罗马帝国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也是如此。

 

 

（143）

 

“具备创造性个性的人，会在行为中表现出各种相对立的特征。”奥地利犹太人荣格这样说。这些人因为内心的反差过于强烈，以致无法协调得大圆大满，从而在外部的行为上留下了内心冲动的踪迹。创造性的个性，显然违背了“中庸”的原则。甚至可以说中道与创造二者完全相反。中庸反对极端，信奉“过犹不及”的理念──之所以称之为理念，是因为“中”永远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但这不等于说凡反极端即是中庸。创造性的个性则爱好在主体的能动中，找到了一种发泄的类，一种表演的美，一种自我愉悦的美。他的第一要义，就是击破现有的平衡，并以此来缓解他的压制感。而中庸的第下要又是力求调和各种冲突，避免恶性的行为循环，以便达成一项合理的社会方案。

 

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是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涂上了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

 

原始的创造力，则是一种不计成败结局如何的自我显现力。他的目的只是显现某种广大的映象。假文化市场上忙忙碌碌的买主和卖主却无力对此层含义作出理解。在他们眼中，创造行为似乎是经过了仔细演算的数理方程式。有篇讽刺小说（西德作家约·洛德曼的《成功之路》）真是一针见血，它说一个作品的社会成功，“与什么都有关系，就是与作品本身毫无关系。”这说法也许极端了，但对今天迷信于“接受美学”、“阐释学”的人们却不失为一副心与理之际的清醒剂。

 

 

（144）

 

人的认识能力是通过“好奇心”的诱发喷涌而出的。创造性的秘密就在于无拘无束地试探：它被好奇驱动，被想象烧旺，被意志鞭策──这试探所包含的功利性，是不确定的。只是在其以后，它才经由社会的功利目的所拣选，成了一种“有用之材”。以不同的心理动向为视线，去交叉地观测同一个世界，将获得全然不一的映像。于此世界成了费解的，因而是矛盾的。但“我”所具有的统一力量，却容忍不了无法自圆其说，容忍不了两个视象的重叠（眼科学上的所谓“复视”）

 

 

（145）

 

思想必须有力，且有助于人的生活──世俗的或神圣的生活。苍白贫血的思想无人问津，甚至激不起要把它记录下来的冲动──“思想力”，归根结蒂也是一种“力”。没有力量的思想，因其不能被寻求力量的人心所捕捉，因而没有价值因而也就不是“思想”。

 

思想力，有时发挥着压制的功能；有时发挥着反击压制的冲力。而“力”的性格，从根本上注定了它是动态的。思想力的倾向因而主要是反制的，是革命性的。维持与保守的压制功能，只是它在文明衰退情境中的暂时表现。

 

思想力推动人们去远征。他们的身体或许已经形容枯槁，但心却在燃烧：心灵界域的精英，牺牲别的界域的精华。对于他自已来说，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相反，他带来的多半是“不必要的痛苦”。而对他周围的人们来说，他的出现则意味着骚扰和惊吓，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打破生命的寂寥。而生命之花的重启，又以“牺牲种种现存之象”为代价，以推动历史的轮转。

 

 

（145）

 

渴望创造历史的人，须得打破社会的成规，这就会遭到舆论的压力。因为舆论毕竟是“现在”而不是“未来”的代言人。

 

创造者既然摆脱不掉异己势力和他人日光的注视，则只好取法于儒家的社会心理方法，对之作出，“一屈一信”的反应。屈与伸的方法是自如的、可创造的。但效果则限定了它，有些方式更起作用，因此，选择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到头来总是以社会的承受度为尺度的。即便是“金钱社会”、“西方民主社会”也无从例外。

 

关键在于：不要被这一压力吓阻住，从而放弃创造的意向，退入庸庸碌碌的生活圈子里去。生活是容易的，创造则很难；人的本能大多是舍难而就易。只有很少很少的机会提供给敢于破常规的人。创造性的生命是，利用社会舆论与他人注视的压制，在承受中将之默默化为一种变态的动力──以此逼使自己的反制的创造力，乘势集中到特选的突破口上。

 

完成这种转化，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价值系列表作为杠杆。一种全新的方向感，一种对自身的全新意识，一种对世界和他人的特殊感受，一种善于折射他人眼光的天赋──这就是我们的创造者。

 

 

（146）

 

在以人为主体（表象意义上）的文化力量的消长势力中，心理的力量往往胜过物质的力量，决定着各种物质材料的取舍及命运。通俗地说，“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沙利·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年）对此颇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写道：“迦太基凭借自己的财富向罗马宣战，但正因为如此，却有它不利的一面：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二章）

 

而后来的罗马人为什么先盛而后衰竭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是个谜底永远在变化中的谜。但我们注意到，罗马的衰落是与少数优秀人物对社会影响力的下降及其公共事务的冷漠，成正比的。他们终于疲惫了，肩负不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他们终于屈服于正在沉沦的大众文化的压制下；而一切上升的文明，却要求少数英勇无畏的精英，在孤独和贫困中反其道而行之。

 

 

（147）

 

善于折射、转化他人目光中的普遍压力，才可能从生物群体准则的支配下和沉沦中解放出来。进而再从社会习惯准则的钳制中，解放创造的精灵。人类文明的各代先行者们，不论其动机、动力是什么，都是这么表现的。以此为先决条件，然后根据精神潜能的雄厚度，才可能升到众生的生命之海上他们如是摆脱了（或叫忘却了）旧有的纠葛而面对一个新境。他们把原先射向他们的社会注视的目光聚集起来，经过独出心裁的重新酿制，反射到他人、成规、历史等茫茫夜海的深处去、投向天宇的无穷黑洞中……

 

在震惊与迷惘造成的一片沉寂过后，群体的阻力突然变成热情；“他人”变成了崇仰者。热情与诅咒同样盲目，但却给新的光提供了迅速传播的机会。新的崇仰把该诅咒的异端，变成了必须皈依的新巅极。这巅极早先受到众目睽睽的压力，现在却像磁石一样吸引他们的眼光，并对他们的眼睛构成一个强烈的刺激。我们把这种怪现象叫做“历史力量的对流”。峨眉山的金顶上不时隐耀在人们眼中的“佛光”，就是自然力量之间的这种“对流折射”。而所有的圣者、大师、先驱，所有为世界历史的航道树立航标的人们，就是那折射并对流在文化心理界域的“佛光”。

 

 

（148）

 

情感，是反制世界的心理表现：不论它的形式如何变幻。

 

恨，这是以互相排斥的形式兴起的心理抵抗运动。

 

爱，这是以互相吸引的形式兴起的抵抗运动。

 

爱，并不象惯常的看法那样只是一种顺从。相反，它比“恨”包含着更多的反抗性、容纳了更多的反抗力。它以进取的热忱，去要求控制环境和他人，只有当积极的爱已经宣告失败的地方，人们才去转而恨──退缩到用“憎恶”的名义筑起的心理竹篱下。

 

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

 

作为理想家的庄子，对世俗的爱是蔑视的，他在《大宗师》中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口句）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他以深入浅出的寓言活画出了，人是如何以“爱”来减缓自已压力的。基督教的“爱邻人、爱仇敌”也许并不是一种虚伪的态度，而是发自深深的无奈──力图在充满敌意的异教世界中，先为自己找到一个立锥之地。这一论断是否得当，人们只要看一眼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够了。他如此谦卑，竟也难以避免世界对他的审判。

 

 

（149）

 

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插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拿撤勒的耶稣似乎到了消除内心的压制，因为他背向着他那现实的虚伪的世界。他继续走下去──但这次社会不再容忍他（以前容忍了他的贫困），给他扣上狂热宣扬异端邪说的罪名，最后在十字架上，受了最残酷的报复。从心理的动态要求看，他的狂热具有充分理由：作为被征服社会中的非正统派，他的尊严遭到双倍的拒绝和蔑视。他怎能不为之动容、因之升华？在更高、更寥廓、更纯净的天地中，有他的圣父和归宿。那里可以满足他“内心的渴望”（这些欲望一度并不焦渴，也不纯然属于“内心的”），怪异的心理力量崛起了。君王之怒，流血千里；英雄之怒，天昏地暗；而当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发怒的时候（据《福音书》说，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的宗教开始显现了──“那时，人间就要发生很多变化”……

 

 

（150）

 

不利的心理状态，会使生理机能产生严重的障碍和紊乱。这是生理力量对情绪和意志活动的无声抗议。

 

意志经常无偿地掠夺肉体。它强迫躯干肢体劳累过度，逼使身心负荷力不胜任的事。因为意志最关心抽象的、被热情和幻想鼓动的“胜利”。许多神经病症，就是超常的心理压力对生理需要的过度干涉的恶果。失眠是最经常的例子。许多消化系统的疾病，也与心理力量的失去平衡有关。心力的滥用，会削弱心力的生理基础。这里，同样在上演着一出循环悲剧。

 

要说精神病主要起源于习俗的限制，及其对生理与心理所造成的压制，不免有些本末倒置。先有过头的欲望存在，然后才会感到特别的压制，以致精神失去常态。欲望本无所谓过度，所谓过度，是就其或难以实现，或得不偿失，或根本不可能等等。

 

生命的欲望本有护卫有机体的天生功能，它所以会“过度”，是因为欲望原先针对的那些压力源突然转移或消失了。例如，为某人所钟爱的一个友人或情人突然病故或不辞而别；某人所献身的书业突然失败、破产等等。这样一来，原先的强烈欲望，突然之间成了一支流矢在充满幻灭和百无聊赖的漫漫岁月中，他使开始渐渐流于自我戒害的病态。

 

进一步的压制当然是不行的，而与其用“疏导”之法无谓地耗费失去目的感欲为，勿宁用寻求新压制即新的欲求对象的方法，去重新取得内外之间的平衡。历史上的许多宗教、艺术大师，莫不精通此种转换之道。他们在生活的祭坛上重新找到了一个归宿──献身于某种理念的归宿。死亡触发了再生。对他们而言，苦行真是不苦，因为那里充满了内外平衡所含蕴的宁静。各个时代的托钵僧、自鞭教徒，并不是“迷信”的产儿，他们所以那样做，各有其深刻而隐蔽的生理需要。

 

 

（151）

 

轻微的自卑感。也许是激人奋发的要素；但强烈的自卑，却使人难以振作；严重的自卑，则使人变态到“草木皆兵”的程度在他眼中，别人对他的笑容里，含有蔑视的意味！别人对他的安慰中，都含有拎悯与优越感。他人的任何言语、表情，都可能引起他的烦恼与怨恨。另方面，凡能激发心灵的抗争精神的臼卑感，则是有益的。它充满了锐进精神，要用“前无古人”的壮举，去掩盖并弥补启己的缺憾。觉得自己连一个平庸之徒都不如的感受，深深刺进他那深闭的自尊心里，撕心裂肺……使他焦躁不安，愤怒得几乎发狂。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有段绝妙的文字，生动不过地写出了这一体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伟大的史学家只因直言而被暴君施以宫刑，莫大的侮辱，演为终生的自卑感。也许我们不该称汉武帝刘彻为暴君，因为他的宫刑比人民领袖对人民实行的“斗私批修”要仁慈多了。

 

并不是人人都会因为自卑而奋发自强的。在同一个挑战面前，不向的人，反应的差异之大令人惊奇。事实上，必须有内心世界的巨大反差，才使受到打击的心灵更易于走向“疯狂的”奋发。他的疯狂不是病理的，只是心性上的。是心的发狂而不是智的癫乱──这是一切充满过强烈灵感的心灵都体验过的。没有这点“狂气”，各种创举又从何谈起！没有这点“想象力”，人类可能现在还停留在“幸福的原始社会里”。那是压制激情、遏止创造的一片荒漠。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禁忌视为，利用外在压力给人的贪婪设置一隅禁地。所以禁忌的形态，是随着贪婪的变化而改变的。禁忌，还是人心对外在压力的不明晰的恐惧，以及在这恐惧之下产生的阿谀逢迎的脾性。在特定的心理土壤中，禁忌往往事出有因。大智的贫弱，使之难以穷尽神秘、以理性判断究其所以然，于是，他就用神秘来回答神秘──用奉行某种禁忌，去避免某种后果。

 

奉行禁忌，是自我克制力量的表现。它用得失利害，去迫使人们就范。用神秘的恐怖，去控制人的行为。没有禁忌的人生，将是一事无成的人生。人必须有所不为，而后可能有所为。禁忌固然压制了人的冲动，却也是人类经常运用的一项节能措施。各种禁忌的共通功能是禁止“人欲横流”，而仅给人的精力留下有限的发泄孔道。只有这样，精力的外在溢现才变得更集中、更动人、更加耐人寻味。

 

 

（152）

 

理性，一个狡猾的两面神。

 

在人生千奇百怪的纠葛中，理性扮演着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它奉持着类似于“中庸”、批判的神牌，到处充当至高的裁判。它说它调和“爱”与“恨”；它说它消弥极端倾向；它说它的最高宗旨是那不可言喻的“仁”之圣境。

 

理性的两面性在于：它既压制又反抗。它对心灵内部的情感与意志，以及各种向往冒险的冲动，实施压制。对外部的环境、异己者、一切隐隐威胁的暖昧之物，实施反抗它们。人类的理性，就是这样的集“压制功能”与“反抗压制”于一身的法官或律师。无怪理性自命“智慧”，在身心之间做仲裁。

 

即使在充斥神经气氛的宗教团体生活中，“说理”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压力手段。至于各种世俗的社会生活，仰仗“说理”武器的地方就更多了。

 

 

（153）

 

嗜好可卡因的犹太人弗洛伊德在《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的问题》一文中宣称：“我想人生的目的主要还是由享乐原则所决定。”但是由于“神在创造天地并没有设计‘幸福’这个字，一般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它只不过意指着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比以前较好的状态而已。因此，所谓‘现实幸福’，实是属于一种乌托邦心态。”这位动物主义者（以动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思想”，在这里显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即享乐原则与幸福乌托邦之间巨大的裂壑与空档。怎么填补这个深渊呢？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药方：“恋爱──我想这是一个比其他方式更好的（追求幸福的）方法。严格地讲，去爱人的行为本身亦是一种防卫机制，因这可以避免被爱的失败。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这是种人生观？但许多人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充分指出过，这种追求幸福的方法并无成效。如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以剖析北京的官妓历史为引子，指出统治者设官妓以引诱天下英雄去追求弗洛伊德式的、动物主义者的幸福，结果却不能吸收并泯灭人的全部精力：“人生有此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这些代代出现的“一二豪杰”，显然是超越了弗洛伊德的动物行为学（犹太人称为“精神分析学”）的视野。其实，按照这位开脱一切恶行因而鼓励一切恶行的犹太人的说法，他自己的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思想，而不过是某种动物行为的引子罢了。

 

我们所注意的“感情纠葛”，不同于弗洛伊德基于心理的分析而使用的“情结”观念。我们的“感情纠葛”（以下简称“情结”），是指具体个人“心态”而言──每人各有特殊的纠葛。而如“俄狄浦斯情结”、“拿破仑情结”等等范畴，却企图达到更大的概括性，它自认为是普遍的、超个体的。犹太人计划的集中论、决定论倾向，抹煞了人的个体独特性；而我们则更倾向于肯定个体的独特性。个体心理的体验完全可以告诉人们，人的具体行为是很难以类别来分析清楚的，你只能在宏观上、哲学上去“悟”它。同样，要想把具体个人的感情之结解析清楚，又不流于生搬硬套，不是犹太人的计划可以办到的。

 

“情纠”产生于对“综合的心理压制”的综合反应。它是在心理防卫体制的不断作用下不断生成着的。情纠，是无从纳入一些既有模式予以解剖，因为其样态决非固定不变，而随压制形态不断蜕变，这种变化即便是科学的分析也难以把握。情绪的变化，再加上情结的个体化，使实验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对之只能猜谜，却无法确切解谜，因为那是在不断改变自己谜底的系列之谜。

 

 

（154）

 

在那些创造历史的天才身上，时间像梦一样地流逝掉……心中荡漾开淡淡的雾……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哀伤？他是为自己的内心力量而满怀悲怆？一个谜团开始扣击他的心扉──世上还有哪一出悲剧，会比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为凄婉的呢？

 

他，也许不是什么英雄，但却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不断酝酿着、不断生产着反制力量的人。他并不要求大规模战争的用武之地，但却梦想在自己的天地里试行着对抗压制。一个声音告诉他，心的力量若不能坚定地指向某个外在的目标，就会运转过来反对自己、障碍主体的有机生成。唐·吉诃德向风车开战而被人耻笑，但谁曾想过，这并非出自愚蠢，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敌对目标，以便保持自已的存在。他并不期待从这对抗中得到可见的利益，他是希望以此摆脱一种致命的窒息感，那种不能用其他方法加以驱逐的悲哀和绝望。

 

他并非无病呻吟。他的呻吟来自那隐蔽的灵魂疼痛。他秘密的苦难，源于他那边强的意志力量。这层压制要比外在的压制更善于咬啮人心……只是别人看不见罢了。

 

 

（155）

 

在他的暗礁从中，闪耀着一朵冷艳的热情……他渴望走到很远很远的异地永不回头。

 

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早已厌烦透了。他已然沦为这一大片木头手下的木头。他坐在一间豪华的房子里，但是却成了这间房子的摆设，人们把这间房子叫作“主人”，而把他当作一幅风景画中的淡淡一笔油彩，尽管人们酒后茶余时而说起这一笔油彩十分传神……但毕竟是一笔无足轻重的摆设。

 

他要启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去。他只知道，他必须去，而且，即刻就要登程。

 

他并不期待奇迹。他没有幻想他能抵达理念的彼岸。他知道，即使在其具的宇宙中确有那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在他抵达那里以前很久很久，他就精疲力竭，虚脱而死了。更可能的是，也许在他启程之前很久很久，那个美妙的地方早已毁灭了，只是消息走得太慢。他需要孤身一人，死在很苦很苦的汪洋中央，没有一个心灵知道，没有一面镜子照见此事。

 

啊，他的遗体将是鲨鱼的佳肴，他的骨骼会变成某一类化石。到底将属于哪一类，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来者告诉他。他的命运无人知晓，他的意志不如一颗鹅卵石。

 

为什么远离已经熟悉的一切，迈入未知的茫茫夜雾？是哥伦布式的幻想在激励他？不是。哥伦布是为了钱财，为了虚荣，为了满足因一再延误而焦灼起来的野心……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在鞭策他？不是。他并不渴望统治世界。他怀里没有揣着建立一个宇宙帝国的蓝图，没有那种要为之死去的狂热荣誉感（谁说荣誉感仅是条顿骑士特有的呢？亚历山大和项羽才是更高的典范）……

 

一种热情，这是冷艳的热情，仅仅不想回来，并无“义无反顾”的雄壮。他的厌弃之感，是无人劝阻的热情。──他只追寻自己所依恋的。他宣布：即使对方是虚无，即使对方并无同感！

 

在他的爱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厌倦。唯其厌倦，所以去爱。他想用爱的热情，忘却厌倦之苦。他宣布了他的受，他收起了他的厌倦，于是他走了。他悄悄地不辞而别，也没有送行的人。他真的忘掉了曾经那么熟悉、那么眷恋的地土？

 

他知道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收容他的爱情。他知道一切地方都只能误会他的度诚。他的命运将是要么受到真诚的冷遇，要么遭到热烈的歪曲。各方的人们都涌来，阉割他，人们多么需要他啊！

 

尽管预知这些冷漠和不幸，他还是要去。他要证实他的不幸，他要体验他的苦难，他要让预感的东西成为已然的事物──因为他太热爱生命了。

 

当他熟悉了新的不幸，他的生命又撕掉了一页；他又厌倦了：世界太相似，不同的人类之间也是太相似了。正如他在一部讲述“超人”的书里看到的，却是到处充溢着“人”、“人”、“人”！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只是没有一个超人！哎！新新人类的嘴是超人族的，骨头却依然属于原始人类！

 

超人书里的超人还没有出生就死掉了了。被令人作呕的试管婴儿和残缺不全的复制人体取代、腌制。

 

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区别只在衣饰和相貌；而心地和气质却永远齐一。区别只在群体的风俗和个人的爱好，但到处都飘扬着各种样式的阴郁和压制。

 

以后他到哪里去？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于是，他想起了很古很古的书上有一句话，说是人生在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悄然涕下。

 

 

（156）

 

与梦幻世界相对立的实体世界，是限制人的心灵自由感受的世界：它的限制之深刻，已经到了使人认为它就是“美的源泉”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都说，处于热恋中的人常常表现得最好？为什么爱情能使个坚强的恶棍，化为温柔的登徒子？原来，是爱情的规范力量起了作用，爱情是“他人目光”的最敏感处，人人都关切自已或他人的爱情；人人都重视“有情之人”（甚至那单恋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对这看法的反应则形形色色，另当别论）。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各种正在恋爱或想去恋爱的人们，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形象，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在自我的“造型艺术”上。当你看见一个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正一反常态地在进行美容活动，你能想象他正打算从事什么别的勾当？同时，爱的甜蜜与痴情，可以软化一颗很硬的心（如果他还会恋爱的话），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心境，提高他的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加强的结果，是形象的改进。

 

另方面，失去所爱（失恋）则会促使人们暴露出自身最坏的弱点。有时，不只是暴露，而是由于自我管制的松弛而扩大了自身的弱点，是由于极度的失望、羞愧和愤怒，而趋于另一极端。由于失恋，“他人目光”的管制作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两句雅俗之语，即用来描绘这种失去顾忌的心态。

 

再举一个例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成了时装业的老板们用以赚取利润、推售商品的一条口号。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人不爱美，何以为人？那么，你是人吗？是人。好。你爱美吗？当然爱美？那就请君购买我的时装吧！我的时装可以使你具有最美的风姿，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你还算人？

 

时装表演的功能，则是通过煽动人类的两性嫉妒的情绪而实现的。在一个仍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模特儿大都由女性充任。其意义在于向男子的女友或妻子施加压力：“你们能显示出我这般的风姿俏丽吗？看看您那身寒伦的衣衫！要想和我比美，就请先买件衣服，打扮一下；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请趁早退出比美、选美的较量吧！”──时装表演的音响几乎总是拌有这样的低语。时装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两性竞争心理，用美的压力，榨取人们口袋里的金钱。

 

而当人们的心理反作用力，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外在目标（反制的对象）时，他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

 

 

（157）

 

实体的世界通过各种心理的渠道，渗透同化的压力，迫人就范。例如，人在面对广漠无垠的时空时，就会产生深刻的孤独感。有时有人会帮助他，有时则没有。有时别人可以帮助他，有时则爱莫能助。也许只有极少极少的人从未体尝过全然无人援助的滋味。而当他真正孤独、无人救助时，梦幻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及时雨”的超渡功能。梦幻助人渡过无法在实体世界中即刻渡过的难关。而当梦幻消逝时，实体中的困难也许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复存在了；也许因心灵的迟钝而变得不那么沉重了。──梦幻就如是完成了救助；虽然它并不能直接改变实体本身，却可以改善人对实体的感受。

 

“梦话和呓语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愿望的流露即所谓“梦是心头想”。同时，通过语言的流动，内在的反制的焦虑，得以缓解。一个真正的孤独者，只有通过梦呓去和虚无进行对话，与心灵中的另一个“我”进行交谈。这个对话者，在实体世界中无从寻觅……这种对话尽管无法使在者获得解脱，但可以赐给他刹那间的解放与片刻的宁静。阿们！

 

 

（158）

 

其他世界的压力，必须通过心灵或是灵魂的转换，才能化为心理上的压制感？心理上的压制感，必须通过并不常见的转化，才能在少数心灵中激起那种被称作“灵魂之火”的动力。对于这两种转换过程，尤其是对于后者，现代心理学作了许多研究，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确切的结论。因此，有关这两种转化过程的诸多讨论，大体还停留在猜测的领域中。各种各样的立论与反驳总在交叉不断地进行之中，要想清楚地讨论它们是困难的。但从这两种转化过程的结果来看，情况还是清晰的，几乎人类的各种高级精神活动、各个浪潮的文化创造活动，没有一样离得开心理上的压制感和灵魂之火的动力作用──而闭目不论灵魂之有无！

 

如果承认“灵魂”的定义是某种可以相对脱离肉体状态而存

 

在的意识活动，则通常可见的病弱得奄奄一息的肉体，而能发生强大意志力量的现象，确使人极易产生关于“灵魂”可能存在的想法：肉体与意识的关系并不是绝对臣服的关系！从肉体状况并不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意识状况。所以，即便最低限度地讲，也还是可以认为有灵魂的存在。这灵魂从肉体产生，但却能相对独立地活动──他，不必事事征得肉体的同意，他有独立的意志与独立的活动领域。

 

 

（159）

 

柏拉图（他常常盗用恩师苏格拉底的名义说话）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生前，身体是灵魂的牢狱；而灵魂只有脱离身体的羁绊，方有完全的自由；死亡便是这两个互相依存的实体相互告别的仪式；因此，对哲学家来说，死亡并不可怕──柏拉图的这种观念是被动物主义所支配的现代心灵很难认同的。再者，柏拉图更认为灵魂有两个部分：一是理性的或不灭的部分，是灵魂的本体；一是非理性的或将灭的部分，是和身体发生联系后“沾染”的。如意志、情感等等。这种二分法显然从属于灵魂独立的原始观念，更难被现代心灵所接受。因为现代的各行知识告诉我们的，是恰恰相反的东西。即，理性是对非理性进行约束的结果。而决非心灵的本体。况且，意志和情感既然比灵魂低级，又如何能认识灵魂呢？

 

与柏拉图相比，还是所谓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关于灵魂的观念，更近于现代人对“灵魂”一词的抽象理解，虽然二者的文化内涵气质诅然有异。普罗提诺这样阐述心与物、万有与本体的关系：

 

当灵魂突然之间被照亮了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了这种所见。这种光亮是从至高无上者那里来的，这种光亮就是至高无上者。当他像另一个神那样，受到某一个人的呼吁而带着光亮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在面前；光亮就是他来临的证据。这样，没有被照亮的灵魂，就始终没有那种所见；但是一旦被照亮之后，灵魂便具有了它所追求的东西。而这就是摆在灵魂之前的真正的目的：把握住哪种光明，以至高无上者（而不是以任何其他原则的光明）来窥见那个其自身同时也就是获得这种所见的方法的至高无上者；因为照亮了灵魂的正是灵魂所要窥见的，正犹如唯有凭借着太阳自身的光明，我们才能看到太阳一样。

 

然而这要怎样才能实现呢？

 

要摒弃万事万物。

 

（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五卷第三篇第十七章）

 

在普罗提诺那里，灵魂之火是外来的，而非自发的。而且，外来的方式是直接的灌注（“被照亮”），而非间接的激发（反击压制）。这表明，罗马时代的哲学家，比现代人更为悲观，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人的命运的信任，而把目光移到了永恒的天庭之上。

 

 

（160）

 

在我们看来，“灵魂之火”是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动力，它起于压制的底层，但却不同于反抗原先的压制源。它被某种压制触发；但一经出现，却不因为原先压制源的消失或压力的他移，而自行减弱甚至消失。它这时所照见的，并不限于先前它意欲反抗的那一物；它这时所要焚烧的，也不仅限于先前逼迫它兴起的那种势力。它充满了要给整个世界带来光明的热望。它变得想要为整个人生驱除严寒。从百接的实用立场看，灵魂之火也许是一种“病态的反应”，它业已超越了“合理的范围”。它的目标足不再受到世俗性和物欲性束缚的宇宙之象。它因此被常人目为变态。

 

灵魂之火可以由各式各样心理的折磨而触发。它既可以冲天而起、蔚为壮观；也可以悄然蛰伏，不动声色。其情形有如火热的熔岩在顽冥的岩层下──或喷薄而出、杀气腾腾；或汩汩潜流，寻找突破口。它有时击碎了岩层，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归宿。有时则孤芳自赏，孕育着重大的思想。灵魂之火没有预定的去处，不怀功利主义的企图，它只知道它必须爆发或向外（行动），或向内（思想），否则它自己就承受不了这巨大的膨胀力，那无法由自身力量予以控制或消解的膨胀力。

 

他注视那茫茫世界，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他只知道他必须向前、向前──至于究竟哪里是“前”，他却无从知道。至于如何向前，他自己更无权决定。──这是一个权力狂热开始冷却的时代。他清醒地看到，牺牲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他从未渴望得到报偿。最好的报偿，就是千年一度的喷发。除去万世罕见的“自由”瞬间，他根本不再奢望其他。

 

世人之见，对于从功利主义的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单纯意志，一概称之为“盲目的”、“非理性的”。这仅仅是因为，用合理主义的逻辑，已然难以解释它！这已是一个根深蒂固、难以更改的思想习惯了……他并不奢求改变世人的习惯，他被目为“非理性”冲动的象征，这将是一种非正确的表述；因为将来会有许多理性起来解释他，将来会有一大群理性主义者起来，为他热诚辩护，因为那时求职的方式，已经转变。──那时，人间就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161）

 

灵魂之火，以那些陷于不幸而臻至伟大之境的灵魂，作为自己的燃料。伟大的灵魂在自己的牺牲中，射入一道闪闪发光的力量──成为历史的超渡者和灵魂的打捞者，这样的牺牲、射入、发光、超渡、打捞，是孤独的。

 

灵魂之火，燃尽了灵魂本身。它一经发出，就不再属于这个界魂。他扬起无数张翅翼，向整个被压迫的世界纵情跃下……他给其余的灵魂，送去星星点点的激活；他激起他们死区已久的热情，他擦亮他们久已暗淡的智慧和皑甲，他鼓荡无数的灵魂，发泄最大的精神动力，向心域的规范展开攻击，他是一个绝对自我中心的利他主义者。

 

灵魂的力量，冲破了心理规范的禁锢──这就是灵魂之火兴起的预兆。

 

当心理上的规范禁锢突然发生地震式的根本动摇，反制之心也就突然照见了禁锢以外的广袤天地。那时，“豁然开朗”的感受，对规范的残余约束力而言，是最后的扫荡。当人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智慧果，从而看见了以往熟视无睹的新视象，新一轮的文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类似于“河伯望洋兴叹”时的狂喜，席卷心界。这种心境，是各个灵魂曾以层进式的方式不断地体验着的：一个接一个的豁然开朗，一个接一个的河伯兴叹……王国维曾借用辛弃疾的几句词，点破过“一个接着一个”之间的过渡情态：“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62）

 

在外观相同的情境中，在气质相似的压制网络中，样态不同的心灵，感受到根本异样的宇宙洞天。以此可以区别三种心灵：

 

1，天才；

 

2，疯子；

 

3，常人。

 

这是心理生物的三个品种，彼此相视如同陌生的异类。也许在深处，彼此怀有比对异类更多的困惑与隔阂、蔑视与厌恶。

 

通俗的看法常认定受到承认的天才无所不知。如认为天才能恰当理解疯子与常人；而疯子不能理解常人，更不能理解天才；常人则能理解疯子但不能理解天才；因此，天才是最孤独的──就是一种流行的看法。我认为，这种等次的分类，是一种科学迷信的遗绪。因为在这三种心理生物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就其本来状态而言的“理解”。天才之不能理解常人，尤如疯子之不能理解常人。常人之不能理解天才，尤如疯子之不能理解天才。常人不能理解天才，有如教徒不能理解教主。

 

天才有特殊的情绪和禀赋，疯子有特殊的情结与禀赋，常人亦备有自己的情绪与禀赋──如果不从功利的角度去辨别，那就无法划出其间的分际。人们隔着天河相望──无形而又无限的鸿沟比王母娘娘的“天河”还要难以逾越。没有七夕的鹊桥盛会去一年一度沟通这些寂寞而彼此隔绝的心灵，徒使隔河相望的两造常怀迷惘。他看见了对方，但无法走上去，拥抱在一起。于是，社会分裂了，历史断烂了。巴比伦通天塔的失败，不仅仅是语言隔阂造成的──更深刻的心理隔阂（上帝分裂人类、使之不能成就通天之塔的计划）是语言隔阂的动因。

 

心理的铁幕，使操“一种语言”的人们，尽管热切地交谈，却不能理会对方的意思；甚至导向反目、操戈，走上备异的命运之途。

 

 

（163）

 

中国人通过王符，早就建立了精神的“四维空间论”──无机界域的一维（天），有机界域的一维（地），社会界域的一维（人），心灵界域的一维（灵）：

 

这是不怕洪水之神红色共工予以撞击的宇宙四维。

 

任何异族的铁蹄，都无法踏碎他，更无法消解它。千奇百怪、形态不一的反压制力，在各文化、各时代的“王”的精神气质中，得到了示范与显现──最隆盛的会演，最激切的再生……集于一身。神奇的沟通者。凝缩着有弹性的反抗力量。他，是作为那“永恒的阴霾”、那“普遍的压制”、那“沉沦的网络”、那“冷酷的女暴君”──热忱而灼目的对应者：在贯通宇宙诸层的洋流中，崭露头角。他反击不断趋于耗散的命运与沉沦，并不像海德格尔等生番所论述的，多半只是文明现象或心理现象；相反，他早在比神话还要古老的时代，就已是宇宙的根本宿命了。

 

有各式各样的沉沦。但最根本的沉沦是宇宙的沉沦。我们的热切希望在于，一息尚存、正在活动的人们，能够反抗投影在“我”身上的沉沦动向。我们的活力，使得腐败趋势的蔓延，得以抑制！

 

 

（164）

 

对于沟通各界的奇才来说，对于那些最终以自己的人格去左右文化潮流的奇特人物来说，气质比才具，更重要；才具是从气质的充分发育中，产生的；才具顺应气质；而压制气质，则从根本上阻碍了才具的成熟。天才，懂得并获有足够的好机运，去弘扬自己的气质，以改变文化圈内外的大小气候。这是天才世界中的“以战养战”。

 

行动比意志更重要。叔本华说，意志不能支配意志。但这位研究意志问题的德国人却似乎忘了，行动的后果，常能改变意志的环境，因此，行动及其招致的事件，含有推移意志形态、改变意志发展的特效。我们据此作出的判断是，意志是可以改变意志的！只是，那不是通过直接的口令，而是通过行动──一种间接的口令──去迫使已然的意志，改弦更张。

 

 

（165）

 

病造成的无能为力及其遗憾，要求想象去展开翅翼寻求慰藉、补偿、解脱……想象的泛滥源自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在百无聊赖的苦闷中，在无计可施的气恼中，在找不见解救之路的昏暗中，想象之火突然勃发，以其在实体世界中无法体现的特异光彩，穿透并嘲笑实体世界的困惑。天才的想象与特化的病态，结下不解之缘。

 

天才若不将自己典当给“病”，那个阴森的权威──沉沦与压制──就不会对他慷慨解囊、有所赐予。他有过坚强的体质，健康协调、充满活力，随着想象力的漫天邀游，天才的锋芒显露。

 

可他们的体质却迅速孱弱，以致于病。另一面，他也许生而孱弱，为了弥补这种病态，为了争取“同等的权利”，而沉浸于“只此一道”的梦幻之中，终于迸发出灼人眼目的火──天才。因此，幸福的天才，多是已经熄灭了的天才。

 

 

（166）

 

绝望出天才。或，空幻的超级希望产生天才。

 

绝望阻塞了精力的“正常渠道”，而大希望则抑制了精力的“平常分散”。它们的共通作用，迫使心力收缩在某几点甚至某一点上。难以药效的大病态，有器质性的，也有功能性的；有神经性的，也有心态（“变态心理”）性的。这些痛苦的异常“姻缘”、灾难深重的“婚配”……需要心灵的解脱去救助──无可救药的大病，需要新颖的文化去抚慰。抚慰了伤痛者自己，也抚慰了受到伤害的时代。

 

天才所以能够特立独拔而又价值连城、不去求同却被奉为圭臬──因为他是苦海中腾越而起的一道光亮；芸芸众生都在此苦海中浮沉。他对于群体的含义，决不仅是一件可爱的纪念品、一幅赏心悦目的装饰画……他是生活方向的暗示者；是智慧的启迪者。他是文化反制集团的海上堡垒──在流动中见力量，赐给动荡的洋面以超越的平衡感。

 

 

（167）

 

最有力的状态是“含苞待放”的时刻。这时，生命的内在活力那含蕴的反制力量──已经完成了他的空前凝炼。初期的开放也是值得赞慕的。“放而不肆”、“含而不露”，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这难道仅仅是“想象力”的作用吗？不。这是生命力。

 

历经磨难而得以集结的力量，肩负着使命来到世界上。不完成彻底地自我宣泄（这意味着相对的胜利和相对的毁灭）他飞会消声匿迹的。一个成熟的生命──又不因熟透了而趋于朽败，这是多么美好的事物！一个因其美好而格外短暂，一个因其短暂而格外美好的事物！他保持着高昂的欲望，却又不让这些欲望得到弗洛伊德式动物主义的充分满足，从而削弱其力量的势头，以此久久保持一股静悄悄的冲力。在事实即在生活的层次中，获得一种主动的饱满。这饱满，这饱满状态，不是人为的紧张，而是长期的压制集聚起来的宇宙之精，是大自然的丰盈赐予（虽然在世俗标准下，它不乏“苦难”的意味），是特殊灵魂“无为”本性的天然流露。他由此升腾到震慑亿兆而令万人景仰的高度。他，也许采取了冲宁淡泊的形式，但内含的力量则是波潮浩荡。

 

 

（168）

 

释放多余的内应力的消解行为，作为处置过剩精力的本能活动，有积极意义。过剩的内应力（反压制力）需要消解，否则将从内部危及生命。生命本能中自保性反应的功能虽然一致，但因条件各界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消解方式。

 

消解行为可依其对象而分为两大类：

 

1，发泄；

 

2，解脱。

 

发泄是侧重于生理层次的、有对象的消解方式。解脱则是侧重于心理层次的、无对象的消解方式。或者说，解脱行为的对象是行动者自己。众所周知，发泄欲望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对象，通过对此对象的追逐与占有，依据生理、心理的过程实现发泄。解脱则不然，它不仰赖外物，它可在行为者自身的生理心理场内，通过心理活动及与此相关的生理变化来实现。对有意识的动物而言，发泄行为常由生理因素直接开启，并在生理的天地中求得归宿和满足。而解脱行为，虽也原始于某神生理压力，但却诉诸心理方式的解决。

 

正如生理天地与心理天地本来相通，发泄模式与解脱模式本来也彼此渗透，互为表里、因果。在心灵的海上礁石丛中，摇曳着一艘谋求安全与平衡的人生之舟。这舟上有两杆巨桅，这就是“发泄”与“解脱”它们为人生之舟摄取了动力；在许多情况下，还决定了这动力的方向。所以雄伟的创造者和优越的精神人物藉以兴起的环境，一般并无特别的引人注目之处。和他们“共同享有”那一环境的人，岂止成千成万。但结果如何呢？在一大片池塘之中，只有一株青莲出污泥而不染。一枝独秀，所藉者并非油泥与气候，也不仅是可见的遗传特质，而是科学至今分解不出的某些恰到好处的要素。许多出身微贱或生活贫寒的奇士、圣人、英雄、企业家等等他们久经周折的生活史足以说明，科学尚不足以预先指导人们去怎样做，才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这种神秘性，使人类的行为迄今还停留在全面的机遇性和具体的盲动上。

 

如此看来，患难兄弟的对垒、亲密战友间的火并，并非历史的罕有现象。事实上，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将此选作“永恒的题材”！思想的历史和精神角逐的记录更不用说了。军事、政治、经济、爱情、荣誉、社会地位等方面更为实际的活动，也无不充满了这类戏剧性的冲突……同样，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之间，发泄行为和解脱行为之间，也不断上演着这类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剧目。

 

 

（169）

 

生命是这样一头怪兽：具有自我平衡、相互平衡、与环境相平衡的杰出能力。不论是发泄及其标尺下的纵欲和禁欲，还是解脱及其标尺下的转移和净化，都以根本上的平衡为目标。有些极端行为乍看起来是违背了一时一地的平衡，但那是对长期压制的反动；是“以夷制夷”──以惰性去报复惰性。从久远而观，起作用的仍是追求根本平衡的倾向。否则，有机体又将何以立足？

 

 

（170）

 

禁欲和纵欲，是同一行为天平上的两个秤盘。它们都是用以描述过度行为的形容词。禁欲的深居含义，是强化反制力量的冲动；纵欲则以减轻内在压制（即过剩了的反压制力）为至上需要。唯一的准则，是创造并维系作为生命基点的双边平衡。二者汇合于内外平衡、身心平衡的生命海。由于深刻的平衡需要，一旦外在力有所缓和，人们马上转去释放内在压力，体现发泄和追逐欢乐，成为一种更高级的自保形式。所以诗人们常感叹说，“富贵思淫欲。”实现了欲望，意味着内在力的紧张获得了缓解。

 

其机制在于，消除了饥饿、安全、温暖等方面的外在威胁后，原先聚集起来以图对抗的内应力，就成为相等多余的过剩之物。消耗它，就成为生命努力追求的首要目标。这时，“享乐主义”便会抬头。所以，一个成功地完成了外在扩张的民族，往往立即面对着内在的腐化。而逆境较之顺境，较易避免内应力的流失。

 

 

（171）

 

“太阳底下很少有新的东西”，因此，新的东西就近乎好的东西。即使新东西本身并不等于好东西，也因其新鲜而不失为好东西的象征或预兆。一切好的东西，都只能是从新东西包括新挖掘的旧物之中来。有价值的古代文物，有价值的往昔精神，其价值在于，新人们从古老的尘埃下，发现了新价值、掘出了新意义，并对新生活的生成，起了“资助”的作用……

 

如此可见，“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说──都是精神的迷误。

 

任何学问，都只是人生的工具（“用”），怎能成为人的本体与主宰（“体”）呢。

 

各种传统文化名义下的本来价值、固有属性也许是有的，但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受到自己感官的无情限制，因而很难认识它。因此，这些遥远的价值、隐秘的属性，对当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来说，是近乎不存在的。正是基于此种前提，认识的价值和功用的价值，几乎是同一的。这样，被人评定为“新”的事物。意即人们在其中找到了新的功用的事物。而意义和价值，说到底，也只能是作用于当前的──或当前预测即体验着的。

 

“新”，有时是创造，有时却是循环。前所未有的创造固然是“新”；光复旧物的循环，就其动用层面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新”！至少，它给人们免除了生活上单调延续的劳役，和文化上刻板重复的苦楚。循环中的新事物，比人创造的纯新之物或许具有更大的生命力。若是没有昼夜的轮回与四季的更迭，我们的生活与文化中的节律和美，将是难以想象的。

 

《圣经·传道书》说：“太阳之下，没有新东西。”但我们说，“每天清晨劈开黑暗的太阳，都给人以一次清新之感。”作为新民族的缔造者，我们前来反抗犹太人衰老智慧的压制：太阳不但使漫漫黑夜为之驱散，还是宇宙节律在地球上的步履声！它不断启动我们的心扉，使之充满喜悦与激动，并迎合着宇宙周期的颤栗──感受比实存更重要，因为实存是通过感受起作用的。

 

 

（172）

 

“净土”的观念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

 

净土观念，原作为各种教徒的一个纯粹梦想（以来调剂他们不那么纯粹的生活）。这只有从各种宗教是对乱世的回答这一前提出发，“超凡入圣的净土”，才会引起人们的同感和向往（而不是世俗的所谓“理解”）。除去这种严格意义的“净土”，一切净土观念都只会导向更深重的沉沦！因为从本性上说，它们是敌视生命的。它们蔑视并排斥了生命所必需的种种血腥气。在他们迂阔的眼光（严格地说，是伪善的舌头）看来，压制力量是宇宙的罪恶（“相”与“魔”）；而反击力量则是个体的罪恶（“欲”与“业”）。如此推论下去，只有“涅槃”，才近乎真如，才算得真正高贵。可是，那涅槃又是何等的境界？对此，也许只有入了涅槃的圣者才能做出确切的回答。然而，入了涅槃的人还会说话吗？还屑于说话吗？因此，涅槃除被世俗化为谋财害命的勾当，别无出路。

 

流俗的涅槃是懒散的借口，是半醒午睡之间的睡眼惺松。它是被不懂得涅槃、从未接近过涅槃的手，捏造出来的梦呓。那些泥、石、金、木的佛像，都长着一双老也睁不开、老也睁不大的迷茫睡眼，他们的最高理想，是把世界变成一个梦，一个作为净土之反像的世俗之梦。正是这种历史的破产，使得佛教式微了。

 

（173）

 

一艘陈旧的巨轮，飘流在似知未知的洋面上。它的乘客疲惫到了麻木的程度，麻木到了聪明的地步，聪明到了互相算计、准备自相戕害的程度。这使他们更加疲惫、紧张、焦虑、恐惧，以致极度厌倦的思潮兴起了。谁都希望那黑沉沉的海上驶过来一只救生艇，管它来自地狱还是来自天堂！谁都想弃船而走，连船上的老鼠、阿猫、阿狗也都纷纷跃入似知未知的汪洋──“晚走不如早走”，他们奔走相告……

 

但是在大潮流的涌荡中，逆流毫无例外地产生了。这就是反作用力，或曰反压制力（潮流构成压制）的“玄妙”之所在。对巨轮的爱，朦朦胧胧地产生了──这是在普遍厌倦的压力下，逆行而兴起的。轮上乘客群体中开始了剧烈的分化，分化引起了争吵的喧嚣。但争吵，却也带来了活力，引起了对轮上状况的关切与注意。于是，一股新的精神意向开始萌动。最后，一批最绝望的人，还是弃船而逃。一批最激进的人为了回答他们，开始确立自己的新希望，并动手修补巨轮，重新确定它的方位。大多数人员，则在观望着，犹豫不定……他们似乎在等着，听凭摆布。

 

出走者，去追寻他们未知的命运。留下来的人，则就地创造自己的命运。意志的不同，把人引导到命运的不同沉浮中去。在富于戏剧性的大规模分化中，命运女神的身影逐渐显露出来，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文化模式逐渐清晰了起来。分化过程，迸发出形形色色的力量。

 

 

（174）

 

“在上帝、真理、人格……面前人人平等”，从可能的角度讲，从反抗僵化、反对固定模式、反对为既得权益而牺牲社会进步等角度讲，无疑有其可取之处。它不失为一个激活横遭压制者生命潜能的生动口号。但是，要把它真的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则是不可能的。我是说，任何一个社会迄今为止都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伟大的诺言。这一“食言”的原因初看起来很“玄妙”，说透了十分简单：各种形式的社会正义，都不是一种单一的社会势力所能保证的，更非一项抽象的原则可以担保：不论它们一时之间看起来多么纯净并富于效率。因此合理的期待是：只有在多种原则的相互对峙所造成的势力均衡中，社会正义和法治状态才可能实现。

 

人性中追求着支配世界和把握权力的倾向，使其一旦失去压力状态就有趋于沉沦、腐败的危险。人在物理的失重状态下，如不被保护，将迅即死亡；人性在生理方面、文化在心理方面的失重状态，亦复如此。所以，生理的压力使人性变得可爱；心理的危机则创造了令人眩目的文化。多重的社会组织产生出来错综的压力，可以归结为两大功能：

 

1，它提供了社会正义的保证力量；

 

2，又不致于因压力的单一化而使格局富于爆炸性。当然，社会组织的存在又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等级化，尽管是尚未僵硬的等级化。

 

 

（175）

 

一般地说，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反制的社会，是相应建立在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至埃及马木图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

 

社会制度的伟大艺术，在于如何善用个性的力，以合成社会的力；在于将个性的原始冲动转换成文明的光束。为此，各种社会制度都设置了各种（显形或隐形的）等级存在，以节制个性与个性之间的冲突，并控制个性向社会的挑战。各种层次的、各种装饰的、各种颜色的等级秩序，成为社会结构的“本质”，即“支撑”的力量。有理由认为，创造了社会结构的内在空间的，是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反时间式努力。不是僵化的等级差别（社会反差力量的制度化形式），是社会效率和文化活性的坚定保证。

 

 

（176）

 

群体，曾是人的反制的重要方式。正如群体所产生的文化，也是反压制的分泌物。《圣经》中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许下金口玉言，让他的子孙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多”。古代的原始群落是生殖机能十分健旺的群体，他们以极高的繁殖率，去代偿极高的死亡率：那是由艰辛的生活和缺医少药带来的必须。人口众多在远古之梦和现代的不景气中，为什么会成为一种财富，甚至升格为一个理想：而不是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累赘、一种无可回避的恶梦？很简单，繁衍众多的人口，曾是人类群体反抗压制、自我延续的重要途径。环绕这一传统有效的方式而建立的种种理想，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追逐着人体的热气，渴望从中收集抵抗环境压力的能量。尽管在一个现代的心灵看来，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如此微不足道，而它的成本却未免太高现代人对外在压力已经获得了被称为“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反应方式，而这是比人口的增殖选为节能的反击方式。

 

 

（177）

 

人口的密度具有典型的含义：一方面，密度大，则抵抗力相对而强。这条规律在越古老的时代越有效。在现代，并不是这条规律的内在含义失效，只是外在效果变了：机器的力量取代了原始的人力。故多余的人力、失业的人口，反而成为负担，造成社会的拥挤与不安。另方面，密度大，则比重大而内压增强。所以我们只须稍稍翻阅一下历史与地理的经纬相织出来的人类群体之图，就看到一个大体相应的现象：密度越大的社会：人们在心理和行为上的互相牵制与挤压的程度就越强。在古代，人口稀松的游牧民族比人口密集的农耕民族，从来就享有更广泛的内部自由。尽管那不是现代社会在法治状态下的公民自由，但毕竟不失为一种原始的、直接的自由。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人迹罕见之地，当然也就很少社会界域中的诸多压制。这时，人们更多面临的乃是来源于自然界的压制。如，无机世界的风雷雨雪、山水距离，以及有机世界的毒虫猛兽。为了抵抗这种不利，人需要结成团体、加速繁衍──社会压制是作为自然压制的反抗者，而诞生的。

 

 

（178）

 

文化之过失，非文化之罪愆。并不是文化破坏了原始的和谐；文化，只是原始和谐被击破之后，产生的一个替代品而已，它多少带有无可奈何的味道。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看，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创造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体制如果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只能逐渐衰微。如果社会的效率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恒定值是递减而不是递增的。

 

 

（179）

 

对黄金时代的各种期待，牵引着人类的梦魂。每代骄子，都对黄金时代倾泻着自已的倾慕与热忱。社会的黄金时代是这样的；它建立在激励、保护主动精神的基础上，用革新生活去使社会避免这一危险：因囿于有形而丧失活力。次一等的社会，已经不再注意无形的个性，而只注目于有形的效率；它习惯于通过压制主动精神，维持着社会的固有效率。斯巴达的军事纪律和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但这未能阻止斯巴达社会的没落。

 

 

（180）

 

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创造性的价值。它仔细保护他们、精心培植他们，倾其养料、促其生长以此间接的方式，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生长。生长势头较差的社会也还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无力付诸实践。因此，它更经常地对此保持无奈的缄默。糟糕的一种情况，则是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但无法接受创造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然而，社会的转机因此会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社会压制的结晶（五四时代和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攻击并反对的封建礼教和官方说教即其一种典型），原是文明的象征；这时，却成了文明的死敌。

 

上述情况，就其文化活力而言，分属三个年龄阶段。即，各个文明史──经历过的初起、中盛、末衰之运。从这特殊角度去测最一个社会的文化力量──即考察此一社会与生活在此一社会的创造性间的关系已经发现，创造性透过社会以对文化施加影响，利用“社会效益”促进文化变迁。从各个文明史的发展轨迹看，杰出个性才是文化的“体”，而各种社会效率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是文化的“用”。唯有体用结合，方能汇成气象万千的生活之流，结成生机勃勃的社会之构，呈现浓淡相宜的文化图篆。

 

 

（181）

 

诗人们常常咏叹当人走出了自己的窝巢家屋，无所依恃地直面大自然时的神秘感受。他站在山颠或海角，俯仰于天地之间，将不免倍觉自身的微渺；同时，又生起一种轻松欣快的感兴情绪，顿觉心旷神怡。这双重的心性来源于：

 

1、在自然的威压前，人的屈服与自卑；

 

2、自然的压制，反而助人从社会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所以，在社会间失意的人们，常乐于流连山水之间。自然的风光有令人陶醉忘忧的奇效，且赐给人们这样一种心境，蔼更为恒定的自然诸相面前，倏忽不定的社会诸相露出了转瞬跟，逝的特性。而这，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岂不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轻松欣快的情绪，是暂时脱却了社会压制后的心理反应。“自然比社会更强大”，这种想法反能劝说失意者回到生活中再：度挣扎。这种心境或类似的达观，令人更宽慰地看待尘世间的是非；同时，也由于它带有“虚无主义”（即真实得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感，到了受不了的程度）的倾向。而对现有文明“看破红尘”，甚至是从根本上的蔑视。其中既汩动着转向的创造精神，但对现有文明也意味着破坏的冲力。这冲力也许受到多重抑制而未曾显露（如胡人石勒年轻时的遭遇，他在城门口啸傲，却差一点被汉人恶霸杀掉），但社会气候一旦成熟，它却不难转向一种反抗文明的“野蛮”。

 

我们常看到，许多准备投身于重大斗争的历史人物，在投入决定性的行动之前，都曾脱离文明的环境而到蛮荒之野，去孤自思索着什么。隐居为什么能赐人以力量？因为，那是从自然的永恒中吸取到了原始的“气”，这气一旦鼓入社会，是不可避免要对旧文明的构架造成浩劫的。

 

在威严的自然和无垠的汪洋面前，人会顾影自怜；就是在人海之中，亦当升起如是的感触。人海像其它“多余的反制”一样，对“我”构成了沉重的压制。少数的人对“我”是不乏助益，而多余的则构成妨害。人人都想摆脱太多的人，但人人都摆脱不掉这群体生活的影子──除非他自己率先死去。现代文明甚至把“遁入空门”的狭窄道路都杜绝了。现代文明的这一特点，并不像卢梭主义者认定的那样，是由文明的恶质所注定的；而是由持续增高的人口压力（并不简单体现为人口的密度）造成的。事实上，表现得越邪恶的文明（它常体现为“极端的野蛮”，但这是比自然状态远为残酷的文明史现象，如大规模的屠杀并不见于“自然状态”），常常是困于更大的人海压制的文明。而诸多的反自然但又反文化的野蛮（实为一种变态的文明现象）行为、野蛮化，实际上是在以非理性的方式，在努力摆脱这全社会、文化圈已经难以脱略的超常困扰。

 

 

（182）

 

通常被称作“野蛮行为”的现象是反文明的；但同时它又是反自然的。因此，需要区分“野蛮”与“原始”。野蛮不是一种由文明到原始的倒退，而是由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过渡时，常常经历的一个节奏。不论你依据自身的处境与感受，认为它是沉重的压制还是轻松的解放，它实际上都是过渡、转换、再生时代的一个牺牲（奉献与收获的中介）。有谁在自然状态（如动物世界或许多发展极低的原始文化）中，见过文明大毁灭时刻特有的那种大规模的恐怖、集体参与的破坏？

 

更确切地说，所谓“野蛮”意味着文明的蜕化。如果不带褒贬地说，野蛮则是文明的特化；一种文明向另一种可能的文明转换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非理性”的痉挛或尝试。

 

在这里，我们确实触摸到了文明与野蛮交际之处的脉搏。这脉搏是清晰而有力的：经过了非理性的、再度野蛮化的冲击式洗礼后，旧的文明才可能被彻底抛弃，穿上寿衣，送进坟莹。经过了间歇、断裂、“黑暗时代”中的喘息、休耕、梦幻之后，新的文明才得以从“野蛮而肥沃的土壤”（它是在“文明的废墟”上做成的）中，长出自己的新株。文明与野蛮彼此对立，但却互为因果。

 

 

（183）

 

繁荣的商业区，灯红酒绿的场景，对不想在其中牟利取乐的人，不啻为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原始的压制。这种或是激成诱惑，或是引发逃避。漂亮的姑娘，触发人欲幻想之翼，但对准备恪守道德规范的已婚男子来说，这是一种压制，这是文明对野性的压力。推而厂之，对于那些可以放胆追逐她的男子，她又何尝不是一个强烈的、亟欲“抹去”她而后快的压制之源？这是文明的诱惑对浑沌情感的挑战。抹去，可以有许多的样式：或忘却，或旁骛，或占有。占有了，也就从心上抹去了。没有了压制，也就丧失了存在。

 

 

（184）

 

生活充满生动的、互相矛盾而活灵活现的魔力，但这是一种飘逸着的、抓不住的魔力。“执者失之，为者败之”是试图概括它的一句古老箴言。用现代的说法，对生活的希望愈高，则落空的概率也愈高。要求愈强烈，失望的机会也就愈多。说生活是一个谜，也就是说，是个无法仅用语言抓住的对象。所以，人们创造了整套整套的文化，力图解答这个谜。正因为抓不住它，所以无法预测它，甚至难以道出我们对它的真实感受──人们才因此变得格外热爱它。没有什么比行将失去的东西更可爱的了。人们常说，生活是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否决。在我看来。生活的这一性格是它的主人──人──的性格特征造就的。人们厌弃已然的东西，视之为压制；人们追逐未然的东西，以之为解脱。人们对现有的语言已经抓住了的东西，失去了神秘感。而以最大的虔敬，去探求语言之外的本原。人性的这一特征，促使相反的东西互相追逐，演出文化史上的大悲大喜。

 

 

（185）

 

平等精神与真正的平民精神又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种暴民的无序精神的情绪化表现，而后者的主流，则是不甘自卑、强调奋斗、尊重同等的机会等等。总之，那是一种反压制升华。相反，平等精神则以深刻的自卑感作为自己顽强的劣根性。它以攻击他人的成就，去安慰自己的嫉妒心。以贪欲与懒惰替代了奋斗精神。析其成因，这是一种文明业已丧失了“同等机会”许久许久之后，方才兴起的社会心理上的痼疾。这痼疾反对有序的社会积累，足以把和平竞争的过程打得七零八落。现代国人简单地把平等精神称之为“东方式的嫉妒”，而把平民精神称之为“西方式的嫉妒”──从表面上看，这种称谓倒也无可厚非；但骨子里这却是大谬不然的。用地域的东与西，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固属皮相，用文化的形态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又何尝不然。

 

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末期的“西方世界”也曾大大流行过上面所说的“东方式的嫉妒”──卑贱者的平等精神。早期宗教组织恰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乘势崛起。因为“平等精神”是“暴政苛于虎”的伴生物。相反，在中国古代的“东方文明”最富原创力的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着的恰恰是“西方式的嫉妒”──平民精神。许多平民士人乘机起来，布满了文化的星空。后来，大一统长城时代（从秦到清的基本大一统时代，少数分裂期应是例外），中国文明的内在力量衰颓，故而兴起了阿Q式的破坏力十足的平等精神。对此，若要作个简约的社会学分析，则平等精神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殊不鲜明的专制社会（如中国大一统长城社会）中，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了中国式平等精神主导的社会文化土壤──费拉社会。但平民精神则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比较清楚的贵族社会（如封建时代的欧洲或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以及随着贵族的没落而逐渐到来的初期平民时代。尽管这与他晚年对毛主义的屈服，似乎是矛盾的。

 

 

（186）

 

各种现代社会，在不同形式下面临一个共同危机，个性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总的趋势则是个性的发展、公民在法治下的自由权利，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社会在体积上的日益膨胀，它留给个体的空隙也就越小。所以我们看到小国或中等国家的居民才相对富于自治的能力和自主进取的精神。国家越大，留给自治、自主的余地反倒愈小。这是横直于无机与有机之间的大阴影。越大，对个性也就愈苛刻，居民的个性也就磨灭得愈甚。体积的惰性与迟钝。带来了文化上的恐龙时代。

 

生命世界也是这样，在同一种类的生物中，体积大的一般不如体积小的反应灵活。小的生命所消耗的能量按比例说也相对较小。这是被宇宙的普遍压制本能所决定了的。体积越大，所承受、所需应付的各种无形压力也就越大；因此，它的内在压力，作为反压制力，也就越大，各部分自由回旋即余地也就越小。这种因盛（体积大则生长、盛大的结果）而衰（丧失或降低了生命的回旋余地、创造空间）的事例，像反复不尽的变奏一般，一再出现在各种西方文明形式的生命旋律中。

 

 

（187）

 

当历史气候发生大变化时，统治力量会因无力实现相应的转换而受到削弱。逆反的再生的力量开始上升。经过千百次的试探、冲突、失败之后，它终于胜利从而化为压制的力量。原先的压制力被粉碎或被遂入“地下”（即被压制状态）；但它虽散犹聚、虽死犹存──历史气候的“循环往复”与重行演变，终将赐它以复出的机会。这样周而复始的运动，构成宇宙生活的古怪节律。正是在这“反复其道”（《周易·复卦辞》）的节律中，宇宙一次又一次地诞生了，又破灭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确立了，又解体了。这种运动因其宇宙性，被佛教徒叫做“轮回”。艺术家们，则本能地体察这一宿命，他们以充满苦痛的本能、极为细腻的感受、出神入化的手法，总之，是以各种艺术的回声，表现这令人敬畏的宿命。尽管艺术家们看不见这一宿命的完全线索，只抓住它的断断续续。大宿命的往复运动则暗示着，社会不断地生成、毁灭，以及一成一毁之间的膨胀与收缩，裹胁了、支配了所有个人的小命运。这种大张大弛是不以人的喜怒哀乐而易其节律的，人充其量只在自己的小圈子内触及了它。人人都渴望幸福，但有几人真的获得幸福？

 

历史的气候是微妙难明的，它常常“欺骗”许多人。但它瞒不过明敏者，反而它会蒋自己最细腻的端倪和最神奇的预兆，显露给人类命运的预知者，让他们尽自己天性地看到为的是让他们尽自己天性地说出。正如自然气候中的大季节，大冰期：的存在，会被天文家、地质家所“探明”；生物史、文明史上大气候及其转折，也被渐渐“认定”。尽管这都是学理上的“事后聪明”的追认，并非“先见之明”的预知。“验诸以往而征诸未来”的体验，却对历史气候不会改变的成见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实上，不但历史的气候、潮流会变，人们对历史的观念、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的希望也会因之而易图像不断，扭曲、破碎、重组，以致新的显像……这边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那边的确然性只能有一个，居中的可行性则有几种到底怎样，大智难穷，而变易本身却无可置疑。

 

历史也像人和社会一样，有其“需要”吗？其实，通俗意义的“历史需要”取决于历史家对历史趋向的理解与评价。而为历史创造需要并满足这一需要的人们，则对其趋向有趣俗的感知。

 

这一感知，超出许多人察觉和明了的范围，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能去理解、不愿去接受。回过头看，历史的需要是唯一的，清晰的，不可能纷歧无定。它超越于个人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甚至全民社会的需要和民族文化的需要之外……只是藉着这些需要之力的“和”显现出来。但在当时当地的生活着心目中，情形恰好相反“凡是遥远的，都是虚幻的。”这一流行性见解抱定了盲人摸象式的经验论宗旨。

 

对历史需要的明晰判断，难免会忤逆许多人的奢望并打击了他们的幻想。因为感情受到了伤害而断然拒绝事实，曾经造成了悲剧中风格的崇高。

 

 

（188）

 

文化有永生之路吗？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不必对此强行作答，以给来者的意志、智能、天赋使命，划定一个不准逾越的囚牢这种反反复复的悲剧本是充斥了人的文化史的。另方面，迄今为止，菩姜如尔的窖智之士，尚未发现一种能够永生并具有不可征服之禀复的现行文化。退一万步说，文化的永生之路即使可能出现，也要验之于“未来”，而不是立足于对“过去”的神化，并迷失于对“现在”的偏执。

 

今日获得的各种视界显示，文化的“长生之道”，在于它的自我约束力量。这包括两个方面：

 

1、接受了这种文化的人民，有着自我约束的内在力量；

 

2、这种文化范型本身有着自我约束的传统。

 

在很多场景中，内在的约束与节制（而不是外来的压制与禁锢），更合乎生命的节能原则，这就是道德规范可能具有的积极的使命。因此一般说来，各种道德招致的“不满”，总是比不上它所获得的“赞扬”。这也是它得以存在下去的理由。相形之下，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富于自我约束的倾向。在把中国视为“远东”的世界地理的座标系上，这一倾向似乎由西而东地强化着，或由东而西地弱化着。这是仅就文化的表现形态言。在根本上，各种文化都是为满足欲望（感官的或想象的；肉体的或心理的；升华形式或沉沦形式的）而设，它们在内心都是好表现而厌约束的。如果东方的相对拘谨不是慑于外力的恐吓而是源于内向的清静──是否说明东方文化更强大？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189）

 

反击力量越强，感受到的压制也相应越强。生命力越弱，生命对外界的要求反而越低。社会压制是社会存在之母，但儿子只有与母体分离，才能实现诞生。好的儿子，就是那最终超越了他的父母的人。

 

对压力的抵抗力，是衡量反压制力的唯一尺度。对“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老格言的新理解表明，人的反压制存在，作为宇宙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中介，是宇宙间两极化万物的审视者。审视的结果发现，有两把尺子：一是超验于人的（即人们信念中的“客观”）；另一是体验于人的（即所谓“属于主体的”）。尽管人类“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但人又是一种不甘于不知、充满好奇与自信的生灵，于是他便拼命发掘“其一”，即属于主体的可以体验的那部分；像觅宝者搜寻看不见的宝物那样，以便从中分离出“其二”（即超验的那部分）。这就是三千年来传统哲学观念中“一分为二”的心理渊薮？

 

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年）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所说，“普遍的主观”就这样创造了一个“客观世界”。这种极富慰藉性和实用性的统一界定，构成了好奇心的界限，殷切地探询，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嘎然中止。这一中止，对人的世俗生活诚然是有用的，完全合乎节能的生命原则；但对人的精神历程来说，是否是个缺憾甚至不幸呢？说起来，哲学意义上的怀疑主义的价值、证系于上述的统一界定的反面──它打破了又一个心安理得的静态满足，开辟了一个个动态的搜索。怀疑主义的局限，在于“不生育”。如果怀疑主义不导向某个以“树立”为中心的变奏，那么，它的南音响终将消逝在人类理解力的神殿外。怀疑主义看透了的“空寂的神殿”只是一个过渡，它最终会重新充满一些异态的神灵，有力的神灵。

 

 

（190）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压制──反制──压制。这无可逆转、无可切断的永恒之流（希腊人称之为“命运”），注定了，和谐只是源于不和谐的一个反应。不幸乃是幸福之母。看得更远，则不幸、不和谐也是幸福、和谐的归宿．正如死亡是生命的归宿，万物都将归回浑沌之母的阴郁怀抱。对发生在社会群体中的文明（而非个人心中的灵性），反差萎缩，压制与反制的力量也就趋弱。社会生活的活力、内驱力、外扩力等等也就低落。

 

要测度一个社会的外在力量并不困难，只要看看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就可以了。但是要测定一个社会的内在力量却殊非易事。谁想准确地测度，只有到此社会内的各种反差中去寻找答案。如是，凡渴望赋予一个社会以特殊的力量，必先力求赐给它以特殊的反差。要给一个社会以多大的力量，就需给它以多大的反差。应该协调这些反差所造成的冲突，以便把它们汇合为一股更强大的总体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过犹不及。

 

 

（191）

 

为了更有效地抗拒外来压制以保护自己，人必须团结成集团，组成各种形式的社会，以增强抗拒压制的内在力量。但社会的外壳一旦成形并开始运转。本身就悄悄化为对其它自己成员的压制。存在就是压制，存在就是反制。一个存在的诞生，就开启一场新的压制与反制的角逐。存在，从此成为一项自行其是、享有自己特殊要求的压制之源。

 

一个社会的存在也和字宙间的万般存在一样，一方面扮演着反制的先天角色；另方面行使着压制的后天职能。这双重的脸谱、双重的力，激起了无机世界的浪潮、生命世界的喧嚣，以及引起了社会的多重困扰。

 

压制与反击抑随时随地、时空交错地互置、移位、转换与升沉，构成了各种折磨．痛苦、悲剧、荒诞，以及宁静、再生、和谐、庄重……构成了被我们称之为“生活”的社会本相。这也使缺乏理解力的人们，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分际感到迷惘。

 

 

（192）

 

社会、文化也像人自体一样，无法“战胜”更不能消除自己承爱的压力。它的最佳状态，是创造相应的内力，抵抗这些压力。至于这些压力本身，在根本上是超验的、无法干预的。这也许是不幸中的大幸？是局限，创造了各种美与善？甚至创造了被人目为“真”的可畏之象？人和社会干预不了、无法消除自己面对的神秘（因其不属感知及语言的此岸，因而在根本上是超验的）压力，他才在此岸创作了反制的众多品种与花色，以迎接强加给他的命运。

 

 

（193）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都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已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从压制与反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那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

 

社会的压制力，是维系社会结构的主力，尽管它酌归宿是反抗更大的压制。古代中国人曾用“三纲五常”之类的概念概括过这些压制力量，并在各种经典中详细记载了这些压制的具体形式，他们称之为“礼”。与“礼”并称的“法”，也是社会的压制力。礼、法的本意，都在于制约人的行为，以避免社会冲突并把社会总体的力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为在理论上促进这一点，古人通过大量的著述，详尽地阐述了他们为这些社会压制力所作的辩解。他们给这压制力披上了神圣而光彩夺目的道袍，并把它升格为不变之道与天地之极。这曾经是中国文化自我证明的装饰，它给了中国民族过去的生活以有力的启示与巨大的鼓舞。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他不朽名篇《正气歌》中，就以肯定的口吻谈古论今，并以极大的热忱推崇了这些压制性的社会规范。因为文天祥的不幸遭遇已经把这些压制性的规范，变成了反击性的楷模！“正气”已经不再是人的生物本能，不再是升华了的文化情绪，不再是带有特殊社会含义的特定文化圈内的生活指南，不再趋向某种形态的社会压力。所以，文天祥的正气称为文明世界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和无上纪纲。

 

素以思想激越著称于世的反满志士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却也给予这些压制性的规范以极高的正面评价，他们宣布丧失这些范畴比丧失个人的人格还要可怕。因为个人的人格被认为只能附属于这些规范。压制的规范、生活的守则，被目的化了，被升格为客观存在的“天理”。天理不再是人性的投射与运动对象，而成了人的绝对本原。严格说，这是由唐宋文化的衰落导致的哲学大迷误。应消除这千年误解，把主体放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进行反省。

 

 

（194）

 

社会的压制，激起并促进了社会的反压制力。不愿盲信、屈从的个性，不思自弃、自损的个体，总是在寻求一个突破口，以求改变文化的流向。这是多元文化的内在基础。他们对压制势力进行的冲击，开始时并无明晰的方向，也无固定的方式。此时，他们只求摆脱压制，心智还处于困惑状态。只是随着反复的较量与试探，一条更合乎节能原则的道路被发现了！新大陆洞然开启，新的眼光射入了它。这时，可能性变为可行性，神秘之象变为神奇之事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开始了。

 

他们的心充满明净而豪爽的艺术冲动。这种冲动的本质是渴望新颖、渴望创造。而来不及顾虑这新颖与创造是否合乎已成的规范、既定的逻辑。作为社会的反思脱颖而出的新潮，是使各种世俗的历史得以再生，各种文化得以免除腐朽的神奇之事。

 

 

（195）

 

潮水上蒸为云雾，云层下落为雨雪。天地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分割，甚至没有一线固定的、公认的界限。近视如坠十里雾中，远视则漾溢着檬陇迷茫的美。有时候，正在上升的水汽与正在下降的水汽看起来竟是十分相似，不分彼此；尽管他们正在奔赴不同的宿命。唯独慧眼的人，方才有幸（或不幸）窥破此中的玄机。

 

社会的沉沦与反沉沦之间，也是如此纠缠、混做一团。没有截然两断的鸿沟，反有随时随地的转换。种种形势，被超乎世俗善恶之外的大力量左右着。局部力量的分合、升降，受着生成趋势与死亡趋势的牵扯，受着主仆关系的制约，受着爱与恨的交错。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反制力成为新压制力，被驱于地下状态的沉沦力量，再度化作新生的来源或盟友……

 

 

（196）

 

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原出于一。只是从不可见与可见的区别上，我们才能区分它。压制，对社会意味着维系力；反制则意味着解体和再生的力量。维系力不一定具备生长的功能如果它只维系腐朽了的秩序；解体力也不都是毁灭性的如果它瓦解的对象是那阻碍生长、破坏再生的秩序。在这里，促进生长的功能应是无条件的高于维持和平的评价。我们应当根据功能去重新调整我们的精神生活。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其残垣碎瓦。

 

社会的压力手段，本来是为了应付另一些更严重的压力（如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而发明出来的抵制物。为了维系群体的存在，这些压力手段曾是不可少的。因此人们并不觉察它的压制性，也未探询它的真面。但当它的使命完成、功能衰退之后，只能作为累赘而被人认识。对于渴望创新的心灵，这是不能无休止忍受的一项苛捐杂税。

 

 

（197）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中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正因为内在的力量已经衰微了它才外散并凝为一个有形的“存在”。

 

“存在先于本质”一类的说法，是远远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的。就其矫正经院哲学的弊端而言，无疑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此命题并不完整。存在以外，还有先于存在的力量（如上帝），上帝不是本质，而是非存在，是无──无形的存在。这种非存在的存在与经验世界中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先知可以说上帝但不可能说尽上帝；上帝终会再度显现出来。

 

 

（198）

 

社会世界之内的压制源，分层、分化为各个文化圈、民族、国家、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家族以至家庭、朋友圈子、势力团伙等繁多形式。中国传统上的所谓“五伦”（夫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尽在此无所不包的社会压制源内。这些功能各异的压力集团，通过对生命的原始反压制力（个体存在，的多重限制、整馈，去形成一种公共的秩序，以维持社会作为有机系统的存在与运转。

 

这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追求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

 

卡尔马克思的偶像、普鲁士王国专制政治的拥戴者、德国柏林大学的教授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曾经写道：“政府，作为民族精神的单一的灵魂或自我（即主体），不能容许个体性有这样一种二重性。而自然呢？作为众多的所体现的偶然性，却与这种单一所要求的伦理必然性对立着。”（《精神现象学6─A─b》）

 

把专制政府当作民族精神的主体，当然是可笑的；但在要求集中的群体与渴望独立的个体之间，确有对立。调解这一对立，以便为伦理必然性的局限找到更宽阔、更合乎自然天性的空间；同时，以牺牲自然性（即众多的个性）去促进社会性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199）

 

国家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压制的“力量的凝结”。

 

制约内部的分离与敌人，以维持这一“力凝结”的继续生存，只是国家随后产生的职能。随着国家的成长，它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自己这个手段当成目的自身（例如，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就是试图把国家目的化）。因此，早期的、野蛮的国家较之晚期的、文明的国家，更为外向。它对外部压力更勇于抵抗；但对内部的异已的力量，反倒较为宽容。它的力量矛头主要是外向的而非内向的。当然，西方世界在近代的、晚期的发展中，完善了它的代议制度，使它有别于其它社会的历程，但代议制对自己敌人（即结构外的敌人、反对代议制的敌人）的实质性宽容也是有限的，否则，它的根基同样也会遭到剥离。它们一再召集反对各种“集权势力”的社会力量，推行政治正确主义，禁止反对宪法的言论。

 

 

（200）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的其他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作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这尊偶像之上。

 

这时，作为“契约”也好，作为“让渡”也好，作为群体反压制的凝聚式也好──国家终于开始了僭越的历程，从保护内部居民日益退化为，要求各阶层人民为国家的本位利益去无谓地牺牲。每当这种离奇的时刻，尽管并无外来压力及其威胁，但统治阶层却以国家的名义高喊着保护民众利益的虚假口号，以便更顺利地对人民实行严密的监视和彻底的役使。罗伯斯庇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误入了这一歧途。每到此时，内部的阶级统治甚至变得比外来的侵略更为严酷。中国历史上王莽代汉时，就曾充分使用过这一破坏性的策略，以致天下大乱。

 

国家功能的这种蜕化变质，是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致形成了某种社会规律：它向人民显示了，国家不可能是人民的全能保护者。面对国家的过去历史和现有功能，职业革命家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他们在犀利的分析中寄寓着最激烈的对策──“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特权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宜言》）这种宣传后面，隐藏了无权阶层（尤其是各种政治流亡者）对国家变质的深刻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