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原名《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曾用二十一段文字这样揣测终极的善：
（01）
被世俗的成见钉死在耻辱柱上的人们！在命运的法庭上，你们也许会被证明有罪；但在自然的过程中，你们是无辜的。有“客观的命运”，有“绝对的命运”，有“无尽头的终极善”……他们是“未识之神”。但对我们是那么遥远、陌生、不可理解。我们怎能去谈论他们呢？我们谈论他们，何以为？
我们只是关注，“主观的命运”、“即将来临的命运”、“阶段性的终极善”。这是一切健康哲学的出发点，是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啊，后继者！一个有信仰的人，活的时候富于奇趣，死的时候也充满热望？
如果我们相信“现在”只是一种“准备”，是向某种大方向、大目标的无穷动的环节，我们心里是否会好受一些？那样，现在的生命所包含的快乐和痛苦的烈度，很大程度上就被降低了。由于“感觉”相对迟钝了，“道心”反而明敏起来。──这是哲学家和煽情家，共同利用的一个现象，高贵的和下贱的，所具有的共性，是多么奇特啊！
（020）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胜利者莫不自称是“优秀的神使”。
而神呢，又并非人格的神；所以神的使者也就不是世俗理解的使者。神的使者成了那些“苦心孤诣地理解神”，并“付出一切以执行神的命令的终极善的人”。神使的奇异处在：他的神经系统与精神状态，不同凡响。
神的使臣并不高人一等，他不为日常事业的成败，去战斗；他仅仅为了神的意图而运动，至少在他自己的理解中，是如此。所以神使不同于神汉、神棍。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只有透过物质化，才能传达；所以神使仅仅冥想天意而不去行动，并不能完成使命：所以神使和神汉、神棍，又多少有些瓜葛。
（03）
一切新的生活，均为幸福生活；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善的；并是向善运动的，因为向善就是新。据此，世上只有一种不可原谅的恶：旧，或曰麻木不仁的状态。当然，这恶在易化的新潮中也将化为善：一切运动中的，都必定是善的，并使障碍承受报应！这是易化的冲浪者所喜悦的事。
易化的冲浪者！你的情感健全与否？意志价值如何？让我们从那终极善的大角度来看！那才是准确的。甚至对身体有害的情感与意志，只要对“接近终极善”有利，我们就欢迎，因为冲浪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终极善的来临、神意的圆满成功，至高无上！为此，肉体的损失，对全体而言几乎是零。
损失值得！而且一本万利。
即如爱的情感，也不能一概视为“善”；恨的情感，也不能一概斥为恶。同样，“颠倒过来”亦非正道。既不能简单地把杀害行为归诸“恶”；也不能把盲目的爱归诸“善”。爱憎的价值、善恶的标准，只有在“终极善”和“易化冲浪”的无限制雄浑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肯定，并一笔勾销在此之前的一切阎王债！
除此之外，哪有和“客观的神”一样美丽的伟人呢！既便是创造之子，最多也只是像“主观的神”罢了。
这其间的区别提醒我们：真神（即“客观的神”）哪里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呢？人如何企及神？如何理解其启示？如生命的痛苦，会使智慧者觉得，永生不仅不幸福，反而是无休止的（因而是恐怖倍增的）苦役啊！
（04）
“公理”也者，原先也是从发明者的个人体验中得出的，逐渐得到经验的认可，而后才被确认为举世叩拜的偶像。所以首先须有丰富深厚的体验，否则即使有了“公理”，也无法诉诸经验，敷衍成文，使大家都能理解它……例如，表述一个思想比产生一个思想，更艰难；而让人接受这思想，比表述它，更艰难。在公理形成之前，体验与经验先被总结为哲学三部曲：
相对主义：破除一切固定的迷信，确立类似《周易》的天垂象哲学观。
绝对主义：排除各种怀疑，确立关于客观神与终极善的思想。
行动哲学：创造新生活，创造新生命。
相对主义的功能在于，说明生存──激励升华──创造新生活新生命。
绝对主义的功能在于，提出有神论──证明唯神论──归入向神论。
而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只有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才能达到协调一致：新的生命是向善的运动；而在决意向善运动以前，需要恰当的怀疑，以为除草剂。
生活愈丰富、感受愈深刻，就愈能认识神、愈能相信神、愈能与神合一？
（05）
若从神的意义视之，则全宇宙没有丝毫偶然性，而所谓偶然性早已被消融在全宇宙运动的宏大必然中了。若由细菌视之，则存在并无必然性可言：缺乏水分甚至可以使它休眠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养料充足它又可以在一夜（对人何短，对其何长）之间繁衍到无数……这细菌环境并不像人的环境那么大、迟钝、安稳、自我感觉广大；而完全可以瞬息万变。至于位居另一极的“神”，他的存在无限，他无喜怒哀乐，他的环境永不变，他是必然的化身。
例如自由──在一个近乎“绝对必然”的世界里，人还有行为（思想也是某种行为）的自由吗？创造性天才，还有发泄其创造冲动的余地吗？（反对绝对必然的唯一理由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根本无从谈论“绝对”。）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绝对必然牲”怎样与“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协调起来呢？所谓“自由”并非“自为”或“自在”：它不表示自我的绝对独立、毫无依附性；而仅仅表示自我有选择的可能性。
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在于：通过对易化──终极善的深透体认，领悟天命，从而按照天命的所指示的方向，去开始“自由创造”。这创造是自由的，因为并没有任何存在可以限制它或规定它的道路。而在相等范围内，它当然可以凭借创造者自己的取舍，来任意行事──尽管从根本上说，这种自由要受生命极限的影响、左右甚至规范。
这样看来，创造者对天命的“主动皈依”（甚至是“创造了天命”，因而达到了“朕即神明”的癫狂状态）──也就是最大幅度地发挥了自由！这尽管不是诡辩大师在虚无党宣言中喷吐的那种自为自在、独立不倚的肉体自由，但却是高贵的心灵自由──并不因为它是天命，就丧失了它的创造性。
（06）
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过一种养精蓄锐的生活、一种促进升华及生命转机的生活。有道德的、禁欲的生活，因此不是“消极的”，而是一切胜利者借以吐故纳新的，是他自己笃实力行的。如借用理论家的话，那是一种远离“畜群的”生活。
这样的胜利者欲使自己长寿，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不是集权主义的“集体”；而是文化集团和生命种族。人类欲使自己不朽，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久的存在。融于彼而不丧我，并以自己的特色去丰富那伟大集体和久远存在──这是文明意义的“长寿艺术”。
人类也罢，文化也罢，民族也罢，欲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超越自己的能力，它需要懂得，与久远存在（如自然界）协调的生命艺术。既然决心融于这大的存在，就需要适度放弃自己的利害和自己的是非，而直趋这存在，并以其节律为自己的归宿。个人的归宿，是集体和种族；集体和种族的归宿，是文明和生命，而文明、生命的归宿，则为自然或曰命运。自然与命运的归宿，是“终极的善”。我们也许无法用经验证实终极善的实在性，因为我们的经验太肤浅、太局限也太短暂了；但是我们经历中的浮光掠影，却可以证实终极善的或然性。既然没有人怀疑自身的“实在性”，那么为什么要怀疑自身实在性之上的终极善呢？即便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下，缄默了。既然“我在”，那必定有高于“我在”的终极：无论如何，“我”总有一个渊源，一个来处和一个去处吧？没有人会愚昧得认为人生可以永恒。既然人生不能永恒，那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既有来处又有去处的过渡状态。这来处与去处，这大于我们、久于我们的，可以证实终极的或然性。“吾身”的存在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之前之后的链条。谁否认这链条的存在，无异否定其自身、否定其祖先、否定其后代；既否定了种族的归属，又否定了文明的归属。即便这样绝对的否定者可以存活下去，他内心仍有最深的疑虑。因为他的否定只是愤世嫉俗的表现，他的本能和常识，并不支持这无端的、过激的否定。除非他是神经缺损的白痴。
终极的或然性无始无终。而世间的存在若有始终，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这更大的存在，若有始终，也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如此追溯，无有穷期；而在其尽头，横亘那真正的终极性。只是在这终极性的无穷运化及其形成的“易化”中──一切存在，尽都泯灭、消融，无形在它不朽的化易中。在易化的巨大游荡中，在永不回头、永不忏悔、永不犹豫的游荡下──人间的苦难、幸福，刻骨的抱怨、冲天的希望，誓不两立的善恶，不可调合的利害……尽都移易、消亡，没有印迹……在它们的墓碑上，闪出了终极的善。
（07）
最好不用“自然界”一词，来表述终极性；最好用“太极”一词，来表达终极性的“非客观性”──为的是驱逐从古至今的综合混乱。智者的投机，群众的迷惘，盖源于此，对“自然界”可通过经验作局部的考察，而对于“太极”，即超验于概括之外的神秘，人的经验，如何把握？即使天才也只能透过自己的本能、透过对内在世界的反省，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太极在”的思想结论。
我们的“自然界”，并不是“客观的存在”。因为人在使用“自然界”这概念时，无不包含浸透了各人的主观。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段，所理解的“自然界”也不一样……“客观的存在”呢？没有！如此，人对“假定的客观存在”的主观感受，才占有主流地位。而“客观存在”这一必然的假定，其实是从自身存在的偶然中，推论出来的。最重要的，不是世俗的“善”，而是易化的“时”。合时，就是善。
合市井之时，是市井的善；合天运之时，是天运的善。合超级存在的节律，它的春、夏、秋、冬，是伟大天才的善。──春行春事，夏作夏功，秋获秋实，冬尽冬藏。节令上的春夏秋冬，是地球北温带居民的感受──但还有一种文明的“春夏秋冬”在那里，它向我们秘密传达宇宙深处的脉息……
（08）
感动、熏陶、涵养、潜移默化，有类似于模仿、学习、但也需要独特的心得，且有“心灵的易化”。心灵的易化，是心灵由感动而易位而开始潜移默化，从而形成新眼光、新意境──作为新人格的始基。锻铸新人格的方法是多方的，然归其要旨不过为一：刻骨铭心。能铭心刻骨者，始能言新人格之锻铸。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谓钻研学问的根本方法。但任何人的“学问”、“人格”，是由其天性中的“德”预先所决定的。“天性中的德”，也是“命运”的展现；而天性的德加以命运的折射，就构成人格之光。这样的德在命运的颠簸里，能转化自己的畏惧。不是无所畏惧，而是麻痹那一切生物与生俱来的自保反应。例如，在过度的不适与痛苦中，人体已经没有余力启动正常的自我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的自保方式，是中止或减弱行动；而意志强烈的人，则反而抑制自保反应而扩大行动，这就要求对不利于己的事态发展，保持一种“贵族式的超然”。
高贵的行动这时体现为“纯粹的人为”，虽然它的起因是超出人力以外的。这样的人为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的结果吗？这样的人为即使是最极端的努力，实际上都可视为“太极的属性”，是从“太极”这唯一原因中产生的果子。所谓善恶，在太极面前，已经相对，甚至化为乌有。太极的绝对即易化的终极善，被凸现出来，尽管这非人力所及，且非人智所解，只有旷世的天才、独立的人格，通过自己的天性与太极遥相辉映，感受它在特定的时空里。
任何旷世天才、独立人格，在面对“罪恶”进行战斗时，都或多或少自觉受到“太极”的引导，或曰“受到命运意志的支配”。所谓自发的抗恶，也是受到冥冥天意的间接控制。人尽管认不清善恶而滑入罪恶，但这不自觉的罪恶，岂不能最终通往神圣？生命、生活，都是太极的属性，自称爱生命、爱生活的人，如果不爱太极超过爱生活、爱生命，甚且根本不能感受太极的爱，不能感知太极是万般属性的唯一本原，则他对生活、对生命的爱，必流于肤浅的爱。因为不认识某物而产生的爱，是误会的爱，不会坚实。
（09）
牧师的儿子尼采十分明白现代人所陷入的绝境，所以他说，“悲剧就在于，如果我们在情感与理智中有严格的求真方法，我们便无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学里的教条。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人性的发展，我们已变得十分娇弱敏感地痛苦，需要一种最高的拯救和安慰手段。由此便产生人会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以至死的危险。拜伦用不朽的诗句表达了这一点：‘知识是悲苦的。知道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地悲叹一条不祥的真理：──知识的树，不是生命的树。”
在我们看来，解决尼采所谓“悲剧”的有效方法，就是构造一个新的神学。这神学将基于宗教情感与现代科学的调合。只有情感与科学的调和，我们才得以尽量发挥“情感与理智中严格的求真方法”，而不至于达到“悲苦知识”的深渊。于是，知识的树，可以等于生命的树。因为一切求真的知识，必定归结于对神的知识！所以一切知识，都必导致“终极的善”。在对终极的善（不论它在世俗看起来多么邪恶）的景仰中，知识的树岂不是必然地成为生命的树？只要你承认神、接受命运、相信宇宙的终极善──哪怕，这善的出现，对人而言，是如此不利。
“创造新生活”、“接近终极的善”，因此成为优秀人物活动的唯一朝向。在这“万川朝宗的运动”中，我们又怎能宽容自己的动物性，怎能只为解脱一己的苦难与灾殃而寻求出路，并不择手段地苟活呢？
（10）
社会的风俗与积习，像是生物的遗传性那么深地限制着个体的冲力与奋斗。任何个人以至新的文化运动，都很难从根本上扭换这一格局。到头来，是风俗与积习吞食了个性之光，消解了文化新潮的势头，把他们吞没在自己高深莫测的巨腹中。有时，它借用出众的个性为自己点缀，如端午节奉屈原之名，其实是古老的龙舟赛；圣诞节托耶稣之号，实际上却是罗马的农神节。是“无情义”的历史考证学者们揭穿了这层飘渺的纱巾；就是据他们精细的考证，早在屈原诞生前，已有了端午时节的竞舟祀神（投粽的原始含义即祭水神而非祀屈原）等风俗！而风行今日世界的圣诞节（12月25日）原来也是异教的节庆，是12月22日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因而最黑暗的一天，象征农神或是太阳神之死亡）之后三天，也就是太阳神死亡之后，三天复活。后来为了让这异教节日继续流行于基督教时代，才借用了基督之名。古老的积习，就这么顽强：先是压制，后又渗透到了新事物的内部，成为内在的压制源！
据说，原始氏族社会奉行过某种公有制度，但这公有制并不像是人们幻想得那样美好，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生成！那是一个风俗与积习占绝对统治的社会，没有生气，气压很低。是个性的崛起逐步驱逐了古老的阴霸，人类从无知的天堂跌落到智慧的地狱──开始了文明。文明是受到好奇心、求知欲、竞争性等内在力量驱动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看，这就是人类苦难的开始：阶级社会兴起了。”但谁不知道，这新兴的苦难比起没落的幸福来，无疑是一大进步！新的文明，是和真理式的旧风俗、古积习决裂之后，才得以诞生的。人类的文明历史一步一步地证明：任何新文明的问世，都像婴儿的诞生一样，伴有撕裂的阵痛与痉挛。它从母体分裂、自行生长，它从社会规范、风俗习演的保护下，求得自身的解放。独立、自治、自力更生，象伊甸园理的智慧果一般：总是伴有痛苦的，总是伴有风险的，甚至总是伴有“堕落”──因为那是一条新生的路呀。
作为社会风俗强健一翼的行为规范，也具有两面相。一方面，它的模式化、一律化要求中隐藏着能量节约、减少社会磨擦力的良好意图。经验证明为有效的行为规范，社会就予认可并相沿用。但另方面个性又是歧异的，即便同一个性，在不同时空、甚至同一时空中也要求着并不相同的乃至恰恰相反的东西。因此，要不同的个性遵循一种规范，是痛苦的、荒谬的、充满了冲突与不协和的。
个性的抵触与逆反，不时改变着各种规范。使它不断趋向．于新形态下的新合理，使它永远与生命世界的“节能原则”保持、一致。生命与环境、个性与社会、心灵与文化之间的反馈过程，就是这般永无止境。它不会像《礼记·中庸》篇所说的“止于至善”──因为并不存在终极的善。具体范畴中的至善，就是不断地反击压制，就是在反压制中遵循节能的原则。这就是生命界域中反抗至善的“超然至善”。反压制的节能原则，就是社会界域和文化洞天藉以进化（就其最不受进化论约束的意义言）的“无终极的终极善”。这至善是空灵的、不拘一格的，需要智慧者的不竭灵泉，时常浇灌。
历史上各个文明系统遗留的社会规范，正是作为也仅仅作为以往个性的创造活动的残迹而遗留的。对它们顶礼膜拜、视同神圣，与原始时代的拜物教何其相似。充满活力的人，诚如但丁在《神曲》中曾经为这等新人所作的疯狂预告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充满活力的人，这是渴望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的一种人。他们像是暴躁不安的海潮一样，不断冲击着各种千年已然的腐败堤坊。
反压制力量的活动，是不分古今、到处喧腾不已的。这构成了一个个生命的界域、一个个文化的界域、一个个要求变化并正在追逐变化的社会界域，以及大大小小的不愿凝固于一点（“极”）的宇宙……
（11）
Ｃ：太极与无我──
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圣人、先知也不可能认识太极，他最多只能对“易”（即太极的一种属性、一种“赜”、一种运化、一个轮回、一个节奏……）有所直觉。从而可能随易而化，从而成为天命的仆人，太极“最有希望”的属性。无数的易化，将导致“终极善”；而这在哪天到来，则我们永远不会知晓。
（12）
Ｄ：“太极”就是“终极善”。用一个明白而无修饰的词儿来说，就是“结局”──我们应该使自己接受这样一个新思想：“结局”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我们那些不合于“结局”的思想；有毒的并非“结局”的气氛，而是我们自己那些有悖于“结局”的口味……
我们应该指着项羽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作为强秦的结束者，来到世间。
他代表了一个终结，一个意味深长的休止符，一个体现了“终极善”的惊叹号。
我们应该指着董卓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一举结束了两汉皇族的赖皮统治。
我们应该指着忽必烈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用铁骑荡平了唐宋六百五十年的糜烂了的灿烂文化。
我们应该指着张角、刘聪、侯景、李密、黄巢、洪秀全、孙中山以及毛泽东说：看哪，这才是圣人！因为他们都作为果决的结束者，跃入世界历史；而不是被人当作富丽堂皇的“开国皇帝”来顶礼膜拜。
（13）
结束比开创更难。结束比开创更不可缺少。一部史诗、一本哲学、一套交响乐、甚至一本儿小说──没有开头只令人感到有些突兀；没有结尾却令人难过、甚至愤怒。
但历史的结束者往往并不讨好。人们把破坏和罪恶判归给他；却把荣耀和功绩留给那些“创造者”。
中国的皇帝们，因此僭越僭妄，把仅仅盘踞人间的朝廷，命名为“太极殿”──
其实《中庸》早就给我们以伟大的启迪了，它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可见，人的天性是大自然的无言诰命；而尽性去做，便接近太极，便是人生的真道。
（14）
太极在运动中。太极的运动具有必然向善的性质，这使历史运动中（这也是的一种属性）出现的某些“恶”消融于终极善的海涵之中。于是。恶不仅对善而言最终是相对的，而且本身也只是促进相对的道路。善则不然，善是绝对的。因为善虽然可能被另一些人们重新评价为恶，但由于它是被当作目的而供养、遵循的，所以它终非枝蔓，而是根本。根本的就是善的；被恪守的，就是善的；有创造力的，就是善的。所以，善的子孙可以沦落到恶的风尘，但善本身不可能沦为恶。
善是绝对的。恶是相对的。
一切恶，将被太极的不言而喻的善的意图所，消融，而归于那无所不包的内涵与终极。
人生的意义不在别地，就在于达到某种高峰状态，攫取某种高峰体验：这就是“向善运动”。而“听从神的意旨”，这就是认识太极并与之合一。
人最高的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意义的天人合一之境。
高峰状态，就是体认了太极并与太极合一，这就是超越了永生。
（15）
“太极的无始无终”与“太极的终极善”并无冲突。无始无终，是指太极自身的特性。终极善，是就太极与属性间的关系而言；而善，主要是指宇宙（时空）循环的终结，这循环是漫长的，类似“永恒”的过程……
合乎太极的生存方式要求一种“哲学上的纯粹运动”。它所意识的“纯粹”，是回溯的结果，而不是分化的源头。这与一切世俗的偏见正好相反。以往的偏见总是说“先有纯粹，后有分化”……。这是复古主义的邪说，是祖先崇拜孵化出来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是应消除的思想软骨症。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纯粹的中国民族精神”并不像蒙古巢穴北京的大白菜那样，储存于某个过去的地窑里；而是宛如向日葵，紧紧追随未来的阳光。
只有通过我们的创造，中国精神才得以纯净？
只有通过为牺牲而牺牲的宗教性游乐，独立不羁的、富有尊荣的、活生生而又完满的精神中国──才会生长起来？
（16）
终极之善，位于世俗之善的彼岸，也位于神圣之善的彼岸。终极之善，既是否决黑暗的，也是否决光明的，还是否决这明暗二神对垒的波斯玩艺儿的。超然之善，是对善恶两造的批判与消解，是取消了正值与负值之差的终极性圆融！它把其督的生命，掀入世界之水中，杀死了基督却改良了生命之水，谁能说这样不近情理的过程，不合乎救主关于“赎罪”的原始教义呢？
终极之善的降临这一前景，会被大多数人视为可怕，甚至视为恶之尤。人们视之为阴惨而超神之神可以视之为终极之美、终极之善。因为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事物的结局比事物的开端更显庄严之美；甚至比事物的过程更多哲学之韵。句号是一切文法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让爱书者欣慰的符号。
（17）
大多数人受限于生物性，难以领悟神意，亦难以接近终极美善的启示。人们往往以自己的作为──其极致状态是“类”的生存与繁荣──区别善恶。除此而外，人们只是虚空。
而且，即使在“终极善”上，也可能沾染了流俗的不洁：最可怕的误解之一，就是以人意冒充神意。神汉神棍的人意，不论是多少钱权交易的集合，也不论是什么唬人意念的拼盘──都与“终极善”有质的不同。因为后者恰恰是对前者的消解，是精神世界的倒叙法则：它从结局出发，来判断过程并审理开端的合理性：它是以“死”来思考并策划“生”的。
（18）
终极的美善，不是人的终极，而是包括世界过程的终极，和最后审判过程的终极，这两大阶段……
终极的美善，则只在终极显现，即在世界和审判的终结之后显现。因此，终极善不再可能许诺任何世俗的福利或神圣的荣耀。终极的美善虽然因此不合世俗的口味或神圣的诛求，但也因此不再会褪色、永无陈腐。
终极的美善，是太极自身运动的句号。所以，它必然包括、消解前此的（世界），和此后的（上帝、教主，最后的审判）──审判上帝和救世主的，不是力量，更不是道义，而是过程。
我们的《超启示录》将指向，审判世界之后的那个过程。以前的救药所消弭的世界之毒，被制服之后，庄严圣洁，淡化为过眼烟云。
“审判上帝和救世主”这一隐喻的含义，是指对欧美世界的最核心价值，进行审判。中国人还没有成为教徒，但现代中国人却中了教徒（如神学生黑格尔、斯大林）脱胎而来的世俗教义的世纪之毒。
“审判”的命题也就自然涵盖了有关的变种，如各种乌托邦理论，虚无主义和拜物教。这不关传统中国人的事，而是欧美人的事，也是深受欧美观念之害的现代中国人的凄惨故事。尽管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欧美”曾经分化为“东欧蒙古集团”和“北大西洋联盟”两半。
由此，冒充为世界主流的欧美，将还其为区域性文化支流的本来面目。
仅仅宣布“上帝死了”是远远不够的。死去的人尚且都可能复活，何况死去的上帝？谁能保证上帝死不复生？
审判死去的上帝？以便作出法定的结论？
谁是亵渎神灵者？谁拿上帝寻开心？
我们只是预见而不是宣扬“审判上帝与救世主”──这不仅仅是戏剧性的表演，而是一项全球范围的刻不容缓的“新的文化之战”的需要？
（19）
“救世”的行动和口号有无必要？这个世界是可以拯救的还是不堪拯救的？
救世的活动，是使人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变坏）而不是前者（变好）。
救世党之供奉上帝（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神学生之信仰安拉──作者2001年注），以最后审判的大恐怖（这决不是斯大林的发明──如城市游击队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作者补注）和千福年的大许愿（这决不仅仅以托洛茨基为始作俑者），眩惑人心。试想，对这样的“上帝和救主”，如果不审判之，法国人预言的恐怖大王是不难征服世界的。
（如果“恐怖份子的安拉”不划上一个句号，整个世界岂不沦为一个屠场？──如穆斯林城市游击队西元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行动的千倍花样万倍规模──作者补注）
一个不断流血、不断折磨甚至不断受骗的大祭坛，并不是天国。
不与托洛茨基们划清界线，中国就永无宁日？
（20）
任何文明的诞生，像任何生命的诞生一样──是可嘉可庆的胜利纪念碑。它不仅是一个新程序的开始，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它们的诞生，无不需要卓越努力和艰苦奋斗，但更需要绝妙的运气，甚至需要“创造者的启示”。
文明也和生命一样，在它沉着扩张的路途上，要牺牲许多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无辜”的动力、对象和材料。在这一点上，文明更像是动物而不是像植物，尤其像“肉食动物”──文明，张开血盆大口，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吞食一切可以吞食的营养物质，直到自己的心身发育成熟。过分的成熟会导致精神的肥胖症：如人道主义、兽道主义、鸟道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而在文明的初年，它的表现更像肉食动物，和屠夫──而后依次蜕化成杂食动物、草食动物（素食主义者）甚或植物（纯粹被他人所食者）──这是一个不断衰落、不断退化的“自然过程”，甚至容不得咬文嚼字的道德评价置喙之。
我们的眼睛，总不该如此短视吧！我们应该有能力设想，与自己的生存现状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应该不被区区人间善恶遮蔽住。人间的善恶，在“终极善”的朦胧天景中，逐渐消散、隐退，成为伟大异象的陪衬，琐屑无聊陪衬物。“终极善”的思想，就是归化自然的精神。终极的，就是真的，善的，美的。而那些宿命的、必定来临的，就应该受到欢迎，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即便从本能上说，我们这是在举行被迫的、甚至是心惊胆战的欢迎仪式。只有这样于无声处的革命，才能使混乱时代的生灵们，受到洗礼，变得镇定。
虚无主义只可作为一种认识，一面观世的明镜；而不可作为行动的指南，权衡得失的尺度。在这观世的明镜中，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珍贵，是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开始了人的精神征旅。自我否定的圣光，使人亲近超我的至高，从而开创自身状态的最高潮。新的自我肯定，应是继其（自我否定）后而非踞其先，其功能是，把自我否定的革命持续扩大。它指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观念，是对根深蒂固的动物习性的反抗，而非赞助。
正如生命实体要产生并排泄许多废物，文明实体也会制造并传播许多罪恶──这也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过程。与罪恶斗争，结果是产生了更多更可怕的罪恶。除非你乐意看到这世界更堕落、更残酷、更野蛮，否则就千万不要“对罪恶宣战”。在文明史中，良善的意图，经常遭致了相反的报应，而不是好报。
而一个文明体系越伟大，它所吞食的无辜者就越多、它所排泄的罪恶量也就越大（而不是相反）！一个文明体系越崇高，它的基础就越卑下──深深没入阴暗的地底，难见光明世界。一个文明体系越具独特价值，也就越是充满了人们梦想不到的痛苦。
（21）
神话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心灵的工作；而工作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身体的神话。热爱悲剧，是因为热爱悲剧所包含的“壮烈的生活”。因为没有一种堪称壮怀激烈的生活，不是起源于悲剧或不进一步通向悲剧的。热爱悲剧，并不是喜爱那悲惨的结局；而是对那壮烈的暗示，怀有一种向往甚至崇拜；并通过向往和崇拜来实现征服、克服恐惧。因为“没有归宿”便是我们的宿命。所以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的心灵，才能坦然面对如此冷酷的终局，并毫无怨恨地承受如此的打击。
对群众来说，如果不能使之确立“庸俗化了的终极善的信念”，就不能帮助其生活走向正轨，如果生活的节奏由于无信仰状态，而被解构，“垂死挣扎”的风暴将如狂风卷落叶一样，横扫一切高于地表的东西。用文革术语说，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见人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活着，或多或少仰赖着对于“来世”至少是对将来的信仰。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来世：有宗教的来世，有非宗教的来世；有猛攻事业的来世，也有追逐生物的来世……但人心里总须有一个来世，哪怕是模糊的、暗示性的“指向来世”。否则现世生活就将紊乱，这种“因果倒装”也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
因为人，爱寻求，喜欢探究明白，爱好打破砂锅璺到底，梦想知道自己身后的事──在人的潜意识中，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
等我出版了《天子经注集》（1994年）、写完了《五色书》（1995年），神秘的经历席卷了我，我不得不走向终极而不是停留在思考终极：我不得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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