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文化战的战略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二十九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Twenty─nine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一，战略的定义

1. Definition of strategy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三，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3.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五，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5. The break down of existent structure of balance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Book of Documents,”(Shujing)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七，“王略”论

7. On strategy of rulers

 

八，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8. Strategi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九，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9. Tactic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新文化战的原则：1、和平方式的传教、用以身作则的示范，推广弘扬新文化的价值观，以便麻痹对手和宿主。2、扶助当地土著中的佼佼者为“新文化的仆从和代理人”。全球一体化的实现，当然也需要大批具有秘密使命的宣道者，他们用自己的技艺和献身精神来弘扬圣旨，宣布四海一家已经成为现实。新文化战的急先锋是隐蔽的第五纵队，而不是冲锋陷阵的大兵。新文化之战将依靠这个第五纵队的内在热忱予以实现，其余几个“前面的纵队”〔一二三四〕，所起的作用反倒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第五纵队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志士，他们不是“国王的斗篷与匕首”，而是新文化纪元的播种者。他们不用暗杀、暴力和狡计，他们的武器是全球化的格局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期待。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们很像古代的耶稣会士，虽然在文化性质、宗教信仰、仪式仪器、期望目标等方面，具有全新的内涵。

 

 

**一，战略的定义***

1. Definition of strategy

 

1982年5月18日上海《解放日报》报刊文摘第四版载：“据瑞典、印度等国统计，从公元前3600年到1960年，世界上共发生战争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一次，造成三十六亿四千万人死亡，损失的财富相当于宽一百五十公里、厚十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这种描述可能很不精确，但人类有史以来没有停止过战争却是事实。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和战争准备史，而战略就是人生在世的救命舟楫。如果人类贪图《解放日报》上面描绘的那条充满诱惑力的“金带”，文明就仍在缺乏技术文明的黑暗中徘徊，人们也就无从脱掉原始的陋习。显然，是战争的激励，促进了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更新，甚至连体育活动都是起源于军事训练，作为战争的预备，而受到野蛮国家和文明国家、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一致拥戴和重视。

 

军事性的体育后来发展为文化性的体育，再发展为商业性的体育。但即使商业性的体育也还是像赛马活动一样，因为具有“竞争”〔赌输赢〕的功能而受到吹捧。因此毫不奇怪，人们多少是用对待名贵赛马的态度去对待运动明星的，正如人们多少是用对待名贵花卉的态度去对待影视明星的。形态不同的社会拥有形态不同的体育，但所有的社会都需要发展自己的体育项目，作为其“战争准备”，包括军事战、文化战和商业战。现代风靡全球的商业性体育、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性体育、普鲁士王国的军事体育，都比不上中美洲玛雅人〔Mayas〕的体育活动更能展示体育的隐蔽功能：

 

据考证，篮球发源于玛雅人的一种球戏，一面高墙上，环形石洞垂直于地面，也垂直于墙体，游戏者试图把球击进圆环。例如奇秦─伊扎〔Chichen─Itza〕球场的遗迹就坐落在一个大广场东端，本身是个“I”型的封闭广场，是中美洲遗址中最大的一个球场，比现代田径场略为窄长，长度为一百五十米左右，两端各有一座庙宇，两条高高的平台凸出中间的赛场，平台靠场地形成两面高墙。墙上有环形球洞。临广场的平台上建有一个神庙，平台底层向广场开了一个外伸的暗室。另一个平台的墙面上绘有球赛的场面和输家被推上神庙做人祭的场景。玛雅部落之间为了获得俘虏做人祭，而进行预定的战争竞赛，以便双方都可以完成献祭求雨的仪式。竞赛那天双方派出武士，在球场开战，被对方俘获者就作为战俘在对方部落祈求雨神降雨的仪式上奉献为人祭的牺牲。〔参见林大雄：《玛雅的智慧》〕可见“牺牲”一词，自古以来就是与“和命运做交易”的献祭，紧密相连的。

 

即使在现代，田径赛的收视率也远远低于对抗性的球赛和拳击，尤其低于对抗性强烈的集体比赛。这是因为后者具有更为强烈的大众聚赌性质。当己方球队上场时，啦啦队的那种集体疯狂完全是兽性的，而在观看两支中立球队的比赛中，冲撞和对抗也能激发人的“兽性兴奋”。球赛的战略战术完全是战争对抗的翻版，是战争在体育中的投射。

 

这是因为，战略实实在在地渗透于人生的一切领域，从争食夺配偶一直到国家战争、思想革命──都莫不有战略的要素渗透其中，一切有意识甚至无意识的行为，鲜有不被“战略”所支配的。有位美国学者统计过，社交频繁的美国人，平均一天撒谎六百多次。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S.Feldman〕做过一个试验，请参与者在身上携带一个隐形摄像机，记录自己一天的谈话。他的分析结果是，每十分钟的谈话就会出现三个谎言。他举例说，有一位女士接到男朋友的电话，对方说自己生病了，这位女士在电话中表示非常关切和同情，但事后她告诉费尔德曼，她心里的真实想法是：真是个孩子，还不会照顾自己。

 

约半个世纪来，心理学家们对研究谎言没有什么兴趣，直到他们发觉“病态撒谎”〔pathological lying〕又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查尔斯·戴克博士说：“我们都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每天清晨起床，就忍不住要编造一些故事。他们中有些人对此非常在行。”普利策奖得主、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曾滔滔不绝地给学生和同事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故事，但实际上他从未上过战场。

 

孩子们从三四岁开始学习撒谎，通常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使自己免受惩罚。用幻想来抵制现实是孩子自我发展和自我保护的重要阶段，但如果这种做法持续到成年以后，就成为一种病态。病态说谎者们在儿时就曾通过说谎使自己获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杂志一篇论文指出病态说谎症的患者通常自信，有魅力，很受欢迎；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说谎的水平也就越高：“一个人越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越可能说谎。……尽管大多数谎言都是自私的，说谎者为了保护自己不会遭遇尴尬、反驳或者冲突才说谎，但是，仍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谎言是令他人受益的，这通常是为了保护对方的感情。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女性的交谈中。一旦有异性加入谈话，自私的谎言就会越来越多。”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通过大脑扫描发现，说谎时大脑消耗的能量远远超过说真话所需要的能量。撒谎一旦超过某个特定的程度，平时运用的社交手腕就会失灵。但当人们承认自己常常撒谎并打算改正时，又会发现由于每个人都习惯于说谎并且会用谎言欺骗自己，因而自己的真话也得不到他人的信任。

 

2005年夏，《新科学》杂志上刊登的一项对253人进行调查的报告显示，人们分辨谎言的正确率为53%。真正高明的说谎者非常注重眼神的交流，他们通过对方的目光和表情来判断谈话的进展，从而更有力地控制局面。他们会非常专心地观察对方，以至于面部肌肉和语音语调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才真正地出卖了他们。

 

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民意调查为以上说法提供了佐证。调查由新泽西州约翰逊医学院的刘易斯博士进行，他说：“每人每天平均讲最少二十五次的大话。 费尔德曼认为谎言有不同层次之分，而说谎的动机归为三大类。第一类，讨别人欢心，让人家感觉好一点；第二类，夸耀自己和装派头；第三类，自我保护。 ”

 

其实上面所谓的撒谎，就是“战略战术的运用”。不仅如此，甚至人们在“沉吟片刻”或“斟酌词句”之后的谨慎作答，其实也是在撒谎。而在某些社会，谨慎作答甚至被当作美德和能力的标志。研究还发现那些撒谎小天才往往朋友满天下，而且能做群龙之首。费尔德曼解释道：“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撒谎或扭曲事实，是待人接物的技巧。” 事实上只要留意，就能发现谎言与实话的区别。说谎时一般出现下列症状：瞳孔膨胀；声量和声调突变；笑容较少；眨眼太多；频频耸肩〔主要指西方人〕；眼神接触出奇多或少；说话中带有较多停顿、假装清喉咙、中间穿插“嗯”等语气词；经常摸鼻子；频频吞咽等。总之十分接近人们常说的“打官腔”。

 

所有人都撒谎，且无时不在撒谎。撒谎可以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膨胀，想使自己和他人都感觉良好。这与自尊心有关，费尔德曼认为，“一旦人们发现自尊心受到威胁，他们会更愿意撒谎。”许多动物都存在欺骗或故意误导同伴的行为，但只有人类在欺骗他人的同时也欺骗自己。《基础应用心理学》杂志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60％的人在十分分钟的谈话中至少撒过一次谎言慌，平均说出2.92个不正确的事情。男性不如女性撒谎多，但是他们撒谎的目的是使自己看起来更好，而女性撒谎是希望别人的感觉更好。  

   

而一般人所理解的“战略”实际上只是狭义的“军略”，即军事战略；如《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战略”说：1，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2，有关战争全局的；3，比喻决定全局的策略。据此三义，仿佛“战略”就是“全局”的同义词。在西方语言中，战略〔Strategy〕含有“如何协调动作以达到成果”的意思，接近汉语的“布局”；而战术、策略〔Tactics〕则含有“用何方法以达到想要的成果”，接近汉语的“施展”。

 

英国军事作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1970年〕《战略论》一书，深受中国《孙子兵法》的影响，大引孙武的格言，总结了从希腊到二战近三十次战争、二百八十多场战役，提出“间接路线”的战略。其解释占领战术的要点是：

 

1，战略是运用军事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艺术，它不仅研究兵力的调动，还考虑调动的结果。

 

2，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的正确算计、结合和正确运用。战略的目的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战斗只是达成战略目的手段之一。最完美的战略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酷战斗而达到目标的战略”。

 

3，破坏敌人的稳定性的方法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选择抵抗力量最小的路线对敌人实行迂回或前出到敌人后方要比对敌人实行正面进攻更利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真正的间接路线必须同时考虑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

 

4，战略分为战略和大战略两个层次。大战略的目的在于调节或指导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求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所以更应该重视整体力量，即财政、外交、商业和道义上的压力。战略则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的运用，只限于研究与战争相关的各种问题。

 

5，作战的最基本原则是分散敌人兵力和集中己方兵力，或者说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方法是己方分散，引起敌人分散，然后才是自己集中。

 

6，战争有八条原则：一是“根据自己的手段来选择目标”；二是“时刻记住你的目标”；三是“选择一条敌人最想不到的行动路线”；四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行动”；五是“选择一条同时威胁敌人几个目标的作战路线”；六是“保证计划具有灵活性”；七是“当敌人有所戒备时，决不要以你的实力去实行进攻”；八是“当一次尝试失利后，不要沿同一路线和采取原来部署再次发动攻击”。

 

而现代军略家所谓的“大战略”也仅仅是古代中国人称为“政略”的那种东西。如长期在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约翰·柯林斯〔John M. Collins〕在其《大战略：原则与实践》〔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strategy；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3年〕一书认为，美军在越战中“赢得了战斗而输掉了战争”，因为“过分依靠使用正规的军事手段，致使我们忽略了本该同时运用的美国实力中的其他的有效手段”。该书把战略分为国家战略、大战略、军事战略三个层次。国家战略是在平时和战时综合运用一个国家的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的利益和目标。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它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各种程度和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军事战略则是以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为基础，力求通过武力来取得胜利。

 

所谓“大战略”的作战原则，包括目的、主动权、灵活性、集中、节约、机动、突然性、扩张战果、安全、简明、统一指挥、士气等等，柯林斯批判说，许多美国军人至今相信，如果不受政客的约束，单凭武力就能打赢越南战争。而他则认为，没有政治战、经济战、社会战和心理战相配合，军队取得不了胜利。他的大战略思想是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教训立论的，但他同样承认自己的思想渊源于中国的孙武。照他的事例看来，现代智囊们所谓的“大战略”其实并不很大，它不仅并未囊括人生的全部领域，而且并未触及战略的核心地带：宗教。并未深入我们论述的改变世界命运的文化战。

 

借用谢选骏在《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谢选骏《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中提出的概念来说，大战略应该是“反击力量采取了最有效的抵抗形式”，进一步讲，是“如何发挥反击力量的表现形式”，退一步讲，是“如何借用反击力量的表现形式”。在广义上，“战略”作为“斗争艺术”其实涵盖了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

 

“战略”一词，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为定式。某个战略，就意味着具有某种一贯的结构，某种系统的谱式与色调等等；即使是李德·哈特八条原则的间接路线。而一种战略的具体内容，则是根据它想要实现的功能，制定出来的，基于克服阻力、达到目标的特定需要……战略的这一工具性，也就是一切战略最终难免要被废弃的原因之所在。因此，各种战略不得不像“战略的终极形态──宗教”那样，经历不断的改造，这样才能适用于它原先的功能：帮助人们更有效率地行动，而更有效率地行动，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实现思想的聚焦。当然，由于普通战略比终极战略〔宗教〕微小一些，具体一些，因而受到更强的时间与场所的限制，被迫具有更大的变通性，所以，普通战略的变化频率比之终极战略〔宗教〕要快了许多倍。但即使如此，宗教这一战略的终极形态也还是处于变动之中，并因变动而获得其适用性和有效性。

 

认识了这一点，将能很有效地防止偶象崇拜──防止一种普通战略甚至终极战略〔宗教〕成为迷信的对象，无论它曾经多么适用、有效、优越。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所谓迷信，就是放弃了“天助者自助”的原则，而原先命运帮助一个人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推动他去自我帮助，即“天助者自助”〔上帝帮助那些能够自助的人〕。但偶像崇拜的迷信却经常成为迷惑创造者心灵的毒药，它让人相信奇迹总会出现，仿佛消极等待就等于积极进取。其实奇迹之所以是奇迹，就在于它是罕见的；群众离不开迷信是因为怯懦且受到了愚弄，愚弄群众的人则故作神秘，吸引群众的迷信本能到一个对他自己有利可图的方向上，即所谓“一个骗子带领一群傻子”。如果创造者的心灵也受此毒害的影响，都岂不太可惜了。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1779─1869年〕作为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8─1821年〕手下的一名将军，是著名的战略家，却对历史不甚理解，他没有摸透历史的脾性，像多数十九世纪欧洲人一样，对历史和文化的命运具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偏见。但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反对全面战争，力主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这是他的贡献。但据此一味论证蒙古人的侵略与征服仅仅是“对人类的犯罪”则显然对文明史缺乏深刻的理解。蒙古人的空前破坏，不由于他们的空前强大，而由于他们周围那些所谓的“文明国家”的腐败和贪婪，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弱无力。研究历史者，怎能抛开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倒在失败者的怀抱里尽情呜咽呢？

 

“效忠的和有骑士气概的战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战争，正成为使世界进一步堕落的有力手段；战争的文明内涵日益被战争的生物内涵取代了。这就是“自杀爆炸”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历史表明，任何大规模改组人类社会的努力，离却了战争手段，就注定落空。因为赖帐比付款更加省力，而杀人总比讲理容易达到目的。这似乎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很大的挖苦。这同时意味着，战略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杂家”，例如是一个地理学家，才有胜算。广义的地理学应包括自然地理〔地形、气候、生物分布等〕、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人种地理、文化地理等等。战略家正是基于这些渊博的地理学识，来制定完善的战略决定。在制定战略之前，他需要深入到敌方的营垒中，实地考察其强弱，以便取长补短。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王者如周的文王、俄国的彼得，都这样亲历险境，刺探过敌方的虚实。

 

具体战术上的失误是可惜的，但这并不可怕，因为战术错误大多可以及时弥补，一场战役很少能最终决定战争的成败，而那些被一次战役最终击败的军国，大多事前已经具有战略上的致命弱点，以致不能再振旗鼓、卷土重来。而战略错误及战略基础的瓦解、战略据点的丧失，其损失往往难以补救，甚至导致全局性的连锁反应、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战略与战术有时仅有一墙之隔，例如战术的失败会导致战略的解体，而战略的优势亦会创造战术上的新奇……

 

相形之下，一个小单位的战略往往就只是一个大单位的战术；同时，最惊人的也是一个小单位的战术结果有时会成为大单位乃至关乎全局战略命运的契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战略家，他生就一双慧眼，先见这些致命的战略要点，既能致敌方之命，又能救己方之命。且由于状况瞬息万变，这些战略要点是在时刻地移动之中，不会固定不变。因此高明的战略家，预先在这些战略要点上暗中伏下一系列陷阱。自己避开，让敌人陷入。

 

他需要强大的预备队。预备队可以支持持续的作战，而作战的目标始终是“比敌人晚五分钟退出战场”，所以谁能多坚持一会儿谁就能得到全面胜利，在你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敌人也是同样吃力：胜利的力量也就是坚持下去的力量。和预备队相比，现役队有如爆发力，而一味指望以爆发力夺取胜利者，无异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这最终可能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赌博：在冒险的强攻失败之后〔这种失败在战争中常有〕，势必付出衰竭乃至全线崩溃的高昂代价。所以没有能力准备预备队的，也应节省下一些预备人员，作为关键的机动力量，准备在决定性的时刻投入，免得自己失去主动，以致一旦卷入战争就无法脱身，连退出战场都不可能，使得退却成为溃逃。而预备队则在危急之机可以发生缓解作用，制止溃败，并力保前述的“战略要点”不致丧失。

 

不要四面出击。千万避免同时树敌过多，否则就违背了对敌方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原则。要善于在各种力量的间隙之中“游刃”，才能使得自己的处境变得“有余”。可是当你选定了一个敌对目标时，必须“对它四面出击”！对它发动总体战和超限战。主攻与助攻、实攻与佯攻、分割与歼灭，也包括在这种意义的“总体战”、“超限战”的概念中。

 

具体可行的四面出击，具有两个明确的目标：

 

一，使敌方弄不清你的意图到底如何，因而不可能作出适当的反应；所以“声东击西”、“一箭双雕”是必要的。

 

二，使对方无法首尾相衔、彼此兼顾，作出系统的反应。这样等到对方已经清楚了你的基本意图，而试图作出有效抵抗的时候，最佳反应时刻已经稍纵即逝，不再回来了。在保留足够的预备队的前提下，倾全力以四面出击的方式进行猛烈打击！

 

四面出击必须考虑整体效果：例如，有时适当地削弱主攻、实攻的力度，以增加助攻、佯攻的力量，反而可以得到更佳的战果。四面出击必然不是在同一地点进行，但必定是在同一时间开始，即在一个预置的、安排好的时间表，开始错综复杂的猛击。既然战争的目标是“正当的”，那么它迟早会取得胜利。既然如此，就请全力以赴吧！

 

不管好歹，集体生活总是需要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否则就难以驾御，所以为了巩固政权、控制人民，政府经常需要寻找假想敌人、制造对外战争。即使在最为腐败的商业社会里，“赚钱”这样的生活目标也总还是需要的，否则秩序就会瓦解，统治就会失去理由。集体活动就是以这些借口诱骗人们忘乎所以，听凭领袖人物以精神骗术驱策千百万人自愿效命且奋不顾身，被自己的使命感杀死。而人的使命感又是什么呢？“使命感无非是内在蒙骗人们的障眼法”──大自然的机制通过本能的力量既骗了人民也骗了领袖。

 

有没有一种不需要随着时代而更替的战略原则呢？我八十年代在北京挤公共汽车时，曾有这样一段感想：在北京的冬季生活，要挤上公共汽车很不容易，班次很少，乘客很多，长期挤车促使人们形成这么一个战术：挤车的诀窍不在于自己用力往上，而在于挤入有利的位置，然后利用别人拥挤的力量自然而然地被推挤上去，最后只需要留神站稳，不要让动荡的局面碰伤自己就行了。所以，真正的功夫在于寻找并占据那个有利的位置，而不在于用力向上爬。力量谁都有，必要时任何一个人都敢于使用，关键的关键在于用力的技巧、用力的方向以及对于微妙局势的迅速适应和微调。

 

当你向一个目标前进时，不应把自己的力量迳直向它投去，尤其是在人多势众的情势下；而应倾力去占领一个有利的位置，尽管这个位置可能离开最终目标要远一点，但却得以利用别人的推挤力量更加迅速而省力地接近目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概念，但要依靠高难度的技巧。

 

当然，建立天下秩序的战略不同于挤北京的公共汽车，它只有一个成功者，因此较之可以容纳众多胜利者的挤汽车，要远为复杂、激烈、艰辛甚至无耻、残酷，且结果极为偶然而不确定。

 

那么，实现天下秩序的战略关键，何在呢？

 

一、纵横捭阖。在局势明朗以前就预伏种种势力加以运用，以迎接局势的明朗化。

 

二、隐忍待发。在时机未到之前，可作非分的设想和奢望，但不可作不切实际的努力，以致徒耗生机。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依据先见之明来积蓄力量。

 

三、在时机未到的时候，尽量掩蔽自己的真实意图，而仅仅把自己希望透露的假象，通过伪装的途径，显示给对手。

 

四、最后，一个创造性战略家者还要勇于除掉自己的作品，就像勇于除掉自己的旧我。如果失去了这样自我更新的胆量和气魄，那么他的衰败、腐朽及毁灭，当为时不远。总之，创造者应认清自己的一切创造都不过是一种战略，不是神迹，不可列为崇拜的偶像。

 

对充满自我更新精神的创造者而言，战争的意义不在战争之外，就在战争之内；战争的目标也不在战争之外，就在战争之内。战争之外的意义和目标，其实是自我更新和扩大势力范围的一种借口。当然战争需要借口，而人为的借口就是为发动战争、凝聚力量、预先推卸可能失败的责任，而制造出来的口实。貌似“天赐”的借口，仅仅是作为发动战争的最好理由来使用的。所以陈胜吴广在首义反秦的革命中，打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幌子，利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预言，成功地制造了战争的借口，并把那个利用国际融合集团〔客卿〕平定了各个主权国家〔战国六雄〕而后却大权独揽、利益独享的虎狼之国暴秦，还原为“最后一个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并号召天下的豪杰，予以铲除。

 

“豪杰亡秦”的战争借口，作为一个极其成功的革命宣传，直到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大陆，都能激动人心，可见其魅力具有比秦始皇神话更加持久的生命力：197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亮出“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的标语，指斥毛泽东自比秦王焚书坑儒、荼毒天下的行为。这个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虽然受到严酷镇压，但终于导致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全面破产，“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的毛式咒语终于降临到毛氏自己头上。

 

既然所谓天赐的借口其实也可以由人们的头脑制造出来的，所以陈胜吴广之后，谶纬预言兴起，左右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七八百年，直到隋文帝再度“焚禁谶纬”之后，才告一段落。历史表明，如果人们不想参战，那么即使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也会视而不见；如果人们想逃避战争，即使面对奴役的处境也会安之若素。所以战略家为了哄骗驱策愚民上阵“保家卫国”，常常把参战的理由供奉起来，而把战争的真相秘藏起来，使人们把血腥的屠杀视为神圣，例如日本的“靖国神社”和其他各国的英烈祠干的就是这样的买卖。其实，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都是些失算的赌徒、错误的战略家，他们对现代日本的衰亡起了直接作用，毫无供奉的价值。日本人一天崇拜他们，一天就难以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三，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3.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俗话说：“从哪里跌下去，就从哪里爬起”──这固然不失为一句箴言与说教；“从哪里兴起〔爬起也一样〕，就将从哪里跌下去”：却是一句更为灵验与更富于宿命意味的预言……事物的实际归宿，不过是它实际出发点的“另样形式”，且是更为有利的形式。而任何事物因何而兴，最终也必因何而亡，这又是命运的另一张底牌所一再显示的神奇定数。

 

引起我发现这一历史规则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现代中国的一切灾难，都起源于现代中国人缺乏“诚”，不但对他人缺乏诚意，而且对自己也缺乏真诚。现代中国人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文明的礼教约束，剩下的只是无礼的野蛮。这样的人连自己都不敢正视，又如何面对敌人、正视人生、仰视天穹呢。这样的人对自己都是欺瞒成性的，练就了“自欺欺人”的典范。充塞于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是“伪”，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也就是所谓的“做人”。可以说，中国的灾难如假货泛滥、假言泛滥，都是来自于中国人“太会做人”和“过于精于盘算成本”了，结果社会整体付出的成本，和个人的收益比较起来，高得不成比例。这种邪恶的后果是如何养成的呢？如果我们以思想家的勇敢来考察一下，并以同样的勇敢坦率说出，就不难发现这一社会灾难竟然来源于一种伟大的政治智慧：那就是古代先哲对于“势”的洞察，以及对于权术的研究。

 

说来也许骇人听闻，但这是真的：平定天下的智慧在天下平定之后，就成了内斗与内耗的助燃剂。在人生的斗争中，依靠“势”比依靠“情”，无疑要稳妥有力得多。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高于宗教智慧，因此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认识了这一点真相，因此打下了整合东亚世界的基础，不能不算是一大成就。然而，“势”能助人，亦能害人。例如现代中国就是深受“势”的大害，而内耗不已。狡诈的中国人个个都是韬晦的专家，人人都是“避开风头”、等待别人犯错误的高手，位位都是投机取巧的“风派人物”，不那么狡诈的人则上不了台面、当不了官、商，对社会的影响太小，往往成为厚黑坏蛋的牺牲品。“老实人”在中国的含义不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而是“笨蛋”、“失败者”，这就是古代中国政治智慧在现代社会所形成的末流，结果积攒起大量的污泥浊水。现代中国社会由于其成员完全丧失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基本教养，太缺少“真”、“诚”、“情”，而日趋沉论为全球格局的鸡毛蒜皮。从这个小小的缩影自不难洞见人类的命运：为胜利而忘乎所以，是极其危险的，殊不知胜利正是失败的种子，幸运与成功正好埋下了不幸与惨败的根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就埋下了祸根，结果以何而兴者也必由何而亡。那么反过来说，因失败而获得的警醒极其宝贵，因为失败正是胜利的种子，不幸与惨败正好埋下了幸运与成功的根源。因何而废的也可能由何而兴，依据这样的原理，在上述的诊断之后，让我们预测一下中国的命运，就希望将来的中国能通过自新，好自为之，在未来数百年间，摆脱“伪”的控制而重获“诚”的生命。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代的政治智慧将被一扫而空，而是说它将以一种更抽象更现代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只有诚才能造就更大的伪，只有情才能造就更大的利”：这就是我送给未来中国与世界命运的一句谶语。

 

这种“真”、“诚”、“情”在中国的历史性复兴，固能彻底摧败“虚”、“伪”、“利”的陈腐盘踞。但是这种自我更新的后面，又何尝不隐藏着再度衰败的种子呢！如果中国文明真能重新焕发青春，那么青春期所固有的种种危险、脆弱与不稳定状况，也会与未来的中国长相伴随，但那是生长而不是没落，又一次生命的循环重新开始。不过这一次，其规模将不再局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夏商周〕、中国本部〔秦汉：三十六郡与十八行省〕、东亚〔元─明─清〕，而是全球范围。这不足为怪，中国文明的辐射潜力今天的人们可能大大低估了，所以人们不要惊诧未来事态的千奇百怪，意想不到的奇遇可能会迎头痛击想象力贫弱的人们。

 

中国文明的历史性复兴，不见得是中国的复兴，因为文明和实体并不等同，实体和居民更不等同。文明是生活与思考的方式，是极为顽固的生存信念，是一种不绝如缕的“希望”甚至是“偏执狂”；而实体却是和血肉之躯的特性紧密相连并一道兴衰的。“历史性复兴”，不是现代人翘首盼望的“摆脱贫穷”和“富国强兵”，而是具有文明深度的全球事件。它仿佛决定性的一击，不仅显示文明的特质，且将摆布世界的命运。它健全而强力的战略就是自新。自新就是以自我更新、自我调整，确立新的优势，自新因此是在衰朽及厄运之后兴起的。自新的道路就是提升自己的优势，这比直接削弱敌人，需要更大的努力、毅力和韧性……这是一条更艰难的路，但也是一条更有效的“间接路线”。

 

自新战略的建立，正是出于深刻的谋略：人性的奥秘向我们透露，权力是罪恶的，因为权力将消耗强者的反击力量，从而导致强者的虚脱及其向弱者地位的坠落。权力的扩张意味着“耗费”，而权力的收缩才意味着“积蓄”。权力的收缩带来紧迫及紧张，会增强人的反击力量，避免无谓地消耗反击力量，从而使主体由弱转强。

 

什么是“权力的收缩”？“权力的收缩”就是“内向的扩张”，内向的扩张就是生命的自新。权力的外在扩张所导致的耗费，使人最终走向消极──如果扩张不是“再投资”，那就只是破坏而不是建设。只有“内向扩张”或“自新”，才真正积极──它不用毁灭敌人以获优势，而是提高自己以获优势。

 

自新战略如此理解生存过程：外在敌人不可能毁灭干净，时空的流逝会不断涌现出新的敌人。此时此地之对立面一旦消失，为维持自身的存在就必须寻找新的敌人，否则生命的基础就同归于尽了。所以，为了自身的健康，应当有意识地保留一个“较为有利的敌人”，并通过“不断自新”〔即不断提高自己〕而不是“不断革命”〔即不断屠杀别人〕来保持不断的优势。急急于毁灭敌人，只是徒然消耗自己的实力，对自己的健康毫无裨益。对危险的敌人应予控制，必要时可以替换一个不那么危险但能促进“自新”的敌对目标……但决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因为害虫乃是生态平衡所需要的。

 

我们这里讲述的自新战略，在中国文明中古已有之，例如，在号称“兵书之祖”的《老子》一书中，就充满自新战略的思想闪光：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十五章〕

 

“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二十二章〕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二十八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

 

“生之、育之，亭之、毒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

 

“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五十五章〕

 

以上数条，已能明其谋略大端。

 

在我看来，《老子》的学说无非就是“克制权力”的学说，就是“内向扩张”、“自我更新”的教理。他所谓的“盈”，就是指反击力量的过度伸张与消耗。“取天下而为之”，为什么“不得已”〔即不得善终。已，就是终结〕呢？因为没有什么行为比这更耗费反击力量的了，而过度的虚耗必将导致朽败与灭亡的厄运。所以说：“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十五章〕这是说圣人的来临，使“克制权力”的不盈之音，降临世上；如此，则旧的可以更新，何必执意“创新”？这与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内在相通。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以天下为念的，就是天命的载体、文明的主宰。这至尊的概念，象征着秩序的精魂、天下的瑰宝、流动的定理；天命载体，协调天下，日新月异，不断延伸。有一天，“天下”的范围会逾越地球，而包括若干“星际”，正如以前的“天下”并未囊括全球；但上述定理却始终贯穿，改变的只是“天下”的规模罢了。

 

奉天承运的文化战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杀人肉体，而是夺人灵魂。为此目的，选用先声夺人的利器以为辅助，化以往的文化精魂为自己的文明补剂。

 

这需要两套方略：

 

首先，听任腐朽、纵欲、解体的大众文化继续荼毒异己的世界，使全球社会日益沉沦、疲软、丧失抵抗的能力。

 

其次，使自己新兴、严酷、富于创造能力的贵人文化，大胆开进这垂死的世界，就像蒙古汗王拔都率领的野蛮骑兵，开进了繁华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

 

从历史上看，这“其次”的方略是被人不断果断地实行着；并一再造成了惊人的历史价值。而“首先”的方略虽然同样经常出现──却从未升华为一种有意识的方略，从未被人有计划、有系统地实行过，它只不过作为自然资源存在着，只是等“首先”已经“瓜熟”，才有战士起来，用“其次”使之“蒂落”。开发这一自然资源、结束这一自然状态的时刻，就要在全球范围内来到。新文化战的发动者，以内外之别的武器铲除异己世界中的腐败势力，锻造文化接管的先遣军。只有当他从内部充实了全球政府，文明的进一步扩张才成为可能。他不致力于外在扩张，而要追寻内在的充实；短期的外部扩张是为支持长期的内在充实，但外部扩张不可能取代内在充实。例如，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之后，随着欧洲的内部朽败而来的，是欧洲殖民扩张势力的全面衰落，这种衰落也体现为欧洲世界甚至包括东正教地区人口出生率的普遍下降。甚至在美洲，白人的比例也在持续下降之中。而非欧世界却由于某种神秘的“解放作用”而释放出巨量的人口……这好像是“历史讨还债务的时刻”已经来临？某种“世界不同种族之间的正确人口比例”，似乎正在“世界性人口爆炸的危机”下，逐渐显现，并开始校正历史。东方人种的元气得到恢复，美洲的人种关系重新调整，结果在貌似令人不安的移民前景中，人们看到了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优势，已经开始失落。

 

据统计，欧美白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最高，然后就逐渐衰退。正如俗话所说的，“升官容易，做学问难”，因为受到提拔的机遇可以使庸人一夕成名，而人的学问有丝毫长进却需要长期的努力。内在萎缩更是外在扩张改变不了的颓势，而且最终导致外部萎缩。果然，半个世纪以后，非殖民主义运动就出现了。可以预测，白种人在全球人口中的人口比例，还将进一步下降，从而恢复“历史上的常态”。欧洲文明作为一种技术魔法，一旦被其他民族运用，同样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奇迹和精力，这即使需要几百年时间以及诸如“消化过程”等附加条件，但这些条件现在已经充分具备了……

 

正确的人种比例也许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民族？全球民族像是一股天籁即将蜿蜒而出，离开地下洞穴，驰往新的天体，响起出征的衷心赞美。这确实超出今天的想象，但记住，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会彻底改变，即使在未来的人们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今天出现也常常令人震惊，例如，我们自己的衰老和亲朋好友的死亡。即便始终如一的“我”，也每天都在新的形成中！而正是那些愿意改变现状的人们，其先天因素与后天遭遇所合成的命运，迫使他们干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怪事，不仅是自我满足，而且满足了世界，从而摇撼了历史、推进了文明。

 

所以，全球民族一定会出现，他们可能是现有种族的不同比例的混血，就像印度人和南美人那样，是灰色的民族。那时候，金发碧眼的少数民族将作为人类保护地的稀有品种受到珍藏，而纯粹的黑人也将像现代美国社会那样稀少。至于同性恋，那是生存欲望下降的结果。缺乏生存欲的人，生殖欲就会下降，也就不再充满权力欲了；生存欲强烈的人才会有“坚强的意志”，不仅是意志坚强，而且是“具有侵略性”。这样的人为了达到想象的目标，可以抑制甚至减低生存的欲望。但他不会为了意志的满足而抛弃生命本身。“有献身精神的人肯定有权力意志，尽管常常表露得十分隐晦：即使是科学上的献身，其追求成功的愿望也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所谓好胜心，正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也正是献身精神的真实基础。”而所谓优胜者，无非就是那位有幸最后退出角逐的人，这意味着他必须比别人承受更大的压力与牺牲。

 

一个民族得以成为整体的秘诀就在于“心甘情愿的等级制度”。房子之所以能建造完成，就在于有上下左右：必须有甘居底层的，高层才能挺拔稳固。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像现在的支那人这样，你追我赶同样的欲望，竭力蜂拥到同一跑道，全球社会要不混乱瓦解才是奇怪的。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功能不是基于复古，而是需要开创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全球制度不得不容纳作为区域居民的支那人的国民性，而不是像日本留学生周树人〔鲁迅〕所宣扬的那样“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典型的“削足适履”，说得严重一点，在客观上适应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需要，后来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血腥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喧嚣里，得到贯彻。当时的中国，国难当头，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改造自己的国民性，而日本的入侵迫在眉睫，“改造国民性”的喧嚣足以搅乱中国。毛泽东后来大力宣传鲁迅精神，可能是因为他像鲁迅代表了日本一样代表了苏联征服中国的企图，而心有戚戚焉。须知一个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就在于他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而不在于他能够不断改造国民性。事实表明，调整战略比改造国民性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

 

现代世界病的透视及诊治表明，人本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主权国家的横征暴敛和现代恐怖主义的自杀袭击，然后，国际无政府状态加剧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复杂化学反应；这当然需要全球政府出面解决。但下一个问题是，在如此有害的气氛毒化下，全球化会否形成畸形的奴隶文化？世界一体化会否造成科学的专制制度？

 

正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年〕所说，“我们从来只见事物的一面，另面沉浸在可怕而神秘的黑夜里。人类受到的是果，而不知因是何物，所见的一切是短促、徒劳与疾逝。”我们看见文明的扩张常常导致瘟疫的爆发；文化建设常常造成老弱病残。疾病成为牢固的社会特征而不可磨灭，不再仅仅是“一个副作用”：“文明”既是病的肇因又是其结果，新的哲学及其弘扬者，不得不与浪漫幽情和自吹自擂一刀两断，尽管他们也曾出入此中。他们理解，意识形态的纯化是可能的，但社会的纯洁却不可能。一切纯洁化运动、原教旨主义，根本只是表面文章，它能掩盖实际却难改变实际，它能影响生活却难扭转生活、阻断生活、推翻生活。思想充其量只是制造了一种气氛，有助于麻痹、冻结那些根深蒂固的本能，却无法瓦解更无法消灭它们。

 

“纯洁化运动真的纯洁吗？” 这也许并非多余的提问。纯洁化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人性的幽暗？它的表现表演难道不是一种伪善？假使一种纯洁化运动、原教旨主义“彻底胜利”了，那么，它将置“人性”于何地呢？它岂不成为打家劫舍的幌子？和纯洁化的伪善相比，“人性”有什么“不好”？人生而有罪，但这“罪”和伪善相比，不也是一种真实的价值吗？如果真的“把革命进行到底”了，那么“纯洁化”岂不与“福尔马林化的僵尸”完全同义？那就是“文革”企图达到的目的：只许毛统帅一个人有欲望，别人全都必须彻底阉割掉。结果革命半途而废，成为一人打劫万家的幌子。从另一面看来，若是失去了人性之罪，文化岂不就此绝种？那样的纯洁化运动还有用武之地？因为正是在“罪恶─纯洁”这终极无上的循环中，此起彼伏、兴衰跌宕的运化，使得一切相反的真理和冲突的价值，无一例外地充分显示出来。

 

无助于融合世界的神秘情绪，一扫而空；无助于世界融合者的虚无主义，驱入地下：直到世界历史的转机重新来到的时候，那时再迎接它们归来。在这“冰川世纪”中，让独立的神秘和圆满的虚无，丧失立足之地，尽管它们一度创造了征服世界的人并满足了世界征服者的向往。毕竟，唯有世界融合者的需求能给全体人类带来安宁、和平和福祉的镇痛剂，唯有极端的痛苦可以抑制一般的痛苦，并把极端的痛苦总结为哲学化的“政治技巧”……

 

 

**五，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5. The break down of existent structure of balance

 

哲学化的政治技巧认为，一切战略艺术的实质，就在于“改变现有的平衡”。或曰“改变现存的平衡结构”。所谓“绝对的平衡”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人的观念，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创造性的战略观念就在于通过设想一幅绝对平衡的图画，来推进动态──从而破坏现存的平衡、在不平衡中创造新的平衡……

 

破坏平衡，就是把不利于自己的相对平衡打破，替有利于自己的相对平衡开辟道路：中间则经历一个破坏阶段，以保持倾斜的不平衡，构成“乱中取胜”的历程。战略家不同于恐怖份子的是，他打破相对平衡、制造动乱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平衡与秩序，而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以便火中取栗；所以“乱”的不平衡，对战略家只能是一种战略上的过渡。认清了这一点，就能毅然决然打破平衡，把世界投入战火；又能告别革命与战争、断然扑灭战火：先后扮演革命与反革命、战犯与战犯法庭的双重角色，在残垣断壁上重建于有利己方的平衡……这就是战略艺术。换言之，一切战略的艺术，都是应运而生的生命成长的历程。新战略艺术诞生的年代，其实就是现存的平衡结构已经发生严重裂痕并有崩溃之虞的年代，这一危机呼唤战略家出山，并迫使战略家为了超我的美感而消费自己的生命。

 

一切战略艺术的第一步在于破坏已经脆弱的现存平衡结构，摧毁平衡结构的秘诀即在于摧毁其支柱、瓦解其基础。而仅仅瓦解其基础，还不能致使此结构全面崩溃；除非直接打击其支柱并摧毁之。摧毁支柱须从关键处着眼又须从薄弱处着手。由于自保的本能，结构的要害支柱总是得到倍加保护，所以这类目标不宜首先攻击，而对一些不大显眼的目标却必须优先攻击，所谓“剪除羽翼”，因为有些次要支柱的破坏很容易连带导致要害支柱的垮台。战略艺术的妙用就在于善于识别这些不同的性质及其在总构中的功能，给予轻重缓急地打击，达到“多米诺骨牌”的效果……

 

一切战略艺术既然以建设为目的，所以其第一步虽在破坏已经脆弱的现存平衡结构，但须首先找到重建结构的主要支柱……于是战略艺术的第二步，即在平衡破坏之后的一片混乱中，建立新的平衡结构。而这首先需要找到新结构所依靠的基础，然后引进中间力量的介入，而不能直接援引敌对的力量来做工具，例如周幽王时代申伯招引犬戎入援，再如孙中山的北伐革命招引苏联军援，都像火上浇油一样危险，被后人称为引狼入室。。

 

一切“新”的战略艺术，都必然是积极的战略艺术，它采取的是进攻型姿态，至少也是一种“以守为攻”。相形之下，维持性的战略、退保的战略，实际上不是新的战略，而是一种减少消耗的退却甚至是临终弥留罢了，是一系列权宜办法和应急措施的杂烩，是败逃者的荒不择路。“到哪一步说哪一种话”，就是他们的写照；“堵塞漏洞、拆东墙补西墙”，就是他们的防卫。在当今战国时代，若无进攻的意志、进攻的战略，就只有日渐削弱，以待败亡。从未有过以退守为战略而能长存者，因为说穿了，战略艺术的核心即在于进攻，正如其它艺术的核心在于创新一样。战略上的一切进攻和艺术上的各种创新，无非通过奇袭和陌生，而达到震惊和制胜的效果，以获得卓越的胜利。

 

可以有两种战略艺术：一种以战略艺术为工具，奉行“目标至上原则”，以战略作为达到战略目的、实现战略意图的手段；另一种以战略艺术自身为目的，奉行“艺术至上原则”，要在施展战略技巧中得到快感、在创造战略艺术的活动中取得游戏欲的满足。譬之于奕棋：前者是为了击败对手或赢得某种棋局之外的奖励而从事奕棋活动；而后者则是为了施展一种棋艺或满足个人的爱好而从事奕棋活动。不以成败累心，境界当然最高。

 

我之所以并列上述两种战略艺术，是因为无法在这两种之中选出一种更好的予以首肯：它们各有存在的理由，也各有存在的价值。为便于区别，我把前者自视为手段的战略艺术称为“有限的战略艺术”，把后者自视为目标的战略艺术称为“无限的战略艺术”：前者追求外物，其目标是被限定的，比较明确具体；后者追求自我愉悦，其目标就没有限制，甚至未定，非睿智的天才不能洞察其极限，所谓“无限”也是指此而言。

 

从战略艺术家们的处境说，这两种战略艺术的主要差异在于两种行动者心理上具有差异：无限战略的大师具有“君”的倾向，有限战略大师具有“臣”的倾向；前者自己决策、承担风险，后者则受命于外来制约。“有限的战略艺术”由于其工具性质，给它带来种种限制，最大特点是“因情设施”，即最大限度地顺应外界情况来确立有利于自己的秩序。“无限的战略艺术”则由于其自娱性质带来的冲动，最大特点是“以我制动”，即最大限度地发展自我并迫使外界勉力接受自己的战略艺术，从而改变了世界的构造。

 

任何一种成功的战略艺术，不论其为有限还是无限的，最终都将体现为对世界构造的重组。所谓成功的战略，就是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好的战略。无限战略的大师是一个“游戏的君王”，具有创造生活的天才及魄力；有限战略的大师则是“致用的臣子”，是栋梁之材，能制定、策划并导演、遂行极佳的战略，但缺乏创造生活的天才及魄力……

 

我们注意到，即使是以战略艺术作为目标的“无限战争”，为维持其自身的现实存在，有时仍不免降低格调、把战略艺术作为一种手段，虽然其最终目标是要发展一种新战略艺术并渴望从这种艺术中获得精神满足。这样看来，一切战略艺术都不免带上了工具性质，尽管程度不同。战略艺术作为实用艺术和一般艺术不同，玩弄这一艺术要以人的生命作为材料及基础，所以一次失败便会带来永久的损失，不像其它艺术那样可以重复试验。这一事实使得战略艺术的操作者经常畏避不前，过于谨慎，结果错过了许多创造历史的机会。我给战略艺术家们的箴言是：审慎审慎、创新创新、无畏无畏、达于巅极。

 

有两种战略家：有限战略的大师研究战略，无限战争的大师本身就是战略，后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本身就构成战略的最佳示范。无限战略的大师是天生的，他们的命运就是为了缔造一种新秩序；有限战略的大师是通过学习而造就的，他们是为了帮助别人实现命运而被造的。不过这也是相对的。无限战略的大师也要学习，审时度势，力避荒唐；只是他的精神特性使他自然去学习，自然去审时度势，自然去避免荒唐；而非迫于他人的赏罚和衣食住行的生物需要。同样，有限战略的大师也决非天资驽钝或才具平庸。两者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前者的创造性人格对其战略具有塑造功能，他的战略艺术已成为其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为争取胜利而暂时利用的单纯工具了。后者则比较单纯地把战略艺术作为一种觅食的工具，难以通过战略艺术本身获得陶醉。形象地说，前者的行为方式是“灵长动物类型的”，后者的行为方式是“肉食动物类型的”。根据莫利斯〔Desmond Morris，1928─〕的《裸猿》〔The Naked Ape〕，这是人类性格的两个基本类型。

 

在《裸猿》的第一章《起源》中，莫利斯指出，人们从素食性动物转变为肉食性动物，而大熊猫却从肉食性动物转变而为素食性动物，这种剧烈转变会造成动物和人的双重性格。例如人的整个身体、生活方式适于树栖生活，可是却被抛到一个新奇世界中，他要想生存，就得象狼一样头脑机敏、爪牙尖利。

 

原先，由于食物静止不动、源源不绝，灵长目群体不必分开觅食。它们生活在紧密的社群中，可以在一起迁徙、逃亡、休息、睡眠，每一位成员都可以窥见所有其它成员的动态和动作。无论什么时刻，每一位成员对其它每一位成员的行动，都能了如指掌。这一习性与食肉兽的习性迥然不同。有些灵长目群体也偶尔分为小群，即使这些灵长目也绝不会分成个体单干。孤单一只猴子或猿类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没有食肉兽那种天然的武器，离开群体就容易成为食肉兽的猎物。相反，成群出猎的食肉动物，如狼群就充满合作精神，这很难在灵长目动物身上找到，竞争和称霸反倒是它们的家常便饭。灵长目找一点吃一点、不断找不断吃的生活方式，能很好维持其生存。因为灵长目的食物在其周围比比皆是、唾手可得，所以它们不用远距离迁徙。

 

有人仔细研究了现存的最大灵长目大猩猩，追踪其活动；结果告诉我们，它们平均每天只移动三分之一英里。有时它们一天才移动几百英尺。相反，食肉兽常常一次出猎要奔走许多英里。研究证明，它们一次出猎竟可以奔走五十英里以上，几天之后方能回到栖居地。回到固定居留地的习性是食肉兽的典型特征，这一习性在猴和猿之类的灵长目中极不常见。不错，一群灵长目动物的生活范围是相当清楚的。但是晚上它们却随意就地而眠，游荡到哪儿就宿在哪儿。它们对其生活地区亦有了解，因为它们在频繁的游徙之中来来去去地经过同一地区。但是，它们对整个地区的使用方式是没有计划的。而且，整体间打交道时的防卫行为和进攻行为，都不如食肉兽那样显著。

 

但是在向肉食转化的过程中，由于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他必须压制强有力的灵长目本能冲动，绝不能离开群体中的主体。由于他新近养成的合作精神，由于食物来源飘忽不定，他一定要养成共享食物的习惯。同时，形成两性的一对一的配偶关系是必要的。雌雄两性的狩猎猿必须要产生爱情、彼此忠诚。如果要集体狩猎成功，不仅要让强壮的雄性而且要让体弱的雄性各司其职；体弱的雄性也要唱主角，而不能被推到社会的边缘，不能象其它灵长目动物群体中那样，强壮者称霸，体弱者服从。而且，由于他开发出了致命的加工武器，狩猎猿在巨大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减少群体内部不和的根源。所以破碎的家庭往往同时在财政上陷入困境。最后，一雌一雄的繁殖单位还有另一层意义：后代因此也受益匪浅。幼儿成长缓慢，培育和训练幼儿的任务沉重，这就要求一个与之相应的聚合力很强的家庭。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古代中国文明具有超越神权政治的现世政治意识，并且早在三千年前就开始进入历史记载，《尚书》就是这一智慧的结晶。《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列为经典后又称为《书经》，其中《周书》的《多方》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人既有典册，自然不能没有作册之官，那也就是“史官”。正是在史官的手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史官文明，而《书经》就是史官文明的遗绪、现世政治哲学的宝典。

 

书经时代，已有王霸与礼制精神的显现，这是中国文明的灵魂，它启迪有命，万邦以负。《殷书·太甲下》：“君罔以辩言乱政。”辩言乱政，就是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的标志，也是保守精神开始形成优势的征候。再看《咸有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始终惟一，时乃日新。”这并非僵化与保守，而是中庸之道。政，不是设施而是精神，日新，不仅是设施也是精神的需要。政治哲学的精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政治设施的功能则是“时乃日新”。所以《盘铭》说政治的精髓在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仲虺之诰》则说：“佐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充满了顺水推舟的政治智慧。对天命的载体来说，以天下为己任、奠定世界秩序、又不以残暴手段扼杀社会生机，这是难能可贵的。人性中固有弱点，自私、浅虑、不仁、惰性、嫉妒、贪婪，阻碍了精神的纯净。既要统一，又不使用暴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君格如何避免人性的双重弱点？《仲虺之诰》启发说：人们知道奠定秩序须用武力，但很少理解“武”的含义是止戈而不是黩兵，所以关键不在是否使用武力〔这是无须置疑的〕，而是怎样使用武力。尽管古人说“天下者，逆取而顺守者也”，然而顺守之时也还是需要武力以为后盾，何况新秩序奠定之初，正当逆取之时。谁愿重蹈那号称迂腐的徐偃王的覆辙呢？然而对于徐偃王的否定不应导致另一极端，即趋向秦国式的残暴、原始、富于毁灭性。

 

以天下为念者，独立于人群，超越于人欲，少受偏见的影响而有不正当的爱好，他为历史的需要而行动。一切种族、民族、地域、集团，在他面前一视同仁，仅仅根据才德的不同而启用。他也不为自己的私情而战，不用暴力去压服对手，更不谋求征服的虚荣。他是世界的融合者。

 

对尚未腐朽的敌手，采取怀柔与固存的方略，不吝授予“生存的权利”。亟谋征服的对象，应严格限定在那些“趋于败亡的势力”，这样得以用“拯救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征服的借口，从而部署文化战的最佳战略。“佑贤辅德”，意为不加任何额外的区别；“显忠遂良”，意为没有任何人为的限制──再次强调：对一切种族、民族、地域、集团、阶级、阶层，在秩序面前一视同仁，这样才能获得广泛的统治基础，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及王道的普世设想。同样，“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攻略，也是不分种族、民族、地域、集团、阶级、阶层，这样，不仅“邦乃其昌”，而且整个天下都得到和谐的统一秩序，又不失其生机。

 

“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所谓德，不仅指一种特性，且指能引导人群、感召人群的特殊品质。由于情况在不断迁化，所以创造者的特性，亦须日新，才能保持万邦的向心与依赖。如果他自我满足、固步自封、不求力量增长，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九族乃离的命运是屡见不鲜的。

 

秦王专政迷信暴力造成的悲剧，路人皆知。这种悲惨的下场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归之于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依赖。暴君往往是怯懦的，他的强制措施不但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也毁灭了自己的幸运。相反，中庸的王道则是用有利的方法来奠定礼制的天下统治，以发扬《仲虺之诰》所阐释的天子之德。如为强求一统而毁灭优秀的国家，像罗马之毁灭迦太基与科林斯那样，则是自私的霸道，而非天子的明德，秦之灭亡齐国亦属此类。原始的野蛮尚可原谅，文明的野蛮则为害深重。

 

天意眷顾的民族，在绝境中获取精神，奋不顾身的锐意掠取，作为百年辛劳的酬答！有了《书经》的这一要点，就有了“技术”、“资金”、“能源”、“人才”、“骨干”、一切细微末节的方法、手段、道路以及有效的理论、强劲的世界观……恕我直言，甚至包括许多残酷、惨切和不近人情的事物。一切贫困与破产，无不渊源于精神的贫困和破产。千百万专家学者理论权威对此有着连篇累牍的研究，但可惜他们误解了关键的地方，失之浮浅，缺乏独创性，人云亦云和五分钟热度──在在都使自己失去了这一精神。要在破产的废墟中重建文明，要在贫血和浮肿的病痛中拯救社会，就必须重新鼓起这一精神。

 

“技术”只是实现“愿望”、遂行“愿望”的手段。要是没有“愿望”，怎么会有“技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例如现代中国的病症不在于没有“技术”，而在于缺乏“愿望”：或是有愿望，但是并不强烈，只有声明，没有行动。要是缺乏行动，人怎能掳获生活？古老的动物以中古的精神在追求现代化，能得到四个圆满？而新精神的产生，却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重大的危机成为创造之源。创立全球政府、促进世界一体、推动民族同化、让中国文明模型的世界意识倾向重新抬头……以及新的全球民族像“汉人”或“罗马人”那样诞生并成长为不可救药的费拉居民〔在生番[原始民族]、熟番[文化民族]之后的[烂熟民族]：仿佛过于成熟的苹果〕，可能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但却是道德一体化的复归。政治之作为艺术与道德的交汇点，诚然立足于二者调和的基础上，但政治的表现形式在特定的时空只能有一个〔艺术或道德〕占据上风，或是艺术，或是道德。对现代世界而言，随着技术的爆炸，道德对艺术的规范作用正在与日俱增。民族的自新运动说到底是新道德规范、新行为方式的系统诞生。在全球文明一体化的意义上，一个道德的营垒毕竟比一个无道的商场更为安全。何况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军事事务与文化事务也并非格格不入，它们有时相克但有时相生，许多文化上的创造活动甚至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在锻造全球一体的营垒中，道德、品格、效率、秩序、文明，是配套的……当精神价值的崇拜，部分代替了肉欲的满足，方能彻底缓解现代世界争夺生存资源的紧张状态。营垒本身并非停留的目的，而是类似《圣经》“过红海”、“在旷野”、“入迦南”等运动的工具。正如在人类的世俗历史上，出非洲〔类似埃及〕、在欧亚〔类似旷野〕、入美洲及澳洲〔类似迦南〕。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创立全球政府、实现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营垒是压舱石，“以不变应万变”，把飘摇动荡的现代世界带入全球一体化的安全地带。

 

营垒的战略在于轻装：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这是赠给自新者的金玉良言，是不同领域中的共同座右铭。这圣功不是欧洲人所谓的“综合”，因为它的前提并非“分析”。分析的时代，不过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的欧洲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毒虫四起的乱世，才崇尚分析的利器；但分析不是智慧的途径，正如综合不是获救的道路。惟有贯彻到底自我舍弃的圣功，方能激发历史的觉醒；整合破碎的海岸线，弥合直线划分的国家版图，那是由欧洲海盗的随机扩张、生硬撕裂而成的。要从欧洲殖民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就要和我们今日所习见的一切告别，如此巨大的文化沧桑以致根本无人相信它会来临，无人相信现代世界的文明框架终将和古代的嗜血偶像一样垮台。但这终究会发生：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作为主权国家的理论基础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除少数专家外再也无人问津……因为分析哲学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的狂暴痉挛终于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韩非的思想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学者们逐渐误解以至面目全非。现代人都责怪西楚霸王坑埋秦俘、火烧阿房、发掘秦陵过分残酷，更有劳动人民雇佣的秀才们愚蠢地指此为西楚灭亡的远因。其实，这些惊天动地的暴行完全是嬴政平定六国的翻版，对摧毁秦人的精神其实必不可少，也是对秦国两百年不断扩张的答复和了断。

 

 

**七，“王略”论***

7. On strategy of rulers

 

王略，用古代语言说是“称王战略”，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王牌战略”。作为“新文化战的一条重要注解”，王略分为上略、中略、下略；或曰“心略”、“政略”、“军略”。这“三略”中的最低品级就是军略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最为重视的“战略”〔Strategy〕。

 

何为“心略”？心略就是“创造真理”。心略不是心理战，心理战是作为“政略”方法被运用的，即实现“政略”的一种武器。而高于政略的“心略”乃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制胜方式的谋略”，具体说，就是通过一种新的信仰或宗教或宪法或价值观的风靡天下，来实现终极战略目标。这种新信仰、新宗教、新宪法、新价值观，或是民间自发的，或是借用外来的，或是蓄谋制造的，或是偶遇的；但无论如何最终都作为战争发动机的重要部件，变其文化形态为权力形态甚至战争形态。现代的马列主义，近代的宪政法制，古代的各种宗教，都曾经作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发挥作用，它们所定义的“文化”，不但起源于权力的掳获，且以权力为其屏障。“心略”深察乎此，其所炮制、利用甚至“服从”的新信仰、新宗教，终能发展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文明体系。仿佛历史上多数文明体系无不起源于强而有力的信仰及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开始，宗教是信仰的完成，而宪法则是二者的条例化〕。于是，文明体系就真正显示了自己作为“权力卫兵”的面目，例如党卫军捍卫纳粹体系，红卫兵捍卫文革体系……正如法院系统捍卫宪政法制。所以，心略终与新信仰、新宗教、新宪法打成一片、不分彼此，甚至新信仰、新宗教、新宪法本身就是无意识的心略。

 

何为“政略”？政略不是政治策略或政治权术，政略是作为社会的度量衡而发挥作用的。任何政略无论看来多么独立甚或高于一切，实际上都是心略的延伸，如美国的政略不得违反美国宪法这一心略，而只能从属于解释并操纵宪法的部门和人。观念世界如宪法和宗教所借以萌生的信念、信仰等等，就形成了政略背后的那个支持力量，政略是作为社会即现象界或感觉界的仲裁者，而成为心略的仆从。心略则在政略之上加入了本体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要素，所以政略无论如何都不能凌驾于心略之上。当政略日益逼近了脱离心略而独立的幻想界线，它就会日益虚弱、陷于紊乱，不仅目光短浅而动摇不定，而且它的独立要求实际上是病态的体现，越是没落的政略，总是表现得越来越独立、失去根基、陷入悖论，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所终。脱离了心略的政略，等于釜底抽薪，是走向死亡的间奏曲。

 

何谓军略？军略是政略的施展方式，正如政略是心略的施展方式。军略不是暴虐的借口，不是武装抗税、谋划劫掠，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军略是政略的辅助手段、遂行方式，是战争机器所遵循的法则。它一旦凌越政略之上，就堕落成为武人专政，不仅破坏政略，且毁损自身。赵构为何伙同秦桧杀害岳飞？是担心岳飞北伐成功会效法刘裕篡晋立宋，建立新王朝。历史上此类史例甚多，一旦军略偏离了政略仆从的轨道，就将引起社会灾难，自身也不能免除衰败。而军略的强大、显示优越的力量，全在于它成功配合了政略，有效地执行了“大战略”即政略的布局，并用自己独特的效用及能力，强化并推进了大战略。好的军略不敢背离更不敢企图支配自己的主人，尽管它也像其他事物那样，诞生之后便有了自存的要求、独立的意志；因为它知道军略支配政略的后果，就是玉石俱焚。

   

综合三略，心略──政略──军略，具有层层节制的关系。心略的削弱将导致政略及军略的衰落，政略背离心略、军略背离政略，不仅罪恶，且是悲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略中决定命运的是心略。如果心略是失败的，则政略与军略势必前功尽弃；反之，若是一种心略大有可为，则其政略及军略的一时失败最终还是可以调整过来。有时表面上似乎是政略与军略之间的较量，其实真正的角斗者却是那隐蔽而不动声色的心略。这个事实可以使那些误以为心略只不过是一个烟幕弹的技术专家们大吃一惊：心略才是一切人间斗争的枢纽。

 

三略作为人生战略的三级别，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安身立命的台阶所在，且是人类文明滋生发扬的梯田和温床。因此任何人、社会、种族、国家，凡想取得独立地位及价值者，必制定自己的三略。这可以是自觉制定的，也可以是在不自觉中逐步形成的，但三略争取权力状态和排斥无权状态，却是一致的。

 

三略的要领在于心略，心略的要领在于信仰、宗教、宪法；三略的展开及其错综复杂的运动，则创造了文化系统。善战者在于攻陷对方的精神阵地，而这需要通过军略政略的武器，甚至还要依靠敌方的帮助来获得：融合者无不等到敌方的精神状态出现极大裂壑时，才能通过致命打击而使之瘫痪，从而开辟一代新史；否则，征战行为只能招致报复而不能一举毙敌。善战者因此决不轻启战端，而毙敌尤以灭其独立精神为要，并以培植奴隶精神为融合的指归──融合者正是如此意义的“奉天承运者”。善战者，在于征服对方的精神，精神状态是历史的结晶，故融合了对方之精神，也就征服了对方的历史结晶。

 

西方思想家如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年〕，早就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懂得军略乃是服务于政略的，他在《战争论》中研究了1566至1815年间发生的一百三十多个欧洲战例，总结自己经历的几次战争，认为战争如同变色龙，政治是战争的母体，不应把战争看成独立的东西，战争爆发后并未脱离政治，相反是以剑代笔的政治。再者，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战略包括精神、物质、数学、地理、统计等五大要素，精神要素指精神力量及其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战争论》共八篇：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战略概论、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克劳塞维茨虽然指出精神力量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与我们所说的“心略”是完全不同的。指出军略之上还有政略和心略的，是新文化战的倡导者：我们理解，新文化战的启动者是真正的“善战者”。他的善战既非古人称赏的勇武，也不是现代人称赏的谋略，而是文明的独创和历史的征服。他奉天承运，作为天意的人形工具，善用三略以达旷古的深度。尤其他所展开的心略，将为人类文明的整合与延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前面说过，心理战不是心略，而是“政略”的方法、实现“政略”的武器。但就心理战本身而言，也有三略可言：1、上略：依据善战者对于战略的安排而制作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并用种种催眠巧技配套，使人民不知不觉中矢信不疑，此谓之“同化”。2、中略：依据统治机构的权威而巧妙引伸的仪式，使人民被置入一个戏剧化的生活环境而自以为仍在原地，此之谓“风化”。3、下略：投群众所好，制造娱乐节目宣传鼓动，从“二十四孝”到“学习雷锋”，此之谓“教化”。三化之中，教化最少新意，因为群众现有的心理状态实为过去善战者所置入的创作遗迹。

 

心理战既是争夺人心的战争，则其下略〔教化〕显然最为消极。至于中略风化、上略同化，则需要依次递增的独创性。宣传要简洁、明了、通俗、一贯，尤其要紧的是自己必须相信，惟有自欺者才能有效地欺人，切不可仅仅把宣传当作权力的抹布，否则会伤害权力本身。正如制度是为巩固秩序而不为玩弄权力，宣传也是为了润滑社会肌体而不是为了透支权力从而危及秩序。秩序才是国本。宣传的艺术要服从秩序而不是服从革命，因为革命是一时的，只有秩序长存。

  

在一个丧失秩序的社会里，官方谴责一个东西反而能够抬高这个东西的身价和吸引力。例如在中国，不仅对不同政见者的谴责达到了这样的反效果，对贪污腐败份子的谴责也同样如此。谴责贪污可以更加有效地刺激贪污，谴责得越厉害、揭露得越深刻，就越能为贪污提供某种掩护，并使得受害者更彻底地丧失心理上的防御，使变本加厉的贪污风气加速弥漫、更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再如，以谴责战争为号召的政权，经常造就了更加富于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政治实体；以谴责剥削、揭露人生的剥削性质相标榜的某种理论，结果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空前严酷的剥削制度；以祖国统一为漂亮口实，就能保持最持久、最顽固的国家分裂状态；以无产阶级和赤贫的解放为口实，就能在二十世纪恢复公元七世纪〔南北朝与隋唐之际〕以前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历史一下子倒退了一千三百年！

 

电影、电视……是些十分有用的教化工具。尤其电影，它令人们付出一定的票价，还赚取了人们的眼泪和惊悚，效果会比电视剧更为强烈一些。

 

“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就是电影的厉害之处：电影不仅赚取人们的钱币、骗取人们的眼泪，还毒害人们的心灵。《周易》师卦所说的“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用在电影事业上这是再适合不过了。再造超越凡尘的英雄精神，表达出入理性的神秘主义，传播气吞山河的新价值观……总之一切使人们卖命甚至送命的东西，电影的魔术都可以促进。可惜的只是现代导演并不懂得电影是可以改变文明形态的利器！电影要比五毛钱一册的政治理论书和堆积如山“毛选”更加接近“城市的灵魂”！群众像是永不成年的顽童，可惜在许多方面又过早成熟、惟利是图，因而衰颓了自己的气质……面对这样的群众，不可“以理喻之”，只能“以情感之”……大众政治，这是本能和情感的演武场；所以民主国家的竞选广告和独裁国家领袖画报，都以诉诸感情的催眠游戏，见长于世。

 

要用电影电视等成效卓著的大众传播媒介，有系统地、目标明确地渲染“富于暗示力的神秘气氛”、“镇定自若的宗教意识”、“高贵的绝望情绪”……无孔不入而又毫无休止地这么做，直到全民的精神为之陶醉，崭新的世界景象喷薄而出，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许奇怪甚且荒诞，但所有的新文明都是这样诞生的！激励内心深处的纯洁，枯燥的政治说教难以做到，但充满气氛的艺术风化却足以胜任。甚至像自杀这样高难度的动作，通过影视艺术都不难做到。这不仅是“安乐死”和“自杀攻击”，而是更为深刻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惟有超越了自我的，才实现了更高的自我意识，那就是让人接近神明，甚至让肉体变得像灵魂那样纯净、美丽。

 

文明的净化，须以人的净化为前提。新民而后万象更新，不新民则无新政，这寻常之理是猥亵者的恐惧。“人的净化”不仅是心理上的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且是肉体上的和生物存在方面的。净化的完成，废弃物的排泄使得“罪恶的容器”变得无用。结束罪恶的自杀行为，存留了美丽，开辟了圣洁，该结束的结束了，该开始的才能开始。细品、沉思、想象，高贵而饱满的情绪，纯洁化的外在表现是自我舍弃：这不是低级的肉体自杀，而是高度的精神升华。心理解脱的风气，不论出于厌世还是出于道德义务，不难形成普遍而有力的精神塑造，这有助于道德及生活的净化，与廉洁政治一同来到的是恶性传染病的绝迹，制造世界瘟疫的现代文明一旦终结，全球政府就能发挥效率，带来相应于全球文明的大众健康水平。

 

 

**八，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8. Strategi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新文化战的原则：

 

1、和平方式的传教、用以身作则的示范，推广弘扬新文化的价值观，以便麻痹对手和宿主。

 

2、扶助当地土著中的佼佼者为“新文化的仆从和代理人”，以便借力使力、借刀杀人，达到攻占敌方营垒的最佳效果。

 

3、美国正在开始“外国出生者也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如果这一步做到了，美国就将以更为和平的、现代化的方式演变为“世界国家”、“全球中心”。那时，世界各国的精英将不再需要反对美国，不需要恐怖袭击，而仅仅需要到美国来竞争全球的主宰地位。美国将成为巨大的磁铁：全世界的优秀人物，都到美国来，争当美国总统！这样的发展，可以使得美国成为“新的中央国家”。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全球一体化的实现，当然也需要大批具有秘密使命的宣道者，他们用自己的技艺和献身精神来弘扬圣旨，宣布四海一家已经成为现实。新文化战的急先锋是隐蔽的第五纵队，而不是冲锋陷阵的大兵。新文化之战将依靠这个第五纵队的内在热忱予以实现，其余几个“前面的纵队”〔一二三四〕，所起的作用反倒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第五纵队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志士，他们不是“国王的斗篷与匕首”，而是新文化纪元的播种者。他们不用暗杀、暴力和狡计，他们的武器是全球化的格局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期待。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们很像古代的耶稣会士，虽然在文化性质、宗教信仰、仪式仪器、期望目标等方面，具有全新的内涵。

 

在2003年9月21日的《重庆晨报》上，一篇名为《美国为何逆流而动、袒护以色列？犹太人影响白宫？》揭示犹太人如何兵不血刃地征服了美国，让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几乎最小的国家以色列效劳──这可以作为文化战借鉴的重要战略之一：

 

联合国成立半个多世纪，美国一共否决了三十六项与以色列有关的中东问题提案。最新的这次，就是2003年9月16日，美国一票否决了叙利亚和苏丹提出的、得到十一个安理会国家赞成的“反对以色列驱逐阿拉法特”的提案。那么美国的偏心是怎么形成的呢？原来，犹太人往往带着宗教般的狂热投入政治，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选举和美国政府的决策。六百万美国犹太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3%，但他们在美国经济、舆论、学术等方面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个比例。数据表明，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中犹太人占一半，美国百万富翁中犹太人占了三分之一。福布斯美国富豪榜前四十名中有十八名是犹太人。最富有的美国犹太人是微软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巴尔默，其资产达二百五十亿美元。在金融界，最著名的是掌管美国经济命脉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与挑起亚洲金融危机的投机大亨索罗斯。在律师界，华盛顿与纽约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中有百分之四十的合伙人是犹太人。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名牌大学中五分之一的教授是犹太人，当代美国一流作家中犹太作家占三分之二。控制世界的是美国，而控制美国的则是犹太人。如布兰代斯担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达二十三年之久，而克林顿内阁中竟有六人是犹太人，包括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科恩、财政部长鲁宾等。仅以1998年选出的106届国会为例，就有犹太裔众议员二十三人，犹太裔参议员十一人。犹太人参与和影响美国政治重要方式是选举投票，美国投票率历来都低，且呈现下降趋势，但犹太人投票率一直居高不下，达到百分之九十。犹太选民占美国选民的比例不高，但百分之八十九的犹太人聚居在十二个关键选区如纽约、加州、宾州和密歇根州等，协调一致的犹太人选票往往能起到决定作用。

 

犹太人的影响更多通过政治献金来实现。美国政治是金钱政治，犹太人向来吝啬，但他们的政治献金却出奇的大方。2000年美国大选捐款富豪榜上前五名中竟有四名是犹太人，金钱攻势扫荡了所有美国政客。在游说美国的院外集团中，犹太院外集团是组织最严密、活动效率最高的。犹太人在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问题上可能有分歧，但在为以色列提供后盾的问题上则是决无二心。他们动用自己的金融、政治、舆论和院外游说机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不遗余力。美国犹太人并不一定支持以色列某个政府的政策，但在涉及以色列安全的问题时则毫无保留。因此，美国每年为以色列提供三十亿美元援助，否决一切不利于以色列的联合国决议。

 

美国为什么要和以色列捆在一起》〔李同成〕指出：美国民主党的竞选经费，百分之六十由犹太人提供，共和党的竞选经费百分之七十由犹太人提供。美国历届竞选总统为了获得犹太人捐款，都表现出亲以色列的姿态。在他们当选后，也都无一例外地采取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我们知道，近代主权国家的行事法则无不置国家利益于首位，既然如此，犹太人有什么法宝可以使得美国政客明显违背这一法则，让美国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来服务以色列呢？看来，以色列已经运用相当成功的文化战征服了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看来，有朝一日以色列若能用同样的方法征服阿拉伯各国，那么中东就能立即实现和平了。

 

而不少华文作家〔如《谈反犹与反华》的作者俞力工〕，虽然认为“前后对比之下，犹太人自从于1948年建立了以色列国家之后，从一个长期受压迫的民族突然转变为压迫民族，其国内子民就平平庸庸、再也造就不了出色的人才”了，但还是同情“犹太人的境遇与东南亚的华人极为相似”，强调“一个稍有政治敏感的〔海外〕华人，不但要坦诚对待犹太族的难兄难弟，尤其要注意的是，具有反犹传统的地区，矛头也随时会指向华人”。另外一些华文作者〔《美国大众传媒的制造者与控制者》的作者沈侃〕则持有相反观点，他们从“入世后与美国人直接交手的中国人”的角度，描写了“犹太财团控制的〔美国〕传媒”。认为“美国大众传媒娱乐业高度垄断化的同时，另一个应该引起国人警惕的是美国的犹太财团在美国大众传播娱乐业中越来越重要的垄断控制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垄断和新闻话语霸权。”例如，在控制美国传媒的五大公司中，时代华纳、沃特·迪士尼、维亚康三家都掌握在犹太老板手里，它们下属公司的重要领导人也大都是犹太人。在其它十几家最有影响的传媒娱乐公司中的犹太家族有：

 

Bronfman家族，以Seagram酒业闻名，是大跨国公司，在加拿大英国都有著名房地产。目前是Universal─维旺迪大股东，同时拥有从荷兰收购的最大的唱片公司PolyGram。

 

Newhouse家族：该家族的媒体事业始于来自俄罗斯的第一代犹太移民萨缪尔·纽豪斯。他1979年八十四岁去世时，将其媒体遗赠给两个儿子。目前家族拥有的Advance Publications公司资产值八十亿美金。

 

纽约时报：该报1896年由犹太富商阿道夫.奥什〔Adolph Oshs〕购入。目前该报的发行人和董事会主席亚瑟·舒茨伯格是奥什的曾曾外孙〔great─great─grandson〕。

 

华盛顿邮报的梅耶家族：该报由犹太金融家尤恩。梅耶等1933年在破产拍卖会上购得。他的女儿凯瑟琳·梅耶。格尔汉姆现在是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会主席。她的儿子是该报发行人。

 

此外道琼公司及其下属的华尔街日报也是由犹太财团掌握的。

 

好莱坞的电影业更是美国犹太人从无到有一手发展起来的。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1997年播出的一部犹太人制作的电视记录片“好莱坞主义：犹太人，电影与美国梦”详细地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好莱坞的六大创始制片公司：华纳兄弟，Universal，MGM，哥伦比亚，福克斯和派拉蒙的创始人几乎都是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的犹太移民。二十世纪初电影技术出现，犹太移民开始在纽约经营电影院，后来开始投资拍电影。由于受到以爱迪生为首的东部电影托拉斯的排挤，犹太制片人开始移居加州。1915年犹太移民Carl Laemmle在好莱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规模巨大的电影城：Universal，开始了好莱坞的电影事业。到1920年，另外五犹太制片厂也相继建立。在20─30年代，好莱坞电影成为人们朝拜的文化娱乐的庙宇。75%的美国人每周要看一场电影。

 

该片制作者认为是犹太人将自己在旧大陆的受迫害经历，文化概念与对美国新大陆的自由憧憬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好莱坞电影中“美国梦”这样一个文化主题。这种由边缘亚文化群体创造，通过大众传播渠道──电影，来宣传的文化符号，又反过来获得了美国白人社会的认同，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

 

从1941年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好莱坞电影业就被美国政府纳入爱国宣传机器。

 

综上所述，美国的犹太财团已直接掌握和控制了美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新闻传媒和大众娱乐企业，如：

 

全国广播电视网：ABC、CBS；

 

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国际先驱论坛报；

 

好莱坞电影业：沃特·迪士尼制片公司、派拉蒙、MCM制片厂、Universal制片厂、Touchstone制片厂、时代华纳制片厂；

 

有线电视频道：CNN〔新闻台〕、MTV〔音乐台〕、ESPN、Nichelodeon〔儿童台〕、迪士尼〔动画台〕、HBO〔付费有线电视网〕、CNBC、Lifetime〔生活台〕、A&E〔文化台〕；唱片业：Warner Music、PolyGram、Interscope；

 

杂志：时代周刊、新闻周刊、Sport Illustrated、人物〔People〕、财富杂志、纽约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西洋月刊、Vogue、Mademoiselle、Glamour、Vanity Fair、Bride's Gentlemen's Quarterly、House & Garden、Self、花花公子；

 

出版业：Simon & Schuster、Scribner、The Free  Press、Pocket Books；

 

音像租赁连锁店：Blockbuster。

 

仅从这些尚不全面的资料就可以看出美国犹太财团实际上已经基本控制了美国的大众新闻与娱乐影视媒体。〔以上材料为2001年7月前的统计〕

 

在伊朗的“回教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中，有篇《美国控制世界，我们犹太人控制美国》的文章，作者尤里·奥纳里是以色列一名作家。该文认为，美国攻占伊拉克的最后胜利者是以色列的新保守党，这些犹太人不但是布什政府的亲信，而且是美国核心机构的决策者，美国采取的每一项政策少不了听取这些极端犹太人的意见，这些犹太人还审查美国重要报纸的头版重大新闻。多年来，这个组织并没有抛头露面，而是在幕后操控着美国和发展其极右思想。“九一一”事件发生九天后，这个组织的奠基人威廉·克斯托里向布什致了一封公开信，明确施压道：仅仅消灭本拉丹的基地组织还不够，现在，不但要推翻萨达姆政权，而且还要对支持真主党的叙利亚和伊朗采取抵制行动。这封公开信发表在由克里斯托里主办的《标准》周刊上，该周刊得到犹太人极右势力资助，这封公开信实际上是美国杂志界颇有影响的四十一位新保守党成员起草的。而这场戏文中的主角是里查德·波里，此前他是美国国防部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是艾雷尤特·科恩和杜克拉斯。里查德·波里现任犹太极右分子资助的《耶路撒冷邮报》的主编，他过去是美国杰克逊议员的顾问，代表要求离开前苏联的犹太人专门从事反苏活动。据说波里最近收到一百万美金，专门在美国政府中进行渗透，现在他辞去了美国国防部政治委员会的职务，开了一家私人公司。而威廉·克里斯托里致布什的公开信实际上拉开了对伊动武的序幕。这封信被公开发表后，受到布什政府的欢迎。布什的表态使主导美国领导层的新保守势力如愿以偿。

 

新保守势力中的成员之一沃尔福威茨是美国国防部的二号人物也是主战者，他是波里的朋友。另一名新保守党成员是达哥拉斯·费斯，他也坚决支持对伊动武。他现在是美国五角大楼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波尔顿也是另一位新保守党的成员，他是美国国务聊的顾问。奥布拉米兹是新保守党的另一成员。目前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中东事务的负责人。他曾参与伊朗门事件。他不但坚决支持向伊拉克发动全面战争，而且向反对以色列的伊朗、叙利亚、沙特和巴勒斯坦官员发动攻击。新保守党的另一名成员是扎克依姆。他现任美国国防部的财政处负责人。加纳是一个犹太将军，美国在伊拉克取得胜利后，他被任命为美国伊拉克行政长官，他变成文职是因为与沃尔福威茨都是新保守党的成员。由此犹太人可以声称：“美国控制了世界，我们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犹太人目前对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势力渗透也是前所未有的。〔http://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meigoukzshjyoutaikzmg.htm〕

 

伊朗电台广播的该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从文化战的角度看，“犹太人新保守分子与基督教过激分子的结合”，在战略上确实达到了以小用大、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值得全球文化战的参与者们参考。

 

在伊朗的“回教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中，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控制美国白宫的思想》，对于上述事态发展的背景，作出了以下说明：

 

从表面上看，美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总统及其领导的政府内阁成员在对内和对外问题上做出决策后，责令有关政府部门和机关加以执行。但事实上，美国的决策过程非常复杂，有时甚至绕开政府内阁采取决定。现今，有几股势力对美国决策层起主导作用。这其中最出名的一股势力被称为新保守势力，其发起者希特沃斯1899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1933年移居英国，后前往美国，在美国各大学教书，1973年去世。他的过激思想现被美国新保守势力广泛传播。美国新保守势力成形于七十年代初期，它将八十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视为偶像，里根之后老布什当选美国总统，新保守势力开始向政府渗透。“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新保守势力以此事件为借口，大力推行其主张和思想，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和华尔街日报是它的主要喉舌，它在政府中的主要人物是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兹，在大学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是亨廷顿。现今，希特沃思的保守理论对美国白宫官员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希特沃思认为，作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有权通过阴谋手段控制和统治人民大众，美国一位名叫德鲁里的政治学教授作为希特沃思的忠实追随者，在解释希特沃思的观点时指出，掌权者通过欺诈手段控制人民大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民大众对掌权者有一种依赖感。美国新保守势力的另外一特征就是表面上支持宗教，实际上将宗教视为控制人民大众的工具，出于此因，总统布什将自己塑造为一个虔诚教徒，在发言中经常引用经文。新保守势力思想的追随者企图通过武力将民主推行到世界各地，并将国际性组织尤其将联合国视为推行其政策的绊脚石和障碍，企图削弱甚至解散联合国。这一势力强调联合国尤如国际红十字会一样，应致力于国际人道主义事务，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应主导国际新格局。

 

美国新保守势力的领导人大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维护以色列的利益，结果美国政府对以色列越来越袒护。布什总统在视察新保守势力的一家文化机构时发表讲话强调：你们是美国的精英，我的政府对于能与多达两万名新保守势力人士进行合作感到自豪。从布什的这一讲话可以看出他对新保守势力的支持度。〔http://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baigongsixiang.htm〕

 

在我们看来，伊朗电台的上述文章提到的德鲁里教授和他的老师希特沃思，其活动方式具有典型的文化战特质，尽管他们的活动目的还是为了主权国家以色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全球政府。

 

 

**九，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9. Tactic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在中国“重庆医科大学2003级博士班第二课堂”的“军事天地”栏目中刊登的一份教材，如此描述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和共产主义的发明者犹太人的交往中所吃到的苦头：

 

2001年12月18日，当以色列正式宣布取消和中国签订的预警机合同，中国立刻愤怒的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外交部发言人当着全世界记者的面，情绪激动，以最严厉的语言谴责以色列的行为，甚至提到两国关系的下降，全世界大吃一惊。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失态，并不是心痛已付给以色列的2.5亿美元的巨额费用，也不是心痛为预警机基础设施建设而投入的近十亿人民币，而是为落入美国人和犹太人精心策划的一个圈套而气急败坏。从1998年底起，解放军高层领导人梦寐以求的空军预警机终于化作泡影，留下的，是对丧失对台作战的有利时机而撕心裂肺的痛苦。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如何策划了这么一个完美的圈套，而且成功的达到了延迟中国空军战略建设的目的呢？众所周知，空中加油机和空中预警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如果获得它们，中国空军的实力，尤其是对台作战，将大大增加优势。而当1998年7月美国突然发现了中国正在使用从俄罗斯获得的空中加油机时，其懊恼之情无法形容，痛心之余，美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国获得空中预警机。然而，中俄双方关于空中预警机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最快在1999年中期，中国就可以获得俄罗斯提供的空中预警飞机。同时，由中国军方自行研制的预警系统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面对如此紧迫的局面，美国首先想到就是它的铁杆兄弟、位于中东以狡诈而举世闻名的犹太人。

 

世界上的军事强国中，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装备了海基〔航母用〕和路基专用预警机，并不断发展壮大完备，成为集预警指挥侦察于一体的空军重要组成部分，被美军看作美空军战力的倍增器。苏联也于上世纪七十代开始装备预警机。欧洲国家以及日、加、以、印、澳大多购买了美苏的预警机用于装备本国空军。许多国家研制过自己预警机系统，后因成本、性能，联盟一体化等原因最后采用了美苏装备。这其中的以色列人表现出了犹太人特有的精明，他们把从美国购买的预警机系统吃透后，以美国技术为基础，融合本国技术，创造出了有本国特色的“费尔康”预警机系统，并以其独特的性能在国际军火贸易中赢得了名声。“费尔康”预警机系统具有四大优点，一是多目标预警跟踪性能。可预警跟踪五十个目标引导十二架战机接战。二是可全方位监视陆海空。三是改装方便，可由多型民用飞机改装而成。四是性能先进。比起美售台的e─2型足足高出一个档次。有了它，中国的防空能力，对周边地区的情报获取能力，对周边热点地区的空中指挥优势，都会产生对中国方面有力的转变。因此，当以色列主动以政府出面，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的信号时，中国的军方高层领导人和军事专家无不认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立刻对这笔采购投入了极大的期望和热情，并且派出专家，到以色列考察谈判。同时，由于中国自认为经费紧张，而放弃了和俄罗斯的谈判以及自己对预警技术的进一步研究。

 

从此之后，预警机就变成了中国军方的海市蜃楼，每次好像已经抓住它，却发现什么也没有，犹太人凭借他们天生的精明和诡计，始终掌握着合作的主动权，要价一步步提高，时间一步步拖延，一眨眼两年过去了，原本好像唾手可得的先进预警系统仍然远在天边，只有在这时，解放军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成了美国人和犹太人手中的玩物。当犹太人洋洋得意地数着中国人用血汗积攒的2.5亿美元钞票的时候，解放军的有关人员，正因接受回扣而受到严厉的处分。中国人总以为当年犹太人受到纳粹迫害的时候，中国曾经无私的帮助了他们，却没有想到犹太人和越南人一样，同样是忘恩负义的中山狼！在和以色列两年多的合作中，中国究竟失去了什么？一是2.5亿美元的预付款，这相当于一架飞机的价值，这笔钱大概需要耗费五万名中国女工四年半的劳动成果。而这笔钱，现在仍然安静地躺在犹太财团的保险柜里，丝毫看不到他们要归还中国的迹象。二是数以十亿计的基础设施投入，包括新建机场和设施，按照预警机需求改造的机场和设施，选派到国外学习的军人，飞行员的训练花费，需要重新编制训练大纲和作战方案等等，本来这些极其宝贵的资金可以有更大的用处的。三是宝贵的两年多的时间，本来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的预警技术是可以有巨大进步的，或者使购买到的俄罗斯的预警机形成战斗力。四是白白浪费了两次收复台湾的大好时机，如果拥有预警飞机，中国空军将扭转对台湾空军的劣势，当美国集中全力轰炸科索沃和阿富汗的平民时，中国大可利用这两次机会解决台湾问题。无怪乎2001年12月18日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开始大加鞭挞，因为在中以合作中，中国这个亏实在吃的太窝囊了。不过，通过这次所谓的合作，中国人毕竟看清了犹太人的真面目，加快了和俄罗斯合作的步伐，中以合作中止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第一架俄罗斯A─50预警飞机就交给了中国军队。2002年7月，美国和以色列制造的这场诡计，终于有了一个令所有中国人心痛的结局：用中国人支付美元制造的预警机，正式编入了时刻仇视中国的南亚狂人印度的空军序列。得逞的犹太人在暗中窃笑，用中国人自己钱，制造打击中国人的武器，天下也只有精明的犹太人才能如此吧！他们真不愧是莎士比亚笔下描述的“聪明之极”的犹太人。但愿吃亏的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对中国犯下的罪行！……

 

由于以上报道涉及了两个保密政权之间的秘密交易，我们不知道其“披露”到底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但作为“不战而屈人”的一个战术案例来看，确实，以色列策略的精明和中国政府的颟顸，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