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二十一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Twenty─one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一，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1. Strategy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human history
二，巴比伦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2. Religious
strategy of Babylon
三，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3. Religious
strategy of Ancient Egypt
四，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4. Religious
strategy of Eastern India
五，欧洲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5. Religious
strategy of Europe
六，回教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6. Religious
strategy of Islam
七，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7. Strategy is
"adaptability of life"
八，战略的原则
8. Strategic
principles
一切历史都已极其清晰地证明了：宗教的体系，首先是作为一种战略而兴起的，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战略而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扬与扩张──反过来看，一旦某种宗教丧失其主要的战略价值之后，即将迅速地趋于衰落，所以，要想保持并发扬一种宗教的价值和优势，必先保持它的战略优势并发展它的战略价值。因此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并不间断的流程，只是出于连贯性的、“保持传统”的需要，这一点很少被张扬，而经常被极力掩盖起来。历史的事实却在在向我们显示：几乎一切宗教最终都不能及时地、够量地完成这种战略重心价值的调整，故所有的宗教都先后趋于衰落了。
**一，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1. Strategy of
various religions in human history
一切历史都已极其清晰地证明了：宗教的体系，首先是作为一种战略而兴起的，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战略而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扬与扩张──反过来看，一旦某种宗教丧失其主要的战略价值之后，即将迅速地趋于衰落，所以，要想保持并发扬一种宗教的价值和优势，必先保持它的战略优势并发展它的战略价值。这种机制也必定迫使一切宗教都处于不断地自我调整中，所谓宗教改革其实就是通过调整信徒的心思意念来改变这种宗教所包含的战略价值，并维持和扩大其信徒的战略优势。因此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并不间断的流程，只是出于连贯性的、“保持传统”的需要，这一点很少被张扬，而经常被极力掩盖起来。这种掩饰是出自一切宗教流别的本能，目的是在获得“正统地位”，所谓正统地位也就是表面上“永不变质”承袭了老祖师爷的真传、嫡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一切宗教都能成功地调整其战略布局，从而不断维持其活力和优势地位的。相反的，历史的事实却在在向我们显示：几乎一切宗教最终都不能及时地、够量地完成这种战略重心价值的调整，故所有的宗教都先后趋于衰落了。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限度”的问题。一切人造系统包括宗教系统莫不有其先天限度并受其创造设计方面的先天限制。宗教战略的这一有限性和它宣称的无限性完全相反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种有限性在实际上决定了它们的命运，构成了它们的真实“定数”──“定数”无非就是先天的限制。“定数”的存在决定了各类人及其战略包括宗教战略的寿限。先天限制〔定数〕＋后天限制〔机遇〕＝命运〔寿命及各种生活遭遇〕。各类宗教的终归衰落，它们的神也必须死──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丧失了人间的功能〔工具性能〕。试想，如果一种宗教的信徒都死光了，那么岂不意味着这种宗教的神自己失传了，从而也“死去”了？所以，不论教义如何宣称相反的价值，弘扬任何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它的信徒活着，而且活得更好更长，并且用《创世记》的话说，“生养众多”。难怪《金刚经》说，“世无众生，依何成佛？佛度众生，众生亦度佛也。”〔《资粮分》〕本来，宗教之作为战略的终极形态，是人生斗争的终端武器，可是这种战略工具〔宗教〕，也正如一切工具一样，在其发展途程中会逐渐透露出一种致命的倾向：越来越把自身予以目的化了，也就是说，一切工具在其使用过程中都渐渐不再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工具性质，反而日益俨然以目的自居了。尤其当它受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但又逐渐地克服了这些阻力之后，更容易自满和迷惑起来。更有甚者，它们还将反过来要求原先它们所服役的那个目的〔如人的战略优势〕，来屈从宗教自身的需要，并进而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本身的幌子和保护伞；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本身的证据和论证过程！简而言之，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工具的工具！这种悖理现象终于一再发生，这种悖理终将导致一切宗教的正常机能趋于衰退。
当一种宗教已不再自视为一种战略工具──尤其是在这种宗教的最高代表人物的心目中，而俨然自诩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目的时，它的僵化就是不可救药的了，它就难免趋于衰亡了。试想，如果任何一种宗教以目的自居，它还能同意对自己历史形成的许多教条与定理自行损益吗？当然不会。相反，如果它非常本份而清醒地自居于工具地位，眼光落在远大的人生目标上，视野展开于天命的洪范中〔洪范者，伟大的彝宪也〕，它就不会拒绝自行调整修改它属下的教条与定理，使得这些“工具的工具”得到更好的修葺，让“影子的影子”不再遮蔽本体的阳光……较大的弹性，才能配合目的需要。如此，则这种宗教之作为战略工具来说，才是大有前途的：它并未僵化，还能以屈求伸，以损益战略工具来追逐战略目标。
宗教作为战略是充满阳刚之气的，而宗教一旦成为归宿，则成为阴性的了。作为失败者的逃难所而藏污纳垢，宗教于是成为赎罪的渊薮。要想保持一种宗教的清洁，正如想保持一种宗教的生命一样，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秘不示人的战略工具来使用；而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目的来贡奉，即使不为了战略利益和胜利，而只为了宗教本身也应该这么做。因为，使一种宗教趋于停滞和速朽的最好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把它当作生活的目的。这样，宗教的理想主义目的〔净土、天国、乐园〕是达到了，宗教的实际功能〔即战略功能〕却丧失了。
下面我们粗略地看看宗教的实际功能：
1，阿蒙教。阿蒙教是作为古埃及统一运动这一战略目标的工具来使用的。本来，阿蒙教是作为埃及精神权威的表现而存在的，可是一旦它成为目的之后，即便外国人只要名义上信奉它，即能牢握埃及的统治权，有点像儒教在中国的处境〔满清和日本人入侵中国后都积极奉行尊孔路线〕，这样一来，它原先的战略性能遭到瓦解，埃及也因而积弱不振，终于亡国：就这样阿蒙教本身也随着它的宿主埃及国家的毁灭而消失了。也许可以说，灭亡埃及的并不是外来的蛮族入侵，而是原来用以保卫自己的阿蒙教。
2，摩尼教。作为摩尼及其信徒反抗的战略工具：这从摩尼教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它始终被作为官方宗教的拜火教〔祆教或叫琐罗亚斯德教〕所排斥。而且，连拜火教也只是作为同样的战略工具被制造出来的。据说，光明与黑暗的永恒斗争的主题是发自高原人与平原人的永久敌对。高原人通过拜火教来增进自己的战斗意志，直到从精神上摧毁并征服了平原的敌人为止。
3，犹太教。原先是依据圣经信仰发展起来的，但是通过对于《圣经旧约全书》的特殊解释，某些人把自己作为特殊的“选民”并对其他人民进行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尽管圣经上充满了爱人如己的教导。这些记载相当清楚，可作为特殊标本予以研究。犹太教的形成分成三步：最先，圣经信仰引导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羁绊，并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从历史学而非神学的意义说，出埃及的信仰，是作为战略工具被摩西创造出来的；其后，以色列人回到“流奶与蜜的地方”之后背叛了圣经信仰，结果被掳，然后在摆脱巴比伦人的奴役的过程中，一群先知〔以赛亚为首〕脱颖而出，发展并定型了圣经信仰；最后，犹太教则是在失去了“流奶与蜜的地方”之后，被法利赛人的后代在圣经信仰的基础上创造出来，以《塔木德》〔Talmud〕为中心，与基督教对抗。
4，婆罗门教。婆罗门教里面虽然含有土著达罗毗荼人的神，但在总体上说是雅利安人流窜掠夺殖民亚洲的战略工具。也许在他们着手掠夺印度以前已有了婆罗门─梵教的雏形存在；但同样无可置疑的事实是，这种宗教的成熟过程只是当它被作为雅利安人从心理上奴役和征服原始达罗毗荼人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5，佛教和耆那教。佛教和耆那教是作为反对婆罗门教部落主义的战略工具而出现的。不妨认为佛教是刹帝利武士种姓夺取婆罗门僧侣种姓的宗教权力的借口，耆那教也有类似的功能。当然，不能从僵化的阶级斗争公式去理解真实发生的情况。其背景可能极其复杂，甚至有人猜测，佛教和耆那教的起源也许与周朝的扩张对楚国的压迫，以及由此引起的楚国势力南下和百越民族的南逃有关。楚国南下无疑会对“印度东北地区”即“黄种人的印度”──阿萨姆等七邦，构成强大的渗透压。阿萨姆邦历史上不能算做印度的有机部分，事实上与缅甸相似，只是与印度的联系密切罢了。为什么假设周朝征服造成楚国势力南下〔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给印度─缅甸造成巨大压力？原来同一时期安南半岛即所谓印度支那确实出现了民族迁徙和社会动荡，由此波及印度东北部的黄种人地区并进一步波及“饭净王”〔释迦牟尼家族〕所在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麓地区，是完全合理的。年代久远使得这些历史事变之间的关系日益模糊，但可能性确实存在。佛教虽然宣扬无为涅槃，但它毕竟是作为众生平等的战略工具而被制造出来──它不但反对种姓等级制度和寺院制度，而且具有“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早期基督教十分相似。如果我们从“战略功能”这一点去认识早期的部派佛教与后来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例如，大乘佛教的战略职能已经不再是打破婆罗门种姓的优势和寺院制度的垄断、谋求众生平等，而是满足群众的偶像崇拜的欲望了──这一历程与原始基督教发展到天主教的体系，十分相似。因为佛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其实具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其他宗教亦然〕，随着社会群体各自的宗教需要的战略功能的变化，作为战略工具的宗教形态亦必出现相应变化。
6，基督教。基督教起初是作为犹太人的救亡运动的战略工具被理解的──在这一点上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导致他被犹太人出卖，耶稣明确宣布：“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 〕后来，耶稣的复活使得基督教的战略功能完全改变，一举成为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从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人的救亡运动，而是作为外邦人的普世之光而急速传播。它的矛头虽非有意直指恺撒及罗马政府，但无意中否定了一切地上强权的至高性质，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宗教强权的至高性质，所以大祭司和法利赛人的宗教势力比罗马的军区司令还要容不得他。此后，地下基督教作为对抗罗马帝国日益堕落的振兴努力之战略工具以及天主教作为对抗蛮族入侵并在蛮族入侵后保存文明的战略工具，被不断变化使用。同样，对基督教名义下面挂靠的各个教派，我们也不妨应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其战略需要到底是否共同？如果相同，为什么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分歧和角逐，甚至坚韧不拔的宗教战争？如果不同，那么它们各自的战略需要又是什么？进而言之，这些不同的需要怎样塑形了这些宗教派别的各自形态？包括其神学理论和解经方式？尽管“天国”的共同作用是在绝境中为人们提供不朽的和毁灭不了的永恒场所，但在不同教派那里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其宗教心理的战略功能也是有所不同的，如有的宗教和平，有的宗教好战，有的宗教积极，有的宗教消极……人间一切气质和需要，几乎都可以找到它自己的“宗教代表”，或曰“战略工具”。而不论什么宗教，都可以被视为是在忠实履行其战略工具的作用，而在发挥其它战略工具发挥不了的制胜作用的，因为宗教是战略的终极形态。而这一点，并非惟独基督教表现得特别明显。但基督教所激起的心理力量，在欧洲人的扩张运动中，却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095年它唤起的十字军精神，也是和基督教前此千年的岁月中暗暗培植的力量分不开的。尽管我不想本未倒置地强调这一点，但也不应完全忽视宗教作为欧洲扩张的战略工具的妙用。
7，回教。作为阿拉伯─贝督因人历史性扩张的战略工具，以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方式，暗暗激动了那个麦加城的短工，使他在山洞里看到了一个怪物的幻象……他终于在亲友的劝说下决定克服自己的恐惧，激动起来，开始一场“精神革命”和“政治革命”。尔后，回教又继续成为阿拉伯语扩张的战略工具……在叙利亚、在波斯、在埃及、在撒哈拉，在阿富汗、在印度、在孟加拉甚至在南洋群岛和菲律宾以及中国新疆和整个东非沿岸──回教都成为一切外来侵略者的得力工具，而且是战略性的。可以预料的是，在未来的年代里，回教还将成为回教民族和非回教民族之间的“血线”，是前者继续颠覆后者的社会稳定并阻止其社会复兴的战略工具。尤其是针对回教原来的老师基督教和犹太教就更是如此。下面我们将要谈到：这一点现在已经微露端倪了。
8，印度教。作为婆罗门种姓反击佛教和耆那教的平等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阶级报复”的战略工具，它的制作和发展大大得益于其敌对的势力──佛教和耆那教，大概是毫无问题的。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学习并非一种心悦诚服的归化，而只是临战前的锻炼刀枪罢了，所以在消灭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普世主义之后，婆罗门教的部落主义在印度教里复活并强化了。尽管印度教比婆罗门教更有力地控制了印度各民族各种姓，但在回教的入侵面前它却因为丧失普世主义的部落性格而一筹莫展，被事实证明是一个完全落伍的战略工具。
9，儒教。虽然除了两汉时代的谶纬流行期，它从来都不具备世界上其它宗教的神话色彩，因而只能算是一种“准宗教”；但是无疑地它却覆行了中国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宗教职能。例如，它为中国文明提供了两千多年的思想源泉，它也是作为主宰中国社会生活最为有效的战略工具，而被运用的。例如，中国之所以能先是避免像西罗马帝国那样灭亡〔南北朝时代〕，后来又避免象东罗马帝国那样灭亡〔元代〕，而清代又逃避了奥斯曼帝国属民的改宗噩梦，虽然由于地理上独立格局和文字上的防火墙等原因，但儒家传统的深仁厚泽也是起过重大作用的。如果我们承认现实就可以看清：无论是两汉的儒教，还是宋以后的理学，都是忧国之士渴望拯救天下的战略工具，它们的创造过程，虽无其它民族的宗教狂热，但却更多理性的自觉。儒士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理性主义者”，其理论是被明确用来“平定天下”、“收拾人心”、重建秩序的──议礼、制度、考文。《周易系词》明确说明其战略工具的职能：“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清楚不过说明中国的战略家们怎样地洞察了人类心理的特点并积极准备为使“天下服”而缔造一柄锐利的“天然权威”──神道。其实日本的神道教也是基于类似的特点，虽然它又加上了日本民间的神话故事，更加契合当地群众喜爱迷信的心理特点。再看先秦诸子，他们中至少有三派成为后来中国准宗教的鼻祖──儒、墨、道。这些精神的战略的“旗帜”，是一些理论学说，但它们作为理想社会的战略工具的性质，却是无庸质疑的。其主人们，其创造者们，其鼓吹者们，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文明危机，竭尽全力，设计了各种型号的战略图谱，这些五光十色的蓝图著作也就是他们的战略工具，是他们“干世主”时争取影响力量的广义筹码，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鞅、慎到、申、韩，也适用于孔、墨、孟、荀，而且庄子也不能置身事外。至于《老子》，更被我们视为世界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宗教战略著作”，正如军事领域的《孙子兵法》……
10，道教。东晋以后的道教，毫无疑问地不同于东晋以前的道教各派，这是因为佛教的成功入侵，已使得道教成为对抗佛教、在宗教领域尽可能保存多一点的中国色彩的“民族文化”或“本土文明”的战略工具了！这种工具职能的变化，使得佛教化的新道教的形态，直到北宋末年才重新稳定下来：我们不会忘记，这也是“三教合一”的新道学崭露头角的年代。北宋时代，真是堪与春秋时代前后辉映：同样开出中国文明的两大鼎盛创造期。无论在思想、艺术、制度、技艺、风气方面都莫不如此，这个有力的事实也在不知不觉中指出了，南宋的格局犹如战国，元犹如秦，明清犹如两汉，现代中国犹如三国演义和魏晋南北朝……
11，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无论君主立宪、共和民主，还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是明显作为战略工具被使用的。例如，君主立宪是汉人官僚的战略工具，共和民主是汉人平民的战略工具，三民主义是职业革命家的战略工具，共产主义是俄国世界革命的战略工具。中国现代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文明的本质原是实用主义的，例如史官文化的背景和先秦诸子的表现及两千年以来的“儒学”的演变，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但无奈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全球化的关头：如果不诉诸超越实用层面的生命本能，中国就无法保存自己的合理文明，更不用说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精神来发扬光大它了。就像你节约资源别人却挥霍浪费，那么你一定吃亏受损，因为资源的总量有限，先下手为强，后先手遭殃。同样，中国民族是喜爱文明礼貌的，并为此而一再牺牲了许多的放纵的快乐。然而，列国争霸的惨剧却好像无言的哑剧预言历史临到了这样的关头：若不诉诸野兽主义煽动起来的深刻兽性，中国就无法重建被“仁义道德”所窒息的社会生活的有机组织〔所以鲁迅的《狂人日记》说“仁义道德吃人”〕，更不用说创造新的、足以保障国家安全及生长的新文明了……结果在二十世纪，中国集中上演了一幕〔欧洲人花了五百年时间才演出完毕的〕大戏：反理性主义及新野蛮主义，作为刷新理性及更新文明的战略工具。然而，不断革命必须抛弃，因为切忌把工具予以目的化。有朝一日奉召掌握中国命运的人，必须 不忘“适可而止”这一重要原则。滥用反理性主义及新野蛮主义，与守旧主义及文弱主义一样有害。因为反理性主义与新野蛮主义，只能作为工具，不能作为目的……
**二，巴比伦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2. Religious
strategy of Babylon
我们可以拿著名的《汉谟拉比王法典》〔Code of Hammurabi〕来观察巴比伦文明是如何建立他们的宗教战略的。
1901年12月，一支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苏撒古城旧址进行发掘工作。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石，几天以后又发现了两块，将三块拼合起来，恰好是一个椭圆柱形的玄武岩石柱，高二.二五米，底部圆周一.九米，顶部圆周一.六五米，石碑上半段精致的浮雕中，巴比伦人崇拜的太阳神端坐，国王汉谟拉比恭敬地站着，神将权杖授予汉谟拉比。这个庄严稳重的画面表现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石碑下半段刻着汉谟拉比制订的一部法典。公元前1792年，阿摩利人汉谟拉比成为巴比伦国王，他在位四十二年，使巴比伦强盛。巴比伦原是幼发拉底河边的小城，在阿卡德人的一块碑文中列举了许多被征服的城市，其中就有巴比伦的名字。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来自叙利亚草原的另支闪族阿摩利人攻占这座小城，以此为中心南征北讨，建立了“巴比伦王国”，阿摩利人从此被称为巴比伦人。他们继承了前闪族的苏美尔人和闪族的阿卡德人的文明，使后人用“巴比伦”来称谓两河流域文明。
汉谟拉比在巴比伦建立了君权神授的中央集权制度。他设立中央政府，派遣总督管理较大地区，城市和较小地区则由行政长官管理，全国大小官员都由汉谟拉比亲自任命。他还建立了庞大的常备军，独揽军事大权。汉谟拉比还对经济进行控制，征收各种地方赋税，统一管理全国水利系统。泥版文书记载，他开凿运河，使大片荒地变成良田，且使南部许多城市水灾减少。汉谟拉比的宫殿、神庙、幼发拉底河大桥、跨海运输的商船……显示巴比伦城已经成为世界都会。汉谟拉比因此每天需要处理很多案件，为了管理的效率，就把过去的法律条文收集起来再加上社会习惯，编成法典刻上石柱，竖在巴比伦神殿里。这就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最古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司法行政、土地房屋、商业债务、私产保护、婚姻家庭、职业、农牧、租赁、伤害和奴隶买卖及处罚等多方面事宜，法典条文共二八二条，文献年代属公元前十八世纪，语言是典型的古巴比伦语：
《前言》
“土地众神安努那克之王，至大之天神安努，与决定国运之地神主宰恩利尔，授与水神埃亚之长子巴比伦庇护神马尔都克以统治全人类之权，表彰之于诸天神之中，以其庄严之名为巴比伦之名，使之成为万方之最强大者，并在其中建立一个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的不朽王国──当这时候，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不凌弱，使我有如太阳神沙马什，昭临黔首，光耀大地。
我，汉谟拉比，恩利尔所任命的牧者，繁荣和丰产富足的促成者，为尼普尔完成一切，使天地交泰，且成为埃·库尔神庙光荣的保护者；
我，常胜之王，使埃里都城复兴，并使埃·阿布苏神庙的祀典归于纯正。
我，四方的庇护者，表扬巴比伦之名，使吾主马尔都克衷心喜悦，并常日参拜埃·沙吉剌；
我，王者之贵胃，月神辛之所立，曾使乌尔城富足，且为忠顺之祈祷者，使埃·奇什尔格尔丰饶；
我，忠于沙马什的强有力的合法之王，曾巩固西巴尔城之根基，使太阳神妻爱伊墓上覆盖绿草，并建埃·巴拉神庙，使之有如天宫；
我，饶恕拉尔沙之战士，曾为自己同盟者沙马什而兴修埃·巴巴尔；
我，赋予乌鲁克城生命并授与其人民以充足水源之君主，曾兴建埃·安努，并为安努与伊丝达积聚财富；
我，国境之天盖，曾结集伊新城离散的人民，使埃·格尔马赫神庙更加丰裕；
我，众王之统治者，战神萨巴巴之堂兄弟，曾保卫基什城之住宅，修饰埃·米特乌尔沙格，使之灿烂辉煌，井确立伊丝达大典，关怀呼沙格卡拉马神庙这座御敌的堡垒；
我，其愿望有其友死神伊拉为之执行，曾使库塔城巩固，并为米斯兰增强一切；
我，冲击敌人的勇猛的金牛，智慧神图图之钟爱者，曾使波尔西帕地方愉悦激动，且时常关怀埃·斯达；
我，众王之神，聪明睿智，曾扩大第尔巴特城的耕地，并使强大的农神乌拉什的谷仓充盈；
我，握有智慧女神妈妈为之装饰的王笏及王冠，曾确立克什城的疆界，并使众神之母宁都所需的食品美丽而洁净；
我，睿智无伦，曾确定拉格什及吉尔苏的牧塌及饮水场合，掌握埃·宁努的大量祭品；
我，俘获敌人，为至高的喜爱者，曾实行哈拉布城神谕的预言，使伊丝达衷心喜悦；
我，明哲之君主，其祈祷为雷电神阿达得所知，曾使彼特·卡尔卡尔城战士阿达得之心平息，井使埃·乌格尔格尔的一切均有其应有的秩序；
我，赋予阿达布以生命之王，为埃·马赫庙之庇护者；
我，众王之君主，无敌之战士，曾赋予马什堪·沙布里穆城以生命，使埃·米斯兰有丰足之饮水；
我，实行一切计划的贤明的统治者，曾庇护灾难之中的马尔恭地方的人，使他们有足够的住所，且对于提高我的王权的埃亚与其妻达穆格尔伦那，则规定永远进献纯洁的祭品；
我，众王之首，曾凭其创造者达干神之力征服幼发拉底诸城镇，护米拉及图图尔的人民；
我，荣耀的君主，使伊丝达容光焕发，曾为冥府神宁那苏规定其所需的洁净食品，在灾难之际曾援助过自己的臣民，使其在巴比伦能安居乐业。
我，人民的牧者，其事业为伊丝达之所喜悦，曾把伊丝达安置在阿卡德通衢中央的埃·乌尔马什；
我，使公道发扬，以正直的办法管理各部落，曾恢复亚述城的仁慈的庇护女神；
我，扑灭尼尼微的埃·米什米什火焰之君主，使伊丝达的名字增辉。
我，荣耀者，忠于诸大神，苏穆·拉·伊鲁王之后嗣，辛·穆巴里特之强有力的继承人。不朽之王族，强大之君主，巴比伦之太阳，光明照耀于苏美尔及阿卡德全境，四方咸服之王，伊丝达之喜爱者。”
〔中间省略法典正文二百八十二款〕
《后语》
“此为确立真正福祉及仁政于国内的常胜之王汉谟拉此所制定的公正的法律。
我，汉谟拉比，无敌之王。我未尝蔑视恩利尔所赐予之黔首，而马尔都克委我以牧养黔首之任，我亦未尝疏忽，我为黔首寻觅安全之居地，解决重大之困难，以光明照耀彼等。我以萨巴巴及伊丝达所赐予我的强大武器，以埃亚所赋与我的智慧，以马都克所授与我的威力，驱逐上下之敌，消弭纷争，使国家得享太平，人民栖息之所有所庇护，而无惊恐之虞。我受命于伟大之神明，而为仁慈之牧者，其王笏正直；我之恩泽广被于吾城，我保护苏美尔与阿卡德之人于我的怀抱，赖吾庇护女神及其诸兄弟之助，我得以和平统驭世人，以我的智慧保护之。
为使强不凌弱，为使孤寡各得其所，在其首领为安努与恩利尔所赞扬之巴比伦城，在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之神庙埃·沙吉剌。为使国中法庭便于审讯，为使国中宣判便于决定，为使受害之人得伸正义，我以我的金玉良言铭刻于我的石柱之上，并置于我的肖像亦即公正之王的肖像之前。
我为凌驾于众王之上之王，我的言辞超群出众，我的威力莫可与敌。依天地之伟大法官沙马什的命令，我的正义必能照耀于世，遵吾主马尔都克的旨意，我之创制必无人可以变更。在我所爱的埃·沙吉剌中、我的名字必将永被追思。
其有涉讼的受害的自由民，务来我的肖像亦即公正之王的肖像之前，诵读我所铭刻的石柱，倾听我的金玉良言，使我的石柱为彼阐释案件，使彼获得公正的审判，使其心胸得以自由呼吸而大声言曰：“吾主汉谟拉比，诚人类之慈父；彼遵守其主马尔都克之言，为马尔都克上下征讨取得胜利，以悦其主马都克之心，永远为人群造福，并以公正统治国家。”使彼以至诚在我主马尔都克及其妻我女主萨帕宁特之前为我祝福，而保护神、女保护神、埃·沙吉剌之诸神以及埃·沙吉剌之庙砖，皆将按日在我主马都克及我女主萨帕宁特之前赞许彼之心意。
此后千秋万世，国中之王必遵从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的正义言词，不得变更我所决定的司法判决，我所确立的司法裁定，不得破坏我的创制。
果其人明达，能以公正治理其国，则彼务须祟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的言词。愿此石柱昭示彼以统治之道，以我所决定的司法判决，以我所确立的司法裁定，使彼能以公正之道统驭黔首，为彼等作司法判决，为彼等作司法裁定，以消灭其国中不法与奸宄之徒，赐与其人民以福祉。
我，汉谟拉比，接受沙马什真理的公正之王。我的言词卓越，我的功业无双，惟于愚者或徒劳无益，而于智者则荣耀昭然。
果其人祟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之言词，不废除我的司法判决，不曲解我的言词，不变更我的创制，则其人如我，亦一公正之王。愿沙马什使其王笏永存，使其得以公正之道牧养其人民。
倘其人不崇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之言词，蔑视我的诅咒，不畏神灵的谴责，废除我所决定之司法判决，变更我的创制，磨灭我所铭刻的名字而刻入自己的名字，或对此诅咒心怀畏惧而唆使他人为之，则不论其为帝为王，为城邦之长，或为其他任何有尊称之人，愿众神之父，赐我统驭之权的伟大的安努，剥夺其贵为王者的光辉，断其王笏，诅咒其命运；愿决定命运而其命令不可更改且尝光大我的王权的主神恩利尔，使其祸起萧墙，消弭无术，而终趋灭亡，注定其统治动摇，国祚短暂，饥馑连年，天日无光，死不旋踵，并以有力之言宣布其城市毁灭，其人民离散，其王位灭绝，其姓名及国号无传；愿伟大的圣母宁里尔，她的语言在埃·库尔备受尊重且为我的谋略的诚挚的赞助者，自恩利尔之前，在审讯及判决之中，使其案件败诉，愿圣母借吾主恩利尔之命令使其社稷倾覆，其人民绝灭，其生灵如水之流逝；愿对命运的决定具有最高权力的伟大的主宰、无所不知且使我延年的神中之圣埃亚，剥夺其理智与才能，使其陷于昏聩之境，塞其河水之源，使其田土不毛，万民无以为生；愿主宰生灵的天地大法官、我所信赖的主神沙马什，毁灭彼之王国，使其司法之权无由执行，使彼迷失路途，使其军队动摇，当彼祭祀占卜之时，赐彼以王统断绝、国家灭亡之恶兆，并使恶兆立即应验。愿沙马什在上界使其生命绝灭，在下界使其灵魂干涸；愿上天之主、其圆轮照耀于诸神之间并为我的创造者之神辛，剥夺彼之王冠与王位，使其身罹深重的罪孽与严厉的惩罚，且永不脱离其身，命彼统治之日月岁时俱在叹息悲哀之中结束，使其统治之负担沉重，注定彼之命运，虽生犹死；愿肥沃之主、天地之灌溉者、我的盟友阿达得，剥夺其天上之雨水与河源之洪流，使其国因饥馑穷困而亡，怒吼于其城市之上，使其国境洪水泛滥，土地成为丘墟；愿伟大之战士、在右侧前进的埃·库尔之长子萨巴巴，在战场之上毁灭其武器，使其白昼变为黑夜，使其遭受敌人之蹂躏；愿为我的武器开辟道路的战争与战斗之女主、爱护我的统治的仁爱的庇护女神伊丝达，在其盛怒之下，心怀愤懑，诅咒彼之王位，使其善事变成恶事，在战争与战斗之场中毁灭彼之武器，赐之以叛变与暴动，使其战士丧生，血染尘埃，积尸成堆，遍布荒野，而不加宽恕，使其披枷带锁，为敌国之囚；愿众神之中雄勇有力、赐我以胜利的无敌的战士尼尔格尔，以其伟大的威力焚烧其人民，如烈火之于芦苇，以其强大之武器斩其身躯，折其关节，如毁土俑；愿万方祟高的女王、生我的圣母宁都，灭绝彼之后嗣，使其继承无人，并使其人民绝子灭孙，愿安努之女、在埃·库尔为我祝福的宁卡拉克，使其关节发生重病、恶疾与痛苦万状的痈疽，医生不知其病源，绷带不能平息其痛楚，有如致命之创伤，其患实无根治之方，当彼一息尚存之时，使彼为其刚强武勇之日趋衰竭而悲痛；愿伟大的天地之神，一切安努那克，神庙之保护神，埃·巴拉之庙砖，共同以可怖之咒语，诅咒其本人，诅咒其子孙，诅咒其国家，诅咒其战士，诅咒其人民及其军队；愿恩利尔以其金口玉言，大声诅咒之，并立使诅咒降临其身。”
〔日知译，录自《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第90─129页〕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汉谟拉比王法典》的前言后语，是因为它们比法典条款本身更鲜明地表现了宗教之作为战略所拥有的一切特征：颂扬神明、自我抬举、历数功勋、诅咒政敌、威慑后人……尤其以下这个概念更为四千年来的所有宗教战略所切实沿用：“建立一个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的不朽王国”。也许比沿用本身更为深刻的，就是那体现了共同的人性：转瞬即逝的人要追求永恒坚固的王国。
**三，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3. Religious
strategy of Ancient Egypt
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充分体现在《哈里斯大纸草》上。
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形成，它们通常被刻在庙墙、陵墓、石棺、调色板、雕像等石质材料上，有时也写在泥板、木料、兽皮和纸草上。纸草是古埃及的主要书写材料，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初开始使用，到公元前1000年中叶以后，广泛流传于埃及及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上埃及与下埃及统一在法老统治下，建立了官职和行文制度。保留至今的神庙墙壁和陵墓内的文字记录，就是来自当时国家机关的官员记述保存的案卷。古埃及档案历史从公元前3500年埃及城邦时代到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希腊政府最终亡国止，连续约三千年。
古埃及收藏档案的机构有法老档案馆、宰相档案馆和神庙档案馆。法老档案馆设在法老的宫殿里，收藏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档案，其中还有别国国王致法老的信件正本及其他重要文件，还有法老的起居注。1885年在开罗以南尼罗河畔发现一处法老档案馆遗迹，为第十八王朝推行宗教改革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埃赫那吞，公元前1379─前1362在位〕时所建，档案库房占用了两间多地下室。许多馆藏已被盗走，仅获得三百六十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其中多为外交文书，来自巴比伦王、米坦尼王、赫梯王、亚述王等，现存柏林、伦敦、牛津、开罗等地博物馆。宰相档案馆设在宰相府里，收藏国家内部管理的档案。从一个官吏的墓穴中发现文件得知，新王国时期已有法典文本写在四十张皮卷上。宰相或最高裁判官在处理政务或审理案件时，就把法律皮卷在面前展开。法律皮卷是宰相档案馆的重要收藏，此外还有土地纳税人名单、土地赏赐记录、收支帐簿、地方长官的报告、遗嘱副本、居民申请书和申诉书等。神庙档案馆起源古老，为数众多，均由祭司掌管。其特点是不仅保存档案，而且保存图书，可称之为档案图书馆。馆藏包括关于管理神庙占有土地及其他财产的经济文件，祭司组织的行政文件，关于各种崇拜、文学作品、科学作品的本文，及编年记等。其中政治性文件往往由法老亲自掌管，编年记可以公开利用。在埃及发现的遗迹有卡呼恩神庙档案馆，它保留下来的材料不多，有公务文书、信件、遗嘱，祭司和人员登记表、向神庙缴纳贡赋的报表、日记、统计表、收据等。
公元前1164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四世制成特大型纸草文件，文件记载其父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期间〔公元前1204─前1173年〕的功绩和善行。它是一件官方的文告，用死于阴谋的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名义发表，他的儿子和继承者拉美西斯四世镇压了阴谋的主要参加者，试图和僧侣联盟以巩固自己的王位，于是把自己父亲和先辈法老的一切赠物都指定归于僧侣。为此编成了详细的神庙财产的清单列举在文告中。原文分为六部分。前三部分专记国王对埃及三个首都的主神〔底比斯的阿蒙神、赫利奥波利斯的拉神和孟菲斯的普塔神〕似及他们的妻子所作的奉献。每一部分的叙事部分，都附以统计报告〔包括神庙财产的清单，神庙臣民每年交纳赋税的定额，拉美西斯三世私人的赠物，新旧节日的特别捐赠〕；这三部分用祈祷文结束。第四部分专记埃及其他的神。第五部分作出了数字的总计。第六部分记载了十九王朝末叶在埃及出现的在某个僭主──叙利亚人伊苏领导下的奴隶起义，起义被塞特纳哈特即拉美西斯三世之父镇压，以及拉美西斯三世自己在位时埃及社会情况〔这个时期僧侣成为最强的统治集团，享有巨大势力，百年之后阿蒙神的最高僧侣赫里霍尔便攫取了王权〕。文件呈卷轴形，由三个书吏写成，用七十九张草粘接起来，长一百三十三英尺，宽约十七英尺，用新埃及语〔该种语言公元前十五世纪末才成为文学语言〕和书法清楚的僧侣体符号写成，并附有法老祈祷的彩色插图，文告中极详尽地列举了拉美西斯三世给予各神庙的一切赠品以及埃及最大神庙的全部财产。1855年发现于墨吉涅特·哈布〔底比斯近郊〕附近的墓室中，后为英国人J.R.哈里斯所得，故名，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下面摘录第一部分专记崇拜和祭祀阿蒙神的文告，中间有些省略。
“统治之第三十二年，夏季三月六日，当上下埃及之王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陛下在位时代，当拉之子，一切神与女神所喜爱者，拉美西斯·海卡·优努在位时代。
〔接着是法老的头衔和他对一切神所作的功绩的隆重声明。〕
〖对阿蒙神祈祷〗
……是你，把我确立在我父的王位。就像你为着坐上奥西里斯王位的荷鲁斯所做的一样。我没有迫害过任何人，我也没有夺取过他人的王位，我没有违背永远摆在我面前的你的命令。
你使我的人民得到安宁和富足。一切国家对我祈祷。
我理解你作为王所作成的善行，我也为着你增加许多实惠和赠礼。
〖墨吉涅特·哈布神庙〗
我在“生命主宰”之山上面，在你的面前，给你建造了一所威
严的“亿万年之家”，它是用砂石、砾石和黑花花岗石筑成，而它的大门则琥珀金和锻铜建成。它的塔门显现于天，是用石材造成的，为了陛下伟大的名字，还加上用雕刻刀刻成的铭文。
我给它建造了围墙，按计划完成，有砂石筑成的塔楼和走廊。我在它的前面凿一个湖，灌满着上天的水，环绕以林木和花，就像下埃及一样。
我用埃及大地的产物来充实它的宝库：白银、黄金、数以万计的应有尽有的宝石；它的谷仓充溢着大麦和小麦；它的田地和畜群像岸边的沙土那样多。我令上埃及和下埃及、努比亚和腓尼基，用自己的产品向它交纳贡赋；它充满着你赋予我在九弓〔埃及人对敌对的外国人之总称〕中擒获的俘虏和由我饲养的、数以万计的青年。
我雕塑了你的伟大的雕像，安置在神庙的内部；它的威严的名宇──“阿蒙与永恒之结合”；它装饰以真宝石，就像地平线那样，当它发光的时候，人们一看它就觉得快乐。
我给它准备了器皿以供祭奠之用，有的用优质的黄金制成，有的用白银和黄铜制成，无可数计。
我在你面前增加了新的祭礼，面包、酒、啤酒、鹅、牛、犊、无角的牛，在神庙的屠宰场上有许多畜群、羚羊和非洲羚羊。
我用拖车运来石膏和柏海斯〔behes〕石制成的大雕像，其大如山，雕得像活的一样，放置在门口的右边和左边，上面刻着陛下的伟大的名字，垂之久远，而其他雕像则用花花岗石和红棕色的石灰石制成，其中有海普列休〔cheprer〕石和黑色花岗石。
我雕塑了普塔·索卡尔、诺腓尔吐姆和九神──天与地的主宰的象，安置在神庙的殿堂中，用优质的黄金和白银，浮雕细工造成，并加以真正上等宝石的镶嵌。我在神庙的中间为你建造一座庄严的王宫，就像天上的阿通的宫廷一样，它的圆柱、窗框、门，用琥珀金作成，而巨大的“露面之窗”则用优质的黄金作成。
我为神庙建造了装载大麦和小麦的运输船，使之无休止地向它的谷仓航行。
我为神庙建造了河上的大宝库船，装载无数的财物以充实它的庄严的宝库。
神庙有花园、神圣广场环绕着，在你的面前充满着果实和花树。我给它们建造了屋顶园亭，且有窗户建筑。我在它们的前面挖掘了池塘，培植莲花。
〔接着记载按照拉美西斯三世命令兴建阿蒙神的其他庙宇，等等。〕
〖对阿蒙神庙的继续捐献〗
我为你建造了仓库，以供由奴婢服役的节日之需。我供给它们以纯洁的面包、啤酒、牛、鸟、酒、神香、果子、蔬菜、鲜花，摆在你面前，作为每天的祭礼，而且不断增加在我以前有过的祭品。
我为你建造了沿海航行的海船、卫舰和货船，有弓箭手和他们用的武器。我给它们以弓箭手长官和舰长，配备以无可数计的水手，便能通过水路，把腓尼基、亚洲各国的财富运到强大的底此斯，以充实你的巨大的宝库。
我给你以上下埃及的牧场，有几十万头的牛群和鸟群，有看管这些群的长官、监督、官吏和牧人，且有牛的饲料，以便在你的一切节日把它们奉献拾你的灵魂。啊，九神的主宰，愿你的心对它们感到满意！
我为你在南绿洲和北绿洲建立无数的葡萄园，而另一些大量的葡萄园则在南方。我在北方把葡萄园扩大，其数有几十万。我给它们配备了外国战俘以为园丁，那里有我挖成的池塘，栽着莲花，还充溢着葡葡汁和酒，好像水流一样，为的是把它们送到雄伟的底比斯，到你的面前。为着你的鼻孔舒适，我在你的底比斯城中栽植了许多树木，灌木丛、海尔〔her〕花和孟伯特〔menbet〕。
〔接着记述底比斯的洪斯神庙和其他神庙的建筑。〕
〖国王献给阿蒙神庙的动产与不动产〗
这是法老献给自己威严的父、众神的王、阿蒙·拉，穆特和洪斯的家，献给底比斯一切神的财宝清单，有牲畜、花园、田地、船、造船厂、城市，作为财产，垂之永世。
〖献给各神庙和神庙牧场的奴隶〗
在阿蒙之家，上下埃及之王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神庙，在南方和北方，在神庙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六万二千六百二十六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房屋，在南方和北方，在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九百七十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房屋，在南方和北方，在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二千六百二十三个。
在阿蒙之家，快乐的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神庙，在僧侣长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四十九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它属于在大河上“捕获暴徒以为俘虏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它的奴隶头数有一百十三个。
在拉水上“消灭玛舒阿舍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在庇阿家的长官监督下……玛舒阿舍。奴隶头数有九百七十一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牧场，在大河上。它的奴隶头数有一千八百六十七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它是大河的人们在南方维西尔监督下建成的。头数有三十四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牧场，在牛群的长官凯的监督下。头数有二百七十九个。
胜利的伟大者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家，法老在北方为你建造的城市，在众神之王阿蒙·拉之家的领地内，“由于你的胜利，它对你是永在的。”头数有七千八百七十二个。
在洪斯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房屋。头数有二百九十四个。
人，这是他给底比斯的洪斯之家，“喜悦的主宰荷鲁斯是美好的和满意的”，头数二百四十七个。
陛下捕获以为俘虏的叙利亚人、努比亚人，这是他献拾众神之王阿蒙的家、穆特的家和洪斯的家的。二千六百零七头。
在阿蒙之家神庙绝好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队伍，这是他献拾这个家，配备以供做工的人们，七百七十个。
雕像、画像和偶像，这是由诸大臣、旗手、官员、国人所奉献的，为了胜利，为了保护他们和对他们永远负责，法老使他们成为众神之王阿蒙家的财产，二千七百五十六位神，共有五千一百六十四头。
总计八万六千四百八十六头。
牛，各种牲畜四十二万一千三百六十二只。花园和丛树四百三十三处。耕地八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八又四分之一阿鲁尔〔arur〕。海船和战舰八十三艘雪松和洋槐造成的造船厂四十六个。埃及的城市五十六个，叙利亚的城市九个，总计六十五个。
〖神庙臣民交纳的货币税与实物税〗
……优质的黄金二百十七得便〔deben〕五凯特〔kidet〕。得自科不多斯沙漠的黄金六十一得便三凯特。得自努此亚的黄金二百九十得便八又二分之一凯持。总计优质的黄金和沙漠的黄金共五百六十九得便六又二分之一凯特。白银一万零九百六十四得便九凯待。总计黄金和白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六得便八凯特。黄铜两万六千三百二十得便。
上埃及细亚麻的国士衣服，上埃及的各种有色的衣服三千七百二十二件。布匹三千七百九十五得便。神香、蜂蜜、油、各种器皿一千零四十七件。葡萄汁和酒，各种器皿两万五千四百零五件。人们用以祭神而代替实物税的银子三千六百零六得便一凯特。农民交纳的磨成谷物三十万零九千九百五十包。蔬菜两万四千六百五十捆。亚麻六万四千束。作为捕鸟者贡税的水鸟二十八万九千五百三十只。牛，各种牛犊、无角牡牛、巨大的有角家畜凯得特──埃及牲畜八百四十七头。作为叙利亚贡赋的牛、牛犊、各种长角的牛十九头。总计八百六十六头。活的鹅七百四十四只。
雪松造的巨舰和河船十一艘。洋槐造的巨舰，“漂浮的牲畜栏”、“芦苇”船，用以运输牲畜的木筏七十一个。雪松和洋槐造的船共计八十二艘。大量祭神用的绿洲的产品。
〔译文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第106─112页，个别错宇据此书的德译本校正，标题亦参用德译本，参照《埃及古代文献》第四卷，第87一206页，刘文鹏译〕
埃及宗教之作为战略的奥妙，就是国王和神明打成一片的策略，法老已经成功地和阿蒙神建立了父子关系。而这种“神子”的地位也是各种政治战略的最后底牌。
**四，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4. Religious
strategy of Eastern India
《中国文明对印度的可能影响：一个染上了种族主义嫌疑的思想》
我常暗地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帝国〔非地区性、部落性的政治实体〕是与佛教的普及一同开始的？为什么佛教的衰落又是与印度本土帝国的衰落同一时代？
众所周知，佛教是对婆罗门教的抵制，是对吠陀宗教那种嗜血的偶像崇拜的一种反抗。若说佛教是吠陀宗教的延续，那也决不是一种自然的延续，而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性的延续。在佛教之前，印度未能组成帝国；在佛教之后，印度土人的帝国就永远式微了。佛教与帝国的关系怎样？佛教对政治的影响是否与吠陀宗教〔或其后身印度教〕大相径庭？其间的区别又何在？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佛教的兴起是与印度的帝国霸权同步，怎样一种历史条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佛教是一种宽容而温良的宗教，与吠陀－婆罗门－印度教的恐怖嗜血很不相同。但令人奇怪的是，何以佛教这种和平的宗教却有利于帝国的兴盛，而印度教却使帝国衰落呢？是不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导致了帝国的衰落呢？虽然我们不应将宗教视为政治的决定因素，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二者同为文明潮汐的体现，二者是由同一的历史演变所促成而互相消长的。
事实显示：佛教不单传布于印度，而且传布于整个东亚。佛教并不阻碍伟大帝国的兴起，反而可为这些帝国的崛起提供一种平衡，“出世”的宗教无形中帮助了现世帝国，使其基础更为牢固。而印度教，非但传不进印度以外的区域，而且限制了印度次大陆形成自己的大帝国。
最近，我通过多日的阅读与思考，获得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佛教可能起源于渗透印度边区的黄种人影响！这似乎有点惊人，但从地理和文明传播来看却是完全可能的与合理的。因为黄种人早就从缅甸和云南、西藏，进入了印度的阿萨姆邦一带，阿萨姆邦在种族上应该属于东亚而不是南亚，属于黄种人而不是白种人或是黑人。
再看佛教。作为婆罗门教的反动，佛教可以说是印度传统中的一次革命，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佛教文明在印度的死亡，使得它成为整合世界的一种力量，正如基督教文明在其犹太人中间的消失，使之成为整合世界的力量。这可能由于佛教反对印度文明和婆罗门教的基础：种姓制度。人们无法设想一种没有种姓制度的印度文明，但佛教却要消灭种姓制度，并因此而不能见容于印度社会。如果印度社会接受了佛教，那就不是真正的印度了，就像是接受了回教的印度就不再是印度，而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克什米尔等回教领地了。对印度文明来说，种姓制度是核心的核心，不从种姓观念来理解，印度文明就是莫名其妙的。
种姓制度作为雅利安─虾夷的征服纪念，在种族混杂地区确为一种有效的统治秩序；然而它却无法有效动员并凝聚内部力量，结果使得种姓社会经不起外来入侵的打击。即使排除了气候炎热和地形不利等因素，印度人在异族侵略面前也还是表现得特别软弱无力的。而公元前九世纪前后藏缅人由于受到西周王朝扩张的压力而南下寻求新的生存空间时，无疑对印度东方构成了强大的渗透力，并加速了新文明的进程。
由于种姓制是民族之间消化不良所造成的内部隔离的障碍，当面对新的外敌入侵，种姓制度造成的社会分裂难免使它拙于抗敌，使人怀疑它的合理性，怀疑与种族制度密不可分的印度婆罗门教文明，那吠陀的光明宗教与达罗毗荼的黑暗宗教的混血儿，是怎样主宰了印度长达三千多年。历史就是这么嘲弄人的，于是普遍的不安、怀疑、骚动，导致精神世界形成革命……佛教可说是这场精神运动中的佼佼者。佛教为什么兴起于印度东北部？因为这里距离阿萨姆邦较近的缘故。阿萨姆邦自古以来就是东亚种族向印度渗透的边区，那里的主要居民直到现在都是黄种人。
历史因素就是这么复杂。佛教很少沾染过血腥，比道教更加具有和平性格，实为世上最为人性化和融合性的宗教，尤其是小乘佛教和部派佛教。这与祭祀的、斗争的、分层的雅利安人宗教〔婆罗门教〕实在不同。
……
上面是我1979年二十多岁时写下的一篇文字。二十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在电脑网络上看到了张鹿芹〔1906─〕：《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第二章《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不期然中竟然一拍即合，令人感叹时空的交错之妙。
在这位作者看来，佛教的兴起与印度的东方有莫大关系。例如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印度北部，雅利安文明曾经遭遇强烈反抗；东方的非婆罗门主义，如佛教，耆那教等，都脱离传统的婆罗门教，建立独自的文化体系。此东方新宗教的勃兴，自有复杂的时地因缘。而印度文明后来影响中国最深的，正是这一部分，而非正统的雅利安文明。印度的东方，按照《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七以下的四分法，指东经八十度以东，北回归线以北的地方。按照一般的五分法，东印度仅有今阿萨姆、孟加拉、奥里萨地方。依释迦时代东方人的看法，印度文明的重心在恒河流域，是东方非雅利安文明的孕育地。
在婆罗门眼中，东方等于异国：“婆罗门乎！勿去东方！免与婆罗门之尊严有损！”拘罗地方的婆罗门，曾在他们的典籍中，有过这样的告诫。因为在西方婆罗门国〔即拘罗〕的婆罗门看来，东方的雅利安人已失去血统的纯粹，与东方的土著混血。如摩揭陀人，是首陀罗男子与吠舍女子的混种，不算是纯种雅利安人。波罗奈以东的民族，基本含有大量非雅利安血统。因此，宗教、社会、语言等，都显出非婆罗门文明的倾向。东方的民族，无论是雅利安、非雅利安，都不像西部雅利安人那样的尊敬婆罗门。婆罗门进入东方，不能维持他的尊严。婆罗门教的三大纲要是“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但印度东方人，对吠陀已失去坚定的信仰。对婆罗门来说，《吠陀》是神示的，由古代圣者传下，吠陀的语法是神的语法，也是雅利安人所用的语言。宗教与语言原本一体，但雅利安人的散居并与土著民族混血，语言开始混杂，当时在印度东方人中间已经不能说纯粹的梵语，例如“Ｒ”要用“Ｌ”来替代。摩揭陀一带的方言，近人考证近于拍拉喀利语，后来又分化出巴利语。巴利语是佛教的用语，拍拉喀利语则是耆那教所用的。
社会组织方面，在印度西部，种姓制度规定，婆罗门至上，但在东方，婆罗门的地位已被降低，由刹帝利的武士阶层领导一切。这是政教合一，东方的民族复杂，不愿接受婆罗门支配。非雅利安人在族村里各自为政，走向王朝统一的方向。新宗教与新思想，都在东方王朝的保护下兴起，射出反婆罗门教的光芒。即如奥义书中的梵我不二论、轮回业惑论的教义，也不是婆罗门教传统学者的产物，而与东方王朝有关。如《布利哈德奥义书》〔六·二〕说：“此义〔轮回〕，直至今日，婆罗门犹未知之，故世界政治之权，归于刹帝利。”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下，婆罗门阶层除了服从，只有不去东方。
东方摩竭陀一带的文明，有自己的特色，正统的婆罗门把摩竭陀一带看作异教地方。但是东方国王的家谱其实比印度河流域的更早，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开始了，有的王族甚至沿雪山西进，例如释迦牟尼的先祖就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西进，他们并非雅利安人。东方民族，以和平坚忍的精神与西部雅利安人同化，非雅利安的血统与文化，受到挑战后，产生新的创造。例如，业力轮回说，就是注重人力而非注重神力的、主张机会均等而非议种族独占的、自由而非命定的、道德而非祭祀的，都与婆罗门教不合，实为融冶了东方精神而兴起的宗教革新。以温和的宗教革新为前导，反婆罗门宗教的东方王朝最后统一了雅利安人占据优势的印度西部。
据考证，释迦族就来自东方，当时释迦族是一个城邦制国冢，有高度的自治权。1898年1月，法国人W．C．Peppa在尼泊尔南境的 Pipra─va─〔北纬二十七度三十七分，东经八十三度八分〕，掘得释迦族所供养的牟尼舍利瓶，释迦族居住区域因此确定，明显属于东方民族。《杂阿含经》一零二经〔卷四〕：“尔时，世尊入王舍城乞食。次第乞食，至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舍。时婆罗门手执木杓，盛诸饮食供养火具，住于门边。遥见佛来，作是言：住！住！领群特！慎勿近我门！……佛为说偈言：…… 不以所生故，名为领群特；不以所生故，名为婆罗门。业故领群特，业故婆罗门。”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直呼释迦牟尼为“领群特”，并且拒绝他进门；因为他视释迦族为卑劣不洁的民族。释迦牟尼周围的民族，受雅利安文明影响不深，所以在他们中间还能兴起朴实无华的新宗教，这个情形正与耶稣基督的处境相似，耶稣也是被正统的犹太人轻视的，甚至看为外邦人。伟大的先知不约而同，虽然不被家乡悦纳，却能向空洞的思辨、繁琐的祭仪、神秘的咒术宣战。
印度东方新宗教的勃兴，显然还得力于开创佛教的释迦牟尼的非雅利安人身份，那时东方六个主要民族信奉佛教，据说和推尊本族圣者有关，体现了种族文明的共同性。而且释迦牟尼先到东方修学，接触东方文明，如注重现实经验、重视变化，尊重自由思考、主张种族平等、反对吠陀权威。东方宗教特别是后来居上的佛教，反过来又推进了东方民族的发展，相形之下印度西部的雅利安文明反倒没落了。佛教的传布因此冲过恒河上游，到达印度河流域。
公元前六世纪到前四世纪，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先后入侵并占领印度西北部，直到恒河上游，这使得婆罗门的领导权遭受沉重的打击。后来东方的吠舍商人旃陀罗笈多起来，团结印度五河地区的力量，驱逐这些迟到的雅利安外族占领军，然后回兵东向，创立了统一印度的孔雀王朝，并定都在东方的政教中心。五十年后，阿育王即位，摩揭陀帝国非常隆盛，佛教也成为印度的国教，并传到印度以外，改变了东亚的历史。佛教其实就是印度东方民族的征服战略。
著名的阿萨姆人〔Assamese〕1980年代统计为1462.5万人，是阿萨姆邦的主要居民。阿萨姆邦的最早居民属原始澳大利亚人种，体质特征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的原始部落相近。后来达罗毗荼人进入，与之发生混合；再后来黄种人、雅利安人相继到来。他们经过长期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阿萨姆人。阿萨姆人一般肤色呈黄色或黑黄色，身材矮小，面部有明显黄种人特征。他们使用的阿萨姆语，虽属印欧语系印度语族〔与孟加拉语相近〕，但受藏缅语影响很大。
在性的问题上，佛教戒淫而保守，但受到雅利安人印度教的淫乱影响，就形成了所谓“密宗”，在绘画和雕刻中有大量性内容，最突出的“欢喜佛”也称“欢喜天”，大多是男女裸身相抱交媾的“佛像”。其借口竟然说，但是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可以利用女性作修法的伴侣，称为“明妃”。“欢喜佛”的性交的佛像，性交姿式，以立姿为主。有时，性交的当事人竟是“兄弟夫妇”！《清稗类钞》说欢喜佛“相传出自蒙古”，其实欢喜佛出自印度，从印度传到西藏，再到蒙古。她的动物模特儿是象、是牛，都是印度传统中的“神性动物”。蒙古占领时期〔元朝〕欢喜佛传到中国，明朝时候欢喜佛进入皇宫。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大臣要求除去皇宫中的欢喜佛，《通俗编》说：“留青日札：禁中自来有佛堂室殿，嘉埃时议除去。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入看大喜殿，内有金银铸男女淫亵状者，名曰‘欢喜佛’，传闻，欲以教太子，虑其长于深宫，不知人事也。十五年五月，夏言题请毁灭。”到清朝以后，照《清稗类钞》说法，整个社会已到淫风大甚的地步。外来统治元、清和半个明，以及外来文化喇嘛教，已经彻底毁灭了中国人的礼义廉耻。
**五，欧洲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5. Religious
strategy of Europe
公元637年，阿拉伯人的铁蹄攻占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在那里修建了清真寺与岩石殿，从此，圣地耶路撒冷多数时间都在阿拉伯伊斯兰教（中国人称为回教）徒的控制之下。四出扩张的阿拉伯回教徒虽然控制了圣城耶路撒冷，但由于阿拉伯人对本地基督徒实行怀柔政策，而外来的基督教朝圣者只是崇敬和向往圣地耶路撒冷，并没有夺取它的打算，因此两个宗教一直能够和平共处，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塞尔柱土耳其人在中东一带兴起之后。
公元1000年左右，一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进入呼罗珊，即现今的伊朗东部及北部一带。1040 年塞尔柱人打败另一支突厥人建立的、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伽色尼王朝，1055 年进入巴格达，并迫使哈里发封其为苏丹，建立起塞尔柱帝国 。从此，阿拉伯世界的“哈里发”开始为突厥的“苏丹”取代，并由此直接激起了“十字军运动”。而此后一千年间，回教国家与欧洲人的冲突，主要对象都是土耳其人而不是阿拉伯人。
当然，十字军东征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赎罪愿望、宗教修道、苦行朝圣的扩大化。这时，去《启示录》所说的“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亲临沐浴神的荣耀光照，亲自在“圣城的光里行走”，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最大愿望。
这圣城耶路撒冷虽然是全部圣经的终点，其实也是近代一切乌托邦理想的起点：“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样或作回）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示录》二十一章10节—二十二章21节）
这样，去圣地旅行的朝圣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现了一支由主教带领七千日耳曼信徒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耶路撒冷行进。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耶稣基督受难的地方，沿着当年耶稣基督身背十字架走过的道路，亲眼目睹耶稣基督被钉死的那座头骨形状的小山丘──髑髅地时，心中就感到了耶稣基督承受十字架的重负与苦难，来为世人赎罪的意义。自我赎罪的愿望，使得十字架不再是痛苦耻辱的象征，而是天国福音的象征，成为每一个信徒坚守信仰的标记。来到圣地耶路撒冷，就是通过苦难行程的考验，在灵魂的净化之中来走向新天新地。
但是，这个局面到公元1077年当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耶路撒冷以后，就完全改变了。基督教的朝圣者就开始受到限制，占领者还向朝圣者征收高额的费用，因为此时的塞尔柱土耳其人正在猛攻拜占庭帝国，需要源源不断的军费开支。取代了阿拉伯回教徒进行再度扩张的土耳其回教徒，连番征战得胜，势力直接插入欧洲基督教国家内部。在中东，当地的基督教徒不断遭受宗教迫害，许多信徒遭到勒索或杀害，另一些人被迫改信回教。土耳其人几次逮捕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总主教，然后拉着他的头发到街上游行，以达到恐吓勒索的目的。比阿拉伯人缺乏宽容精神的土耳其人从此切断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朝圣的基督徒到耶路撒冷的道路被封，拜占庭帝国也被回教势力包围。到了公元1085年，日耳曼信徒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断。1092年，已经横扫了拜占庭帝国后方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又占领了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十来公里的尼西亚。据史家记载，那时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从窗户望出去，所能看到的地方就有很多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了。不到四百年以后，1453年，另外一支土耳其人奥斯曼部落终于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的全部领土，并把君士坦丁堡一直占领到今天。
回到十一世纪，在拜占庭帝国苦苦坚持了三年以后，由于大苏丹的去世，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开始瓦解，拜占庭皇帝终于等来了收复失地的那一天。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拜占庭帝国早已衰弱不堪，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一重任。于是，在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助，希望对方帮助其征募雇佣军，以便进行反攻。
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求助，得到了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us II，1042─1099年〕的积极响应，教皇在1095年11月28日发表演说，呼吁欧洲信徒组织自卫武装，反抗异教攻占圣地耶路撒冷的侵略行为。后来人们因为参加战争的民众佩有基督受难的十字标志，因此称他们为“十字军”〔Crusades〕。
乌尔班二世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年青时在兰斯任副主教，先后担任克吕尼隐修院修士、副院长、红衣主教，1088年当选为罗马教皇。1095年11月28日法国克雷蒙〔Clermont〕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会议有六七百名主教和修院院长参加。会议闭幕前夕，他面对数以千计的听众，发表了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演说，向出席者们叙述了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践污圣地、迫害基督教徒的情况，并呼吁他们组军东征，解救在东方遭受苦难的教友。这一演说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而且作出一个“宗教战略的典范之作”。在演讲中，他抗议侵占巴勒斯坦圣地的塞尔柱土耳其人亵渎上帝、污辱朝圣者。他声称东方教会再三求援，基督教世界已因回教徒的胜利而蒙羞。在这种情况下，他一面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投入圣战，为“夺回主的陵墓”而进行十字军东征；另方面他指出，圣地是一片肥沃富饶的土地，宣布参加十字军东征可以免除一切苦行，其宗教上的罪行可以得到赦免。
分析家认为，乌尔班的演说以上述两个方面对动机最高尚的人和动机最卑鄙的人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结果在听众当中激起了澎湃如澜的热浪。在他的演讲结束之前，全体听众高呼：“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口号很快就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口号。在几个月内，第一次十字军就出发了，随后就爆发了一系列长期的神圣战争，这场系列战争长达两百多年，完全改变了地中海国家的风貌。尽管乌尔班二世本人在第一次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两周后就去世了，并未听到占领的消息，但若没有他的鼓舞就不会有十字军东征。虽然远征的条件已经成熟，但要掀起一场全欧运动，必须有一个宗教战略方面的核心人物，仅仅依靠政治领导是不够的。
乌尔班二世的《演说辞》堪称宗教之作为战略的典范：
“上帝的众子啊！你们既然应许天主要热忱维持彼此的和平，要忠实执行教会的法律，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在等待你们：这是一件你们自己和天主同样关心的事，这就是你们必须去救助那些住在东方的兄弟们，他们正迫切期待你们的援助，而且也时刻祈求你们的援助。
正如你们所知，一个来自波斯的民族，塞尔柱突厥人已经入侵我们东方兄弟的国家，他们一路攻到号称‘圣乔治臂膀’的地中海边境，在罗曼尼亚〔小亚细亚〕，突厥人七次攻打基督徒，七次获胜，又侵占了我们的圣地──耶路撒冷，他们在大肆蹂躏上帝的国度，毁坏基督教堂，掳杀虔诚的上帝子民，污辱贞洁的妇女，贪婪地饮着受洗儿童的鲜血。如果你们允许他们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干涉，他们就会更加猖獗地伸出魔掌，打击上帝所信任的子民，那将是件多么令人羞耻的事。所以我要勉励你们，也恳求你们──不是我，是主亲自勉励你们，基督的使者们，督促一切有封爵等级之人，乃至所有骑士、士兵、富人与穷人，都必须迅速予东方基督教徒以援助，把凶恶的突厥民族赶出我们的领土！我告诉在座的各位，也通知不在场的人：这是主的旨意。
让我们投入一场神圣的战争──一场为主而重获圣地的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吧！让一切争辩和倾轧休止，登上赴圣地的征途！从那个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圣地！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如同《圣经》所言，是上帝赐与以色列后嗣的，遍地流着奶和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连续七年的荒年，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老人几乎死光了，木匠们不停地钉着棺材，母亲们悲痛欲绝地抱着孩子的尸体。东方是那么的富有，金子、香料、胡椒俯身可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呢？
这是一场值得参加，终将胜利的战斗。让那些过去做强盗的人，现在去为基督而战，成为基督的骑士吧！让那些过去与自己的亲朋兄弟争斗不休的人，现在理直气壮地同那些亵渎圣地的野蛮人战斗吧！让那些为了微薄薪水而拼命劳动的人，在东方的征途中去取得永恒的报酬吧！身心交瘁的，将会为双倍的荣誉而劳动，他们在这里悲惨穷困，在那里将富裕快乐。现在他们是主的敌人，在那里将成为主的朋友！毫不迟疑地到东方去吧！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再等待，赶紧回去料理好事务，筹备足经费，置办好行装，于冬末春初之际，奋勇地踏上向东的征途！
本着主赐予我的权柄，我郑重宣布：凡参加东征的人，他们死后的灵魂将直接升入天堂，不必在炼狱中经受煎熬；无力偿还债务的农民和城市的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的可免纳赋税。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途中，不论在陆地或海上，或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他们的罪愆将在那一瞬间获得赦免，并得到天国永不朽灭的荣耀。向着东方出发吧！不要犹豫，不要彷徨，为荣耀我主，去吧！”
他还建议，这支人民军队以“十”字标志为旗号，并在胸前或肩上配带十字徽章。
教皇的演说，让冒着风雪出席会议的信徒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现场情绪十分高昂。许多人在教皇演讲结束后，争着向他领取十字徽章，表明参军东征的意愿。在演说词的鼓舞下，十字军东征〔Crusades Expeditions，1096－1291年〕前后进行了八次。
乌尔班二世的克莱芒演说是用法语发表的，美国人汤普森所撰《历史著作史》中称，该讲稿有四份记录，但都不完整且辞章各异。有的版本还有以下开场白：
“各位敬爱的兄弟：我，凭借上帝恩赐而成为基督教教宗和整个世界领袖的乌尔班，向你们发出最紧急的呼吁。我作为背负天命的使者，来到你们这群上帝的仆人中间。我希望能在你们身上找到我所期待的那种对上帝的忠贞。但如果你们身上有任何有违上帝意旨的异端，我也将尽我所能，加以化解。上帝使你们生为他大家庭中的仆人，让上帝通过你们的服务感受到你们的虔诚，这将是你们由衷的幸福。你们被称作牧羊人，有鉴于此，你们不应当做为金钱的佣人，而应该做一个时刻手握牧杖的真正的牧羊人，不要偷懒，而要从所有的方面保护你的羊群。如果你玩忽职守漫不经心，导致狼叼走了你羊群中的任何一只羊，那么毫无疑问你将失去上帝许给你的奖赏。及后，你只能在地狱里追悔莫及地试图擦去你的污点。福音书上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新约·马太福音5.13》）世界是多么需要盐啊（译者注：耶稣在山上宝训中把教徒比作盐）！对你们来说，确应像盐一样保持其特质，在对尘世的愚昧的低级趣味中开启智慧，否则当主对他的信徒们布道时，将从他们身上发现原罪导致的腐败与脓疮。他将发现他们的病痛，那就是罪恶──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责任马虎大意，他将把他们作为无用之物，投入充满不洁之物的深渊，因为他们愧对主的伟大牺牲，他必会将他们逐出他所爱的神圣之所。
对一个人来说，要持有“盐”的品质，应该做到谨慎而有远见、谦逊而有学识、平和而有警觉、虔诚而诚实、公正而纯洁。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己不正，何以律人？若一个人憎恶和平，他怎能让他人保守和平？又或者一个以卑污之行玷污自己双手的人，他又能清洗他人身上的不洁？我们读到过，“若是盲人给盲人引路，二者都要掉在坑里。”（《新约·马太福音15.14》）首先正己，方可律正追随你的人。如果想让上帝对你友善，就得满怀欣喜地去做能取悦于他的事。你尤其必须做的是，让属于教会的一切权益，都遵守教会的法规。要谨防圣职买卖的罪行在你们之中生根，任何买或卖教会职务的人都将接受主的鞭笞，将被赶向混乱与毁灭。要保证教会和圣职的纯洁。要将什一税视为对上帝的奉献，诚实地缴纳土地中的一切出产，不得藏匿或私售，任何谋夺主教的人，将处以流放，任何谋夺教师教士、圣职人员、修女、以及其仆人商旅及朝圣者的人，将被革出教门，让所有的强盗、纵火犯及其同伙都被驱逐出教。任何拒绝布施的人，都将下地狱受诅咒，为何他会和抢夺者受同样的处罚？因为《路加福音（16：19）》上说，他窃取了本属于别人的东西，却没有好好利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如你们所见，长久以来，世界因为罪恶而陷于混乱。在你们的一些省份中形势尤坏，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而你们在执行正义方面表现得如此不得力，以至于行路的旅人无论白天黑夜都难以免于强盗的袭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人们都时刻处在被抢劫和被诓骗的危险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停止纷争与冲突，重新实现我们神圣的父辈达成的“上帝休战”。我敦促并要求你们每一位，努力维护你们教区的休战局面，如果任何人由于他的贪婪或傲慢打破这一协议，将由权威的上帝与教廷予以制裁。
尽管如此，上帝的子民们，你们已经承诺将比以往更将坚定地维护和平，捍卫教会的权利，但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等待你们。你们必须拿出基于你们的正直的力量，去应答另一个就像来自上帝一样的号召。你们东方的兄弟正急切地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你们必须向你们经常承诺的那样尽快地施以援手。
（英译本：Most beloved brethren: Urged by necessity,
I, Urban, by the permission of God chief bishop and prelate over the whole
world, have come into these parts as an ambassador with a divine admonition to
you, the servants of God. I hoped to find you as faithful and as zealous in the
service of God as I had supposed you to be. But if there is in you any
deformity or crookedness contrary to God's law, with divine help I will do my
best to remove it. For God has put you as stewards over his family to minister
to it. Happy indeed will you be if he finds you faithful in your stewardship.
You are called shepherds; see that you do not act as hirelings. But be true
shepherds, with your crooks always in your hands. Do not go to sleep, but guard
on all sides the flock committed to you. For if through your carelessness or
negligence a wolf carries away one of your sheep, you will surely lose the
reward laid up for you with God. And after you have been bitterly scourged with
remorse for your faults-, you will be fiercely overwhelmed in hell, the abode
of death. For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Matt.
5:13]. But if you fall short in your duty, how, it may be asked, can it be
salted? O how great the need of salting! It is indeed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with the salt of wisdom this foolish people which is so devoted to the
pleasures of this -world, lest the Lord, when He may wish to speak to them,
find them putrefied by their sins unsalted and stinking. For if He, shall find
worms, that is, sins, In them, because you have been negligent in your duty, He
will command them as worthless to be thrown into the abyss of unclean things.
And because you cannot restore to Him His great loss, He will surely condemn
you and drive you from His loving presence. But the man who applies this salt
should be prudent, provident, modest, learned, peaceable, watchful, pious,
just, equitable, and pure. For how can the ignorant teach others? How can the
licentious make others modest>? And how can the impure make others pure? If
anyone hates peace, how can he make others peaceable ? Or if anyone has soiled
his hands with baseness, how can he cleanse the impurities of another? We read
also that if the blind lead the blind, both will fall into the ditch [Matt.
15:14]. But first correct yourselves, in order that, free from blame , you may
be able to correct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you. If you wish to be the friends
of God, gladly do the things which you know will please Him. You must especially
let all matters that pertain to the church be controlled by the law of the
church. And be careful that simony does not take root among you, lest both
those who buy and those who sell [church offices] be beaten with the scourges
of the Lord through narrow streets and driven into the place of destruction and
confusion. Keep the church and the clergy in all its grades entirely free from
the secular power. See that the tithes that belong to God are faithfully paid
from all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let them not be sold or withheld. If anyone
seizes a bishop let him be treated as an outlaw. If anyone seizes or robs
monks, or clergymen, or nuns, or their servants, or pilgrims, or merchants, let
him be anathema [that is, cursed]. Let robbers and incendiaries and all their
accomplices be expelled from the church and anthematized. If a man who does not
give a part of his goods as alms is punished with the damnation of hell, how
should he be punished who robs another of his goods? For thus it happened to
the rich man in the gospel [Luke 16:19]; he was not punished because he had
stolen the goods of another, but because he had not used well the things which
were his.
"You have
seen for a long time the great disorder in the world caused by these crimes. It
is so bad in some of your provinces, I am told, and you are so weak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at one can hardly go along the road by day or
night without being attacked by robbers; and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one is
in danger of being despoiled either by force or frau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enact the truce, as it is commonly called, which was proclaimed
a long time ago by our holy fathers. I exhort and demand that you, each, try
hard to have the truce kept in your diocese. And if anyone shall be led by his
cupidity or arrogance to break this truce, by the authority of God and with the
sanction of this council he shall be anathematized."
After these and
various other matters had been attended to, all who were present, clergy and
people, gave thanks to God and agreed to the pope's proposition. They all
faithfully promised to keep the decrees. Then the pope said that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Christianity was suffering from a state of affairs that was
worse than the one just mentioned. He continued:
"Although, O
sons of God, you have promised more firmly than ever to keep the peace among
yourselves and to preserve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 there remains still an
important work for you to do. Freshly quickened by the divine correction, you
must apply the strength of your righteousness to another matter which concerns
you as well as God. For your brethren who live in the east are in urgent need
of your help, and you must hasten to give them the aid which has often been
promised them. For, as the most of you have heard, the Turks and Arabs have
attacked them and have conquered the territory of Romania [the Greek empire] as
far west as the shore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Hellespont, which is called
the Arm of St. George. They have occupied more and more of the lands of those
Christians, and have overcome them in seven battles. They have killed and
captured many, and have destroyed the churches and devastated the empire. If
you permit them to continue thus for awhile with impurity, the faithful of God
will be much more widely attacked by them. On this account I, or rather the
Lord, beseech you as Christ's heralds to publish this everywhere and to
persuade all people of whatever rank, foot-soldiers and knights, poor and rich,
to carry aid promptly to those Christians and to destroy that vile race from
the lands of our friends. I say this to those who are present, it meant also
for those who are absent. Moreover, Christ commands it.
"All who die
by the way, whether by land or by sea, or in battle against the pagans, shall
have immediate remission of sins. This I grant them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
with which I am invested. O what a disgrace if such a despised and base race,
which worships demons, should conquer a people which has the faith of omnipotent
God and is made glorious with the name of Christ! With what reproaches will the
Lord overwhelm us if you do not aid those who, with us, profes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accustomed unjustly to wage private warfare
against the faithful now go against the infidels and end with victory this war
which should have been begun long ago. Let those who for a long time, have been
robbers, now become knight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fighting against their
brothers and relatives now fight in a proper way against the barbarian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serving as mercenaries for small pay now obtain the eternal
reward.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wearing themselves out in both body and soul
now work for a double honor. Behold! on this side will be the sorrowful and
poor, on that, the rich; on this side, the enemies of the Lord, on that, his
friends. Let those who go not put off the journey, but rent their lands and
collect money for their expenses; and as soon as winter is over and spring
comes, let hem eagerly set out on the way with God as their guide."）
号召基督徒组成保卫信仰的十字军，对异教徒进行军事讨伐，其实并非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首创。早在公元1063年，法国贵族就组织了一支骑士队伍，代表基督徒向占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进行圣战，并发誓要将这些阿拉伯人赶走。不过，在阿拉伯人的大军面前，一队人数不多的骑士无济于事，结果只好败下阵来。随后在公元1073年，又有法国的贵族率领人马，前往西班牙与阿拉伯人作战，但仍然不是阿拉伯大军的对手。这就意味着十字军的圣战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够在势均力敌的对阵之中保持不败。十多年过去了，在1085年，卡尔提斯王阿尔封斯六世率领来自西班牙、法国、德国的庞大骑士军团，取得了圣战的第一次胜利，攻克了阿拉伯人占领的托里多城，引起了诸多王公贵族的群起效法。所以，在一年以后，阿拉伯人击败阿尔封斯六世的时候，法国贵族立即率领军队进入西班牙。所有这些在西班牙进行的针对回教徒的圣战，都得到了罗马教皇们的支持，教皇允诺每一个去西班牙进行圣战的天主教徒，可以赦免一切罪恶。因此我们可以说，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是十字军运动的先驱。
而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创造性在于，通过著名的演说，揭开了十字军东征的序幕。
首次的东征十字军共有两队。第一队是由隐修士彼得所率领，此支十字军是由二万名贫农组成，称为“农民十字军”，出发不久，巳有好几千人病死于途中。此支军队缺乏训练，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小亚细亚，很快就被土耳其人的正规军屠杀干净。这一生命与鲜血凝成的失败，使乌尔班二世不敢再掉以轻心，决心以骑士为骨干来组成精锐的主力部队。这些骑士或者是破了产的贵族，或者是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贵族子弟，他们在一无所有之中渴望摆脱困境，除了有受宗教信仰驱动的一面之外，他们还表现出强烈的好战欲望与急于获得财富的贪心，关于这一点，早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进行圣战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预演。公元1096年8月，由法兰西与意大利两国的王公贵族组建的以骑士为核心的十字军开始陆续出发，在君士坦丁堡汇合，这支圣战大军的人数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人之间。
他们在1097年齐集君士坦丁堡，苦战数个月，占领了安条克等城市。但很快又被土耳其大军包围。经过了两年的苦撑，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随即十字军建立了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同时还建立了三个附属小国：伊德萨伯国、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公国。
1144年，塞尔柱帝国攻占伊德萨。耶路撒冷国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求援，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年〕。出动较早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击溃。法国十字军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这次远征未达到任何目的。
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年－1192年〕。腓特烈率其部队，沿上次远征的陆路穿越拜占庭。法国人和英国人由海路向巴勒斯坦挺进，途中占领了西西里岛。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十万人，一路上伤亡惨重，冲过了整个小亚细亚，但红胡子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死，其军队也就随之瓦解。腓力占领了阿克拉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理查在叙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了塞浦路斯王国，以后，于1192年与埃及苏丹撒拉丁签订和约。据此和约，从提尔到雅法的沿海狭长地带归耶路撒冷王国所有，耶路撒冷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
1202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最初的目标是埃及，后来改变了军事计划，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也被攻克，并建立了拉丁帝国〔1204年－1261年〕。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也称童子军〕也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兴起。当时人们鉴于十字军一再失败，认为是成年人有罪，不能解放“主的陵墓”，只有无罪的儿童才能解放耶路撒冷。1212年，法国的几万儿童组成军队出征东方，部分遭遇风暴被淹死，另外一部分被作为奴隶贩卖到埃及。随后德国的第二批童子军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死亡大半，剩下的人被阻在意大利，会途中又因为饥饿、寒冷和生病死去许多人。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年—1221年〕酝酿很久。1213年4月19日，教皇英诺森三世要求信徒组建一支新十字军。不过，此教令得不到欧洲的君主们支持。于是，教皇要求教士进行布道宣传，将信徒、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和破落的骑士加入十字军。1215年11月，教皇在拉特兰大堂主持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组建一支以攻打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通过战胜埃及的穆斯林王朝进而重新夺取耶路撒冷。1217年，十字军先到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城市阿克开拔。途中，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年迈的皇帝约翰、塞浦路斯的于格一世和安条克公国的王储博希蒙德四世也加入支持。其间，十字军按惯例沿途掳掠。在1218年6月，开始包围达米埃塔。但在几个月的战争中，疾病困扰着十字军。适逢此时，穆斯林苏丹阿迪尔死了。1219年11月，达米埃塔失守。十字军终打开了胜利之门。1221年，十字军企图进攻开罗。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借尼罗河水截断十字军的路，并包围十字军。9月，穆斯林收复达米埃塔。第五次十字军战争终告失败。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1228—1229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的，这次远征使耶路撒冷在1229年暂回到基督教徒手中，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夺回。
法王路易九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进攻埃及惨败，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以大笔赎金赎回。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还是由法王路易九世领导，进攻突尼斯。路上发生流行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军队撤退。
此后，教皇或国王都号召不起东征，十字军在东方的领土逐渐落入穆斯林手中。1291年，最后一个据点阿卡〔今以色列北部城市〕陷落，耶路撒冷王国灭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的参加者社会成分繁杂不一，武器装备也不统一。身裹甲冑的骑士装备的是中等长度的剑和用于刺杀的重标枪，一些骑马或徒步的骑士除剑外，还装备有锤矛或斧子。大部分农民和市民装备的是刀、斧和长矛。十字军采用的是骑士军战术，战斗由骑士骑兵发起，一接战即单个对单个的决斗，协同动作有限。与十字军作战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主要兵种是轻骑兵。交战时，他们先用箭击溃十字军的部队，然后将其包围，实施攻击，分隔成数个孤立的部分加以歼灭。
但十字军毕竟打开了东方贸易的大门，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条件。十字军还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是在十字军时期内传到西欧的。十字军也通过失败促进了西方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如欧洲人开始学会制造燃烧剂、火药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针；海军也有新的发展，摇桨战船开始为帆船所取代；轻骑兵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等。
十字军运动的失败，其直接后果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和巴尔干半岛的沦陷，以及整个东欧和中欧的门户大开。但是这也从反面让我们见识到：宗教因素在欧洲安全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六，回教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6. Religious
strategy of Islam
关于穆罕默德〔Mohammed，570─632年〕如何改造阿拉伯人的传统的麦加偶像崇拜，使之成为一种适于进行世界扩张的“一神教”，人们已经谈论的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们这里看看另外一个著名人物，和匈奴人阿提拉、蒙古人成吉思汗并称为三大“草原征服者”的突厥人跛子帖木尔〔Tamerlane，1336─1405年〕，是如何也把宗教作为一个战略来使用的，虽然和穆罕默德不同的是，帖木尔的扩张策略最后导致了回教的衰落。历史家们喜欢把跛子帖木儿描绘成一个丧失理性的狂人，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一描绘是被征服者的恐惧后遗症，仅就帖木儿处置奥斯曼首领巴耶塞特一世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完全称得上是个狡诈的、机智的、富于理性的人，比教主穆罕默德本人毫不逊色。
帖木儿曾经写信给巴耶塞特，对奥斯曼家族的卑微出身作了尖刻的揭露，同时说他考虑到奥斯曼帝国作为欧洲的回教堡垒和奥斯曼人在那里进行的圣战，他愿意赦免他们，否则“像你这样的小王公，能与我们相抗衡吗？”但巴耶塞特拒绝妥协，因此帖木尔1402年6月终于入侵奥斯曼帝国，向安卡拉进军，1402年7月20日进行决战，巴耶塞特和他的一个儿子一起被俘，帖木尔优待他们，他们却试图逃跑，因此被关入铁笼，几个月后死去。这种“先礼后兵”的策略显然轻易排除了来自宗教方面的阻力，抵消了奥斯曼人利用回教的“圣战”口号进行军事扩张的诡计。
在其它方面，帖木尔也表现了类似的双重性格。他在1400年10月进攻叙利亚时，在阿勒颇城下打败了埃及的马木留克奴隶兵团。一旦成了主人，他的双重面孔即“诡辩的文人和大屠杀的统帅”的面貌出现。他在回教学者面前，存心不良地提出一个难题：在战死的人中，是他的士兵们，还是马木留克的奴隶士兵有权获得殉道者的称号？
他与学者们讨论神学问题，强迫这些正统的逊尼派把被逊尼派杀害的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纳入合法的哈里发之列。其实，帖木尔本人并非阿里的十叶派，他这样刁难的目的在于声东击西：在与法学家们进行学术会谈之余，他屠杀城堡守军，垒起了几座“人头塔”，并持续三天洗劫了贸易中心阿勒颇城，而原先他是答应赦免这座城市的。帖木尔的恶名可能来自一位被放逐的历史学家伊本·阿拉不沙，当时他年仅十二岁，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帖木尔的书，为自己报了仇。
在欧洲人心目中，帖木尔的主要特征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极度虚伪。正像对宗教的虔诚一样，他还扮演无畏的战土和深谋远虑的指挥者，是艺术家和文人的朋友。但是，一旦法律在他一边，并可以援引《可兰》〔Al─Qur'an〕为根据时，他就采取背信弃义的方式，反对原先的盟友，就像成吉思汗那样反复无常，得以“登上王位，戴上金王冠，系上帝王的腰带出现在诸王公面前，他们都跪在他面前”。帖木尔以不坦率和诡辩的方式来处理统治权问题，他不敢重新制定一套全新的法律，宁可沿用成吉思汗法律而不采用穆斯林法律，因为他想要继承成吉思汗的法统，虽然在实践中，他不断求助《可兰经》，因此被称为“不虔诚的穆斯林”。在早期，他就在塔什干与宿敌蒙古人签订协议，极力煽动他们入侵自己的祖国，帮助自己夺取政权。这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领袖们利用列强入侵之际大发国难财是何等相似。在现代人看来，“结局是演出了一幕杰出的东方式虚伪的喜剧，以对友谊的一再声明、复归于好的拥抱和每次都喊出《可兰经》中虔诚的格言而完成的，接着便是背叛，突然袭击和即刻处决。”
为帖木尔歌功颂德的《帖木尔武功记》说：“当上帝要什么事情发生时，他会提供种种理由，由于这些理由，该事情就会按天意而产生。上帝已注定把亚洲帝国给予帖木尔和他的子孙，他预见了帖木儿温和的统治，它将给他的臣民们带来幸福。”其实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说，“一个世纪以前成吉思汗的蒙古入侵也没有这样残酷，因为蒙古人只是未开化的人，他们杀人只是因为在数世纪中杀人已经成为游牧民对待定居人民的习惯行为。残忍的帖木儿对此又增添了宗教屠杀的色彩。他杀人是由于‘虔诚’。他代表了蒙古野蛮性和穆斯林狂热性的综合体，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的，他代表了由于抽象观念，同样也是由于一种责任和一种神圣使命的缘故而进行的屠杀，一种原始屠杀的高级形式。”帖木尔打败了喀什噶尔和南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和印度的苏丹，而他对亚洲西部的征服使得拜占庭帝国获益匪浅，正像莫斯科公国从他对金帐汗国的胜利中获得喘息。而所有这些结果都对回教国家极为不利。
他的背景促使他那么残酷，背景的不同──例如较古老而陈腐的穆斯林世界东部和刚刚从基督教那里抢来的边区小亚细亚之间的不同，使得帖木尔帝国在他死后迅速瓦解，就像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迅速瓦解，而不屈不挠的“蛆虫般”的奥斯曼国家，却在死灰中复燃了。帖木尔的部下多是些没有宗教热忱的国际冒险家，他们的惟利是图和首鼠两端，使其国家其兴也速，其亡也速。而奥斯曼突厥〔土耳其〕的加齐们却是些心胸狭窄的封建武士，想控制他们很不容易，而一旦控制住了则比较稳固。由于这批来自中国边境沙漠地带的部落民，终于在小亚细亚找到了一块更好的山区，所以就源源而来、决不撤退了。相比之下，差不多处境的阿拉伯人由于早来了五六百年，就占领了更为肥沃的美索布达米亚和埃及、叙利亚，对小亚细亚的欲望也就不那么强烈了。而同样这块山区，对得天独厚的希腊人来说，却始终缺乏真正的吸引力。近东历史的这一页，同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
和前述几种宗教不同的是，回教迄今还对其信徒具有人身控制的能量。2005年，在“欧洲文明的心脏”，“素有自由民主传统和人权意识的法兰西”，爆发了愈演愈烈并迅速蔓延的持续暴力骚乱，并在其他欧洲国家得到类似的暴力响应。法国官方已经宣布，承认移民政策和融入模式没有实效。联合国高级成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欧洲尚不具备“和谐生活”的条件。
威廉·法耶在《殖民欧洲》中指出：同回教士的说法相反，回教不只是一个像基督教那样的“信仰”，而是一个要求扩展的“教族”。回教在欧洲的计划，正如《可兰》上说的，就是征服欧洲。“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了，而西方的欧洲人还没明白。相反，俄罗斯人却明白了。因为回教是一个传播价值观的媒介，它主张的个人的和集体的理论，里面规定的原则高于一切和不可触犯，这些规矩被强加在信仰者的头上，使他们认为，是由于这些原则他们自身的存在才有了意义〔……〕，但是，回教和欧洲的精神毫无相符之处。他们的大量进入欧洲比‘美国化’更加削弱了欧洲文化。一个要求承认的教条主义，一个不主张幸福精神的教义，一种以绝对服从上帝为名而对人道主义〔即人对自己的意志享有自治权〕的根本否定，一种极端严酷的强迫义务和社会关系，绝对的一神论，一种对世俗社会施以神权政治的混乱，一种对艺术和科学创作自由不明言说的深恶痛绝，这一切都与欧洲的思想传统、尤其是欧洲的多神论传统格格不入。”
《殖民欧洲》中指出：最折磨回教的就是“圣战”思想。死亡，复仇，毁灭，屠杀，这些词汇在《可兰经》里随处可见。那些说回教是一个和平的容许共居的宗教的人们，恰恰不了解回教。〔……〕他们企图让人们相信有一个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一个文明的回教。他们忘了所谓的“文明回教”任何时刻都可以一跃而为野蛮，因为可兰经对不忠实者和背叛者施以死刑。“不杀人”的训条在穆斯林里是不存在的。为了表明确实如此，表明不是我们恶意诽谤，我们来浏览一下《可兰》并作些点评。
第二章，190：“你们要沿着真主指引的路消灭打你们的那些人”。
第十章，5：“见了他们就杀死他们，追捕他们，包围他们，为他们准备各种埋伏”。
下面是关于“烈士”的描述，构成回教恐怖主义的思想根基：“至于你们将死去或是被杀，是的，那就是说你们去同真主汇合。不要以为你们是圣战中的死者，相反，你们将活在真主的身边。因为现实生活不过是一个骗人的物。”
“那些离开祖国、被逐出家园 ，追随真主而战斗的和死去的，我会让你们进入天堂。”〔第三章 158、169、185、195〕
以真主的名义去死就肯定进入天堂，回教的力量就栖息在这最残暴的简单化上。
下面是摘自第4、5、8、9、17、33、47章的段落：
“那些参加战斗的斗士，无论死去的还是战胜的，我们会给他们一笔丰厚的工资。不要和不忠实于主的人做朋友，除非他们选择了跟随真主。但是如果他们背叛，那就见到他们就杀死他们。” 〔这里根本不存在荣誉〕
“如果他们在你们面前不保持中立，那就不给他们和平，不和他们握手，而是要在哪里遇到他们就在哪里杀死他们。袖手旁观的信仰者和为上帝而战的信仰者不可等同视之。”
这里，在对回教斗士固有的最高原则的肯定中，可以看出，圣战如走火入魔般永不停息。一个参战的、打仗的穆斯林，比只满足于参加信仰祈祷的穆斯林，有着更高的地位。“当你们冲向世界，别让那些不忠实于主的人拿你们当试验品，他们是你们真正的敌人。”
**七，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7. Strategy is
"adaptability of life"
宗教是一种战略，而战略则是生命的守卫者；所以在任何宗教的背后，都埋伏着生命的适应能力。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这一点。
考古学者在土耳其西部一处古代神庙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条与死刑执行室相连的地道，这个死刑室中至今还弥漫着自然产生的有毒气体，任何有生物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一旦进入这个洞穴就会立即死亡。这一发现再次证明了一个理论：许多早期的希腊、罗马神庙都是建筑在某些可以产生“特殊效果”的地质活动的所在地或其附近，以便让参拜者们看到魔幻般的效果、对相关的祭祀场面叹为观止。根据早期作家如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伯〔Strabo，前64年—后24年〕的描述，祭祀有可能是在以地下的死刑执行室为中心的神殿中举行的。
现代研究者认为，祭祀阿波罗神〔希腊的光明、治疗、制陶以及音乐之神〕的神殿，通常就会有意修建在活跃的地热温泉之上。这些神殿分布在现在被土耳其占领的迪蒂玛和克拉罗斯等地，这里曾是希腊世界和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据古代文献记载，迪蒂玛的神殿曾是根据一道神谕在“牺牲之泉”上进行祭祀的。现在，人们认为著名的德尔菲神谕，可能就是借助于泄露出来的气体，给预言者造成的幻觉。预言者吸入的可能是乙烯气体，也就是今天人们用来催熟水果和蔬菜的气体。
事实表明，生命预先存有极大的适应能力，以免环境突变时一夕绝种。战略，就是作为生命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而出现的，而宗教作为战略的终极形态，则可以被我们看作生命适应环境的终极形态。那么，宗教到底是怎样帮助生命适应环境的呢？原来，宗教动员了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把无情的宇宙有情化，或说是把非人的环境人格化。不但如此，高级宗教〔其实低级宗教也类似〕还把宇宙的本原予以亲情化，与人父子相称，甚至把万物拟人化，与敌对的生物环境进行认同。其实在万物有灵论的后面，掩藏了生命的极大适应性，那就是说“我并非孤立的”；其机制与现代唯物主义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所以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人与万物既然同等，甚至是一块本来就没有生命的物质，那还有什么变化是可怕的呢？还有什么结局是他不敢面对的呢？
这种适应性毫无疑问是命运赐给人的“生存资本”──看来“资本主义的罪恶”原来是和生命一样地古老：甚至在文明出现之前──就有“生存资本”出现了。否则，“生产资本”是根本不可能崭露头角的──人类就是因为生存资本的卓有成效，才步步为营，登上生产资本的太极殿。
就生命的适应性而言，“过犹不及”的意思是说：精力过剩和精力不济，是同等严重的危机；而“生存资本”一旦过剩，生命体便渴望斗争、扩张，在对它物的攻击与损毁中，渲泄这因为多余而变得有毒之物，这一宣泄就构成了“生命的浪费或曰投资”；投资失败时岂不就是最大的浪费。和平，就意味着对这些生机勃勃者的无情的压制和打击，“道德”和“文化”因此成为压制的借口、打击的手段。
这就是“文明”的要求。“文明”要求生命一律，要求不同的个体实现刻板的协同，要求“枪打出头鸟”甚至歼灭出类拔萃者。这并非中国社会的特长，这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归宿，一种社会意义的“暮色苍茫”。所以任何“太平盛世”都不可能享祚长久：既然它是靠牺牲人类的精华来维持自己，那么人类精华又怎能放过它呢？情不自禁地毁灭它吧，这是一场周而复始、永无宁日的搏杀！
为什么而斗争？为“解脱感”而斗争，为“充实感”而斗争。总之，为斗争中所能获得那种捕食的快感而斗争。而且要活食！所以人们看到，再有钱的人都觉得自己穷──“永远都缺最后一笔钱”，那笔还没有到手的钱，一笔“活食”！人性永远对活食感兴趣，至于仓库里的东西，那是留给别人来猎取的，自己永远要追求新鲜的，包括对性伴侣的猎取在内，都是如此。猎获的斗争调动了一切生命的原动力，捕食〔包括捕食性伴侣〕的斗争激发了一切意志的创造力。因为，“斗争”成了生命借以“存在”即显示自己的主要方式，所以说“生命在于斗争”。
可是庸劣的卫生学家们却极力曲解生命的性质，他们故作神秘地说：“生命在于运动”。从而暗示大众去争购他们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中国人称日本国旗为“膏药旗”就是表达了类似的蔑视〕：他们就这样推销着他们的“现代赎罪券”，这种现代的“商机”！
但是请问卫生学家们：“运动”又是什么呢？运动从来都不是无为的。体育运动，众所周知起源于军事操练。运动，只是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和“准备状态”。现代商人出于赚钱目的，力图抹煞体育的血腥意义，而将之贬为某种有利可图的“和平事业”。“和平”？那只是农民的种植要求和商人的诈财之道，它和人类最简洁的捕食方法──猎获的本能，是格格不入的……
尤其是人在本能上最爱捕食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同类，这生动注解了“同行是冤家”。没有人愚蠢到“将体育运动当作一个目的”，佼佼者用它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普通人用它来“增强体质”、“勾引异性”。而“斗争”作为捕食的基本方法则大为不同：捕食动作本身就能给人以极大的满足，至于猎获得逞即“胜利到手”那就更有刺激了。胜利能够激起更大的野心、更强的斗争欲，仿佛胜利可以妙手回春、增精活血，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人的内在“生存资本”，从而使人变得更难满足、更难伺候。这就是人生种种不安与苦难的真正来历？所以文明的进展无法减缓更不能消除不安和苦难，相反只会加剧它。聪明人为了安慰自己，就造出种种乌托邦幻想来掩饰这一真相，幻想的乌托邦诚然有助于减缓不安感和苦难感，但却无力消灭甚至无法减缓这些实际存在的不安与苦难。
学会斗争，也就是学会、熟悉并掌握关于斗争的艺术，所谓“斗争的艺术”也就是“如何消耗过剩精力的艺术”。即使不为了任何实际的“目的”，单单为了安然度过这无聊的人生，也完全有必要掌握这门奇特的艺术。掌握这门艺术、找到适于自己生存特点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人生全部适应性的关键所在。这种适应性是所有惟利是图的市侩都能掌握的，但只有天生懂得它的人才能理解。有时，“赖皮”也是一种有效的战略。民国文人李卓吾曾经在《厚黑学》描述中国自从刘邦这个无赖大功告成以来，社会上的成功人士都是以“厚皮黑心”取得成功的，不论经商还是从政甚至做文人。但是这厚黑成功不是中国的专利，而是一切原始社会和文明破灭了的社会，所共同拥有的毛病。
**八，战略的原则***
8. Strategic
principles
生命所掌握的战略原则就是“优势原则”，哪怕是用赖皮的即“厚黑学”的方式获得优势。在一个流行高贵的环境中，高贵是最好的战略，在一个流行卑鄙的环境中，卑鄙是最好的战略，在一个流行中庸的环境中，中庸是最好的战略。
什么是暴政？“暴政就是智力低下的统治阶层所构成的强权。”──这种强权拼命压制大丈夫的创造性，并企图使得这种压制永久化、法律化、制度化甚至道德化。弱智的统治阶层企图以腐臭的“四化”来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并为他们的纨绔子弟谋求霉迹斑斑的世袭特权。然而世界上到底有什么势力可以压制生命之火的创造冲动呢？
许多人有幻想，但很少有人具有实现幻想的力量，更少有人拥有实现幻想的那份气运。想想总是容易的，尤其是年轻人，但能把年轻时代的梦想坚持下去就很难很难了，如果能把年轻时代的梦想付诸实现的，就是凤之毛、麟之角。嘿，怯于行动的家伙！谁说“干了也是空虚的”？无论怎样，干干总比想想更有影响力，历史需要的正是影响，而不追究好坏。虽然对一个创造的心灵而言，“想”总是比“干”具有更绚丽的色彩和更生动的内容，但想了不干如何验证你的所想？
请我们不要回避：每一个人的血管里，几乎都流淌着被征服者的血液……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崇拜权威，它使我们十分可笑地一见有权有势者有钱有魅力的家伙，就不由自主地两腿发软……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屈服──才是一切“社会性”的坚实基础。被征服者们更深一层的奴性，也是某种“变相的反抗性”，则是以“怀古”或“同情失败者”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人性的曲折微妙之处，它写出了人性的隐秘和代偿：一方面在生活现实中服从生物法则和社会秩序，另方面在心理趣味上偷偷换点花样，来安慰或排解被征服的郁闷。这表明被征服者尚未与征服者同心同德，还只是从外部被迫服从并崇拜他们。这尤其可怜，因为只有当人从奴仆升为自愿效忠者时，他的等级才会提高。
每个人的祖先，都曾是不同时空和不同程度的被征服者，奴性的血液，往往还起着某种自保的功能，所以不被视为可耻，相反，被目为可耻的并不是服从与效忠这类“社会性”，而是它的不彻底性，如“变节”。所有的社会战略都灌输一种思想：好男子乐于“被人利用”，正如好女子急于“被人使用”一样。当然，不论好男子还是好女子，都仅仅愿意被那些高出自己一筹〔多多益善〕的人们利用或使用。若是低于他们的人想利用或使用他们，他们就会恼羞成怒，觉得受了侮辱，因为自己被大大低估了价值！一个人，要是不懂得被高于自己的人或事业所利用；或是一个人，若未归属于一个较他〔或她〕更强大、更经久、更广泛、更有创新意味的人或事──那他就只能被称为一个“不幸的家伙”。
万民有各自的道德。统治者应有统治的道德，这道德应该不同于〔照苏格拉底的意见〕“鞋匠的道德”。失去统治的道德，统治的生活将变味，财富沦为杯水。统治的道德就是为了权力而舍弃自己，这权力欲如此炽烈，以致他宁肯失去一切个人的幸福、享乐、财富……也要想方设法满足它。这权力欲如此炽烈，是一切壮烈的理想、美妙的幻思、卓越的方案、宏大的设计……的基础和源泉。一切睿哲文明，都是其附庸和装饰，手段和幌子……统治的技巧在于有效牺牲其余的杂务来维护这一道德，来实现这唯一的本体：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行也要进，不行也要进。“达”时固然要济天下；“穷”时也要念念不忘于济天下──这样才可能终于济成了天下。人生无所谓穷达，活着就是“达”，要是能健康地、生气勃勃地活着──就没有“穷”之可言。
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因为“独善”是不可能的。一切暴政都希望智慧去“独善”，好让暴君们率领千百万愚民，宰割天下。让暴虐势力的邪恶欲望彻底落空吧。所谓“独善”，无非是摧眉折腰、自甘奴役的文饰。暴政是不会让人真正“独善”的；他们只是在施展狡计──诱骗你退出战场，然后，当他们完成了各个击破的奸谋，再来彻底剥夺你的残余自由。大丈夫决不做曾参的门徒，“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曾参主义，只能导致奴隶处境。真正的大丈夫，视自由为不可剥夺、不可逐日削减的与生俱来之物。暴政能夺去大丈夫的名誉、地位、财产、生命；却夺不走他追求自由的执拗意志。这决不是什么书本上的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本能。因为没有自由的生活大丈夫是忍受不了的，这也许就是大丈夫的“脆弱”。但他有什么办法不这样呢？
大丈夫不想杀身，但丧失了“仁”他还是会死去。所谓“仁”，无非就是超越自己，甚至超越有关宿命的思想。先要超越，才有独特，而价值是独特产物。不敢舍身夺得自由的人，是“无个性的动物”，既没有独立的人格，当然也就谈不上“自我实现的可能”。但大丈夫决不仅仅是“自我实现”的角色，而是一生都在反抗暴政中渡过。他的反抗不是聚敛的借口，而是尽情挥霍，挥霍陈年旧帐，开辟未知的可能。这就是大丈夫独特的自我，他以特有的方式反抗了压迫他的暴政，并因此而松动了历史业已板结的土壤。
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他铲除暴政，不论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不论他做什么，或是怎样做，归宿都是铲除暴政。他反对〔至少是“修正”〕 两千年来儒佛道传统的保守信念：而置身于开创性的全球化运动中。“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乾卦文言》〕
他的战略是：爱好真诚的战争而非虚伪的和平、爱好正直的野蛮而非乔装的文明、爱好青春的血腥而非衰老的呻吟。以此达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卦·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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