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王道与霸道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三十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Thirty Kingship vs. Hegemony

 

一，二十一世纪的秩序

1. The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二，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2. The first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3.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eeking righteousness vs.

seeking interest

 

四，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4.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narchy

 

五，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5. The already emerging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

 

六，王道的代言人

6. The spokesman for kingship

 

 

五百年来的全球历史是一部霸道的历史，是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疯狂记录。而欧洲殖民掠夺全球以来的五百年，在未来的人们看来，到底是打开了一扇眺望全球文明的窗户。全球文明将被证明，那是相对于“地外文明”而言的。全球文明承先启后：承区域文明和主权国家于先，启“星系文明”和“银河文明”于后。这里的视野所展现的，是王道的宏图，不以无限掠夺为战略，而以有限开发为战略；它提供的“解决办法”不是战国贪婪的“只争朝夕”，而是创造潜能的终极关怀，是“保合太和”，一种合拍宇宙节律的陶醉。地球居民“各安其序”，澄清“霸道时代”的混乱和败坏。全球政府的职能是为治理全球社会而设置并发挥的，不是为了某个主权国家或某个执政集团。

 

 

**一，二十一世纪的秩序***

1. The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要确定未来百年的全球工作的方向，首先需要理解二十一世纪全球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危机。

 

一般说来，在两个民族或政治集团之间出现对抗和征服，首先肇因于经济原因，诸如贸易、剥削、劫掠等等，其实这三者经常交替出现甚至互为因果；然后体现为政治与军事的冲突；最后则归结为文化的征服。军事征服需要政治秩序来巩固，如果胜利者政治昏暗则无法巩固征战的成果，这也说明了何以许多帝国在其创立者死亡之后顷刻瓦解。然而另方面，在多个民族或列强集团之间的对抗、交战和征服，则首先不是因为经济的贪欲，而是出自安全方面的急迫考虑，是为了获得防卫、保持盟友，并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均势──攫取经济利益只是一个长期的附带的目标，这也是中国战国史上的“合纵”与“连横”之争的背景。政治上的优势及其征服成果，若无文化上的优势及其征服成果亦即“同化”，作为消化对方的器官，从而一劳永逸地完成整个兼并过程，则征服过程永远不能算是已经结束。这一点只需翻一翻史书就可迎刃而解了，文明的扩张与征服的历史都可为此作证。

 

再来看看现代世界的格局，十九世纪末叶及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帝国的经济战，未能决定世界的命运；甚至1914─1945年的“新三十年战争”也未能解决世界的基本难题：这就是怎样在一群无法无天的强权国家〔列强〕之间建立有效的世界秩序、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战国时代已经来临，在新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四十余年中〔1945─1989年〕，“冷战”即政治战是主要的战争形态。可是令人失望的显而易见是，这种政治战也同样没有完成统合世界的事业。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导致共产主义阵营发挥多米诺骨牌效应，从匈牙利和波兰的解放、柏林墙的倒塌、罗马尼亚的武装革命，直到两年后苏联正式瓦解〔1991年8月19日反改革政变失败，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截止到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共产主义的世界体系解体，冷战终于结束。

 

美国对苏联发动的政治战之所以在现代世界不能奏效，其原因也正如经济战及军事战之不能奏效一样，是基于这一原因：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为综合形式的总体战，虽然一个级别比一个级别更加莫测高深，但它们毕竟只是主权国家之间尔虞我诈的战略手段，因而在功能上都是霸道及其运用。尤其政治冷战在二次大战战后的应运而生，不能不归因于核子武器的巨大毁灭力量所显示的“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前景，给人们心理造成了恐怖和休克，这明示双方无利可图、共同毁灭的前景。因此冷战作为政治战争不得不被列为首选。然而冷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冷战只是造成了对峙和分裂，却无法促进统合与同化。显然政治战争不能解决的世界难题，要留给文化战争来解决，而堡垒必须从内部予以攻破。能解决命运留给这个世界的难题者，则非文化性质的“王道”莫属，而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其实是理想政治〔王道〕向现实政治〔霸道〕的一次挑战，这一挑战在中国受到血腥镇压，但在同样受到苏联制度统治的东欧却激起强烈反响，直接促成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在半年之内一个一个全部垮台。

 

请注意，在这里所说的“王道”决非口语中的“霸道”一词的对应物，或是廉价的宣传；而是文化征服的原则。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在于：霸道只根据自我利益的驱使而活动，但王道却出自更大的安全边界的洞察。王道的野心和包容精神其实要比霸道更大：如果说，驱使霸道的动力是权力意志，那么驱使王道的动力则是道德情操，后者是比前者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是人与禽兽的进一步区别。而较为狭隘的霸道旨在促进主权国家自己的权益，所以霸道对战国时代的病态所进行的医治只能加深其病态而不能治愈其病态。王道的掌门人则不是促进一己的权益，或某一集团的权益，而是完成世界之王的职能──这不是冲动或是闪电般的欲望；而是世界秩序要求他这样做。

 

王道是从霸道中生长起来的，而不是霸道的原型；但王道却要克服霸道，正如儿子要超越父亲──在霸道不能成功的地方，王道要成功；正如在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不能成功的地方，文化战要成功，并把成功传诸后代。王道的光辉预示新文明的曙光，不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或臆想，不是艺人的搔首弄姿，而是解决人世危机所应运而生的活路。这样的新文明即是自然之子、天道之子。

 

“王道”是优秀的政治品质，王者之道不仅是仁慈爱民的同义词，而且指“有效率的统治方法”，即真正的王，实际遵循的道路，方法、原则、理想的综合体。时代差异、环境不同，王道的应用也有不同，然而百虑则一致，无非是提供世界秩序：王的道路永远通向礼制的天下统治。

 

前面说过，军事斗争实为政治斗争的延续，而政治斗争又为社会斗争的延续。严酷的社会斗争，是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据我们理解，社会危机莫不由于文化失调引起。社会危机如果不能逆转，则终将引起秩序的解体和文明的衰退。社会危机发生的直接起因不是别的，正是文化的僵化所致。文化僵化的起因则类似人的中年危机，即生长的停滞所致；个人的生长停滞则引起消化不良或容易发胖。社会的停滞也是新陈代谢减缓的结果，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是“平等倾向”的产物。也就是说，贵族社会的新陈代谢较快，而平民社会的新陈代谢较慢，而新陈代谢最快的则是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贵族社会像是少年，平民社会像是中年；文明的僵化多是平民社会的伴生物，因此促进社会进步的道路就是贵族主义向平民主义转化的道路。

 

消灭战祸诚然只有用“武力”〔止戈〕，但此种武力若无新的文明作为后盾，则止戈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反而只能造成拉锯的战祸：仿佛文明若不中断一下，断难承衰起敝。唐宋古文运动，复古三代秦汉，是因为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明中断了中国的本土文明；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宗师希腊罗马，是因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中断了欧洲的海洋文明。据此颠覆性的命运，王道的核心任务不是修补、延续旧的文明，而是创立、普及新的文明。新文明不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以“礼制”不仅属于文化范畴，且是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其余内容将从这一新的关系之中应运而生。

 

这样看来，未来百年的统合不能由“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更不能以“恐怖战”来完成，而只能由“文化战”来奏效。因此“文化战”既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开动宣传机器”的同义词，而是一个真实的战争：文化战其实包括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的全部内容的总和，而犹有过之。作为“超级恐怖战”，文化战是一种没有恐怖手段的战争，但又具有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所不具备的综合内容，并不惜采取一切可行手段来促进新文明的诞生。文化战统合了新意识形态、新社会形态、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新的天人关系”，以达成全球整合的宏图，其战略战术还是《书经》上的那句话：“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诰》〕就是说，凡合乎新文明之道的，就保存它；凡不合乎新文明之道的，就消灭它：不论它与王者的先前关系如何。由于王者的新文明实为“因情设施”、“因地制宜”的产物，不是一厢情愿的斗争策略，所以机会主义者无法实现天命。文明的德音声被四夷，不是仰仗文革式的宣传和免费派发毛选，而是通过新技术合成的生活方式。那时，一种新人自然诞生，完全符合《仲虺之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所谓“懋昭大德”，就是勤勉地普及新的技术；所谓“建中于民”，就是确立礼制于人民生活──王者因此成为文明兴衰的路标。

 

关于这些要义，荀况有很好的说明，他的思考从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出发，很重视吸引人民来归。他说：“无人则土不守”〔荀子《致士》篇〕；又说：“王夺〔争取〕之人，霸夺之与〔盟国〕，强〔列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篇〕要想争取更多的人民来归附，荀况认为重要条件有二：一是政治修明，整顿纲纪，“则近者竞亲，远者致愿”〔荀子《富国》篇〕。相反，“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致士》篇〕二是与民休息，不夺农时，“使民夏不宛暍〔中暑〕，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耽误农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荀子《富国》篇〕

 

先秦战国时代，四处分裂、漫无秩序，背信弃义、残酷嗜血。无独有偶，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与其相似乃尔！主权国家横征暴敛，全球范围的恶性角逐导致物种灭绝。惟有礼制降临、统和世界，方能为全球带来和平。讲信修睦的秩序，可以帮助人类精神的重生。《礼记·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可见议礼、制度、考文是天子所带来的。从“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下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节看，这显然不是春秋战国的理想，而是秦汉一统的现实。再往下看，则是孔子思想的延伸：“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由此可见，《中庸》乃是现实与理想的高度结合。《中庸》是一个范例，说明新的时、位、所，需要新的议礼、制度、考文，来满足自己时代、位置、场合的需求。

 

 

**二，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2. The first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这其实也已蕴涵了祥瑞谴告的原始意识。儒门之中，祥瑞先见、灾异谴告的灾异之说在孔子那里，还只是情感映象而并非观念理论，到董仲舒则在“天─地─人”大一统的宇宙意识中获得了系统论证。其要义在于“天人感应”：“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尚书》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善趋善、恶趋恶，明王将兴，必有祥瑞预兆；政权将亡，先有妖孽出现。如，大赤鸟衔谷种集于武王屋顶之上预示周代的兴旺强盛。“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覆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覆哉覆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

 

祥瑞和灾异首先出现在事前，带有预言性质；其次托于特定的标志物，如天瑞、妖孽，所谓“天无以言，而意以物”；最后的因素则是“受命之符”并非人为招致。天命的象征在于合时，天子的象征出人意表，天命只有圣人知道，而天子尽管屡遭险阻困厄却最终走向胜利，连厄运也成为他的舟楫，神奇循环，万世常在。

 

如《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奏折中这样写道：“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那么，谁是王者？谁的德能延及群生？在我们看来，就是那位能够“复修教化而崇起之”的执政。而仅能“扫除其〔乱世〕迹而悉去之”的人，还不配天子之德，任何得逞的“造反有理派”〔如毛派及其孕育的“简体字工作者”〕也能在短期内做到这一点。然而鼎革天命者与造反有理派的不同在于：鼎革天命者不仅破坏且多建设，不仅“扫除其迹而悉去之”，还要“复修教化而崇起之”！

 

整合全球者创造新生活是出自活力的本能和社会的需要，因此必有针对性，而非盲目的发泄如文革。窃国者主张盲目的行动以便报复过去的失意，以便乱中取胜，他甚至将盲目的破坏列为创造〔“不断革命论”〕，他的“事出有因”，不过是为了满足乱中取胜的权力欲望。但王者知道，天国是永恒的渴望，超越政治的层面；而每个时代的政治天命都各不相同，每种天命都有其出现─统治─腐朽─完结的周期，诚如春─夏─秋─冬。这并不能否认每一季节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并不等于不要行动；相反，对于每个懂得现世的生命与文明的意义的人，正因为他知道每一个季节迟早都会消逝，所以需要格外珍惜之。春花、秋月、夏云、冬雪，各得其宜。

 

由此可知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鼎革天命者行王道，造反有理者行霸道。而造反有理者所制造的“绝对皇权”，则是文明的“福尔马林”〔防腐剂〕，是批量生产社会主义僵尸的始作俑者。社会主义之于王道主义，正如帝国主义之于天下主义一样，完全是个过时过季的政治体系。我们所说的王道，不是社会主义那种日耳曼的部落主义和欧洲城邦的酋长权力的延伸物，而是秉承天下意识的道路而兴起的超级权能，是把全球秩序的德音普施给焦渴衰疲世界的能力，他建立适用的战略、奉天承运的道德、中庸调和的行为规范。

 

霸道的致命要害不在于它的手段残暴、目的邪恶，王道的精义也不是其手段的仁慈、态度的博爱。王道的仁政，不仅是孟轲所渲染的美丽宣传，王道的仁政最终是政略─大战略，比霸道更加适用天下的需要。用现代语言说，“霸道”的战略就是企图通过重新分配现有的世界财富来改变现存的秩序结构，其性质缺乏创造性，其实质是保守的和退避的、消极的，说得俗气一点就是“自私自利”的。相反，“王道”的战略原则却是创造性的，它创造财富而不是毁灭财富；王道不仅导致“双赢”，而且促进“全球的均衡发展”。王道的事业因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兵不血刃的征服”，是用创造行为，发展现存的秩序结构，从而分泌出新文明的布局。

 

任何创造从其本质来说，都意味着对现存既定秩序的破坏，但“王道”要把这一破坏降到最低，以医治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消除刻入骨髓的病态。在施展创造能力的意义上，它勇于打破现行格局，不惧“破坏”之讥。法国革命二百年以来〔1789─1989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束”。其间各种社会处方横陈，但不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还是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都是霸道当头。即使像美国南北战争这样“以解放黑奴为战胜南部邦联的战略”，也还是重蹈“以众暴寡，以强凌弱”的覆辙，至于二十世纪的各种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就不用一一细说其血腥历史了。质言之，二百年来风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一切“主义”，都是不同颜色的霸道旗帜。即使代议制民主，也还是坚持“以众暴寡，以强凌弱”的原则，虽然是明码交易，但它们所执行的也不过是“两害相权从其轻”的社会处方，而远远说不上是最好的甚至是次好的。难道我们就此满足止步，听任它们继续“以众暴寡，以强凌弱”，以平庸和堕落来断绝文明的生机？

 

从全球角度来看，代议制民主对待外国居民和少数民族，向来是格外刻薄的，惯用重新分配世界资源的海盗式掠夺：只有说起来才十分动听，且有完整圆滑的理论体系作为粉饰；实行起来就十分不公。而社会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比起代议制国家毫不逊色，在国内公然号召掠夺有产阶级，煽动乱中夺权。平民主义要求掠夺贵族阶级，殖民主义要求掠夺有色人种，种族主义要求掠夺其它种族，哪怕同属高加索人种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也是视同水火，哪怕同属闪族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是势不两立。共产主义则要求剥夺个人，民主主义要求提高才智之士的录取分数线……而中国的高干子弟和美国的黑人弟兄在报考大学时，一样受到政权当局颁布的特殊分数线的照顾。

 

在与如此霸道行径的竞争中，王道也许要依靠某些努力来调整位置、增强实力、扩大基础，这对于从霸道世界中崛起的精神曙光来说，原本不足为怪。但王道的力量不是为掠夺和重新分配世界资源而采取行动的。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把世界置于管理和整合之中，不是出自理想，而是出自“晚间休息”的实际需要！如此实际的王道，并不要求“彻底消灭霸道精神及其行径”，因为他知道霸道乃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像人的生理欲望一样芟除不掉。王道只是要求，控制霸道精神及其行径在合理限度内，免得它过度四下蔓延如瘟疫。在这种条件下，在这种限度中，霸道的适度表现可以得到宽容。明王懂得，若无霸道的邪恶，也就显不出天命所向了，霸道若不对芸芸众生肆行涂炭，人民不会自动麇集到阳光下谋求活路的。

 

二百年来的全球历史无非是一部霸道的历史，是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疯狂记录。而欧洲殖民掠夺全球以来的五百年，在未来的人们看来，到底是打开了一扇眺望全球文明的窗户。全球文明将被证明，那是相对于“地外文明”而言的。全球文明承先启后：承区域文明和主权国家于先，启“星系文明”和“银河文明”于后。这里的视野所展现的，是王道的宏图，不以无限掠夺为战略，而以有限开发为战略；它提供的“解决办法”不是战国贪婪的“只争朝夕”，而是创造潜能的终极关怀，是“保合太和”，一种合拍宇宙节律的陶醉。地球居民“各安其序”，澄清“霸道时代”的混乱和败坏。

 

 

**三，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3.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eeking righteousness vs. seeking interest

 

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区别在于：追求义与追求利。那么“义”与“利”的区别何在呢？《孟子》认为，义就是羞恶之心之所在，是人和禽兽的区别；利则是感官快乐的追求，动物本能之所在。现在通行于人类动物园的要义，不为文化而文化，而为权力而文化；不为创造而创造，而为权力而创造。创造之所以能带来快感，在于它包含权力；游戏之所以使人快乐，是由于它给人带来了权力感并引起了权力扩张的幻念。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在儿童的游戏中看出来。……这就是利的原则。另外一方面，对于义人来说，原理则完全相反：要保存历史性的文明，必先放弃世俗性的权力；不为扩张权力，只为从事创造。

 

不论执掌义的原则还是执掌利的原则，这两种执掌一定要分头进行，不可混淆，否则后果一定会失去控制。例如，我现在的写作到底为了得到名利还是为了赢得作品本身？这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塑造。不同的目的产生不同的后果，所以一开始就要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切不可“声东击西”，否则作为工具的作品一定很糟糕。

 

再举一个例子。随着美国陷入伊拉克游击战，大家都在发问：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让助手赖斯女士〔Condoleezza Rice〕这个熟知大国政治却对民间政治力量〔如“恐怖分子”〕外行的学者，肩负保护美国安全的重任，是否算一个时代的错误？随着“九一一”事件调查的深入，通过审查记录、证词，采访知情人士，不难发现在“九一一”袭击前，赖斯通常关心其它问题而非恐怖主义威胁，这同她的背景、管理方式以及与总统不同寻常的个人关系有关。赖斯在斯坦福大学的老友和同事、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院现任院长布拉克〔Coit Blacker〕认为，赖斯2001年1月就任国家安全顾问，但她的背景却有盲点：研究大国政治的一代学者中，恐怖主义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他说，“直到九一一袭击后，我们绝大多数人才意识到，一个非国家角色、一群处于国际体系最底层的宗教极端分子，有能力给美国这个位于国际体系顶端的角色，造成毁灭性打击。这种看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曾在赖斯手下工作过的白宫反恐高官克拉克，指控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未像前政府那样关注基地组织的威胁。白宫予以否认。但纽约时报注意到，不管赖斯作证时说了什么，一个事实是，“九一一”袭击前，赖斯在任何公开讲话中都没有提到过基地组织。倒是前克林顿政府的遗臣、中央情报局局长2001年2月对国会表示，恐怖主义是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结果如何呢？忽略了恐怖威胁的布什政府在收拾完了包庇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里班神学生政权后，挥师入侵伊拉克，一举摧毁了萨达姆政权。然而不过一年，美国在伊拉克却陷入了游击战，就是因为混淆了义与利，犯了“口惠而实不至”的战略错误，这一战略错误的表现是：以义的名义〔解放伊拉克、给伊拉克自由民主〕，贯彻利的现实〔军事占领、政治控制、文物失踪和石油损失〕，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然与伊拉克的国家利益严重冲突。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失望与怨恨。布什政府的挫败表明，主权国家兴风作浪的好日子确实一去不返了，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给世界带来的只能是以暴易暴、动乱和暴力的循环；惟有全球政府能保护世界。但显然，布什政府虽然一开始以全球政府的姿态进行动员，结果却以主权国家的方式予以收割占有，这种“义利的混淆”最终引来游击战的回报，就像斯大林牌号的共产主义以解放者的姿态进行政治动员，结果却以独裁者的方式进行社会奴役，最终引起社会主义体制的彻底崩溃，连带造成本国社会各种信誉的荡然无存。

 

全球政府则不然，其职能是为治理全球社会而设置并发挥的，不是为了某个主权国家〔如美国或伊拉克〕或某个执政集团〔如苏共或天皇〕。古代意义的“王政”和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都是在发挥类似于全球政府的统合职能，只是规模太小、职能太弱。

 

我们注意到，治理还和礼仪密切相关，礼仪则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非世袭的等级制度即社会择优制度，可以持续不断地保持社会活力。中国文明深信，礼制的统治强于军国的统治，天下主义优于国家主义，文化的生命长于军事的征服，此三者实为中国文明的本色。武功如果不能归结为文治，终将失落；文明组合经常比种族组合的寿命更长，甚至在亡国灭种之后，文明还在悄然转移，从一个文明中心转移到另一个中心例如印度文明从黑种的达罗毗荼人转移到白种的雅利安人，两河文明从直发的苏美尔人转移到卷发的闪族人，美洲文明从亚洲的印第安人转移到欧洲的殖民者……因为文明一经兴起，就不会无声无息地死去。所以无论欧洲殖民者多么强大，我们还是在现代美洲文明中发现了大量的印第安人的要素。即使文明的创造者甚至养育者都遭到毁灭，但他们的果实还是会被那些窃贼收藏起来，放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小心保管；果实不仅不会消失，甚至将被收藏、转运、复制、模仿、发展。

 

而权力则不同于文明，权力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人与人彼此之间的一切斗争，其争夺对象一言以蔽之曰“权力”──尽管权力有各种分化形式：金钱、艺术、美貌、语言、政治、经济、军事、信仰……等等。权力本来只是人生的一种手段，但在白热化的争夺过程中，人性的生理心理特点会逐渐把权力这一手段误认为目的：于是人生的目的似乎也就真的成了争权夺利。权力感既然因此和幸福感相联，那么无权感也就自然地成为苦痛的孪生子了。

 

权力的核心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如“朕即国家”、“阶级斗争”、“普世民主”等等，权力的大小是依照信念的大小而定做的，权力的强度是依照信念的强度而捏造的，信念的涵量且决定了权力的外延。信念的系统结晶是信仰与宗教、理论与教条，因为社会性的权力系统，需要信仰宗教和理论教条的话语系统以为背景与说明。人性如此根深蒂固，所以人生的征途、征讨权力的要诀，不在“正确”与“合乎客观实际”，而在“深信不疑”、“采取行动不断前进”。

 

这也同样适于谋略的制定，对制定者和执行者而言，最重要的同样是目标明确、惟精惟一。信念的坚定，其重要超过韬略的正确性与现实性，因为没有坚定的设想就不能赢得长久可靠的胜利；缺乏个性者无从展开征服，更不可能控制环境。现实世界的征服源于观念世界的征服，世俗权力的获得来自内心权力的获得，尘世的胜利来自精神的首战告捷。

 

大部分政略用来获取物质力量，少部分政略用来攻陷心理堡垒，因此单凭物质力量、军略甚至大部分政略，无法获得并保持胜利，即使仅仅是尘世的胜利。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浅见的，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们获得侥幸的成功是不能持久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根据人的动物本能宣称一切革命的导火索莫不由于经济原因，但其实革命并非由于饥饿引发的，而是由于相对吃得过饱所致。否则，1962年的饥荒中国何以没有爆发革命？那时的特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百姓，当时的四川省“头头”李井泉“同志”承认，即使天府之国四川也死掉了两百多万。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饥荒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秦朝、隋朝和元末。

 

从历史角度看，革命诚然是过激运动，没有经济危机，革命缺乏广泛的社会同情，也不能博得破产群体的积极投入……但革命者并非经济危机的产物，因为真正能创造历史的革命者多数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加入革命的，只有地痞流氓才会贪图打家劫舍的物质利益而加入革命──那些由于社会权力的真空状态而被卷入革命的群众，只是革命的惰性而不是动力。真正的革命者“不计成败利钝”，仅仅服从内在的道德与天命的呼唤。他身不由己、无从计较……当然，革命要获得成功，要诀在于抓住经济危机不放，还须通过政治动员来扩大经济危机，只要有利于革命，革命狂人经常呼应甚至勾结外族入侵，如列宁与德国签定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而两个“中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代表蒋中正和毛泽东，先后放弃了天文数字的日本对华战争赔款。

 

那笔数字本来应该比八国联军通过《辛丑条约》勒索的庚子赔款，至少高出一百倍，因为义和团暴动从1900年5月到8月只有几十天，而日本侵华则持续了十四年〔1931─1945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朝要向英、法、美、日、意、奥、俄、德、比、荷、西等十一个“列强”国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白银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在十亿两以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社会实际支付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58%；具有报应意味的是，《辛丑条约》规定的三十九年，二次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在自相残杀中彻底没落。如果按照《辛丑条约》的赔偿比例，日本应该向中国赔偿的一百倍，也就是十亿两白银的一百倍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现价，白银大约八美圆一两，一千亿两白银价值约八千亿美圆，八千亿美圆再加上六十年来的利息，按照不同的利率计算，总有几万亿美圆。

 

新文化战需要权力的杠杆，但不是崇拜权力；实现新文化战的目标亟需坚强的动力，而新文化战的刻不容缓即在于它能为文明带来整合的力量。若不施行新文化战，则文明固有的能力且将不保，何况新的权能？物种之间的生物链、物种之内的生存斗争，一幅幅鲜血淋漓、前赴后继的运动，确实比人类历史更为波澜壮阔。生物不但是环境的产物，且能改变环境，试问今日世界上一切对人有用的东西，哪一样不是生物所造？诸如土壤、氧气、植被、生物圈，甚至人每天的食物和人自身的命运也是这样离不开生物圈。许多种族都已灭亡，仅仅留下化石，人类的远祖也是如此。如果全球文明放弃自己的责任，听任主权国家继续横征暴敛，未来的人种也会在环境骤变下耗尽生机，步上灭绝的后尘。这样恶劣的前景，使我们必须确立新的政治原则，预防人类灭绝的可能出现。

 

 

**四，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4.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narchy

 

1990年11月，万维网第一个网页诞生。这是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的创意：建立一个不是由蜘蛛丝连成而是由超文本链接、传输协议和统一资源定位符〔URL〕连接而成的全球网络。十几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让人们完全理解它。但已经让我们了解到网络比人们想象的更神奇，因为它的诞生纯属偶然。

 

网上的大多数信息是由志愿者提供的，他们乐于分享自己的知识。试想一下文化、科学和文学涵盖的范围：从科学公共图书馆和维基百科〔Wikipedia〕，到古登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和国家地图……对大多数人来说，上网就是通过使用开放协议的普通用途电脑，与一个“没有可以输出所有数据的中心点的网络”进行交流，因此这个网络的数据传输机制也是开放的，其标准和语言，不属于任何人。这就使得网络区别于电视、广播、印刷术；任何人都能随意决定建立新网站。网络的发展，取决于开放而缺少集中控制。其得以形成的偶然性在于：网络很快就受到热烈欢迎，结果任何势力都来不及予以控制。在形成网络概念的时候，律师、决策者、版权所有者……都不在场。如果他们当时在场，他们会扼杀网络的自由。例如现在，对技术发展的监管正在加快。可以预见，当下一代万维网发明应用的时候，控制的逻辑卷土重来。

 

无论如何，网络世界所象征的密切联系，使得不论具有怎样政治观点的人们，都承认世界经济所指示的前景是“人类需要进一步统合”，否则整个世界将陷入只有斗争没有合作的危机。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追捕人员发现，许多恐怖分子拥有先进的卫星电话，利用这些电话，他们可以先拨打某国境内的固定电话，再通过这些固定电话登录到国际互联网上。恐怖分子往往躲在一个国家，却通过另一个国家的固定电话上网，这将使安全部门难以对其进行追踪和定位。而基于人性的特点，任何合作或是任何有效的合作都必然带有一定的约束性，甚至某种“履行合约的强制性”，否则任何合作也不能达到成效。必要的强制与机械化程序，即通过习惯来达到有效的合作，这不是会议室、研究室、客厅沙龙里的坐而论道所能实现的；人的改变若不经历行为的修理，是完成不了的。“自由竞争”意味着承担巨大的风险，随着时、位、所的推移转换，一切都像股票的价值一样随风改变：由盛而衰，由优而劣，由春而秋，如此等等。如果人们拒绝变化，也还是会被时间的洪流给裹胁，或是推上纽约世界贸易大厦的高层忍受火烧和倒塌、迸裂，或是扔在支那的荒野和阴沟里面等待慢性的毒杀。

 

尼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作为牛津大学政治与金融史方面的专家，在一次访谈中认为，“比起十九世纪，今天的全球化是伪全球化，因为我们缺乏与经济全球化对应的政治全球化。”比如说，今天全球的大部分资金都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甚至主要就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之间，只有很少一部分从发达国家流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中国等地。这和一百年前截然不同。那时的投资者把钱稳定地投放到南非、阿根廷或投放到中国、印度尼西亚甚至肯尼亚。因为一百年前的政治全球化状态得资金可以进入非常遥远的、投资人一无所知的地方，因为那些遥远的国度当时是在英国或者某个欧洲列强的统治下，这意味着投资得到了欧洲炮舰的保护，相当安全，例如当时，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在英国统治之下。

 

人们认为，英国的这一角色今天该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来重新推进，以增强和提升全球福利、改进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例如非洲国家在消除贫穷的时候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非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余毒，而是它们独立以后所建立的糟糕政府。以赞比亚为例，1960年从大英帝国独立时，赞比亚的死亡率是英国本土的七倍，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七十倍。很多非洲国家的贫穷，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反倒加剧了。这是否可以证明，非洲人很难按照欧洲人的方式来组织国家生活？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1989年〕一书具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他将工业力量〔industrial power〕和政治力量〔political power〕等同了起来。他的经济决定论认为，谁将成为政治大国，迟早是由经济条件来决定的。但像1945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发达，政治却极度无力，因为它没有军事力量。尼尔·福格森因此主张，是政治机构决定了谁将成为经济大国，文明的方向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

 

有人问道：“人们仍旧相信经济繁荣会必然带来政治民主与开放社会，对此我们应该全部否认吗？”尼尔·福格森回答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的缓慢变革，二者共存会遇到问题。我认为，没有人知道中国将来该怎样，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有效地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减小地区间的差距。我想，中国可以从俄罗斯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十九世纪末，俄罗斯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从而迅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经受了痛苦的社会变革，公司和民众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局面；此外，俄罗斯的政治结构没有丝毫改变。俄罗斯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用再说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它能否像实现经济改革那样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许多美国政治理论家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实现民主，我认为这是他们犯下的一大错误。恰恰相反，快速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其结果也许是非常的不民主。这得看变革的速度有多快，如果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存在，如果不平等正在加剧，那么社会紧张〔social tension〕就不一定会带来民主，倒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因为经济开放和全球化中的失败者会说，不不不，我们不需要走这样的民主道路，我们愿意要一个拥有极度权威的政府。”

 

尼尔·福格森认为，美国需要正式变成一个帝国，需要花很长时间在国外建立法制。法制必须是第一位的，民主可以再等等。如果不在科索沃、阿富汗实现法治，它们就不会有稳定的未来，国际社会的干涉就毫无成果。而大英帝国的国际秩序之所以坍塌，很大程度上和美国有关。二战结束时英国破产了，美国却没有向英国提供援助，因为美国想要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英帝国的“提前崩溃”，仅仅是因为继续维持它，对美国已经无利可图。美国人看不到，民族主义政权不可能比英帝国更为有益。几十年过去，国际无政府状态〔international anarchy〕迫使一个新帝国形成，例如，美国攻打伊拉克结束或沙特阿拉伯爆发内乱，中东有可能被美国控制。同时，尽管在军事上美国还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但尼尔·福格森却认为，美国的这个力量是虚弱的。观察一下人口分布和经济增长的趋势，会发现全球正在转换重心。从经济增长上看，重心正转向中国；从人口分布上看，重心正转向回教世界──因此大的趋势指向，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地位相反。

 

对历史的观察表明，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即所谓“熟番”的生育率，常常高于“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可谓“烂熟民族”，仿佛过于成熟的苹果〕，或曰文明化导致出生率下降。而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出生率，恰恰是在满洲统治时期达到的，那时汉人丧失了自主地位，沦为半开化民族。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一个社会内部，下层社会的出生率常常较高，而下层社会的人社会地位升高之后，其出生率也会下降。我们看到，穷国的中产阶级移居富国之后，其出生率往往升高，表面上看，为了享受富国的社会福利，其深层原因可能是社会地位的下降反倒致使出生率的上升。就统治民族而言，初获统治权可以刺激生育率上升〔如“老干部进城换老婆”〕，但权力的扩张会使得享乐意识逐渐弥漫开来，从而导致生育率下跌，整个阶层逐步走向疲软和颓废〔毛派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导致统治权丧失〔毛派所谓“出修正主义”〕。高干子弟往往花天酒地，结果反而缺乏生育能力。

 

为了避免这样的堕落，我们倡导在国际关系中讲信修睦，不是霸者的权术，而是王者的本意：讲信修睦是自我保护，是避免沦为“逆向殖民”的堤防。王者不为取得统治权而丧失自己的高贵性，他之取得统治权、他之所以能保持统治权，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高贵性，用自己的辛劳和创造性赢得“天命召唤”。《书经·仲虺之诰》云：“辅贤佑德、显忠遂良、兼弱攻味，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王者扶持优秀的外国统治者，因为这样能使那个国家的秩序稳固、人民幸福；王者对腐朽的外国统治者则取而代之，以此“伸张正义”来实现“合理扩张”。

 

走向统一的全球秩序，可有两条道路：

 

1，多种族、多民族、多社会集团中的精萃人物，经由全球统一标准的社会择优制，拣选出来，达成协议，组成政府。

 

2，一个国际融合集团，掌握新兴技术，起来平定各个主权国家，其精萃人物集聚在非传统领袖的周围，为统一的和平的秩序而发动新文化模式的战斗。

 

无论全球政府的创立采取何种方式，在标准统一的全球秩序面前，小范围的民族主义甚至大范围的帝国主义都显得过时了。礼制的天下统治所需要的仁与义即同化与向化，不再区分种族、民族、阶级、集团，统一择优。在多国环境下，对主权国家行之有效的“代议制普选”，演进到统一的全球政府那里必定面临重新的调整。

 

历史表明，大规模的商业化时代，社会风俗趋于卑劣，如希腊罗马时代及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王朝末年也是如此。只有文化阶层主导的社会择优制，才能避免这种颓废，避免中国王朝末年的那种纲纪废弛、社会择优制被贪污贿赂取而代之。否则就会政出多门、天下大乱。

 

展望未来，被帝国主义〔强国强族〕支配、被民族主义〔弱国弱族〕席卷的各个主权国家，完全不适于新的全球秩序，唯有销毁它们像“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才能获得全球规模的世界和平。在此之前，前欧洲殖民地纷纷独立，并不说明自由和民主已经成为永久的主宰，而只说明欧洲的衰落业已使它脱离了中心地位。自由与民主在此是作为权力的一种重新分配方式存在的，进一步说，是一种全球范围的政治动员，以推动世界走向更为强大的政治能力、更大范围的权力集中。观察者切不可被这一阶段的“分权”“多元化”的表面所迷惑，而忘了世界正在走向统一的严峻事实：世界既需要秩序也需要和平，而只有建立一个像美国联邦政府那样的全球政府，才能同时保证这两点。现有的各国政府必须解散自己的军队，放弃大规模杀伤的罪恶企图，而仅仅保留警察职能。

 

 

**五，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5. The already emerging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

 

人间的一切斗争，其争夺的对象一言以蔽之曰：“权力”。而争夺权力的最终方式就是战争。夺权害命就是战争的实际目的。权力十分迷人，因为权力可以使得矮子变成巨人，所以卡尔马克思非常希望站在他人成果的肩上。虽然权力只是人生的一种手段，可是在争夺过程中，由于人们生理心理上“聚精会神”的特点，会逐渐把手段误认为目的：权力的各种分化形式如话语、艺术、学问、政治、经济、军事、信仰等等，都被不同的职业所把持，于是人生的真正目的似乎也就真的成为“争权夺利”，无论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都热衷于使用权力杠杆来抬高自己的高度，试图站在巨人、国家甚至上帝的肩膀上发号施令。在猥琐的心灵中，权力感因此和幸福感相联，而无权感也就自然地与苦痛感成为孪生子了。

 

“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败北不一定是最终的，至少从三十六年后的今天看来〔这段文字写于1981年〕，它们的后继者不仅没有被斩尽杀绝，甚至进入战胜国的营垒内部，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说明僭主制度、恺撒主义，可能确实构成了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极权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固定的制度，而是偶然的机缘与个人的野心。当然在相反方面，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向往追求，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像越南胡志明那样的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比独立和自由更可宝贵的”甜言蜜语，他与真正的自由战士的区别在于，绝对不把从欧洲殖民主义者那样赢得的独立自由分享给自己的同胞，而是比欧洲殖民主义的西线阵营更加残暴地奴役人民，因为他接获的指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是外来的，是欧洲殖民主义东线阵营的产物──尽管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对越南进行的殖民统治是由“本国人”执行的。不过换一个角度应该说，比较其他傀儡政权的领袖，胡志明多少有些民族良心，所以他像希特勒一样不给自己留下后代。

 

社会与文明，就是在这双重人性的角力下，曲折发展的。这一现实对悲观者和乐观者都是一个限制，同时说明自由民主人权的潮流不可能永远朝向同一个方向。事实上文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是会极度倒退的，例如常常剥夺了更多的个人自由；而现在，只是到了欧洲文明的力量开始萎缩的时刻，它才意识到“人权高于主权”的重要性，而五百年来的欧洲文明，一直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不择手段地掠夺、奴役、杀害其他社会的人民，其规模及烈度甚至高于蒙古人对文明世界的毁灭。所以人们有理由说，欧洲殖民统治乃是“白祸”，尤其它的东线俄罗斯在对亚洲黄种人世界的侵略中，更是如此。

 

欧洲殖民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剧烈膨胀之后，二十世纪开始崩溃。

 

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即所谓“第三世界”从欧洲殖民体系中的分离，产生的“子国”多数屈服于独裁制度，这些本地人的独裁比欧洲人的统治，具有更为广泛的本地基础，因而可以更加残暴而不必遭到谴责与抵抗。这段曲折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恺撒主义很可能以某种“超越欧洲传统的形式”崭露头角，而就其本地意义来说则是“非传统”的，如法西斯主义对意大利王国、纳粹主义对德意志帝国、列宁─斯大林主义对东正教、毛─胡主义对中国─越南传统、回教革命对回教传统。苏联集团的故事可能只是这一演化的前奏曲，离开这一演化的完成形态还差得很远。苏联集团不论从文化、种族还是历史背景上，都是欧亚之间的混合型态，和美洲相似；在哥伦布西进〔1492年〕之前，美洲其实是东亚的延伸，正如在俄国的伊凡四世征服伏尔加盆地〔1556年〕之前，俄罗斯草原和西伯利亚都是黄种人纵横驰骋的地方。

 

1980年代发生在伊朗的回教革命，是一个征兆，其发展特征表明，它比二十年前的中国毛主义文革〔196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而毛主义则比它的祖师俄国布尔什维主义〔191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而1940年代确立的斯大林主义则比德国纳粹主义〔19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192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这种“异质递增”的现象十分值得注意。1990年代兴起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沙特阿拉伯基地组织，是否比伊朗回教革命具有更强的非西方、非传统特征？若然，那么回教世界对欧洲文明的威胁，肯定也还是在递增之中，其恶兆性质不言而喻。

 

对全球政府具有意义的，不是“前民主形式”的政治原则，如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文革〕、霍梅尼主义〔伊朗〕、塔利班主义……而是“后民主形式”的政治原则，如某种类似罗马帝国〔以及秦汉帝国〕那样的非传统力量。显然，“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不是简单的复古和反动，更不是“复辟势力的猖獗”，总之不是以分离主义为特征的“前民主形式的王政和僭主政治”；而是以整合与进步为特征的 “后民主形式的恺撒主义”。综此，实在可以说，不论激进或是渐进，暴烈或是温和，全球政府的走向不得不采取“后民主形式”，而二十一世纪就是它崭露头角的日子：它不得不从主权国家的方国利益及其代议体制中脱胎出来，获得更为广泛的全球代表性，并发挥普救世人而不是只顾国民的功能价值。

 

首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欧洲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压力手段已经衰退，也在于操纵这些手段的人已经空洞化了，只要对比一下1919年凡尔赛和约缔约时“战胜国巨头”们的照片和2004年“G8”领袖们的照片，就会发现“精神力量”已经从后者脸上彻底消退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出生率下降，精神空洞、意志颓废、吸毒、性病等等流行。现在广义的欧洲虽然包括其殖民美─俄两翼，但这种空洞化还是以欧洲本土为甚，美、俄反而由于其边区特性而比欧洲本部稍微缓和。这些颓废状态使得“后民主形式”逐渐在欧洲内部发酵甚至发生替代作用，从而不仅是在外部威胁欧洲文明，而且通过内部腐蚀和逆向殖民，俘虏欧洲。所谓逆向殖民就是殖民地向原宗主国的移民，如印度次大陆人口移民到英国和英语国家、北非人口移民到法国、土耳其人口移民到德国〔原先的盟国〕、东欧人口移民到西欧、墨西哥人口移民到美国〔墨西哥原先被美国夺取大片领土〕、中国人口移民到八国联军的祖国……

 

欧洲及其两翼的悄然沉没，对世界其它部分所形成的巨大漩涡，可能比它强盛时咄咄逼人的实力，具有更大的全球危险。前者造成的是精神黑洞和内伤，而后者带来的不过是物质贫困和外伤。例如对中国这个有四千年文字历史、七千年社会系统的文明来说，外伤如西方与日本入侵不足以致其死命，唯有内在的敌人能够发动文革、断绝文明的命脉……当此文明断绝的时代，继绝世的首要任务在于坚强而有创造能力的人成为领袖；通过有力的洗脑、天衣无缝的宣传，聚焦整体的关注：“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问》〕所谓“归心”，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意识甚至潜意识来凝聚民心。所谓“举逸民”，是造就新的种族成员，甚至消除有害的遗传因子，亦即清理社会病态的生物基础。后民主时代亟需的是宣传而不是研究，是行动而不是学术，是政治正确而不是科学正确，是有利而不是真实。这些动向即使在当代民主社会中也已经露出强烈的头角，这一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减弱，反会强化，直到出现一个“新的神谱”、一个神话系统完全确认……

 

中国文明的要义在于，视大政治为“社会的治理”，并以政治效用为社会的第一考虑，一切言行都必须遵循“秩序优先”的规矩，而秩序优先原则的集中体现就是王道。这样的王道决不等于“暴君行径”，举一个例子，“明太祖”朱元璋临死竟然遗嘱杀害四十六个女人来为自己殉葬，而在他之前一千八百年的孔子已经训斥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可见王道原则与暴君行为的差距如此之大。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死后，为他殉葬的有妃嫔四十六人，宫女十二人。1998年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将对此进行了长达几年的考古。基本澄清以下事实：明孝陵的妃子、宫女墓大体葬于三处，一是南京植物园内；二是明孝陵陵宫墙外西南角；三是总体妃子墓区，位于明孝陵右侧，与东陵遥遥相望，形成左辅右弼的建筑格局。如此暴行，连清人编撰的《明史》都不敢记载。〔《新华报业网》2003年6月12日《朱元璋妃嫔墓揭密露现惨景》〕这也许与朱家的淮夷〔安徽北部〕背景不无关系。同为淮夷〔江苏北部〕的刘邦也有类似的残酷，竟然烹饪部下的人肉。

 

“把政治效用作为最高原则”中的所谓政治，不是狭隘的暴君政治，而是“社会的治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意义的社会治理，与文明的整合息息相关，《礼记》中的《礼运》与《乐记》，就是体现了这种完备而深刻的关怀。政治〔社会之治理〕不是文明的目标而是文明的结果，因此必要的革命作为一种休克和中断，可以帮助社会寻求更好的方向。这就是何以社会的破坏有时成为文明继续发展的黄金法则的奥秘所在。在这样的时刻，对社会及其秩序的扰乱、毁灭，正是更深刻、更壮美的治理！例如，我们有关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奇异灵感，正是在中国文明横遭腰斩的1975年，产生的。中国的灵魂在文革的黑暗时代奋起抵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孔不入的压力。夜以继日的沉思使我们逐渐明白，政治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充其量不过是“表”而非“里”。而文明整合的最大难处就在于，怎样才能既保持秩序又不扼杀生机？如何把文明从王畿〔中枢城市〕推行于普天之下〔各个方国〕而不丧失其原有功能？我想，假若没有局外的强力震荡，假若公元2004年的支那〔Chian，“秦”〕与公元前221年的秦国一样是个统一帝国，那么缺乏生机的化石阶段很有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以致被不懂历史的“历史学者”谬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如何避免文明的化石命运〔埃及、拜占庭帝国也像中国一样跌入了这一命运〕？从而使未来的全球政府较为具有生机？

 

人的文明时至今日，已与人的自身相始终了，无论文明遇到怎样的危机，人们已经无法脱离文明状态，完全彻底重归野蛮。罗马帝国的自耕农曾经遭到大地产的排挤而导致破产，结果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可是相似的发展在近代英国却成了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这岂不可怪？显然这是由于文明的发展到了机械工业的阶段。古代罗马的自耕农破产后流入城市成为专吃福利的受施者，因而支持专制制度；英国近代的自耕农破产后流入城市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批兼价劳力，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据此，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时代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而不同的事物有时又可导致相同的结果，这是绝对主义的大师们最感头痛又最能浪费其诡辩的地方。

 

 

**六，王道的代言人***

6. The spokesman for kingship

 

圣人的“圣”，在中文正体而不是变乱中国文化的所谓“简体字”里写为“耳口王”。中国的“圣人”不同于“诸子”，后者大约相当于希伯莱的“先知”，亦相当于希腊的“哲学家”。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儒生就解释圣为“耳口王也”，也就是听闻口说王者之道的人。而天命作为中国文明所理解的“世界本质”，其地位和功能，在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相当于希腊人的宇宙底蕴、希伯莱人的神明启示。

 

王道与霸道谁为体谁为用？王道为体，霸道为用！一般意义的体用关系是体为里、用为表；而王霸的体用关系却在于王道为表、霸道为里，即：以体为表，以用为里。我们盼望那位足以创造历史的非传统人物，作为精神贵人─圣人，他的真才实学就是抵制那些玩弄精神现象以满足自身肉欲的思想诈骗犯。他知道无才的人即使行为恪守社会伦理，也无法创造历史；对进军历史、整合全球的非传统领袖，“才”比“德”更重要。在一个充满巨大变数的时代，无德有才的人尚可兴风作浪，而有德无才的人只能作为装饰，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物，他们可能干下很不得体甚至不堪入目的勾当。

 

世上有多种“德”，不同的观念世界可以产生不同的德。但在我们看来，德就是某种独立的精神状态与意志状态，即谓“同心同德”这个成语中的那个德，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同心同德的德，指的不是德行的德，不是恪守社会伦理的德，而是共同的精神状态与意志状态。在整合全球使成统一文明的意义上，无才者必将无德。具有创造能力的非传统领袖，必须网罗多种富有活力的人，多种拥有才干的人，这样才不致使他所创造的秩序沦为化石，沦为“超稳定结构”。生气勃勃、长久不衰，是文明的第一要义，因此“才”需要放置在首位，“德”只是辅助“才”走向成功的要素。德因此可被称为“才的归宿与起点”，但表现者和决定者最终是才而不是德。

 

据此，社会需要三条择优原则来维持自己的运转与推动自己的发展：

 

〔1〕职位、财产、与身份不可遗传与世袭；

 

〔2〕考核、拣选要持续进行，保证淘汰过程的公平；

 

〔3〕从最广泛的基地去寻求优秀人才来加入管理层，包括从一切地区、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中去广泛征求。当全球政府的统治权延伸到一个地方，就必须立即从当地招募和吸收高级管理人员，唯有这样可以不断巩固与发展礼制的天下统治。

 

从根本的创造意义言，天命的载体也是一个专家：他的身份就是世界的整合者。作为献身天命、宣布天命、实现天命的专家，其生命以其职能为归宿。真正的王者都是“不同程度的非传统领袖”，其征服结果，不是奴役人民，而是确立文明的规范──恢复秩序，恢复公平和正义，废除浪费和暴政。所以秦始皇政治远远不是真正的王者所为，他只是以征服者专政的名义来看待甚至虐待六国人民，缺乏罗马的奥古斯都那样兼容并蓄的胸襟和气度，嬴政这个赵国人质得以称帝，诚如图书馆出纳员自称伟大导师，不乏小人得志、沐猴而冠的意味，为后来执政掌权的人们做了极为恶劣的示范。不把六国人民作为平等的臣民来看待，如何能统一中国？不把反动阶级作为平等的国民对待，又如何算是“建立了新中国”？这种强暴式的“统治”和“建国”是注定长久不了的，如何能“传之万世”、“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样的长城和铜墙铁壁不得不因为缺乏内聚力而走向崩溃。

 

其它文明也同样如此，例如，一个奉行极端国家主义的政体，不论它是古代的亚述、斯巴达还是近代的普鲁士、日本，不能建成统一的世界秩序，因为他们不以拯救世界为己任，当然也就不能一视同仁地看待那些最终归顺了自己的异族，而是狭隘地虐待别国人民，这样，世界的统一将不会由他们完成，世界的统一必须建立在他们的尸骨之上。同样，主张阶级斗争和社会分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统治者，因为他们报复当先，不能像罗马人和汉朝人那样，为了社会的整体和平而努力。真正的王者，受命行动，他尽可能无私，以天下为己任。王者的理想“家天下”，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天下人民，“视民如伤”，真正成为“父母官”。当然，这样伟大的泛爱与博爱也许超出了人性可以耐受的范围，诚挚的耐心有朝一日终于崩溃，所以王者堕落，王道毁灭，礼制退化为繁文缛节。但是我们清楚，做不到与做不好，是人性的弱点，标准还是不可废弃：高尚的标准应该成为人们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仿效秦始皇政治和袁世凯之流。

 

秦政不过是发挥了霸道的极致，始终没有学到王道的皮毛。王道的驾御者、无与伦比的专家、宇宙信息的载体、文明整合的担保人──所要促成礼制的天下统治，却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具有世界秩序功能的政治体系，其特性使得政治不再是抽税与掠夺，而是修齐治平。这种以企业管理的科学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处于自我调节的不断完善之中，需要诚挚的耐心远远多于权术的谋略。它的优秀人物是君子和专家的联盟，其社会支柱是新型贵族行为的示范。它将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日常困难和严重问题，而且也只有诚挚的耐心才能解决人类的生存课题。

 

客观、永恒、真正的天命也许存在，但并不可能被我们这些生物人所认识体会，我们如果牵强附会，自以为是，反会更深地落入泥潭。我们所能认知的天命，不是绝对的、神明的天命，而是相对的、尘世的天命。历史就是这种天命在地上的体现；这天命也是为文明的续存、人类的生活，而存在的。

 

王权主义的国家败于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家败于国家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战胜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天下主义的国家将战胜意识形态的国家──天下主义又将回归一个更大规模的“非传统的王权社会”──这就是文明历史的春〔民主主义〕、夏〔国家主义〕、秋〔意识形态主导〕、冬〔天下主义与王权社会〕的轮转？这一轮转的历史哲学形成了“历史教”，即史官文明的最新说明──其意义与用途在于说明：

 

建立在追求利润之上的商业社会，无法统合人类，例如罗马的对手迦太基人，一心追求商业利益，认为财富可以寄托国家的命运，却忽略了政治合作、伦理价值及宗教信仰的重要，终于亡国灭种。当代，类似迦太基这样的商业社会，我们也可以预言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得不趋于消亡，当然，正如历史之流中的一切过客似的，商业文明的各种特征亦将随之消亡，它所沉淀的“历史因素”阻挡不住统合管理的政治社会如罗马和秦汉。全球社会所重视的不是利润而是秩序，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个人智慧而是整体协作，不是强烈的欲望而是稳健的理性，不是骚动而是明德，不是分裂与隔阂而是统一与沟通──这就是《礼记·礼运》所谓“大同之世”在全球规模的投现──这周而复始的“礼运”是王道的扩大，不是过去人们的梦幻，而是未来人们的道路。

 

这样的“中国文明”，具有强烈的同化功能是毫无疑问的。它曾经从黄河流域的孤立地点扩大到了整个中原〔夏商周〕，又从中原扩大到中国本部〔秦两汉〕，再从中国本部扩大到整个东亚〔元明清〕，虽然其间统治民族的更迭和政权的更迭相当频繁，但文明的模式却一以贯之、整合的精神始终有效。这不仅被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还将被未来的事态所印证。

 

善于整合的中国文明与善于扩张的欧洲文明之间，进行历史交汇运动的时刻，可能已经逼近。对此，欧洲人迄今为止缺乏预感。例如澳洲出生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教授特里尔〔Ross Terrill〕作为“最得北京喜爱的学者”，曾被封为“中国的友人”，做过周恩来的座上客，早在文革期间就由中国官员陪同四处参访。他在“新中国”〔The New Chinese Empire〕一书中认为，北京政权所谓的“和平崛起”根本是个谎言。他认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往往与自己和中国的距离而定，住得近的，很难与中国作朋友，而隔着一个大洋的，反倒比较容易与中国友好。“反观美利坚帝国不是主动去侵略别人，其所鼓吹的自由与市场的观念、甚至通俗文化，都是世界其他人所自动接受的，无论你是想吃汉堡的土耳其女子，还是希望申请美国德州大学的印尼大学生，这个美利坚帝国是‘自愿加入的’，何况美国所提供的安全架构，提供了越战以来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包括中国在内都受益。”

 

显然，作者好像不知道南北战争、印第安战争、墨西哥战争、西班牙战争为美国夺取了远远超过十三州领土总和十倍以上的领土；而美国的任何部分其实并不能按照加入时候的宪法权利那样可以选择和平与自愿地脱离联邦。同时，如果按照“自愿加入”的原则，则澳洲现在仍然是原住民的天地，新西兰仍然是毛利人的祖国，而绝对不会成为英国人的独占殖民地──因为那些大自然之子的“土著人”原先并没有许可欧洲殖民者霸占他们的家园，并把他们赶到最为贫瘠的保留地里去。按照同样的道理，美洲岂不也应该首先归还给印第安人，然后再看他们是否“自愿加入”白人的殖民体系，以便充当三等国民？因为五百年前的海盗时期，南北美洲和大洋州的原住民显然被剥夺了这一“自愿加入”的权利，直到如今也没有归还他们，哪怕仅仅实行一次──就像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人民民主”那样，连一次完整的大选都没有举行过。看来，独裁国家的假代议制，难道不是很接近他们的殖民者祖先用来对付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的虚假合同制？他们把其他民族的土地通过自己的“国际法”定义为“无主土地”，然后尽兴掠夺和欺诈，最后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