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新文化战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二十八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wenty─eight The New Cultural War

 

一，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四，超越国际主义的天下文明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一，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以后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结果，在传统的武装反抗一概失败的教训下，文化的反抗应运而生：伊朗、菲律宾、波兰以及整个苏联直属集团的专制政权，都是在教会组织发动的文化战争下，宣告死亡的。而亚洲的苏联集团国家如大陆中国、北部朝鲜、印度支那三国，则因为缺乏文化战的组织〔教会〕与其对抗，专制制度迄今为止屹立不倒。这不是一个“良心问题”〔“欧洲人有良心，亚洲人没有良心”〕，而是一个如何发动文化战的问题。尽管是高级宗教及其组织启迪了人的良心〔教义〕，并缔造了文化战的组织〔教会〕。

 

从近代史看，不是战争引起了革命，而是革命引起了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于中欧革命，即德国统一运动和斯拉夫人的独立运动互相角力，新兴的俾斯麦主义激化了欧洲列强的冲突，导致总体战的出现。尽管对现代中国这样东施效颦的国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每一次革命，都是由于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的，不论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英法联军〕、戊戌变法〔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八国联军〕、北伐战争〔凡尔赛和约〕、共产革命〔日本入侵〕，中国革命因此充满了“应急措施”和“变态反应”，仿佛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手足痉挛，是不言而喻的“超级总体战”。

 

“总体战”〔Total War〕的概念，原是德国名将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年〕提出的，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历任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德国最高统帅部军需长等职。一战后解除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总体战》一书共七章，论述了“总体战的本质”、“民族团结精神是总体战的基础”、“经济与总体战”、“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总体战的实施”、“统帅”等内容。其主要观点认为：

 

1，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战争扩展到参战国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2，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者和反战分子，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的战斗精神。

 

3，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也要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银行置于中央权力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4，军事行动要贯彻以下原则：协同、突然、迅猛。要陆、海、空三军协同，不宣而战，达成战略的突然性。要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攻目标，在决定性的地区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最沉重的打击。速战速决，而不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5，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由他来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彻其思想意志。

 

上述总体战的理论并不是从属于“纳粹主义”的，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相反，倒可说纳粹主义不过是总体战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罢了，正如列宁主义自己才是帝国主义最高阶段──社会帝国主义的理论表达。所谓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一国首先建成极权主义。这是因为，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国环境，而在多国环境中，每个国家又是根据自己的国际处境来调整内政的，正如个人是根据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要求，来调整自身的言行的。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运行方式。不仅纳粹主义如此，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也是这种意义的“战国体制”。

 

近代史的“战争引起了革命”，正如在古代史的“饥荒引起了战争”：考察历史上多次游牧部落入侵定居民族的事件，不难发现其背后晃动着饥荒的阴影。是饥荒使得入侵者变得格外残忍嗜血，正如近代史上的内部革命使得对外战争变得格外残酷无情，所以刚刚发生过革命的国家，往往最具有侵略性。

 

比总体战更进一步的就是“兼并战争”。而所谓文化战，就是“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兼并战争”。所谓兼并战争，就是不再以割地、赔款、建立从属关系为目的，而以彻底消除对方的存在、把对方变成自己的直属殖民地或自己的直属领土为目标的战争。兼并战争虽然并不打着“无条件投降”的旗号去激怒敌人，像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蠢行那样；但事实上却是真正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的。显然，同盟国那样做只是因为内部互不信任、各怀鬼胎，所以需要做出如此愚蠢的对外宣告来杜绝“单独媾和”的可能；但是，未来的全球政府却不需要这样愚蠢的行动，因为全球政府内部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正因为全球政府具有这样统一意志，即将来到的将不是一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世界革命”，而是一场主权国家的临终弥撒，一场全球规模的兼并运动。

 

全球兼并不同于世界革命，它不是以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为出发点，而是以全球事务为出发点。在这场最终不可回避的文明汇集运动中，明显具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背景，这虽然不同于传统生态危机的形式如战争、饥荒、暴虐、屠杀、水土流失、农田荒漠化，而具有新的生态危机的形式如能源枯竭、环境破坏、生物污染、恐怖威胁，但依然是现代条件下的生存挑战，并受到现代思潮的强烈腐蚀、现代技术的强烈推动，从而具有特别危险的爆炸性。

 

不论近代史的革命还是古代史的战乱，很明显都具有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生存紧张和暴虐行为，人口效应不仅支配了中国历史，也推动着国际关系史，并将毫无疑问地塑造未来的全球史。在现代条件下，人口压力尽管以阶级清算和种族清洗的恶劣形式局部上演〔即在一些“革命国家内部”〕，但总的大决堤还不曾出现过……但可以预期，随着人口增长超过一百亿，这一压力迟早要导致一个终结，一个总的清算。

 

总体战并不是一个“完全现代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全面兼并战争即将到来的前奏。秦之所以能灭六国、一六合，就是因为它是战国各国中彻底实行了当时条件下的总体战的国家〔“战国”〕，或曰唯一行之有效的古代东亚地区的总体战国家。在相似的意义上，亚述在中东地区的横行霸道及斯巴达在希腊城邦的纵横驰骋也是得力于名符其实的总体战。总体战体制，并不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专利，也不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发明，相反，类似总体战国家〔战国〕的那种体制，是多数文明在其历史上都经历过的特殊时期，正如“文化蒙昧时期”、“宗教虔诚时期”、“理性启蒙时期”，也是多数文明在各自的历史上一一经历过的季节。

 

而秦以后的中国本部，就再也没有能力回到总体战中去，直到蒙古人入侵，代替中国人再行“统一列国”，虽然未能兼并中国文化圈内的日本，但其他列国几乎无所不包。其实按照学者们考证，秦国亦非中原文明，不行周礼，而且其种族上属于东夷〔或是羌人〕，文明上属于殷商〔或是西戎〕；很有可能像罗马人的祖先那样是从东方〔特洛伊〕逃亡到西方〔意大利〕的，反正区别于中原。秦的野蛮使它得以发动总体战，国家军营化的政策和体制，既能使它得以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平定六国，也导致了它本身的孤立、僵化和灭亡。秦以后，拒绝了总体战的中国，武力水平始终和它的国力很不相称，因为总体战为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战争胜利可以消灭文化、把国家生活彻底军事化，于是总体战不得不意味着文明的僵局。军事上最强的国家在文化上往往并不具备相称的高雅，以前的德国如此，现在的美国亦开始走上同样的道路。“一心不可二用”对于一个民族或曰国家的生活也是适用的。

 

只有“文化战的总体战”才能在文治武功方面两全其美。因为“文化战的总体战”不是别的，是以强大的文明、无所不在的文化作为征服的利器，吸引而不是灭绝敌对阵营中的优秀人物，并以此吸引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以各地的优秀人物为点为线为网络，超越征服的时代，实现融合的文明。所以文化战的总体战不是掠夺性的霸道之战，而是拯救性的、保育性的王道之战。

 

新的总体战将以文化战的方式纵横世界。文化战的策略将是历史上最无所不用其极的，其目的也是全新的，且其发动者也是新人，带着最高的自觉自律从事战斗，直到获得历史的胜利裁判。从文化战的角度看，任何战争或力量的较量，其成败利钝、胜负输赢，在它们开始完全摊牌以前就已经注定了：战场的摊牌之前，牌早就发好了，甚至如何出牌也大致底定了；战场的较量不过是把命运的底蕴给展现出来，使瞎了眼的愚公们得以看见，使氓之蚩蚩可以获得一个鼓掌的机会。作为兼并战争，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所以只能叫做“文化战”。在另一个更深的意义上，文化战作为“文明的兼并战”，不仅要以文明的方式来实施兼并，而且其目的是要兼并不同的文明，形成统一的世界秩序。

 

文化战作为文明的兼并战争，不仅要“灭人之国”、走向全球秩序的道路，而且要平定所有主权国家、统一不同的民族传统。这样就不可能不遭到现有主权国家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拼死抵抗。面对这一反抗，全球政府怎么能以“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的方式，从事统一秩序的创立活动呢？这是考虑到，核子武器与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日益普及化，已经使得武力兼并成为“共同毁灭”的代词，即使为了人类的合作而不得不平定各个为非作歹的传统主权国家，也只能另觅超越传统战争的其他方法，来最低代价地实现全人类的统一。

 

与全球统一相比之下，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还是属于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殖民战争燃烧到欧洲本土的讽刺性局势；而不是以消灭主权国家为目标的兼并战争。也就是说，战争的双方挖空心思力图达到的，是如何扩大主权，而不是消灭主权。其结果只能是主权国家的扩张和全球秩序的恶化，而不是主权国家的萎缩和全球秩序的创立。正因为进攻的一方还没有准备好以兼并对方为唯一目的，所以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只能是毫无结果的互相屠杀，尤其是就“德奥同盟国”对“协约国”〔一战〕和“德意日轴心国”对“同盟国”〔二战〕的关系而言。至于二战中日本对中国的关系、德国对东欧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前一组〔日、德〕企图兼并后一组〔中、俄〕，但不是对等地兼并，而是把对方当作殖民地来处理，因此其战争的方式也就特别原始、残酷。当时中国正处在传统国家解体、现代国家萌芽的混乱时期，所以日本并不把中国视为对等国家，而是想乘机变中国为其“美洲殖民地”，所以日本人对待中国的残酷程度，就像欧洲人对待美洲人和澳洲人一样。同样，俄国在经历布尔维什克革命之后，国家解体、秩序大乱，德国也不把苏联当作正常国家来对待，就采取极端原始的“非洲政策”来虐待东欧人民，拒绝履行日内瓦公约，犹如欧洲白人在非洲和美洲虐杀黑人和黄种人那样残暴不仁。

 

文化战则不然，其主体不是霸权国家，而是全球政府，其客体不是敌对的主权国家，而是一切主权国家。全球政府的创立：国际融合集团使用暗渡陈仓的方式，进驻某个足够强大的主权国家，改变其性质，化其为统一全球的杠杆。这个采取统一政策的主权国家自身，其实就是第一个遭到“平定”的对象。就像罗马帝国那样，寄生、蛀空、颠覆、替代了罗马共和国；或像西楚霸王那样颠覆了秦朝、汉朝又取代了西楚霸王，从而最终完成了类似罗马帝国进驻罗马共和国那样的“非国家过程”，这就是“彻底的国际融合集团”〔汉朝和罗马帝国〕对于“不彻底的国际融合集团”〔秦朝和罗马共和国〕的取代。

 

以伊拉克战争为反面例子：美国之所以在迅速而顺利占领伊拉克〔2003年夏天〕之后，逐渐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沼，到2004年初已经到了危机四伏的地步，基本不是萨达姆残余势力的抵抗和国际恐怖组织的渗透所致，不是反恐战争不可行或全球秩序无法建立；而是由于美国的国内制度妨碍美国发挥自己的力量，使得这位巨人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简单说，美国政府是民选的，因此受制于美国的选民，这样当美国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例如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冲突时，美国的政策就不得不损害其它国家例如伊拉克的利益来满足美国利益，试问这样的占领能不激起伊拉克人的日渐敌对以致群起攻之？这样的“占领”，比满洲人对中国的“入主”还要难以为继。因为入主者和当地人的冲突还比较容易日渐淡化，但占领者和当地人的冲突则可能越演越烈。这也是日本和苏联虽然成功地占领了中国，但最终不能有效同化中国的原因所在。

 

由此我们知道：要有效建立全球秩序，必须摆脱“为本国选民服务”的狭隘利己的主权国家的排他观念，而义无反顾地面向“为全球秩序服务”。这就要求改造一国至上的代议体制，转变主导政体；摆脱主权国家的限制，转向全球政府的责任。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文化战的主体是全球政府，文化战的客体是各个主权国；因此，文化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别的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而是唯一全球政府对所有主权国家的讨伐行动，当然其中也包括全球政府所在地的那个主权国家……其方式即上面所说“摆脱为本国选民服务”的狭隘利己的主权国家的排他观念，而义无反顾地面向“为全球秩序服务”。全球政府不是要对所在地国家负责，而是要对所有国家同样负责，毫无偏袒。既然全球政府不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不受某国大选结果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长期方针，它才可能有效执行“平定主权国家”的使命。总之，平定主权国家的除暴安良，不是常规战争和恐怖袭击，不是出自反恐战争和国家利益，而是“克己复礼”、整合全球的文化战。

 

克己，就是平定各个主权国家，消除禽兽言行与横征暴敛；复礼，就是创立全球政府，建设礼制向心的世界秩序。“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语一出，天下合一。《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就“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作为文化战的征服战略而言，《孟子》还有很好的诠释：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

 

这是一个经典故事：黄河下游有个部落叫商，传说商的祖先是契〔音xiè〕。在尧舜时期，和禹一起治理大洪水。相传夏王统治了四百多年，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末代夏王桀是暴君，商的首领成汤决心灭夏。他的战略如下：

 

派人质问相邻部落的首领葛伯，为何不按时祭祀？葛伯回答：“我们穷，没有牲口作祭品。” 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祭品。葛伯把牛羊杀掉吃了，仍不祭祀。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汤又派人帮葛伯耕田，还派人送酒送饭，在半路上，葛伯把酒饭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葛伯这样做，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汤以此进行动员，出兵灭葛。接着他连续攻占附近几个部落，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夏桀却毫无警觉。接下来，商汤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大怒，命令九夷〔商属于夷族〕发兵进攻商汤。商汤看到夷族还服从夏桀，立刻向夏桀请罪，恢复了进贡。过了一年，九夷中一些部落逐渐叛离夏朝，汤才决定进攻。汤发布告示《汤誓》宣称：“不是我要叛乱，而是国王作恶多端，神的意旨要我消灭他，我是听从天命！”接着他用赏罚的条例激励士气，终于征服了夏，使商成为王朝。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践“人权高于主权”〔Human right above sovereign〕的范例。

 

用战国的眼光看，商汤哪里是行仁义呢？几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寻找借口干预内政”，以便颠覆葛国政权。而孟子所批判的梁惠王，正是以典型的战国思路来考虑问题的，所以“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当弟子公孙丑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孟子答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显然，孟子已经超越了时代，他完全忽略不计，战国时代的原则是土地比人命更值钱，为了“保家卫国”可以牺牲千万人命。林“副主席”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就是指此而说的。但讲究仁义的孟子则完全不同，他甚至从“春秋无义战”的角度怀疑《书经·武成》篇里有关武王伐纣时战况激烈、“血流漂杵”的古史记载，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而无视仁义道德经常是作为胜利者的宣传而载入史册的。

 

在我们看来，不论真实的历史到底如何，孟子所诠释的历史已经成为文化征服者的范本：“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而在汉朝成书的《伪古文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则据此发展为一种更为系统的政治哲学：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其精髓在“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一节的谋略，这个谋略简单说就是“锄暴安良”，与“远交近攻”相似，两千年来已经化为中国社会的日常智慧，然其下流者则因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竟与“欺软怕硬”、“墙倒众人推”等小人伎俩合流，成为最坏的“国术”〔中国权术〕。由此可见“过犹不及”的重要性。

 

《仲虺之诰》上的“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是对权力中枢的警告；而“殖有礼，覆昏暴”则是权力中枢的功能；“表正万邦，缵禹旧服”更是表彰礼制的天下统治。当然，对于全球规模的政府来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征服策略还要加上新的通讯方式与新的控制论系统，配套之后方能行于世界。“第三次浪潮”也就是后期工业化，必定赋予文化战以新的面貌。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使“第三次浪潮”看起来有所不同，其实呢，那不过是工业化的完成阶段的特点，也就是说第三次浪潮其实是第二次浪潮的一个浪花，这一点从所谓“第四次浪潮就是太空移民”之类的喧嚣中，可以一目了然。所谓工业化，其实是为了克服“地理大发现─全球大交往”所造成的空间障碍而出现的技术革命；而工业化本身的逻辑发展又使得殖民主义不得不转向全球意识、主权国家不得不转向全球政府、传统战争不得不转向文化战。而这场“逻辑发展”的后果又不得不波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样一来决定文明前途的“新文化之战”就在所不免了，而在正式的文化战登场之前，还有预演和预兆，以显示其具体形态。

 

例如二十一世纪世界，电脑网络已经无处不在，成为工作与生活的必需品。而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职位的争夺中，网络开始发挥威力，造势、筹款，各路参选人纷纷运用，竞选班子对网络资源的灵活运用，为美国的政治选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范例。2004年3月在波士顿召开了“草根组织的技术应用”研讨会，“DeanVolunteers.org”网站的发起人杰西·高登〔Jesse Gordon〕向与会的非赢利组织介绍了他们如何运用网络这一新兴技术工具来推动竞选活动的成功经验。他说，仅用电脑网络传播竞选材料和网上筹款，还够不上“网络选战”〔Cyber─campaign〕。成功的网络选战应是内容与形式、战略与战术的有机结合。

 

电脑网络效率高而成本低，但不能仅将它的作用局限在信息载体方面，而应通过网站、电子邮件、网上集会等各种手段加以综合运用，针对不同目标的人群来达到最佳效果。概括的说，网络选战针对三类不同的目标群体要达到以下三种不同的效果：

 

1，帮助首次接触选举信息的选民了解选举的基本情况。

 

2，说服已经了解基本情况的选民接受己方倡导的观点。

 

3，动员已经接受己方观点的人出力出钱支持选举。

 

按照这些策略，一些竞选策划者以政治活动经验和对电脑网络的把握，展开了“网民皆兵”的全方位网络选战。介绍竞选纲领的网站，从网站的设计到信息的排放，无不体现了策划者们的思虑，使得访问者读完相关网页后更愿捐款，或采取其它行动予以支持，甚至网站本身也是通过众多的志愿者来从事更新与维护，另有一批志愿者审阅文章，以免发生错误。

 

支持者们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选民用电脑网络这一“虚拟平台”一网打尽，招降纳叛，发展队伍。例如，他们利用“Meetup.com”这个社交网站来促成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网民只要在网上输入自己的电子邮箱，就可以得到聚会通知，并在网上投票选择聚会的地点，聚会完毕还可以上网察看聚会照片。美国的“Meetup”种类繁多，有按照兴趣爱好分类的约会，还有按照工作需要进行的研讨会，一些餐馆、酒吧更在其中推波助澜，把自己的链接加到“Meetup”网站上招揽生意。选战活动者利用它来召集动员大会、交流竞选材料、策划竞选活动，并卷入更多的支持者。与简单的网上推销相比，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增进了人的凝聚力，并强化了关注与投入。据统计，参加过“Meetup”活动的人，过半数捐款资助了竞选活动。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还为竞选班子发现了众多具有组织能力和地区影响力的人才。电脑网络的最大优势是能以最小的成本，在第一时间对各种目标群体施加长期影响。以捐款为例，习惯网上用信用卡付帐购物的人，很方便就能通过鼠标的点击来向候选人捐钱，节省时间，积少成多。竞选团队所采用的电脑网络选战攻略，影响深远，反对布什的自由派组织“向前进”〔MoveOn.org〕日前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点子”征集工作，收到了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很多批评布什的“最有创意、清晰，能够被人记住”的三十秒钟广告短片，并放在网络上广为传阅。布什则在网上播出了一则指责对手与特殊利益集团勾结的广告，该广告被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超过六百万的布什支持者，与耗资巨大的电视广告相比，网络广告不但节省了费用，而且更有针对性。随着选战的激烈，双方阵营都利用电脑网络最大限度地愚弄选民，丑化对手。可说今后的选举，将会是“无网而不胜”的选举。〔参见王昕《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网络奇兵》〕

 

如上所述，网络选战已经不限于宣传战，而成为介于宣传战和全方位的文化战之间的某种东西，随着全球文明的深入发展，全方位的文化战的轮廓及其各种细节，会逐渐清晰起来，并笼罩世界。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贯穿在行动的三个方面：

 

1，动机；2，动力；3，目标。

 

1，就动机而言，文化战的动机不是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对征服的渴望、对统治权的要求。文化战的动机也不是单纯地排斥以上几点欲求或根本未考虑、根本没有以上的欲求。恰恰相反，文化战的动机比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的动机，层次更高，因而前者也就必然地建立在后三者的基础之上。注意：文化战不是“意识形态战争”，不是“宣传战”，不是为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提供的借口、烟幕弹或“强盗逻辑”。因为文化战的动机不是出于国家利益──而是要取缔主权国家，结束哥伦布以来的主权国家横行霸道的国际无政府时代。支配文化战的动机不是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而是人性动力金字塔中最高的一层：“道德情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德情操，在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之上，使人区别于并高出于动物。同理，全球政府在民族社区和主权国家之上，使文明人区别于并高出于野蛮人，使文化战区别于并高出于传统战争。换言之，道德情操作为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之完善；全球政府作为民族社区和主权国家之完善；文化战作为传统战争之完善──将构成全球历史的真正开始。

 

2，就动力而言，文化战是出自整合全球秩序、全球文明的需要，而传统战争则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纷争与攘夺。文化战之与传统战争之间具有动机动力方面的差异，并排斥传统战争及其暴虐手段，文化战因此是对传统战争的完成也是对传统战争的终结。文化战否定及阻挠传统性战争，犹如成年人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胡闹进行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是从那些胡闹一脉相承下来，但这不完全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而是经过逻辑发展的变化。文化战的动机动力，来自全球文明的一体化压力，所有的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都围绕这个压力，视其能否促进全球一体化，来获得自己的位置。在全球一体化的面前，这些分散的利益只能被列为全球文明的辅助力量和次要考虑。而全球文明作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结果，是全球仁者对历史哲学的感悟。这一感悟结合了理性思考并满足了神秘需要，它创造的“新型礼教”，就是新文明的枢纽及基础，并体现了新的人际关系：“仁”。

 

3，就目标而言，文化战不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圣经》语〕，而是主权国家与国际冲突的双重终结。文化战的这一特性，使它本质上不是防御性或掠夺性的，而是进攻性或赐予性的，其最终结果是要建立全球和平：是更大规模的罗马式和平、汉朝式长治久安。相形之下，美国的反恐战争，显然还是立足于主权国家自身的国家利益，表面是进攻，其实是防御，既然防御多而进攻少，结果是事倍功半，很可能功败垂成。

 

美国总统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2004年4月8日向“九一一独立调查组”公开作证前，英国《独立报》4月2日披露，曾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的一名女翻译说她已经接受该调查委员会的质询，并证明在“九一一袭击事件”发生前数月，美国的很多高官就已经知道盖达组织计划用飞机袭击美国本土。而赖斯3月22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指出布什政府一直致力打击盖达组织，赖斯还表示，“我们事前没有获得有关恐怖分子准备使用飞机袭击美国本土的情报。”这位女翻译就此指责赖斯“可耻地撒谎”：“赖斯使用了‘我们’，而不是‘我’，那就包括所有的人在内，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我要说那是不可能的”。曾经担任布什反恐高级顾问的克拉克在此之前一个星期说，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前，布什没有重视恐怖主义袭击，反恐不力。华盛顿邮报也在4月1日报导说，赖斯原定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的当天，发表一次重要演讲，但其中内容却是主张加强导弹防御，认为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远程导弹，而非恐怖袭击。结果这一演讲因当天发生恐怖袭击而被迫取消。从文化战的角度看，不论布什政府对“九一一”恐怖袭击的成功实施到底负有多大的直接责任，其没有能够积极主动地预防却是显而易见的。

 

下则报道更是凸显了被国内政治所支配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被动处境：2004年3月3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的法鲁贾市，四名美国雇员遭到伏击枪杀，其座车被焚毁之后，烧焦的尸体被武装分子和当地人拖着在街上示众，有的尸体还被挂在大桥上。美国媒体指出，这一最新事态发展将使白宫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的乐观情绪受到打击。不过美国表示，绝不从伊拉克撤军。美军将领4月1日宣称要对凶手发动“压倒一切的报复”，而法鲁贾城内的民众则说他们将坚决抵抗。分析家指出，这次美国人遇害事件的情景，和1993年美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那次失败的“黑鹰坠落”行动中的遭遇惊人地相似，同样都是以美国人的尸体惨遭蹂躏来作为打击民主政治的心理武器。因此，如果在美国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中播出同样恐怖的画面，那布什政府的处境就将非常糟糕，甚至有可能像当年克林顿政府被迫从索马里仓促撤军一样，迟早从伊拉克狼狈撤退。为了不让美国人看到四人尸体的惨状，麦克莱伦希望媒体“高抬贵手”。在政府的要求下，美国各家媒体在报道这一惨剧时，都提醒观众，新闻场面“非常恶心”，“儿童不宜”，很多出现尸体的画面都经过了处理。与此同时，布什在总统大选中的民主党对手、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克里则在3月31日的惨剧发生后谴责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失败，让身处伊拉克的美国人成为敌人的靶子。

 

与美国的现状不同，文化战的主导者将不会受到“国内政治”的摆布而影响自己的全球使命。他们既不会被寻找战争借口所困扰，也不会在战争中缩手缩脚，更不会因为如何寻找结束战争的方式而苦恼。文化战，就其动机、动力、目标而言，是充满攻击性、渗透性和前瞻性的。它有效调动人间事务的三大组成部分：人、物、目标，来服务于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不是服务于坐享其成的选民。在这三方面，文化战的参与者〔人〕、他所动员的力量〔物〕、他所创造的局面〔目标〕，都将是新颖的、不以商业价值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就目标而言，文化战不是以掠夺其它国家为目标或自称“帮助”其它国家但其实进行侵略的战争，而是以平定所有主权国家并创立全球政府为目标的创造性的战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二章〕是其指导方针；文化战的发动者，是全球的仁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邪！”〔同上七十七章〕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战将创造一种崭新的“关系”，既包括内部关系也包括外部关系，不仅有“社会交往”的层面，也有“自我意识”的层面，还有“人与自然”的层面：建立生态平衡的世界秩序。用汉朝人的概念，那叫“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仲虺之诰》〕“关系”是一个无形但却无远弗届的东西，文化战所创造的全新关系将开创全球历史的全新格局。

 

“新文化战”也可以叫做“文明结构的定形战役”，也就是为在全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文明结构、全盘的范型和模式，而战。为达到全球范围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战。这也许可被讥评为“文化创造力量的衰颓”，可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止戈”之法呢？如果说，除了互相屠杀和整体的崩溃外，只有社会定形并文明僵化的道路可走，那么就暂时定型并暂时僵化一下吧！这毕竟还能给疲于奔命的焦渴大众带来一个休息和重新积聚生命力量的喘息时间……面对全球规模的文明定型，以往的历史可以借鉴，那就是曾经周期性发生，并将继续周期性出现的，作为“汉文帝长治久安的普天同庆”，作为“罗马和平下的奥古斯都的黄金时代”。

 

由于“新文化战”具有“人权高于主权”〔Human right above sovereign〕的“平定方国”的性质，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它可能成为文化创造力量的杀手，毕竟，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在欧洲所发挥的突出的文化成就，正是和它的突出的分裂状态完全一致的，并且完全可能是1648年结束的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德国政治分裂，造成了德国接下来的文化成就；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也表现出同样的“因果关系”：分裂时代是文化生长的时代，而统一时代则是文化没落的开始。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战的推动力量甚至会被不解历史曲线的大众知识分子、历史荒野的游民，视为破坏性十足的野蛮行为。新文化战这时确可被看作“文明的防腐剂”，这种防腐剂具有双重性：一面阻止病毒感染，另面也扼杀自身免疫。这难以豁免其一，正如鱼和熊掌不可得兼，面对这样的无奈，人们只能接受命运的裁决。凡是来临了的，就是自然而然的。预测未来是基于现在，但想左右未来则不可能，因为人们的努力并不能全然超越自己，因而也无从“代神立言”。人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明了自己的处境，到底位于文明坐标上的哪一时空？据此确定自己是走向一个更为开放的时代还是一个更为封闭的时代？未来是更为松动还是更为紧张？生活是更为放纵还是更为抑制？因为文明的扩张也像生命的其他运动，从来在一紧一松里前进，无论趋于封闭或趋于开放，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积极的发展：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新文化战”将打破人为的分割，在混一宇内的运动中将没有种族、国家、民族、阶级甚至各类专业集团的互相分割构陷的战线，每一个自觉参战的人都将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战场，在他的活动领域的周边形成一道活动的战线。新文化战，将比最高超的革命颠覆战更有颠覆性，配以各色新型的战术武器，指导战术武器的战略布局，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细胞里。它把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全球政府的现实结合起来：用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来促进全球政府的实现；用全球政府的现实来维护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文化战的动力，以心理性为主而不以物理性为主，文化战不是对衣食匮乏的反应，而是对秩序整合的反应，是抵御心灵空虚的良药。新文化战所要建立的全球结构，不是直接维持人民生计的，而是通过整合秩序来保护生命的温床。为此需要持续的保合太和，以延续未来文明的生命泉……一小批人数上微不足道的人，在整个世界人心崩溃和道德冷漠中站立起来，结成强韧的精神纽带，他们不必区分肤色、种族、国籍、社会阶层级甚至文化教养，由世界各个角落汇集而来，通过高级磋商，然后分布到全球各处的关键点，像耶稣会的传教者那样，发动一场“世界规模的综合政变”。作为开端，它将不断深化直到全球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一种由最有才具、智慧、决断能力且极富专业技能的战略战术专家所组成的并具有世界规模、在世界各处“要害部门”获有控制权的深谋远虑者所罗网的突击队：这就是新文化战的基本力量，国际融合集团。他们通过“最小阻力的战略战术”来行事，为全球政府打下最大功效的基础。他们信奉原则，在今日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艰难中，坚持到时来运转……从本质上说，他们不需要“群众运动”，他们只需要“运动群众”，为此，他们炼出致命的诱惑、披靡时尚的利器，以各个击破生物惰性对文明事业的顽梗抗拒……

 

 

**四，天下文明超越国际主义***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战国时代处在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前夕，因此流行国际主义。在文化战看来，人们曾经崇尚的国际主义，不过是遮掩国与国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围裙罢了。“国际主义”这个名字甚至就是可笑的。既然要以“国”为主位，又何必奉上“国际”的招贴呢？既然要宣扬“国际”主义，又何必要保持“国”的本位性呢？如果仅仅把“国际主义”视为一种沟通国与国之间利益或感情的渠道呢？那么“主义”又从何而来呢？由此可见，所谓“国际主义”无非是一种宣传及意识形态，根本不能行之有效，更不是深谋远虑，怎能支配未来？果不其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即使联合国这个国际主义的玩偶，这块五颜六色的围裙，业已开始破损不堪，露出其无法弥补的空洞……

 

如果问国际主义招贴的最后一角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我想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冷战的结束使得二十世纪的“结盟交战”也随之终结，国际主义这个为结盟交战服务的招贴，突然之间变得无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际主义还有市场吗？今天的人们精神多么空虚，创造性多么贫乏，除了直接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外已经一无所有──“我穷得只剩下了钱。”这种经济动物若不经过强烈的电击以治疗其神经单一病和肢体麻木症，社会的板结、文明的僵化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国际”恐怖主义兴起了，好像是对于此前风行的国际主义的一个绝妙讽刺。

 

超越主权国家的人们，则不知“国际主义”为何物，太阳已经升起，蜡烛岂不多余？国际主义的宣传作为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烟幕，应该收场了。在天下文明的眼界下，那喧嚣一时的声响所激起的不过是历史风烟中的些微尘埃，岂足以奠定全球秩序的基础？另方面，也许在那些曾经拥有世界帝国传统的文明边缘地带，才能产生一种不被民族偏见和国家意识的狭隘性及其“国际主义”所限制的宇宙型人物，才能产生一种具有“天下感觉”的“历史无业者”。无业者则无界，不受疆域的限制，他的“天下”决不是英伦帝国、苏俄联盟、北美联邦这类的“殖民帝国”的同义语；而是像埃及、巴比伦、罗马、印度五河、中原王畿那样的“统一世界”，所以埃及虽小，在文明意义上也可算得小型的“天下”。

 

宇宙型人物，在上述“天下型文明”的统一世界的历史上，至少产生过两打，可是在迄今为止的日本和欧美一类的“区域型国家”的殖民帝国的历史上，却从未产生过一个。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种人物只有在“天下文明的内战烽火”中，方能诞生。各种规模的蕞尔小邦即区域性国家，从日本列岛到大英帝国，纵使发生剧烈内战也无缘得见沟通天地人的宇宙英才。但“天下文明”的内战却大为不同，足以重新奠定人类的命运、文明的前途。对“天下文明”来说，内战或与内战密不可分的“征讨”，是唯一的合理战争。这不是对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天下文明对区域国家的屡征弗庭：“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天下国家的内战，是真正的世界大战，而不是主权国家的争霸战──这种战争给予文明史的影响，是主权国家梦想不到的气吞八荒。

 

对天下文明的争夺，比民族国家和区域国家之间的主权争霸战，更为残酷而彻底：这是因为人们已失去了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心，爱国心也无所依附了，在一视同仁的利欲薰心下，一种超地域的英雄─暴君就会兴起：如项羽一样无畏、刘邦一样无耻。这种人不会顾惜损失，不像民族国家、区域国家中兴起的人物，毕竟受到爱国心及道德传统的约束而有所顾忌。他们只要“彼可取而代也”〔项羽语录〕、“大丈夫当如是也”〔刘邦语录〕以及等而下之的“苟富贵，毋相忘”〔陈胜语录〕。由于民族国家、区域国家里贵族传统的沦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语录〕的无产阶级思想迟早会兴起并流行。而在贵族意识看来，无产阶级思想就是“无赖思想”，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就是“铜臭思想”。

 

人们常说，长期的和平不利于人类进步，那么稳固的天下秩序也许有害于人类精神？无奈在全球文明的历史已经席卷大部分人的此时此刻，天下国家的罗马式或汉朝式和平，却是不可避免，尽管其展开下来究竟是祸是福，只有天晓得了。和罗马帝国先后兴起的是秦汉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同时兴起的是唐宋帝国，和英、俄同时兴起的是明清帝国。够了，现在世界应该结束“各自为政”的时代了！现在需要的是：全球文明的统一秩序。就本身的“绝对值”来说，活动在天下文明里，显然要比活动在民族国家里，价值百倍。因为前者是个“世界舞台”，可以产生恺撒和秦始皇那样的货色，而后者不过是乡下，只能产生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那样的东西。一块大得多的土地，生出大得多的硕果，是十分自然的！在全球文明的社会运动中产生的人物，优胜者必定要超越了民族偏见与地方国家的意识之后，方能整合全局，因为一种民族偏见及地方国家的意识必会引起另一民族偏见与地方国家意识的反抗，其结果无非是全球文明的分裂和内乱。

 

尝以政治言之，民族或种族的、区域的或国家的统治，必定不如一个超越民族或种族的融合集团、一个超越地方的或国家的中央朝廷的统治，来得长治久安。因为一个超越了民族或种族界限的融合集团、一个超越了地方的或国家的中央朝廷，作为“天命器皿”是囊括了一切人才而不分种族、民族、区域、国家的界限，这样它在所有的种族、民族、区域、国家中，皆有牢固的社会基础，自然立于不败之地。而民族至上、种族至上、区域至上、国家至上的统治，必将引起另一种族、民族、区域、国家中的佼佼者，率众而反抗。从全球历史、天下文明的角度看，国家与民族的衰亡，并非由于战败。两大强国经由剧烈战争两败俱伤，或其一被另方的纯粹军事优势所压倒，并非不可恢复。倒是一些更为深刻的内部原因，决定此族此国的兴衰，决定它在战败之后是迅速复原，还是加速灭亡。当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起，却必然导致战争或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表现。“和平崛起”的宣传是不切实际的，只要是崛起，必定打破现有平衡，因此和平崛起的后果依然是战争，那么“和平崛起”岂不成了短命的咒语？

 

不经一战，世界不会承认崛起者的新近获得的势力范围；不经一战，崛起者不可能取得与他的实力互相匹配的权利；不经一战，无以达到“崛起者的兴奋高潮”，而不落实那些一直鼓舞他崛起的强力刺激，他就无法终止高潮，达到幸福的满足状态。既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起，必须通过某种战胜的仪式来予以认可，那么导致战争及权利之再分配以达到新的均势，就势在难免了。没有战胜与外扩，国家民族的兴起诚然无从吸取养料、发扬光大；所以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看来，侵略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战胜及侵略，社会就像缺乏激素似地生长维艰，因为侵略就是侵入并经略，是拓展事业；不但激励精神动能，而且聚敛物质基础。不仅古代文明如此，现代文明亦不能免俗，兴起得越迅猛的，就越需要借助于向外侵略扩张、搜刮它国财富。

 

未来的世界，极需组织性、结构性，以容纳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提供文明据以继续生长的保障，这当然不可能通过原始的武力征服来实现。原始武力的任务仅在于“止戈”，除此而外，穷兵黩武不仅不为王者所取，且正是衰亡的预兆。于是这样新型的扩张才是真正的总体战：超越古今总体战的军国主义阶段，而进入文明建政的核心地带；结束战国时代，不再以军事手段追求胜利。文化战的总体战，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争雄，文明模式的汰旧换新。文化战的总体战是文明难题的总解决，一切方法并行不悖地展开，其争战的目标不在于统治的权力，而在于统治的方式！它不是为了达到经济利润、军事蹂躏、政治控制的卑微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文化的高级趣味。文化战的主体因此不是商人，不是军队或政治集团甚至不是个别国家或国家联盟；文化战的主体是哲学家─文化人─专家的联合体，即一个崭新的文化温床。这群人将被称为“君子”，他们的首领将是天命的王者，审时度势、冷静英勇，其精神力量可以感应天地。他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出击，其手段，多方动员，技术战、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外交战、心理战……而不必固执一端。新的人间关系代替过时的人间关系……在战争前夜，新文化已经组建完成了，而战争行为不过揭晓命运的底牌罢了。这就是文化战之“决战于战前”的关键所在。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全球历史和天下文明不能同意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侵略黩武倾向，相反要把“武德”也就是“止戈”〔止戈两字合为武〕视为文明的最高境界。世界和平，不是一国对他国的优势，不是秦国对六国的征服、罗马共和国对各国的毁灭，而是类似于汉朝取代秦国、罗马帝国取代罗马共和国，是所有国家屈服于全球历史、天下文明的“全范围的整合与管制”。

 

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基础是什么？是民族偏见和国家意识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防止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锁钥是什么？是天下范围的择优制度与等差秩序──这将击溃民族社区主权国家对人类的分割与奴役、离间与毒害，它宣告，统一的全球秩序要全局统筹，才能有所发展，强制性的“社会平等”与民族国家的分割分赃，后果就是停滞与腐败。

 

回溯一下，择优的等差制度之崩溃，对外部构成了一致的侵略，对内部构成了共同的破坏，不仅导致双方物质生活的浪费，而且导致自身精神生活的毒化。等差制度的瓦解，促成普遍的国际冲突，社会内部丧失了制约力，结果社会边际洪水泛滥，战国时代越演越烈。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造成文明生命的解构，病态的癫痫同时席卷不同形态的社会，纳粹党和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和自由派斗争，同样激烈，各自都有充分的“群众基础”。但群众到底需要什么？仅仅需要痉挛？一个有结构的社会，并非“全盘皆动”，而是“首尾相顾”；但结构解体的社会如现代中国就不同了，群众在千百年的社会沉睡之后，终于开始发作，而在历时百年之久的躁动之后〔例如在中国〕，又奇迹般地恢复了麻木不仁的状态，这里的原委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群众运动造成的不是“民主制度”，就是“暴民政治”，但在蛮族入侵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原有等差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无法进入“民主制度”，只能进入“暴民政治”，从军阀混战到到党阀专政。确实，“暴民政治”作为文明的“掘墓人”，被卡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种意义上，用“民主”之名来美化暴民政治，就是二十世纪极权政治的最大特点。

 

群众运动的兴起所具有的两面性，使得“真正的群众运动”，有时比独裁者设计的“运动群众”，更为盲目，通常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更大损坏。且独裁者的“运动群众”常是“真正的群众运动”的后果，即，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即社会无序状态，导致了下层社会独裁者的趁机崛起。因为群众运动隐含着社会结构尤其是上层社会已经毁坏的危机。悲观者认为：群众运动犹如秋风，是文明衰落的可靠标志，不仅是一时的灾难，且是“末日”和“劫数”的来临。而乐观者则认为：群众运动犹如“蛮族入侵”和“民族迁徙”，也包含着新的希望、可能性、弹力。反对与赞同群众运动的态度，都说明群众运动兴起于社会指导力量的瘫痪，文化阶层已经无法“以身作则”，只能听凭反文化集团“以身做贼”了。而以身做贼者，用强制手段来“维持秩序”的结果，只能造成革命暴乱的进一步蔓延。例如，共产党的同路人1957年运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理论向共产党发难，迫使共产党撕下面具、从此理论脱离实际，否则就无法统治下去。相反，全球政府的基础、枢纽、核心，也就是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只能在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之下建立和培育的，而不可能在一国之内。

 

群众规模上的“东方人的奴性”，作为“黔首”、“蓝蚂蚁”、“人海战术的肉弹”虽然卑贱，但在重建全球文明的意义上也许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这种奴性的含义虽然不注重开拓却注重服从，不注重创造却注重收获，仿佛一种“秋天的美德”，一片金黄色的稻浪即将送进阴暗的仓库。这就是“奥斯威辛”、“古拉格”、“青海农场”。它在历史的下一回合中，注定了要以更大规模如全球规模来淹没宇内？消灭一切贵族事物包括美国式的平民骄傲与平民自律这样的贵族事物的最后残余？那时，全球秩序的坚实基础，蕴藏在广袤的农村，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中，在它那密密麻麻、无动于衷的东方化的黔首之海里。这股云气从哪里升起，哪里就是文明的黑洞，它的张力弥漫整个文明世界。这意味着，全球一体化实现后，文明的希望就不在“块状的城市”，而逐步辐射到生态环境毁坏较少的“网状地带”，已被窒息的“农村”将逐渐恢复活力，就像欧洲中世纪那样休生养息。尽管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而不是过程后，城市还是要执天下之牛耳。

 

“大约在公元前第二千年代的中叶，爱琴海上有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迈锡尼世界，它在黑暗中摸索，怀着巨大的希望，沉醉于功绩和灾难，静静地向自己的未来成熟。另一个是克里特的米诺斯世界，它是愉快而满足的，舒适地安身于一种古文化的宝藏中，优美、光辉，把它的所有重大问题都远远抛在身后。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理解这种今天正在成为研究兴趣的中心的现象，除非我们重视那区分两种心灵的深刻的对立。当时的人事实上已经深刻地感到这种对立，但并不‘认识’这种对立。我在面前看到了泰麟兹和迈锡尼的居民面对那达不到的诺萨斯的生活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谦逊，看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诺萨斯人对于小首领们及其随从的蔑视，看到了健康的野蛮人的秘密的优越感，如同日耳曼军人在年长的罗马贵人面前的优越感一样。我们怎能够知道这种情形呢？两种文化中的人好几次彼此面面相觑。我们知道不只一种‘中介文化’〔Inter─Culture〕，在其中人类心灵的某些重要的倾向自行显示出来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城市的心灵”〕

 

“文化融合”是文明辐射的捷径：技术的传播可以是和平的、渐进的，因为它主要涉及器物层面；但精神的传播则经常带来激情的冲突，因为它涉及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历史上影响最深远持久的征服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文化征服。甚至政治的征服若不继之以成功的文化征服，也不能“垂之万世”。我们面前的一个事例是：1949年毛泽东击败蒋介石，控制整个中国大陆；但是三十年以后他的党徒们却把蒋介石逃亡台湾后逐渐确立的治国模式甚至社会文化逐渐地但是相当全面地搬到中国大陆。那么请问，到底是毛泽东击败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击败了毛泽东？

 

一切征服的最终形态，就是改变文明的形态，进而改变种族的构成。而文化征服的第一步，就是摧毁异己的文化，通过盘剥和吸收它而进到第二步，即展开自己的文化：不仅在空间上充分扩张，且在时间上发展到极致。

 

对于一个注定负有世界历史规模的艰难职责的融合集团来说，“奴性”也许不仅仅是一种劣根性。对于内部，“奴性”可构成有效团结与秩序的基础；对于外部，“奴性”或可演化出“团队精神”，并含有巨大的威慑力。群众不可能服从优生的科学，但却因为恐惧强力而服从权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随他们自己的意愿去，不要企图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克己复礼的原则，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何须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的化石？否则重蹈宋明儒学〔特别是王阳明派〕和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派〕的覆辙，将是不明智的。

 

对人世间的种种纷争、厮斗、分歧、诋毁，采取高贵的、积极的中立态度，从而成为广采博纳的仲裁者，而不是偏执狭隘的营生者。尤其考虑到，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的征服者都胜利了，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征服者都失败了；前者是事半功倍，后者是事倍功半……当我们用这一观点考察历史就不难发现，“真正的解放者”不过是富于策略的征服者对劣等愚民所施行的劣等障眼法。否则，真正的解放者反倒会成为十足的破坏者，不禁把世界投入一场无政府状态的燎原大火中去了。考察历史上的征服活动中，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当然要比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而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其实又比军事因素所起作用为大：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文化战”的概念是如何重要，就不难解释历史上许多惊人的征服活动，是如何把握文明的脉络，完成了军事力量本来难以独力完成的业绩。

 

从文化战的角度观察，一个反常的民族和社会最终会有其反省或忏悔的活动，这就是内战。反省和忏悔是痛苦的，往往比对外斗争更残酷，它使人感到自己的劣败，前途暗淡下还要展开激烈厮杀。但内战之后却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新的天地洞开。心里喜悦了，世界就新鲜，前途变坦荡──这样的内战不一定是争权夺利的冲突，有时它也代表了“走哪条路”的问题，这样的内战一经结束，社会发展就呈现新的面貌。难怪我们常常发现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兴起之前，常常充满痛苦的内战，仿佛新社会只能在内乱中诞生，甚至还须伴随内乱渡过它的幼年。尽管在没落的时代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内乱，但那是不同的内乱，那不是为了某种道路或制度而战的内乱，而是一场玩世不恭、普遍堕落、充满怀疑和厌世精神的内乱。

 

是什么引起内省或内战？是重大的社会失败。重大的失败使人心灰意懒甚至充满自卑，但这并不能摧毁意志坚韧的民族，反会迫使他们觉醒和奋起，投入个人的内省与社会的内战。不错，骤然获得暴利、大权之后，也可在一个集团内部引起争端甚至内战，但可断言，内战不会在一个获得完全胜利与巨大成就的地方爆发。我们可以列出这样的公式：由于挫折或刺激，通过内省或内战所取得的不同结果，形成民族或个人的不同性格。种族加环境就是命运，命运不仅仅是性格，而是性格所遭遇的环境，正如好的环境可以优化坏的性格，好的性格也能优化坏的环境。这样的双重性不仅形成个人的命运也形成了民族的命运。命运＝性格＋环境，所以已经形成的或正在形成的命运，因此常常可以多少预测一点。

 

在这一透视下，一切种族的及民族的偏见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种族和民族的命运不是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循环的？全球文明所要求的不是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利润、胜利、霸权、统治或者诸如此类的占有；而是新文明的整合，是蒙天宠、得天眷的时来运转，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种族特性。为了切合人类整体的生存目标，需要审时度势、惟精惟一，策划并发起文化战的出击。无论这股出击的力量是谁，无论他来自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都让我们为他祝福。任何民族的盛衰兴亡，在这场大战所诞生的典礼中，最终显得无关紧要。民族充其量不过是文化战的一个媒介罢了。甚而言之，即使文化战的载体民族〔也就是国际融合集团所寄寓的那个主权国家〕所需要的复兴运动，也不是文化战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个民族不被拣选，那个民族就会被拣选。诚然，正如有的天才较常人更能预知〔尤其对某些特别的事物，例如正确预测战争的结果，使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躲避对手的打击，而且在实际摊牌之前就赢得了胜利〕，有的民族也较其他民族更加适合统治世界，但这并不是必要条件。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一个民族的核心是其文化的灵魂，如果说文化灵魂的存亡命运已经注定，那么它所寄寓的那个民族本身的存亡命运就不是我们所能关心的了，因为在全范围的人类史上，民族本身的续存是无关紧要的，只有他所创造的文明可以在其他民族那里持之以恒。正如蛹已孵化出蝴蝶，那么蛹壳本身已经无关紧要了，除非将它作为标本送进自然博物馆陈列。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种族，如整合苏美尔文明的是闪族人，整合希腊文明的是罗马人，整合闪族文明的是波斯人，整合了波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是阿拉伯人。埃及和印度的史料缺乏，但现存的史料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在先秦，整合了第一期中原文明的是野蛮的秦人，在唐宋之后，整合了第二期中华文明的是则是建立元朝的蒙古人，而这两股力量〔秦与元〕对当时的中原来说都是异源的种族。在近代，日本一度进入中国整合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日本人失败后，苏联成功地取而代之，进入中国整合，其直接统治失败之后，其间接统治的代理人政权续存下来，甚至比它本身都长寿一点。

 

这里再举秦国的例子说明“统一中国”的其实不是中原文明内部的力量，其证据之一就是秦人神权崇拜不合周礼。例如，先秦鬼神祭祀系统大致可分上帝天神、祖先鬼神、山川鬼神。从考古资料看，周人神权崇拜的特点是祖先鬼神崇拜，而秦人神权崇拜的特点是自然鬼神崇拜。

 

首先，周人祭祀系统中的主要角色是祖先鬼神，其特点是与政治配套，祭祀神明的权力按不同的等级阶层分配到王公士民手中。《礼记·祭法》谈到周代庙制，可见周人的祭祀权力是按阶层不同各有等差区别，祭祀的品类、时间、数量多少，具有明显区别和严格规定，“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庄子·天下》〕，等级分层的目的是为了“上下有序，民则不慢”〔《国语·楚语下》〕，巩固等级秩序的贵族政治。

 

其次，秦人祭祀时用牲之多，不合周礼，《史记·秦本纪》谓秦国的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然而周礼却对祭祀的牲品数目有严格限制，最多不超过十二。《尚书》中的《召诰》与《洛诰》记载了成王时期召公周公在建成周洛邑前后的两次祭祀：《召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这两次用牲数量比武王时的数量都极少。同样是祭祀上帝天神，《召诰》中周公用王室之礼用牲仅“牛二”，而《秦本纪》秦德公以诸侯身份祭祀鄜畤，竟然用了三百牢，二者相去甚远。说明秦人的祭礼并不用周礼。在周礼之中，从天子到士大夫的祭祀用牲之数有明确的规定。《周礼·秋官·掌客》说周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大行人》说：“上公之礼九牢，诸侯诸伯之礼七牢，诸子诸男之礼五牢”。《左传》哀公七年记述当时诸侯霸主吴王派人到鲁国“征百牢”，鲁国最初拒绝了，其理由是“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惟执事”。这说明周初在“制礼”之时规定祭祀用大牲最多是十二，是“天之大数”；超过此数，便是“弃周礼”。观射父曾告诉楚昭王周礼祭祀用牲：“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性，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国语·楚语下》〕依上可知周代牲品的排列次序是：鱼→特牲→少牢→特牛→大牢→会。可见，观射父所说的“会”，也不会超过祭祀时的“天之大数”十二，超过这一标准便是背弃周礼。周礼祭品甚薄甚少：“郊，禘不过茧粟，尝不过把握。”〔《国语·楚语下》〕周礼的祭祀原则是“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楚语下》〕。韦昭注“备物”是“体具而精洁者”，这就是说祭祀的牲品要求形体完整无损且为洁净的精品。从《春秋》郊祭上帝之礼来看，若牲品受损，则宁愿取消郊祀，也不能把次品送上祀神的灵台。对照《史记·秦本纪》中秦德公的祭祀，竟以“牺三百牢祠鄜畤”，显然不合周礼。如此看来，周秦礼制文化的异源，是否对秦最终征服、整合东周列国文明，起了重大作用？确实值得思考。

 

最后，秦人祭祀的鬼神主要不是祖先神，而是山水、动植物等自然鬼神。西周春秋时期的秦人史料也看出秦人习于崇拜自然神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及秦王政兼并六国以后的史料，更可见出。从云梦秦简《日书》可见秦人与周人相反，并不重视祖先神明，而盛行崇拜自然神明，如鬼怪神灵〔有“暴鬼”“刺鬼”“凶鬼”“阳鬼”“饿鬼”“上帝子下游”之鬼、“神狗伪为鬼”和“执丈夫，戏女子”之鬼、“丘鬼”“哀鬼”“孕鬼”“棘鬼”“幼殇不葬之鬼”等等二十多种〕、室户五祀神〔有室、户、门、行、灶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五祀〕、上帝天神系统〔有“帝”“上皇”“天”等天神中的主神〕、星辰风雨等神〔有《日书》甲种《玄戈》与《星》两篇中的心、危、营室、毕、觜、张、翼、斗、娄、虚、房、胃、柳、七星、须女、牵牛、亢、奎、东井、舆鬼、氐、参、尾、箕、东壁、昴、轸、玄戈、招摇等星宿神明〕、气象神明〔《日书·诘》篇中有天火、雷、云气、飘风、恙气等自然天神系统〕。〔以上参见王晖《西周春秋周秦礼制文化比较简论》〕

 

除此之外还有土地山川、动植物鬼神，这些神明凸显秦人广泛的自然崇拜，确实具有“气吞八荒”的虎狼风格。由此推想秦王政掳获九鼎、兼并六国的野蛮行径，其实具有深远的宗教文明的背景，并非嬴政本人的乖戾一手导演。“虎狼之国”的性质不仅来自军事效率、政治野心、经济支持，且是文明的格局使之然也。这就正如罗马可以兼并希腊世界、闪族可以兼并苏美尔世界、波斯可以兼并闪族世界、阿拉伯可以兼并中东。相反，被虎狼之国秦所兼并的关东以周文明为主的各国，其宗教则重在祖先神的崇拜。如周人上帝原型是五帝之一的帝喾：《国语·周语上》与《礼记·祭法》均说“周人，礻帝喾”。周代的天神崇拜的“天”，据考证就是山岳崇拜，“天”在殷人甲骨文中的意思就是“颠”，是人的头顶，到周人那里引申为山顶是顺理成章的。周人认为，神明住在山岳上面〔希腊人和希伯莱人以及许多野蛮人都是如此看法〕，故称之为“天室”山。周代天神是周族的部族神，认为他们的祖先神死后都到天上，实即天室山上。例如周人也称嵩山〔即崇高的山岳〕为“天室”，“崇山”是指祖先亡灵所聚集的宗堂、宗室，所以周人崇拜天室山，也就是崇拜祖先神。这与希腊贵族纷纷自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所生所养的神胄，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可惜希腊天神的子孙，最后却被罗马野狼的后代所吞噬，这与关东的中原各国称秦为“虎狼”，显示了相似的宿命，那就是“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而且往往是虎狼般的半开化文明。

 

所谓“郊”、“禘”，都是祭祀。我在《现代南北朝的原理》一书里曾经谈过，宗庙禘、祫祭礼是中国经学史上争讼纷纭而迄无定论的一个疑难问题。在禘、祫祭问题上主要存在如下争议：“一曰二祭之大小，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年，四曰祭之月。”考“禘”于诸文献，大略可将有关禘的记载分为如下三类：1、四时之庙祭；2、审谛之庙祭；3、天子郊天之祭。通过对上述三类材料的梳理，基本可以肯定两周四时之庙祭中并无禘祭，《说文》的解释并不精准。两周严格执行昭穆制度，需要经常审谛故君的血缘关系，以维护当前族内长幼尊卑秩序，于是禘也带上了“谛”的含义，正因为“禘”吸收了“谛”的含义，才造成了自身内涵的膨胀和外延的混乱。这种审谛之用的禘礼和祫配套合称为殷祭，成为中国各个王朝的原则性祭礼，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周天子祭昊天配始祖亦名为禘，这才是禘的最原始含义，可惜随着春战的混乱，礼崩乐坏已成为事实。诸侯谛庙之“禘”，天子郊天之“禘”和传说中夏殷时祭之“禘”混为一谈，乱不可理，给后世学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不过也正由于“禘”的乱不可理，才说明在两周特别是春战时期，新旧混杂交融、天子诸侯势力消长的事实，由此进而管窥中国文明从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为秦汉的古典帝国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后来汉政府设立学官，研究经典，对两周礼制进行整理改造，使祭礼从内涵到外延逐步明确，创立了后世的祭礼规范，使其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凸显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曾指出“在野外扫地而祭，不久就改为封土而祭。这个封土，因为在野外，所以又得了郊坰的意思”，“开始大约是为的祭天，以后保存原来专用的意义，就叫做郊，叫做寰丘”。古人们早先祭祀选择在郊外是可以理解的，郊外地势开阔，是能使祭品“上达天聪”的理想场所。后来为了希望和天更接近，就开始在郊外扫过的地上砌台，在台上举行祭祀。早期的天神系统结构简单，从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推断，殷代的天神观念似乎只有祖先神和上帝两类神祇，祖先神和上帝的从属关系还很模糊，所以商的郊祀内涵单一，即祭祀上帝或是祖先神和上帝而已。到了周，天神系统开始复杂化，“昊天”“上帝”“皇天”等皆被引进祭祀系统。

 

周人郊祭天神，素来需要祖先神陪祭，称之为“配”。在周人心目中，“天”的人格化倾向得到了加强，并且和祖先神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天”的最尊者为“昊天”，祖先的最贵者就是始祖，即“祖之所自出者”，在周人的世系中，把稷作为大祖，把“祖之所出者”追溯到帝喾。天子作为整个姬姓的大宗，不仅享有祭祀大祖即后稷的权力，也有独享祭祀昊天的权力，这两种权力都是垄断性质的，严格的宗法制根本不允许诸侯僭越郊祀昊天、皇天或上帝。这就是“礼，不王不禘”的含义。

 

天子祭祀昊天，在南郊寰丘进行，以喾配祀。因其行祭于郊，亦或有文献称之为郊祀。天子除了郊祀昊天外，亦在郊外有求雨之雩祭（配以先祖，情况不明），祈谷之郊祀（以稷配祀），求嗣之禖祭（以高禖之神配祀）。诸侯之郊祀，除了不能祭祀昊天等最贵天神外，亦不能以天子之祖作为配祀对象，只能用本宗的祖作为配祀。一般而言诸侯国之开国之君才是各诸侯的大祖。鲁以文王为大祖，则是因为周公劳苦功高之故，所以成王给于鲁国以文王配祀的权力。

 

两周时期的郊祀不仅可以祭天神，亦可以祭地神，天子祭祀方土地，诸侯则祭自己领土之中的名山大川，称之为“望”，《左传》记载了鲁国多次祀三望（即祭祀东海、泰山、淮河），《左传哀公六年》讲到楚昭王生病，占卜后得知是河（黄河）神作祟，大夫请对河进行郊祭，昭王说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祸罪也”，遂弗祭。后来孔子知道后，赞道“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由此可见，春战时所谓的禘祀其实只不过是广义上郊祀的一种。在春战礼制混乱的时代，诸侯纷纷僭越各种规定，鲁国就曾经郊祀过天并且配以后稷，行天子之礼但仍称为郊祀。禘祭虽然是天子独享的祭昊天配后稷的大祭，但在后来却被内涵丰富的郊祭所替代。禘祭若往前探究亦可追溯到商，甲骨文中有“帝（禘）某君”的卜辞。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秦人起源持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秦人自东方辗转而来；二是认为秦人的祖先就在甘肃，甚至认为秦人的祖先是古代羌人〔和西藏人同族〕，从更远的西部迁徙而来。据考证，秦国共有四大陵园区，第二、三、四陵园区的位置在1987年以前已经确定，即陕西的雍城陵区〔西陵〕、芷阳陵区〔东陵〕和秦始皇陵区，但第一陵园区却一直是谜。

 

1993年在距甘肃礼县城东十三公里处的永兴乡大堡子山一带发现了秦贵族和秦公两大墓葬区，经国内外考古和史学专家确认，其为秦四大陵园区中的第一大陵园，即“秦西垂陵园”。墓群范围总面积十八平方公里，目前已清理出墓葬十四座、车马坑两座、出土文物三百多件，内有大量青铜器和金器、玉器等。发掘的两座“中”字形和“目”字形墓规模宏大，总长度分别为八十八米和一百一十五米，其中有“秦公作铸用鼎”和“秦公作铸用簋”字样的青铜器。

 

不论采取上述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都显见秦人不是中原正宗，不属于周礼文明。

 

从历史经验来看文明整合，完全不开化的文明〔生番〕，缺乏整合的技术，完全开化了的文明〔中原〕，缺乏整合的动力〔包括意志力〕，惟有半开化的“熟番”〔秦以及后来的五胡、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兼备野蛮与文明，可以纵横天下，一统六合。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教训。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因为楚在关东六国中最为远离周文明，和秦国具有相似的“异源性质”，因而和秦国同样有条件兼并中原。在这种意义上，楚国乃是“远东的迦太基”，不属于“远东的希腊世界”〔中原〕。秦始皇以后争霸中原的项羽和刘邦等两大“国际融合集团”，皆出于楚国，甚至中国后来文学的主流样式亦定于楚〔楚辞〕，充分说明“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是秦楚决定了中原文明的走向，而中原各国反而俯首就擒。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经常可以见微知著。时过境迁，世移事异，遥远的历史只在回顾者的眼中，才发出光采……那陆离光怪的色彩逼迫人们扪心自问，历史何以只能酿成悲剧呢？是人们心高气傲、永不餍足的贪婪导致“事物总是走向它的反面”？或是人们的记忆、思考并自做聪明导致了扭曲的后果？也许世间最卑劣的行为就是出自那些指点江山的风流人物？他们不配做人于是就做了伟大的领袖或杰出的明星；自己缺乏开辟的勇气，畏避退缩，就躲在阴山后面运筹帷幄、指桑骂槐，点评或歪曲项羽的冲锋陷阵？好像悲剧的原因在于先知没有掌握权柄，好像只要智囊们一登场，悲剧也可以化为喜剧了。悲哉！囊空如洗的智囊！事后聪明的歹徒！耻哉！像特种职业妇女一样窃窃私语、掩面流涕，甚至故作悲容。怯懦、阴暗、忸怩作态，竟然成为“时尚”！

 

在“继绝世”的戎马倥偬里，1982年5月间，霍拉姆沙赫尔战役终于以伊朗“回教共和国”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当时平分秋色的超级大国〔“两霸”〕，还要加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所共同支持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这个世俗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趁着伊朗回教革命的脆弱时刻发动了毁灭性战争，甚至动用化学武器而没有受到任何强权国家的谴责……但却奇迹般地被伊朗人打败了。从军事角度和战争规模上看，这个两伊战争算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战争，尽管让当时五千万人口的伊朗阵亡了一百万人，但还不到中国在抗日战争和后续的“国共内战”〔其实是全球冷战的开端〕中死亡的人口比例约百分之十〔合计四千多万〕。

 

拿破仑战争以来两百年来的许多战争规模和残酷性都超过了两伊战争。但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两伊战争却比八十年前的日俄战争更有文明盛衰兴亡的意味。因为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是受到英国支持的，正如朝鲜战争里的中国是受到苏联支持的，而两伊战争中的伊朗却是受到了全世界的围剿。类似于中国的义和团却没有输掉战争，这种“光荣孤立”状态使两伊战争成为哥伦布远掠美洲以来的第一战，是五百年来的非欧国家单独挑战欧洲文明及其代理人的第一场“未败之战”。

 

五百年来形形色色的国际战役，都是围绕欧洲文明的价值观念而发生的，至少也是打着欧洲式的旗帜来进行的，即使像日俄战争、中国参与的韩战、越战，二次大战后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些非欧国家参与的战争，对西方文明的前景虽是不妙的预兆，但都还是围绕欧洲文明的准则而酝酿发展的，这些亚洲国家不仅不敢在名份上和哲学上反对西方，而且总要拉上一个欧洲同夥才敢于向另一个欧洲国家开战：例如日本拉上英国才敢于碰撞俄国，拉上德国才敢于碰撞美国；中国拉上苏联才敢于参加韩战和越战，甚至邓小平教训越南也要先跑到美国到谈妥了。现在没有欧洲国家壮胆，连为了“台湾这个内政问题”都不敢和美国对阵。总的来说，反对一切西方象征并有效反击了这些象征的，两百年来惟有伊朗的“回教革命”。在这些“回教战士”的进军声中，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的神秘音乐仿佛哑然失声了。在回教革命的烟尘中，伦勃郎、达芬奇、拉菲尔、塞尚的神奇绘画仿佛一蹋糊涂，就像五百年来的东方艺术那样遭到彻底的糟蹋。在回教的可兰经文的宣读声中，西方科学理论的大厦即将动摇？某种动人心弦的巨变，不仅作为暗流汨汨渗透，而且满含魄力涌流出来，要使世界承认它的生存权利。

 

后来削弱了苏联帝国的阿富汗战争，何尝不是在伊拉克入侵伊朗的第一枪中打响的？甚至可以说2001年的反恐战争是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某种后续。难怪小布什政府要把毫不相干的伊朗列为反恐战争的第二批打击对象。小布什没有因此感谢它的死敌伊朗人，尽管美国政府培植了自己的死敌“基地恐怖集团”及其首领宾拉丹，直接造成回教原教旨主义向“后基督教的欧洲─美洲殖民地社会”发起名为“自杀攻击”、实为“人口消耗战”的突击运动。而奇妙的是，这一自杀攻击的重点，正好落在了欧洲殖民地的东西两翼〔苏联和美国〕的头上，而不是主要袭击欧洲本土。

 

这岂不是一种变相的“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虽然如此见微知著，但却难以防微杜渐，因为那是一种宿命，类似于生命史的进化过程，是和不断的突变、间歇的绝种，联系在一起的交响诗歌。例如，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出现，是在欧洲丧尽了殖民地即欧洲没落之后，同步出现的。“统一欧洲”、“欧洲合众国”的诞生，表明作为文明力量和殖民泉的欧洲，已经寿终正寝了。格外有趣的是，唯一保留大量非欧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现在只有俄罗斯一国了，而俄罗斯是唯一拒绝参加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因为俄罗斯一旦追随东欧国家这样行事，那么俄国现有的亚洲领土势必完全脱离欧洲体系，回归亚洲的怀抱。下一步，不是“回教从南面吞没欧洲”，就是“东亚人从东面收复西伯利亚，甚至收复伏尔加盆地”。因为欧洲殖民扩张之前，俄罗斯的本土只有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四川省还要小。

 

1238年，基辅罗斯和俄罗斯各公国向金帐汗国的蒙古人俯首称臣。金帐汗国又名钦察汗国，是蒙古帝国最西部分，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由成吉思汗之子术赤的儿子拔都及其后人管理。二百四十年以后，1478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停止向金帐汗国进贡。1480年，金帐汗阿合马率兵讨伐。伊凡三世怯阵准备退却，不久形势发生变化，伊凡三世不战而胜，这样莫斯科公国才获得了独立。1485年，莫斯科大公征服了东北罗斯，号称“全罗斯大公”，娶了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自称是拜占廷皇统的合法继承人。1497年颁布了第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典，从1462年到1533年，伊凡三世及其儿子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1505─1533年〕，俄罗斯的领土从四十三万平方公里〔比四川省的四十八万平方公里还少〕，扩大到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到第聂伯河上游，东到乌拉尔山的支脉，成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这个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经过历代沙皇的不断征战扩张，到1917年沙皇统治寿终正寝时，俄罗斯已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东西长一万余公里，南北宽五千余公里，总面积二千余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地理大国。苏联时期的领土面积二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不久前从别国侵占来的；现在俄罗斯联邦的领土面积一千七百一十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千四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从别国侵占来的。这就是说，即使按现有俄罗斯领土面积计算，所侵占的领土面积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除俄罗斯以外的地理大国的面积都大〔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美国937万平方公里、巴西85l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68万平方公里、印度297万平方公里〕。俄国仅从中国就侵占了154.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东部地区为103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两个法国、三个日本、四个英国、八个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五个荷兰、三十四个比利时。今天俄罗斯远东的南部地区即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等，就是俄国在1858─1860年期间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条约夺去的。其中包括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分别割让的。在地理上，俄罗斯原是欧洲国家，它的亚洲领土都是侵占他国而来，其亚洲地区的俄罗斯人口都是从祖居地欧洲移民而来，不仅西伯利亚，就连远东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人仍把自己视作欧洲人；而不像美国人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欧洲人了：所以亚洲的俄罗斯人是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应该结束几百年来抢劫为生的暴力旅行，全部回到他们的欧洲老家去。

 

波兰人曾被誉为“斯拉夫之花”，不仅因为他们率先起义，反抗斯大林主义的枷锁；而且因为又以“天主教会加团结工会”的方式，瓦解了欧洲殖民主义东线〔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地带，为全球文明的最终转型，开辟了道路。波兰人做到的事，为什么更为西方化的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反而没有做到呢？尽管捷克人1968年、匈牙利人1956年就发动过自由运动。难道因为波兰处在亚洲人入侵欧洲的主干道上，因而比其他斯拉夫人的奴性相对较少？在十八世纪遭到德国和俄国瓜分之前，波兰的政制为一种君主立宪的贵族制度，其贵族势力较英国都不遑多让甚至更加强大。但这种导致英国走向民主和强大的贵族传统，在波兰却未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反而导致了波兰的衰弱和灭亡。这说明相对主义的方法论比较绝对主义的目的论更加接近事物的真相：世界没有一种绝对的善或恶，尤其与人相关的东西，都会因时因势因情而异，革命的王者是承天应运而不是什么英雄造时势。

 

当然，波兰人和俄国人不同，他们本身就是“西方社会”的成员，是天主教徒，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贡献，要比俄国人来得直接而深刻，如哥白尼就是一个例子，对欧洲文明的潜在影响，波兰人要比俄国人大出许多。波兰人曾经成功地点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导火线，如此波兰人行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往往是为另一些更为巨大的事变开辟了道路……例如，反抗德国和俄国不断瓜分蚕食的波兰人，在二十世纪末叶，终于为欧洲殖民主义体系东方阵营的崩溃，敲响了丧钟。波兰的事例再次佐证了：复兴或新兴皆由反侵略之功所致，没有遭受侵略就没有可能获得复兴或再生。而反侵略起家的民族，在国家强大后必加侵略于他人，如俄国在反抗蒙古成功后开辟了欧洲殖民扩张的东线〔经营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殖民地〕，西班牙在反抗北非的回教侵略者成功之后开辟了欧洲殖民扩张的西线〔美洲殖民地〕，这就是广义的“报复”，是“强盛起源于遭到强暴”的文明的循环现象。例如日本也是在遭到蒙古入侵之后变成一个积极向大陆扩张的国家；而中国更是把曾经入侵过它的国家，如西藏、新疆、蒙古、满洲一一纳入自己的版图。

 

再看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大约相当于明朝的十八行省〕：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社会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首先，气候的干旱造成草原周期性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随严重干旱、草地枯萎，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印度、中东、欧洲的农耕地带，在遭受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疯狂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击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不是野心而是饥饿，是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的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也就是生番对熟番的造反和“继续革命”，金对辽、蒙古对金，也是如此。这些例证，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的背后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唯一有水的生存空间。结果是中原人不断南移，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云贵川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后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之间的势力消长，情况似乎是：游牧民族所给予定居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破坏作用，有时竟比许多直接的建设更富于间接的建设性，例如通过屠杀振奋了许多腐朽文明的生存状态。同时它给定居生活的刺激，导致定居社会的精神状态为之“游牧化”。中国历史上的流寇，不就是内部农民的游牧化所形成的破坏集团吗？欧洲人，不是在受了北非柏柏尔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压迫之后转向大西洋开始扩张活动的吗？所以说“破坏有时比建设更富于建设性”。

 

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即不仅从游牧和农耕的角度而且从内陆与航海的角度审视文明的发展，在新的中国文明支配全球历史进程之前，它应首先支配中国自己的生活，然后支配“西太平洋圈”，以弥补中国文明的政治传统中偏重内陆因素的缺陷，使之综合南北中国的要素，成为一种兼有航海文明及内陆文明双重特性的综合文明，为全球范围的整合准备条件。新的中国文明业已含有航海文明的特质，这文明的特质是“海岸文明”而不是“海岛文明”，而海岸文明比海岛文明更适合整合内陆文明与海岛文明。我们不应忘记，所谓西方文明的主流，正是海岛文化，从克里特岛到西西里岛，到英伦三岛到澳大利亚与美洲“世界岛”。爱琴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这就是欧洲殖民者的足迹。新的中国文明若不具备海岸文明的特质，则难以同化西方的海岛文明而合成未来的“全球文明”。而这一创造性中和化育，是使全球历史得以浑然一体的不二法门。

 

现代社会兴起的“生态运动”，不正是西方文明受到东方文明影响而产生的历史演变之一？若没有东方文明的护持，“生态学派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在“西方价值观”的侵蚀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可见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并非一个偶然的意外事变，而是逻辑的必然，是水到渠成的果实。例如古代中国人所谓的“尽性”，可以说是包含了“社会生态思想”的原型：每个人如果都尽力发挥了自己天性中的能量，也就最大限度实现了社会生态的动态平衡……“尽性就是让生活自己说话”，甚至是“替天行道”！对于富有天分的人来说，尽性就是“发展天才”；对于恶棍，尽性可使社会生活横生波澜、充满刺激；对于平庸者，尽性也就是做一名忠实的随从。尽性不是纵欲，而是需要纵欲的就纵欲，需要禁欲的就禁欲，需要节欲的就节欲──各个尽其天性。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现有的美国文化也很难成为全球文明的建设力量，因为它纵欲太多，节欲太少，禁欲缺如。这种极端商业化的文明是典型的多国环境的产物，其文化是分离性的而不是聚合性的。这样的社会与文化越壮大，世界就越是陷入长期的动乱，即“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世界要完蛋”。从促进技术发展的意义说，这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但它抹煞不掉这一事实：美国式的成就是以整个地球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就美国的事例看，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强烈的反差：文明质量与文明实力之间的极不相称，即，文明质量极差而文明实力极强。所以，美国强大的技术与传播工具，结果是扩大了文明的退化面积和退化深度。美国的实力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基点，这里面当然有“幸运”的成份，而不纯然是所谓“制度优越”或“文化先进”的必然成就，否则就无法解释英国的衰败。尽管乘胜推销救世军观念是顺理成章的，但我怀疑，和平队兜售的廉价福音，并非真货，因此对世界其余部分可能适得其反：其社会效果与在美国条件下的社会效果，可能是南辕北辙。如我怀疑，美国式的社会整合方式在东亚地区的广为传播，其后果将与欧洲式国家模型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的传播相似，只会导致长期的国际混乱。

 

比较一下号称同质的美、英两国在二战后的国内政治，将是有趣的：英国人把战争瘟神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用“瘟神”来音译“Winston”也许更为传神，正如用“猴孙河”来翻译“哈得逊河［Hudson river］更为传神”〕轰下了台；美国人却推举德克萨斯的粗鄙武夫“艾克”〔Ike，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当上了总统。这说明美国人政治上的幼稚性？还是精神上的原始性？但正是这种幼稚性，这种半生番的气质，使得美国得以继续扩张霸权，接管了文弱了的英国人的世界遗产。牛仔裤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标准服饰，这种野蛮状态和当年希腊人眼中的马其顿人、罗马人的粗鄙何其相似！美国将用粗鄙而不是文雅来管制全球。“谁想成为绅士就先要成为流氓”──这就是文明的圈回之“圆”？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对历史发出沉思有什么必要呢？这一切不都已经过去或即将遭到毁灭吗？一切历史的功罪、得失、祸福、善恶、真伪不都滔滔逝水、大江东去甚至已经“定谳”了？为何还要徒劳地沉思呢？但继往开来，对历史的回顾和沉思，不是纯艺术的回味与欣赏，和在历史长河中飘游；而是为了避免前车覆没的殷鉴，为了现在沿着崎岖的险道前进，为了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做的努力。这不是一种事后的聪明、杞人忧天和挖空心思地操劳，而是出于对成效的关切和对自己的怜悯。我曾经怀着那种热切的幻想：“要是历史不是这样而是像那样〔……〕该有多好啊。”这个省略号就概括了自己的全部理想，明知事过境迁，一切为时已晚，却还幻想挽回，这岂不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性格吗？我们真能摆脱这一性格吗？

 

未来学者们预言，今后一百年将是小市民的世界……是一个乏味的重复的动物欲望压倒一切的时代。这是一个冰冷的现实：哪个现代社会不沦为商业社会就无法续存下去，哪个人不沦为商人市侩就将贫困终生。到处窜腾着熙熙攘攘、假言欢笑、充满肉欲、精神麻木的人流，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机械文明，在扼杀自然的生机、凌辱自然的尊严、破坏自然的清洁。这些所谓的文明其目的是什么呢？是生产商品！是为了满足贪婪的制造业不断开工的需要。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惯性，被赋予了绝对价值和绝对意义，并被赋予“生产力标准”的神话。其实，制造业的生产力已经沦为自我满足而戕害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元凶，使人类面临物种灭绝的危机。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假想的同时，真正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谬误，就在其直线性的历史观念具有的盲点和死角，看不见“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时就是“人类落入更大的死亡陷阱”。在这种“进一步退两步”的漩涡里，随着生产力增长的，不仅是物欲的水涨船高，而且是寅吃卯粮，人类仿佛被魔法控制、被诅咒征服……像是穿上了“红舞鞋”一样被迫不断地跳跳跳，直到精疲力竭而死。这些诅咒和魔法里面，“生产力理论”是一个大宗──毒害世界的生产力理论，指出了未来世界的堕落流向，那就是唯物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汹涌未已。人类的算盘就这样反过来杀死自己！诗的褪色，良心的窒息，好像是一种进步，其实是假冒为善的生意经披上了文明的盛装，它让森林冒烟、让天空污染，还自诩是“进步”。

 

在今后百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世界将一体化冒烟、全盘性污染，烦嚣的商业主义的雾幕，降落在整个地球，窒息人类精神，文明进入空前的黄昏……各种“主义”将露出其商业竞争的狰狞面目，不仅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系统如此，就连“出世的宗教”在现代也沦为伪装的“牟利工程”，这种言行不一仿佛是对圣地的亵渎，加速了虚无主义精神的弥漫。人类身上存留的捕食欲望驱使人们，不到战场上厮杀就要到剧场里欺诈，否则就像死不暝目。在厮杀比武而不是畏缩谋生的意义上，现有的中国居民已经衰朽了，棱角磨尽了，锋芒锉尽了，热情和想象力完全颓废。这个民族已经退出文明而进入历史了？然而，正是因为中国民族退出了文明，中国文明才格外凸现起来，作为一种超越了民族意义的范本，来到全球化的世界面前──当后文明时代的中国人模仿文明国家的军事技术的时候，早期文明的《孙武兵法》却征服了欧洲文明的世界。在这一点上，现在的欧洲文化、回教文化、印度文化作为整合全球的工具，就大大不如中国文化，因为它们这些文化和创造了它们的那些民族迄今还是血肉相联的，这样就使得这些文化因而无法摆脱人的血气、无从获得文明范本的纯粹性。

 

中国文化则不然，经过百年革命，它基本与中国民族的生活一刀两断了，中国人不再知道中国文化为何物，而只知道野蛮生存并练习在野蛮状态下如何使用原始的本能。所以即使原先野蛮的日本人如今都要比中国人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并对历史上的中国文明保持了更多的记忆与研究。由于中国已经从“礼仪之邦”变成了“无礼之国”，中国文明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遗产。

 

据台湾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香港报道，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汉语竞赛上，中国学生队竟然输给了外国留学生队！这个结果令专家们担忧中国文化的传承已经出现断裂。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生门，其中文能力的瓦解已是普遍现象。例如在2005年的高考中，广州考生在“古文翻译题”中考零分有一万多人。在一道要求采用比喻的手法仿写句子的试题中，有四分之一的考生，即十万多人得了零分。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庆株认为，外国人在汉语比赛中战胜中国人，显示汉语在世界受到重视，在本地却陷入困境。他表示，近年来，英语的地位在中国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上大学、研究所考英语，评定职称考英语，录用人才考英语。再者，“为考试而学”压制了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小学语文老师不让学生背唐诗，大学语文教育被排除出公共必修课，学生将精力投入到了外语上。

 

结果，英语学好了，母语却拙劣得可怜。最近上海举办一次英语小说翻译大赛，很多参赛者虽看懂了原文，但找不到恰当的汉语表达，词不达意。专家们指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兴衰也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世界地位。对民族语言的妄自菲薄，是当今中国人学习汉语在心态上的谬误。

 

“人而无礼，禽兽之心”〔《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牟宗三的误解说明当代中国人不仅无礼，而且连“能言”也丧失了，因此假货横行。当代中国甚至连“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样的礼教，都被当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同义词，被篡改为斗殴和掠杀的口号。在如此国情下，现今流行中国的“尊孔”、“儒学复兴”、“祭祀黄帝”等等闹剧，实质上都因为参加者的无礼而成为虚伪不真的做作甚至禽兽之心。其背景是，现有中国社会的权力来源不是礼教文明的，而是来自西方的主义；结果宣扬“中华民族”的多数节目，内容上都是不同牌号的欧洲殖民体系的延伸，功能上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后阵地〔还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北朝鲜、古巴等等〕。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颂扬满清统治的清宫戏大行其道、热浪滚滚，真是民族生命的黑暗时代。

 

2004年8月30日中国大陆《华商报》报道，由香港影星成龙担任“民间主祭人”的“首届全球华人华侨黄帝陵大祭祖”活动，被迫中途草草收场。其主因是现场涌进万人，祭拜轩辕黄帝的盛事演化成了追逐戏子成龙的娱乐活动，“武功高强”的戏子也被人群抓伤了脸。整个活动混乱不堪，被迫中止。这个小小插曲生动说明了中国文明已经进入了深度死亡。但可以安慰悲观者的是：新的历史，文化战的序幕，是不受民族限制的。人间庸庸碌碌的藩蓠，在天命感召下将化为乌有，成为新生活新文化冲天而起的烈焰。新文明的曙光由此透露出来：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抛弃的中国文明，将在未来的世界中成为文明整合的精髓，就像佛教文明在印度死亡，却成为整合东亚世界的利器；基督教在犹太人那里死亡，却征服了罗马帝国，使得杀害耶稣的人们子子孙孙不得安宁。中国文明的传统惰性，也将在传统的中国以外得以克服，新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可能位于北美、中东或是世界其他地方，就像佛教中心位于东亚、基督教中心位于欧洲。在那些新的大地上，天命在其载体的中和下完成世界性的化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新文明开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明之间的多重协和，孕育新的纪元。

 

中国文明的承继人不必是中国血统。高等生命的传递与其说采取生殖方式还不如说是采取了文明方式──也就是“同化”和“感动后人的心”。文明的精魂诚若赤子的心灵一样纯净，惟精惟一，“来自深处的闪光”可以激励不懂中国语言、风俗甚至历史的那位天命载体，使他接受〔孕〕、涵养〔育〕、发扬〔诞生〕之！使中国文明大行于世的不必是中国人，兑现天命的文化战集团不必出自中原──谁是天命的载体，谁就是中国文明的法统道统；谁是天命的载体，谁就有权来阐释发扬中国文明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