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三十三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Thirty-three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一，反恐战争的两面说辞

1. Double talk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二，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2. From 911 in the US to 311 in Spain

 

三，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3. How can democracies prevail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四，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4. Do democracies never go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五，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5. Specter of nuclear holocaust

 

六，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6. Commercialism and spirit of politics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现在的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道路，也应该是未来的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如美洲、澳洲以及俄国占领的亚洲土地〕人民需要遵循的道路。新文化战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经济战争，也非夺取霸权的军事战争，甚至不是推广政治制度的政治战争，新文化战争乃是要决定人类将采纳何等主流文明，决定何种社会模式将主宰未来世界的生死存亡。文化战不分国界、人种、民族、阶级而到处发生：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内战”，而不再是“世界大战”，更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相反，“全球内战”交织一团，突破主权国家的国界……之后才会有“殖民主义的灭绝”。

 

 

**一，反恐战争的两面说辞***

1. Double talk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德国通讯社在2002年的“911周年特别报导”中提出：“自杀攻击翻转全球历史”。认为此一事件的影响并不在于点燃了全球反恐战争；数世代后的历史学家，很可能将2002年9月11日记录为全球政治的转捩点，就在这一天，二十世纪末期的冷战遗绪正式从世界地图上抹去，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俨然成形。

 

在被称为“后冷战”时期的1990年代，世界政局仍由美俄关系主导，华盛顿一面假装经援莫斯科，一面逐渐将北约组织的边界向东推进，俄罗斯则努力挣扎，企图重新振作起来。但在恐怖份子攻击美国数小时后，普京抛开了分歧，转而支持华盛顿，美俄间协商“战略架构”，随即快马加鞭，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同意大幅裁减核武存量，在前苏联华约盟国获邀加入北约时，俄国政府也少有抗议。普京甚至默许美军进入前苏联中亚及高加索地区共和国，以利美军执行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任务。而此之前，美国一向承认莫斯科在前苏联共和国拥有传统的势力范围，现在这种情势已然改变。藉与西方结盟，普京赢得了在八大国〔G８〕高峰会中更受尊重的地位，并得到美国对俄罗斯在车臣发动的战争保持相对沈默，理由是车臣独立组织现已与基地组织牵连而被视为“恐怖份子”。随着美国星条旗飘扬在中亚、阿富汗及南亚的各军事基地内，中国领导人感到遭到美军势力包围。在布什公开表示美国准备捍卫台湾之后，中国的传统盟友巴基斯坦又和华盛顿结成反恐联盟。此外，日本国会也同意部署海军协助美军船舰进行阿富汗战争，这是自二战结束后日本海军首度部署到日本海域以外地区，显示美日同盟成为远东地区更重要的战略因素。不过，北京也曾协助美国在阿富汗及中亚的情报工作，因此取得美国默许新疆镇压维吾尔族独立派“恐怖份子”的行动。

 

以上是从西方的观点看问题，那么从其他角度如何感受、看待这个时代呢？

 

伊朗回教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有一个专题节目《二十一世纪新奴隶现象解剖》，提出了相反的说法。这篇文章从“西方殖民主义者一手制造了这场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历史悲剧”的角度，而把恐怖袭击视同民族解放运动。

 

四百年的奴隶贸易为欧美殖民主义国家聚敛了巨额财富，成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曾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非洲大陆却因此失去大量人口，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奴隶贸易不但使非洲大陆贻祸无穷，且是至今危害世界和平的种族主义根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一份题为《从虐待中牟利》的报告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上百万未成年人被强迫进行性交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在报告中说，这些孩子“像奴隶一样被贩卖，被迫从事卖淫、儿童色情业或成为买卖婚姻的受害者”。“从曼谷的妓院到马尼拉的大街上，从莫斯科的火车站到坦桑尼亚的公路两旁，从纽约的郊区到墨西哥的海滩，令人发指的儿童性交易事件随处可见。”

 

1989年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有权利受到保护，不受任何形式的性侵犯和性虐待。目前，公约已经得到一百九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批准。另一项旨在禁止贩卖儿童、强迫儿童卖淫和参与色情业的国际公约也已得到十个国家的批准。尽管如此，每年被强迫进行性交易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仍然有增无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儿童性交易每年给各个主权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对一些国家来说，儿童性交易是旅游业的支柱，是它们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据报告统计，印度有四十万到五十万儿童从事色情服务。而在美国，五分之一的儿童在网上经常被陌生人要求提供性服务，其中十万名儿童遭到性虐待。在泰国，色情业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14％。从1993年到1995年，泰国从事色情业的妇女有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全世界遭受性奴役的儿童越来越多，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被当作性奴隶贩卖。这份题为《从剥削中获利》的报告指出，贫穷是儿童受到性奴役的主要原因。报告认为，造成儿童受到性奴役的其他原因还有性别歧视、战争、毒品贸易等问题。报告说，互联网使得传播儿童淫秽图像更容易，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也使得远距离大批贩卖儿童更容易。报告举例说，每年有五万妇女和儿童被偷运进美国，沦为“性产业”的工具。在菲律宾，1986年，被贩卖作性交易的儿童有两万多，但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十万。近年来，贩卖人口，特别是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在西部非洲日渐猖獗。西非各国政府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并采取多种措施对此进行严厉打击。多年来走私人口和贩卖儿童活动在非洲大陆，特别是在西非地区屡禁不止。

 

据首届泛非反人口走私大会报告称，每年非洲有五十万人被贩卖到欧洲、亚洲和美洲，或是在非洲国家之间被买卖，其中95％是儿童和妇女。与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强调，跨国人口走私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继贩卖毒品和走私军火之后的第三大非法贸易。非洲国家是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非洲有可能重蹈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黑奴贸易的覆辙。贩卖儿童的犯罪团伙选择贝宁、马里、多哥、布基纳法索等西非最不发达国家的偏远地区，欺骗那些极度贫困的家庭，以帮助孩子找工作或到外地学习为诱饵，用十至十五美元收买一个孩子，然后通过陆路或海上偷运到加蓬和科特迪瓦等西非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再以数百美元转手卖给当地的农场主作童工，而女童则被卖到富人家中当女佣甚至被逼卖淫。据悉，有的儿童还被贩运到欧洲、美洲，甚至亚洲的一些阿拉伯国家。这些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四岁，最小的只有六、七岁。在某些国家的农场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童工相当多。而那些被拐卖作佣人的女童在“主人”家中受尽欺凌，成为他们的奴隶。

 

在某种比较中立的观点看来，新奴隶现象的出现和蔓延显然为恐怖活动提供了一个可以解释的背景，如此廉价的人力，如此腐败的文明，不仅为卖淫提供了诱惑和兵员，也为恐怖袭击提供了合理说明和自杀肉弹。

 

无独有偶。不仅伊朗人从殖民主义角度审视恐怖袭击的问题，美国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例如科罗拉多大学系“种族研究系”主任丘吉尔〔Ward Churchill〕就将“九一一”事件的遇难者比作纳粹集中营地灭绝者──因为这些白种人为主的殖民者，实际上集体参与了对待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他在文章中写道。纽约世贸大楼的遇难者都是“小艾克蛮”。艾克蛮就是党卫军中校艾克曼〔Karl Adolf Eichmann，1906─1962年〕，艾克曼的名字是卡尔·马克思与阿道夫·希特勒的联合──他曾经主持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屠犹行动，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1962年被处死。丘吉尔的文章遭到美国殖民者后裔的强烈抗议，被迫辞去系主任职务。他给学校官员写信说现在的政治气氛让他无法代表种族系、文理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校方对此举表示欢迎，因为科多拉多州长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一再要求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开除这位教授。据报道，邀请丘吉尔讲演的汉密尔顿学院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出席会议的专家，分别收到了死亡威胁。出于安全考虑，该学院不得不立刻中止此次研讨会，此外马萨诸塞州威顿学院和东华盛顿大学也以安全为由，取消了邀请丘吉尔的校园演讲计划，并拒绝透露是否接到死亡威胁。

 

为什么“美国政府雇佣的教授竟然反美”？原来，此丘吉尔非彼丘吉尔──此丘吉尔是一个印第安人土著的后代，彼丘吉尔则是“不烈癫〔不列颠〕殖民帝国”的首相。这位印第安的丘吉尔出身于奥克拉荷马州〔Oklahoma State〕的印第安部落“切诺基人”〔United Keetoowah Cherokee of Oklahoma〕，因此成为研究美洲印第安人被征服和殖民化问题的专家。美国环保杂志《真理》〔Satya〕2004年四月号发表了丘吉尔的专访，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切诺基人”，一直从事原住民人权活动。专访还称美国政府灭绝美国土著人的历史，是丘吉尔教授研究的课题之一，丘吉尔教授认为美国政府长期违背条约，系统地消灭了美洲土著人口。据该杂志介绍，丘吉尔的较为有名著作有：《美洲大屠杀与否认：从1492直到今天》、《FBI对美国异见者发动秘密战争的文件》，而他的最近出版的一部新作，则是谈论“美帝国主义的傲慢和罪行，所要遭到的报应”。

 

 

**二，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2. From 911 in the US to 311 in Spain

 

2004年3月11日，在2001年的911事件刚满一千天的时候，西班牙发生大爆炸，造成二百零一人死亡，一千六百多人受伤。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爆炸是穆斯林武装所为，很多原本就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西班牙人纷纷谴责前政府紧密追随美国的政策，认为311爆炸是对西班牙的报复。这起突发事件让反战的工人社会党大大受益，在选前民调中被普遍认为没有胜利希望的社会党一举击败了谋求连任的人民党。

 

很多选民表示，他们不再支持人民党是因为人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而参加伊拉克战争，使得西班牙成为回教极端分子的袭击目标，因为马德里爆炸案就有“基地”组织的背景。巴塞罗纳市一位选民说：“人民党失去了我的政治信任，它应该被击败。”该市另一名选民说：“我本来不想投票，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人民党应该对马德里爆炸以及伊拉克的谋杀负责。”

 

西班牙曾是美国铁杆盟友，结果要撤回驻伊军队，马德里爆炸案使得本来不受关注的西班牙大选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果不其然，执政的人民党政府黯然下台，在野八年的工人社会党重新上台。大选结果尘埃已定，但风波却未平息，而且演化成地震。西班牙当选首相表示，自己将履行竞选时的诺言，西班牙会把派往伊拉克的一千三百名官兵全部撤回。这意味着美国的“铁杆盟友”西班牙，已经精神崩溃了，其他因此向伊拉克派兵的国家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分析人士指出，西班牙的撤军虽然不会对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和多国部队的规模产生实质影响，但这一决定在政治上的效应却不亚于引发了一场地震。“美国一直寻求将伊拉克问题国际化，所以各国向伊拉克的派兵成为政治上的支持，西班牙态度的突然转变无疑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集团”中东问题专家约斯特·希特曼说。而《纽约时报》也以《布什遭受打击》为题来分析西班牙大选对美国的影响。文章的作者认为，阿斯纳尔政府的下台将迫使那些在伊拉克问题上支持美国的政府三思而行，和美国走得太近会被选民赶下台。一名美国高官说，白宫根本没有想到，马德里爆炸会对西班牙政局带来如此之大的影响，而撤军可能导致“多米诺效应”。

 

更加微妙的是，西班牙人民党的下台和工人社会党的重新执政，不仅在伊拉克问题上造成剧烈震荡，且将使欧洲政治格局重新划分，甚至对欧美关系也产生影响。原先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导致欧洲出现“分裂”，形成了以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为代表的“老欧洲”和以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新欧洲”。反战的“老欧洲”和亲美的“新欧洲”之间龃龉不断。而西班牙新政府上台后将修复与法国、德国和欧盟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友好的关系。这将对缓和“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的关系大有益处。因此大部分欧洲国家对西班牙政坛的地震感到高兴。欧盟高级官员说，支持美国的“新欧洲轴心”，导致欧洲出现分裂，如今这个轴心已经不复存在，英国和意大利孤掌难鸣。人民党政府的下台也有利于通过欧洲宪法。分析家指出，马德里爆炸事件有“基地”组织的插手，西班牙人民党的下台等于恐怖组织的重大胜利；会促使他们发动更多的袭击──总部设在伦敦的智囊机构“安全风险管理”公司负责人这样认为。策划马德里爆炸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影响三天之后的西班牙大选。早在爆炸前三个月，一个恐怖分子经常光顾的网站就在讨论袭击西班牙的计划，其目的是增加公众的反战情绪，并迫使西班牙亲美政府下台。该计划明确建议武装人员在西班牙大选前夕动手。“基地”组织还威胁要在即将到来的六月欧洲锦标赛期间在葡萄牙发动恐怖袭击，意大利和英国也都响起了恐怖袭击的警报。

 

尽管美国总统布什呼吁盟国继续支持反恐战，但遭到西班牙新总理的断然拒绝：“对伊拉克的占领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战后死亡的人比战争死亡的还多。”在民选政府看来，能否赢得选票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政权在选票的压力面前是不可能坚持任何立场的。除非妥协或是下台，而一般情况下政客们都是选择妥协而不是选择下台。这样，如水流淌的民意就成了主宰一切的指针。

 

但要创造历史的，就不能消极地迎合民意，而要积极地引导民意，这就不得不牵涉到所谓“阴谋治国”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运动群众”而不是被群众运动所左右。

 

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53－〕写作了一本畅销书《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The Great Unraveling: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2003年〕，该书是他三年以来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的精选。他观察到布什政府一再欺骗公众，而主导其政策的右派保守势力是支“颠覆性力量”，实质上要推翻民主──它们想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现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根除罗斯福新政以来所构建的福利体制。克鲁格曼不是左翼份子，而是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公众大部分持中间立场，一旦人们了解到布什政府激进的政治目标后，将不会有人在当前极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选择他当总统，因为那意味着美国实行多年的宝贵制度毁于一旦──因此《大破解》一书将成为美国选民的警世钟。

 

有趣的是，在关于布什政府是否大转向的问题上，不久前出任《纽约时报》执行主编一职的比尔·凯勒〔Bill Keller〕，在其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也持同样观点，他在肯定布什政府的同时也承认布什想将美国引入克鲁格曼所指称的极端保守主义方向，其中包括：急剧削减或取消税收制度中的累进税、逐步减少社会保障和其它保险的数额、促进无干涉市场、解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限制、对政府部门进行私有化改造等等。

 

从“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角度看，如果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右翼政变”真的像上面两位所说的那样，那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头，是美国这个唯一霸权正在进入其角色的尝试──类似于进行某种“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转变”。这一转变也许令许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不如此，美国这个主权国家就无法完成向着全球政府的职能转变。

 

新的世纪不会是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纪，而可能是“九一一事件”的回响：整个世界急剧“右翼化”，不论美国、中国还是俄国──公共资产正以不同方式迅速落入少数人的腰包，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而作为绝望挣扎的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行为，到处蔓延。

 

 

**三，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3. How can democracies prevail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纽约时报》2004年1月19日的文章认为：“美国大选是对选民的背叛”。文章指出，2000年大选之后美国选民睁开眼睛，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恼火的现实：美国的选举制度问题百出，甚至连谁真正当选了总统都搞不清楚。而三年后的情况变得更糟：电子投票机问题多多。如果今年的总统竞选又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究竟谁是最终的赢家这一问题上，美国人又会感到受伤，而且这一次的问题因为采用了电子投票机而使得问题更加复杂。究竟这种机器的可信度如何？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机制曾经备感自豪，并热切地想同世界各国人民分享这一体制。但其中的关键原则在于，那些领导人是得到选民认可的，而这种认可，又要求用一种程序将选民的意志化为合法的政治权力。现在，美国的选举体制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而挽救美国民主的方法中最为急需的是改革计票技术。可以说，一个精确的计票技术是民主的重要一环，而在美国，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不用选票打孔机，但电子投票机也缺乏可信度。

 

许多电脑科学家发出警告：黑客或者恶意的程序员或者仅是技术故障，都可能使电子投票的结果错误百出，而这些错误又很难检验出来。例如争议最大的佛罗里达州议会选举，触摸屏幕的机器得出一百三十七张空白票，但胜出的一方仅仅多出十二票，失败者指责这种机器不灵，导致他落选。“人们不可能跑到投票站，然后根本就不投票”，他说。但这种投票机没有打印记录，根本无法进行复查，所以《财富》杂志将电子投票机列为“2003年最糟糕的科技发明”。

 

通过互联网来进行选举，将在密歇根州首次付诸实施，而五角大楼也将在大选中开展一个计划，为在国外的飞行员提供通过互联网进行投票的计划。然而互联网投票引起了众多的安全问题，同投票机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考虑到一些主要机构的网站经常遭到黑客袭击，而“特洛伊木马”病毒又可以轻易攻击家用计算机，所以，互联网选举是否安全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选民参与的问题。美国人理想的政府是所有的选民都参加选举所得出的政府，通过这种全面的选举来选出自己的政府，或者只是接近于此，但是，即便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选民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也仅有51%的选民前往投票点投票。这表明，任何在美国当选的领导人，都只能组织“少数人政权”，即代表不了半数以上的选民。而即使在政治危机相当严重的1960年代，投票人数还占选民总数的63%。在2000年大选中，佛罗里达州的州务卿，雇佣了一个私人公司来负责剔除那些重罪犯的选举资格，结果许多非重罪犯的选举资格也一并取消了。而2004年将有更多人被取消选举资格，没有人知道州务卿根据什么标准来开展这项工作，但州务卿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是确定的，那就是支持布什州长的哥哥布什总统。而在极有争议的2000年总统大选之后通过的《帮助美国人投票法》，要求对一些选民身份进行认证，毫无疑问这又将使得一部分人无法如愿投票。

 

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说，美国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承诺以便促使更多的人来登记投票。好几个州都允许直到投票日才登记投票，这一做法似乎有助于提高投票率。通过邮件投票，将投票日定为国家法定节日，这些改革也将有助于提高投票率。还有一项运动要恢复近五百万重罪犯的选举权，这些罪犯的36%是黑人男性。

 

美国的宪法精神试图让国会成为人民公仆，但国会参议员却日益成为垄断性最强的行业。2002年一百名参议员中仅有四名参议员被替换，创下历史新低；而众院四百三十五个议员，被替换的没有超过三十人。

 

宾夕法尼亚州的情况非常典型，2000年人口统计之后，共和党人控制了州议会，他们使用电脑对选区进行了奇怪的划分，将民主党现任参议员放到同一选区，迫使他们自相残杀，在这个民主党人口比共和党多出五十万的州里，选举结果是共和党得到十二个参议员席位，而民主党只得到七席。党派勾心斗角使得国会无法代表选民的意愿，何况将划分选区的大权交与这些党派意图明显的人？这严重扭曲了整个社会的政治方向，在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密歇根这四个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大致势均力敌，但他们在国会的议席却是：共和党议员五十一席，民主党仅仅二十五席，比例几乎达到二比一。

 

两百年前的《独立宣言》的执笔人托马斯·杰斐逊认为“选举出来的政府”是“对于那些错误的或对权力滥用的行为最具永久纠正能力的政府”。但他忘记补充，这样的政府还必须是由多数人选举出来的，并且经过公平有效的程序。现在《纽约时报》认为，“现任总统布什猛挖对手黑材料”：他虽在共和党内没有对手而省去初选的气力，但对整个初选战情仍全力投入，虽然他声称“专心国事”，但其实全副心思都在选举上，更叫助手研究民主党候选人的黑材料。布什一心留意自己的竞选经费募捐总额，而不顾国库被挥霍一空；因此布什筹得了破纪录的一亿三千万美元的竞选经费。他设立了“布什切尼2004年”网址极具规模，且提供电邮发信连结，让支持者把推销布什的电邮发给各地报章，当中附有各区报章的电邮地址、支持信撰写秘诀、布什的政治立场等，供布什支持者剪贴移用，据说已有数万封这种电邮传寄给各地报纸。

 

正如一党独裁造成党内分裂一样，随着美国独霸世界，也政治上分裂为势均力敌的两个美国。从人口构成上看，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占选民的46%，而所谓“大选”的任务其实就是争夺剩下的中间选民8%。2004年3月初的民意调查显示，86%的选民已经打定主意投谁的票，虽然距离11月2日的选举日还有八个月。所以，不管谁胜谁败，今年的大选将出现的最有讽刺意味的结局是：在这场“两个美国”的决战中，决定胜负的选民，不属于这“两个美国”中的任何一方，而是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的少数中间派。

 

纪录片制作人迈克·穆尔〔Michael Moore 〕出版了《愚蠢的白人》〔Stupid White Men〕一书，指责布什是一个“贼首〔thief─in─chief〕、联邦政府的非法侵入者、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窃据者”〔指2000年美国总统的不公正选举〕。他认为美国已偏离了应走的道路，总统选举不再自由和公平，因而需要联合国观察员和军队的介入。他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向布什发出一封咄咄逼人的公开信，信中这样写道，“在五百三十五位国会议员中，只有一人的子女在我们的军队中服役，假如你真想为美国奋斗的话，就请你把你的两位千金送去战场。”“我们生活在虚假的时代里，在这个虚假的时代，我们得到的是虚假的选举结果，我们选出了虚假的总统。在这个虚假的时代，有一个人找到一个虚假的理由把我们带入了战争。布什先生，我以你为耻！” 在一场电视演说中他如实宣告。他认为美国人民被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和国会以及他们富裕的企业同伙比如安然公司的罪犯们合伙欺骗了，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歧途。

 

一些观察家提出，“九一一”事件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美国政治已进入一个“两极化”的时代，以是否支持布什政府为界线，美国知识界日益分化为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的论争方式也不再彬彬有礼，而是追求以挖苦、尖刻和战斗的方式赢取选民的心。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遗余力地指责美国已落入某种精英阴谋〔elite conspiracies〕，因此竞相求助于普通美国选民将“我们的国家夺回来”。

 

 

**四，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4. Do democracies never go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美国的内部分裂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表明随着美国独大，民主制度正在失去社会动员〔以对抗外敌〕的功能，所以被日益悬置起来〔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向着罗马帝国的转化过程〕。同样，“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论，也被证明完全错误。这个理论一度颇为流行，它认为民主国家具有通过妥协达成和平的倾向，因为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事务上，民主国家都会表现得更为开明。尤其在独裁国家的威胁下，民主国家之间较易于达成和平，不必战争手段就可以解决争端；虽然面对独裁国家的威胁，民主国家却不吝使用战争手段，有时自卫，有时侵略。

 

我们注意到，在上述的错误前提下，有三种错误的想法值得一提：

 

1，“在民主资本主义下，大家都关心经济利益，计较成本收益，与相互贸易、谈判与妥协等等和平办法相比，战争常是经济上最不合算的办法。”错。因为这只是非关重大利益问题，在命运攸关的问题上，民主国家照样兵戎相向，古代的罗马共和国与迦太基共和国之间先后绵延一百多年〔前264─前146年〕的三次大战，足以说明。二百年前民主的英国对法国革命的反对和干涉，也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现象确实存在。西方列强在中国先是不支持辛亥革命，后来又支持袁世凯，接着又反对国民革命，最后在国共战争中严守中立，拒绝支持“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致使“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共产党赢得胜利，废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2，“共和制度下大家彼此争夺资源，必然产生很大离心力，只有将内争转为外战，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才能让大家团结起来，并保证内部有不断增加的资源可以分配给竞争者，所以共和制必然有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倾向。”错。因为这不是共和制度的特点，而是区域国家、主权国家的特点，例如古代的苏美尔、中国，都奉行君主制，但由于分割成若干区域国家和主权国家，照样征战不息。当然另一方面，统一国家容易走向君主独裁制，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3，“在民主制度下，开战最终要由承担战争损失的公民们来承担，他们自然比君主更为克制。”错。历史表明，“群情激愤”的共振作用往往要比独裁者的运筹帷幄更加容易激发战斗热情，因为在民主制下，责任是分摊的，压力分配到每个人头上，无形中少了许多，这就是所谓“广场效应”、“剧场效应”。

 

至于康德认为当所有国家都变成开明、自由、民主时，人类的永久世界和平才能达到，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空想。实际上，永久和平只能立足于“平定主权国家”的基础上，而不能存在于众多国家之间，即使这些国家全都是民主国家。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北美的“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与“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南北战争”。

 

由于美国宪法原先并没有规定各州不得退出联邦，因此南部十一个蓄奴州在南卡莱罗纳州的带领下，于1860年冬至1861年春先后退出美利坚合众国并自愿组成“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并不构成违法行为。而1861年4月12日，南卡民兵向境内的外国军队发起攻击因此也就并不属于“内战”，而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南北战争像北美独立战争一样不是内战而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奴隶制并不违反美国当时的法律。不但1857年联邦最高法院试图从司法审判的角度来解决奴隶制的争端，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美国的法律本身就有逮捕逃奴如同逮捕罪犯一样的规定，还有五个黑奴可以在众议院获得三个人口代表额等正式承认奴隶制合法的条款。因此在政见不合的情况下和平退出联邦并合法选举自己的邦联和总统，所秉承的正是和独立战争一样的原则与精神。林肯过分强调“国家统一”，其实用的不是美国立国原则与精神，而是英国镇压北美人民追求独立自决的原则与精神。这真是一个不幸的悖论，一个在朝与在野的时候说起话来反复无常的经典事例。

 

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与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这两个北美民主国家之间的血腥战争，从1861年至1865年，历时四年，两国共计死亡六十二万人左右，是美洲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美利坚邦联国的损失尤其惨重，白人青壮年的四分之一战死，一半以上的农庄、机器、铁路遭到破坏，三分之二的财富全部耗尽。林肯和美利坚合众国原本并不想消灭奴隶制，他把南部各州退出合众国另组邦联国的举动说成是南部各州中某些个人的反叛联邦的行为，而不是州的行动；后来因为战争失利林肯才用“解放黑奴”作为战争动员手段，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战争中用了“土地改革”作为战争动员手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像“满洲国”一样没有独立成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像“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样从中华民国成功地独立出来，加入了苏联阵营。

 

由于南北战争是强者征服弱者的国际战争，而不是正义压倒邪恶的国内行为；就像中国土地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战争也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战，所以成功地征服了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也就是“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也就是“北方”〕，从此也就是一个新的国家，而不再是以前的美国了。正如用武力和死亡数千万人民为代价征服了中华民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旋即追随苏联的其他卫星国，改国号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从此再也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其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接下来的整个二十世纪，在政治制度上最民主的美国在国家行为上却是最具攻击性的国家，它参与和发动的战争远远超过了最为黩武的日本和最为残暴的苏联。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并最终拖垮了苏联集团，更加戏剧性地证明了“南北战争的血没有白流”。

 

如果美利坚合众国与美利坚邦联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南北战争”还不算数，那么我们可以再举出一个著名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说明主权国家对外扩张的贪婪野心与内政方面的政治制度，并无因果联系。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初期，美国就试图以武力并吞加拿大。独立战争结束后，1782－1783年英美签订巴黎条约，尽管美国获得俄亥俄河〔Ohio Rever〕、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 河之间的广大土地，但仍提出占领加拿大的要求，遭到英国拒绝。美国独立战争后，十几万亲英派作为难民被驱逐到加拿大，美国拒绝英国在美－加边界地区建立印第安人卫星国的提议，随时准备入侵加拿大。1805年起，美国殖民者加紧略取大湖区印第安人的土地，使英美关系剑拔弩张。1812年，美国看到欧洲陷入拿破仑战争，趁机对英宣战，再度以武力兼并加拿大，但再次失败，被迫于1814年和英国签订条约〔Ghent〕，恢复战前原状。有些人宣传“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和约上签字”，其实是出于对这个第二次英美战争的无知。

 

美国在1776－1783年和1812－1814年两次武力并吞加拿大，完全打破了“民主国家无战争”论的谬说。1812－1814年英美战争后，民主国家美国知道自己还不能战胜民主国家英国的海军，因而放弃了北进的侵略政策，进而在1819年和英国签订立新的条约〔Rush-Bagot〕，确立五大湖区不设防的“和平原则”，规定双方分别在尚普兰湖和安大略湖各留驻百吨级单炮炮艇一艘，其余大湖则留驻两艘，后来这项非军事化原则还延伸到陆地，使美加之间三千英里边境不再设防。但这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而是“民主国家战争结束”。接下来，美国的扩张才转向海军能力衰退的西班牙，同年兼并佛罗里达，然后陆续攻占中西部广大领域。

 

现代人受到意识形态的摆布，在“民主与专制”、“海权与陆权”的斗争中，十分强调雅典联盟与斯巴达联盟之间的战争，以及马其顿对整个希腊城邦体系的“统一战争”〔其实是征服战争，就像秦国对中原各国的“统一”〕，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古代地中海历史上更有决定意义的布匿战争，不能不说是极为短视和愚昧的。

 

布匿战争〔Punic War〕一词来源于罗马人称腓尼基人建立的迦太基城邦为“布匿〔poeni〕”，布匿的意思是“棕榈之民”，因而迦太基与罗马之间在西部地中海争夺霸权的战争被叫做布匿战争。迦太基〔Carthage〕位于现今北非突尼斯城以北十七公里处，是推罗城〔Tyre，位于现黎巴嫩〕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立的殖民城邦，也是一个民主共和国，“Carthage”在腓尼基语中就是“新城”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与美利坚合众国开战的美利坚邦联国，也与“棕榈”有关，据说1860年11月7日林肯当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南卡罗来纳州当天就升起了宣告独立的棕榈旗。美利坚邦联国也和迦太基一样是个民主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的罗马也是如此，拥有执政官、元老院、和市民集会三位一体的政治机构，可以比拟为现代的总统、上议院、下议院。

 

罗马于公元前273年征服整个意大利半岛后，开始向外扩张，与称霸西地中海的迦太基发生冲突，于是引发了两国之间的长期战争，一个多世纪里先后爆发了三次布匿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64─前241年〕，主要战场在西西里岛及其附近海域。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1年〕，起因于罗马背信弃义，继续扩张，迦太基不甘失败，准备复仇。前219年，汉尼拔率迦太基军攻占与罗马结盟的西班牙城市萨贡托，罗马向迦太基宣战。汉尼拔进入意大利作战。前204年，大西庇阿进攻迦太基本土，汉尼拔奉召回国救援，于前202年在迦太基西南的扎马之战中被罗马军打败。迦太基被迫求和，放弃所有海外领地；仅保留十艘舰船；不经罗马允许不得与别国交战。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前146年〕，由于罗马担心迦太基东山再起，蓄意消灭迦太基。公元前149年，罗马出兵八万四千万人围攻迦太基城，三年后小西庇阿攻克迦太基，五万残存居民被卖为奴隶，城市被烧光。经过一百一十八年，通过三次战争，民主国家迦太基被民主国家罗马彻底灭亡，并在迦太基领土上设置了罗马的阿非利加省。民主国家罗马对待民主国家迦太基一点也不仁慈，其百年战争甚至要比秦国征服中原各国的十年战争更为凶残。

 

罗马与迦太基之战的含义是什么？有人认为，就古代世界内部来比较，布匿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罗马类似于斯巴达，那么迦太基就类似于雅典。迦太基和雅典在文化与经济方面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罗马与斯巴达。迦太基在地中海地区是罗马帝国以前科技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且具有航海与金融贸易方面的巨大优势。在亚里士多德笔下，迦太基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因为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享有绝对权力，元老院、执政官与公民代表大会互相制约，是综合了贵族、寡头与平民体制的优点。其军事指挥官不能干预政治，但可长期留用，保证了军事指挥的延续性；而且没有发生过叛乱和僭主制。迦太基的弱点则是抱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坚持种族奴役，与希腊人和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类似。

 

迦太基人也没有平等的盟友，他们垄断贸易，获得暴利。但罗马人却是贫穷的，以部族联盟为基础，逐步扩大统治基础，对外政策很少种族歧视，经济剥削也比较温和，最终摧毁了航海、金融、贸易的垄断者迦太基。罗马实行了复杂有效的同盟政策，相反，迦太基人视财如命、唯利是图，目光短浅、气量狭小，既不能获得稳定与忠实的同盟者，又遭人嫉妒与憎恶，迦太基的“盟邦”还要被课收沉重的赋税，难怪它们一有机会就要脱离迦太基的控制，使得迦太基最后落得孤军作战的下场。虽然迦太基人为保卫自己进行了最后的英勇战斗，但在其他民族看来，这是它自己的事，与他人何干？

 

人们总是觉得迦太基人的性格与犹太人十分相似〔它们都属于迦南语族〕，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财富和土地而战，所以在这个科技发达、经济繁荣、宪政完美的国家灭亡的时候，没有人为它感到悲伤，因为这个国家从来不跟任何人分享自己的机会与财富。也许在未来的观察家看来，深受犹太人影响的现代美国，日益丧失类似于早期罗马美德的清教精神，越来越和商业立国的迦太基相像。美国的缩写“US”已经被美圆的标志“$”所取代，“$”作为这个金圆帝国的象征物，生动道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商业灵魂──这样的美国显然无法担当整合全球文明的历史责任，如果它不能从唯利是图下解放出来，改弦更张、脱胎换骨，完成某种从商业主义向政治精神的转变。

 

 

**五，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5. Specter of nuclear holocaust

 

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被命名为“小玩意儿”的原子弹，在爆炸时产生了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上百万个大气压的压力，致使三十米高的铁制发射塔一瞬间化为乌有，半径一千六百米范围内的所有动植物全部死亡。

 

1945年8月6日和８月9日，美国空军把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的军事基地，造成十二万人死亡。广岛、长崎的核爆不仅让侵略成性的日本天皇立即发表“终战”的无条件投降声明，也让世人刻骨铭心。

 

但是核大国的领导人们对于核战争的后果却似懂非懂。前苏联的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核武器并不像帝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可怕。”而毛泽东干脆说：“原子弹是帝国主义分子用来吓唬人的纸老虎。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即使美国一些国防专家最悲观的估计也只是认为核战争的爆发“会死几亿人，但大部分人和国家还会继续存在。”他们的共同错误是把核战争看成主权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不是全球问题；其实“核战争”的主要后果是引发全球气候变化，而这恰恰是分不了国界的。

 

直到1982年，德国科学家保罗·克鲁特才首次提出，核爆炸产生的大火将对全球性气候和生态变化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人们研究了火灾的分布及烟云的上升高度等对悬浮微粒产生的作用。认为全球性大气循环的输送，使得遭到核攻击的地区上空的烟尘微粒会扩散到更广大的区域，半个月后，整个北半球和南半球的部分地区将被烟尘淹没。严重的是，这些烟尘和微粒将长期滞留在大气中。通过气象模式的计算，这些尘粒滞留在大气中的时间要比以前科学家们认为的长得多，因为尘粒将同由于核爆炸而受热的大量空气一起向高空上升，很难降落。由于水循环能力减弱，尘粒随雨降落的机会会减少许多。这一切都将导致“核冬天”的来临，特别是在北纬15°到北纬40°的地区，气温急剧下降并持续下去，北半球夏天的气温可能降到冰点，那些在大火中没有烧死的动物，也会被冻死。一系列毁灭性灾难将接踵而至。首先，由于海洋的巨大的热惯性，海洋降温相当慢，陆地和海洋的温差增大。如果核冬天出现在夏天，那么，核爆炸大约过二周后，北半球陆地表面的温度将会降到0℃以下，几乎见不到太阳光。许多植物来不及适应这样低的温度就会死去，北半球的全部植物和南半球部分植物都将遭此恶运，热带和亚热带的植物也会几乎死光，因为它们酷爱温暖和光照。北半球许多动物会因为食物缺乏而无法生存。如果核冬天正好发生在冬季，北半球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植物还正处于“休眠”状态，它们永远没有机会苏醒了。

 

1983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卡尔·萨根〔Carl Sagan，1934─1996年〕等五位博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核冬天：多次核爆炸的全球性后果》。这篇声名大噪的文章向人们描绘了如果爆发核战争，核爆引起的烟尘将遮蔽太阳的光芒，地球将进入几周或数月的黑暗之中，地球表面温度大约会下降到平均─25℃ 左右。绿色消失，江河封冻。萨根用火星来比拟“核冬天”：火星因为经常性的尘暴，整个星球被沙尘所环绕，粉尘阻挡了太阳的幅射，使火星变成一个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冰冷世界，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萨根告诫政治家，如果爆发“核战争”，地球就将成为第二个“火星”，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人类的文化将在地球上消失。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萨根的模型不完善，比如它忽视了烟尘必须飘到极高点才能不被雨水驱散这个因素。

 

萨根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以前对温度的估计是错误的。他说，一场全面爆发的核战争顶多会使地球北部的气温降低摄氏二度。也就是说，地球更有可能经历的是一场核秋天。

 

在《鬼神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The Demon Haunted World：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一书中萨根写道：“我的观点认为，全球核战争的后果由于氢弹的发明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在空中爆炸的热核武器更能使城市燃烧，产生大量的烟雾，使大地阴冷黑暗，导致全球范围的核冬天。……核冬天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使那些坚持大规模核报复以阻止核袭击的政策，以及那些希望保留首先进行大规模核打击选择的人感到不安。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其环境后果将使任何发射了大量热核武器的国家走向自我毁灭，即使其没有遭到对手的核报复。数十年来，这一战略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积累数以万计核武器的根据，突然变得不怎么可靠了。最初的关于核冬天的科学论文〔1983年〕预言全球气温会下降15─20℃，现在的估计是10─15℃。考虑到计算中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这两个值是相当一致的。而且这两个温度下降都远大于当今全球气温与上次冰河时期的差异。”

 

核冬天或核秋天的压力迫使核大国在二十世纪末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并未消失，新型的第四代核武器仍在孕育中，一个可怕的趋向是，小型化和实战化的新式核武器正在出现，未来的小型核武器就像手电筒、手榴弹一般大小，可以装在口袋里。恐怖集团要取得这种核武器可谓易如反掌。世界面临核威胁、核讹诈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自二战期间发明原子弹，至今出现过四代不同的核武。第一代核武是原子弹，第二代核武是氢弹，第三代核武是效应经过剪裁或增强的核弹，如中子弹、冲击波弹、钻地核弹头、电磁脉冲弹等。第四代核武器则是以高能炸药代替核裂变扳机，作为核裂变所需的条件，其关键研究设施是民用研究中使用的惯性约束聚变装置，这种武器因此不受《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限制。此外，由于这种武器不使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作为核聚变的反应条件，因而不产生剩余的核辐射，从理论上讲似乎可作为“常规武器”使用，一些国家正是利用禁核协议的这一局限性，加紧第四代核武器的研制。正在研制的第四代核武器主要有以下几种：当量可调弹头，“合二为一”弹头、利用核部件插入技术实现常规弹头与核弹头的相互转化，干净的聚变弹，反物质弹，粒子束武器，激光引爆的炸弹，核同质异能素武器等。

 

在以上这些武器中，标志性的第四代核武器主要有以下几种：

 

──金属氢武器，即：将氢气在一定压力下转化为固态结晶体，然后使其爆炸，其威力相当于目前威力最大的化学爆炸物。

 

──核同质异能素，同质异能素是指质量数和原子序数相同，在可测量时间内具有不同能量和放射性的两个或多个核素，其爆炸能量比高能炸药高一百万倍。

 

──反物质武器，主要是利用极少量的物质和它的反物质，如：带正电的电子称为反电子、带负电子的质子称为反质子相互作用，产生巨大能量而引起核爆炸。

 

战术核武器──中子弹，是以热核材料聚变反应产生能量，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因素的低当量、弱爆炸冲击波效应的热核武器。中子弹也称“增强辐射弹”或“弱冲击波强辐射弹”。也可以说，中子弹是小型氢弹，它以氘和氚为聚变材料，以尽可能低的核裂变当量弹为“板机”，从而使氘氚反应及氘氚反应所产生的中子大大增加，裂变反应的其他效应则相对减弱。例如普通原子弹的核辐射在杀伤破坏因素中所占的比例为5％，中子弹的核辐射在杀伤破坏因素中所占的比例即高达30％。

 

据测算，一枚当量为一千吨的中子弹，在一百五十米高度爆炸时，瞬时核辐射的杀伤半径可达八百米，对坦克乘员的杀伤相当于一枚当量为一万吨的原子弹，冲击波对建筑物的破坏半径约为五百五十米，不及原子弹的二分之一。中子弹能有效地杀伤人员、对付装甲集群目标，而对建筑物和武器装备的破坏作用则很小，因而是一种战术核武器。中子弹可以用飞机、导弹、榴弹炮来发射。例如1981年美国开始装备部队的中子弹W─70，其弹头重211公斤，弹长2.46米，弹径0.46米，弹头威力相当于一千吨TNT炸药。美国将中子弹装配在射程三十公里以内的155、203等火炮上，实战中也可以采用飞机投掷。在1989年至1990年5月间，法属穆鲁罗瓦岛进行的四次中子弹试验中，法国的中子弹运用射程一百公里的火箭发射器，爆炸后能毁灭直径三至六公里内的任何生命，但又能完好地保存所有的建筑设施。试想，如果中子弹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各个主权大国的首都遭到夷平，或被威胁立即夷平，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西班牙人入侵美洲所造成的惨状可能重演，世界历史立即发生根本的转折。

 

 

**六，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6. Commercialism and spirit of politics

 

政治啊政治，这真是一个怪物！谁控制了这个怪物，就“占了上风”，就可以主宰人间甚至呼风唤雨。而这种胜利和上风，又微妙而莫测，有时好像命运捉弄人，使人们不得不把这种胜利与上风的赢得归之为“形势”。而笼统的“形势”又是来无踪去无影，叫人摸不着头脑，因此称它为“一切因素的总和”也不为过。既然形势通常都是未知的数，结果叫企图“预测形势发展”的人们不得不经常失望。形势还取决于偶然事变，预测形势说来容易做来难。即使连事后聪明的批评者们自己也弄不明白，天才也无法究其实际，而惟有胜利者被目为“旷世奇才”。

 

不过好奇心还是推动人们向前，想探究一下政治、斗争、形势、胜利等名词的实质所指。结果发现，这些奇特而费解的现象其实都是基于人性：由于人性及其心理过程错综复杂，而使这一切难以描述，古人只好把这些都归之于“天”。所谓“天”的内涵与我们归之于“人性”的，其实并无不同。因为人性就是天然的天赐的天性。正如俗语所说：“人心是肉做的”，这说明人心并非铁板一块，且瞬息万变，形势与人心互为振动及变易：例如一旦有人得势，众人就会归附，改变自己的想法，这叫“趋炎附势”；一旦他又失势，众人必将弃之，再度重新表态，这就是所谓“人心不古”。这种摇摆性其实也是政治力量的核心所在、政治力量的重心所在。政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掌握人心方寸之间的艺术或曰骗术”。有人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其实不对──政治乃是最为低级的骗术，因为各种政治所欺骗的都是大多数人，高明的骗术由于过分精致反而不能奏效，惟有低级粗劣的骗术才适合多数人的智力水平，从而能达到最佳效果。

 

而一切政治骗术的必要，都可归诸人心的易于动摇：若无人心之动摇，即无政治运作的余地之可言，亦无政治需要之可言，而“政治艺术家”之骗术，即在于操纵人心，抓住、利用、使唤、摆布、控制，以及掌握在必要时候镇摄人心的“手段”。可以说，政治的成败是由万花筒般的形势和欺诈效果所造成的，这里当然包括了时机与命运的因素；而形势则受到人心的影响，形势反过来又造成人心的行色匆匆。社会现实既由政治及其反作用造成，政治家的策略当然需要抓住各处的条件，就像爬山者需要抓住每一块石头，造成有利的地位，扭转不利的形势，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并且隐藏自己之短，此之谓“韬略”。

 

韬略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略：上略是创造及促成社会风潮，中略是把握及利用社会风潮，下略是被社会风潮裹胁驱策而前。如果说，战略家不能或尚未造成一种社会风潮，则不可过度背离现行的社会心理去行事，免得势孤力单。而造成社会风潮，则可利用多种方法，如用宣传、制造事件及缔结联盟、扩大冲突等手段来扩充势力范围。不论以何种方法，能造成自己所亟需的社会风潮者，即为上略。至于权谋，则要慎用，弄巧成拙者反被其害。要想成功，运用权谋者须有完善的组织做为支持工具，且十分谨慎地利用千变万化的形势，方有成功之望。否则，小企图利用大，往往被大所害；正如羊想要利用狼，民间想要利用官方，常被狼、官所害。

 

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这是历史中两种比较恒定的精神因素，也是一对互为消长的对手。凡是商业主义占了上风的地方，政治光荣就被蛀空腐蚀；凡是政治精神占了上风的地方，商业空气就会窒息衰歇。如果以历史的透视来看此中奥妙，而不是仅仅怀着哲学理论的偏执狂热，就发现历史的循环也就体现在上述两种风潮的起伏盛衰中。

 

斯特劳斯起而奥匈帝国亡。柳三变〔柳永〕风行而北宋衰微。商业性质的“大众文化”对于十九世纪以来欧洲的文明颓废、社会堕落、民族腐化，身负责任。娱乐性文化，确实是瓦解敌人的良好武器；难怪西方社会在自我摧毁以后，又利用大众文化、世俗文明摧毁了共产主义国家，现在则用它来对付回教国家。

 

中国古代的哲人都推崇古代的《雅》《颂》具有极大的教化作用，因为知道文明示范对于延缓社会衰颓具有奇效。雅颂的催眠如能扭转大众文化、世俗文明的颓废倾向，则可在即将来到的全球文明的复兴中，再度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古代诗人因此承担了道义使命，相比之下，今日自称“诗人”的许多人不再懂得“雅颂”，他们擅长时兴小调、采纳茶馆和官场上的污言秽语……我们今天谈论这些事情不是从事文学评论，而是探讨文明的命运。深深的绝望迫使人们展望未来的景色，音乐风暴掀涌壮观的诗潮，化成历史的峥嵘，并蹂躏以往的历史，作为自己的养份与建筑材料……

 

印加的统治被欧洲殖民者一举摧毁了，印加的文化心灵涂炭了，人们逐渐对印加的往事也淡忘了。那些巍峨的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和辽阔而阴沉的广场，像天安门一样充满杀气……还沉浸在夕阳的神秘中，向人们暗示生命的血腥与震撼。欧洲的霸业是从印加的废墟开始的，也将在印加的荒场找到归宿？对文明史学的视角来说，美国是西半球之极，印加则是东半球之极；日本不是真正的东方；真正的东方是在扶桑──印加的废墟上。当印加帝国被来自西欧的海盗荡平时，整个的“东方”也就陷入了衰颓。文明史学的东方也是人种学的东方，黄种人从印度东部到加勒比海，从西伯利亚到新西兰，其最远的象征就是印加。埃及、巴比伦都太陈旧了，只有印加还是新的废墟。

 

印加在种族上的后代已经支零破败、难以凝聚──有一天如果他们能够重新凝聚和崛起，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轴线。现在，墨西哥的矮种人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谁能说印加在精神上的后代等于虚无？精神不是区区的“文化”，而是心灵的倾向，是基因的产物，文化不过是这一倾向的果实。印加的精神难道不能复苏并在全新的模式下整合全球？……五百年以前有谁能够想象，在印加帝国北部的阿兹特克帝国废墟的北部边境上，竟然能够兴起美国这样一个世界超强、全球霸主呢？

 

“现代”是科学技术横行霸道、遮蔽人性的时代。但即使如此，有哪一个“文明人”站在沉默的印加废墟前，能无动于衷？印加不是个没有吸引力的地方，它代表了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当历史的轮盘重又向它转去的时候，谁知道文明会呈现什么面貌呢？西班牙征服者的野蛮扫荡反而增进了后人的神秘感。知道得愈少，想象的余地就愈大。印加圣地的朝圣者们将如何感谢皮萨罗和巴尔维德这些血腥屠夫──是他们的肮脏手段制造了这些神秘气氛。而现代欧洲人愈是重视印加的文化及其精神象征，愈是表明欧洲人的精神世界深陷“印加化”或是“太平洋化”或是“东亚化”了？这种历史动向既然如此显著，它的终局是否印加精神的世界性弥漫？从中国到印加──太平洋这片“东方湖”，有座持久的桥梁将兴起，仿佛沟通一切印加式金字塔？

 

和印加人相比，把印度人看做一个民族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想法。印度作为一个地区，并不存在统一民族出现的条件。“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甚至连文化概念都算不上〔印度被各种宗教所分裂〕，正如“印度人”连一个种族概念都不是〔具有白种、黄种、黑种的多重混血〕。印度那些林立的土邦和教派所牵涉的，不仅是宗教问题和生活方式，而且是整个文明和种族的结构。不同的教派在印度难以共处，尤其因为印度还是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一个没有历史记忆和历史记载的国家只能是“地区”。“亡人之国，先亡其史”，在印度这一地区，不论哪个国家政权都没有留下可靠的历史记载，更不存在历史学家们悉心栽培的记录与观感了。即使回教的以及西方的作家们及其历史作品，也都是后来的“外国人统治印度时期”留下的东西。而像中国唐朝玄奘〔600─664年〕的《大唐西域记》，虽然不是专门记载印度历史文化的，也已经属于凤毛麟角，更与“印度文明”这一概念毫无关联。至于印度本土盛产的神话传说史诗戏剧，则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

 

经过上述考虑之后，“印度文明的历史”只能被排除于严肃的研究与引证之外了。同时，在印度实际上潜伏着许多文化暗流，在各地土王的保护下──印度的政治格局因此与中国秦汉以来郡县制大不一样，甚至比春秋战国的独立性的歧异性更大，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印度土邦就会兴风作浪，这使得印度其实只是“印度教地区”，犹如中东的“回教地区”、欧洲的“基督教地区”一样──各自在其内部呈现着五花八门的种族文化与政治板块。时候一到，这些板块就会迸裂开来，如遇到外力入侵，场面就更加热闹。即使在今天，印度内地还存在许多原始部落，好像是几千年间不断散落的珍珠。印度文化显得博大精深，同时明显缺乏一体化的主导力量。现在的印度，其实是莫卧儿人和英国人的遗产，而即使这样的遗产，也已经被分割为五了：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在文明史论的意义上，欧洲和中国才是比较经典的事例。例如，欧洲第一轮文明〔希腊、罗马〕和第二轮文明〔基督教文明〕，清清楚楚；中国第一轮文明〔先秦两汉〕和第二轮文明〔唐宋元明清〕，也序列有致。相形之下，埃及和巴比伦虽然也经历了城邦─小国─大国─统一国家的发展，但规模毕竟太小，且史料大多湮没不闻。至于中东地区的后起之秀阿拉伯，其文明大致属于闪族与雅利安文明的混合体，杂糅希腊、犹太、巴比伦、贝督因人的混合型。

 

在文明史论的意义上，对于罗马共和国那样政治立国的国家而不是迦太基那样的商业立国的国家来说，“人权”与“安全”，“自由”与“生存”，“解放”与“升华”，“自我”与“历史”，这些都是不可得兼的“鱼与熊掌”。也许在商业社会，这些都是可以通过金钱来交换收买的，但政治社会却不是这样，这四对活宝既然不可兼得，那么在政治世界里它们还进一步构成社会基本冲突的元素，也就毫不奇怪了。这四对活宝，既然是原则，而且对立，不仅对立，而且相互吞噬，此长则彼消，彼长则此消──好像很难双赢。在一个折衷主义已经被列为反面教材的政治社会里，只有相克才能达到相生？鲜血淋漓与肝胆撕裂，仿佛成了诞生的前提。它们甚至称性爱为“鬼打架”，它们的性科学教导说，致命搏斗常常发生在本该相亲相爱的两性之间，并在鲜血的种子里孕育发芽未来世界的胚胎……

 

难怪生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只有一场远比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更为深刻的整合，才能解决这两者加起来都能解决不了的全球问题。这不是社会物质的阶级─种族战争，而是文明精神的文化─心理战争：让物理的战争从文化的战争里流过，但是以后者作为根本的转折吧……没有文化战，就不能结束武装冲突；在此之前，“缓和”仅仅是为了更加激烈的竞争作铺垫的。所以我们看到，是“缓和”瓦解了共产主义阵营，并结束了冷战。虽然在最后关头，是中国的“六四镇压”成为“缓和”到“革命”的导火线。

 

全球政府创立之前，全球社会的紧张度只能不断加剧，使得愈演愈烈的角力日益深入地麻痹社会神经的细胞，社会毒素将渗透人们的视野。不足奇怪，既然战争的尽头尚未来到，那只有等到高潮之后真正的松弛方能出现。但愿我们活着的年代就能看到文化战出现，那不会是人类的末日，但肯定是某种文明即“生活方式”结束的时候。

 

“欧洲化”将不是被外力、而是被内在的衰颓瓦解，犹如罗马时代的希腊文明、犹如秦汉时代的中原文明，变成某种公式化的和僵死的东西──它多采多姿的碎片及残余将被某种新的“大一统”模式所吸收……不论它被命名为“皇帝制”〔秦汉〕、“元首制”〔罗马〕还是“人民主权制”〔美国〕。但问题却是相似的：在前述的八种〔四对：“人权”与“安全”，“自由”与“生存”，“解放”与“升华”，“自我”与“历史”〕互相对立的观念元素中，我们选择哪四种？这将是摆在每个国家及其人民面前的抉择。这一抉择也代表着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角力，是被困在观念中而丧失了把握未来的机会，还是和“历史因素”的阴影一刀两断，坚毅地走向未来？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现在的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道路，也应该是未来的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如美洲、澳洲以及俄国占领的亚州土地〕人民需要遵循的道路。我相信，这样的遵循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被抉择的命运：“不是你们选择了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你们。”所以，能够听候命运裁决的人，是幸运的。不过，不要无所事事地等候，因为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里，才有着最深刻的命运在！

 

我知道，“人权”概念越是深入人心，就越是在未来的年代里构成对人类安全的实质威胁。人权的要求，本来是作为一股反压抑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充满生命的积极性，可是随着它的持续发展，它的消极性就增长起来：它无所创造了，成为享受、霸占甚至纵欲的藉口；而没有限制地发泄反压抑的力量，会导致生命力量的颓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扼杀。在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权”、“自由”、“解放”、“我的奋斗”之间的无情砍杀中，世界已经乱七八糟、百孔千疮了。生态灾难显示，地球的承受能力实在有限，而被迫结束这种文明戏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期不远。于是文明的黄昏又会降临，黑暗时代作为文明衰落的闭幕典礼，庄严地展开，充塞宇宙的惰性及其历史报应的节目，粉墨登场。

 

命运的安排从来如此：事情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人们不会知道它、更无从理解，指手划脚地追逐事物的影子、是人们唯一所能；而在事情已经发生甚至开始过去的时候，人们知道了也“已经太晚”。而那位能在事情发生之初就看出其征兆的，亿万里也挑不出一个来。古代的先知是百万分之一，现代的先知是亿分之一，由于人口爆炸，使人口质量遭到稀释……更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社会变速的加快，即使那些能在事情成型之初就发现它的〔或叫“后知后觉者”〕，也只是万分之一的稀有动物了。可是有何等命运正等待他们？在这个“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大众化时代，除了被冷冻、隔离和放逐，还能有什么呢？

 

据报道，欧盟正拨款两千五百万欧洲货币挽救五十种左右目前还在以某种形式使用的“欧洲少数民族语言”，如法国的布列塔尼语、科西嘉语、英国的威尔士语和苏格兰的盖尔语、西班牙的巴斯克语、加利西亚语等等。为什么在全球化步伐日益急促的时代要如此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依靠武力无法进行民族同化？“帝国和意识形态并不能充分替代血缘和文化；要想名垂青史，我们不仅需要后裔，而且需要能够延续我们的语言的后裔。”然而不幸的是，欧洲人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跌，其原因并不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遭受外来统治带来的强制节育，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文明内在衰落所引起的无生育意愿。意大利1.27％的出生率是世界各国最低的，也许因为那里是欧洲文明最先兴起的地方〔从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的近代欧洲〕。这预示着，现代意大利语及其大部分方言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而毁灭它们的杀手可能就是正在源源不断进入欧洲的回教徒，他们带来了欧洲前殖民地人民的逆向殖民运动。

 

新文化战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经济战争，也非夺取霸权的军事战争，甚至不是推广政治制度的政治战争，新文化战争乃是要决定人类将采纳何等主流文明，决定何种社会模式将主宰未来世界的生死存亡。文化战突破国界、人种、民族、阶级而到处发生：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内战”，而不再是“世界大战”，更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相反，“全球内战”交织一团，不分主权国家的国界……它之后才会有“后殖民主义的全球整合新局”。

 

在我们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享受的提高，工业社会的毒素，不可逆转地导致人种退化，这一趋势断加剧，所以“文化的决斗”势在必行。一方是现存的人性，另方是现存的文明──两方发生冲突，结局如何？人性迄今变化不大，而文明却不断革命，双方差距日巨，矛盾愈来愈深，最后结局也许不像古代那样由人性来毁灭文明，也不像科学幻想小说那样用遗传工程改造了人性，而是两者之间的一个调和。新文化战中倒下的，将不是一个集团，一个国家甚至一种民族，也不是仅仅是一股经济势力或一架庞大可怖的军事机器──新文化战结束时，倒地的将是一种文明，连同它的生活方式、思想形态、经济产能、军事力量；以及它所庇护的民族、国家、利益集团等等……特别是后者。如果他们不肯放弃腐败的时尚，更加不可救药。腐败是文明自身的最大掘墓人，从内部瓦解了自身存在，新文化战所歼灭的不是“四旧”，而是整整一座腐烂的城池以及城里的人，就像是《圣经》故事告诉人们的那样。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物、事，及其互相关系，都会因为“上帝的愤怒”消失得无踪无影。

 

全球社会的矛盾、敌对的利益，汇归为终极战争是不难想象的。充分的全球化使得终极战争不再诉诸国际战争，而是“一场世界规模的内战”，一场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那时争议的焦点将是：到底是放任欧洲文明通过遗传工程来改造人类呢？还是不愿丧失人性的人们起来结束欧洲文明，以开辟一种更为合理与温和的文明？在时代的两难面前，为避免全球居民分裂为两半，就需要某种角逐与仲裁，以决定自身的命运。这种“决定真理的方法”就是我们预料的新文化战。要避免这两个极端：要么是“机械文明”永远占据上风，特别是它从遗传工程改造整个人类，使得本身成为坚不可摧的王者，成了新人类的“生存基础”；要么是一个新的、摧毁一切文明的“黑暗时代”再度来临。

 

现在，我们思考并谈论这些，已经并非“为时过早”，因为人性与文明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了。而中国文明的拿手好戏现在正好派上用场：“调和、中庸”，不走极端：既不用遗传工程从先天去改变人性及人的生理特征，也不诉诸毁灭现代文明的激烈手段；中国文明擅长用冰冻式或叫化石形式，来使文明逐渐僵化，固定下来，就像中国文明在过去做过的那样，但这可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的所作所为。这是“脱水”，并在脱水中取得了喘息，赢得了时间，让人性和文明有机会来调整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在这表面上的封冻与石化之下，并非一切死寂，而是进行一场微观世界的内在调整。等调整完成后，文明与人性之间古老的冲突再将以新的力量形式重新激起。于是，在那整个调整期、间歇期、休息期中呈现的社会衰落、疲惫现象，将供奉：一个生机勃勃的“复兴时代”又可以崭露头角了。

 

王通〔584─617年〕《中说·问易》：“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无疑，王通在论述这五种战争时，把顺序颠倒了。按照儒家的意识，文明的主宰者可以排列为皇、帝、王、霸、强这五序列。同时也不妨认为，所谓皇、帝、王、霸、强这五个级别，在历史上并不像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那样先行存在，而只是儒家思想的事后追认罢了。当然，它后来既然成为一种风行的观念，就对再后来的历史发生了影响。

 

如果我们运用“新文化战”的观念来理解上述皇、帝、王、霸、强五个级别，那么“战德”就是看哪种文化品性更适合未来历史的需要；“战兵”，就是纯粹的军事战；“战智”，则是谋略战的内容；“战义”则是意识形态战争；“战无为”的时代还未真正来到，其内涵接近礼制的天下统治。那么，什么是“义”呢？用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义”，可以理解为“互助”。所谓“义气”就是互相援助的品质、救助“圈内人物”的习惯等等。既是圈子内部的人物，则必有互相帮助之意。就“礼义”而言，礼是等级是秩序，意味着服从；义是博爱是契约，意味着互助。因而“义”实为墨家“兼爱”的引伸。至于战无为，并非乌托邦，而指天命攸归者。天子无为而无不为，因为他既是天命所在，就不用意识形态取胜，而是用无意识取胜。

 

他的无意识深处闪烁着天命之光。战德者，是新文化战的表率、奉天承运的指导者。战义者，能给世界带来福祉，把各国引向互助之路。战智者，天下的勾心斗角者皆是也；战兵者，则与动物界最为接近。

 

归纳起来：战无为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战德者是文明的指导者；战义者是文明的致福者；战智者是文明的占有者；战兵者是文明的掠夺者……正因为“战兵”、“战智”、“战义”是欧洲文明的特点，所以“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也该是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后裔人民需要遵循的。《孟子》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一”就是“统一”。从短期看，孟子的预言落空了，因为最为嗜杀人的秦国嬴政征服了各国；但从中期看，还是比较不嗜杀人的刘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刘邦竟然比嬴政还大三岁，应了所谓“天下神器，唯有德者居之”的谶语。战德，就是文化战；战无为，就是赢得礼制的天下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