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全球中枢《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三十四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Thirty-four Global Center

 

一，现代文明的定位

1. Orient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2. Core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四，“中国”的“保民官”

“ombudsman”of the “Central Kingdom”

 

五，“中国”的内在意义

5.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Central Kingdom”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七，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7. World peace requires no more than limited war

 

 

全球各洲的发展若不均衡，全球政府就不能实现：因为不发达国家如若未能达到与欧洲及其两翼平起平坐的历史指标，那么整个世界实质上仍然处在分裂而未经统合的状态下。这种分裂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性的，因此很难通过全球政府这一“形式的统一”来予以消除，而任何强国或革命都无法解决这类“发育不足”。另一方面，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

 

 

一，现代文明的定位

1. Orient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现代全球世界处于“欧洲化末期”，有如布匿战争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处于“希腊化末期”……欧洲的影响已经浸透了全世界每个角落，然而欧洲扩张与发洩精力的历史性运动，已经反过来造成欧洲衰落的原因。从匈奴人入侵欧洲的年代〔370年前后〕直到奥斯曼人的大举西进欧洲的时代〔1389年前后〕，欧洲人在酝酿其精力和由之升华的精神；但从哥伦布西进美洲〔1492年〕到希特勒西撤自杀〔1945年〕，这四百多年的欧洲扩张进程则消耗殆尽了欧洲的精力和精神：战后优势已完全移到欧洲的两翼边区──美国与俄国这两块欧洲殖民地的手中了。这两国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欧洲，且随着历史的进程，它们各自国内的非欧因素，还将日益抬头、不断增长。

 

白人的出生率一百年来日渐低下，进入二十一世纪更加迅速暴跌。为了避免冲突，欧洲因素需要下降，非欧势力需要兴起。现代世界进入了“欧化末期”，但罗马及秦汉式的阴影尚未投下，甚至可以成为未来罗马的整合势力也尚未明示在地平线上。这是由于“第三世界”的存在。不论把“第三世界”定义为“不结盟国家”也好，定义为“不发达国家也好”：反正世界的这一部分，现代中国亦在其中，要想达到欧洲及美俄的水平──从而使得世界各洲达成某种程度的均衡，至少还要一百多年。由于这一因素的存在，新的全球中心不得不推迟兴起，以便真正具有全球的代表性。

 

全球各洲的发展若不均衡，全球政府就不能实现：因为不发达国家如若未能达到与欧洲及其两翼平起平坐的历史指标，那么整个世界实质上仍然处在分裂而未经统合的状态下。这种分裂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性的，因此很难通过全球政府这一“形式的统一”来予以消除，而任何强国或革命都无法解决这类“发育不足”。

 

一般说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统一战争，都只能解决形式问题。不论这战争的形式是怎样，都是旨在消灭形式上的分裂，或曰政治上的分裂状况；而更为深刻的“实质上的分裂”，或曰文化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分裂状况──却是无法通过仅仅一战而予以敉平的，那只能留待三同体制之下的时间弥合。当此“欧洲化时代”的末期，新罗马战败迦太基的前夕，实际上就是由“时间”消除全球分裂因素的潜移默化时期，实际上也是为礼制的天下统治在准备条件、完成实质上的统一。随着希特勒之死，欧洲结束了全盛时期，“第三世界”国家主动仿效欧洲，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迫欧化了。例如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不发达国家”频频发生的革命与战争，就是这种“主动仿效”。第三世界的“反西方运动”，实际上只是在进行猛烈的自我调整，以求达到欧洲的标准。这一历史目标一旦达到，也就是新罗马的阴影终于在全球范围投下的时刻！

 

如果说，二十世界的西方化先后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被消化这样两个阶段，那么二十一世纪西方化的对象就主要是回教世界和黑非洲了。可以预测，新罗马兴起于现在的“第三世界”，其可能性要大于兴起于欧洲和美、俄等欧化严重的地区。──我们的这一推测，是由巴比伦、罗马、波斯、阿拉伯、秦汉等统一帝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它们所统一的世界，对于它们而来，差不多都是“异种”的“化外之地”；而被它们所统一的文明世界，是差不多一直把它们视为“野蛮人”的！这无非证明了一个倾向：一个世界的弊端，常常要由另一个世界来予以“纠正”！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现代，欧洲势力和非欧势力正在互相刺激……等到历史潮流终于荡平了欧洲、美俄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文明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而不是文化性格的差异〕时，“新文化战的一击”参将能使全球社会在政治上归于一统，才能弥合全球社会在形式上的分裂……

 

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文化战无非就是用欧洲人所带来的刺激和欧洲文明的创造因素所集结起来的新力量，消除五百年“欧洲殖民化时代”所积累起来的陈腐现象。此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历史的报应”。命运最可能注定，这种扫荡要由非欧人群来完成，因为只有这种异质扫荡才能彻底有效，否则不能真正“革除其弊端”。

 

某种具有“革命”〔鼎革天命〕性质的文明，其真正的继承与发扬只能由另些民族来完成，不仅基督教、佛教、祆教的发展史指明了这一点，甚至日本对“天子”文明的发扬也比中国干得更好：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虽然堕落，但在日本岛夷那里却不绝如缕，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而求诸野”的典型事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语见班固〔32─92年〕的《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考“礼失而求诸野”，首见历史家刘歆〔前46─后23年〕的《七略》，《七略》的来源是刘歆与其父刘向一起校对整理皇家图书，并把整理结果写成附有说明的分类书目，名为《七略》，后来《汉书·艺文志》即以此为基础。

 

“礼失而求诸野”不是古代的孤立现象，结果现在韩国人要向联合国申报文化财产权，甚至和中国争夺中秋节的所有权。而有的日本教授竟然在课堂上教导中国留学生“汉字是日本人发明的”一类“学理”。这不仅仅有斯文扫地的味道，而且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见诸文字更早：《左传》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记载年仅十六岁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这年东方小国郯国〔今山东郯城西南〕的国君郯子来晋见鲁昭公。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问起少昊时代职官的情况，郯子是少昊后裔，所以详细进行了解答。孔子听到这件事，赶去求见郯子，请教了许多问题，获知许多闻所未闻的古史。事后孔子感叹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观点检讨七百年来日本的成功之处与中国的失败之处，并作一比较是有趣的：中国由于未能有效发扬中国文明的精魂──天子崇拜，被蒙古征服后一蹶不振、日趋没落了。而日本虽是“岛夷”却因此较少“历史因素”的沉淀与腐败，故能以其“独特的天皇制”吸纳并发展中国文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这里我们是否能反窥中国自己的世界命运呢？

 

中国现在是被强行纳入了欧洲文明的世界体系：但它也是这个体系中濡染欧洲精神最少、被麻醉得较浅的一员，甚至连目前反西方最为激烈的回教世界，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和欧洲文明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1，早期的阿拉伯多神异教与亚伯拉罕以前的犹太人崇拜的月神为主的多神异教，同出闪族宗教之源；

 

2，回教具有旧约宗教和新约信仰的前提背景；

 

3，哈里发帝国广泛吸取了希腊罗马的文明；

 

4，一千四百年来回教世界从未与欧洲文明停止过正面接触。

 

因为以上四点而相对说来，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要比回教文明与欧洲文明更为疏远、更为异质。在“文明互补”的意义上，中国文明可能收揽欧洲文明的潜能，较为雄厚。回教与西方世界的敌对，更多是一种“兄弟阋墙”的内斗，是邻居之间的互残，是高加索人内部的优胜劣败，而很难具有创造性意义。中国则由于其与欧洲文明的更大异质性而不同于回教的文明：等到中国终于埋葬了封闭心态而无畏地面对外部世界，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就会开始，那时的文明主流将不再是欧洲，甚至不是半欧化的回教，而是全然的非欧力量、但却与欧洲文明平行发展的中国文明──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将表现为“东西合璧”……

 

我们受到的强力示意就是：新势力比老势力更善于发展老文明，并使之绵延不绝。如巴比伦人发展了苏美尔文明，雅利安人发展了达罗毗荼文明，希腊人发展了前希腊土著文明，罗马人发展了希腊文明，日耳曼人〔广泛殖民德国、奥地利、北欧、英国、俄罗斯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发展了希腊罗马文明使成现代欧洲文明，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发展了中国文明，东南亚发展了印度文明，即使美洲印第安文明内部也是此起彼伏、交互兴替的。一个原来并不具备那种文明素质的民族，反而比原来创造了那种文明类型的民族，更能有效地把那种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形态与新的历史激流中──随着时间的进程，这种接力赛式的推进将是自发的，而不仅仅是外来影响的，于是，一个更能完成这种推进运动的民族，就起而掌握那些创造了该文明的民族的命运了。

 

 

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2. Core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的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犯了马克思主义者经常犯的毛病，在评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未来前景时，过多关注新技术及其带动下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而忽视了主导世界经济的那些主权国家的政治反动。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治制度及其状态对于经济的决定作用，并十分短视地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一体化，经济自由必定导致政治自由。事实上，欧洲文化和非欧文化的差异不可能对各自的经济系统没有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结果，从东方来的列宁和更东方来的斯大林，完全推翻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用“科学社会主义”在一个最落后的欧洲帝国建立了最野蛮的社会帝国主义制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是政治整合。

 

中国大陆有学者认为，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已经孕育在二十世纪的三项根本动态中：1，世界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2，欧式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方式 的全球性扩散；3，洲际大国的新兴。〔时殷弘《美国与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相关的观察似乎发现，“在欧洲，谋求霸权的国家引发的周期性痉挛之后，总是领土进一步分裂；在欧洲外面的世界，事态发展却导致规模越来越大的领土集聚。”这后一动态，产生了美、俄等洲际大国，其得利于欧洲文明的国际屠杀。一个超越民族的巨型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许要几百年，但却难以逆转，而能够具备这种规模条件的国家也寥寥无几。

 

在我们看来，如美国和俄苏赶超欧洲列强并在二战后取得绝对优势，说到底是因为除了实行源于欧洲的现代化之外，它们拥有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规模优势，显示了当代世界强国的新特征。其实这些特征在古代中国的秦和楚、古代欧洲的马其顿和罗马，都一再出现；结果使得中原各国与希腊各国，在野蛮的边缘大国面前不得不沦为二流国家，正如今天的欧盟国家一样。

 

当然，中心城市的决定作用是不能忽略的，中原各国虽然灭亡，但它们留下的中心城市如临淄、邯郸、郢都、大梁等却长期影响了秦汉帝国的发展；正如希腊各国虽然失势，但雅典、科林斯的重心地位却持续存在；欧洲各国虽然衰败，但伦敦、巴黎、柏林、罗马仍然影响全球化的进程。

 

立足于大陆纵深地带的巨大强国如美国、俄国甚至未来的中国、印度出现之后，欧洲的半岛国家甚至岛国由于规模太小而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但它们的文化优势正如古代的中原各国、希腊各国一样，还会长在百年。

 

以此对照，美国目前的状态是否全球政府的合格候选人？显然不像。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及其实际处境来看，它还没有能够摆脱主权国家时代“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通病，没有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的立足点上来。

 

阻碍美国形成一个全球政府的因素主要是，由于早期殖民地的多重矛盾经历，美国具有“童年创伤”：

 

1，受到欧洲列强争霸的轮番压迫；

 

2，掠夺和屠杀印第安人的不良记录；

 

3，贩卖和奴役黑人的精神烙印；

 

4，热爱自己的自由；但缺乏容纳非西方强国的历史经历。它对数百年的西方支配性优势习以为常并视为当然，因而缺乏全球化所需的气度和精神准备。美国如果不能超越自己“主流社会”的种族情绪和文化偏见，要主导全球化就像“富人进天国”、“骆驼穿针眼”那样困难：财富和体积成为美国继续前进的障碍。

 

然而全球化的暴风骤雨已经迫在眉睫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深刻地洞悉了所谓“现代文明”的虚弱本质，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经历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原始社会〔五十年代〕、奴隶社会〔六十年代〕、封建社会〔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八十年代〕到社会正义社会〔九十年代〕的全部历程──我们因此知道西方传来的真理〔如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病的，而且病入膏肓。现代中国人何其不幸，被愈来愈深地卷入这场世界疾病，况且并不纯然是被动的：中国人正以愈来愈主动，愈来愈积极的态度与步调拼命挤入这场现代文明的瘟疫戏目……可惜现代文明不但本质虚弱，而且已到虚脱的地步：这不仅是“文明的虚脱”，也是参与这一文明戏码的人自身的严重虚脱……现在世界上愈来愈风行的放浪、变态和狂暴行为，风起云涌，其势头还在继续高涨，丝毫看不出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出现逆转……疯狂的程度，足以说明现代文明的生活者们的虚脱程度。这不仅是心理层面的虚脱，也是生理层面的虚脱。变态的世界已成常态的世界。

 

现代文明的病已经不是任何“药”所能医治的，“文明病”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开始危害人类的生物基础。除了“毒药”之外，几乎一切药物及手术都已尝试过了……药物治疗被评价为“改良”，手术治疗被评价为“革命”。而现代文明的脆弱性在其与人性的根本对立。压抑人性的机械文明具有强制性，强迫人们顺应。这一倾向由“历史唯物主义”用哲学语言来宣告了，而现代教育就摧折人性、强迫青年接受种种非人的训练，变成贪得无餍的机器人。可以说，现代世界的纵欲败德日益猖獗，日益增加的暴力行为是对现代文明摧戕人性的激烈反抗。不过这类反抗似乎过多个人色彩、破坏性质，而不是集体性的、建设性的反抗。惟有集体性的、建设性的反抗成功了，始能造就一个健康的文明。

 

随着现代文明的继续堕落，被垄断的文明与人性之间的对立也就愈益严重，二者之间的裂痕已经完全撕断开来，变成了不可填补的鸿沟。好在任何文明都不能长久窒息人类生机、摧折人类天性，而自身却能逃避衰落与毁灭的命运。照此看来，无论现代文明怎样堕落，它也没有能力逃避这个规则的审判。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人类最堕落的文化发生在美洲，尤其是南美洲？答案可能是：因为欧洲最坏的殖民强盗在美洲干下了他们最为肆无忌惮的勾当。这有点像日本兵在其国内规规矩矩、如同机器，一旦到了被占领的海外地区就原形毕露，体现出人性中最为丑陋凶残的一面来。殖民者在美洲开创了最坏的先例及其文化，美洲人所穿的衣服是世界上最少的，而且越来越少，在公众场合，连女人的腹股沟和尾椎骨都露了出来。现在，南美洲的野蛮堕落色情风气已经随着移民侵入北美洲，然后再通过北美洲的强大传播力量扩散全球。欧洲文明就这样祸害了全球，就像当初他们把梅毒传遍了南北美洲，使得大部分美洲原住民族死于非命。

 

《中国时报》2008年1月15日报道，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十八世纪哲学家伏尔泰或许终究说对了：十五世纪末期梅毒大流行肆虐欧洲各地，可能就是当时的探险家哥伦布惹的祸。梅毒此一世界上最致命的性病究竟源于何地，已经争论了五百年，美国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将矛头指向哥伦布这位探险家。

 

1495年时，一群以法国人为主的佣兵，进入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其中便有人感染了梅毒，这也是歷史纪录中首见。此后，梅毒横越欧洲大陆，到了十五世纪末，梅毒在各地称呼各异，在苏格兰称为“西班牙梅毒”，在弗兰德斯与葡萄牙称为“西班牙病”，而意大利人、德国人与英国人则将梅毒称为“那不勒斯病”。伏尔泰在其讽刺剧作《憨第德》中藉由主角的啟蒙导师潘若思解释了梅毒如何蔓延至欧洲大陆。1493年，哥伦布结束其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历史性首航行程，返回欧洲。而某些医学史学家相信，历史记录上最早染患梅毒的佣兵就是哥伦布探险队的船员，他们与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妇女寻欢作乐因而染病。但是这个论点的证据并不完整。某些专家反而认为，梅毒源于欧洲，事实上是由哥伦布的部下带往美洲。

 

如今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艾莫瑞大学学者哈珀率领的研究团队，在全球二十六个地点比对梅毒病原体“梅毒螺旋体”不同株别后发现，梅毒是梅毒螺旋体中最近期才演化出现的成员。而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梅毒是热带疾病“印度痘”的近亲，这是南美洲特有疾病，也会影响皮肤、骨头与关节，然而印度痘比梅毒轻微，也不是透过性行为传染，这份报告刊登在网路版《公共科学图书馆：被忽视的热带疾病》期刊。哈珀假设，哥伦布的船员感染印度痘，病菌飘扬过海来到欧洲，迅速适应本地较寒冷也较乾燥的气候，接着变成引发梅毒的病原体，而这种病原体到目前为止大致上仍相当稳定。研究中说：“遗传数据与广泛文献证据的结合，让哥伦布带回梅毒的假说获得新的可信力。”

 

美洲的生活是极端文明与极端野蛮的奇异交响，我们看到，新野蛮主义在美洲生活中的抬头，其速度并不亚于文明的进展。新野蛮主义迟早会蛀空现代文明的大厦，终有一天使之颓然倾覆。从同情的角度看，新野蛮主义实际上是压抑下的人性所采取的极端发泄方式，它的阴影逐渐笼罩了现代文明疲惫而颓废的躯体，有如洁白的被单罩住了僵卧病床的人。

 

悲剧的结局大体有两种：一、现代文明结构被新野蛮主义的人性所摧毁，尽管它的许多碎片将作为“历史因素”而得以留存；二、现代文明用改变人类遗传基础的“非人手段”来改造人类、保存自己……实际上这是一场“文明”与“人类”之间的殊死搏斗，而不再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角逐”。这场全球战争的血腥气味已经扑面而来了，现在虽然还较为隐蔽，大多以“科学试验”和“节制生育”的方式进行杀戮，但其结果无疑会逐步显明起来，直到战争结束。但愿这场战争有一个胜利者，不论是谁──而不要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决不仅仅是现在残存的古代中国文化的碎片，也不是现代中国所产生的非驴非马的主义、假货和杂碎，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有机系统，是“K战略”面临环境压力和生存危机时所发明的一套“防卫机制”，这当然不同于“r战略”的“玩世不恭”。在欧洲近代侵袭之后，中国幸免于难，没有像印第安兄弟尤其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兄弟那样遭到系统灭绝。人们希望，这场劫难使新文明的核心开始凝聚成形，但它的骨血肉毛现在尚付阙如，还说不上衣饰打扮与风度翩翩……虽然人们可以察觉新文明的消息不断传来。

 

已经宣告的法则、定理及预算，并不一定构成新文明的结构，反而是不宣而战的进攻，可以催化新文明的形成，只要具有这样的需要。新文明的基本功能就是使人们与自然更为和谐地共存，而这正有待于中国文明的“再生能力”。无论一种文明多么优越，它接管世界的步骤也不可能是在平安无事中实现的。其中的原因，我想可从人的惰性、以及保持既得利益的贪心这两个根源去寻找……正因为世间有这样的阻隔与“非理性”，新文明要接管世界，非经“整合”的战役而无从实现。当然，这场战争是无孔不入的“文化战”，而非近代意义的殖民战争，更非现代意义的解放战争，它因此不必采取军事战斗的形式。“文化战”用文化的优劣来定胜负：未来的文化战比之过去的“思想战”、“意识形态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不以人类的一部分种族和阶级去残害另一部分种族和阶级。

 

有两种抉择：一是冒险走极端，或左或右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一是稳妥的中庸调和之路。对此“人各有志”，根据自己的处境和成见而抉择其一；但我相信，对人们较好的出路其实只有一个──人们所做的其实仅仅是被命运选择。我相信中国文明可以矫正欧洲文明的弊端，整合已经支离破碎的世界，不同文明的特性得到互补。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人类的未来有三种可能性：1、人性毁灭文明；2、文明改造人体；3、人与自然的调和之路。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所提供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即人与自然的调和之路。客观地说，现在无法确定最后实现的是哪种可能性。但既然生活在这个危机时代，与其被危机感吞没，不如设法摆脱这样的情境，使现代世界安然度过凶险与恐怖，抵达安全的太平盛世……即使这个太平盛世不那么富于生机。

 

回顾一下十七世纪，由于厌恶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野蛮，欧洲本土的拉锯战争终于告一段落，战争的动力从意识形态转向经济利益。三十年战争中的宗教狂热消失了，而欧洲国家的角逐转移到海外殖民地的争夺，直到两百多年后整个世界被欧洲列强分割完毕，新的大战阴云才在全球范围开始汹涌，结果导致“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全面发作。新三十年战争为了进行总体战，寻求了意识形态武器，但其性质已与宗教纠纷大不相同。但事情往往弄假成真，战争过后，意识形态的狂热不可能一下子消退，尤其战争间歇期〔1918─1939年〕之间，鼓动群众的疯狂于白热化地步，达到泯灭良知的地步──这一疯狂传染到中国，形成文革的奇观和惨剧，还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欧洲文明的军事传统，不仅使得欧洲被“北约”与“华约”所分割，还导致“华约”垮台后“北约”继续东扩，导致国际环境中战争的因素既未削弱，也没有新的领地可以转移──北约在逐个吃掉苏联的前任卫星国之后，正在试图并吞苏联前任加盟共和国。再以后呢，就是俄国、中国、回教世界和印度、非洲了〔拉丁美洲早就被美国“平定”〕；全球历史表明了自己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由战争的杠杆撬动的，而弱势者除了诉诸恐怖手段，好像别无良策，从暗杀地主老财到炸毁世贸大楼，“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

 

1945年以后的战争之所以没有发展为世界范围的总体战，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核子武器空前的毁灭力，使得战胜国和战败国一样可能沦为废墟，这样的胜利得不偿失，因而使得几大战国不再敢于轻启戎机，于是纷纷转向局部的“代理人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和总体范围的“冷战”：现代世界的基本和平就是如此以核武阴影来维持的。

 

二十多年前〔1981年〕我曾在《思想笔记》中写到：“现在还很难说，冷战这种基于核威慑的国际关系最终将导致什么结局，但由于其前提〔核威慑〕的非传统性质，结局也必然趋向于非传统。所以很难想象，未来世界会通过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以及秦汉帝国式的传统军事方法来实现统一。”二十多年来尽管时世变迁，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实没有改变，而且越演越烈、日益扩散，武力统一世界的梦想如何实现呢？纳粹德国和苏联不能成就的霸业，现在的美国和未来的中国亦不能实现。在当今技术条件下，武力统一既然是缘木求鱼，就显示了“新文化战”的必不可免性。新文化战不仅是全球政府确立的途径，而且是统一战争的不二法门。在一片乱局中，只有独辟蹊径，独创一套处方，方能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

 

新文化战的功能不仅带来和平的文明，并使这文明顺利同化不同种类的人、实现仁政。所谓“仁”，就是“合二为一的人”，就是以和平的文明同化不同种类的人。新文化战的副产品之一，就是将人类的命运从核威胁的阴影下一劳永逸地解放出来。

 

在核威胁下，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也许还不在于“国家”，而是在于“集团”如恐怖组织和独裁政党〔尽管其根源依然是主权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冒险首先对其他核国家发动核侵袭；但却有些不得志于天下的恐怖集团、革命政权敢于这样做。新文化战将发挥“以武止戈”〔武的构词意义〕的最大功效，创立新的模型。这样的新文化战不得不诉诸人类的良心发现，诉诸“战斗已经结束”的自我克制──而这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某种神权构架。其它形态的统治秩序，都是以谋略而不是以良知为基础的，谋略如果不是作为良知的过渡，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很难设想，没有某种宗教神道的催眠作用，全球政府能够有效运转并能得以巩固。况且，全球政府在人类历史上是首次出现……科学的神话似乎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心灵深处仍居统治地位的感性的需要，理性、科学和正义这些东西或多或少还是一些应用工具，而不像神道那样可以构成安身立命的归宿。难以想象凭恃科学方法即足以统治世界，由于人不是机器，在人心深处居于统治地位的往往是“非理性力量”，所以，能管理机器的“科学方法”，却不适合以统治人类……这就是宗教形式经常受到打击但宗教精神一再死灰复燃的奥秘所在。新的神权中心不太可能是旧的翻版，如布达拉宫、哈里发政权、梵蒂冈教廷的再版，也不可能接近共产国际的莫斯科书记处，在更大程度上它是新的化合物：不是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工具；而是全球文明的中枢。

 

我们理解：“维持一个帝国，比建立它还难”，因为世界性的信任危机已经全面深入，它的阴影侵入一切领域。就像社会危机的周期容易过去，但危机造成的信任损害却不易过去。虽然小心翼翼的承平又会重新回来，可是历史还是无可挽回地朝那必然的宿命滑进了一步。我们的总感觉是：每次世界危机的爆发，都是一次面向全球化的急行军。全球政府的建立，有待于阵发性的世界危机所造成的疲惫和瘫痪。例如经济危机，会造成许多破产和自杀，但更多是促成了经济整合。其中的痛苦对历史来说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些“必须履行的手续”罢了。我们理解，危机和需要对于建设工程的意义，较之千万大军的建筑队伍更为有效，惟有危机可以造就伟大的军队和无比的勇气，激发举世无双的梦想，它造就全球政府也许并不需要上百年岁月。

 

怀着希望而死去的人，也许才值得羡慕……垂死者的希望，可以掩盖终极的虚无和焦虑，从而“孕育了一个比他本人更伟大的生命”。人如果“归入历史”而成为无涯际汪洋的一滴，把“自我”做成回归运动的助燃剂，就加入了文明的脉络。如何解释当一个民族的自存受到威胁时，它的成员会奋不顾身地起而应战？我们相信，当人类的生存受到了欧洲文明模式如“主权国家崇拜”这一共同威胁时，各个民族不得不放弃彼此的前嫌，准备接受此前时代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全球政府。

 

 

四，“中国”的“保民官”

“ombudsman”of the “Central Kingdom”

 

宋初的石介（1005年—1045年）号称“三先生之一”，其撰《中国论》，开门见山指出“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天在上地在下，中国内四夷外，在石介所勾勒的这幅“世界地图”中，“中国”被狭义地理解为汉人政权的代名词。在石介看来，地理中国处于统治天下的位置上，是宇宙和世界的中心，而当时的“四夷”如党项、吐番、契丹、朝鲜、日本、越南、大理南诏等周边民族，对“中国”只能是臣属关系。宋代的《华夷图》和《广舆图》，都将“中国”画得很大，而“四夷”则微乎其微，甚至模糊不清。

 

在华夷杂交的台湾，庄万寿在《中国论》〔1996，台湾玉山社〕中批判中华意识说，“中国”一词体现了“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的地理空间”。在他看来，“中国”作为“含有相对关系的复词”，其“中”是用来与“外”相对的，所以“中国”是指文明的中央地区。这个概括的后半部分是准确的，但是为了区域独立而否定“中国”的普世意义，从而把文明与民族混淆，把文明概念变称为“民族自我中心偏见”──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中国式”的，而且是汉化的。庄万寿的这一态度，实际上才是台湾独立的最大障碍。

 

“中国”这一名称始于周朝，最初是指国都。古人认为帝王之所为“中”，其所建城邑就是“中国”。“中国”一词最早见于文献是在《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意思说，皇天既然把中国百姓和疆土付与我们先王，现今陛下只有行德。

 

在考古学上，“中国”二字最古老的记录是在一具青铜器“何尊”的金文上：“宅兹中或〔国〕。”说武王有意在中枢区域建立中心城市，然后由此统治四方方国。“国”字在甲骨、金文里都做‘或’，从戈从□〔城垣〕，指代武力守卫的城市。“中国”则是中心城市，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后来，“中国”引申为中原，文明之光从中心城市辐射到中心区域〔先秦时为黄河中下游〕，此中心区域被称为“中原”，即接受中国〔中心城市〕礼教的各个方国。故《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每举“中国”与“四夷”对称。如《国语楚语上》：“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再如“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经·小雅·六月序》〕、“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蛮夷猾夏”〔《尚书·尧典》，郑玄注：猾夏，侵乱中国也〕、“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史记天官书》〕，都是这样。而孔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中的四夷，按照当时的范围讲，并不是韩国、越南、日本、新加坡这些远处，而就在现今山东省境内的部落群体。

 

可见“中国”是文明中心概念，而不是种族、民族或政权概念，匈奴、鲜卑、辽、金、元、清、日本、苏联等少数民族南下得逞，即以“中国”自居，中国与外国是中心与边区、天子与诸侯的主仆关系。中国的范围随着文明的扩大和卷入民族的增多而日益扩张：先秦时代中国是黄河中下游，秦汉时代中国是三十六郡、十八行省〔中国本部〕，元明清则比中国现有包括民族自治区域的规模还要大得多。

 

上面是“中国”，再看“保民官”。“道德威信与惩戒职能的一体化”，在王国时代的中国属于天子的职能，在罗马的王政时代结束以后的共和国时代则属于保民官的职能，因此也可以说“天子是中国的保民官”。

 

有时善之幌子容易造成恶的归宿，有时恶之形式反而有助于形成善的实质，因此我们前面探讨过“王道”即间接统治，就有极为深刻的人道功能。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王道与全球政府的相互关系。而这需要首先考查“全球政府”的性质。什么是“全球政府”？“全球政府”乃是把国家形式的完善置于首位，而不是极力寻求统治阶层的权力扩张和骄奢淫逸。

 

作为“王道”的典范和具体化，完善的国家尊重政治形式，不让掌权者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这样的“全球政府”只能以“间接统治”为其指导原则，否则就与“全球政府”这一定义发生了矛盾。一般说来，政治的基础是世俗的力量而不是精神的力量；是利害的施用、赏罚的二柄，而不是对信仰的尊崇；是对现世生活的抉择而不是倾慕超现实希望；总之，政治是小我的集中而不是大我的放射。这种区别在常人看来也许无关紧要，甚至不易辨别，但在慧眼看来却是泾渭分明的。在“全球政府”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是信仰而非暴力，是精神活动而不是贪恋利禄，是独身的精神贵族而非世袭的肉欲阀阅，甚至也不是古代的官僚与现代的党派。

 

这样，居于全球政府最高统治地位的那个人就被视为上天的代言人；其主要社会职责，就不是“如何进行统治”，而是“如何使天下归心”；也就是说，他主要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是作为一个“祭司”；他的主要使命不在保持世袭统治、不在促进尘世的利益；而在于如何“对上天负责”──用“历史教”语言说，就是“对历史负责”。“祭司”并非实际统治者，倒像罗马共和国的“保民官”，他不仅仅是民选的，而且在危机中涌现：涌现与民选同样富于“民主性”。

 

这不仅仅是诡辩。毕竟，天子─保民官的称号，是他终极的酬劳。

 

一个世俗君王具有双重任务：维持王室的统治与促进臣民的利益，但对于超越世俗的保民官则还要外加一重“文明史工作”：全球政府的来临既然不是偶发事件，不是某位保民官别出心裁的艺术品，而是全球性的需要，所以尊重它就是尊重人民自己。全球冲突极其复杂且不可预知，仿佛乱麻毫无头绪，如果天子─保民官使它清理，那么尊重他就是尊重人民自己。全球政府的“祭司”本身并不统治，而是遵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古训。“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范例并不是“欧洲君主立宪制”所提供的，而是产自中国文明。这符合古代名臣关于“垂拱而治”的政治原则；同时也应验了一句西谚：“只有当最不愿意成为统治者的人进行统治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全球政府的“祭司”厌恶喧宾夺主的政治生活，讨厌这类活动干扰了精神格调，他的凝视在于世界的另一极。他的国虽在这个世界，不像基督的天国那样高远超拔，但毕竟具有童贞的幻想、坚忍的情操、简单的生活、精纯的心灵，这一切使他得以监察一切；但他并不卷入旋涡，以免被世俗所污。他的权能不是来自纵横捭阖的阴谋，也不屑于在各种势力之间挑拨离间，实行分而治之这阳谋。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原则要义出自《周易系辞》：“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历来阐释家们对于“垂衣裳而天下治”难以解释，不知制作或穿上衣裳跟治理天下有何干系。唐朝孔颖达认为“垂衣裳”是说，以前皮衣其制短小，后来黄帝之妻嫘祖发明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垂衣裳”显示文明。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用文明吸引天下，而不是用武力统一天下。明朝王桢的《农书》则明说：“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亲蚕之事的祭祀活动，至后周坛祭先蚕，以黄帝西陵氏为始，历代因之。这就是“敬授民时”的仪式，君王以身作则开始农桑劳作，包括用蚕丝编织衣裳和穿衣示范，敬祈天地保佑农业。“垂衣裳”对治理天下的意义在于宗教仪式的性质，如明清两朝北京先农坛的“观耕台”和“观桑台”，就是举行类似仪式的场所。

 

“垂拱而治”表面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相同而实际不同。其原则要义出自唐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史家以为这“十思”乃是“贞观之治”的源头。文章还具体指出：“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这完全不是现今专政时代的国人所认定的“空谈主义”、“不切实际”。因为“文武并用，垂拱而治”这句，是对君王的要求，不是对百官的要求；是对外行而不是对内行的要求；也是对“外行领导内行”的预防性警告。实际上，近代欧洲的君主立宪制正是从法律上保证了“文武并用，垂拱而治”的原则，禁止君王逾越“垂拱而治”的范围。只是唐朝没有制度可以限制君王不得逾越“垂拱而治”的原则，结果唐太宗一死，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独揽，为安史之乱埋下祸根。毛泽东1957年剥夺民主党派生存权利的前夕，曾经掩人耳目地大谈魏征和唐太宗的故事，他其实不是在寻找魏征，而是宣告自己做了“大唐皇帝”。虽然鉴于袁世凯的可悲下场和臭名远扬，毛氏终身不敢公然称帝，但他1957年以后的所作所为，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袁世凯：自称“红太阳”〔这是暴君夏桀的称号，连秦始皇都回避了〕；频频登上天安门亮相〔效法袁世凯的登基〕；以文工团女兵充当后宫〔彭德怀斥责这一点因而罹难被害〕；培植子女继承职位，儿子死了就培植侄子……完全不懂“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示范和圣人“垂拱而治”的间接统治原则，才是通向政治稳定的道路。这都是因为，毛泽东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斯大林的学生”，犹如北齐的高欢乃是鲜卑的继子──毛和高欢一样，并不了解中国文明的精髓所在。

 

中国文明是以天下和平为重心的政治设计，这样的“全球政府”是间接统治的典范。间接统治是天子─保民官的杰作，也是科学与艺术的婚礼所孕育的儿子。如果我们分析“权力”为“引力”及“压力”等两种形态，那么间接统治就是侧重引力，其手段是“赏”；而直接统治则侧重压力，其手段是“罚”。奉行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将收刀入鞘，举行典礼，把欧洲文明煞费苦心熬炼出来的核弹一概销毁。从此世界恢复到中国文明发明火药的初衷：放焰火而不是杀人。只有“礼炮齐鸣”，而无“军备竞赛”；“武装和平”等国际无政府病态立即结束：各国军费充作全球政府的基金，用于教育、医疗、改善环境。全球文明的纪元开始，人类不再有系统地彼此残杀，而把科学研究的力量转向外层空间。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全球政府不但是“地球文明”的温床，且是这一文明的雏形和自然而然的结果。天子─保民官不仅作为全球政府的创造者，也是作为“地球文明”化合者，莅临世界的。而全球政府的核心，就是“中国”，而不是支那〔CHINA〕。“中国”意为是全球文明的中心、中央国度；天子居中，是全球的保民官。

 

 

五，“中国”的内在意义

5.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Central Kingdom”

 

中央国家气派的法律系统──它的读者不是法官，而是人民；它不是罪犯逃避的渊薮，而是法官惩戒的指南。新法律系统的目的是要使人民驯顺、安居乐业，社会不存非分作乱之想。

 

中国类型的国家与欧洲类型的国家之间存有一个基本差异：在中国，国家的元首本身被视为神的化身；而在西方，这一身份只被视为人，而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员也只叫“上帝的使者”，西方意义的上帝之子不像中国的天子那样周期出现。至于佛教，更是人文宗教，尤其是原始佛教和小乘佛教，其原始形态与儒道两家的原理相去无几。大乘佛教则受到波斯太阳神教的渗透，正如喇嘛教是佛教与吐蕃本土原始宗教的混合物。而在《圣经》信仰里，人与神之间的界限却是绝对的。人绝对不能变成神，而只能绝对服从自己无从理解的神意，因为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神的思想高于人的思想──这与禅宗“立地成佛”的旨趣，真有天壤之别。神与人之间的绝对界限，这也是吐蕃的活佛与阿拉伯的哈里发及罗马的教宗之间最大的不同。活佛本身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但并不代表唯一的超自然力量；活佛是多神教而非一神教的概念。

 

从政治上说，无疑，活佛制度深受中国皇权思想的影响，例如中国文明的核心概念“天子”，对活佛制度的形成显然曾有作用。质言之，无论是西藏的活佛制度还是日本的天皇制度，都是中国“天子”观念在周边地区的特殊发展。前者的意识形态系统是佛教，后者的意识形态则为道教。阐明这一点有重要意义。真正的大一统政体从名义上说，虽然都是政教合一的，但其元首往往并不具有直接统治的独裁权力。所以，中国两千年以来的皇权制度虽然亦有祭天祀地的国家宗教系统作为背景〔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披上了儒家思想外衣的自然神论：“古代自然崇拜”〕，却不能算是“神权政治”，因为皇帝们施行的是秦始皇那样的直接统治，尽管稍微温和一些但毕竟同属霸道；而不是周天子─保民官〔或罗马教皇、日本天皇、西藏活佛、回教的哈里发〕那样的间接统治，那样的间接统治才是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然握有政权， 但其主要角色在历史典籍的描述中，似乎还是施行间接统治的“大祭司”，类似于活佛、哈里发、教皇、日本天皇。

 

尤其后者，连名号都是直接从中国挪用的。例如就《三国志·魏书》中有关“倭人”的记载来看，完全没有一点人们后来所说的“日本天皇制度”的影子：

 

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玁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籴。

 

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巿籴。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鰒，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余户。

 

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封于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

 

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镞，所有无与儋耳、硃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硃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食饮用笾豆，手食。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恆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虮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顾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枥、投橿、乌号、枫香，其竹筱簳、桃支。有姜、橘、椒、蘘荷，不知以为滋味。有狝猴、黑雉。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

 

魏略曰：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

 

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

 

东渡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

 

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以上援引自《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其中“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的“侏儒国”，可能是指菲律宾，因为整个“在海中洲岛之上”的日本，被计量为“周旋可五千余里”，而日本距离菲律宾，差不多就是日本自身的长度。至于日本“东南，船行一年可至”的“裸国”、“黑齿国”，可能是指美洲的印第安人国家。不仅裸和黑齿等风俗相像，而且距离遥远，远过印度尼西亚和大洋州。〕

 

考夏、殷、周的天子都有神格，虽然这种神格已在儒家人文思想及“阴阳五行史观”的照射下失去了绝对性质。但仿自中国的日本“天皇”及西藏“活佛”，距离世俗权力较为间接，其精神权威则较中国皇帝为强。另一方面，哈里发及罗马教宗的宗教色彩较之中国皇帝虽强，但他们本身却不具皇帝的半神身份。罗马教宗和哈里发虽然只有“先知继承人”的身份而无“上天化身”的位格，但由于他们遵循了间接统治的原则，使得他们君临的政府比半神的皇帝直接统治的政府，更形稳定。

 

在现代科学的冲击之下，“神格”已发生极大的动摇，并有继续崩溃的趋势。但是，在最新的生物学进展中，似乎又看到了新的神格正在出现的预兆及光线。

 

尽管生物学所发现的神格，寓藏在“基因配置”里，主要接近佛教式的主观神、人文神、神秘瑜珈生命力之类的“神”；而不是客观神、造物神、自在之神。但无论如何，全球政府的神权还是需要一些新的综合，以弥补上述两大神学体系之间的鸿沟。

 

“天子哲学”或“保民官制度”可以护卫全球政府的秩序，使之具有善的本质，从其善者而取之，从其不善者而弃之，在主观神和客观神这两大神学体系之间架设桥梁。全球政府的未来既然建立在“大都会文明”所遗留的文化沙漠上，那么使这一沙漠恢复生机就是首选的考虑……现代城市的污染情形是一幅缩影，它预示，在全球政府降临之前的年代里将充满灾难，在逻辑上这些可怕的情况不会根本改善而只会逐渐恶化，否则就无须出现全球政府的拯救了──全球政府是挽救世界的最后努力，其天职在于消除人性与技术文明之间的历史性分裂，在既不毁灭技术能力又保存人性真实的基础上，开辟出新的历史模型……全球政府因此治愈大都市文明的晚期癌症。

 

历史的记录已经显现：各个文明的风烛残年都体现为各自的“大都市文明”──如埃及的底比斯、马其顿的亚里山大里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与亚述、拉丁的罗马、中国的长安与北京、印度的德里、美洲的墨西哥城……莫不如是。但这一次不同，全球政府将通过“舞台的转移”，吸引和迫使人们面对外层空间，展开探险之旅，无须坐等全球文明的腐烂。如果丧失了这个外在目标，空前规模的涣散还是会在全球政府之后的日子里劫掠整个地球……是的。人类需要一个整体目标，以避免自己的堕落和颓废。那目标就是向外层空间扩张，以免丧失了文明的焦点，使自己重堕动物状态。

 

创造是灾难的孪生姐妹，创造就是改变平衡并进而确立生成的优势，创造的前提是“紊乱”乃至“死亡”，如果创造行为给现存世界带来无量的损害，也不必惊奇，继续前进的需要高于一切，否则现存世界灭亡之前，会把荼毒疯狂发泄到每个人头上，不论人们创造与否都是一样……这就是历史的交响诗：“灾难─创造”；而不是“创造─灾难”。“无为”的误解虽然诱人却是虚幻的，除非无为的意思仅仅是“无视”。

 

在超然透视下，所有文明的历史深处，都有一个“隐秘的中国”：每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主干。这不是简单的民族偏见，而是文明人类赖以存活的“焦点”，不仅文明如此，个人亦然：人必须觉得自己是中心，才能健康地存活下去。如果人觉得自己和家乡、祖国失去了中心地位，他就会摆脱家乡和祖国，奔赴心目的中心国度。例如，对于一个自愿的移民来说，目的国已经成为他的“中国”，有一个神奇的世界正在那里生成发育，等待他去收获。

 

思想所成就的事情，要比事实所成就的事情远为惊人：一度无人知道的存在，用它的理念吞噬世界，使文明充斥新的行色……“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书经·商书·仲虺之诰》〕

 

慢性的撕裂、快速的消蚀，都是来自人性的变化，但却深不可测。这位怪物叫作“爱”，叫作“认可现存事物”，叫做“对变革的歇斯底里的恐怖”。所以在朝谒全球政府的保民官之前，请摈弃这样的爱，摈弃先前的认可，摈弃已然的献身，全心投入纯净的光采。包涵智慧、恪守道德、怀抱忠诚的精选者群体，他的名字叫“中国”。

 

新的中央国度，可能由任何种族与文明构成。如此“中国”的要义是“CENTRAL STATE”或是“CENTRAL CITY”──全球的种族重心、文明中枢、信息总机。新的中国，踏平现代的不义，确立新的爱、认可、献身。他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传统的力量不可偏废：“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书经·商书·仲虺之诰》〕

 

中国，就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就是中国：“国”的古义是城邦，是“囗”中之“或”，即“城墙中的疆域”。文明中心是城市。所有具有规模的文明，都是起源于城市的权力中枢。在这样的意义上，未来意义的“中国”，就是“全球规模的文明中心与权力中枢”。中国的原意既然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就是其自身意义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不在今日中国〔“支那”，China〕的版图内，是十分正常的；正如今日中国并不在夏商周三代的版图内。

 

过去的中国，已经脱离帝国时代，先后作为“半殖民地”、“苏联卫星国”、“联合国成员”进入全球时代，以便加入未来的更大中国：“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书经·商书·仲虺之诰》〕

 

全球意义的“中国天子─保民官”，也会冲破地理的牢笼，把他的触须伸向世界历史的每一旮旯。一切地方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种族主义的世界观，不会比幽灵更为长寿，所有的偏见要重新集合在全球规模的旗帜下：天子─保民官。──这是后现代的全球社会发展所指向的超度，超越所有区域信仰和时间记忆：全球纽带，如此形成。

 

这道强烈的闪电，飞过现代人混沌的心境，像金剑劈开远古的黑暗，天子─保民官出现在科学技术─商业文明所造就的精神荒野中。这荒野正吞噬地球，无边阴霾凸显了新新人类的史前深渊，这无君世纪所留下的深深创伤，使得缘起东方的天子并不囿于东方，而浸透世界，成全圣功，融冶东西南北中为一体，造就一个全球功能的“中国”！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2004年，美国这个最年轻的帝国，全面占领了伊拉克这个最古老帝国的遗址。但是美国情报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伊拉克已取代阿富汗，成为培养下一代职业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伊拉克正向恐怖分子提供“新的实战训练场地”，并现场招募具有献身精神的成员。如果这些恐怖分子大难不死，就会派遣回国或到其它国家，发动城市游击战。报告认为在阿富汗接受训练的“基地组织”成员会逐渐消失，部分被伊拉克冲突中经验丰富的幸存者取代。

 

报告显示伊拉克已进入暴力冲突的首选名单，和巴勒斯坦、车臣独立运动、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的回教组织并列，共同传播着激进的回教思想。预测到2020年，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将被其它回教极端组织吞并，即与各地分离运动组织溶合在一起。多数反恐专家认为这种合并目前已在进行之中，结果要搜集这些新组织的情报越来越难。那些本来就通过互联网而极容易联系、训练和招募新人的恐怖分子，最后将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全球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并不需要设定一个固定的总部：“训练材料、目标指导、武器知识和筹措资金”等，都可能通过互联网而轻易完成。

 

在这种状态下，要想取得反恐战争的彻底成功，其逻辑结论是不得不建立全球一体化的全球政府：那意味着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这个政治实体需要中枢制导，只有中枢制导才能战胜国际恐怖主义、铲除其根源主权国家的割据；正如罗马肃清海盗、秦国抑制游侠等等。还有阿拉伯“统一帝国”的例子，就是起源于穆罕默德以“圣战”取缔并替代了阿拉伯贝督因人定期的劫掠商道的恐怖活动，然后统一闪族世界，进击地中海沿岸。而在他之前一千年左右，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曾经沿着相反的路线、以相似的理由，直扑中东、埃及、中亚细亚和印度河流域各个独霸一方的主权国家。

 

2008年9月，在非洲索马里海域，三天之内有二艘香港货轮遭到海盗洗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艘被劫货轮竟然名为“伟大的创造”（Great Creation）。这是2008年7月以来在索马里附近海域被海盗劫持的第十四艘外国船只，索马里因此被国际海事局列为全球最危险的海域。9月16日，法国总统在法国特种部队成功营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两名法国人质后，呼吁建立一支类似“海上国际警察”的队伍，以保障索马里附近海域海上运输安全。他还表示，法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一问题提出倡议。据指出，美国海军司令部已在该海域设立“安全走廊”，由多国军舰联合巡逻，为过往船只保驾护航。索马里海岛猖獗的原因是因为它自己没有海军，却拥有三千公里的海岸线，是整个非洲最长的，专家们认为，索马里海盗可能是索马里人，也可能来自肯尼亚或其它国家，甚至可能是职业海盗，他们乘坐的船只一般伪装成渔船，在发动攻击的时候则使用快艇。仅仅2008年头八个半月，就有三十多艘外国船只遭到索马里海盗袭击，目前仍有十艘外国商船被他们扣押。到了2008年6月，联合国不得不通过决议，允许外国军队在索马里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进入该国领海打击海盗。

 

除了传统海盗，互联网世界也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海盗。那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骇客（黑客，hacker）。也就是企图打破网络规则的人们。

 

和骇客相反的势力，则是企图永远控制网络世界的人们。

 

2005年11月，联合国举办的有关信息技术的高峰会议在突尼斯举行。有关各方就互联网应当归谁控制问题展开争论。因为互联网从1990年代兴起以来，已经发展为一个全球性市场。而且互联网已经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信息来源，互联网上还可以找到各种观点和政治评论。鉴于互联网是如此重要的工具，世界各国现在都企图控制互联网的建构和运作。

 

1998年，美国商务部把互联网的一些重要方面让一家民营公司ICANN〔发音EYE-CAN〕来控制。ICANN是英文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的缩写。例如，ICANN公司负责分配网域名称、网名的门类标志，如.COM、.NET等等；还有代表每个国家名称的两个后缀字母。ICANN公司有一定的互联网执法权力，如可以把某些网址从互联网中取消，还可以出售并登记域名。因此，欧洲联盟以及中国、伊朗、叙利亚和古巴等国已经表示，他们反对“美国对互联网的主宰”，反对ICANN公司拥有现行的权力。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世界各国的政府应当设法磋商，制定出一套政策原则，让ICANN公司来遵守。这些国家还建议，互联网的控制应当交给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这个国际机构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联盟关系。

 

只有以全球事务而不仅仅是主权国家的自私任务为自己使命的，才能避免“主权国家利益至上”导致的丑闻：如进驻伊拉克的美军虐待战俘。否则，在主权国家利益至上的政策主导下，像“美军破坏巴比伦遗迹震惊国际考古界”这样的破坏事件将层出不穷。

 

大英博物馆2005年1月15日公布一份专家调查报告，谴责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破坏了位于伊拉克的世界著名古城遗址巴比伦。因为一项紧急调查发现，这座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的文明遗迹正遭到“持续的毁坏”。报告指出，伊拉克战争开始不久，位于巴格达以南九十公里处的巴比伦就被选为美军和波兰军基地，结果古迹损毁严重。宁马克神庙的部分屋顶已经坍塌，“女神门”上的装饰砖已经出现许多大缝和裂纹，因为有人试图窃取它们。具有两千六百年历史的砖制甬道被坦克碾碎，古老的露天剧场里可以看到汽油的痕迹；而美军的战壕干脆一直挖到古迹遗址中，刻有尼布甲尼撒二世印鉴的古砖已被损毁：“联军可以在那里自由使用装甲车和直升机，还在那里建立了大批军用设施。” 因为这是主权国家的联军，不是全球政府的王师。尤其令人注意的是，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保护主要考古遗迹的《海牙公约》。这多少因为美国自己没有什么考古遗迹需要保存。但自己拥有不少古迹的英国就不同了，因此英国国会考古学小组的负责人就比较能体谅伊拉克人的痛苦心情：“那些是世界遗址，美军所做的不仅仅是破坏伊拉克的文物，完全是破坏整个世界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美军的罪过，也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原罪──主权国家就是战争策源地，是招降纳叛、藏污纳垢的鸡鸣狗盗之徒的大本营和总后台。

 

事实上可以说，恐怖组织也可算是没有获得外交承认的主权国家，其典型就是阿富汗神学生塔利班运动；而主权国家就是获得了外交承认的恐怖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现代以色列以及所有革命国家甚至传统国家的暴力主导的恐怖历程，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相反，全球政府则具有全局视野。全球政府也许具备神权政治的要素，也许满足世俗文明的吸引，但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政治一体化的精神焦点”。就最近的历史发展来，全球国家的结构更可能立足于反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主义的主流思想，和海外殖民以来的科学主义──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结束国际恐怖主义与现代恐怖活动。

 

现代恐怖活动对全球政府的推动力，正像古代地中海海盗活动对罗马帝国的推动力，和荆轲等侠义刺客对秦朝统一的推动力。如荆轲〔？─前227年〕者，本是齐国庆氏的后裔，战国末期人，人称庆卿，后迁居卫国，始改姓荆。他喜好读书击剑，曾游说卫元君，但不为所用。游历燕国，燕人叫他荆卿，亦称荆叔；后被燕太子丹尊为上卿，目的是派他去刺杀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前227年荆轲刺秦失败，秦国急攻中原各国，仅仅六年就平定中原所有的主权国家，创立了当时的“全球政府秦”。显而易见，若非穷尽征服六合、犁庭扫穴所有主权国家，就无法取缔一切分裂活动和“恐怖活动的策源地”。

 

当然在此之前如果不能使自己达到充分“开放”与“公正”的国际水平，就无法扩充综合国力，以达到可以征服各国的境地。举一个例子：现在的中国〔CHINA〕是经历了王朝时代―帝国时代―全球时代而形成的，有朝一日，现在的中国〔CHINA〕如果在开放程度与公正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则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平台，引纳全球最多的投资、人才、技术，成为世界中心。“世界中心”不是靠武力征服建立的，而是靠文明平台建立的。

 

文明意义的“中国”，就是“中央平台”，相当于电脑系统的“中央服务器”，信息中心。

 

文明意义的中国之不同于现在意义的中国〔CHINA〕，其义至明，正如古代的天子向心不等于现代的个人独裁，即使世界历史上最富于专制传统的古代中国，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独裁，而是群策群力的宫廷政治。全球政府的创立，不可能基于现在意义的中国，而是基于新文化战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基于兵不血刃的全球整合者。

 

考察文明意义的“国”，与“野”对应时意为“城”，故中国可以理解为“中央城邦”，即王畿京畿京师，此为“王国时代”之意。到了“帝国时代”，“国”与“家”对应，成为“整个统治区域”的代称。进入“全球时代”，中国沦为各个强权国家〔“列强”〕竞争吞噬的对象，好不容易熬了一百多年〔1840─1945年〕，才成为主权国家俱乐部的一员。在未来的全球政府时代，“国”的意义将是“信息中心”，“中国”的意义将是功能优越的“全球工作的中心平台”。

 

“未来中国的概念”，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平台的概念。世界权能中心，不是靠武力建立的，而是依赖卓有成效的信息储存，尽管这需要必要的武力予以防卫，但根本的世界中心都是通过“建立平台”、“交易信息”来造就的。例如，由于提供了一个法治的容量宽阔的平台，“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与奉行十二铜表法〔“罗马法”〕的罗马得以容纳各种国际力量成功汇入，以其优质平台，诱引“百夷来宾”，造就“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显赫霸业。

 

浅薄的历史学家们，认定“虎狼之师秦”和“罗马军团方阵”征服了世界，其实，在此之前很久，秦和罗马就通过它们各自的“法”，建立了当时自己区域内功率最大的“中枢平台”。

 

就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欧陆各国言，其作为“世界工作平台”的性质，不如英国；尤其就法治、工具理性及所谓种族容忍、文明宽容等兼容度〔“公正性”〕而言，不如英国。──故英国得以建立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体系即最大的工作平台。但英国本土毕竟不是移民国家，又是岛国，故不能建立足可平衡全球均势的工作平台；于是，全球工作平台这个角色逐渐由美国来扮演了。

 

有朝一日，不论现在的中国〔CHIHA〕或是印度、阿拉伯世界，若能建立一个较美国更稳定、更具包容性、更能容纳创造力的工作平台，则世界中枢就会自然而然地再度转移到那里。那个拥有世界中枢的国度，就是“中国”。古人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可以被我们理解为“建设一个合理、公正、文明的全球平台”。而所谓“秩序”不过就是“社会生活的平台”。如此，礼要合理，度要公正，文要光明。礼制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社会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全球秩序，而我们现在就是为此作证。

 

古人所谓“修德以来之”，在我们的理解下，就是“建立好的平台”。如《论语·季氏》所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朱熹《论语集注》：“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刘宝楠注：“修文德者，修谓加治之。文德谓文治之德，所以别征伐为武事也。”〔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在我们看来，“修文德”，用现代概念就是“通过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文明的工作平台”，让各种有生力量得以汇入。这不是“道德治国”的“德政”，而是“效率治国”的“仁政”。

 

就此而言，诸葛孔明〔181─234年〕比通常所谓的儒家都更好地理解了孔子，他写道：“东夷之性，薄礼少义，捍急能斗，依山堑海，凭险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乐，未可图也。若上乱下离，则可以行间，间起则隙生，隙生则修德以来之，固甲兵而击之，其势必克也。”〔诸葛亮《将苑·东夷》。译文：“像日本这样不开化的少数民族，不守礼义，勇猛强悍，凶狠善战，他们依山傍海，凭借险要的地形，有较强的自我保护、对外攻击的能力。其内部上下和睦，百姓乐业安居，不可能很快地战胜他们。如果在他们内部出现了上下不合的兆头后，用离间的办法，扩大他们上层内部的矛盾，使之混乱，使百姓背弃他们，造成尖锐的冲突，然后用仁义、道德的理论安抚、招抚他们，并配合以强有力的军事进攻，就可以取得彻底的胜利。” 〕

 

完成时间约在孔子和诸葛亮之间的《礼记》，也重复了相同的思想：“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礼运》〕

 

 

七，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7. World peace requires no more than limited war

 

“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予以维持，而不须无限战争──其前提是拔除主权国家这个祸根和战争策源地。”上述观念，是中国文明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而有限战争这个观念的专利，当属孙武〔字长卿，约前535─前482年黄池会盟以后〕。他在《孙子.火攻》篇中写道：“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1972年4月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墓，同时发现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数百年来的争论告一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后来成为吴国将军的孙武。

 

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前517年〕左右，孙武刚刚成年就告别齐国，来到吴国寻求事功，后来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把孙武称为“吴人”。在吴国，他结识了楚国流亡者伍子胥。伍子胥公元前522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逃到吴国避难，立志兴兵伐楚。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联合伍子胥等人，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体恤民情，积极向长江中游发展，力图灭楚称雄。隐居的孙武躬耕之余写作兵法，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经过孙武训练，吴军素质明显提高。前512年，吴军攻克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此后吴军连年攻入楚境，轮番袭击使得楚国力量不断消耗，国内空虚，属国叛离。公元前506年，楚国攻打吴的属国蔡，三万吴军乘坐战船溯淮河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交战。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就放弃蔡国，收缩部队，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但孙武突然改变沿淮河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伍子胥问孙武，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孙武说：用兵作战，最贵神速。应当走别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它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楚军必然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破敌了。孙武在三万精兵中选择了强壮敏捷的三千五百名精锐为前阵，身穿坚甲，手执利器，连败二十万楚军。冬天吴军攻入楚国首都，迫使楚王仓皇出逃，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吴国的势力因此得以北上，称霸中原。而这意味着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始。

 

《孙子兵法》虽是春秋时代的产物，但其效用却超越时空。《孙子兵法》作为世界最早的兵书、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早在三国时代曹操〔155─220年〕就为它作过系统注解。南宋宁宗时刻印的《十一家注孙子》，与宋抄《武经七书》本，经清人孙星衍校定考辩后，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读本。八世纪《孙子兵法》传入韩国、日本，十八世纪传入欧洲，现今译成三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孙子兵法是讲述大战略的，涉及战术的成分十分精练，点到为止。随着时代迁异，某些战术思想显得陈旧〔如火攻〕，但其精神依然是主张灵活运用的，所以智者可以举一反三。战术不够，可以从战略中汲取灵感予以创造。有人主张，现行版本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次序有些紊乱。但无论如何，如果根据现代人的理解去重新编辑，会更加冒险。

 

起首的《计篇》，是总论和提纲性的东西，这从名称上也可看出。剩下的十二篇，我们可以看作六组：

 

1、《作战》与《谋攻》是第一组。《作战》其实不是讲解战役作战，而是总论战略格局的，是从战略的层面上阐明战争原则。多方论述战争方法的利弊。《谋攻》是从战略上阐述军事攻击的合理方式：在战争中如何握有主动权，保持攻势并令敌人处于劣势，自己占上风，寻敌之弊以攻之。当然，懂得防守是起码的，不能守的人更不能攻了。但攻又是必须的，即使处于守势，聪明的人们也常常以攻为守。

 

2、《军形》与《兵势》为第二组，前者讲解了军事方法之运用，主论何者可胜，何者可败，与攻守的异形。后者，使我们明白无误地看清孙子的思想渊源了：他主张乘势行权，以达目的，和后来的法、术、势各派〔以及《老子》的谋略〕如出一辙。孙子是很少谈论人心教化的，什么仁、礼、道，在他看来不过是权宜之计、致胜之道、用兵方法。孙子实出于《老子》传统，甚至创造了《老子》传统。

 

3、《虚实》、《军争》、《九变》，主讲权术与计谋，并从战略角度分析了一些战术。对于军人，这一组十分重要，所谓“兵不厌诈，虚实相惑”，尽在于此。同时，作为文明尚未彻底衰落时代产生的著作，其中提到对待同志是不能行诈，而必以信立的；诈术只是对待敌人的军事手段。当然，这个军事手段一旦扩及政治领域，战国时代就不期而降了。

 

4、《行军》、《地形》、《九地》，主讲军队调动问题及其所遇到的诸如地形及不同地形导致的不同结局等。在战争中，军队除了战斗外，调动营盘、部署力量、保证供给，就是最大的问题了，而这又与掌握地形及交通条件密不可分。

 

5、《火攻》，在古代是很有成效的一种战术，在近代早已被轰炸所替代和包括。虽然我们对于孙子所说的五种火攻方法不甚了然，但从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的名目看，其战略战术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仔细一想，举凡飞机、坦克、潜艇甚至核子武器，与自杀爆炸，都是运用火攻的不同形式。原来，超越冷兵器时代的整个“热兵器系统”，都可以看作“火攻”的扩大化。由此观之，孙武的见识确实不同凡响，竟然能够模糊认识到两千年后火器时代的战争重点，这也许正是“历史预感”的生动范例。

 

6、《用间》，不仅讲间谍战，而且对如何布置运用第五纵队迄今仍有指导意义。用间的社会瓦解、心理破坏力量，比炸弹即现代化的火攻更为强大。把《用间》用作《兵法》的殿后，很有意味：孙子显然将此视为高于火攻的战术，这等于预言：惟有“用间”方能消除核威胁以及“穷人的原子弹”自杀爆炸──即现代化的“火攻”。对主宰未来世界命运的良将，就更是如此了。不能用现代人的狭隘把间谍的工作仅仅理解为“刺探情报”；因为“反间”和“深入敌后”乃是关系到国运国脉的大事。分化敌人、各个击破，不仅是政治的胜利，而且是文明的胜利。惟有文化战的主宰者，可以通过国际融合集团顺利施展之，否则“用间”不当，反会伤己。越是腐败的势力，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件，就越是层出不穷。

 

从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角度审视《孙子》，其明显具备了国际战略和国际融合集团的概念。他在《用间》篇的末尾也就是全书结束时总结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把伊挚和姜太公都归入间谍的行列，而把“能以上智为间者”，看作颠覆政权、完成革命的关键手段。而在我们看来，这也是文化战的基本战术。

 

在《孙子》看来，明君贤将应该是先知，而“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如果不是先知而想动兵，就是“不仁之至”，因为战争费用太高，不可等同于儿戏：“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这样的军事领袖“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回教徒所以称穆罕默德为“先知”，用《孙子》的观念来，就是他善于运用间谍，所以能够“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成功征服阿拉伯各个部落，并进军中东各国。先知，就是得力于用间。

 

据前说来，《孙子》几乎概括了一切军事思想、战略意识，正像《周易》概括了宇宙法则、人文精神，《孙子》思想在后学看来也是琳琅满目、无奇不有甚至尽善尽美。其实未必。因为既然是人间，怎么会有一样完美的东西呢？只是《孙子》的战略思想影响太深，几乎给中国固有的几乎一切军事思想定了型。其结果不仅造成空谈兵书的风气，而且使得缺乏实践经验的人读了《孙子》便以为可以从事战争，忽略了技术训练。长期下来，中国的军事装备日益落伍，唐朝在新疆与阿拉伯人的接触、近代在海上与西方的接触，都没有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但《孙子》到了本来就十分重视乃至过度依赖军事技术的欧洲人手里，就具有了矫枉过正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读《孙子》，可以省略其时装与论证的部分，而重点阅读其精神与论点部分。下面是我据此作出的摘要。

 

 

[附录]

 

 

谢选骏：《〈孙子兵法〉必须背诵的部分》

 

 

《计篇》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作战篇》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谋攻篇》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势篇》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虚实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军争篇》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变篇》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军篇》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地形篇》

 

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

 

 

《九地篇》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

 

……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火攻篇》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用间篇》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