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谢选骏：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老舍的生前死后》（作者：东西）一文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
《老舍的生前死后》指出：
老舍被周恩来骗回国，做了十多年御用工具，他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友人传来“七绝”《今渡端阳》：“沉沦欲海竞舟忙，人渡端阳何慨慷。屈子长眠伤汨水，骚魂不复国之殇。”随即和之：“无涯欲海竞争忙，仗势凭权任慨慷，先烈长眠伤此夕，何时方止国之殇？”　
我想起了曾被称为“第二不要脸”、自沉太平湖的老舍，因续前篇。
老舍性舒名庆春，字舍予，1899年生，满族正红旗人，以笔名老舍传。老舍在生时我就认为他的字取得甚巧，不但“舍予”是“舒”字拆成，且“舍”字是“舍”的简体，而予者我也，“舍予”就是“牺牲自我”，“舍身取义”，其意极佳。只是他字不副实，他的死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凄凉，只能博得人们的一点同情和叹惜！
响应周恩来号召从美国回大陆
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天生媚骨。他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曾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1922年他受洗成为基督徒，1924年秋便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教导英国人学习中国的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时年25岁。1926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9年夏离英回国，途经新加坡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创作了小说《小坡的生日》，以新加坡为背景。1930年春回到北京。1936年他写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文学代表作。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老舍离别家小奔赴国难。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同年随文协迁到重庆，自此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老舍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抗战结束后，老舍赴美讲学（1946年3月），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49年祖国变色，老舍作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响应周恩来的召唤──回国。中国老话：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偏进来！他从美国回头奔向地狱。他是基督徒呀，却背弃他的上帝，选择了“撒但”！
当然，“新”政权给了他许多有职无权的衔头：政务院文教委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常委、北京市文联主席等等。
四九年后成为宣传工具没有佳作
昔年人们把老舍归为不要脸之一，主要是因为他很会跟风。1950年6月，从美国归来才六个月，他就站在全国人大讲台上慷慨激昂表示要做“歌德派”和拥护党的“三结合”创作──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那时，做为一个基督徒和作家，他已经向“撒但”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年迫及待地写出话剧《龙须沟》，一个歌德的急就章，应景之作，太过直白政治化。周恩来如获至宝，说《龙须沟》帮了他的大忙，叫周扬出来写文章表扬，号召全国作家向老舍先生学习。接着，北京市长彭真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老舍很重名，一直把它挂在写字台的墙上。　　
1952年，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老舍创作话剧《春华秋实》，耗时十月，十易其稿。开启集体创作先例，首长和群众大家动手帮他修改作品，后来他才透露：作家“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原作好处即连根拔掉；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这种踊跃参加改稿的风气既成，作家们就没法不束手束脚。⋯⋯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
1956年，老舍又一部应景之作出台：话剧《西望长安》，讲一个骗子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的真实故事。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面帮助他完成⋯⋯总之，他走着郭沫若的老路，党要宣传什么，他就写什么。完全成为御用工具。
老舍的佳作都是在1949年前完成的，如《离婚》、《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他建立起泪中含笑、笑中带泪的艺术风格，这种独特的风格与他悲欢交集的天性不无关联。有评论说老舍一辈子充满着矛盾。他是个幽默的人，却擅长写悲剧；他有着反讽的天赋，高度褒扬的未必真心赞同，极力贬损的未必确实反感；他为人圆融，处世达观，却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终生笔耕不辍，留下九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却未留下一字遗书。
终于在文革红八月投湖自尽　　
事实上，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风波一来连孩子都可以不顾，他“反右”批斗老朋友吴祖光时，他只是淡淡地说：“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被打成“右派”的丁玲参加文代会时，没有一个人上去和她说话，老舍却当着众人主动过去跟她握手，还大声问好。
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后，迫于生计，新凤霞将丈夫收藏的齐白石画作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他一直等到祖光从北大荒回来时，把画交回原主，还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新凤霞向老舍讲大跃进的荒唐事，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
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政，迫使一些老作家如要出版旧作，就得进行修改删节，以符合“革命形势”。叶圣陶将《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改写了《雷雨》、《日出》，将“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结局由死变生；老舍的《骆驼祥子》，本来写祥子如何从一个人力车夫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可是“新社会”了，祥子属于劳动人民，不可丑化，于是再版时把末尾近万字统统删掉。
新作品创作就更难了。沈从文封笔改行，去研究古代服饰。陈梦家转业考古，最终还是要被迫自杀。巴金、张天翼、曹禺的手都呆住了。赵树理自我解嘲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二十八位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界干部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回到北京文联又遭到轮番批斗，审问一直持续到深夜。临走时红卫兵勒令老舍第二天早上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接受新的批斗。翌日，老舍没有去文联，而是一个人走向太平湖。当天深夜，他投湖自尽。
卑鄙无耻的妻与子：胡絜青、舒乙
老舍是爱湖的。北京有几个湖，为什么选了个太平湖？因为他要回家。他去世的母亲生前住的观音庵胡同，与太平湖只隔着一道城墙和一条护城河，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老舍开了个头后，许多人选择到太平湖了结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老舍选择死，有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原因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不但与他划清界线，而且落井下石（妻子胡絜青写大字报揭发他）。在被共产党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有些人能够活下来，如胡风、吴祖光⋯⋯靠的全是亲人的支持。而老舍众叛亲离，被羞辱被虐待，生不如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回忆说：得知老舍的死讯后，胡絜青走过马路到他家，一进门就喊：“常大哥，老舍寻短见了。”她带着后悔的心情告诉常，那天老舍挨斗回家，要吃饭。她没给他好脸色，反而发牢骚埋怨他：“这还才刚开始，不知道还要斗到什么时候。你这『反动作家』，没完没了地斗，舒乙他们都会受你的影响。你要吃饭，我也很累，你自己热去吧。”说完，她跪下恳求常任侠“千万别跟别人说。”但常任侠对人说：“要我不说，我办不到。”他见到熟人就说，在政协也说过此事。
老舍死了，胡絜青才后悔，可是已经太迟了！如果她能像梅志支持胡风一样，给老舍以关爱，老舍一定不会自杀。
令人更为作呕的是胡絜青和舒乙母子在老舍平反后的丑陋表演。文革后他们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不但从未表示过悔恨，好像他们当时对老舍还颇有情义似的。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这母子便充份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学化学的舒乙经过百般钻营，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做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这个当年如何痛恨父亲的舒乙，如今打着老子的旗号到处招摇，心安理得地享用着父亲生前积累的版权费。这样的无耻小人，真是世间少有！
大劫中幸喜有胡适张君劢的明智
1948年初，北平兵临城下。蒋介石派专机到孤城接胡适，要他赶紧南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托人带来口信，希望胡适留下，并许以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之职。胡适选择了走。他对劝他的人说：“他们信任我么？”“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新政权的事情，应该不会挨整。胡适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没有走，1958年被定为“右派”后自杀。
胡适的前瞻和抉择，证明他超人的智慧。那些留下来的精英，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12月，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国军惨败，人心惶惶！笔名刘鄂公的报人刘家麟问张君劢“留还是走”，这是当时千万人都想知的问题。
张君劢是第三党的领袖人物，是哲学家和宪政专家，与中共人士关系良好。他既不满蒋介石未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也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他要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深刻了解，张君劢回答说：“在日本人下做顺民，和在共产党下不同，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时间会拖的很长，况且蒋要比毛民主一些。”
就是这简单几句话，刘家麟选择离开，带着一家六口，千辛万苦从汉口经湘黔粤到台湾，和蒋介石一同“共赴国难”。张君劢因此被中共列为四十三名战犯之一，1949年11月经澳门前往印度。周恩来还派人统战他，他不为所动。
像胡适和张君劢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份子，在当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更多人惑于毛泽东的谎言，都选择了留下来，有的人还从欧美急急赶回来送死，实在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悲哀！
早在1926年，老舍就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写过这样的文字：“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时向水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自然他问什么也得不到自救的方法，可是他还疯了似的非问不可；于是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四十年后（1966年）那个闷热的夏夜，老舍面对宁静的太平湖水，究竟问了哪些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要死的心是坚定的。
老舍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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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生前死后》（作者：东西）一文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