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6日星期一
谢选骏：网络战与新文化战
网文有曰，“中国网战组织庞大，西方会遭凌迟处死”：
2016年7月，美国一个网络安全智库的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网络间谍和人工情报搜集的组织和结构。报告称，中国的间谍活动在经济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凌迟处死”。
美国的网络安全智库关键基础设施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简称ICIT）在华盛顿举行发布会，推出题为《中国的间谍王朝：经济上千刀万剐的凌迟之死》（China’s Espionage Dynasty: Economic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的报告。报告说，中国寻求的不仅是窃取商业机密，而且是在经济上破坏和打垮（interrupt and cripple）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报告说，中国间谍活动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西方国家是主要目标。报告称，中国的“十三·五”规划重点强调前沿和创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改革，其中大部分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持续的间谍活动。
报告详细列举了已知的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军方组织，包括中国解放军61398、61486和78020部队。美国司法部于2014年5月以间谍罪起诉的五名中国军官隶属于61398部队。报告说，61398部队的主要目标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金融数据、国防、能源等 “十三·五计划”感兴趣的领域。
报告还列出了其他多个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组织，例如“深熊猫”（Deep Panda）。报告说，这个间谍组织入侵过Anthem美国医保公司的电脑网络系统并窃取了几千万份病人资料，据信该组织也是侵入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OPM）和美联航电脑系统的幕后黑手。
在网络间谍活动方面，ICIT的报告说，美中两国有明显的不同：美国依靠网络活动获得防务和一些军事情报，但是中国的目的既有军事的，也有商业和经济方面的。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FireEye Inc.）发布一份报告说，在美中两国于2015年达成停止支持网络窃取商业机密的协议之后，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数量大幅下降。
2015年9月，共产党中国主席习近平访美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承诺，两国都不从事或支持通过网络盗窃知识产权的活动，其中包括商业秘密和其他有利于取得商业优势的商业保密信息。……
与此同时，去年12月和今年6月，美中两国举行了两次有关打击网络犯罪的高级别联合对话。……
不过，ICIT研究员、网络安全公司Cylance全球首席信息安全官（Global 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马尔科姆·哈金斯（Malcolm Harkins）在报告发布简报会上表示，虽然一些报告和数据显示中国的网络攻击减少，但是人们也需要问一下：中国方面是否改变了手法？他们是否在利用不同的组织或人员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他认为，中国的网络攻击在数量上减少，但是可能在攻击上更为精准。
也有与会的专家表示，如今才过去一年，现在评估美中协议的效果还为时尚早。他们认为，中国网络攻击的目标有可能转移到了其他国家。
在如何应对网络攻击的问题上，与会的网络安全专家都认为，最重要的是采取措施防止网络袭击的发生，其中对网络用户进行网络安全方面的教育尤为重要。他们说，很多黑客通过钓鱼邮件和网站植入病毒。
除了黑客这种隐秘的间谍活动，ICIT报告还称，中国还有庞大的人工情报搜集活动。报告称，海外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商会、甚至是黑帮也在中国窃取商业秘密方面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其实，这体现了谢选骏《全球政府论》里所说的“新文化战争”。“新文化战争”，本质上是一种“软实力战争”，其中当然包括了间谍战。例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是以间谍战打先锋的。其中不仅涉及窃密，而且完整绘制了中国地图、普遍调查了中国民情。
谢选骏：黑人歌手为何煽动“抢劫华人”
新闻报道说“美国歌手写歌煽动‘抢劫华人’，FBI介入调查”：
美国黑人歌手竟推出歌曲“煽动抢劫华人”，结果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华人圈子高呼抵制和检举。
这首由美国黑人Hip Hop歌手YG创作的歌曲为《遇见劫匪（Meet the Flockers）》，歌词煽动抢劫华人，并扬言因华人有钱不存银行，而且有事不报警。
其中有歌词译为：
首先，你找到一个华人社区的房子，因为他们不相信银行。
然后，你找到几个帮手——有人开车接应，有人去按门铃，
还要有人胆大，不惜一切去抢……停车、观望、按响门铃，确保没有人在家，游戏开始了。
歌词还称：不要拿大屏幕液晶电视和手提电脑，偷珠宝盒更为划算，因为拿到当铺当天就可变现。
歌曲的音乐视频（MV）中，两名歹徒进门时，镜头定格在一张华人四口之家的全家福上。而MV上传到视频网站“YouTube”上，超过15万人收看，700多人点赞。而在此之前，这首歌已经在网上流传两年多，在其他网站的点击量超过40万人次。据报道，YG乐队2016年10月15日还将到费城富国银行中心演出。
此曲在美国华人圈子中引起愤怒。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批评这首歌涉嫌鼓动针对华人小区的抢劫等犯罪活动，呼吁大家到“YouTube”上抗议举报。在加拿大一些华人网站上，有网友贴出如何到“YouTube”举报的详细教程，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华人发出反对声音。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费城办公室专员爱丽克丝·克里格在回复当地华人的举报时说，这首歌曲不但低俗也令人担心，FBI已经安排专人调查此案，但是无权从网站撤下该视频。加州华人律师说，这个视频与艺术创作自由无关，必须坚决反对。
……
黑人歌手为何煽动“抢劫华人”？
因为华人狡猾怯懦自私没有廉耻，经常沦为黑人劫匪的猎取对象，和黑白关系正好形成反差。
华人狡猾怯懦自私没有廉耻，在自己的国家都不敢争取民主权利，到了外国个个争当缩头乌龟。这样的人，等于在引狼入室，怎么可以怪野兽来吞吃他！
1979年、1989年，北京两次民主运动，我在北京大街上看到老外的嚣张气焰一下子全没有了，他们各种颜色的眼里，充满了对于黄皮糊（那时香港人发音的“黄皮肤”）的敬意。
可惜好景不长，一旦民运遭到镇压，外人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变成了“扯（趾）高气扬）的了。
这就是古话说的：“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黑人为何煽动“抢劫华人”？
因为华人已经让自己的政府抢劫惯了。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华人的命就不是命，因为这是两个种族的不同的命？
谢选骏：默克尔毁了欧盟毁不了欧洲
谢选骏：默克尔毁了欧盟毁不了欧洲
网文《历史将记住默克尔，她毁灭了整个欧洲》说，历史将会用冷冰冰的事实，无情地告诉后人：如果一个政治家沦为媒体和报纸的傀儡，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党基民盟在柏林地方选举中遭受惨败。与之相应的是，极右翼另类备选则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一步跨入柏林市议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受选举结果的打击，默克尔在选后对自身的难民政策作出了忏悔。但事实上，默克尔难民政策的破坏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从长远来看，默克尔的利令智昏还将把整个欧洲的未来甩上毁灭的祭坛。
毫无疑问，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是在左翼作家、媒体和娱乐明星的联合鼓动下轻率做出的。众所周知，当默克尔不顾安全部门的疑虑，下决心引入难民时，全世界的媒体几乎全在为默克尔唱赞歌，西方学界领袖更毫不吝啬对默克尔的赞美，被媒体誉为“诺贝尔和平奖重量级分析学者”的哈普维肯直接将默克尔视为新时代的“道德领袖”。凡此种种，不绝于耳。也正是这种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淹没了决策者默克尔的最后一丝理智，使其做出了近乎疯狂的决定。
对于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知名媒体《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欣喜若狂，纷纷将默克尔视为世界最杰出的领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恩甚至将她誉为“相等于、甚至超越”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施密特和科尔的史上“最杰出欧洲领导人”。
仅仅在2015年5个月时间里，德国吸收的难民数量就超过了100多万，这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1.6%。2015年，德国接收难民所花费的费用，就已经超过211亿欧元(约226亿美元，1441.13亿人民币)，极大地加剧了德国的财政负担。不过，金钱问题仅仅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因为，无论从各方面来看，引入的穆斯林难民都不存在融入欧洲世俗文化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德国将会因为默克尔的决策，出现难以避免、且将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而这种预判，绝非危言耸听的虚妄之词。
首先，穆斯林具有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归属。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千百年前开始散居在中国的穆斯林信徒，还是奥斯曼帝国遗留在欧洲巴尔干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遗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强大异质文化的重重包围下顽强的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而在法国、瑞典、英国，当地的穆斯林几代人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不但能够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还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无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背景的相同事实表明，默克尔引入的穆斯林难民将永远不可能被欧洲文明所同化。
其次，穆斯林移民相对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难以适应西方工薪社会的宗教习惯，再加上语言难题，将使大部分穆斯林移民几乎不可能在西方社会看到上升通道，并不得不走向极端。由于穆斯林社会相比西方式教育，更注重宗教教育，这就使得穆斯林在就业竞争市场上沦为不择不扣的弱势群体，而穆斯林不吃猪肉、每日五次礼拜和戒斋的宗教习惯更难以适应西方式的工薪环境，这也意味着穆斯林年轻人将很难在西方社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为此，他们不得不投入宗教热情的环抱，并大量沦为宗教激进分子。
法国社会党议员比伯尼曾表示：“法国穆斯林大量在古兰经学校，而非正常学校就读，这为法国穆斯林的受教育状况敲响了警钟。”而事实也表明，大量恐怖分子来自于经学校园，因为难以找到正常工作，而变得宗教狂热。伊斯兰国领袖巴格拉迪就是如此。
同时，德国穆斯林难民大部分都是散尽家财，怀着“德国梦”历经千辛万苦，一贫如洗地进入德国，而后他们还将在德国承受最底层的生活。毫无疑问，这将产生巨大的期望落差之下，再加上宗教隔阂，难民们必然大失所望甚至产生憎恨，由于这些难民大多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他们更加倾向于以暴力手段倾泻自己的不满，从而引发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如果再考虑到穆斯林远远高于德国本土人的生育率，那么大量的穆斯林难民瞬间涌入将会对德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难民的涌入不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难题，还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狂潮和政治海啸。
德国《经济数据》表明，2015年底，难民状告联邦移民与难民局“不作为”的案子就已接近2300件。截至2016年５月，这一数字竟然升至近6000件。而伴随着犯罪数量迅速飙升的是，难民与本地民众、难民与难民之间的剧烈冲突，2015年9月，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的一处难民居住营地在一日之内发生3次大规模冲突；2016年1月，德国科隆发生难民对德国本地民众的大规模性侵；2016年9月，德国萨克森州包岑镇发生当地民众和难民之间的大规模斗殴。而类似的事件在现今的德国早已数不胜数。
与治安事件层出不穷相应的是德国恐怖袭击的频发：2016年7月，德国仅在一周之内就发生了四起恐怖袭击，频率之高超乎想象。最终，难民危机全面重创了德国传统政治力量的权威，并为激进政治势力的觉醒制造了足够的道德土壤。
激进反穆斯林的德国政党AFD，在默克尔难民决策的帮助下迅速崛起
遗憾的是，当上百万的难民瞬间涌入，并大规模地群居在德国境内之时，那些真正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德国不可能再有效遣返难民了。因为，这些难民正是听信了默克尔的号召，才不远万里跑来德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了进入德国，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在习惯了德国相对舒适的生活之后，大部分难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到残垣断壁的家乡了。而如此规模性的难民群聚形成之后，任何对他们的遣返都会遭到剧烈的反抗甚至引发全面暴乱，这也意味着在德国现有制度下，难民的进入将会形成再也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即纷乱的社会治安和愈演愈烈的恐怖袭击将会永远陪伴德国和欧洲——而这一切，都是默克尔造成的。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迫使英国走向脱欧，同时让东欧国家与西欧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整个欧盟几乎濒临崩溃。
实际上，可怜从不等同于无害，难民并不意味着朋友。现实的冷酷将远不止于目前欧洲所看到的小打小闹，历史上：灭亡罗马的日耳曼蛮族就是逃避匈人的难民；灭亡西晋的五部匈奴就是逃避北匈奴和鲜卑的难民；窃据河西走廊的西夏党项人是逃避吐蕃的难民；而灭亡明朝的建州女真就是逃避朝鲜迫害的难民（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贴木尔）。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有恩必报，历史只存在有机必趁。
公元376年，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日耳曼人遭到匈人的杀掠，大量的日耳曼难民跪伏在罗马帝国边境祈求庇护，罗马皇帝瓦林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慈，不顾边境将领的反对，准许这些难民部落进入。仅仅两年之后，由于难以忍受罗马帝国的生活境遇，群居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并成功取得在帝国境内自由迁徙的权利，这掀开了罗马帝国的崩溃进程
德国画家Otto Knille的作品《日耳曼人在流亡途中》，讲述了日耳曼难民为了逃避匈人屠杀，逃亡罗马避难——这些日耳曼野蛮人最终灭亡了接纳他们的罗马帝国。
1600年后，历史重复着相同的故事。穆斯林或为了躲避战争，或为了富裕的生活，成群结队地涌入欧洲。所以，无论是暴力袭击的愈演愈烈，还是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都只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效应的开始，而非结束。这些让人恐惧不安的现实只是为欧洲昭示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要么法西斯化，或者伊斯兰化。伊斯兰化也是一种法西斯化。
总之，曾经欧洲的宽容和美好将随着去年夏天的瞬间冲动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
在我看来，默克尔可能毁灭了欧洲联盟，但是历史不会记住她，历史只会记住那个真正毁灭了欧洲而不仅仅只是毁灭了欧盟的人，并给他高于穆罕默德、成吉思汗、土耳其苏丹这些半成品的历史地位。
网文《历史将记住默克尔，她毁灭了整个欧洲》说，历史将会用冷冰冰的事实，无情地告诉后人：如果一个政治家沦为媒体和报纸的傀儡，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党基民盟在柏林地方选举中遭受惨败。与之相应的是，极右翼另类备选则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一步跨入柏林市议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受选举结果的打击，默克尔在选后对自身的难民政策作出了忏悔。但事实上，默克尔难民政策的破坏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从长远来看，默克尔的利令智昏还将把整个欧洲的未来甩上毁灭的祭坛。
毫无疑问，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是在左翼作家、媒体和娱乐明星的联合鼓动下轻率做出的。众所周知，当默克尔不顾安全部门的疑虑，下决心引入难民时，全世界的媒体几乎全在为默克尔唱赞歌，西方学界领袖更毫不吝啬对默克尔的赞美，被媒体誉为“诺贝尔和平奖重量级分析学者”的哈普维肯直接将默克尔视为新时代的“道德领袖”。凡此种种，不绝于耳。也正是这种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淹没了决策者默克尔的最后一丝理智，使其做出了近乎疯狂的决定。
对于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知名媒体《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欣喜若狂，纷纷将默克尔视为世界最杰出的领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恩甚至将她誉为“相等于、甚至超越”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施密特和科尔的史上“最杰出欧洲领导人”。
仅仅在2015年5个月时间里，德国吸收的难民数量就超过了100多万，这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1.6%。2015年，德国接收难民所花费的费用，就已经超过211亿欧元(约226亿美元，1441.13亿人民币)，极大地加剧了德国的财政负担。不过，金钱问题仅仅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因为，无论从各方面来看，引入的穆斯林难民都不存在融入欧洲世俗文化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德国将会因为默克尔的决策，出现难以避免、且将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而这种预判，绝非危言耸听的虚妄之词。
首先，穆斯林具有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归属。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千百年前开始散居在中国的穆斯林信徒，还是奥斯曼帝国遗留在欧洲巴尔干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遗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强大异质文化的重重包围下顽强的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而在法国、瑞典、英国，当地的穆斯林几代人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不但能够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还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无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背景的相同事实表明，默克尔引入的穆斯林难民将永远不可能被欧洲文明所同化。
其次，穆斯林移民相对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难以适应西方工薪社会的宗教习惯，再加上语言难题，将使大部分穆斯林移民几乎不可能在西方社会看到上升通道，并不得不走向极端。由于穆斯林社会相比西方式教育，更注重宗教教育，这就使得穆斯林在就业竞争市场上沦为不择不扣的弱势群体，而穆斯林不吃猪肉、每日五次礼拜和戒斋的宗教习惯更难以适应西方式的工薪环境，这也意味着穆斯林年轻人将很难在西方社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为此，他们不得不投入宗教热情的环抱，并大量沦为宗教激进分子。
法国社会党议员比伯尼曾表示：“法国穆斯林大量在古兰经学校，而非正常学校就读，这为法国穆斯林的受教育状况敲响了警钟。”而事实也表明，大量恐怖分子来自于经学校园，因为难以找到正常工作，而变得宗教狂热。伊斯兰国领袖巴格拉迪就是如此。
同时，德国穆斯林难民大部分都是散尽家财，怀着“德国梦”历经千辛万苦，一贫如洗地进入德国，而后他们还将在德国承受最底层的生活。毫无疑问，这将产生巨大的期望落差之下，再加上宗教隔阂，难民们必然大失所望甚至产生憎恨，由于这些难民大多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他们更加倾向于以暴力手段倾泻自己的不满，从而引发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如果再考虑到穆斯林远远高于德国本土人的生育率，那么大量的穆斯林难民瞬间涌入将会对德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难民的涌入不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难题，还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狂潮和政治海啸。
德国《经济数据》表明，2015年底，难民状告联邦移民与难民局“不作为”的案子就已接近2300件。截至2016年５月，这一数字竟然升至近6000件。而伴随着犯罪数量迅速飙升的是，难民与本地民众、难民与难民之间的剧烈冲突，2015年9月，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的一处难民居住营地在一日之内发生3次大规模冲突；2016年1月，德国科隆发生难民对德国本地民众的大规模性侵；2016年9月，德国萨克森州包岑镇发生当地民众和难民之间的大规模斗殴。而类似的事件在现今的德国早已数不胜数。
与治安事件层出不穷相应的是德国恐怖袭击的频发：2016年7月，德国仅在一周之内就发生了四起恐怖袭击，频率之高超乎想象。最终，难民危机全面重创了德国传统政治力量的权威，并为激进政治势力的觉醒制造了足够的道德土壤。
激进反穆斯林的德国政党AFD，在默克尔难民决策的帮助下迅速崛起
遗憾的是，当上百万的难民瞬间涌入，并大规模地群居在德国境内之时，那些真正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德国不可能再有效遣返难民了。因为，这些难民正是听信了默克尔的号召，才不远万里跑来德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了进入德国，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在习惯了德国相对舒适的生活之后，大部分难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到残垣断壁的家乡了。而如此规模性的难民群聚形成之后，任何对他们的遣返都会遭到剧烈的反抗甚至引发全面暴乱，这也意味着在德国现有制度下，难民的进入将会形成再也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即纷乱的社会治安和愈演愈烈的恐怖袭击将会永远陪伴德国和欧洲——而这一切，都是默克尔造成的。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迫使英国走向脱欧，同时让东欧国家与西欧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整个欧盟几乎濒临崩溃。
实际上，可怜从不等同于无害，难民并不意味着朋友。现实的冷酷将远不止于目前欧洲所看到的小打小闹，历史上：灭亡罗马的日耳曼蛮族就是逃避匈人的难民；灭亡西晋的五部匈奴就是逃避北匈奴和鲜卑的难民；窃据河西走廊的西夏党项人是逃避吐蕃的难民；而灭亡明朝的建州女真就是逃避朝鲜迫害的难民（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贴木尔）。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有恩必报，历史只存在有机必趁。
公元376年，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日耳曼人遭到匈人的杀掠，大量的日耳曼难民跪伏在罗马帝国边境祈求庇护，罗马皇帝瓦林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慈，不顾边境将领的反对，准许这些难民部落进入。仅仅两年之后，由于难以忍受罗马帝国的生活境遇，群居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并成功取得在帝国境内自由迁徙的权利，这掀开了罗马帝国的崩溃进程
德国画家Otto Knille的作品《日耳曼人在流亡途中》，讲述了日耳曼难民为了逃避匈人屠杀，逃亡罗马避难——这些日耳曼野蛮人最终灭亡了接纳他们的罗马帝国。
1600年后，历史重复着相同的故事。穆斯林或为了躲避战争，或为了富裕的生活，成群结队地涌入欧洲。所以，无论是暴力袭击的愈演愈烈，还是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都只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效应的开始，而非结束。这些让人恐惧不安的现实只是为欧洲昭示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要么法西斯化，或者伊斯兰化。伊斯兰化也是一种法西斯化。
总之，曾经欧洲的宽容和美好将随着去年夏天的瞬间冲动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
在我看来，默克尔可能毁灭了欧洲联盟，但是历史不会记住她，历史只会记住那个真正毁灭了欧洲而不仅仅只是毁灭了欧盟的人，并给他高于穆罕默德、成吉思汗、土耳其苏丹这些半成品的历史地位。
谢选骏：默克尔毁不了欧洲
网文《历史将记住默克尔，她毁灭了整个欧洲》说，历史将会用冷冰冰的事实，无情地告诉后人：如果一个政治家沦为媒体和报纸的傀儡，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党基民盟在柏林地方选举中遭受惨败。与之相应的是，极右翼另类备选则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一步跨入柏林市议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受选举结果的打击，默克尔在选后对自身的难民政策作出了忏悔。但事实上，默克尔难民政策的破坏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从长远来看，默克尔的利令智昏还将把整个欧洲的未来甩上毁灭的祭坛。
毫无疑问，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是在左翼作家、媒体和娱乐明星的联合鼓动下轻率做出的。众所周知，当默克尔不顾安全部门的疑虑，下决心引入难民时，全世界的媒体几乎全在为默克尔唱赞歌，西方学界领袖更毫不吝啬对默克尔的赞美，被媒体誉为“诺贝尔和平奖重量级分析学者”的哈普维肯直接将默克尔视为新时代的“道德领袖”。凡此种种，不绝于耳。也正是这种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淹没了决策者默克尔的最后一丝理智，使其做出了近乎疯狂的决定。
对于默克尔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定，知名媒体《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欣喜若狂，纷纷将默克尔视为世界最杰出的领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恩甚至将她誉为“相等于、甚至超越”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施密特和科尔的史上“最杰出欧洲领导人”。
仅仅在2015年5个月时间里，德国吸收的难民数量就超过了100多万，这相当于德国总人口的1.6%。2015年，德国接收难民所花费的费用，就已经超过211亿欧元(约226亿美元，1441.13亿人民币)，极大地加剧了德国的财政负担。不过，金钱问题仅仅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因为，无论从各方面来看，引入的穆斯林难民都不存在融入欧洲世俗文化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德国将会因为默克尔的决策，出现难以避免、且将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甚至宗教战争。而这种预判，绝非危言耸听的虚妄之词。
首先，穆斯林具有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归属。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千百年前开始散居在中国的穆斯林信徒，还是奥斯曼帝国遗留在欧洲巴尔干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遗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强大异质文化的重重包围下顽强的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而在法国、瑞典、英国，当地的穆斯林几代人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不但能够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还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无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背景的相同事实表明，默克尔引入的穆斯林难民将永远不可能被欧洲文明所同化。
其次，穆斯林移民相对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难以适应西方工薪社会的宗教习惯，再加上语言难题，将使大部分穆斯林移民几乎不可能在西方社会看到上升通道，并不得不走向极端。由于穆斯林社会相比西方式教育，更注重宗教教育，这就使得穆斯林在就业竞争市场上沦为不择不扣的弱势群体，而穆斯林不吃猪肉、每日五次礼拜和戒斋的宗教习惯更难以适应西方式的工薪环境，这也意味着穆斯林年轻人将很难在西方社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为此，他们不得不投入宗教热情的环抱，并大量沦为宗教激进分子。
法国社会党议员比伯尼曾表示：“法国穆斯林大量在古兰经学校，而非正常学校就读，这为法国穆斯林的受教育状况敲响了警钟。”而事实也表明，大量恐怖分子来自于经学校园，因为难以找到正常工作，而变得宗教狂热。伊斯兰国领袖巴格拉迪就是如此。
同时，德国穆斯林难民大部分都是散尽家财，怀着“德国梦”历经千辛万苦，一贫如洗地进入德国，而后他们还将在德国承受最底层的生活。毫无疑问，这将产生巨大的期望落差之下，再加上宗教隔阂，难民们必然大失所望甚至产生憎恨，由于这些难民大多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他们更加倾向于以暴力手段倾泻自己的不满，从而引发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如果再考虑到穆斯林远远高于德国本土人的生育率，那么大量的穆斯林难民瞬间涌入将会对德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难民的涌入不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难题，还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狂潮和政治海啸。
德国《经济数据》表明，2015年底，难民状告联邦移民与难民局“不作为”的案子就已接近2300件。截至2016年５月，这一数字竟然升至近6000件。而伴随着犯罪数量迅速飙升的是，难民与本地民众、难民与难民之间的剧烈冲突，2015年9月，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的一处难民居住营地在一日之内发生3次大规模冲突；2016年1月，德国科隆发生难民对德国本地民众的大规模性侵；2016年9月，德国萨克森州包岑镇发生当地民众和难民之间的大规模斗殴。而类似的事件在现今的德国早已数不胜数。
与治安事件层出不穷相应的是德国恐怖袭击的频发：2016年7月，德国仅在一周之内就发生了四起恐怖袭击，频率之高超乎想象。最终，难民危机全面重创了德国传统政治力量的权威，并为激进政治势力的觉醒制造了足够的道德土壤。
激进反穆斯林的德国政党AFD，在默克尔难民决策的帮助下迅速崛起
遗憾的是，当上百万的难民瞬间涌入，并大规模地群居在德国境内之时，那些真正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德国不可能再有效遣返难民了。因为，这些难民正是听信了默克尔的号召，才不远万里跑来德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了进入德国，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在习惯了德国相对舒适的生活之后，大部分难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到残垣断壁的家乡了。而如此规模性的难民群聚形成之后，任何对他们的遣返都会遭到剧烈的反抗甚至引发全面暴乱，这也意味着在德国现有制度下，难民的进入将会形成再也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即纷乱的社会治安和愈演愈烈的恐怖袭击将会永远陪伴德国和欧洲——而这一切，都是默克尔造成的。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迫使英国走向脱欧，同时让东欧国家与西欧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整个欧盟几乎濒临崩溃。
实际上，可怜从不等同于无害，难民并不意味着朋友。现实的冷酷将远不止于目前欧洲所看到的小打小闹，历史上：灭亡罗马的日耳曼蛮族就是逃避匈人的难民；灭亡西晋的五部匈奴就是逃避北匈奴和鲜卑的难民；窃据河西走廊的西夏党项人是逃避吐蕃的难民；而灭亡明朝的建州女真就是逃避朝鲜迫害的难民（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贴木尔）。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有恩必报，历史只存在有机必趁。
公元376年，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日耳曼人遭到匈人的杀掠，大量的日耳曼难民跪伏在罗马帝国边境祈求庇护，罗马皇帝瓦林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慈，不顾边境将领的反对，准许这些难民部落进入。仅仅两年之后，由于难以忍受罗马帝国的生活境遇，群居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并成功取得在帝国境内自由迁徙的权利，这掀开了罗马帝国的崩溃进程
德国画家Otto Knille的作品《日耳曼人在流亡途中》，讲述了日耳曼难民为了逃避匈人屠杀，逃亡罗马避难——这些日耳曼野蛮人最终灭亡了接纳他们的罗马帝国。
1600年后，历史重复着相同的故事。穆斯林或为了躲避战争，或为了富裕的生活，成群结队地涌入欧洲。所以，无论是暴力袭击的愈演愈烈，还是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都只是默克尔难民政策负面效应的开始，而非结束。这些让人恐惧不安的现实只是为欧洲昭示了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要么法西斯化，或者伊斯兰化。伊斯兰化也是一种法西斯化。
总之，曾经欧洲的宽容和美好将随着去年夏天的瞬间冲动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
在我看来，默克尔可能毁灭了欧洲联盟，但是历史不会记住她，历史只会记住那个真正毁灭了欧洲而不仅仅只是毁灭了欧盟的人，并给他高于穆罕默德、成吉思汗、土耳其苏丹这些半成品的历史地位。
谢选骏：盲目社会的天眼工程
2016年9月27日新闻报道指出，中国造全球最大“天眼”落成，疑为新形象工程：
被称为“天眼”的全球最大射电望远镜（FAST）， 周日在贵州省平塘县落成启用，官媒称是中国科学领域重大的原创突破。但批评者认为，这可能又是和汉芯、嫦娥等一样，形式大过内容的的科技形象工程。另一方面，该项目导致上万强拆户利益受损的消息，则被官方全部遮罩。
据新华社报道，拥有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拥有知识产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FAST）。报道还指出，借助这只巨大的“天眼”，科研人员可以窥探星际之间互动的资讯，观测暗物质，测定黑洞质量，甚至搜寻可能存在的星外文明。
中国官方还透露，天眼投入运营后，将会有大量的国际科研合作。在这之前，将有一段时间的参数修正和状态调整。
记者联系上当地一位知情人士，他透露，目前该基地被封锁，禁止外人进入。而技术团队中有原中科院探月工程指挥部的人员。他说：有中科院探月工程指挥部，他们是这样来的。不对外开放，将来怎么样不清楚，现在肯定进不去。原来早就有，它最大嘛。严格说技术肯定不是先进技术，但是它设备搞得晚的话，据我了解应该是最新的吧。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技术上都是我们不懂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去问，我们只是从另外一方面做一些未来可行性的东西。
尽管官媒和当地政府都在此事上表现的兴高采烈，但很快就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据军事评论员吴戈表示，现在很多领域，动不动就抛出国家战略的名义，但其实很多只是利益团体和地方谋取利益的幌子。他说：基础研究或者是国家的战略野心往最前沿探索的话，都是可以做的。但问题是，中国往往把这个项目本身的国家形象、相关部门的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看得更重。所以最后国家的这种战略野心反而成了一个幌子了。天文学这些东西，基础理论方面中国这么多年没什么贡献，中国经常辩解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基础条件才没有贡献。但是不是给你这个钱你就能有贡献？那其实也是也是一个空头支票。
在全民性的急功近利的环境下，特别是学术界习惯性的作假风气下，“天眼”是否又是一项面子工程，依然有待观察。足够强大的射电望远镜里当然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但是呢，分析这些东西的相关知识基础和经验，更为重要。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对基础研究其实没有太大的诚意，整个国家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种色彩非常的严重。基础研究是要非常扎实的去做，就是说，不光是国家要投入基本条件，另外一个学术界学风也要变。现在中国整个学术上让人忧虑是很多人是拉大旗作虎皮，骗国家的钱。
该专案建设造成上万人被强制迁移所引发的问题，也一直被官方掩盖。
正在韩国开会的北大天体物理学教授吴学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投入钜资最后变成摆设的可能性不会出现。他认为，他们都是严肃的科学家。他说：还在开会呢，我没法来回答你的问题。科学家都不是废物，我们用现有的“瓦”都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果，那怎么可能把这个弄成摆设的呢？我们都是很严肃的人，很严肃的科学家。
但是贵州政府为了“天眼”工程，强制搬迁了当地9000多人。迄今为止，因补偿款及安置条件较差，当地民众多年来一直在抗争，但当地民众维权的消息一律被严格封锁。
在这样一个闭目塞聪的社会里，却有天眼？天眼工程在这样一个盲目社会里，究竟能看到什么呢？
谢选骏：最后通牒的起源
谢选骏：最后通牒的起源
（一）
最后通牒，来自拉丁语Ultimatum，其语源为拉丁语中“最后一个”，是指一个团体向另一个团体提出的最后的条件，是一种最高级别的威胁：表明或隐含如果条件不被接受就以严厉的惩罚相对的声明，尤指在外交谈判中这样的声明。中文早期亦有按音译成“哀的美敦书”，给人即将“一片哀鸿”的肃杀感觉。
外交上的最后通牒通常是没有谈判余地的最后要求。如果最后通牒不被接纳，下一步就是严厉的制裁，甚至是宣战。有时候，有意宣战的国家会以最后通牒为开战手段。这些最后通牒一般含有较苛刻的条款，而开立者知道对方是不会全盘接受的。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的七月最后通牒即属此类。
据我考察，最后通牒的起源在于《圣经·申命记》：
Deu 20:10 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
Deu 20:11 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事你。
Deu 20:12 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
Deu 20:13 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
Deu 20:14 惟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
Deu 20:15 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
Deu 20:16 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
Deu 20:17 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
Deu 20:18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Deu 20:19 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
Deu 20:20 惟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
（谢选骏指出：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也许就是一种战争法规。这显然比春秋战国时期的远东诸候胡乱砍伐甚至决堤淹城要文明得多。）
最后通牒一般和正义感有关，也就是说，自认为正义并获得舆论同情的一方，才可能向对方发出这一文告。
反面的例子是日本，它之所以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是不宣而战，就是因为它自知理亏，无法公布自己的要求。
（二）
网文《正义的起源》说，情感和语言共同作用，人类生发出更高的认知能力“移情”（empathy）。在这种元情绪的基础上，自豪、羞愧、同情、内疚等社会情感才能较好地运行。没有移情能力，再多的规则，再强的约束都不能使一个社会成立。没有这种能力，我们都是“反社会者”（sociopath）。因为这样的人无法体验到懊悔、内疚，没有责任心和正义感，对社会惩罚也不敏感，故而很难承担起积极的社会互动行为。
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结果发现约有3%-4%的美国成年男性明显缺乏移情能力。美国监狱里三成囚犯不具备这一能力，而在惯犯中，这一比例高达80%。这个调查既说明移情能力并非人人具有，也说明移情与社会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
1982年，德国洪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古斯（W. Guth）主持了一个名为“最后通牒”的实验。实验内容很简单，两人一组，46个学生分为23组，考察每组的实验对象如何分配金钱，数额为100马克。但是实验条件很严格。首先，一个组里只能由一个随机实验对象来决定分配方案，另一个人则只有接受或拒绝该方案的选择权——若接受，分配进行；若拒绝，分配终止，两人一分钱也得不到。其次，实验只进行一次，双方都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机会，故实验称为“最后通牒”。
按照经济学的经典预设，一个完全理性的实验对象在决定分配时，完全可以做出自己得99马克，对方只得1马克的方案。而另一个人无可奈何之下也应接受该方案，毕竟这样的结果总比一无所获更“理性”。然而实验结果却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大多数决定分配的实验对象所做出的方案都是四六开与五五开之间，决定五五开的分配者占了四分之一。而那些特别不公平的分配方案都被对方断然拒绝了。他们宁愿什么都不要，也不让分配者得逞。据此，古斯在实验报告中认为：“很明显，受试者是依赖其公平观念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来决定其行为的。”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令经济学家大跌眼镜的实验重复了无数次，结果大体一致。其中，美国圣菲研究所（SFI，Santa Fe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金迪斯（Herbert Gintis）领衔的跨文化最后通牒实验最有价值。他们在全球12个国家的15个经济、文化差异极大的小规模社会中做了类似实验，结论同样“高度一致且显著地背离了教科书中的理性人假设”。他们认为，在利益之外，很多受试者更关注公平，愿意为公平承担个人损失——奖励持合作态度的人，惩罚不合作者，即便这些奖惩行为对自己而言代价不菲。
金迪斯认为，最后通牒实验说明，人类在社会互动（也叫“社会博弈”）中具有一种利他性质的、对不公正行为予以惩罚的强烈倾向。这一追求公正的倾向很可能是人类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他称之为“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换句话说，追求公平公正的强互惠行为才是社会互动的元规则，而不是经济学偏爱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
强互惠很可能是人类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金迪斯等人推测，严苛的生存压力迫使人类必须将合作从亲缘关系扩展到更大规模的非亲缘群体当中。由基因突变而来的强互惠行为可以突破彻底自利的群体，从而有效维护群体内部的合作，显著提高族群的生存竞争能力。为了证实这一推测，圣菲研究所利用计算机模型，模拟了10万年至20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期的人类生活，结果完全支持了他们的假设。他们发现，不惩罚不合作行为的单纯合作者族群，以及完全由自私者组成的群体，都不具有生存优势。单纯合作有退化为原始群体的可能，而完全自私则肯定灭绝。惟有当数量较少的强互惠者出现在自私者群体当中，合作者才会增加，自私者才会减少，最终达到某种数量上的平衡。这个比例大概稳定在自私者38.2%，合作者24.6%，强互惠者37.2%。其中，每个群体成员出现“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机率为11.1%。我认为，这个比例大致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
那么，强互惠行为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2004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的实验报告，圣菲研究所的费尔（Enst Fehr）博士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科学家发现，人类大脑中的基底核（Basal ganglia）是理解这一行为的关键。特别是其中的纹状体(Striatum)，可以使强互惠者在惩罚不合作行为的心理预期中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能够从惩罚违规者、自私者、不公者等的行为中获得快感的生理原因，而一旦那些不合作者逃脱惩罚，人们就感到愤怒和痛苦。
在计算机模拟中，金迪斯等人将强互惠行为的演化起点设置在更新世晚期，也就是距今10到20万年前不是随意的。因为起源于这一时期的人类语言促进了群体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大，其组成不再以简单的亲缘关系为纽带。群体内部不存在酋长、宗教领袖等社会权威，没有复杂的等级，社会规范基本依靠个人来维系。群体共同分享食物，个人不能储存或积累各种资源。驱逐是群体内部最主要的惩罚形式，个体也只能用逃离族群来规避更严厉的惩罚。这些条件不仅简明，而且重要，特别适合科学家建模。
当然，时空条件的长期变化可能会使人类强互惠行为的表现发生改变。例如，现代社会中放逐已不再是惩罚的主要方式。规则的演化、制度的变迁，还有社会文化的力量，都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强互惠行为。不过，从圣菲研究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强互惠是情感拓展与语言拓展的双重成果。这种非血缘关系的合作行为在其他生命群体中很少看到，却是人类特有的智慧。它和促成大部分生命实现合作的另外几种行为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石。然而毫无疑问，强互惠行为与人类正义感的关系更加密切。
（三）
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强互惠社会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古代中国社会曾经是强互惠社会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那么，中国人是何时失去了强互惠的功能的呢？
中国人是何时失去了正义感、失去了下达最后通牒的勇气的呢？
（一）
最后通牒，来自拉丁语Ultimatum，其语源为拉丁语中“最后一个”，是指一个团体向另一个团体提出的最后的条件，是一种最高级别的威胁：表明或隐含如果条件不被接受就以严厉的惩罚相对的声明，尤指在外交谈判中这样的声明。中文早期亦有按音译成“哀的美敦书”，给人即将“一片哀鸿”的肃杀感觉。
外交上的最后通牒通常是没有谈判余地的最后要求。如果最后通牒不被接纳，下一步就是严厉的制裁，甚至是宣战。有时候，有意宣战的国家会以最后通牒为开战手段。这些最后通牒一般含有较苛刻的条款，而开立者知道对方是不会全盘接受的。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的七月最后通牒即属此类。
据我考察，最后通牒的起源在于《圣经·申命记》：
Deu 20:10 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
Deu 20:11 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事你。
Deu 20:12 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
Deu 20:13 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
Deu 20:14 惟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
Deu 20:15 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
Deu 20:16 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
Deu 20:17 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
Deu 20:18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Deu 20:19 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
Deu 20:20 惟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
（谢选骏指出：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也许就是一种战争法规。这显然比春秋战国时期的远东诸候胡乱砍伐甚至决堤淹城要文明得多。）
最后通牒一般和正义感有关，也就是说，自认为正义并获得舆论同情的一方，才可能向对方发出这一文告。
反面的例子是日本，它之所以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是不宣而战，就是因为它自知理亏，无法公布自己的要求。
（二）
网文《正义的起源》说，情感和语言共同作用，人类生发出更高的认知能力“移情”（empathy）。在这种元情绪的基础上，自豪、羞愧、同情、内疚等社会情感才能较好地运行。没有移情能力，再多的规则，再强的约束都不能使一个社会成立。没有这种能力，我们都是“反社会者”（sociopath）。因为这样的人无法体验到懊悔、内疚，没有责任心和正义感，对社会惩罚也不敏感，故而很难承担起积极的社会互动行为。
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结果发现约有3%-4%的美国成年男性明显缺乏移情能力。美国监狱里三成囚犯不具备这一能力，而在惯犯中，这一比例高达80%。这个调查既说明移情能力并非人人具有，也说明移情与社会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
1982年，德国洪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古斯（W. Guth）主持了一个名为“最后通牒”的实验。实验内容很简单，两人一组，46个学生分为23组，考察每组的实验对象如何分配金钱，数额为100马克。但是实验条件很严格。首先，一个组里只能由一个随机实验对象来决定分配方案，另一个人则只有接受或拒绝该方案的选择权——若接受，分配进行；若拒绝，分配终止，两人一分钱也得不到。其次，实验只进行一次，双方都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机会，故实验称为“最后通牒”。
按照经济学的经典预设，一个完全理性的实验对象在决定分配时，完全可以做出自己得99马克，对方只得1马克的方案。而另一个人无可奈何之下也应接受该方案，毕竟这样的结果总比一无所获更“理性”。然而实验结果却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大多数决定分配的实验对象所做出的方案都是四六开与五五开之间，决定五五开的分配者占了四分之一。而那些特别不公平的分配方案都被对方断然拒绝了。他们宁愿什么都不要，也不让分配者得逞。据此，古斯在实验报告中认为：“很明显，受试者是依赖其公平观念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来决定其行为的。”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令经济学家大跌眼镜的实验重复了无数次，结果大体一致。其中，美国圣菲研究所（SFI，Santa Fe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金迪斯（Herbert Gintis）领衔的跨文化最后通牒实验最有价值。他们在全球12个国家的15个经济、文化差异极大的小规模社会中做了类似实验，结论同样“高度一致且显著地背离了教科书中的理性人假设”。他们认为，在利益之外，很多受试者更关注公平，愿意为公平承担个人损失——奖励持合作态度的人，惩罚不合作者，即便这些奖惩行为对自己而言代价不菲。
金迪斯认为，最后通牒实验说明，人类在社会互动（也叫“社会博弈”）中具有一种利他性质的、对不公正行为予以惩罚的强烈倾向。这一追求公正的倾向很可能是人类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他称之为“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换句话说，追求公平公正的强互惠行为才是社会互动的元规则，而不是经济学偏爱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
强互惠很可能是人类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金迪斯等人推测，严苛的生存压力迫使人类必须将合作从亲缘关系扩展到更大规模的非亲缘群体当中。由基因突变而来的强互惠行为可以突破彻底自利的群体，从而有效维护群体内部的合作，显著提高族群的生存竞争能力。为了证实这一推测，圣菲研究所利用计算机模型，模拟了10万年至20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期的人类生活，结果完全支持了他们的假设。他们发现，不惩罚不合作行为的单纯合作者族群，以及完全由自私者组成的群体，都不具有生存优势。单纯合作有退化为原始群体的可能，而完全自私则肯定灭绝。惟有当数量较少的强互惠者出现在自私者群体当中，合作者才会增加，自私者才会减少，最终达到某种数量上的平衡。这个比例大概稳定在自私者38.2%，合作者24.6%，强互惠者37.2%。其中，每个群体成员出现“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机率为11.1%。我认为，这个比例大致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
那么，强互惠行为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2004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的实验报告，圣菲研究所的费尔（Enst Fehr）博士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科学家发现，人类大脑中的基底核（Basal ganglia）是理解这一行为的关键。特别是其中的纹状体(Striatum)，可以使强互惠者在惩罚不合作行为的心理预期中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能够从惩罚违规者、自私者、不公者等的行为中获得快感的生理原因，而一旦那些不合作者逃脱惩罚，人们就感到愤怒和痛苦。
在计算机模拟中，金迪斯等人将强互惠行为的演化起点设置在更新世晚期，也就是距今10到20万年前不是随意的。因为起源于这一时期的人类语言促进了群体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大，其组成不再以简单的亲缘关系为纽带。群体内部不存在酋长、宗教领袖等社会权威，没有复杂的等级，社会规范基本依靠个人来维系。群体共同分享食物，个人不能储存或积累各种资源。驱逐是群体内部最主要的惩罚形式，个体也只能用逃离族群来规避更严厉的惩罚。这些条件不仅简明，而且重要，特别适合科学家建模。
当然，时空条件的长期变化可能会使人类强互惠行为的表现发生改变。例如，现代社会中放逐已不再是惩罚的主要方式。规则的演化、制度的变迁，还有社会文化的力量，都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强互惠行为。不过，从圣菲研究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强互惠是情感拓展与语言拓展的双重成果。这种非血缘关系的合作行为在其他生命群体中很少看到，却是人类特有的智慧。它和促成大部分生命实现合作的另外几种行为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石。然而毫无疑问，强互惠行为与人类正义感的关系更加密切。
（三）
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强互惠社会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古代中国社会曾经是强互惠社会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那么，中国人是何时失去了强互惠的功能的呢？
中国人是何时失去了正义感、失去了下达最后通牒的勇气的呢？
谢选骏：中国何时能够“进出日本”
谢选骏：中国何时能够“进出日本”
2016年9月26日新闻报道说，中国战机首度来回飞行宫古海峡，日本战机紧急升空：
日本防卫省9月25日发布消息称，包括疑为战机的2架飞机在内，当天上午中国空军8架飞机在宫古海峡上空来回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共同社9月25日在报道中称，中国军队战机来回飞行这一空域，尚属首次。
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9月25日当天发布的公告显示，25日当天共有8架中国军机出现在东海空域。8架军机分别为4架H-6战略轰炸机、1架TU-154电子侦察机、1架Y-8侦察机。另外2架军机据推断可能是中国空军战机。
根据公告中的飞行线路示意图显示，中方8架军机在东海空域向东南方向飞行，随后按原路线折返，当天多次往返于宫古海峡公海水道空域。为防止中方飞机进入“日本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进行应对，并对中方飞机进行了拍摄。
2015年5月21日，中国空军航空兵首次飞越宫古海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提升空军航空兵部队远海机动作战能力。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表示，组织航空兵远海训练，是濒海国家空军的普遍做法，是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依照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空军航空兵出第一岛链开展远海训练仍会依据情况进行。
宫古海峡位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其北边距冲绳那霸300公里，南边离台湾岛最近只有330公里，西边离钓鱼岛只有100多公里。宫古海峡属于公海海域，任何国家的舰船都享有无害通行的权利。
……
谢选骏指出：中国战机仅仅来回飞行宫古海峡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还需要“进出日本”。
这样才符合“大东亚精神”。
中国何时能够“进出日本”呢？
2016年9月26日新闻报道说，中国战机首度来回飞行宫古海峡，日本战机紧急升空：
日本防卫省9月25日发布消息称，包括疑为战机的2架飞机在内，当天上午中国空军8架飞机在宫古海峡上空来回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共同社9月25日在报道中称，中国军队战机来回飞行这一空域，尚属首次。
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9月25日当天发布的公告显示，25日当天共有8架中国军机出现在东海空域。8架军机分别为4架H-6战略轰炸机、1架TU-154电子侦察机、1架Y-8侦察机。另外2架军机据推断可能是中国空军战机。
根据公告中的飞行线路示意图显示，中方8架军机在东海空域向东南方向飞行，随后按原路线折返，当天多次往返于宫古海峡公海水道空域。为防止中方飞机进入“日本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进行应对，并对中方飞机进行了拍摄。
2015年5月21日，中国空军航空兵首次飞越宫古海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提升空军航空兵部队远海机动作战能力。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表示，组织航空兵远海训练，是濒海国家空军的普遍做法，是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依照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空军航空兵出第一岛链开展远海训练仍会依据情况进行。
宫古海峡位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其北边距冲绳那霸300公里，南边离台湾岛最近只有330公里，西边离钓鱼岛只有100多公里。宫古海峡属于公海海域，任何国家的舰船都享有无害通行的权利。
……
谢选骏指出：中国战机仅仅来回飞行宫古海峡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还需要“进出日本”。
这样才符合“大东亚精神”。
中国何时能够“进出日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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