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年抗争：在沉默与抹煞中挣扎保存的记忆》（黄晓恩、黄玮殷、张友慈 BBC记者
2024年11月30日）報道：
香港人肯尼（Kenneth）在维多利亚公园漫步时，记忆如潮水涌回。这里曾是香港抵抗中国的地标。
童年的肯尼在年宵市场向泛民主派政治人物购买挥春；青少年的他多次示威游行，通常从维园出发。12岁，他参加了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大型烛光晚会。这些晚会在中国大陆是禁忌，但以往在香港可以公开举行。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烛光晚会早已终止，年宵市场的政客摊位不复存在，抗议活动被压制，民主派人士纷纷入狱。肯尼感到，属于他以及香港的政治启蒙正被逐渐抹去。
“人们还是继续过日子……但你能感觉到，改变一点一滴在发生。”这位前社会运动人士说道。“我们城市的特质正在消失。”
表面上看，香港似乎没有变化，拥挤的电车依然在热闹的街道上穿梭，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烁如昔。
但若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变化的迹象——每晚灯光通明的摩天大楼，闪耀着对“祖国”的赞颂；粤语之外，越来越多的普通话交谈声也显得格外突出。
香港700多万居民中有多少人欢迎北京的掌控，无法准确得知。然而，过去十年中，数十万人曾上街抗议，这些活动始于2014年的一场民主运动。
虽然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些行动，但几乎无人会否认，北京的确成功镇压了它们。在这个动荡的十年即将结束之际，对香港更见自由的希望渐已消逝。
中国政府称已让这座城市从动荡回归稳定。影响广泛的《香港国安法》之下，数百人被捕。成千上万的港人也因失望或恐惧而移居海外，包括一些担心遭捕的社运人士。另一些人，比如肯尼，则选择留在本地，低调过活。
然而，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仍然存有一个自由香港的记忆——这是一个他们努力记住的地方，对抗北京试图重新塑造这座城市的行动。
然而，在许多人的心中，自由香港的记忆依然鲜活——他们奋力抗争，试图铭记这个地方，以对抗北京对这座城市的改造。
2014年10月28日，香港，数万人聚集在主要的抗议地点，手持雨伞示威。这是香港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抗议者的一个月后。
1997年，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主权移交给中国。当时北京承诺，香港在50年内将保留一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法治。不过，随着北京在香港行使越来越大的权力，香港民主派阵营的不安情绪也逐步升温。
2014年9月，数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在香港的市中心发起大规模静坐，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这场运动让一批新一代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走到前台，包括当时年仅17岁的学生黄之锋，以及提出“占中运动”构想的大学教授戴耀廷。
这场运动也为2019年规模更大、矛盾更尖锐的抗争埋下伏笔。2019年的示威浪潮始于北京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计划允许将逃犯从香港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虽然最终当局撤回计划，但抗争持续升级，诉求扩展到争取更多的民主，最终演变成北京在香港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
“如果占中三子没有戴耀廷，其实是不会出现到这个占领运动。”与戴耀廷及朱耀明牧师共同发起这场运动的陈健民说。
“他还是带着一些学者的脾性，有事情就想讲反而够胆去推一些事情，想一些好大的理念：公民抗命、占领等等改变历史往往都是有些过度乐观或是冲动的人去做到的。”
2013年，三人在一起为戴耀廷庆祝生日，手举一份木雕生日礼物，上面刻着“坚持、和平、仁爱”的字样。
陈健民与朱耀明牧师如今居于台湾。陈健民在因参与“占中运动”被判煽惑公众妨扰罪成而服刑11个月后，于2021年移居台北，目前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担任研究员。
戴耀廷则依然在香港，未来十年将在监狱中度过。本月初，他与包括黄之锋在内的40多名民主派人士一同被以颠覆罪判刑。过去数年长时间在狱中的黄之锋在宣判后，离开法庭时高喊：“我爱香港。”
翌日，76岁的富翁黎智英出庭受审，他被指控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身为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者，黎智英虽然身体虚弱，但态度坚定。他在法庭上表示，他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只是传递了香港人的价值观：“追求民主与言论自由。”
这些审判安静地进行，与当年引发抗争的事件形成鲜明对比。法庭外，零星的抗议活动迅速被压制——一名因养子被判刑而哭泣的母亲，很快就被警方带走。
北京为这些限制措施辩护，认为包括《香港国安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并强调西方国家及其盟友无权对中国的法律及执行方式指手画脚。
不过，批评者认为，北京已背弃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的承诺，不仅削弱了香港的司法独立，还压制了曾经响彻全城的民主呼声。
陈健民远在台湾，看着这一切在香港发生，内心充满沉重的无奈。他回忆道，2014年之后，改变的希望仍然存在。但如今，他说：“好多已经是不可能??（香港）完全已经变成中国另外一个城市”
回顾自己十多年来推动民主运动的历程，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带着一丝苦笑说：“可以说我一生做的事都失败。”
即便如此，他仍在坚持。除了教授关于中国社会的课程，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占中运动”的书、收集香港抗争的相关物品以建立档案、筹办学术研讨会，并在网络上讲授民主与政治课题。
这些努力让他感到：“我觉得我好像没放弃香港，我不觉得我离弃香港了。”
然而，离开的选择也让他时常陷入挣扎。他说，在台湾的生活让他更快乐，但同时也“有种失落”。
“你觉得和香港人仍然同在、一起面对那个困境？有时会少了这种同在的感觉。”
移居台湾的陈健民、朱耀明和BBC中文分享十年来香港社会的变迁、对戴耀廷的记忆及对故乡的思念。
“如果你不呼吸这里的空气，就无法真正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你感受不到这里的脉搏，那就意味着你已经真正离开了。”肯尼一边走过维园，一边这样说。
过去几年，随着好友纷纷离开香港，他已记不清参加了多少场欢送派对。尽管如此，他坚持留在这座城市：“这里是我的根源。”
让他感到不满的是那些离开香港的人所说的话——他们认为自己熟悉的香港已经消亡。“香港还在，它的人也还在！他们怎么能说香港死了呢？”
不过，他也承认，这座城市的确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香港人说话之前必须三思。肯尼接受BBC访问时不愿透露真名，便是出于这样的顾虑。
他说，许多人已经逐渐适应了一种“监控常态化”的生活状态。“有些红线存在，但很难确定它们究竟在哪里。”
曾经公开的抗争形式已不再，活动人士改为撰写请愿信。游行、集会和抗议活动则成为禁忌。肯尼说，像他一样的许多人都对社会运动抱持谨慎，因为害怕被逮捕。
穿着印有特定标语的T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或者拥有某些绘本，都可能触犯法律，让人因“煽动罪”而入狱。
2024年9月17日，中秋节假期期间，五彩缤纷的灯笼点亮了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
肯尼现在很少外出。“现在（跟往日香港）的对比太过强烈了，我不想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
可是，当他走出维园，朝向金钟走去，记忆却再次涌现。
靠近政府总部时，他指着一个地方说，2014年9月28日，他就在这里第一次被催泪弹瓦斯呛得喘不过气。
那一天，警方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发射了87枚催泪弹。这一行为激怒了群众，也让民主运动的士气空前高涨。
随着抗议升级，发射催泪弹几乎成为街头的日常景象，许多人撑起雨伞抵挡，这场运动因此得名——“雨伞运动”。
2014年9月28日，警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肯尼当时被呛得喘不过气。这场回忆漫步的最后一站是他的母校——香港理工大学，也被称为理大（PolyU）。这里曾是2019年示威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战场”，抗议者在街头与警方对峙，用投掷物对抗催泪瓦斯、水炮和橡胶子弹。
五年过去，当年学生用砖块和汽油弹与警方激烈对抗的校园入口已重新修建，曾发生最激烈冲突的喷泉也被拆除。和香港的其他地方一样，校园似乎也被清除了过去的抗争痕迹。肯尼认为，这是因为大学“不希望人们记得某些事情”。
随后，他匆匆走向一个安静的角落。在树丛掩映下，一堵低矮的墙体露出斑驳的破洞和水泥块的残迹。很难确定这些痕迹的来源，但肯尼相信，这些是当年战斗的遗迹，逃过了被抹去的命运。
“我不相信我们会忘记那些发生过的事情。”他说。“遗忘过去是一种背叛。”
在英国沃特福德（Watford；屈福特）的一家Tesco（乐购／特易购）咖啡馆里，卡苏米．罗（Kasumi Law）谈起了对故乡的思念。
“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我）会很喜欢海，我来到才发现的。”她一边享用英式早餐，一边说道。与英国寒冷昏暗的海洋不同，“香港的海是很闪亮的，因为对面有很多人居住、很多大厦……我（以前）是不知道原来我们生活的城市是这么美。”
卡苏米和丈夫带着年幼的女儿搬到英国，这个决定源于过去十年来不断累积的不安。2014年，女儿刚出生几个月，香港就爆发了雨伞运动。
此后几年，随着北京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明显——学生运动人士被捕入狱、书店店长失踪——她的不安也与日俱增。
她说：“留在这里，我似乎说不上不安全，但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2019年，香港再次陷入抗争浪潮。北京加大镇压力度后，英国推出了一项针对1997年主权移交前出生港人的签证计划。卡苏米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为了女儿的未来，是时候离开了。
他们选择在伦敦附近的小镇沃特福德定居，丈夫找到了一份IT工作，而卡苏米成为全职母亲。
然则，从未在海外生活过的她，始终无法摆脱对香港的思念。她把这些情感记录在YouTube的视像日记里，其中一个影片甚至在去年意外爆红，引发一些港人的共鸣，但也有人批评她的移民选择。
卡苏米最幸福的回忆之一，是在香港南丫岛和她的宠物狗Glory一起嬉戏的时光。
最终，思乡之情压得她喘不过气，于是去年她回到香港探亲。在两个月里，她重游了童年时常去的地方，比如主题公园和科学馆，品尝母亲煮的节瓜粉丝和炒蚬，还享受了家乡美食如蛋挞和蜜瓜味豆浆。
不过，她记忆中的香港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母亲看起来老了，女人街里她最爱的几家店舖也已结业。
某个夜晚，她坐在尖沙咀的海旁，愉悦地看着自己深深怀念的波光粼粼的海面。可是当她注意到周围的人时，发现大多数都在讲普通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当我看着这个海，有很熟悉的感觉，但这个环境、身边的所有人令你觉得很陌生。”
卡苏米不禁思索，自己何时才能再次回来。今年，香港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基本法》第23条立法。她的朋友建议她回港前最好删除所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过的与抗议相关内容。
这与她对2019年的记忆形成了强烈对比。那时，她带着女儿参加抗议，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走上街头，当然毫不害怕。
“我没理由现在走回头路”她说。“我不知道。我想（如果）我们回香港未必会习惯。”
“我女儿在这里很快乐。看着她，我都觉得（移居英国）很值得。我希望她的世界能更大一些。”
卡苏米自己的世界也变得更大了——她找到了一份工作，结交了新朋友。不过，即便在英国展开新的生活，她依然坚持保留自己和孩子身上的“香港人”身份。
她和丈夫在家中只用粤语和女儿交流，全家也经常一起观看粤语电影。她的女儿目前还不明白2019年他们参与的抗议活动的意义，也不了解始于2014年的民主运动。但卡苏米计划等女儿长大一些后再向她解释。
她种下的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她特别为女儿的一个小习惯感到自豪——当有人称她为中国人时，女儿会生气，并与对方争辩。
卡苏米笑着说：“她经常告诉别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
谢选骏指出：人説“香港十年抗争：在沉默与抹煞中挣扎保存的记忆”；我看香港人如果有點文化，就該寫本《香港十年抗争史》，否則就算白活了！
《從「國安教育」到「愛國主義教育」，北京如何逐步改造香港人思想》（李澄欣 BBC中文記者 2024年10月1日）報道：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國慶日，香港鋪天蓋地掛滿五星紅旗和宣傳標語，學生也被動員慶祝。BBC中文採訪多名中小學教師及專家學者，了解「國安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如何改變學校，長遠能否改造香港人的思想。
「開學不夠一個月已經很疲累，愛國成為了新的KPM（表現評量），大家都要跑數（跑業績）。」資深中學教師梁老師對BBC中文說。
她在港島傳統名校任教多年，現職副校長，9月開學後除了一如以往的繁重教學工作外，今年多了一項任務——找學生參加愛國活動。
10月1日中國國慶日前夕，港府宣佈以「愛國、愛港、愛社區」為主題舉辦一系列活動，全港中小學都收到教育局通函，被要求應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國民教育活動，與社會各界「共同營造熱烈的國慶氛圍」、「厚植愛國情懷」。
梁老師說，9月第一個星期收到排山倒海的邀請，來自不同地區組織、校長會和學校聯會，希望每間學校派出幾十名學生出席各類活動，在活動中表演、擺攤，甚至是湊人數拼出祝賀字句。「那些團體要營造歌舞昇平的氣氛，需要大量人手，而學生是最容易動員的。」
她任教的中學是教會學校，立場較為開明，不會強迫學生參加校外活動，但教師有「交人數」的硬任務，夾在中間很為難。
「有個活動要交50個人，限一星期內回覆，我發出了很多電郵邀請，還針對性地問本身有親中背景、讀中史科、在升旗隊的學生，但回應率很低，出盡全力才湊到20人，壓力很大。」
一些立場較親北京的學校，則規定某些年級的學生必須參加這類活動。在荃灣區中學任職助理校長的馮老師說，他學校中二、中三全體學生都要出席。「校長在區內有一定地位，必須去『交功課』。」
年年增加的「重要日子」
國安法實施後，全港學校每日要升掛中國國旗。除了一年一度的國慶日，校內愛國活動幾乎全年無休。
香港在2020年實施《國安法》，2021年教育局全面整頓教育界及推行「國安教育」，現時全港中小學須在每個上課天升掛國旗，以及每周舉行一次升旗儀式和奏唱國歌。
學校還要根據當局制定的「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在「重要日子」進行指定活動，而年曆上的「重要日子」逐年遞增，由2021年最初版本的13個，增至2022年的18個、2023年23個、2024年27個。根據記者點算，全年僅11月份沒有「重要日子」。
「每年打開教育局傳來的年曆， 都發現清單又變長了。」中學副校長梁老師說。「重要日子一年比一年多，我們要準備的東西也越來越多。」
本學年的「重要日子」種類繁多，除了農曆新年和中秋等傳統節日，還有涉及「黨國」的國慶日、國家憲法日、中國共產黨建黨週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國安法頒布週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等。
另有大量抗戰相關日子，例如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烈士紀念日；以及中央政府訂立的全國性日子，如「五四」青年節、中國農民豐收節、全國生態日等。
被問到制定有關年曆的目的和每年增加「重要日子」的原因，教育局向BBC中文表示，此舉「支持學校全面有系統地規劃和推行國民教育，為學生舉辦更多元化、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紀念慶祝活動，弘揚和傳承優良中華文化及價值觀，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
十一國慶前夕，香港街道鋪天蓋地掛滿中國國旗——根據規定，學校須在上述日子透過「國旗下的講話」分享國家新近發展和中華文化等。「國旗下的講話」是中國自90年代起在大陸各級學校推行的模式，校內黨政人員、優秀教師或學生在升旗禮後發表講話，藉此增強愛國心，這套模式近年引入香港。
在直資英文中學負責國民教育的歐主任表示，現時幾乎每周都有「國旗下的講話」，有重要日子就把講話調整到符合主題，具體內容由學校自行決定，「但一定不能漏掉」。
在另一間九龍區中學任教中史科的莫老師說，教育局近年會問學生和家長是否滿意學校的國民教育程度，令學校很緊張，「所以現在我們很刻意在這些場合拍照打卡，放在網站上，給外界看我們有做事」。
任職九龍區小學的劉校長形容，如此頻繁的「重要日子」像是一種監管，不斷提醒教師要教授國民教育。「現在整個教育界已經很入腦，所有老師都自動波，任何時候都可以講出國教元素。」
4月15日國家安全教育日，學生都被要求參加活動。在儀式上的新增要求外，校內課程內容也大幅改變，不斷強調國家觀念和國家安全，有受訪教師對記者形容現時做法像「植入式廣告」。
任教初中數學的馮老師說，他講到數學組合時，會先介紹中國古代皇帝「陰符」的密碼系統，教授「畢氏定理」（Pythagoras' theorem）時則講解中國數學家很早就發現該定律，名叫勾股定理。「實際教學內容和以前沒分別，只是前面硬要加插一段中國元素做開場白，才進入正題。」
任教初中世界歷史科的潘老師就舉例指，談到歐洲殖民主義擴張對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影響時，會藉此講到國土安全、軍事安全，提醒學生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教授香港歷史時，強調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分」。
教育局2021年制定《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在15個科目內滲入國安學習元素，小學開始要培養國家觀念和認識《香港國安法》，初中要學習國家安全的二十個領域，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太空安全、極地安全、生物安全等等。
這是根據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他當時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親自擔任主席，表示「要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
負責歷史科的潘老師認為，國家安全包羅萬有，「二十個領域總有某個可以用」，融入到學科不太困難，但就增加了行政和教學規劃的工作量，要構思如何在原有課程中插入國安元素。
在新界小學任教數學科的江老師則表示，新規定影響了本來已經緊張的課程進度，比如她要額外花一節課去介紹中國數學家，以及給學生玩有中國傳統的七巧板。「其實有點牽強，小朋友也不會記得你講過什麼，只覺得七巧板很好玩，但也要花時間去講解，只為滿足國安教育的要求。」
另一方面，本來強調批判性思維和社會觸覺的高中「通識科」被「殺科」，前特首董建華和建制派人士曾批評有關課程導致年輕人太政治化和上街抗議，教育局在2021年公布「優化」措施，刪改課程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社科）。
新課程大幅擴大涉及中國和國家安全的部分，並規定學生在高中三年內須赴大陸交流考察一次，費用由港府全額資助。此外，該學科從大學公開試必修的重要考試科目，降格至只有「達標」與「不達標」評級。
不少受訪公社科教師都表示，改革後師生都不再重視這一科，國家安全的內容只會照本宣科。任教傳統名校的楊老師說：「學生都很聰明，給他們筆記自己回家看和背誦就可以了，上課不用特別教，他們也很識趣不會討論政治。」
公社科老師歐老師則表示，教授中國國情時只有好的一面，不會談及政治改革、人權和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她反諷說：「貧窮問題？中國政府都宣佈了全面脫貧，中國哪有窮人？」
從國際貧困線界定看中國扶貧創造的「人間奇蹟」
曾研究公社科教材的香港都會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斯蒂芬·奧特曼（Stephan Ortmann）博士對BBC中文分析指，新課程灌輸中國的成就，淡化歷史和政治問題，合理化北京對香港的控制，藉此塑造「高壓有助繁榮穩定」的觀念。
「為了促進對北京不加批判的忠誠，課程不再有辯論和批判性參與的機會，我認為這會對於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problem solving ability）產生重大影響，亦很可能會減低他們的政治意識。」
事實上，有報道指連中國大陸學生都不喜歡這種政治教育。《金融時報》日前有報道指，在中國大學必修的政治課上，有四分之一學生打瞌睡，一半人忙於其他課業，有受訪學生形容課程浪費時間。
「我也從來沒有遇過一個中國大陸人喜歡這種課，大多數人都不想談論政治。」斯蒂芬·奧特曼博士說。「這就是北京想在香港達到的效果，令大家討厭政治，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
經過三年國安教育，學生普遍對政治冷感，但仍未能讓政府滿意——官方現在希望注入新的熱情，是對國家和黨的情懷。
教育局早前巡視到多家中小學後發表《視學週年報告》，批評學校師生唱國歌時「聲線細弱」。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回應傳媒時稱，唱歌並非流於形式，而是為了「表達感情」，她以在教會唱歌及唱卡拉OK為例指「無聲的都不算很投入」。
任教小學的劉校長說，當局將國安教育內容分為「知、情、意、行」四個階段，目前知識層面已足夠豐富，就推進至情感教育。「由知識轉為情感是最難的一步，要孩子們很愛、很熱情地擁護國家，是另一個層次。」
教育局今年7月公布《小學教育課程指引》（2024），強調香港「與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要培養學生的「愛國之情、砥礪強國之志、實踐報國之行」，在操作上會以新推出的「人文科」作增潤中華文化、國史及國家地理等元素，有系統地培養民族感情。
初中方面，今年9月在中一級推行新的「公民、經濟與社會科」（公經科），新課程刪去原屬必讀的「世界公民意識」及「國際政治格局」等內容，新增「香港與內地緊密的經濟關係」、「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等，指引提醒教師有「一些課題不存在討論或妥協的空間」，並要訓練學生「愛國愛港愛家」。
在新界一間基層中學任職公經科主任的方老師表示，以往學生只需學習香港《基本法》，新課程下要同時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包括中國公民在《憲法》下的權利。
她說觸及到政治權利、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敏感概念」時，只會按照經政府審查的課本講解，不敢深入討論。「例如講到政治權利，課本會舉例指中國有『我向總理說句話』網民建言徵集活動，證明中國人有表達意見的權利——是很荒謬，我就照用這個例子，不會引導學生思考更多。」
新課程還要求學生在中三時，學習「在中央國家機構的領導下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發展情況」，當中涉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方老師坦言，她還有兩年才要教授有關內容，暫時未仔細研究教材，「不會想得那麼遠，到時煮到埋嚟就食（聽天由命），反正他要我教什麼，我都要照教」。
但也許不用等兩年後。教育局9月預告，將於10月中旬向全港校長派發一本《習近平關於中國式現代化論述摘編》，鼓勵與校內師生分享，並邀請各校長參加「交流會」，「以期深化校長的閲讀體會，幫助他們加強校內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卡耐基中國項目研究員莊嘉穎對BBC中文分析指，世界各國都有「愛國教育」、「國家教育」或「公民教育」，本質上離不開政治，關鍵是課程強調哪一種政治——民主國家強調「國」，中共模式則強調「黨國」，把政黨、國家、文化甚至種族結合在一起，愛國就要愛黨。
「以前香港教育重視普世價值，但短短幾年間從『國安教育』下強調國家，到現在『愛國教育』下強調黨國。接受這種思維模式的小孩，會把黨國作為最崇高的政治價值，基本上與普世價值有直接衝突。」
對此，香港教育局回覆查詢時強調，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讓學生自幼認識國情及建立民族自豪感，是局方「應有之義」和重點工作。
聲明又指，「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執政黨，在中國歷史發展佔重要角色，故讓學生透過課堂內外學習，認識及尊重國家的執政黨，是理所當然的」。
《愛國主義教育法》
近年香港書展有專區售賣習近平的書籍，教育局也要求中小學校長閲讀。
教育局官方文件陸續出現「愛國主義」這個以往在香港的敏感詞，並首度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
該法律於2023年10月24日由中國全國人大通過，雖不會直接在港實施，但有專設條款把「港澳台同胞」納入其中。香港特首李家超隨後在《施政報告》宣佈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與國家法律對接。
該部法律明確規定教育內容包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史」、「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團結奮鬥的重大成就」和「革命文化」等。
此前，中國國務院於2019年11月公布《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中共教育部黨組印發工作方案，引述習近平指「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文件強調要在「共情」上下功夫，涵育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真摯情感，開展「青春告白祖國」和「共情共鳴」行動。
中國事務專家、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示，中共一貫重視意識形態和思想教育，用情感動員群眾，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推動個人崇拜，曾讓全國陷入政治狂熱的狀態，80年代改革開放後回歸理性務實，習近平上台後被指重燃文革之風。
「首先因為現在的領導人從文革過來，以為這樣能凝聚人民意志。第二是文革時要反美帝、反蘇修，到現在依然有『外國亡我之心不死』的威脅，要用外國的敵意去刺激民族情感。」
他指出，儘管北京對外宣稱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後已經從「由亂及治」邁進「由治及興」，實際上中央領導人仍認為香港很亂。「他們處於嚴重的鬥爭思維裏，覺得有很多外部勢力威脅，要激發大家保家衛國。」
但愛國熱情有多真誠？劉銳紹認為相較文革時期，中國人民的理智程度高了，這一套在大陸都效果有限，香港就更加難。
「這種精神滲透了香港官場和建制圈子，他們學會了開會時展示出逢迎和表態式的熱情，但學生不會像大人那麼假。短期內小孩可以被訓練到很機械式、對答式地愛國，在鏡頭前會說很高興作為中國人，但那不是文革那種發自內心的真感情。」
不論真情或假意，相關政策還是在雷厲風行，而中共模式的愛國主義教育不限於校園內，也非常重視在校外建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要求學校要組織學生參觀。
在英文中學負責國民教育的歐主任，9月開學後收到教育局通知，要求她帶團參觀「國家安全展覽」。「政府沒有講明要帶多少學生，但也期望有100人，高中和小部分有興趣的初中學生都有去。」
展覽設於香港歷史博物館，8月才剛開幕，進入展館前罕有地要通過安檢，進去後是巨大五星旗和中國國歌歌詞，有一幅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展板。另有一段6分鐘的宣傳影片，講述中共帶領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國安法實施後「國安港安」等。
「影片的旁白和論述非常誇張，中共建國之後就突然跳到改革開放，我的學生讀過歷史，大家都忍不住笑。」歐主任說。
其中一個特別展區講述2019年「反送中」運動，展板一面倒形容是「黑暴」、「港獨」、「顔色革命」、「敵對勢力與境內反中亂港分子勾連」等。
歐主任說該場社會運動已是校內的禁忌話題，在博物館公開看到「反而頗有趣」，她又指學生都經歷過並了解真實情況，當天導賞員直接跳過有關展板，「不知道他覺得不值得講還是怎麼樣」。
該展覽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辦，目的之一是「激發市民的愛國情懷」，據悉展期未有定案，或會成為永久展覽。
BBC記者曾於周末前往該館，現場所見大部分是中國大陸遊客，來自深圳的陳小姐形容展覽「很像重溫一次以前上學的思想政治課」，她表示更希望了解香港本土歷史，反問記者「真正的展覽在哪？」。另有南美遊客表示，本身不熟悉中國和香港事務，但「這很明顯是政治宣傳，只有一種聲音」。
另一邊廂，位於港島筲箕灣山上的海防博物館，9月被改名為「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特首李家超在揭幕典禮上表示，該館將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是青少年「學習先烈事蹟、深化家國情懷等傳統文化內涵的重要教材」。
位於筲箕灣的香港海防博物館被改名為「抗戰及海防博物館」。
現時館內大廳懸掛著國旗和「抗戰」橫額，設有專館介紹二戰時期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展示他們在香港抗日時的工作。
記者到場參觀時看到大部分是退休人士，有自稱愛國人士的參觀者表示「早就應該教育大家日本人的戰爭罪行」，但也有人認為博物館變質，「放大了中國共產黨的部分，縮小港英在殖民地時期的貢獻，大家都知道這背後的政治動機」。
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博士接受BBC中文訪問時指出，在香港抗日的歷史上，以往較側重英軍、加拿大士兵等貢獻，現在擴充東江縱隊的論述無可厚非，但他強調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實際上有三股力量，包括英軍、國民黨及中共，「現在會否太偏向一邊？是否合乎比例？」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北京前幾年開始改變抗戰的歷史論述，要求中小學把「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戰」，更強調中共的角色。他認為經歷過戰爭的長者，或者讀過這段歷史的成年人，會對官方論述有一定抵抗力。「但小朋友是一張白紙，未來香港學生會被要求參觀這些博物館，強化這種觀念。」
「跑數」行為的成效與風險
2024年9月30日，1000名香港學生在慶祝75週年國慶活動上合唱愛國歌曲。
香港教育朝著「愛國主義」全速前進，多名受訪的教育工作者都表示無奈。
中學副校長梁老師認為，香港目前處於不理性的狀態，「比大陸做得更『左』，我們內地姊妹學校的老師都說我們太誇張」。她指以前沒有硬性規定，香港學校也會主動舉辦大陸交流團和與大陸學校結盟，那樣的文化交流培養出來的感情更自然，「現在由上而下硬銷，反而令學生很厭倦。」
有小學校長坦言，目前上至政府下至學校都是「跑數」心態，「我們盡量選擇最簡單的校外愛國活動給學生參加，例如填色比賽，這樣寫報告時就可以說有100%參與率」。
在傳統名校負責校內國民教育事務的楊老師認同，教育局流於形式主義，實際內容乏善可陳，例如當局規定高中學生須參加內地考察團，但官方無論在交通、膳食、行程的安排都令人失望。
「以為是去看中國高新科技，結果只是帶學生參觀珠海一間普通的3D打印公司，送他們3D列印筆——但我們學校自己的3D打印更加好。學生覺得很無聊，沒東西學，反而對中國印象差了。」
教育局回應時表示，過去兩個學年累計有逾9萬名學生和逾一萬名隨團教師參與，考察行程遍及廣東、福建、湖南、浙江、上海市等地，主題涵蓋國家歷史文化、科技、國防及可持續發展。
而局方近期致函全港中小學，稱新學年的交流行程會加強「紅色資源」，包括歷史遺址和博物館等，幫助學生「了解革命故事和革命先輩奮鬥足跡」。當局亦曾為教師舉辦「從延安走到西安」考察團，加強對中共黨史及長征精神的認識。
習近平曾多次強調要「傳承紅色基因」，觀察中國大陸的「紅色教育」現況，近年有學校安排幼兒園和小學生穿著中共紅軍軍裝，拿炸藥包道具當遊戲或表演。今年十一前夕，小紅書等中國社交平台流傳大量圖片，有家長為幼童製作武器手工，有的在上面寫著「祖國萬歲，炸死鬼子」。
學者莊嘉穎指出，香港教育界目前未至於完全走中國大陸的模式，但未來要看北京會否繼續放縱港府官員的「跑數」行為，因為即使是跑數，也可能有人把事情當真並走向極端，「要警惕愛國主義教育會否醞釀出排外和敵意」。
十一前夕，中國桂林靖江王府門前有學校組織小學生表演，小孩穿著紅軍軍服，背炸藥包道具。
面對這套教育模式來勢洶洶，多名受訪教師均認為，無論官方如何改造教育制度，每天走進課室與學生接觸的始終是前線老師，留守教育界仍有意義，「不能令事情變好，至少可以令事情不要更差」。
任教公社科的歐主任說，儘管中國議題不能多談，但在全球的部分仍可以討論國際事務，培養學生的世界公民意識。初中公經科方老師說，「沒有人知道香港還有多久變成文革紅衛兵那樣」，但會趁著現在還有空間，加強教育學生有同理心，不要歧視。
小學校長劉先生表示，香港幾十年來受日本文化洗禮，不相信教了抗戰歷史，大家就會不去日本旅行、不買日本電器。他認同抗戰教育的重要性，但重點在於珍惜和平，不要發動戰爭。「如果老師教學生要抵制日本、仇恨日本人，這是不專業。」
任教中學歷史科的潘老師就說，即使未來要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習近平思想」，也可以用分析歷史資料的角度切入，要求學生思考背後的歷史脈絡和動機。「我們教的東西、一些用詞必須跟官方一致，但不代表不能訓練學生的思辨能力和表達能力。」
今年8月，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聯同「愛國主義教育小組」組長李慧琼訪問北京，與中共中央宣傳部及中國教育部官員「交流意見」。陳國基表示將借鑒國家的經驗，制訂切合香港情況的愛國主義教育策略和工作計劃。
外界預計教育局將會推出更多新的課程指引，香港和大陸的教育還距離多遠？
社會科學學者斯蒂芬·奧特曼（Stephan Ortmann）博士估計，當局為了維持香港表面的國際形象，不會照搬中國大陸的一套，加上本地人口結構，不少人的家族歷史是為了逃避共產黨南遷，「人們在文化上對中國有情感，但不是在政治上，我很懷疑大陸愛國主義的那套會在香港成功」。
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中共掌握了教育和宣傳機器，唯一難度在於家庭，目前選擇留港的中小學生家長年齡約三四十歲，經歷過國安法前的香港，還可以用家庭教育抵抗學校教育和宣傳，但再過一代人就很難說。
「中共會『放棄三代人』，他們知道無法改變現在這一代，聚焦的是未來的小孩，甚至會利用小孩去質疑家長、挑戰老師。不要少看國家機器的力量，從時間跨度來看，愛國主義教育在香港會有某些效果。」
（因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教師均為化名。）
谢选骏指出：人説“《從「國安教育」到「愛國主義教育」，北京如何逐步改造香港人思想”；我看你不寫“《香港十年抗争史》”，共產黨就給你洗腦，成爲一個數典忘祖的黃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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