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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星期四

谢选骏:美国司法系统的灌水


《证据已上呈最高法院》(2020-12-15 北美保守评论)报道:


你上床睡觉了,然后发生了这件事:在选举之夜,选票实时汇总和更新是由如爱迪生公司这类的数据采集者实施采集统计并发送给各种媒体公司的。


这是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过程,只有从这些媒体公司至信息来源的单向界面。


在下面的视频例子中,CNN在报道宾夕法尼亚州选况时捕捉到了这次选票反转。


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11:08:28:29 时,电视上实时直播这个县的选票数据 显示川普的选票数是1,690,589;拜登的选票数 是1,252,537 张选票。到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11:09:01:28时, 宾夕法尼亚州选况再次出现在屏幕上, 川普有 1,670,631 张选票,拜登有 1,272,495张选票。


CNN的电视直播显示,有 19,958 张选票从候选人川普转给了候选人拜登。这表明川普失去了近 4 万张选票。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选民在选区投票,一个选区的计票如有问题,需通过一轮裁决,如没问题则直接送至选区制表器。


选区将这些计票结果直接发送给县,县的计票结果再发送给州一级。


这三种计票数据都传送到回云服务器进行实时汇总。


这些服务器再传送到爱迪生公司的服务器进行收集统计后将数据传输到全国选举数据池。


下面是选举之夜选票反转的另一个例子。


这次发生在佐治亚州。


在这里,我们比较两个数据源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县一级发生的事件。


在本例中,在当地时间 9:11 PM, 显示在佐治亚州 Bibb 县 川普得票 29,391 张。


同一时间,显示拜登得票17,218 张。几分钟后,在下次报告更新的选区数据时,


川普得票却是 17,218 张选票,拜登 得票 29,391 张选。这是非常明确而精准的选票反转。


由于每个州报告各县结果汇总数据时间都有一定的时间滞后,这类反转只要发生在最新状态刷新后和下次状态更新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在州一级的选况报告中是无法察觉到的。


好吧,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可以追踪川普的得票总数,因为在国家和地方新闻台都对此进行了现场报道。


我们可以实时看到投票扣减,这可能需要观察者停下来倒带直播才能捕捉得到。


然而,对基础数据的透彻分析会暴露更多。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现有选票看到每次投票的骤然增减,以及渐次增加的缺席投票和每天的进票情况。


但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选举中永远不应该看到的现象。选票计数应该是逐渐累加的,不应该出现负增长。


仅在 Pensylvania州,在源数据中就发现了12次 对川普的 计票扣减,总计超过 279,000 张选票被从川普名下扣减掉。


当一个大县的更新数据可以抵消另一个县被扣减的选票数时,这些扣减不会被察觉。


在仔细分析这些源数据后,我们可以全面了解 2020 年 11 月选举的真实情况。


下面是选举之夜早期选票数剧烈波动的另一个例子:


让我们看看CNN 在晚上 9:11 和 9:32 之间。乔·拜登 开始得票数为706,000 ,川普得票 371,000。看看乔·拜登是如何从 700,000下降到 517,000 的?


然后拜登又一下获得了 300,000 张选票。这怎么可能?川普从 360,000 缓慢增加到 385,000 人。乔·拜登则高升到 871,000。


川普又突然一下增加到 413,000 人,然后又瞬间下降到 292,000 人。乔·拜登又从 880,000 人下降到 495,000 人。


在一个得票数只可能是逐渐增加的投票过程中,怎么可能突然一下失去一半的选票?


得票数不应该减少的。我们为什么看到了负增长?我们知道有可能出错。我们以前说过,人会犯错,机器也会犯错。但一个错误不应该导致 30 万张选票的波动。


好吧,看看宾夕法尼亚州,发生了19,000张选票的反转。我们就算这是一个 人为的错误。但所有这些出错都是无辜的错误吗?


全国范围内的计票出错情况又是怎样?


选举中有多少错误可以容忍?


这些出错改变了多少票数?


谁该对这些错误负责?


谢选骏指出:上述“证据”早已在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上诉法院遭到排除,却依然继续“上呈最高法院”——这算什么?这算“美国司法系统强遭灌水”。

 

《民主党想给美国最高法院“扩列”,他们能达成罗斯福的遗志吗》(2020-10-31 澎湃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对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确认投票。随后,巴雷特在白宫宣誓就职,以替补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去世留下的空缺。


巴雷特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任命的第三位保守派大法官。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最高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因其独立于行政与立法机构的地位和美国的普通法体系而享有更崇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最高法院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彻底改变美国的现行法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法官对于美国法律的影响力甚于总统。


随着巴雷特正式就任,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也因此对自由派大法官形成了6:3的绝对优势。在这一局面下,预计未来数十年内关于堕胎、控枪和社保的相关诉讼的判决都可能急剧右转,甚至推翻过往重要判例,如赋予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换言之,特朗普的这一任命可能给美国人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而美国国内对于最高法院制度应该如何改革的讨论也从未停止,随着金斯伯格去世和巴雷特就任,有关变革最高法院组成的呼声达到了新高。


1869年以前,美国大法官人数起起伏伏


为了避免未来数十年内最高法院右倾打击现有民权议题,以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为代表的左派民主党人提出了增加大法官人数的改革方案,并在众议院提交了相关法案。这一改革路线被称为“法院填充”(courtpacking),旨在通过增加大法官人数使最高法院达成平衡。2020年也并非这一方案被首次提出,在美国最高法院231年的历史中,大法官规定人数曾多次变动,最少5人最多10人,多名总统都曾出于政治目的干涉最高法院的人员组成。


美国宪法中并未明确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及任期,因此所有相关规定都由国会制定。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于1789年签署法案,将大法官人数定为6人。仅仅12年后,时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由于自身党派在大选中失利,匆匆在下一任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上任前通过了《1801司法法案》,将大法官人数从6人减少至5人,意图阻止杰弗逊任命新大法官,推进党派政治主张。作为回应,杰弗逊上任后携手同党派的国会,推翻了1801年的法案,将人数重新调整至6人。


此后的百余年间,美国领土和人口大幅扩张,相应诉讼案件数量也迅速增长,因此大法官人数逐渐增加至9人。19世纪美国社会最尖锐的矛盾便是围绕着废除奴隶制的种种斗争和讨论,但最高法院的保守倾向使得多个废除奴隶制的相关法案因为裁决违宪而失效。到林肯任上、内战前夕,最高法院在1857年著名的斯科特诉桑福德案(Dred Scott v. Sandford)中判决多个州废奴无效,使得国会和最高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达到了顶峰。为了改变最高法院的判决倾向,林肯协同国会通过法案,将大法官人数提高至10人。


而在内战结束、林肯被刺杀后,林肯的继任者约翰逊(Andrew Johnson)与国会屡屡冲突。为了限制他的权力,国会于1866年通过法案将大法官人数减少至7人,以确保约翰逊没有任命机会。在新任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上任后,7人的最高法院做出判决,认定美联储新发行的纸币不具有货币效应。国会的回应是,于1869年再次通过立法将大法官人数调整为9人,任命2名支持党派财政改革的大法官,在新判例中改变最高法院的判决,确保改革政策得以施行。至此,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定为9人,在此后的151年中保持不变。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也曾于1930年代面临与今天相似的政治环境和法院偏向。针对1929年经济危机引起的大萧条,罗斯福颁布了一系列“新政”(New Deal)经济刺激政策。但从1935年起,最高法院连续宣布数个政策违宪无效,包括设立“国家复苏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和《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中的部分条款。罗斯福认为,扩充最高法院、改变判决风向是确保他能继续推进新政的唯一方式。


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国会提出了《1937年司法程序改革法案》(Judicial Procedures Reform Bill of 1937),意图将大法官人数提高至15人。出乎罗斯福预料,这一法案受到来自公众和立法机构的反对,并最终在参议院以70比20的票数被否决。虽然没能彻底改革最高法院,但在相关风波过去后,出于种种原因两名大法官转而支持罗斯福,新政也得以推进,这一转变曾被称为“拯救了9人制度的及时转变”。


最高法院需要改革,但不需要“添人”


相比于80多年前,如今对于扩充最高法院的民意是否有了变化?华盛顿大学路易斯分校教授Lee Epstein于7月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1000名民众中,仅有19%的共和党支持者和30%的民主党支持者认为应该增加大法官人数,比1937年的数据还低了约20%。但这一状况在巴雷特的任命后很可能改变。


相比于现任的其余8名大法官,巴雷特的专业背景和资质可谓天差地别,她的任命明显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对于她法律专业素养的认可。目前,她已对堕胎权和同性婚姻等年轻一代最为关心的政治议题明确表示了否定态度,引发了大范围的不满和对公民权利前景的担忧。


非常时刻是否需要采取非常措施?“法院填充”从2019年民主党多名总统竞选人刚开始竞选活动时就已经被多次提起。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克洛布查(Amy Klobuchar)、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新泽西州参议员布克(Cory Booker)都曾明确表示应该考虑这一选项。近期,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哈里斯(Kamala Harris)也在副总统辩论中表达了相似观点。至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虽然他长期以来一直对“法院填充”持反对态度,但在金斯伯格去世后,他再也没有明确表态,拒绝评论他的立场是否改变。拜登曾于9月在著名新闻访谈节目《60分钟》中表示,如果当选,他将组建一个跨党派的专家组调研如何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拜登的具体改革方式尚不明朗,“法院填充”也属于其中一个可能性。


考虑到当下的政治环境,即使民主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真正实行“法院填充”的可能性依然很低。如果民主党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后提出相关法案,共和党在参议院很可能通过进行“程序性阻挠议事”(filibuster)来阻止法案推进。如果想要打断此类阻挠,民主党将需要60票,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后即便获得多数席位,可能也只有52或53席,无法顺利推动法案投票和通过。而民主党内部对于“法院填充”也有不同的声音,多名温和派的参议员并不赞同这一做法,也很有可能出于对各自州内选民意向的考量而投反对票。因此,即使民主党在总统和参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想要成功通过立法程序增加大法官人数依然困难重重。


此外,最高法院在美国人民心中的独特地位也使得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作为独立于立法和执法机构的最高司法机关,最高法院曾多次为美国公民权利的扩张一锤定音。除了最广为人知的堕胎权和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外,最高法院的判例在反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方面也往往能在立法手段失效时为民众的正当诉求提供法律支持。因此,最高法院在许多民众心中代表了美国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对于在关键问题上保护弱势群体来说至关重要。


对于这样的机构,在不考虑巴雷特本身专业素养和共和党政治手段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任命了一名与某个政党意见相左的大法官就提出彻底改变法院运行机制,那么司法独立性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在前文所提到的调查中,虽然大多数人反对“法院填充”,但超过一半的受访民众都表示支持对大法官任期做出限制、废除终身制。大部分民众支持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但对“法院填充”这一激进的改革方式持保留态度。


金斯伯格曾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她反对改变大法官人数。她说道:“9个人看起来是完美的数字。我听说一些民主党人表示希望增加人数,但即使在罗斯福试图进行‘法院填充’时,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虽然“法院填充”实施可能性很低,但对于最高法院进行适当的改革似乎势在必行。这一经历了两百余年风风雨雨的机构未来将走向何方?在下一个美国总统任期内我们是否能看到实质性的改变?答案将从11月3日大选后开始撰写。(作者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专攻美国法律史)


谢选骏指出:无疑,最高法院不喜欢强遭灌水,不仅在滥诉方面,而且在大法官人数方面。所以,大法官们宁可转变立场,也不愿自己的地位因为大法官的增员而被下降。罗斯福时代是这样,现在也同样如此——所以人们看到了,川普硬塞进最高法院的三位大法官,最后竟然一致投了他的反对票,拒绝受理他的案件——惹得川普大怒并且公开谩骂。这显然由于川普失算,他幼稚地认为,他任命的法官就是他的雇员,应该为他效力;殊不知法官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要照顾法院系统的权威性。对美国司法系统的灌水,比竞选总统还要艰难。而川普为了塞进最后一个女法官,竟然耽误了全体美国人的灾难补助1200美元,直接导致了自己的败选——只要有2%的饥饿选民愤而倒戈投给对手,足以造成川普的落败!这真是所谓“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尚书·太甲》;翻译——《尚书·大甲》说: “上天降下的灾害还可以逃避;自己造成的罪孽可就无处可逃了。“)川普这个酒足饭饱的花花公子,终于尝到了饥民的铁拳。川普灌水的最高法院,冷眼旁观他的败选,丝毫无助。

谢选骏:美国人专挑有力的摔跤



《拜登之子接受美司法部税务调查》(纽约时报 2020年12月11日)报道:


亨特·拜登的财务交易问题曾给他父亲的总统竞选蒙上阴影。


华盛顿——候任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之子亨特(Hunter)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透露,司法部正在调查他的税务问题。

该调查由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负责。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案于2018年底启动,其中包括对可能违反税法和洗钱法的犯罪行为的调查。知情人士称,由于联邦调查局(FBI)特工未能收集到起诉所需的足够证据,案中涉及的洗钱问题未能获得实质进展。“昨天,我第一次得知的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知会我的法律团队,我也在昨天得知,他们正在调查我的纳税情况,”亨特·拜登在声明中说。“我会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但我相信,专业和客观的审查将会证明我合法、适当地处理了这些事务,其中也包含了专业税务顾问的帮助。”

两位知情人士称,调查的重点是亨特·拜登和他的一些助手,而非候任总统或其他家庭成员。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特拉华州的检察官在周二发出了传票,其中至少有一张要求提供亨特·拜登的税务信息。


此次联邦调查被披露,似乎必然会加剧即将离任的特朗普的白宫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这一时机意味着,如果调查人员发现了足够推进调查的证据,那么特朗普的司法部最后的决定之一,可能就是针对即将上任的总统之子的可能诉讼。

这也意味着,拜登可能会在司法部积极调查其子之时上任,他的政敌肯定会抓住这个案子,以破坏他总统任期的起始阶段。

鉴于拜登正在试图让公众相信,在被特朗普总统严重政治化之后,司法部仍可以不受总统个人利益的影响而运作,该案将给他带来麻烦。上周,拜登表示,让该部门与白宫划清界限是当务之急。“我不会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不会让他们去起诉A、B或C,”拜登在接受CNN的采访时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司法部。而是人民的司法部。”

司法部发言人和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拒绝对调查发表评论。亨特·拜登的律师未回复置评请求。

据几位调查知情人士透露,FBI特工在2018年底对亨特·拜登的财务问题展开洗钱调查后,其中的税务问题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该调查由当时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负责。


尚不明确是什么原因促使FBI进行调查。前执法官员表示,尽管调查中的洗钱问题似乎已经消失,但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调查人员仍在继续审查亨特的税务问题。

据亨特的第一任妻子凯瑟琳(Kathleen)在他们离婚时提交的一份文件显示,到2017年初,亨特与当时已经和他分居的凯瑟琳共欠了31.397万美元的税款,并且有“全额透支的信用卡”,“对他们拥有的两套房产进行了双重抵押贷款”。

第二年,国税局(I.R.S.)对两人(当时已经离婚)从2015年起未缴纳的11.2805万美元的税款发起了留置权。到今年3月留置权被解除时,这些税款似乎已经付清。

另外,今年7月,亨特所居住的华盛顿的市政府对他在2017年和2018年的未缴纳税款发起了总计近45.4万美元的留置权。税务记录显示,这些留置权不到一周后就被解除了。

亨特一直是特朗普及其盟友猛烈攻击的目标,因为在其父担任副总统及之后的时间里,他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一系列商业活动。

他在布里斯玛(Burisma)董事会任职时每月能获得至少5万美元的报酬,这家乌克兰能源公司的所有者是一名被普遍认为腐败的寡头,他还曾为一名面临腐败指控的罗马尼亚富商提供咨询,并投资了一家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私募基金。


对特朗普的弹劾主要集中在他滥用美国外交政策权力的指控上,他向乌克兰政府施压,要其对亨特·拜登在那里做的交易进行调查,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拜登的竞选。2月,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宣布总统无罪。

据一位被抛弃的前商业伙伴提供的文件显示,拜登与一群合伙人——包括他的叔叔、候任总统的弟弟詹姆斯·拜登(James Biden)——还在2017年参与了和能源金融公司中国华信能源(CEFC China Energy)组建合资企业的谈判。

虽然这笔交易似乎以失败告终,但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一家华信子公司在2017年8月转给亨特·拜登名下的一家律师事务所10万美元。根据引用了一份出处不明的“机密文件”的共和党调查报告,这笔转账被标记为可疑。一位参议院助手说,这是美国政府的记录,但不愿进一步作出解释。

共和党的这份报告于大选日前几周公布,显然是为了破坏拜登的竞选,报告中没有发现这位前副总统不当影响或行为的证据。

10月,在《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根据可能属于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中的文件发布相关报道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破坏拜登总统竞选的努力变得更加急切。从特朗普私人律师鲁道夫·W·朱利安尼(Rudolph W. Giuliani)处获得材料的《纽约邮报》报道称,那台笔记本电脑已被FBI查获。

“我们必须让司法部长采取行动,”在《纽约邮报》发布报道后,特朗普在《福克斯和朋友们》(Fox & Friends)的采访中表示。“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他得任命某个人来做。这是严重的腐败,在大选之前必须人尽皆知。”


周三,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众议员肯·巴克(Ken Buck)呼吁司法部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不管谁进入白宫,”他在Twitter上表示。“都得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调查此事。”

拜登团队否认了《纽约邮报》文章中的一些说法,但没有对这些文章所依据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位名叫约翰·保罗·麦克·艾萨克(John Paul Mac Isaac)的电脑修理店老板声称,亨特·拜登在2019年4月将一台损坏的苹果电脑放在了他的店里,并要他恢复所有数据。艾萨克说,拜登填写了一张工单,自认是亨特·拜登,他来了店里两次,但从未回来取走电脑或是储存了那些内容的外接硬盘。

作为FBI对拜登秘密进行洗钱调查的一部分,与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合作的特工发出了一张联邦大陪审团传票,获得了那台笔记本电脑和外接硬盘。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说,FBI检查了那台笔记本电脑,但里面的内容并没能推进洗钱调查。

艾萨克在10月的一次采访中称,在把电脑交给FBI之前,他复制了外接硬盘的内容,然后提供给朱利安尼,后者声称该笔记本电脑里有拜登腐败的证据。

特朗普及其盟友在大选前公开施压司法部,要其披露有关拜登的负面信息,但调查人员并未在大选投票前做出可能会导致调查被曝光的公开行动。


谢选骏指出:美国人似乎“专挑有力的摔跤”,这似乎和中国人“专挑没力的摔跤”、“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等传统美德正好相反。但我知道,先秦时代的中国人也和现在的美国人类似,只是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帝国,把中国人变成了废垃,即使经过南北朝隋唐两宋的“假皇帝”、“假帝国”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洗礼,也未能完全洗掉,达到类似西欧那样的完全野蛮化。


《拜登之子被刑传 麦康奈尔露真容》(2020年12月16日 纽约吉时羽)报道:


就在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即将离职之际,长久以来不作为的司法部竟突然开始有了大动作,对败灯儿子亨特败灯开出了24张刑事案传票!


败灯家族贪腐卖国的烂事,其实巴尔老早就知道了,却偏偏一直按兵不动。九月份爆出亨特败灯硬盘门事件的时候,转发这一消息的大量推特账号都被删帖、封号,所有的美国主流霉体都统一口径否认这件事或者干脆只字不提,在大选之前将一大半美国人都被蒙在鼓里。可是最近,美国主流霉体突然180度大转变,开始纷纷报道说亨特败灯因为腐败问题被调查,但是强调说儿子的事情不关老子的事。


有人猜测是深层政腐认为败灯能当上总统了,就开始为乌鸡哈里斯顶替他来做铺垫。老败灯恐怕一上台就要被踢下去了,深层政腐真正想要的总统是哈里斯。目前各方势力手里全都捏着败灯的把柄,从他一开始将灵魂卖给魔鬼的时候就注定了,不论站在哪一方,他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对了,不论霉体对败灯的自行加冕炒得多火热,哈里斯竟然至今都没有辞去参议员职位呢。当年奥巴马可是在选举日之后十天就辞去了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职位的,毕竟不能同时既当总统又当参议员嘛。可是哈里斯呢,败灯都自行宣布当选一个多月了,连交接都开始做了,她这位“当选副总统”怎么还不敢辞职呢?就这么没信心吗?败灯阵营的嘴炮和行动为什么对不上号呢?


川普虽然是以供盒挡人名义参选总统的,但是共盒挡对他的掣肘一点也不比珉煮挡少。大科技公司联合霉体一同限制盐沦自游,打压对败灯不利的信息,川普一直以来都力主限制大科技公司的权力,可是供盒挡并不配合。周一,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将对包括亚马逊,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及其子公司WhatsApp在内的大科技公司的隐私和数据收集做法进行调查。该机构的五名委员以4:1的投票通过了这一决议,而唯一投反对票的正是一名供盒挡委员Noah Phillips。


日前,参议院在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确认由Thomas Kirsch取代大法官Amy Coney Barrett。看来在德州诉讼案的表现上,老川是对ACB相当失望了。ACB以及另外两名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当初也都是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力荐的。


麦康奈尔今天发表讲话,祝贺败灯当选总统。林伍德大律师对此评价说,“麦康奈尔只想要权力,影响力和金钱。他愿意出售美国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麦康奈尔是美国爱国者的叛徒。他审判的日子快到了。”


作为华盛顿影响力最大的人之一,麦康奈尔的这一表态的确对川普有很不利的影响,但是事实上麦康奈尔作为建制派共和党的领头羊,原本就是反川阵营的一员,他这样做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在华盛顿蛰伏数十年,他早已经是深层政腐的一部分。


有人担心麦康奈尔的“叛变”将导致共和党人不再支持川普,老川将面临一人斗两党的局面。其实,老川上任第一天开始就是在一人斗两党,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四年。


在川普横空出世之前,深层政腐一直舒舒服服地站在白宫背后当导演,指挥两党做戏给民众看。会作弊的投票软件最早就是供盒挡的小布什开始使用的,然后才是珉煮挡的奥黑牛和希辣厉使用。两党的大佬都是一样代表着深层政腐的利益,在民众面前表演两党博弈的假珉煮大戏,背地里却穿着同一条裤子。川普不是他们自己人,而是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导致川普面对重重困难的原因。川普明知参选总统有多凶险,却依然义无反顾一脚踏进鳄鱼潭,他就是这样一个孤胆英雄。


就在这个一触即发的敏感时刻,维基解密刚刚解密了海量机密文件,其中包括奥黑和希婆甚至乔布斯的隐秘,还有深层政腐的一些机密资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发布这些机密文件,很可能是老川为唤醒民意以及大抓捕在做铺垫。下面是这些维基解密资料的链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慢慢研究。


友情提示:政治圈真的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肮脏,想要看维基解密,先做好心理建设,以免脆弱的心灵开始怀疑人生。


谢选骏指出:在川普铁定下台的时候,还在硬挺川普的,其实是在撕裂美国社会,着力彻底摧毁美国了——这显然最符合外国的利益。所以在中文论坛上最近充斥了这类言论。尤其是“万维读者网站”一反常态变成了十月革命时候的“斯莫尔尼宫”,就等着外国一声令下就“炮打白登的白宫”了。


谢选骏:奥威尔的1984太落伍了


网文《乔治 奥威尔:多一个人读《一九八四》,这世界上就多了一个自由的灵魂》(教书匠阿伦)报道:


Born Eric Blair in India in 1903, George Orwell was educated as a scholarship student at prestigious boarding schools in England. Because of his background—he famously described his family as “lower-upper-middle class”—he never quite fit in, and felt oppressed and outraged by the dictatorial control that the schools he attended exercised over their students’ lives. After graduating from Eton, Orwell decided to forego college in order to work as a British Imperial Policeman in Burma. He hated his duties in Burma, where he was required to enforce the strict laws of a political regime he despised. His failing health, which troubled him throughout his life, caused him to return to England on convalescent leave. Once back in England, he quit the Imperial Police and dedicated himself to becoming a writer.


乔治·奥威尔于1903年出生于印度,回英国定居后,就读于英国著名的寄宿学校,上学期间还获得了奖学金。由于家庭背景不同——他将其描述为“中下层阶级”——他在所有学生中显得不太合群,学校对学生生活采取专断控制型管理方式,他对此感到极其压抑和愤怒。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奥威尔并没有选择继续上大学,而是去英国殖民地缅甸当了一名警察。他厌恶这份工作,因为工作要求他将苛刻的法律法规付诸在当地民众身上,他鄙视法律背后的这种政权体制。工作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最后在修养期间回到了英国,健康问题也自此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个长久的隐患。回到英国后,他辞去了帝国警察的职务,决定成为一名专职作家。


Inspired by Jack London’s 1903 book The People of the Abyss, which detailed London’s experience in the slums of London, Orwell bought ragged clothes from a second-hand store and went to live among the very poor in London. After reemerging, he published a book about this experience, entitled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He later lived among destitutecoal miners in northern England, an experience that caused him to give up on capitalism in favor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1936, he traveled to Spain to report on the Spanish Civil War, where he witnessed firsthand the nightmarish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fascist political regimes.


杰克·伦敦1903年出版的《深渊中的人们》一书,让奥威尔对伦敦贫民区的生活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奥威尔从一家二手商店买了一些旧衣服,开始与伦敦的贫民一起生活。后来,回归正常生活后,他便以这段经历为题材写就了《巴黎伦敦落魄记》一书。随后,经过与英格兰北部贫困的煤矿工人相处,他放弃了资本主义信仰,转而支持民主社会主义。1936年,他远赴西班牙,参与西班牙内战报道,亲眼目睹了法西斯政权下噩梦般的暴行。


Unlike many British socialist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Orwell was not enamored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policies, nor did he consider the Soviet Union a posit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t society. He could not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cruelties and hypocrisies of Soviet Communist Party, which had overturned the semifeudal system of the tsars only to replace it with the dictatorial reign of Joseph Stalin. Orwell became a sharp critic of both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and is remembered chiefly as an advocate of freedom and a committed opponent of communist oppression. His two greatest anti-totalitarian novels—Animal Farm and 1984—form the basis of his reputation. Orwell died in 1950, only a year after completing 1984, which many consider his masterpiece.


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众多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不同,奥威尔并不是苏联及其政权的追随者,也从未将苏联视为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代表。他目睹了苏联共产党的残酷和伪善,尽管苏联共产党推翻了沙皇的半封建制度,却同样以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独裁统治取而代之。奥威尔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被视为自由的倡导者和共产主义压迫的坚定反对者。他最经典的两部反极权主义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奠定了他的声望。奥威尔于1950年去世,一年前他刚刚完成了《1984》,许多人将这部作品视为他最后的杰作。


1.prestigious

adj. 享有声望的,受尊敬的,地位显赫的


2.dictatorial

adj. 独裁的,专政的;专横傲慢的


3.regime

n. 政权,政体;社会制度;管理体制


4.slum

n. 贫民窟;脏乱的地方v. 去贫民窟;将就适应


5.ragged

adj. 衣衫褴褛的;粗糙的;参差不齐的


6.destitute

adj. 穷困的 n. 赤贫者v. 使穷困;夺去


7.nightmarish

adj. 可怕的;恶梦似的;不愉快的


8.enamor

v. 使迷恋,使倾心


9.semifeudal

adj. 半封建的


谢选骏指出:现在还在谈论奥威尔的《1984》,真是太落伍了!因为那个英国共产党预见不到现在的万维网络,他所谈论的都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监控,不懂横向联系,更不懂得自下而上的发功使力。而我们现在,则是一个意识到了并且宣告了的思想主权的时代!


网文《乔治·奥威尔》报道:


乔治·奥威尔(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他的代表作《动物庄园》和《1984》是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其中《1984》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英语小说之一。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都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读者心中震颤。他将悲喜剧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张力。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政权,而是直接揭露语言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他因作品中的深刻思想,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有评论家如此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每个时代的人对此都充满了构思和遐想,努力去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富裕、和谐的世界。“乌托邦”是人类对未来美好向往的一个代名词。


但是,未来就一定就会真的美好吗?


谁也说不清楚。


王小波曾写到“对我来说《1984》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我们已经身历,且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但是今天,我们依然要感谢奥威尔,虽然他指出了一种黑暗的世界模型,触动人心,发人深省,但他的启示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精英对自由、平等、民主、富强倍感珍惜,大家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些美好的东西。


很庆幸,我们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新时代,它不是《1984》里所描述的黑暗世界,《1984》注定是面镜子,它将影响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很多人。


谢选骏指出:奥威尔和王小波都是小说家,不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的落伍不奇怪,但跟着他们一起落伍那才奇怪了。


网文《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著长篇小说)》报道: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出版的长篇政治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的恐怖世界,在假想的未来社会中,独裁者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人性被强权彻底扼杀,自由被彻底剥夺,思想受到严酷钳制,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下层人民的人生变成了单调乏味的循环。 

这部小说与英国作家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作家扎米亚京著作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这部小说已经被翻译成62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册,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英语小说之一。2015年11月,该作被评为最具影响力的20本学术书之一。


内容简介

1984年的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国家内部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均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如“新话”—Newspeak)、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以具有监视与监听功能的“电幕”(telescreen)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维持社会的运转。

故事中主人公所在的国家大洋国只有一个政党——英格兰社会主义,按照新语,简称英社(IngSoc)。社会也根据与党的关系被分为核心党员、外围党员和无产者(群众)三个阶层。政府机构分为四个部门:和平部负责军备和战争,友爱部负责维持秩序、镇压和严刑拷打,真理部负责宣传、文教和篡改历史,富裕部负责生产和分配。按照新话,分别简称为和部、爱部、真部、富部。

在大洋国“真理部”从事篡改历史工作的外围党员温斯顿因为在工作中逐渐对其所处的社会和领袖“老大哥”(Big Brother)产生怀疑,并与另一位外围党员裘利亚产生感情,因而成为思想犯,在经历了专门负责内部清洗的“友爱部”的思想改造之后最终成为了“思想纯洁者”。

作品目录

第1章 打倒老大哥

第2章 思想本身就是犯罪

第3章 无产者不是人

第4章 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第5章 孤生

第6章 我爱你

第7章 黄金乡

第8章 独自去偷欢

第9章 他们终于来了

第10章 仇恨周

第11章 我们是死者

第12章 在友爱部里

第13章 101号房

第14章 改造温斯顿

第15章 权力即上帝

第16章 热爱老大哥


创作背景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年底,奥威尔与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于保卫共和政府的光荣战斗。奥威尔在前线担任少尉,喉部曾经受过重伤。他为记述西班牙内战而写的《向卡特洛尼亚致敬》一书,后来成为关于这场内战的一个权威性文献。但是,这场正义的战争,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内部分裂,最后竟失败了。没有死于法西斯枪弹下的奥威尔,竟差一点丧身在共和政府内部党派之争的倾轧中。这个惨痛的经验对奥威尔影响巨大。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出发点,一直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动物庄园》和《1984》(NineteenEighty-Four,1949)创作。

创作历程

奥威尔从1945年开始创作《1984》,但因为疾病,小说的大部分是1948年他在苏格兰Jura岛写下的。最初奥威尔将小说命名为“欧洲的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但是他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沃伯格(Frederic Warburg)出于营销需求建议他换一个书名。奥威尔没有反对这个建议,但他选择1984这个特别的年份的原因并不为人所知。对于1984这个名字的来历,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将他写作这本书的那一年(1948年)的后两位数颠倒过来,成为了可以预见的未来的1984年,另一种说法是他借此暗指费边社(一个社会党组织,创立于1884年)成立一百周年。此外,还有说法称他暗指杰克·伦敦的小说《铁蹄》(其中一个政治势力于1984年登上权力舞台)、彻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的《诺丁山的拿破仑》(the Napoleon of Notting Hill,亦设定在1984年)或者他的妻子奥莎丝尼诗(Eileen O'Shaughnessy)的一首诗,诗名为“本世纪的终点,1984”,甚至有说法称奥威尔原本准备的书名是1980,但是由于疾病,小说的完成变得遥遥无期,他感到有必要将故事推入更远的未来,因此命名为1984。

《1984》于1949年6月8日由“塞克尔和沃伯格”公司出版。虽然奥威尔从1945年即开始创作《1984》,但小说的大部分是1948年他在苏格兰Jura岛写下的。这本小说有至少两位文学上的前辈。奥威尔熟悉俄国作家扎米亚京1921年的小说《我们》,他曾阅读此书的法文译本并在1946年写过评论。有报道指出奥威尔曾说他用此书作为他下一部小说的模型。批评家大多同意《我们》对《1984》产生过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奥威尔亦为凯瑟琳·布德肯 (Katharine Burdekin) 1937年的《反乌托邦》(或称”敌托邦”)和《Swastika Night》着迷,并从中借用了描写未来世界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主题,在这样的国家中在禁书中零散的碎片以外所有“真实的”历史都已经被抹去。

人物介绍

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主人公,外围党员,在真理部记录司从事篡改历史的工作。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对所处的社会产生怀疑。温斯顿的反抗具有西方传统人文主义色彩,他的名字让人想到二战期间领导英国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首相丘吉尔。温斯顿坚信客观真实的存在,他厌恶自己在真理部从事的篡改历史事件报道的工作。他反思自己真实的现实生存状况,感知自己的思维和表达都出现了障碍。在一个众人皆醉的环境中,温斯顿以写日记的方式与自我进行对话和辩论、确认自己的世界观。日记还是温斯顿通过重温、反省过去进行自我治疗的方式。他在造访了一位老年妓女后,试图通过日记舒缓自己的罪恶感和羞耻感,因为“他终于把他写下来了”。同时,日记也成为他试图反抗极权统治的理论试验场,他第一次在日记中写下了小说中重复出现多次的主旨句:“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可以说遇见裘莉亚之前,日记就是他的整个精神世界。

裘莉亚(Julia):温斯顿的情人,出于爱的本能对党的说教产生怀疑。裘莉亚不仅是“非知识分子”,而且身上具有无产者的一些特质:只关心个人,语言粗俗,大胆追求自然性爱。她是“奥威尔刻画得最丰满、最有吸引力的女性主角之一”。在温斯顿看来,她年轻、美丽、性感,满嘴粗话也显得自然而健康,富有曲线的身体充满了生命力。裘莉亚引导着温斯顿的反抗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带领温斯顿重新发现和回归对生命和自然的审美感受力。她选择的林中幽会地点正是温斯顿梦中的自然理想国—“黄金乡”。她领着他在林中聆听一只画眉在歌唱。鸟儿的鸣叫既没有原因,也没有对象,一向理性的温斯顿感到疑惑。“可是画眉鸣叫不止,逐渐把他的一些猜测和怀疑驱除得一干二净。这好像醍醐灌顶……他停止了思想,只有感觉在起作用。”在裘莉亚的引导和鸟鸣的启发下,温斯顿对现实的感知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具备了“脑”,更具备了“心”。 

老大哥(Big Brother):大洋国的名义领袖,但书中自始至终没有真正出现这个人物,他的存在始终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和人们膜拜的对象。“老大哥”是大洋国的领袖,在小说的描写中他从未出现过,但是每一个故事情节都与这位“老大哥”息息相关。他用所谓的理论控制着大洋国民众的思想,使大洋国的每一个人都彻彻底底地臣服于他。在小说中,主人公温斯顿是大洋国真理部的官员,是“老大哥”的部下,专门负责篡改历史。主人公温斯顿逐渐对“老大哥”的统治产生怀疑,并且参加了反对“老大哥”的秘密组织,但是温斯顿经过友爱部的清洗,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受了疯狂的摧残,最终不得不臣服于“老大哥”,并且成为了“老大哥”的忠实信徒。

小说的语言特色就是体现在对故事情节的描述当中的。作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利用语言的滑稽和夸张,深刻地叙述了故事发生的整个过程,让读者在捧腹大笑的同时,明白了极权主义的恐怖。在刻画“老大哥”这一形象时,作者利用语言的力量细致地刻画了个人独裁造成的社会悲剧。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主人公温斯顿被改造成为“老大哥”的信徒,不但没有怨恨,而且心中更加热爱这位大洋国的领袖。这一结局实际上就是讽刺在极权主义盛行的国家,个人是没有自由的,只能忠实地服从于国家领袖。

温斯顿在真理部主要负责篡改历史和消除与旧历史有关的证据,作者奥威尔就是想通过温斯顿的这种行径来表现“老大哥”的个人独裁统治和极权主义社会的黑暗。“老大哥”及其部下通过这种篡改历史的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忘记历史,在思想中只存在“老大哥”这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对异己分子和企图保留历史的人是非常残忍的。小说的作者就是想运用反讽的语言风格来尽可能地刻画出“老大哥”的形象,通过这个象征着极权主义的人物来揭示极权主义社会的恐怖。 

奥勃良(O'Brien):核心党员,思想警察,参与对温斯顿的拷打。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Emmanuel Goldstein):传说中革命的敌人,早年大洋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后来背叛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他是大洋国“两分钟仇恨”中的仇恨对象。

其他角色

阿朗逊、琼斯和鲁瑟福(Aaronson, Jones, Rutherford):被杀的前党领导。在处决后被作为叛徒写入历史,遗臭万年。

安普尔福思( Ampleforth )::温斯顿的同僚,擅长修改诗歌韵文。

却林顿先生(Mr. Charrington):表面上是一间贫民区店铺的东主,实际上是思想警察的成员。

凯瑟琳( Katharine ) :温斯顿的妻子,党的追随者。本书完结时并未提及她是否在世,因书中提及她和温斯顿已于数年前分开。

马丁( Martin ):奥勃良的仆人。

派逊斯(Parsons):温斯顿的邻居,因梦呓中出现反党言论而被自己的子女告发。

赛麦(Syme):温斯顿聪明的伙伴,是新话词典的编辑者,后来因他思想太清晰、知道得太多,且露骨地看出党编写新话词典的目的,被人间蒸发掉了。赛麦的蒸发讽刺斯大林的大清洗。

作品鉴赏/作品主题

在这部作品中,奥维尔深刻分析了极权主义社会,并且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未来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致刻画,投射出了现实生活中极权主义的本质。

《一九八四》中,作者借小说主人公温斯顿的心理及语言描写,表达了一种对民众麻木心理的“恨铁不成钢”愤懑,仿佛大洋国的所有人只有他自己意识到了自己所深处的社会的罪恶嘴脸,其他人却都置若阁闻,漠不关心。作者的文字间总流露着一种对极权统治,对乌托邦理想的讽刺,虽然最终的结局是失败的,但其中的斗争过程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小说中一系列的精辟的语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自由即奴役”、“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等等,充分表达作者内心思想的同时,也给我们敲响警钟。主人公温斯顿与裘利亚的地下爱情,虽然没能经受住严刑的拷打,但这爱情绽放的火光给予我们以人性向善的美好希望,温斯顿与裘利亚的爱情失败了,但他们毕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曾经绽放过,可以想见,未来的类似的爱情终将绽放并结出硕果。

存在是能够自由选择的,个体在存在中所进行的反抗能够证实个体存在,实现个体价值。但是在奥威尔眼中,所有的反抗都是徒劳的。小说主人公温斯顿是一个敢于向极权统治当局发出挑战的反抗者,他对大洋国当局的所有一切都进行了嘲讽,他试图通过了解过去、寻获爱情和参加兄弟党等行动发起反抗,以此来证明自己还活着。但这一切在奥威尔眼中都显得那般荒谬,他想要了解的过去早已经被统治者改得而口全非,他所寻求的爱情也在老鼠的疯咬下变得苍白无力,而他的盟友也被统治者改造成了正统民众。温斯顿的所有反抗都以失败告终。尽管在小说中作者表达了对反抗行为的赞赏,但作为一个旁观者,奥威尔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嘲讽,因为奥威尔清楚地知道,温斯顿越是反抗,就越接近死亡。奥威尔想要告诉读者的是,尽管人们的生存环境是荒诞的,但人们却毫无办法,只能在悲观绝望的境遇中对自我存在加以冷嘲热讽,对荒诞存加以强烈否定,而这恰是小说《一九八四》的价值核心所在。  

艺术特色/新话

在小说中,新话是一种大洋国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而专门发明的新语言,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为了能够保证新话更好地实行下去,大洋国的领袖以及他的部下们专门编写了《新话词典》,他们计划用新话替代旧语言,这样就能很好地控制大洋国民众的思想。语言是人与人交流的工具,是传递思想的载体。如果控制了语言,就相当于控制了思想,也就维护了个人的独裁统治,保证了民众绝对忠实于独裁者。虽然新话还不能彻底地代替旧的语言,但是它已经开始实行。比如,《泰晤士报》的重要文章都必须用新话写,不允许用旧的语言。

人物形象

负面英雄,也就是所谓的反英雄,指的是那些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式人物在思想和行为等方面天差地别的人。在作者的笔下,那些或是精神不正常地出现幻觉,或是天真幼稚又一厢情愿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或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或是阴险狡诈无耻至极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是反英雄式人物。这些唐·吉坷德式的人物在精神方面往往带有病态倾向,因而在闹出笑话的同时也带给人心酸。作者借这种人物形象来投射出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对人的成长所带来的影响。 

《一九八四》采取了人物形象的陌生化处理。在小说《一九八四》中,以人物形象刻画为重点的创作风格,为反乌托邦小说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重要价值。此外,“陌生化”人物形象的典型树立也充分体现了小说“陌生化”特色,比如温斯顿的典型刻画就树立了经典“反英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有两类,即核心人物温斯顿和其他人物。温斯顿是一个典型的“圆形人物”,标志着反乌托邦小说向现实关怀和生命价值表达的转向。温斯顿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色,比如自我独立和意志自由,但也存在着许多致命点,比如行动力弱,反抗力不强。网此外,相关人物之间的微妙转移也集中体现了陌生化的文本特征,小说《一九八四》中其他人物的关系脉络主要分为两条,即茱莉亚、奥勃良两人同温斯顿之间的人物关系变化,这两条关系脉络共同成为文本复线,更迭出现,产生了一种结构上的对称美。

视角

小说《一九八四》所采用的叙事视角主要以全知视角为主,并集中体现于人物出场描写、人物内心描写和人物梦境描写三个方面。在小说《一九八四》中,叙事者基本处于隐身状态,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但有时会借由人物视角进行叙事,以此来提高小说表现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全知叙述者用人物意识来实现聚焦,而人物视角是有限的,与叙述者的全知不同,它属于限知,而这种叙事视角又被称之为“人物有限视角”。

讽刺

首先,小说《一九八四》的讽刺基本是政治性讽刺。将政治写成艺术是奥威尔最根本的文学诉求,小说《一九八四》通过预言形式再现了未来极权社会,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进行了深入剖析,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阴森恐怖、极度压抑的大洋国。暗示了现实社会中极权统治的存在,散发着浓厚的政治寓言气息。

尽管极权统治无处不在,但是在作者眼中,极权统治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它无法深入人心,只有依靠暴力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的操控。在小说中,奥威尔对极权统治予以了强烈的讽刺,揭露了极权暴力的无力。大洋国统治者为了推行极权统治,全面安插了思想警察,电幕处于全天开放状态,对大洋国的党员进行监视监控。但就算在如此森严恐怖的极权统治下,温斯顿依然进行了无畏抗衡,并在日记中写下了“打倒老大哥!”的语句。最后他被抓捕,在遭受了一系列身体和精神的摧残后,最终选择了妥协,并在心里爱上了老大哥。尽管极权统治非常恐怖,但却无法深入人心,他只能利用暴力手段操控和统治民众,非常艰难地维持当局统治。作者奥威尔通过《一九八四》,对极权统治的无力予以了淋漓尽致的讽刺,表达了浓厚的蔑视和仇恨之情。

其次,奥威尔的讽刺带有强烈的悲剧性,传统的英国讽刺文学主要以积极乐观为主,但小说《一九八四》却呈现了完全悲剧的讽刺,处处散发着压抑和恐怖的气息。温斯顿的抗争也最终在“双重思想”的洗脑下失败,最终笃信了老大哥。小说《一九八四》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大洋国,大洋国看似极端荒谬,恐怖异常,但深入思考和仔细观想,却又如此的真实。因为作者通过预言的方式再现了未来的一九八四,是对现实社会某些因素极度夸张后的结果。主人公温斯顿原本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看透了大洋国当局对百姓进行心理操控的丑陋嘴脸,但最终他也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因为个体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极权统治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小说《一九八四》中,到处都充斥着绝望悲观的气息。

最后,奥威尔的讽刺主要表达了对荒诞存在的强烈否定。小说《一九八四》通过预言形式再现了未来极权社会,在这个充满荒诞和恐怖的大洋国中,读者每时每刻都感受着丝丝寒意。尽管主人公温斯顿进行了抗争,但最终结果却荒诞可笑:老鼠劝说温斯顿妥协,使其从心理上屈从和笃信了老大哥。由此可见,个体存在毫无价值可言,就算温斯顿进行了不懈抗争,想要证明思想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最终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不难发现,通过《一九八四》,奥威尔透露出对现实荒诞存在的一种否定。

作品影响

《1984》与1932年英国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通常也被认为是硬科幻文学的代表作。

《1984》已经被翻译成至少62种语言,而它对英语本身亦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书中的术语和小说作者已经成为讨论隐私和国家安全问题时的常用语。例如,“奥威尔式的”形容一个令人想到小说中的极权主义社会的行为或组织,而“老大哥在看着你”(小说中不时见到的标语)则意指任何被认为是侵犯隐私的监视行为。

《1984》被广泛认为是奥威尔的代表作,不仅文中的思想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其中的语言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部小说被翻译成至少62种语言,奥威尔在本文创造的一些新词,例如“犯罪思想”(thoughtcrime)、“新语”(newspeak)、“双想”(doublethink)、“老大哥”(Big Brother)、犯罪停止(crimestop)等已收进词典。 在已故作家王小波先生的《白银时代》里成为某种象征。

《1984》曾在一段时期内被视为危险和具有煽动性的,并因此被许多国家(不单是有时被视为采取“极权主义”的国家)列为禁书。本书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此外还在1984年改编成电影上映。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1世纪出版的畅销小说《1Q84》即向该书致敬,体现了《1984》的巨大影响力。

这部作品被译为60余种文字,并获得包括美国时代周刊“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在内的多项奖项。

出版信息/中文译本

1985年,《一九八四》,董乐山译,花城出版社、志文出版社(199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993年,《1984》,邱素慧译,万象文库出版社

2001年,《一九八四》(英汉对照全译),刘子刚译,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年,《一九八四》,林淑华译,小知堂出版社

2001年,《1984》,刘绍铭译,东大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2002年,《一九八四》,藤棋、金滕译,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年,《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

2006年,《一九八四》,王忆琳,崇文馆出版社

2009年,《一九八四》,邱素慧、张靖之译,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

2010年,《一九八四》,周静,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年,《1984》,富强译,群言出版社

2011年,《1984》,林东泰译,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年,《1984》,林敏译,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年,《一九八四》,唐建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

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仅以《动物庄园》和《1984》而言,他的影响已经不可估量。以至于为了指代某些奥威尔所描述过的社会现象,现代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奥威尔现象(Orwellian)”。如果说,贯穿奥威尔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贫困”和“政治”这两个主题,那么激发他这样写作的主要动力就是良知和真诚。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


谢选骏指出:奥威尔的《1984》太太太过时了!它的情景,比文革惨案、六四屠杀,都远远不及。可以说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矣!(“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语出三国时期竹林七贤阮籍。《晋书·阮籍传》记载:“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意指秦末时代无英雄,使刘邦小子成了豪杰。)奥威尔要是能活到现在,就什么也算不上了。

谢选骏:美国的克伦威尔只会逃税



《川普宣布延长紧急状态 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2020-12-17 大纪元)报道:


美国川普总统12月16日发布了“针对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继续国家紧急状态”的通知,宣布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以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受到的异常威胁。


白宫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这个声明,声明中说,“2017年12月20日总统通过第13818号行政命令,宣布了一项针对全球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国家紧急状态,并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采取相关措施来应对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的异常和特殊威胁。”


“侵犯人权和腐败行为全部或大部分源于美国以外,其普遍性和严重性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异常和特殊的威胁。因此2017年12月20日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必须在2020年12月20日之后继续有效。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美国法典第50卷第1622节)第202(d)条,我继续执行13818号行政命令宣布的关于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国家紧急状态,持续一年。”


“本通知将在《联邦公报》上公布,并转送给国会。”


川普在当天把这一信息致美国国会,声明2017年12月20日第13818号行政命令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将持续到2020年12月20日之后。信中写道,“全部或大部分来自美国境外的侵犯人权和腐败行为,其普遍性和严重性继续威胁着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稳定。人权侵犯和腐败破坏了构成稳定、安全和运转的基本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对个人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削弱民主、破坏法治、暴力冲突持续、促进危险人员的活动;破坏经济市场;并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继续执行第13818号行政命令宣布的针对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国家紧急状态。”


川普总统2017年签署的13818号“冻结涉及严重侵犯人权者或腐败分子的财产”行政令,是基于惩罚人权罪犯和腐败分子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网民哀嚎:

花蜜蜂 12-17 09:56

不能治本,来不及了。


天总是蓝 11分钟前

川大爷想干什么赶紧的,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要干就干大的,一锤定音的,你的时间不多了。你还不紧不慢的,我都替你着急!

thesunlover 43分钟前

"Trust in Go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by Oliver Cromwell

g2j2 今天 08:15

要抽干华盛顿沼泽,拯救我们的国家,绝不放弃、绝不妥协,永远不会投降,因为我们心灵流淌着红白蓝,我们是美国人!


谢选骏指出:法轮功希望川普充当克伦威尔,但他们哪里知道,美国的克伦威尔只会逃税,就像马克吐温《哈克历险记》里的戏团骗子。这真是“一方土养一方人”,没有君主教化的殖民地,不比英国本地,就是不懂规矩。


《川普启动紧急状态可拥有136项特权》(2020-12-16 李卫情感资讯):


平常时期,美国总统的权力受到三权分立的制衡,受限制比较多,但美国总统有一些特殊的权力,受限制就比较少,但还是会存在国会的干预。比如,不经宣战就展开军事行动,这个总统有时候可以绕过国会,不过理论上,这种军事行动不能超过60天,撤军也不能多出30天,虽然也有例外的出现,但是国会控制军事预算,总统的行动还是会受到牵制。


还有人事任命,白宫内的人事任命,就是总统一句话的事,但是如果是各个部的部长,那就还是要由国会参议院来审核与表决通过才行,不过川普活学活用美国法律,为了避免民主党在国会阻挠人事任命耽误事,川普经常用“代理”部长行事,在正式部长没出现之前,代理部长是一样可以做事的,例如现在的国防部,此前还有国土安全部,都出现过较长时间的代理部长。


此外还有与外国订立盟约、提名联邦法官、否决议案等等,如果国会想反制,还是可行的。例如最近新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因为不包含对230条款的废除,川普誓言否决。但国会如果要想否决总统的否决,理论上来看,只要人数凑够国会的三分之二,还是可以否决的。


那么,面对大选争议,很多保守派民众认为美国处在一种危机之下,在这种危机之下,总统还有一个特别的权力,可以叫做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或者叫危机处理权。按照历史上美国一些法学家的解释,这一权力是基于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8、9款,还有第二条的第1、2款。这种权力只在国家发生战争、国防、影响政府正常行使权力、还有重大灾难等紧急状态下,总统才会启用。


最早使用这一权力的是美国的林肯总统,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时期,依据1807年《平叛法》启动了紧急状态权力,后来也一直由总统使用。


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紧急状态法》,规定一旦启动紧急状态,美国总统可以一下拥有至少136项特别权力,包括终止人身保护令、宣布戒严、军事法庭审判、进行新闻检查、互联网控制、动用无需国会批准的经费、在国内国外调兵遣将、实施对外国的外汇管制、甚至管治企业运营等等等等。


自1976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因为不同原因启用过紧急状态。川普总统在过去四年的任期内,更是已经灵活使用过这一权力。有一次,修建美墨边境墙的筑墙款得不到批准,国会民主党一直在阻挡,所以川普2019年2月15日启动了国家紧急状态,利用这一特别权力,调拨经费,用于建墙。民主党抱怨川普说,从未有总统这样使用紧急权力,但是白宫回应说,这完全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并未创下先例。所以,在当今,很多人也呼吁川普总统启动国家紧急状态。


谢选骏指出:“情感资讯”也续不了美国克伦威尔的命,因为白宫毕竟不是脱衣舞厅。


《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这意味着什么?》(2020-03-14 澎湃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3月13日下午3时(北京时间14日凌晨3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新冠肺炎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将释放500亿美元救灾资金,用于协助各州和市政当局控制疫情。


截至美东时间12日下午4时,美国46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特区共有167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包括41例死亡病例。截至12日傍晚,有3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据媒体此前报道,特朗普11日在白宫召开卫生官员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致信特朗普,要求宣布国家进入新冠肺炎疫情紧急状态。彭博社13日早些时候报道称,特朗普将依据1988年的《斯塔福德法案》(Stafford Act)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这可让联邦政府调集更多资源抗击疫情,也使得联邦政府为各州和市政当局提供更多援助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这标志着特朗普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判断的一个象征性转折点。


《斯塔福德法案》是什么?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意味着什么?对此,澎湃新闻综合《纽约时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侨报网、环球网等媒体进行了梳理。


《斯塔福德法案》是什么?


《斯塔福德法案》全称《斯塔福德灾难与紧急援助法》(Robert 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于1988年通过,属于美国联邦法律。据《纽约时报》报道,该法律授权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在“自然灾害”期间有系统地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应对灾难的援助,并协调国家的应对行动,包括调动联邦基金。


FEMA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内的一个机构,控制着国会为救灾拨出的超过40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FEMA可以使用这笔资金来帮助建立医疗设施、运送患者,以及用于其他措施。FEMA通常与自然灾害的响应措施相关,该机构也可以应对流行疾病。


根据《斯塔福德法案》,美国总统可作出两种声明,一种是“紧急状态”,即特朗普此次宣布的状态;另一种是“重大灾难”。这两种状态都由FEMA负责。此前在1月31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宣布,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构成美国公共健康紧急事件。该部门是此前美国应对和防控疫情的主要负责机构之一。


12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根据《斯塔福德法案》,我们拥有非常强大的紧急权力。”“实际上,我已经记住了这些权力。如果我需要做某事,我会去做。我有权做很多人们甚至不知道的事情。”特朗普补充说。


特朗普自2017年担任总统以来,已多次援引《斯塔福德法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如应对加州大火等。2000年,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也曾使用《斯塔福德法案》紧急状态来支付蚊帐费,以应对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爆发的西尼罗河病毒。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意味着什么?


特朗普对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声明,结束了白宫内围绕这一议题持续数周的辩论,特朗普的高级助手对是否有必要根据《斯塔福德法案》宣布紧急状态一事存在分歧。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一些人担心这一声明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恐慌。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通常而言,紧急状态是指出现了突发性的危机,在较大时空范围内严重威胁到公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影响国家政权机关正常行使权力,必须采取特殊的应急措施才能恢复正常秩序的特殊状态。


引发紧急状态的因素主要包括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人为事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动乱、恐怖事件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国先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


长期以来,美国总统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方面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宣布紧急状态时可以动用一系列紧急权力。


去年2月,特朗普就曾因建造美墨边境墙的资金不足问题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但当时他所依据的,是1976年水门事件后由时任美国总统福特签署的《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该法界定了美国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明确了国会对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的制衡机制。不过该法对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只是做了程序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说明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在由《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声明的国家紧急状态下,美国总统拥有至少136项法定紧急权力 ,涵盖从军事、土地使用到公共卫生和农业的方方面面。


《纽约时报》对比称,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发布的紧急状态声明可以释放广泛的总统权力,例如掌握互联网控制权或中止法律等,而《斯塔福德法案》声明仅涉及FEMA。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外交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宏勃在为澎湃撰写的《法治的细节︱疫情下的人权:紧急状态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提到,紧急状态意味着非常状态,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个人利益,也包括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政府管制与公民人权之间进行妥协,达成一致和平衡。面对危机和灾难,只有政府、企业、公民齐心协力共度时艰,才能战胜灾难化解危机。


谢选骏指出: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意味着什么?上面这些共产党媒体虽然不可能预测到,那意味着美国会有几千万人染病、几十万人死亡;但是他们总该记得,1949年中国大陆进入“紧急状态”,导致了历次政治运动及其带来的大饥荒、大恐怖,七十年多年来,前前后后非正常死亡了好几亿人!


《特朗普政府卫生高官邮件曝光:让他们感染 群体免疫》(综合新闻 2020-12-17)报道:


根据美国国会议员曝光的电邮内容,特朗普任命的一位美国卫生部官员今年夏天曾多次敦促采取这样一种抗疫策略:让企业保持开放,同时让“婴儿、儿童、青少年”和其他非高风险人群接触新冠病毒,以实现所谓的群体免疫。


美国众议院新冠病毒危机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克莱伯恩(James Clyburn)表示,这些文件显示了“政府官员进行政治干预的一种有害模式”。


这些邮件是该小组委员会调查特朗普政府涉嫌政治干预时获得的。今年夏天,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前科学顾问保罗-亚历山大(Paul Alexander)和特朗普的长期盟友迈克尔-卡普托(Michael Caputo)被指控干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职业科学家以及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的工作。


今年9月,卡普托因病休离开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亚历山大也被解除了职务。亚历山大在7月4日给卡普托和美国卫生部另外6位通讯官员的电邮中写道,美国需要通过允许“非高风险人群暴露于病毒中”来建立群体免疫力。他写道:“婴儿、儿童、青少年、年轻人、青壮年、无疾病的中年人等,感染风险为零或很小……所以我们用它们来培养群体…我们希望他们感染,然后恢复,产生抗体。”


另一封电子邮件显示,亚历山大后来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局长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博士介绍了这一拟议的策略。


他在7月24日给哈恩、卡普托和美国卫生部其他一些官员的电邮中写道:“也许这将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保持开放,让洪水漫灌,让孩子们和年轻人感染,同时在老年人和高风险人群中实施严格封锁,以实现自然免疫……自然接触。”


更多的电邮显示,卡普托要求亚历山大进一步研究这个想法。


在这些电邮中,亚历山大严厉批评了政府的高级科学顾问,包括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在7月3日发给卡普托和其他卫生部通讯官员的邮件中,亚历山大哀叹福奇不应该警告公众“病毒传播将严重加剧”,当时美国的感染病例接近280万例。


他在电邮中写道:“他(福奇)就是不肯停下来!!!!!!!!!!!!!!!!他不能保持沉默....他不在政府网站的同一页上,他以为他是谁,是总统吗??”


谢选骏指出:看来,特朗普政府不仅参考了克伦威尔,而且执行了马恩列斯,这也难怪,因为特朗普的岳父岳母就是来自东欧的共产党员! 难怪美国的克伦威尔只会逃税。

2020年12月16日星期三

谢选骏:人类是世界的害虫



网文《阿兹特克活人献祭》(Aztec human sacrifice)报道:


活人献祭是将活人开膛,取出仍在跳动的心脏献给神明的献祭方式,常见于中美洲的原始文明的庆典或祭祀活动中。其中,以铁诺奇蒂特兰的墨西加人最为闻名;阿兹特克皇帝蒙特苏马一世甚至首创荣冠战争,从特拉斯卡拉、胡埃霍辛哥、求路拉等地大量取得献祭中使用的牺牲者。墨西加人有时更挑起与邻邦的纷争,藉以取得献祭的牺牲者;此举造成邻邦极大的反感,以致后来西班牙征服者得以迅速的和墨西哥地区的各城邦结盟,共同对抗阿兹特克人,造成阿兹特克帝国的崩解。


流传

阿兹特克人可能从托尔特克人那里学到活人献祭;另外,玛雅、印加等文明也都有活人献祭的文化。传说当墨西加人还寄居在库尔瓦岗当佣兵时,他们见识到了活人献祭的习俗与传说;之后,他们还向库尔瓦岗的君王要求联姻,但事后公主却被献祭,库尔瓦岗人因此赶走了墨西加人。

献祭者

献祭牺牲者一般不会是墨西加认同的本地人,他们通常是衣着、语言、习俗都异于墨西加的外邦人、少部分是犯了重罪的本地人。战俘是主要来源、其次是由从属国进贡提供的。

献祭方式

注意:以下部份含有了可能会令您感到不安、恐惧或受惊的内容,阅读该部分前,敬请注意。

概述

献祭通常在各月的祭典中举行,而献给不同神明的牺牲者有其不同的方式。祭司以外的人并不会参与杀人,但旁观者不仅会目睹全程,有些甚至本身就是牺牲者的提供者。有些的献祭场合中,牺牲者会饮用迷幻药,藉以达到节日效果或壮胆。献祭的准备过程其实相当繁复,而非一般人想像的杀人大会。很多庆典的祭品(牺牲者)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以期在庆典中能扮演良好的角色,达到祭典的目的。有些祭品在献祭之前要进行多次的彩排,有些祭品的养成时间甚至长达一年。

献祭方式

献祭者步上大神殿顶,躺在祭坛上,四肢被其他祭司压住,他的胸膛被另一名祭司剖开,掏出跳动的心。心脏被献给太阳神,尸身则被抛下金字塔,由提供祭品的团体带回肢解、分食。祭品被绑紧,放到火堆中烤,最后再拉出尸居余气的祭品,剖心献祭。通常用来献祭给火神。由于祭品会遭受极大的痛苦,因此会在脸上喷洒妖特里以减轻苦楚。祭品与一块大石台系在一起,装备不具伤害力的武器,与4名墨西加战士战至力竭后,才剖心献神。祭品扮演神明,进行一连串的庆祝活动,最后才被枭首。献给水神或雨神的祭品是小孩。他们盛装打扮,坐在轿子上游街,最后喉咙被刀子一抹,当作溅血的玉米之花献给雨神。

迷幻药

为减低痛苦、或让祭品在庆典上疯狂表演,祭司们也会使用一些迷幻药或镇定剂。已知的只有下列两种:

黑曜岩刀水:可能是加入其他草药的龙舌兰酒。妖特里(yauhtli):可能是粉末状的万寿菊,有轻微的镇定作用。《佛罗伦斯手抄本》中的迷幻药成分得主要来源有牵牛花、鸟羽玉、曼陀罗、裸盖菇等。

献祭传说

有些献祭──如新皇登基、大型工程竣工等──会进行大量的活人献祭。据说,在大神庙落成典礼上,有2万人遭到被献祭的命运。大量献祭后的为数惊人的尸体如何处理,尚未有定论。一般的说法是:四肢被分食,躯干则由皇家圈养的珍奇异兽处理,但此一说法无法处理大量的尸首。

讹传

关于阿兹特克的活人献祭,西班牙甚有史书纪载:1487年大神殿落成的庆典上就献祭了8万人。


谢选骏指出:屠杀战俘,主要为了节约粮食,不仅古代如此,就是现代也是这样。例如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与同盟国双方都有这类的记录。


《中美洲的金字塔》(去何从何 2018.10.21 简书)报道:


今日有幸目睹人类古文明的成果之一,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不得不赞叹人类的无穷智慧及积少成多创举。太阳金字塔是古印第安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它建筑宏伟,呈梯形,坐东朝西,正面有数百级台阶直达顶端。塔的基址长225米,宽222米,塔高66米,共有5层,体积达100万立方米。内部使用泥土沙石堆建,外表镶嵌着石板,任你风吹日晒,我自岿然不动。在顶端有放着太阳神的庙宇,不过现已被毁,在此就有通过杀人祭祀太阳神的宗教仪式。太阳金字塔是古印度安人大约建于公元二世纪的雄伟建筑,不过由于此部落文明在公元七世纪神奇消失后而衰落。


登上塔顶,虽然看不到太阳神像的光辉,但通过塔顶向四周瞭望,周边风景尽收眼底,展开双臂,闭上眼睛,吸收太阳精华,让人有与日月同辉之感。


在太阳金字塔的另一边,有一座体积稍小的月亮金字塔,通往月亮金字塔的大道称之为亡灵大道,在大道两旁有规整的建筑遗址,传说是最先来到这里的阿兹特克人,沿着这条大道进入这座古城时,发现全城空无一人,他们认为大道两旁的建筑都是众神的坟墓,于是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字。


走在阔达的亡灵大道上,可以想象那时是人声鼎沸,空气中充斥着人类文明的气息与繁荣,但渺小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却犹如沧海一粟,何去何从只在一挥间。不过,正如墨西哥的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说:“死亡其实是生命的回照。如果死得毫无意义,那么,其生必定也是如此。”“死亡才显示出生命的最高意义;是生的反面,也是生的补充。”


谢选骏指出:这个墨西哥人,秉承其祖先的血气,认识到了如果没有死亡,人类将失去意义。因为过度繁衍的人类,肯定是世界的害虫。


网文《活人祭祀(世界十大恐怖习俗之一)》报道:


活人祭祀,世界十大恐怖习俗之一。古人相信宇宙的一切都由神来掌控。因此人们通过祭神的活动来祈求神灵赐福。每当祭神的时候,人们拿出贵重物品作为贡物,有的地方甚至用人的生命做贡品,以表示虔诚。


起源

商代的人祭之风很盛,人牲和兽牲用于祭祀祖先神;用人和犬牲进行奠基等等。其用人之多,手段之残忍,后人无法想象。另外印地安人也要杀人祭神。据说印地安和殷商有可能有关联。

事件

藏农奴制度始于10世纪,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运动时被废除。占总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上层寺院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草原和牲畜。各教派上层喇嘛在修密法时还残害人命作供品。14世纪的汉文记载,已经提到使用人脑盖骨、胫骨、人皮、人心肝等作供品西。

活人祭祀的方法是用来祭祀神灵或其他神物。人们通常用杀死人类来乞求超自然力量和权利。这种习俗常常出现在古代文化中,并且在多个文化领域中发扬,如因杀人仪式而恶名昭彰的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一些人将这两种文明视为这种恐怖习俗的本源。人们认为受害人的死亡仪式是为了取悦神灵、安抚灵魂的方法。受害人的选取范围从囚犯到婴孩到纯洁的处女,他们遭受着悲惨的命运——焚烧、斩首、活埋。

经历了数年,活人祭祀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变得不常见。如今这种祭祀已经非常稀少。大多数的宗教谴责这种行为,当代法律也将其定位违法行为。尽管如此,在如今还是会看见这种习俗,特别是仍然信奉传统文化的不发达地区。

研究

一项新研究表明,欧洲史前猎人和收集者确实参与了血腥的人类献祭活动。通过调查从上旧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2.6万年至8千年)的墓穴挖掘出的遗骨,考古学家发现,几个墓穴中有一对或几个人埋葬在一起,并陪葬有大量祭品和装饰物。其中许多遗骨都很年轻,有的还残疾,如侏儒症。

付米可那在出版的《当代人类学》杂志上写道:“这些发现表明人类献祭可能是这些人们进行仪式的一部分。”另外印地安人也要杀人祭神。据说印地安和殷商可能有关联。

各地风俗

后古典期 (Post-Classic Period) 有关于玛雅人血祭仪式最详尽的描述。其中一个故事讲到,将心脏从被俘勇士的胸口取出,然后祭献给神。

来自敌方精英阶层的年轻战士是最受欢迎的祭品。如果抓到了敌方的统治者或主要首领,则会将他们留到某个特殊仪式上再砍头献祭。

奇怪的是,如果俘虏来自在地理上或文化上较为遥远的村落,则玛雅人不会用他们献祭。正如托多洛夫 (Todorov) 所言,受人欢迎的祭品必须同时既是外人又是邻居。活人祭祀的方法多种多样。

古典期 (Classic Period) 的一种做法是将人切成四块,有时候会在球赛期间祭祀。 奇琴-伊察 (Chichén Itzá) 的美洲豹神庙 (Temple of the Jaguar) 和战士神庙 (Temple of the Soldiers) 都是举行活人祭祀仪式的尊贵场所。

西班牙 (Spanish) 编年史家如此描述祭司的装备:用来焚香的柯巴树脂,黑色涂料,还有祭祀刀。在玛雅人看来,这些仪式对保障宇宙功能、时间预言、四季更替、玉米生长以及人类生命都至关重要。祭献活人对维系众神的生存来说非常必要,唯有这样才能补充众神对生命能量的定期消耗。

过程

北非名城迦太基,深夜,在一个怪异的青铜制巴力像前,有一大堆烧得烈焰熊熊的柴火。500个儿童作为献给巴力神的祭品,一个个可能事先已割断喉咙的孩童,先被放在神像伸出的双手中,接着掉下火堆在烈火中烧成焦炭。

祭礼进行中鼓乐喧天、热闹非凡。戴上面具的舞者与具有权势的祭司一齐主持祭礼,那些牺牲子女作为贡品的父母,则必须站在一旁眼睁睁的观看,还不准流一滴眼泪,因为用子女做祭品献给神是一种特权,不是一般父母可享的,这种光荣只赐给最高贵的家庭。

这是发生于古代的北非名城迦太基的一幕。约公元前310年。西西里岛上叙拉古王国的暴君阿格多克利斯,因与邻近城邦发生冲突,引起战争,被逼暂时逃到迦太基避难,亲眼目睹了迦太基居民以宗教名义做出的暴行。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历史家戴奥多勒斯根据阿格多克利斯目击情况做了记载,读来令人毛骨悚然。

迦太基被罗马人摧毁前约200年,经常举行焚烧童男童女的祭礼。腓尼基人是迦太基人的祖先,据说他们在建立迦太基前就已有了祈求丰产的独特祭礼,希望上苍赐福、五谷丰登、子孙安康。

迦太基贵族往往以奴隶的子女替他们自己的子女送命。后来,迦太基在与罗马的战争中连连战败,迦太基当权者认为是欺骗行为触怒了巴力神。所以,戴奥多勒斯宣称,阿格多克利斯见到的那次祭礼是迦太基的贵族为了赎罪,用自己亲生子女烧焦的尸体祈求巴力神息怒。

一座不高的祭台,两侧向下倾斜,形状犹如屋顶,作为祭品的人牲被放在祭台上,四肢捆绑着,使他受痛时无法反抗或者逃跑。接着,人们将火堆点燃,并用炽热的烙铁灼烧人牲,迫使人牲在祭台的两侧斜坡上痛苦的上下翻滚,这种痛苦的挣扎被认为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次日,人牲尸体上的肉就被一片片地割下来。这是发生在古代南亚某部落的一幕。达罗毗茶族的一支孔德人的人牲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默利亚”。“默利亚”一般是买来的。不过有的时候,孔德人也将自己的亲生子女卖为人牲。人牲由于被视作是祭神的圣物,所以生前倍受崇敬和善待,所到之处人人欢迎。人牲成年后往往有另一个“默利亚”作为配偶,他们的子女也将成为“默利亚”。

孔德人

孔德人一般在重大场合或者每年播种前的节日举行人祭仪式。距祭神还有10天或12天时,人牲的头发被剃去,全身涂满油膏、酥油和郁金根粉。接着举行一连好几天的宴饮狂欢。狂欢结束后,人祭仪式开始,在音乐和舞蹈的伴随下,人牲被带往离村落不远的“默利亚树林”,这是一片从未砍伐过的茂密丛林,专为举行人祭仪式。

人牲被绑在一根木柱上,全身再一次被涂上油膏、酥油和郁金根粉,并戴上花环。众人一边围着他舞蹈,一边祝告大地:“女神啊,我们向您献上这个人牲;愿您赐予我们良好的气候、丰盛的庄稼和健康的身体。”在此期间,人们争相争夺人牲身上的装饰品——花朵、郁金根粉,乃至一滴唾沫都成了宝物,因为他们确信人牲身上的装饰品具有巫术作用。

人牲再一次被涂上油膏,然后每个人都蘸一点人牲身上的油膏,抹在自己的头上。有些地方,人们还带着人牲走遍各家各户。众人或者拔人牲的头发,或者要人牲在他们头上吐唾沫。这时人们既不能捆绑人牲,又不能让他反抗,所以往往将其手骨折断,有时甚至将其腿骨折断;最好的办法是用鸦片麻醉人牲,就不用采取这些措施了。

处死人牲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除用烙铁慢慢灼死外,还有将人牲绑在木象鼻子上处死的方式,即木象绕一根大木柱旋转;人们在四周围绕,等木象鼻子转到自己面前时割一块人牲的肉,这样一刀一刀地将人牲剐死。最通用的方法是将人牲绞死或者挤死:一棵大树在中间劈开数尺,祭司和他的助手们将人牲的脖子或胸膛塞入树缝中,并用力夹紧。然后,等祭司用斧子稍稍砍伤人牲,人群开始争先恐后地在他身上割肉,但不触及头颅与内脏。

各村代表立即将这些肉带回去。为了尽快带回,有的时候还动用了驿马传送。待在村里的人在人牲肉送到之前,必须严格禁食。在全村的聚会场所,村里的祭司和各户的家长等在那里接收人牲肉。收到肉后,祭司把肉分成两份。一份敬献给大地女神:祭司把肉埋在地上的一个洞里,然后立即转过身去,必须不能看见人牲肉,埋好后,众人再各加一小撮土,最后祭司浇上一葫芦水。

另一份人牲肉按每户人数的多少平分,各户家长用树叶包好,也按照转身不看的方式埋在自己最好的田里。至于人牲的剩余部分(头颅、内脏和骨头)则在第二天早晨和一只整羊一起焚化。此后将骨灰洒在农田中;或和成浆状涂在住房和谷仓上,也有和新谷混在一起的,据说可以防虫蛀。

南亚土著宰杀人牲的目是为了博取大地女神的好感,以确保一年的风调雨顺和庄稼丰收,即祈求大地女神保佑一年的丰收,身体健康,无灾无病。而且尽量延长人牲的痛苦挣扎,是为了尽可能地使他多流眼泪,因为他们认为,人牲的眼泪像征着雨水,所以人牲流的眼泪越多就预示着该年的雨水越充沛。

专家们评价认为,古代世界的一些原始部落残酷地用活人献祭是因为他们认为,像庄稼等新事物的诞生是以在其他事物的死亡为基础的。没有死亡,就没有再生(繁殖)。这也就是说,死亡和再生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互相依赖的方面,要使人类以及其他一切生物继续繁衍下去,就必须同时有其他人或生物的死亡。


谢选骏指出:“奇怪的是,如果俘虏来自在地理上或文化上较为遥远的村落,则玛雅人不会用他们献祭。正如托多洛夫 (Todorov) 所言,受人欢迎的祭品必须同时既是外人又是邻居。活人祭祀的方法多种多样。”——我认为,这种远交近攻的方式,清楚说明,“杀人献祭是为了降低敌对部落的人气”。如此说来,秦始皇消灭六国的方式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原始部落的基本生存技巧——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人类是世界的害虫。


《青铜器里煮人头,食人还是献祭?结果让学者大吃一惊!》(2020-09-12 品读古代史)报道:


在我们印象中,商人信奉鬼神、喜欢祭祀。故而殷商青铜器给人整体的感觉,就是充斥着狞厉之美。不论是饕餮还是猛兽总有一种择人而噬的错觉,仿佛在传达鬼神的威严与人类的卑微。


很多时候,在商人眼里,其他种族(羌人)或者战败者无疑是可以和牲畜划上等号的。那么如果青铜器里出现了人头,到底是他们自己吃还是献祭给鬼神吃?


恐怖的青铜甗


青铜甗(yǎn)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现代的蒸锅,既然如此,它的结构就比较清晰明了,分为上下两部分:


下层为鬲(lì),是用来烧水的;上层为甑(zèng),是用来放食物的。


至于中间,自然要用带着漏孔的篦(bì)子相隔开,这样的话通过加热便能让水蒸气蒸熟上面的食物。


按理说,既然是典型的炊器,放点什么不好,可里面偏偏出现了一颗人头,难道说这人头便是商人的食物?


盛着人头的青铜甗,共计发现了两次,一次有可能是孤证,但是接二连三的发现,就让人不禁怀疑这背后是否隐藏有什么秘密。


第一件是1984年在安阳殷墟发现的,当时的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不小心将头颅滚落在了锅里,毕竟谁大家也没往令人恐怖的那方面去思考。


当时这件青铜甗由于外力挤压变了形,里面的头骨也没法拿出来去做检测,所以人们也就暂时接受了这种简单说法。但是第二次在1999年又在安阳殷墟发现了同样的一件,里面依旧装着一颗人头,这就让人不由得毛骨悚然。


于是这次专家们开始提取头骨样本进行科学检测,结果让人意外,原来专家发现这块骨头里面的钙质流失严重,和其他出土的人骨完全不同。


这意味着,这可人头是专门被放在青铜甗里特意煮熟了的,而不是之前认为的滚落所致。


那么,最终的问题来了,这些青铜甗被煮过的人头,到底是商人自己吃呢,还是作为一种献祭,祭祀给祖先鬼神?


《礼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很多人会说,商人的确有恐怖血腥的食人习俗,毕竟我们耳熟能详的《封神演义》中就有商纣王烹杀伯邑考的事例,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载: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就连现代人最爱的段子手鼻祖,疯狗鲁迅也说过:“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那么,既然是吃人,吃的是什么身份的人,就成为解开谜底的关键。


此外,既然认为吃人是一种习俗,那么就意味着在一种背景下这个群体会把食人俗视为惯常,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少数的几次吃人行为。


六安的女贵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家们从青铜甗中的头骨上,取下了一颗牙齿做了锶同位素分析。


结果发现这个15岁(通过牙齿磨痕、发育程度分析得出)的少女,竟然还不是河南本地人,这说明她是从别的地方被商人俘获的?


那么,她到底来自哪里,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住、杀死并被残忍的烹饪了呢?


专家又对少女的牙齿做了氧同位素测定。综合检测结果以及甲骨文卜辞,专家们得出结论:这是一名来自安徽六安的贵族少女,之所以说是贵族,是因为其口腔清洁情况表明,这是一个能稳定获取大量蛋白质的肉食者。之所以说她来自安徽六安,则是因为青铜甗出土地层年代在殷商晚期。这一时期殷商军队在河南安阳东南的安徽六安地区,展开过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食人俗与献胹祭


在弄清楚这个青铜甗人头的相关问题后,不难发现问题已经很容易解答了。既然,这种青铜甗中的人,是来自殷商战败民族的贵族子弟,那么就证明这种人头宴可不是随时随地就能吃到的,必须是在采取大规模的战争行为后才有可能实现,因而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常态的食人行为(类似于我们每天吃米饭、面条一样),这也是目前殷墟这么多人牲中,仅见两例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在甲骨文卜辞中,也找到了采用甗这种独特炊具进行烹饪的做法,在商代它被叫做胹(ér)祭。这更加说明这种青铜器煮人头的操作,并不适用于常规食物的打开方式,它的享用对象应该是商人极为尊崇的鬼神。


商人迷信,认为人死后会成为鬼,鬼神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翻版,自然也需要吃饭、喝水,拥有各种享乐活动,而人作为万物之灵,自然是最好的祭品。


而所谓的“胹祭”,正如甲骨《合集499》中所记载的“而二”,就是将动物和两个羌人一起煮熟了,拿去祭祀给祖先。


是不是在一个青铜鼎里煮熟的呢?是的话,试想,还真有点恐怖:随着锅里汤水翻滚,一会浮上来一只羊,一会一只猪头,又浮出来一个人头!


此外,我们目前在甲骨文所见最大规模的祭祀,是一次性杀死了畜牲1000、人牲1000,也就是《合集1027》中记载的“千牛千人”。


至于商人为何要采取如此恐怖血腥的手段,有学者推测这和美洲阿兹特克帝国类似。


两者都因为卑微和受屈的起家历史而采取了恐怖主义的统治策略,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使用人牲,并将杀人祭祀宗教化。


简单说就是商人之所以这么残忍,一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二是为了震慑敌国。可能正是因为殷商事鬼,而不重人,孔老夫子才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矣”。他所怀念的可能正是周公亲自垂范的重人伦、讲礼仪的华夏文明核心价值观。


谢选骏指出:人类相残只是为了竞争生存空间,所以和人类详尽的灵长类都灭绝了,剩下的猩猩猴子都是丛林动物,不和人类的生存空间重叠的。而当人口密度达到互相竞争的程度,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战争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争夺土地,还不如说是为了减少人口。因为人类是世界的害虫。我相信,如果世界被牛羊统治了,它们之间也会爆发战争的。否则,就得大家一起饿死了。牛羊没有能力互相残杀,所以需要虎狼来为他们做主了。

谢选骏:杀人祭祀是文明的起点



网文《古婆罗门 玛雅人 殷商祭祀 采取了恐怖主义的统治策略 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使用人牲 并将杀人祭祀宗教化》(无心道人无耻之徒)报道:


1.印度古婆罗门教的祭祀,人祭。施祭的目的是企求在马祭中所没有获得的东西。很多学者都认为马祭是代替人祭的一种形式,在吠陀文献中屡次提及以人作为牺牲的事实。21世纪初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种祭祀仪式的存在。如《白耶柔吠陀》中曾列举可作牺牲的184种人,并各有献祭的特定对象,如对阎摩神用石女;对暴风神摩录多用农民;对天神用秃头翁;对地神用跛者;对死神(米利多)用猎人;对眠者用盲人;对舞者用诗人;对歌者用职官;对地狱用杀人犯;对黑暗用盗贼等。作牺牲的方式不一,有的可自投于水;有的在礼拜太阳神后永远隐遁山中等。但吠陀文献中也规定可用牲畜、谷物等替代……


2.人殉,是古人认为人死亡后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在生前享受的待遇,生前众人服侍,也想带到另一个世界,所以在祭祀等时候就会出现人殉,他的动机算是古人的一种想实现美好愿望的想法。是一种祖先崇拜,商朝人殉的文化很深远。


西周时期,比较重视对天地、山川和社稷的祭祀。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众多的神灵,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天神、地祇和人鬼三种。周人的祭祀比殷人更加复杂,并且具有系统化,而且设有专职去应付庞杂的祀典。周人除了用人祭祀自然神灵以外,也用人祭祀祖先神灵,但用人的数量和规模,都比商代少得多和小得多。有些西周贵族墓地很少见到用人祭祀或用人奠基的现象,但有些地方的西周遗址,用人奠基和用人祭墓的现象仍然比较流行,考古资料中曾发现过这样的例证。


在第一次东征后,周武王回宗周镐京祭祖时,就使用很多的俘虏和牲畜祭祀。《世俘》中说周朝祭祀时,小牲羊、豕多达2701头,牛504头,人牲至少达100人!


《春秋》中出现说宋襄公为了讨好东夷人,让邾国抓住了鄫国国君,以他作为人牲来祭祀土地神。春秋时期这样的人殉是第一次出现,当时是个大事。


3.玛雅人为了祭祀神灵,每年屠杀掉许多的奴隶来祭祀神灵,玛雅人相信众神是由人血供养的,所以他们敬献鲜血给神灵,希冀神灵赐予他们充足的粮食收成作为回报,并认可他们的王拥有神圣的地位。


4.弗雷泽《金枝》记述以下事实——


在远古时候,祭司和国王(世俗政权统治人物)往往是一身多任,是神职与王权的结合——这在远古社会是一个普遍现象,国王兼有占卜、祭天等属于祭司的职权。但是到了一定时期,比如他的任期届满、他的精力衰竭或遭遇旱涝饥馑、战争失败之时等等,都必须被处死。这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古阿拉伯的文史记载中都有发现。而在非洲某些部落,祭司或首领在任期届满时会被处死,并且在任职期间也有可能被强有力的对手刺杀身亡,而刺杀者继任其祭司职位或王位。这便是弗雷泽称为有限君主制政体的古老习俗。


胡厚宣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统计的考古数据是:发现的殷商时代人殉、人祭,能找到尸首骨头的是3684人,连同一些散落无法复原的骨骸,大概是四千人:殷墟的面积大约是36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每平方公里的地下埋着111.11个死亡的人牲。【见: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篇)》《文物》1974,0(7)】


胡厚宣同时统计了甲骨文卜辞中的数据:记录人祭的卜辞是1350片,卜辞1992条,仅在商王武丁时期(42年)的人祭卜辟就有甲骨673片,卜辞1006条,祭用9021人,另外有531条未记用人数。其中一次最多用五百个奴仆作祭祀。也就说武丁在位的42年里,差不多每天杀0.6人用于祭祀。【见: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0(8)】


杀人祭祀称为「用」。如:《合集454》、《合集456》。甲骨文中有「杀」字,但是,杀羌人祭祀,连「杀」都不叫,而是叫「用」,好像用个东西一样平常。


悲催的姜人——说起「用羌」,就想起悲催的羌人。甲骨文卜辞中,人祭被杀死的人牲很大一部分是羌人。我曾在我的头条专栏写过一篇文章讲过这个问题:商代羌人的简直是「杯具」,从甲骨文来看,羌人受了商人惨无人道的迫害,各种酷刑施加在羌人身上,除了被用做人牲,还被阉割、殉葬、活埋、火刑、奴役等等。这不是我脑补臆想,从甲骨文的「羌」字,就可见一斑。


商代的「羌」字有多种异体字:在脖子部加「手」字形,表示「擒获羌人」:在颈部加绳子捆绑、加石锁(执)的字形:还有一种「脚镣手铐」的字形——脖子系绳子,脚上绑石锁:还有一种更恐怖——加「火」加「系」的字形,是商人【燎祭】祭祖的人牲。


【燎祭】是什么?就是火烧牺牲,教廷烧死圣女贞德也是这样被绑着!这就是为什么武王伐商以「吊民伐罪」自居,而羌人是周人的铁杆同盟,灭商最坚定的支持者。商灭以后,这样的字形完全消失,体现了周代羌人政治地位的提高,羌人跟随周人,大部分融入了华夏文明。

花样百出的杀人方法——我之所以说,商人相比玛雅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玛雅人不过挖心挂头,而商人的人祭有几十种,杀人方法花样百出,你能想到的古今中外酷刑:活埋、火刑、活寡,活寡对商人来说是很平常的。


学者王平在《甲骨文与殷商人祭》中一共总结了几十种人祭中杀死人牲的方法,这要一一讲的话,十万字也讲不完,我只简单说我认为最不人道、最残酷的一些杀人方法:火刑——如果我要被商人杀死,我最不愿意的就是被活活烧死。人牲被施以火刑,主要就是在燎祭中,燎祭是很古老的祭祀仪式,把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

甲骨文中有表示燎祭中烧人的专用字:烄。这个字甲骨文是上下结构,下面是「火」,上面是一个被火烧的已经扭曲的人。

《合集12842》就是在占卜,用烄法烧人祭祀神灵,是否会下雨:甲骨文中,另一个与燎祭火刑有关的字如,也是「人在火上」,不过这是一种求雨的祭祀。


汉字「黄」也是一种用来求雨被烧死的「人牲」,不过是一种有佝偻病的残疾人。古代叫做「尪」,「尪、黄」一声之转。《左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預注:「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


烹煮法——汉尼拔博士在商人面前都相形失色。甲骨卜辞中的「胹祭」,就是煮熟食祭祀祖先和神灵。而人经常是被烹煮的对象,如:《合集499》,将动物和两个羌人一起煮熟了,祭祀祖先:是不是在一个青铜鼎里煮熟的呢?是的话,还真有点恐怖!随着锅里汤水翻滚,一会浮上来一只羊,一会一只猪头,又浮出来一个人头!


其实,殷墟真的出土过两个装着人头的青铜鼎:一开始曾经让考古工作者大惑不解,经过鉴定,发现这些人头被煮熟过。一些媒体开始脑补,商人是食人族,商朝贵族吃人肉云云。其实这就是「胹祭」,用来祭祀神灵和祖先的。


戠杀——这恐怕是最藐视生命的一种杀人方法。「戠」这个字在先秦古文中,假借意义指「肉干」,后起字为「膱」,也就是今天的腊肉,「戠杀」就是把人制成肉干,也是卜辞中常见的一种杀人方法,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认为这就是后世所称的「胣」。胣,读作chǐ,汉字,意为剖肚后拽肠子。见《汉语大字典》(第二版,页2210)的解释:很多南方方言,如:湖北、江西,把杀鱼去内脏肠子,就叫做「胣鱼」。所以,第二片卜辞所说的就是先把人的内脏肠子,拿出来,然后再做成人肉腊肉。商人把人做作成肉干,难道其目的是让祖先慢慢享用?真的很难理解。


用人牲最多的两次祭祀:五百人和一千人——上文提到胡厚也就是上文提到一次杀死五百人的人祭,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合集》562正癸丑卜, 贞,五百〔僕用〕,旬壬戌侑用僕〔百〕。其实,人祭最多一次是【册(上)口(下)】祭,杀死了畜牲1000,人牲1000,是目前甲骨文所见最大规模的祭祀,也就是《合集1027》。


累累白骨堆积成山,小孩也不放过——看胡厚宣先生《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下篇)论文,简直看得令人揪心,殉人大多数是在下葬的时候,被当场杀死,虐杀方法非常残忍。……上文说过,商人根本没有把异族人当人看的意识,竟然将人骨和猪骨埋在一起,脚手都被砍断的殉人。今天所称的【殷墟王陵区】是当时殷商贵族的墓地,又大大小小200多个墓葬,大一点的贵族墓葬里,几乎都有几十上百个殉人被杀死陪葬。


殷墟王陵区1001号大墓,殉葬人牲有三、四百人,虐杀的残酷冷血,非常像【卡廷惨案】,还包括儿童,最小的甚至头顶的囟门都没有长合。即便是玛雅人也不杀儿童祭祀,殷商统治者残忍冷血令人发指。


以上的残酷暴行,仅仅是九牛一毛,有很多更残酷,一时记不起来,以后记起来了再补上去。看完这些以后,读者能不能跟我得出相同的结论?商人不是不尊重生命,而是根本不把异族人当生命看!


当然,对待历史切忌以今度古,在三千多年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并不是指责古人,何况,商人也是我们的祖先,相信至今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流淌着商人的血液。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我们使用的文字,也是从商人那里承袭而来。


前面说过,商人人祭、人殉主要是取悦神鬼!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也取悦鬼神,那么,商人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大规模的进行人祭、人殉?《考古》网站登载的一篇论文很有意思,题目叫:<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起源与兴衰的背景谈——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恐怖主义策略比较分析》。这篇论文的结论是:历史上,中国的商代和美洲阿兹特克帝国都因为卑微和受屈的起家历史而采取了恐怖主义的统治策略,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使用人牲,并将杀人祭祀宗教化。


综观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在商代政治领域的兴衰及其背景,结合同中美洲阿兹特克恐怖主义策略及其历史背景的对比观察,我们认识到恐怖主义在国策中作用的兴衰,同有关统治者的统治自信心强弱程度以及周围政治环境对他压力的大小息息相关。


说简单一点就是商人之所以这么残忍,一是,自己壮胆,二是,震慑敌国。不管有无道理,一家之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我个人觉得,原始蒙昧思想是主因,其次,应该就是宗教的原因,政教合一不管多么冠冕堂皇,最后往往会演变成野蛮、荒唐、残暴的政权。


历史上黑暗中世纪,西方社会比今天的【伊斯兰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反而是回教世界比较文明。比如:大名鼎鼎的「女巫之锤」也是残忍至极,背后驱动力其实人类的邪恶,神鬼只是借口和工具而已。但是,从宗教改革以后,教权被制衡,古希腊理性和人文精神,才开始在西方复苏,之后是民族国家(nation)建立,世俗政权主导,西方才开始崛起。


重人伦,讲礼仪,君子自强不息,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而这都是得益于周公创设礼制,使得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开始,渐渐摆脱政教合一的噩梦,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世俗社会。


先周、早周也有人殉现象,但规模很小,人祭目前我好像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到东周人殉基本上很少,主要是贴身奴隶为主,有些甚至是自愿的,或者都用人俑代替。秦穆公搞人殉还被中原诸侯取笑。总之,周礼遏制人殉、人祭非常明显,这是巨大的进步。所以,孔子即便是殷商后裔,但他一生都执着的从周,其实,周公才是中国严格意义上的人文始祖。如果真的是商人主导华夏文化,很有可能不会延续到今天。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即便是玛雅人也不杀儿童祭祀,殷商统治者残忍冷血令人发指。”这并不正确。


网文《房子翻修竟挖出700多颗人头 而且越挖越多》(2020-12-16 综合新闻)报道:

  

人类历史源远流长,许多地方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2015年,墨西哥一处建筑翻修竟然发现大量人类头颅,最初发现了650多颗,如今越挖越多,近日又发现119颗。专家表示,其中许多死者是妇女和儿童。


据英国媒体12月13日报道,近日,考古学家在墨西哥的“骷髅塔”中发掘出数十具阿兹台克人的遗骸。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INAH)表示,还发现了119颗人类头颅。2015年,墨西哥城一栋建筑物进行翻修,结果发现了这座五米高的“骷髅塔”。根据专家的说法,这些死者包括被俘的战士,还有一些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可能在祭祀时被杀死以安抚众神。考古学家巴雷拉-德里格斯表示:“我们无法确定其中有多少人是战士,不过可以确定一些俘虏被留作祭祀用。”


最初,在该地点发现了650多个头骨,近日又挖出119颗。这被描述为该国多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文化部长亚历杭德拉-弗劳斯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令我们感到惊讶,毫无疑问,这是近年来我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考古发现之一。”专家表示,在中美洲,人类的牺牲被视为确保世界继续存在的一种方式。因此,专家认为这座塔是“生命的建筑”,而不是“死亡的建筑”。阿兹台克人和其他中美洲人进行牺牲仪式,作为对太阳的奉献。


阿兹台克人从14世纪到16世纪统治着墨西哥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考古学家表示已经确定了“骷髅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86年至1502年之间。


谢选骏指出:阿兹特克人虽然不同于玛雅人,但毕竟也算近邻近亲,所以一味怪罪殷商残暴,似乎并不公允。在我看来,杀人祭祀似乎构成了文明的起点,因为那是一种“种族精选”的方式。此外,也算限制人口、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的策略之一。因为毕竟,古代文明的衰落,大多由于其基地周边生态环境破坏所致,这与人口膨胀的关系极为密切。

谢选骏:杯水主义和共妻制度来自德国

《德国人为什么喜欢在公共场合裸体》(BBC 2020年12月14日)报道:


今天,德国公共场合裸体的历史传统已经培养出一种广泛的关于解放身体的开放思想。在柏林生活了四年,我接受了德国人凡事随性的精神。我在美国中西部长大,那里对裸体的态度与德国相比更为拘谨。


在美国主流文化中,裸体通常被认为与性相关。但在德国,在某些日常场合脱衣服并不罕见。我已经习惯了裸体桑拿,在游泳池里裸泳,在德国游泳衣好象是生日派对上才穿的。当我在理疗前主动脱去衣服,按摩师感到惊讶,他说,美国人通常被要求脱衣服,才会去做。但是,正如谚语所说,你永远不会忘记你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裸体。我是在柏林南部新克尔恩区(Neukolln)的汉瑟海德公园(Hasenheide)慢跑时初识裸体文化的,当时我遇到了一群沐浴在午后阳光下的裸体。后来,在与朋友交谈并通过谷歌研究过这个问题后,我发现在城市公园或海滩上偶遇裸体是柏林的一种仪式。


然而,我所看到的并不是柏林享乐主义的一面,而是自由文化(Freikorperkultur),即“自由身体文化”的一个例子。裸体主义通常被简称为FKK,它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德国,裸体主义作为一种公共行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不像在西班牙的海滩上脱去你的上衣,裸体包含了一种更广泛、具有独特精神的德式运动,在德国历史上,在自然世界中脱去你的伪装是一种抵抗和解脱的行为。“裸体主义在德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y)近代史副教授阿诺德·博格坎普尔(Arnd Bauerkamper)说。在19世纪末流行的“生活改革”(Lebensreform)哲学,内容包括提倡有机食品、性解放、替代医学和更简单的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这个运动针对工业现代性,反对19世纪晚期出现的新型社会形态,裸体主义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博格坎普尔说。


在德国许多指定的海滩、露营地和公园,自由身体文化都被允许。据波茨坦莱布尼茨当代历史研究中心(the Leibniz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 Potsdam)的历史学家汉诺·霍赫穆斯(Hanno Hochmuth)称,这场改革运动在包括柏林在内的一些大城市尤其盛行,尽管这些城市将乡村生活浪漫化了。在魏玛时期(1918-1933),裸体海滩上出现了享受日光浴的资产阶级,但只是“非常、非常少的少数人”。根据博格坎普尔的说法,“在专制社会和帝国年代(1871年至1918年),保守价值观令人窒息。这催生出了一种新的自由观。”


1926年,艾尔弗雷德·科赫(Alfred Koch)创立了柏林裸体主义学校(Berlin School of Nudism),鼓励男女混合的裸体运动,继续相信户外裸体可以促进与自然的和谐和健康。虽然纳粹意识形态最初禁止,视其为不道德之源,但到1942年第三帝国已经软化了对公众裸体的限制。当然,这种宽容并没有扩展到被纳粹迫害的群体,比如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但直到德国战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后的几十年,裸体运动才真正繁荣起来,尤其是在东德——裸体不再局限于资产阶级。据博格坎普尔说,对于生活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来说,旅行、个人自由和消费品销售都受到限制,裸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通过提供一点“自由的活动”,在非常严格的状态下释放紧张压力。


从小在东柏林长大的霍赫穆斯和父母一起去过裸体海滩。“有一种逃避现实的感觉,”他说。“(东德人)总是要满足共产党提出的各种要求,那是必须做的事情,比如参加政党集会,或者被要求在周末义务参加公共劳动。”在民主德国建国初期,一些放荡的东德人继续裸体洗澡,同时密切防范巡逻的警察。直到1971年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上台后,裸体运动才再次被正式允许。据博格坎普尔说,在昂纳克的领导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始了对外和对内开放的进程,这一策略意在改变对外形象。他说:“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说,主张‘好吧,我们允许甚至鼓励裸体主义,我们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是是很有用的。”


自从1990年东西德合并,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各种禁令解除后,裸体文化开始衰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千上万的裸体主义者挤满了露营地、海滩和公园。2019年,德国自由身体文化协会(German Association for Free Body Culture)仅有3万多名注册会员,其中许多人年龄都已经在五六十岁之间。


然而今天,裸体主义继续成为德国文化,特别是前东德文化的深刻印记。它甚至偶尔成功地成为了爆炸式传播的头条新闻,比如今年夏天,在柏林湖边裸体运动指定区域,一名裸体男子追赶一头偷走了他笔记本电脑包的野猪。


事实上,德国长期以来的裸体主义传统,使德国人对在公共场所不穿衣服有相当的宽容,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表现。正如我所发现的,允许裸体的空间仍然随处可以找到,而且通常与健康追求联系在一起。


Nacktbaden.de网站上有一份整理的井井有条的德国海滩和公园名单,你可以在那里进行裸体日光浴;你也可以在桑拿和水疗中心脱下衣服;或者去哈尔茨山(Harz Mountains)、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Bavarian Alps)或萨克森-安哈尔特(Saxony-Anhalt)的森林里远足。或者,如果你想更正式一点,可以去柏林的体育俱乐部FSV Adolf Koch,那里有裸体瑜伽、排球、羽毛球和乒乓球。


在许多方面,裸体运动的遗产让旅行者可以理解许多对东德人仍有凝聚力的价值观。斯特恩科普夫(Sylva Sternkopf)从小就去东德的裸体海滩,对她来说,这个国家的自由身体文化反映并传授了她某些价值观,她也要将其传递给孩子们,尤其是这个国家对他们自己身体的开放心态。她说:“我认为这仍然深深植根于我们这一代的东德人。”“我也试图把这一点教给我的孩子们,以这种方式教育他们,要对自己的身体开放,不要为赤身裸体感到羞耻。”


对斯特恩科普夫来说,以一种无关性的方式看待裸体,也有助于人们学会透过外表去看待他人。通过把一切都暴露出来,人们更容易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身体,而是一个人。

“如果你习惯了看到人们裸体,你就不会太在意外表,”她说。“我认为这在整个东德更为普遍:我们试着不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但我们总是试着察看他的内心。”


谢选骏指出:在公共场合裸体,美其名曰天体运动,其实是献丑;德国人为什么喜欢在公共场合裸体?因为杯水主义和共妻制度也是来自德国。


《裸体有理——德国人为什么喜欢天体浴?》(BBC 2017年9月17日)报道:


在很多人眼里,德国人比较拘谨、甚至保守。但是,蒸桑拿、游泳、在公园或者海滨晒太阳,德国人脱到一丝不挂可都是常态。天体浴在德国也被称作FKK,大意是身体自由文化,历史悠久,在德国相当主流。


沃夫冈·海德尔(Wolfgang Haeder)裸晒已经有60多年了,对此他非常自豪。他说,裸体绝不是什么"挑逗、煽情"的事,那很"自然"。他认同这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如同健步、爬山、游泳一样,人"完全彻底、全身心地"融入大自然。


沃夫冈今年87岁,当初爱上天体浴,是在波罗的海度假期间。他说,海滩上有小伙子、有大姑娘,我们会一起玩儿,通常都有运动项目,比如排球,当然要游泳。


难道就不觉得赤身裸体有点尴尬吗?对此沃夫冈的回答相当坚决,绝对没有!"对我们来说,那很自然。而且,我真有点搞不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好像觉得那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暗指落后)?"很显然,沃夫冈很严肃。也不该吃惊,如前所说,天体浴在德国有悠久的历史:FKK运动大约起源于100多年之前。


亲近大自然?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当代历史讲师麦克利兰(Josie Mclelan)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专家。她认为,德国人爱裸体的根源在于关注健康,"(他们)认为身体暴露在阳光、新鲜空气中有益健康;裸体还常常被看作应对工业化带来的一些弊端的良药。"当时不少人相信,天体浴对肺结核、风湿等很有疗效。到了1920年代,为健康而裸在德国越来越普及,全国各地出现出数以百计的天体保健水疗中心。


麦克利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有一批人试图推广裸体运动,将其融入社会民主传统。他们认为,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户外的新鲜空气、阳光下锻炼身体相当重要。


莱尼·里芬斯塔尔


纳粹统治期间,领袖人物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wring)曾提出阳光和空气"有助身心自愈"、增强国民体质的观点,但是戈林并不赞同在公开场合全身赤裸,他说这是"文化错误",特别会威胁女性的德行。纳粹一度限制异性同地裸浴。尽管道德压力导致当时的裸体风潮略显低迷,但仍然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那是打造完美雅利安人的途径。其实,希特勒最喜欢的制片人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她1930年代拍摄的黑白纪录片中,曾大量使用强健的运动员、裸体等画面。


麦克利兰介绍说,纳粹宣传中也有很多对裸体的赞美、欣赏,特别是围绕奥运会,或者在莱尼著名的影片中。她说,"裸体成了一个强大的德国、年轻的德国、种族纯洁的德国的象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和天体运动的一些主张比较吻合。"


二战之后,很少德国人有条件出去度假。但是到了1950年代初,波罗的海海滨再次成为东德人喜欢的度假胜地。沃夫冈回忆,当时东德人仍然可以去西方旅行,但是钱是个问题,所以波罗的海成了普通人去的地方。与许多度假者一样,沃夫冈和他的朋友也裸体游泳、晒太阳。


不过他说,裸体也是有规矩的。比如人们不喜欢被照相。"但是确实有人很过分。我记得见过有人裸体去超市。这很不好。"他还说,你公司的老板、大学的教授可能就(裸体)坐在旁边!"海滩上人人平等,裸体这事看上去很民主。"但是,共产党并不这样看。有人认为这破坏了"社会主义道德"。当时的文化部长贝切尔(Johannes Becher)提议"为了审美……保护全国人民的眼睛"禁止天体浴。


麦克利兰说,当局甚至派出警察在海滩巡逻、强制人们穿上衣服,但是效果很糟糕。因为人们一般都拒绝听命。他们可能会嘲笑警察、围攻警察。还曾有报道说,有人会在海滩上打领带,警察来了,他们会说自己根本没裸体——带着领带呢;还有人会对警察说,我是社会主义者,我是党员,裸体没错,这是社会主义的传统。


还有一种观点说,在东德,天体浴也是一种逃避,逃避政府指定的制服、政府组织的游行、抵抗当局让全国人民顺从的企图。沃夫冈记得,后来有些组织、比如工会等也开始赞助、推广裸体运动,声势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开始有些吃惊,后来调整对策,开办了官方的天体浴场。


没有准确数字表明在共产主义执政期间,多少东德人去官方组办的天体营地,但是,到了1980年代,大约80%的东德人表示他们裸泳。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德共产主义政权崩溃,沃夫冈说,他发现,有些西德人更拘谨,不懂东德人为什么如此热衷裸体。他感觉"西方人对这样自由生活的反感有点荒唐"。沃夫冈还注意到,现在去海滩,原本对裸体很习惯的上了年纪的人也不像从前那样自由了。今年夏天,他按惯例去海滨度假。遗憾的是,天太冷了,整整一星期不能下海……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在野的时候大搞杯水主义、奉行共产共妻;但是一旦掌权就宣传道德并聚敛财富——从革命者变成了反革命;而且用革命的名义镇压革命。


《记者来鸿:天体浴与德国东、西的性不和谐》(BBC 2012年5月25日)报道:


天体浴在德国历史悠久、非常流行。天体浴海滩比比皆是,许多城市公园也专门划出裸浴区。德国人之开放,常令BBC驻柏林记者埃文斯尴尬不已。但他发现,统一后的德国,原来柏林墙两边儿的性观念仍然存在不统一之处。


性,在德国,我想应该和其他地方大同小异。我们知道,一丝不挂地晒太阳,开始于1960年代,诞生地大概是加里福尼亚的海滩。自那以后,天体浴的“技术”几乎是世界通用。但是,对性别、性感以及裸体的态度却有区别。我不能不说,在德国,我有时也被大跌眼镜。


首先说说我常去的健身房的更衣室吧。我站在那儿,下身赤裸,一丝不挂,连拉带扯地想把T恤衫从头上脱下来,但是T恤衫很不听话,非要和我作对。最后,衣服总算扒下来了,眼前,是一位女郎,一位年轻美貌的女郎。她大概也就20来岁吧,正拖着扫把在我跟前儿打扫卫生。男性更衣室出了女性保洁员!视线对撞,我脸红心跳,她高高兴兴地继续扫地,满不在乎。


再有,我到离家不远的桑拿浴池去泡澡。桑拿浴在德国很普遍,每个小区都有。我的德国朋友告诉我,洗桑拿,裸体更礼貌、更合适。我勇敢地走进桑拿室,发现里面坐着两位年轻的妇女,一丝不挂。她们盯着我,我盯着天花板。


德国人——至少是那些北部非天主教徒的德国人——认为,裸露的躯体完全正常,他们会说,裸体,才是自然。为什么非要穿着脏呼呼、汗兮兮的游泳衣呢?他们还会说,裸体和性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裸体从来不会引出任何一丝性骚动。听到此,我只能回答,嗯嗯。


怀疑观点


比亚特?乌沙常被称为1950年代改变德国妇女性态度的第一人——持这种怀疑观点的,并非我一人,还有纳粹和共产主义当局。在东德,天体浴还是表述异见的一个象征,与文化部发出的“保护全国人民的眼睛”的警示作对。纳粹曾支持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wring)提出的阳光和空气“有助身心自愈”、增强国民体质的观点,但是戈林并不赞同在公开场合全身赤裸,他说这是“文化错误”,会威胁女性的德行。但是,纳粹和共产主义当局都没有赢得这场辩论。人民,起到了决定作用。


二战留下的废墟中,女性比男性多出七百万。在这种氛围下,德国诞生了一种与其它西方国家不同的工业,目标对准女性。德国有非常发达的邮购工业,也有最适合邮递工业瞄准的女性群体。比亚特·乌沙(Beate Uhse)曾经是德国空军的飞行员。身为女性,她不准参战,但是,她曾经驾驶飞机飞往前线。比亚特·乌沙的母亲是医生。战后,许多朋友向她求教怎样才能避免怀孕。比亚特·乌沙开始向朋友们提供安全套、以及如何让男人满足的秘诀。比亚特·乌沙创建的商业王国迄今仍然是德国商界最成功的典范之一。


东、西不和谐

历史学家伊丽莎白·海涅曼(E Heineman)告诉我,由于比亚特·乌沙公司作的是邮购,女性购买时也不受约束。特别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女人不会到商店去买性用品,但通过目录邮购却没有问题。伊丽莎白·海涅曼还告诉我,战后,德国女性更加独立、坚强,因为,男性非常奇缺。但后来,在德国西部,传统的性别角色划分渐渐地又复生了。而在东德,却不是这样。


柏林墙倒塌20年后,东西方的性观念是否和谐?西蒙娜·舒默雷赫(Simone Schmollack)是《日报》(Tageszeitung)和一家女性杂志社的撰稿人。这份杂志(Die Magazin)创建于1929年,共产党执政年代也一直在东德出版发行。她告诉我,东德的女性——她也是其中之一——更有真正的经济独立,在与男性的关系中,这给与女性更大的实力。现在,柏林墙不在了,两边的文化摩擦随之显形。


西蒙娜是这样形容的,“当西德男人和东德女人谈恋爱的时候,有些情况下,西德的男人会有问题。”“西德人会说了,东德女人真酷,真独立,性方面真自由。但是再往后发展,他们又希望女人呆在家里。”这是一位东德女性的看法。


政权更迭,态度转变,男女关系经历洪水地震般的冲击。看来,统一的德国,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仍然有不“统一”之处。


谢选骏指出:苏军强奸了两百万德国妇女,这是糟踏她们的灵魂,也是拯救她们的肉体——更何况苏军所面对的,是七百万没有男人的德国妇女,好在,七百万分到东德,大概也就两三百万了。


网文《杯水主义》报道:


杯水主义亦称“一杯水主义”。是一种性道德理论。产生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初期。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这一理论引起部分青年思想混乱,并导致性生活的放纵。1920年秋,列宁对此作了尖锐批判,揭露了它的实质,并阐明无产阶级对两性关系和爱情生活的立场。他指出:“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的。”(转引自蔡特金《回忆列宁》)这种所谓的“新的性生活”,“往往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妓院的扩充。这同我们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恋爱自由,毫无共同之处。”(同上)并认为在性生活方面,不仅应考虑到生理上的要求,还应考虑到文化的特征以及由两性关系而引起的社会责任。

理论来源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不久,俄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打起“革命”的旗号,鼓吹消灭家庭和实行“妇女国有化”。例如,1918年在萨拉托夫发布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法令中要求:“从1918年3月1日起,废止对17—32岁的妇女的私人占有权。”继之而起的是所谓“一杯水主义”的理论,即胡说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要满足性欲和恋爱的要求,就像喝一杯水那样轻而易举,不算回事。这种道德理论在工人,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一定的传播,使当时的一部分青年人简直发狂了。当时一些社会学者的调查表明,一部分青年,力图把露骨的生理需要提高到完善的阶段。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想给与一个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恋爱被他们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偏见”,而性关系则被他们还原于单纯的生物学。

例如,罗曼洛夫的小说中一个女主人公说:“我们是没有恋爱之类的东西的。我们仅仅只有性的关系。所以,要在恋爱里面去寻求生物学以上的某种东西,都被嘲笑作可怜的人,头脑糊涂的人。”柯伦泰小说里面的一个女共产青年团员琼尼亚则声明:“性生活对于我不过是单纯的肉体的满足。我对我自己的对手是依照情趣而变化的。我现在已经妊娠了,但是谁是我的小孩的父亲,连我也不知道。可是这件事,对于我,随便怎样都可以。”莫斯科劳动大学预科学生的回答是这样的:“(劳动大学预科的)学生,是排斥恋爱的,认为恋爱是愚劣的事,是儿戏。”所以他们只是把恋爱从性关系这个观点来认识。克米列夫斯基的作品中一个共产青年团女学生说得更干脆:“为创造新的风纪而斗争吗?得了啊!青年们如果希望,就去取吧,使自己满足吧,但不可用诡计,顶好是开心见胆的做。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学习唯物主义的。”

“一杯水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造成巨大损害。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当时性的接触带有长期的性质者,在男学生中占15.7%,在女学生中,占百分之44.8%。反之,带有短期间的关系及混交关系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通过新经济政策初期苏联出版物关于这些胡乱行为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到,柯林可夫事件,彼得洛夫事件,罗曼洛夫事件,哈佐夫事件,契可夫事件,亚里特西勒事件——这些事件“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一杯水主义”的性关系所引发出来的各种丑恶现象。性的胡行乱为在“旷野丛中”的哈里可夫犯罪事件中充分表现了出来。恶果就是落于一群流氓手中的一个少女,为他们有计划的强奸所牺牲。苏维埃国家,曾用很严峻的弹压手段来和性的胡闹斗争。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种狼藉行为的一部分根据,即是“一杯水”理论。

代表人物柯伦泰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Коллонтай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1872.03.31~1952.03.09)是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者,列宁政府中唯一的女性,斯大林时代成为世界第一女大使,她的名字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被击败的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直到今天,她还是被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奉为先驱。

柯伦泰于1923年发表的一篇题目叫《三代人的爱》的短篇小说,讲述一个名为热尼娅的年轻姑娘,她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甚至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她那旺盛的性欲也在革命中得到了解放,于是她便不分对象地和男人睡觉,甚至和继父上床。当她怀孕后,为了革命,准备把孩子打掉,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这篇小说出现在当时的苏俄正处在大乱甫定,人心思定的时候,因此引起了上至列宁,下至共青团员的注意,这不仅是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感情苦闷和性放纵所象征的“杯水主义”,是对革命解放了妇女这一神话的质疑,同时因为小说的作者阿历山大·柯伦泰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她在小说中所表现的个人观点,虽然不是纵容年轻女人乱交,但也无法帮助姑娘如何摆正投身革命和满足情感需要的关系。

柯伦泰的观点是:在两性关系中,妇女应该和男人一样为获得精神和生理上的满足而大声呼吁。她所理想的“新妇女”是,“当她身上燃烧起激情时,她决不拒绝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她决不虚伪地用女性道德的破烂外衣将自己包裹起来。不,她将紧紧拥抱她的所爱,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无论它有多深,直到自己满足。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

十月革命后,柯伦泰被列宁任命于社会福利人民委员,成布尔什维克内阁中维一的女性成员,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女部长。因为她有了如此的地位,才可以在妇女选举和参政等能显示妇女地位的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同时她提出的妇女性解放既有她的政治目的,同时也体现那个时期身处“革命事业”中的女人的孤独。既便是在那时候,柯伦泰的“杯水主义”也受到当时不少人的质疑,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有人对这“主义”进行批判和嘲讽。

评价

杯水主义理论曾引起一些青年的思想混乱,并导致性生活的放纵。列宁指出:“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的。”(转引自蔡特金《回忆列宁》)

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为指导的。在恋爱婚姻家庭的道德上不应只考虑到个人的生理需要,同时也要考虑到由于两性关系而带来的社会责任,所以应该理智地对待自己的性行为。


谢选骏指出:列宁斯大林和其他共产党头目一样,都是放纵的家伙,不过既然坐上了领袖的位置,就得沐猴而冠、人模狗样了。杯水主义和共妻制度都来自德国——是德国特务列宁集团,从德国共产党那样输入的。


网文《消灭家庭的“杯水主义”》(关敏2020-2-23)报道:


公元前394年,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前446-前385)的喜剧《公民妇女大会》在雅典演出,该剧设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该社会中的土地等财产公有,取消家庭,实行公夫公妻,连孩子也归公有。公元前377年,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设计了一幅诱人的空想共产主义蓝图。他反对财产私有制,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主张共妻制及儿童公育,让全体公民住进公共宿舍,吃公共食堂,并按需分配。这样的制度,必然增加了各种集体聚会,从而在各种传染病毒前,全面崩溃。


马恩在《费尔巴哈.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一节中有一个注:“消灭单个经济是和消灭家庭分不开的。”马在《共产党宣言》说:“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马公开承认“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王宝森、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哪个没有情妇?他们无需四处去“寻花问柳”,“花魁”却送上门来而惟恐官们不笑纳哩。流氓无产者这方面的本领比起资产者远胜一筹。


1904年,列宁写道:“淫荡,能使精神的能量获得释放,不是为了伪装的家庭价值,而是为了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要扔出这个血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三次党代会议上,列夫·


托洛茨基提出:“布尔什维克一旦夺权胜利后,就要制定新的两性关系原则;共产主义理论要求摧毁家庭,过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时期,并提出教育孩子的责任要全部交给国家。”1911年,托洛茨基给列宁写信称:“毫无疑问,性压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压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资产阶级结构的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宁回复说:“不仅仅是家庭。所有关于两性关系的禁忌都必须废除……我们可以向女权学习,甚至有关同性恋的禁令都必须废除。”在2005年6月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3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了列宁死于梅毒的结论。


1917年俄国共产革命实行公有化,不仅对财产也包括对性资源实行公有化。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宁条令》中,包括“废除婚姻”、“取消惩罚同性恋”等内容。当时苏联有一个非常狂热的口号:“打倒廉耻!”革命者获得“全面解放”,以“性革命”方式“公有化”资产阶级及非革命妇女的行为十分普遍。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等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历史学家缅古诺夫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1920年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俄国小说中亦曾有女革命者充当妓女筹措革命经费的描写,卖淫被理解为对革命的献身。


1990年第10期俄国《祖国》杂志揭露了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动。1918年在萨拉托夫政府发布法令要求:“从1918年3月1日起,废止对17-32岁的妇女的私人占有权。”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登峰造极。当地共党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并在大街上张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机关说明”。该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它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10个16-20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60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校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中,4名姑娘当场被强奸,有25名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共产党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有一些女孩后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后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奸杀,尸体扔进河里。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生连续12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最终被枪杀。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为庆祝“废除婚姻”法令纪念日,女同性恋团体举行庆祝活动。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此事。他说,女同性恋游行庆祝的消息令列宁非常高兴。列宁还鼓励更多人裸体走出来:“继续努力吧,同志们!”


1923年,苏联小说《三代人的爱》使“杯水主义”一词不胫而走。小说作者是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阿历克山德拉.柯伦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伦泰是一个从传统家庭中杀到布尔什维克阵营里寻找“妇女解放”的斗士。小说宣扬“上一次床就等于喝一杯水”,所以叫“杯水主义”。“杯水主义”在工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传播,使当时的青年人如痴如狂。恋爱被他们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偏见”,而性关系则被他们还原于单纯的生物学。“杯水”主义的后果是:在当时的少年学生中,长期性伙伴者:在男学生中占15.7%,在女学生中,占44.8%;而短期性伙伴及乱交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没有性经验的大学生只占总人数的12%。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离婚运动。数据显示,1924年到1927年间的离婚率从5%激增到20%,其中,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的占到33%。莫斯科还出现了裸体游行、数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会强奸案件时有发生。苏联性解放期间还出现“瑞典家庭”现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愿者组成“家庭”。虽叫“瑞典家庭”,但和瑞典人没有任何关系,纯粹的俄式。这一现象大开乱交和性乱之门,造成伦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恋、性病、强奸等事件激增。


新政权对帝俄时代的卖淫制度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战乱、饥荒和失业迫使大批女性加入淫业大军,许多布尔什维克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参与嫖娼,性病迅速泛滥,仅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干部学院)的性病感染率就高达1/5。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300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俄国内战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86.7%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于16岁。


不过,布尔什维克很快在上世纪20年代末收紧了性政策,列宁在与妇女活动家蔡特金的谈话中痛斥“杯水主义”。原因是性解放带来大批副产品──新生儿,他们无人看管抚养,家庭解体最终会导致社会瓦解。但性老虎是难以控制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比弗在《柏林:1945年沦陷》一书中,根据俄、德、美、法、瑞典战争档案及受害人忆述披露:近3年多的时间内,苏联红军强奸了200万名德国妇女(其中有些是被轮奸),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及其母亲。仅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受害,1万人自杀。苏联红军还大规模地强奸我国东北地区的妇女。


谢选骏指出: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强奸犯。二战以后他年老体衰,无法亲赴强奸现场,只有让他的红军野兽代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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