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杯水主义和共妻制度来自德国

《德国人为什么喜欢在公共场合裸体》（BBC 2020年12月14日）报道：

今天，德国公共场合裸体的历史传统已经培养出一种广泛的关于解放身体的开放思想。在柏林生活了四年，我接受了德国人凡事随性的精神。我在美国中西部长大，那里对裸体的态度与德国相比更为拘谨。

在美国主流文化中，裸体通常被认为与性相关。但在德国，在某些日常场合脱衣服并不罕见。我已经习惯了裸体桑拿，在游泳池里裸泳，在德国游泳衣好象是生日派对上才穿的。当我在理疗前主动脱去衣服，按摩师感到惊讶，他说，美国人通常被要求脱衣服，才会去做。但是，正如谚语所说，你永远不会忘记你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裸体。我是在柏林南部新克尔恩区（Neukolln）的汉瑟海德公园（Hasenheide）慢跑时初识裸体文化的，当时我遇到了一群沐浴在午后阳光下的裸体。后来，在与朋友交谈并通过谷歌研究过这个问题后，我发现在城市公园或海滩上偶遇裸体是柏林的一种仪式。

然而，我所看到的并不是柏林享乐主义的一面，而是自由文化（Freikorperkultur），即“自由身体文化”的一个例子。裸体主义通常被简称为FKK，它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德国，裸体主义作为一种公共行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不像在西班牙的海滩上脱去你的上衣，裸体包含了一种更广泛、具有独特精神的德式运动，在德国历史上，在自然世界中脱去你的伪装是一种抵抗和解脱的行为。“裸体主义在德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y）近代史副教授阿诺德·博格坎普尔（Arnd Bauerkamper）说。在19世纪末流行的“生活改革”（Lebensreform）哲学，内容包括提倡有机食品、性解放、替代医学和更简单的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这个运动针对工业现代性，反对19世纪晚期出现的新型社会形态，裸体主义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博格坎普尔说。

在德国许多指定的海滩、露营地和公园，自由身体文化都被允许。据波茨坦莱布尼茨当代历史研究中心（the Leibniz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 Potsdam）的历史学家汉诺·霍赫穆斯（Hanno Hochmuth）称，这场改革运动在包括柏林在内的一些大城市尤其盛行，尽管这些城市将乡村生活浪漫化了。在魏玛时期（1918-1933），裸体海滩上出现了享受日光浴的资产阶级，但只是“非常、非常少的少数人”。根据博格坎普尔的说法，“在专制社会和帝国年代(1871年至1918年)，保守价值观令人窒息。这催生出了一种新的自由观。”

1926年，艾尔弗雷德·科赫（Alfred Koch）创立了柏林裸体主义学校（Berlin School of Nudism），鼓励男女混合的裸体运动，继续相信户外裸体可以促进与自然的和谐和健康。虽然纳粹意识形态最初禁止，视其为不道德之源，但到1942年第三帝国已经软化了对公众裸体的限制。当然，这种宽容并没有扩展到被纳粹迫害的群体，比如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但直到德国战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后的几十年，裸体运动才真正繁荣起来，尤其是在东德——裸体不再局限于资产阶级。据博格坎普尔说，对于生活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来说，旅行、个人自由和消费品销售都受到限制，裸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通过提供一点“自由的活动”，在非常严格的状态下释放紧张压力。

从小在东柏林长大的霍赫穆斯和父母一起去过裸体海滩。“有一种逃避现实的感觉，”他说。“（东德人）总是要满足共产党提出的各种要求，那是必须做的事情，比如参加政党集会，或者被要求在周末义务参加公共劳动。”在民主德国建国初期，一些放荡的东德人继续裸体洗澡，同时密切防范巡逻的警察。直到1971年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上台后，裸体运动才再次被正式允许。据博格坎普尔说，在昂纳克的领导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始了对外和对内开放的进程，这一策略意在改变对外形象。他说：“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说，主张‘好吧，我们允许甚至鼓励裸体主义，我们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是是很有用的。”

自从1990年东西德合并，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各种禁令解除后，裸体文化开始衰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千上万的裸体主义者挤满了露营地、海滩和公园。2019年，德国自由身体文化协会（German Association for Free Body Culture）仅有3万多名注册会员，其中许多人年龄都已经在五六十岁之间。

然而今天，裸体主义继续成为德国文化，特别是前东德文化的深刻印记。它甚至偶尔成功地成为了爆炸式传播的头条新闻，比如今年夏天，在柏林湖边裸体运动指定区域，一名裸体男子追赶一头偷走了他笔记本电脑包的野猪。

事实上，德国长期以来的裸体主义传统，使德国人对在公共场所不穿衣服有相当的宽容，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表现。正如我所发现的，允许裸体的空间仍然随处可以找到，而且通常与健康追求联系在一起。

Nacktbaden.de网站上有一份整理的井井有条的德国海滩和公园名单，你可以在那里进行裸体日光浴；你也可以在桑拿和水疗中心脱下衣服；或者去哈尔茨山（Harz Mountains）、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Bavarian Alps）或萨克森-安哈尔特（Saxony-Anhalt）的森林里远足。或者，如果你想更正式一点，可以去柏林的体育俱乐部FSV Adolf Koch，那里有裸体瑜伽、排球、羽毛球和乒乓球。

在许多方面，裸体运动的遗产让旅行者可以理解许多对东德人仍有凝聚力的价值观。斯特恩科普夫（Sylva Sternkopf）从小就去东德的裸体海滩，对她来说，这个国家的自由身体文化反映并传授了她某些价值观，她也要将其传递给孩子们，尤其是这个国家对他们自己身体的开放心态。她说：“我认为这仍然深深植根于我们这一代的东德人。”“我也试图把这一点教给我的孩子们，以这种方式教育他们，要对自己的身体开放，不要为赤身裸体感到羞耻。”

对斯特恩科普夫来说，以一种无关性的方式看待裸体，也有助于人们学会透过外表去看待他人。通过把一切都暴露出来，人们更容易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身体，而是一个人。

“如果你习惯了看到人们裸体，你就不会太在意外表，”她说。“我认为这在整个东德更为普遍：我们试着不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但我们总是试着察看他的内心。”

谢选骏指出：在公共场合裸体，美其名曰天体运动，其实是献丑；德国人为什么喜欢在公共场合裸体？因为杯水主义和共妻制度也是来自德国。

《裸体有理——德国人为什么喜欢天体浴？》（BBC 2017年9月17日）报道：

在很多人眼里，德国人比较拘谨、甚至保守。但是，蒸桑拿、游泳、在公园或者海滨晒太阳，德国人脱到一丝不挂可都是常态。天体浴在德国也被称作FKK，大意是身体自由文化，历史悠久，在德国相当主流。

沃夫冈·海德尔（Wolfgang Haeder）裸晒已经有60多年了，对此他非常自豪。他说，裸体绝不是什么"挑逗、煽情"的事，那很"自然"。他认同这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如同健步、爬山、游泳一样，人"完全彻底、全身心地"融入大自然。

沃夫冈今年87岁，当初爱上天体浴，是在波罗的海度假期间。他说，海滩上有小伙子、有大姑娘，我们会一起玩儿，通常都有运动项目，比如排球，当然要游泳。

难道就不觉得赤身裸体有点尴尬吗？对此沃夫冈的回答相当坚决，绝对没有！"对我们来说，那很自然。而且，我真有点搞不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好像觉得那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暗指落后）？"很显然，沃夫冈很严肃。也不该吃惊，如前所说，天体浴在德国有悠久的历史：FKK运动大约起源于100多年之前。

亲近大自然？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当代历史讲师麦克利兰（Josie Mclelan）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专家。她认为，德国人爱裸体的根源在于关注健康，"（他们）认为身体暴露在阳光、新鲜空气中有益健康；裸体还常常被看作应对工业化带来的一些弊端的良药。"当时不少人相信，天体浴对肺结核、风湿等很有疗效。到了1920年代，为健康而裸在德国越来越普及，全国各地出现出数以百计的天体保健水疗中心。

麦克利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有一批人试图推广裸体运动，将其融入社会民主传统。他们认为，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户外的新鲜空气、阳光下锻炼身体相当重要。

莱尼·里芬斯塔尔

纳粹统治期间，领袖人物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wring）曾提出阳光和空气"有助身心自愈"、增强国民体质的观点，但是戈林并不赞同在公开场合全身赤裸，他说这是"文化错误"，特别会威胁女性的德行。纳粹一度限制异性同地裸浴。尽管道德压力导致当时的裸体风潮略显低迷，但仍然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那是打造完美雅利安人的途径。其实，希特勒最喜欢的制片人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她1930年代拍摄的黑白纪录片中，曾大量使用强健的运动员、裸体等画面。

麦克利兰介绍说，纳粹宣传中也有很多对裸体的赞美、欣赏，特别是围绕奥运会，或者在莱尼著名的影片中。她说，"裸体成了一个强大的德国、年轻的德国、种族纯洁的德国的象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和天体运动的一些主张比较吻合。"

二战之后，很少德国人有条件出去度假。但是到了1950年代初，波罗的海海滨再次成为东德人喜欢的度假胜地。沃夫冈回忆，当时东德人仍然可以去西方旅行，但是钱是个问题，所以波罗的海成了普通人去的地方。与许多度假者一样，沃夫冈和他的朋友也裸体游泳、晒太阳。

不过他说，裸体也是有规矩的。比如人们不喜欢被照相。"但是确实有人很过分。我记得见过有人裸体去超市。这很不好。"他还说，你公司的老板、大学的教授可能就（裸体）坐在旁边！"海滩上人人平等，裸体这事看上去很民主。"但是，共产党并不这样看。有人认为这破坏了"社会主义道德"。当时的文化部长贝切尔（Johannes Becher）提议"为了审美……保护全国人民的眼睛"禁止天体浴。

麦克利兰说，当局甚至派出警察在海滩巡逻、强制人们穿上衣服，但是效果很糟糕。因为人们一般都拒绝听命。他们可能会嘲笑警察、围攻警察。还曾有报道说，有人会在海滩上打领带，警察来了，他们会说自己根本没裸体——带着领带呢；还有人会对警察说，我是社会主义者，我是党员，裸体没错，这是社会主义的传统。

还有一种观点说，在东德，天体浴也是一种逃避，逃避政府指定的制服、政府组织的游行、抵抗当局让全国人民顺从的企图。沃夫冈记得，后来有些组织、比如工会等也开始赞助、推广裸体运动，声势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开始有些吃惊，后来调整对策，开办了官方的天体浴场。

没有准确数字表明在共产主义执政期间，多少东德人去官方组办的天体营地，但是，到了1980年代，大约80%的东德人表示他们裸泳。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德共产主义政权崩溃，沃夫冈说，他发现，有些西德人更拘谨，不懂东德人为什么如此热衷裸体。他感觉"西方人对这样自由生活的反感有点荒唐"。沃夫冈还注意到，现在去海滩，原本对裸体很习惯的上了年纪的人也不像从前那样自由了。今年夏天，他按惯例去海滨度假。遗憾的是，天太冷了，整整一星期不能下海……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在野的时候大搞杯水主义、奉行共产共妻；但是一旦掌权就宣传道德并聚敛财富——从革命者变成了反革命；而且用革命的名义镇压革命。

《记者来鸿：天体浴与德国东、西的性不和谐》（BBC 2012年5月25日）报道：

天体浴在德国历史悠久、非常流行。天体浴海滩比比皆是，许多城市公园也专门划出裸浴区。德国人之开放，常令BBC驻柏林记者埃文斯尴尬不已。但他发现，统一后的德国，原来柏林墙两边儿的性观念仍然存在不统一之处。

性，在德国，我想应该和其他地方大同小异。我们知道，一丝不挂地晒太阳，开始于1960年代，诞生地大概是加里福尼亚的海滩。自那以后，天体浴的“技术”几乎是世界通用。但是，对性别、性感以及裸体的态度却有区别。我不能不说，在德国，我有时也被大跌眼镜。

首先说说我常去的健身房的更衣室吧。我站在那儿，下身赤裸，一丝不挂，连拉带扯地想把T恤衫从头上脱下来，但是T恤衫很不听话，非要和我作对。最后，衣服总算扒下来了，眼前，是一位女郎，一位年轻美貌的女郎。她大概也就20来岁吧，正拖着扫把在我跟前儿打扫卫生。男性更衣室出了女性保洁员！视线对撞，我脸红心跳，她高高兴兴地继续扫地，满不在乎。

再有，我到离家不远的桑拿浴池去泡澡。桑拿浴在德国很普遍，每个小区都有。我的德国朋友告诉我，洗桑拿，裸体更礼貌、更合适。我勇敢地走进桑拿室，发现里面坐着两位年轻的妇女，一丝不挂。她们盯着我，我盯着天花板。

德国人——至少是那些北部非天主教徒的德国人——认为，裸露的躯体完全正常，他们会说，裸体，才是自然。为什么非要穿着脏呼呼、汗兮兮的游泳衣呢？他们还会说，裸体和性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裸体从来不会引出任何一丝性骚动。听到此，我只能回答，嗯嗯。

怀疑观点

比亚特?乌沙常被称为1950年代改变德国妇女性态度的第一人——持这种怀疑观点的，并非我一人，还有纳粹和共产主义当局。在东德，天体浴还是表述异见的一个象征，与文化部发出的“保护全国人民的眼睛”的警示作对。纳粹曾支持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wring）提出的阳光和空气“有助身心自愈”、增强国民体质的观点，但是戈林并不赞同在公开场合全身赤裸，他说这是“文化错误”，会威胁女性的德行。但是，纳粹和共产主义当局都没有赢得这场辩论。人民，起到了决定作用。

二战留下的废墟中，女性比男性多出七百万。在这种氛围下，德国诞生了一种与其它西方国家不同的工业，目标对准女性。德国有非常发达的邮购工业，也有最适合邮递工业瞄准的女性群体。比亚特·乌沙（Beate Uhse）曾经是德国空军的飞行员。身为女性，她不准参战，但是，她曾经驾驶飞机飞往前线。比亚特·乌沙的母亲是医生。战后，许多朋友向她求教怎样才能避免怀孕。比亚特·乌沙开始向朋友们提供安全套、以及如何让男人满足的秘诀。比亚特·乌沙创建的商业王国迄今仍然是德国商界最成功的典范之一。

东、西不和谐

历史学家伊丽莎白·海涅曼（E Heineman）告诉我，由于比亚特·乌沙公司作的是邮购，女性购买时也不受约束。特别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女人不会到商店去买性用品，但通过目录邮购却没有问题。伊丽莎白·海涅曼还告诉我，战后，德国女性更加独立、坚强，因为，男性非常奇缺。但后来，在德国西部，传统的性别角色划分渐渐地又复生了。而在东德，却不是这样。

柏林墙倒塌20年后，东西方的性观念是否和谐？西蒙娜·舒默雷赫（Simone Schmollack）是《日报》（Tageszeitung）和一家女性杂志社的撰稿人。这份杂志（Die Magazin）创建于1929年，共产党执政年代也一直在东德出版发行。她告诉我，东德的女性——她也是其中之一——更有真正的经济独立，在与男性的关系中，这给与女性更大的实力。现在，柏林墙不在了，两边的文化摩擦随之显形。

西蒙娜是这样形容的，“当西德男人和东德女人谈恋爱的时候，有些情况下，西德的男人会有问题。”“西德人会说了，东德女人真酷，真独立，性方面真自由。但是再往后发展，他们又希望女人呆在家里。”这是一位东德女性的看法。

政权更迭，态度转变，男女关系经历洪水地震般的冲击。看来，统一的德国，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仍然有不“统一”之处。

谢选骏指出：苏军强奸了两百万德国妇女，这是糟踏她们的灵魂，也是拯救她们的肉体——更何况苏军所面对的，是七百万没有男人的德国妇女，好在，七百万分到东德，大概也就两三百万了。

网文《杯水主义》报道：

杯水主义亦称“一杯水主义”。是一种性道德理论。产生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初期。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这一理论引起部分青年思想混乱，并导致性生活的放纵。1920年秋，列宁对此作了尖锐批判，揭露了它的实质，并阐明无产阶级对两性关系和爱情生活的立场。他指出：“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的。”（转引自蔡特金《回忆列宁》）这种所谓的“新的性生活”，“往往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妓院的扩充。这同我们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恋爱自由，毫无共同之处。”（同上）并认为在性生活方面，不仅应考虑到生理上的要求，还应考虑到文化的特征以及由两性关系而引起的社会责任。

理论来源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不久，俄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打起“革命”的旗号，鼓吹消灭家庭和实行“妇女国有化”。例如，1918年在萨拉托夫发布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法令中要求：“从1918年3月1日起，废止对17—32岁的妇女的私人占有权。”继之而起的是所谓“一杯水主义”的理论，即胡说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要满足性欲和恋爱的要求，就像喝一杯水那样轻而易举，不算回事。这种道德理论在工人，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一定的传播，使当时的一部分青年人简直发狂了。当时一些社会学者的调查表明，一部分青年，力图把露骨的生理需要提高到完善的阶段。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想给与一个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恋爱被他们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偏见”，而性关系则被他们还原于单纯的生物学。

例如，罗曼洛夫的小说中一个女主人公说：“我们是没有恋爱之类的东西的。我们仅仅只有性的关系。所以，要在恋爱里面去寻求生物学以上的某种东西，都被嘲笑作可怜的人，头脑糊涂的人。”柯伦泰小说里面的一个女共产青年团员琼尼亚则声明：“性生活对于我不过是单纯的肉体的满足。我对我自己的对手是依照情趣而变化的。我现在已经妊娠了，但是谁是我的小孩的父亲，连我也不知道。可是这件事，对于我，随便怎样都可以。”莫斯科劳动大学预科学生的回答是这样的：“（劳动大学预科的）学生，是排斥恋爱的，认为恋爱是愚劣的事，是儿戏。”所以他们只是把恋爱从性关系这个观点来认识。克米列夫斯基的作品中一个共产青年团女学生说得更干脆：“为创造新的风纪而斗争吗？得了啊！青年们如果希望，就去取吧，使自己满足吧，但不可用诡计，顶好是开心见胆的做。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学习唯物主义的。”

“一杯水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造成巨大损害。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当时性的接触带有长期的性质者，在男学生中占15.7%，在女学生中，占百分之44.8%。反之，带有短期间的关系及混交关系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通过新经济政策初期苏联出版物关于这些胡乱行为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到，柯林可夫事件，彼得洛夫事件，罗曼洛夫事件，哈佐夫事件，契可夫事件，亚里特西勒事件——这些事件“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一杯水主义”的性关系所引发出来的各种丑恶现象。性的胡行乱为在“旷野丛中”的哈里可夫犯罪事件中充分表现了出来。恶果就是落于一群流氓手中的一个少女，为他们有计划的强奸所牺牲。苏维埃国家，曾用很严峻的弹压手段来和性的胡闹斗争。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种狼藉行为的一部分根据，即是“一杯水”理论。

代表人物柯伦泰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Коллонтай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1872.03.31～1952.03.09）是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者，列宁政府中唯一的女性，斯大林时代成为世界第一女大使，她的名字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被击败的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直到今天，她还是被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奉为先驱。

柯伦泰于1923年发表的一篇题目叫《三代人的爱》的短篇小说，讲述一个名为热尼娅的年轻姑娘，她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甚至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她那旺盛的性欲也在革命中得到了解放，于是她便不分对象地和男人睡觉，甚至和继父上床。当她怀孕后，为了革命，准备把孩子打掉，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这篇小说出现在当时的苏俄正处在大乱甫定，人心思定的时候，因此引起了上至列宁，下至共青团员的注意，这不仅是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感情苦闷和性放纵所象征的“杯水主义”，是对革命解放了妇女这一神话的质疑，同时因为小说的作者阿历山大·柯伦泰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她在小说中所表现的个人观点，虽然不是纵容年轻女人乱交，但也无法帮助姑娘如何摆正投身革命和满足情感需要的关系。

柯伦泰的观点是：在两性关系中，妇女应该和男人一样为获得精神和生理上的满足而大声呼吁。她所理想的“新妇女”是，“当她身上燃烧起激情时，她决不拒绝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她决不虚伪地用女性道德的破烂外衣将自己包裹起来。不，她将紧紧拥抱她的所爱，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无论它有多深，直到自己满足。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

十月革命后，柯伦泰被列宁任命于社会福利人民委员，成布尔什维克内阁中维一的女性成员，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女部长。因为她有了如此的地位，才可以在妇女选举和参政等能显示妇女地位的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同时她提出的妇女性解放既有她的政治目的，同时也体现那个时期身处“革命事业”中的女人的孤独。既便是在那时候，柯伦泰的“杯水主义”也受到当时不少人的质疑，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有人对这“主义”进行批判和嘲讽。

评价

杯水主义理论曾引起一些青年的思想混乱，并导致性生活的放纵。列宁指出：“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的。”（转引自蔡特金《回忆列宁》）

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为指导的。在恋爱婚姻家庭的道德上不应只考虑到个人的生理需要，同时也要考虑到由于两性关系而带来的社会责任，所以应该理智地对待自己的性行为。

谢选骏指出：列宁斯大林和其他共产党头目一样，都是放纵的家伙，不过既然坐上了领袖的位置，就得沐猴而冠、人模狗样了。杯水主义和共妻制度都来自德国——是德国特务列宁集团，从德国共产党那样输入的。

网文《消灭家庭的“杯水主义”》（关敏2020-2-23）报道：

公元前394年，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前446-前385）的喜剧《公民妇女大会》在雅典演出，该剧设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该社会中的土地等财产公有，取消家庭，实行公夫公妻，连孩子也归公有。公元前377年，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设计了一幅诱人的空想共产主义蓝图。他反对财产私有制，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主张共妻制及儿童公育，让全体公民住进公共宿舍，吃公共食堂，并按需分配。这样的制度，必然增加了各种集体聚会，从而在各种传染病毒前，全面崩溃。

马恩在《费尔巴哈.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一节中有一个注：“消灭单个经济是和消灭家庭分不开的。”马在《共产党宣言》说：“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马公开承认“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王宝森、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哪个没有情妇？他们无需四处去“寻花问柳”，“花魁”却送上门来而惟恐官们不笑纳哩。流氓无产者这方面的本领比起资产者远胜一筹。

1904年，列宁写道：“淫荡，能使精神的能量获得释放，不是为了伪装的家庭价值，而是为了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要扔出这个血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三次党代会议上，列夫·

托洛茨基提出：“布尔什维克一旦夺权胜利后，就要制定新的两性关系原则；共产主义理论要求摧毁家庭，过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时期，并提出教育孩子的责任要全部交给国家。”1911年，托洛茨基给列宁写信称：“毫无疑问，性压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压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资产阶级结构的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宁回复说：“不仅仅是家庭。所有关于两性关系的禁忌都必须废除……我们可以向女权学习，甚至有关同性恋的禁令都必须废除。”在2005年6月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3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了列宁死于梅毒的结论。

1917年俄国共产革命实行公有化，不仅对财产也包括对性资源实行公有化。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宁条令》中，包括“废除婚姻”、“取消惩罚同性恋”等内容。当时苏联有一个非常狂热的口号：“打倒廉耻！”革命者获得“全面解放”，以“性革命”方式“公有化”资产阶级及非革命妇女的行为十分普遍。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等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历史学家缅古诺夫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1920年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俄国小说中亦曾有女革命者充当妓女筹措革命经费的描写，卖淫被理解为对革命的献身。

1990年第10期俄国《祖国》杂志揭露了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动。1918年在萨拉托夫政府发布法令要求：“从1918年3月1日起，废止对17-32岁的妇女的私人占有权。”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登峰造极。当地共党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并在大街上张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机关说明”。该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它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10个16-20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60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校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中，4名姑娘当场被强奸，有25名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共产党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有一些女孩后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后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奸杀，尸体扔进河里。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生连续12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最终被枪杀。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为庆祝“废除婚姻”法令纪念日，女同性恋团体举行庆祝活动。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此事。他说，女同性恋游行庆祝的消息令列宁非常高兴。列宁还鼓励更多人裸体走出来：“继续努力吧，同志们！”

1923年，苏联小说《三代人的爱》使“杯水主义”一词不胫而走。小说作者是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阿历克山德拉.柯伦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伦泰是一个从传统家庭中杀到布尔什维克阵营里寻找“妇女解放”的斗士。小说宣扬“上一次床就等于喝一杯水”，所以叫“杯水主义”。“杯水主义”在工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传播，使当时的青年人如痴如狂。恋爱被他们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偏见”，而性关系则被他们还原于单纯的生物学。“杯水”主义的后果是：在当时的少年学生中，长期性伙伴者：在男学生中占15.7%，在女学生中，占44.8%；而短期性伙伴及乱交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没有性经验的大学生只占总人数的12%。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离婚运动。数据显示，1924年到1927年间的离婚率从5%激增到20%，其中，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的占到33%。莫斯科还出现了裸体游行、数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会强奸案件时有发生。苏联性解放期间还出现“瑞典家庭”现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愿者组成“家庭”。虽叫“瑞典家庭”，但和瑞典人没有任何关系，纯粹的俄式。这一现象大开乱交和性乱之门，造成伦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恋、性病、强奸等事件激增。

新政权对帝俄时代的卖淫制度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战乱、饥荒和失业迫使大批女性加入淫业大军，许多布尔什维克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参与嫖娼，性病迅速泛滥，仅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干部学院）的性病感染率就高达1/5。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300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俄国内战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86.7%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于16岁。

不过，布尔什维克很快在上世纪20年代末收紧了性政策，列宁在与妇女活动家蔡特金的谈话中痛斥“杯水主义”。原因是性解放带来大批副产品──新生儿，他们无人看管抚养，家庭解体最终会导致社会瓦解。但性老虎是难以控制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比弗在《柏林：1945年沦陷》一书中，根据俄、德、美、法、瑞典战争档案及受害人忆述披露：近3年多的时间内，苏联红军强奸了200万名德国妇女（其中有些是被轮奸），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及其母亲。仅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受害，1万人自杀。苏联红军还大规模地强奸我国东北地区的妇女。

谢选骏指出：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强奸犯。二战以后他年老体衰，无法亲赴强奸现场，只有让他的红军野兽代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