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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1日星期四

第三节 内神仙的唯心主义理论及其修仙方术



葛洪的道教思想,关于神仙部分,集中表现在抱朴子内篇二十篇中。关于内篇的性质,葛洪在自叙中有所说明:“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又,在内篇之首,洪自序作书旨趣道:“今为此书,粗举是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愤悱之徒省之,可从思过半矣。”可知内篇的中心旨趣是长生之理。一切方药,一切禳邪却祸的方法,目的为了养生延年,为了长生,而长生的极致,则可以登神仙。至于鬼怪变化,实为禳邪祛祸的宗教所必须具有的空虚的胡说,因而也在他所究明之列。

考二十篇的篇目,依道藏本,次第如下:畅元第一 论仙第二 对俗第三 金丹第四至理第五 微旨第六 塞难第七 释滞第八道意第九 明本第十 仙药第十一 辨问第十二极言第十三 勤求第十四 杂应第十五 黄白第十六登涉第十七 地真第十八 遐览第十九 袪惑第二十这二十篇中:畅元、地真论道之本体;释滞、道意、明本论儒道之异,儒道本末;论仙、对俗、至理、塞难、辨问论神仙必有,服食可信;金丹、仙药、黄白言求仙之主要方法;微旨、杂应言求长生及却祸的各种小方术;登涉言登山涉水的方法及诸符;遐览举各种道书;极言、勤求、祛惑言求仙须终极求之,敬礼良师。其中除论道之本体及儒道本末的五篇外,其余十五篇全属神仙家言,即论道之本体及儒道本末的五篇,其中所谓“道”,也是神仙家的“道”,与道家之“道”,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抱朴子内篇二十篇,全属神仙家言,是现存体系最完整的关于神仙家言的著作。

下面,我们试对葛洪的神仙思想,加以演绎。

葛洪论道之本体,袭用道家范畴,名之曰“元”(即玄),这是道教依附道家的地方,不从葛洪始。不但在范畴上袭用道家,即“元”的涵义,也与道家所说相似。畅元篇一开头就说:“元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

这表明宇宙的“始祖”或“大宗”(注意身分性的豪族在理论上用的祖宗名词)是元,一切(万殊)都从“元”产生出来。接着论元的深远高旷,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为,无所不能:“眇眛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或倏烁而景逝,或飘滭而星流,或滉漾于渊澄,或氛霏而云浮。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沦大幽而下沈,淩辰极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佪旋四七,匠成草昧。辔策灵机,吹嘘四气,幽括冲默,舒阐粲尉。抑浊扬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匮,与之不荣,夺之不瘁。”

凡宇宙的生成、运动,都是元的作用。一切都从元出,而元又超乎一切之上。这个元,是先天的祖宗,是葛洪的上帝。元的同义语是“道”,这也是袭用道家的。道意篇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首不能计其多少,离朱不能察其仿佛,吴札晋野竭聪不能寻其音声乎窈冥之内,■狶■猪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

以言乎迩,则周流秋毫而有余焉,以言乎远,则弥纶太虚而不足焉。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静,员者得之而动,降者得之而俯,升者得之以仰。强名为道,已失其真。况复乃千割百判,亿分万析,使其姓号至于无垠,去道辽远,不亦远哉!”

元和道都是宇宙生成运动的根源。道与元一样,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为,无所不能,是上帝的代名词。故元即是道,道即是元。这一点是很与自然泛神论接近的。在魏晋以后,易老庄并称三玄,因此,玄就代替了道,成为道的同义语,而在葛洪的思想中,则毋宁说是以元易道,故首篇即标畅元,但为了数典不忘其祖,又揭明道意。不过,我们知道,葛洪的道,乃道教的神仙之道,与道家之道不同。道家主无,而道教主有,故道家贵无生,而道教贵长生。

从元中产生了元一,产生了两仪。这里没有物质,都是些空虚的数字。

畅元说:“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元一又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神秘的真一。地真篇说:“元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元者,正以此也。守元一复易于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长短、服色、目(一本作日),元一但此见之,初求之于日中。所谓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当百日洁齐,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过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则不复去矣。守元一,并思其身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自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左君及蓟子训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数十处,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与客语,门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侧又有一主人投钓,宾不能别何者为真主人也。师言守一,兼修明镜,其镜道成,则能分形为数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

关于真一,描写得更详尽神秘。地真篇又说:“余闻之师云:‘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一之能知也。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保之则遐祚罔极,失之则命雕气穷。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谓也。故仙经曰:‘子曰长生,守一当明。思一至饥,一与之粮,思一至渴,一与之浆’。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传其姓名耳。一能成阴生阳,推步寒暑,春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阶,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吾闻之于先师曰:‘一在北极大渊之中,前有明堂,后有绛宫,巍巍华盖,金楼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扬空。元芝被崖,朱草蒙珑。白玉嵯峨,日月垂光,历火过水,经元涉黄。城阙交错,帷帐琳琅,龙虎列卫,神人在傍。不施不予,一安其所,不迟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约食,一乃留息。白刃临颈,思一得生。知一不难,难在于终。守之不失,可以无穷。陆辟恶兽,水却蛟龙,不畏魍魉,挟毒之虫。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

这一个元一与真一,是神秘的灵物,然而它却是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从广大无垠、涵乾括坤的元与道,变成了男长九分女长六分可以守之勿失的具体存在了。这就是说,葛洪思想中的元,从本体的元,变成了生活修养的元一与真一,这正是神仙道教的当行本色!在微旨篇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或曰:‘愿闻真人守身炼形之术。’抱朴子曰:‘深哉问也!夫“始青之下月与日,两半同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弹丸黄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谨勿失。既往不追身将灭,纯白之气至微密,升于幽关三曲折,中丹煌煌独无匹,立之命门形不卒,渊乎妙矣难致诘。”此先师之口诀,知之者不畏万鬼五兵也。’”

又,在对俗篇中,引仙经道:“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

这个“一”,是神仙道教在葛洪之前,早就登生发展了的范畴,而且也是袭用道家的。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这正是地真篇所曾援引而稍变其文的句子。世说载晋武登极,探策卜世,得一,群臣失色,裴楷即以此数语为之解释。可见“一”这范畴的引用,当时很风行。葛洪神秘的“一”,反映人间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和形象。

“元”、“道”、“一”,都是袭用道家,特别是老子的原有范畴,但意义却不一样,因为它被晚起的神仙道教赋予以新的内容了。而且为了达到长生的目的,“守一”这种生活修养的基本法门是更被强调了的,其重要,远出“元”与“道”之上。

现在,进而论神仙道教的中心目的,即长生与成仙。

神仙道教叫人求是生,学做神仙。为什么要求长生,为什么要学做神仙呢?在抱朴子书中没有正面的回答。拆穿了说,神仙思想原是封建贵族想延长他的生前享受至生命的极限以外、甚至延长至永远(与天相毕)的一种荒唐的想望,在乱离之世,封建贵族的生活被震撼着的时候,神仙思想更帮助他们追求超人间的永远幸福。这完全是从封建贵族本身的利益出发的,完全跟治国平天下不相干的,说出来实在并不怎样冠冕堂皇。也许就为此,抱朴子书中对此问题不作正面答复。不过,我们仍可以从侧面来探索他的言外之意。在对俗篇中,他以问答方式,说明神仙之可贵:“或曰:‘审其神仙可以学致,翻然凌霄,背俗弃世,烝尝之礼,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饿乎?’抱朴子曰:‘盖闻身体不伤,谓之终孝,况得仙道,长生久视,天地相毕,过于受全归完,不亦远乎?果能登虚蹑景,云轝霓盖,餐朝霞之沆瀣,吸元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先鬼有知,将蒙我荣。

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监御百灵。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诚如其道,罔识其妙,亦无饿之者。得道之高,莫过伯阳,伯阳有子名宗,仕魏为将军,有功封于段干。然则今之学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缘便绝?’”有吃,有喝,有住,而且那些吃的喝的住的都不是人间凡品,还可以有权位,有威势,还可以遗泽于子孙,得到高官厚禄,真是封建贵族最如意的想法。他又在论仙篇里说:“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涤除嗜欲,内视返听,尸居无心。……

仙法欲静寂无为,忘其形骸。仙法欲令法逮蠢蠕,不害含气。……仙法欲止绝臭腥,休粮清肠。……仙法欲溥爱八荒,视人如己。”

这是说,消极的可以免除烦恼累赘,一切生理心理的负担都可蠲除。又说:“仙人殊趣异路,以富贵为不幸,以荣华为秽污,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朝露。蹈炎飙而不灼,蹑玄波而轻步。鼓翮清尘,风驷云轩,仰凌紫极,俯栖昆命。”这是说神仙的快乐是超世间的。

在乱离之世的没落贵族,像葛洪那样的,占田封地食户以及一切写意的优裕生活,不再能安全地保持时,甚至已经丧失了时,更有理由去学长生了。论仙篇又说道:“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长卿壁立之穷,腹怀翳桑趣粮之馁,冬抱戎夷后门之寒,夏有儒行环堵之瑛。欲经远而乏舟车之用,欲有营而无代劳之役。入无绮纨之娱,出无游观之欢。甘旨不经乎口,元黄不过乎目,芬芳不历乎鼻,八音不关乎耳。百忧攻其心曲,众难萃其门庭。居世如此,可无恋也。”

这样的没落行头,当然要去“值不群之师”,求“得要道之诀”了。

可是,神仙是贵族的颠倒的世界意识,天上的神仙贵族,正反映出人间封建贵族的迷离心理,因而神仙绝不是每一个人连农民在内都有缘(有福或有可能)做得到的。金丹篇说道:“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黄帝以传元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贤。苟非其人,虽积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

神仙之骨,是生来的、先天的,那末天上的神仙贵族,原与人间的贵族阶级一样,是生来之福,非可强求。而被压迫阶级的凡夫俗子的贱骨,注定没有做神仙的阶级性质!这道理在塞难篇讲得更详尽:“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命属生星,则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则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

这就是说,贱命、贱骨在天上的概念叫做“死星”,贵命、贵骨,在天上的概念叫做“生星”,前者必好仙,后者必不信仙。不但如此,而且就是同属神仙,也还严分等级。人间的封建等级以及身分性地主阶级的高低,被反映到天上去了。论仙篇道:“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

金丹篇述丹经道:“具经曰: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遐览篇道:“余晚充郑君门人,……郑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

今自当以佳书相示也。’……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矣。”

这样讲求身分性,早在学习的时候,都已分出等级来了的。我们知道,这种求长生的神仙思想,与道家的无生及齐生死之说,是并不相同的。因此,神仙道教虽然窃假了道家的“元”“道”“一”等范畴,附会在道家的名义之下,但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便不得不露骨地攻击起道家来。外篇用刑篇道:“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譬犹干将不可以缝线,巨象不可使捕鼠。……若行其言,则当燔桎梏,堕囹圄,罢有司,灭刑书,铸干戈,平城池,散府库,毁符节,撤关梁,掊衡量,胶离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泛生不系,反乎天牧,不训不营,相忘江湖,朝廷阒尔若无,人民则至死不往来。可得而论,难得而行也。”内篇释滞篇道:“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接者也。……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元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犹有可采,以供给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无行之弊子,得以老庄为窟薮,不亦惜乎!”

这里把道家的两位大师都骂倒了。一位是泛论较略,一位是永无至言。

而齐生死之说,则更是“去神仙千亿里”。在外篇应嘲篇中,更有对庄子无益于统治者的论点,毫不留情地攻击:“常恨庄生言行自伐,桎梏世业,身居漆园而多诞谈。好画鬼魅,憎图狗焉。狭细忠贞,贬毁仁义。可谓雕虎画龙难以征风云,空板亿万不能救无钱,孺子之竹马不免于脚剥,土柈之盈案无益于腹虚也。”

不但对老庄有微辞,对其他道书,只要是不关长生之道的,也一律加以抨击。勤求篇道:“昔者之著道书多矣,莫不务广浮巧之言,以崇元虚之旨,未有究论长生之阶径,箴砭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

这便明确地揭橥出神仙道教的中心目的是长生,唯有长生之道,乃是道教的正宗。这是极可注意的一点。(这在下文详论)

葛洪认为神仙是必定有的,神仙是可以学得的。他曾用很多篇幅反复说明神仙的必有。他证诸古人的记载,验之龟鹤的大年,以为人的生命不但可以延长,而且可以否定生命的极限,而取得长生。这些反复的说明,这里不多引举。他认为延长人的生命,依靠内修与外养两方面工夫。所谓内修,如上举的“守一”便是;而外养,主要的却靠服食,服食中以金丹为最要紧的大药。这两方面的工夫中,显然的,外养更重于内修,他曾以极多篇幅,不惮其详地描写金丹的服炼。金丹篇中说:“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者,古来无仙矣!”可见重视之至。为什么金丹能令人延年呢?他在金丹篇中说道:“夫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惊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

“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神仙独见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缅邈之无限乎!世人少所识多所怪,或不知水银出于丹砂,告之终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从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烧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独得尔?此近易之事,犹不可喻,其闻仙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将来之可教者,为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脱死亡之祸耳。可谓至言矣。然而俗人终不肯信,谓为虚文。若是虚文者,安得九转九变,日数所成,皆如方耶?”

丹砂水银的变化,在中国的炼丹家的试验下,是被证明了的。这原是化学的发轫点,然而这科学上的发现,却被道教所错误运用,作为长生延年的大药了。而这种错误运用似乎起源甚早。论仙篇说道:“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鸿宝枕中书,虽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须口诀临文指解,然后可为耳。其所用药,复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刘向父德,治淮南至狱中所得此书,非为师授也。向本不解道术,偶偏见此书,便谓其意尽在纸上,是以作金不成耳。……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某法而铸作之者。……愚人乃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可见在纪元前一世纪便有作黄金法的传说,而制玻璃(水精)法也早自西方“外国”传来了。

金丹篇列举各种丹法,如九鼎神丹、太清九转丹、还丹、九光丹等至三十种之多,又举饵黄金法、饵银法,写得极为详细。今撮引数例如下:一,九鼎神丹 第一之丹,名曰丹华。当先作元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矾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须臾成黄金。又以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亦成黄金。

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更封药而火之,日数如前,无不成也。(尚有神符、神丹、还丹、饵丹、炼丹、柔丹、伏丹、寒丹等,合共九丹。)二,还丹 若取九转之丹内神鼎中,夏至之后曝之,鼎热,内朱儿一斤于盖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须臾翕然俱起,煌煌辉辉,神光五色,即化为还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

三,九转之丹 九转之丹者,封涂之于土釜中,糠火,先文后武。

其一转至九转,迟速各有日数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转数少,其药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迟也。其转数多,药力成,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

四,乐子长丹 乐子长丹法:以曾青、铅、丹、合汞、及丹砂,着铜筒中,乾瓦白滑石封之,于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

五,金液 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减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元明龙膏(水银)、太乙旬首中石(雄黄)、冰石(紫石英)、紫游女、元水液金(水银或其化合物)、化石(硝石)、丹砂,封之成水。真经云,金液入口则其身皆金色,……若求升天,皆先断谷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两,则长生不死,万害百毒不能伤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无所禁也。若复欲升天者,乃可齐戒,更服一两,便飞仙矣。以金液为威喜巨胜之法。取金液及水银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黄土瓯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时,皆化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银一斤,即成银。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涂刀剑,辟兵万里。以此丹金为盘碗,饮食其中,令人长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诸之得水也,饮之不死。以金液和黄土,内六一泥瓯中,猛火炊之,尽成黄金,中用也。复以火炊之,皆化为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为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银立成银,以银一两和铅一斤,皆成银。

吃了这样的丹,在人间可以淫乱享乐,无所不为;升天又可以成仙,妙哉!贵族的宗教!

关于物质变化,葛洪在黄白篇中加以说明,以为“变化乃天地之自然。”他说:“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诸燧(方诸、阳燧)。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为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

所以在黄白篇中,如同在金丹篇中一样,详细的描写黄金与白银的作法。神仙已经外荣华,为什么还要作金银?原来为了服食,并非为了致富。黄白篇说:“余曾谘于郑君曰:‘老君云,不贵难得之货;而至治之世,皆投金于山,捐玉于谷,不审古人何用金银为贵,而遗其方也?’郑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谓夫披沙剖石,倾山漉渊,不远万里,不虑压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时,不知止足,以饰无用;及欲为道,志求长生者,复兼商贾,不敦信让,浮深越险,干没逐利,不吝躯命,不修寡欲者耳。

至于真人作金,自欲饵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经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银亦可饵服,但不及金耳。’余难曰:‘何不饵世间金银,而化作之?作之则非真,非真则诈伪也。’郑君答余曰:‘世间金银皆善,然道士率皆贫,……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诸药之精,胜于自然者也’。”

这里,撮引黄金作法如下:作黄金法 先取武都雄黄,丹色如鸡冠,而光明无夹石者,多少任意,不可令减五斤也。捣之如粉,以牛胆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盐石胆末荐釜中,令厚三分,乃内雄黄末,令厚五分,复加戎盐于上,如此相似至尽。又加碎炭火如枣核者,令厚二寸。以蚓蝼土及戎盐为泥,泥釜外,以一釜复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阴干一月,乃以马粪火煴之,三日三夜,寒,发出,鼓下其铜,铜流如冶铜铁也。乃令铸此铜以为筒。筒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马屎火煴之,三十日,发炉鼓之,得其金,即以为筒,又以盛丹砂水。又以马粪火煴三十日,发取持治之。取其二分煴丹砂,一分并汞,汞者,水银也,立凝成黄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钉也。

总结这种金丹与金银的作法,有几个特点:第一便是富有诱惑性,长生与金银,是大家都喜爱的;第二是作法麻烦,原料药品都是不易得来的东西;第三,作法步骤模糊,药品的分量没有比例,令人无从下手作;第四,作时须经过一番仪式(仪式下文另详),又多禁忌,作的地点又必须在名山之上,困难甚多。因此,非常明显,这只是一种富有诱惑性的谎言,叫人家去相信它,可是叫人家永远做不到。

金丹黄白,是神仙要道,延年大药。其他可以服食的,还有很多,但不及金丹黄白。仙药篇便专门论述延年的药物,其中有今中药中的常品,如茯苓、地黄、麦门冬、天门冬、术、黄精之类,但大部分却是不经见的东西,如五芝、计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各有百许种,极神怪荒唐之大观。撮举两个怪物的例子,以见一斑:一,石芝 石象芝生于海隅名山及岛屿之涯,有积石者,其状如肉象,有头尾四足,良似生物也。附于大石,喜在高岫险峻之地,或却着仰缀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脂,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彻如坚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见其光矣。大者十余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齐至精,及佩老子入山灵宝五符,亦不能得见此辈也。凡见诸芝,且先以开山却害符置其上,则不得复隐蔽化去矣。徐徐挥王相之日,设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从日下禹步闭气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捣之三万六千杵,服方寸匕,日三,尽一斤,则得千岁,十斤则万岁。亦可分人服也。

二,肉芝 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体重。以五月五,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千岁蝙蝠,色白如雪,集则倒县,脑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

行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

在服食之外,为了求得延年长生,禳邪祛祸,葛洪在杂应篇中,介绍了各种小方术。此种小方术,如断榖法、不寒之道、不热之道、辟五兵之道、隐沦之道、自然解脱法、不病术、预知术、坚齿之道、聪耳之道、明目之道、登峻涉险远行不极之道、辟疫之道,皆极荒诞可笑之能事,而为后世道教所祖述。撮引数例如下:

一,断榖法 先作美食极饱,乃服药以养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还食谷,当以葵子猪膏下之,则所作美食皆下,不坏如故也。……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当谷也。

二,不寒之道 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闭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则十二月中不寒也。

三,辟五兵之道 吾闻吴大皇帝曾从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书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试左右数十人,常为先登陷阵,皆终身不伤也。郑君云:但诵五兵名,亦有验。刀名大房,虚星主之;弓名曲张,氐星主之;矢名彷徨,荧惑星主之;剑名失伤,角星主之;弩名远望,张星主之;戟名大将,参星主之也。临战时,常细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著心前,……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交锋刃之际,乘魁履■,呼四方之长,亦有明效。为了作丹作黄金,须跋涉山川,或入深山大谷,幽静无人之处,方易成功。抱朴子中有一篇登涉,便专门写登山涉水的方法。登涉篇的开头说:“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接着便说明入山的时间,在山中如何辟邪治怪,如何对付毒蛇猛兽。又说明如何涉江渡海,辟蛟龙之害。又介绍了入山符十九道。大都是荒谬可笑的,然而也有极少部分,是根据原始的医药经验。撮引数例如下:

一,明镜辟邪 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以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视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

二,山精呼名 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儿而独足,走向后,喜来犯人。人入山,若夜闻人声音大语——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山中有大树,有能语者,非树能语也,其精名曰云阳,呼之则吉。

三,辟蛇 带武都雄黄,色如鸡冠者,五两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则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许雄黄末内疮中,亦登时愈也。蛇种虽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为至急,不治之一日则煞人。人不晓治之方术者,而为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伤疮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须臾焦尽,而人得活。

四,渡江涉海辟蛟龙之道 道士不得已而当游涉大川者,皆先当于水次破鸡子一枚,以少许粉杂香末,合揽器水中,以自洗濯,则不畏风波蛟龙也。……又法,临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河伯导前辟蛟龙,万灾消灭天清明。”

关于符籙,葛洪不加重视,书中偶述符水断谷,他处不常提到符籙。登涉篇所引符十九道,乃全书所引符籙的全部,可是全属于入山之用,如老君入山符、入山辟虎狼符、入山佩带符等。符只是一种求仙的辅助工具,作用在于禳邪祛祸,保护道士的安全而已。在遐览篇,虽举诸大符之名,末后加以评论道:“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验者,由于出来历久,傅写之多误故也。又信心不笃,施用之亦不行。……凡为道士求长生,志在药中耳,符剑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诸大符云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专据也。”

葛洪在书中曾两次叙述了禹步的方法,一在仙药篇,一在登涉篇,详略各异。(按扬子法言重黎篇:“昔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可知禹步原为巫步。)在仙药篇者,如下:禹步法 前举左 右过左 左就右次举右 左过右 右就左次举左 右过左 左就右 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

在登涉篇者,如下:禹步法 一步七尺,合二丈一尺,顾视九迹。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后。次复前(注:此下当有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一步也。次复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从左足,并,是二步也。次复前(注:此下当有左足次前四字)

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毕矣。

凡作天下百术,皆宜知禹步。

关于道教的某种仪式,葛洪不很重视,有时还认为无益。在道意篇里,他说:“凡夫不能守真,无杜遏之检括,爱嗜好之摇夺,驰骋流遁,有迷无反。……于是有倾越之灾,有不振之祸。而徒烹宰肥腯,沃酹醪醴,撞金伐革,讴歌踊跃,拜伏稽颡,守请虚坐,求乞福顾,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夫福非足恭所请也,祸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祷延,疾可以丰祀除,则富姓可以必长生,而贵人可以无疾病也。”他反对“烹宰肥腯,沃酹醪醴,撞金伐革,讴歌踊跃,拜伏稽颡,守请虚坐,求乞福顾”等禳邪祈福的仪式。可是他重视另一种仪式,那便是道书传授及金丹传授的仪式。在书中,他屡次提到传授道书及金丹,须经隆重的仪式。金丹篇说道:“九鼎神丹经曰,黄帝服之,遂以升天。……黄帝以传元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贤。……受之者以金人金鱼,投 303 于东流水中,以为约,唼血为盟。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合丹当于名山之中无人之地,结伴不过三人。先齐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洁,勿近秽污,及与俗人往来,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谤毁神药,药不成矣。”

“金液入口,则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于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齐戒百日,不得与俗人相往来,于名山之侧东流水上,别立精舍,百日成,服一两便仙。”

“受金液经,投金人八两于东流水中,饮血为誓,乃告口诀。不如本法,盗其方而作之,终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药与之,不可轻传其书,必两受其殃。天神鉴人甚近,人不知耳。”

“合此金液九丹,既当用钱,又宜入名山,绝人事。……郑君言:所以尔者,合此大药皆当祭,祭则太乙、元君、老君、元女皆来鉴省。

作药者若不绝迹幽僻之地,令俗间愚人得经过闻见之,则诸神便责作药者之不遵承经戒,致令恶人有谤毁之言,则不复佑助人,而邪气得进,药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齐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鱼,不与俗人相见,尔乃可作大药。作药须成乃解齐,不但初作时齐也。”

明本篇说:“五经之事,注说炳露,初学之徒,犹可不解,岂况金简玉札,神仙之经,至要之言?又多不书,登坛歃血,乃传口诀。苟非其人,虽裂地连城,金璧满堂,不妄以示之。”

遐览篇说:“余闻郑君言,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文、五岳真形图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传,传之歃血而盟,委质为约。”

无论传道书,或传金丹法,或作金丹,都要有隆重的仪式,筑坛,歃血,委质为约。这种仪式,是为了保证金丹的成功。而地点,则以名山深山为宜。金丹篇曾列举诸名山之名,如下:“按仙经:可以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华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长山、太白山、终南山、女儿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犊山、安丘山、潜山、青城山、峨眉山、緌山、云台山、罗浮山、阳驾山、黄金山、鳖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盖竹山、括苍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

葛洪对于道书,以为惟有金丹道书是最重要的。其他杂道书,大都“妨日月而劳意思”,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后世之作道书者,大都只能作“不要之道书”。遐览篇说:“杂道书,卷卷有佳事,但当校其精粗,而择所施行。不事尽谙诵,以妨日月而劳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

金丹篇说:“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也。”

释滞篇说:“道书之出于黄老者盖少许耳,率多后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见而滋长,遂令篇卷至于山积。古人质朴,又多无才,其所论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证按,又不著明,皆阙所要而难解,解之又不深远,不足以演畅微言,开示愤悱,劝进有志,教戒始学,令知元妙之途径、祸福之源流也。徒诵之万遍,殊无可得也。虽欲博涉,然宜详择其善者而后留意,至于不要之道书,不足寻绎也。”

勤求篇说:“古人质正,贵行贱言,故为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辞说。风俗衰薄,外饰弥繁,方策既山积于儒门,而内书亦鞅掌于术家。……后之知道者,于吉、容嵩、桂帛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戒之言,不肯善为人开显大向之指归也。其至真之诀,或但口传,或不过寻尺之素,在领带之中。……故世间道士,知金丹之事者,万无一也。而管见之属,谓仙法当具在于纷若之书,及于祭祀拜伏之间而已矣。夫长生制在大药耳,非祠醮之所得也。……诚欲为道,而不能勤求明师,合作异药,而但书夜诵讲不要之书,数千百卷,诣老无益。”

我们倒并不关心金丹道书究竟有没有什么价值,其他杂道书,究竟有用或无用,我们只觉得道书著作之富是很可惊人的。所谓“篇卷以千计”,所谓“篇卷至于山积”,所谓“内书鞅掌于术家”,所谓“于吉、容嵩、桂帛诸家,各著千所篇”,那该是多可注意的数量。在黄白篇,光只提到神仙经、黄白之方,便有“二十五卷,千有余首”。从著作者之多,从著作品之多,从葛洪以金丹来抨击杂道书这点,我们可以意味到道教已在道书数量之增多中,同时也发展出许多派系,就是说道教在发展之初,便已起了分化了。至于道教的发展,留待第四卷再论。

谢选骏指出:葛洪既为神汉,便不能不攻击哲学,因为老庄虽然深奥,却不能让神汉获利卖钱,神汉的生意需要“老装”而不是“老庄”。虽然如此,但是毕竟,葛洪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试图建国,所以他虽然也有社团,却没有“煽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过也就较小了。所以我想,共产党如果抓住葛洪,最多劳改;但是如果抓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会枪毙掉,或者把他们扔到海里喂王八!


第四节 外儒术的应世经络及其反动性格

 封建的名门豪族,在迷离不安的局面下,并不是单纯地梦想着神仙的生活。两晋之陈,豪族内讧,民变四起,胡人侵扰。北方豪族大举南渡,江南豪族流离分化,他们都感受着脱离了户籍的“流人”暴动的威胁。阶级斗争的尖锐,越发使他们一方面要在实际上守卫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觉得飘荡空灵的神仙宗教在欺骗作用上更为必要。这种客观现实在思维方面的反映,便构成了内神仙外儒术的葛洪思想。

关于儒道双修的理论,葛洪在抱朴子中屡有说明。外篇循本篇说:“玄寂虚静者,神明之本也;……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

所谓神明之本,即神仙道教之本,所谓君子之本,即阶级利益之本。葛洪在这里便坦白地表示了豪族通过宗教和伦常的作用而要求的儒道双修的根本。在这两个根本之间,葛洪并不是视同一律的。内篇释滞篇说:“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

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并成,则弃置人间,专修道德者,亦其次也。黄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举;彭祖为大夫,八百年,然后西适流沙;伯阳为柱史;宁封为陶正;方回为闾士;吕望为太师;仇生仕于殷,马丹官于晋;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执笏于宋康;常生降志于执鞭,庄公藏器于小吏;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

这里,以神仙养生为内,以儒术应世为外。“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这就是内外两可的“修之于朝隐”。最上等的名士,一方面在“朝”做统治阶级,另一方面以“隐”的内容实行欺骗。其次,如不能双修,则专修道德,因此神仙是最基本的。释滞篇又说:“世之谓一言之善,贵于千金,然盖亦军国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

至于告人以长生之诀,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则奚徒千金而已乎!”

军国得失(例如他参与剿灭农民战争的战功),行己臧否(例如他前后做官僚的行径)只值千金,而长生之诀,不死之方(神仙)则值千金以上。这里,更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意识,事业和道德都可以还算成货币的价格,然而最肮脏的意识到了理论却又还元做奇妙的东西。在内篇塞难篇及明本篇中,葛洪论儒道本末说:“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也。

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塞难篇)

“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明本篇)

“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但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同上)

葛洪之所谓内外,就对己对人而言,其所谓本末,又有轻重之异。他强调内篇的重要性,不在朝做统治者是可以的,但不做神仙是不可以的。名门最上等的人物既修须长生,又须兼匡世。外篇应嘲篇说:“客嘲余云:‘先生载营抱一,韬景灵渊,背俗独往,邈尔萧然。……伯阳从道德为首,庄周以逍遥冠篇,用能标峻格于九霄,宣芳烈于罔极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节之书;不交于世,而作讥俗救生之论;甚爱骭毛,而缀用兵战守之法;不营进趋,而有审举穷达之篇:蒙窃惑焉。’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于天地,思乐有道,出处一途。隐显任时,言亦何系?大人君子,与事变通。老子无为者也,鬼谷终隐者也,而著其书,咸论世务。何必身居其位,然后乃言其事乎?……余才短德薄,幹不适治,出处同归,行止一致。岂必达官乃可议政事,居否则不可论治乱乎?’”

“思乐有道,出处一途,隐显任时,言亦何系?大人君子,与事变通,……出处同归,行止一致。”这不仅说明儒道双修使名门豪族出处两得,而且也说明名门豪族在封建秩序被搅乱时代从外边向内退守,而仍不能忘情于外的那副贪欲相,理由是“君臣之大,次于天地”。这意思,在外篇喻蔽篇说得更清楚:“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有同门鲁生难余曰:‘……王充著书,兼箱累表,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抱朴子答曰:‘……夫发口为言,著纸为书,书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书事。若用笔不宜杂载,是议论常守一物。昔诸侯访政,弟子问仁,仲尼答之,人人异辞。盖因事托规,随时所急。譬犹治病之方千百,而针灸之处无常。却寒以温,除热以冷,期于救死存生而已。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而不改路乎?……淮南鸿烈,始于原道俶真,而亦有兵略主术;庄周之书,以死生为一,亦有畏牺慕龟,请粟救饥’。”

他曲解王充的思想之后,说明自己内神仙而外儒术,在于不废弃任何机会,“因事托规,随时所急”,以达到豪族地主的“救死存生”的目的,这不是自相矛盾。表面有矛盾,而内容是统一的。而且,我们更要注意,连同他的内神仙也是要以金丹来对抗符水,以神仙来对抗巫祝,以名门豪族来对抗起义农民,“令百姓杜冻饥之源,塞盗贼之萌”的。

考葛洪的外儒术的应世经络,具载于抱朴子外篇五十卷中。篇目如下:卷一嘉遁 卷二逸民 卷三勖学 卷四崇教卷五君道 卷六臣节 卷七良规 卷八时难卷九官理 卷十务正 卷十一贵贤 卷十二任能卷十三钦士 卷十四用刑 卷十五审举 卷十六交际卷十七备阙 卷十八擢才 卷十九任命 卷二十名实卷二十一清鉴 卷二十二行品 卷二十三弭讼 卷二十四酒诫卷二十五疾谬 卷二十六讥惑 卷二十七刺骄 卷二十八百里卷二十九接疏 卷三十钧世 卷三十一省烦 卷三十二尚博卷三十三汉过 卷三十四吴失 卷三十五守塉 卷三十六安贫卷三十七仁明 卷三十八博喻 卷三十九广譬 卷四十辞义卷四十一循本 卷四十二应嘲 卷四十三喻蔽 卷四十四百家卷四十五文行 卷四十六正郭 卷四十七弹祢 卷四十八诘鲍卷四十九知止、穷达、重言 卷五十自叙除自叙一卷外,余四十九卷五十一篇,便是外篇的全部了。外篇内容,分为五项:第一是关于政治的,如君道、臣节、官理、贵贤、任能、用刑、审举、百里、汉过、吴失等;第二是对风俗习尚的批评,如交际、名实、清鉴、行品、弭讼、酒诫、疾谬、讥惑、省烦等;第三是对汉末以来,学风及思潮的批评,如钧世、尚博、正郭、弹祢、诘鲍等;第四是关于个人生活修养及态度的,如嘉遁、逸民、守塉、安贫、仁明、如止、穷达等;第五是表白著书用意的,如应嘲、喻蔽、百家等。其他如博喻广譬等,则因文体特殊,内容驳杂琐碎,不易确定其应属那项。

现在分项加以说明。

葛洪的政治思想,虽自称属儒家,但实际上乃汉酷吏的继承,是内法外儒的“王霸道杂之”的憧憬。自从汉王朝崩坏以来,安固森严的汉法度破坏无遗,曹操用人便只问才不才,不问行品如何。一切礼度法制,趋向简易严峻。为了适应军事屯田的封建经济,礼度法制的简易严峻是必要的。这样,曹操有了成功,司马氏也有了成功。然而曹氏亡于权臣内蚀,而司马氏则亡于豪族内讧、胡人外铄。因此在君主之下个别军事领袖(亦即名门豪族)的权势争夺,不利于名门间稳定局面的维持。在许多名门豪族之上,似应有一个共同的领袖,他处在不可与争的地位,来维持名门间的平衡,这个领袖,便是最高地主或最高家长。葛洪在君道、臣节、良规诸篇中,说明阶级关系是绝对的,尊卑的对立应该调和,因为“君”如父,象“天”,这道理是如自然规律,不可改易的。他说:“清玄剖而上浮,浊黄判而下沈,尊卑等威,于是乎著。往圣取诸两仪,而君臣之道立;设官分职,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诸己以先四海,去偏党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标至公。”(君道)

“喻之元首,方之股肱,虽有尊卑之殊邈,实若一体之相赖也。”(臣节)

“臣喻股肱,则手足也,履冰执热,不得辞焉。”(同上)

“夫废立之事,小顺大逆,不可长也!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废,则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而世人诚谓汤武为是,而伊霍为贤,此乃相劝为逆者也。又见废之君,未必悉非也。……见废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归也。”(良规)

在他看来,君只要“去偏党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标至公”,不偏不倚地维持名门间的均势,而臣能尽股肱之力,尊事其君,则魏晋以来的内讧篡弑都可避免。

人君非用人佐治不可,审举篇说:“人君虽明并日月,神鉴未兆,然万机不可以独统,曲碎不可以亲总,必假目以遐览,借耳以广听,诚须有司,是康是赞。故圣君莫不根心招贤,以举才为首务。施玉帛于丘园,驰翘车于岩薮,劳于求人,逸于用能”。在任能、钦士两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兹不再琐引。

关于用人的方法,葛洪在审举篇中,以及汉过、吴失篇中,痛论卖官之弊及奸邪害正之状。他以为审举之法,在乎公平,而对舞弊严加惩罚。审举篇说:“汉之末叶,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纲漏防溃,风颓教沮。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力竞成俗,苟得无耻。或输自售之宝,或卖要人之书,或父兄贵显,望门而辟命,或低头屈膝,积习而见收。夫铨衡不平,则轻重错谬。……以之治人,则虐暴而豺贪,受取聚敛,以补买官之费;立之朝廷,则乱剧于棼丝,引用驽庸,以为党援。而望风向草偃,庶事之康,何异悬瓦砾而责夜光,弦不调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浊飞沈,沙汰臧否,严试对之法,峻贪夫之防哉!殄瘁攸阶,可勿畏乎?……遣其私情,竭其聪明,不为利欲动,不为属托屈。所欲举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访以详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异以备虚饰,令亲族称其孝友,邦闾归其信义。尝小仕者有忠清之效,治事之干,则寸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观勇也。又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防其置对之奸,当令必绝。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罚禁锢。其所举书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迁,中者多不中者少后转,不得过故。若受而赇举所不当,发觉有验者,除名,禁锢终身,不以赦令原,所举与举者同罪。今试用此法治,一二岁之间,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贡举不精之久矣。过此则必多修德而勤学者矣。”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为了适应军事屯田的封建经济,礼度法制的简易严峻是必要的。军事屯田的封建经济,是在军事体系之下维持统治权的稳定,同时还要准备随时的流动。晋之占田制只是在屯田制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修改。这种不安定的经济制度,反映在礼制与法制上的,是两汉森严整齐法度的崩溃,是魏晋清峻通脱风尚的养成。在省烦篇中,葛洪便指出繁礼的无用,主张“删定三礼,割弃不要”:“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弥纶人理,诚为曲备。然冠昏饮射,何烦碎之甚邪?人伦虽以有礼为贵,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拜起俯伏之无已邪?……自建安之后,魏之武文,送终之制,务在俭薄,此则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为丧乱既平,朝野无为,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学洽闻之士,才任损益,免于拘愚者,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其烦重游说,辞异而义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无所伤损,卒可断约而举之,勿令沈隐,复有凝滞。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觯之属、衣冠车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宫室尊卑之品、朝飨宾主之仪、祭奠殡葬之变、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礼,皆可减省,务令约俭。”

文中说减削繁礼,在“丧乱既平”之后,实际上,则自“建安之后”,早已“务在俭薄”了,文中之意,无非是把军事屯田时期的礼制变更,在丧乱既平之后,予以合法的确定罢了,并非真要等到丧乱既平之后才实行。与礼度并行的刑法,葛洪主张趋于严峻,主张“以杀止杀”,来对付人民。用刑篇说:“德敬治狡暴,犹以黼黻御锋剡也,以刑罚施平世,是以甲胄升庙堂也。”

“仁之为政,非为不义也,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远羡羲农之风,则乱不可振,其祸深大。以杀止杀,岂乐之哉!”

“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

“安于感深谷而严其法,卫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玩,峻而不犯,全民之术也。”

“刑之为物,国之神器,君所自执,不可假人,犹长剑不可倒捉,巨鱼不可脱渊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

“以刑罚施平世,是以甲胄升庙堂”,则从反面来推论,很分明地是说乱世该用峻刑严法了。因此,他得出刑是“国之神器”的结论。他更主张恢复肉刑。用刑篇道:“或曰:‘然则刑罚果所以助教兴善,式遏轨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复与?’抱朴子曰:‘曷为而不可哉!’”

在礼与法之外,葛洪特别注意所谓风教问题。自从汉王朝衰亡以来,“纲漏防溃,风颓教沮”。纲与防意味着礼与法,风与教乃指风俗教化而言。在纲漏防溃之后,主张薄礼而峻法,则在风颓教沮以后,又当怎样呢?

现在且看葛洪所指出的风颓教沮,是那些现象。

第一,是教育沦丧。勖学篇说:“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遂凋坠,或沈溺于声色之中,或驱驰于竞逐之路。孤贫而精六艺者,以游夏之资而抑顿乎九泉之下;因风而附凤翼者,以驽庸之质犹回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谓之勤修庶几,拥经求己者,谓之陆沈迂阔。于是莫不蒙尘触雨,戴霜履冰,怀黄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径之近易,规朝种而暮获矣。若乃下帷高枕,游神九典,精义赜隐,味道居静,确乎建不拔之操,扬青于岁寒之后,不揆世以投迹,不随众以萍漂者,盖亦鲜矣。”尤其对封建贵族子弟的抛弃教育,表示非常惋惜。崇教篇说:“王孙公子优游贵乐,婆娑绮纨之间,不知稼穑之艰难。……省文章既不晓,睹学士如草芥,口笔乏乎典据,牵引错于事类,剧谈则方战而已屈,临疑则未老而憔悴。虽菽麦之能辩,亦奚别乎瞽瞆哉!”

第二,是名实乖滥。名实篇说:“门人问曰:‘闻汉之末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贪饕得志,名不准实,……其故何战?’抱朴子答曰:‘……夫佞者鼓珍赂为劲羽,则无高而不到矣,乘朋党为舟楫,则无远而不济矣。持之以夙兴侧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谀辞也似辨,其道听涂说也似学,其心险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洁也似廉,其好说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讳也似直,故多通也’。”因名实乖滥,影响到识鉴的不易。而汉季以后,偏有以识鉴知名的,用人取士,多凭品藻,这颇使葛供不以为然。清鉴篇说:“夫貌望丰伟者不必贤,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异,或气性殊而所务合。”行品篇说:“物有似而实非,若然而不然。料之无惑,望形得神,圣者其将病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结友,不可以不精择,不可以不详试也。”

第三,是交际趋附。交际篇说:“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杂,面而不心,扬雄攸讥。故虽位显名美,门齐年敌,而趋舍异规,业尚乖互者,未尝结焉。或有矜其先达,步高视远,或遣忽陵迟之旧好,或简弃后门之类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论德。其不遭知己,零沦丘园者,虽才深智远,操清节高者,不可也;其进趋偶合,位显官通者,虽面墙庸琐,必及也。如此之徒,虽能令壤虫云飞,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为祸福,得之则排冰吐华,失之则当春凋悴,余代其踧蹐,耻与共世。穷之与达,不能求也。然而轻薄之人,无分之子,曾无疾非俄然之节,星言宵征,守其门庭,翕然谄笑,卑辞悦色,提壶执贽时行索媚,勤苦积久,犹见嫌拒,乃行因托长者从构合之,其见受也,则踊悦过于幽系之遇赦,其不合也,则懊悴剧于丧病之逮己也。通塞有命,道贵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涂何足多咨,嗟乎细人,丰不鄙哉?人情不同,抑何远邪?每为慨然,助彼羞之!”

第四,是狂诞轻薄。疾谬篇说:“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摴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襦纨裤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下逮妇女,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又说:“轻薄之人,迹厕高深,交成财赡,名位粗会,便背礼叛教,托云率任。……于是腊鼓垂无赖之子,白醉耳热之后,结党合群,游不择类,……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又说:“俗间有戏妇之法,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慢对,其为鄙黩,不可忍论。”又说:“汉之末世,……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乎,岂不哀哉!”刺骄篇说:“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

第五,是谈辩益惑。知止篇重言说:“浅近之徒,则不然焉,辩虚无之不急,争细事以费言,论广修坚白无用之说,诵诸子非圣过正之书。损教益惑,谓之深远。委弃正经,竞治邪学。或与暗见者较唇吻之胜负,为不识者吐清商之谈口,对非敌力之人,旁无赏解之客,何异奏雅乐于木梗之侧,陈玄黄于土偶之前哉!”

第六,是酗酒善讼。酒诫篇说:“其初筵也,抑抑济济,言希容整。……日未移晷,体轻耳热。夫琉璃海螺之器并用,满酌罚余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辖投井。于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乱。……载号载呶,如沸如羹。或争辞尚胜,或哑哑独笑,或无对而谈,或呕吐几筵,或值蹶良倡,或冠脱带解。……”弭讼篇引刘君士由之论说:“大婚之礼,古人所重,……而末世轻慢,伤化败俗,举不修义,许而弗与,讼阋秽辱,烦塞官曹。”

以上六点,我们认为即是葛洪所指出的所谓“风颓教沮”的现象。这些现象,葛洪认为是从“汉之末世”起才发生的。葛洪的这一认识是对的。但所谓“风颓教沮”,正是森严的汉法度崩溃下来在风俗教化方面的演出,因此,这一崩溃过程,才从“汉之末世”开头。从那时起,汉经学的家法冲破了(教育沦丧),乡举里选制被官爵买卖所代替了(名实乖滥),生徒浮华交会起来了(交际趋附),礼度仪检不再讲究了(狂诞轻薄),学风转向玄虚谈辩了(谈辩益惑),许多人疯狂地饮酒,男女婚姻的纽带松弛了(酗酒善讼),一切风俗教化崩溃下来,“颓沮”下来了。葛洪对风颓教沮的现象感到愤惋羞愧,希望这种现象能够纠正过来。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葛洪希望回复汉法度的森严。在上文,我们已指出,葛洪主张省烦峻法,其趋向并非复古,而是要密切地配合魏晋以来军事屯田的封建经济生产的。安固的县乡亭经济生产既不得不为流荡的军事屯田经济生产所替代,则风颓教沮实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风颓教沮非但不可避免,即葛洪所指出的六点,正是军事屯田的经济生产在封建贵族生活方面的必然反映。不过葛洪所以要对此现象感到愤愧,乃是认为这现象太过火了,也就是说抛弃了两汉的安固生活,则在流荡生活中也不能变成散漫,毫无纪律,陷于无政府状态。要以简易严峻的作风来代替繁重雍容的作风,而不是散漫与废弛。葛洪屡次赞许魏武帝,又对晋室四帝表示钦佩,颇足以说明这点消息。讥惑篇非议京洛人居丧饮酒食肉,不守礼度,结尾说:“吾闻晋之宣景文武四帝,居亲丧皆毁瘠逾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礼,皆行七月服。于时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为法。世人何独不闻此,而虚诬高人,不亦惑乎!”可见一方面要毁瘠逾制,一方面又要从二十五月之礼改为七月服,那精神便是简而有制。因此,我们对于葛洪的勖学、崇教,认为他所崇所勖,并不是汉学汉教之旧。对于他的讥惑、刺骄、疾谬,认为他的所讥、所刺、所疾,乃是担心流荡生活中的散漫无纪律状态,还不是要以安固来代替流荡,而是要在流荡生活中采取简易严峻的作风。葛洪的此种论调,当时是“吾道不孤”的,比葛洪略早的傅玄,便曾一面责备儒教不修,一面大大赞赏过军事屯田经济(参看晋书傅玄传)。葛洪在博喻篇中,对时代所需要的生活方式,有着最露骨的阶级意识,即生活规范是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盘旋揖让,非御寇之容;掼甲缨胄,非庙堂之饰;垂绅振佩,不可以挥刃争锋,规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与风教问题密切相关的,是葛洪对汉末以及魏晋学风,给予了一系列的批判。这批判是借三个人的思想行为作对象来进行的,这三个人是郭泰、祢衡与鲍敬言。窥葛洪之意,似以郭泰代表汉末清议,从祢衡作为放诞者的前驱,以鲍敬言作为危险理论的极致。这样拟定之后,才对之提出了一系列的批判。书中正郭、弹祢、诘鲍三篇,联在一起,次序先后依照历史的顺序,而篇名也采同一文法结构,当不是出于偶然的。总括他的批判的话看来,他对于这些人物的活动是以无益于统治阶级的生死存亡而予以否定,还不是客观的批判,好像外儒术内神仙才是正路。

郭泰代表汉末清议,这在第二卷已有专章论及,兹不再赘。葛洪以为郭泰只是一个“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犹不得复厕高洁之条贯,为秘丘之俊民,而修兹在于危乱之运,奚足多哉!”又说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尔则非所安。彰徨不定,载肥载臞”。林宗既知“汉之不救,非其才之所办”,则当“仰■商洛,俯泛五湖”,或者“掩景渊洿,韬鳞括囊”。然而他却“自西徂东,席不暇温,欲慕孔墨栖栖之事”。“进无补于治乱,退无迹于竹帛,观倾视汨,冰泮草靡,未有异庸人也”。又借诸葛元逊之言说,“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又借殷伯绪之言说,“林宗入交将相,出游方国,崇私议以动众,关毁誉于朝廷,……周旋清谈闾阎,无救于世道之陵迟,无解于天民之憔悴”。又借周恭远之言说:“林宗既不能荐有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者,则方之巢许,废职待客者,则比之周公,养徒避役者,则拟之仲尼,弃亲依豪者,则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实,而大乱滋甚”。在葛洪以为郭泰不能确定自己的立场,究竟是出还是处,以在野之身而东奔西走,讪上谤政,结果徒然眩乱了世之名实。这里,并没有从清议的内容上来批判,只暴露不利于统治者学风的弊病。

对于祢衡,葛洪历举其狂傲恃才,诞慢凌人的事实,并作出结论:“言行轻人,密愿荣显。是以高游凤林,不能幽翳蒿莱。然修己驳刺,迷而不觉,故开口见憎,举足蹈祸,赍如此之伎俩,亦何理容于天下,而得其死哉!犹枭鸣狐嚾,人皆不喜,音响不改,易处何益。许下人物之海也,文举为之主,任荷之足为至到,于此不安,已可知矣。……而复走投荆楚间,终陷极害,此乃衡懵蔽之效也。盖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于戏才士,可勿戒哉!”这是从行为上来批判的。所谓“许下人物之海”,言下之意,葛洪是颇有意于到这样的“人物之海”里翻腾游泳一番的。我们以为,这里的批判,应与讥惑疾谬联起来看,作为对嵇阮一流人物的批判才能显出它的意义来。对于鲍敬言的批判,是从思想内容上来着眼的,他把鲍敬言误看作“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的人物来批判的。葛洪私窃汉代内法外儒的“王霸道杂之”的理论来批判清谈,是地主阶级的偏见,并无可取之处,我们暂不具论。倒是文中所引鲍敬言的无君论,是思想史上非常难得的材料,值得细加寻绎。这点将在后面详论。

葛洪对汉末魏晋学风的批判,实在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除了从行为上记录了些现象外,至多根据汉代“王霸道杂之”的内法外儒的理论在表面上驳诘一番,某目的是为了挽救地主阶级的命运,害怕有些言论对统治者不利,有些言论更有危害性(如鲍敬言)罢了。

葛洪对文化的见解,以为古不如今,今胜于古。这是除了因反对鲍敬言的复古理论而应持的逻辑外,毕竟在一堆胡言中出现了一些合理的因素。钧世篇说:“古者事事醇素,今者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罽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軿妍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从难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

尚博篇说:“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

在生活修养方面,葛洪否认劳动,主张守塉、安贫、知止。这原是道家思想的延长,例如他说,“将垦九典之芜■,播六德之嘉谷,厥田邈于上士之科,共收盈乎天地之间。何必耕耘为务哉!”(守塉)“以三坟为金玉,五典为琴筝,讲肆为钟鼓,百家为笙簧。使味道者以辞鲍,酣德者以义醒,超流俗以高蹈,轶亿代而扬声。方长驱以独往,何货贿之穢情?”(安贫)“祸莫大于无足,福莫厚乎知止。”(知止)这里不加详论了。

现在,我们大略谈谈抱朴子外篇的体载及其逻辑形式。

葛洪自称外篇为子书。自叙说,“先所作子书内外篇”,“年二十余,……乃草创子书,……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内外篇都称子书。但内篇自序却说,“余此书……不以合于余所著子书之数,而别为此一部,名曰内篇,与外篇各起次第”。则似仅外篇称为子书。但外篇有若干篇还带有显著的辞赋风格,如嘉遁,守塉完全楚辞格调,博喻,广譬两篇则是连珠体。博喻共九十七则,广譬共八十五则。辞义琐碎,内容无足观,但这样用连珠体大规模的来写作,共达百八十则以上,则是颇可注意的。撮举数例,以见一斑:“抱朴子曰:盈乎万钧,必起于锱铢,竦秀凌霄,必始于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无涯之旷,寻常积而玄圃致极天之高。”

“抱朴子曰:桑林郁蔼,无补柏木之凄冽,膏壤带郭,无解黔敖之蒙袂。然茧纩涕纨,此之自出,千仓万箱,于是乎生。故识远者贵本,见近者务末。”“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经周用,隻长不足以济众短。是以鸡知将旦,不能究阴阳之历数;鹄识夜半,不能极晷景之道度,山鸠知睛雨于将来,不能明天文;蛇螘知潜泉之所居,不能达地理”(博喻)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浃全,能事不可毕兼。故悬象明而可蔽,山川滞而或移,金玉刚而可柔,坚冰密而可离。公旦不能与伯氏跟絓于冯云之峻,仲尼不能与吕梁较伎于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毒粥既陈,则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则下有聚死之虫。刍豢之丰,则鼎俎承之;小才任大,则泣血涟如。桑霍为戒厚矣,范疏之誉明矣。”(广譬)

据傅玄连珠序,连珠乃汉章帝时,班固、贾逵、傅毅受诏而作。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欲使历历如贯珠,故谓之连珠。任昉文章缘起,以为连珠始于扬雄。北史李先傅,则以为始于韩非,班固等,特仿其体而为之。我们认为假譬喻来表达意思,从事理来推类人理,而取得结论,原为荀韩书中所常有之体,但使之以历历如贯珠的方式作集中的表现,如所谓连珠者,我们同意傅玄的说法,实始于班固傅毅之徒。不过当时并未盛行,陆士衡演连珠,实为拟作,而葛洪乃大规模地使用了这样的文章形式。近人译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式为连珠,二者虽并不全同,却很相似。譬如同样分三段(也有不完全的),同样有前提与结论。不过连珠的前提,却常是事理与人理的类举,因此前提与结论间的关联,就常陷于似是而非,不似三段论式的密切。

把连珠体作为主要的形式来应用,以表达思想,我们说,这是葛洪在逻辑方面的形式。可是葛洪并没有称之为连珠,只是以博喻、广譬名篇而已。葛洪所用的连珠,有如下四种形式:一,事理人理在前,结论在后,完全式:四灵翳逸而为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为有国之宝,何必司晨而衔镳,羁绁于忧责哉?……(事理)

有用人之用也,无用我之用也。……(人理)

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结论)

二,结论在前,事理人理在后,完全式:粗理不可浃全,能事不可毕兼。……(结论)

故悬象明而可蔽,山川滞而或移,金玉刚而可柔,坚冰密而可离。……(事理)

公旦不能与伯氏跟絓于冯云之峻,仲尼不能与吕梁较伎于百仞之溪。……(人理)

三,事理在前,结论在后,不完全式:小鲜不能解灵虯之远规,凫鷖不知鸿鹄之非匹,……(事理)

是以耦耕者笑陈胜之投耒,浅识者嗤孔明之抱膝。……(结论)

四,结论在前,事理在后,不完全式:天秩有不迁之常尊,无礼犯遄死之重刺,……(结论)

是以玄洲之禽兽虽能言而不得厕贵牲,蛩蛩之负蹶虽寄命而不得为仁义。……(事理)

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他的这种形式逻辑是他进行理论诡辩的主要方法,实际上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他的前提和结论,他的论式常是谬误的。综合如上所述,葛洪的道教思想是道教中的金丹派,其目的在乎求长生,作神仙,我们可以称之为金丹道教,也可以称之为神仙道教。这一派道教是在原始道教的分化中生长起来的。原始道教本来是原始巫术的集中表演,凡卜筮、阴阳、神仙、黄白、房中、巫蛊、谶纬、符水、占星、望气诸种方术,都是凑成原始道教的素材。在汉末,原始道教与以求人身存在和生命延续为主的农民暴动结合起来,曾爆发为黄巾天师道起义,毁灭了汉代的封建统治。但是汉朝的封建地主,以曹操为首,利用了军事屯田的经济体制,最后敉平了那些“民变”。就在农民暴动被扑灭的过程中,原始道教起了分化。其中符水派被目为妖道,为邪教,仍下草泽而成为流民暴动的旗号:其金丹派则上朝廷而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成为道教的正宗。

葛洪便是企图为金丹道教,在理论上奠立基础的一个反动人物。他使原始巫术部分的理论化起来。假借道家的一些理论与范畴,套在部分的原始巫术身上,使他能够打起一面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招牌来。同时,又指斥原始巫术中的另一部分,即为农民所利用的,如符水、首过等为不足道,为妖邪,使之不合法,归于用严法制裁之列。他完全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为消灭民变而在宗教方面奠立理论基础,确定实际法要,以否定农民暴动中对宗教力量的运用,他的目的是从思想意识上打垮农民“叛变”的一种毒辣阴谋。以金丹对抗符水,以神仙对抗“妖邪”,以封建贵族对抗“反叛”农民,是处处针锋相对的。

因此,葛洪的神仙,乃是神仙贵族。如果照他说“妖邪”为农民的宗教,则神仙便为贵族的宗教,“妖邪”所凭仗的方术是廉价的符水,而神仙所凭仗的方术是高贵不易觅得的金丹。作为一个人民,非但在星宿上在骨器上不配做神仙,即在财力上也决不可能如法炼就金液神丹等费钱的大药。神仙贵族,在幻想里筑就了漂亮的富丽的仙山楼阁,那些仙山楼阁是仿照了现实宫殿的样式构筑起来的,其材料是黄金与白玉。神仙贵族便这样的无忧无虑的过他的永远的长生。

然而神仙贵族并不能永远生活在幻想里,他有他的现实的名门地主的生活。因此,“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他有他的作为儒家的一套应世经络。这一套应世经络,使他能够出处两得,内外双修。他可以跨出一步,协同别的名门地主,或则协同“应天顺人、拨乱反正”的君主,如晋王之类的,剿灭农民“叛变”,因而封侯食邑;但也可以在十分混乱的局面下,退后一步,结屯自守,做一个隐遁的君子。否则,也可以将子侄南行,上罗浮山去炼丹修道。

因此,葛洪的思想,是完全站在魏晋之世统治者的立场的。特别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遭受内外矛盾的打击而形成割裂局面的时候,他的内神仙外儒术的支配阶级思想才最符合于身分性地主的要求,才最能适应屯田以至官品占田的经济基础。

葛洪严厉地批判了汉末的清议,以为讪上谤政是不合于君臣之义的,他主张如不能积极地去参加政权,便应当消极地“潜鳞括囊”,用不着东奔西走,街谈巷议。又批判了清谈家的先驱狂士祢衡,又批判了“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谈”的无君的鲍敬言。作为一个名门贵族,不但应当遵守封建的礼法,而且要用简易而严峻的礼法,拥戴一个共同的君主,来维持名门地主间的均势。这个从清议到清谈的否定,是葛洪思想的另一特点。

这样,葛洪的思想,乃得到了凝定。他的思想是封建割据时代名门豪族出处两得的思想型。后世承其流风的,实在不少。凡是歌咏山水田园的诗人,凡是徘徊于山林廊庙之间的人物,都是被其思想沾溉的。而其神仙思想,则又充满了十分荒谬的对人民恐吓麻醉兼施的毒辣作用,企图使人民的求生斗争,或者软化,或者吓倒,永远乖乖地伏贴在封建地主的脚下。

在魏晋南北朝思想的性格与相貌章以及向秀唯心主义的庄学与儒道综合派章中,我们说,葛洪属于“儒道异”派,是儒道两面论者,是骑墙派,是机会主义者,在本章中,我们以内神仙外儒术来详细申述葛洪属于“儒道异”派的具体情况。主张“儒道异”者,基本上时而依违两可,时而徘徊两不可。他们不但以道非儒,以儒非道,并且进一步在道而反道,据儒从非儒。这在本章中,我们更加以充分的说明。

“儒道异”派以中古名门地主身分,借神仙与儒者面目出现,不论或出或处,总企求出处两得,维持并涂饰其丑恶的剥削统治,态度是积极明朗的。而“儒道合”派则寄迹朝市,滑稽丸转,但求个人的容迹,处而如出,出亦如处,态度是消极暧昧的。两者虽同属名门地主,而前者为统治阵营派系纠纷中的当权派,而后者则为失势派,或失势而仅求依附的。这又是“异”“合”两派的分歧处。“儒道异”派的葛洪,虽然表面上以神仙自期,而在地主阶级被农民战争所摧毁之时,又不妨拿儒道儒术来做“剿匪”的谋士!其反动性格是明显的。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仇恨葛洪,因为他们和葛洪一样都是神汉,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更重要的,葛洪还是一个反党分子,因为他主张“去偏党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标至公”——共产党就是一个偏党,以阶级斗争之私情,反天下和平之至公。葛洪教人长生,共产党却专门杀生,共产党能不仇恨葛洪吗。


【第八章 范缜以前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战斗传统的演进】



第一节 有神无神争辩的意义与古代无神论晚出的原因


有神无神的争辩,表面上是宗教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因为,追问人的形体毁灭之后,其精神或灵魂能否永存而不灭,直接是对于人死为鬼不为鬼有所肯定,间接是对于有神无神有所肯定。所有这些肯定都在哲学上有其最后的根据。这根据就是精神能否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有鬼论与有神论对于这一哲学问题,支持着肯定的解答;而肯定这一问题就是唯心主义。无鬼论与无神论对于这一哲学问题,支持着否定的解答,而否定这一问题就是唯物主义。所以,神灭与否的争辩,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对立的特殊形态。

正因如此,世界哲学史上,从古代至于现代,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往往以神灭与否的争辩为其导火线。最显著的例如:十九世纪德国的唯心唯物之争,即因瓦格讷(R.Wagner,1805—1864)在一八五四年格丁根(Gettingen)的自然科学大会上,宣读其论文人类的起源与精神的实体而起。因为这篇论文的要旨,在于阐明人类的灵魂(精神),可能离开人类的物质过程(形体的存废)而独立存在(不灭)。这种神不灭论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因此,引起了符格特(K.Vogt,1817—1895)的著名抗辩书:盲目信仰与科学。符格特在盛怒之下所发出的著名警句:“思想之于脑髓,有如胆汁之于胆囊,尿液之于肾脏”,虽然是庸俗的唯物主义观点,但就反唯心主义说,态度却是坚定的。

神灭与否的争辩,在世界哲学史上的意义如此,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当然也不能例外。并且,中国的神灭与否的争辩,从南北朝时代起,又成了名理谈论上的话题,因而,它除了一般的哲学意义之外,又代表了中国中世纪逻辑史上一个特殊的发展形态,即在这一争辩上,不但显示着哲学的范畴,同时也发挥着、并且孕育着特定的逻辑范畴和逻辑思想。具备着这样性格的理论斗争,是以南北朝齐梁之际,由范缜的神灭论所引起的争论最为著名。这一争论之所以著名,一方面因为它构成了空前巨大的论战局面,另一方面因为它更显示了神灭思想的伟大的异端战斗力量。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神灭思想不是范缜一人的创造,其战斗的传统是无神论思想一般的属性。因此,我们需要对于中国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作一次探本溯源的研究。

根据一般的通则,古代的哲学是氏族社会宗教迷信观念的否定者;同时,最古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其起源上说来,或多或少又是和宗教在一起的,这里有“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列宁:哲学笔记页二五三)。在中国古代的西周时代,更存在着神化的先王观念与天帝的主宰信仰,因而没有出现严格意义的无神论思想。这是因为无神思想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古代自由人对于氏族残余制度的肃清;其二,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认识,摆脱宗教的世界观;而这两个必需的前提条件,在西周维新的中国古代比较薄弱(参照本书第一卷,第四、五、六等章)。降及春秋,对于氏族遗制的肃清,虽以政权下移的渐进方式开始进行,但是,第一由于自由民这一类国民阶级的不完全性,第二由于维新传统的束缚,以致最初出现的唯物思想,如五行说,依然拖带着浓厚的宗教因素。而且在贤人作风支配之下,作为世界观基础的自然认识,仍然被西周的宗礼思想所束缚。春秋战国之际孔墨显学的出现,也受过时的旧传统所影响,孔门肯定祭祀,墨家主张明鬼,他们虽然对神鬼观念抽去了些内容,但都保存神鬼的形式。

百家学说中公孟子首言“无鬼”,这自是古代的光辉命题;但他和“无鬼”相平行,同时又肯定了“君子必学祭祀”,显然仍未脱离孔子“焉能事鬼”与“祭之以礼”的二律背反的支配。在这一点上,公孟子的无鬼论的战斗性就显得特别脆弱;无怪被墨子运用了类比的矛盾律所攻击。(墨子公孟篇)

较为晚出的老子书中,虽然强调了“自然之义”,但还有所谓“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的命题,但同时又说“子孙以祭祀不辍”,可见老子作者关于神鬼问题的认识大体与公孟子同一境界。

到了战国中叶,由于财产所有形式的变化,国民富族和自由人的成长,对于氏族遗制的打击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铁的普遍使用及农工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一步的成就,无神思想才开始在“形”与“知”的关系方面,引起了思想家的注意;并由古代的进步学派,作出了初步的合理解决。例如:

(1)墨经经上说:“生,刑(形)与知处也。”“形”与“知”相结合(处)既然是“生”;则依逻辑反而推之,“知”与“形”相分离当然即是“死”。假如将此所谓“知”作为“神”的同义语,则离开了“形”的“神”虽不必一定是“灭”,而与“死”相连,却也决不能说一定是“不灭”。墨经作者对于神鬼思想所以能作出否定的解答,与其对于先王观念的否定及自然科学的成就,是有必然关系的。

(2)荀子天论篇说:“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形具而神生”,其反面的命题自然是形毁而神灭。“好恶、喜怒、哀乐”既以“神生”为依据,自必随神灭而消散。荀子以为“夫是之谓天情”,“情”“诚”字通,则精神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即是宇宙或自然的本然法则。似此,无鬼论,无神论与唯物主义,就结成了相互渗透的关系。史记孟荀列傅说:“荀卿嫉浊世之故,……不遂大道而营巫祝,信禨祥”,正是此义。

并且,上引荀子的无神思想,不仅较墨经更进了一步,同时也是整个古代无神思想的综合与发展。史记孟荀列传说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废序列”,其中一部分的实际所指,当属此事。

总之,无神思想自从战国中叶以来,才开始发育起来,所以到了战国末叶,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神灭思想的晚出与古代国民思想的晚出,同样是古代维新路线的结果。这里,我们不能把中国古代思想和希腊古代思想作机械地对比。

谢选骏指出:“有神无神的争辩,表面上是宗教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这段话说明侯外庐这批《中国思想通史》的作者,无一人读过休谟的说法:“宗教是大众的哲学,哲学是智者的宗教。”这批作者大概除了马恩列斯等狗书,就没有读过什么西洋的书籍了,真是一帮可怜的马列狗、列斯猪。


第二节 两汉道家与儒家的斗争及无神论思想的发展



墨经作者及荀子的无神思想,到了秦汉以降的中世纪时代初期,成了绝学,而由董仲舒所代表的思孟学派与阴阳学派混血的有神论及有鬼论的宗教化儒学,则成了钦定的正宗思想。特别是由于汉武帝以法典形式所建立的中世纪统治体系,循着“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原理,必然在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方面大倡特倡宗教的统治,以配合其超经济剥削的秘诀。更由于编制社会劳动人口的必要以及对身分性地主阶级的妥协,通过了孝道的道德形式,厚葬之风与有鬼之论,取得了理论根据,而处于正宗地位的儒家,就放弃了古代的无神思想,成为有鬼论的支柱(参照王充论衡薄葬篇)。

但是,随着儒家的正宗化,道家即转入异端地位。因而,与儒家之支持厚葬论及有鬼论相反,道家遂成了薄葬论、无鬼论与无神论思想的支持者及发展者。在中世纪的汉代,如果说思想上有新的进展,这进展即应首推处于异端的道家在此三方面的新的成就与其战斗的业绩。道家在汉代所以有此成就与业绩,因其与正宗儒家的纯粹贤人作风相反,颇具有相对的智者气象,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显示了某种限度的关心,并且成了初期中世纪时代的自然科学家。

道家自然科学认识的加深,与自然科学观点的取得,正是其薄葬论、无鬼论与无神论思想所从产生的重要根据。因此,汉代道家的无神论思想有历史的传统。在这里,我们想以杨王孙、桓谭与王充三个异端学者的神灭思想为例,说明其发展的程序。

(一)杨王孙的臝葬书所表现的无神论思想

杨王孙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学“黄老之术”,自是异端学者;他在风行“厚葬”的潮流里面,提倡了并且实行了“臝葬”,尤为对于中世纪正宗的大胆的抗议与勇敢的战斗。据说杨王孙在临死的时候,教训其子说:“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前汉书卷六七本传)

主张薄葬而至于“臝”,与并世的厚葬之风恰成一尖锐的对比;非有愤世疾俗的异端战斗魄力者,断不能有此决策。所以使其子有“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的两难之感。其子不得已,“乃往见王孙友祁侯”,祁侯与王孙书说:“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有其知,是戮尸地下,将臝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槨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前汉书卷六七本传)

祁侯此书,有两点可以注意:其一,死者“有知”“亡知”之辨,是有神无神与否的同义语;可见臝葬论与无神论有其内在联系。其二,引孝经以责臝葬,执“圣人之遗制”而非“区区独守所闻”的“黄老之术”;可见当时厚葬与薄葬,有神与无神,是儒道两家所争辩的问题。正因如此,杨王孙的报祁侯书才说:“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臝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槨,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槨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匵,葛藟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工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呜呼!吾不为也。”(同上)

传末载:“祁侯曰:‘善!’遂臝葬。”就王孙此书分析,可得下列几点意义:

第一,杨王孙所说:“不加工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直与墨子的薄葬论如出一辙(皆从经济观点立说)。但是,墨子薄葬而又明鬼,杨王孙则以“死者不知”为前提而主张臝葬。此种原则性的差别,必须特别注意。

第二,杨王孙的“死者不知”的命题,其本身虽不是明显的无神论,但他以生与死为事物的变化,却是新的命题。桓谭新论的祛蔽篇(弘明集题为新论形神),与王充论衡的论死篇中所有进一步展开了的无神思想,无疑是从此派生而演出。

第三,杨王孙所说:“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虽不是荀子式的一元无神论,但其对于生、死、鬼、知、精神、形骸等观念所加的解释,如“鬼之为言归”等,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见解;至少也不是有鬼论有神论的世界观。

第四,正因杨王孙的思想根本不同于宗教迷信的世界观,所以他对于汉代帝王及中世纪贵族的厚葬之风,能够提出有力的批判,敢于宣称自己的臝葬是“将以矫世”,直指自己所批判的对象是“越礼”的“俗人”。此种战斗是勇敢而伟大的。

第五,杨王孙托出了“古之圣王”以对抗儒家的“圣人之遗制”,诚然未脱中世纪学风的“经学态度”。但是,此种思想的卑屈性,早在先秦诸子的先王观念中预伏了根株;尤其在中世纪初期的西汉,正是“经学态度”绝对化的时代,所以虽杨王孙也不能摆脱这种支配风尚。

总之,杨王孙的臝葬书,当作一个理论体系来看,诚然尚未能臻于完备,但它无疑地是古代无神论思想到中世纪异端思想的过渡形态,是中世纪无神论思想的初期成就。杨王孙在反对厚葬上所表现的战斗精神,正是无神思想的应有的性格。

(二)桓谭的无神论与唯物主义思想

两汉之际的桓谭,无疑地是儒家的经古文学派。但其反谶纬迷信的异端理论源泉,虽不能说不出于儒家,至少不是完全出于儒家,而与汉代道家的自然之义无神论,似乎颇有渊源。关于此点,因新论原书不存,无从取得直接的证据;但班固所说下列一段故事,则透露了此中的重要消息:“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桓生(谭)欲借其书。嗣报曰: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今吾子……既系孿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眩矅?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前汉书卷一○○上叙传)

据班固所说,桓谭向班嗣所借的书,明明是道家著作。此次虽被班嗣所拒绝,但不能说桓谭遂因此终身未读道家之书,反而可以证明桓谭于“遍习五经”“尤好古学”(本传语)之馀,对于道家著作有高度的研究兴趣。本传记其“博学多通”(后汉书卷五八),或指此事。

桓谭研究道家的动机,史无记载。但其“憙非毁俗儒,以是多见排抵”(本传语)的异端悲剧地位,则似与此不无因果关系。关于桓谭的整个思想系统,本书已另章研究;于此只说其无神思想的大体轮廓。

桓谭无神思想的详细内容,无从探悉。但弘明集中引有新论论形神的一段文字,兹摘其要点如下:“余尝过故陈令同郡杜房,见其读老子书言:‘老子用恬淡养性,致寿数百岁。今行其道,寗能延年却老乎?’余应之曰:‘……譬犹衣履器物,爱之则完全乃久。……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灭而竟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复然其灺。灺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坚强老寿,咸百年左右乃死;死……犹果物谷实久老,则自堕落矣。后世遭衰薄恶气,娶嫁又不时,勤苦过度,是以身生子皆俱伤,而筋骨血气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昔齐景公……云:使古而无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殁,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广,日学自通,以趋立身扬名,如但贪利长生,多求延寿益年,则惑之不解者也’。”

“或难曰:‘以烛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肤,时剥伤而自愈者,血气通行也;彼蒸烛缺仿,虽有火居之,不能复全。是以神气而生长,如火烛不能自补完,盖其所以为异也;而何欲同之?’应曰:‘……譬(犹炭)火之■赤,如水过渡之,亦小灭;然复生焉。此与人血气生长肌肉等;顾其终极,或为炙为灺耳。曷为不可以喻哉?’”

“余后与刘伯师……言……人既禀形体而立,……其肌骨血气充强,则形神枝而久生,恶则绝伤;犹火之随脂烛多少长短为迟速矣。欲灯烛自尽易以不能,但促敛旁脂以染渍其头,转侧蒸干,使火得安居,则皆复明焉;及本尽者,亦无以■。今人之养性,或能使堕齿复生,白发更黑,肌颜光泽,如彼促脂转烛者;至寿极,亦独死耳。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愚者欺或而冀获尽脂易烛之力,故汲汲不息。”

“又,草木五谷,以阴阳气生于土,及其长大成实,实复入土而后能生;犹人与禽兽昆虫,皆以雌雄交接相生。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弘明集卷五)

此段文字在明藏本弘明集中的标题为“新论形神,晋桓谭”,其作者是否即为汉桓谭,当有可考虑之处。按金楼子杂记篇谓:“桓谭有新论,华谭又有新论,扬雄有太玄经,杨泉又有太玄经,谈者多误动形言也。或云,桓谭有新论,何处复有华谭?扬子有太玄经,何处复有太玄经?此皆由不学使之然也”,又弘明集中所收其他文字,最早为汉末之牟子,未有及两汉之际文献者。因此,此处之桓谭是否即为晋华谭之误,固甚可疑。但此篇作者为桓谭而非华谭,亦有如下之旁证:(一)太平御览卷八七○火部引新论:“余与刘伯师夜坐,灯中脂炷燋秃将灭,余谭伯师曰:‘人衰老亦如彼秃炷矣。’伯师曰:‘人衰老应自续。’余曰:‘益性可使白发更生黑,至寿极亦死耳’。”此段内容与弘明集所载者同,其标题作“桓谭新论”而不作“华谭新论”。(二)刘宋陆澄法论目录序谓:“置难形神,援譬薪火,庾关发其议,谢瞻广其意,然桓谭未及闻经,先著此言,有足奇者,宜其缀附也”,目录中之标题亦作“桓君山新论论形神”,据此,以桓谭此文未闻经言而取譬相类,故作例外之著录。(三)高丽、宋、元三藏本弘明集中此文标题皆作“桓君山新论形神”,“晋桓谭”似为明藏本所增改。据以上三证,疑此处之桓谭为华谭实未有充足理由。今仍视此文为桓谭作品来论述。

在上述引文中,可注意者有如下几点:第一,“以烛火喻形神”,是王充、傅玄、杨泉等中世纪无神论者的传统逻辑,而由桓谭开其端倪;再晚的范缜,其所为“刃利”之喻,也由此递嬗而出。如果说杨王孙的臝葬书是从古代到中世纪的过渡文献,则桓谭此论即是中世纪无神论的开山著作。这一著作,以“故陈令同郡杜房读老子书”说起,尤可证桓谭无神思想确与汉代道家颇有渊源。

第二,神之于形,“犹火之随脂烛多少长短为迟速”;形为本而神为末,“及本尽者亦无以■”。此不仅是杨王孙“死者亡知”命题的发展,而且是从王充到范缜的神灭思想的先行形态。

第三,桓谭虽是儒家,但也承认汉代道家的自然哲学,所以本传称其“博学多通”。上述的神灭命题均是直接观察自然事物的概括。例如:“余见其旁有麻烛,而灺垂一尺所,则因以喻事”;“余尝夜坐饮内中,然烛,烛半复欲灭,即自整视,见其皮有剥釳,乃扶持转侧,火遂度而压,则维人身或有亏剥剧,能养慎善持,亦可得度”;“余后与伯师夜■脂火坐语,灯中脂索而炷燃秃将灭息,则以示晓伯师言:人衰老亦如彼秃灯矣”,皆是确证。此等自然认识,虽仍不脱直观的原始性质,而由此则可证明:桓谭的神灭思想确以汉代道家所特有的自然哲学为基础。

第四,桓谭的自然认识,并不止于自然与人事的个别类比,实是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概括“草木五谷”与“禽兽昆虫”的生是通则,以证明“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就是明证。这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是无神论的理论根源;他在这里,不但给秦汉以来的“长生”迷信以有力的打击,同时也是桓谭神灭思想的方法论的基础。就此点来看,桓谭此论,实为王充物势、自然及论死三篇的雏型。

第五,桓谭从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不仅在神灭问题上作出了光辉的成就,而且也导出了社会医学与政治医学的寿夭观。例如他说:“古昔平和之世,人民皆坚强老寿”,“后世遭衰薄恶气,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这显然含着人民性的思想内容。

总之,在桓谭的思想体系中,无神论思想虽然仍不甚彻底(下文另有说明),但大体上看来,他的反谶纬迷信的异端战斗,社会医学与政治医学的寿夭观,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神灭论,则是互有内在关联的统一体。

(三)王充论衡的无神论体系

东汉初叶的王充,是中世纪伟大的无神论者;其思想体系本书已另章论述,于此只说其神灭思想的基本特点。

王充的神灭思想,与桓谭相较,有这样的区别,即王充公然表明了异端的战斗态度以及公然宣布吸取道家“自然之义”建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将儒家的唯心主义目的论作为批判对象,在更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上建立了超出前人的神灭论体系。

王充的论衡,在中世纪思想史上是一部被无神论精神所渗透了的伟大战斗著作;其神灭思想,则主要在于论死与薄葬两篇。据此两篇研究,可知王充的神灭思想,有下列两个特点值得郑重提出:第一,使无鬼论与薄葬论取得了有机的结合,并运用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对于墨家薄葬而右鬼的言论相违,提出了光辉的批判,同时,对于儒家为提倡孝道而讳言无鬼的阿谀性与伪善性,给予了无情的揭发。在这里,薄葬论就不仅是经济上的当然(如墨子及杨王孙的观点),而且更是逻辑上的实然。单从此点来看,王充在神灭思想的发展史上,实在完成了一个新的任务。

第二,神灭思想在论死篇中,已经具有了严格的逻辑形态;从判断到推理,都提供了模范的程式。兹摘其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一则类比推理如下:“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然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实。论者犹谓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与火之且灭何以异?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有光也。”

王充此一神灭思想的类比推理,就承先方面说,首先使杨王孙的“死者亡知”命题,得到了逻辑根据;其次使桓谭“以烛火喻形神”的类比方法,得到了更清楚而更确定的表现形式。就启后方面说,首先是傅玄与杨泉神灭思想的母体,其次是范缜与邢邵神灭思想的源泉。

综观两汉神灭思想的发展,本质上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产物,通过两条战线的斗争,形成了伟大的异端思想家王充严整的理论体系。

谢选骏指出:无神论的兴起,说明知识的进展,已经看穿了原始宗教或宗教传统的不足。但是固守无神论,则说明灵魂失去了探索精神,以为自己的观察结论等于世界的实际或宇宙的真理了。在我看来,高级的无神论需要向新的宗教朝圣进发,这样才能触及更高的宇宙奥秘。那需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 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 神。


第三节 魏晋佛老思想的融合与分野、儒道两家神灭思想的兴起

道家学说自王充以降,逐渐变成了农民战争的旗帜。到了魏晋时代,一方面由于敌对王朝思想政策中反对命题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老庄思想与道教迷信对于中世纪统治阶级的适应机能;于是,道家就代替了儒家的正宗地位。一般人多以为王充替魏晋的道家复兴开辟了道路,而实则王充的道家思想,是与自然科学及无神论相结合的体系,是与唯心主义正宗思想相对立的唯物主义体系;魏晋的道家思想,则是玄学的、宗教的正宗思想。二者同名而异实,不可混为一谈。如果以魏晋的正宗道家与王充相较,它正是变质的道家思想。

魏晋变质的道家思想,不论清谈派之摄取佛理作谈助,或神仙派之导引炼丹求长生,对于名门地主的经虚涉旷的生活,都是适切的意识形态,而与佛教的神不灭义均有水乳交融之势,所以在道家复兴的魏晋时代,神灭思想便主要的为儒家所继承。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来,佛教以外来的宗教输入中土,自必引起道家的夷夏之争,或门户之见,所以不仅神仙派反佛,一部分清谈派也揭出了神灭旗帜以对抗佛教的神不灭义,反而与“祟有”的儒家取得了理论上的相互资助。兹依次述明如下:

(一)曹植辩道论的意义

魏初曹植的辩道论,斥“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为“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慝以惑人”,实含有对于农民在野道教相颉颃的反动性,上面各章已经说明;但对于桓谭无神论思想的不彻底性,则批评得有些价值。他说:“中兴笃论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刘子駿尝问人言,诚能抑嗜欲,阖耳目,可不衰竭乎?时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谓曰:此树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阖,然犹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谈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为王莽典乐大夫,乐记云,文帝得魏文侯乐人窦公,年百八十,两目盲。帝奇而问之:何所施行?对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导引(严可均全后汉文所辑桓谭新论作“臣不能导引”),不知寿得何力。君山论之曰:颇得少盲专一内视情不外鉴之助也。先难子駿以内视无益,退论窦公便以不鉴证之。吾未见其定论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系狱阳死,数日目陷虫出,死而复生,然后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达,夫何喻乎?夫至神不过天地,不能使蛰虫夏潜,震雷冬发。时变则物动,气移而事应。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气,尸其体,烂其肤,出其虫,无乃大怪乎?”(广弘明集卷五)

今按曹植此论,虽未谈及神灭,实为无神论文献;此中原因,在于曹植重道家之道义,而反对道家之道教。他在反对农民的廉价道教并施以辱骂之馀,更不信神仙道教有助于统治,所以在怀疑道教的行文中,无意地流露怀疑有神的思想。但这不是说他连道家的泛神论也反对的。他的出发点只在于消灭农民道教作乱的危险性而已。可见道家也与一切的学派同样,并无固定不变的思想内容,因而一个人属于何学派并不足以限其思想的发展,因为思想内容的社会根源是阶级集团的地位,其理论根源是世界观的分野。

(二)傅玄=杨泉的学派性及其神灭思想

魏晋之际的傅玄,著有傅子百二十卷。隋志及旧新唐志均入杂家;原书久佚,后世有辑本。与傅玄约略同时而稍后的杨泉,著有物理论十六卷。隋志列入儒家,原书自宋已佚,而亦有辑本。兹据严可均全晋文(卷四七至五一)所辑傅子四卷,及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所辑物理论一卷,二书对校,见其内容颇多重复。此事,马瑞辰的物理论辑本序曾说:“物理论引傅子尤多,其不言傅子者亦多出于傅子。杨子是书正足与傅子相表里。”

严可均的傅子辑本按语也说:“意林所载傅子,乃杨泉物理论也。所载物理论,仅前四条是物理论,其第五条至九十七条,乃傅子也。”

我们以为,原书既皆佚失,而辑本又多羼越,势难强为分别;只有认二书为一家之学,合称傅玄=杨泉的思想,较为稳妥。

就傅子与物理论二书来看,傅玄=杨泉不但皆以儒家自命,其政治理论,也确乎均属于儒家。但是,在政治论上,虽是儒家观点,而在世界观及人性论上,则是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王充式的汉代道家思想。

现在我们先来考察傅玄=杨泉的世界观:“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水土之气,升而为天。

天者,君也。夫地有形而天无体,譬如灰焉,烟在上灰在下也。……夫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物理论页一)

“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气,发日月,经星辰,皆由水而兴。”(物理论页五)

“九州之外皆水也。余昔在会稽,仰看南山,见云如瀑练,方数丈,其声如琅磕。须臾,山下居民惊骇,洪水大至。”(物理论页五)

傅玄=杨泉的这一世界观与当时的天文科学有密切关系。按汉晋间的天论主要有盖天、浑天、宣夜三家,桓谭扬雄即主浑天说,大天文学家张衡更以仪象为验,给予科学的论证,使浑天说成为这一时期最占优势的天文学说,以后如马融、郑玄、蔡邕、陆绩、王蕃皆从此说;傅玄杨泉也参取此说以建立其世界观。

张衡在浑天仪中曾作这样的推测:“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表里有水”(经典集林卷二十七),这一推测是错误的,但显然是傅玄杨泉所谓“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九州之外皆水也”的张本。这里应该指出,傅玄杨泉的世界观尽管在这一推测上与浑天说有同样的缺点,但他们能撷取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来说明宇宙,既不陷于虚无飘渺的玄想,也没有附加神秘的内容,这正表明他们是唯物主义者。

傅玄杨泉参取浑天说作为他们世界观的基础,同时也接受了汉代唯物主义者关于“气”的学说:他们认为,自然界是依于“气”的自然之理而运动着,即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支配的,以风和水为例,他们这样写道:“风者,阴阳乱气激发而起者也。……方土异气,疾徐不同;和平则顺,违逆则凶,非有使之者也。气积自然,怒则飞沙扬砾,发屋拔树,喜则不摇枝动草,顺物布气;天下(疑应作“天地”)之性,自然之理也。”(物理论页二至三)“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渟而清,动之则流而浊。先王知中流之易扰乱,故随而教之;谓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物理论页七,傅子卷三页二)

上引傅玄=杨泉对于风的解释,颇近于荀子天论篇与王充雷虚篇;其人性论则近于告子的“性犹湍水”之说。所有这些见解,皆与道家有关。但是,从这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出发,则历史的运动,或世道的治乱,皆有自然法则可寻,而没有神意或宿命观念存在的余地。所以说:“奸与天地俱生,自然之气也。人主以政御人,政宽则奸易禁,政急则奸难绝。”(物理论页六)

“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物理论页七至八、傅子卷三页五至六)王充曾经说过:“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暖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论衡治期篇)傅玄=杨泉的历史观与王充如出一辙。但王充以为“岁之饥穰”“皆在时命”;而傅=杨则以为系于田之“水”“陆”。在这一问题上,傅=杨较之王充自有进步之点。

自然、人类与历史,既然都是一种纯粹的自然过程,一切有神论的世界观当然都在摈斥之列。这样,就替神灭思想奠定了根柢。所以说:“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澌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馀,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物理论页六)

傅=杨这种神灭思想,无疑地是得力于汉代的道家。因为,和桓谭的祛蔽篇、王充的论死篇相较,不但论证方法相同,即其取譬的素材,语法的构造,都无不相同。诚然,在傅=杨这里,神灭思想并无新的发展,然在佛教与老庄的神学思想盛行的时代,能够保存进步的神灭论的遗产,自属难能可贵。

我们应该特别指出,傅=杨对于当时流行的佛道思想,不但强调神灭以对抗宗教迷信,而且对于名门地主的清谈玄风,也有严厉的批判。例如:“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可立见也。”(傅子卷三页二)

“虚无之谈,无异春鼃秋蝉,聒耳而已。”(困学纪闻评诗引物理论)

正因为如此,傅=杨虽采取了汉代道家的观点,而却自称为儒家:“傅子曰:‘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物理论页十、傅子卷三页七)

“五经则四海也,傅记则四渎也,诸子则泾渭也。至于百川沟洫畎浍,苟能通阴阳之气,达水泉之流,以四海为归者,皆溢也。”(物理论页十)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治百姓。故以异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诡常之变,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釜鼎乎其间,爨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调,百品以成。天下之物,为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间,则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也?”(傅子卷二页九)由此可见,傅=杨虽颇有杂家倾向,而实为由汉代道家的无神论或神灭论精神所武装的儒家。南北朝时代反佛的神灭论者多是与道家混合了的,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科学精神的儒家。这种学风,实由傅=杨开其端绪。

(三)鲍敬言的无君论和无神论

无君之论,在清谈家阮籍当初,就已发其端绪。阮籍大人先生传说:“古者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立而贼生。……造制礼法,束缚下民。……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这理论当给予鲍敬言以重大的影响,因为鲍生的论点有些便是阮籍理论的继续发展与补充,而在体系上自然是较为完密的。

鲍敬言的无君论,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的。他以为在原始社会,是并没有君臣之分的。“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渊不漉,凤鸾栖息于庭宇,龙鳞群游于园池。饥虎可履,虺蛇可执。涉泽而鸥鸟不飞,入林而狐兔不惊。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万物玄同,相忘于道。疫疠不流,民获考终,纯白在胸,机心不生,含餔而熙,鼓腹而游。其言不华,其行不饰。安得聚敛,以夺民财?安得严刑,以为坑阱?”(抱朴子诘鲍)在原始社会,人类还没有阶级,因此没有君,也没有臣。没有剥削,没有犯罪,没有刑法。每一个人都平等地生活着劳动着。然而这样的社会,终于为阶级社会所替代了。“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之辞哉?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校智愚,彼苍天果无事也。”(抱朴子诘鲍)人压迫人,人役用人,是由于人类中间产生了强者与智者。他们欺侮别人,欺骗别人。于是许多愚者和弱者便变成了被压迫被役用的对象。人类有了分工,阶级社会于是形成。在他看来,这全是人为的,并非苍天之意。说是天意,乃是“欲之者为之辞”,是骗人的一派胡言。这完全是违反“万物并生之意”的。

从此,便发生战争:“造剡锐之器,长侵割之患,弩恐不劲,甲恐不坚,矛恐不利,盾恐不厚。”(同上)压迫者拚命的整军经武,准备战争。如果没有人对人的欺压,也就没有战争:“若无凌暴,此皆可弃也。”而且战争的惨酷是这么严重:“王赫斯怒,陈师鞠旅,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樐丹野。无道之君,无世不有,肆其虐乱,天下无邦,忠良见害于内,黎民暴骨于外。岂徒小小争夺之患邪?”(同上)

从此,便有了刑戮:“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使夫桀纣之徒,得燔人辛谏者,脯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胫,穷骄淫之恶,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于为君,故得纵意也。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乎困苦之中,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是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同上)罪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或结果,用刑罚来裁判罪恶,罪恶并不能裁判掉,反而被桀纣之徒更暴虐地利用了刑罚来残害良善。从此,因阶级剥削的存在,人类就生活在贫困之中:“君臣既立,而变化遂滋,夫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壅崇宝货,饰玩台榭,食则方丈,衣则龙章,内聚旷女,外多鳏男,采难得之宝,贵奇怪之物,造无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财力安出哉!”(同上)这些压迫者剥削者,是吃鱼的獭,是吃鸟的鹰,他们享用特别好,全是从剥削来的。“夫谷帛积则民有饥寒之俭,百官备则坐靡供奉之费,宿卫有徒食之众,百姓养游手之人。民之衣食,自给已剧,况加赋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冻且饥,冒法斯滥,於是乎在。”(同上)原来衣食不足的人民,此刻在赋敛苦役之下,又冻又饿,不得不犯那压迫者所制定的法律了。“王者忧劳于上,台鼎频顣于下,临深履薄,惧祸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禄以诱之,恐奸衅之不虞,故严城深池以备之。而不知禄厚则民匮而臣骄,城严则役重而攻巧。”(同上)压迫者想尽方法来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不知禄愈厚则民愈匮,城愈严则攻愈巧,真是弄巧成拙,愈搞愈坏了。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鲍敬言的光辉的命题,即生产是人的事,鬼神不能造出财力,这就从无君论导出了他的无神论来。

而且,愈是造作种种法禁,愈是易为狡黠者所利用,愈是增加问题的复杂性:“所以救祸而祸弥深,峻禁而禁不止也。关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为非焉;衡量所以检伪,而邪人因之以为伪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从静难,而寇者盗之以为难:此皆有君之所致也。”(同上)

如果有个君主,能够把剥削来的拿点出去,把兵器收藏起来,自己的享用减省一点,大家以为这就是了不起的圣君贤主了;却不知道在从前本无剥削,本无战争,这只能看作强盗发善心,少拿一点便算好了。“散鹿台之金,发钜桥之粟,莫不怀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敛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马华山,载戢干戈,载櫜弓矢,犹以为泰;况乎本无军旅而不战不戍乎?茅茨土阶,弃织拔葵,杂囊为帏,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马不秣粟,俭以率物,以为美谈;所谓盗跖分财,取少为让,陆处之鱼,相濡以沫也。”(抱朴子诘鲍)希望人类生活得好,那便得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从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着手,让大家回到原始社会,依照自己的需要分得土地。“夫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同上)消极的免掉了劳役与租税,积极的有了土地,有了生业,于是足衣足食,和乐相处,再也用不到什么统治者君主了。这里“顺天分地”,便指依照自然的需要来分配土地,以期消除剥削的关系,他的这个勇敢的乌托邦的主张,反映了农民的小私有者的心理,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我们以为从阮籍到鲍敬言,无君论的提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经过汉末到两晋的大混乱,人民的痛苦是十分厉害的,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也暴露出来。汉法度之下的封建秩序已被黄巾大暴动所破毁,因而国有土地的军事屯田以及占田的统治,其凶残与酷虐,尤过于汉法度的森严。然而流民暴动在名门地主的围剿下,此起彼灭,仍继续蔓延。无君论思想,便反映了当时农民反抗贫困的实际以及对地主斗争的意识上的小私有者的要求。我们觉得很可惜,文献不足,不知鲍敬言主张人民要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才能达到无君的目的,才能达到“顺天分地”的目的。这个文献不足的现象,是由于鲍敬言原未有所写作呢?还是由于葛洪的删削以及其他的原因以致失传了呢?此刻我们无从断定。如果仅就现存的文字资料来看,则无君论虽采用老庄思想的虚无理论,但它是一种好的乌托邦思想。好的幻想是代表“弱者的抗议”(列宁语)。

(四)成公绥=鲁褒的钱神论所表现的无神论思想

神灭论是神不灭论的反对命题,而神不灭论则是中世纪黑暗的掩护者,因而有神论这一颠倒意识,即是中世纪的正宗思想。所谓晋代,在有神论或神不灭论的掩护之下,似乎是一个清高风流、经虚涉旷的理想世界,而实质上则是绝顶腐败贪污的恶浊世界。关于这一点,干宝的晋纪总论,提供着不少的具体资料:“武皇既崩,……民不见德,唯乱是闻。……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从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从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从十数。……故观阮籍之行而党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全晋文卷一二七引)

干宝在这里,认为傅玄之言与钱神之论,都是暴露现实的进步思想。我们叙述过傅玄的神灭思想以后,即应对于钱神论加以研究。

按成公绥与鲁褒,时代相接,各有钱神论一篇。惟成论(全晋文卷五九)共六十九字,除开首四句十六字外,全与鲁论(全晋文卷一一三)相同。此或系成公绥本有钱神论,鲁褒更加以扩充,另成其钱神论;或系成公绥本无钱神论(本傅不载),御览(八三六)所录为误引。究竟如何,不甚可考。为慎重计,应暂视为成鲁二人的共同思想。兹择其重要文句如下:“钱之所祐,吉无不利;………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己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云:钱无耳可暗使,岂虚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全晋文卷一一三)

我们知道,在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对立的晋代,本有一部分无神论者。例如:阮修素执无鬼论,自谓此理足可以辩正幽明(晋书卷四九本传)。阮修以人死无鬼,尝说:“今见鬼者云着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修伐社树,或止之。修曰:“若社而为树,伐树则社移,树而为社,伐树则社亡矣”(同上)。但是,晋代的无神论思想,要以成公绥=鲁褒为最彻底。例如前引:“死生无命,富贵在钱”,“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无疑地是中世纪无神论最尖锐的命题。钱神论的政治斗争意义,前人已有所说明。例如晋书(卷九四)隐逸列传鲁褒传曾说:“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正是此义。

但我们以为,钱神论更巨大的意义,在于它从世界观上根本否定了神(佛与天)的主宰性的存在;并从现实上明确地指出只有“洛中朱衣,当途之士”所最爱的“钱”,才“可谓神物”,才是“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的唯一最高决定者。此一判断,不仅推翻了神不灭论、有神论与有鬼论的宗教迷信世界观,同时也对于这种世界观所伪装的恶浊现实,给予了深刻的讽刺与鞭挞。诚然,钱神论只一般地肯定了无神,而没有正面地主张神灭;但是,从无神论出发,必然要导出神灭论的主张。因而,它对于以后的神灭思想,也就奠定了更进一步的基础。

(五)孙盛对罗含的更生的批判

东晋的罗含,“谢尚与之为方外之好”(晋书卷九二文苑列传本传)。

东晋谢氏率皆信佛(详下节)。罗含受此影响,著更生论,以“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为根据,证成人死而神不灭。其论有以下的话:“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又,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质有聚散,往复之势也。人物变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复有常。物散虽混淆,聚不可乱;其往弥远,故其复弥近。又,神质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离,而莫慰离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识散之必聚;未之思也,岂远乎?……今谈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达观者所以齐死生,亦云‘死生为寤寐’。诚哉是言!”(弘明集卷五)

今按东晋竺僧敷著神无形论(全晋文卷一五七),以有形便有数,有数则有尽;神既无尽,故知无形。上引罗含的论旨,正与敷义近似。所异者,仅在敷以形之有尽而明神之无形,含以万物有数而证神之不灭;是罗含的更生论,明以佛教的神不灭义为母体。

又按东晋释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第五篇为形尽神不灭(弘明集卷五),而以“问曰”起论,“答曰”作结。可见当时的神灭与否的争辩,已相当展开。高僧传所说:“异学之徒,咸谓心神有形”,当指此时此事。在这种风气之下,孙盛的与罗君章书,可为神灭思想的代表文献。此书为对于罗含更生论中的神不灭思想所作驳斥,其主要命题如下:“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弘明集卷五、全晋文卷六三)

孙盛与孙统孙绰为从兄弟。晋书(卷八二)孙盛传载其“善言名理。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辩者,唯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是孙盛也染当时清谈之习者。就上引与罗君章书来看,其神灭思想固不得称为系统化。但是,第一,其所为神灭的肯定判断,异常明确。第二,神灭与否的正式主客争辩,由孙盛起始有文献可纪;孙盛以前,虽亦有“异学之徒”对抗于佛教的神不灭义而主张神灭,而针锋相对的辩难则以孙盛与罗含的“更生”之争为始点。第三,东晋以降,神灭与否的争辩,不但为反佛的论据支柱之一,而且为善谈名理者兴致所寄的中心话题;此事当以孙盛为始祖。

据此三点,我们对于孙盛的与罗君章书,不应轻视。

(六)神灭思想的进步性及其人民性的本质

从先秦到东晋,无神论思想发展的大体情形,已如上述。在这里我们应该得出下列几点结论:

第一,在先秦,墨经作者及荀子的思想,富有明显的无神论体系,而墨荀两家在战国末期都是进步的学派。

第二,在儒家正宗的汉代,处于异端地位的道家,成了无神论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在佛道盛行的魏晋,神灭思想成了儒家排佛反道的斗争武器,一部分反佛的道家,也接受了神灭思想。

第三,道家“自然之义”的积极因素,是和科学相联系着的。所以所有的神灭论者,不论自称为儒家或道家,都接受了或发展了道家“自然之义”中的科学精神。这是因为神灭思想和科学精神本质上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第四,中世纪的统治者永远以唯心主义的神学为正宗思想,所以所有的神灭论者都是和神学的正宗思想相斗争的唯物主义战士。神灭论者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因而对于现实采取了批判态度的异端人物,才能是神灭论思想的继承者及发展者,同时才能是富有人民性的思想家。

谢选骏指出:古代的无神论、无君论,往往是作为“反抗的思想”提出的,但是马列狗、列斯猪、共产党的无神论与无君论,却是作为“镇压的思想”执行的——黄色共产党从他们在江西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开始,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镇压之权”了。这是他们与他们所鼓吹的的东西正好相反的一种“实践”。对了,贱人的实践不仅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往往是和真理对抗的一种东西——这类似于保罗在书信(列入圣经)中所哀叹的“两个律”。


第四节 南北朝佛教的国教化及其社会根源



中国历史上所谓南北朝,是中世纪社会秩序重新改编的时代。

自西晋愍帝建兴四年(纪元三一六年)汉王刘曜攻陷长安,愍帝出降以后,中原豪族逃奔江东,建立了东晋政权。这种政权,本质上是身分性地主把持的豪门专政;外有北方民族的威胁,内则穷极侈华,尽超经济剥削之能事。所以,在短短二百七十二年中,五易王朝(纪元三一七年东晋建国,陈亡于五八九年)。在处于不安定状态的而又赋有着清谈传统的统治者看来,实在需要一种被玄学精神所贯串了的宗教体系,一方面作为主观的麻醉剂,另方面作为安定社会秩序的力量。于是,所谓佛教,遂成了南朝帝王王子士族的共同信仰。

先就帝王信佛者来说:东晋如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皆祟信佛教;而恭帝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余里(晋书卷十本纪),尤为著名。宋高祖刘裕假口于僧徒谶语行纂弑(南史本纪、建康实录、高僧传慧义传),足证其信仰佛教之深;宋文帝元嘉佛教之盛,致与玄谈合流,元嘉三十年中(自纪元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都中造寺见于纪载者,十有五处。齐高帝时,以竟陵王子良为中心,招致名僧讲说佛法,如玄畅、僧柔、慧次、法安、法度、宝志、法献、僧佑、智称、道禅、法护、法宠、僧旻、智藏等,皆其所敬礼的著名僧徒。梁武帝不但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北山录异学篇),而且更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馀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事佛心强,……乃是清信。……其馀诸信,皆是邪见。”(敕舍道事佛,见全梁文四)

按此一文献,发于武帝天监三年(纪元五○四年),在中世纪思想史上,实与汉武帝罢黜百家及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有相同的意义。梁简文帝与武帝同样,不但信佛,而且擅长佛理。陈武帝与陈后主对于佛教,仍祖梁武帝之遗规,不但奖挹名僧,且均曾舍身。

再就王子信佛者来说:宋有临川王道规、嗣子义庆、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彭城王义康、南郡王义宣、庐陵王义贞、建平王弘、子景素、巴陵王休若、山阳王休祐、竟陵王诞、豫章王子尚。齐有文惠太子及竟陵王、豫章文宪王嶷及其子子范、子显、子云、子晖、临川王映、长沙王晃、宣都王鉴、晋安王子懋、始安王遥光及巴陵王昭胄。及至梁代,武帝诸子多知佛法,其兄弟辈有临川王弘、安成王秀、南平王伟、鄱阳王恢、始兴王憺,其侄辈有长沙王业及子韶、衡阳王元简、桂阳王象,其孙有大球。陈代则有晋安王伯恭、新安王伯固、鄱阳王伯山、新蔡王叔齐、始兴王叔陵。

最后就士族信佛者来看:吴国张氏有敞、裕、褘、邵、茂度、演、镜、永、辩、岱、绪、充、稷、茂宗、敷、畅、悦、淹、融、卷等二十人,所以张融作门律自称“吾门世恭佛”(弘明集卷六)。庐江何氏有充、何皇后、尚之、点、求、默、胤、敬容等八人。吴郡陆氏有澄、慧晓、倕、任、杲、煦、罩等七人。汝南周氏有颙、舍、弘正等三人。琅邪王氏有导、荟、珣、珉、谧、羲之、献之、弘、练、微、僧达、华、琨、景文、奂、肃、融、昙首、僧绰、僧虔、俭、斌、慈、志、揖、彬、寂、筠、克、固等三十人,王筠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说:“弟子世奉法言,家传道训”,诚非虚语。陈郡谢氏有鲲、安石、万石、灵运、超宗、茂卿、弘微、庄、蒲、览、举等十一人。共七十九人。(以上三项资料系根据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页四二八至四六○所载,酌加补订归约而出。)

据此可知,佛教在南朝所以能够发展到国教化的新的阶段,完全是出于帝王王子及士族豪门的提倡。所以汤用彤关于此事,一则说“佛法既上流人士所提倡”(前书页四一七),再则说“南朝佛教于士大夫阶级之势力,以及其与玄学关系之密切,即此亦可知矣”(前书页四二九),三则说“晋司徒王导奖进僧徒,于江东佛法之兴隆颇有关系。”(前书页四三三)

与南朝在腐烂基础上渡江再版其豪门政权相对,北朝政权的历史任务则是:以落后民族的氏族社会移植到中土,并在中土的黄河流域,这一块已经建立起封建制社会的地基上,促使自己的社会过渡到中世纪阶段。北朝的这一过渡,以北魏孝文帝(纪元四七一至四九九年)为分水岭。孝文以前,为对于中世纪社会的急起直追时期;孝文以后,为对于中世纪社会的迎头赶上时期。北朝名主之醉心华化,即以此为基础。

在这里,为了具体的理解北朝思想,我们应该记取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年)下列两则名言:“差不多每个社会都受到其邻近社会的影响,所以可以说,对于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其发展的社会的历史的环境。每个特定的社会从其邻近的社会方面所受到的影响的总和是永远也不会等于另一个社会在同时所受到的影响的总和。因此,任何社会生活于自己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个历史环境也许——而实际上亦时常有过——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环境很相类似,可是永远也不会和永远也不能和它完全同一样。”(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新华书店中译本,页二八二)

“一个国家的文学对于另一个国家的文学的影响是和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例的。当这种类似等于零的时候,影响便完全不存在。例子:非洲的黑人至今没有感受到欧洲文学的任何影响。这个影响是单方面的,当一个民族由于自己的落后性,不论在形式上亦不论内容上不能给别人以任何东西的时候。例子:前世纪的法国文学影响了俄国的文学,可是没有受到任何俄国的影响。最后,这个影响是互相的,当由于社会关系的类似及因之文化发展的类似的结果,交换着的民族的双方,都能从另一民族取得一些东西的时候。例子:法国文学影响着英国文学,同时自身亦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同书页二八五)

上引普列汉诺夫的名言,虽是说的别种问题,而在方法上却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北朝思想发展具体途径的钥匙。这就是说,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断定:首先,由于南北朝“社会关系的类似”,所谓“邻近社会的影响”必然是其思想发展的“异常有力的多样性的因素”之一。其次,北朝“由于自己的落后性”,在思想发展上必然接受南朝的影响而不能使自己的思想影响于南朝。又次,当北朝对于南朝的中世纪社会达到了迎头赶上时期,其间的影响也必然转变成相互交流的形式。最后,由于南北朝的社会,不论在历史的传统上,或现实的内容上,都不“完全同一样”,所以其间的思想发展各有其独立的个性。所有这些,都表现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上面。兹更具体详述如下:第一,在北朝开始的时候,就尽量吸收了南朝的思想。例如:北魏道武帝攻略黄河北岸,所过僧寺,见沙门道士,均加敬礼;不但喜览佛经,而且好黄老之术。天兴元年(纪元三九八年)称帝伊始,即敕建寺塔于都城,并优礼士族,重用儒生,奠定了北魏国基。又如:献文帝因相传宋孝武帝大明四年(纪元四六○年),建业中兴寺设斋,有一沙门容止独秀,举众莫识。问之,答言“从天安来”。言讫,忽然不见。践祚以后,遂改元天安(见释老志)。由此可见,北魏帝王,不但崇佛,且引南朝神话以自重。更如北朝佛教,自孝文帝起,始着重理论研究,而带有名理色彩。但是,此一发展,也是受了南朝的影响。因为北朝信佛而谈名理者,多为南朝人士。如崔光的祖与父均仕于刘宋,光十七岁始来北朝;王肃与王翊都是王导的后裔,也都是年长以后才来北朝。冯亮本在南方,被魏人俘虏,始居北朝。裴植先仕于江南,裴粲或亦来自南朝。总之,北朝佛教思想的发展,是由于受了南朝的影响,甚为明白。至于北朝佛教影响于南朝,则是北周武帝建德三年(纪元五七四年)毁佛以后的事。汤用彤曾说:“……释子多南奔陈朝(北周之慧海法彦)。最重要者,北齐学僧昙迁靖嵩逃至江南,得习摄论(法侃慧迁亦北方十地学者,至南方学摄论)。智者大师谓亦因毁法南下(据隋柳顾言禅师碑文)。前者乃法相宗之先河,后者奠天台宗之基础。而楞伽禅法亦疑在此时南趋。此宗兴起,原在嵩岳。二祖以后,乃移江北。夫自魏孝文以后,南方僧人尝来北方(见前)。周武毁法,北方僧人,又驱而之南方。于是学术交流,文教沟通,开辟隋唐一统之局势,而中华佛教诸大宗派亦于是酿成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页五四五)

第二,佛教在北朝,与在南朝同样为帝王王子等贵族的意识形态。首先,北朝的皇后多出家为尼。例如:北魏孝文皇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等,皆其著名者。所以伽蓝记曾说:“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依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原作“投心入正”,兹据汤用彤校改。——引者按),归诚一乘。”

其次,王子多信佛者。如北魏城阳王徽、广陵王恭、高阳王雍、彭城王勰、北海王详、清河王怿、汝南王悦、广平王怀等,均或立寺,或与僧徒交游。就中如彭城王勰,本传载其被尚书令高肇诬为通南诏蛮贼,逼饮毒酒见害事,曾说:“景明报德寺僧,鸣钟欲饭。忽闻勰薨,二寺一千馀人,皆嗟痛,为之不食,但饮水而斋。”(北史卷一九)

因此,勰与僧徒交谊之厚,可以想见。又次,帝王信佛者如:北魏自太武帝以降,文成帝大兴佛法,所造大同云岗石窟,不但在魏时为献文孝文二帝经常驾幸之所,至今犹为世界驰名的胜地;而孝文帝于建功德以外,对于佛理尤为悉力提倡,名僧云集,在北朝佛教发展史上,完成了新的阶段,下逮宣武、孝明之世,译经讲论与功德福田之业,亦称极盛。正因佛教在北魏是统治者加意提倡的正宗思想,故寺僧数目,代有增加。

我们说佛教在北朝有其国教化地位,或不免引起反对的看法。足以为反对论者借口的根据,即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的两次毁佛事件。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两次事件,略加分析。关于此事,首先我们应该指出:这两次事件虽同为毁,而思想史的意义则大有差别。总括说来:北魏毁佛是在其尚未确定于封建社会的时期,对于佛教采取态度上的一种暂时的动摇;而北周毁佛则是在佛教已经发达的地基上所引起的政权与教权冲突的一般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暴露。具体言之,可分为如下几点:

(1)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纪元四四六年),下距孝文帝太和九年(纪元四八五年)施行均田法(北朝封建社会的正式起点)约四十年。太武之世,尚处于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在向封建社会叩门的时代,其思想上的探索,表现为天兴以来佛道儒的多元并用。佛道两家固是露骨的宗教,其所信任的儒家,例如崔浩,就北史(卷二二)及魏书(卷三五)本传来看,也是董仲舒一流的宗教化的儒家。崔浩之师事道士寇谦之,是向土著宗教的结合;其发动太武毁佛则是土著宗教对于外来宗教的联合进攻。至于太武帝之采纳崔浩之议,无疑地是由于北朝尚未确定于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反映。所谓向封建社会过渡,就意识形态上说就是向宗教的迫近。所以太武帝虽一度毁佛,而却始终没有离开宗教立场。天兴元年的称帝诏书(魏书卷二),从字句到思想都是班彪王命论的学舌。这一个决策的诏书,也就规定了北朝思想发展的路向:在起点上虽可于各种宗教之间有所选择,而选择的结果必然在宗教范围以内定于一尊。崔浩如果不以宗教观点反佛,太武决不会受其影响毁佛。稍后的李瑒,以儒家人文主义观点斥佛为“鬼教”,虽经“自理”(即“自白”与“自首”中间的“自明”),终被“罚金一两”(魏书卷五三本传)。即可作为旁证。

(2)北周武帝自建德以降的毁佛,上距均田法施行已八九十年。在此期间佛教发展极速。关于太武以降者,已见前引汤表;北齐时,国都邺城,佛寺多至数千;周武毁佛时,僧侣还俗者达三百万;均为例证。又据汤用彤统计(前书页五一八至五一九),自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纪元四七三年)至宣武帝熙平二年(纪元五一七年),前后四十四年中,沙门谋叛者八次。同时,北朝帝王,亦屡次下诏,限制出家立寺,以遏止佛教势力。此因当时的佛寺,有独立的经济制度,独立的行政系统;凡为僧侣,即可避免租税力役,不受国法约束(参照梁启超佛教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版上册页九)。是佛教寺院俨然为一与政权对立的独立王国。在此情形下,周武厉行毁佛,自为政权对教权的一种反攻。据房录(卷十一)所载:“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其政治经济意义,殊为明白。今按政权与教权的冲突,乃是中世纪统治阶级内讧的一般现象。汤用彤竟归咎于“僧伽之腐败”,颇为欠妥。

(3)毁佛本来即以佛教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固不应执此而否认北朝佛教势力的雄厚。且北魏太武帝于纪元四四六年毁佛,旋即“颇悔前事”,主谋毁佛的崔浩于四五○年被诛。北史(卷二一)本传载:“及浩幽执,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来)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

可见佛教势力并未稍减。汤用彤说:“计终帝之世,法废积七年。然禁稍宽弛,笃信之士,得密奉事(释老志)。至文成帝(晃之子)即位,佛法又兴。”(前书页四九六)当为实录。北周武帝于五七七年决行毁佛,至五七八年(平齐之明年)崩御;及宣静二帝继立,佛教复兴,较之北魏毁佛,为时更暂。总计北朝两次毁佛,都是佛教发展的暂时挫折,并未动摇佛教的国教地位。

第四,与南朝始终信佛不同,北朝在佛道儒三者之间,曾经有过一个犹豫选择的时期。这一点特征,除了上述北朝社会的过渡性为主因之外,其自身文化遗产的贫乏性,当也为副因之一。正因在文化遗产的承藉有此差别,所以南朝的佛教富有名理性质,而北朝的佛教则最重净行与皈依。汤用彤所持“南统”“北统”之说(前书页四一八至四一九)大体近乎实际。

总之,南北朝的佛教,通过了特殊的途径而同归于国教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实为中世纪社会秩序重新改编的反映。

谢选骏指出:马列狗按照欧洲模式,把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歪曲为“中世纪社会秩序重新改编的时代”。但事实上,南北朝类似夏商这个“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准备阶段”——南北朝作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准备阶段”;南北朝以后的隋唐两宋则类似西周和春秋战国,是王国时代也是文明的全盛时期始;再以后的元明清帝国则是秦两汉帝国的翻版,也是文明的全面统一、僵化、解体。


第五节 南北朝反佛斗争的发展与神灭思想的新形式



贯串于思想史上的规律,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在中世纪特别表现为宗教正宗和无神论的斗争。南北朝时代的二百七十一年中,既有佛教国教化,必然也有反佛的无神论与之相抗争。此时代的无神论者,大体上都是桓谭与傅玄、杨泉式的儒家,即以儒家而接受了道家自然之义的学者。不过,由于正宗的主流已在佛教,反佛遂为其唯一的斗争任务,此其不同之点。又由于南朝北朝的文化遗产及其佛教的发展有别,所以北朝与南朝的反佛思想,也颇有差异。

先说北朝。北朝的两次毁佛,皆道家的神仙派为主谋者;例如北魏的寇谦之与北周的卫元嵩,皆为道家。但此等毁佛,只是一种直接的政治行动;其真正从理论上与佛教作斗争者,则仍为儒家。例如:高谦之、阳固、裴延侨、张普惠(广弘明集“惠”字作“济”)、李瑒、杨炫之、刘书、章仇子陁、樊逊、李公绪等人,就北史、魏书及北齐书本传来看,同为儒家。

北朝由于名理不发达,所以北朝儒家在反佛思想斗争上,多从政治伦理方面立论,鲜有新义。例如: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也只从尊君、理财、卫国等处着眼;李瑒上言宜禁绝户为沙门,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论据,主张不应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魏书李孝伯附传、北史卷三三),为唯一的无神论萌芽,然由于自理(全后魏文卷三三)之作而被迫取消其议。大体言之,北朝初期,从未出现无神论及神灭论思想。北齐以降,如樊逊的天保五年举秀才对策(北齐书本传),及邢邵与杜弼的论生灭(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其所展开的无神或神灭思想,及其名理精神,皆出现于范缜以后;在某种意味上可视为南朝反佛理论的北渐,而不是北朝固有的思想路向。

次说南朝。南朝的士族由于在晋时已有了充分的名理教养,其时佛教也富于佛理研究;故反佛的理论斗争,远较北朝为发展。例如,从南朝初期,反佛的理论,就已经从多方面展开,而神灭思想即作为反佛理论的有机一环而率先出现。关于此事,弘明集的编者梁释僧佑说得最为明白:“夫二谛差别,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观;俗教封滞,执一国以限心。心限一国,则耳目之外皆疑。……详检俗教,并宪章五经。……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徵。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弘明集后序)

今按僧佑此说,如果剥去其门户偏见,颇能道出南朝反佛的中心论题。

其所述六大争论颇值得我们注意。兹就前三疑而言,它明确地指出:(一)当时反佛的“俗教”是“宪章五经”的儒家。(二)当时反佛的儒家是“耳目之外皆疑”的肯定感觉为实在的理论者。(三)肯定感觉为实在的观点,是无神论或神灭论所依据的理论。

与此三点同时,它又在相反的方面指出:(一)与儒家的肯定感觉的观点相反,佛教是从“等观三界”的泛滥于超感觉、超经验的世界出发,而以“耳目之外”为地基来建立空寂的系统;因而,从这里也就说明了从感觉或经验出发的思想是中世纪无神论思想的唯物主义的本质或其历史的界限。(二)与儒家的无神及神灭思想相反,佛教是有神论及神不灭义的支持者,因而也就解明了神之有无及神灭与否的争辩,是当时反佛斗争的重要论题。

南朝初期的神灭思想,首先我们可以从佛家著作中所谓“客难”的看法上得其鳞爪。例如:刘宋的郑鲜之(道子)所作神不灭论(弘明集卷五)中,即有下列五段由“客难”所代表的神灭思想:“形神同灭,照识俱尽。”

“客难曰:‘子之辨形神尽矣,即取一形之内,知与不知精矣。然形神虽粗妙异源,俱以有为分。夫所以为有,则生为其本。既孰有本已尽,而资乎本者独得存乎?出生之表,则廓然冥尽,既冥尽矣,非但无所立言,亦无所立其识矣。识不立,则神将安寄?既无所寄,安得不灭乎?’”

“难曰:‘子推神照于形表,指太极于物先,诚有其义,然理贵厌心,然后谈可究也。夫神形未尝一时相违,相违则无神矣。草木之无神无识,故也。此形尽矣,神将安附而谓之不灭哉?苟能不灭,则自乖其灵不资形矣。既不资形,何理与形为生终不相违?不能相违,则生本是同,断可知矣。’”

“难曰:‘神不待形,未可顿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则资形之与独照,其理常一。虽曰相资而本不相关,佛理所明,而必陶铸。此神以济彼形何哉?’”

“难曰:‘形神虽异,自然相济,则敬闻矣。子既譬神之于形,如火之在薪,薪无意于有火,火无情于寄薪,故能合用无穷,自与化永。

非此薪之火移于彼薪,然后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尽,更宅彼形。形神去来,由于罪福。请问此形为罪,为是形邪?为是神邪?若形也,则大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则神不自济,系于异形,则子形神不相资之论,于此而踬矣。’”

“难曰:‘神既形为照,形因神为用,斯则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随此形,故有贤愚。贤愚非神,而神为形用。三世周回,万劫无算,贤愚靡始,而功显中路。无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末,孰有在末之功,而拔无始之初者邪?若有嘉通,则请从后尘。’”

凡此有关形神离合而怀疑形尽神不灭之说,在郑论中虽是假出客问以为折驳对象,然在当时必有其人实持此义,以与佛教相斗争。此等人当是僧佑所说宪章五经的反佛儒家。

(一)何承天在报应问、白黑论及达性论所表现的无神论思想

据文献考察,在南朝初期,最先以无神论与神灭论观点反佛的儒家,当以数学家何承天为代表。据宋书(卷六四)本传:何承天元嘉二十四年坐宣漏密旨免官,卒于家,年七十八。是知何氏生于东晋废帝太和五年(公元三七○年),卒于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公元四四七年)。按此,其卒前一年,正是北魏太武帝毁佛之年。但是北朝由寇谦之、崔浩所发动的毁佛,如前所述,并无何等理论;而时代相先后,在南朝由何承天所作的反佛斗争,则是从无神论或神灭论观点出发的思想斗争。综计何承天的反佛理论斗争,共有三次:其一,报应问之争;其二,白黑论之争;其三,达性论之争。兹分别述之于下:

(一)何承天的报应问,是从无神论观点反对佛教报应之说的文献。刘少府作答何衡阳书以驳之。二文同见广弘明集(卷二○)。刘文只是滥用因果律,武断地肯定报应为实有,殊无足取。兹仅录何文如下:

“西方说报应,其枝末虽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无徵。乖背五经,故见弃于先圣;诱掖近情,故得信于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于璇玑;将申幽冥之信,宜取符于见事。故鉴燧悬而水火降,雨宿离而风云作,斯皆远由近验,幽以显著者也。夫鹅之为禽,浮清池,咀春草,众生蠢动,弗之犯也;而庖人执焉,鲜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飞虫是甘,而人皆爱之,虽巢幕而不惧。非直鹅燕也,群生万有,往往如之。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所以为训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谓燕非虫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刍豢,奚独婴辜?若谓禽豸无知,而人识经教,斯则未有经教之时,畋渔网罟,亦无罪也?无故以科法入中国,乃所以为民陷阱也。彼仁人者,岂其然哉?故欲谓佛经但是假设权教,劝人为善耳,无关实叙。是以圣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将我享,实膺天祐。固获三品,宾庖豫焉。若乃见生不忍死,闻声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务也。窃愿高明,更加三思。”

按何承天此论,明显地是从儒家观点和他的天文历数的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的,并自然哲学反对佛教报应之说。但是儒家在思想传统上,对于“天”的理解,没有摆脱有神论的宗教观点。例如:所谓“圣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将我享,实膺天祐”,即是明证。所以以儒家思想与无神论相结合,一方面甚难成为彻底的无神论,另一方面也必然使自己的体系陷于矛盾。儒家的这一矛盾,曾经为南朝的佛家所批评。例如僧佑在其弘明集后序中,关于此点曾说:“若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则禋祀望秩,亦宜废弃。何者?苍苍积空,谁见上帝之貌?茫茫累块,安识后只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庸畷,蜡鬼奚功?然犹盛其牺牲之费,繁其岁时之祀者,岂不以幽冥宜尊,教民美报耶?况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缘其陶铸之慈,圣王为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则六天咸喜,废道则万神斯怒。今人莫见天形而称郊祀有福,不睹金容而谓敬事无报,轻本重末,可为震惧者三也。”

僧佑此论,虽不足证成有神,而运用矛盾律以攻击儒家观念的自相抵触,则不仅恰中儒家的弱点,在逻辑方法上,也有注意的价值。然而,何承天在南北朝佛教有神论思想正宗化的时代,率先提出了无神论观点以反对佛教的报应之说,对于其后的反佛斗争,是有着发端的意义。

(二)所谓白黑论之争,乃是报应问之争的延长或扩大。在何承天与刘少府之间,所争者只是神鬼报应的有无;而在白黑论之争中,则已经从有神无神转到了神灭与否的争论。我们前面说过:神灭与否的争辩是有神无神之争的具体形态,所以从报应问到白黑论的发展,在逻辑上是合理的。

这次论争以释慧琳的均善论(又名白黑论)为导火线。此论设为白学先生与黑学道士的问答,对于佛理颇多讥评。其重要论旨如下:“今效神光无径寸之明,验灵变罔织介之异,勤诚者不睹善救之貌,笃学者弗克陵虚之实,徒称无量之寿,孰见期颐之叟?咨嗟金刚之固,安觌不朽之质?苟于事不符,宜寻立言之指,遗其所寄之说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义而蹈道?惧地狱以敕身,孰与从理以端心?礼拜以求免罪,不由只肃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乘无吝之情。美泥洹之乐,生耽逸之虑。赞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远利又兴。虽言菩萨无欲,群生固已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开利竞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是以周孔敦俗,弗关视听之外;老庄陶风,谨守性分而已。……周孔疑而不辨,释迦辨而不实,将宜废其显晦之迹,存其所要之旨。”(宋书卷九七天竺迦毗黎国传)

此外,该文批评到佛教的糜费奢华,“务权化之业,结师党之势。”其论既出,一时僧众,谓其身为比丘,不能忌经护师,竟尔贬黜释教,欲加摈斥(高僧传道渊传载琳被斥交州);赖蒙宋文帝善救,“得免波罗夷”。当时,何承天以慧琳此论富有无神思想,独为同情,乃送均善论于宗炳(释慧远弟子),并作与宋居士书,请其对于此次争议,“试寻二家谁为长者?”于是,何承天与宗炳之间,遂起争论(此即所谓“白黑论之争”)。计此争论,其辩难文书有如下五篇:(1)宗炳:答何衡阳书(弘明集卷三);(2)何承天:答宗居士书释均善论(同上);(3)宗炳:答何衡阳书(同上);(4)宗炳:明佛论一名神不灭论(弘明集卷二);(5)何承天:答宗居士书(同书卷三)。

在宗何的往复辩难中,从慧琳的均善论为论题,首先接触到有神无神,及报应虚实等问题;但循着辩难的逻辑,终于出现了神灭与否的争论。兹为使易于理解双方持论的真相,并便于分析其正误起见,特将双方的主要意见,对照摘录如下(见次页表):(三)所谓达性论之争,系由白黑论之争派生而出;更严格地说来,直可视为白黑论之争的继续发展。如前所述,宗炳在白黑论之争时,曾作明佛论以证成神不灭义。何承天遂针锋相对,作达性论宗炳的神不灭论 何承天的神灭论今人形至粗,人神实妙,以形从 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神,岂得齐终? 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

若身死神灭,是物之真性,但当华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国之人,禀即其必灭之性,与周孔并力气清和,合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致教。……何(为)诳以不灭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欺以佛理,使烧祝发肤,绝其忿戾,故释氏严五戒之科。来论所牉合,……以伤尽性之美?谓“圣无常心,就物之性”者也。

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夫明天地之性者,不致惑于迂诞,识所作,……极则超形独存。盛衰之径者,不役心于理表。倘令无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谓雅论,不因善权笃诲,皆由情发,也。……昔不灭之实,事如佛岂非通人之蔽哉?言,而神背心毁,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尔邪?以难宗作明佛论。何论要旨,除不信报应而外,仍坚持形死神灭:“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弘明集卷四、艺文类聚二二、全宋文卷二四)

达性论既出,颜延之作释达性论以难之,何作答颜光禄,颜作重释达性论,何又作重答颜光禄(各文并见弘明集卷四、全宋文卷二三及三七)。宾主往复辩难甚苦。但此次争论,神灭与否又处于副次地位;只在“人”与“众生”差别同异所在的争辩上,何承天提出了鬼神问题和有无问题。例如在重答颜光禄中说:“又云‘天下宁有无形之有?顾此唯疑,宜见定正。’寻来旨,似不嫌有鬼,当谓鬼宜有质。得无惑于天竺之书说鬼别为生类故邪?昔人以鬼神为教,乃列于典经,布在方策;郑乔吴札亦以为然。是以云和六变,实降天神;龙门九成,人鬼咸格。足卜雅秉周礼,近忽此义,方诘无形之有,为支离之辩乎?”

综观上述何承天所作三次反佛斗争,可得结论如下:

第一,佛教的神不灭义是其报应思想的理论基础,所以神灭论与无鬼论成了当时一般反佛者的共同思想。佛教在刘宋元嘉年间为最盛,故反佛的论争也集中于此点。例如:“任城彭丞著无三世论,僧含作神不灭论以抗之。”(汤用彤佛教史下册页四二七)前引郑鲜之的神不灭论,也作于元嘉之际(郑氏卒于元嘉三年)。宋书(卷六九)范晔传载:“晔尝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又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何承天在这一点上,可谓以无神论、无鬼论及神灭论与佛教相抗争的代表者。

第二,何承天的神灭论,大体是承袭汉晋以来的“薪火”之喻,并无新义;其无神论与无鬼论,也由于儒家的“天”的信仰,未能贯彻。论点一涉及儒家经典,即不自觉地丧失了无神无鬼的反佛斗争精神,例如答宗居士书释均善论,“华戎自有不同”(前表引)以下,曾说:“惩暴之戒,莫苦乎地狱;诱善之劝,莫美乎天堂。将尽残害之根,非中庸之谓。周孔则不然:顺其天性,去其泰甚。淫盗著于五刑,酒辜明于周诰。春田不围泽,见生不忍死。五犯三驱,钓而不网。是以仁爱普洽,泽及} 鱼。嘉礼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蚕织以时。三灵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为者,岂不弘哉?”

似此所说,只是与佛教站在同一层次上作门户之争。于儒家的有神则信之,于佛家的有神则反之,实是自相矛盾之说。关于此事,梁僧佑的弘明集后序说:“若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是自诬其性灵,而蔑弃其祖祢也。然则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为变,是以知鬼神之情状。既情且状,其无形乎?诗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灵上旻,岂曰灭乎?礼云:夏尊命是鬼敬神,大禹所只,宁虚诞乎?书称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祷亲,可虚罔乎?苟亡而有灵,则三世如镜,变化轮回,孰知其极?俗士执礼而背叛五经,非直诬佛,亦侮圣也。若信鬼于五经,而疑神于佛说,斯固聋瞽之徒,非议所及,可为哀矜者二也。”

执僧佑此评以绳何承天,确有“信鬼于五经,而疑神于佛说”的“聋瞽”之嫌。

第三,何承天的无神及神灭思想,虽有一般儒家所难免的严重缺点,但其所作的三次反佛斗争,确已刺中了佛教正宗的若干论点,而具备了人民性的战斗的基本性格。此点,由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弘明集卷一一,全宋文卷二八)中取得明证。尚之说:“时有沙门慧琳,假服僧次,而毁其法,著白黑论(汤用彤定琳论作于元嘉十年前后)。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雅相击扬,著达性论。并拘滞一方,诋呵释教。永嘉太守颜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检驳二论,各万馀言。琳等始亦往还,未抵迹乃止。炳因著明佛论,从广其宗。帝善之,谓侍中何尚之曰:‘……颜延年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论,明佛法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这样看来,佛教的隆替与封建王朝的治乱直接相关;则反佛即是“异端”,已极为明白。

(二)刘孝标辩命论所发展的无神论思想

何承天以后,宋梁之际的刘峻(宇孝标,刘宋后武帝大明六年至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四六二至五二一年)所作辩命论,在南朝无神论思想发展史上,也是重要文献。据梁书(卷五○)及南史(卷四九)本传,我们知道,他的身世具备着被压迫人物的悲剧的性格。例如:八岁被略为奴;贫不自立,与母并出家为尼僧;寄人庑下自课,博闻异书;齐竟陵王子良时,因人求为国职,抑而不许;梁武帝天监初年,文学之士,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贫瘁冗散,竟不见用。所作自序,固是异端的控诉,而辩命之论则尤为孤愤之作。此论从实质上看来,是王充自然哲学的引申。例如他说:“夫通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勋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焦金流石;文公■其尾,宣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毙淑媛之言,子舆困臧仓之诉,圣贤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梁书卷五○本传、艺文类聚二一、全梁文卷五七)

上文“天命”与“自然”为同义语。倘译为今语,即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法则。这种机械的必然法则,在刘孝标看来,就是宇宙的构成及发展的原理,就是国家治乱与人生穷通的最高决定者。这种思想,和论衡的逢遇、命禄、幸偶、命义、治期、自然等篇,实相近似。

刘孝标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成熟于齐梁之际,其意义颇为重大其一,南朝以来,反佛的儒家(例如何承天),由于被传统的宗教天道观所支配,以致在无神、神灭的斗争上,显示了种种的缺点与矛盾。刘孝标这种思想的出现,对于以前反佛的缺点与矛盾,提供了理论上的补充。其二,对于以后的反佛理论,预示了使儒家的反神学传统与道家的自然哲学重新结合(在桓谭傅玄杨泉的思想中曾经结合)而走向更高级发展的可能。其三,刘孝标著辩命论,较范缜在竟陵王座上发表不信因果的偶然论,晚出十八年(参看下章范缜生年学行略表),而与范缜发表的神灭论则约略同时;且刘范二人,均与竟陵王及梁武帝有相当渊源,其境遇也颇相近,二人在思想上自可能相互影响。由于刘孝标在南朝反佛理论的发展上,占有着这种承先启后的地位,所以我们对于他的辩命论,不能不特别重视。

谢选骏指出:有鬼无鬼、神存神灭,各执一词,个从所善,社会皆能包容之——只是古代南朝的气象,现代南朝中华民国有时亦能如是。但是残暴的北朝就不同了,在古代,那是蛮族的天下,活杀活剐,祸福难料;在现代,这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报剧,那里年年上演活人祭祀的活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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