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网络更新

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2年9月5日星期一

谢选骏：哈佛大学的伪科学

《哈佛大学证实：你的心念决定了你的健康》（2022-09-04 我们WM）报道：

你知道吗？我们的身体拥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自我疗愈能力、自我适应能力、自我觉醒能力、自我救赎能力。

人体，就相当于一个小宇宙，每个人都拥有强大的潜能，每个人都是一个蕴藏宝藏的宝库。

而打开这把宝库的钥匙，就是人对自己的发自内心的相信。

一　心念有多大，你的宇宙就有多大

当你认为自己不行时，你真的就不行了；当你觉得自己病倒了时，就真的起不来了；当你认同医院的判决只能活3个月时，3个月就是你的死期……

这是一个看似很荒诞，但却又很现实的事实。

很多人生病后，不是死于疾病本身的痛苦，而是死于对疾病的恐慌、担忧和畏惧。

而事实上，真相是：当你有坚强的信念不被负面情绪牵动，坚定地保持意念不倒时，一切都能够无可限量！

你的心，足够的坚定吗？

国立台湾大学病理科教授李丰，年轻时在加拿大留学，被发现患上癌症，只能活6个月，在经过手术、放疗和化疗后，疗效不佳。

于是她决定暂时放弃，依靠内心观念的修正、饮食生活的调整、身心健康的训练，配合治疗来让生命重焕生机，结果至今她已经多活了三十多年。

近现代著名的佛教法师梦参老和尚，在他80岁的时候查出直肠癌。术后，医生断言他最多活不过五年。

但他并未在意，而是仍然心态平和地做好该做的事，结果直到107岁在五台山安详示寂。

二　管理好心念、情绪才是长寿秘诀

美国著名心理学专业刊物《心理科学》，在前不久公布了一项很有趣的实验成果：通过改变一个人内心对自身视力的预期，能改变他真实的视力水平。

普通的视力表是上大下小，于是被测者就有一个心理预期，越往下就会越看不见。而在这项实验中，实验者将视力表的字幕设计为上小下大。

被测者的心理预期被扭转过来，越往下，应该看得清楚。

实验结果惊人，被测者的视力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在普通视力表中看不清的字母现在也能看清楚了。

这个实验的效果有点像“安慰剂效应”。所谓安慰剂，本身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但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出于对医生信任、自身的心理暗示和疗效的期待，就完全可以达到改善症状、缓解病情的效果。

这意味着，人的心与身之间，意念与躯体之间，存在着奇异而隐秘的联系。

如果相信它会影响你，它就会；如果你不相信，它就不会。所谓的“身心健康”，“身”是具体的，而“心”却无形而难以捉摸；我们在解决各种身体状况时，只会直来直去的解决身体症状，这样真的正确吗？

在刻板印象下，人生来到了四五十岁就会步入衰老，很多人也自此开始喜欢追忆往昔，甚至谈论退休生活，俨然一副饱经沧桑的模样。

难道年龄大了就意味着一定老了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好莱坞曾拍一部名为《倒时钟(Counter Clockwise) 》电影，影片基于一个真实的实验案例。

哈佛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艾伦·朗格的实验心理学教授在1979年做过一个实验：

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修道院中，她精心搭建了一个“时空胶囊”，将它布置得和20年前一模一样。

她邀请了16位七八十岁的老人，随机分为8人一组。

实验组人让他们生活在时空胶囊里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人们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听上世纪50年代的音乐，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讨论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等50年代的国际时事等。他们需要像在20年前一样打理生活的一切，从起床、穿衣服到收拾碗筷以及走路。

而另一控制组，则是在完全相同的饮食作息条件下，用怀旧的方式回忆和谈论1959年发生的事。

唯一的区别是：

1. 实验组的老人：言行举止必须遵循现在时——他们必须努力让自己像是真实的生活在1959年；

2. 控制组的老人：用的是过去时——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

实验结果是，两组老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改善。他们刚出现在朗格的办公室时，大都是家人陪着来的，老态龙钟，步履蹒跚。

一个星期后，控制组老人的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血压降低了，平均体重增加了3磅，步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不过，相比之下，实验组，即“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他们的关节更加柔韧，手脚更加敏捷，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更高，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

局外人被请来看他们实验前后的照片与视频，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么多年来，关于这个实验的思考和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事实上，直到今天，朗格教授仍然难以解释，那一个星期里，这些老人的大脑和身体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轻了20岁，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

为了维持时间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须付出更多的“专注力”，即更有意识的“活在当下”，因此他们的改善更明显。

虽然不至于“返老还童”，但这个实验至少证明了：哪怕是已经70、80岁的老人，身体的衰老并非是不可逆转的。

“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

她说，“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关于衰老的很多思维定式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记忆一定会衰退吗？

脑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脑活跃程度与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区别。

他们在短期记忆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信息处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应差于年轻人。

那么，到底是什么抑制了老人真实的潜能？

根据朗格教授的分析，这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是这样灌输的集体意识的观念，让我们的意识先衰老，身体随即配合我们。

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与此同时，我们固执而轻率地认定衰老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

某天早上我们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这种思维定式往往极具杀伤力。

当我们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时，最现成的解释似乎就是——我们老了，而很少再去寻找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也许是我们失去了记忆的动机和意图？

事实上，很多心理实验都证实，一个人衰老的速度与环境暗示很有关系。与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结婚，往往长寿；相反，与一个比自己年老的人结婚，往往短寿。

社会经常规定了，什么样的年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否则就是为老不尊。因此一个经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显老，因为制服没有老少之分，没有年龄暗示。

“如果我们不是将“变老”看成是一种时间的遗失，一条单向的下坡路，而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一种自然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年老的许多好处。”

在20多年前的养老院的实验中，她发现，当一个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时，比如他能决定在哪里招待客人，玩什么娱乐节目，自己照顾房间里的植物——

他会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顾的老人更加快乐，更爱社交，记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有人问朗格教授，是否想过让自己回到30年前？她笑着说：

“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专注力的人，年龄从来不是问题。无论你20岁，30岁，或者60岁，你都是在体验当下，你在自己的时间里加入生命的体验。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这也证明了，衰老不单单是机体的老化，也来自心理的暗示。生理会引起心里的变化，心念更能导致生理的改变。压力的产生并不来源于事情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对事物的看法。

三什么是专注力？

人是习惯的动物。我们如此容易被僵硬的世界观、惯例、偏见或者刻板印象所麻痹，我们的很多行为往往是先入为主、不假思索，或者想当然的结果，而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或者认知过程。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大部分的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都是“自动”状态下做出的。他们自动的跟随自己的惯性、社会的集体意识、集体价值观行动——几乎从不思考。

所以，我们需要时不时地停下脚步，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否真正是对我们生命有益的。

学会独立思考，辩证的看待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还有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所谓的“专注力”。

在朗格教授的学术生涯中，这是一个核心概念。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专注力”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实践——留意新事物，积极寻找差异。无论是关于你自己的，还是关于周边环境的，无论这个新事物看上去很傻，或是很聪明。

只要它是新的，是不一样的，就会将你置于“当下”的状态，让你对人和环境重新敏感起来，向新的可能性敞开，形成新的视角。

当你开始这样做，那些我们多年来称之为“智慧”和“习惯”的东西也会变得可疑起来。

从这个角度而言，“专注力”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它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存疑和追问，从传统、权威、成见、惯例、约定俗成中，收复自己的头脑，对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一句：“真的吗？”“为什么？”“万一呢？”

四心随境转，身随心转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是上学时代课本的知识。但是在这些年的心理学上，意识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在我们不以为然之时，方方面面受到意识、潜意识的影响！另一位心理学家做了另一个实验，把一组人组织起来上课，讲课的内容多含有“老”方面的词汇，例如：拐杖、蹒跚、苍老等等。等到了下课后，这些人所呈现的症状都有些“老”样，比如走到电梯口的速度明显比没有被浸染的人慢，形体状态也更加佝偻！短短的时间能快速地影响了人的思维模式，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一直被负面情绪、言语包裹着，又会有怎样的体验和结果呢？很多理所当然的行为选择背后，是意识的决定啊！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媒体的报道中，不乏86岁的老人溜冰，68岁的老人当DJ，78岁的老人跳伞、当滑板手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几乎都是从六十岁以后才开始尝试并坚持练习，他们没有被年龄所吓倒，没有被很多的定式思维所束缚，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说来，“专注力”更像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存疑和追问，从传统、权威、成见、约定俗成中向自己问一句：“真的吗？”一旦我们看清自己是如何被束缚在文化、范畴、语言和思维模式的陷阱里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和快乐，可以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网民嚎叫：

Davidz80 今天 08:44

我有同事得了皮肤癌，边切边测，连续做了九个小时的手术，终于把癌细胞彻底切净，如今已完全康复。如果犯傻信伪科学，癌症扩散就完了。乔布斯就是犯了这个错，没有及时化疗，后来扩散换肝也晚了，虽然多活了好几年，还是去世了。

Davidz80 今天 08:38

阑尾发炎，只能开刀切掉。有癌细胞，一定要切掉或用化疗杀死。化疗治愈的癌症患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靠自摸治愈的癌症患者万里有一还是道听途说。这些伪科学的流氓应该全部绞死！

hardlyconfused 今天 05:49

骗子都爱打着"哈佛大学"的名义。

谢选骏指出：这篇东西看起来像是法轮功的宣传材料，如果不是谣言而真是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那就说明哈佛大学已经成为“伪科学的重镇”了。

谢选骏：亚裔是人类进化的顶端

《美国预期寿命剧降亚裔仍最长寿》（2022-09-04 纽约时间）报道：

周三（8月31日）一项新的政府分析表明，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2020年和2021年急剧下降，2021年，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76.1岁，较2019年的水平大幅下降了2.7岁。这是近100年来最大的两年降幅。

持续的新冠疫情是寿命下降的主要原因，然而，死于服药过量和事故的人数增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心脏病、慢性肝病和肝硬化造成的死亡同样起到了一定作用。

预期寿命并不是对一个人的真正预测。它更像是一个指示整个社会健康状况的指标。如果死亡人数超过预期，或者死亡年龄低于预期，那么预期寿命就会下降。

几十年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稳步上升。减少吸烟的努力使得死于心血管疾病等相关疾病的人数减少，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预期寿命出现长足增长。但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死亡率统计部门负责人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指出，美国的预期寿命在2010年左右开始停滞不前，而其他发达国家继续增长。

无论是增长还是停滞，到目前为止，专家们一直习惯于以月为单位来衡量预期寿命的变化，而不是以年为单位——但在这两年，美国全人口的寿命降幅是以年来计算。

安德森说，“即使预期寿命小幅下降了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也意味着在人口水平上，过早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正常水平。 ”

他补充说：“这意味着死亡率的增加对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国男女之间的寿命差距在2000年至2010年缩小为近5年，之后这十多年来一直在扩大。2021年，男性和女性的寿命差距也扩大了几个月。根据最新数据，美国女性现在的预期寿命为79.1岁，比男性多了近6年。去年，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3.2岁。

一、新冠让一切更糟

在美国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中，这种下降尤为明显。自2019年以来，从71.8岁降至64.2岁，与1944年所有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相同。安德森说，这种损失类似于西班牙流感后所有美国人的预期寿命都出现暴跌。

“这是一个荒谬的下降，”安德森说。“当我看到两年内下降了6.6年时，我的下巴掉了下来……我让我的员工重新计算以确保准确。”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社会与健康中心名誉主任史蒂文·伍尔夫博士将美国预期寿命的缩短描述为“历史性的”。

他说，尽管其他高收入国家在2020年也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大多数国家在去年已经开始反弹。

“没有一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像美国那样持续下降，很多国家的预期寿命开始慢慢恢复正常，”伍尔夫博士说。

他说，这些国家的疫苗接种活动更成功，民众也更愿意采取行为措施来预防感染，比如戴口罩。他补充说：“美国显然是一个例外。”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下降到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新冠病毒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美国联邦印第安健康服务机构前糖尿病治疗和预防主任、明尼苏达州奇佩瓦部落成员安·布洛克（Ann Bullock）说，长期存在的健康问题让美国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特别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

七分之一的美国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患有糖尿病，在美国的种族或民族群体中比例最高，许多人与肥胖或超重作斗争。这两种情况都使人们更容易感染严重的新冠，而多代同堂的拥挤住房也增加了风险。

布洛克博士说：“毫无疑问，新冠是过去几年死亡率上升的一个因素，但它并没有引发这些问题——它让一切变得更糟。”

这些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现在“低于除海地以外的所有美洲国家，这令人震惊，”普林斯顿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人口与公共事务教授诺琳·戈德曼（Noreen Goldman）说。

二、亚裔依旧保持稳定

在2020年，也就是新冠的第一年，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也受到了严重打击。西班牙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4年，从2019年的81.9岁降至77.9岁。美国黑人的这一数字下降了几乎同样多，下降了三年多，到2020年降至71.5岁。白人下降略少，从78.8岁下降到77.4岁，下降了1.4岁。

但2021年，美国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又下降了一年，这个幅度高于美国黑人的0.7年。联邦研究人员称，美国白人和黑人的预期寿命目前处于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伍尔夫博士说：“除了美国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之外，白人在2021年的表现比有色人种社区更差。我认为这很能说明问题：它反映了黑人和西班牙裔更努力地接种疫苗、戴口罩和采取其他措施来保护自己，以及白人更倾向于抵制这些行为。”

在新分析的种族和民族群体中，亚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最高：平均83.5岁。去年，这一数字仅略有下降，低于2020年的83.6岁。

这是自上世纪20年代初（1923年降至57.2岁）以来，美国两年内预期寿命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伍尔夫博士说，美国人遭受着专家所说的“美国健康劣势”，这其中包括支离破碎的、由利润驱动的医疗保健系统；饮食不良，缺乏体育锻炼；以及普遍存在的风险因素，如吸烟、普遍获得枪支、贫困和污染。

伍尔夫博士说，其结果是，在过去20年里，与同等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人的疾病负担加重，预期寿命缩短。

网民嚎叫：

zhibushu 2022年09月04日 18:31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一直在下降，早在新冠之前就是。跟新冠疫苗有个毛的关系。灯塔国的老百姓是发达国家里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因为灯塔国是资本之国，By the money, of the money, for the money. 老百姓算个屁。

谢选骏指出：“美国预期寿命剧降，亚裔仍最长寿”——这是否说明“亚裔是人类进化的顶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亚裔在美国遭受抢劫践踏排挤无视……就是应有之义了。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当把遭到抢劫践踏排挤无视……看作上帝的祝福和施舍的机会。因为耶稣说了，“有人打你这边的脸，把另一边也转给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去。”这就“进化顶端”对于“进化末端”的帮扶义务啊。

谢选骏：孙国栋看到了两个《河殇》

《孙国栋：<河殇>余谈》（2003年1月3日转自黄花岗杂志）报道：

大约一年半前，我读到《河殇解说词》及三联书店出版的《河殇》，心情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沉重。后来又看到《河殇》电视集，《河殇》作者们那种深沉的懮患感和追求改革的热情，用极富文学的笔触、透过旁述者充满感情的声调，从荧光幕上迎面喷来，心头不觉为之震动。但是对《河殇》思想上的瑕疵及知识上的错误，又感到一阵空虚与失望。两种心情在我心底交织回旋，唤起我五十多年前一个深刻的回忆。

（一）中共之失，何归咎于中国文化？

五十多前，芦沟桥事变，七月七日对日抗战爆发，我正读中学，政府号召全国总动员，奋起抵抗凶残暴虐的敌人日本。一时人心振奋，百年来日本侵华的仇恨都涌上心头。不久，有抗战歌曲兴起，我第一首学唱的抗战歌曲是《保卫中华》。“保卫中华，誓死保卫民族的中华，保卫我们五千年辉煌的文化……”，跟着流行的是哀感的《长城谣》，稍后，歌曲的主题常围绕黄河。《黄河大合唱》犹激发人的雄心壮志。在大后方的城镇，只要有一人在街上唱，必有人随声而和，先而三四人，继而七八人，再而数十人，常常不期然而汇成一道歌声的洪流，回旋荡漾，慷慨激昂。后来我参加远征军到缅甸，原来“黄河”与“长城”同样带给异域的中国人不少光辉与怀念。中国能在军备极劣势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八年，终于获得胜利，所凭籍的就是这股热情。中国文化、黄河、长城，在中国人心中如此尊崇可贵。不意五十年后，它们变成了诅咒的对象。五十年间中国遭遇了什么变故？五十年啊！中国文化依然、长城无恙、黄河安澜，只是四十年来中共一党专政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引起了大陆知识分子强烈的反应，他们内心要求民主改革，但不敢直接指斥中共，于是发泄于中国文化，而连及黄河与长城。他们把眼前的不合理现象，一一归罪于中国文化，说“可以从我们民族最深奥的文化根上找到答案”（《河殇》序）。文化与政治，当然有相会合点，但两者决非重合，因为文化较具恒常性，而政治设施常随政权而转变﹔所以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必须分别观察。尤其近四十年来，中共激烈反传统文化，而《河殇》却以中共所作所为，归罪于传统文化，是无异于为当政者文过饰非，以文化为代罪羔羊，模湖了读者的视线。

（二）《河殇》作者观念落伍

当然，中国文化有不少弱点，因为几千年历史必有沉积渣滓，我们决不能因对民族的热爱而无视了民族文化的弱点﹔更不应鼓吹民族的激情而牺牲民主与自由。但是，如果我们要为中国创新境、实现民主自由，我们决不能浅薄地主张全盘地抛弃中国文化。因为民主自由的生活，凡须有文化素养﹔而文化素养则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缺乏健康的民族文化的土壤，民主自由得不到滋养而生长。所以我们争民主自由，同时必争民族文化的强健。

《河殇》可能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它对中国文化的观点时不一致。有时认为中国文化原来是开放的、丰富的，现在衰弱了，“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有时却认为中国这种黄色的河流文明已无可挽回地崩溃了，现在只是垂死的挣扎，应该把它抛弃，去学习西方蓝色的海洋文明。这两个观念，看来相似，其实极不同，前者是健康的，后者是病态的。因为民族与文化，血肉相连，凡企图抛弃本身的民族文化，而照搬另一种文化，只是一种虚无的幻想，这毫厘之辨，非常重要。

我们又必须认识，民主自由只是生活的外延，他必须更有其内涵──如价值的取向、思维的方式、心灵的向往、生活的情调、行为的轨范……都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民族文化所以能凝聚其民族，力量即在此，抛弃民族文化，民族会解体，民主自由亦无所寄托，这是极深沉的问题，《河殇》竟未加理会！

而且再进一步观察，近三十年来，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思想上，旧的“欧洲中心”观念已被抛弃，而代之以“全球意识”，一种多元的、协调的精神，成为现代文化的基调，不但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西方学者亦在寻找东方的智慧，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各种民族文化都受到重视，将来的世界文化，必为各民族文化互相协调、互相补益的大组合，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姿采是多方面的，绝不是由某种文化所独占的。各民族正应努力健全其民族文化以求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不是相对抗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河殇》只知倾慕十九世纪带有侵略性的西方工业文明，不免显得有点落伍了。

（三）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两年来讨论《河殇》的人很多，我本想写出我的感受，但我不忍下笔，因为我觉得《河殇》作者们虽然极力反对中国文化，但其实他们都秉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士人精神”──以天下为已任、先天下之懮而懮，这是一种极高贵的品格。尤其自八九民运发生以后，《河殇》作者们都挺身参与民运，可见他们倡言改革，是怀抱极大的真诚，决非空言泛泛，这种精神与勇气，实使人敬佩，我不愿因评论《河殇》而稍损他们的形象。而尤其听说中共正大力批判《河殇》，我知中共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必不相同，但前年我批评柏杨，北京《光明日报》未经我同意竟删节转载我的文章，柏杨于是诬蔑我为中共的文化打手，我不愿评《河殇》再蹈评柏杨的覆辙，所以迟迟未下笔。但是我内心总感到不安，因为论学第一要义在求真，《河殇》的影响如此之广泛，其中既有可议之处，应该让作者与读者都知道。知而不言，决非论学求真的态度，恰巧最近柏克莱大学的中港研讨社邀约我讲话，该社正播放《河殇》，于是我以“谈河殇”为题，吐出我的感想，本文由讲稿整理而成。两年来，各报章杂志讨论《河殇》的文章已不少，我只是补其余义而已。

（四）“河”未“殇”也，仍请爱之

既谈《河殇》，让我们先从黄河说起。“《河殇》第五集《懮患》说：我们不知道古时候黄河是个什么样子，此刻展现在你们面前的黄河，不正是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孕育变成肆虐的一条河，母亲变成了暴君……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第一集《寻梦》又说：“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祖先，我们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们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再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

《河殇》虽然是用一种文学的、象征性的说法，以表示黄河文化之不可能再兴，但总由于对黄河历史的不了解所至。黄河的水量，古今相差不远。黄河所给我们祖先的与给我们的正相似。黄河之为母亲抑为暴君，全操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先能利用黄河的赐予，于是黄河为母亲，后代的华夏子孙不肖，糟塌了黄河的赐予，黄河便变为暴君，不是黄河辜负我们，正是我们辜负了黄河。如果我们能发愤，黄河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再创发一次光辉的文明。现在让我们看看黄河由母亲变为暴君的经过：

黄河水系滋养我们民族生长，这是世人所共认，但我们不要忘记四千年前大禹疏导九河的故事，这是我们祖先接受黄河赐予的一分努力。自从大禹治水以后，商代文化即长成于黄河下游的淇水流域，周代文化则成长于黄河中游的泾渭流域，春秋中原的百余诸候国都散落分布在黄河两岸的支流。古代黄河两岸有不少湖泊与长江相似，可以调节河流水量，而且我们祖先，很早就注意沟洫水利，所以当时黄河患少而利多。黄河下游一带，近代是黄河泛滥区域，古代是风光美丽、文化优雅的乐土。我们读《诗经．国风》邶、庸、卫之诗可知。尤其卫国，正是商代后期殷墟的故地，不但文化高，而且生活极有情意。在卫风中描写卫人在黄河淇水间生活之诗不少。如《卫风．淇奥》之诗：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如《硕人》之诗：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他们的生活，既优裕而有情致。

河之为患，总由于利失修所至。春秋初年，北狄侵入卫国，把卫地一带的农田水利破坏，约六十年后（周定王五年），河徙，这是自大禹疏九河以后、见于记载的黄河第一次改道。后来到了战国初期，魏文侯居邺，邺京近卫，在漳水、卫河之间，漳水通卫河，卫河接黄河水系，文侯使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这一带又恢复为乐土。所以修一分水利，引一分河水溉田，河水减弱一分，就收治河一分之功。

到了战国中晚期，各国兵争，时时互决河水以浸邻国，完全不顾全盘性的水利地势，于是水文破坏，河患渐重。

至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一带，因水利失修，影响及于全河，造成的河患更为严重。因黄河中游汇集泾、渭、汾、洛、伊、涑诸川之水，当夏秋霖潦之时，旷野横流，尽入诸川，诸川又汇于黄河，于是将沿途松疏的黄土冲刷入黄河，以致黄河的含沙量极大，这是河患的主要成因。所以如果于黄河中游关中讲求水利，引诸川之水以溉田，使水不集汇于黄河，不仅关中得沃野，农地绿化，减少浮沙，则汇入黄河的水量与泥量俱减，下游河患可以减轻。所以关中水利的成败，关系黄河全程的利害。现在我们读《汉书．沟洫志》，就知秦汉时对黄河的水利事业非常注意，犹特别留心于关中。

《沟洫志》所载，秦于战国时水工郑国凿泾水自中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成，溉卤之地四万余顷，于是关中为沃野。汉武帝时使水工徐伯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河东守番系建议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阪下，武帝乃发卒数万作渠田，又引洛水，井深者四十余丈，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名曰龙首渠。武帝元光中，（公元前一三四年至公元前一二九年）河决瓠子，久不能塞，武帝自临决河，令君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宫。而导河北行二渠，梁楚之地无水患。此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黄河上中游地皆引河及川以溉田，又于关中开灵轵渠、成国渠、讳渠以疏引诸川水。其于小渠及因山陂引导水流者不可胜数。太始二年（公元前九五年），赵中大夫白公引泾水注渭中，名曰白渠，民歌之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请注意这首民谣，不但水可以溉田，泥可以肥田，于是流入黄河的水量和泥量都可以大减，可谓一举而数善备。

西汉大力治理关中水利，虽然黄河下游的溃决乃不能绝，但西汉的隆盛，其经济地理主要在黄河流域，可见是受黄河所哺养的。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长安大乱，关中水利破坏。《沟洫志》说，王莽对于治河，“但崇空语、无施行者”。要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七零年）王景再大力治河。

东汉迁都洛阳，对于关中水利不如西汉注意，魏晋南北朝政局纷乱，当然未留意治河。

直到隋唐重都关中，然后再整顿关中水利。现见于《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所修的水利工程就不少。如京兆府的刘公渠和彭城堰、长安县的漕渠、蓝田县引南山水入京师、郑县的利俗渠和罗文渠、又有姜师度所立之捍水堤、华阴县的漕渠和敷水渠、朝邑县的通灵陂、韩城县自龙门引河溉田、合阳县的阳班湫、宝鸡县的昇原渠和高泉渠、中部县的上善泉、回乐县的特进渠、会宁县的黄河堰、朔方县的延化渠等。

而且汉唐两代立国，常是两面形势：一面是坐关中东向以控制中原﹔另一面以东南为背，面对西北。汉代之击匈奴、通西域﹔唐代之逐突厥，都是吸收东南资源以发展西北，所以对西北黄河上中游地区较注意，努力讲求水利，自然减少下游灾难。故唐以前，黄河利多而害少。

自宋以后，黄河之患乃严重。

此重病实结胎于唐末五代两宋。

唐代晚年东边有藩镇割据，藩镇合力治河的，只见魏滑两镇﹔西方有吐蕃之东侵，以至黄河中游的水利破坏。加以五代时，后梁后唐沿河作战，互以河水相淹。五代以后，长安不得复为帝都，北宋迁都东方的汴梁，关中几成边塞。宋与西夏的战争就近在关中。于是汉唐所修的关中渠道，因失修日久，河床日深，渠口露出水面，水不能入渠，尽成废道，以至农作物愈少，泥土风化日甚，流沙汇入黄河日增，至下游河床日高，一有溃决，贻害数千里。加以自宋以后，历代治河成为一极大糜费，不少国帑，入了治河官员的私囊，八百年来，惟求方便，只知增堤防决，从不知治本清源。

当中共取得政权之初，大聘苏联专家来建堤坝。我当时已觉得这是下策，因为黄河之患，在于含沙量太大，必须于上中游诸川修复水利，引泾、渭、汾、洛诸水以溉田，减少流沙入河，绿化诸水两岸，以免沙化日甚，再疏导下游，才是根本治河之道。徒建水坝，不足以治河。果然中共所建之坝，全无积效。加以中共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如“土法练钢”“农业学大寨”等大多违反环保知识滥伐森林，乱开垦地，对私人采伐更毫无管理，至土地的林覆面日少，平时无法储蓄水量，遇雨即水土流失，涝旱相继，于是黄河由母亲变为暴君。

黄河、长江是我国南北两大动脉，欲中国复兴，必使此两大动脉重复生气。修治黄河，是一项绝大工程。因为现在关中一带黄土，被河川割裂，河床深陷，两岸常为高地，修治水利极杂。但是，这一难题我们必须面对，无可回避，惟有奋起精神，利用现代科技，结合历史知识，从头整顿。要达成这目的，必须道先调整我们的心态──把怨怼黄河之心，转换为爱护黄河。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母河，黄河流域是我们民族的故乡，只要我们能发愤，黄河所给予我们祖先的，必可再给予我们，黄河文化必可与世界文明相汇流而创发出更光辉的未来，“河”绝未“殇”，我们仍应以黄河而骄傲，请为黄河文化再创发一新境界而努力吧！

（五）舞龙并无“戏弄”之意

《河殇》由于对黄河的怨怼而扩及对龙的怨怼。第一集《寻梦》说：

“华夏民族为什么会崇拜这么一个形象凶暴的怪物呢？……这是这个大河流域民族对生命之河的敬畏。”

又说： “于是中国人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惕，把它捧上权力的峰巅﹔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响彻云霄的时候着实地戏弄这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这真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的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这又是一种误解，一种幽默的误解。

古代的部族，常常以一种动物象征其部族的潜能。龙大抵是华夏民族表现潜能的一种象征、他们出现甚早，《史记》就记载帝舜时有正直的名臣名“龙”。《易经》的第一卦乾卦就以龙的潜、现、飞翔为卦象。孔子见老子，回来对弟子们提到对老子的印象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纲，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在孔子心中，必不以老子为凶暴，而以老子为睿智。龙在中国人心中，是代表灵动、雄健、力量、睿智、吉祥、丰盛，所以丰收则舞龙，有庆典则舞龙，称龙凤呈祥、龙凤配、龙马精神。舞龙决不是在戏弄一番这老东西以出一年的恶气的。

（六）中国文化“无可挽回地衰落”？

《河殇》常常根据一个简单的概念，构成一个强烈的意识，用这意识，笼罩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排除其概念以外的知识，于是对事情的真相就不了解。它对中国文化的观念也是如此。

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杂合的文化大系，《河殇》除了《灵光篇》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杂合文化并盛赞汉唐文化的多姿采之外，其于各处俱以一种单调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必与其他东方亚细亚的内陆文化一般的趋于灭亡，并以张光直教授所说北美洲玛雅文化之例来暗示中国文化必如玛雅文化一样地衰亡。它说：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规通道，实际上是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张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国文明同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相似性，认为它们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认为亚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类似的普遍性，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寻梦》）”

苏晓康在《河殇》序言中说：“这种文化……它在今天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崩溃了。（《河殇》序：呼唤全民族反省意识）”

这一观念笼罩着《河殇》，成为《河殇》的主导思想。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大误解。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化的、杂合的大民族。

中国文化也一种多元化的、融合的文化大系统。

在周代以前就有几组文化相融合：西部的夏周文化、东边滨海的殷商文化、南方的楚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其中尤以夏周文化和殷商文化最为主干。夏、周文化发展于黄河中游，正是《河殇》所指的黄河文化或内陆文化﹔殷商文化发展于滨海，根据张光直的老师李济教授的研究，殷商文化带有太平洋沿岸的背景。李教授说：“殷代的装饰艺术铜器上的、以及骨和木雕上的、聚集在一起，作一个整个的观察，完全代表一个太平洋沿岸的背景，在艺术的观念、装饰的方法，和匠人的作风，代表很早的太平洋传统。它向北经过阿拉斯加，传入北美西北海岸，向南传入现在太平洋的诸群岛。（《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工作及问题》）”

如果李教授的考证不错，则张光直教授所指的玛雅文化或者是由中国滨海文化传入的。就此一端，中国文化已不能用河流文化或内陆文化一语来概括。孔子说：“周鉴于二代（夏与商），郁郁乎文哉。”可见中国文化早就是融合各族文化而成的大系。

秦汉以后，又吸收不少外来文化。除佛都文化之外，更有不少游牧民族的文化。如北魏、西魏、北周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北魏西魏北周的制度是汉文化与鲜卑文化融合的结果。唐代有名的“均田制”就源于北魏﹔有名的“府兵制”，就源于西魏北周。此外各民族的宗教如火袄老、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一千多年前已在中国传播。所以中国文化内涵极丰富，断断不能以美洲单调的玛雅文化之衰亡而判言中国文化亦衰亡。张光直教授是考古学家，他所掌握的资料是史前史的资料，他只说明中国一些史前史资料与玛雅相似，我们岂能用简单的、片段的史前史资料来推断以后繁积的历史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所以能悠久漫长，必有内在深厚的原因，《河殇》诸作者受一些外国学者的影响，将中国社会的外型与其他亚细亚民族比较，就随便对中国文化历史下结论，而不内在地、主体性地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去了解中国文化，这是非常懒惰的。

要找出中国文化所以能长久的原因，这问题太大，牵涉太广，不能在此讨论，只好留待哲学家、思想家、文化家者去祥细探究，我只提出一点小意见，以供关心中国文化者的参考。

我觉得中国文化精神是由人内心的真感情处发展而出，由此真感情而接触到真实的生命，肯定生命，进而建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哲学家们肯定生命原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这是从能思的主体而证明生命的存在。柏格森要从突破环境的创造力去体认生命的实在，中国人则从“动情”之处认取生命之实在。

人类最真实的感情无过于亲子之爱。所以中国人总喜欢从亲子之爱推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而建立人伦，进而开展出社会人群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把人生最大的价值，不放在神的世界，也不放在物的世界，而放在人的世界。它最重要的是润泽人生、建设人的价值。这是一种从生命内在透出的人文精神──把一切希望、信仰、价值都肯定在现世人生，追求人生的善化、理性化。这是一种由内心真感情开展出理性的文化。它以建立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性善说为主流，所以特别着重“仁”字。仁是人与人相处的道理，是相对待的，有情意的，有感应的，有生机的。所以无感应称麻木不“仁”。果子有生机的内核亦称“仁”。故此中国文化能尊重各种族的生存权，这是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文化。故能搏合各民族成为一大民族，能融和多种文化成为一文化大系，因此她有强韧的生存能力。

但是这种文化性格，亦有它的弱点──它的伦理观念太强，容易淹盖了个人的独立性，以致公民意识不易张显，于是迟迟未能突破民本思想而进入民主。所以中国历来只重吏道而忽视政道，严格言之，只有吏治而无政治。同时，它道德实践的要求过强，而轻忽了纯知性的发展，以致由思辨而来的纯知性活动发育不圆满，故科学进展缓慢。

然而，中国文化的本质并不与民主科学相排斥，当社会由大家族转变成小家庭，当民主科学思潮输入，中国文化吸收民主科学自然顺理成章，因为一种看重民本、要建立人的价值、以性善说为主流的文化，断不会排拒民主﹔一个重实践理性的民族，亦必不会排斥科学。不但不排斥拒绝，而且必有其可以相辅相成之道。比如，中国文化以性善就为主流，此正可以补足当前我们所大力提倡的“人格尊严”、“天赋人权”等观念。因为如果人性为“不善”，则我们何所据而言“人格尊严”？又何所据而言“天赋人权”？故中国的性善说正可为“人格尊严”、“天赋人权”等观念建立一稳健的基础。我们为什么要说这种文化必不能吸收民主科学的养料而更有所发展？为什么要说这种文化必不能清洗历史的沉积而再焕发光彩，而妄断它必趋于灭亡呢？现在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中国人社会，都以中国文化为基调，他们何尝排斥民主科学与工业文明？甚至日本南韩，他们的文化基调亦受中国文化所濡染，亦何尝排斥工业文明？

（七）长城何罪？

让我们再说长城。《河殇》说：

“人们甚至硬要用它（长城）来象征中国的强盛，然而假如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悲剧的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啊，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第二集《命运》）

有了长城，对外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劫掠，对内则产生一种凝聚力，把城内的人民压向一个权力核心。（第二集《命运》）”

把长城看成懦弱的防御、不敢向外开展、把人民压向一个权力的核心的一座悲剧纪念碑，这是对长城历史了解之不足。

现在让我们去了解长城吧。长城的作用不在防守，更不表示怯弱与封闭，而是为中国设定疆域创造中国的体质条件。

我国在战国以前并未有疆界，夏代是中国第一个王朝，但夏代只具国家雏形，数百个散布在黄河流域一带的部族拥戴其中最强大的夏族为领袖，所以夏代并无明确的疆界。商代仍然如此。到了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把各部族纳入一个封建模式，中国开始涌现出统一的理想，但是仍然未有固定的疆域，当时各封国错落在大河两岸的支流附近，各设城堡以自卫，这就是诸夏民族的据点之外，穿插着游牧民族，即所谓蛮夷戎狄，中国仍然未有疆界，到了战国，七雄各自据地，或筑城墙，或倚山川而定国界，但仍是七雄的疆界，不是中国疆界。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把燕赵的墙城连起来，成为中国北边的疆界，然后中国有一幅完整的版图。自秦代以后，一直到现代，中国的版图，以此为基础，二千年来所谓腹地，即指城内区域，它不仅建立中国的体质，同时在精神上亦强化起一个中国。二千年来在此版图内，以统一为正常，以分裂为例外，这是长城的重大意义，这点意义，远远超过于防守的意义。

如果就防守而言，长城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恐怕自秦以下，利用长城以防守的不到十分之一时间﹔长城更未限制向外发展，汉、唐、明三代都超越了长城（元清两代本起于长城之外，那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史实斑斑可考。

秦筑长城之后，十余年而秦亡。汉初匈奴势力已入长城之内。汉文帝时，匈奴入侵，文帝置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细柳、渭北、棘门、霸上都有在首都长安附近。

可见匈奴势力已逼近首都。到武帝时，国力充实，九次遣将北征，都越过长城，最重要的三次：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大将军卫青出云中，收复蒙恬所经营的河套以南地。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千里，破匈奴浑邪休屠王﹔旋再出陇西二千里，得胡首三万，匈奴混邪王以四万来降，献河西走廊建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大将军卫青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郡，出塞二千余里，封狼居胥山（属杭爱山）临瀚海而还。

到汉宣帝时又发五将军北伐匈奴呼韩邪降汉。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年）大将军窦宪北伐，出塞三千里，勒石燕然山而还。永元三年（公元九一年）又出击匈奴，至金微山（新疆阿尔泰山）出塞五千余里。长城何尝限制向外发展？

自汉武帝以下至曹魏，北方胡人降汉的多处之于长城以内的晋阳、汾涧、秦川之间，此后乃引出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与南北大分裂，此等事俱发生于长城之内，长城并未利用为防守。

到了隋唐，又越过长城大破突厥。

唐太宗遣李靖、李勋破突厥，平服西北各外族，置安西、安北、北庭三都护府，辖地都在长城之外数千里。

到了五代的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辽），辽人又突入长城。宋与辽有名的“澶渊之盟”就在长城以内的河北省濮阳缔结。金人来北宋，战事主要在太原。后来南宋与金的划界线在淮水，更远离长城了。蒙古人之灭南宋是从襄阳沿长江而下的，与长城无涉。到了明代初年，明成祖越过长城亲征北方的敌人鞑靼，大败之于干难河。到明中叶以后，明的国势稍衰，李成梁、戚继光守边，再修长城，然后倚长城以御北寇。清人起于关外，长城于清代三百年全无防御意义。所以谓用长城作为防守则时间极短，谓长城表示怯懦的不出击，又与史实不符。

至于说长城会“压缩人民逼向一个权力的核心”，这真是以小城邦来看中国了。中国国土东西南北各万里，中间大川崇山阻隔，北边的长城，如何可以压缩人民向一个权力核心呢？中国自从筑长城之后，仍然有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情况，可见长城并未能把他国人民压缩向一个权力核心。

长城不是一座悲剧的纪念碑，我们虽不必以它为中国人的光荣，亦不必以此为中国人的耻辱。它不?陉H类历史上一项使人惊心动魄的大工程，足以发人思古之幽情。

（八）中国从无私有制？

《河殇》大力鼓吹抛弃中国河流文化而学习西方。西方学术有一点最精彩同时是最重要的精神，是：“知识只为真理服务。”既不为政权服务，亦不为眼前的功利服务。《河殇》因为是一部政论电视，目的在鼓吹改革，于是时时浮光掠影，说夸张不实的话，这是违反了自己所鼓吹的学习西方谨严的学术精神，实是非常可惜的，譬如《河殇》说，中国历代只有皇帝一人是真正的私有者，就违背事实。它说：

“中国这样的小农大国，虽然商业从来都很发达，却先天不具备真正的商品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朝历代，皇帝是拥有整个中国的唯一私有者，他可以任意向百姓征收赋税，摊派徭役，无偿也无止境地剥夺农民﹔官吏靠朝庭微薄的俸禄度日，自然也要巧取豪夺地向百姓搜刮财富……因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私有制。”（第四集《新纪元》）

中国几千年来君主政体，其中当然有不少暴君苛政，但认为皇帝是唯一的私有者，则未免夸张不实。就以土地私有制而言，自从周代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初税亩，以后各国仿行，土地即成私有，一直无法改变，到了汉代，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董仲舒和师丹先后提出“限民名田”，结果都未能实行，到王莽，实行王田，把私人过多的土地分给无地之贫户，亦未成功，反而引起大骚动。要到隋唐实行均田制，土地兼并稍稍改善。但均田制于中唐破坏，实行两税制后，土地回复私有，一直沿行至二十世纪。《河殇》岂能根据《诗经》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说皇帝是唯一私有者？

历代当然有不少暴吏，败法乱纪、强征赋税、横派徭役、巧取豪夺、欺压人民，但不能说中国几千年没有赋税制度，由皇帝官吏任意征收摊派。中国有两部重要的政书──杜佑的《通典》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通典》第一篇是《食货》十二卷、《文献通考》第一考是《田赋考》七卷，都详叙历代赋税制度，列之为篇首。以后《续通典》、《清通典》、《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都沿袭此编制，以赋税为第一项要政，列之于首。历代皇室的财富和国赋是清楚区分的，为皇室理财的官是少府，为国家主赋之官是大司农（唐以后改为户部），皇室财政和国家赋税两者是不相混的，一个连赋税制度都没有的国家，可以维持几千年吗？

（九）马克斯误矣

《河殇》又相信马克斯的理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解释中国社会，实在不切合实情。马克斯、恩格斯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备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解释，在中国是不切合实情的。因为中国虽是大农国，但是乃小农的经营方式，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散落在广大的面积上，不容易经常集体劳作。所以自秦汉以后，大规模的集体劳动是极少有的，秦始皇驱民以修长城，，史书极其残暴，谓秦代的力役十倍于古。中国的水利工程，汉代是用兵卒做的，《汉书》记载明白。唐代的水利，大都是地方性的，前面所学《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所列的各县水利工程，都是用人民的“庸”来建成的。唐代每人每年须服公役二十日，谓之“庸”。每多服役十五日，则免纳“调”（调布）。不服役的，日输绢三尺以代替。自租庸调制破坏，行两税制以后，大徭役则以庸钱雇役。

《河殇》在电视集开始时，有一大群人伏地膜拜的镜头，不知它拍的是什么情况，这种集体膜拜的情况在中国是极少的。中国农民，生活在纵横万里、山川阻隔的广大地面上，要集体劳作，并不容易，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以小城邦来想像中国的大农国，是马克斯由想像而来的景象，不是根据实际史料而建设的理论。

（十）帝国主义应支持吗？

《河殇》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了解似乎也太粗糙。

《河殇》说：“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第六集《蔚蓝色》）”

它用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作为描写中国文化的特征，未免太简单而轻率了。

农业经济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阶段，由于科技的改进，于是农业进入工业化。但农业仍然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所以农业与工业不是对抗的，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视作冰炭不相容，是由于被“存在决定意识”这一教条拘束所致──认为农业与工业的基础不同，于是其上层意识形态亦冰炭不相容。而实际上，所有工业国家莫不从农业演进而来﹔同时必仍重视农业，两者并非相对立的。

至于用官僚政治来描写所谓黄色文明也不切当。因为官僚政治乃是当社会进化摆脱了以血缘为本的封建制后的一种行政体制──以才能的优劣作为官员任免昇迁的标准，而不血缘亲疏为标准的制度。现在世界各国，无不是官僚政治，即使以专家任官员，仍然是官僚政治。“官僚”一词原非恶名，但当官场陋习养成，官场上的敷衍、推委等不负责任的风气，使人生厌，于是“官僚”乃成恶名。这种官场坏风习，大抵各国皆然，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岂能以此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征？

《河殇》以“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蓝色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特征，恐怕稍有认识的西方学者亦不会同意。西方文明的精粹处决不在此。如果西方文明的特征果然在此，则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一种带侵略性的重商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它首先就应该被改造，我们何以还要努力仿效它呢？

《河殇》因为倾慕“扩张和战争”，于是以郑和下西洋之不带侵略性为非。它讥笑郑和“多么慨慷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啊”，以致“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由于这次历史大选择的坐失良机，太阳将不再昇起。”（第二集《命运》）这岂非一种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思想？

（十一）传统文化并不开放？

《河殇》或因成于众手，所以在思想上有时并不一致。譬如在《灵光集》中，大力推崇汉唐两代文化，它描写汉明帝向印度迎佛、白马驮经而归、吸收佛学、把佛教中国化的经过描写得非常动人。它说：

“白马给中国人驮来了一个陌生的神，他曾经披着偏袒右肩式印度袈裟……当他沿着一条与丝绸之路平行的路线往东走去的时候，眼窝渐渐浅了，鼻儿渐渐低了，笑容也带上几分世俗的人情味，服装也换上了中国的褒衣博带式袈裟，中国人改造了这个外来的神。那时，我们的祖先确乎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灵性，这样的聪明才智……”

又形容汉唐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精神说：

“如果没有汉帝国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和博大的文化胸襟，中国的传统乐舞也许始终是这个模样，它可以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却绝不可能产生汉唐绚烂多彩的歌舞。

唐代文化的开放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音乐、绘画、雕塑、文学就不用说了，还有哲学思维方式受印度哲学的影响……唐代文化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真正百花齐放，不是一个模式、一个调子，是各种色彩，不是那么单调的归于一律的﹔第二，充满活力的百花齐放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对外开放。外来文化的营养，外来文化的刺激造成内部的百花齐放，如果没有对外开放的广泛吸收营养，要形成内部的活力和百花齐放就不可能。”

《河殇》这番话，分明是对中共封闭性的政权一种讽喻，非常有意义。但是，《河殇》自身在理论上亦陷于矛盾。因为既认为汉唐文化是如此的胸襟开展，如此的有灵性，又如此的多姿多彩，而汉唐文化就是黄河文化之一环，可见黄河文化在本质上并不封闭，并不怯懦因循。后来即使变得封闭、怯懦，亦决不是由于文化本质的内因。而是由于环境改变的外因。《河殇》于此不加深思，一面既大力推崇汉唐，而一面又大力主张抛弃黄河文化，岂非思想上有罅隙？

黄河文化盛衰强弱转换的关键，的确大可深思。《河殇》指出由于对外封闭、缺乏与其他文化交流之故，此不?鬼垠n原因之一。考查中国史上对外采封闭政策的，俱在近代与当代，不在古代。明初，明太祖灭方国珍和张士诚，两人的余党多亡命海外，时时勾结日本海盗来犯，明太祖为了海防禁国人下海。此即《河殇》所指的“要把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不许片板下海”的皇帝朱元璋。严格而言，这不能算是对外封闭。而且海禁的时间甚短，明成祖时乃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且由晚明至清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当时欧洲宗教改革之后，旧教失势，于是组织耶稣会来东方布教。明万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跟着龙华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罗雅各、汤若望、南怀仁等相继东来，他们大多有深湛学养与丰富知识，与中国士大夫交游，用其天文、历算、舆地、物理等知识取得中国君主与士大夫的信任，一时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向慕西学，此辈传教士又将翻译中国书籍进呈罗马教皇的竟有四百余部。中西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可惜自清雍正以后，东来的传教士素质不如前，雍正皇帝禁止传教，连带使中西文化交流亦一并中断。遂使中西隔阂，这可说是中国对外封闭的第一次。此后直到晚清洋务运动，然后再向西方学习。

第二次封闭应数中共。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一面反对传统文化，一面封闭对外交流，“竹幕”低垂二十余年，以致东西再次隔绝，而隔绝的程度又甚于清代。所以封闭不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本质所致，而是由于当政者的态度与政策所致。《河殇》不加省察，时时将政治与文化混于为一。于是将当前的不合理现象，推向历史文化，回避了对政权的指责，模糊了事实的真相。

（十二）中共作为，何关传统？

《河殇》把近代的不合理现象推向历史文化的例子很多。例如它提到大跃进时说：

“在那颠狂的大跃进时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会相信这种神话。……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化的必然结局吗？”（第四集《新纪元》）

《河殇》这句断语太可笑了。惟其农业文明的农民是最懂得每亩小麦产量多少、每亩稻田产量多少的，他们几千年与农田朝夕相对，会相信亩产小麦七千斤、水稻五万斤的神话吗？但在疯狂的政治运动之下，他们能反驳吗？敢不相信吗？这断断不是农业文明的必然结果，而是“伟大领袖”领导下的疯狂所致。

《河殇》又说：

“为什么标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如此与中国无缘呢？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憎恶它，以致到了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大规模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呢？从根本上，这仍然是中国文明性质决定的。（第四集《新纪元》）

这又是回护中共的饰词。中国自从一百三十年前晚清洋务运动，已开始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了，现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那一处不接受工业文明？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要“割资历本主义尾巴”的正是要彻底打倒中国文化的中共红卫兵﹔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正是共产主义，那里是中国文化？

《河殇》说：“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这一切不平根源，乃是社会缺乏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w─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钩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文明最古老的民族所最不熟悉的东西。”（第四集《新纪元》）

中国二千年前已发展市场经济，战国时的临淄、咸阳、邯郸、大梁、郢、陶……都是商业大都，唐代长安、扬州、广州更是国际大都会，即使最文弱的两宋，汴京与临安都先后成为全球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这个古老民族是最多市场经验的。至于肿瘤医生收入不如医院门前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这些不合理的怪现象全是共产主义国家取消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亦只有在共产主义国家内才会发生。以此作为中国文化的罪证，是太可笑了。

《河殇》这种回护现实政权、归罪于历史文化的例子很多，不必一一枚举了。

（十三）以今说古，难免厚巫

《河殇》又时时以眼前的现象反射于历史，以今而说古。

譬如第六集说：“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它向全世界宣告，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着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蔚蓝色》）”

中国二千年前已走向大海，《汉书．地理志》载合浦、徐闻的航船全程有达八九个月的﹔魏晋南北朝时，南海各国和中国交通的竟有十五国之多（《太平御览》引《南州异物志》），唐代广州、泉州已是沿海的国际大商埠，何待至深圳特区设立才向世界宣告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海边呢？

又譬如提到利玛窦，《河殇》说：“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把他说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第三集《灵光》）利玛窦来中国是四百年前的事，他一直为中国士人所尊敬，只有近几十年中共才把他说成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

结语

《河殇》写在五四之后七十年，而思想上完全未超越五四。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承着明清两代科举八股败坏人才、社会闭塞、专制流毒之后，提出学习西方科学与民主，可谓切中时弊。自从五四以后，七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已完全接受科学与民主。最低限度，目前在台湾、香港及海外三千万华侨，对科学、民主、人权、自由已有相当认识。现在《河殇》再度提出学习西方，显然是以眼前大陆为背景而发的。中共统治大陆四十年，对民主、人权、自由不但全无推进，而反退后。但《河殇》于指出大陆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时，却回护中共政权，把不合理现象的原因，一一推向历史文化，使海外读者起一种殊不真切之感。

近七十年来，由于资讯的加速，交通的发达，已把各地区连结在一起，世界文化已进入一个多元的、全球意识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各种文化互相协调、互相补足以求共进的新世纪，不是某种文化为主、某种文化为从的时代。而且世界又面临一些关乎全球人类的新问题﹔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环境破坏、能源短缺、核战危机、人之疏离，以至吸毒爱滋等问题，正需要全人类善用各种文化智慧来加以救治，中国正应努力健全民族文化，以期对世界有所贡献。我们今日所迫切追求的除了解民主、自由、人权之外，还有民族文化的健全，我们必须在全球意识之下起一次民族文化的新醒觉﹔亦惟有在民族文化新醒觉之下，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才可以有光辉的未来。以《河殇》作者们的勇敢、英锐、活力、热情，如果能加以深思，必能将《河殇》的思想性加以调整，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新境界作出贡献。

我在上面虽然指出《河殇》许多可议之处，但我对《河殇》诸作者的高贵品格是衷心敬佩的。

谢选骏指出：孙国栋（1922年10月9日－2013年6月26日）八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学习新知，值得称赞。因为他看到了两个《河殇》的存在——他这样写道“《河殇》可能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它对中国文化的观点时不一致。有时认为中国文化原来是开放的、丰富的，现在衰弱了，‘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有时却认为中国这种黄色的河流文明已无可挽回地崩溃了，现在只是垂死的挣扎，应该把它抛弃，去学习西方蓝色的海洋文明。这两个观念，看来相似，其实极不同，前者是健康的，后者是病态的。因为民族与文化，血肉相连，凡企图抛弃本身的民族文化，而照搬另一种文化，只是一种虚无的幻想，这毫厘之辨，非常重要。”为何我说孙国栋“八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学习新知”呢？因为在他发表此文的前两年（2001年），网上出现了《河殇出台内情》和《河殇第一稿》，公开了《河殇》的五位作者，只有我一人不是共产党员的历史事实。所以，这就是《河殇》的内在矛盾的根源啊。我不仅不是共产党员，连共青团员都不是——这样的光辉履历足以照亮瞎子们的眼睛了。但是这也使我孤立无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过感谢上帝，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陆续完成出版《谢选骏全集》两三百卷。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马恩全集》凭借“社会主义阵营”编辑出版，不过区区五十卷，《列宁全集》不过六十卷，都加起来还不到《谢选骏全集》的半数……由此可见在上帝的带领下，谢选骏一人之力超过了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由此可见上帝的伟大之一斑了。

谢选骏：世界末日是新世界的开始

《哺乳动物如何熬过恐龙灭绝后的末日世界》（玛莎·亨利克（Martha Henriques）2022年9月4日上午11点02分）报道：

小行星撞击地球灭绝恐龙，也摧毁了地球上的大多数物种，但是哺乳动物却在这场天劫中幸存下来。

这是地球历史上生命最惨痛的一天，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惊恐万状地奔窜在黑暗、火山灰和致命高温笼罩的地狱世界中，在已烧焦的大地上搜寻维生的食物，抓到一只昆虫后，立即仓惶逃回自己的地下庇难所。小动物周围是已死或垂死的恐龙巨大躯体，这些庞然大物曾世世代代威胁著可怜的哺乳动物的生存。

这是一颗直径10公里，威力相当于10多亿枚核弹的小行星撞击到今天的墨西哥海岸后最初几周或几个月的地狱场景。这一山崩地裂的猛烈撞击终结了地球白垩纪年代（Cretaceous），宣告了古新世时代（Paleocene）的开始，这个时刻全球森林一片火海，巨大海啸袭击着海岸，高温气化的岩石、火山灰和灰尘冲上了几英里高的大气层。

但在这个被摧毁的世界中依然有生命存活下来。幸存者中有已知最早的灵长类动物普尔加托里猴（Purgatorius），这是看起来像是鼩鼱和小松鼠的混合体的哺乳动物。经历这场全球性大灭绝灾难后，普尔加托里猴数量肯定会减少，但所幸物种得以保存，可以传宗接代。

这就是小行星撞击地球，灭绝当时地球四分之三的物种后，早期哺乳动物的生活状况。论生命灭绝之烈，在整个地球史，只有2.52亿年前的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Permian-Triassic extinction event），即生命大死亡事件（The Great Dying）超过这次小行星撞地球。大死亡灭绝事件造成了95%的海洋生命和70%的陆地生命死亡，但灭绝过程极度慢长，长到6万年，不像小行星撞地球灾难是突然从天而至。

那么当时这些细小又脆弱的生物，包括我们人类的哺乳动物祖先是如何熬过这一世界末日而幸存下来？

撞击地球终结了白垩纪的小行星也终结了著名的恐龙，如暴龙和三角龙，以及不太知名但相当怪异，被称为“来自地狱的鸡”的安祖龙（Anzu）。此外灭绝的还有鸭嘴龙、长颈龙，以及全身都是盔甲的恐龙。所有以上恐龙都全部死绝。

在晚白垩纪的地质年代，在这些傲视地球的巨无霸阴影下，普尔加托里猴这样的小型哺乳动物，在生态排位上，许多活得就像今天的老鼠等啮齿动物一样卑微和低下。但这些看似脆弱的生物，包括我们人类的祖先却奇迹地活过了这世界末日，这是怎么办到的？

这个问题正是《哺乳动物的崛起与统治世界》（The Rise and Reign of the Mammals）一书的作者史蒂夫·布鲁萨特（Steve Brusatte）和他在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同事们一直在研究的题目。

布鲁萨特强调，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那一天对地球上的任何生命，包括哺乳动物、鸟类（即鸟类恐龙）和爬行动物，都是生死存亡的大灾难。布鲁萨特说，“这不是一颗普通的小行星，这是至少在过去五亿年里撞击地球的最大小行星。哺乳动物差一点就会如恐龙一样的被灭绝。”

不过确实有很多种哺乳动物在这次空前绝后的天灾中消失。爱丁堡哺乳动物古生物学博士后萨拉·雪莱（Sarah Shelley）说，在白垩纪晚期，哺乳动物的多样性就已经惊人的丰富。她说，“很多哺乳动物是生活在树上或洞穴里吃昆虫的小动物。”

不过，并非所有哺乳动物都是食虫动物。当时还有一种神秘的多瘤齿兽，因为牙齿上有特殊的瘤状结节而得名。雪莱说，“这种哺乳动物牙齿是块状的，上面有很多小疙瘩，正面是刀刃状的牙齿，看起来就像一把锯子。它们吃水果、坚果和种子。”

当时也有食肉的哺乳动物，其中一种最大的鼠齒龍（Didelphodon）是一种有袋类动物，重约5公斤，和现在的家猫差不多大。雪莱说，“从头骨和牙齿解剖来看，鼠齒龍的咬合力非常强，能够咬碎骨头，所以肯定是食肉动物。”

布鲁萨特说，小行星撞击地球后，白垩纪晚期哺乳动物的很多物种大部分消失，有大约90%的哺乳动物被灭绝，但这反而给躲过此灾难的幸存动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布鲁萨特说，“你可以想象，我们人类这些渺小的祖先之一，只有老鼠那么大，一个躲在暗处，怯生生的小东西，但你熬过了地球历史上的这一刻。当灾难过去，你冒出头来，突然间发现霸王龙和长颈恐龙那些可怕的大家伙都消失了，整个世界都为你打开。”

这次生物大灭绝为大量多样化的新物种创造了条件，最终带来了蓝鲸、猎豹、睡鼠、鸭嘴兽，当然还有我们人类。

首先，这里要提醒一下：撞击发生后，世界上的森林被野火吞噬，天空充斥烟尘，遮天蔽日，看不见阳光，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如布鲁萨特所说，地球的生态系统“像纸牌屋”一样地崩溃掉。地球表面气温因遭到如过山车一样起伏巨大的恶性热脉冲而变得比烤箱还要炎热，但随后地球又进入寒冷的核冬天，气温平均下降了20摄氏度，持续长达30多年。虽然哺乳动物的许多最危险的掠食者已经消失，但对于生命来说，地球环境却变得难以想象的恶劣。

哺乳动物要如何才能适应这样恶劣的环境而延续其物种？

继续做小动物

在小行星灭绝灾难之前，因为受到恐龙的强力竞争和捕食的限制，哺乳动物的体型一直很小，但劫后余生这种体型反而成为“灾后动物难民”的一项有利资产。

布鲁萨特说，“这些哺乳动物的形象和行为都像大大小小的老鼠。通常是在暗角悄无声息地生存着，但灾难后，在这个崭新的世界，哺乳动物繁衍激增，因为其体型非常适合小行星撞地球后那种可怕的环境。”

体型小可能有助于加速动物繁殖增加数量。爱丁堡大学哺乳动物古生物学博士后奥内拉·伯特兰（Ornella Bertrand）说，在现代动物世界，“个头越大，怀孕的时间就越长”。例如，非洲象的妊娠期为22个月，而老鼠的妊娠期仅20天左右。因此遭遇末日灾难，个头小的老鼠保持种群数量增长的机率就会大些。

除了怀孕期长，体型较大的动物达到性成熟的时间也会长很多，尤其是庞然大物的恐龙。这就是恐龙无法在末日天灾幸存下来的另一个原因。布鲁萨特说，“恐龙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长大成熟。像雷克斯霸王龙这样的动物大概要花20年的时间。这不是说恐龙长得不快，只是好多种恐龙个头实在太巨大，从很小的幼仔长到成年的庞然大物需要很长时间。”

躲在地下逃过一劫

要解开小行星撞地球后哺乳动物能够幸存之谜，还有一个解密线索是古新世和更早年代地层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有“非常奇怪”的体型。在早期古新世地层发现的哺乳动物踝骨细小坚韧，密度高，保存完好。雪莱分析这些踝骨，以了解这些哺乳动物与今天存活在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相似程度有多大。

她说，“我们发现古新世哺乳动物很奇怪，不同于现代哺乳动物。其共同点是体型矮小但很强壮。”

雪莱说，这些哺乳动物有很强的肌肉和巨大的骨骼，与现今动物中在地面挖掘洞穴而生活的物种最相似。“由此产生的假设认为，在大灭绝中幸存下来的动物有一种生存优势是，它们是掘地挖洞而栖息，因此能够躲过直接撞击后的第一波灾难，以及随后的地面大火和核冬天，它们只要稍微潜伏地下等待灾难过去即可。”

姑且这样说吧，因为这些灭绝之灾的幸存者活了下来，因此其后代也继承了这种壮实的体型。雪莱说，“你可以在古新世时期的1000万年里看到这种哺乳动物，即使生活在树上仍然很笨重。”

如果幸存的哺乳动物真生活在地下，不论是自己挖洞栖息，或寄居在其他动物的地下洞穴中，伯特兰猜想这可能也反映在这些哺乳动物的行动敏捷度上，或换句话说是缺乏敏捷性。她说，“我们知道森林已被摧毁，因此所有生活在树上的动物都失去了栖息地。因此，一种假设认为，幸存动物几乎很少有树栖动物那样的灵活敏捷。”

伯特兰打算研究这个时代哺乳动物的内耳骨骼，以确定其研究结果能否证实在小行星撞击后这些哺乳动物是靠躲到地下栖息而得以幸存的假设。内耳对动物肢体平衡起到很大作用，如果动物需要有灵巧敏捷的动作，它们的骨骼就会有相应的精细结构。但要是动物只需要有强健体魄去挖洞，那敏捷能力就是多余的。她说，“这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话虽如此，不过伯特兰也指出，过度依赖骨骼来推断动物的运动行为也是有瑕疵的，这是她观看最近的英联邦运动会时留下的深刻印象。

伯特兰笑着说，“我看到体操运动员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我想，这很有趣，我们有相同的骨骼结构，我却办不到。我想，这确实很有趣，因为也许拥有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你生存，但从骨头上你不会知道是否拥有这种能力。”

杂食带来生存优势

小行星摧毁了地球上大多数活着的植物，而植物又是地球陆地上众多食物链的最低一环。杂食性哺乳动物可以吃任何食物，比只固定吃某些特殊食物的动物更能适应环境，因此存活机会也较大。

雪莱说，“经历了这场大灭绝而活下来的动物基本上食性都不太特殊。”例如，鼠齿龙（Didelphodon )，一种如猫大小的食肉有袋类动物的近亲，只捕食某种动物，但在大灭绝后其要捕食的这种动物变得非常稀少。雪莱说，“鼠齿龙的食物太单一，因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不过如果是一只小动物，可以更快地改变饮食和生活方式以适应环境。这是在大灭绝中生存下来的好方法。”

布鲁萨特说，除了那些什么都可以吃下肚的动物能够存活，还有很少一些有特殊食性的动物也会有优势，特别是吃植物种子的动物就很幸运。他说，“种子是一个食物银行，不会枯竭，任何已经以种子为食的动物在大灭绝时也可以获得种子。所以，如果像霸王龙一样的动物，就没那么幸运了，进化没有给这类动物消化种子的能力。但对于有喙的鸟类和一些专门吃植物种子的哺乳动物来说，哇，这是否就是时来运转？”

植物种子除了维持受灾动物的生存，还在核冬天消失后帮助重建森林和植被。布鲁萨特说，“大灭绝时种子在土壤中能够存活，当阳光再次降临，这些种子就会开始发芽生长。”

长身体不长大脑

随着古新世的过去，生态系统恢复，地球又是一片生机勃勃，这时哺乳动物开始填补非鸟类的恐龙留下的空白，成为地球上最强的生命物种。伯特兰说，“恐龙灭绝后，哺乳动物立即开始多样化的演化，而且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多样化的发展。”

首先，哺乳动物的躯体迅速变大。但爱丁堡研究小组发现，哺乳动物的大脑尺寸的变化却跟不上躯体变大的速度。

伯特兰说，“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原来认为可能是智力发育使哺乳动物生存下来，并最终能够统治地球。但是，从数据来看，并不是大脑长大让动物在小行星撞击后存活下来。”

事实上，在古新世早期，哺乳动物的大脑相对于身体，如果过大的话，可能不利于生存。伯特兰问道，“问题在于你为什么需要长一个大块头的大脑？实际上，大脑块头过大是相当昂贵的。如果有一个大尺寸的大脑，就需要大吃特吃来维持，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做不到，就会绝种。”

相反，哺乳动物需要整个躯体变得更大、更强壮才有利于适应环境。在灭绝后的几十万年间，外锥兽（Ectoconus）这种食草动物的体重达到了大约100公斤。外锥兽属于可能与现存的有蹄哺乳动物有亲缘关系的褶齿兽科（Periptychidae）动物。几十万年在地质纪年中，只是一眨眼的功夫。雪莱说，“外锥兽如此之快就长得这么大，这么快就养成食草习性，真是很厉害。你看，一旦有了大型食草动物，也就会有大型食肉动物，哺乳动物开始迅速发展演化。”

还有许多其他神秘的哺乳动物躯体也迅速膨胀。雪莱说，“像带齿兽这样的动物，长大的速度非常快，长得也非常大。”目前还没有找到带齿兽的完整骨架，但有头骨化石发现，其头骨大约有一个大的奶油南瓜那么大，带齿兽似乎是在大灭绝后身躯才变得壮实以适应掘土挖洞的物种之一。雪莱说，“其眼部位置很小，眼睛也很小，但前面却有巨大的牙齿，这有点像啮齿动物，但仅此而已。这是一种很神秘的动物。”

雪莱说，这些从劫后余生动物群迅速演化形成的哺乳动物物种曾长期受到科学界的忽视。她说，科学界曾“认为它们古老、原始、普通无奇，然而并非如此，它们真的各有各的特色。它们的祖先在地球生命史上第二次大灭绝中幸存下来，绝不是慢吞吞过日子的一般愚笨动物。它们生存和繁衍得十分精彩纷呈。”

这些哺乳动物在很多方面填补了恐龙惨遭灭绝后遗留的生态空间。生活习性高度个性化，如巨无霸般庞大的恐龙非常适应晚期白垩纪的生态环境，但却缺乏在小行星撞击后的灾难世界中活下来的本事。

布鲁萨特说，“最令人震撼的是，我们的地球上曾经有恐龙这样的动物，它们生存了一亿几千万年，创下如此伟大辉煌的历史，比如将自己进化成飞机大小的庞然大物，以及大如公共汽车的食肉动物等等，但是当地球突然遭受巨变，这些庞然大物却在一瞬间就彻底灭绝。恐龙应付不了新的世界，无法适应生存。”

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的发生随机性很强，这似乎特别让研究大灭绝后哺乳动物如何避难求生的爱丁堡大学研究团队感慨良多。

伯特兰说，“我们人类今天能来到这个世界主要靠运气。撞击地球的这颗小行星有可能与地球擦身而过，也可能坠落在地球的另一个区域的海洋中，不论是哪种可能，都会使以后生命物种的选择演化有不同的结果。每当我想到这整件事的偶然性，就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布鲁萨特也有同感。他说，“小行星有可能只在地球外呼啸而过，有可能只会搅动大气层的上层，也有可能在接近地球时就已经解体。这颗小行星本来有各种可能，但真是运气不好，它是径直向地球撞来。”

但对于今天活在地球上的哺乳动物，这一场天劫也许就是一次天赐良机。

谢选骏指出：恐龙的世界末日就是哺乳类新世界的开始——这是两个世界还是一个世界的两个镜像？世界末日就是是新世界的开始，反过来说新世界的开始也就是老世界的末日了。所以老人极力阻止新人的出世，即使那是自己的孩子，也要它们活得和自己一模一样。

2022年9月4日星期日

谢选骏：法轮功学习马裂主义

《毀滅者卡爾· 馬克思—專訪略伍·孔拉德教授》（徐沛文集 Mai 13, 2021）报道：

德國電視二台在2010年播出的德國人系列第七集「卡爾·馬克思和階級鬥爭」後，大紀元採訪了德國歷史學家略伍·孔拉德教授。他是公認的馬克思專家，專著有《共產主義紅皮書》。

大紀元：電視片中說，「德國哲學家馬克思給出了極端的答案。夢想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讓這個好爭鬥的愣頭青成為現代最有影響的德國人。」

略伍教授：這自然不錯：最有影響的現代哲學家。人們可以說，我們只是這麼被告知。當然對很多人而言他確實如此。

大紀元：他對很多人有啟發？

略伍教授：至少一個人這麼表示，不過只有極少自己承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了解他的思想和作品。

大紀元：略伍教授，「卡爾·馬克思和階級鬥爭」是一部什麼片子？

略伍教授：一部有關卡爾·馬克思和階級鬥爭的片子。德國電視二台（ZDF）在幾年前搞了一個民意調查，問誰是最偉大的德國人。結果顯示：位列第一的是孔拉德·阿登納，第二位是馬丁·路德。第三位就是卡爾·馬克思。卡爾·馬克思甚至在屬原東德的九個新州位居第一。因此，自然就有必要拍一部片子把他和他的作品進一步介紹給德國觀眾。2010年11月就這麼做了。

大紀元：為什麼卡爾·馬克思在東德是最有名的德國人？

略伍教授：答案很簡單：在原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地方，人們從小就被告知，馬克思把全部熱情都奉獻給了人民。就是說，他一直在為工人和被壓迫者謀幸福，並因此奉獻了自己的一生。他被塑造成這樣的形象。人們也相信，所以，他有這樣高的名望。

在東德真實的信息幾乎不存在。我過去經常到原屬東德新加入到聯邦德國的州去，也為教師和同事作過報告，他們都一致表示：他們不曾真正研讀過馬克思。馬克思被灌輸給他們。他們既沒有深入了解馬克思的史料也沒有時間。

大紀元：卡爾·馬克思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略伍教授：如果我們把所有文字，從他早期寫的到時人寫他的，都讀了的話，大概就能加以回答，但這種情況幾乎不會發生。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這是一個自信得無以復加，同時，輕視甚至蔑視他人，所有人和他們的傳統的人。這是一幅很可悲的馬克思肖像，但任何人，只要研讀了相關史實，他父親的信，他自己的記錄，他的詩歌等等，都只能得出這個結論。

大紀元：都說馬克思和他父親關係很密切，他愛父親。另一方面他可能很依賴他父親。在電視片中我們看到，與那時的普通大學生相比，他的生活好得多。

略伍教授：我們可以具體證實他的富裕生活。他向他父親請求準確地說是索取的錢比那時最富有的大學生都多。他的這些要求讓他父親很痛苦。他父親還要供養別的孩子和妻子。那些父親在信中告訴他兒子的情況通常令人震撼，比如這句話：「我想也必須告訴你，你帶給你父母的快樂不多，但苦惱很多！」這是誰也不想讓自己的父親黑字寫在白紙上的指責。但我們卻有對馬克思的黑字寫在白紙上的指責，而且合情合理。他父親具體陳訴了這個指責，保存下來的帳單顯示，他作為大學生居然試圖過只有最富裕的人才過得起的生活。

大紀元：就是說，他父親因為他的性格弱點而發愁。

略伍教授：他父親在兒子身上診斷出的所有弱點，都被這個兒子以後用來評價全世界。這可以說是把自己的毛病社會化。異化、自負、不顧他人，這都是他父親說他的。這也是馬克思臆想的社會特點，他後來也因此要反對社會。

大紀元：馬克思的精神世界如何？他出身在一個猶太拉比後裔之家，但受的教育是基督教的。這雖然不表示他就是一個基督徒，但他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的。他在一首詩里表示聖靈離開了他，一個陌生者進入了他。他父親好像為此擔憂，不是嗎？

略伍教授：是的。一封卡爾給他父親的長信導致他父親擔憂：卡爾不像別的大學生一樣生活，不接受這個世界，不與這個世界處好。他顯得極不安寧，在創立一個讓他痛苦，也會讓他崩潰的自己的世界觀。這是他父親對這個兒子的預測。他父親在1838年就去世了，可以說相當早。所以，他的後期我們沒有出自他父親的信件和觀察。

大紀元：他與他母親的關係也不好。

略伍教授：與他母親的關係比與他父親的關係還壞。我們掌握的出自兒子的文字證據通常震撼人心。他母親得資助這位在柏林的大學生，她也這麼做了。但她只是個寡婦，必須處理一個大家庭的事務。鋪張浪費的卡爾對獲得的費用不滿意，因而勒索他母親。人們必須了解這些令人震撼的資料，獲知這些情況後，人們無法不為所動。

大紀元：就是說卡爾是個浪費者？在大學裡他被稱作「毀滅者」。這是指什麼？

略伍教授：對，我們讀他和與他同班的中學畢業生的德文作文會注意到一個現象。我讀過所有的作文，裡面沒有出現過一次「毀滅」這個詞。只有在卡爾·馬克思的作文里，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不只出現了兩次、三次、四次，而是出現了六次「毀滅」。雖然這個詞與他的德文中學畢業作文的題目，一個少年談他的職業選擇根本就沒有關係。一邊是「毀滅」，另一邊在他的一首「如此冷峻和巨大的峰巔」詩中則表示「我要為自己建立一個寶座」。就是說，那時候他的思想就遊歷在毀滅和為自己的榮譽建立寶座之間。

大紀元：在他的生活中存在很多悖謬。一邊是他與他妻子燕妮的緊密關係，她是他的青春戀，他們的婚姻也持續很多年。但是也有信件透露他不止一個私生子，而是兩個，對嗎？

略伍教授：我對談及第二個私生子很謹慎，因為只有跡象。他有一個私生子則是非常肯定的，但他自己沒有承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必須頂替他成為形式上的父親，必須說，對，我與馬克思家的女傭有親密關係。儘管他住在遙遠的曼切斯特，而馬克思一家住在倫敦，這給他的父親身份打了一大問號。對此現在已沒有疑問。在東德等共產陣營還存在時，那裡不準提到馬克思的私生子。這是被禁止的。

大紀元：因此人們在幾十年前才第一次聽說？

略伍教授：對，1989年後人們才能到處說，在這之前只能在西方說，也不能大聲說，因為他的名聲可能會因此受損。尤其是他像後母一樣虧待這個兒子，他沒有把他接納為家庭成員，雖然這個兒子的母親在為這個家操勞。她在共同的住宅中操持家務。

大紀元：就是說，卡爾·馬克思既沒有承認這個兒子，也沒有暗自與這個親生兒子來往。

略伍教授：正如您所說，這個兒子必須離得遠遠的，以免這一罪過出現在他眼前。

大紀元：卡爾·馬克思自視先知和窮人的幫手。在他的一生中，他年青時靠他的父親，後來靠他妻子，他還從恩格斯那兒獲得了很多錢。

略伍教授：是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一個資本家的兒子。他也作為資本家活了一輩子。最先他是一個工廠的全權代理人。這個廠的一半股份屬於他父親，後由他繼承。後來他又擁有曼切斯特的爾民和恩格斯公司的一半產權。這個公司盈利豐厚，他沒有結婚，也就沒有負擔，他大方地與住在幾百公里外的朋友分享所得，替他付帳。要是沒有恩格斯，就沒有馬克思，他就會在窮困中死去。為什麼？他堅拒從事謀生的職業，所以經常出現一家人食不果腹，幾個孩子可能也是因窮困而夭折。這對他，這個偉大的哲學家，沒什麼觸動，不過兒子埃德佳死時，他嚎啕大哭。對別的早夭的女兒他無動於衷。他說過，必須讓男孩來做這個世界的居民。他婚生的男孩也死了，只剩下三個女兒。依他之見，女兒們沒有按他的意思改變世界的本事。

大紀元：但是最小的女兒圖絲可以算是卡爾·馬克思的旅伴。她受的教育與男孩一樣。

略伍教授：這個小女兒很崇拜她的父親，後來也加以記述。她記述中涉及她父母關係的片斷也在電視片中引用了。但恩格斯那時早就意識到，她想神化她父親。她寫的不符合事實，是她的主觀願望。當她那父親的理想之圖被嚴重損傷時，她就自殺了。她父親死後，她獲知亨利·弗瑞德日克·德穆特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而是她父親的兒子，卻一直被虧待。這想來是她自殺的一個原因。

大紀元：馬克思還有三個女兒。燕妮、勞拉和埃利諾。

略伍教授：不完全對，三個女兒長大成人。就是說他至少有五個女兒，但兩個很早就過世。三個長大後有兩個以自殺結束生命。如果第三個不是先死於肺結核的話，估計也會選擇同樣的結局。

大紀元：在馬克思的文字中有不少粗俗的用語。他是一位學者，博覽群書，大家都知道；可是他卻稱他父親「老傢伙」，據我所知，他談到他的同道同事時，也不時常使用文雅的辭彙。為什麼會這樣？

略伍教授：這麼說吧，因為他是一個激情萬丈，放蕩不羈的人，他不受任何拘束。如您所說，這些信十分噁心。噁心得嚴重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字繼承人用了很多年才公布這些信。剛開始他們發表的信都經過大幅度刪改，因為他們說，我們不能給公眾提供原件，以免馬克思的光環失去光澤。

大紀元：如前所說，馬克思與他父母的關係不好。他與同道的關係也是實用型的友誼。他當然不是一個服從國家的人。他總是與國家作對。電視片中我們看到他幾次被遣返或被驅逐。用今天的標準來看他，一個像他那樣的人也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嗎？

略伍教授：可以這麼說，比如誰讀他當主編的「新萊茵報」（1848—1849），誰就可以遇到一個徹頭徹尾的革命者。但他沒有為民主，而是在為專制奮鬥。它說到無產階級專政，或許人們可以說，無產者可能將要佔據多數，但如果多數說了算，那還是真的民主嗎？不算，首先那時的無產者遠遠不佔據多數，居民中占多數的是別的階層。其次，從他的文字中可以明確地獲知，個體不受尊重，而是哲學家凌駕於大眾之上，還有那需要大眾付諸實踐的理想。後來這在蘇聯也成為現實。也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沒有一個列寧想到要尊重每一個普通工人的聲音，重要的只是那些精英。就是說只需要少數幾個哲學家，他們自命能夠領導大眾。

大紀元：如果他公開宣稱使用暴力，如果今天誰這麼說，聽起來怎麼也像奧薩瑪·本·拉登。

略伍教授：是啊，當然是有相似處。總是有些人，他們堅信自己的理想值得不顧一切地去實現。就是說，以為是在做好事，就可以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大紀元：把一切都工具化是被高度讚揚的方法。馬克思先要與資產者合作，但後來無產者成功後他們也要被打擊，可以這麼看嗎？

略伍教授：對。首先達成民主是為了使皇權下的穩定關係崩潰。先必須與資產者合作，但一旦共同戰勝了保皇派，就要與他們作對，以便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這實際上是精英專政，是幾個比他人了解歷史的要求的精英專政。

大紀元：先與資產者合作在中國也實現了。在歐洲當時的資產者是怎麼樣的呢？

略伍教授：馬克思那時實際上沒起任何作用。人們總以為馬克思當時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這不符合1848年和之後若干年的情況。馬克思的影響其實是隨著社會民主黨的強大而來的。人們得說是在1875年後，是在兩個社會主義黨派聯合後間接產生的。一邊是拉賽爾主義者，另一邊是李卜克內西的追隨者。李卜克內西更了解馬克思。他曾在倫敦和馬克思在一起。他也從那兒獲得資助。除此之外他想與遠在倫敦的朋友們在自己的黨內閃光。無論如何，他對外表示十分看重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民黨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上如此，但實踐中從來不是。像伯恩斯坦一樣主張放棄暴力，通過和平的方式獲得和使用權力的人在實踐中取得成功。就是說理論上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主要歸功於富裕的恩格斯的資助。那時他已移居倫敦，他從那兒給各個黨魁和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黨提供資金。

大紀元：法國有本著名的書，叫《共產主義黑皮書》。您寫了《共產主義紅皮書》。您在書里明確寫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恐怖之父。紅皮書在黑皮書之後問世。您想在馬克思研究中填補什麼空缺？

略伍教授：《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主要出版人是斯旦凡·庫圖瓦斯。前言也出自他。前言中說，人們不能把卡爾·馬克思和共產黨員的罪行混為一談。這些罪犯自稱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對的。當我讀到這兒時，我想起了馬克思的許多文章。於是，我自言自語，庫圖瓦斯先生，這是不對的。我得教您。於是，我把所有那些可以看作是在為暴力執政提供合法性依據的馬克思文章收集到一起。我這麼做了後，當書快寫好的時候，我獲得與斯旦凡·庫圖瓦斯在一起的樂趣、榮譽和快樂。我就對他說，庫圖瓦斯先生，我不明白您，您怎麼能這樣為馬克思開脫。我憑記憶給他念了幾段馬克思的話。他聽得目瞪口呆並說，這些話我都不知道。我只會法語，這些沒有翻成法語或者我沒有讀到。既然如此，我說，您可以為我的《共產主義紅皮書》寫序。他隨即答應了。於是由他作序的紅皮書就出版了。這個人值得看重，因為他不固執已經形成的看法，而是樂於接受教誨。

類似的我在不萊梅也曾經歷。我的一個後來成為牧師的學生申請為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名的街道改名。於是呼救聲在不萊梅此起彼伏。怎麼可以提這樣的申請。他們是值得尊敬的偉人。在這樣的窘境下，那位牧師就來找我，問我怎麼辦？我建議他組織一場辯論。一方是他，我代表他，另一方是要保留馬克思和恩格斯街的代表。說到做到。舉辦了一場辯論。辯論開始，我們被介紹後，對手先發言。他卻說，我已經讀了《共產主義紅皮書》。我無法再捍衛馬克思和恩格斯街。我已得到教誨。辯論還沒開始就結束了。然後我和這個同事，一個不萊梅的教授在不萊梅市散步，穿越全城，整整一晚上，這是一個很好的結尾，但沒有發生辯論。他現在也像許多人一樣明白了。只要他們閱讀，而不是隨便接受別人的習慣說法。

大紀元：那就是說，不萊梅沒有卡爾·馬克思街了嗎？

略伍教授：還有，因為沒有貫徹下去。因為當時只有幾十個聽眾在場，他們也許也印象深刻，對手自己有所提高。但大多數人幾乎沒有注意到這場辯論。市議會的大多數也不想進行這樣的改正。在新州的幾個城市有這樣的改正，尤其是在卡爾·馬克思市裡。卡爾·馬克思市過去叫坎姆尼茨，現在又叫坎姆尼茨。人們現在告別了卡爾·馬克思的名字，儘管市中心還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的馬克思頭顱，十三米高。是在烏卜里西和昂納克時期建造的，還作為坎姆尼茨的組成部分存在，但人們至少已經不把他的名字當市名。以他為名的街道在別的地方改了名。

大紀元：這有多重要？在捷克和波蘭有去共化。如此明確的運動在德國可能沒有。這究竟有多重要，名字，街名比如卡爾·馬克思街恢復原名或保持現狀。因為我們到處都碰到馬克思。

略伍教授：尤其在柏林，就在市中心前的紅色市政廳，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慕尼黑也有一條卡爾·馬克思大道等等。要是能把這作為審視歷史修正錯誤的開始就好了。在慕尼黑過去有條以一個新教的主教命名的街。但是當人們發現他在希特勒之前就說過猶太人的壞話後，這條街就改了名。如果人們也能如此審視卡爾·馬克思的思想遺產，比如他的反猶主義，那麼人們也能得出同樣的結論。只是沒有人引發討論，也就只能像在不萊梅一樣不了了之……在不萊梅算有個討論，那場辯論結果也十分清楚，但大眾沒有在場，而大眾，尤其是那些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們在過去的這麼多年一直擁有一個理想化的馬克思肖像。卡爾·馬克思在1891年被社會民主主義者一字不差地當作「我們偉大的領袖」崇拜。這樣一來把這個領袖又從台上拿下並說我們搞錯了當然就難。社民黨也明白這點，社民黨的領導和智囊在1957年制定戈德斯貝格計劃時就知道，我們必須與馬克思分離。他們也沒有再涉及馬克思，但他們沒有告訴一般的黨員為什麼與馬克思分離。所以一般的黨員就認為，這是對馬克思的背叛。其實人們只是意識到與馬克思分離的必要。因為馬克思不僅反猶，仇視斯拉維斯民族，還是極權主義的先鋒。人們意識到這點，但沒有大事張揚，人們只是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不再以馬克思為依據了，但沒有詳細論證，為什麼人們不能再繼續與馬克思沾邊。有人說，資產者用馬克思來給我們製造困難，但資產者不可怕，如果他們沒有證據的話。可是他們有充分的證據。如果您了解了相關情況的話。我也用大量篇幅說明社民黨的領導了解情況，並採取了相應措施：我們無法以馬克思來執政，我們必須與他脫離瓜葛，因為他與一個人有太多相似點，這個人給德國和歐洲帶來了無法言說的災難。此人是誰，我就不多說了。

大紀元：這是怎麼回事？我們知道還存在卡爾·馬克思的不為人知的信件。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女兒埃利諾把這些信給審查丟了？

略伍教授：他女兒是這麼說的。馬克思一再在長時期旅行時與他妻子通信，在這些信里他寫了對他朋友的壞話。馬克思死後，這個朋友還像以前一樣是他家即他女兒們的大救濟者，所以他女兒們自然要阻止這個朋友獲知她們的父親不是只對他們的恩人有正面看法，還有十分負面的。

大紀元：卡爾·馬克思關於俄國的文章如何？

略伍教授：在卡爾·馬克思的遺作中有涉及俄國話題的論述。十分不利俄國人。人們無法一邊把卡爾·馬克思塑造成一個高大的形象，一邊讓那些應該信仰馬克思的民眾獲知他對俄國人的負面看法。如果這樣的話，就會對這個形象產生大大的疑問，而他被認為是不會犯錯的，是不能質疑的。

大紀元：十分感謝，略伍教授先生接受採訪。

（德語採訪周蕾徐沛翻譯）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报道看，法轮功的机关报《大纪元》与其说是在批判马克思及其思想，不如说“跟着德国教授学习马裂主义”。而且我有理由怀疑，这个德国教授是从东德过来的，因为他竟然胡说“1989年後人們才能到處說（狗崽马克思的劣迹），在這之前只能在西方說，也不能大聲說，因為他的名聲可能會因此受損。”显然，这厮心里还有马克思崇拜的阴沟存在。这与法轮功的李洪志崇拜简直如出一辙——因为李洪志本人就和共产党武警部队沆瀣一气。难怪大纪元现在还对马克思如此兴趣，这算追随毛狗“弄通马克思主义”的狂吠起舞吗。因为对我来说，马克思及其《资本论》早已千刀万剐了。所以在我看来，法轮功就是共产党——否则的话，他们何须退党退团，假如他们不是共产党团的成员？他们与其退党退团，还不如赶紧向美国政府自首，这样可以免除移民欺诈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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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极权主义的基础是总体战的需要

网文《极权主义》报道：

极权主义（英语：totalitarianism，也译作极权政体、全能政体、总体主义、全体主义），是一种政治学上的术语，用来描述一个对社会有着绝对威权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之国家的政治制度。奉行该思想的国家可以称为极权国家（英语：totalitarian state）。[1]

该概念在形成之初多含褒义，由魏玛德国法学家、纳粹学者卡尔·施米特与一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在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关全能（all-powerful，即统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中使用了“Totalstaat”一词。[2] 冷战时期，这一概念在西方反共三体论述中尤为著名，通常被用以强调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相似性。[3][4][5][6][7]

右翼运动组织经常会被定性为极权主义。例如历史上一个叫做西班牙右翼自治联盟的保守主义运动之领袖就曾经宣告其目的是“为西班牙带来真正的统一、全新的灵魂、极权的政体”，并且称“民主不是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国家征战四方的手段。当时机来临，要么国会屈服，要么我们将消灭国会。”[8]

名称来源

1923年，反法西斯记者、政治家乔瓦尼·阿门多拉首次提出并阐述将极权主义之概念理解为一个国家的绝对政权。阿门多拉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个从根本上与传统独裁不同的体制。[9]后来这一术语在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主要法西斯理论家乔瓦尼·秦梯利的作品中被赋予正面的含义。秦梯利用“totalitario”一词指出能够“绝对代表民族并指引全民方向”的新型国家之结构与目标。[10]他将极权主义描述成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意识形态能够影响或通过权力控制绝大多数公民。[11]

本尼托·墨索里尼认为，这样一种体制可以将所有精神与人性的产物政治化：“国家掌控一切，没有例外，一切不得反抗国家”。[9] 他宣称“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完成棋子的中立性。我们必须永远谴责‘为棋子的安危而走棋’的准则——这就像‘为了艺术本身而艺术’。我们必须组织棋手的突击队，并立刻开始为实现五年计划而走棋。”[12]

早期概念与使用

奥地利作家弗朗茨·波克诺是最早在英文中使用“极权主义”一词的人之一。他在《共产国际》（1938年）一书中评论称，极权主义之概念能够将苏联与德国的独裁归为一类，而非使两者分开。[13]大韩民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在其《日本内外》（Japan Inside Out）（1941年）一书中用“极权主义”一词给日本在亚洲各国实施的统治归类，后者的统治手腕与奉行“个人比社会本身更加重要”之理念的民主世界相抵触。伊莎贝尔·帕特森在《机器之神》（1943年）一书中同样使用这一词汇来描述苏联与纳粹德国的联系。

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其有关为经济竞争作出辩护的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延伸并发展了极权主义概念。在该书的前言里，哈耶克对西方盎格鲁价值观与阿道夫·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作出了对比，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左’、‘右’之争是社会主义者各派系间必然会出现的冲突”。[14]而后他将德意志、意大利与俄罗斯相提并论，表示“这些国家在极权主义体系崛起之前的历史显示，只有极少数极权的特征我们并不熟悉”（第一章：抛弃之路）。[15]

1945年，在一个名为《苏联对西方世界之影响》（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的系列讲座（后来于1946年被编撰成书）中，英国亲苏联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主张，“抛弃个人主义、投奔极权主义的潮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毫无过错”，且苏联工业的发展与红军在击退德国的战役中所扮演的角色足以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极权主义中最为成功的一种。卡尔认为，只有“盲目且无可救药者”才会忽视迈向极权的潮流。[16]

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与《历史主义的贫穷》（1957年）两部书中，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针对极权主义表达了具有影响力的评价。他对比了自由民主制的“开放社会”与极权主义，称后者扎根于坚信历史在可知的法则之下向着不可改变的未来进发。[17]

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述道，纳粹与共产主义政权皆是新型的政府形式，且并不仅仅是原有暴政的演化版本。根据阿伦特的说法，极权政体之广泛吸引力源于其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为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不解之谜带来了令人宽慰且单一的答案。对纳粹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种族斗争的历史；对共产主义而言，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旦这种前提被认可，国家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诉诸自然或历史法则的说法正当化，继而将威权国家的结构正当化。[18]

除以上提及的人物外，许多有着不同学术背景与思想阵营的学者都曾经细致地研究过极权主义。在这一课题中，最为著名的评论家有雷蒙·阿隆、劳伦斯·阿若恩森、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罗伯特·康奎斯特、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埃克哈德·杰西、利奥波德·拉培兹、沃尔特·拉克、克洛德·勒福特、胡安·林兹、理查德·洛文塔尔、理查德·派普斯、列昂纳德·夏皮罗与亚当·乌拉姆等。这些人当中的每一个在描述极权主义时都有着细微的不同之处。然而他们一致同意：极权主义寻求的是动员所有公民去支持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不能容忍偏离国家目标的活动，同时对企业、工会、教堂或政党实施压制与国家监督。

威权与极权政体之间的区别

术语“威权政体”通常被用以指代一个集大权于一身的个人独裁者、委员会、军事执政团或其它政治精英构成的小团体统治下的国家。然而，极权政体会尝试在实质上控制社会中的一切方面，包括经济、教育、艺术、科学、私人生活与公民道德。“官方宣告的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最深处，极权政府寻求完全控制公民的思想与行为”。[9]

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的社会与经济制度并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耶鲁大学科学家胡安·林兹的著作之基础上，科罗拉多大学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分校的保罗·C·桑德拉研究了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独裁者的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整理出了如下表格：[19][20]

极权主义威权主义

领袖魅力高不定

权威类型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或传统型权威

权力终点公众个人

政治腐败低高

官方意识形态有无

有限多元政治无有

合法与正当性有无

桑德拉论述称，尽管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均属于独裁的形式，它们之间仍有如下的“关键性叉状分歧”：

与温和且一般来说不甚流行的威权主义不同，极权独裁者会通过有意识地操控先知形象，从而为其追随者们塑造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崇拜榜样与有着广大群众基础的假民主制度下的相互依赖状态。

伴生角色的概念亦将极权与威权区分开来。威权主义者将他们自身视作个体，通过控制权力来获得满足感，且时常维持现状。而极权式的自我认知观念在更大程度上是目的性的。僭主（暴君）更像是引领与重塑宇宙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型存在，而非个人。

所以，威权主义者中为个人膨胀而利用权力的行为比在极权主义者中要更为显著。一旦失去意识形态的捆绑性吸引力，威权主义者只能通过灌输恐惧、向忠实的合作者给予奖励和生成窃盗统治这般的混合手法来维系其统治。[19]

因此，与极权体制相比，威权体制可能为私人领域（与之相对应的是公共领域）留下了大量的活动空间，缺少一个具有指引性的意识形态与动员全部公民追求国家目标的能力，容忍一些社会组织中的文化多元性，并在相对可以预测的界限内运用其权力。[21][22]

冷战时期的研究

北韩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

包括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内的许多思想家都曾主张，纳粹与苏联政权同属极权主义。

在大学的社科与专业研究领域中，政治科学家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扩展术语“极权主义”的应用面以及将其重新描述成苏联与法西斯主义政体之范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认为，极权体制有着以下六个相互支撑与定义的特征：[23][24]

详尽地制定指引性的意识形态；

一党制国家，通常由独裁者领导；

通过暴力与秘密警察等工具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垄断武器；

垄断通讯手段；

通过国家计划实现中央制定的方向并控制经济。

德国、意大利与苏联的极权政体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诞生的，当时的混乱状态给极权运动创造了夺权的机会。同时，现代的先进武器与通讯方式使它们有效地建立了“极权独裁政体”（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这一说法由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所创。[24]

主要研究纳粹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认为，以上两人演进的“极权类型学”（totalitarian typology）过度僵硬刻板，且未能考虑到极权主义核心之处的“革命动态”（revolutionary dynamic）状况，而这正是布拉赫的提出的重点。[25]

布拉赫主张，极权的本质在于要彻底控制并重塑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到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威权领导层的价值、国家和社会之同一性的借口，正是这些令极权对政治的“封闭”理解与民主对政治的“开放”理解两者区分开来。[25]与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式的释义不同，布拉赫的观点在于：极权政体并不需要一个单一的领袖。相反，它可以通过集体领导发挥作用。这一说法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克的认可，后者称这看起来比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诠释更加贴近现实。[26]

美国作家艾力·贺佛尔在其著作《狂热份子》中作出了如下论述：诸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这类的群众运动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它们都会将西方民主国家及其价值观描述成是颓废的，认为其民众太过软弱、太注重享乐、太过自私，以至于根本不能为更远大高尚的目标而牺牲，这恰恰意味着他们在道德与生理上的双重腐朽。贺佛尔继而称，此类运动为遭到挫败的人们带来了对光辉未来的展望，使他们作为个人存在而缺乏成就感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避难所。接着，这些个人被同化成一个紧密的集合体，“脱离现实而在萤幕上证明事实”的模式由此形成。[27]

批评与最近有关极权主义概念的作品

一些社会科学家曾批评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态度，称苏联的体制无论是作为政治抑或社会实体，应该就其利益集团、精英竞争甚至是社会阶级（比如将职官名录制度这一概念作为新阶级的工具）进行更深入的了解。[28]这些批评家的存在足以证明各部门与地区当局中的极权政体至少在政策实施上得到了大众支持与广泛的权力分布。对于多元主义论的支持者而言，这是一个政权去适应接纳新需求之能力的证明。而极权模式的拥护者认为，除了适应能力并不理想外，此种体制未能幸存后的失败也只是证明了其本应发生的群众参与拘泥于形式。[17]

纳粹时期，诸如马丁·布若扎特、汉斯·莫姆森与伊恩·克肖这样倾向于站在功能主义者的角度去诠释第三帝国的历史学家们通常对极权主义概念持敌对或者冷淡的态度。他们认为纳粹政权组织混乱，不能被归类于极权主义。[29][30][31]

在苏联历史研究的领域，极权主义概念遭到了以美国左翼历史学家为主的修正主义学派的批评，这些学者中最为著名的包括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杰瑞·F·霍夫、威廉·麦卡格、罗伯特·W·瑟斯顿与约翰·阿奇·盖蒂。[32]虽然这些修正主义者个人的诠释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声称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有着根深蒂固的软弱特征。其能够制造的恐怖程度被过分夸大，且即便这种被夸大的恐怖成为事实，也只能证明苏联的弱点而非优点。[32]

以上提及到的学者之一菲茨帕特里克的观点是：自从苏联的政治恐怖被扩大但社会流动性增加使之远离恐怖统治的状态，大多数苏联国民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选择支持斯大林的肃反运动。[33]

沃尔特·拉克在1987年的作品中评论道，苏联历史领域中的修正主义者存在过错，因为他们将“流行”与“道德”混淆，并对“将苏联归类于极权政体”这一理论进行了非常尴尬且不具说服力的论述。[34]拉克认为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历史方面的论据与历史学家、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对德国历史的观点高度相似。[34]他亦主张，“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样的概念并不是用以诠释苏联历史的合适工具（尽管极权主义概念也不是）。[35]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雷曾尝试用“极权双生子”这一术语将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36][37]

在复兴主义的基础上，萨达姆·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和哈菲兹·阿萨德治下的叙利亚显现出了法西斯与纳粹独裁的关键特征：一党制、明显无法得到保障的生命权与财产权、政府对经济的广泛控制、狂热的个人崇拜、政治多元性的缺失、严格定义的意识形态、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蔑视、在自称现代化的同时又与古老风俗紧密相连，以及军事扩张主义。

建筑学中的极权主义

极权国家非政治的文化与艺术主题也时常被列入极权主义的范畴。比如英国作家、内科医生、政治评论家西奥多·达尔林普尔曾在纽约《城市杂志》上刊文称，粗野主义的建筑物是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其庞大的混凝土结构设计具有毁灭温和且更人性化的地方（如庭园）之倾向。[38]

在《一九八四》中，作家乔治·奥威尔将真理部描述成“由白色混凝土构成、数不胜数的阶梯环绕着的三百米高巨大金字塔形建筑”；《泰晤士报》专栏作家本·麦金泰尔则称这是“具有先见之明的描述，极权的建筑模式将很快流行于共产主义集团”。[39]

另一个建筑中的极权主义范例是圆形监狱——英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杰里米·边沁在18世纪晚期设计的一种建筑物。其设计概念在于，允许一名警卫看守监狱内的所有囚犯，但由于圆形监狱的特殊结构，囚犯却无法确认他们是否在被监视当中。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75年）中援引了圆形监狱的理论，认为这象征着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ies）及其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标准化倾向。[40][41]

部分以极权主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扎米亚京：《我们》

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一九八四》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大教堂里的对话》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艾伦·摩尔：《V怪客》

和极权主义有关的艺术形式

朝鲜革命歌剧

颓废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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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民主制的基础是义务兵役制

网文《民主制度分类》报道：

民主制度是指实现民主的相关政治制度，有多种分类方式。

从机构关系方面划分

总统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如美国。立法机构有其固定的选举基础，构成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最高行政权力亦有其独立的选举基础，构成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

议会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依赖，如英国。最高行政权力必须受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议会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最高行政长官倒台。最高行政长官有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的权力。

半总统制（又称双元首制）：介于两者之间，如法国。总统由普选产生，掌握最高行政权，任免总理和组织政府；而总理对议会而不对总统负责,议会可以通过表决对政府的不信任亲来决定政府的去留。

从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角度分类

可以说是决定性地界说该制度的特征的分类方式，历史上民主制曾经从古代起都被君主专制或贵族制所淘汰，直到近代才告复兴，但有很多方案都渐被淘汰，参见民主的历史。

另类的方案

直接民主制：

虽被认为是最彻底的民主但其代价高昂。

多数人认为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和氏族，具有酋长不世袭和土地公有，各个人保管狩猎工具和家人享用其采集的食物，但族人分享集体狩猎的猎物和定期表决重大事情。

因为常被认为仅是代表均贫和把政治责任平均放到每个成员身上，又少有专门的官僚和推行义务兵役制，在古代历史渐被君主制和贵族制所取代。

而在历史时代发展于古希腊雅典民主。

现代常以瑞士为代表，也有部分人认为巴黎公社类似。

在最近在主流的代议制国家开始以公投的方式局部实现。

在非常小的群体中常较常见，但其功能较狭隘的，例如学生会等组织。

统治阶级内部民主，某些书使用勋阀政治称呼。

自然权利观念不存，国内要有一定身分才被在政治生活中肯定。

限制政治权利归属于由明确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古典型民主制度:

类似贵族制或寡头制，只有少数人享有政治权利。

不涉及现代社会中常和民主挂勾的众多观念，如自由、法治、人权等的推行，并且在根本反对平等和常有种族主义倾向，并几乎肯定是性别歧视的。

突出了多元权力和非君主制有在分权上较易的特点，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原型。所以在某些人的理解比现代民主国家的一党独大更理想。

包括了古希腊(犹以雅典民主代表)和古罗马共和国，或者在早期的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以相当高的纳税金作为有无权利的界线，或指定要拥有土地为富人的标致。

和贵族制的分别是有政治权利的人较多，贵族人数通常是十分狭窄在人口的百或千分之一级的少数，还再被细分等级和权责不同。

但在限制性民主的公民在彼此间是平权，但此类民主制中实际可以参与政治事务的者，仍然不足人口的十分之一。

缺点是其违反平等的原则和具有种族主义色彩又不保障少数派，现代渐被各国政治层面上所淘汰了，英国上议院算是某程度的残存。

近现代一部分国家只实行统治的种族或族群民主权利，即使统治的族群占不了人口的过半，包括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的的玻利维亚，二十世纪的南非都只属于白人统治。现代仅有以色列，在很多媒体上都常把称为民主国家，和现时主流的标准有重大冲突。

却为很多非政府组织中传承了这些制度，在上市公司中也以股分多少来决定权力分配，或者宗教组织中只限于一些长老或干部可以选举其领袖。

民主集中制:

常见于革命产生的新政府，因为对旧政权秋后算帐，又禁止反对派存在的另类政体。雏型见于英格兰共和国和雅各宾专政，而现代主要是指共产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及人民民主专政。

优点是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戴和支持而成立的，并把社会上的利益重新分配，使到世代被世袭的统治者压逼的平民可以翻身，所以在合法性和认受性上有绝对的优势。

但首要缺点在第一代开国领袖逝世后，因为缺乏了具公信力的权力更换机制，便很易出现人民的信心危机了。

因为常把公民身分当作责任而不是权利，又只有赞成而没有反对的自由。当在击败了敌人的外国干涉和反动势力后，国民很可能要更多的政治权利作为战利品，而拒绝再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

由于倾向了多数人暴政或极权民主，人民不易表现自己的想法，缺乏了自由而丧失了“作为个人”开放性，而仅有“作为整体”的共和主义而非民主原则。

能够延续的条件主要是达成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结果又打回了统治阶级专属的有限民主或寡头(贵族)制观念去。

而后来除利比利亚和罗马尼亚直接被反对派武力推翻，其他都多半由上而下主动实际发展成自由民主，现代唯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

现代主流的民主制

普选的代议制:

现代民主制的主流，甚至一般人一提民主便想起普选和自由民主。

各种势力和意见都可以合法和公开地表达，通常也表现在三权分立和代议政制的成熟和稳定上并推行宪法。

虽不表示能实现所有民主的目标，但可以保障权力的更迭的合法性。

第一次有较多人参与的是独立后的美国，没有以缴纳税金作为全国性的政治权利的界线，但仍然只限于男性白人才有权的，而且最有实权的州或以下的地方的权力，仍然不开放给城市的工人阶级。

一般认为普选制是美国诞生的，首先在1860年代初各州废止了以纳税多少作为有无权的界线，并从南北战争后废止了黑奴制度和种种对于女权的限制。

而最近代议制有向半直接民主过渡的倾向。

缺点是过分地保障私有财产制和允许人表露其传统的偏见，故较难做到全面的平等，而在以往的共产国家的宣传中，常被混淆了古老的限制性民主，一律称为资产阶级民主。

因为有实际决策权的人很少，所以很易被贪腐所侵蚀。

未完成的民主制

因为民主化其实有相当风险的，很多本意为了民主的国家，会陷入内乱和无法状态中，会可能产生的这样的情况。

无支配体制没有一个明确权力中心，人民也无法可依的，有人认为叶利钦时的俄罗斯类似，现在代表有索马里和肯亚与辛巴威或阿富汗是此类。

无政府状态没有具威信执行法律的公权力组织存在，在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的索马里。

僭主制类似失败国家，可能有民选的领袖但缺合法性，而且因为种种原因，例如选举在外国干预下进行，又可能依赖不正当手段当选，或者反对派的群众不想服从他的，现在有伊拉克或叙利亚等。

从元首的地位划分

共和制，即元首是作为民意代表而产生，通常经过普选产生。有时会因为革命或政变产生，如果不再经选举来确认其合法性，意味民主制度不是未过关或已经失效，这个国家虽仍然是共和国但并不算民主。

君主立宪，以君主制方式产生的通常世袭的君主，但在宪法下君主权力有限，而现代的更通常实权在普选产生的首相上。

从政党政治制度划分

未实现多党政治的一党制

实际上可以说在这情形下民主形同失败的状态或止于起步阶段，可能会由政府宣告禁止执政党外的政党活动，经常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发生的。这类政党制度下，执政党始终不变。准确说，一党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但可以认为这是“民主”的一种极端形式——“不民主”，因为其首见英格兰共和国和法国大革命等初期的民主实验。

一党集权制。这类政党制度只允许一个政党存在，其他政党都被宣布为非法并遭取缔。如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的政党制度。

一党专政制。这类政党制度明确规定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但是不允许它们竞争执政地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除戒严前的中华民国，其他相似的例子还有以前利比里亚和一部旧华沙条约成员国在当时的情形。

已实现多党民主制度

即法律上允许多个政党存在并竞争，但不表示在所有方面满足民主的诉求，但都已经符合对民主的基本要求。

一党独大，即未实现政党轮替的国家的新兴民主国，执政党一直保持领导位，虽然反对党存在，但从未足以取代执政党的地位。包括了现在的俄罗斯、南非、新加坡，在民主化起一直由同一个政党领导。和在上世纪末前的日本、墨西哥、韩国等，亦由单一政党实际垄龂各任的领袖数十年之久。这种国家的民主也意味还未成熟到证明了政府和平更迭的稳定性，如现在的俄罗斯或五十到八十年代的南韩，都有向威权主义反复的倾向。

两党制：这类政党制度在法律上允许多个政党存在，而且它们都可以通过选举谋求执政地位，但是受政治传统、选举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只有两个政党有执政的可能性，形成了两个党派轮流把持执政地位的局面。最典型的两党制国家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

多党制：这类政党制度从法律上允许多个政党存在，而且也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政党有执政的可能性。

温和多党制。这些政党，或单独执政，或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所谓“温和”，是指这些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比较接近。如德国、瑞典、荷兰、丹麦、瑞士、卢森堡。

极化多党制。政党与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比较大，难以达成共识，导致政党组合和政府交替频繁。如法国和意大利。

从投票制度上划分

单一选区制

比例代表制

谢选骏指出：上文拉拉杂杂讲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一个要点——简单说，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就是义务兵制度，需要平民上阵流血，被迫给予选举权。这是从万恶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的。

网文《威权》报道：

威权主义或威权（英语：authoritarianism），也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体或意识形态。奉行该主义的人认为政府应要求民众绝对服从“政治上的权威”，并限制个人的思想跟言论和行为自由，将权力集中于单一领袖或一小团体。

威权领导者不少是时常任意行使权力而不考虑或利用现有法律去扩大权力，公民也通常无法透过自由竞争的选举来替换之，或有限的选举但政府有很大的权力控制选举。权力争夺与统治集团的自由竞争，是有限或不存在的。广义上来说，威权国家包括缺乏公民自由的国家，例如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或者在自由选举后至少一次政府和反对派没有权力交替的国家。

特征

弱点

由于合法性薄弱，对强制性的过度依赖，决策的过分集中以及个人权力凌驾于制度规范之上，威权主义制度固有地脆弱。政治学家西奥多·韦斯特尔认为，由于对民众或精英要求的反应不足，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可能会削弱，而威权主义倾向于通过施加更严格的控制而非适应来应对挑战，这可能会损害合法性并使其瓦解。

威权政体中的宪政民主

新加坡作为威权宪政主义国家的例子，常与混合政体联系起来。新加坡有民主选举，反对派可以参与选举，但反对派无法达致政权更替，传媒宣传受到限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亦通过不公平的选举制度打击反对派。

暴力

2017年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政变防范策略受到历史相似的其他国家的严重影响。2018年，《和平研究》杂志的研究发现在政变企图中幸存并通过清除异已和潜在竞争对手的领导人的任期可能更长。2019年，《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研究发现，个人专政比其他独裁政权更可能防范政变；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个人独裁的特征是机构薄弱，支持基础狭窄，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及与统治者的非正式联系。

根据2019年的一项研究，个人专政比其他形式的专政更具压制性。

定义与分类

从古代的君主专制到极权主义政体，都可以被称为威权主义，而从一些专于研究纳粹的人认为，同期的法西斯意大利、日本军国主义以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都缺乏像纳粹般完整的极权主义本质，但又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一定都是威权主义政体。而且日本和意大利当时仍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所以可见其可变性和模糊性。

非极权的威权主义也异于极权主义，因为威权政府通常没有高度发展的指导意识形态，在社会组织方面多元化，并且缺乏动员全国的力量。

举例

威权主义没有明确精确的定义，但通常以许多指标来衡量威权程度，如自由之家的年度世界自由度调查报告。

自2014、15年起，不少学者及政治评论员均指出，香港政府正迈向威权主义，表征包括：否定三权分立的存在，而坚称香港是行政主导；放弃沿用多年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以至对反对派的大举围捕及起诉等等。

谢选骏指出：所谓威权，其实就是寡头政治——处在民主与独裁之间。例如毛泽东死后的中国大陆，类似蒋介石死后的台湾——所以1980年代不少蠢蛋寄望于邓小平学习蒋经国，走向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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