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

《地方政府深陷财政泥潭，中国各地危机四起》（2022年7月13日 江真）报道：

华盛顿 — 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加速下行，严重依赖楼市经济的地方政府捉襟见肘，出台刺激政策，并且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减薪。中央政府誓言通过种种优惠政策来稳经济保民生，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多年的畸形增长模式已不可维续。唯GDP论的考核方式和不受监督的统治模式，加上今年严苛的疫情清零政策，已经把中国的经济生态逼到了悬崖边缘。

各地纷现公务员降薪潮

6月中旬，几则山东省烟台市教师集体抗议维权的短视频在网络传开。视频中，数百名老师集中在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门前，高呼“同心同德、不降不退”的口号，进行罢课抗议。这些老师称，不但近两年的奖金没有发放，还被要求退回已发的5-10万的收入。

今年3月开始，向来以高薪吸引名校硕博生当教师闻名的深圳市也传出降薪的消息。之前，深圳很多学校给清北毕业硕博生提供28-30万元的薪资，加上各种补贴和福利，引发很多人羡慕。3月以来，有不少深圳教师在网络发帖称，他们年底绩效奖金将减少60%，还有一些人的薪资直接缩水到8-10万。

深圳和烟台教师被降薪并非个例。据《财新》6月21日报道，今年以来各地教师降薪、调薪现象频现，厦门、苏州等地均有教师反映部分津贴补助被取消。

6月29日，《财新》网报道称，沿海多地公务员陆陆续续遭遇降薪潮，不仅各项福利、奖金、补贴等被取消，基本工资也被下调两三成。在此次降薪潮中，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公务员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这篇名为“沿海多地出现公务员降薪”的文章在发表不久之后被删除。

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告诉美国之音，他也注意到了关于给公务员大幅度减薪甚至退薪的新闻。他说，这显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要求公务员减薪，甚至退薪，要求退还他原来发的那些奖金，从这个角度看，财政确实出了大问题。”

不过， 他认为即使减薪之后，公务员的工资依然高于一般老百姓或者工人的工资，所以暂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他们也知道自己是特权阶层。原来拿了很多很多的钱，现在少拿了一些，但是还是比普通民众要高一大截。现在中国这些工业企业经济下滑，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最严重的，所以政府财政税收减少。”

谢田说，现在地方政府还只是减薪，尚未裁人：“如果经济继续下滑，这肯定是不够的。光减工资是不够的，最后恐怕不得不裁员。”

土地经济的颓势带来巨大财政压力

2022年上半年，中国土地市场成交量大幅下降，同比环比下降均超五成，三四线城市环比降幅最大。今年1-5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3.6%，住宅销售额下降34.5%。

据6月16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土地和房地产税收中，契税234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1%；土地增值税305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4%。

谢田说，中国政府本来一个经济的大支柱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房地产相关的，现在基本上都腰斩了。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你收入的主要支柱腰斩的话，肯定是很难支持。”他认为，土地财政或者房地产泡沫很难无限制的一直增长。“割老百姓韭菜也不会永远割下去。割到最后，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了。现在中国已经有三四亿套房地产是空着的卖不掉。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人失业，也没钱去买。需求减少导致有一些房地产公司熬不住就开始降价。原来有人以为中国的房地产可以永远无限的涨上去。”

谢田补充说，接下来会导致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很多人会害怕，他必须买。一旦房价出现下滑，他就想会不会继续下滑，反而不买。销售下滑导致整体破灭。贷款要成为呆账，要涉及到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和还贷能力。”他说，一旦房企破产，很多银行也就跟着垮掉：“现在银行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村镇银行挤兑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还有资金到期被人偷走，公款卷逃，越来越多。这个显然是跟整个经济下滑有关。”

位于上海的评估机构“远东资信”研究员申学峰今年4月发表一篇名为“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报告。报告发现，近三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涨幅连续下降，土地出让价格可能很难再上行。报告指出，2021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41.47%。作者说：“在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收支比例很高的情况下，如果这部分收入大幅减少，就可能对地方财政构成冲击。”

位于美国的YouTube“小翠时政财经”的自频道主小翠在谈到中国房地产业的背景时说：“中国在九十年代进行税改以后，中央收走了大部分地方的一些税收。那么地方又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每年都有KPI，需要钱，他就开始卖地，卖地才有财政。”

小翠指出，在房地产最初高速发展的时候，地方政府其实隐瞒了大量的负债。在2020年中央出台“三道红线”规定之后，房地产业开始急转直下。“房地产急转直下的话,他的这个财政收入就没有保障了。之前房地产高的时候，地方政府有很多表外的负债，因为他需要钱嘛。需要钱又不能超发他的债。”

“地方财政就这么多，税收就这么多，你能贷多少钱，是应该有一个底的。我一年财政收入就这么多，我不可能去借更多的钱，这在银行也不可能通过审批。所以通过这种表外负债的方式，我开一个投资公司，比如说什么城投啊，交投啊，各种这种投资平台进行融资。这种融资的钱不会出现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所以看起来我们地方政府负债就这么多，但是其实这些隐形的负债都看不见。因为地方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进来，他可能只是提供了一个担保，承诺财政上会去兜底这个债务。这个东西是在报表里看不到的。所以具体隐形负债有多少，地方政府自己也不知道，中央政府就更加不知道了。”

中国各地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危机

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许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措施，包括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5个特困行业缓缴社保费延至年底，预计今年缓缴3200亿元。

重庆市政府在6月7日发布《关于2022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宣布计划把年初安排的预算支出减少50亿元，继续落实中央关于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报告还提到，4月初财政部下达了重庆市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为1350亿元的要求。

6月27日，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刘小玫作《关于苏州市2022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时说，全市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需对年初预算进行优化调整。报告说，除了收入预算暂不调整，债券发行需追加预算支出，其他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压减公用经费、追减各类非刚性、非紧急项目支出等费用。

据6月16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4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2047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861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7%。另外，车辆购置税为117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9%。

在6月2日财政部举行的记者会上，预算司司长王建凡表示，面对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近9.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和增幅都是历年最大，以落实中央的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之“三保”政策。

对于李克强提出的各项稳经济保民生的政策，小翠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会起到预期的效用。她说：“每次出现李克强这种的什么财政政策支持，一会儿多少万亿，一会儿又退税又补贴，又给你缓缴这个钱那个钱。到了地方那里，资金全部被挪用了。他并不会直接退给企业，真正让企业享受这种福利待遇。”

小翠指出，中国目前的官员考核体制从根本上造成了今天的恶果。“中国的这种考核都是以经济来为导向的。各个地方想要发展起来，一定需要去政府投资，因为中国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我卖地，我搞房地产，今天搞一个园区，明天搞一个中心，全部都是政府投资。因为这些投资进去了以后，KPI就完成了，GDP特别漂亮。”

小翠强调，然而这些表面GDP漂亮的东西，并不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也不能带动很多商业投资，不能产生良性循环。“我这个领导三年以后高升了，好，换一个领导。上一个领导干的这个项目，他就不要了，因为这是别人的东西，他要自己重新去弄一个。那么他又要卖地，房地产继续发展的很好。继续搞很多钱，卖很多土地，然后建条公路啊弄个高铁啊，KPI又完成了。”

“经历几任官员以后，这个地方财政就已经不能看了”，小翠说，因为这些东西严重透支了中国的经济。“地方政府的考核是跟经济挂钩的。那么他为了个人的业绩就会去搞很虚的面子工程。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东西，那这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房子盖得这么高，你进去里面看看，是空的，根本没有人在里面办公。但是债已经负好了。政府借了钱投资，然而并不会产生后来的现金流。那么你没有钱回来，只有钱出去。这是一种非常畸形的财政状态。”

谢田说，现在中国到处危机的爆发并不让他感到吃惊。他吃惊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才爆发。“中国这个危机有点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有点像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危机，也有点像美国1929年的萧条。”他说：“因为现在制造业也在萎缩。制造业萎缩，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三大危机相凑在一起了。这个经济的发展畸形，过度依赖房地产。所以本来就是万病缠身的一个人，现在又出了车祸：加了一个清零政策。就病情恶化，或病入膏肓了。”

谢选骏指出：再是强权的政府，也会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而且越是强权，一旦倒台，也就越是迅雷不及掩耳。

《底特律破产背后：人口流失市政不廉洁——专访底特律大学教授迪乔瓦尼》（香港《南华早报》2013年07月25日）报道：

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要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财政上都要承担责任。

底特律，美国工业的明珠，有“汽车之城”的美誉。但而今，180多亿美元的长期负债，让底特律不得不选择了破产保护，它也成为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

辉煌不再的底特律，从某种意义上，更近似一座“鬼城”：城区40%的街道供电设施缺乏，治安状况堪忧，失业率高企，企业和中产阶层纷纷撤离……

底特律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一地步？底特律的命运，对其他城市有何启示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通用汽车公司前常务董事、底特律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迪乔瓦尼。他认为，底特律申请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其教训之一就是城市必须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

实乃无奈之举

记者：底特律为什么选择破产，如果不走破产程序，将会是怎样一种状况？

迪乔瓦尼：由于债权人未能与底特律紧急财政管理人凯文·奥尔达成协议，拒绝接受奥尔提出的“便士换美元”计划，以避免损失，没有其他选择的奥尔只能选择申请破产保护。

申请破产将使底特律有机会调整堆积了60多年的债务，而高达185亿美元的债务已经让底特律“无法呼吸”。如果不进行破产程序，底特律不可能偿还如此高额的债务。

记者：申请破产程序遇到困难了吗？

迪乔瓦尼：由于底特律的破产申请是向联邦破产法院递交的，属于联邦司法权的权限，位居密歇根州司法权之上，这也为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增添了不少复杂因素和变数。例如，密歇根州政府对州养老金进行担保，这是密歇根州法律规定的内容。但是，由于底特律破产申请的审批掌握在联邦破产法院手中，联邦法院是否会推翻州政府的规定，裁定养老金必须削减，将是一件颇具看点的事情。

另外，其他一些债权人或许也必须接受债务“缩水”的现实，这也将是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过程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而其决定权掌握在联邦破产法院法官手中。

多重原因导致破产

记者：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底特律的破产？

迪乔瓦尼：首先，在过去五六十年时间内，底特律流失了大约50%的人口，其中不少人搬迁至底特律郊区的卫星城，由于人口搬迁，底特律市的个人纳税基数锐减；第二，底特律市政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廉洁，导致市政赤字常年累积；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导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底特律的支柱产业，汽车业遭受重创，工人失业，工厂倒闭，纳税减少，勉强维持工作的工人由于收入下降，购买力也相应下降。

上述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底特律入不敷出，走向了破产。

尽管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仍在底特律，但它们的规模已经减小。通用汽车公司眼下的规模甚至不足二十世纪70年代时的一半，福特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规模也在减小，而三者在美国汽车行业所占的比例也由原先的80%~90%降至眼下的40%~50%，加上不少企业和商业纷纷撤离底特律，均导致底特律现状的出现。

记者：整个城市的破产让底特律认识到了什么？

迪乔瓦尼：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要严控债务数额，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否则，你最终将被压垮，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财政上都要承担责任。

破产可改善公共服务

记者：申请破产保护后，底特律又该如何履行市政公共服务？

迪乔瓦尼：申请破产保护并不意味着市政公共服务的停止，公共服务仍将继续。尽管相对复杂，基本而言，申请破产保护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解决的是减少政府的债务。

眼下，底特律市政府依然有一些税收，依然可以利用这些税收为当地民众提供服务。

底特律紧急财政管理人凯文·奥尔申请破产保护，意在通过“重组”底特律的债务，减少债务，以达到改善市政服务的目的，例如公共交通、教育和环境清洁等。

记者：底特律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迪乔瓦尼：眼下，底特律正发生着许多积极的变化。例如，今年夏天，我本人主管通用汽车公司下属一个学生培训项目，帮助底特律当地学生提高技能，也有不少其他公司效仿通用公司的做法。

底特律市政当局也正将一些废弃的土地变成农田，用以耕种蔬菜和水果，提供给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此外，一些房地产公司也计划将市中心年久废弃的房屋推倒重建，建成信息产业中心，吸引年轻人“回流”。

这些项目获得了联邦政府和一些基金会的支持，旨在促进底特律的复兴。而这些项目的进行也需要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减少债务负担，“轻装上阵”，使有限的税收用于投资，而不是偿还高额的利息。

当地民众期待底特律能走上复苏之路，这也是将会发生的事情。

中国城市发展应避免底特律轨迹

对于看过底特律资产负债表的人来说，在以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为躲避种族紧张局势而逃到郊区的做法破坏了底特律的收入基础后，这座城市破产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无论他们是否对美国梦着迷，肯定都很难相信这座曾崛起为国际汽车产业核心并象征着美国空前工业实力的重镇，如今竟沦落到要和债主交涉的地步。毕竟，这座城市的汽车制造商曾经一下子从制造汽车转变为制造飞机和坦克，并在二战期间为打败日本和德国立下汗马功劳。

底特律的衰落凸显了中国一些城市和汽车产业的崛起。伴随着“这会是亚洲居主导的世纪”的预测，不难察觉其中的象征意义。

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现在之于创新的意义，正是底特律及其周边的汽车重镇一百年前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在这里，通用汽车创造了汽车业营销和管理文化，而这样的文化如今在中国依然清晰可见。上海的崛起应该被视为全球企业与创新相互融合的范例，而不是体现了美国企业的衰落。事实上，美国的汽车业仍在发展，而这多亏了中国。

但愿底特律能够走出破产，并成为对迅速城镇化的中国很有帮助的另类范例，一个关于城市衰败、复兴以及多种经营的必要性的案例。

谢选骏指出：不仅中国的专制政府，就是美国的民主政府，也会因为“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的历史力学法则而结束自己的寿命……因为政府就是寄生虫。

《中西体制最根本差别在于负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2013-11-12 温铁军）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讨论已在各界展开。在全球发达经济体几乎悉遭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虽不被看好，却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然而，国内的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问题十分突出。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及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众人所期盼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也屡屡近于失灵。

西方现有的经济理论，似乎很难解释清楚中国复杂的发展路径。中国究竟靠的是什么在全球危机中得以幸免？国内区域发展的种种难题何去何从？即将展开的深化改革，到底该从何入手？为解答这些疑惑，南都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

再平衡战略使中国在危机中生存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在全球危机中得以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温铁军：首先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原有的帝国主义侵略所得的财产，以及不论是腐败分子还是官僚垄断资本形成的财产权利，都被新中国政府没收。因此中国的风险收益起点高于零。一旦照搬西方市场体系，改变现在国内的金融资本管制，就会使金融经济成为“主权负外部性”的内涵，国家经济增长的风险收益曲线的起点重新归零，中国也就难以维持现状。

南都：中国的竞争力在哪里呢？难道如主流媒体所说，来源于照搬西方市场体制？

温铁军：主观上我也愿意相信，但经过大量客观分析后，会发现很难这么简单地认定。印度、墨西哥等等这些更西方化的国家，难道市场化程度不比中国深吗？难道自由民主的程度不比中国高吗？西方意识形态所提出的“四化”制度转轨，不论是私有化、市场化，还是自由化、全球化，它们都不比中国差。中国这“四化”都不到位，所以才导致国内激进者的不满，但却因此才有竞争力；如果都到位了，中国也会跟着一样，无论美国金融资本危机中巨大代价怎么转嫁，只能跟着承载。为什么我多次强调“成本转嫁论”？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西方危机爆发的代价需要被转嫁出去，一般是发达国家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城市转嫁到农村。总结中国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可得，只要危机代价能够向三农转嫁，城市就能软着陆。

南都：既然照搬西方市场体制不可行，那中国是否有什么独特的竞争力？

温铁军：几千年不间断的中国文明史之中，客观地形成了对国家稳定和整体利益最大化承担着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在当代，配套承担无限责任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不能破产的国家资本的运营主体。这些，是东西方最根本的体制差别。因为西方上层建筑中的有限责任政府和经济基础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制度上也有一致性。因此，美国政府关门、加州财政破产，是这种体制的结果。

诚然，历史原因形成的两种体制本无所谓对错。但是，在一些照搬的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这种无限责任政府被称为专制，这种无限责任公司被称为垄断。如果纯粹从主观上说，我也不认同专制和垄断；但如果以学者必须坚持的价值中立来客观分析，只能实事求是地认为，中国在全球危机打击之下重要的发展经验，主要是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通过无限责任的国企直接投资于缓解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就是用这种与西方个体化的“经济理性”不同的方式，中国人赶走了危机。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追求全球化，恰逢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74%之时，1997东亚金融风暴爆发了。它导致外需下降，但同时出现了乡镇企业破产、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外需下降，又无内需，怎么办？只能转向国内基本建设，这在生产短缺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而中国在1998年陷入的是生产过剩危机。之所以能够在此后15年以投资拉动增长，是因为愈益严峻的三大差别客观上使政府必须体现合于国家责任的政治理性，向具有典型非市场化的基本建设领域大规模投资。

南都：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真的具有比较优势吗？

温铁军：未必。当西方因社会成本不断上升，而在1970年代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产业时，我们作为转移产业的接受者，事实上长期为西方做“双重输出”的贡献。第一，我们在资源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向西方提供廉价商品，既污染国内环境，又为参与全球竞争压低劳动力价格。第二，我们只能把大部分外贸盈余再投资到西方债券市场，如果自主投资于海外资源和能源开发，则会因扰动西方的地缘战略格局而被污名化为新殖民主义。而对于以军事实力维护地缘控制秩序的西方来说，贸易逆差越多，资本顺差就越多。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日先后有大量过剩的金融流向生存需求基本品市场，造成能源和粮食市场价格大起大落。因为基础商品价格被推高，导致中国进口通货膨胀。这就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利润下滑，于是国内资本流向房地产，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另一方面，中国抗通胀的利率调整导致融资成本大幅度高于西方，于是西方就能够用海外低成本融资来华获取高收益。若中国现在完全开放金融管制，得到的是低价格的外部资本，挤掉的是国内高价格资本，最终会导致国内金融资本竞争的失败。

地方政府公司化使宏观调控难落实

南都：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长期呈现地方化态势？

温铁军：中国所谓的差异化区域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把本来对差异化有所控制的区域发展，改为放权让利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竞争，如今则是以区域不平衡来吸引国内过剩产业资本投资，变成区域再平衡。

现在看，先富起来的沿海加工贸易型工业，其实产业收益主要在海外，这种情况无法改变。在沿海不可能形成相对有收益的产业结构的影响下，各地都出现地方化发展趋势，实质是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的趋势。也就是说，各级地方政府不以提供公共品为主，而成为公共品让位于服务资本利益的公司化政治主体。任何政府公司化的竞争都会造成风险，竞争越激烈，风险就越大。

改革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由此，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与不断增加风险的地方之间，就长期存在利益矛盾。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无论地方财政债务和金融坏账多严重，政府都不会破产。而越是发达的地方，其政府公司化程度越高，其投资坏账和债务风险就越是上交中央。

中央靠什么承担风险呢？改革以来，中央把低收益产业下放到地方，地方变成产业经济代表，中央则主要是金融经济代表。当地方把风险上交中央，中央就得靠增发货币来化解。上世纪90年代以后，货币化是中央承担地方风险的主要手段，但也会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总之，中国出现了中央货币经济与地方实体经济同步增长的局面。

南都：中央的宏观调控为何总是不到位？

温铁军：中央的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时期屡屡不到位，主要是因为风险累积而成的经济危机在没有爆发前代价还不够大。中国每次能够落实的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共同受到威胁的时候。

众所周知，中央对地方的调控手段很大程度靠财政专项。但1994年之前，中央财政实际占比非常低，中央手里没钱就想号令地方，根本不可能。

当代中国的地方化起于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那时有一个说法叫“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坐飞机”。因为当时前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性援助，中国工业化需要的投资项目改为以贸易项目来进行。此时“二五”计划胎死腹中，中央财政占比陡然下降，从此长期平均在20%-30%之间；而地方财政长期平均在70%-80%的水平上。1989年经济危机与社会问题相继产生以后，1992年中央财政在严重赤字压力下放弃票证供应。同期，开放了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高风险市场，大量投机性金融资本涌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增长阶段。

直到1993年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危机严重，中央与地方谈判，于1994年1月1日出台了分税制改革，此后造成了中央和地方对半分的财政比例。中央才开始用专项投资方式调控地方，有了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

中央政府各部其实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如果要某个部门按照中央的宏调体系来执行，它首先要看自己部门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如果它的利益减少，怎么能落实呢？很多人寄希望于制定一套现代政府管理制度，但现代制度本来就是多种利益集团互相制约的谈判依据。当务之急，应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的资本利益转明。

推进县域经济范围内的城镇化

南都：中小企业发展与城镇化是否能够改变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状况？

温铁军：随着沿海经济的“去工业化”，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和城镇化结合，因为大量的打工者会从沿海携带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和资金，返回内地城镇。为什么返回？因为大多数打工者都不想成为工人阶级。

照搬西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和政策部门大都认为，农民应该改变身份，卖掉土地和房子，进城变成工人阶级。但有谁问过农民的意愿？问打工的农民想不想当产业工人，可能90%的人都说不想。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资产者，他愿意降低自己的社会身份当无产者吗？农民往往会回答你，他来打工的目的是挣点儿钱，将来开个小饭馆儿之类，总之想当小老板。从小资产者变成小老板，意味着从下层社会向中产阶级升级。更何况现在的生产线，是一个严格筛选劳动力的生产线，稍微过点儿岁数，二十七八岁以后，就算还能干，也干不过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了。大多数人挣点余钱以后，就要做点小本经济。这种小经济哪儿适合呢？小城镇适合，大城市不适合。所以我们会在不太久的将来，看到区域发展中的县域经济主要靠城镇化和返乡的打工者们开办中小企业来形成新的一轮地方发展内涵。

而到这个时候，地方发展主体将不再是政府。中央正在从干部考核体系等方面逐步减少对地方政府GDP的刺激，地方政府也会越来越重视环境。中国正在悄悄地发生一场政府行为的改变。我们相信，未来会有一场新的城镇化发展，是去城市化的生态文明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果中国的城镇化在县域经济的范围内推进，那么我们相信政策选择是正确的。如果简单地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那对中国来说，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和严重的环境破坏，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

推动惠农而非惠资的农合社改革

南都：您为何不同意工商业资本大规模投资以促进中国农业产业化？

温铁军：最近很多学者抨击日本，因为日本长期以来坚持只许JA（日本农协）办企业，而近年来虽然允许企业法人进入日本农业，但事实上仍有很多障碍。大约10年前，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采取了相对激进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不仅允许个人，而且允许企业法人进入农业。接着，提出这个政策的政党下台了，因为社会多个利益团体知道，只要允许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一定是剥夺农民的。

国内讨论这个基本常识，认为这种产业化农业企业中，农民的工资就是全部劳动力价值。如果中国也推行综合农协政策，农民就反过来变成企业的主人了，这才叫保护农民利益。

再看，日本没有中国这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诸如苏丹红、三聚氰胺、黄浦江漂猪等，它的食品是安全的。在农业政策上，日本确实是东亚的楷模。整个东亚社会，除中国外，日韩都是日本的综合农协模式，国家给足了优惠政策，包括各种税收减免，政府投资只许给综合农协而不许给私人。中国恰恰相反，大量的优惠政策给私人，就是不给合作社。

日本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高达64岁，所以现在开始允许企业法人进入农业。尽管如此，工商企业仍认为，它们进入农业是竞争不过综合农协的。日本农民合作社办金融保险是免税的，是经营着82万亿资金的大型金融产业。日本农协商业经营的收入返还农民，所以日本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平均收入。这些收入，60%以上来自综合农协从事金融业、商业、保险业、房地产的收益，是非农的收益。每年日本的金融资本都提意见，但日本政府就是要扶持农业。

为什么我一直讲日本综合农协的政策固国百年？因为日本的城市经济是8大综合性商社掌控，而整个三农就是由第9个综合商社掌控——农业及其产业链的全部收益，都在综合农协，这是以惠农政策构建乡土社会稳态结构。因此日本虽自1990年起遭遇长期衰退，却完全没有动乱。相对而言，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惠资政策，在任何一个农业产业化的产业链中，农民的收益很少能超过10%。这些年造成的污染代价和农村乱局只能由社会承担。

如果我们把农村合作社从专业合作社改为综合合作社，即农民通过综合性经营，政府如果又明确规定了低税和免费制，那农民收入低下问题就会明显改善。我相信很快就有农村合作社改革的表述，但亲资本的各地政府能不能落实还得再说。

谢选骏指出：温铁军是“五毛学者”，杜撰了两个鸟人一问一答，人模狗样地弄出一篇报道混淆视听，变着法子骗人。但其实“五毛学者”都是党和人民政府豢养的寄生虫和应声虫——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就像猫择洞一样。

暗夜寻灯 seeking light in dark night @winstonywu Replying to @xxj2040：

考古病理学家研究采集狩猎部落的人身高寿命劳动时间和强度都比人类有了文明以后强的多。史记里记载周人几次放弃农耕回到采集狩猎生活。可惜历史学家读不懂史记，没有明白人类有了政府，灾难就接踵而来！

不记得哪个历史学家做过这个统计了说历史上的灾难都是因为政府不善和失误造成易子而食是政府责任。

谢选骏@xxj2040：政府的任务就是进行自肥和扩张的循环，结果所有的政府都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无一例外。

谢选骏：文明交流导致瘟疫爆发——最新的实例是国际合作的武汉肺炎

《北匈奴的诅咒？2世纪东汉和罗马同时开始大瘟疫，历史暗藏线索》（陶慕剑）报道：

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这一年里，发生了著名的“党锢之祸”，塞北鲜卑首领檀石槐也大举入寇，另外还首次出现了“清谈之风”，都会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但是，公元166年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影响却更加可怕。

东汉和罗马，几乎同时开始大瘟疫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派使节抵达洛阳，实现了与汉朝的首次官方交流。虽然极具历史意义，但史书也只是一笔带过。但一个令后人战栗的巧合发生了——罗马和东汉，几乎都在这一年发生了大瘟疫。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使节抵达东汉首都洛阳时，东汉境内正发生剧烈瘟疫。“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今天垂尽，地吐妖，人厉疫”（《后汉书-襄楷传》）。虽然疫情还没有严重波及洛阳，但已成为儒生们指责汉桓帝“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导致“灾异尤数”的证据。

无独有偶，罗马在这一年开始了史上著名的“安东尼大瘟疫”。出征帕提亚帝国（安息）的罗马大军，虽然在战争中获得大胜，在前一年攻克了帕提亚首都泰西封，但也在当地染上了奇怪的瘟疫，并将瘟疫带回了罗马。

瘟疫首先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蔓延，随后在巴尔干、意大利和高卢地区先后扩散，最后整个帝国境内都没有幸免。这场瘟疫持续了20多年，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估计死亡超过1000万），特别是罗马精英人物损失惨重，两位共治皇帝维鲁斯和马可·奥勒留先后因瘟疫去世。

此时，正值罗马帝国最鼎盛的安东尼王朝时代，强大的罗马在瘟疫打击下，人口、生产和税收遭到重创，军队也由于大量老兵死亡而受损。最终，安东尼王朝在192年结束，罗马帝国一度陷入“五帝之年”的混乱，从而走向了下坡路。

在地球另一端，东汉的瘟疫则更加漫长，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不断爆发，仅在东汉最后三十年里，就记载有十二次瘟疫大流行。特别是在汉灵帝（168年-189年）时爆发的大瘟疫，再加上天灾人祸，直接导致了黄巾之乱。

大瘟疫直到三国、两晋、十六国时代仍然多次肆虐人间，病亡数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算，导致中国古代人口一度陷入低谷，从汉桓帝时的5600万降到了晋武帝时的1600万。

由此可见，东汉和罗马帝国都是在鼎盛时期被大瘟疫击垮的。那么，两处的瘟疫会不会存在联系呢？

东汉和罗马瘟疫的共同性

从历史资料看，罗马和东汉都留下了关于瘟疫症状的记载，并且同时诞生了两位医圣——东汉的张仲景（约150年-219年）和罗马的克劳迪亚斯·盖伦（129-199）。根据双方的记载，病患都存在发烧、呕血、腹泻呕吐等等症状，罗马方面的记录更加详细，还描述到“大部分痊愈患者会在全身起疮，身上的疹也会像鳞片一样剥落”。

根据以往的一般说法，汉朝的瘟疫可能是流感、鼠疫、出血热等等，罗马的瘟疫则认为可能是天花、麻疹、出血热等等。其中，出血热最接近当时记录的症状，而且将东汉瘟疫和罗马瘟疫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说的出血热，一般指的是汉他病毒导致的流行性出血热。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出血热，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埃博拉出血热。不过，无论是汉他病毒还是埃博拉病毒，都是上世纪才被发现的。但是，这两种病毒或其近亲病毒，并非不可能出现在公元二世纪。

埃博拉病毒，源自于非洲的果蝠，比较难以流传到欧亚大陆，但汉他病毒就不同了，这种病毒源自于啮齿类动物，特别是野鼠和家鼠。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二世纪，地球开始进入一个小冰河期，气候趋向寒冷干燥，很可能对欧亚草原的植物、动物乃至游牧民族都产生了连锁影响。隐藏于草原的多种病毒，包括啮齿类携带的鼠疫、汉他病毒，牛类携带的天花、麻疹病毒等等，可能因此从野外传入了游牧部落内部，并借着游牧民族的迁移、征战活动，再传播到人口稠密的农业区。

瘟疫的起源：北匈奴的诅咒？

从起源地看，罗马瘟疫已确认来自于东方的波斯地区，东汉的瘟疫则可能来自于西方。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皇甫嵩伯父）率军征讨陇右羌族叛乱时，就发生了大瘟疫。皇甫规军中，有十分之三四的人病死。这起瘟疫，很可能就是延熹九年乃至东汉末年大瘟疫的先声。

另一个历史细节也值得我们注意。当时，北匈奴已经被汉朝和鲜卑打败，被迫向西逃窜。汉朝与北匈奴最后的战役（伊吾、蒲类海之战），正是在公元151年前后发生的。北匈奴进一步西迁，闯入了中亚的锡尔河、阿姆河地区，很可能引发了当地游牧民族（包括康居、乌孙、阿兰等民族）重新洗牌，进而发生了更多的征战和迁徙。

我们可以这么猜想，这场瘟疫原本来自于中亚草原的啮齿动物（包括野鼠、旱獭等），在北匈奴对中亚游牧部落的冲击下，沿着丝绸之路分别向东和向西，传播到河西走廊和波斯地区，进而引发了东汉和罗马的大瘟疫。事实上，这场公元二世纪开始的大瘟疫，可能包含了好几种疾病，但气候、地理和民族迁徙的因素，是我们研究瘟疫起源最需要注意的。

总的来说，古代世界虽然很大，汉朝、罗马、匈奴虽然相隔万里，但互相之间也许早就隐藏有不少联系，瘟疫只是其中最容易被史书记住的内容。

本文仅仅是提供一种粗浅的猜想，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明。

谢选骏指出：北匈奴的案例不是孤立的——十三世纪的蒙古扩张、十六世纪的欧洲扩张，都引起了类似的大瘟疫；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引起了西班牙流感，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崛起，引起了武汉肺炎——由此可见，文明交流确实导致瘟疫爆发。

《他再曝Covid是人为病毒 美资助中国实验室肇祸》（自由时报 2022-12-05）报道：

一位曾在中国武汉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美国科学家表示，Covid是从该设施泄漏的“人为病毒”。据纽约邮报引用驻美国研究员安德鲁·赫夫（ Andrew Huff）在英国报纸《太阳报》上的声明报道，两年前，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WIV）外泄，这是一家国营资助的研究机构。

流行病学家安德鲁·哈夫在他的最新著作《武汉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Wuhan）中声称，这场疫情大流行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在中国制造的冠状病毒引起的。

据纽约邮报报道，安德鲁·赫夫是总部设在纽约的研究传染病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前副总裁。

安德鲁·赫夫声称，中国的实验是在安全措施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导致武汉实验室发生病毒泄漏。他在书中指出，外国实验室没有适当的控制措施来确保适当的生物安全和风险管理，最终导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泄漏。

谢选骏指出：武汉病毒的出笼，不仅是中美合作的结果，还有法国和加拿大的参与——法国提供了研究室设备，加拿大提供了病毒样本。这些丧心病狂的国际罪犯，为了逃避他们本国的法律，就移师到共产党专政的中国大陆，可以不顾舆论，为所欲为。当然，这里面还有台湾和日本长期提供血汗工厂和“经济援助”的“功劳”在内。由此可见，瘟疫爆发的确是“国际合作”——川普为了逃避自己的总统责任，才故意转移视线大叫“中国病毒”。其实，武汉病毒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病毒”。

谢选骏：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只能淹死

 

《法院悬赏2000万！曾靠400元起家，坐拥1200亿的他玩崩了》（环球人物杂志 隋坤 2022-11-05）报道：

这位曾掌管千亿集团的股市狂人，结局堪称凄惨。

11月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布一则执行公告，悬赏标的额为2亿元，赏金最高可达2000万元，被执行人是唐万新。

这让唐万新再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据悬赏执行公告显示，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青岛永汇兴业工程设备配套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唐万新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唐万新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申请执行人提出悬赏执行申请。

申请执行标的额为2亿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等，且目前皆未履行。根据悬赏执行公告，本次悬赏金为线索提供人提供财产线索所取得的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10%，也就说，悬赏金最高可超2000万元。

当年，唐万新靠400元人民币发家，成为资本市场显赫一时的人物。其创立的“德隆系”一度发展成控资超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集团，而后又因股票崩盘走向覆灭。

近年来，“新德隆系”的身影仍会在市场上出现，但屡屡溃败。

靠400元起家

1964年，唐万新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中有5个孩子，他是家中幼子，也是最调皮的那个。

高中时，因父亲工作调动，唐万新全家搬到了新疆。

初到新疆，他因个头矮小，常受同学戏弄。但性格外向的他很快与同学打成一片，并被推举为班长。

1981年，唐万新考上了华东石油学院（现为中国石油大学）。但他志不在能源行业，一年后退学重考，结果阴差阳错又考上了新疆石油学院。

新疆石油学院曾创办过一个农场，不过由于管理不善，亏损严重。还是学生的唐万新自告奋勇去管理，虽然最后没能扭亏为盈，但他思维活跃、先执行后考虑的特点已显现。

1986年，改革开放的浪潮正在翻涌。当许多人还在观望时，唐万新第二次从大学退学，问哥哥要了400元下海创业了。

他开了一家彩印店，唯一业务是洗胶卷。然而，他的店里没有洗胶卷的设备。他只是将胶卷寄到广州，然后让朋友洗出来再寄回来。

靠这种简单到离谱的商业模式，唐万新在两年内赚到了60万元。

有钱之后，唐万新没有选择一个领域深耕，而是将触角伸到了一切能赚钱的角落。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自行车保有量正冲向巅峰，外媒给中国冠上了“自行车王国”的称号。此时，唐万新携第一桶金杀入了自行车锁赛道。

他投资的车锁名叫将军锁，起初销量突飞猛进，可后来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最终连锁厂的生产许可证都被吊销了。

第一次“资本运作”失败后，唐万新又开始踅摸第二次投资，结果再次惨败。

那几年，电视陆续进入中国普通人家，唐万新盯上了卫星接收器这门生意。

1988年，他承包了乌鲁木齐新产品技术开发部，出资研制卫星接收器。没想到，产品研发成功后，他的技术团队被挖墙角，带着专利跳槽了。唐万新又一次血本无归。

之后，他经营宾馆、卖人造毛、加工玉石、设计名片，都以亏损告终，身家从60万变成了负债百万。他跟手下人说：“不如散伙，安心上班算了。”

但当时人均月薪百元，唐万新想靠上班还债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段时间，债主们天天来堵门，他实在没辙了，只能招呼他们一起开了个会。

会上，唐万新直接“破罐子破摔”，说钱肯定还不上了，自己愿意去“蹲号子”。债主们一听被吓一跳，纷纷反过来安慰他“不要放弃，愿意等他东山再起”。债务危机就这样被暂时化解。

1991年，唐万新终于等来机会，通过代理四通打印机赚到150万元。

之后，他还完欠债，并附上利息，这让他在圈内笼络了一批追随者，很多债权人都成了他的合伙人。

千亿集团

在实业市场屡屡受挫后，唐万新开始专心投机。

彼时，许多国企改制上市，其中有不少优质企业，股票升值空间很大。

但因中国股票市场刚起步，许多国企职工手握单位的股票，却不了解股票的概念。唐万新意识到这中间有信息差，开始疯狂收购这些股票。

收来股票后，他不会等待升值，而是迅速加价卖给职业炒股客，实现短期套利。他曾一口气吃下西北轴承的1000万元法人股，再以4000万元出手，几天内净赚3000万元。

通过做股票市场上的“倒爷”，唐万新加速积累财富。监管部门很快注意到了以他为首的股票”倒爷“，出台规定“一个身份证只能买300到500股”。

但这项规定没有限制住疯狂的唐万新，他又一次钻起空子。

只见他转身去往人才市场，以免费坐飞机到深圳旅游为口号，雇佣5000人排队购买认股证和股票，然后继续加价卖给职业炒股客。他甚至给这些人开出了每人每天50元的工资，远高于当时中国人均收入。

通过倒卖股票，唐万新积累了此前不敢想象的财富。后来他说：“那几年赚了七八个亿（元人民币）。”

1992年，唐万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取名德隆，专门进行资本运作。

因为财富积累太快，唐万新渐渐变得像个赌徒。他逐渐迷恋资本市场钱生钱的游戏，将公司战略定位由“实业投资”转向所谓的“产业整合”。

唐万新发明了一套自己的体系：先用一笔钱控股一家公司，再把公司抵押给银行贷款，同时公司在股市增资扩股融资，然后拿着贷款和融资去控股下一个公司，之后如此反复。这种行为就是“坐庄”。

此后，唐万新转战股票二级市场，先后完成新疆屯河、湘火炬、沈阳合金三家上市公司的收购，这三家上市公司日后也被称作德隆的“三驾马车”。

据《财经》报道，德隆系后来控股、参股企业达到200家左右，其中含5家上市公司；在“德隆系”控制和关联的金融机构中，有7家券商、3家信托、2家租赁公司、4家城商行和2家保险公司。

德隆系的收购涉及制造、农业、基建、金融多个方面，最终成为控制1200亿资产的庞大集团。

注定的覆灭

2002年，唐万新成为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的第27名。

有媒体注意到，唐万新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人物，生活中却不修边幅。他不爱穿西服、不爱打领带，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活动、不随意拍照……

而在这样的表象之下，蕴藏的是越来越疯狂的野心。唐万新已不满足于钻空子、赚快钱，而是想通过坐庄的模式打造一个民营资本集团。

可涉足那么多行业投资，却没有能力和精力去深耕行业。这导致他手下的企业盈利越来越少，融资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股价高位，唐万新开始不择手段。他在股市里先后操控了4万多个交易账号，其中有2.7万个直接服务于德隆系“三驾马车”的股票交易。

除此之外，唐万新还会自掏腰包护盘。最夸张时，他每月光用来护盘的资金就近亿元。

唐万新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越玩越艰难。德隆商业集团看似庞大，实际上是一个缺少造血功能、输血少于失血的“虚胖”巨人。

2004年，唐万新的资产游戏终于玩不下去了，德隆系资金链危机的消息在市场上逐渐传开。当年4月14日，“三驾马车”的股票开始全线跌停，市值蒸发160亿元。德隆危机爆发。

2006年，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德隆系”三家核心企业合计被罚103亿元。

唐万新被捕。

唐万新入狱后，他的手下和拥趸沿用他的坐庄模式，在市场上继续疯狂投资各行业公司。这批人手下的公司，被称作”新德隆系“。但随着监管措施完善，这些人再也掀不起风浪。

几年之后，唐万新出狱，但其身影变得神秘，江湖上鲜有他的传闻。直到这次悬赏执行公告出来，大家才知道，原来唐万新还在走着自己的老路。

如今，被悬赏中的唐万新仍不见踪影。

这位曾掌管千亿集团的股市狂人，结局堪称凄惨，而这份凄惨似乎从故事开头便已注定。

钻空子、搞投机建起的“帝国”，必然千疮百孔，随时坍塌。也许，唐万新一直知道问题在哪，却还是选择末路狂奔。如今的一切，是他咎由自取。

网民嚎叫：

落基山99 发表评论于 2022-11-06 06:31:52

本来就是骗子。飞猪，不能长久的！

谢选骏指出：这个家伙的浮沉史，给“摸着石头过河”做出了生动的诠释。摸着石头怎能过河？过不了河，只能被淹死——但是不要紧，淹死的人却成为后面权贵的炮灰，为权贵提供了扛尸的对象，成为先富党吸血鬼的人肉食粮了。这就是邓小平的如意算盘！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邓小平等先富党的后人也无法逃脱清算。因为，它们也是摸着石头，结果同样只能淹死。

谢选骏：2005年中华民国法统消亡、寿终正寝——沦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方政府

《台湾讲古： 蒋介石父子执政年代的"两会"》（威克 台湾媒体人 2018年3月10日 BBC）报道：

中国人大和政协的两会在政治体制上是中国的国会，而台湾在蒋介石父子执政的年代也有类似的"两会"。

台湾的所谓两会是根据1947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蒋介石也就是依照此一宪法在1948年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为总统，但是不久之后蒋介石江山易帜退到了台湾。

继续法统

当年许多各地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也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而为了强调执政的合法性，虽然台湾宣布实施戒严和颁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但是也恢复了国民代表大会和立法院的"国会"运作。

刚开始的时候，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都是在当时台北市中心、并且接近总统府的中山堂开会，但是空间狭小，导致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开会时都颇有不悦情绪。

这种"两会同院"的情形到1960年立法院迁入现在的立法院之后结束，但是蒋介石的健康在同时间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少出现在总统府办公，到1964年决定在距离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台北市郊阳明山兴建"符合现代化需求"的地点。

1965年蒋介石政府兴建"中山楼"，1966年就竣工启用。在党国一体的年代，除了国民代表大会之外国民党党代表大会也是在中山楼举行，而蒋介石也经常在这里接见外宾、举行政府的行政会议。

当年南京时代从地方、行业、少数民族选出了将近3000名的第一届国大代表，到了台湾之后，政府以无法在"沦陷地区"举行定期选举和冻结宪法为由，这些国大代表和当年一起到台湾、选区在"沦陷地区"的立法委员都不用改选。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会被说成是"万年国代"、"终身立委"，而为了维持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合法开会代表人数，当年选区在"沦陷地区"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虽然在出缺的时候不能补选，但是采取"递补制度"。

也就是说，一旦这些地区的国大代表或者立法委员因为某些原因而出缺的时候，就由在台湾同选区的递补代表接任，例如北平市国大代表因为退休、去世等等原因而出缺，就由在台湾的北平市国民大会递补代表接任。

以国大代表为例，递补代表的待遇不如在职优渥，但是政府会有补贴。不过许多递补代表从1949年一路等到1991年第一届国大代表全面退职也还是没有递补成正式的国大代表。

选举总统

在第一届国大代表到台湾的42年时间里面，国民大会总共开会10次，大部分是和选举总统有关，也閙出了不少现在看来啼笑皆非的问题。有一位担任国大代表的长辈曾经说，当年选总统，为了表现民主，故而希望投票的时候不要出现全体通过的结果，因此投票的时候要安排部分代表投下反对票。

这位长辈表示，当时国民党党部指示他投下反对票，但是到了投票的时候，他左思右想，还是投下了赞成票，结果开票之后，他就被党部找去开会，指责他为何不按照指示投票，他回答说，因为党部没有书面保证，他担心日后会被找麻烦，所以考虑之后还是投下赞成票。

中国的媒体会在不同的平台上直播两会，台湾当年国民代表大会开会也会电视转播，西藏、蒙古、新疆等地的第一届国大代表也会穿着民族服装与会，表现出一团和气、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的气氛。

旅游景点

现在曾经金碧辉煌的中山楼成了游客参观还有赏花的景点，带领参观讲解的导览志愿工作人员会介绍这栋建筑的点点滴滴，尤其会讲到蒋介石虽然说是笃信上帝的基督教徒，但是也很注重风水。

导览人员说，中山楼前有纱帽山，后面是七星山、位置与蒋介石的士林官邸、圆山行馆以及总统府连城一线，左有松溪，右有磺溪，形成"玉带围腰"之势。

中山楼又是盖在硫磺坑口上，附近的山间不时飘出温泉蒸汽、颇有"仙气袅绕"的样子，但是中山楼落成之后不到9年的1975年4月，蒋介石就去世、蒋经国在1978年5月20日担任总统，在1988年1月去世。

曾经是被号称"历史伟人"的蒋介石、被说成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蒋经国、在台湾贫困年代耗费巨资兴建的中山楼，如今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风光不再，而当年台湾版"两会"、"万年国代"、"终身立委"种种轶事也逐渐消逝在时代的巨轮之下。

谢选骏指出：台湾两会消失，非同小可，绝不像上文轻描淡写的那样可有可无——因为这意味着中华民国丧失了大陆代表权。不像共产党的各种会议，还保留着台湾席次。

网文《国民大会》报道：

国民大会（简称国大）是中华民国已停止运作之最高权力机关，现在其职权已经交付中华民国国民直接行使或转移到其他机关。依据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大会为五权宪法中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国民于中枢行使政权。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仍继续在台澎金马运作至2005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修正，该次修宪后冻结所有与国民大会相关的条文。

国民大会

National Assembly（英语）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政府机构

Seal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Republic of China (ROC).svg

2005年6月10日，由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选出之“任务型”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公告实施，冻结国民大会。

在《中华民国宪法》原文中，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国代）组成，其最重要职权为选举中华民国总统与中华民国副总统，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总统选举人团或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后来成立与其相类似的代议制立法机构还有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韩国总统朴正熙时代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人民会议等。

在法理上，《中华民国宪法》原文虽未改动，但依据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所修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宪法半数文本已经停止适用；但由于《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有效期限为国家统一前[1]，所以与国民大会相关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等相关法律仍然没有废止[2]，故国民大会处于冻结中止状态，而非废止。国民大会冻结后，2012年3月第8届立法院院会由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提出上述三法的废止案，但因届期不连续原则，并未完成审查[3][4]。

历史

国民大会由孙中山提出。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设计中，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亦即管理众人之事。照此，他将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而治权则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提供人民必要的协助。其中，关于监督政府、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中央政权交由国民大会行使，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如此一来，人民透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人民权益不受政府侵害，人民也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

桂宏诚认为国民大会为孙中山规划中的政权机关，代表人民主权，他们委托专门人员，组成立法院，进行立法[5]。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权能区分等理论。李鸿禧等台湾学者认为这接近于民主集中制[6][7]。

制宪与行宪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增选代表、政府改组、宪草修正完成后，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当年，第二次国共内战开始爆发。

制宪过程中国民大会之组织与职权沿革

法案 组成 集会频率 职权

五五宪草 国民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3年一次 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及各院主要官员（含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

创制复决法律、修改宪法

期成宪草 国民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国民大会议政会议政员由国民代表互选

政协宪草 国民大会代表包含立法委员、监察委员、

与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之代表 6年一次 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

（创制复决延后实施）

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大会代表由县市及同等区域选出

1946年10月11日，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等待第三方面提交名单而延期三天，1946年11月1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与会者基本上是1936年选出的代表，通过《中华民国宪法》[8]。

更多信息：行宪、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

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全国依照宪法同时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在南京集会，正式召开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为应付第二次国共内战之扩大，会中首先启动修宪程序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举行了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选出了总统和副总统组成了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此届国民大会亦被称为“行宪国民大会”。

历次修宪

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经由修宪程序，在1948年4月18日议决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年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并且优于宪法而适用，使得南京宪法于公布后不久即无法真正落实。国民政府迁台后，宪法的适用性以及国民大会的职权逐渐受到质疑。于是在1991年确立了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退职，并开始遴选新任国代以及调整宪法，其后历届国大于1991年、1992年、1994年、1997年、1999年与2000年共完成六次宪法增修，此时期的国民大会亦被称为“修宪国民大会”。对于国家中央的行政体制以及宪法内容作了多次修正：

国民大会首次于1991年4月，在不修改宪法本文、不变更五权宪法架构原则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十条（今为12条）。

1991年确认两岸分治之事实，区隔台澎金马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监察委员改由总统提名产生。

1992年通过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

1994年为“原住民”正名。

1997年通过精简台湾省政府的组织层级，称为冻省。

1997年取消立法院之阁揆同意权，总统任命行政院院长不必经立法院同意。赋予立法院倒阁权与总统被动解散国会权。

1999年国代通过延任案，立法委员连任数月，而国代则延任两年，引来舆论哗然。后司法院大法官宣布违宪无效。

2000年更改立法院组织，以及将国民大会虚级化甚至之后废除，皆朝向一院制国会体制。

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任期至2000年（民国八十九年）5月19日止。按照第六次修宪后之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2000年4月25日公布），国民大会组织变更如下：国民大会代表为三百人，在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或提出总统、副总统弹劾案时，于三个月内采比例代表制选出，国民大会于选举结果确认后十日内集会，集会以一个月为限，国民大会代表任期与集会期间相同，即俗称任务型国民大会。其职权为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及议决立法院提出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中山楼，位于阳明山，地址为台北市北投区阳明路二段15号，为国民大会1972年至2005年之集会场所。

 

国民大会秘书处设于台北市中华路一段53号，直到国民大会停止运作。

人民直接行使政权

更多信息：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2005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结果

 

政府党派 249 反对党派 51

  民主进步党 127   台湾团结联盟 21

  中国国民党 117   亲民党 18

中国民众党 3 民主行动联盟 5

农民党 1   新党 3

公民党 1   无党团结联盟 2

建国党 1

无党籍 1

同意宪法修正案 反对宪法修正案

随着中华民国政治发展，选举总统的权限由国民大会下放

至全体人民，国大亦不再常设，仍透过选举组成，任务完成随即解散。

2004年8月，宪政史上首次立法院修宪院会，以198位出席立委全数赞成，三读通过“国会改革、公投入宪”宪法增修条文修正提案。依此次立法院通过的修宪提案，将废除国民大会，未来立法院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领土变更案，将交由公民投票复决。此修宪案仍须经过选出的国大代表复决通过，才正式生效。因此于2005年动员选出第四届国民大会以表决该修宪案，并广泛被认定为最后一届国大，称为“任务型国大代表”。

2005年6月7日该届大会第二次会议，由主席团主席叶菊兰轮值大会主席，任务型国大以249票赞成，48票反对，跨过修宪门槛的225票，复决通过宪法增修条文修宪案共六个条文，包括国会改革案、公民复决、废除国民大会等三大议题。

第一条规定公投复决入宪、废除国民大会；

第二、五、八条是配合废除国大后的职权移转；

第四条是国会（立法院）改革条款及总统弹劾流程修正；

第十二条则是订定公投复决门槛。

同年6月10日公布前述条文，实行58年的国民大会制度走入历史。

国民大会职权

1947年公布施行之《中华民国宪法》中有关于国民大会职权之条文为第四条（国土）、第二十七条（国民大会职权）、第三十条（国大临时会之召集）、第一百条（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第一百七十四条（修宪程序）。国民大会之职权整理如下：

1947年《宪法》中国民大会之职权 现行《增修条文》规定

第四条 决议领土变更案 由立法院提出“领土变更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

第二十七条 选举总统、副总统 自由地区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

罢免总统、副总统 由立法院提出“罢免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决定

第二十七条及

第一百七十四条 修改宪法 由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

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

第三十条及

第一百条 议决监察院所提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由立法院提出“弹劾案”，声请司法院大法官审理，经宪法法庭判决

另外《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于1992年第二次修正至2005年第七次修正之间对中央政府机关做出改组。国民大会做为宪法中由直接民选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暂时取得以下人事同意权以维持权力分立原则。

人事同意权 原《宪法》 (1947–1992) 早期《增修条文》 (1992–2000) 现行《增修条文》

司法院 院长、副院长及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第七十九条） 三院之人事，由总统提名，

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 三院之人事，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

考试院 院长、副院长及考试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第八十四条）

监察院 监察委员，由各省级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第九十一条）

院长、副院长由监察委员互选。（第九十二条）

国民大会自2005年冻结之后，上述职权已经分别转至国会（立法院）、宪法法庭（司法院），修改宪法条文须交由公民投票复决。依照现行《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宪法修正案”及“领土变更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后提出。经公告半年，于三个月内交由自由地区公民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即为通过。（第一条与第十二条）

总统、副总统之“罢免案”须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后提出。交由自由地区选举人总额过半数之投票，有效票过半数同意罢免时，即为通过。（第二条）

历届国民大会

更多信息：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和中华民国国会在台湾之全面选举与罢免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民大会之集会原依宪法规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举行，另依第三十条有关规定，得召集临时会。然而预定改选的1953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已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权，从而导致第一届国大代表原选区（除台湾、金门、马祖与大陈）无法办理选举而全体无限期延任，曾被讥为“万年国会”。[9]

届别 法定任期 实际任期 会议 选举 名额 附注

第一届 原为六年，

后改为无限制 1948年3月27日－1991年12月31日

（各次当选者任期见右附注） 会议八次，

临时会二次 1947年选举 2961 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唯一一次选举。该次台湾省亦选出19名代表。

政府迁台后来台报到者1578名，至1991年底仅剩565名代表。

1969年增选选举 15 仅在台湾地区（福建省除外）举行。选出代表之任期同1947年选出者。

1972年第一次增额选举 53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受国际情势延为八年。

1980年第二次增额选举 76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

1986年第三次增额选举 84 台湾地区任期制增额代表。任期六年至1992年底，与第二届代表有交错。

第二届 1992年1月1日至

第八任总统任满前 1992年1月1日－1996年5月19日 会议一次，

临时会四次 1991年选举 325 在台湾地区全面改选。

第三届 四年 1996年5月20日－2000年5月19日 会议五次 1996年选举 334

任务型 一个月 2005年5月20日－2005年6月7日 会议一次 2005年选举[10] 300 末代选举

历届国民大会选举及任期

国民大会历次集会

届别 会议 日期 重要决议 与会代表选出年份 集会地点

第一届 第一次会议 1948年3月29日－1948年5月1日

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

1947年 国民大会堂 南京市

第二次会议 1954年2月19日－1954年3月25日

决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继续有效。

通过由监察院提出之副总统李宗仁弹劾案。

第二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陈诚）。

中山堂 台北市

第三次会议 1960年2月20日－1960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冻结《宪法》对于总统连任之限制。

第三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陈诚）。

临时会 1966年2月1日－1966年2月8日

讨论宪政研讨委员会宪法草案，决议不修改《宪法》。

修正《临时条款》，解除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复决权之限制并同意其设置宪政研究机构。

第四次会议 1966年2月19日－1966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授权总统调整中央政府组织与订颁办法增补选中央民代。

第四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严家淦）。

第五次会议 1972年2月20日－1972年3月25日

修正《临时条款》，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改为定期改选。

第五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严家淦）。

1947年、1969年 中山楼

第六次会议 1978年2月19日－1978年3月25日

第六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经国，副总统：谢东闵）。

1947年、1969年、1972年

第七次会议 1984年2月20日－1984年3月25日

第七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蒋经国，副总统：李登辉）。

1947年、1969年、1980年

第八次会议 1990年2月19日－1990年3月30日

第八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李登辉，副总统：李元簇）。

1947年、1969年、1986年

第二次临时会 1991年4月8日－1991年4月24日

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一次增修）

第二届 临时会 1992年3月20日－1992年5月30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二次增修）

总统、副总统改由自由地区人民选举。总统、副总统与国大代表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

1986年、1991年

第二次临时会 1992年12月25日－1993年1月30日

第三次临时会 1993年4月9日－1993年4月30日 1991年

第四次临时会 1994年5月2日－1994年9月2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三次增修）

第九任起总统、副总统改由自由地区公民“直接选举”。

第五次会议 1995年7月7日－1995年8月17日

第三届 第一次会议 1996年7月7日－1996年8月30日 1996年

第二次会议 1997年5月5日－1997年7月23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四次增修）

第三次会议 1998年7月21日－1998年8月10日

1998年12月7日－1999年1月25日

第四次会议 1999年6月8日－1999年9月3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五次增修）

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本次修宪经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判定违背修宪正当程序而失效。

第五次会议 2000年4月8日－2000年5月19日

修正《增修条文》（第六次增修）

国民大会改为“任务型”非常设机关，需要行使职权时才进行选举。

任务型 第一次会议 2005年5月30日－2005年6月7日

修正《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七次增修）

国民大会停止运作，其权力交由国民直接行使、立法院及司法院宪法法庭。

2005年

历任首长

主席团与议长

第一届、第二届国民大会采“主席团制”，集会时由代表互选主席若干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主席轮流主持会议。依1994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次增修规定，第三届国民大会设议长、副议长各1人，由代表互选产生。[11] 2000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次增修后规定国大复采主席团制，故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不设议长、副议长。

中国国民党/未知   青年党   民社党   无党籍

第一届国民大会[12]

第一届国民大会主席团

第二届国民大会[12]

第二届国民大会主席团

第三届国民大会

第三届国民大会议长、副议长

会期 议长姓名 议长政党 副议长姓名 副议长政党

1996年7月8日－1999年1月13日 钱复   中国国民党 谢隆盛   中国国民党

1999年1月13日－1999年9月8日 苏南成   中国国民党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1999年9月8日－2000年5月19日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副议长代理议长）

任务型国民大会

编辑

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主席团

排名 姓名 政党 排名 姓名 政党 排名 姓名 政党

1 叶菊兰   民主进步党 5 周清玉   民主进步党 9 许志雄   民主进步党

2 陈金让   中国国民党 6 蔡政文   中国国民党 10 葛永光   中国国民党

3 李安妮   台湾团结联盟 7 李元贞   民主进步党 11 顾立雄   民主进步党

4 叶耀鹏   亲民党 8 赵丽云   中国国民党

秘书长

国民大会设秘书处处理会务，并设秘书长一人。1996年国民大会设议长前，秘书长为其事实上的“常任首长”，对外代表国民大会。自1948年至1997年，秘书长在国民大会集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提请大会决定任命，不集会时只设置代理秘书长，由政府任命；国民大会设议长后，秘书长改为常任制，1997年至2001年，秘书长改由国民大会议长遴选；2001年后，秘书长又改于开会期间由大会主席团遴选。2003年，国民大会未集会期间之业务依法移交至立法院，秘书处和秘书长改于任务型国民大会集会时临时设立。历任秘书长除洪兰友外在任职时均为国大代表。[11][13][14]

历任国民大会秘书长

任期 姓名 选区 政党 国大届次 任命代表选出年份 附注

1948年4月5日－1958年9月28日 洪兰友 （非国大代表）   中国国民党 第一届 1947年 国民大会不集会时为代理秘书长

1959年12月10日－1966年6月8日 谷正纲 贵州安顺

1966年6月8日－1972年6月6日 郭澄 山西阳曲 1947年、1969年

1972年6月6日－1976年9月15日 陈建中 陕西富平 （未经大会正式任命）

1976年9月15日－1980年9月29日 郭澄（二次） 山西阳曲 1947年、1969年、1972年

1980年10月2日－1990年9月19日 何宜武 福建寿宁 1947年、1969年、1980年

1990年9月19日－1992年1月22日 朱士烈 湖北竹山 1947年、1969年、1986年

1992年1月22日－1996年9月1日 陈金让 全国不分区 第二届 1986年、1991年

1996年9月1日－2003年5月19日 陈川 第三届 1996年 常任秘书长

2005年5月26日－2005年5月31日 钱林慧君   台湾团结联盟 任务型 2005年 代理秘书长

2005年5月31日－2005年6月7日 叶俊荣   民主进步党 秘书长

宪政研讨委员会

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任内，国民大会曾设置“宪政研讨委员会”（简称宪政研讨会、宪研会），作为常设机构，由全体国民大会代表组成，负责研讨宪政问题。宪研会的活动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1960-1966年，第二阶段为1966-1991年。

历史沿革

1960年3月1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修订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于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闭会后，设置机构，研拟办法，连同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由总统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根据总统蒋中正核定的《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同年7月1日，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正式成立，以总统蒋中正为主任委员，副总统陈诚为副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谷正纲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同时，设若干研究组，研究两权行使及修改宪法问题。[12]

按照《组织纲要》规定的任务，宪研会经过一年半的研讨工作，于1961年12月25日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草案初稿”案及“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对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研讨结论”案（即所谓“宪研宪草”；宪研会并建议国民大会将此项研讨结论“留俟大陆光复后国民大会集会进行修宪时，作为研讨之基础”）。1962年2-7月，宪研会就上述两案广征社会各方意见，最后于当年12月16日将两案及相关意见文件一并呈报总统蒋中正，完成阶段性任务。[15]

1966年2月，蒋中正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将宪研会呈报的两权行使办法及宪研宪草提交大会。国大临时会审查通过了关于行使两权的《临时条款》修正案及“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并决定在大陆光复前暂不修改宪法本文。同时，国大临时会还决定继续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问题，不以两权行使为限，因此于2月7日修订通过《临时条款》，将上次通过的关于研究机构的条文改为：“国民大会于闭会期间，设置研究机构，研讨宪政有关问题。”同年3月23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重新制定了《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组织纲要》。[12]

1966年7月1日，根据新的法源，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重新成立，仍以总统为主任委员，国民大会秘书长为秘书长，全体国大代表为委员，由国民大会秘书处办理日常事务；同时，根据《组织纲要》规定，由主任委员指定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并设置常务委员和若干研究委员会。宪研会平时研讨宪政问题，每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全体会议，国大代表因此得以借宪研会名义实现每年定期集会。[16]

1991年5月，总统李登辉公告废止《临时条款》，宪研会失去法源基础，于当年7月1日终止运作。[17]

历任主要负责人

第一阶段（1960年7月－1966年6月）[16]

主任委员（总统兼任）

蒋中正

副主任委员（副总统兼任）

陈诚

秘书长（国民大会秘书长兼任）

谷正纲

第二阶段（1966年7月－1991年7月）[18][17]

主任委员（总统兼任）

蒋中正（1966年7月1日－1975年4月5日）

严家淦（1975年4月5日－1978年5月20日）

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1988年1月13日）

李登辉（1988年1月13日－1991年7月1日）

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指定）

谷正纲（1966年7月1日－1990年3月31日）

陈建中（1991年1月18日－7月1日）

秘书长（国民大会秘书长兼任）

郭澄（1966年7月1日－1972年6月6日）

陈建中（1972年6月6日－1976年9月15日）

郭澄（1976年9月15日－1980年9月29日）

何宜武（1980年10月2日－1990年9月19日）

朱士烈（1990年9月19日－1991年7月1日）

设立初衷与法学界评价

了解更多

此段落可能包含原创研究或未查证内容。

原本的国民大会是用来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政府权力的权力机关，立法院是政府的立法机关，当时起草宪法的人对五权宪法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因为五权宪法中的五权不是五权分立相互制衡，而是五权共治，前提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拥有五个职能机构，分别是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考试机构，监察机构。

从性质上的分析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的区别就是：一是前者是民选专业官员（设计游戏规则），后者是人民利益代表（选择游戏规则），二是前者是选区选举，后者是按照地区（县）或利益团体人口比例选举出来的。相当于把美国三权分立中的参议院打造成了一院制的立法院，把众议院提升到了国家权力机构的位置。

国民大会的性质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书中将其作为政权机构，负责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他的原始构想是将其作为类似美国选举人团性质的非议会组织。孙中山提出了政权，治权分离的思想，即“国大有权，政府万能[19]”。在这个思想下，国民大会不能视为有立法权的议会，而是一个掌握政权的机构。孙中山又把立法院作为议会，并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五院之间互不牵扯，无须互相负责，仅需对国大负责，以达到政府万能的目的。有学者认为[20]，孙中山设想的国民大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作为议会，则它人数太多，议事效率低下；作为选举人团，它的人数又太少，难以代表四亿国民。且立法院间接民选又失去议会的直接民意基础。

国共内战时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草采取中共建议[21]，则将国民大会虚化，各省议会合为无形国民大会，即联邦制。但在各方对联邦制的反对下，张君劢重新设计了宪草，巧妙地限制了国民大会职权，将其开会次数减为六年一次且创制权与复决权被变相拖延。这是减小国民大会权限，且绕过联邦制的折衷办法。

有观点认为[22]，国民大会只有选举罢免总统权和修宪权是危险的，国大既为全体国民选举，而权力较少，将致使其频繁运用修宪权以扩大自身职权，导致国家因频繁修宪而政局动荡，即有学者所谓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23]。1948年第一届国大召开时即有张知本等人要求修宪扩大职权，后播迁台湾又出现国民大会代表自肥案。国民大会的认受性受到质疑。

但亦有观点[24]认为：中华民国宪法前言在整部宪法中可以做为宪法解释与适用之依据，亦是宪法本文的一部分，且具宪法效力与拘束力之性质。然宪法前言所云之“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制定本宪法”，至今日国民大会虚设化、立法院作为国会独大治权一相比较，似有违宪之疑虑。

参见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制宪国民大会

中华民国国会在台湾之全面选举与罢免、立法院、监察院

南京人民大会堂（原国民大会堂）、中山堂 (台北市)、中山楼 (阳明山)

参考文献

您可以在维基文库中查找此百科条目的相关原始文献：

国民大会组织法

国民大会职权行使法

国民大会同意权行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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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禧. 制定新憲是當前憲政改革唯一的道路. 自由时报. 2003-09-23 [2014年1月15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年2月2日） （中文（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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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权宪法，国父全集

 南京国民大会堂 见证中国宪政梦的夭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如果将其视作代表民意行使民权的集会议事机关，两千多个代表，规模太过庞大，难以正常行使职权。但如果将此看作是直接民权的代表，其人数又太少，缺乏代表性，反而不如直接全民选举。”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

 邓丽兰：从“国民大会”观民国政制的演变. [2009-01-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2-19）.

 国民大会的理论与实践. [2009-01-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6-14）.

 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

外部链接

国民大会官方网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46年南京制宪国民大会电影纪录片 中华民国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最新待审一览表 2012-4-10（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机关

空缺

上一位持有相同头衔者：

  中华民国国会（第一届复会）

  制宪国民大会（1946年） 中华民国国会

（国民大会、立法院以及监察院）

1947年12月25日－2005年6月7日 继任：

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副总统

全国性公民投票

立法院

司法院宪法法庭

中国国家机构

前任：

  国民政府 中国大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中共和民主党派拒绝参加，不承认其合法性）

1947年12月25日－1949年9月21日 继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谢选骏指出：中华民国缺乏大陆代表权，因而法统消亡、寿终正寝、沦为台湾地区政权了。1990年台湾总统李登辉请国大代表休致，2005年，国民大会选出的“任务性国代”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自己裁撤。至此，中华民国自我阉割完成，沦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地方政府了。

谢选骏：印度尼西亚——立足于种族灭绝的黄色纳粹伊斯兰国

《印尼墓碑侦探：记录100多座荒弃的中国移民坟墓》（BBC 2022年12月5日）报道：

印尼中爪哇首府三宝垄（Semarang）历史上与中国联系紧密，几个世纪来都不断有华人移民到这个港口城市，许多人去世后便埋葬在这里，其墓碑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但这些墓碑很多处于荒废的状态，一些墓碑遭到破坏。

当地人皮波（Pippo Agosto）和朋友卢斯卡（Bram Luska）决定抢救这些被遗忘的墓碑。三年来，他们已记录了近一百座华人墓碑的情况。

《印度尼西亚大屠杀 （1965年-1966年）》报道：

1965-1966年的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印尼语：Pembunuhan Massal Indonesia & Pembersihan G.30.S/PKI），也称为印度尼西亚种族灭绝、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大清洗，是指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受印尼军队及政府的煽动，针对当地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成员，亲共（注 1：共产主义，注 2：这里的「共产主义」包括当时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者，妇女组织格瓦尼（Gerwani）成员，阿邦甘（Abangan）族人，印尼华人，左翼分子的大屠杀以及城市暴动。 此次大屠杀开始于一次有争议的共产主义者的政变，即九三〇事件后，反共者针对共产主义者的肃清。 据估算，事件的受害者约为50万到100万，部分来源的数据高达200到300万。 大清洗发生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之下，是对共产主义者和亲共者的政治清算，也是印尼政府由旧秩序迈向新秩序的关键推动事件。 此次事件导致了苏加诺的下台，开启了苏哈托为期三十多年的威权统治。

政变（即九三〇事件）失败，印尼民众有了释放其压抑许久的反共情绪的出口。 他们所支持的印尼陆军随即也走在了清洗 PKI 的路上。 除此之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在当地发动了反对PKI的黑色宣传。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及其西方集团的盟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将各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削弱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英国则寻求机会，想要参与了印尼 - 马来西亚对抗，卷进与前英帝国殖民地，英联邦成员之一，其邻国马来亚联合邦战争的苏加诺政府下台。

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共产主义者们惨遭屠戮，PKI自身难保，被强行解散。 屠杀始于1965年十月，叛乱发生后的数周，由首都雅加达起，扩散到中爪哇省的中东部，直至峇里省。 屠戮事件在1966年年初达到高潮，之后便逐渐平息。 数千位当地民兵以及陆军参与了屠杀——无论对象是否为共产党人。 全国各地杀戮四起，PKI 在中爪哇省中东部，苏门答腊北部的据点损失殆尽。 可能有超过100万人在一次或数次行动中被监禁。 苏加诺在宗教、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实施的「指导式民主」（参见苏加诺 - 执政）被瓦解，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印尼共被军队以及伊斯兰主义者清剿，而军队势力此时正如日中天。 1967 年三月，苏加诺被印度尼西亚临时议会褫夺了他的总统权力，苏哈托被任命为临时总统。 1968 年三月，苏哈托正式当选总统。

由于苏哈托政权下的镇压，大屠杀并没有被列入印尼的教科书中，也没有对此事做出反省。 就意识形态而言，如何为大屠杀事件中所展现的民众暴力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是所有学者所面临的挑战。 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九三〇事件的动荡，新秩序政权采取保守主义，对已有的政治体系做出了严格的控制。 在苏哈托一派看来，由于共产主义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威胁，污名化（参见社会污名）以削减其影响力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

根据CIA 1962年的一份备忘录，就清算苏加诺这一问题上，美国及英国政府的意见高度一致。 当时印尼反共政府与美国陆军的联系相当密切——后者为前者培训了超过 1，200 名军官，「包括高级军官」，以及相关的武器和经济支持——但 CIA 否认其参与了屠戮。 2017年解密的政府档案显示，美国政府在大屠杀伊始就一直支持着印尼陆军，掌握着相当多的关于大屠杀的细节。 经由历史学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查证，惨剧发生时，美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敢死队提供了包含大量 PKI 官员的名单。 CIA在1968年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中陈述，此次大屠杀「与19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二战中的纳粹种族大屠杀，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列为20世纪最严惨无人道的的大屠杀」。

参见

九三〇事件

黑色五月暴动

红溪惨案

参考文献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Ricklefs 1991， p. 288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大规模谋杀的机制：将印度尼西亚杀戮理解为种族灭绝的案例。种族灭绝研究杂志。[2017-12-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6）.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Melvin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罗宾逊，杰弗里B.杀戮季节：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历史，1965-66。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2021-11-30].国际标准书号978-1-4008-8886-3。（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20）.

 梅尔文，杰西。军队和印度尼西亚种族灭绝：大屠杀的机制。劳特利奇。2018： 1[2021-11-30].国际标准书号978-1-138-57469-4。（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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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emory of Savage Anticommunist Killings Still Haunts Indonesia， 50 Years On（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ime

 罗宾逊，杰弗里B.杀戮季节：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历史，1965-66。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 206–207[2021-11-30].国际标准书号978-1-4008-8886-3。（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20）.简而言之，西方国家并不像人们经常声称的那样，在所谓的政变之后，西方国家并不是国内政治事件的无辜旁观者。相反，几乎从10月1日之后立即开始，美国、英国及其几个盟国开始了一场协调的运动，协助陆军在政治和肉体上摧毁印共及其附属机构，将苏加诺及其最亲密的同伙从政治权力中移除，取而代之的是苏哈托领导的陆军精英， 以及印尼对西方外交政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通过向陆军领导人提供后门政治保证、面对日益严重的暴力而采取官方沉默的政策、复杂的国际宣传攻势以及秘密向陆军及其盟友提供物质援助来做到这一点。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帮助确保反对左翼的运动将继续有增无减，其受害者最终将达到数十万人。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Melvintelegrams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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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文斯，文森特。雅加达方法：华盛顿的反共十字军东征和塑造我们世界的大屠杀计划。公共事务。2020: 157.国际标准书号978-1541742406。美国在每个阶段都是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杀戮开始之前就开始了，直到最后一具尸体倒下，最后一名政治犯从监狱里出来，几十年后，他们遭受了酷刑，伤痕累累，困惑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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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The Indonesia/East Timor Documentation Project（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965年印尼政变的教训特丽·卡瓦纳，世界社会主义网站，1998年。

U.S. Seeks to Keep Lid on Far East Purge Role（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Los Angeles Times. 28 July 2001.

Accomplices in Atrocit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7 September 2008

The Forgotten Massacres（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Jacobin. 2 June 2015.

The Indonesian Massacre: What Did the US Know?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 1015.

50 years ago today, American diplomats endorsed mass killings in Indonesi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Here's what that means for toda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 2015.

《黑色五月暴动——1998年印尼騷亂）报道：

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印尼语：Kerusuhan Mei 1998），又称黑色五月暴动[注 1]，是指从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发生在印尼棉兰、雅加达、梭罗等城市的一系列针对华裔等少数社群持续约三天之暴动。

印尼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排华事件。

殖民时期

1740年10月9日至12日，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红溪惨案，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华人近万人。[5]

1942年日本入侵印度尼西亚，击溃了荷兰人和同盟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宣布投降。有记载，此2~3年间，华人工商界和知识界被集体捕杀、处死2000余人。[6]

苏加诺时期（1945-1967）

华人与印尼原住民的矛盾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由于印尼殖民当局采用“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政策上优待占少数的华人，而打压占多数的原住民，制造印尼族裔之间的矛盾，以缓解殖民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印尼各地发生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

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宣布印尼独立。10月，荷兰殖民者又卷土重来，与独立政府军事对峙。1949年11月2日，荷兰宣布放弃对印尼的管治权，使印尼得以正式独立。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期间，华人共死伤3500人，失踪1631人，财产损失计荷币5.3亿盾[7]。其中，1946年3月印尼军队实行“焦土政策”抗击荷兰殖民军，撤退时，焚烧万隆南区。事件中，部分暴徒便乘机焚烧华人的房屋、抢掠他们的财产、强迫他们迁离居所, 甚至随意虐待和屠杀华人。1946年6月的文登惨案中，3天时间内被杀的华人达653名，403人失踪[7]。此间还发生了1945年11月泗水惨案、1946年8月山口洋惨案、1946年9月巴眼亚比惨案、1947年1月的巨港惨案、1963年3月至5月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等[8][9]。

20世纪60年代的印尼有三种政治势力：总统苏加诺、印尼陆军以及印尼共产党。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后，印尼陆军将领苏哈托架空了总统苏加诺并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在印尼全国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由于印尼共产党中华人很多，导致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事件导致了至少50万人被屠杀，亦使大量华人被迫离开印尼到海外生活[9]。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把这段期间的印尼称为“二十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在1965年印尼九三零事件后，印尼单方面中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1967年3月，总统苏加诺被迫下台，苏哈托上台掌权。1967年4月22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因为被印尼怀疑支持印尼共产党，遭到印尼军警与民众包围攻击，此外印尼政府还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人物。[10][11]10月30日印尼与中国中断外交关系，直到1990年8月8日才正式恢复。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九三零事件后的两年内，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为此，中国发出抗议照会33份。

苏哈托时期（1967-1998）

苏哈托任总统期间，印尼各地的反华骚乱仍然此起彼伏。1985年以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起大小不一的排华流血事件。例如：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

进入90年代，印尼排华事件呈越演越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有5起，1995年16起，1996年达到27起。1994年4月，因棉兰罢工潮引发的排华暴乱就持续了10天之久，共有4名华商被杀害，数十名华人受伤，2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被抢被毁，52家工厂停业，财产损失高达16亿盾。[7]

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印度尼西亚，印尼严重的贫富差距在金融风暴后更是显著。印尼国内政治长期动荡不安，在内斗之际，有心人士刻意操弄族群对立，无辜牵连华裔。

印尼在1997年和1998年出现多起暴动行为，且明显是专门针对印尼华人。有些暴动看似是自发性，而有些则被认为是幕后策划。其中有说法指出：“支持苏哈托的将军们”试图通过分裂穆斯林中的传统派和非传统派别，穆斯林与基督徒，乃至华人和土著，来达到‘削弱反对势力’的目的。”也有些说法认为是某些将军想推翻苏哈托的统治而计划。

目前主流媒体都认为，这次暴动是有组织且有预谋的暴乱活动，印尼军方也参与其中。当时苏哈托为转移金融危机压力，缓和国内的民怨，透过军方情报部门策划煽动此事件。[12]

暴乱初期

在1998年5月13日暴乱的消息弥漫在整个雅加达。此时苏哈托总统正在埃及出席一个会议，军方要员则到达东爪哇的玛琅市参加一个典礼。在5月14日，一场严重的暴乱发生在雅加达地区，而此时没有任何军队在街道上。

印尼华人是这场血腥暴乱的主要目标，而印尼军方无视暴民们对华人的抢劫和对华人妇女的强奸（根据桑迪亚万神父所言）。最后，超过1,000人死于这场暴乱中，大部分华人被烧死在商业区和超级市场，也有一部分被当场打死或遭到枪杀。一位政府官员称总计毁损了2479间商业建筑，1026间民房，1604间商店，384间私人办公室，65间银行，45间工厂，40间大型购物中心，13间市场和12间别墅。不过一般相信，印尼各地可能有更多华人所在的建筑物被破坏。

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经整理后的报告显示，5月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的惨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发生的100多起最为严重。有目击者称，暴徒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送到华人区，他们高呼“宰了中国人，烧死他们，这些中国狗”，然后开始抢劫商店和市场，随后，他们开始把妇女集中起来进行集体轮奸，印尼警察到场之后，并没有阻止暴徒的行动。[2]

后来，印尼华人团体组织发表《告全世界同胞书》，呼吁全球华人华侨要求世界人权组织主持公道，谴责印尼当局，该书信署名“印尼雅加达华裔受难族群”。[2]其他印尼华人则通过互联网、传真、电话等方式向全球喊冤和求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5月底接到投诉后开始处理该事件。[2]

即便暴乱基本平息后，针对华裔的暴行仍然时有发生，就读于大学二年级的19岁的华裔孤女爱玲，7月初被三名印尼暴徒强闯入屋内，企图以挂窗帘的铝枝插入其阴道内，幸而她极力抗敌，暴徒的暴行未能得逞，但最终其腰背及胃仍被铝枝刺伤，尿道亦被弄穿，需重新接驳，复原遥遥无期。7月下旬，印尼华人尤其是女性仍然收到恐吓信，信中称“祝福”华人“余下的时日”，用旗杆插入“支那女人”的下体，以免“弄脏了”印尼男性的阴茎。7月24日，一名华裔女大学生从学校乘巴士回家途中，遭遇三名开吉普的暴徒强行拖下车下，在众目睽睽下遭强暴。[2]

救助与声援

7月20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华侨建立了“救援印尼人权委员会”，开始寻找印尼迫害华人的证据。[2]美国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华人团体发起万人签名和示威抗议运动，谴责印尼当局迫害华侨的行动，声援受难华人，其中著名的组织有“纽约华人抗议印尼虐华事件联合会”。[2]香港，40多名妇女团体代表及80多名印尼华侨游行到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示威并且向事馆递交抗议声明。[2]在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团体都举行了抗议活动。[2]加拿大特使会见了强奸受害者，并对时任印尼总统表达了不满。

罪行

黑色五月暴动致使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遇难和蒙受损失，仅仅是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华人妇女被强暴数量难以统计，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 [13][1]

国际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印尼黑色五月暴动是他国内政，因受波及的多为华裔印尼公民，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政府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不干涉政策。[14][15][16][17]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主任张蕴岭表示在5月暴动爆发之前，北京当局只是单纯期望暴乱不会发生。[18]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于1998年4月访问印尼期间，[19]曾表示愈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以及以当地华人为目标的种族暴力问题属于印尼内政，中国不会干涉。[20][21][22][23]当时中国与印尼的经济合作也未受影响，中国政府答应向印尼提供一系列援助以应对该国的金融危机，其中包括300万美元的药品和食品援助，以及两年期的2亿美元贸易出口信贷，并承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印尼提供4亿美元贷款。[24][25]

从1998年5月13日起，大规模暴乱开始发生。中国外交部成立24小时值班应急小组，制订护侨撤侨方案。[26]5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密切注意印尼局势的发展，对滞留于当地包括港澳台公民在内的中国侨民境遇十分关注。[27][19]

暴动发生数个月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于8月15日报道，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在骚乱期间曾逐个拨打电话确认300多名登记在册中国公民的安危，并开车进入骚乱地区将受困者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多开三个航班，撤走200余人。该报道也声称，骚乱发生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尼华人社团做了大量解释和安抚工作，大使还赴外岛华人集中的城镇慰问，倾听华人的申诉和求助，并向他们传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骚乱事件和华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关心。[28]

不过，当年有暴乱亲历者投书指出，暴乱期间至少有三名印尼华人曾向中国大使馆求助，但使馆人员询问得知他们是“WNI”（印尼公民）后便拒绝提供帮助。[29]印尼学者廖建裕、中国学者查道炯、新西兰学者杜建华、新加坡学者徐本钦等皆指出，暴乱期间中国政府无意为受害的印尼华人提供救援和保护。在5月排华暴动之前，许多印尼以外的华人就批评中国政府应该保护印尼华人，然而北京拒绝进行干预，因为当时北京和雅加达的关系已经相当融洽，北京不想破坏这种关系。有中国驻美外交官私下表示，中国政府不可能向印尼提出抗议或派遣船只，因为在印尼的大部分华人都是印尼公民，因此没有充分理由这样做。5月排华暴乱的严重时期，北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30]中国政府确实有对在印尼工作和旅行的中国公民采取撤侨措施，并为寻求帮助的台湾和澳门旅行证件持有者提供领事保护，但与之有别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愿意介入印尼华人的命运。[31]在公开和正式场合，雅加达的事务都不是北京的关注点。北京政府将华人称为“印尼家庭的一分子”，并没有义务保护他们。[32]临近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或许是北京政府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被激起，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带来压力，特别是5月排华暴行或许会重新唤醒人民对六四屠杀的回忆。[33]

印尼5月暴乱期间，中国大多数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没有进行相关报道。北京政府反应迟缓，只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上简单提及，不作为外交政策事务来处理。试图抗议的人则被噤声，任何相关新闻报导也都被迅速压制。[34]且直至6月上旬强暴案件被揭露后，虽然事件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媒体关注，但中国大陆传媒的反应依旧滞后。[35]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也于7月5日发表文告，不点名批评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而拒绝援助印尼华人的态度。[36]据《国际新闻社》报道，中国直到暴乱发生2个月后才在外界舆论下打破沉默，改变原先“不干涉内政”的政策。[37]

7月6日，首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对印尼5月暴乱表态，即是新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在东加里曼丹考察棕油投资期间接受印尼媒体采访时所作。[38]他表示中国政府关注暴乱，要印尼政府彻查此事，并希望暴乱不会重演，但同时也表示保护印尼华人属于印尼政府责任。北京官方没有提出抗议。[39]

7月28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首次刊登印尼排华暴乱的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已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19][40]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呼吁保护印尼华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严惩不法之徒。[41]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8月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要求印尼政府重视此事，尽速查处，确保华侨的安全和合法权益。[28][19][22]与此同时，在8月17日，有约200名北京的大学生组织游行抗议行动，但被校方和警方劝阻制止。[42][43][44]

另一方面，从8月份起中国虽然有要求印尼政府彻查暴乱，但同时也对印尼保持了紧密的双边经济联系。[45]根据印尼官方《安达拉新闻社（英语：Antara (news agency)）》报道，在8月6日，中国政府同意向印尼出售5万吨大米。[46]8月15日，中国如约为印尼提供300万美元的医药援助，同时继续向印尼提供此前承诺的2亿美元经济贷款。[47]11月26日，根据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中国经贸代表团如期访问雅加达，以探讨中国在印尼的投资项目。[48]

而在11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于香格里拉酒店会见了印尼总统哈比比。期间，江泽民表示印尼是中国的友好近邻，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对哈比比积极推动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表示赞赏，同时对印尼华人的处境表达关注，表示华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而哈比比也感谢中国向印尼提供的珍贵援助，并表示5月发生的暴乱是犯罪行为，印尼政府将依法处理。[49]江泽民也表示中国绝不会尝试利用印尼华人来谋取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50]之后，印尼5月暴动的新闻不复见于中国媒体上。[51]

香港

抗议群众用“黑漆”涂抹位于铜锣湾礼顿道的“印尼总领事馆”大门泄愤。民主党李柱铭7月写给继任的总统哈比比的信中，将暴动比为纳粹党的犹太人大屠杀。[52]:165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政府在5月14日认为动乱没有特别针对台商，并不是排华行动，不到实施撤侨的最后时刻。[53][54]5月16日起，政府指派紧急指派专机飞往印尼疏散受难者，并且安排C-130运输机于国内待命，以及派遣舰队至巴厘岛海域随时进行撤侨，期间有归侨台商不满政府的撤侨行动效率低下。[55][56][57]5月17日，外交部长胡志强表示印尼政府向台表达希望勿撤资撤侨，当时他也担心政府如果动作太大会激怒印尼政府，后果难以掌握。[58] 至7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开召见印尼驻台代表提出“最严正的抗议”，并向受害者提供援助。[44]政府也威胁要撤回在印尼约130亿美元的投资，以及禁止约1万5千名印尼劳工入境。[52]:1668月3日，上百人向印尼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抛掷鸡蛋抗议印尼华人女性被强暴。[44]8月8日，印尼投资部长韩扎哈兹（英语：Hamzah Haz）飞往台湾提倡投资印尼时，也因此为此事件道歉。[52]

新加坡

新加坡航空公司5月15日改用大型客机以满足从雅加达飞新加坡的需求，新加坡政府5月16日派人到雅加达机场协助新加坡人撤离，到5月19日已有2900名新加坡人顺利撤离。[59][60][61]

美国

美国政府长期支持苏哈托独裁政权，后又认定此次事件是种族歧视；联邦政府批准部分华人的避难请求，并接受了这批华人居留。《纽约时报》率先大量报导了排华暴行[62][63]，使得此事在全球各地广为传播。同年7月开始，华裔美国人于全美各地展开抗议行动。8月7日和8日达到颠峰，全美13座大城同步举行谴责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抗议行动，近两万名华人群集全美各地印尼使领馆前，要求立即停止排华暴行和严惩凶犯等。8月8日上午，在华盛顿特区的印度尼西亚驻美国大使馆（英语：Embassy of Indonesia, Washington, D.C.）前，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近千名华裔聚集抗议，并向驻印尼的美国官员递交抗议信函。

泰国

同年7月后，泰国首都曼谷的华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印尼暴徒残忍的排华行为。[来源请求]

荷兰

由于局势转差，荷兰皇家空军派出KDC-10空中加油机撤走当地侨民（尤其是仍保有荷籍的华人）[64]。

后续事件

1998年7月23日，由政府部门、武装部队、非政府机构、妇女组织和一些律师联合组成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声称他们将查清雅加达等地发生骚乱的真相，并查出事件的责任人。[65]

1998年11月，事件调查报告公布。当时的哈比比政府在同年12月承认有76起强奸案发生，但否认有人在策划。[66]

2005年11月，声称将于13日重演1998年5月排华暴动的手机短信在印尼雅加达广为流传，但未真正发生。[67]

2007年5月10日，印尼人权人士沈爱玲等撰写的《5月暴乱真相、证据与剖析》出版，该书披露了大量当年事件的一手调查资料，以小时为单位来重现暴乱的实时过程。[68]

2007年5月，印度尼西亚最高检察官亨达尔曼·苏班齐日前表示，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1998年5月发生在印尼的排华事件，揭发更多的真相，最好的方法是以“普通侵犯人权案”处理，而非“严重侵犯人权案”进行处理。[69]

2007年12月6日，印尼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市发生由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排华骚乱事件。[70]

2010年1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诺将涉嫌策划“98排华骚乱”的官员夏弗里·三苏汀由国防部秘书长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引发争议。[71]

参见

红溪惨案

930事件、杀戮演绎

五月茉莉

备注

来自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书《黑色的五月: 印尼暴徒残害华人暴行真相》。[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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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提供4億美元幫助印尼克服金融危機〉. 《中国日报》（香港版）. 1998-04-19. 综合外电雅加达18日消息 中国外长唐家璇昨天在此间说，中国已承诺通过国际货币组织向印度尼西亚提供4亿美元以帮助印尼克服经济危机。唐家璇在会见印尼总统苏哈托后对记者说，“我们已同意通过国际货币组织向印尼提供4亿美元。”上星期天，中国还宣布了一系列有关援助印尼的协议，其中包括2亿美元的贸易出口信贷和3百万美元的药品援助。唐家璇于星期天抵达雅克加达，将对印尼作3天的工作访问。他说，“有关贸易将以双方的需要为基础进行安排。”他说，印尼表示他有兴趣向中国出口橡胶、椰子油和木材。“中国需要这些货物。我们将向印尼提供蔗糖、白糖、药品、医疗器材以及玉米、大米等谷物。”唐还说，中国已经承诺向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提供40亿美元的援助来帮助它们。“尽管数量不大，但这是一种真诚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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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ojiong Zha (查道炯). "China and the May 1998 riots of Indonesia: exploring the issues" (PDF). The Pacific Review. 2000, (Vol. 13 No. 4): 557–575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China did take measures to evacuate its citizens (including Hong Kong passport holders) working and travelling in Indonesia and offered consular protection to Taiwan and Macao travel document holders who would seek assistance from its diplomatic missions in Indonesia. The obvious distinction here is that China did not appear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fate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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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e Poon Kim (徐本钦). China's responses to the May 1998 anti-Chinese riots in Indonesia. Singapore: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0. ISBN 981-04-2483-3. The timing of the anti-Chinese riots came at a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ho feared that nationalistic feelings among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Beijing would be stirred up,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Jiang Zemin leadership, particularly since the state of the May anti-Chinese riots could rekindle the memory of the 4 Jun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James Jiann Hua To (杜建华). Hand-in-Hand, Heart-to-Heart- Qiaowu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PDF).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09: 217–224 [2019-05-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5-13）. In May 1998, 1200 OC were killed, dozens of OC women raped, and properties torched as the Suharto regime ended. Beijing was slow to react, and by making only a brief mention in the state controlled media, it did not have to address it a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Those who tried to protest were rendered silent, and any news coverage quickly suppressed.

 冯媛. 〈叙述强暴：突出与遮蔽——媒介如何再现印尼五月骚乱中华人妇女被强暴事件〉. 《睡美人如何醒来》.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7: 205–225 [1998年]. ISBN 978-7-80195-701-6. 〈二、滞后和视角——大陆传媒的报道和切入点〉大陆传媒对强暴事件的反应总体上是相当滞后的。6月上旬强暴事件被披露出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介都有快速反应，一些国际组织和政界人士也表示了关注和谴责。到7月14日，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首次如此表态：“中方对于印尼华人在骚乱中遭受到的遭遇表示关注和同情。作为印尼的友好邻邦，中国政府希望印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得包括华人在内的印尼各族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继续为印尼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这个消息《人民日报》和其他国内媒介没有报道。直到7月29日，《人民日报》终于在第4版刊登《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印尼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同日第6版，还发表了《唐家璇会见印尼外交部长》，谈到“今年5月发生的不幸事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方对此也是很重视的”，但是并没有直接提到强暴事件。《人民日报》报道后，大陆传媒对强暴事件的反应才正式开禁。

 〈印尼暴民排华事件的启示和省思〉. 《星洲日报》. 1998-07-05 [2021-06-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12）. 印尼的暴民排华事件让当地华人受尽苦难，外表看来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行为，是清官难审的家务事。有的国家以无权过问为由，对一连串惨剧始终噤若寒蝉。然而纵使外交辞令是如何法理兼顾，无懈可击，却显然有悖人情，而且无法掩盖历史的真相，也推卸不了他们对人道主义的承诺和责任。印尼华人的不幸遭遇，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势衰下的历史悲剧的延续，今天散居在海外的华人就犹如出嫁到远方的女儿，她们当日含泪挥别故乡，在惊悸与不安中踏上异国的土地，那时她们在不由自主之下，对生命与幸福下的一种赌注。今天，眼看着出嫁的女儿因被抢夺和欺凌而伸出她们无助的双手时，作为一个有长远文化渊源并自称维护正义的“娘家”，难道可以在这个时候漠然关上家门吗？我们不能只期待女儿的孝敬和回报，却忘了该对她们付出真诚的关心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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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 Suryadinata (廖建裕).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 编.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China and Ethnic Chinese in ASEAN: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356–366. ISBN 981-230-342-1. He was quoted as saying that China was "concerned with the incident" and wanted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investigate the matter thoroughly". He told the reporters that he met B.J. Habibie twice: the first time when Habibie as still vice-president and the second time, when Habibie was president. During the meeting Chen said that he discussed the riots and "hoped that the riots will not recur." Chen clearly stat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 well as the law of the two countries, it w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to protect its own citizens, including the citizens of Chinese descent. " There was no official protest on the part of Be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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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新排华骚乱事件始末 借口华人参政发泄不满. 新浪-新华网. 2007-12-14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印尼总统提拔涉嫌策划“98排华骚乱”官员惹争议. 环球网. 2010-01-18 [2013-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6-10）.

外部链接

新闻档案：印尼1998年“513”排华纪实

印尼将以普通侵权案处理1998排华事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排华”骚乱已过10年 真相在印尼仍受质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时报》印尼暴动特别报导

谢选骏指出：连续排华的历史事件表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立足于种族灭绝的黄色纳粹国家。而共产党就是穆斯林暴行的淫媒。

《1969年马来半岛排华，1200人惨遭罹难，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2020-10-19 历史侦查处）报道：

1969年爆发的马来西亚排华浪潮，是东南亚华人历史上的一桩惨案，在这场惨案中，造成1200人惨遭罹难，大量尸体被烧焦，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等等人间惨剧。

惨案发生后，马来西亚出台了马来人至上的“新经济政策”，华人沦为了马来西亚的“二等公民”，大批侨民纷纷逃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经济自此一蹶不振……

50多年间过去了，但这场炼狱般的恐怖回忆不仅让马来西亚坠入了万丈深渊，更是在华人华侨脑海深处深深烙下了永远无法释怀的噩梦，处长就给大家讲讲当年那段劫后余生的往事吧。

1969年，马来西亚按照惯例举行了第三次大选，可就在这次大选中，反对派以50.9%的得票率首次击败了长期执政的巫统（一个党派），照此形势下去，执政的巫统就不得不拍屁股走人，从此远离开权力的中枢了，显然这不是巫统愿意看到的结果。

于是，巫统为了打击反对派，另辟蹊径地选择了以民族主义思潮为突破口，打算拿华人开刀将反对党踩在脚底下，以此来抬高巫族的身价，建立所谓的“巫人统治”。

当时的马来西亚巫族（马来族）占总人口的53% ，华族占37% ，印族占10% ，而与此总人口占比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首都吉隆坡约有45万人口，但华族占却占比高达惊人的55% ，也就是说吉隆坡几乎完全淹没在了华人的汪洋大海中。

而此时的反对派支持者主要是华人，华人移居马来半岛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汉代开始就有部分华人通过海贸移居到了马来半岛上，唐宋元明清时华人陆陆续续逐渐迁徙了过来，但彼时的华人依旧没有成为岛上的主要居民，直到鸦片战争后，大量华人下南洋在马来半岛上从事着诸如矿工、种植和经商等活动。

由于华人头脑灵活且具有刻苦耐劳的精神，相较于当地土著好吃懒做等特点，华人无疑有着先天性的优势，很快，华人经过几代人的打拼逐渐在马来半岛上站稳了脚跟，并通过勤勤恳恳的辛劳掌握了马来半岛上的经济命脉。

华人虽然富有，可对政治并没有太高的敏感度，他们不热衷于参与政治，更别提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代表自己利益的当地政治势力，这就使得华人变成了类似于犹太人一样的案板上肉，处境非常危险。

正是由于华人控制着马来半岛主要经济命脉，且反对派的支持者以华人居多，拿华人开刀就意味着给反对党来了招釜底抽薪，让反对派失去支持的群众基础，这样反对派就无法威胁到长期执政的巫统的地位了。

另外一方面，华人由于长期掌控着马来半岛当地的经济，富裕的华人与贫穷的当地土著形成了较大反差，让土著们心里掀起了一股“仇富”的心理，巫统如果将他们“祭旗”，不仅可以给反对党以致命的打击，还能宣泄长期以来土著对华人的不满，且在1965年的印尼排华中（详见《1998年印尼排华，5000名妇女惨遭蹂躏，女性下体插有木棍》），印尼的做法无疑又给他们树立了榜样，因此，综合种种因素，巫统开始将寒光闪闪的屠刀对准了当地的华人。

1969年5月4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支持反对派的华人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支持巫统的马来族民众也上街游行，两派针锋相对爆发了冲突，大量华人平民无辜被杀，很快，暴乱蔓延开来，一场全国性的针对华人惨案开始了。

据后来幸存者回忆称：“暴乱发生时，街头浓烟滚滚，大量华人房屋、商品全部付之一炬，华人罹难后被烧成焦的尸体散落在大街小巷各个角落，在这些焦尸中，有一具焦尸令人震骇万分：那具焦尸是个怀孕妇女，只见她肚子被人剖开，裸露在外面成型的婴孩尸体，伴随着母体一道化为了焦炭……”

而据当年参与暴行的土著忏悔地讲述：“一对姐妹花在电影院观影时，暴徒们突然冲了进来四处放火，姐妹花惊慌失措冲进了暴徒聚集的地方，很快，那些暴徒围住了姐妹花将她们拖入了隔壁小房间，七八个男子轮流蹂躏，事后，姐妹花酥胸不翼而飞，胸口鲜血喷涌……”

然而，暴行远未就此结束，排华骚乱发生的当天，马来西亚高层宣布全国戒严，并调集了2000名军人及3600名警察维持治安。

但让人费解的是，这些所谓维持秩序的军警全部都是马来族，他们赶到骚乱现场后并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暴乱的蔓延，反倒反倒四处开枪，当时就有大量华人伤亡者身体中弹，而普通马来人并没有枪，开枪的只能是马来军警。

可骚乱平息后，马来官方则宣称这场暴乱不过是种族之间发生的暴行，吉隆坡当地华人却回忆：

“巫统支持者聚集在雪兰莪州州务大臣哈伦的官邸，这是一个支持马来人至上的激进分子。游行从那里出发，许多人挥舞着大刀和其他武器，将这场反击游行当成对华人挑战马来人至上的“一点教训”。不久，群众开始攻击驾车路过的华人，并纵火焚烧华人住宅和商店……”

从以上华人的回忆中不难判断，这起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种族间的骚乱”的问题，实则是巫统支持下的排华暴行。

在这场持续半个多月的暴行中，马来西亚官方事后公布的调查数据认为，华人死亡39人，受伤114人，但当地华人民间团体调查后却认为至少有1200名华人在暴行中惨遭罹难。

“五一三”排华风波过后，巫统党顺理成章地再度坐上了马来西亚执政的宝座，并于次年颁布实施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使得华人降格成了“二等公民，比如说，限制华人购买房屋；减少华人成为公务员的数量；华人的公司一律需要马来人成为大股东；大学中马来人录取的数量必须要超过华人等等。

由于该政策的不合理，致使华人纷纷开始逃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经济也因此一落千丈，而根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倘若依旧照此趋势延续下去，马来西亚华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将比1957年的华人占比降低一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马来西亚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必然会坠入万丈悬崖。

谢选骏指出：印度尼西亚固然是一个立足于种族灭绝的黄色纳粹国家。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马来西亚大同小异，也是一个充满了黑暗历史的地方；而且至今禁止华人参与国家事务，只能享受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待遇。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如此变态，因为它们都是万恶的“伊斯兰国”。

谢选骏：香港废垃类似大陆废垃和台湾废垃

《香港内地生声援中国抗议 面对本土质疑称“我们的苦难是相通的”》（BBC 2022年11月30日）报道：

香港中环附近的声援活动。

“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香港中文大学读本科的王牧之（化名）说。她周一（11月28日）晚在校园里声援中国反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议之前，已经将个人身份信息留给了信任的朋友，万一被捕，好有人第一时间知道。

自2019年香港发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大规模抗议遭到打压后，少有见到街头抗争的画面。近日，在针对严格封控措施的抗议蔓延中国多个城市之后，与大陆一河之隔的香港也出现了声援活动。

与此前香港民间社会运动不同的是，在这些声援中，不少大陆人冒险站出来。

而另一方面，有关是否出来支援的讨论在香港本地论坛上引发争论，一些人表示迟疑。 “隔岸观火是最好的处理手法”，一则帖子写道。

反封控示威的“白纸革命”能否为结束“清零”找到出路？

30多年前北京爆发学运时，香港是重要的支援地，数百万人上街声援。而如今，《香港国安法》在这里实施，社会运动领袖流亡，民间组织解散，类似当年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BBC中文说，一些香港人此次表现出的冷漠并不意味着不关心中国大陆的事务，而是在2019年后官方采取强硬政策，在很多人受伤、入狱的情况下，“越来越感到唇亡齿寒”。

他用“无力、无奈、无助、无望”来形容香港人的心态，“经历了这么多，努力了这么多，还是冥顽不灵，令大家在政策高压的情况下感到疲倦”。

上周末，许多中国民众在街边点燃蜡烛，悼念11月24日在乌鲁木齐火灾中丧生的人。他们把怒火指向当局严格的新冠封控措施，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活”的口号。抗议在多个城市蔓延，甚至罕见地出现“共产党下台”“不要独裁要民主”等有关政治诉求的口号。

本周接连几天，伦敦、墨尔本、纽约等地也举办悼念活动。香港也不例外。不过，不少人对支援大陆的抗议表示质疑。

在知名网络论坛“连登”上，一条标题为“香港人无需connect（连接）大陆人，但要借机重启抗争”的帖子在发布后5分钟已获得300多击量。

一则留言写道，“香港人因为不满共匪压逼而出来，大陆人因为困住太久无法出门、没有饭吃才出来，从出发点上来看已经不知道为何要帮”。

香港本土派社运人士陈泽滔在Facebook上发帖称，“在香港可以做的事情很少，不过比在家喊句日本队加油要好一点。”不过他说，“无法接受站在共产党一边讲一些冷嘲热讽的话。”

中国多地爆发反封控抗议，“身份问题没那么重要”

面对讽刺的话，参与声援的香港中大学生王牧之对BBC中文说，“不去就不去，在这里大喊‘不关我的事’，要全世界都知道挺傻的。”

她在2019年香港抗议时曾参与过几次和平示威活动。但因在大陆出生，被贴上“小粉红”的标签，让她觉得似乎背负上一种原罪，入学后不断跟同学辩解，自己是从美国来的国际生，不是大陆生。她因此理解一些香港人的冷漠，“在他们看来，那是邻居有事，跟我没有关系，因为看了太多的荒谬。”

伦敦集会声援中国反封控抗议，悼念乌鲁木齐大火受难者

在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运动中，不少大陆网民曾报以“看客”的心态指责香港抗议运动，令很多示威者不满。

流亡伦敦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社运人士罗冠聪在Facebook上发帖称，“很多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上愈走愈远，没有‘血浓于水’的感觉，甚至讨厌2019年时中国国内普遍网民对香港的冷言冷语氛围，自然也认为今次示威，也没有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吧。”

不过，他依然认为应该理解并支持大陆的抗议。 “示威背后所盛载的诉求，固然愈直指权力核心愈好；但退后一万步，即使是‘非政治化’的‘要求解封’，也是直接削弱了北京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政治权威，至少会令北京在若干层面上自相矛盾，也令‘顺民’不那么‘羊群’。”

对于王牧之来说，这次站出来声援，“身份问题没有那么重要”。她身边许多香港同学也对乌鲁木齐火灾一事非常愤怒，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抗议的支持。有人收集抗争标语、有人帮忙沟通，还有人连夜做了一个小册子，集结抗议人士的文章。

“在2019年参与越深的人，反而越能理解这次大陆的抗争，因为他们知道，不是所有大陆人都是粉红”，王牧之说。

“中港两地弥合伤痕的时机”

11月29日，在香港的大陆学生在香港大学校园举起白纸，表达对抗议的支持。

香港大学本科生松江（化名）也有类似看法。他周二晚与同学一起在校园举起白纸，表达对抗议的支持。

“极端本土主义或极端排外的言论在哪里都有，这是人类的弱点，并不是香港人的错，”松江对BBC中文说。

他知道有些大陆人来香港后也加入了本土排外的思潮。 “我不想把它跟出身联系在一起，这只是个人在思想上的选择”。他很欣慰地看到，周二晚许多香港本地学生加入他们的队伍，并主动邀请更多同学加入。

“这是一个团结的时刻，是中港两地弥合伤痕的时机”，他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对BBC中文说，虽然这次一些地方出现“习近平下台”等政治化口号，但相对于结束严格封关政策的诉求来说，仍是少数。而在香港，管制疫情的措施接近西方，近期更放宽出入境管制，因此令许多香港人感受不到大陆民众切身受害的原因。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认为，香港的防疫措施始终无法摆脱大陆严防死守的政策，一方面死守与大陆通关的关卡，另一方面拖延与国外通关，“要看北京的脸色行动”，这也是令一些香港人觉得无望的原因。

在周二晚港大校园活动中，能够见到许多保安在四周监察。不过整体氛围平静，没有发生冲突或有学生被捕。

不过松江认为，2019年前，香港的社会运动不会聚集北京政权，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北京。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理解到，不论是中国内地人还是香港人，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个利维坦（比喻强权）。”

“我们的苦难是相通的，”他说，“无论如何，香港需要面对和处理北京政权，香港民众也需要处理与北方14亿人的关系”。

在周二晚的校园活动中，能够见到许多保安在四周监察。不过整体氛围平静，没有发生冲突或有学生被捕。这让松江觉得，“‘一国两制’在香港依然在实行，香港的空间仍然比大陆多”。

“如果香港人能够了解这样的情况，大家一些来做事情，不要那么早放弃，还是有空间的”，他说。

烏魯木齊火災引發中國五天的反新冠封控抗議

2022年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公寓火災造成10人死亡，9人受傷。

2022年11月25日：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有消防車被新冠防疫用圍欄阻擋而延誤救火，當地官員在新聞發佈會上指造成傷亡原因之一是「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引發眾怒。 另一些視頻顯示，烏魯木齊市有民眾走上街頭與警員對峙，推倒防疫用圍欄，並高呼要求解封。

2022年11月26日：上海等多個城市出現反對新冠防疫封控措施的抗議。多個城市民眾走上街頭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者。 南京傳媒學院有數百名學生在校園集會，手舉空白紙張表達對當局噤聲的抗議。 全國各地包括清華和復旦在內的多個高校亦先後出現類似抗議活動。

2022年11月27日：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民眾連夜抗議，期間有人高喊口號要求習近平下台。BBC記者埃德· 勞倫斯（Ed Lawrence）在上海拍攝抗議人群期間被中國警察毆打並短暫拘留。有社交媒體照片顯示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路牌被拆除。北京、西安、成都等多個城市在同日均有抗議活動。

2022年11月28日：烏魯木齊中路兩旁架設起了路障，在場員警要求路過拍照的民眾刪除手機照片。香港、台灣及倫敦等地均有學生舉行集會，聲援中國在內反對新冠防疫封控政策的抗議。

谢选骏指出：香港废垃类似大陆废垃——“你们不支持我们的正义，我们就不支持你们的正义！”因为废垃都不信上帝，只相信自己的蝇头微利。

《驱动中国反“清零”抗议示威的年轻一代》（毛远扬(Frances Mao)BBC记者）报道：2022年12月2日

中国年轻人在一个压制异见的国家里长大，现在他们正开始发声。

上周末的中国，新一代涌现了；当中的很多人是人生里第一次参加公开抗议。

他们上街要求解除已经实施近三年的新冠清零防疫政策。

在上海，抗议者一开始很安静。他们是聚集起来悼念新疆乌鲁木齐一场公寓火灾中的受害者。很多人相信，是新冠防疫措施令一些人无法在火灾中逃生。

在大量警力在场之下，他们进行了悼念。他们在抗议中手举白纸，放下花束，一直保持着安静。

然后，一些人开始高喊：“自由！我们要自由！解封！”

随着夜色渐沉，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胆。至当地时间周日凌晨3点（格林尼治时间周六19:00），他们高喊：“习近平，下台！习近平，下台！”

一名20岁出头的参与者说，他是在家里听见人群的声音才跑上街的。

“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很多人都很愤怒，但是没有一个人上过街抗议，”他向BBC表示。

他带上了相机，来记录这个他觉得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看到很多人——警察、学生、老人、外国人。他们各自意见不同，但是至少能够说出来。”

“这样的集会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对我会是一种珍贵记忆。”

人群边的一名年轻女子表示，她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但同时也是稍纵即逝的时刻。“我这辈子都没在中国见过这样的事情，”她告诉BBC说。

“我感觉是一种释放。我们终于能够走到一起——去说一些我们很久以前就想说的东西。”

她说，新冠清零防疫政策偷走了他们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她的同辈人很多没有了收入和生计，也失去了教育和旅行的机会。有时候一封锁就持续好几个月，他们要和家人分离，也不得不延迟或者取消一些人生计划。

他们感到“愤怒、悲伤、无助”——一种炼狱般的状态。

那一个周末，全国多个大城市都能听到相似的呼唤。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学生们受到网上看到的示威启发，也聚集起来了。

一段现在已经被广泛传开的视频显示，一个女生对着扩音喇叭快速而略带胆怯地说着话。她话语间不时崩溃落泪，但是人群却为她鼓劲。“加油！不要害怕！”他们说。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抹黑就不敢发声，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她声音嘶哑地说，“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会后悔一辈子。”

精明还是天真？

对于年纪稍大的旁观者而言，这种政治示威是数十年未见的景象。它激起了对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记忆，当时的运动也是由学生领导，呼唤一个更自由的中国。但是一些人说，这一个世代的热忱来自于他们不了解过去抗议的结局是一场血腥镇压。

“年轻的理想主义——没有伤痛记忆的包袱而无所畏惧——令年轻人走上街头争取他们的权利，”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

另一些观点则认为，这样其实是低估了这些抗议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政治学者宋文笛表示，他们的年轻和他们对中国体系和规则的了解显得不太相称。他对他们的“精明策略”感到惊讶。他说，今天的年轻抗议者“是中国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他们知道红线。他们试图在不逾越的前提下挑战极限，”他说。

上海的抗议者高呼要求习近平下台，但是在其他几乎所有的集会中，示威者都收敛了他们担心会过分政治化的诉求。

白纸成为了他们使用的象征——以此避免有任何可以被定罪的字句或图案。当警察叫他们停止呼吁结束清零政策时，他们以反讽的方式回应，转而高呼更多的检测和更多的限制。

“看看他们是如何深思熟虑和先发制人地将中国政府可以对他们作出的指控减到最小。”宋文笛说。

抗议者对于那些颠覆他们诉求的声音也有所警觉。

在北京，当有人警告说有“外国势力”的时候，他就被其他人大声嘲笑：“外国势力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斯大林？还是列宁？”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定义为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

上海的抗议升级成冲突，一些人被捕。

北京的抗议民众进一步追问：“是外国势力在新疆放火吗？是外国势力让贵州的转运车翻车吗？”

“是外国势力让所有人今晚来到这里吗？”人群中的一名男子喊到。人群则大声回应：“不是！”

“自由派民族主义者”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中国年轻一代大体上对于自己的前景是满意的。

“我不能去全世界旅行，不能见我的家人，”在上海带着相机上街的那个年轻男子说。他向BBC表示，担心身患癌症的母亲，她自己待在广州。广州当地官员在周三（11月30日）解除了大多数区域的新冠限制措施。

“我真的很想见她。我现在已经很久没见她了，摸不到她的脸，也没有跟她吃饭，”他说，“我希望这种封控政策能够尽快解除。”

BBC之后获悉，他在当天稍后被拘留了。

很多接受BBC访问或者曾在网上视频出现的人都说，希望看见自己的国家进步。

在抗议中，人群一次次唱起中国国歌——特别是副歌当中呼唤人们保卫国家的一句“起来！起来！起来！”

宋文笛说，这一代特别不同的是，他们在中国崛起的时代之下长大，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

他将他们中的很多人标签为“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这些体系怀有强烈信仰，以至于当它失效时，他们要求问责。

“情绪可以非常迅速地从亲政府转变为反建制。”他说。

但是，仍然有一种集体性的渴望，去证明他们的抗议是合理，并且是合法的。

在清华校园的视频里，在演讲者提及抗议有可能被麻烦制造者利用而有所担忧时，人群高呼“这里没有人违法！”

一名男子的声音说：“如果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我们就输了。”

“我们做这个没有经验……但是我们会慢慢搞清楚。”

谢选骏指出：小粉红死到临头开始乞讨民主自由了，白纸革命送终僵尸主席江泽民。大陆废垃类似香港废垃——台湾废垃也不遑多让。这些呆胞一面到大陆开设血汗工厂，一面要中共保障他们的权益；一面说支持大陆民主，一面却拒绝大陆难民；一面自封为中华民国，一面要台湾独立。

谢选骏：黑社会火烧江泽民

《江泽民火化：千名黑衣人涌八宝山送行，现场曝光》（2022-12-04 三立新闻网）报道：

▲上百台大巴士载著中共党员前往八宝山殡仪馆。（图／翻摄自微博）

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因白血病及多重器官衰竭，于11月30日病逝，享耆寿96岁。今（5）日，江泽民遗体被送去八宝山殡仪馆火化，中共针对复兴路、石景山路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北京市公安局3日发出一则公告，内容指出为保障“专项活动”进行顺利，将根据法规于5日0时至活动结束，针对复兴路、石景山路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有港媒指出，公告中的“专项活动”应为江泽民火化活动，届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等人，将会到医院送江泽民最后一程。

尽管中国官媒无公开证实该公告中的“专项活动”是送江泽民出殡火化的仪式，不过，北京复兴路是解放军三○一总医院的所在处，当地正是江泽民灵柩的停放处，石景山路则是通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必经之路。

据悉，今日八宝山附近的道路全部封闭，上百台大巴士开往八宝山殡仪馆方向，由于车辆太多，无法消化导致附近交通壅塞，现场也有约千名穿著黑衣的中共党员，左胸佩带白花，依序在旁排队，徒步前往火化会场。

江泽民火化：千名黑衣人涌八宝山送行，现场曝光

中共为悼念江泽民，预计12月6日上午追悼大会默哀期间，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停止交易3分钟，包括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黄金市场均暂停。

网民嚎叫：mwzqjw 今天 01:06

以前都是自愿前往，现在变成赶着前往！这也是一种进步！

sometimes 2022年12月04日 21:16

草木皆兵与人民为敌

谢选骏指出：“千名黑衣人涌八宝山送行”——多像港台黑社会的景象啊！中国终于统一在望了！

《江泽民今火化 习近平率上千中共党员着黑外套送行》（镜新闻 2022-12-05）报道：

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的遗体在今天（5日）早上，送到北京八宝山火葬场进行火化，北京部分路段，从早上六点半就开始交通管制。

从空拍画面可看到，北京八宝山火葬场外，有上百台的大巴士依序进入，现场约上千人统一穿着黑外套，左胸配戴白花排队，据了解，送行队伍都是中共党员，江泽民的火葬仪式不对外公开。

中国官媒公布的只有明天（6日）上午10点，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追悼大会，明天早上中国的证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都会暂停3分钟，全中国和中国在全球的外馆，也会降半旗致哀。

江泽民遗体今火化 “黑衣人”涌入八宝山周边交管封路

大陆前领导人、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30日因白血病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抢救无效逝世，享耆寿96岁；遗体在1日运抵北京后，今（5）日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火化。从民众提供的照片可见，路上有数台载着中共党员的大巴士，也有众多党员身穿黑外套排队，推断是来送江泽民最后一程。

北京市公安局3日晚间发起”专项活动”，自今（5）日上午6时30分起，对复兴路、石景山路至上庄大街南口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除持有专项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禁止车辆停放。

《星岛网》报导，今（5）日清晨八宝山一带沿路进行交通管制，有大批警车进驻，戒备森严，专项活动内容虽未公告，但北京复兴路是解放军301总医院所在地，石景山路是通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必经之路，上庄大街则通往八宝山殡仪馆。依封锁路线来看，应是江泽民出殡，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

据八宝山附近居民于微博上传的照片可见，附近周边道路交通拥堵，车辆全都堵在路上，巴士后则全是黑衣人，据悉全是中共党员。

江泽民的丧礼比照中共元老邓小平25年前过世的规格办理，预计今（5）日上午，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及一些退休元老，将到301医院南楼小礼堂，在江泽民遗体前肃立，三鞠躬，慰问家属，之后遗体就将送往公墓火化。

“江泽民治丧委员会”也公告，江泽民的追悼大会将于6日上午举行，追悼期间，大陆全国和驻外使领事馆及其他驻外机构降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天。大会默哀时，全大陆民众默哀3分钟，一切有汽笛的地方鸣笛3分钟，防空警报鸣响3分钟，证券期货市场、银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也将临时停市3分钟。

网民嚎叫：

zoom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9:13:13

张老九，你愿意承认你的基因、或者你全家的基因都被这种文化深入了没问题，别代表其他人。！！！！！！！！！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6:30 帝率满朝文武出席太上皇的葬礼，体现中华文明传统的礼仪。我们海外华人，都很动容。老祖宗搞的礼，是中华文化的基础，深入每个华人的基因。

zooming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9:11:00

包子爹的死，包子都没这么上心，毕竟现在的皇位不是包子的爹给的，而是由蛤蟆和胡哥给的。别看包子现在这么孝，如果江在20大上敢有什么不同意见，照样被包子掐出去。对包子来说，死了的前任是最好的前任。

citybiker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41:10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6:30

帝率满朝文武出席太上皇的葬礼，体现中华文明传统的礼仪。我们海外华人，都很动容。老祖宗搞的礼，是中华文化的基础，深入每个华人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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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你就能代表海外华人了，你就一只翻墙狗，滚!

田丁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39:49

哪里见过，先火化，然后开追悼会的？

不要把同事当朋友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32:02

小学生暗自得意：又铲除了一个碍手碍脚的老鬼。

老头衫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09:37

全世界最大黑社会，谁敢不服，马上人间蒸发

总是糊涂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07:13

不管喜欢不喜欢，事实上排名是毛华胡赵江胡习，邓只是三朝摄政王。

gdx2015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8:02:36

虚情假意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59:24

江山没了。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50:47

5840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9:00

张老酒也承认这是帝葬太上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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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酒是太监，太监是没祖宗的。所以总把皇帝当祖宗，皇帝就是马列洋垃圾的弟子也行。

5840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9:00

张老酒也承认这是帝葬太上皇了？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8:11

烏魯木齊大火也沒看他這樣。

老李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35:00

BMF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32:00

蛤总不做成腊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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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自己要做成腊肉，其他统统BBQ!

WXY好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25:00

山口组就这样

cowboy62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16:00

预测一下，下一位是啥？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41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宗……..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02:07

无论主人的死亡人数再多，总不敌公仆团伙领导人的葬礼，隆重的多。

三颗牙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7:02:00

这就是黑社会了

蓝金黄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54:00

漏了胡哀帝，赵怜帝

BMF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32:00

蛤总不做成腊肉么？

hombr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28:10

劳民伤财。

ZJNB0507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11:00

可惜不是你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09:00

总有一天等到你

山龙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6:08:00

规格再高，只是斧头帮的事，跟人民没关系。当年十里长街送周总理，那才是真正的举国哀悼

yshen05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50:47

可惜不是他

mcsquar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49:00

希特勒大帝很生气：为什么我就没有受到这样的哀悼？哈哈哈。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8:16

毛高祖，邓摄政王，江文帝，胡景帝，习武帝。是历史重复的最好证明。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6:30

帝率满朝文武出席太上皇的葬礼，体现中华文明传统的礼仪。我们海外华人，都很动容。老祖宗搞的礼，是中华文化的基础，深入每个华人的基因。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5:22:37

可惜不是你。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47:00

黑帮啊

老黄123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33:53

书记总结的对。这个必须要写进历史，中国现代封建德俄共产王朝序。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41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宗。

Tulanian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26:38

嘿嘿，胡锦涛同志也在列！狗粮轮子湾湾骗子继续鬼哭狼嚎意淫编……？！

雅戈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4:05:00

先办丧，再抓人。折腾吧，不干一件正经事

unanimous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3:59:19

新疆火灾死去的44人，应该厚葬， 江泽民何德何能？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57:00

皇三世出殡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44:14

不得要领。为了抑平由粗暴对待胡锦涛产生的愤怒而隆重江泽民的丧礼，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认可江泽民的治国体系。否则去纪念一个没有贡献的人干嘛？然而江泽民的精髓是闷声发大财的商品经济和整体宽松的政治环境，它会给共同致富的集权政策带来混乱。作茧自缚。

henry008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43:01

蛤蟆升天。

WXY好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39:00

像极了山口组！

Bravehearts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24:09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2-10-28 00:28:47

我谁都不认识，也不了解什么内幕。但家庭原因，知道共产党是如何选拔干部的，这个程序和制度比较了解。

US_Lion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22:25

应该水葬，火化是对江主席的极大侮辱。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41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宗。

来梦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9:00

真正的黑社会，谁敢不服？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2-05 02:17:42

毛太祖、华高祖、邓世祖、江圣祖、胡太宗、习高。

谢选骏指出：黑社会火烧江泽民！不服就是刺刀见红——让人人胸口都带上日本鬼子的膏药旗！就像1989年顶着江泽民上位的六四大屠杀！